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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21页] |
| 作者:yc雨花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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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5节 毛泽东在去世的时候，将“文化大革命”当成自己重要的政治遗产，绝对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倔强而是有深刻的战略布局。 文革的负面影响：1、十年间的国民经济建设的确被耽误的厉害；2、太多的老干部和才能之士被迫害；3、相当领袖，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弄得乱七八糟。 文革的正面影响，就是彻底打烂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在这之后的重建已经无法恢复旧时的影响。 有些朋友讲，为了这个目的如此大的损失是否太残酷了？ 是的，太残酷了。 然而，鲁迅先生能够理解。 鲁迅为《野草》写的序有一段极特殊的话：“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我个人理解，鲁迅的“野草以及乔木”应该是旧有文化培育出正能量和优秀的人才。 但是，鲁迅先生痛恨旧有的文化，也就是“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鲁迅先生对于传统文化有很深的造诣，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写的真的好。 谁要说，自己比鲁迅更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只能“哈哈且哈哈”。 然而，鲁迅先生很明确的说：拿来主义。 这拿来主义，当然并不仅仅指对待外来文化，更包括传统文化。 能用就拿来，不能用，就丢掉，绝不敝帚自珍。 所谓“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就是社会发展对于旧传统的扬弃之力的积聚，最终撕破旧文化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得以凤凰涅槃重生，否则就只能是沉沦。 不要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沉沦。 长篇小说《白鹿原》就有群众运动对旧糟粕大批判的描写。黑娃领导的群众运动，一个方面是进攻乡村富有阶级，一个是进攻旧有的传统文化。反动政权的代表人物田福贤反攻倒算成功后在戏楼疯狂恶斗，与此同时，白嘉轩在恢复被农运破坏的“仁义白鹿村”石碑。 “那块由滋水县令亲笔题字刻成的青石碑被黑娃以及他的农协三十六弟兄砸成三大块，扔在门外低洼的路道上，做为下雨路面积水时供人踩踏而过的垫脚石。白嘉轩让儿子孝文出面，请来了白鹿两姓里头几个善长泥瓦技能的匠人，又有几个热心的中年人自觉前来打下手，把砸断的碑石捡口来，用水洗去泥巴和污物，又拼凑成一个完整的碑面了。” 有热心的族人建议说：“应该请石匠来刻一尊新的。花费由族里捐。”白嘉轩说：“就要这个断了的。” “修复乡约碑文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麻烦。刻着全部乡约条文的石板很薄，字儿也只有指甲盖儿那么大，黑娃和他的革命弟兄从正殿西边的墙壁上往下挖时，这些石板经不住锤击就变得粉碎了，尔后就像清除垃圾一样倒在祠堂围墙外的瓦砾堆上，不仅难以拼凑，而且短缺不全难以恢复浑全。白嘉轩最初打算从山里订购一块石料再清石匠打磨重刻，他去征询姐夫朱先生的意向，看看是否需要对乡约条文再做修饰完善的工作，尤其是针对刚刚发生过的农协作乱这样的事至少应该添加一二条防范的内容。” 所谓大儒朱先生说：“立乡约可不是开杂货铺！” 朱先生诚挚动人地赞扬妻弟重修乡约碑文的举动：“兄弟呀，这才是治本之策。”白嘉轩说：“黑娃把碑文砸成碎渣了，我准备用石料重刻。”朱先生摇摇头说：“不要。你就把那些砸碎的石板拼接到一起再镶到墙上。” 所谓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大儒朱先生，不但不允许用石料重刻新碑，而且也不允许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乡约碑文的内容。 与时俱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基石。 这朱先生表面看修养高超，其实是一个毫无用处的旧古董，既不能抗御倭寇之入侵，也不能积极搞科学研发，国破家亡之际，我们需要他吗？ “白嘉轩和那些热心帮忙的族人一起从杂草丛生的瓦砾堆上拣出碑文碎片，用粗眼筛子把瓦砾堆里的赃土一筛一筛筛过，把小如指盖的碑石碎块也尽可能多地收拢起来，然后开始在方桌上拼接，然后把无法弥补的十余处空缺让石匠依样凿成参差不齐的板块，然后送到白鹿书院请徐先生补写残缺的乡约文字。徐先生在白鹿村学堂关闭以后，被朱先生邀去做县志编纂工作了。他一边用毛笔在奇形怪状的石块上写字，一边慨叹：‘人心还能补缀浑全么？’” 白嘉轩补缀的“人心”，其实就是复古。 当西洋人从坚船利炮进步到飞机坦克，你这里竟然还复古式补缀“人心”，这不是等死吗？ 反过来讲，被黑娃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运重创的石碑和乡约，即使被守旧者修复，其实也已经回不到过去。 原因简单，异族入侵或者战祸毁掉的石碑和乡约，是容易修复的，因为那是外来的暴力，被底层民众暴动毁掉的石碑和乡约，其实最大的影响是人心对“石碑和乡约”的去神圣化。 当一个东西不再神圣不可侵犯，无论如何塑造，最终也只能沦为基于利益的选择。 共产党领导学运、工运、农运、兵运等群众运动和暴力革命最终建立了一个新中国。 新中国已经建立，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对旧传统文化搞“大扫除”呢？ 古代中国，从西汉开始，有一个大体的规律，每当社会动乱用刀子说话的时候，儒家的礼教就被撕扯在地，一旦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社会建设成为时代主流，已经坐稳了江山的权贵和有两碗稀粥养命的民众，就自觉不自觉的构建、沉迷于所谓的礼教。 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建设是风驰电掣日新月异，然而，伴随着兜里有点钱，有无数的人迷恋牛鬼蛇神，各种各样的封建迷信借着恢复传统文化而复活而杀人不用刀。 然而，无论狭隘者如何诱导，“孔老二”的形象也就转型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道具而已，没有几个人发自肺腑的“顶礼膜拜”其为“圣人”。 为什么呢？就是史无前例的文革对旧文化破坏的太狠，后人无论如何“补缀”也已经无法复原。 解读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除了破除旧文化使后人无论如何不能借传统而实行愚民外，197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五大红卫兵领袖是研读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 1968年4月14日，清华大学文革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和“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两派围绕着如何进行文革的策略和方法、如何评价和对待文革前任职的干部、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团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大翻个儿论”、“文革前十七年黑线主导论”和“文革是一场批（判）干（部）运动论”；四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不变论”、“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和“文革应使干部发挥中坚作用论”。两派的论战伴随着小规模的冲突，最主要的是，两派在建立清华大学文革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所要结合的干部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加紧打击和迫害对方所倚重的干部。两派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文攻”，终于由团派于1968年4月23日发动了大武斗，以图压倒和消灭四派。 7月27日结束的大武斗（史称“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给清华方面造成了13人死亡，400多人受伤，30余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逾1000万元，全校1000多名师生员工纷纷离校逃难，昔日美丽的清华园成为武斗的血与火的战场。 为结束清华大学的武斗，1968年7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针对许多高等院校武斗严重情况，多次召开有关制止武斗、宣传并贯彻中共中央“七三”布告（即“关于制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的布告”）精神的有关会议，准备在中关村召开制止武斗的群众大会和派遣宣传队在高校所在地进行宣传活动。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指示团派提交关于制止武斗的方案，并同团派头目打招呼说可能要派工人游行队伍进入清华宣传。 尽管至今还不清楚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决定向清华大学派遣旨在制止武斗的宣传队的详细内情，但是，据后来迟群多次讲，从毛泽东决定派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到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前后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 1968年7月27日清晨，北京市61个单位３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从各自单位出发，奉命开进两派武斗的清华大学，进行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七三”布告等文件的工作。 该工宣队的领导人实际上由中共中央警卫部队（8341）在京一些单位的军代表担任，他们负有特殊使命。 在清华大学内斗纠缠夺权的学生，迎来了真正的挑战。 学生不足千人，工宣队多达三万人，且有军队的背景。 经过武斗、讨价还价，工宣队控制了清华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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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6节 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过程里，主要与团派发生激烈冲突。在12个小时里，工宣队有5人牺牲；有731人受伤，其中重伤149人（工人139人，军代表10人），轻伤者582人（工人552人，军代表30人），被抓者143（工人109人，军代表34人）。工宣队扣留了100余名团派人员。 三万工宣队与几百“团派”恶斗，付出绝对不成比例的巨大人员伤亡在控制清华局势，这说明“团派”在思想上已经非常“坚持”。 “七?二七事件”直接而又迅猛地震动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百日大武斗的最后残局，特别是7月27日工宣队开进清华大学所遭受的惨重伤亡发生后的短短数小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决定亲自解决由百日大武斗所带来的问题。 据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回忆：1968年7月28日凌晨两点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当毛泽东得知了清华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脱口而出：“造反派反了？！”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评价清华学生呢？因为工宣队的确是他派出的，而且有中共中央警卫部队（8341）的背景。 毛泽东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他在118厅先仔细倾听了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成员和工宣队的代表几方情况汇报，后决定召见北京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谈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红卫兵领袖“谈话”。 就在顶层决策的同时，蒯大富在北京市内电报大楼致电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领导人，“向中央呼救，寻求中央马上接见”。 一边想见，一边要见，于是，见成了必然。 7月28日3时30分至８时30分，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 参加召见的领导人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 这些人里，老干部的代表仅仅一个周恩来，对文革有所抵制的老干部统统靠了边，这种政治态势，就表像看，清华大学的内斗已经是真正意义的“内斗”而脱离了既定的政治设想。 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对“五大领袖”一一进行搜查。蒯大富到达人民大会堂时已７时许。警卫人员让他把武器、刀子等放下，蒯大富不听，两名警卫人员上前下了他的武器。 周恩来可以指示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对“五大领袖”一一进行搜查，第一说明，即使毛泽东对周恩来有这种那种的思考但绝对不怀疑周恩来的政治品格，也说明周恩来已经渡过了文革初期的惊涛骇浪，第二说明顶层领导对于反潮流的小将们的政治品格是不信任的。 反潮流的红卫兵领袖见最高领袖竟然被一一进行搜查，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滑稽。 从政治信号讲，这一刻就已经宣布五大领袖和红卫兵的政治没落。 蒯大富到达人民大会堂时，警卫人员让他把武器、刀子等放下，蒯大富不听，两名警卫人员上前下了他的武器。谢富治把浑身泥水（北京当时有小雨）的蒯大富带进会场。蒯大富没有想到映入眼帘的竟是端坐在沙发上、身着白衬衣的毛泽东，百感交集地大哭起来。 蒯大富对放下武器才能进见，第一是不踏实，更多，我猜测，是一种被排斥的窝火。 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下令，为了防止红卫兵领袖们及其各自相关的群众组织像以前那样篡改、曲解或片面引用他的指示，把这次召见的谈话进行录音备案。 毛泽东是非常讨厌搞录音的，因为私自安排录音，曾经的中办主任杨尚昆被毛泽东批评的极苦。这一次，毛泽东主动录音说明毛泽东对于红卫兵确实不相信。 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制止大学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逍遥派那么多。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H{四个办法：一是实行军管；二是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成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是斗批走；四是继续打下去，大打，打它个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说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 毛泽东这个“七二八接见讲话”，对于研究文革太重要了。 最简单的一点是，毛泽东表态：“大学还要办”。 虽然，毛泽东强调大学教育需要改革，但，毕竟表态“大学还要办”，说明毛泽东对教育的大变革还是有底线的。 就表象看，毛泽东这个表态是教育问题，其实是判了红卫兵的政治生命，既然大学要办，就不能允许学生无底线的乱搞。 已经习惯恶搞的红卫兵，就只能走开。 毛泽东对造反派的武斗表示愤怒：“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搞武斗。现在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 “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 对于崛起于文革而其政治生命绝对依赖最高领袖加持的造反派而言，就是被最高领袖判了政治死刑。 毛泽东的态度已经严厉到无可复加。 然而，毛泽东还想给造反派一个“平安降落”的机会：“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如果你们准确判断形式，知道文革已经进入“改”的阶段，老老实实退到政治舞台的边缘，还可以维持一点体面。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走向低潮。针对这次接见，姚文元写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说明文革开始转向。 文革之后的韩爱晶认为，毛泽东设计的文革，有斗、批、改三项，他认为“改”是文革最重要的环节，是毛泽东设计文革的重头戏，而学生无法承担此重任。而且，依靠工人、农民，即依靠人民，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改”，很可能也要依靠工农，而不是学生。 韩爱晶说，红卫兵被不恰当的推到一个不恰当的高位，跌落、失败是必然的。 在这一次接见里，面对蒯大富控诉工宣队背后的“黑手”， 毛泽东对蒯大富直言不讳地说，他本人就是这个“黑手”。 为了避免红卫兵误判政治形势，毛泽东直白的表明自己“制止大学武斗问题”的决心，为了堵住各地红卫兵强调地方的特殊性，他说：“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如果继续胡闹，那就是残酷的敌我矛盾，应对的措施就是武装镇压。 毛泽东这一次讲话，最重最深刻的一句话是：“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请注意，毛泽东主动提议这一次讲话要录音，也就是说，毛泽东明知道这一次讲话因为录音而铭刻历史，他仍然说的重而直白。 “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一个人是否犯错误，一般有两个理解：1、确实犯了错误；2、外界认识出现偏差评判错误。 比如，1935年9月毛泽东和张国焘就红军南下还是北上的判断，张国焘的错误就是绝对的误判，因为南下的红四方面军遇到了巨大挫折。 比如，对于刘邓执行毛泽东命令挺进大别山和粟裕抗命拒绝第二次跃进的评价，虽然也有很激烈的分歧，但因为陈粟、刘邓最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因为战场胜利者是不能够被否定的历史铁律，而保持基本面的正确。 最高领袖说：“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文革虽然有失控的阶段和事件，就大局面而言，毛泽东还是把控着大方向，老干部是否犯错误、小将们是否犯错误的决定权仅仅掌控在毛泽东手里，同样是“走资派”邓小平的待遇比刘少奇好的不得了。 按照毛泽东的既定目标，要清算旧的腐朽的束缚社会进步的文化，必须借用敢想敢干的小青年反潮流，那些有经验的老干部固然有继续革命的能力然而大部分人难免浸润旧文化的熏染。 旧有文化，对于社会的进步，大体有三种状况。一种是基本面是积极的文化，比如中医可以治病、勤俭可以持家。一种是基本面是腐朽的糟粕，比如女子裹足、比如男孩才可以继承烟火。然而，旧有文化对于社会进步最大的麻烦是广阔的中间地带，积极的影响和腐朽的恶劣纠缠在一起。 比如，燃放烟花爆竹表达吉庆的心情，原本是正常的民族文化，然而，这玩意，第一容易误伤生命，第二容易污染环境，从严格的角度讲，烟花爆竹不是优秀的文化遗产而是腐朽的糟粕。不过，燃放烟花爆竹对于社会生命的危害带有偶然性、对于环境污染带有节点性。一般人认识，很无所谓呀。 更多人会说：烟花爆竹的燃放这一点也没有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文明！ 一点不假，1840年之前中国的文明的确领先世界，可是，1840年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我们文化先进的迷梦。 鲁迅曾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 这句话尽管不够客观，因为至少从唐代开始就把火药用于军事。但中国人确实没有把火药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而是，要么用于制作爆竹来敬神，要么用于炼丹来制长生不老药。 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中国人发明火药是炼丹的偶然副产品。中国人也将这个炼丹的副产品使用于军事，但，“子不语乱力怪神”和“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两个鄙薄科学重视“义理之变”的恶传统，让偶然的科学发明不能得到广泛的应用。 