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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3页] |
| 作者:yc雨花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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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star 2017-09-25 14:18:25 楼主，想问一下：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如果蒋介石和日本和谈，答应日本条件，以拖待变，同时积极备战，拖到二战爆发，是否对中国更为有利！？ ----------------------------- 舆论，是太大的压力。而且，日军不会等到1941年年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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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czsc20017 2017-09-25 11:43:09 楼主就是一条为主子洗腚的狗 ----------------------------- 我的主子是谁？ 如果说，我为我的信仰呐喊，有什么不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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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5节 我们看所有的成功人士，特别是政治上的成功人士，都有极强的人才鉴别能力，也就能够容忍人才的缺点。 这个世界原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才，或者才有所偏，或者德有所私，作为最高领袖对于人才的选拔就是“各得其所”。 崇祯登基，其实面临的三大麻烦：1、官僚队伍的集体性腐败以及各个集团的党争，尤其是东林党系统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与明王朝封建管理的死掐；2、气候变化带来的财政困难；3、皇太极崛起的沉重军事压力。 所有人都看到了明政府的贪腐，大多人看不到明政府贪腐其实是两种类型：1、一般意义的巧取豪夺；2、以税收杠杆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进行压迫。 明朝中后期，江南出现资本特点的生产萌芽，因为其阶级属性和生产属性，必然对于明朝的地主专政产生巨大的威胁。东林党与朝廷的斗争，不能简单的归之为一般意义的“党争”，他已经有“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的倾向。 对于一个政权而言，保存自己是最高的政治法则，而“资本”当然是“封建”的天敌，因为萌芽状态，“资本”与“专制”的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夺权”阶段，还仅仅处于“税收”斗争阶段。 所以，东林党代表东南地域的利益要求对“资本”减税乃至于免税，就本质而言是要明政府的命。如果处理不当，即使没有皇太极，崇祯或者崇祯的儿孙们，也可能是路易十六或者尼古拉二世。 崇祯当然不知道什么小冰河期，但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和农业减产，他是知道的。 作为一个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封建时代的最高领导人，其处理经济困难的方法无过三个思路：1、增加生产；2、减少开支；3、转嫁灾难。 明政府对外是防守型战略，而且周边是生产更加落后的区域，没有转嫁灾难的可能性选择——历史上以及现阶段的中国，对于灾难的克服，只能选择自我消化。 那么，崇祯能否发动民众增加生产呢？很难，因为当时的生产能力很难抵御自然灾害。比如，陕西连年大旱，几乎颗粒无收，崇祯既不能搞南水北调也不能搞人工降雨，他能有什么办法增加生产？ 1941年—1943年中国北方旱灾，农业减产严重，为了度过抗日的经济困难，毛泽东一面提出“大生产运动”增加物质生产，一面接受李鼎铭的建议“精兵简政”。 面对经济困难，即使敌后战场都必须搞“精兵简政”，由此可见，在不可抵御的天灾面前，减少开支是多么的重要。 问题是，有些开支是不可以减少的，比如官僚集团的应得利益。 明政权，当然执行着汉民族的社会管理职能，这一点，等同于今天所有的政府。明政权，当然要履行保卫政权不为外敌入侵的职责，这一点等同于今日的政府，比如，今日的中国政府就必须承担保卫洞郎的职责。明政权，当然也要履行调停社会矛盾确保国内政治安定的职责，比如，如何解决西北民变，比如，如何解决资本萌芽对于“中央政权”的威胁——这一点与今天是一样，既要利用“资本”发展经济，更要防范“资本”威胁政权的性质。 不过，明王朝时代的中央政权有决然不同于近代政治的特点：家天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是明朝灭亡后才提出的理论，在明朝灭亡之前，政权的“属性”是“家族”，官僚的属性是“货于帝王家”，或者说“打工者”。 袁崇焕临死说，“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袁崇焕追求的是“生前的功”和“死后的名”，直白的说，就是想当一个大英雄。 谁不想当大英雄？麻烦的是，那个时代的大英雄彰显的是个人的能力而并不考虑这个能力是否为人民服务。 比如，张献忠杀头无数，是英雄吗？ 所以，在那个时代，最高领导是非常艰难的，他既要管理，更要提防。 208年，就是否联刘抗曹，江东方面有激烈的争吵，鲁肃对孙权说：“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原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 曹操当帝王与孙权当帝王，对于鲁肃并没有根本差别，不过是官品的高低而已，但，孙权如果投降了曹操，运气好，就是“人在矮檐下”忍气吞声的生活，运气不好，就李煜、宋徽宗那种苦不堪言的结局了。 这样一来，封建时代的帝王，对于国务的管理，其实有两种属性，一个一般意义的国家管理，另一个就是另一种理解的“保家卫国”——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帝位。 在这种时代特点下，保住自己的权位是第一要务，至于政治尊严和国家利益反而是第二位的。 乙巳之变爆发，不但宣布了五年平辽的不可能，而且，明王朝对外的战略必须由主动出击向战略防守转变，否则，就会因为战线过长捉襟见肘而千仓百孔，最终是全线失守。 我们可能没有打过架，多少了解打架，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好像是最痛苦的境遇，其实，被内外夹击才真正是最痛苦的境遇。 任何一个政权最大的敌人都是内部的阶级战争。 外敌，要征服一个民族，的确是很难的事情。统治阶级内部的集团争夺，往往有巨大的调解空间。 论证于近代，清政府能够挺过八国联军的侵略，最终抵不过来自武昌的革命。 蒋介石登上历史舞台后，不但铲除了党内的各路诸侯，而且侥幸获得抗战的胜利，然而，最终在阶级战争里崩盘。 自从蒋介石担任黄埔校长，就不断的铲除各种各样的军阀们，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军阀之所以是军阀就在于没有信仰而只讲利益，蒋介石可以用“银弹”和“高官”分化瓦解军阀们。 阶级战争大不同的一点是，他是阶级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的产物，一旦爆发，往往有巨大的破坏力，最可怕的一点是，政府在搞阶级战争的时候往往需要加大“顺民”的负担，于是，往往有更多的人参加暴动。 我们看秦始皇这家伙，登基后，内部有嫪毐的叛乱、王弟长安君成蟜的叛乱，对外战争也曾经有过巨大的挫折，可是，秦始皇最终还是完成了统一建立辽阔的帝国。问题是，如此强大的帝国在陈胜领导的“戍卒一叫”里就呼啦啦倒塌了。 其实，章邯曾经破灭了陈胜吴广和项梁等多支义军，麻烦在于，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必然需要后勤的保障，而后勤保障必然加大还没有造反的民众的压力。 后人研读历史，感觉乙巳之变的损失太大了。其实，和乙巳之变相比，明英宗被俘的土木堡之变损失更大。 土木堡之变与乙巳之变相比，共同点是侵略者都进攻北京失败，都对京畿造成相当的损失。不同点是，土木堡之变里一个皇帝被俘、66名大臣战死，并且损失了十几万乃至于几十万军队。 如果仅仅就表象对比乙巳之变，其实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严重，崇祯好像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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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6节 可是，崇祯忽略了乙巳之变截然不同于土木堡之变的两个特点：1、土木堡之变的产生是明政府管理者瞎乱的一场闹剧而乙巳之变是一场实力不济的悲剧；2、土木堡之变后明朝不但形成新的领导集团而且形成新的军事核心，乙巳之变后，崇祯的威信不但下降而且损失了最重要的军事统帅。 以军事指挥能力论，于谦是优秀的，袁崇焕也是优秀的，如果让于谦指挥辽东战场，他能五年平辽吗？压根就不可能，因为崇祯时代的国力已经远远不及于谦时代，最要命是，崇祯时代已经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民暴动。 和明朝相类似的唐朝，虽然转折于安史之乱，但安史之乱后唐朝仍然存在了144年而黄巢战败后唐朝仅仅存在了21年。 为什么呢？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逼死了另外三个名将：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 封常清是猗氏人，而随后被杀的高仙芝是高丽人，两员大将都非汉族人，即所谓的蕃将。他们都是因为战争不利退守潼关被玄宗以战败弃地罪而杀，小人边令诚的作用也不可低估；两位将军接到诏书后都慷慨受戮：封常清死前将一道表章交给边令诚，表中看不到一句怨言，反而处处可见对大唐的一片忠心，“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高仙芝则不承认“盗颉资粮”的罪名，他对部下说：“我有罪，若辈可言；不尔，当呼枉。”话音刚落，军中都喊：“枉！”然而高仙芝还是从容赴死了。 在李隆基的催逼下，突厥人哥舒翰“恸哭出关”，一战之后，二十万大军，仅仅剩下八千人。哥舒翰提拔起来的蕃将火拔归仁等人劫持哥舒翰投降了安禄山。 当了俘虏的哥舒翰，跪在安禄山面前，伏地谢罪，“肉眼不识陛下，以至于此。陛下是拨乱之主，天命所归，现在李光弼在土门，来瑱在河南，鲁炅在南阳，我为陛下招降他们，可一举平定这三方唐军。” 可是，哥舒翰昔日手下诸将接到书信后，都复书责骂他不为国家死节，有失国家大臣的体面，安禄山大失所望，就把哥舒翰囚禁在禁苑之中。 安史之乱，正如土木堡之变，是政府管理的失误，但不同于土木堡之变的一点是，他是野心家的罪恶之行，固然已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民众对大唐还没有丧失拥护，便是一大批胡将，在被委屈斩首之际，仍然保持着忠诚——愿意用自己的死唤醒朝廷。 潼关失守之后，唐玄宗偷偷摸摸就跑了，马嵬坡之后，唐玄宗继续入蜀，这个时候，京兆府兴平的老百姓拦住马头说：“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 此时，宦官李辅国和建宁王李倓劝说太子李亨：“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区区温情，为儿女之恋乎！” 李亨去了朔方，侍卫军也就不肯追随李隆基入蜀。这时，李隆基望着眼前十余万匹贡奉的春彩说：“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 李隆基的宽宏反而坚定了侍卫军扈驾入蜀的决心。 唐朝之所以能够挺过安史之乱坚持144年，其关键就在于民众愿意给唐王朝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875年，王仙芝、黄巢暴动爆发。王仙芝和黄巢在暴动里都有过犹豫和招安，他们都遇到过巨大的挫折，黄巢最终进入了长安，唐朝的僖宗逃亡入蜀。 884年，黄巢战败自杀，唐僖宗在大玄楼举行受俘仪式，武宁节度使时溥献上黄巢首级，另有黄巢姬妾二三十人。 唐僖宗叱责黄巢众妾：“你们都是功勋权贵的子女，世受国恩，为何从贼？” 其居首者回答：“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 你放弃职责跑了，我们不从贼，就只有死路。 “上不复问”，实在是没脸再问。 黄巢的这些姬妾“皆戮之于市”。临刑前，执法人员可怜这些妇女，让她们喝醉后再行刑，女孩们边哭边喝，不久在醉卧中受死，独居首的女子既不喝酒，也不流泪，“至于就刑，神色肃然”。 黄巢当然是流寇，他的暴动当然加剧了社会的苦难。行刑者当然是铁石心肠，就刑的黄巢姬妾当然不可能沽酒。黄巢姬妾能够醉饮而死，说明长安民众对于唐王朝深沉的失望，对于暴乱者走投无路的同情和理解。 唐朝不可能不亡，因为人心死了。 即使乙巳之变爆发，崇祯面临的国际形势仍然是可控的，皇太极始终没有入主中原的思想，他一个劲谋求和谈，条件是保住血战而得的地盘，明朝给予相当的经济补助。 就崇祯一朝而言，他多次有和皇太极议和的谋划，最终不能成功，就在于死要面子活受罪：大中国的皇帝在对外战争里竟然妥协退让，岂不动摇根基？ 其实，逃离长安的李隆基并没有被民众抛弃，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列宁并没有损失威信，撤离延安的毛泽东获得民众更加的拥护，因为，民众尊敬的是实事求是讲实际的领袖而不是搞空想的领导。 袁崇焕是明末高级将领里第一个实实在在搞议和的人，他的最终被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乙巳之变并没有打破崇祯的高度自信，他之所以最终斩杀袁崇焕，其实是告诉天下：我继续平辽，我不搞议和。 这样一来，民众就必须继续承担巨大的军费，政府就必须两线作战。 “辽饷”、 “剿饷”（用于镇压农民起义）和“练饷”（用于操练地方武装），合称三饷。三饷加派的总额超过明朝正赋的一倍以上。农民常常是倾家荡产，也交不完这些“皇粮国税”。 最贫苦的西北民众，就只能造反了。 9年后，明王朝又一个科举进士出身的卢象升战死了。 卢象升，1600年出生，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人，祖父为知县，父为秀才。他幼时潜心经史，喜习骑射，虽然是江南的文人，但天赋异禀。 1622年，卢象升考取士，授户部主事。其后卢象升历员外郎，又升迁大名知府、大名道。 卢象升，22岁考取进士，那是极端的牛，年纪轻轻就地厅级干部。 在明末，卢象升是以善治军而著名的，他训练的天雄军能够抗衡袁崇焕训练的关宁铁骑。 卢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逐贼危崖，一贼自巅射中象升额，又一矢仆夫毙马下，象升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戒曰：卢象升遇到就死，不可侵犯。卢象升和起义军的第一次遭遇战，就表现的极其勇猛，这是他迥异于其他带兵文官的地方。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这次战后，义军称卢象升为“卢阎王”，一遇到他就赶紧避开。但在卢象升的一封家书中，透露了更多的信息：“流寇已至数万矣。西山一带，布满山谷，沙河、临洺、邯郸亦时时被其焚略。初八日，亲率马步兵一千六百人，至黄寺安抚，先遇马贼数十，俄而数百，俄而数千。倏忽之间，老营俱至。将士恐惧之甚，咸思散逃。立斩一人，狥于辕门。身自督战，斩贼首十四级，射打死伤贼百余人，我兵亦伤十三人，此可谓全胜，已经具题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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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7节 卢象升和袁崇焕，都是南方人，都是高中进士的科举官僚，都是文武兼修的奇才。如果说袁崇焕是上天赐给明王朝抵御外患的长城，那么，卢象升就是维护秩序的爪牙。 西北民变，就理解的深层次而言，是官逼民反值得同情，但，就任何社会的现实而言，都是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生产的巨大破坏。 陈胜说：天下苦秦久已。 