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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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20页]

作者:yc雨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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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2节
    1947年6月的解放战争，蒋介石是占据主动的，分割、围堵是蒋介石逼迫红军长征的拿手好戏，现在，蒋介石要复制过去的胜利。为破解危局，毛泽东命令刘邓南下大别山，就是以残酷的自我牺牲向蒋介石的敏感位置插刀。
    周恩来评价蒋介石：“蒋介石是一个较高明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常相当熟练地制定一次战役的全面计划。”
    蒋介石是一个较高明的战略家，周恩来的评价是准确的，虽然，蒋介石的战略比不过毛泽东，但，也就是比不过毛泽东而已。蒋介石在1947年选定了猛攻延安就是大战略，毛泽东如果坚守延安，胡宗南就可以和解放军死磕，毛泽东如果放弃延安，就难免影响士气。
    蒋介石算计的很准确，唯独算计错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对于胜利的信心。
    《潜伏》上有句话说的好：有一种失败叫占领，有一种撤退叫胜利。
    在毛泽东的教导下，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已经把让城别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当成了战争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放弃延安，当然也是一种损失，但，对于共产党的士气的影响并不大。
    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1947年6月，毛泽东就派刘邓像大别山砍了一刀。
    这大别山，俯瞰长江，威胁南京、武汉，虽然没扎进蒋介石的心窝子南京，可也让蒋介石的心脏所在紧张的不得了，因为蒋介石对于解放军进攻的耐受力非常的差。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必然集结重兵进攻大别山的刘邓。
    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必然要承受重大的损失，同理，因为蒋介石抽调重兵于大别山而必然减轻其他战场给予解放军的压力。
    简单的说，毛泽东命令刘邓南下大别山就是以重伤或者打残刘邓这支部队为代价换取北线解放军的大发展
    对于刘邓跃进大别山，毛泽东曾预计有三种可能：一是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站稳了脚。
    刘邓南下的时候，“陕北甚为困难”，林彪在东北打的也比较苦，聂荣臻只有招架而无还手，华东的陈粟虽然取得孟良崮大捷整体形势也是日益恶化。
    如果战争继续在解放区开打，即使刘邓在鲁西南继续打几个打仗，也无法改变整体的形势。
    我们看足球比赛，如果一方被另一方压在后方不停的折腾是非常危险的，弄不好就进一球。
    比如，彭德怀在陕甘宁打了好几个胜仗，但如果没有贺龙在晋绥持续不断的后勤支持，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失败。
    刘邓南下大别山是毛泽东无可奈何的险极险急的一着毒棋。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豪赌，其实不是锦州，也不是淮海。历史的车轮发展到1948年9月，即使林彪南下北宁线被巨创、即使淮海大战弄成焦局，共产党还是有回旋的余地。然而，如果刘邓不南下大别山，最起码关内的各大解放区会因为物资的日益损失而凋敝。
    为了南线的大局，刘伯承带领杨勇一纵渡过淮河，邓小平指挥7万军队在大别山与白崇禧周旋了几个月，虽然部队被瘦了身子，但基本建制完整。
    在最艰难的时刻，邓小平独立指挥三个纵队与国军最厉害的白崇禧周旋了好几个月，这是邓小平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历史实证。
    邓小平有授予元帅军衔的军事资格。
    1953年，伴随着抗美援朝的结束，中国开始进入远离硝烟的和平岁月。因为那些干部还年富力强，难免争夺工作的岗位。这种争夺，一个是比战争时期的贡献，一个是比和平时期社会建设的领导能力。
    因为斯大林去世的刺激，已经60岁的毛泽东对于接班人的培养显的有些急。毛泽东的这种“急”，一个是对自己年龄的心理危机，另一个就是对于战争时期形成的中央核心领导的有情绪。
    因为任弼时的去世，中共七大形成的核心层只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4人，因为年龄的偏大，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必然日益边缘化。
    就第一代领导核心而言，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威信是无可比拟的，能力和手腕也是无可比拟的。因此，毛泽东不可能寻找到一个和他一样优秀的接班人，因此，毛泽东在寻找接班人时的最初布局是构建一个群体。
    刘少奇和周恩来，仅仅比毛泽东年轻5岁，就一般逻辑而言不适合接班，而且，周恩来也从来不谋求最高领导权。
    从种种迹象看，毛泽东布局的接班群体大体有5人组成：高岗、邓小平、彭德怀（林彪）、刘少奇、周恩来。
    首先是周恩来，高饶事件之后的1954年，他在当选国务院总理的同时也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的。这个时候的中共是很有一些老资历的同志的，比如林伯渠、董必武，都非常适合担任政协，让一个工作繁忙的国务院总理长期兼政协，暗含的政治意味就是周恩来最恰当的岗位是政协。