请注意，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偶然的发现”而不是近代意义的“有目的的科学研创”。 影响力极广的《水浒传》描写了梁山英雄。梁山英雄的战斗力表现在三个方面：1、一般意义的个人拳脚和器械能力；2、严格意义上军事指挥的团队战斗力发挥；3、科技创新的巨大杀伤力。 很多人评价李逵，颇为不屑其战斗力，因为李逵的拳脚功夫不但抵不过武松这种“天人”，也抵不过燕青、焦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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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7节 可是，在梁山集团的对外战争里，李逵的战斗力远过武松，因为李逵构建了“杀人四人帮”，如果避讳一点，可以叫“杀人四人小组”。 李逵是当仁不让的组长，两把板斧只管进攻，丧门神鲍旭使一把板刀也只管进攻，是李逵的副手。八臂那吒项充，善使一面蛮牌，背插24把飞刀，能百步取人，无有不中。飞天大圣李衮，也是善使一面蛮牌，背插24把标枪，也能百步取人。 李逵、鲍旭、项充和李衮，共同的特点是“闪电般的进攻”。 项充和李衮的飞刀和标枪是远程进攻，即使不能直接杀死敌人，也会打破敌人的阵脚。然后，李逵、鲍旭飞步而到只管进攻，项充和李衮的两把蛮牌负责掩护李逵和鲍旭。 李逵的杀人小组，是冷战时期攻防兵器的最佳组合。 征方腊时，李逵把五百步军一字摆开，“拿起两把板斧，直抢过对阵去。鲍旭见李逵杀过对阵，急呼项充，李衮，舞起蛮牌，便去策应。四个齐心滚将过对阵。高可立，张近仁吃了一惊，措手不及。急待回马，那两个蛮牌早滚到马颌下。高可立，张近仁在马上把枪往下搠时，项充，李衮把牌迎住。李逵斧起，早砍翻 高可立马脚。高可立攧下马来。项充叫道:‘留活的’时，李逵是个好杀人的汉子，哪里忍耐得住，早一斧砍下头来，鲍旭从马上揪下张近仁，一刀也割了头，四个在阵里乱杀南军。” 这种组合杀人，远比鲁智深、武松、刘唐、石秀等四人无集训的联手齐斗。 征讨辽国破阵时，“宋江阵中转出李逵、樊瑞、鲍旭、项充、李衮五百牌手向前，背后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解珍、解宝，将带应有步军头目，撞杀取去。” 李逵这个杀人小组，原本的副手是樊瑞，后来换成了鲍旭，原因嘛，我猜测樊瑞心肠还有些软，与只管杀人的李逵的配合可能有点不和谐。大战辽军是集团冲锋，于是就成了五人杀人小组。 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解珍、解宝等更狠的角色带领的梁山步兵大队的冲锋力明显比不过李逵的组合，先当啦啦队，然后是一拥而上的跟班。 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有一个天下英雄与蒙元建制军队进攻少林寺的故事。 少林方丈空闻道：“只是咱们江湖豪士，惯于单打独斗，比的若不是兵刃拳脚，便是内功暗器，这等马上马下、长枪大戟交战，咱们颇不擅长。依老衲之见，不如众英雄便即散去如何？” 江湖群雄激情荡漾，不肯骤去，要和元军恶战一番。 正计较间，忽听得左首喊声大震，许多女尼和男女人等逃上山来，却是峨嵋派一行，想是下山时途遇蒙古官兵，又被逼了回来。十多名汉子抬着担架等物，被蒙古兵包围在内，周芷若率领静玄、静照数度冲杀，虽杀了数十名蒙古官兵，始终无法救出陷入重围的同门。 周芷若是一等一的高手，汇聚少林的江湖人物，她的综合功夫位列第二。 然而，她带领的队伍冲不出蒙军的围攻。 张无忌带领明教的建制部队拼死杀出才救出峨眉派。 群雄先前均想纵然杀不尽鞑子官兵，若求自保，总非难事。但适才一阵交锋，见识到了元军的威力，才知行军打仗，和单打独斗的比武确是大不相同，千千万万一拥而上，势如潮水，如周芷若这等武功高强之极的人物，在人潮中也是无所施其技。四面八方都是刀枪剑戟，乱砍乱杀，平时所学的甚么见招拆招，内劲外功，全都用不着。若不是明教五行旗以阵法抵挡阵法，这时少室山头定然已惨不堪言，少林寺也已在烈火中成了一片瓦砾了。倒是少林僧众颇有规律，一队队少年僧众手持禅杖戒刀，在年长僧侣率领下分守各处要地，但寡不敌众，势难挡住二万蒙古精兵的冲击。待见元军退去，群雄纷纷议论，才明白为甚么前朝尽多武功高强的英雄豪杰之士，却将大好江山沦亡在鞑子手中。 散乱的江湖群雄是斗不过建制部队的，鲁智深、武松这种一般性的部队，一般也是斗不过特定的“编组”。 中国古代，最厉害的有史记载的战斗编组是戚继光的鸳鸯阵。 在戚继光以前，军队重视的是个人的武艺，能把武器挥舞如飞的士兵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各地的拳师、打手、盐枭以至和尚和苗人都被招聘入伍，然而，这些好汉压根就抵不过倭寇有组织的进攻。 个人武艺并不是决定战斗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是重要因素。 戚继光在训练新军时，除了要求士兵娴熟技术以外，充分注意到了小部队中各种武器的协同配合，每一个步兵班同时配置长兵器和短兵器。接战时，长枪是有效的攻击武器，但必须和敌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如果不能刺中敌人而让持短刀的敌人进入枪杆的距离之内，则这一武器立即等于废物。 于是，戚继光创制了鸳鸯阵。 鸳鸯阵以11人为一队，最前二人为队长，一执长牌、一执藤牌。长牌手执长盾牌遮挡倭寇的箭矢、长枪，藤牌手执轻便的藤盾并带有标枪、腰刀，长牌手和藤牌手主要掩护后队前进，藤牌手除了掩护还可与敌近战。再二人为狼筅手执狼筅，狼筅是利用南方生长的毛竹，选其老而坚实者，将竹端斜削成尖状，又留四周尖锐的枝枝丫，每支狼筅长3米左右，狼筅手利用狼筅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进击。接着是四名手执长枪的长枪手，左右各二人，分别照应前面左右两边的盾牌手和狼筅手。再跟进的是两个手持“镗钯”的士兵担任警戒、支援等工作。如敌人迂回攻击，短兵手即持短刀冲上前去劈杀敌人。各种兵器分工明确，每人只要精熟自己那一种的操作，有效杀敌关键在于整体配合，令行禁止。 戚继光的鸳鸯阵是11人组合，近代军队的战斗班组一般也在11人左右，可见，这个数字是非常科学的。 1947年，东北野战军6纵17师师长龙书金，领导17师官兵在1947年的四平攻坚战首创“四组一队”战术，并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参谋长刘亚楼予以总结、推广并使之上升到军事理论高度。 战术要求:以连为一战斗单位，连内分四个组。即所谓四组一队。四组即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提出这一原则主要是提醒部队：突击连队要有分工，小组之间相互掩护，互相配合。 “四组一队”战术，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城市攻坚战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也是林彪作为军事家重视战术进步的重要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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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8节 军队的基本职能是打仗和预备打仗，付出最小的代价而获得尽可能的胜利是军队建设的基本方向，除了指挥技巧，军队建设的基本方向就是如何发挥战斗员与兵器的最佳配合。 李逵的杀人小组合、戚继光的鸳鸯阵、林彪的四组一队，都是对战术专研的成功。 不过，在《水浒传》里最强悍的战斗力还不是李逵的杀人组合，而是呼延灼的连环甲马和凌振的霹雳炮。 连环甲马和霹雳炮，是古代中国军事科技的重大进步。 宋江当然利用钩镰枪和特殊地形跑了连环甲马，这好比步兵可以利用特设地形和炸药包毁掉坦克车一样。 解放战争时期，武器落后的解放军最终打破了国军的坦克攻势，但，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拼了命发展坦克。 任何武器都有致命的短板，比如，炮兵一旦被步兵靠近就丧失了战斗力。 陈锡联指挥的769团偷袭了阳明堡的飞机场，然，飞机的战斗力是可怕的。 问题是，即使今日的国人评论《水浒传》，太多的关注打虎英雄武松而鄙薄李逵。如果仅仅就品德而言，鄙薄李逵喜欢武松是对的，但，如果因为喜欢武松的品德鄙薄李逵的为人而鄙薄李逵在军事战术专研方面的巨大成就，就是民族的悲哀。 近现代中国，无论社会还是文学，都出现了对中华传统武术的热潮。然而，进入21世纪，武侠小说的热潮明显退烧。 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呢？我个人理解是两点：1、因为科技落后被人家揍的鸡飞狗跳就只能在虚幻的武侠里寻找安慰，其实，正如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里所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同理，便是全体国人武术都练得和霍元甲一样的厉害，能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吗？能在朝鲜战场抵挡联合国军吗？2、因为那个时代的国人比较贫穷，文化素质比较差劲，真正的文学和其他艺术的普及有难度。 这个第二点，我有非常深刻的感悟。 在电视出现之前，广阔农村的娱乐项目是传统的剧目，鲁迅在《社戏》里有一个有趣的片段。 “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双喜说，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连翻八十四个筋斗，他日里亲自数过的。” 农村的娃子很喜欢的是翻筋头的武戏，因为容易欣赏。 鲁迅呢？ “然而我的意思却也并不在乎看翻筋斗。我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两手在头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头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黄布衣跳老虎。但是等了许多时都不见，小旦虽然进去了，立刻又出来了一个很老的小生。我有些疲倦了……” 先生的欣赏有些与众不同。 不过，小时候的先生的讨厌倒是与小伙伴比较的一致。 “然而老旦终于出台了。老旦本来是我所最怕的东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这时候，看见大家也都很扫兴，才知道他们的意见是和我一致的。那老旦当初还只是踱来踱去的唱，后来竟在中间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我很担心；双喜他们却就破口喃喃的骂。” 为什么骂老旦呢？因为老旦的表演是说唱艺术然而很不容易感动小朋友。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电视剧《霍元甲》横扫戏曲等等传统娱乐方式，古典戏曲基本丧失了生命力。 然而， 21世纪后，伴随武侠的衰退，传统戏曲有了一点抬头。之所以如此，除了传统戏曲有内在的一点生命力，最重要的就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众文化欣赏能力的大幅度提高。 《霍元甲》初播，我正上初中呢，有一个同学能够模拟粤语唱《万里长城永不倒》，全校，上从校长下到全体学生崇拜的不得了。 不是不想，是不会呀。 现在，就是我生活的农村偏远小镇，学前的儿童统统的接受正规的幼儿园教育，弹弹电子琴、练练跆拳道、搞搞素描、弄弄剪纸，一般小孩拥有的素养已经超过我们那个时代顶级的优秀者。 现在，一个五岁的小朋友可以看懂简谱，实在不需要大惊小怪。 在这种大环境里，纯艺术的东西就比20世纪80年代容易被欣赏，比如，李玉刚就搞了一个《贵妃醉酒》。 现在我们回到对《水浒传》的欣赏。如果仅仅从军队战斗力训练的角度评价，凌振的高科技霹雳炮第一、呼延灼的连环甲马等团队科技第二、李逵为代表的兵器配合小组第三，其他就只能排序最后了。 我们太多的国人让《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误导的稀里糊涂，弄得整个古代中国关于战争的章回体小说就战争的描写都走向了“斗将”的娱乐方向。 冷兵器时代，个人单兵能力当然有突出的重要性，但，决定战争走向的基本要素还是集团冲锋。 通过分析这些东西，我们应该明白，传统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建设的争论压根就无关其优秀的那部分，也无关其糟粕的那部分，比如，最大的麻烦其实那些表面看来是文化而其实负面影响极巨的中间部分，比如燃放烟花、比如官崇拜、比如喜欢探人隐私。 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一个文化的确优秀的不得了而偏偏不适合现实生活，民众往往最难舍弃。 比如，我们搞诗歌教学，一般要综合考虑古体诗的欣赏和白话新诗的欣赏。 中国的古典诗歌的确很美，很有欣赏的价值，然而，这玩意和新诗相比，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 从1840年西学开始东渐，到2019年，179年跨越了三个时代，有无数的诗人，毛泽东也许不是时代第一的旧体诗人，但也绝对是最有影响力的旧体诗人。 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作为最顶级的旧体诗人，毛泽东应该提倡旧诗的欣赏而排斥新诗。 事实上，臧克家爆料，毛泽东私底下评价旧体诗：“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象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然而，1957年《诗刊》创刊。毛泽东给《诗刊》的首任主编臧克家写了《关于诗的 》。其中除了表示同意《诗刊》发表他多年创作的旧体诗词18首外，还写了如下一段十分重要的话：“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旧体诗，“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是其两大基本短板。 那么，古人为什么就适合学习旧体诗呢？ 原因简单，古代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政府的官僚，或者依附于官僚生活，他们有太多的闲暇，他们脱离了一线的生产劳动，和反应战天斗地的生活的文字相比，他们更喜欢的是象牙塔文化。 旧体诗脱离生活、脱离民众比较典型的彰显是李商隐的朦胧诗，也就是“无题诗”，而最难懂的是“一篇锦瑟解人难”。 坦白说，雨花石本人就非常喜欢《锦瑟》，雨花石也特别喜欢曲里拐弯的猜《红楼梦》的“索隐”故事。 这些东西真的很美，然而，不能救国救民，也不能鼓动宣传群众搞革命、搞生产。 1938年春，田间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延安。为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与几个同志一起发起了街头诗运动，他们把揭露日本侵略罪行、鼓舞人民斗志的诗篇，写在墙壁、岩石和大树上。 街头诗的代表是《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给柳亚子看了《沁园春》，在知识分子那里获得巨大反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重庆有巨多的能欣赏旧体诗的知识分子。 沁园春，这首旧体诗，的确很美，但，因为是旧体诗，因为需要用典故，在文盲遍地的中国，无法动员农民、工人和士兵去打仗。 田间发起的简短精悍的白话街头诗，有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 正是因为这种考虑，毛泽东一直不赞成发表自己的诗词作品，怕因此“谬种流传，贻误青年”。 美丽，有生命力，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不值得提倡，因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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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9节 就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非常现代化的新加坡、日本、台湾、香港等东方文化圈的地方，和欧美社会相比，任谁一看，其社会文化确有巨大的差异。 从这个角度讲，传统文化也并不是社会进步绝对不可逾越的障碍，全盘西化绝对不可取。 然而，不考虑我们自己，我们类比世界，有确实发现，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对于社会的进步有不同的影响，我们也确实感受到落后的传统文化对于社会进步有巨大的障碍。 这两种绝对客观的社会现实，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我个人认为，各地不同文化的诞生，正如各地滋生的物种，固然千差万别，但，仔细考究，必须符合两个规律：1、适应其生活的地域性特点，2、战胜外来物种的强悍挑战，也就是最适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东北虎、非洲狮、北极熊、南极企鹅的生存都适应了区域性的地理环境，因为环境的不同它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创造了不同的文化。 东北虎、非洲狮的身体结构和生活方式断乎不能适应南极的极端寒冷。 同样的道理，从原始时代到中世纪，除了孤处南天的南极洲，人类或密集、或稀疏的在六大洲建立了自己的文明。遍及六大洲的文明，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发育程度。我们在欣赏各种文明的不同特色的同时，也必须承认独立发展的各种文明的确处于不同的阶段。 比如，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古时期，黑非洲和印第安人的文明固然有其特色，但，确实落后于欧洲的基督文明和中国的儒家文明，也就是说，欧洲的基督文明和中国的儒家文明如果与黑非洲和印第安人发生直接的碰撞，黑非洲和印第安人一定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欧洲白人进入非洲，肆行无忌的搞黑奴贸易，欧洲白人进入北美，残酷无情搞大屠杀，我们在批判欧洲白人“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同时，更要批判落后者之所以挨打的落后。 欧洲到非洲、到美洲大规模殖民的时间大约开始于1500年之后，在这之前的蒙元帝国于1368年被明军驱逐出中原，在这之后1644年清军入主中原。蒙古人和满洲人都是今日的中国人，在历史时期和汉民族是不同的民族，他们之间的战争带有民族征服的性质，其屠杀之残酷丝毫不逊色于欧洲白人对于异族的狠。 有些朋友可能说，我们汉民族就比较的人性，我们就“德怀远方”不搞民族屠杀。 说真的，我认为一个人的进步必须有自信但绝对不可以自欺，一个民族的进步也必须有自信但也绝对不可以自欺。 翻开汗牛充栋的中国古史，不要说对外战争，就是民族内部的战争，也是残酷的瞠目结舌，比如，白起、项羽都搞过大屠杀，隋唐之际的朱灿就非常的喜欢吃人心。 如果，我们的列祖列宗抢在欧美白人之前进入非洲或者美洲，我们的人性也未必优于人家。 唐朝时，中国文化领先于世界，有巨多的外来移民进入长安与洛阳。大都市流传的一句行话，叫做“昆仑奴，新罗婢”。 新罗的婢女等同于今天的菲佣，受过专业训练，乖巧能干。 而昆仑奴个个体壮如牛，性情温良，踏实耿直，贵族豪门都抢着要。 唐代黑人来到中国，一种是作为年贡送往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一种是作为土著“蛮鬼”被掠卖到沿海或内地，还有一种是跟随东南亚或南亚使节入华被遗留者。唐代的黑奴大部分是居住在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的矮黑人，属尼格里托人种。也有一部分辗转来自北非，称为“僧祇奴”。一般认为“僧祇”是马来群岛和唐人对非洲黑人的称呼,即桑给巴尔人。 当我们占据优势的时候，我们也是役使落后民族为奴。 1935年，北上的工农红军在巧渡金沙江之后，向大渡河挺进途中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如何过彝民区。 蒋介石详细了解了继续北上的红军所在地区的局面后，断定红军难以通过地形险要、江河阻隔、彝汉矛盾重重又语言不通的彝区，坚称“朱毛必步石达开之覆辙无疑”，并下亲笔手谕“勤勉彝民番族，协助剿匪”。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下断语，就在于石达开的兵败身损与彝族的阻拦有关。 在围剿石达开的作战中，田坝土司岭承恩的彝兵和松林土司王应元的藏兵起了关键作用。清光绪《越西厅全志》说：“达开不自入绝地则不得灭，即入绝地而无夷（彝）兵四面扼剿亦不得灭。”石达开把少数民族看成“蛮夷”、“异族”，动辄威吓，如在融县发布的布告中有：“逆我者亡，顺我者存”，“各处山寨，胆抗天兵，当时剿灭，一致荡平”，“若不进贡，祸生灭门”。在云南宣威耿家屯，因攻板桥不下，怒杀百姓。石达开起兵的目的是灭满复汉，石军将土著民族的彝、藏人看作是同满清一样的“异族”。在冕宁，对前来接头的“夷（彝）民土司加以侮辱、拘囚，劫夺杀戮，结果使夷民起了反感，处处准备起来打击”。加上“白沙河之战，赖军受创惨重，余众甚为激怒”。因此，北上时所到之处的房屋，几乎全部烧毁。特别是1863年6月3日，石达开因强渡失败怒而斩杀彝、汉向导二百余人祭旗，则更属不应该。这样，既损害了少数民族上层的利益，也损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引起整体反感，形成上下团结一致，拼命与石军对抗的局面。长征时毛泽东曾站在大渡河边用遗憾的口吻说：“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 站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看世界的民族关系，大体是：1、群体间的利益纠纷，2、群体间的文化差异，3、全世界被压迫者共同的阶级利益。 比如，今日的英国和阿根廷，一个是国家间的利益纠纷，一个是阿根廷的拉美文化和英国的西欧文化的差异，一个是阿根廷的底层与英国底层的思想趋同。 