大泽乡暴动是理所应当。 可是，仅仅7年的战争产生了巨大的破坏。 《史记》说：“汉兴，接秦之弊，民亡藏盖。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 米至十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那么，人口呢？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 《汉书》说：“民失作业而大饥谨；人相食，死者过半。” 为什么如此的残酷？自发的暴动带有极端明显的“以暴易暴”的特点，最起码，带有“以暴制暴”的特点，其对于社会的破坏之大难以想象。 楚怀王芈心评价项羽：“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之处，无不残灭！” 项羽，是最邪恶的强盗和屠夫。 《史记》记载： “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 “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屠之。” “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 到底项羽是暴政呢还是秦始皇是暴政呢？ 乱离人不及太平犬。 《史记》记载：“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坑之。” 这个时候，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 这个时候的项羽被刘邦打的焦头烂额，已经丢失了一点狂傲，于是，“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 能够活命，对于民众而言是何等的侥幸，“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王。” 便是以宽宏著称的刘邦，也屠城武关：“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 和项羽相比，刘邦有珍惜生命的相对自觉：“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示鲁，鲁父兄乃降。” 鲁，之所以没有被屠城，其实有一点侥幸。 关山万里，白骨遍野，因为无组织无纪律的暴动等同于抢劫和屠杀。 崇祯登基，为什么出现西北民暴？一个是气候灾害的恶劣影响，一个是接连不断的对外战争产生的巨大军费，一个是魏忠贤倒台东林党反攻倒算东南财富之地减掉工商税。 有些朋友可能说，你漏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官僚集团的贪腐。 我个人认为，这个因素其实最不重要。 崇祯是一个非常勤政的帝王，而且非常节制自己的欲望，他管理下的官僚集团的贪腐不应该比魏忠贤时代更加贪腐，为什么魏忠贤时代没有民暴而崇祯朝如火如荼呢？ 对于官僚集团的贪腐，我们应该有一个辩证的分析。 官僚，之所以当官，就那个没有信仰的时代而言，其基本目的是“货于帝王家”荣华富贵而不是服务社会。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读书——科举——富贵的“成本”与“期望值”。 我举一个例子，在今天，因为社会生活的繁荣和青少年已经脱离直接的社会劳动，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供养——国家也拿出巨大的财力——适龄孩子学习。可是，大学毕业季是否继续读研，就是巨大的选择，一般的逻辑，只要能够获得体面的工作，即使能够读研，很多人也放弃，其关键就在于读研之后获得工作与读研付出的成本对比。 清人所写《范进中举》里，范进读书读到已经娶了老婆，才获得一个秀才。那个年代读书人只能读书，一般不能参与社会劳动，所以，他贫穷的母亲只能“每日小菜饭”——咸菜稀粥——老婆自从进了家门，“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可怜！可怜！” 范进参加乡试，“没有盘费”，他“瞒着丈人，到城里乡试。出了场，即便回家。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 如果范进不读书而参加社会劳动，即使不能富贵，也不至于不能养活家人。 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我1983年参加小升初的时候，我那个普通初中——那个年代有重点初中和普通初中的制度性安排——招生80人，我考上了，是最后一名，也就是“孙山”。从这个成绩可知，我的智力其实非常的一般——我父亲经常暗示我是一个天才，其实，我非常的一般，而且才有偏短——可是，我的所有同学最终的学历都不如我，虽然我才是一个大专。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我渴望读书而出人头地。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吃一碗“公粮”真的很难。我之所以最终端上铁饭碗，就在于不管不顾“失败”后的艰难。 置之死地而后生！ 问题是，如果有选择，谁肯如此呢？ 我不是仅仅考虑我个人的利益。我始终坚持，社会的财富分配必须倾斜教育的程度，即使一个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书呆子，因为，这样会形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求学热潮。 按劳分配、绩效分配，固然有合理的因素，但，在引导孩子们求学方面远远不及“学历论”。 明朝的进士统计有一点分歧，我个人倾向是89科，实际总数24595人，这是276年的总数，平均每年89.11人。 明王朝一年出生多少个男孩子？这么多人按照概率，一般只有90人不到考取进士，这个太难了。 如此艰难的考试，成功者理所应当享受荣华富贵，否则，谁肯如此的苦读呢？ 麻烦来了，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官员的薪水低的不能忍受的可怜。 明朝的清官是海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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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8节 海瑞出生于1514年，1549年，35岁，参加乡试中举，1554年，海瑞因为会试不能考中进士而担任了福建延平府南平县的教谕。 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兼县学的校长，属于在编的国家干部，比雨花石强的太多。 1562年，48岁的海瑞被任命为淳安知县。 按照现在的阶梯，8年，海瑞从正局进步为正县，速度是很快的。 4年后的1566年，吏部尚书陆光祖主持文官选举，海瑞被选拔为户部云南司主事。正六品，比今天的县长高两级，但抵不过今天的正市地，估计是副厅。 1567年，海瑞任左通政，正四品，受理内外章疏和臣民密封中诉之件。各省的道员是正四品，知府是从四品。这个品级和今天不好对应，大约是副省级了。 1570年夏天，海瑞升调右佥都御史(正三品)，外放应天巡抚。这个品级大约是今天的江苏省一把手——封疆大吏。 1554年参加工作的海瑞，中间因为骂皇帝蹲了监狱，到1570年成为省级正职，其速度之快，在今天可以称之为“坐火箭”。 就这样的干部，他的生活待遇如何呢？ 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穿布袍、吃粗粮糙米，让老仆人种菜自给。总督胡宗宪曾告诉别人说：“昨天听说海县令为老母祝寿，才买了二斤肉啊。” 太恐怖了。 我想起了李雪健主演的《焦裕禄》。电影里，因为焦裕禄帮助别人，弄得儿子不能吃红烧肉。这个镜头告诉我们，即使最贫苦的困难时期，正县级的焦裕禄，可以偶尔吃红烧肉的。 说实在话，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贫苦农村的我家，给老人过生日也不能只两斤肉。 海瑞去世后，佥都御史王用汲去主持海瑞的丧事，看见海瑞住处用葛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 一个长期担任高级干部的清官，去世之后竟然连丧葬费都没有，一个说明海瑞的清廉，另一个方面说明，明政府给官员的薪酬实在胡闹，不贪腐、不灰色，是极难生活的。 大明王朝，能有几个海瑞？ 反过来讲，从古到今，如果干到省级还不能正儿八经的体面养家，这个政府的管理是有深刻问题的，因为他不符合正常的人欲。 贪腐，有两条界限：1、是否贪腐的质的根本区别；2、量的区别。 一个官员是否贪腐，大约是两个因素：1、个人的修养；2、生活的追求和未来的判断。 1983年的腊月22——这个日子我不会记错，因为那个时候都是这一天放寒假——习惯早到的我第一个到校，我班主任就让我誊分。我去的太早了，老师刚刚做好早饭：一点猪肉炖白菜心，菜锅里嘘的热气腾腾的两个馒头。 我心里想，我好好学习当了老师就可以猪肉炖白菜心外加热气腾腾的两个馒头了。 1992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正赶上教师待遇特低的阶段——工人有大把的奖金——不过呢，天天是热气腾腾的馒头，经常是猪肉炖白菜心。 从1992年到2017年，参加工作25年来，物价固然有变化，社会分配固然有变化，就教师集群而言，我个人感受工资始终是在增长，生活标准始终在增长。如果一个人不满足现实的生活，这可以理解为对社会进步有欲望，但如果牢骚满腹，那就是对社会的认识有一点不宽容。 明朝则不然，官员的工资标准基本是固定的，而且，非常的低，低到只能过极贫苦的生活。 明朝官员月俸——米： 正一品 87石； 从一品 72石； 正二品 61石； 从二品 48石； 正三品 35石； 从三品 26石； 正四品 24石； 从四品 20石； 正五品 16石； 从五品 14石； 正六品 10石； 从六品 8石； 正七品 7.5石； 从七品 7石； 正八品 6.5石； 从八品 6石； 正九品 5.5石； 从九品 5石； 未入流 3石。 关于明代的一石米等于今天多少斤是有巨大的争论的。 因为“石”是容量单位而不是质量单位，不同的粮食，“一石”的质量是不同的。 我们今天购买粮食或者食品，是“质量单位”，粮食的品质与容量无关。 可是，容量与粮食的质量区别非常的大。 2014年之前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对于粮食的品质有切身的体会。 2004年，我一个朋友撺掇我乘坐摩托车到外县购买玉米良种浚丹18。当时，我们这里，大面积种植的是鲁单981和农大108。我初种浚丹18，很多老庄家是看不上的，因为浚丹系列的棒并不大，其特点是轴小而粮重。 同样体积的浚丹，质量优良的很。 同样一袋玉米，浚丹是100斤，鲁单981，大约在85斤以上。 而且，浚丹系列的玉米，口感非常的好。 2004年之后，我们村庄自家煮粥的用粮，基本是浚丹系列或者郑丹958。 今天很多朋友用今天的粮食密度计算明朝的粮食“容量”是极端不科学的，因为，那个时候，不但没有优质的品种，而且没有化肥。 根据我多年种地的经验，明朝时期，一石粮食，因为种类不同，大约在120斤到150斤之间。 明朝的政府还给官员相当的补助，不过，明政府对于官员非常的刻薄，制度性安排克扣工资。 对于克扣工资，很多人真的很愤怒，特别是农村工作的同志。从我参加工作的1992年，一直到2010年，始终生活在拖欠工资的阴影里，有些老教师一直到死也领不到积欠的薪酬。 教师是最无权的阶层。明朝的官员，也经常的被克扣工资，而且，也是永远不给补发。 明朝正七品的知县月薪 7.5石，年薪大约90石。即使全额领取，年薪也在15000斤以下。即使加上等量的现金补助，顶多也超不过30000斤。 请注意，2017年9月的雨花石的工资——最普通的鲁西南农村教师——因为是老教师且职称较高，月工资在6000元左右，年薪在7万元以上。按照今天的市场，精粮和杂粮，平均不到2元钱。 我的年薪，大约在4万斤粮食——不是食品。 一个农村的老教师的薪酬相当于明政府的正县级，一个方面说明今天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个方面说明明政府的工资确实低。 新中国初建的1949年，一个是生产落后，一个在持续的战争，物资的贫苦类似于明朝。 因为战争造成的物价不稳，新中国初建，一部分的工资是以小米计算的。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下发了“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工警薪给暂行标准（草案）”，对于薪给数额（为每月多少斤小米）作出规定——大学校长：月薪小米1300斤至1500斤；专科学校校长或独立学院院长：月薪小米1000斤至1300斤；教授、副教授：月薪小米800至1300斤；讲师、教员、助教，月薪小米400至850斤；职员：月薪小米250至750斤，工警180至450斤，学徒工120至180斤。 海瑞是生活在和平时期，他担任淳安知县的时候，年薪米不过90石，大约是建国初期的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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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2017-10-01 10:33:17 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8节 海瑞出生于1514年，1549年，35岁，参加乡试中举，1554年，海瑞因为会试不能考中进士而担任了福建延平府南平县的教谕。 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兼县学的校长，属于在编的国家干部，比雨花石强的太多。 1562年，48岁的海瑞被任命为淳安知县。 按照现在的阶梯，8年，海瑞从正局进步为正县，速度是很快的。 4年后的1566年，吏部尚书陆光祖主持文官选举，海瑞...... ----------------------------- @令狐二当家 2017-10-01 23:29:58 忘了祝楼主全家节日快乐了。 感谢楼主大国庆的还发帖子。 祝楼主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每顿都能喝啤酒、吃炖牛肉； 祝两个闺女长大后孝顺、多赚钱，再也不为姑姑家生活好而有任何的阴影； 祝楼主的老婆大人永远漂亮，而且永远分不清写帖子还是备课~ ----------------------------- 多谢。最后一点尤其实在，我老婆虽然不倾国倾城，也对得起我的丑脸，至于写帖子还是备课，她是搞不清的，她的学历太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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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9节 1950年，政府把全国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分为25个等级。以小米市斤为计量单位，中央人民政府 最高为一级，每月为3400斤小米，勤杂人员最低为25级，每月120斤小米。 以建国初期的物资短缺和共产党的政党性质，政府的最底层工作人员的年薪还是1440斤。 表面看，明政府官员工资较高，其实，忽略了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明政府时期是封建社会，即使最底层的政府官员，父母、老婆也不能随便参加一般的社会劳动。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说一个家庭的收入的时候一般是夫妻劳动的收入，而在明朝，政府官员的家庭收入，一般是官员本人的工资。 第二个，今天的政府给官员配备了工作的辅助人员，比如秘书、司机等等，他们的薪酬都是由政府买单。明朝时期，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的配备非常的少，政府官员必须自己聘请一些工作人员，这些人的工资是官员自己掏腰包。 在今天，我们一般要求官员正常消费，只要收入合法就可以，比如，一个科级干部恰巧有一个有钱的家庭——父母是老干部或者妻子是很挣钱的作家——那么，他可以比他的领导穿着高档。而在封建时代，不管你有没有钱，只要你到了某一个品级，就必须保持这个品级的“待遇”或者“负担”。比如，官服和轿子。 在封建等级制度下，轿子和其它事物一样，在使用上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违规则要受罚。《明史》载：“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隆庆二年，应城伯孙文栋违例乘轿被告发，立刻被罚停俸禄。《清史稿》亦载：“汉官三品以上、京堂舆顶用银，盖帏用皂。在京舆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直省督、抚，舆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四人。