    1957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评价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1954年刘少奇当选为一届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1957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评价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l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当然适合负责人大。
    抗美援朝归来的彭德怀，与刘少奇、周恩来都是1898年生人，以彭德怀的威信主持军委日常是很正常的安排。
    刘周彭之外，最优秀的干部就是1905年出生的高岗、1904年出生的邓小平和1907年出生的林彪。
    1903年出生的饶漱石当然也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但，缺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经历和不能指挥大兵团作战是天然短板。
    最重要的是，林彪是红四军时代追随毛泽东的代表人物、邓小平是瑞金时期追随毛泽东的代表人物、高岗在延安时期支持毛泽东的陕北干部的代表，饶漱石没有这种特殊的党内斗争贡献。
    和刘少奇、周恩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等5人相比，林彪有一个比较大的短板：因为枪伤后遗症而不太适合过多的国务活动。然而，和平时期的国家领导人最难以避免的就是繁多的国务活动。
    林彪最恰当的安排，就是协助彭德怀管理军队。
    高岗，其实早就获得了毛泽东的垂青。1949年新中国成立，高岗当选中央政府的副，就名分而言，已经是和朱德、刘少奇并列而越过了周恩来。
    新中国初建，高岗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除了中央的领导，其地位高崇无与伦比，最重要的是中央红军最重要的两个将领彭德怀和林彪都非常的佩服高岗。
    至于邓小平，他在1952年就已经到政务院工作了。
    由于周恩来与陈云等将于1952年8月中旬出访苏联，征求苏联政府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并商谈有关援助问题，政务院的工作就处于中枢无人的困境。
    为此，1952年7月1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等，提出政务院日常工作的处理存在若干困难，“如能于七月下旬与邓小平同志商好，先发表他为政务院副总理，并于八月份起来京主持一个时期，这是最理想办法。”
    1952年7月底，邓小平离渝到京，不久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政府党组第二副书记（周恩来是书记、陈云为第一副书记）。
    8月13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上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
    周恩来出访回京后，邓小平不再代理总理职务，但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同周恩来一起负责全面工作。
    1953年2月19日，就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分工问题，周恩来决定：“根据政府工作直接受中央政治局领导的原则，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各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直接向中央（政治局）请示报告。如系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请示报告”，“今后各部委直接提请政务院批示或办理的事项，除例行事务外，凡属涉及方针、政策、计划的事项，应限于在中央政治局已经讨论过决定了的问题，或是在中央已经批准的计划或批准的原则范围之内的问题，此类事项，原则上一般由邓小平同志处理，其中属于仍须经过周恩来同志处理者，亦由邓小平同志提出。在处理过程中，如周恩来、邓小平两同志发现有必须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即再直接提向中央”。
    1953年3月，毛泽东指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
    1953年5月14日，周恩来在中央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各部送到总理办公室的东西，我和邓副总理只决定要不要办，决定得对不对由我和邓副总理负责，至于办得好不好，就应由各主管部负责，职权应该分清。”
    也就是说，进京的邓小平快速进步为周恩来之下政务院的核心决策人。
    按照这个节奏，如果周恩来专任政协，邓小平是理所当然的政务院接班人。
    毛泽东的人事布局大约是：1、高岗接替刘少奇负责政治局；2、邓小平接替周恩来负责政务院；3、彭德怀、林彪负责军队日常；4、刘少奇负责人大；5、周恩来负责政协。
    这一波调整，得利最大的当然是高岗，然而，这一波调整竟然被高岗乱搅的破局。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3节