请注意，我的用词是：阿根廷的底层与英国底层的思想趋同。 就民族利益而言，比如争夺共同的资源，比如马岛的归属，阿根廷的底层与英国底层是有矛盾的，但，全世界被压迫者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思想是共鸣的、是趋同的。 《水浒传》里，宋江带兵去进攻辽国，卢俊义一部被辽军诱入青石峪。解珍、解宝装扮成猎户去寻找，在山林深处遇到刘姓猎户。 当时解珍、解宝跪在地下说道：“小人们果是山东猎户。弟兄两个，唤做解珍、解宝，在梁山泊跟随宋公明哥哥许多时落草。今来受了招安，随着哥哥来破辽国。前日正与贺统军大战，被他冲散一支军马，不知陷在那里。特差小人弟兄两个来打探消息。”那两个弟兄笑道：“你二位既是好汉，且请起，俺指与你路头。你两个且少坐，俺煮一腿獐子肉，暖杯社酒，安排请你二位。”没一个更次，煮的肉来。刘二、刘三管待解珍、解宝饮酒之间，动问道：“俺们久闻你梁山泊宋公明替天行道，不损良民，直传闻到俺辽国。”解珍、解宝便答道：“俺哥哥以忠义为主，誓不扰害善良，单杀滥官酷吏，倚强凌弱之人。”那两个道：“俺们只听的说，原来果然如此！”尽皆欢喜，便有相爱不舍之情。 《水浒传》里主要的矛盾是两条：1、底层苦民与腐朽的政府之间的阶级矛盾，2、宋政权与辽政权之间的民族矛盾。 刘家猎户是辽国管理下的汉族儿女，其与辽国政权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和民族冲突。刘家兄弟对梁山盛名远播的敬仰是“不损良民”。 刘家兄弟对于后人非常在意的宋辽的民族矛盾并不关注。 中国历史有一个五代辽宋夏金元阶段，也有一个满清阶段。为什么出现了各民族政权的并立？或者说，为什么人数多数的北方汉民族能够接受辽的管理？为什么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民族挡不住清军的南下？ 回答这些问题，唯一的答案就是五代、宋、明末这几个阶段汉民族的政权的管理比之外族更加不能接受。 太平天国初建，还带有为底层民众建设人间天国的努力，从建都天京开始就开始蜕化成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狭隘集团。 太平天军横扫半个中国，归根结底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管理日趋腐败，民众本能的欢迎暴军对秩序的破坏。 民族交界地带的彝民和藏民，之所以与汉族有巨大的矛盾，当然是旧政府管理的不可接受，当然与文化的不同有关。 老革命陆定一的回忆长征的《老山界》曾经入选初中语文教材。 爬山的陆定一“恰好在转弯地方发现路旁有一间房子，我们就进去歇一下”。 “这是一家瑶民，住着母女二人；男人大概是因为听到过队伍，照着习惯，到什么地方去躲起来了。 队伍还是极迟慢地向前行动。我们就跟瑶民攀谈起来。照我们一路上的经验，不论是谁，不论他们开始怎样怕我们，只要我们对他们说清楚了红军是什么，没有不变忧为喜，同我们十分亲热起来的。今天对瑶民，我们也要试一试。 我们谈到红军，谈到苛捐杂税，谈到广西军阀禁止瑶民信仰自己的宗教，残杀瑶民，谈到她住在这里的生活情形。那女人哭起来了。 她说她原来也有过地，但是汉人把他们从自己的地上赶跑了。现在住到这荒山上来，种人家的地，每年要缴特别重的租。她说：‘广西的苛捐杂税对瑶民特别重，广西军阀特别欺侮瑶民。你们红军早些来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吃这样的苦了。’” 吃了瑶民的粥后，“好容易来了一个认识的同志，带来一袋米，够吃三天的粮食，虽然明知道前面粮食缺乏，我们还是把这整袋子米送给她。她非常欢喜地接受了。 ” “部队今天非夜里行军不可，她的房子和篱笆都是枯竹编成的，我们生怕有人拆下来当火把点，就写了几条标语，用米汤贴在外面显眼的地方，告知我们的部队不准拆篱笆当火把。我们问了瑶民，知道前面还有竹林，可以砍来作火把，就派人到前面竹林去准备。” 送粮食给极贫苦的瑶民、保护瑶民的枯竹编成房子和篱笆，在今天我们看来是极正常的事情，在那个万恶的时代是不可能的。 生活在大渡河和金沙江间的彝民，因为文化落后和生产力落后，无论是势力争夺还是经济争夺，他们都斗不过汉人，只能在贫苦的山区过活，对满清政府有着深刻的阶级仇。当彝民听说横扫满清政府的太平天军到来的时候，冕宁的彝民，就主动前来接洽“共同革命”。然而，思想狭隘的石达开往小里说，是狭隘小集团的观念，往最大的讲，也是狭隘的小民族主义者。 石达开的失败固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更有其个人思想的狭隘。和石达开相比清军，毛泽东、朱德统帅的几万红军迎接蒋介石的困难更重。红军能够渡过大渡河，除了红军的团结敢战和毛泽东的伟大决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天下劳苦大众谋解放”的意识形态确保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民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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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0节 非常漫长的中国历史，从古代到近代，有无数的底层民暴——记入史籍的、没有记入史籍的——从司马迁记载的非常详细的陈胜吴广大泽乡暴动一直到1911年的辛亥暴动一直到1927年9月9日的湘赣边秋收暴动，绝大多数的暴动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 陈胜很感喟的说：“苟富贵，毋相忘。” 然而，富贵的陈胜杀掉了前来相投的老乡们。 以“人间天国”相号召的洪秀全最后堕落的最不成样子。即使以西方的“民国”为奋斗目标的孙中山，在其整个的革命生涯里，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关注最底层的“民生”。 极真实反映辛亥革命其实高高在上没有切入底层生活的作品是《阿Q正传》。这部创作于1921年12月的作品当然不服务某一政党。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 “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曾经获得一个“阿Q真能做！” 对于这个评价，“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Q很喜欢。” 阿Q很喜欢这个评价，说明他是一个有自尊心、有追求的人。 一个勤劳而有追求的固然有些缺点的底层民众，当然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力，当革命的风轻微吹来，阿Q是积极的、憧憬的。 然而，他无处可以革命，不仅仅是盘根错节的封建士绅不能允许底层有希望，而且，孙中山的革命党压根就不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不知道底层残酷的根源。 孙中山，的确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革命，他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有巨大的贡献。但，接受过美国教育，对西方有一些了解，在香港、广州这些较早接受西学东渐地区生活的人，孙中山没有深入更落后的广阔中国腹地，他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本不是社会制度而是浸蕴了几千年的思想文化。 1905年，孙中山为同盟会提出的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也就是“三民主义”本身就是有缺点的。 就一般逻辑而言，最起码就我的理解而言，“创立民国”反对封建帝制是正确的。 “平均地权”，乍一看，是关注底层民生的重大举措，其实，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幻想。 我们知道，沙皇俄国曾经有1861年的“土地改革”，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也搞过“地权改革”，凭什么说孙中山在大陆就不可以“平均地权”呢?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毛泽东的“土地革命”，不管是如何设计，归根结底都是就土地所有权或者土地出产权的社会平均，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搞社会财富的平均。 富有者，作为一个阶级或者阶层，如果没有强力的逼迫，什么时候会心甘情愿拿出财富搞社会服务？ 历史发展到今天，如果有条件，绝大部分有钱人，不管是企业经营还是薪金所得，能够偷税露税，谁会放弃机会？ 历史发展到今天，即使农业生产的所得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已经在家庭收入里占比不大，每一次基于家庭人口变化的土地承包调整，都会闹的七荤八素。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所以搞土地改革，是因为残酷的农暴即将到来的无可奈何。蒋介石在台湾搞“地权改革”是因为败走台湾的“蒋家政权”本身在台湾不拥有地权。 1927年的北伐军之所以阿附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许克祥、李济深中途背叛“三民主义”搞大屠杀，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农运在农村的革命触犯了拥有大批地产的北伐军军官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孙中山健在，就北伐军的组建模式，他也控制不住局面。 孙中山搞革命，被军队抛弃的遭遇是巨多的，即使他专意经营的粤军陈炯明部也毫不客气的炮轰孙中山的大本营。 1861年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能够控制军队，因为沙俄的地主没法鼓捣军队推翻沙皇。初到台湾的溃败的“蒋军”与台湾地方毫无联系，台湾的地方士绅也没法鼓捣军队造反蒋介石。 在旧中国，你要搞社会改革，就一定要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一定会被反扑，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对不起，你一定要完蛋。商鞅变法的商鞅、吴起变法的吴起、百日维新的康有为，都被旧集团反扑杀掉或者跑路。 无论创立民国还是平均地权，都必须获得军队的同意，然而，相对独立的军队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如果不能被满足，即使“创立民国”和“平均地权”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最终也一定不能实现，或者被反对、或者被名存实亡成形式而已。 孙中山革命的最大的狭隘就在于把清政府等同于“外来侵略者”，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就明末清初的中国版图讲，满清的南下对于汉民族的确是异族入侵。然而，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已经259年。这样漫长的岁月，已经相当于316年五胡内迁西晋灭亡到589年隋朝的南北统一的276年的时间段了。 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和江南经济的开发，是隋王朝统一的时代基础。历史发展到今天，谁都不能鉴别出融入汉民族里的“五胡”的后人了。 孙中山之前的朱元璋北伐的确是驱逐蒙元于草原，但，留在内地的那一部分蒙古人即使在明王朝时代也是编户之人。 满清非常不同于蒙元有三点：1、和蒙元相比，满清对于汉文化的接受度非常高而认真；2、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满清政府的管理是比较高效的，满清政府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近代疆域的奠定是有巨大贡献的；3、近代中国处于帝国主义疯狂的大环境下，东北不但是中国抵御外侮的前沿阵地，而且满清也已经不能退去东北独立生存。 1368年的蒙元在朱元璋的打击下可以退回草原而存在，1905年的满清退回东北只能是被沙俄或者日本吞掉。 事实上，面对西方的入侵，清王朝疆域丢失的高潮期是1856年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从1861年慈禧太后开展洋务运动到1912年，在世界大变局的艰难环境里，清王朝固然有巨多的失误，虽然跌入半殖民的深渊，直接的领土丢失，除了极遥远的西北和孤悬的台湾，相对咸丰年间要稳定的多。 实际上，近代中国疆域丢失最多的阶段——我们只讨论实质丢失而不去讨论地图上的变迁——反而是辛亥之后的20年之内。 辛亥之后，外蒙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实质上独立，1932年成立的伪满洲国面积是113万多平方公里。 仅仅外蒙的丢失，中华民国时期丢失的国土面积就已经相当于满清整个的管理时代。 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不可理解的局面呢？除了民国初建帝国主义列强的“趁你病要你命”的乘火打劫，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有非常狭隘的“民族革命”破坏了满清时期形成的民族联合抗击外来入侵的稳定局面。 我们看满清时期，北部边疆和西部边疆的少数民族，面对外来入侵，本能的团结在满清政府周边抗击外来力量。 辛亥之后，北部的蒙古、西南的西藏都出现了离心倾向，其根源就在于这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满清是孙中山需要驱逐的鞑虏，蒙元是被朱元璋曾经驱逐的鞑虏，藏区是清朝时期才被大中国中央政府有效管理的疆域，你这个驱逐，当然就助长了离心力，当然就不利于民族团结。 假如，假如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孙中山在1863年带领一支革命军进入冕宁彝区，能否顺利通过彝区呢？ 1935年5月，长征的红军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彝区，不仅仅是共产党领袖和红军指挥部正确的民族政策，最重要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已经被淬炼成一支纯粹的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奋斗的团队。 根据陆定一的《老山界》的回忆我们知道，攀登老山界途中陆定一等宣传队的同志压根就不用向中央领导请示就自觉的写标语保护瑶民的房子和篱笆墙。经过中央苏区几年的政策教导，长征的红军部队也是严格执行政策的，仅仅几个标语就足于号令三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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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1节 《水浒传》里宋江指挥的梁山军是古代中国纪律比较严明的反政府武装——项羽经常的屠城、刘邦也搞过屠城。 梁山集团第一次主动对外战争是三打祝家庄。 在取得大胜利之际，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叫小喽罗牵了有的马匹，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捎搭有四五十驮，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却回来献纳。 这李逵也是杀光、抢光、烧光的狠。 最要命的是，扈家庄已经暗通款曲皈依了梁山军团，李逵有情绪就照砍不顾。 就如此违背纪律，宋江的处理是：“你这厮违了我的军令，本合斩首，且把杀祝龙、祝彪的功劳折过了，下次违令，定行不饶。” 对于跟随祝家对抗梁山远征军的祝家庄村民，宋江与吴用商议的意见是“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 也是杀光、抢光、烧光的狠。 幸亏石秀以“这钟离老人仁德之人”的“指路之力，救济大忠”，向宋江请求不要滥杀无辜。 石秀在处理通奸的潘巧云时表现的特别凶狠、残忍，这是个人的恩仇，其为人于大略处是梁山极光辉、最人性的人。 于是，宋江表态取一包金帛赏与老人，永为乡民：“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 宋江又道：“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今日打破祝家庄，与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以表人心。”就着钟离老人为头给散，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其余牛羊骡马等物，将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十万石。 因为石秀的建议，宋江统帅的梁山军团确立了不滥杀无辜的基本原则。 然而，这个原则的贯彻依托的是宋江对军队的掌控。 因为养病，吴用替代宋江指挥了第三次大名府战役，打破城池后，“城内百姓黎民，一个个鼠撺狼奔，一家家神号鬼哭，四下里十数处火光亘天，四方不辨。” 刚刚加入梁山集团的蔡福不能坐视不顾，对柴进说：“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 柴进见说，便去寻军师吴用。比及柴进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教休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损伤一半。 如果没有蔡福的求情、柴进的建议、吴用的命令，北京大名府基本就被彻底屠城了。 没有宋江掌控的梁山军团其实是一群野兽，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仅仅是执行军纪、畏惧领导，一旦没有了管束，人性的恶就暴露的彻底。 红军为代表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执行军纪，就在于共产党持续不断的理想教育纯化了部队的利益思想。 如果把解放战争的时间大体界定在1946年6月的中原突围和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那么，刘邓大军从1947年8月27日进入大别山到1948年12月15日全歼黄维兵团之间的艰难苦战应该是整个解放战争的最艰难的中段。 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野战军的环境是非常的苦，因为西北的穷，然而，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虽然穷毕竟是内线作战有根据地可供依托，真正的苦的还是孤军南下杀入大别山的刘邓。 刘邓的苦，不仅仅是外线出击需要建立新根据地，最要命的是向大别山急进途中毁弃了所有的重武器。没有重武器的刘邓大军很难通过打歼灭战重创国军获得兵员和武器的补充。 1989年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里说：“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 以如此的兵力和装备迎战国军第一重兵集团黄维兵团，真的太难。 然而，如果放过黄维兵团东进，已经分兵在两个战场的粟裕就有可能陷入恶虎抵不过群狼的困境。 历史再一次将刘邓逼入和国军拼消耗的残酷，或者与黄维打一个两败俱伤掩护粟裕获得徐州方向的大捷，或者“瘦驴拉硬屎”吃掉黄维获得更大的胜利。 对此，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人人都要有烧铺草的决心！这次围歼黄维兵团是非常艰苦的，也是非常光荣的。要消灭敌人，没有牺牲精神是不行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华野的协助下，完成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只要消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的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邓小平的意思是说，杀敌三千难免自损八百，刘邓愿意承担“自损八百”的苦活。 最终，1948年的12月16日，两大野战聚歼了黄维兵团。 这是一场世纪豪赌，刘邓赢了。 久被压抑的刘邓军队被名存青史的巨大胜利激动的雀跃。双堆集变成了狂欢的海洋，有的战士欢呼着向天空开枪，有的甩手榴弹当爆竹庆祝。各级指挥员吼哑嗓子制止，但无济于事，闹了一夜一天。 站在后人的视角，真的可以理解军队大胜之后的狂欢。 要知道，那喂养的骄横无比的“白斩鸡”踢赢两场破球竟然也狂欢的甩酒瓶子。 然而，刚刚胜利之后，邓小平和中野副政委张际春在向中央军委、毛泽东 做的中野《关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初步总结报告》中反思道：“歼灭敌人后，十五日夜及十六日整日，战场极为混乱，抢缴武器、汽车、大炮，乱放枪炮的现象，极为严重，为中野以往历次作战所未有。我们高级指挥机关，未作预防处置，实为主要原因。但也暴露了中野各部队存在着极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应引起最大警惕，予以克服。” 这是革命军队在大胜后的自我反思，汇报给最高统帅部的不仅仅是胜利的消息，更多的是胜利后的缺点：“我们高级指挥机关，未作预防处置，实为主要原因。” 这不仅仅是自我批评，更是敢于承担责任。 1月10日，邓小平还亲自组织中野政治部编写了《人民军队要作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的教育材料，发至每个团，要求各个部队严格进行纪律整顿。这次整训是动真格的。六纵枪毙了一个排长，处理了一个指导员。 被枪毙的排长，是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的侦察王排长，是个老红军，作战很勇敢，搞侦察，更是厉害。