杂职乘马。”官员需按例，老百姓有钱也不得逾制。 请注意，这个不逾制，不仅仅指不能超标，而且，在封建时代，比还必须达标。 比如，海瑞当了知县，按照规定是可以乘坐二人轿的，还规定不能乘坐四人轿，在正儿八经的场合，不管你是否愿意是否有钱，你都必须乘轿，也就必须雇养轿夫。 这个钱，海瑞的工资出。 有些朋友可能说，对呀，我们上班也是自己出交通费呀！我们也是自己买自行车、挤公交。 其实，今天也是一个比较势利的时代，穷人是比较尴尬的。可是，没有钱而不能按照级别生活，最起码不违法乱纪。 我们知道，今天的大多数科级以上的单位大多有秘书的配制，领导一般不那么吭哧吭哧的写东西。封建时代，对不起，大部分干部，是需要自己雇请师爷什么的。 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往往简单的搞古今对比——我也经常犯这错误——其实，简单的类比是不恰当的。 比如，我们读《水浒传》，很奇怪武松斗不过西门庆。 三班都头呀。 三班衙役是指衙门里的勤杂人员，他们一般分成三个部分。一是站班皂隶，类似今天的法警，负责跟随长官左右护卫，审判时维持秩序、押送罪犯、执行刑讯及笞杖刑。二是捕班快手，类似今天的刑事警察，负责传唤被告、证人，侦缉罪犯、搜寻证据，也被称为“观察”。三是壮班民壮，他们负责把守城门、衙门、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巡逻城乡道路，类似今天的武装警察，这类人也被称为“都头”。 古代的规定，衙役是社会的最底层，除民壮外，其他衙役都是贱民，子孙要在脱离衙役身份的三代后才能参加科举考试。因此，这个阶层的人结婚也是比较困难的。《水浒传》中，武松做过都头，后来被发配到沧州，张团练把自己妻子的婢女玉兰许给他做妻子，武松就十分感激。因为在地位上，他还不如玉兰高。 优娼皂隶，就社会等级而言，是最底层，不管他们拥有多少财富。 《水浒传》里潘巧云改嫁给武艺高强的杨雄，却非常的不安分而私通了和尚。 这杨雄的工作是蓟州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大体是地级市的监狱长并兼行刑手，放到今天是牛的极牛的角色，但在古代，不过是一个挣龌龊钱的底层人物。 杨雄手下的狱卒又称“禁卒”，则是皂隶中隶卒的一种，“皆为贱役”。“地位低下，收入低微，上自皇帝，下至百姓，无不痛恨而鄙夷之，甚至被削籍逐出家门，禁入宗祠，” 子女不得参加科举，世代无翻身之日。待遇如此，担任监狱官吏，尤其是长期在一线从事狱政事务的狱吏，若不是苦于生计，断不会对监狱职业有太多好感。 以政府小吏的工资，奉公守法是绝对不可能养活家人的。古代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就是允许底层的吏以贪腐的形式生活。 《红楼梦》第56回，贾 探春在大观园搞商品经济开发，谈到管理体制，有一段话：“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终算账，归钱时自然归到账房，仍是上头又添一层管主，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一层皮。这如今我们兴出这件事，派了你们，已是跨过他们的头去了，心里有气只说不出来，你们年终去归账，他还不捉弄你们等什么?再者这一年间管什么的，主子有一全分，他们就得半分，这是每常的旧规，人所共知的。” 贾府的管家不是主人，但，分配的体制是“主子有一全分，他们就得半分”。 吏没有进步的空间，合法的收入极低，而且社会地位极低，所以，就以变态的姿态管理民众。 封建政府就是以吏的恶，压迫底层民众的冒险精神。 这样一来，政府的管理就出现了要求“清官”和“酷吏”的两种思路：管理者需要悲天悯人的清廉，执行者要贪腐而残酷。这种矛盾的思路，正如《西游记》里仙圣佛们——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同时收养一批嗜死人肉的妖精。 救苦救难的观音手里就有吃人肉的鲤鱼精——你敢不崇拜吗？ 你不崇拜，我让鲤鱼精吃你。 很多人看西游记，不能明白，为什么慈悲为佛而豢养如此残忍的座骑？ 民众，其实并不如同政治教科书里宣示的那样尊敬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你看西方世界的民众翻脸比翻书还快，马英九就被台湾民众舍弃了。 所以，一方面以官员给予清廉的管理，一方面以酷吏给予残酷的压迫，这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如果操作得当，是最恰当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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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0节 列宁对国家有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 在某种程度，国家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更代表了阶级的利益。 国家更体现了一种恐吓和镇压的功能。今日的政府就外在表现看，因为服务社会从某种程度更加有利于发展经济、更加有利于统治者的利益，所以，外在表现体现出巨强的“服务功能”而不是“镇压功能”，所以，“养狗”彰显不明显。 可是，在封建时代，国家的阶级镇压功能非常的迫切，所以，必须养狗而且是养“恶狗”。这“狗”凶恶的只能祈求主人“勒缰”。 现在的中国，因为社会富裕，所以，所有的家庭都可以安装的起门户。 门，这个东西，防君子不防强盗，问题是，这个世界君子非常的少，强盗也并不多，最多的是“小人”——窥人隐私、顺人小财。 门，既防君子也防小人，固然不防强盗。 可是，古代穷啊，太多人家没有门，或者门不坚固、墙太矮，于是，穷人家也养一条狗狗。狗狗这个东西，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嫌家穷的忠诚”和“不顾死活的疯咬”。 2002年我养过一条黄狗，那真是忠诚的懂事。只要我们家人在家，不管谁来，它都只管睡觉。如果我家没人，熟人来它还是睡觉，绝对不理人，可是，如果你拿东西，对不起，它一定撕人——曾经有人被撕的很苦。 我，对这狗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评价：懂事。 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狗是不那么懂事的，它妈的是乱咬而且乱叫，有些时候，明明主人在家，也它妈的乱叫，疯狂到有些时候弄得主人都尴尬，尴尬的狠踢两脚才能顺利迎客登堂入室——恐怖的是，没有主人的护送，你走都走不出去。 如果你是一个很边缘的人，养这么一条恶狗，只能是极讨人厌而更加边缘。如果你是一个村长或者掌握着别人必须求你的技能，有这样一条恶狗，固然不懂事，但有巨大的震吓。 对于主人而言，这恶狗最大的好处是，相当一部分因为需要求主人，只能贿赂恶狗，给它骨头乃至于肉包子什么的。 这骨头、肉包子喂了狗，主人就可以节约喂养成本——政府给小吏的工资非常的低，就是节约成本。 政府官员，当然是“主人”，有巨大的管理权，和“最高领导”是“同一战线”。 当然，很多人都有进步的欲望，七品县令进步五品州官，最后，明朝的规矩“文到阁老武到侯”。阁老和侯，是否还需要进步呢？ 怎样处理“阁老和侯”的进步欲望，是所有朝代都不得不考虑的最高国政。 绝大多数朝廷的方略是“利益均沾”。 北宋把“利益均沾”的策略运用到了极致。 比如，宋朝的清官包拯，合法的收入实在太高了，当一个清官有巨大的支持。 包拯“坐镇开封府”时，头上戴有三顶帽子，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按宋仁宗嘉佑年间公布的公务员薪水律例《嘉佑禄令》，包拯作为龙图阁直学士，每一年有1656贯的货币收入，另有10匹绫、34匹绢、2匹罗和100两绵的实物收入。按《宋史?职官志》，包拯在开封府做一把手，每个月有30石月粮，其中包括15石米、15石麦。每个月另有20捆(每捆13斤)柴禾、40捆干草、1500贯“公使钱”。 除此之外，作为外任藩府的地方官，朝廷划拨给包拯20顷职田，也便是2000亩耕地，容许他每年收租，而且无需纳粮。这2000亩耕地按每亩租米一石计算，每年也有2000石米的进项。再查《嘉佑禄令》，权知开封府事每个月另有100贯的添支，每年冬季又发给15秤(每秤15斤)的柴炭。 共计包拯一年的各项收入：20856贯铜钱、2180石大米、180石小麦、10匹绫、34匹绢、2匹罗、100两绵、15秤柴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 宋仁宗嘉佑四年，官定绫价1600文一匹。宋真宗咸平年间，开封每匹绢最低1200文。宋徽宗宣和年间，每匹罗订价4000文。宋仁宗天圣七年，官府划定每两绵不得跨越85文。宋真宗时某年冬季，官府发售柴炭，每秤售价100文。宋仁宗前期，官府收买柴禾，每捆订价50文。宋仁宗宝元二年，开封干草最低19文一捆。 以上是史料中出现的距包拯任职开封府时间较近的物价数据。根据这组物价数据，把包拯每一年的各项什物收入都换成钱，加起来大抵是1022贯，加之20856贯货币收入，一共是21878贯。这便是包拯任职开封府时的年薪。 南宋初年的岳飞，神武副军都统治、潭州知府、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月有200贯的基本工资外，还有“添支钱”（岗位津贴）、“公使钱”（特别费）、“薪炭钱”（取暖费）、“职田”（政府拨给官员，可以直接收租以补充俸禄的耕地）等补贴，所有薪水加起来，每月在6000贯以上。 和明朝相比，宋朝工资高的吓死人。 那么，宋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钱发工资呢？ 答案是商业税。 北宋的市舶岁入约110万，约占国库收入的1/60,南宋仅广州、泉州两处的每年市舶之利就达200万。 请注意，因为那个时代的国际市场有限，海外贸易的税收是抵不过国内市场的商业税的。 我们看北宋末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汴京的商业是何等的繁荣，税收当然也非常的高。 唐宋，都非常的鼓励工商业，目的是税收。而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就搞海禁，到了郑和下西洋，表面是中外贸易，其实是不讲效益的“ 送福”武装大游行。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就工商税的征收，江南富庶之地和朝廷展开了激烈了斗争。这种斗争，其实是双方都不健康：朝廷仅仅看中了税收而不知道保护、扶植工商业；反过来，工商业者也豢养一部分政客往死里抵制税收，包括正常的税收。 崇祯登基，魏忠贤倒台，东林党掌控了朝廷，工商税几乎被废弃，最富庶的浙江一省的茶税从20万两锐减至最少不过12两银子。 浙江是产茶大省，全国民众“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固然只排序第7，可毕竟是全国民众都喜欢的“嗜好”。茶，固然是嗜好，不同于“烟草”的害人，茶有益于养生。这种经济作物，固然有益于国计民生，但，既然牵扯到群体的利益分配，既然牵扯到社会的管理成本，就必须合理纳税，浙江一省的茶税竟然只有12两银子，其他的工商税当然也极端降低，政府就只能破产。 一个社会能否存在下去，归根结底是粮食的生产。但，一个政府能否生存下去，归根结底是对财富的调剂和生产，从某种程度讲，调剂是非常重要的功能。 文革之后，改革开放家庭承包，其实仅仅是调剂了分配体制，就产生了巨大的财富。 政府在可以预料的经济繁荣前景下，给官员等工作人员增薪当然就可以增加消费，就可以促进工商业发展，反过来政府也就可以借工商业发展增加税收。 在宋朝的体制下，官员未必都清廉，可是，如此高的薪酬，毕竟有当清官的物资基础。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工作人员非常珍惜体制内的工作机会，对政府有巨强的向心力。 很多人不能理解，在梁山当山大王的宋江为什么一个劲想招安。其实，这个非常简单，小吏出身的宋江眼睁睁看着科举官僚拿着巨高的工资过着舒适的生活而自己只能靠“赚黑心钱”才能够过日子，没有上升通道的制度让他很痛苦。可是，当他在梁山山大王的时候，不停的打打杀杀、不停的抢劫，还是“赚黑心钱”。宋江的最终选择，放到今天，就好比今天混黑的人挣了巨多的钱拼命的供养子女上名牌考公务员一样——虽然收入不高，但稳定的不操闲心呀。 宋江，有进入仕途的心理变态追求。 我在今年，偶尔在一个饭局上乱扯自己的生日，邻桌一朋友很激情说：呀，你和我大哥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我愣的很，因为这家伙的大哥那个家伙搞建筑，虽然不知他的真实身家，几千万还是有的。 我当然要谦虚：哎呀，我的不行的、不行的。 那朋友很真诚的说：老大真有钱，老大真很累，有时真很难，有时，真的羡慕朝七晚五争舒心钱，可，那时候我们没认真学习，没学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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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1节 和北宋的“皇家和科举”高薪一家亲相反，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始就从骨头里不相信大臣们。 赵匡胤也不相信大臣们，可，赵匡胤把这种不相信摆明里讲，而且讲交换：伙计，我怕你们搞小动作，我的办法是花钱买你们的忠诚。 朱元璋的办法是，我不相信你们，而且我只给你们发最低的工资，如果你们敢搞小动作，对不起，老子有锦衣卫这种特务。 整个中国历史上，公开的、大规模的搞特务政治的是明朝和蒋介石。 任何时代都可以搞、也必须搞内部监督，就是私人企业也搞内部监督，可是，这特务政治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内部监督，他带有巨强的侮辱性。 我们可以想象，明朝的大臣们去政府和皇帝一起开会研究工作，一个方面要提防领导不痛快，一个要提防都察院、言官这种制度内监督，还他妈的需要提防厂卫特务使坏。 我们累不累呀。 为什么累呢？简单，绝大多数大臣都贪腐，因为工资太低，不贪腐过不上正常生活。 你给我每天吃白菜、菠菜的钱，让我操管理国家的心，我凭什么不自己捞一把。 海瑞一个知县，正县级干部，放在今天，那是党政一肩挑。整个中国，能够有几千个知县呢？廉洁奉公到给母亲过生日买两斤肉都是传遍全国的大新闻，这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太绝情了。 搁我，我受不了。我倒不是受不了贫苦，我是因为皇帝自己生活的那样腐败——他的大老婆、小老婆、大儿子、小儿子的生活费统统是国家财政拨款，凭什么让我们清廉而贫苦？ 赵匡胤的制度安排，给人一种被尊敬的感觉——皇帝怕我们，花钱买我们的老老实实。 何苦呢，看他当皇帝当的提心吊胆，还不如咱这样富贵着快活呢。 如果，我是宋朝的官，对皇帝有一些理解同情和感情：大家都不容易，大家都吃的不错。 如果，我是明朝的大臣，对皇帝就有在一种紧张感、奴才感。 洪武年间，宏文馆学士罗复仁过得很清廉，因为没钱买不起房子因此只能住在郊外一座破房子里。朱元璋有次跑到他家里去，看见两间破瓦房外一个民工正在提着桶刷墙。他就问了，罗复仁在哪里？没想到这位仁兄一见皇帝大惊失色，跪下来说道：“臣就是罗复仁！” 朱元璋也感觉到尴尬和惊讶。 如果都按照明朝制订的官俸标准，十个大臣有十个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大多数官员不得不去靠以权谋私来混点吃喝的银子。 朱元璋用“养狗”的标准“养士”，残渣余孽的青菜豆腐，十年苦读寒窗，谁心里能接受？ 比如，市场雇佣和按劳分配，好像是很合规的。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当官的人，海瑞的薪酬固然低，可比大街上的劳力高的多、舒坦的多。 比如，我老婆在饭店打工，一个月休息两天、月薪1500元，累死累活，比海瑞差远了。 现在，如果有人让我老婆干县长，即使月工资是1500元，我也愿意，最起码体面的多——问题是我们家美女干不了县长，其实，她连个村长也干不了。 无论薪酬有多低，因为社会地位、传统文化，以及贪腐机遇，即使有被杀头的危险，在前浪拍死在沙滩之后，没完没了仍然苦读着一浪接一浪的涌挤向独木桥。 朱元璋为什么敢于低薪招聘科举官僚？简单，他掌握了政权，垄断了资源。 有本事你不来干，老子有的是人可供挑选。 别无分店。 既然是买方市场，我为什么不压低价格呢？ 市场经济嘛，谁不节约成本？ 可是，朱元璋和明政府忽略了一个要命的问题：培养成本。 比如，一对夫妻起早睡晚开粥棚卖茶叶蛋，按照市场规律收入可以比拿手术刀的医生收入高。 好像是无可厚非，而且，煮粥和茶叶蛋也是有科技含量独家配方的。 可是，固然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体力劳动者一样，任何社会都必须有脑力劳动者，而且，请注意，社会进步的趋势是体力劳动一部分一部分的被脑力劳动替代，所以，负责任的社会管理者在社会大方向上都引导学习文化的正方向。 