    毛泽东这一波对顶层的岗位调整，其实是三个方面的意义：1、大体确立中共核心的领导架构：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董必武逐渐退出一线——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负责他们最适合的岗位人大、政协、军委日常——高岗、邓小平、林彪开始接掌党、政、军三大核心权力。2、完善国家领导体制。3、高岗、邓小平、林彪是最重要的接班人人选，考虑到彭德怀、林彪和高岗的特殊感情，高岗接班是众望所归。
    和高岗一向没有交集的饶漱石，之所以坚定的支持高岗，一个是高岗在解放战争时期巨大的贡献，尤其是给华东方面巨大的贡献，另一个就是在党内、军队有相当的基础和呼声。
    以新中国初建毛泽东崇高的威信，以彭德怀、林彪、饶漱石等大人物——当然还必须加上高岗起步的西北方面——获得毛泽东垂青的高岗取代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是必然的结果。
    刘少奇不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1928年的中共六大就已经是最高领导层成员了，经过20余年的革命考验，周恩来对自己的定位已经非常的准确：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工作安排。
    刘少奇虽然也是老革命，虽然在长征之前就已经进入了政治局，但，作为领袖，崛起的时间还是抗战时期。
    和周恩来相比，在高岗突然崛起之前，刘少奇的政治之路是非常的顺利而没有遇到太大的挫折。
    当，高岗、邓小平崛起的时候，周恩来是很平和的接受。
    只要高岗不性急，毛泽东一定能够完成这一波人事调整，不管被调整者是否有情绪。
    高岗，竟然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1、私自散布所谓的“两党论”,把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并以前者“代表”自居。2、在干部调整中过于偏激而不公道。
    虽然，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确有两个战场，也的确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党组织，从贡献而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贡献也的确大于“白区的党”。但是，刘少奇、周恩来、康生等高层领导，虽然有长期白区工作的经历，更有长期根据地工作的经历，尤其是周恩来，领导过南昌起义，指挥过中央苏区后期的反围剿斗争和红军的长征，他难道不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干部？也就是说，军队的干部、根据地的干部、来自白区的干部的划分只能是一种内部掌握的约定俗成的“潜规则”而不能明确抬上桌面，否则，就破坏了党的团结。
    高岗明确提出“两党论”，破坏了党的团结，最重要的是，高岗提出“两党论”的目的并不是反映一个党史真实而是为了突出自己实现自己恶劣的政治野心。
    1953年底，毛泽东南下杭州离京前夕，高岗特意找到跟随毛泽东去杭州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谈话，一方面要罗瑞卿注意照顾毛泽东的健康，另一方面请罗瑞卿向毛泽东传话：成立部长会议，我赞成林彪。
    这里的部长会议，就是后来的国务院，高岗通过罗瑞卿向毛泽东推荐林彪，充分暴露了他的干部政策的偏狭。
    对于高岗，彭德怀曾经当着毛泽东的面明确说：“让高麻子当，他优点比我多，比我合适。”
    如果林彪担任部长会议、高岗负责政治局、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的确体现了“井冈山是大正统、陕北是小正统”，然而，其他的红军、其他的根据地的贡献如何彰显？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奖掖高岗的同时也彰显了培养邓小平的政治意图。
    和周恩来充分领悟毛泽东的意图并积极贯彻执行相比，高岗推荐身体条件远远不及邓小平的林彪就非常的别有用心了。
    排挤革命同志，专顾小山头是任何高明的领袖的政治禁忌。
    当高岗当面向毛泽东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时，毛泽东冷冷地看着高岗，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似的，好半天才问：“你这是什么意思？”高岗便讲他的“理由”。可是毛泽东仍是问：“你这是什么意思？”连问三遍，高岗脸红了，再也解释不下去了。毛泽东目光盯紧高岗，好一会才说：“林彪现在身体很糟，正常工作都难以坚持，你到底是想叫他当总理还是你自己想当总理？”
    如果高岗很直白的向毛泽东提议他本人是最恰当的总理人选而推荐邓小平负责政治局，那么，毛泽东会更加欣赏他。
    高岗对于邓小平的排斥是政治不成熟的巨大表现。
    邓小平，代表着留欧勤工俭学的那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邓小平代表着广西的红七军，邓小平代表着江西苏区正确的路线，邓小平代表着129师，邓小平代表着解放战争时期的南线三军。
    邓小平的革命历程几乎和高岗没有任何交集，所以，在相对年轻的老干部集群里，二人的组合也最大程度的代表了党的历史，也最大程度的代表了方方面面的山头——虽然不全面，相对较全面。
    邓小平协助周恩来管理政务院，决定权在毛泽东手里，周恩来的推动也不可否认。邓小平替代周恩来领导国务院，当然是最顺理成章的没有阻碍的领导更替。
    毛泽东是想建立更加各尽所能、各趁其位的领导集体而不是内讧。
    高岗的猛攻，逼迫的刘少奇、周恩来不断的躲闪，如果高岗果然获得核心领导权，就会有一大批干部被委屈，薄一波、安子文已经被批的很苦。
    因为新税制的偏差，毛泽东同意高岗批斗薄一波，这里头也有借批斗薄一波卸刘少奇去人大工作的意图，但，毛泽东还是欣赏刘少奇、薄一波的能力的，所以，当高岗对薄一波的批斗已经脱离正规而向内讧方向发展时，毛泽东便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