然而，这个王排长的毛病，就是脾气比较暴躁，动不动就打人。虽说是个老红军，资格挺老，也能打仗，但就是升不上去，有时好不容易提了一职，没过多久，又犯了老毛病，职务又被撸了下来，至今依旧是个排长。但他也不在乎，排长就排长吧，只要有仗打就行。王排长对侦察排的同志很好，说得好听些，是关心同志，说得不客气点，是他有点护短，也不管对错，别人是不能碰侦察排的战士一根手指的。 脾气不好且护短，是一个很大的缺点，赶巧了，就要了命。 双堆集大战结束，打扫战场，收缴战利品时，侦察排有个战士偷偷摸摸地拿了一个国民党军官的手表。 侦察排的工作与一般部队有点不同，经常化装到敌后侦察，因为工作需要，顺手牵羊地顺点东西也是有的，因为有些时候真的不是花钱能解决的，所以，军纪相对就不容易监督执行。 新来的指导员吴永安逮住侦察排这个私拿国民党军官手表的侦察排战士一定要关禁闭。 关禁闭这个处理很恰当，也不重。 偏偏王排长护短，依仗自己是老红军一定要指导员免于处罚。纠缠的结果，指导员还是关了违背军纪的战士。一肚子愤恨的王排长就天天来禁闭室关心自己的战士，偏偏，连部因为事多耽误了给禁闭室送饭。这王排长逮住这机会跑到连部，抓住指导员吴永安的领子就是两个耳光。 打完指导员，王排长回到排里，兴高采烈地显摆一通。副排长一听也来了劲，两个人又跑回连部，副排长上去也打了吴永安两个耳光。 一个排长，连指导员都敢打，这在国民党部队里也罕见！屡犯群众纪律而不改，现在又打指导员，新账老账一起算，纵队党委上报野战军首长，宣判死刑。 枪毙的时候，还有一个陪绑的指导员。 这个指导员也是打人。 指导员有一个特别钟爱的排长在大王庄恶战时牺牲，偏偏因为牺牲的同志太多了，正好没有棺材了，政治部就按照惯例，在坟坑四周钉上木桩，两边放两块木板，用白布裹了放进去。 结果，这指导员觉得政治部亏待了三排长，跑过来吵吵一通，逮住政治部蒋干事上去就两个嘴巴。 这个指导员的确不同于王排长，他的部下的确有些委屈，不过，这动手打人是不对的。于是，枪毙王排长时拉去陪绑。结果，王排长被打死了，这指导员竟然被吓的有了阴影，听不得枪声，也就无法在部队里呆着，后来好像是按复员处理了。 枪毙老红军王排长对部队有巨大的震撼。因为在双堆集大战后，刘邓的部队压根就没有多少老红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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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2节 1937年8月，129师初建不过13000人左右，除掉留延安保卫党中央的，过河部队只有9100多人。经过八年残酷的抗战，尤其是百团大战损失了极多的老红军团队，即使考虑到发端于115师的冀鲁豫小系统的加入，到1948年，整个刘邓的部队，还有多少个老红军指战员？ 我费劲心机寻找不到1949年年初幸存的红军老战士的人数。当时战事倏忽，牺牲是随时的事情，估计没有办法搞统计。 我寻找到的统计数字是1955年授勋的数据，也就是“八一勋章”的获得者。 八一勋章授予中国工农红军时期(1927年8月1日——1937年7月6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人员。 授予勋章的标准是：1、一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师级以上干部。2、二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团级和营级干部。3、三级八一勋章授予1935年10月20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36年9月30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5年9月30日前参加陕北红军和红军第二十五军，1937年7月6日前坚持各地游击战争和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连级以下人员。4、八一奖章授予在1937年7月6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上述人员以外的人员。 我们知道，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是1937年8月，也就是说1937年7月6日到红军大改编之间参加红军的那部分红军其实并没有获得红军的名分和待遇。 也就是说，只有1937年7月6日之前参加红军部队的红军战士才享受“红军战士”的名分。 而且，享受“红军战士”名分的“红军战士”还有“老红军”和一般的“红军战士”的区别。 解放后，人们常听到的“老红军”的说法，并不是单指年龄或社会敬语，在部队的干部履历中是有特定涵义的，即特指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官兵。 1955年授衔时，部队就曾规定过一条授衔时的控制原则，叫做“红军不下校，抗日不上将”，也源于长征在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特殊地位。 所谓“红军不下校”是指，1955年有3000名左右的老红军因为官职较低按照规定不够评校官。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指示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将这些老红军一律授予少校军衔。 那么，“抗日不上将”如何解释呢？因为有巨多的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被授予了将军军衔。 1955年的军衔平定有特殊性和一般规矩两种情况，比如，陈明仁、董其武这种起义将领就是上将。 1955年9月，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授衔前，周恩来总理曾征求过韩练成的意见：根据他的坎坷经历和条件、贡献，如果按起义的国民党军长对待，可以考虑授予上将军衔。但如按他的入党时间和当时的职务，将被授予中将军衔。 起义将领就是“特殊性上将”，地下党归队就是一般性规矩中将。 万毅、韩练成这两位中将都带有起义将领的因素。 非特殊因素，抗战时期加入人民军队的“三八式干部”，授衔的一般标准就是不能超过少将。 最典型就是解方。 解方是1936年4月入党的秘密党员，在东北军先后任职51军参谋处上校科长、113师337旅副旅长、114师少将参谋长。1941年，解方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3局局长，中共中央党校军事训练班秘书长，八路军第120师358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解方到东北，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参谋长、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大军南下，解方任第四野战军12兵团参谋长、第40军副军长。抗美援朝，解方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1953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 解方参加中美朝鲜谈判期间，李达曾经担任志愿军参谋长。 李达是上将，解方是少将。 以解方的贡献和能力，给一个中将 是可以的，毕竟他是“少将头”。然而，1941年加入军队的抗战干部，如果刨除“特殊性”，就只能是少将。 我军规定，中将以上（含中将）干部才被列为高级将“高级将领”，抗战时期入伍的大批的少将虽然也有将军军衔，但不是高级将领。这才是“抗日不上将”的真正含义。 1955年——1957年，授予一级八一勋章的有178人，授予二级八一勋章1467人，三级八一勋章5339人。授予“八一奖章”的数量我寻找不到材料。 截止到1957年，获得八一勋章的只有6984人，加上获得八一奖章的最多也不过10000人。 刘邓大军和东北、华东、西北、华北等4个野战军相比有一个特殊性，唯一的一个完全在新区创建根据地的野战军，其在中原的军区和根据地都是南下的野战军地方化之后创建的。和其他几个大野战军相比，因为大批的地方干部留在了后方，其部队里的老红军骨干更少。 即使按照平均，最多也不会超过2000人。这个时候刘邓的部队虽然体量较小，也是十几万人，一个连队能有一个、两个“老红军”就已经比较宝贝了。 王排长，这种老红军资历而极能干活的人，固然有脾气不好、心胸狭隘的缺点，其实论殴打上级而并不致伤且指导员还有不能及时给禁闭室送饭的失误。王排长，原本可以不杀。之所以一定要杀，就在于革命的军队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更巨大胜利必须严肃军纪。在这种情况下，非重刑不能震吓部队，非重刑不能令行禁止。 想找一个振恐三军的家伙杀头是容易的，十几万大军有那么多的干部，找一个犯错误的那还不容易？但，培养高级一点干部不容易在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战争时期等闲不可乱杀。枪毙个把下级干部又引不起震撼。王排长这个资历深厚偏偏仅仅是排长的“老红军”，不大不好，正合适。 而且，这王排长依仗资历深厚脾气不好目无上级弄得各级领导关系紧张，拿他开刀是“众望所归”而不至于触犯众怒。 然而，毕竟枪毙的是资历深厚的“老红军”，这件事对全体指战员触动很大。部队大多数指战员都是农民，比较懒散，大大咧咧的。通过这件事，都知道整顿军纪是动真格的，谁也不敢再以身试法了。 大胜之后的整顿军纪，为大进军时期秋毫无犯的严格作风准备了条件。 解放大上海之前，三野各部队都进行了深入的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反复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约法八章”。华东局、华东军区和三野前委制订了更为详细具体的《入城守则》、《城市纪律》等文件，下发到各部队。 总前委对三野提出两大要求：即“打得好”、“进得好”。所谓“打得好”就是既要迅速歼灭敌人，又要保护上海的完整;所谓“进得好”，就是执行城市政策好、遵守纪律好、军容风纪好，给上海人民和国际友人以良好的印象。 干部战士都写了保证书。 “不入民房”是陈毅对部队入城后的纪律提出极为严格的要求中最基本的一条。 有的干部提出：遇见下雨、有病号怎么办? 陈毅毫不迟疑地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任何人都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解放军进入市区以后，军、师、团、营各级首长以身作则不进民房，指挥所都设在露天，搭起油布，在马路上铺开地图指挥作战。最少的露宿30个小时，有的长达几天。59师师长住在小学校门口，政治部、司令部住在一条弄堂里，部队在人行道上。 1949年5月25日的早晨，下着小雨，上海市民们在枪声平息后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潮湿的水泥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 胜利的军队在繁华的大城市而街头露宿，谁都是生平第一次见到。 当时明文规定：进入市区的，只限指挥机关和战斗部队，后方辎重、骡马一律不得进入市区。炊事员在郊外烧好了饭，甚至要走上二三十里路，才能送到战士手里。路途远，加上天下雨，有时一天只能走一个来回，战士也就只能一天吃一餐。 在上海，人民子弟兵虽然警卫着城中堆满食品的仓库，但库内食品都原封未动。刚刚进城的解放军碗筷不够，只能用钢盔盛饭，用手抓着吃，大家把这叫做“战斗饭”。 解放大上海的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如此的模范遵守军纪，并不是说所有的指战员都“心底无私天地宽”，而是部队强悍的意识形态追求形成的氛围约束了指战员。 对于解放军在大上海的表现，毛泽东极为赞赏，在电文中重要的事情说四遍：“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反观孙中山用来搞革命的军队，和古代“好男不当兵”的只管吃粮的军队当然有巨大的不同，因为孙中山的革命的确是有崇高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像陈胜、李自成那样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孙中山当然寻找、培养执行革命目的的军队，然而，因为孙中山革命的“理想”是空虚的“为了整个民族”，事实上变成了“没有明确的阶级归宿”而实质上必然转化成“为上层阶级服务”的军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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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3节 就辛亥之后的中国历史看，孙中山先后依托的军队还是有一些革命的倾向的，但，这些军队的革命倾向远远抵不过其领导人所属的阶级利益，一旦，孙中山的革命行为触犯了军队领导人的阶级利益，军队就会背叛革命乃至于向孙中山搞武装叛乱。 我绕来绕去的其实就想说明一个事实，古代中国的军队和西方的军队相比，其实性质都一样，都是为了军饷而打仗或者仅仅是为了服兵役。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古代也有正义的民族战争和自我解放的战争，比如岳飞抗金，比如陈胜起义。不过，古代中国的正义的民族战争和自我解放的战争，除了岳家军等有限的“军纪严明”的军队外，大多是以相互伤害为手段寻求战争的胜利。 比如，中国古代历史上“驱逐鞑虏”最著名的代表是朱元璋的北伐，然而，这个“驱逐鞑虏”的北伐充满了残酷的“无差别屠杀”。 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攻占怀庆府后，受到百姓的欢迎——老百姓在门上挂牌子，牌子上写着欢迎朱元璋部队之类的话。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常遇春有些感动。 不知道南美洲热带雨林里哪一只蝴蝶吃饱撑的呼闪了一下翅膀，于是，怀庆府刮来了一阵邪风，吹翻了一户门前的牌子，这牌子的背面写的是热烈欢迎蒙元军队。 从最高的意识形态而言，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就是说，面对外族入侵，比如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是所有中国人的最高义务，如果不能“抗日自由而生”理论上就应该“与日偕亡”而不共戴天。 也就是说，如果日军进攻一块土地，这块土地的民众就应该“有什么出什么”支持抗战的同时也统统杀上前线。如果最终失败，如果不能向后方撤退，就应该统统与日军死磕。 说实在话，没有这样的抗战部队，因为，连武装都没有的民众固然有支持正义战争的义务更有无可奈何环境下忍辱偷生的选择。 蒙元入侵，南宋政府抵不过，民众无力抵抗，除了挣扎求活别无选择，朱元璋、徐达、常遇春的祖父母、父母都曾经在蒙元统治下求活，也并不比怀庆府的老百姓高尚。 如果是心怀宽容的伟丈夫，看到这“两面牌”更应该悲怆乱世民众生活的艰难。 然而，常遇春是一个巨残酷的人，更是一个极不通人性的人，他不能容忍民众的“两面派”。 于是，常遇春下令屠城。 怀庆府，几乎被杀绝。 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国被逼入了世界近代史的范畴。中西文化也以极端被迫的模式开始对抗、借鉴、交融。从1840年到1953年，113年间，中外军队从虎门打到八里桥、打到卢沟桥、打到上甘岭。这一次又一次的中外战场交手，一方面是民族尊严、利益的争夺，也是中国军队逐渐西方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个是军事装备的日益西化，一个是训练模式和作战思想的西化，一个是军队奋斗的意识形态的寻找。 简单的说，截止到1927年，87年间近代中国的军事建设就是一个日益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因为我们长期被侵略、被掠夺、被侮辱，我们理所当然要对西方的侵略进行批判，更应该揭露侵略者的暴虐——特别应该揭批日本侵略者暴虐，济南惨案、南京大屠杀，每一次大屠杀都是中华民族铭记在心的警钟。 然而，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近代中国是我们向西方学习而不是西方向我们学 括建军思想。 1863年，为了攻克太平军固守的苏州城，李鸿章买通苏州城内郜永宽等八名太平军叛将，许以二品武官诱降，并由常胜军首领英人戈登作保，折箭为盟。 占领苏州城后的李鸿章设下鸿门宴，杀死郜永宽为首的八降将，然后彻底屠杀了城内的降卒，具体多少已难考证，一般认为两万多。 李鸿章背信弃义杀降事件引起了“常胜军”戈登的不满，酿成一次严重的中外文化冲突。 自诩理学家的曾国藩称赞李鸿章：“此间近事，唯李少荃在苏州杀降八王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1863年，太平天国的灭亡已经是铁板钉钉的只分早晚了，郜永宽为首的八降将在这个时候投降清政府，是走投无路的被迫而不是真正认识到太平天国的错误，也未必是真心想当顺民。 反过来讲，面临太平天国即将灭亡的郜永宽等八降将在投降李鸿章前后当然也对李鸿章心存疑虑。 我们看《水浒传》，都知道宋江等梁山将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1、继续造反，或者改朝换代，或者壮烈完蛋；2、谋划招安，回归主流社会。 看书，当然是一个借鉴别人思想的过程，但，看书非常忌讳完全被作者的思想观念引导，因为，任何人包括雨花石写东西都不可能绝对正确，因为真理之所以是真理，也是有条件的。如果从“理解”的角度讲，每一个人的“杀人越货”都可以理解。但，从法治的角度讲，即使“造反有理”也不能滥杀无辜。然而，所谓的梁山好汉，有几个人没有滥杀无辜呢？ 比较被人同情的林冲，为了在梁山当土匪，也是缴纳“投名状”，不但截了杨志的一担珠宝，还要砍了杨志的头。 林冲当然没有杀了杨志，因为杨志正是他的对手，如果遇到的是一般的客人，对不起，就成了冤死鬼。 就梁山将走上梁山的道路而言，的确有一些人是正义的，比如鲁智深，的确有一些悲剧人生，比如武松，但也有一些人是滥杀无辜或者品行不端，比如李逵，比如王矮虎。 除了鲁智深、安道全等有限的一部分，大部分梁山将是有原罪的，即使悲情如武松，他在张都监府的血腥残杀也确实太过分了。 我们读《水浒传》，非常愤恨宋徽宗不能真诚容纳寻求“招安”的梁山将，现在，我们反问一句：能有几个人容纳曾经造反的强盗回归主流社会？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愿意聘用一个刑满释放的盗窃犯或者贪腐犯当你的会计吗？ 同样的道理，我们能够理解郜永宽等八降将对于李鸿章是否有容纳叛将胸怀的疑虑，我们也要理解李鸿章为代表的政府对于郜永宽等八降将是否真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疑虑。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社会对于犯罪的惩戒原本就有一个悖论：如果不严惩就无以戒将来，反过来讲，如果赶尽杀绝不给予犯错者一个改正的机会，是否也太残忍呢？ 这个世界，即使大多人没有犯罪，又有多少人从来没有犯罪的悸动呢？ 对待乱世，曾国藩的办法是“用重典”，能杀头的绝不关押，能严惩的绝不宽容。 我们必须承认，曾国藩、李鸿章的手段对于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还是很有作用的。 但是，如果站在中国历史延续的讲读看，李鸿章苏州杀降与长平之战后白起杀降、巨鹿之战后项羽杀降、攻克祝家庄后李逵杀降、常遇春屠杀怀庆府是一脉相承毫无差别。 历史发展了两千余年，一只脚已经踏进了近代社会，即将成为引领中国近代化领军人物的李鸿章其对待降兵、对待走投无路图谋回归主流社会的努力，竟然继续延续封建时代的思想，这是近代中国的悲剧。 一个是袁世凯小站练兵对于西方建军体制的引入——建军体制的引入必然引发建军思想的变化——另一个是辛亥之后，民主、共和思想对于社会文化的冲击。 我们看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特别是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和古代中国的军阀混战相比，彰显的非常“君子”。 军阀恶战，还“君子”？ 我们看北洋政府四任总理、四任陆军总长、一任参谋总长、一任国家元首的段祺瑞。 这段祺瑞是袁世凯北洋系的核心骨干——北洋之虎。 1908年11月慈禧和光绪先后病死，摄政王载沣欲杀袁世凯，段祺瑞制造假的兵变，致使载沣不敢动手。 制造假兵变对抗摄政王——这个摄政王不同于清初的多尔衮，这个摄政王是宣统皇帝的真爹——一旦清政府能够真正掌控局面，绝对不会饶过制造假政变的段祺瑞。 从这个角度讲，段祺瑞和袁世凯的关系已经形成独立于清政府的“军阀派系”。 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出山，急令段祺瑞为第一军统领兼湖广总督。段祺瑞由于早年出国留学，接受了西方民主共和的思想，深知中国的落后源于集权腐败的家天下统治。于是在讨伐革命军时，并不真的大举进攻，而是与革命军谈判并接连电告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声言：“共和思想已深入将士之心，将领颇有不可遏之势。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联名握有重兵的46名将领，致电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一致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清廷如不速断，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2月5日，段祺瑞再率第一军全体将领致电清廷。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清帝退位。 段祺瑞对于清政府快速倒台和中华民国快速控制全国并合法化有巨大的贡献。 作为北洋政府的陆军总长，面对袁世凯的复辟，坚定走共和道路的他坚定反对袁世凯而被迫卸去职务。然而，出于他受袁世凯几十年知遇之恩，他虽然竭力劝阻绝不参与，但也未公开声讨。 就20世纪初页的中国而言，段祺瑞是站在时代前沿的优秀人才，然，面对国家根本体制这样一个不能被他所接受的巨大倒退，他竟然基于个人感情而选择“中立”。 从承担个人义务、救国救民的角度讲，段祺瑞是不对的。 