什么意思呢？就是领导者在制定财富分配体制的时候不能按劳分配的平等。比如，一个老太太卖茶叶蛋的劳动价值可能等同于一个医生，社会一定要降低茶叶蛋的利润而抬高医生的收入。 更直白一点，高学历者和低学历者即使从事一样的工作，薪酬也必须有差别。 比如，同样在初中教书，本科生、专科生、老中专生都能够胜任工作，而且，因为时代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中专生考取的过于艰难他们的学业基础其实远远超过现代的大学生，而且，因为中专生接受的是非常专业的师范类教育，他们对于普通的初中的教育教学的工作能力其实很强。 不过，在公办学校里里，即使干一样的工作，乃至于中专生干的更好，但，国家在薪酬设计上是制度性倾斜高学历。 这个当然不符合同工同酬的原则，但，绝大多数民众可以接受，因为大家知道高学历的获得者付出太多的辛劳。 鹰，可能飞不到鸡的高度，但，鸡绝对飞不到鹰的高度。 朱元璋的制度设计，在正常状态下，因为他掌握了政权，而且他特别能打且极有工作的能力，运作还是可以的。可是，一旦形势突变出现竞争性政权，官僚集团别有选择可以吃饭，正如大集团突遇艰难，门槛未必不能过，可怕的是员工的忠诚度不够呼啦啦跑了个溜光。 就反腐创廉而言，有人曾经——我不记得看的那一篇文章了——西汉和明朝，与今天的社会有相当的可比性。 放眼四千年的中国历史，真正崛起于底层且掌控了大中国的政治集团，大约是三个——刘备集团没有掌控大中国——刘邦集团、朱元璋集团、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集团。 毛泽东在《沁园春》里高评中国古代帝王是5个：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 其实，这5个人，只有宋祖和成吉思汗是开创帝业，唐宗只能是参与者有重要的原始股，秦皇是把祖宗的基业极端扩大，汉武扩大了祖宗的基业。 以上5人，起步最苦的是成吉思汗，不过，他的父亲毕竟曾经是部落首领，这种身份对于成吉思汗的崛起是有社会地位的帮助——贵族身份。 刘邦、朱元璋、毛泽东等三人都出身社会底层——朱元璋尤其低——而且，他们的团队也都出身底层，毛泽东团队里确有一部分出身较好但已经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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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2节 就时代的开创而言，刘邦、朱元璋和毛泽东最顶尖的领袖。 刘邦在公元前209年起兵反秦，公元前202年击败项羽，公元前195年去世。 朱元璋在1352年参加军队，1368年建立明王朝，1398年去世。 毛泽东在1921年成为职业革命家、1927年开始搞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1949年建立全国性政权，1976年去世。 以事业开创之难和对历史影响至深而言，毛泽东千古一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刘邦开创帝业的时间最短而当皇帝时间也较短，好像比较轻松，其实能够打败项羽这个大难缠，也是巨艰难。 西汉初建，经济非常的一穷二白，国家重要干部都没有标配的专车——将相或乘牛车。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就繁荣的不得了。 可是，从刘邦到汉武帝，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贯穿另外两个斗争：1、如何抵御来自边疆的威胁——匈奴、南粤等等；2、如何加强这样集权？皇权与功臣集团、外戚集团、地方利益集团激烈的争夺。 西汉初建，因为实力，对外采取战略守势，内部，除了休养生息的经济恢复之外，斗的热火朝天。 刘邦晚年，内定的继承人刘如意被功臣集团铲除。 为什么是被功臣集团铲除呢？ 《史记》的《吕太后本纪》评价：“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兄二人，皆为将。” 吕后和吕后的两个哥哥都为西汉的建立立下功劳，就身份而言，是后戚兼功臣。 刘邦要立刘如意，“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刘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 朝廷大臣多是功臣集团，和吕家有共同战斗的友谊，在铲除有当皇帝野心或者能力的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后，刘盈及其背后的吕后与刘如意相比，就带有功臣集团味道。 因为刘盈无后，吕后晚年对诸吕的奖掖带有谋夺最大山头刘邦系的瞎闹，刘邦系联合功臣铲除了诸吕。 整个西汉前期的政治斗争，一根主线，就是确立刘邦系，或者是确立最大功臣后系，的最高领导权，以保障政权的巩固。 经过“文景之治”，汉武登基国家富的不得了，于是，汉武帝对外展开大规模的国力输出，开疆拓土。 不过，很多人忽略了汉武帝重用桑弘羊对国民经济的大规模调整。 汉武帝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这些经济措施，巩固了西汉王朝政权，为西汉王朝奠立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但是，却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就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固然在后世被调整，但盐铁专营国家管控经济的基本走向被继承。 汉武帝的政策，沉重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富豪巨族。 国家经济由自由放纵的“休养生息”走向“国家管控”。 汉武帝登基于公元前141年，西汉建立已经62年。 请注意，汉武帝登基的时间，建国62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明朝的早期政治，表面看和西汉有巨大不同，其实非常类似。 朱元璋在位30年，干了4件事情：持续不断打击蒙元残余力量；30年的休养生息；搞了对功臣的大屠杀；搞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彻底的反腐创廉。 不过呢，朱元璋遇上了和刘邦一样倒霉的事情：他指定的接班人被地方武装集团最终推翻。 对于朱棣，我们不能简单的定性为图谋不轨的藩王。 1380年，朱棣就藩燕京北平，“同晋王讨乃儿不花。晋王怯不敢进，王倍道趋迤都山，获其全部而还，太祖大喜。” 朱棣当然不是明王朝的开国功臣，没有原始股，但，在明王朝建立之后，他是朱元璋所有儿子里指挥边防军取得战功最大的一个。 “是后，屡帅诸将出征，并令王节制沿边士马，王威名大振。” 他没上过井冈山、也没爬过雪山，没在冀中平原钻过地洞搞过雁翎队，也没有在塔山打阻击挖心了宿县千帆竞渡渡长江，可是，朱棣两次率师北征，招降蒙古乃儿不花，并曾生擒北元大将索林帖木儿，这贡献，当然抵不过彭德怀在朝鲜战场的巩固政权之盖世奇功，这朱棣也马马虎虎算在朝鲜战场指挥过恶战获得了军功。 在朱元璋搞掉了老将们之后，朱棣是拥有军功的人，也是拥有顶尖军事指挥能力的人。 所以，朱棣的靖难之役，并不仅仅是皇室对帝位的争夺，还带有军功集团对政权主导权的控制。 朱棣去世于1424年，明朝建立了56年，他的孙子明宣宗管理出一个“仁宣之治”。 因为长期承平，明政府的经济非常的繁荣，于是，在江南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中外的经济交流并不比前朝更好，生产的基本要素也并没有巨大的进步。之所以出现，与明王朝领导下长达两百多年的和平安宁有关、与明王朝对工商业生产的低税收政策有关。 整个社会长期的财富积累，必然诞生一部分人生活奢侈和脱离直接的劳动，农业生产出现雇工就是中国式的“封建地主和农民的生产”，工商业生产里一旦出现雇工自然是“资本的生产模式”。 和明朝相比，江南更加长期和平，“雇工”的资本模式发展的更加广泛、更加深入。 清朝长期闭关锁国。 “雇工模式”未必需要国际市场。 西方为什么最终形成真正意义的资本市场而中国的资本长期只能处于萌芽状态，其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封建枷锁——比如，重税。 什么样的资本生产，在重税的压抑下都只能萌芽乃至于萎缩。 明朝中后期，伴随着“资本生产”的是东南士大夫集群为了个人利益与工商业者的相互结合。 资本需要官僚在政治上发声和保护。 问题是，官僚为什么拼死为资本发声？ 商鞅变法在秦国搞县制，秦始皇完成统一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于是，在中国出现了截然不同于西方的官僚队伍。 我们知道，西方在中世纪的政治结构是“政治权利依存于封土”，没有“庄园经济权”就没有行政领导权。 从中世纪开始，因为“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推导出“既然我不吃你的饭当然就不服你管”的逻辑。 中国逻辑是“依托枪杆子的行政决定一切”，即使我穷的只剩下裤衩，只要拿着官印，在辖区内就是老天爷，就是“牧民县令”。 在中国，管理者是“牧”——豫州牧刘备——民众就是牛羊。 牛羊，连皮带毛包括骨肉都是“牧民”所有。 在这种体制和社会文化里，效益最高的投资就是读书当官——杀人放火的风险太大——因为行政官僚经常的跨大区调整，官僚对于民众没有必要太有感情，既不能天长地久，最重要的是官僚的考核、升级只取决于官僚的领导而无关民众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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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3节 我们看中国古代的历史，官僚大多是使用权力“贪腐”自己可以压榨的对象，替老百姓出头——即使是大商人大富豪——一般意义都理解为清官。 清官，你打开中国历史教科书，能找到几个？ 可是，明王朝出了怪异的事情：东林党这个出了大批官僚的集团，为什么拼死的保护江南工商业的利益呢？ 千万不要说他们热爱人民热爱祖国！ 因为，明清易代，东林党—复社，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那部分官僚，虽然出了一批烈士、一批遗民，总体而言，大多人当了满清的顺民或者支持者。 而且，清兵平定江南后不久，复社就停止了活动。从此之后，一直到西学中渐，江南的士大夫集群再也没有结成政治团体。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清政府的管理又多么严酷、屠刀有多么锋利，而是因为清政府加强了对工商业的税收并撕破脸面镇压抗税者。 清兵入关，一度奉行入乡随俗政策，拉拢汉族士大夫支持新政权。 可是，清军入关同样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而且也有巨大的战争压力，他除了向江南征收重税别无选择。 任何人，只要管理中国，别无选择，都必须向江南征税，否则，命运只能有一个：灭亡。 比如，今天，管理中国，需要国防航母、需要在洞郎和印度掐、需要给教师开工资、需要照顾低保户，统统需要钱，不能征弱势群体农业税，除了征收工商税，雨花石怎样领工资？ 江南的士绅，因为经济富足，“衣食足而知仪礼”，对于华夷之辩，他们口头上“头头是道”，何况清政府重税触动了根本利益？ 我们能抗住江南起家的明政府，还顶不住你林海雪原的草莽？ 清廷剥夺了对汉族士大夫的赋税减免。缙绅们被剥夺了免税资格，当然不满，但面对官府，他们不敢来硬的去对抗，只好来软的，发动聪明才智，靠昔日的权势交结官府，拉拢书吏，隐瞒亩产，拖欠钱粮。有人资金周转失灵，或是遭遇困难，没钱交税。有人干脆装糊涂，充耳不闻征税通知，故意到期不交。大家都放下身段，用软磨硬泡的方式抗粮抗税，跟朝廷对着干。 几年下来，江南多个州县的拖欠钱粮折合白银数十万两。 真正让清政府往死里掐江南士绅的是他们的政治态度。1658年，郑成功大军打到了长江口，江南多个府县望风披靡。那些忍了十几年的江南缙绅似乎看到了出头之日，纷纷箪食壶浆，迎接郑军到来。依当时情势，如果江宁失守，清廷在江南的统治很可能土崩瓦解。可是，郑成功在江宁城下过于轻敌，招致惨败。 惊魂甫定的清政府明白了，江南缙绅集群既怕死还没有真正的政治立场。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往死里掐呢，一个可以解决财政问题，另一个可以釜底抽薪郑成功支持者的经济基础。 根据清廷的规定，地方衙门每年都要向朝廷逐级奏报征税情况，填报的“奏销清册”，也被规范为“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等“四柱”格式，分别记录仓库既有、新近征收、花销折损和实际收入等四个方面的数据。 在奏报的过程中，“掌一省之政，司钱谷之出纳”的各省的布政使司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府州县必须先把当地钱粮出纳册报送到布政使司，接受审核。一切无误后，这些分散的出纳册由布政使司合编为统一格式的全省年度钱粮奏销册。 奏销册编好了，送到国家最高财政主管部门户部。 如此庞大的审计工作，户部当然忙不过来。户部以“分片包干”的形式把全国18个省的财政工作分别归口到户部下设的14个清吏司管理。 清吏司经过汇总整理和分析审核后，由户部草拟专题报告，以题本或奏折形式呈报皇帝。 那么，江南士绅，以什么样的模式抗税呢？ 地方，总有天灾人祸，地方官总能找办法减免。 清政府，那么好骗？ 我不管你什么理由，我只管要税收，否则，我绩效考核你这些干活的官僚。 顺治十五年，1658年，奏销案率先在嘉定县曝出，后来逐渐蔓延到江南各州县。按照朝廷规定，欠税40%以下，就要剥夺功名，责打20大板。欠税越多，责罚越重。朝廷还发布了一道谕旨，要求地方督抚，撕破脸皮，不讲情面，彻底清查，如果继续包庇欠税缙绅，就要以渎职罪论处。可这道谕旨和朝廷的规定，并没有引起欠税缙绅们的警觉。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退出历史舞台，留下，八岁的玄烨刚刚登基，懵懂无知。索尼、鳌拜等辅政大臣，深知钱粮收缴不齐，威胁国家财政安全，便以康熙皇帝的名义发布谕旨，要求各地官员加紧督办，按期完成征税任务的才能在绩效考核中被认定为称职。如有推诿拖欠，无论官职大小，一律冻结其升职调转，待限期内将钱粮补齐再解冻。如果在限期内仍无法补齐积欠钱粮，要么革职拿问，要么降级处分。从速补齐拖欠钱粮的官员，即便因故降级留任，也可以立即官复原级。 谁包庇，谁承担责任。 这下麻烦了，秦始皇推广的行政机关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地方既没有权力的人大也没有鼓掌的政协，上级要整人，谁不怕乌纱帽？ 明政府的惩戒，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一般也就整几个倒霉蛋，因为大家混前程，保不定那一天谁入阁当家呢？ 满清入关，这玩意可就不同了，因为当家集团永远是满洲贵族，江南士绅不管如何努力，也进不了核心层呀！ 于是，江苏巡抚朱国治为首的地方官向江南缙绅们发起了催粮催税的猛攻。 朱国治下令查账，只要有欠税，哪怕只欠一丁点，也要造册问罪。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四府和溧阳县，加在一起抓了13517名缙绅，包括2171名乡绅，以及11346名秀才。朱国治要求他们两个月内必须将欠税赔补完毕，否则从重治罪。至少要剥夺功名和打板子，严重的话还会革职、充军、抄家。朱国治还把钱粮积欠分为“宦欠”、“衿欠”、“役欠”，奏销时分别造册，注明欠税数目、欠税人名单，相当于编写了一本江苏缙绅欠税情况汇编。 朱国治的严厉催逼，确实把一部分缙绅们吓坏了。第一轮清查完毕，就有1924名绅户和10548名秀才主动清理积欠，追回白银总计4.9万两。 被逼的有2171名乡绅和11346名秀才，第一轮下来，交税的有1924名绅户和10548名秀才。 硬顶的有247个乡绅和798个秀才。 朱国治的江苏巡抚衙门启动了更猛烈的第二轮清查。第二轮清查的对象不光是欠缴税银，而是直接抓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因欠税而被官府逮捕的缙绅多达13517人，衙役254人。 不久，朝廷对这1万多人做出了处理决定：不管欠税多少，不管职务高低，所有缙绅的功名全部革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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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4节 考虑到举人以上皆有豁免部分赋税和受审免于体罚的特权，这一举措不光令书生们的十年寒窗完全白费，而且将他们从社会的中产阶级直接打回贫民。其中3000多人被带上枷锁，送交刑部治罪关押，遭受牢狱之灾，直至次年五月才陆续释放。这些缙绅里的现任官员均降二级，调离要缺，仕途遭遇重大挫折。衙役则要照价赔补，还清欠税，经济上损失惨重。