    陈云回京后，与毛泽东、周恩来、薄一波、朱德、高岗、李富春等人进行了交流，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做了重要发言。
    陈云的发言既批评了薄一波在新税制问题上的错误，又做了自我批评，还否定了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的提法，对于调节会议的气氛和走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邓小平在会议上发言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到了这个时候，高岗仍然不知道收手而是继续进攻刘少奇并捎带周恩来，其已经严重背离毛泽东调整中央领导的初衷而走向了内讧。
    于是，高岗、饶漱石跌落了。
    高饶的跌落，让年轻于1898年出生的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高层领导一下子少了两个。
    新中国初建，除了中央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林伯渠等人外，地方的大佬是东北的高岗，西北的彭德怀、、王震，中南的林彪、罗荣桓、邓子恢、叶剑英、李先念，西南的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华东的饶漱石、陈毅、康生、谭震林，华北且在中央有名分的彭真、薄一波、聂荣臻。
    年高的肯定不能接班，体弱的也不能接班，能力不全面的也不能接班，高岗倒下去，邓小平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高岗倒下去，刘少奇保住了原有的政治排序，然而，就本质而言，在没有高岗的岁月里，毛泽东最欣赏的其实是邓小平。
    在筹备中共八大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解释了设立的政治意图：“设完全有必要。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的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
    毛泽东将中共的核心领导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将退出一线的老同志毛泽东、朱德——过渡状态的“半个”刘少奇——少壮派的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
    请注意，周恩来虽然和刘少奇都出生于1898年，但，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3月5日而刘少奇出生于1898年11月24日，周恩来是哥而刘少奇是弟。
    毛泽东把周恩来划为“少壮派”而把刘少奇划为“过渡”的“半个”，暗含的意图、也是点明的意图：刘少奇不是他中意的接班人，他喜欢的是邓小平。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4节
    经过高饶事件这一波内斗，毛泽东已经明白周恩来与邓小平是有很深刻感情的，而陈云又没有争夺最高权位的心态。周邓陈组成接班团队，最起码可以确保内部的团结，而且，主持均为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也非常喜欢邓小平。
    在中央决定邓小平做时，他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书记处做，发文用中央名义。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负责决策而邓小平负责的书记处分管日常。就表面看，刘少奇的职权高于邓小平，但，书记处是可以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
    邓小平的书记处可以绕过刘少奇，刘少奇要影响党政军系统却必须通过邓小平的书记处。
    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要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必须经过书记处。
    书记处的格已经在国务院之上。
    对此，邓小平表示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怕不顺。邓小平说:“对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邓小平之所说
    “不顺”，是指书记处架在政治局和国务院等机构之间，刘少奇的工作开始“不顺”。邓小平之所以说“不行”，就是党龄、资历、威望都在邓小平之上的周恩来需要向书记处汇报工作。
    书记处成立后第一次开会，周恩来参加了，邓小平让周恩来主持会议，周恩来一再说他不宜主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由于书记处要管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面很宽，以后又增补了国务院和军队的李先念和罗瑞卿等人。
    和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无线支持相比，刘少奇要“谨慎”的多。
    但，毛泽东毕竟对周恩来是有保留的，因为，如果邓小平未来接掌领导权，总不能既搞决策又搞行政吧？即使邓小平有这能力也不可能有这精力呀！
    最好，培养一个能够接替周恩来的总理人选。
    中共八大后，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表现出极突出的经济建设能力，尤其是领导工业生产的能力。
    柯庆施，出生于1902年，年轻周恩来4岁，虽然军队的基础极小，但，领导国务院是可以的。