然而，北洋正好是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快速嬗变的时代，段祺瑞“知与行”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是不可原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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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4节 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推举黎元洪任大总统，自己担任国务总理。 随着政治强人袁世凯的去世，不但中国南方出现了独立的“西南军阀”，就是北洋内部也分解成几大系统军阀，段祺瑞是皖系军阀的头子。 之后，就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段祺瑞和黎元洪发生激烈的争斗，安徽督军张勋借机搞了不成功的复辟。 复辟失败的张勋从容躲进外国租界，北洋政府也并不对张勋、康有为搞政治清算。 之后，段祺瑞的皖系与直奉联军发生了争夺中央领导权的大战，战败的段祺瑞通电下野，也没有被政治清算，嘛事情都没有。 和北洋系的这种政治“君子之争”相比，大西南的四川军阀的混战，站在后人的视角，就更加搞笑。 这些军阀，压根就没有什么政治信仰，对于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也没有什么谋划和方向，他们带着队伍拿着枪搞混战，就是抢地盘抢资源而已。胜利了，势力大增，失败了，有积蓄也可以吃喝不愁，所以，就“人情留一线，将来好再见”。 四川军阀每次打仗，打赢的一方，从来不做穷寇之追。川军最牛的刘湘手下的财神刘航琛说过，四川军阀混战，打赢的一方，在战胜之后必定会做三件大事，第一，拜望败将的父母，把他们安顿好；第二，打电报给失败者，不要跑了，因为自己已不再追赶；同时又告诉失败者，他的家人平安无恙，说“伯父母大人，当小弟侍奉”一类的话；第三，进城安抚百姓，赐予恩惠。 最后成为川系最大的军阀的刘湘，更加有“义气”，在他的提议下，四川大大小小的军阀正式罢战。虽然大家的势力参差不齐，但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彼此间没有过多的为难，连势力最弱的川北军阀刘存厚都得以有一块小地方安身。而刘湘，更是把川中的自贡盐井这颗“摇钱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之后，大家就不在打了，安稳的过起了自己的日子。 因为这种混战不过是抢地盘、抢资源，所以，四川的军阀混战尽量减少对社会的破坏。四川军阀打仗还有一套规矩，那就是四不打：清明祭祖不打；娶亲嫁女丧葬不打；春节不打；秋收农忙不打。每逢这些个时候，各大军阀们不约而同的给手下们放假发钱，让他们回家忙活。有的军阀还是亲戚关系，逢年过节的时候还回家聚聚喝酒，好不热闹，例如其中最有名的“二刘”即刘湘和刘文辉，就是堂叔侄关系。两人虽然在战场上打的头破血流，但是每逢归乡时，却依然又说有笑。 站在后人视角，这些军阀们在争夺权益的同时，的确有一些“可爱”。然而，今日的我们愿意生活在那种环境里吗？ 军队，是所有政权的第一柱石，军队的使用，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和平时期最谨慎的政治。这一点，正如常规社会生活里的财权，非亲近而不可委任，非亲近不可搅和。 现代社会，一个企业或者单位，财务状况是最核心的秘密，即使一些位高权重的副职，如果没有一把手的同意，一般就不要介入财务，否则，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猜忌。 军队，是最高领导人掌控局面的核心依托，是否被授予部分军权体现的最高领导人对于下属的信任度。 纪登奎回忆，文革期间复出的邓小平是一个干工作的人，面对方方面面的乱七八糟，紧张的狠，拼了命搞整顿。 毛泽东当然支持邓小平搞整顿，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并不是搞乱天下，而是通过搞乱天下实现政治目的和文化目的，为下一步的社会建设确保社会主义的方向。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在社会建立过程里确保社会主义的方向，必须发展经济满足民众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然而，发展经济满足民众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只是确保社会主义的方向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 20世纪后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他们从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成资本主义，而与苏联直接邻接的中国和朝鲜到现在还是社会主义体制。解体之前的苏联，科技是非常发达的，社会福利固然抵不过欧美发达国家，比绝大部分国家那是强的不得了。 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区域的社会建设巨大的减缓，即使如此，到2018年年底，俄罗斯的人均国民生产仍然超过了中国。 科技比中国发达、生活比中国高的多的苏联解体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俄罗斯呢？ 如果前苏联不解体而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今日的国际局面是不好猜想的。 历史，最大的特点是不能假设。不过，1991年苏联解体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12年。 苏联其实也搞了改革，从1985年，比中国晚了6年。然而，一直到普京上场的2000年，即使中国已经改革了21年，科技、生活，整体上仍然比不过俄罗斯。然后，历史发展到今天，即使美国不对俄罗斯搞政治敌对和经济封堵，以当前的趋势，社会主义的中国全面赶超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巴西是大概率的事情。 就1979年以来40年的社会发展看，中国的道路选择是正确的而前苏联是错误的，最起码是遗憾的。 问题来了，为什么苏联解体且被和平演变？为什么中国能够坚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有人可能说，苏联建国后有一些管理失误，比如，赫鲁晓夫就鼓捣的斯大林很负面。然而，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都是在批判文革的错误，而且，相当流行的是“伤痕文艺”。 一个如此揭批的时代，能够渡过如此的劫难，当然与中共领导人的杰出有关系，然而，我个人认为还有更深刻的问题——斯大林对沙俄旧有的文化的清算不力。 和汉族相比，俄罗斯民族的宗教信仰要强烈的多，儒家的发展固然也有宗教化倾向，整体而言还是一个世俗的学派。 俄罗斯人被认为是最具宗教品格的一个民族，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东正教所宣传的爱与宽恕的思想处处可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列夫?托尔斯泰等著名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中都充满了种种宗教的哲理。 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化影响深远，其宗教思想已经渗透进日常生活，成为传统思想的组成部分。 宗教，在历史阶段起到的作用是正面的，然而，欧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宗教改革。事实上，欧洲的很多革命，就是宗教战争。 对于一个信仰宗教的国家而言，宗教如果不改革，压根就不可能从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的。 一般来讲，宗教的教义包含两个方面：1、宣传的爱与宽恕——儒家的“仁”和“温良恭俭让”；2、更多的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彼得大帝对东正教的改革，取消了教会的牧首制度，代之以一个沙皇政府掌控的圣主教公会。在这套统治下，东正教自身衍生出庞大的官僚机构，无论是地方教区还是教会高层，腐败、不透明都广遭诟病。西化的俄国城市中产与知识分子逐渐疏远宗教，而虔诚的信众则多来源于农村，文化水平低，在主教们看来，他们是盲目无知的迷信者，甚至是异端的旧信徒。教会组织内部也是沉疴遍地。 东正教是国教，沙皇既是世俗政权的最高领袖，也是宗教的最高领袖，这种管理格局决定了宗教必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也就是说，宗教一般拥有“普世价值观”，一般也拥有阶级属性，否则，就无法存在。 在乱世，尤其是社会激烈变革的前夜，宗教也容易发生分化，保守者往往日益腐朽而堕落，激进者往往更加有殉道精神。 1905年，因为日俄战争里的惨败，彰显了沙皇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在首都圣彼得堡，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工人和要求改革的底层民众聚到冬宫外，要求沙皇政府改革，呼吁更多政治自由与社会公平。在这场运动中，东正教教士加彭扮演了重要作用，他在工人中传播教义，发动社会运动。在他的鼓动下，不满沙皇政府的人们举着东正教的旗帜和十字架加入请愿。 然而，迎接群众的，是沙皇军队的子弹。 在这之后，一大批激进的宗教改革者不但积极呼吁宗教改革，甚至于直接住到了圣彼得堡的无产阶级街区，在工厂工人阶级中布道、宣传。 列宁领导的共产党人和激进的宗教改革者都在推动社会变革。 按照列宁的意见，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是在夺权之后让宗教脱离政治，成为私人事务，把人民从“精神鸦片”中拯救出来。十月革命之后的苏维埃政府实践了这一思路，清理教会的政治影响，各类反迷信的教育运动也如火如荼开展。 改革派教士却从革命后容纳各种激进思想、文化、艺术与社会革新的红色政权中看到了理想社会的图景。他们试图将自己的宗教改革诉求和社会主义理想结合起来。布尔什维克意识到了这支力量，从而与改革派教士达成了一个松散的同盟，利用他们的影响，打击不愿意配合苏维埃政权的正统派主教集团。 但这个脆弱的联盟没有持续多久。在1920年代，随着红白军内战结束，布尔什维克对宗教采取了更为严苛的措施。一方面，无论是改革派还是正统派，都仍然是宗教——布尔什维克需要消灭的旧世界势力之一，支持改革派仅仅是对仍然强势的东正教力量的暂时妥协，而非布尔什维克的长远之计。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对宗教的态度更加激进。在教会记忆中，苏联时代，尤其是列宁和斯大林时代打压和清洗的记忆，惨不忍睹不堪回首——官方关闭了大多数的教堂，教会财产被大规模没收，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数千名神职人员被处决，更多人被投入劳改营”。 1938年，斯大林下定决心打造一个“无神的五年”，于1943年将最后一座东正教堂关闭。 苏德战争的突然爆发，改变了斯大林的宗教政策，也影响了苏联的历史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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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5节 苏德战争意外的突爆，重创了苏维埃政权的同时，也给于苏联境内的东正教更大的威胁。原因很简单，入侵的希特勒德国信仰的是天主教。就我们一般的理解，希特勒德国对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入侵，是泯灭人性的侵略战争，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斗争。这两种性质的比重，更多的是泯灭人性的法西斯侵略，因此，帝国主义的美英可以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构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为这是主要矛盾。 不过，站在东正教的视角，希特勒德国对于苏联的入侵，1、泯灭人性的暴政，2、对俄罗斯的民族侵略，3、两种社会性质的斗争，4、两种宗教信仰的斗争。 因此，站在东正教的立场，挣扎求存的唯一选择就是支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于是，有了一个流传极广的传闻。玛德罗娜，是一个双目失明、对东正教信仰虔诚的普通农妇，从农村来到莫斯科，在街头乞讨，也尽其所能乐于救人于水火，于是，有了一些社会影响。 据说，苏德战争爆发后，玛德罗娜把自己关进石室里，虔诚地为祖国祈祷。谁知在一团火光中，圣母显灵了。圣母告诉玛德罗娜：要把苏联的教堂和修道院重新开放，释放主教和神父们；另外，生母说决不能放弃列宁格勒，要把喀山圣母像搬到列宁格勒绕城一周，再把圣母像搬到莫斯科进行祈祷，最后搬到斯大林格勒。玛德罗娜将这件事告诉了宗教领袖，随后，传说就像瘟疫一样散开了。 据说，战局不利焦虑地考虑是否要放弃莫斯科、退守乌拉尔山脉的斯大林，得知这个传说后，找到了玛德罗娜。玛德罗娜则告诉斯大林，他应该像历史上的俄国英雄人物一样，死守不动摇。 这个故事是一个流言。不过，外患艰窘的斯大林在努力构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同时，构建国内和谐减少不必要的内部摩擦是合乎道理的选择。 1941年的苏联，距离十月革命的1917年，不过14年，宗教受众群体巨大，宗教确实有利于人民得到信仰，信仰会产生力量。因此，斯大林找到华西列夫斯基、沙波什尼科夫这些拥有东正教信仰的心腹，商量恢复东正教和其他宗教的事宜。 很快，大批宗教工作人员被释放，教堂重新启用，斯大林还当真安排专人按照传说那样走了一遭。之前，闹得势不两立的无产阶级思想和宗教思想开始产生了奇妙的交合，东正教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合法地位”，他们共同向苏联军民传递“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宗教的帮助下，苏联内部更加团结，他们赢下了莫斯科战役，并在随后的各大重要战役中大多取得胜利，一步步扭转了战略上的劣势，最终将德国入侵者赶出了苏联；东正教也避免被彻底清除，重新取得地位。 十月革命14年后的苏联共产党人，为了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被迫与宗教联合，一个方面说明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发展中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三教”在中国的影响。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国共两党虽然都努力寻找抗战的力量，然而，国共两党都没有依托儒家思想。 七七事变后，山东危殆。驻兖州72师师长孙桐萱连夜安排孔德成夫妇离开曲阜取道徐州抵达武汉，并在汉口发表了抗战宣言，谴责日本人的侵略罪行。一时间，武汉人心鼓舞，抗战士气也因此大增。武汉沦陷后，孔德成又西迁至重庆歌乐山下居住，虽生活清苦，但是孔德成依旧读书研学，不坠家风。 孔德成，某种程度可以代表传统的孔家，多少可以象征一点儒家，也多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孔德成谴责侵略号召抗战，当然对中国的抗战有一些贡献，但，这个贡献小到微不足道。 和苏共的革命历程相比，1927年正式打枪、1949年建国、1953年傲然耸立在东方的共和国政权的建立走过了太多的艰难。就世界近代历史，乃至于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言，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共和国的建立，都是最艰难的。 同理，放眼整个世界近代历史，乃至于整个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有巨大影响的共和国的创始人，毛泽东本人革命历程的艰难和挑战，即使不是排序第一，也是最艰难的人之一。 毛泽东的艰难，并不仅仅是与拿枪的正面的敌人，与国民党反动派、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与干涉中国内政侵略朝鲜的美帝国主义作斗争，还要与党内的错误思想作斗争，还要与共产国际、苏联的错误领导作斗争。 和毛泽东的艰难相比，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克伦威尔、华盛顿、罗伯斯皮尔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列宁、斯大林、铁托、 、胡志明的斗争环境要轻松的太多太多。 列宁固然领导了人类历史第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了第一个长期存在的苏维埃政权，但，其以武装形式打败内外敌人获得一个稳定政权的时间不过三年多。而且，和毛泽东领导革命的中国环境的贫穷落后相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要进步的太多太多。 从1893年出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整个的青少年时代、青壮年时代都没有走出过国境直接感受西方的文化、科技和社会管理。毛泽东以“读万卷书”为只要形式、以与国际友人和有留学经历的人交流为辅，这样两种途径，批判的接受传入中国的各种思想进而根据中国的国情寻找到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武装斗争的模式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整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从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政权。 即使，新中国成立一年后的1950年10月，对于是否抗美援朝，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内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还没有完整进入和平时期的中国，反对出兵或者谨慎出兵的思想都是主流。 就现在公开的材料看，最早参与是否抗美援朝讨论的在北京的高层领导人，我们看不到任何人正面支持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反对出兵的，当毛泽东表态出兵后，周恩来立即追随毛泽东的立场。就是否抗美援朝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为，周恩来没有立场，他的立场就是“惟毛泽东的立场是立场”。 因为林彪后来在文革的表现，他的态度被公开揭露：“ 啊，苏联为什么不出兵？苏联老大哥建国几十年了，我们才建国几个月，陈毅说得对，我们需要休养生息。美国已经给我们信息，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立即与中国建交。这可能是一个阴谋，但不失为一个机会。” 林彪说：“陈毅说得对，我们需要休养生息。” 陈毅，也正面表示反对抗美援朝。 也就是说，五大野战军的司令员里，最起码有两个公开反对参战。 彭德怀也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1950年10月4日，彭德怀坐飞机进京到达中南海时，政治局会议已经开始了，彭德怀这才知道是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的事。因为没有准备，彭德怀只是静静地倾听别人的发言。 会议中发言的总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 回到北京饭店，彭德怀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杨凤安说，后来因“反党”罪名被关押的彭德怀在“交代材料”中曾写道：“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 辗转难眠的彭德怀，耳边老是回响着毛泽东说的那几句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想了一晚上，他倾向于同意出兵。 10月5日上午，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车去中南海。“毛 等于就在彭老总面前点了他的将了，彭总想了一下说，他服从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决定。”下午开会的时候，两种意见仍然相持不下。彭德怀表态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做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为10月15日。 散会后，在中南海畔，有人走过来拍了拍彭德怀的肩膀说：“还不服老哟！”彭德怀仰天长笑，说：“我到死也不服老……” 这个说彭德怀“还不服老哟”的人，能够“拍了拍彭德怀的肩膀”，必定是一个非常高级别的领导人。他对彭德怀的这个态度就是反对“抗美援朝”。 彭德怀去朝鲜前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说：“从红军时期开始，有一些文件都是我随身带着。这次去朝鲜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牺牲。这些文件绝对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他把这些文件交给了毛泽东，让毛代为保存。 为什么如此？