最糟糕的，不光是人身自由受到摧残，政治前途遭遇不幸，还有他们的家产。人前脚被抓走，家产随后就被官府打着冲抵拖欠税银的名义一扫而光。等他们走出监狱，回到家里，发现家已不家，一塌糊涂。倒霉的缙绅和官员里，不乏当时名士，包括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翁叔元。 己亥科殿试勇夺探花的叶方霭，就因欠了一厘银子，也被削掉了功名。虽说他曾上书陈情，强调自己欠的一厘银子，折合铜钱一文而已，但还是被朝廷驳回。留下了一段“探花不值一厘钱”的民间典故。 你可以抗，我能够管，有本事你们去追随郑成功，否则，就忍者、受者。这些士绅能够对抗讲理明政府，扛不住下毒手的清政府，只能老老实实。 十几年后，三藩之乱爆发，战火烧遍南中国。为了笼络人心，争取江南士大夫支持，已经亲政的康熙帝这才放松禁令，允许在奏销案里被革除功名、降职使用的官绅缴纳银两，恢复功名，官复原职。 我可以恢复你的功名，钱，你必须交。 江南奏销案才算落下帷幕。 我们知道，清朝统治稳定后，康熙帝发布了指导性税收政策：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固定人头税”而摊入土地税，从某种程度讲，清政府减少了税源，可清政府并没有经济凋敝，因为他增加了工商税。 税收的征收，一个是统统的干活，一个是向有钱者征重税。 国家的税收政策，一个是公平，一个是保护弱势群体，一个是扶植重点行业。 因为清王朝的历史跨越了1840年，因为近代中国被重视工商业的西方列强逮着猛揍的满地找牙，于是，很多人根据后来的挨揍倒批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你为什么就不知道奖掖工商业呢？ 请注意，任何一个政府的政策，首先是保护自己的管理权，其实是在保护自己管理权的大前提下顺应历史的潮流。 西方之所以出现重视工商业，是因为西方社会发展的状态适合工商业并产生社会财富，最重要的是，西方的封建政府能力比较的差劲压制不住资本。 清政府不同，他管理下的社会固然是“万马齐喑究可哀”没有生机，可，毕竟大家都生活的比较“太平犬”，作为后人，我们固然可以批评他确实缺少“向前看”的胸怀和视野，但，清政府在常规国家管理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 有清一朝，最终的灭亡是因为封建的王朝跟不上时代的进步，辛亥革命蓬勃并不是因为阶级矛盾的尖锐，也不是因为外来侵略，而是因为不能完成时代交给的任务。 1912年的清帝逊位，带有相当程度西方内阁倒台政党让位的味道：哥们，我玩不了，你上，不过呢，我干了这么长时间，也干累了，也有苦劳，每年多少给点养老钱——虽然，我还刚上小学一年级。 明朝末期崇祯的完蛋，有些类似隋炀帝。 丫，你胡扯的太厉害吧？隋炀帝那么奢侈而崇祯那样的节俭。 其实，我真没有胡扯。 我们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头就有刘庸保持官僚的尊严而拒绝穿补丁破衣服的情节。 如果，我们的国家管理者一个个都节俭的穿补丁衣服、吃咸菜和稀糊糊，一个个都面黄肌肉的熬不到退休就公墓了，这他妈的正常吗？ 隋炀帝，几乎是最奢侈的帝王，不过，唐玄宗也是极奢侈的家伙，唐朝为什么能够挺过安史之乱而隋朝就完蛋呢？简单，唐玄宗的错误是奢侈而隋炀帝是好大喜功。 我们知道，大运河完成开凿是610年，3月31日，也就是农历3月初2，隋炀帝第二次巡游江都。民众的确感觉到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压力，但，并没有造反。 拉开隋末农民暴动的是王薄。 隋炀帝大业7年，611年10月，王薄与孟让首先起兵反隋，占据长白山为根据地，转战山东诸郡。 王薄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 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王薄号召民众起义的口号是拒绝出征高句丽，百姓避役者争相归附。 隋炀帝的罪过，一般理解是3点：1、开凿大运河；2、奢侈的个人生活；3、远征高丽。 开凿运河与修建都江堰一样，属于水利工程，虽然夹杂了隋炀帝个人巡游江都的野心，可毕竟是有客观正面作用的。这运河开凿呢，工程过于沉重、工期过于急迫，有些大跃进的味道，可，对于农业社会而言，水利工程是必须的。 这运河开凿，多少类同今日的一般人家购买房产，积累首付而且长期还贷，生活质量是相当的下降。 大家有这个心理承受。 至于皇帝生活奢侈，是极正常的——皇帝还能像雨花石一样艰苦朴素，那不当皇帝好了——老百姓对此也是有心理承受的。 可是，和开凿大运河、奢侈生活相比，远征高丽苦死在异乡为异鬼，就太恐怖了。 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几天不打仗？兵役是很正常的，而且，隋炀帝第一次远征高丽是612年2月，王薄起义是611年10月，他不可能预知隋炀帝远征高丽失败，民众为什么就响应王薄呢？ 很简单，老百姓不知道隋炀帝到底折腾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步？ 比如，唐玄宗生活非常的奢侈，杨贵妃吃荔枝什么的，可，老百姓毕竟知道唐玄宗要什么，知道唐玄宗是有底线的。 他要钱就要钱吧，马马虎虎，我们还能凑合着活。 对于民众而言，最好的皇帝是勤政爱民，不过呢，这样的皇帝太少了，那么，和没完没了瞎折腾的皇帝相比，还不如生活奢侈勉强一点接受呢。 比如，单位有一领导，我们当然盼望他与民同乐还多发奖金，如果不那么合意呢，你愿意接受一个好吃懒做的家伙呢，还是天天胡折腾专干无用功呢？ 不求最好，能够马马虎虎也可以。 崇祯的政策，给民众一种巨痛苦的感觉：你没完没了的和皇太极打仗，死了一波又一波，征了一批又一批的钱粮，我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而且，你怎么就不向有钱的人家征收呢？ 有材料说，从嘉靖时期开征的额外饷银——辽饷、练饷、剿饷——一共是1670余万两。这样庞大的税额压的西北贫瘠而灾害的民众一波一波的流浪、暴动，最终推翻了明王朝。 有材料说，明末扬州盐商存款利息就有900万两！ 社会并不是没有财富，问题出现在两点：1、面对财政的紧张，崇祯竟然舍弃富裕的东南逮着贫苦的西北不放；2、东南的富有阶级和士大夫集群为什么就不能为社会作出应当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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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2017-10-07 22:28:39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4节 考虑到举人以上皆有豁免部分赋税和受审免于体罚的特权，这一举措不光令书生们的十年寒窗完全白费，而且将他们从社会的中产阶级直接打回贫民。其中3000多人被带上枷锁，送交刑部治罪关押，遭受牢狱之灾，直至次年五月才陆续释放。这些缙绅里的现任官员均降二级，调离要缺，仕途遭遇重大挫折。衙役则要照价赔补，还清欠税，经济上损失惨重。最糟糕的，不光是人身自由受到摧残，...... ----------------------------- @bhfy18 2017-10-07 23:18:19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对峙已经结束，先生还在纠结于明清易代，陈光与毛泽东的井冈山之路准备弃楼了吗？ ----------------------------- 陈光那边是不能弃楼的，之所以近期不更，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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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2017-10-07 22:28:39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4节 考虑到举人以上皆有豁免部分赋税和受审免于体罚的特权，这一举措不光令书生们的十年寒窗完全白费，而且将他们从社会的中产阶级直接打回贫民。其中3000多人被带上枷锁，送交刑部治罪关押，遭受牢狱之灾，直至次年五月才陆续释放。这些缙绅里的现任官员均降二级，调离要缺，仕途遭遇重大挫折。衙役则要照价赔补，还清欠税，经济上损失惨重。最糟糕的，不光是人身自由受到摧残，...... ----------------------------- @bhfy18 2017-10-07 23:18:19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对峙已经结束，先生还在纠结于明清易代，陈光与毛泽东的井冈山之路准备弃楼了吗？ ----------------------------- @令狐二当家 2017-10-08 11:23:44 我觉得陈光那边差不多该弃楼了，因为主旨已经说明白了“井冈山之路就是外除军阀、内除军阀”。陈光和张国焘就是倒霉的内军阀； 粟裕也属于过于有主见。（不过话说回来，老毛秋起义的时候拒绝攻打长沙，别管理由多正确，在当时的中央看来，估计也跟粟裕不过江一样，自惜羽毛，不为友军分担压力） 另外，楼主还论证了，斯大林本质上是个伪共产主义者，是大国沙文的民族主义者——因为斯大林反对中共过长江，反对扩大共产...... ----------------------------- @silencsrv2015 2017-10-08 15:45:41 看楼主的文章真他娘的累~~~絮絮叨叨半天连印度俩字都不见一次，我敢说给他摊开地图，问他印度在哪，他多半都不知道。 ----------------------------- 大家可以讨论，不过，我真的很认真思考印度。 我写东西，确实有乱扯的毛病，不过，除了“陈光”之外，其实还是能够勒住缰绳的，而且，“陈光”的计划是写完“运十”后大体就结束了大框架而回归主渠道，之所以僵在那里，是因为近来工作太忙。 发“陈光”期间，我也鼓捣了几个短东西，说明并不是绝对的扯。“洞郎”之所以慢，一个是我写东西的习惯，第二个，确实在等局势。 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NDTV）网站当地时间5日报道，在中印洞朗对峙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在500名中国士兵的护卫下，中方已经开始在距离中印洞朗对峙10公里处的区域内，开始了新的道路扩建工作。 如果，我们在中印第一波博弈结束之时，就下结论，是否有些早呢？ 没有办法，这不是评论历史而是评论时政。 还有一点，因为我直接一线教学16年半教地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始终思考中印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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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5节 我们中国没有经历真正的资本时代，就从封建的农业社会进入了“国有时代”。新中国成立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铺天盖地沁人心扉理所当然无可怀疑。 然后，然后呢，我们就遇到了“人权”和“国权”的争论。 西方列强经常用“人权高于国权”批评中国和世界的人权并明确自己有干涉的权力。 很多人，说，西方列强确实有较高的人权。 这个，我真的不否认，因为，1840年以来中国就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是西洋宗教的变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借鉴的美利坚。 雨花石信仰终生的共产主义，不是中国的国货，是西洋思想之一。 我们天天叽歪继承传统文化，我们继承什么？ 我真是中国人，我肯定有民族自尊心，数典忘祖这活我还真干不出来，可我们必须实实在在。 比如，我热爱我的父亲，我父亲给了我不可取代的恩情和相当多教诲，如果我按照他的模式成长，我的人生无过一个农民。是谁让我学会了思考？是谁让我能够登上讲台领取一份薪酬？我们刨除社会的培养，就直接的恩情而言，当然是学校和教师。 生我者父母，引领者教师。 中国古人对教师比较尊敬，称之为“师父”。 大侠郭靖最尊敬师父，可，郭靖最热爱的还是李萍和黄蓉——妈妈和老婆，因为爸爸死了。 无论恩情有多么沉重，师恩都抵不过父母的恩情，即使父母的能力比较的差劲。 明清两朝，中国开始落后，英美日俄都教育了我们，也都给我们传播了新的思想，从某种角度讲，他们都是我们的“教师”——苏联曾经是我们的“师父”——可，我们不能背叛我们的身份——中国人。 近代中国，我们向西方学习了科技、学习了思想、学习了管理，我们感谢教师、感谢师父，但，我们恪守自己的基本身份而不能数典忘祖。 漂洋过海来中国的“自由平等”等“人权”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思想，就骨头里都是强调“思想跨越国界”的。 比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明明白白是挣脱国家政权的羁绊而讲公理、讲“人”。 可是，大多人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权”的就本质是不同的。 封建中国是农业社会，一切财富的基础是耕地，每一个人都热爱土地，于是，就必须热爱国家，因为寨墙、城墙、长城是保护财富的基本手段。 农业社会拒绝开放，拒绝流动。 西方，因为农业发育的差劲其实在中世纪是远远抵不过中国的。这正如《我的叔叔于勒》，在家乡混不下去就远走异乡做生意了。欧洲和中国相比，不但农业比较差劲，而且海岸线曲折多优良港湾，确实便于外出经商。 和西欧相比，中国陆地广阔而出海后见到陆地较为遥远——从长安出发经过遥远的道路才能够到山东的登州出海呢？就那个年代，挣多少钱能够来回的路费呢？从罗马、巴黎出海比长安出海近的太近了。 西方相较中国，确有出海的便利，更加上自从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的小国林立战乱不止，大家压根就没有大一统的观念。对于这一帮东东而言，“人”是高于“国”的。 还有一点，欧洲那地方，大家比较信仰宗教，在相当长的时间，“教廷”的地位是高于“世俗政权”的。 既然主管思想的“教廷”传统高于“国王”，那么，排除教廷后的，人权高于国权也符合逻辑。 这地理环境决定论，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实，这压根就是胡扯蛋，你千万不能相信，因为，他其实是蒙人“鸦片”。 反例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什么在墨西哥边境修墙？ 既然你美国有普世价值观，有照耀世界的“人权”灯塔，光芒所到之处应该是“苍蝇蚊子”统统死掉而尘埃落定，整个世界必然繁荣而进步。 那，特朗普为什么修墙限制移民呢？ 简单，放开移民已经对美国老白人的利益产生相当的负面。 所以呢，美国的“人”的“自由流动”其实是服务于“资本流动”，如果“人的自由权”妨碍了“资本的利益”，这权力就会被剥夺。 所以，这个世界压根就没有“人的自由”而只有“资本的自由”。 资本是货币，农业是“土地”，土地是“不动产”而货币是“最有流动性”的。所以，自由资本主义和强劲的帝国主义是高举“人权高于国权”的，可是呢，他这只是资本谋求更大利益的“表象”，一旦“资本”在国际市场落了下风，那立马翻脸成“德意志的剑要为德意志的犁争夺阳光下的土地”。 至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另外一个情况。到现在为止，除了巴黎公社之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相对落后的国家或者绝对落后的国家，原本就比较的穷，或者穷的一穷二白，当然就缺少“资本”或者说是“资金”。 因为先天发育不良，如果让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和帝国主义的“资本”拼流动性，那是必败无疑的。 所以，已经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回避西方资本的绞杀，就必须以“热爱祖国”的“藩篱”保护“阶级的利益”。 共产党人在可以掌控的区域开花结果也是巨大的成就。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高唱“国际歌”的共产党人为什么还高呼“祖国万岁”。 有些朋友可能说，你扯“资本”干什么呢？ 我解释卢象升呀。 卢象升，进士出身，生活简朴，非常的有能力，是一个好官。按照我们的理解，好官当然忠于朝廷而爱护老百姓的。 那么，卢象升对于被迫暴动的民众是否网开一面？或者，如同张叔夜，招安“宋江”呢？ 答案是否定的，卢象升是暴动农军的死敌。 因为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很多人有一种“暴动一定合理”的理解。 