    1958年1月16日上午，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公开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毛泽东如此当面称赞柯庆施，而且当众质问周恩来，内中的“潜台词”是准备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
    成都会议结束后不久——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
    为什么增选林彪越过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为什么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
    敏感的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敏感的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1958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
    邓小平亲笔所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958年6月22日会议纪要》记载，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毛泽东的政治意图没有实现。
    是否让林彪、柯庆施进步的决定权最终在毛泽东手里，因为“增补”对于其他常委的影响要小一些，但，是否调整周恩来、彭德怀的职务对二人的影响就特别的大。
    如果周恩来辞去国务院总理必然是政协，柯庆施就是总理就必然增补为常委。如果彭德怀辞去国防部长，林彪必然接管，彭德怀就只能是一般的国务院副总理或者其他的位高而权不重的角色。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
    毛泽东的态度大家都明白。其实，这一波人事的决策权就是看邓小平的态度，因为毛泽东是给邓小平选择班子成员。
    如果邓小平正面回应毛泽东，柯庆施取代周恩来、林彪取代彭德怀成为必然。
    林彪、柯庆施、周恩来对此心知肚明，这一波党内人事波动最终偃旗息鼓，从正面讲，邓小平获得老同志的感情加分，但，埋下了林彪、柯庆施两个极重要的愤恨。
    1966年，文革初起，毛泽东原本是保留邓小平继续担任常委的，林彪一定要赶尽杀绝，“形势比人强”，毛泽东因为依仗林彪打倒刘少奇，也只能牺牲邓小平。
    经过这一事件，邓小平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大约是有些过于偏重感情。
    对于任何领导而言，部属偏重感情都是一个理智上评价和心理上评价纠结的范畴。
    一个翻脸不认人只讲政治的下属，对于领导都是一个危险的存在。
    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期许，在1959年4月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彻底彰显。毛泽东发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提出权力要集中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他挂正帅，邓小平挂副帅，并对邓小平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是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你也是常委的，你也是政治局的，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
    毛泽东的这些话曾让一些与会者摸不着头脑，觉得不合常理，因为当时党内第二号人物是刘少奇，按理说，毛挂正帅，刘少奇就应该是副帅。其实这段话反映出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真实思想。对邓小平说，他不仅是书记处的，而且是常委的，是政治局的，是中央委员会的，这段话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的一种希望和期待。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那一句：“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已经公开的支持你接班，你是否能够接班不是我的问题而是你是否有跨越刘少奇接班的问题。
    “你敢不敢呀？”
    邓小平以实际行动表示他的选择是政治稳健。
    多年后，邓小平谈到他对刘少奇的评价：“（高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邓小平对刘少奇的评价是 “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同样的道理，周恩来“同志在党内的地位也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也是不适当”。
    七年后的1966年，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就一般性的评价而言，这是毛泽东犯过一个极其巨大的错误。
    然而，毛泽东发动文革哦仅仅是打倒刘少奇吗？
    当然不是，以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巨大影响力，调整掉刘少奇的权利压根就不需要如此的麻烦。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了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
    1、中央委员会：毛泽东；
    2、中央委员会副：林彪；
    3、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
    事实上，党史上一般把《五一六通知》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作为文革开始的标志。