彭德怀曾经发言：“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真的，没有必胜的底气和信念。 抗美援朝的胜利属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抗美援朝的决策，就当前见到的材料，大约属于三个人：毛泽东、彭德怀、高岗。 为什么有高岗？ 高岗不但在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之前实际负责志愿军在东北的组建和出兵的准备工作。而且，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后，高岗承担了这样的重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从此，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高岗这个抗美援朝“后勤总司令”，依靠和动员广大东北民众，完成了艰巨的支前任务。 因为高岗过早倒台和自杀，高岗在历史上的贡献被弱化，然而，即使高岗极早倒台，也找不到高岗反对抗美援朝或者犹疑抗美援朝的材料。 从彭德怀的回忆看，他的出征还是毛泽东的态度的触动。 就现在见到的材料看，在毛泽东没有接彭德怀去北京之前，政治局委员、军委副 、解放军副总司令员、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 、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基本没有关注朝鲜战局，更没有向中共中央提出任何有价值的建议。 也就是说，如果毛泽东不关注抗美援朝，彭德怀是不会主动请命抗美援朝的。 新中国成立后，高岗虽然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虽然他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有巨大的贡献，领兵打仗的确非其所长。 共和国最伟大的战略决策，抗美援朝，严格说来，是毛泽东一人的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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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6节 当枪炮声日益寂静而鸟儿在三八线上歌唱和平，从1840年以来，几乎无日不战的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可以搞建设的时代。 从1840年以来，113年的对外战争，不管是清政府，还是地方军阀，我们的对外战争大部分是兵败，即使有一些在战场获得胜利，也因为政治的无能最终也只能是丧权辱国，或者割地，或者边疆危机，或者赔钱。即使获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因为国家贫弱而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即使付出巨大民族牺牲的抗日战争，为了获得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美英压迫国民政府屈服苏联的要求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 抗美援朝是1840年以来，中国对外战争里唯一的一次战场在国外、战场取得巨大胜利、谈判维护了应有权益的对外战争。 而且，抗美援朝的胜利不同于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入侵的胜利，意大利不但是一个相对较弱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意大利的军队的战斗力在发达国家里是比较弱鸡的。 其实，如果鸡可以提意见，它们会说，意大利的军队比鸡还弱。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因为挡住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此之后，除了骄狂的不自量力的越南等国家，负责任的大国等闲不敢在陆地上和中国的人民解放军正面交手。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民族战争的胜利，是中华儿女民族复兴的志愿的胜利，是千千万万民众竭尽全能的支援战争的胜利，是千千万万英雄儿女敢于牺牲的胜利，是巨多英雄斗智斗勇的胜利。 不过，从某种程度讲，抗美援朝的胜利是毛泽东的胜利，因为，如果领导中国的不是毛泽东，即使战将如彭德怀、后勤如高岗、外交如周恩来，也断乎不会主动出兵去三千里江山去抗美援朝，即使维护国家主权而被迫开打，战场也更有可能在鸭绿江以西展开。 如果仅仅从后勤供应的角度讲，战争在鸭绿江附近开打最为有利，然而，战争对于中国最重要的东北工业基地的破坏就非常严重。最重要的是，抗美援朝在三八线附近开打，和联合国军开打的除了中国的军队，还有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如果战场在鸭绿江边开打，北朝鲜就已经名存实亡，中国的“抗美援朝”就变成了只有“抗美”而没有“援朝”了。 抗美援朝，是进入世界近代历史之后中国外交战略最大的胜利，我们固然有巨大的牺牲，而收获之大骨法估算。 仅仅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毛泽东就已经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和伟人，放眼整个中国历史，也绝对是最优秀的领导人——不是之一而是唯一。 从1921年开始，毛泽东的名字响彻了安源路矿、三湘大地、井冈翠竹、闽粤的战地黄花、雪山的高雪、草地的泥潭、六盘山的天高云淡、延安的宝塔山、最终是天安门雄壮的宣呼。 不要说近现代的中国，就是古代的中国，大多的政权更替都有文化和管理方式的变革或者调整。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后，按照儒家的评价，是没有“圣人”的。尧舜禹汤，因为文献记载的简单，后人已经不能详细了解他们的时代和贡献。文武周时代，文献的记载相对详细，尤其周公的管理，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塑造有着巨大的正影响。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极深刻的，但，孔子固然有积极社会管理的上进心，不过，他的管理思想固然有正影响，却也有脱离社会实际不能搞实践的短板。孔子，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固然源远流长，但，儒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孔子去世之后好几百年。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儒家无关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在汉武帝之后，决定中国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也与儒家无关。元、清两个不被儒家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政权最终战胜尊孔的南宋、明而统一中国，这最起码证明儒家的文化并不是救国救民灵丹妙药。 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儒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必然有适合中国国情的地方，但，信仰儒家思想的中原政权并不能抵挡外来的侵略，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 诞生于春秋战国之交的儒家，原本就有极强烈的济世救民志向，然，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几百年，竟然没有一个地方政权认真的接纳孔子的思想治理国家。这里头，绝不仅仅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国主都狭隘自私，而是因为儒家的思想只适合“和谐社会构建一种稳定的环境”而不能迎接凶恶的挑战。 春秋战国是乱世，争霸是压倒一切的大战略，或者被吃掉、或者吃掉别人，“仁政”的儒家当然斗不过“实事求是”的法家。 《韩非子?五蠹》：“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 秦亡，争夺天下成功的刘邦当然相对于项羽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但，刘邦也不是依靠儒家思想战胜的项羽。 刘邦登基后，儒家的确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但，刘邦之所以有限度的接纳儒家，并不是儒家可以“攻城掠地”或者可以“发展经济”。 刘邦容纳儒家的原因只有一个：利用儒家建立阶级秩序管控民众。 儒家，是不能创造财富的，也是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的。儒家的最大特点就是“煲一碗心灵鸡汤”让一个人沉寂在“自我塑造”里而不管不顾外边世界的变换。 汉武帝之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因为挫败了匈奴而解决了内部的分裂势力，汉武帝需要用“鸡汤”迷惑民众。 从汉武帝开始，中国的帝王大多比较内敛，大多习惯用儒家搞“心灵鸡汤”。 汉武帝之后，一直到1840年，中原的历史舞台潮起潮落，即使“天下亡”而蒙元、满清入侵，汉民族总有一种“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文化自信”。 然，1840年鸦片战争，给予中国最大的冲击，除了坚船利炮的“器物优势”—— 中国人也可以制造坚船利炮的器物 ——也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足—— 即使近代的中国，放眼世界，也并不是绝对的贫穷，最起码，中国还是有一些富人的 ——鸦片战争给予国人，特别是先进的中国人最大的冲击是，和外部世界相比，我们发现，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生活模式落后。 有人说，传统中国多么多么的美好，那么，我问一个最刺人的话：你愿意生活在那种环境里吗？ 比如，满清的旗服和宋明的峨冠博带，如果允许选择，你愿意舍弃今日流行的西装革履吗？ 比如，你头疼脑热的时候，你愿意看西医呢还是愿意吃中药？ 改革开放后，即使非常保守的内地，更多的婚礼，新娘子是一袭圣洁的白纱而不是喜庆的红妆。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多美好的元素，但，我们必须承认，一步一步的社会变革，整体的走向是对传统文化的摒弃而创新。 因此，伴随着一次又一次被外来侵略者按在地上的痛殴，先进的中国人痛定思痛一步又一步的或被动或主动的承认了自己文化的落后，并在积极吸纳外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社会文明。 一个成熟的社会要从塑自己的文化，必须有一个撑起民族自信的凝聚核心，也就是要有一个伟大的旗帜。 近代中国，曾经有过许多“闻人”，理学大师曾国藩、洋务中坚李鸿章、维新旗手康有为、民主先驱孙中山、文化巨匠陈独秀，包括形式上统一中国的蒋介石，这些人在历史上都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 然而，他们的影响还不足于改造中国的社会，尤其还不足于改造中国民众的精神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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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7节 1935年10月，远征的中央红军到达黄土高坡，贫瘠而落后的大西北开始以蓬勃的生机引领中国走进新时代。 这个时候的陕北，从《白鹿原》可知，刚刚经历一场持续时间极长、影响极恶劣的旱灾。 《白鹿原》第十八章： “一场异常的年馑临到白鹿原上。饥馑是由旱灾酿成。干旱自古就是原上最常见最普通的灾情，或轻重几乎年年都在发生，不足为奇。通常的旱象多发生在五六七三个月，一般到八月秋雨连绵就结束了，主要是伏旱，对于秋末播种夏初收获的青稞大麦扁豆小麦危害不大，凭着夏季这一料稳妥的收成，白鹿原才繁衍着一个个稠密的村庄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这年的干旱来得早，实际是从春末夏初就开始的，麦子上场以后，依然是一天接一天一月连一月的炸红的天气，割过麦子的麦茬地里，土地被暴烈的日晒得炸开镢把儿宽的口子，谷子包谷黑豆红豆种不下去。有人怀着侥幸心理在干燥的黄土里撒下谷种，迟早一场雨，谷苗就冒出来了，早稻迟谷，谷子又耐旱；然而他们押的老宝落空了，扒开犁沟儿，捡起谷粒在手心捻搓一下，全成了酥酥的灰色粉末儿。田野里满都是被晒得闪闪发亮的麦茬子，犁铧插不进铁板似的地皮，钢刃铁锨也踏扎不下去，强性人狠着心聚着劲扎翻土地，却撬断了锨把儿。旱象一直延续下去，持续不降的高温热得人日夜汗流不止喘息难定。村里的涝池只剩下池心的一洼墨绿色的臭水，孩子们仍然在泥水里浆洗，不几天就完全干涸了，旱象一直僵持到八月十五中秋节日。这是播种冬小麦的节令。人们无心赏月无心吃团圆饼全都陷入慌恐之中。 …… 人们再也无法忍受等待的焦虑，怀着最后的希望把麦子撒进干裂的土地，犁铧翻起干裂的上层，蹿起一股股黄色法烟。麦粒比谷粒更快的粉化了，真正出现了一亩一苗的奇观，那一棵希罕的麦苗是在牛尿里侥幸出土的，干旱延续到腊月，落下一场多年不见的大雪，冻死了白鹿原上的柿子树，老树新树几乎无一幸免。 …… 大雪后接着是持续的冬旱的奇寒，积雪不经融化而逐渐风干了。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原野上一片精赤，不见麦禾也不见青草，满眼是枯死的柿树枝干。想种点萝卜也不进籽儿，柿可当食，萝卜亦可救生，老天爷连一丝儿生存的机缘都不给白鹿原上的乡民。干旱僵持过春天又延续过夏天，当一场隔年不见的透雨降下的时候，人们已经不大关心或者无心操持秋田播种的事了，种籽没有了，耕牛也没有了。旷年持久空前未遇的大旱造成了闻所未闻旷日持久的年经，野菜野草刚挖出地皮被人们连根挖去煮食了，树叶刚绽开来也被 捋去下锅了。先是柳树杨树，接着是榆树构树椿树，随后就把一切树叶都煮食净光了，出一茬捋一茬。榆树叶是所有树族中的佼佼者，捋了树叶又扒了树皮，剔掉粗皮留下内瓤，剁成细未儿和水熬煮，就变成又粘又稠的绝佳的糊糊。白鹿原上的榆树是继柿树之后来的又一个家族。 …… 饿死人已不会引起惊慌诧异，先是老人后是孩子，老人和孩子似乎更经不住饥饿。 持续的大旱灾，给予最富庶的白鹿原以沉重的打击，给予原本就不富庶的陕北更沉重的打击。 1929年的大旱灾，其持续时间、受灾区域、被灾人口惨烈程度等，均已超过涉及光绪三年的大旱。1928年春末，旱象初起，全省几乎所有县区滴雨未降（当时陕西共有92县，无县不旱）。夏粮绝收，秋粮未能下种，连续两季颗粒无收。当时除少数殷实人家之外，绝大部分农家都很少存粮，一般都是“收一茬庄稼吃一季粮”。这样，在两季绝收的情况下，灾情于1928年秋便迅速蔓延开来。 灾前全省人口1300万，940万人受灾，死亡250万人，逃荒40余万人，被卖妇女竟达30多万人。 如此惨重的灾害，其主要的推手当然是大自然而与人无关，但，应对灾害的社会能力体现了政府的管理能力。 党晴梵于1931年1月在《陕灾月刊》上撰文指出：“在关中西部的眉县，水田肥地皆种烟苗，农民大多吸食鸦片，致使粮食异常缺乏，而农民体力又弱，一遇旱灾，即束手待毙。村落为墟，田地荒芜……” 一个政府管理能力的一个彰显，一个社会进化程度的一个标杆，很大程度体现为农作物的种类。 以人类的享受的价值取向看，农作物大约分为三类：1、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必要的能量、物质的农作物，比如粮食、糖料、棉花；2、满足人类更高的精神需求的农作物，比如花卉、苗木；3、与人类无益且有害的嗜好作物，比如烟草、鸦片等等。 烟草、鸦片，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毫无疑问是副能量，然，因为其麻醉性和依赖性，如果政府不搞强控，往往有巨大的市场。一旦大批的农田种植嗜好作物，必然压缩生活资料的生产，一旦大规模灾害发生，就会严重降低应对灾害的能力。 满足人类更高精神需求的花卉等经济作物固然也挤占生活资料的生产，但，人类对于花卉等经济作物的欣赏是一种更高的精神需求，他不是负面的依赖。 一个社会高度欣赏花卉等经济作物的基础是社会经济的繁荣富庶，这种社会应对灾害的能力是强劲的。 近代中国进入近代中国正是在“鸦片的撕扯”里拉开序幕。 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是禁绝鸦片等毒品的社会。 《白鹿原》的第四章，描述了鸦片的种植。 “白嘉轩从山里娶回来第七个女人吴仙草，同时带回来罂粟种子。 连续三年，白嘉轩把河川的十多亩天字号水地全都种上了罂粟，只在汉原和原坡地里种植粮食。罂粟种植的巨大收益比鸦片的香气更具诱惑。他在一亩水地里采收炼制的鸦片所卖的银元，可以买回十几亩天字号水地实地所能生产的麦子，十多亩天字号水地种植的罂粟的价值足以抵得过百余亩地的麦子和包谷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三五年间，白鹿原上的平原和白鹿原下的河川已经成为罂粟的王国。滋水县令连续三任禁种罂粟，但罂粟的种植和繁衍却仍在继续。 好多年后，即白嘉轩在自己的天字号水地里引种罂粟大获成功之后的好多年后，美国那位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冒险家记者斯诺先生来到离白鹿原不远的渭河流域古老农业开发区关中，看到了无边无际五彩缤纷的美丽的罂粟花。他在他的《西行漫记》一书里对这片使美洲人羞谈历史的古老土地上的罂粟发出感叹：“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二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除了国土特别不利于粮食种植的国家，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是能够保障最低饮食安全的，地狭人稠的岛国日本对于稻米自给有着病态的追求。为什么如此呢？因为食物这个玩意的生产有巨强的季节性，一旦短缺且被战略封锁，一般国家是无法抵抗的。 春秋时期的管仲献计齐桓公商战降服了鲁国。 齐国产帛，鲁国盛产绨。绨是一种高档布料。管仲建议齐桓公亲自穿绨服，并命令臣下必须穿服绨。上行下效，齐国的老百姓一时间掀起了穿绨料衣服新风尚。齐国绨料紧俏，价格飞涨。 管仲下令，齐国百姓不准织绨。 于是，大批的鲁国绨产品高价卖到齐国。强大的市场需求和高昂的利润，吸引着鲁国家家纺机响户户织绨忙。 春秋时期，是一个劳动力短缺的时代，粮食生产的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劳动力的投入。 鲁国人，把轻贵的绨卖到齐国，花极少的钱买回粮食，真的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然而，当整个鲁国狂热织绨而荒废农业的时候，管仲突然要求桓公和大臣们改穿帛料衣服，同时封闭关卡绝不允许鲁国的绨进入齐国。 春秋时期，交通不便，跨境调剂粮食的地域非常的有限，鲁国只能在邻国购入粮食。鲁国的邻国最富庶的是齐国。 原本十钱一石的粮食，在鲁国涨到千钱。走投无路的鲁国只能向齐国服输。 二战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依靠辽阔的土地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向广阔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粮食，有相当多国家放弃了粮食生产而专攻几种经济作物，整个国家就高度依赖发达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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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8节 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围绕着大豆展开的。 在中美大豆之战里，中国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优势，是因为中美还仅仅是贸易争端并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正面死掐。如果，中美的矛盾发展到1950年的全面封锁，美国一定封锁马六甲海峡封堵美洲大豆和粮食进入中国，这的确是一个麻烦。不过，这个麻烦对于中国并不致命，因为中国进口大豆是提供油料和饲料获得肉食。即使国际市场彻底断绝，也只能极大程度降低民众的生活质量而不会出现饿死人的困境。 一个成熟的政府，对于社会生产的管理必须是理智的，也绝对不可以只管经济效益，更不能只管一部分民众的意愿。就当今的世界而言，确有一些国家、一些地区依靠生产毒害民众的物品而获得巨大财富。然而，没有一个国家最终能够依靠生产这种东西而迈进新时代。 近代中国的耻辱，开端于禁毒而不得，近代中国一个极巨大的特点是毒品泛滥。 从林则徐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有无数的想、先进人物，为禁毒而呐喊，也有一些政府官员试图禁毒，最终而必然失败，因为整个领导层不能团结凝聚民族之魂。 对于陕西省的大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原因寻找最特别：“自民国开国后，不论北洋军阀势力如何顽强，但南有粤、而北有陕，革命之势力总时时与军阀奋斗，总理所倡导之义举，陕西亦无役不从，当时在南方则地方富庶，尚有华侨供给，在北方则无一可恃。粮也要穷百姓供给，草也要穷百姓供给，军中一物一事。无不要穷百姓的汗血钱，故地方已精疲力尽。” 民国建立后，围绕国家的建设道路和权力争夺，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展开持续的激烈的争夺。革命，如果能够奏效，那就是正面的变革，如果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那就是悲催的内耗。 