我个人认为，评价农民暴动是否合理，应该从2个方面：1、暴动的最终走向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2、暴动的领导人是否有社会建设的基本理念。 比如，刘邦和项羽相比，我们不讲私生活，只讲领导能力，刘邦虽然也有屠城的记录，可，只要条件允许，刘邦就搞社会建设。我们都知道，刘邦最终战胜项羽的依托是萧何的关中后勤，可萧何的管理其实是刘邦的支持。如果萧何在项羽那边，估计不会被重用。 朱元璋一开始的地盘并不是很大，最终能够获得政权，与其长于根据地建设有关。 我们看黄巢，他的暴动虽然也波澜壮阔，但流动作战的致命短板就是依托掠夺获得后勤，一旦接连失败不能逃脱围攻，没有稳定后勤支持，最后就必定失败。 明末农军，最终的领导人是李自成和张献忠，不过呢，这两位都不注重或者说也不长于根据地建设。最高领导可以不长于根据地建设，但，必须有根据地建设意识，并任命干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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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6节 明末农军的高潮是1644年进军北京。 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初八日，李自成率军开始了夺取北京的东征战役。 李自成遇上了周遇吉。 周遇吉，锦州人，“勇而善射，性慈仁，得人死力。” 周遇吉“幼时为敌所掠”，成了战俘，崇祯初，“与所娶蒙古妇刘氏自拔来归，始授把总，积边功至京营参将。” 在这之后，凭借对金血战和对农军血战的军功，“进副将”、“屡加太子少保左都督”。 左都督，二品高官了。 1642年冬，山西总兵官许定国有罪论死，周遇吉担任了山西总兵。 周遇吉是一个很有远见、也很本职的人，“至则汰老弱，缮甲仗， 练勇敢，一军特精。” “特精”也不成呀，因为毕竟人马太少了。 周遇吉的“刘夫人亦雄健便弓马，又招胡妇之多力善射者，至三百余人，择麾下健儿事之，别为一队。平日恣其所欲，必遇战急，方用以冲坚陷锐，敌甚惮之。” 三百娘子军。 人马缺少。 得知“李自成陷全陕，将犯山西”，周遇吉“以沿河千余里， 贼处处可渡，分兵扼其上流，以下流蒲坂属之巡抚蔡懋德，而请济师于朝。” 划分战区，请求援军。 崇祯，那是穷呀，手头压根就没有钱，所以，就没有军队。 象征性，“朝廷遣副将熊通以二千人来赴。” 周遇吉就把这两千人派去防护黄河，他本人赶赴代州建立阻击防线。 可是，平阳守将陈尚智投降李自成，劝降熊通，并让他游说周遇吉归降。 周遇吉怒斩了熊通。 这仗还没开打呢，损失了两千人，他自己手头也只剩两千人，还有三百娘子军。 2月6日，李自成包围太原，守军士气低迷，无心恋战。8日晨，叛将张雄开新南门投降，纵火焚城，太原陷落，明山西巡抚蔡懋德自尽、晋王朱宰烜被俘。 李自成在太原休整8天之后，又攻取了忻州，进而急攻代州。 李自成“先驱将至”，周遇吉“即伏兵忻口截之，歼贼数千而还。” 打了胜仗的周遇吉为什么撤退呢？简单，没有粮食了，只能退保宁武关。 宁武关位于太原通往大同的必经之路上，海拔约2000米。其地山势险峻，关城两侧是吕梁山脉高耸的山岭，建于15世纪的高大城墙控扼着两山夹成的隘路，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周遇吉聚众开会：“逆贼屡胜而骄，我悉精兵据险伺隙，凶锋可挫；若纵使入险，而婴城自守，此坐困之道也。” 坚守外围阵地，增加缓冲空间。 “佥事王胤懋，同知吴鋐疑遇吉欲通贼，固止之，又阴令百姓筑土塞门，以沮其行。” 李自成进兵山西，明朝官兵一路是望风迎降，忠臣也不知道谁还是忠臣。 这是崇祯的悲剧——背叛成为常态。 宁武的百姓，被感召与激励，有三千余名壮丁加入了守军，守军人数膨胀至五千至六千人。 宁武关“官兵不出”，李自成“即自阳方口入，分兵六道趋城。” 直接进攻核心阵地。 2月20日，李自成派遣刚刚投降、与周遇吉有交情的明将尤世禄前往城下劝降。 周遇吉闻尤世禄靠近，持弓箭登城而张弓射之。尤世禄大惊，迅速转身逃回，未被射中。 劝降无效，李自成下令攻城。 农军主力架云梯、驱赶着裹挟来的难民，漫山遍野地向宁武关冲击。 周遇吉率数千精兵及城中丁壮开城列阵，直前搏战。 周遇吉的主动迎战出乎预料，难民组成的李自成前军登时土崩瓦解。宁武军民直捣贼军中军，“歼其精锐”。 李自成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死了一波冲上一波。 周遇吉是出城列阵，并没有艰险依托，最终被压进关内，入夜时分，农军已靠近城墙。 双方在最后的阵地展开激烈的争夺。 “遇吉与麾下杨光隆等分门而守，昼夜苦战：贼梯，则碎其梯；贼穴，则烧其穴；城已崩矣，囊土复完。相持三日，杀其骁将四，群贼死者无算。又设伏城内，出弱卒诱贼入城，急下闸，杀数千人。” 一路上所向披靡的李自成动摇了，这样打下去，自己也损失不起呀。 李自成“惧欲退”。这个时候，他的一个部下，“或教以分番迭进，官军力尽。” 我们搞车轮大战，累死他们，反证我们人多。 对于李自成而言，如果在宁武关遇挫退兵，尊严遇挫，内部凝聚力就会出现问题。 于是，李自成也拼了。 李自成从城外东南方向城头展开了猛烈的炮击，东门守将杨光隆中炮阵亡，守门兵士大惊溃散。顷刻间，捕捉到战机的李自成亲自指挥精锐涌入关内。 极度危急时刻，“遇吉以数十骑血战，出没如流星，当者皆死”，周遇吉身被数矢，大呼“杀贼!” “自成辟易，不敢入。” 守方已经竭尽了全力，攻方也肝胆尽落。 李自成搞阴谋，“复使骑招之”——我们谈判。 仗打到这个程度，如果不投降，有必要谈判吗？ 周遇吉需要借谈判给宁武关一个喘息的机会，“退兵十里，我当出。” 周遇吉“乃从角楼缒下”，至演武场与李自成谈判。 李自成“起揖”，很有礼貌：“大同督抚一席，愿以累公。” 你投降，我给你一个督抚。 周遇吉大骂拒绝。 李自成假装放周遇吉归去，却派十人在后窥伺。 李自成是比较狡猾的。直接扣住周遇吉，显的太无赖，现在放走周遇吉，然后派人尾随。宁武关的守将们，看到这种情景就会疑惑周遇吉是否选择了归降？周遇吉的归来是否是诱城？ 周遇吉返身夺刀，将窥伺者一一砍死。 既然周遇吉先出了手，李自成就有足够的理由围攻他。 周遇吉身被数十创，一蹶陷泽中，被俘。 李自成最后劝降，周遇吉大骂：“瞎贼，我岂受伪官者？今来求一死，光而且明。乘城杀贼，皆我将令，与士民无与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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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7节 从军事谋略的角度讲，周遇吉的上策是前出依托艰险守御外围阵地，中策是守御宁武关到最后关头作战略放弃——有人就有办法，下策是与宁武关共存亡。周遇吉是宁武关主将，在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以假谈判争取时间的思考是有道理的。但，李自成一个放行尾随逼迫周遇吉以自杀式攻击表明心志。 在叛将满朝的时代，当忠臣实在太难了。 周遇吉最终“遂被磔”。 周遇吉的壮烈激烈了宁武民众，“感愤流涕，争效死杀敌”。 “嗷然而哭”的刘氏接掌守城的重担，召集诸将，“授以战守之策，诸将泣从之。” 2月22日辰时，李自成向宁武关发起了最后的总攻。在炮火掩护下，数以万计的农军冲向城墙。 宁武关最终城破，“城中士民感遇吉忠义，巷战杀贼，不可胜计。其舍中儿，先从遇吉出斗，死亡略尽。夫人刘氏素勇健，率妇女数十人据山巅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毙一贼，贼不敢逼。纵火焚之，阖家尽死。” “王佥事、吴同知被执，亦不屈而死。” 宁武关一战，李自成“丧精锐数万”，沉重打击了李自成：“使守土者更有周都督几人，我事殆不济矣！不若且回陕西，相机而动。” 大明王朝几乎获得一个转折。 可是，“适姜环降表至，自成大喜，俄而宣府总兵王永荫表亦至，贼遂尽屠宁武遗民而北。” 大同、宣化两个总兵的不战而降，鼓舞了李自成进军北京的野心。 3月16日，李自成到达北京城外，然后，李自成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他派人去找崇祯皇帝议和，条件是，分庭而治，划西北地区给他，封他为西北王，然后再赔他百万的军费就可以退兵！ 即将成功的李自成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要求呢？简单，自从明朝建国，北京城曾经被也先的蒙古、皇太极的满清多次围攻，每一次都岿然不动。北京是首都，而且是天子守国门的首都，城墙之高峻是显而易见的。 李自成进攻北京的时候，他仅仅占领了很少的地盘，而且他在自己占领的极其有限的地盘里还没有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军事管控机制。所以，李自成的进军表面看来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其实是黑瞎子掰棒子、掰一个一个丢一个、最后只有一个，胜者满世界乱闯，败者一塌糊涂。在没有占领西安之前，李自成的军队还比较的少，通过吃大户的抢劫还容易获得后勤，从西安经山西进军北京，表面看仅仅在宁武关遇挫，声势巨大影响广泛，其实，空虚的很，仅仅在宁武关一个遇挫，李自成就有了退兵的想法。 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的时候，满清还被吴三桂拦阻在山海关之外，张献忠不过影响了四川，明王朝在形式上还控制着中原和江南的广阔土地。 无论如何理解，北京城的城防部队都远远超过宁武关，其武器装备也应该优良的多，李自成一旦被挫兵城下而勤王部队猬集，李自成会很难受。 与其如此，倒不如割地称王捞一把就走更加保险。 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原本可以从权答应李自成的要求，最起码可以派人与李自成谈判拖延一下时间，死要面子的崇祯竟然直接拒绝了李自成的要求。崇祯如此的刚硬，把李自成逼的只能冒险求战，因为，他统帅的庞大的军队只能通过攻克北京获得粮食。 3月18日，李自成下令攻城，很快，守城太监打开城门，农军迅速占领了京城，崇祯皇帝自缢！ 李自成非常侥幸的获得了北京城，惊魂普定的他，“每语人”，经常的说：“他镇复有一周总兵，吾安得至此。” 对于李自成来讲，能够进入北京城是一种侥幸，这说明他压根就没有占领大中国、管理大中国的事业心和能力。 1644年阴历4月23日，李自成在一片石被满清击败后一路溃退迅速败亡，其关键就在于流寇作战没有根据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李自成压根就不是一个有济世救民思想的领袖而仅仅是一个揭竿而起的流寇。 李自成以及明末的暴动农军，没有社会建设的志向而只有破坏社会吃大户的欲望，因此，他们不是社会的进步力量。 李自成在大进军的凯歌行进里最起码有3项罪恶：1、残杀周遇吉；2、屠城宁武关；3、在北京城烧杀抢劫。 1644年的李自成已经建立了政权，应该树立社会的道义。 周遇吉固然是李自成的可怕敌人，更是明朝的忠臣，而且是一个善待百姓、爱护士兵的好干部，另外，周遇吉在抵御皇太极对北京的进攻里也有血战之功。 对于周遇吉这种人，李自成可以杀，但不能“忿”，因为周遇吉虽然是敌对的阵营，却代表了正能量。 我们看《三国演义》，最终成功的曹操，在无可奈何之际，固然需要杀陈宫、田丰等强硬的对手，但都给予礼葬，因为，他们考虑社会的正能量。 关羽斩杀了庞德，也给予礼葬。 便是梁山的宋江，除了活剐了黄文炳、贾氏这些个人仇敌，战阵之间的俘获即使必须杀掉，一般也不使用酷刑。 李自成把周遇吉“悬之高竿，丛射杀之，复脔其肉。” 李自成非常的不成熟。 乾隆年间《宁武县志》记载：“贼初破宁武，亦不甚杀戮，旋引兵而东。明日，贼别部在城中者忽树蓝旗，遂肆戕虐，被祸有数千人，其伪总兵尤世禄所为也。” 其残酷程度，据幸存守城兵丁马某的回忆：“贼既陷宁武，恨其久不下，屠杀一尽，血流成波有声。” 尤世禄是降将，劝降不成而周遇吉重创李自成军队，李自成的基本部队难免对降将们没有好脸色——李自成曾经有做掉大同降将姜环的打算。 在这种情况下，打仗无能的尤世禄为了表现自己的同流合污，在屠城里表现突出是一种选择。 李自成非常侥幸获得了北京，从某种角度讲，正如穷小子买了一套房产，怎么讲也要好好装修——实在没钱装修也要非常的珍惜。 李自成不这样，他认为这是抢劫的别人的房子，凭什么不折腾呢？ 一个帝王，当然要争夺地盘，不过呢，如果是一片荒地，其意义是不大的，所以，占领土地的目的更有管理这块土地的民众并获得财富。 在没有进入北京之前，北京城接受崇祯的管理，当然就属于崇祯的资源，可是，当李自成获得北京城后，北京的民众就属于李自成的资源。即使那些明政府的高官，只要不正面与李自成冲突，为稳定局面并有利于获得敌占区的和平解决，李自成也应该优容。 在北京，李自成“礼葬”崇祯，“自成命以宫扉载出，盛柳棺，置东华门外，百姓过者皆掩泣。越三日己酉，味爽。” 崇祯是已经死了的对手，“礼葬”可以收买人心，李自成这行为太差劲了。 有人可能说，崇祯的管理差劲逼死了太多的人，李自成和他有血海深仇。 这个，是真的。不过，政治家是不能仅仅盯着自己的恩仇。 为了事业，曹操冰封了张绣的仇恨——儿子曹昂和爱将典韦。 张绣之杀曹昂，对于曹操不仅仅是丢失了儿子，还丢失了最心爱的丁夫人的感情。 丁夫人很愤怒：“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 纵横天下的曹操，在临死前非常的忧伤：“我前后行事，于心未曾有所亏欠。但是如果死后有灵，子脩若问‘我母所在’，我将何辞以答！” 如此深刻的感情背后隐藏的是无以复加的仇恨，为了集团的利益，曹操忍了，这骨头里是曹操对自己利益的思考，客观有利于民众的安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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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8节 两个多月后，满清占领北京，头一件事儿，就是“安辑百姓，为帝后发丧，议谥号。”尽管满清政权是邀买人心，总比赤裸裸地虐待更策略一些。 李自成进入北京，部将李岩规劝李自成：“以不杀收人心。” 权将军刘宗敏开始压榨金钱：“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 绝大多数政府给工作人员的薪酬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一般与职位的高低成正比，所以，一般来讲，职位越高可以积累的财富越多——我们暂不考虑官员家庭的特殊性。 问题在于，刘宗敏给予这些官员的“助饷”标准是以“贪腐”为基点的。 一般来讲，官员的贪腐机会与政治级别是大体相当的，但并不绝对，而且，在任何时代都有清廉的官员，海瑞、于谦什么的，即使明末，还有史可法。 你如此绝对的没有调查就死标准“助饷”，太不讲理了。 交不出来或者不想交，如何？ 刘宗敏赶制了五千套夹棍，这玩意号称“刑具之祖”，极可怕。800多名明朝官员，被刘宗敏“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备诸惨毒。” 弄不够钱，继续弄，弄够了证明是贪腐，怎么办？惩戒罪犯呗，“征诸勋戚大臣金，金足辄杀之。” 太胡闹了！ 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比较专业的知识，“马上得天下”之后的国家管理当然要以“马”为依托，但治理天下是不能只用“马”而必须用“笔”。 其实，得天下也是离不开“笔杆子”的。 不管是李自成还是刘邦，简单说，所有的暴动农军，都存在短缺“笔杆子”的缺点，至于专业的国家管理人才，那就更加短缺。 在中国历史上，中共从建党到建国的奋斗历程是非常的长，28年，从正儿八经武装斗争到建国的时间22年，从建立共和国的雏形的1931年到1949年也长达18年。和一般的武装夺取政权不同，中共的初建是知识分子在外来思想影响下成立的，在共产党革命的28年里，不但共产国际特别注意给中共培养干部，共产党自身对于干部的培养更是特别的热衷。毛泽东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停的写文章，长征结束还写了《矛盾论》、《实践论》这种大块头哲学。中共中央驻延安时期，延安几乎是一座“学城”——比如，抗大和陕北公学。 1936年6月1日，中共在瓦窑堡成立红军大学，1937年校址迁至延安，改名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2月，晋东南和晋察冀根据地分别成立抗大分校。1939年，总校迁往华北敌后根据地，并先后在延安、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根据地建立分校。至1945年总校和12个分校共培养20余万名革命干部。 1948年春，解放战争打的热火朝天的时候，毛泽东决定成立华北军政大学培养军事干部和社会管理的干部。1948年5月23日，叶剑英赶赴石家庄，担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 该校仅第一期招生计划，就要培养团级干部500人，营级干部1000人，炮兵、工兵、参谋、摩托专业和政工干部各500至600人，总计招收学员近5000人。 然而，此时的学校能上课的教员仅有36人，太短缺了。这个时候，朱德提出一个新的指示，他对教员队伍的建设十分重视，明确要求学校要培养500名军事教员，为办好军大，也为将来办好陆军大学做准备。 