    这个文革刚正式开始，刘少奇就跌落到政治局常委的第8位，因此，文革的目标压根就不是打倒刘少奇。
    那么，文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我个人理解，毛泽东就是要通过一场自下而上的绝对“放纵”的群众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怀疑”而“打倒”之后“重建”。毛泽东就是要通过这样一场运动，彻底粉碎中国传统文化里崇拜权威、因循守旧、畏首畏尾畏惧官僚的恶习。
    一句话，毛泽东就是要通过这样一场运动，给予民众敢于“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从此之后，什么样的四书五经、什么样的优秀传统、什么样的“功臣伟绩”都不能桎梏中国人民的思考。
    我多次说过，现在还是说，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有优秀的因子，但，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不管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从其根本而言，都是桎梏社会发展的枷锁。
    比如，今天的希腊是否能够复制古希腊的光荣呢？
    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生活的国度切割在评价体系之外，我们以旁观者的态度评价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大体有个文化圈：1、西欧、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基督教文化圈；2、俄罗斯等东欧文化圈；3、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东方文化圈；4、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文化圈；5、伊斯兰文化圈；6、拉美文化圈；7、黑非洲文化圈。
    如果我们把中国放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承认西欧、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的文化的确比印度、拉美、中东的伊斯兰世界、黑非洲的传统文化要优秀的躲。
    我们以旁观的角度看，印度之所以发展的并不如意，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文化的乱七八糟的桎梏。
    我们以旁观的角度看，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发展的并不如意，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文化的乱七八糟的桎梏。
    这两种文化仅仅对于女性的桎梏，仅仅其对于人群的高低贵贱的划分，就足于阻碍的社会发展步履蹒跚。
    好了，如果我们把自己穿越到1881年左右。为什么是1881年左右呢？因为这个节点，欧洲老牌强国英法大体完成了内部的纠缠，欧洲新兴的德意志、意大利、奥匈帝国大踏步的搞工业，亚洲的日本、东欧的俄罗斯都完成了改革，美洲的美国已经完成了南北战争。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中国不但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内乱而且左宗棠收复了新疆。
    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开着的如火如荼。
    中国的洋务运动要比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的要早，而且，从任何角度讲，中国崛起的国内外条件都远比已经沦落为半殖民地的日本好得多。
    之后不久的1883年到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国虽然丢失了一些权益并丢失了对越南的控制权，然而，中国毕竟抗住了一个欧洲老牌强国的强国。
    然而，不过十年，中国极端耻辱的惨败于新崛起的撮尔小国日本，输的干干净净窝窝囊囊。
    有些人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归之为清政府的无能和腐败。这是只看表象不看本质的评价。
    腐败合无能，就表象看是管理，就实质看是文化。
    比如，我们看今日落后国家的管理无能和腐败，究其根源，是否取决于社会文化呢？

    雨花石致各位朋友
    因为学历较浅，本人没有经过名师指导撰写标准的文章。更因为本人天性喜欢信马由缰的乱扯，加上中印的洞郎冲突的后续影响需要“让子弹飞”一下才能更客观的评价，于是，这个帖子就扯了更加的乱套。
    写到这个时候，我个人感觉，以我的能力，已经不可能收住所有的线索，形成一篇相对完整的文章。
    本人，近来很认真的攻读了《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不揣愚陋，愿以对《封神演义》的心得与朋友们共榷。
    在《封神演义》阅读贴未发之前，我不讲层次、不讲条理，将本帖撰写过程里预备的片段发出，供朋友们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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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2-11-05 01:13:35 更:2022-11-05 02: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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