民国时期，南方革命的基地是孙中山的故乡广东，北方竟然是远离海洋的陕西。 搞革命当然需要后勤保障，广东不但是侨乡而且有漫长的海岸线，孙中山称“华侨为革命之母”，就是因为华侨为革命提供了志士和后勤支持。深入内陆的陕西，不但穷而且交通闭塞的狠，革命者所革命的依托，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需要民众负担。就民国时期的社会生产而言，革命所需要的“一物一事”，最终是“穷百姓的汗血钱”。 革命战争是战争的一种，而战争本身除了耗费物质之外，还一定对社会生产有一定的耽误和破坏。 这一波一波的折腾而不能带来正能量的社会生产，“地方已精疲力尽”，正如掏光了六个荷包贷款买房，突遇天灾人祸，手头紧的不得了，就苦不堪言了。 革命的胜利，有两个模式，一个疾风暴雨的一触而就，另一个是持续的拉锯。如果是前一种，倒也罢了，如果遇到有一种状况，也就是革命的势力和反革命的势力势均力敌，胜出者往往就需要稳固的根据地。 事实上，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就推翻旧政权的其实非常的少，一个是刘邦项羽快速推翻秦王朝，一个是孙中山快速推翻清王朝。除了这两个，绝大多数新政权的建立者都有相对稳定的根据地。 古代中国流窜作战几乎推翻或者推翻旧政权的并不稀罕，比如黄巢曾经攻入长安、比如李自成曾经攻破北京，但，最终都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就是流动作战的武装不但没有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也没有根据地建设的思想意识。 黑瞎子掰棒子式的革命，最终是没有成果的。 满清入关后快速击败李自成、南明、张献忠等力量，原因是复杂的、机遇是难得的。然，李自成、张献忠这两个喜欢冲州撞府的家伙压根就没有根据地建设的理念，至于明王朝，几百年统治产生的后遗症是压根就没有核心的支持者。 没有坚定的后方，满世界乱窜，胜者无往不利，一旦挫败，往往就一个大马趴跌倒爬不起来。 孙中山，当然是革命者，也是有崇高理想的革命者，然而，其阶级归属决定了他本人和他带领的革命党除了搞“暴力革命”就是搞“武装依赖”，不但不能真正搞政党建设，更不能搞根据地建设。 开风气之先而其实不能搞扎扎实实的社会建设，是孙中山的最大特点。 其实，孙中山之后的蒋介石，最大的特点是精于权谋而不通扎扎实实的社会建设。 至于汪精卫，那是个华而不实的家伙。 要说近代没有长于社会建设的人才，那是违心之谈。张作霖在东北的前期、阎锡山在山西的前期，其社会建设还是颇有建树的。然而，张作霖、阎锡山的悲剧，不但是军阀混战最终毁掉了社会建设的果实，而且，他们的社会建设并没有宏大的战略。 如果一定要给一个定义的话，张作霖在东北、阎锡山在山西、陈济棠在广东，大约是“好人政治搞的实业救国”。 “好人政治”和“实业救国”在20世纪20年代，都曾经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观念，很快就失败了，原因在于中国太大了，人口太多了，一个“好人领袖”压根就不可能管理好自己的团队，这种“好人政治”一旦“好人出变”就变革的不可收拾。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陈诚——蒋经国在台湾的治理，就是非常典型的“好人政治搞的实业救国”，尤其是小蒋时代，其工作作风明显表现出在苏联留学、生活的痕迹。但，小蒋去世，李登辉乱搅，国民党就没有任何抵御的力量任由分裂了。 其关键就是小蒋这个“好人”留下的“制度”和“惯性”抵不住“恶人”的内耗。 鲁迅先生写的《故乡》非常实际的描写了辛亥革命后农村的破败。为什么革命导致社会的破败呢？简单，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一心一意只搞“武装革命”，他们不知道打倒一个反动的军阀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情，但要铲除诞生军阀的社会土壤，那就太麻烦了。 孙中山的革命，那是“青天白日”高高飘扬在天空而不接地气。 这种不接地气的革命，就没有社会建设，也没有民众的教育，带给社会的当然有思想的正能量，但就社会财富而论，破坏是极强的。 1928—1929年陕西大旱灾之后的1936年，斯诺去陕北密访“红色中国”，为了身体健康，“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这五种病在当时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此外，最近还流传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说淋巴腺鼠疫正在陕西省蔓延开来，陕西省是地球上少数几处流行这种风土病的地方之一。” 近距离了解旱灾对民众的巨大伤害，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看到成千的儿童由于饥饿而奄奄待毙，这场饥荒最后夺去了500多万人的生命！那是我一生中觉醒的转捩点；我后来经历了许多战争、贫穷、暴力和革命，但这一直是最使我震惊的经历……” 土地革命时期，红色革命的主战场是南方，而相对沉寂的北方，最耀眼的红色正是天灾人祸最重的陕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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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9节 也许，与这一次大灾害有相当的关联。 不过，和1928年开始的陕西旱灾相比，发生于抗战时期的1941年—1943年以河南为中心的北方旱灾的持续时间巨长、范围巨广和受灾巨重。 于是，有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就在这场影响极巨的大灾害里，就在流离失所寻找生路的移民群体里，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晋西北有一首叫《芝麻油》的民歌：“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这是一首典型的情歌小调。 抗战爆发，共产党人的音乐家安波等人借《芝麻油》这首晋西北民歌的曲调重新填词，演变成了一首反映抗日内容的民歌《骑白马》：“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黑哟，打日本就顾不上”。 《骑白马》反应了时代对于民众的需要，爱情要服从抗战。 清朝乾隆年间蘅塘退土孙洙对《唐诗三百首》有一个评价：“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 高明的诗人是创造，一般的文人喜欢的是“仿造”。 音乐，也如此。然而，因为目的的不同，创作的手法也应该不同，比如，抗战要发动的是广大民众的激情，朦胧诗一般的艺术就起不到作用。民间流行的小调之所以流行，就是适应民众的审美。安波等人借《芝麻油》这首在晋西北流行的民歌的曲调重新填词演变成了鼓动抗日的《骑白马》，就不是一般意义的“仿造”而是最有力的革命的号召。 1942年是北方旱灾的大发展阶段，陕北葭县（原佳县）遭旱灾，政府组织70多位贫困农民向南移民开发荒山，李增正是副队长，路上有的移民想家，平时擅编秧歌的李增正说：“咱们在路上红火些，大家就不想家了。毛 领导穷人翻身，咱就编个《毛 领导穷人翻身》（即《移民歌》）的歌来唱吧”。 《移民歌》既有叙事的成分，又有抒情的成分，表达在毛 、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贫苦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欣悦心情。歌曲编成后由李有源的侄子、农民歌手李增正多次在民间和群众集会上演唱，很受人们欢迎。 1944年，时任《解放日报》的记者陈伯林将歌曲的9段歌词和所用《骑白马》的曲谱(即《白马调》)于当年3月11日，全部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后来收进公木（署名张松如）与何其芳共同编注的《陕北民歌选》一书。随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将《移民歌》整理、删修成为三段歌词，并改名为《东方红》。 《东方红》诞生的最关键阶段是《移民歌》的创造。而《移民歌》的创造是贫苦农民离家开荒种地活命途中的精神愉悦的产物。 为了渡过旱灾活命，陕甘宁政府有组织的搞移民开荒，正如1941年3月王震带领359旅去南泥湾开荒一样，是革命政府渡过经济困难的革命政策，也是革命政府社会建设的举措。 为了渡过经济困难，延安发起了大生产运动，每一个人都要搞生产，即使高级领导人，也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参加生产劳动。 长期在国统区搞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回到延安积极参加劳动，在一次纺线比赛里，带着臂伤坚持比赛的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他纺的线被评为甲等。 为了渡过旱灾，整个陕甘宁边区，从最高领导层到最底层的劳动者，尽可能的投入到具体的劳动中，彰显了共度时艰的管理理念。 我们所有人都有父母，都是子女，即使我们的父母已经去世，我们也是子女。我们绝大部分人有子女，或者将来会有子女，我们绝大多数人是父母。 我们曾经被父母爱过、管教过，我们也在爱着、管教着子女。 如果我们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夹在中间，就能体会被管的心情和管理的心情交杂的尴尬。 只要是群居的动物，就一定有管理的需要。只要群居的动物，都有“管理”的法则。人类生活远比任何群居的动物复杂，没有管理法则是无法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是不符合人类生活的实际的。 鲁迅在《病后杂谈》里说了一些人搞笑的幻想：“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 恨世界恨到“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这不是理想也不是幻想而是反动。这个世界确有孤居深山老林的家庭，然，那是无奈而不是自觉。 一个家庭很难应付来自于大自然的挑战。 那些幻想“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当然是“鄙视劳动”的家伙，也不愿意自己做饭，所以，必须留“一个卖大饼的”。 这种幻想，竟然不考虑“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的子女如何婚配的问题。 幻想“完全的自由”而没有管理的世界，这不是对未来的美好设想而是一种政治反动。 亲近如父母、无私如父母，在被管理的子女看来，都是有瑕疵的，我们又怎么可能遇到一个让所有民众都满意的政府呢？ 比如，近几年激涨的房价被骂声一片，然而，如果政府控制住房价就能够获得所有民众的满意吗？ 绝不可能，因为在大多数人盼望房价下跌的同时，也有千千万万的人盼望着房价往狠里涨。 这正如天气，有人盼晴天也有人盼大雨，有些行业甚至于依托别人的车毁人亡而存在。 我们不能期盼一个政府的施政能够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但，我们有权力要求政府尽可能做得更好。 民众评价一个政府是否合格，民众评价一个官员是否合格，当然靠政绩，然，政绩之外，还有其为民服务的心态。 这，正如一个教师，是否合格，明面的标准取决于教学成绩和升学率。一个教学成绩突出的教师，量化出来的结果是一个合格的教师。但，一个教师是否优秀却与教学成绩基本没有关联，因为，一个教师是否爱学生，是无法量化的，这取决于“学生对于教师的感情评价”。 一个教学成绩突出的教师，可能并不爱学生，他培养到名校的那些学生也许并不感激他。 1942年，领导中国抗战的领袖有两个，一个是国民党的蒋介石，一个是共产党的毛泽东。不算沦陷区，中国有两种管理模式，两种管理模式都有自己的拥泵。比如，胡适最终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这两种管理模式最终胜出的是毛泽东代表的共产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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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20节 其实，抗战后期，蒋介石的威信非常的高，掌握的力量也非常的强大，而且，抗战结束后国共之战开打，也是蒋介石占据了优势。 1947年8月，刘邓向大别山挺进之前，共产党虽然内线消灭了极多国军的精锐部队，却丢失了一块又一块的根据地、一座又一座的城市，仅仅一年后，共产党就展开了全面战略进攻攻克石家庄和济南两座坚固设防的重地。 形势变幻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为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国民党最终失败的根、共产党最终胜出的因，其实不是1948年，也不是1945年，而是1942年。70多位移民开发荒山的贫困农民，想家的时候他们自发的编一首歌颂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歌曲，这个事情是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上惊天动地的巨大事件，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消灭几万日军或者生产了多少粮食，因为这是底层民众自发的歌唱自己的领袖。 我们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比较久长的，自司马迁编写《史记》而来，如此漫长的古代中国，有多少个领导人能够被底层的民众自发的歌唱？尤其是无数的领导民众造反的领导人，不管是成功的刘邦还是失败的李自成，能有几个人被自发的歌唱？ 如果说古代的历史有些久远，从1840年到1942年，也有巨多的人走进了历史做出了事业，林则徐、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蒋介石，一拉溜的人物，都是非常牛的人，民间是否有自发的歌唱？ 穷苦到背井离乡去开荒的民众竟然自发歌唱一个管理者，原因只有一个：民众感受到政府是真心实意为民众服务。 这就好比，学生能够感受到优秀教师对学生的爱。 这种状况，在今天也是有的，有些地方领导很有政绩，民众也得到了一些利益，然，民众未必歌唱他，这个里头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官员努力工作的目的是要政绩还是实实在在的服务人民。 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来到了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陕甘宁，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摸索着建设一个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世界。边区民众在新旧社会的对比里感受到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是一个实实在在为民众服务的政治集团。 1941年，为了度过灾害，除了发动大生产运动之外，毛泽东还接受开明绅士李鼎铭等十一人精兵简政的提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国统区，几百万军队除了有朴素的抗日救国的情操，那就是当兵吃粮的活命思想，绝大多数军队没有积极建设社会的思想意识。国军和国民政府，也并不是不搞社会救济，只不过他们的社会救济大多是流于形式尽人事而安天命，并不是设身处地的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事实上，在1942年之前，国共两党在华北、在黄桥、在华中已经发生激烈的局部冲突。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武器优势的国军被八路军、新四军揍的苦不堪言。在抗战时期的国共冲突，除了以绝对优势偷袭得手的皖南事变，国军整体是吃亏的。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国军进入共产党创建的低吼根据地是不受欢迎的，而八路军、新四军进入国统区一般是被广大民众所欢迎。 1942年，因为共产党施政获得民众的真诚拥护，底层民众自发的将自己的命运寄托给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毛泽东成为冉冉升起的边区的太阳，最终成为底层中国的大救星。 放眼整个中国历史，所有的政治人物、思想家，有几个人能够被广大民众称之为圣人？有几个人在壮健之年，就被广阔的国人讴歌为“红太阳”和“大救星”？ 古代中国的确也有记载的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他们的地位很大程度是儒家为了塑造道统有意美化的产物。故而，孔子之后，一直到1942年，中国的政治家几乎没有产生圣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古代中国优秀的政治家，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固然对历史的贡献非常的巨大，然，他们创造政绩的目的是自私的而不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众。 作为已经成为历史的政治人物，我们公平的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建国后他的巨多政策的确有极大的争议，就是他在历史上的定位也有一些争议，但，有一点必须承认，他的每一个决策的推出，就目的而论，是为了服务民众而不是攫取个人名利。 今日的我们评价毛泽东，因为1957年之后历史的纠缠，颇有一些负面，但在1942年的根据地，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形象不仅仅是正面，而是彻底扭转了几千年来中国的政府和军队。 陆定一写的《老山界》，写到长征中宣传队到路边民居歇脚：“这是一家瑶民，住着母女二人；男人大概是因为听到过队伍，照着习惯，到什么地方去躲起来了。” 老山界的瑶民不知道过路的是红军，按照习惯，只要有部队过，男人就找地方躲起来。 这个比较奇怪，为什么躲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 虽然近代中国的军队的军纪比较的差劲，一般情况下大部队行军还甚少强暴民女，因为他严重影响军人的体力。因为行军非常的辛苦，特别是运输给养压力非常的大，成年男性被抓兵抓壮丁是极正常的情况。所以，躲兵灾，更多的是男人。 老舍的《骆驼祥子》一出场就通过勤劳花96块钱买了一辆崭新的车，然后在战乱里被乱兵抢劫，半夜逃命的祥子除了顺手带走3匹骆驼，还穿着大兵强换的军装。 军装？ 我们看今日的影视剧，别管那边的兵，除了土匪都清一色干干净净威威武武的军装。其实，近代中国，极多的军人穿的军装都破烂不堪。很多兵，逮着机会就抢老百姓的衣服。 穿着破军装的祥子，因为这身破军装，“倒很象个逃兵！逃兵，被官中拿去还倒是小事；教村中的人们捉住，至少是活埋！想到这儿，他哆嗦起来。” 《骆驼祥子》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 《骆驼祥子》发表于1937年1月，他描写的祥子的命运和反映的时代真实可靠。 “逃兵”，如果被政府或者军队拿去肯定要严惩，然而，“还倒是小事”，如果因为落单没有武器而“教村中的人们捉住”，结果呢？请注意，老舍说：“至少是活埋！” 因为见识过老百姓对付“逃兵”的手段，“想到这儿，他哆嗦起来”。为什么哆嗦？因为“至少是活埋！” 活埋，够吓人了吧！对于祥子而言，并不吓人，吓人的毒辣，祥子没说、老舍没写。 这军队祸害老百姓狠到什么程度，才能招惹的老百姓拿“逃兵”解恨到 “至少是活埋”的程度？ 我个人认为，从《骆驼祥子》的视角可以解开近代中国的两个谜团：1、为什么被抓壮丁的兵不敢潜逃回家？2、近代中国、特别是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外战争战绩非常的差劲？ 军阀部队军纪非常的差劲，尤其是脱离自己的防区到外省作战，为了生存往往抢劫的特别厉害。偏偏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巨多且易辨别，一旦脱队当了“逃兵”，狠容易被老百姓私底下给解决。 同样的道理，贫穷且落后的中国，很难给远征的部队提供稳定的后勤，即使是抗日远征，除了后勤保障有力的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军纪极严明的共产党——当然还有傅作义的“七路半”——一般就极难得到民众的真诚拥护。 抗战伊始，大后方的川军出征。四川比较穷，且深入内陆获得武器较难，地方部队穿得像“叫花子”，一手抱着满清时期的汉阳造，另一手揣着大洋枪，俗称“双枪将”。这支部队军纪涣散，无法无天，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战斗力和土匪不相上下。 川军出川千里迢迢奔赴山西前线抗日，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拿不出军饷，川军装备和粮饷还得自己解决。四川连年内战，又没有军工生产可以补充，用的枪支都是清朝末年的老古董，还不能做到每人一支，团以下部队连迫击炮都没有一门，手榴弹就属于重武器了。出川时老百姓捐赠了很多草鞋，很适合四川当地的环境，到了冰天雪地山西就苦了，脚都冻坏了。唐式遵的23集团军还好点，他对蒋介石暗送秋波，得到不少装备补充，虽说和日本人交战也是一败涂地，但有赖“哈儿”军长范绍增（88军军长）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下属，也立了一点微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22集团军邓锡侯部就窝囊了。抗战之前，半殖民地中国的东部，虽然落后，对外军还有一些了解。四川深居大西南，川军压根就不知道日军战斗力远超国军。一个军包围了数百日军，司令官邓锡侯叫嚷着要活抓几个日本兵来祭旗，亲自带队去前线。结果被日军重机枪一梭子撂倒，差点成了残废。