上哪里去找这样庞大的教员队伍？共产党本身就缺干部，前线打的热火朝天不但不能抽调而且有巨大的缺口，而且，山沟里走来的解放军原本就短缺能教学的专门人才。 面对如此巨大的师资缺口，叶剑英联想到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利用旧军官作教员来创办陆军大学的例子，果断提出了“搬师请贤”的想法，即从敌人阵营中起义、投诚和被我军俘虏过来的人中，吸收有真才实学者来校任教。 经过多方努力，二三百名收编过来的国军各级军官陆续步入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这些旧军官，过去分别就读于武备学堂、陆军大学、保定军校，其中少数还有留洋学习经历，具有一定的军事理论水平和技术专长，他们在共产党培养干部方面有相当贡献。 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建国，中央人民政府 1人毛泽东，副 6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56人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艾则孜、饶濑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 、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一人必须是毛泽东，副 6人共产党占3人，委员56人，共产党占29人。 各机关的负责人如下：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无党派）、黄炎培（民建）、 政务院秘书长：李维汉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 最高人民院院长：沈钧儒（民盟） 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 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无党派）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民革） 国家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王明）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 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 内务部部长：谢觉哉 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贸易部部长：叶季壮 重工业部部长：陈云 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 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 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民建）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民革）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民盟） 农业部部长：李书诚（无党派） 林垦部部长：梁希（无党派）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民革） 劳动部部长：李立三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无党派）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民进）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民革） 司法部部长：史良（民盟） 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无党派） 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 海关总署署长：孔原 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民盟）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新中国初建，除枪杆子外，政府等社会管理机构里非党人士的比重非常的大，当然，财政、外交、公安、铁道等牵扯到政权基础的核心部门都是由共产党掌控，问题是共产党承认自己在水利、邮电、卫生、司法方面短缺人才。 李自成这农军，满世界的“流寇”，从来没有建设过根据地，除了有军事干部，其人才的短缺是极端的，那些曾经在明政府任职的官僚，也许非常的贪腐，也许非常的混蛋，但，既然他们没有殉葬明王朝，李自成就应该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李自成，太没有政治家的胸怀和谋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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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9节 作为暴动的农军，对于贪腐成性而在最关键的时候搞政治投机的明朝官员发泄私愤，还有情可原，那么，对无辜百姓下手，则彻底暴露了流寇本质。 刘宗敏等高管劫掠高管，中下层农军就劫掠一般老百姓，“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 北京城是一个消费型城市，他当然积蓄了金银，可，他的粮食来自于南方。李自成占领北京，可以劫掠金银，问题是他没有占领南方，也没有控制北方的平原，明朝的残余力量不可能给李自成运粮。 李自成占领了北京这个首都，舍不得离开，可又没有新的劫掠目标——哪里比北京更有钱呢？ 可，这庞大的军队如何吃饭呢？买，无处可买。唯一的办法就是给老百姓要。 李自成曾经高呼：均田免粮。 如果征粮，太打脸，而且也麻烦。 于是，农军出了新政策：“令五家养一贼，大纵淫掠，民不胜毒，缢死相望。” 我不征粮，我要求百姓养活我的兵。 问题在于，暴农原本就没有纪律，领导批准离开连队分散生活，这拿着刀、拿着枪的，不乱七八糟一回，是否有些对不起自己呢？ 这暴农，一旦分散，难免下头有些硬顶，见到女人难免收敛不住。 北京城里的老百姓，活的艰难呀！ 李自成的军队一直有强烈的土匪作风。 李自成在潼关兵败退走河南邓州，曾经搞大屠杀。邓州县志记载：“自成败奔邓州，弥漫千里，老弱尽杀之，壮者驱而南下，留精兵三千平城、塞井灶。自武关至襄、汉间，千里无烟。” 李自成在通山县被杀后，其余部打着“为皇帝报仇”的旗号“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 曾经，有一些研究历史的人给李自成辩护。 其实，这太无聊了。因为刘宗敏囚禁了吴襄、抢占了陈圆圆，最终逼走了已经归降的吴三桂。 吴三桂是指挥几万边防军的总兵官，在那个刀头舔血的时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即使李自成铁定能够获得江山，为了保存民族元气，也尽量和平解决。 《罪惟录》记载：“后贼陷京师，多有手足创者，皆经战宁武者也。” 宁武关一战，周遇吉仅仅几千人，就重创李自成如此之狠，吴三桂的实力和周遇吉相比如何？ 《明史?流寇》记载：“初，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京师陷，犹豫不进。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袭破贼将。自成怒，亲部贼十余万，执吴襄于军，东攻山海关，以别将从一片石越关外。三桂惧，乞降于我。” 北京城破，吴三桂有4种选择，西降李自成、东降满清、南归福王，最后一种是独树一帜。 因为吴三桂占据着李自成、满清、残明等三股势力的交接部位，对于李自成而言，收降了吴三桂，不但减轻了残明的力量而且挡住了满清。 就一般的政治家而言，只要吴三桂答应归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金钱、美女、官位都是不吝奉上的。 面对吴三桂的去留，李自成、刘宗敏，不但分文不出，而且霸占了人家的女人。 连吴三桂这种急需争取的高级将领都如此的侮辱，北京城里的草民，哪一个不是任其宰割？ 所有的农民革命军因为阶级的局限性而最不讲纪律。 农民是小生产，小生产最大的特点是分散经营，家庭是生产的基本单位，一个人也可以搞生产。 农业生产的时间安排非常的机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特点被彰显，你可以早睡早起，也可以晚睡晚起，你既可以种玉米，也可以种大豆。 这种经营的分散性，表现在人的思想上就是无纪律和无组织。 比如，一个教师要给丈母娘过生日就必须给单位请假，还必须求同事们调课。 曾经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青年结婚，他的舅父要参加婚礼找校长请假，他的姑父要参加婚礼找校长请假，都理所当然。可是，校长是真难呀，农村小学的专任教师比较的少，这一个舅父、一个姑父恰巧包一个班的教学，如果这两位都去参加婚礼，于是，就无人上课了。 工人阶级，因为流水线，工作需要协同，不但不能随便请假，也不能随便“能动性”，所以，就特别强调纪律性。 因为生产的需要，大工业的进步要求工人必须有技能、有知识，所以，资本剥削工人必须有一个限度，因为“杨白劳”是不能给资本家带来利润的。 小农业经营不但利润较低，而且需要技能不需要知识，所以，农民不但没有学习的基础也没有学习的动机，有一部分人通过学习获得了进步，比如秀才什么的，就穿长衫而不农业劳动了。 范进，就不从事农业劳动，孔乙己也不参加农业劳动。 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导致农民阶级的自私性、狭隘性、宗教性、帮派性、封闭性、落后性。 因为小农生产和小农阶级的特点，农民革命的领袖在事业做大后都必须背叛自己的阶级属性而接受寻找新的阶级归属。 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就理论而言触及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带有进步的意义，但就社会实践而言反而是最反动的理论。 “均田”作为一个口号是可以的，请问：如何实践？ 你分配土地是以村庄为单位呢，还是以乡镇、州县，乃至于全国？ 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城市居民是否也分配土地？ 即使上一代土地分配比较合理，因为子女生育的不同，经过几十年之后，是否重新分配呢？ 李自成的“均田”其实非常的简单，暴军所到之处，把有钱的贵族、地主直接杀掉，金银粮食没收，至于土地如何分配，他才不管不问呢。 和“吃大户”相比，收税收粮实在太麻烦了。 如果说，那一支军队战斗力最高？这个确实很难定论，因为古今中外的军队所处的环境不同，我们又不能搞“关公战秦琼”。不过，要说古今中外那一支军队执行军纪最严格，发端于井冈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绝对第一。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为了整肃部队，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林彪等人参与下，最终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48年，东北野战军11个纵队和4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1个炮兵旅在锦州地区恶战了40多天。锦州、兴城、绥中等地都盛产苹果，深秋十月，正是苹果成熟的时节。战前，罗荣桓和东北野战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召开由各纵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参加的战前政工会议，要求各纵队做好战时政工工作，特别要求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动老百姓的任何财物。罗荣桓指着院子里结着累累果实的苹果树说：“要教育部队，保证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无论是挂在树上的，收获在家里的，掉在地上的，都不能吃，这是一条纪律，要坚决做到。” 1948年11月8日，东总给毛泽东的电报里写道：“在兴城解决战斗后，某地主之大批苹果，战士一个未动……” 在这之后，毛泽东多次提到东野三纵严守军纪的事情：“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到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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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70节 以共产党治军之严，也曾经有过一点违背军纪的事情，比如，1937年10月，年仅26岁的红军将领抗大教官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了女青年刘茜。 前线打得热火朝天，军官们一茬一茬的流血牺牲，115师给延安提出一大批军官要求，包括黄克功。 黄克功是江西老俵，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万里长征，从班长干起，经排长、连长、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长，一直干到团政委。延安时期，黄克功任抗大学第二期第15队队长、第三期第6队队长。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共就六、七千人，能有多少位团政委？ 1955年，解放军评军衔，中将行列里，大部分干部在红军时期还不是团级。 毛泽东最终决断，不允许黄克功戴罪立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这之前一年，黄埔四期的上校团长张灵甫枪杀了结婚三载的妻子吴海兰。国民党的判决是入狱10年。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张灵甫担任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上校团长。在这之后，张灵甫悍勇敢战最终进步为74军中将军长兼南京卫戍司令。1947年5月16日，张灵甫和他指挥的整编74师被解放军消灭在孟良崮。 整编74师被全歼是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第一次聚歼国军主力军，表现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敢战气概！ 这一仗，国军的失败是与张灵甫的名字相联系，张灵甫是违背社会规范而被蒋介石违规破格使用的典型。 我个人认为，某种程度讲，1947年5月国军在孟良崮的大惨败的根基最起码在1937年10月延安判处黄克功的死刑奠定。 两个军政集团的对决，在战场的对决，是后勤的对决（后勤保障包含兵源）、指挥（指挥是大脑）、训练（打仗是一个技术活），其实还有一个极要命的因素：军纪。 原因，其实简单，军纪保障“指挥的贯彻”。 打仗，是一个极苦的活，更是一个时时刻刻在牺牲的活，任何人、任何集团对于牺牲都是谨慎的，一个军人、一个连队之所以选择牺牲，一个是意识形态的信仰，一个是军纪。 中国古代有“十七律五十四斩”保障军队的战斗力，“其九”的“所到之地，凌虐其民，如有逼淫妇女，此谓奸军，犯者斩之”其实就是保障军民关系的军纪。 古代军纪规范军民关系主要是两个方面：1、财物和人力等等方面“凌虐其民”；2、“如有逼淫妇女”则是专指“妇女问题”。 中国古代的“十七律五十四斩”是对军队生活的全方位规范，其对于军民生活的规范主要集中在“其九”。 而发端于井冈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则是全方位专门规范军民关系——“一切行动听指挥”是规范军民关系的基础，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就宏观而言也是“民众”的一部分。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两大特点：1、具有最绝对的意识形态；2、是最标准的底层革命。 中共的武装斗争，因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兵源必须是农民阶级，于是，如何改造小农的落后性成了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关键。 