阎锡山知道川军战斗力弱，一直当阻击部队来使用，到1937年11月，晋军主力被日军击败，太原失守，川军跟着大部队撤退，不要说功劳，苦劳都没有。 千里迢迢赶到山西抗日，无尺寸之功倒也罢了。问题是，吃饭问题如何解决呢？ 没有办法的川军，在撤退途中遇到晋军的一个仓库，里面储存了很多军用物资，不客气，立马就搬光了。 你不能打仗还在我背后面抢东西，出了名的小气的阎锡山气坏了——这个阶段的阎锡山对能打仗而军纪严明的八路军倒是非常的尊敬——他的势力一直也发展不到四川去，不肯留着川军这些叫花子烂部队弄负担，一纸恶状告到蒋介石那里：“川军抗敌不足，扰民有余，与土匪无异，二战区容纳不下，即请调离”。 抗战时期的蒋委员长，其实缺粮缺饷缺武器更缺兵。战争打的那么苦，谁不向统帅部要军队？ 手头紧张的蒋委员长接到“退兵”的恶状，估计有些高兴。于是，让国防部发电给一战区程潜，问他要不要川军，程潜回复不要。又打电报给三战区顾祝同，问要不要，阎老西都不要的烂部队甩给我？不要。 满世界缺兵的蒋介石竟然接到三个战区都拒绝几万川军的报告，气急了，对副参谋长白崇禧高声骂道：“让他们回四川去当土皇帝去”。 最终，经过白崇禧的周旋，邓锡侯一个集团军，几万人被五战区李宗仁要去参加了台儿庄大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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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21节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享受着和平的生活，享受者人民子弟兵的保卫和服务，太多人不知道民国时期中国的落后和混乱，尤其不能理解民国军阀的可恨。 放眼整个中国历史，军纪最良好、服务民众最优秀的军队，绝对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放眼整个世界历史，军纪最良好、服务民众最优秀的军队，绝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1937年9月，过河抗日的八路军也就几万人，不过数年，在基本不能得到外来粮饷、军械支持艰苦环境里，与相当强悍的日军作战，在敌后建立辽阔的根据地，部队发展到几十万人，其最根本的原因，无他：军纪严明的人民子弟兵价值取向获得民众的衷心拥护。 同样是远征抗日，邓锡候的川军的装备是非常的差劲，然，也不会比八路军更差劲。川军的粮饷、军械非常的困难，然，不会比八路军更困难。八路军在山西能打恶仗获得蒋介石、阎锡山的表彰，邓锡候的川军为什么不可以？ 当然，邓锡候的川军在台儿庄打的非常的好，有战功，然而，能否让这种不对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呢？ 不可以，原因就在于，共产党的部队有信仰、有遵守军纪的自觉性。 长征结束，毛泽东说，“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毛泽东当然不是共产党的第一创始人，毛泽东也没有领导具有全国影响的南昌起义。但，就中国历史的进程看，因为毛泽东的领导共产党才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因为毛泽东的创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才有了一支军纪严明有崇高政治觉悟能够承担保卫祖国服务民众的人民子弟兵。 1942年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最困难的阶段，根据地的抗日军民生活最苦而斗争正甚，最底层的民众在辛苦自救的时候，创造了歌唱领袖为“红太阳”、为“大救星”的真诚。 就共产党的领袖而言，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是最深刻的，晚年的毛泽东读书最多的是古代典籍。为什么浸润古代典籍巨多的毛泽东非常坚定的要搞“文化革命”呢？ 其实，仔细研究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仔细研究近现代中国的艰难进步，我们发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既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原则的遵循，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子的继承，然，最根本的还是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创造，即使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的进步，其最关键的哲学，也不是继承，而是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创造。 1941年，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原本决定铲除宗教信仰的斯大林中途转向选择利用宗教而鼓动民心士气。我们必须承认，斯大林的选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斯大林的这一巨大的转向，潜意识的逻辑是面对艰难的时局，苏共需要借助宗教。 为什么如此呢？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苏共革命的历程比之中共要容易的多、简单的多，虽然也有很多杰出的领袖，然，因为方方面面的必然和偶然，苏共在革命过程里对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清算远远比不上中共，最重要的是，经过几十年革命的实践，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在民众心目里已经跨越了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孔。 毛泽东，本身就已经成为革命的中国人民的精神之魂，毛泽东，以其大无畏的独创精神，敢于、能够号召民众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算，也为他时代的革命民众、他之后的革命民众“打破拘囿”创造时代提供了精神动员。 我个人理解，浸润几十年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理解远比一般的学者理解要深刻的多：“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 毛泽东还说：“让我看白话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 毛泽东还说：“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毛泽东本人不喜欢新诗为代表的“新艺术”，毛泽东明确说“旧体诗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万年也打不倒”，说明什么呢？说明毛泽东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强劲的生命力。 既然传统文化有如此的生命力且优秀，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呢？ 既然优秀，为什么要打倒？ 既然打不倒，为什么要打倒？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固然优秀，然有巨大的缺点，不能救国救民、不能创造盛世而容易故步自封。 一句话，中国要进步，就要对传统文化搞一次清算，要“扬弃”，要丢弃其“糟粕”。 然而，因为惯性、因为惰性，“扬弃” 传统文化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这一点，我们放眼世界评价那些我们认为落后的民族，通过他们对于落后的习俗的坚持，就可以得到证明。 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搞了一次比较成功的社会习俗改革，那就是提倡火葬而排斥土葬。 最最公道的评价，火葬利国利民而土葬大大的差劲，不要说较多占用土地资源仅仅火化杀死病菌就贡献巨大。 然而，土葬的传统太深刻了，如果不是毛泽东这拥有绝对威望的领导人号召，实行的难度就太大。 1966年毛泽东，已经73周岁，列宁去世的时候54周岁、斯大林去世的时候75周岁、孙中山去世的时候59周岁。就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而言，走在毛泽东之前的任弼时是46周岁、林伯渠是74周岁。 已经73岁的毛泽东，如果不以极端手段依靠自己的崇高威望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这个任务谁能完成？ 举一个极深刻的例子。 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巨大的新生事物——现代京剧。 网络材料，广义地说，五四运动之后直至今天的所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京剧都可视为现代京剧。 问题是，现代京剧样板戏出现之前，也就是1919年到1966年间，贡献了几个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京剧？ 我们把讨论的话题从评价毛泽东拉回到2019年的现实生活，如果影视剧铺天盖地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朋友们，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考虑，是否恰当？ 我们必须承认，今日影视剧里的古装剧就已经严重脱离历史了，而程式相对固化的京剧，如果一个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感觉实在不能反映生活。 一个民族的主要艺术形式，深陷古代、古装，其对于启迪民智创造新生活是极端负面的。 京剧，作为所谓的国粹，这个号称保护，那个号称传承，公道的讲，能够多少人喜欢？他到底有多大的生命力？ 脱离现实生活的太厉害了。 坦白的说，就雨花石的欣赏口感，我看到舞台上男不男女不女的女装，就讨厌的不得了。 雨花石是男人，就是喜欢反映现实生活的女孩子。 你愿意说我龌蹉，我承认，我绝不接受那种假模假式的妖精式的装扮。 样板戏，当然也有缺点，但和传统京剧相比，有两个优点：1、反映近现代的现实生活；2、现代装扮易于观众接受。 历史发展到2019年，文革已经结束43年，公平一点评价：样板戏的推出是否也有一些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呢？ 问题是，如果不是强力硬推，这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京剧能被推上历史舞台吗？ 43年过去，平心静气的讲，到底是传统京剧更有生命力还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京剧更有前途？ 以毛泽东崇高威信搞传统文化“扬弃”，文革结束到而今，仍然有强大的借恢复传统文化而搞的复古逆流，从正面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太有韧性了，从负面讲，如果不以极端手段往死里掐“传统文化”，糟粕还真不容易被“扬弃”。 有些朋友可能说，我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有糟粕，你不能为了舍弃糟粕连优秀部分也丢弃吧？ 你为了泼掉洗澡水，不能连洗澡盆都扔了吧？ 是的，有点可惜，然而，必须，因为，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前提是打破一个旧世界。 今日中国崛起的摩天大楼、纵横的高铁，是否反应了民众生活的需要？而，崛起的摩天大楼、纵横的高铁，哪一个不是大规模的拆迁里完成的？ 有人说，保留古建筑可以发展旅游业，可以搞文化继承？ 开玩笑！ 什么是旅游业？旅游业是现代工商业高度发展、巨大的提高了民众的生活之后才可以存在的一个“附丽性”的扭曲的行业。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有一个“马二先生游西湖”的故事。 马二先生为什么离开家乡一定要“游西湖”呢？ 马二先生道：“你此时还不是养客的时候。况且杭州各书店里等着我选考卷，还有些未了的事，没奈何只得要去。倒是先生得闲来西湖上走走，那西湖山光水色，颇可以添文思。” 马二先生是读书人，大约是从书中知道西湖的湖光山色。 马二先生“腰里带了几个钱，要到西湖上走走。” “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 马二先生看到了什么呢？ “马二先生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在茶亭里吃了几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楼跟前坐下。见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的，都梳着挑鬓头，也有穿蓝的，也有穿青绿衣裳的，年纪小的都穿些红绸单裙子。也有模样生的好些的，都是一个大团白脸，两个大高颧骨，也有许多疤、麻、疥、癞的。一顿饭时，就来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掮着一把伞，手里拿着一个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庙里去了。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里，起来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喉咙里咽唾沫，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倒觉得有些滋味。” 马二先生眼里没有湖光山色，除了并不出众的妇女，就是美好的食物。 “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 马二先生当然对西湖无感，因为美好的食物与他无关，他没有钱买来吃。 不要说古代的中国，就是现代的世界，没钱，你拿什么旅游？ 一个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弄几个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一样，连过年的钱都没有，她眼里有什么美好的景色？ “路边的冻死骨”如何欣赏“酒肉臭的朱门”？ 美好景色成为旅游资源，就一般而言，尤其是就广阔的民众而言，是近现代工业大发展巨大提高民众生活的产物。 美国有古建吗？没有古建的美国难道没有旅游业吗？ 放眼中国，没有较深文化底蕴的上海、青岛、深圳难道不是美好的城市？ 只有打破一个旧世界，只有丢掉束缚思想的破旧的洗澡盆，才可以倒逼民众接受现代思想创造生活使用科学的洗衣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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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石致各位朋友 虽然，雨花石写东西，一个是喜欢大篇幅的引用，一个是容易写的乱套，但，像这个帖子这样乱套，乱套如此的没有底线，雨花石自己都奇怪，且感觉尴尬。 人，贵有自知之明。 且，我个人认为，因为我过于习惯思考中国今日的政治与毛泽东的关联，很容易就写成对毛泽东的歌唱。 每个人都有理由歌唱自己崇拜的人，雨花石也有权力歌唱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的事业最艰难的是文革的评价。 晚年的毛泽东可能有决策的失误乃至于错误，但，绝不糊涂。 文革期间，毛泽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了道路， 文革后期，毛泽东完成了把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 一个足于证明晚年毛泽东不糊涂的事件是，197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高敬亭女儿高凤英要求为其父亲平反的报告上批示，请汪东兴查办，并向他报告结果。 要知道，毛泽东个人的革命经历与高敬亭毫无交集，而高敬亭被杀的时间是1939年6月24日。 也就是说，即使到了1975年的11月30日，毛泽东仍然保持着清晰的头脑。 当然，头脑清晰也不一定不犯错误。 问题是，即使在批邓之后，毛泽东也没有将国家的领导权交给自己的血缘亲人， 毛泽东发动文革，其出发点绝不是为了个人的权益。 我个人理解，浸润传统中国文化的毛泽东，不但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糟粕。毛泽东决定以自己的威望领导中国民众以“打破旧世界”的极端模式为崭新中国的建设开辟道路。 这种极端的模式当然造成巨大的破坏，人的损失、物的损失，都难以胜记。 太可惜了。 然， 鲁迅先生在《野草》里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 正如我们拆除老房子建设新房子，不但毁掉前人的心血而且毁掉许多有用的“材料”。 一座旧房子倒下，满地的建筑垃圾都曾经是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 然而，社会要进步，就必须拆，必须毁，不仅可惜而且悲苦，然而，无奈。 《道德经》，有一句极可怕的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儒家提倡仁政，我们也欢迎仁政，然而，我们不能用“仁政”观评价自然，我们当然要用仁政观评价社会，但我们不能用仁政观绝对评价社会。 从佛家的观念讲，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生命都是值得爱惜的。但，佛家也承认大自然的存在就是以伤害为基础的。 有一个著名佛家故事。萨波达王在饿鹰的捕捉下救下了一只鸽子。 萨波达王见状缓缓答道：“我曾发大愿要救度一切众生、善护一切众生，今日我要救护这只鸽子，岂可归还给你，让你杀害生命，来祭拜五脏六腑以求温饱呢？” 大鹰不甘示弱，反唇相讥：“国王，既然说要救度一切众生，但是今天如果断了我的食物，我同样也活不下去。难道，我就不属于一切众生吗？” 大自然生就的鹰必须肉食而鸽子是弱势动物，如果谴责肉食动物的习性，那是滑天下之稽的可笑。 弱肉强食，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只有如此才能促进整个自然界的进步。 如果有造物主，我们不能批判造物主制造生命的不公。 以仁政要求天地改变法则，要求老鹰植食还野兔、家鸽一个公道，可能吗？ 作为人，我们当然以仁政的思想评判世界。然而，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真的不是仁政。 是什么？ 如果说生物界创造的基本法则是弱肉强食促进生命向高级的进化，那么，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因素其实是生产力的发展。 一般的理解，人类生产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活需要，这是对的，但，就漫长的人类历史看，人类社会的组织和产品分配其实是为了更好的促进生产的发展。 比如，所有正常发展的社会，都要经历残酷的奴隶社会。最诡异的是，即使社会形态已经进步到封建时代后期乃至于资本主义初期的西欧，在广袤的美洲新大陆殖民的时候，竟然也广泛采用了奴隶制。 为什么在欧洲已经基本废止的奴隶制在美洲复兴？原因就是地狭人稠的欧洲要发展社会经济必须给予劳动者相当的权益，因为近代工厂不能使用奴隶制模式。反过来，地域辽阔、大型机器短缺的美洲新土地的种植园不需要劳动者的聪明才智而更需要劳动者的体力。 信仰宗教的欧洲人，在老欧洲和在新美洲之所以使用不同的生产方式，是因为两地不同的生产基础。当美国工业革命取得巨大进展，需要把南方纳进近代大工业生产的时候，不管资产阶级是否真诚愿意，都必须打破奴隶制的枷锁。 人的解放，最大的动力，不是管理者的人性，而是社会生产的发展需要人的解放。 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完成社会生产的工业化，没有工业化，中国的独立、民众的幸福生活统统是虚幻的泡影。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基本铲除了阻碍近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依附于国际帝国主义的畸形国际生产分工。 1953年抗美援朝的胜利，为近现代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环境。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近现代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基础。 就一般理解而言，我们扎扎实实搞建设好了。 其实不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阔的亚非拉国家，有太多的国家拥有比我们好得多的基础条件，比如阿根廷、南非、巴西、印度，放眼今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发展的最好、潜力最大。 当然，就历史而言，的确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进步的最快。 只是，我们问一句：1979年的印度能和中国使用一样的发展模式吗？ 更直白一点：今日中国的一些政策，在印度可以实行吗？ 当，这些疑问的解答一步一步前推，答案非常的明晰：因为中国有一个毛泽东。 因为我个人的政治思考的结果已经清晰的表达，我感觉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纠缠这个扯的头绪杂乱的帖子。 在此，雨花石敬告朋友们，结束这个写乱的帖子，欢迎各位品点我对于《封神演义》的浅显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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