1929年7月，离开家乡湘南农军组编的红29团离开家乡半年多。思乡情绪越来越重, 因为季节的缘故，得知湖南省委要求向湘南发展,更是一拍即合,“打回老家去,回家割稻子”。 7月7日,两省“会剿”的湘敌吴尚乘红军主力去永新,侵入宁冈,袁文才率部昼夜骚扰敌人,迫使湘敌元法在宁冈立足,往永新与赣敌靠拢。10日,朱德、陈毅等率红28、29团进攻酃县、茶陵,袭其老巢以解边界之围;毛泽东率31团在永新以图打破湘、赣两省会合。12日,红军攻克酃县,果然将湘敌调回湖南。两省“会剿”的边界之围,现只有对付赣敌一家了,但就在当晚,一场悲剧的序幕开演了。 12日晚，红29团士兵委员会在团领导默许下召开会议,准备第二天擅自行动回湘南。13日,朱德、陈毅接到茶陵县委书记江华的飞马传信,是毛泽东要部队回永新增援的指示信,即召开军委扩大会和士兵委员会,竭力劝说29团放弃回湘南的打算,将部队拉到沔渡。在沔渡红四军又召开军委会,对部队去向争执不休,然而随军的省委代表杜修经和在宁冈主持工作的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依然坚持湖南省委意见,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议和军委负责人劝阻,趁毛泽东远在永新,迎合29团乡土情绪,批准同意了将部队拉向湘南。 7月17日,以湘南农军为主的红29团和以南昌起义部队为主的红28团从沔渡踏上冒进湘南的路。29团思乡心切归心似箭跑在前头,28团有时追都追不上。 红28团是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的余部，是红四军的核心部队，也是经过北伐的老部队，其战斗力和行军能力当然超过湘南农军组成的红29团。 军队的战斗力，不仅仅是体现在打仗，还体现在急行军，因为急行军是保障胜利的重要能力。 湘南农军是暴动的农民编组而成，其急行军能力当然比不过正规军，现在呢，他们有些时候竟然赶超了血战而胜的“铁军”，那是“归心似箭”啊。 7月23日，朱德兵临郴州城下。按照湖南省委指示,朱德不得不指挥进攻郴州。郴州守军乃是帮助过南昌起义失败部队的粤军范石生的部下。 红军攻进郴州,29团即刀枪入库似的,全团除萧克所指挥的一个连其余全部解散自由行动。 郴州是范石生的供应基地，存有大量物资。久不见给养的红军部队开始大捞特捞，猛烈地发起了“洋财”，一时军纪大乱。 部队放松了警戒。 范石生被自己接济过的老朋友插了一刀，比较生气，发起了反击，红军没有警戒，被突袭，朱德只得率28团撤退，要求29团紧跟着撤到资兴。 29团官兵此时已在郴州捞够了，心里都惦记着在宜章的老婆孩子，哪里还愿跟随朱德吃苦头。出郴州没多久，29团就一哄而散，高呼着“走，回宜章！”“回家了，回家了！”，纷纷奔宜章方向逃散了。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竭力呼喝，然而无济于事。最后全团只剩副营长萧克带的一个连是完整的，加起来一共200余人。、 跑散的红29团的指战员，最终被分散消灭。 名将杨得志,当时还是一个勤务兵,他的哥哥是红军班长。郴州兵败的转眼间,杨得志永远失去了带领他走进红军队伍的亲哥哥! 红29团是最早的红军团，也是受革命思想教育的团队，其在郴州的跑散，非常典型的彰显了农民阶级的“目关短浅”、“无组织无纪律”、“乡土情结”。 共产党武装革命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农民阶级思想的改造过程——从某种角度讲，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是工人阶级现代化大生产对小生产的农民阶级的改造。 湘南八月红29团的跑散和黄克功延安逼婚以及张灵甫性情狭隘杀妻，就表面看有个人的性情，其实还有农业社会的文化问题。 所以，我们看中国历史上，所有最终胜利的农民武装，或者接受地主阶级优秀人物刘邦、朱元璋的改造，或者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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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71节 崛起于黄土高原的毛泽东，对于陕北农军的领导人李自成非常的关注。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开始发表《甲申三百年祭》。 仅20多天，即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同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并加编者按，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围剿”进行反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 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在这个文章里，郭沫若批评了崇祯的错误：1、“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2、“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郭沫若说“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在“内部已腐败不堪”的艰难里，“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 崇祯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马懋才给崇祯一个《备陈大饥疏》，汇报了陕西的灾情。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今日的中国已经是小康社会，民众已经远离了饥寒，而我对于幼时家乡父老的备荒还是刻骨铭心的不寒而栗。 饥饿无奈，就只能“争采山间蓬草而食”，也就是野菜什么的。 没有了野菜，就剥树皮。 我小时候的庭院，种植的树木大多是防荒可食。最重要的是枣树，因为这树易活而高产，最重要的是枣子既可以鲜吃也可以晾晒。 枣树之外，多是榆树。榆树最美的是榆钱，这玩意现在非常的稀罕，我弟爱吃榆钱窝头。榆树的叶子，味道类似野菜。榆树比较特别的是“皮”——不是外面粗糙的皮而是韧皮部。榆树的韧皮部比较柔软，晒干碾粉和其他面粉掺在一起做面条是属于食物范畴的代食品。 其实，这个代食品并不美味。 我小的时候，家乡盖房子什么的砍伐、加工榆树的时候，主家会扒下韧皮晒干然后悬挂在通风的高处，目的是等到饥饿的时候充饥。那个时代，农民贫苦，冷天、热天、雨雪天，难免要在屋里做饭，这常年烟熏火烤，真的很难吃——我非常感谢生长在新时代，没有吃这玩意的侥幸。 即使在贫苦的旧社会，民众一旦到了吃野草、吃树皮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政府必须采取措施给他们一个活路。 马懋才，延安安塞县马家沟人，1625年进士，历任湖广副兵备道、礼部郎中等职，其在1629年将自己在1628年去陕西调查的灾情汇报给了崇祯。 也就是在这一年，皇太极绕道蒙古发生己巳之变，第二年，崇祯斩杀了袁崇焕。 一边是外患，一边是内忧。 到底是暂时对外让步以给民众休养生息的机会呢还是集结力量以对抗外来的侵略呢？ 我个人认为，如何做出最高战略决策，取决于对时代主要矛盾的判断。 从天启时代到崇祯时代，皇太极始终没有入关灭掉明朝的战略思想，他仅仅是要求明王朝承认他对建州的占领和正常的贸易。 明政府和皇太极当然是敌我矛盾，但，这个敌我矛盾还没有尖锐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因为两个政府还保有基本盘。 可是，对于陕西的灾民而言，苦苦挣扎在生死线，他们又没有接受什么高尚的教育，政府也并不是他们的贴心人而是他们的压榨者，这些灾民当然不会支持崇祯去对抗皇太极。 皇太极不能理解这一点，《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 “任察则苛刻寡恩”，是一个非常差劲的评价。 “任察”，往好里讲，就是对待事物的分析非常的认真，往坏里讲，就是待人接物死心眼子。 任何一个人，性格都不可能没缺点，能力都不可能没有偏差。最重要的是，人当然是有理性、有道义追求的人，不过呢，大部分人是有“个人追求”的，比如，好利、好名、好权、好色、好酒、好艺术、好游戏，等等。现实生活里，有几个人只管干活而没有什么偏好？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记下了一个叫朱作其的人，“他的英语和德语都很好，是个电力专家，所写的工程教科书在中国普遍采用。他曾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过，后来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担任顾问工程师，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一年收入可达一万元。但他放弃了这样的收入，丢下家庭，到陕西的这些荒山中来，尽义务为共产党贡献他的力量。” 朱作其，原名徐承志，浙江鄞县人，1925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三次上海工人起义，武装起义胜利后，他出席上海市临时政府成立大会，担任市政工会负责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遭到通缉，便去宁波隐蔽，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同党组织获得联系后，赶赴陕北为革命贡献技术。 斯诺写到：“朱作其这样做是有点戏剧性的，是本着一种殉道者和热心家的精神。对他来说，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意味着早死，他以为别人也这么想。”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特别鼓舞欢快的气氛的，大秧歌、拉大歌，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巨大特点，因为大家在这种团队里非常“家”的感觉。 可是，“当他（朱作其）看到周围居然嬉嬉闹闹，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他一定感到有点意外。” 斯诺问朱作其“有什么感想时”，朱作其严肃地说，他只有一个意见：“这些人花在唱歌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他抱怨说。“现在不是唱歌的时候！” 1937年6月，因患血吸虫病严重，经朱德总司令批准，朱作其回上海治病。解放后，曾任北京电子设备总厂主任工程师、顾问。晚年，双目失明，仍以厂为家，指导技术工作。 革命的队伍唱歌好像是太应该了，因为，革命的目的原本就是让大家高高兴兴的生活，而且，实实在在的唱歌也可以提高革命的效率。 可是，朱作其认为，革命还没有成功，不应该没完没了的唱歌。 现实社会里，能有几个朱作其？ 我们当然理解、尊敬、赞美朱作其，但，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朱作其。 崇祯这个人，是有追求的人，也是一个勤政的人，也是一个相对自律的人，从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他选择自杀看，他也是一个有尊严的人。 从某种角度讲，拥有这样一个最高领导人，一个集团应当庆幸，可是，崇祯的“苛刻寡恩”就是要求民众为了国家的利益或者说为了崇祯自己的追求而必须往死里牺牲，或者说他要求他的干部和民众都是“朱作其”，这样的领导就比较难以接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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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72节 我为什么引入黄克功和朱作其呢？很直白的目的是说明一支革命的军队保持军纪也是非常艰难的。 中共领导的军队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崇高思想信仰的军队，“朱作其式”的骨干分子非常的多，但在朱作其因重病于1937年6月离开根据地仅仅4个月就发生了黄克功逼婚杀人事件，可见，保持军纪是多么的艰难！ 1948年的11月锦州大战，韩先楚的东野三纵竟然连地主家的苹果都自觉不吃，和国军相比太能够得民心了，其能够席卷天下是符合政治逻辑的。 可是，在大胜利的前夕，毛泽东非常警惕团队的堕落。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上毛泽东以李自成为鉴，要求共产党人知道“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为了夺取更大的胜利，毛泽东要求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离开农村赶赴北京。临行前，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从西柏坡到北京不到400公里，先是乘吉普车行至涿县再换乘火车进北京。一路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离不开的话题就是李自成。看似是毛 讲给别人听，其实到不如说在提醒自己。 在途中毛泽东对林铁、孙毅说：“明天，我们就要到北平喽，接管全国的政权，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奋斗28年，用千万烈士的生命换来的全局性的胜利啊!” “我们要进北平啦，有一个人我想了很久很久。历史上不是有个李自成吗?他进了北京，失败了，被人家赶了出来!” 随行的周恩来心领神会接住毛泽东的话：“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给后人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是的!”毛 接着说，“李自成打进了北京，住进皇帝住的金銮殿，忙着做皇帝。他的丞相牛金星张罗着登基大典。大将军刘宗敏不讲政策、胡乱杀人。当官的只知享受。当兵的只知吃喝玩乐……胜利冲昏头脑，李自成进北京没多久，就被吴三桂赶出来了。” 看得出来，作为中共中央 的毛泽东，心事重重，即便在吃饭的时候，他仍然不愿意离开“李自成”这个题目。 他继续说：“李自成是农民领袖，揭竿领兵，前仆后继，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一骄傲就失败了，连他自己的性命都没有保住，我们可不要当李自成呀! ” 在进京当天早晨，毛泽东对他的警卫战士讲起李自成的故事，并对他们说：“进了城，我们就正式管理这个国家了，更要多为人民着想。李自成胜利了就忘记了人民，不然他是不会失败的。”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直到党中央临时驻地香山，毛泽东一路都在说“不要做李自成”。 中共夺取政权后，因为有意识形态的信仰，因为长期军纪教育的惯性，因为从上到下的谨慎，大进军和接管政权过程里表现了崇高的军纪。但，胜利之后的骄傲、胜利之后的奢侈还是出现了。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回国，在哈尔滨停留，松江省和哈尔滨市领导热情接待。随着一道道美味佳肴流水般地上席，毛泽东的眉头逐渐锁紧。由于有借道回国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在场，毛泽东没当场发作。饭后，他对负责接待的市领导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听了毛泽东的批评，人们才明白他在饭桌上吃得很少的原因。 第二站是长春。为了保护，沿途全部戒严，毛泽东乘坐的小车驶进市区，街道两旁竟冷冷清清，无人走动。毛泽东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地方领导:“你们搞戒严，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 在沈阳，毛泽东遇上了比哈尔滨更加奢侈的招待宴席。毛泽东提出严厉批评:“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 次日，在中央东北局、辽宁省和沈阳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吃喝风：“这次我和恩来等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 接着，他再次引用李自成、刘宗敏的典故，尖锐地指出:“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 1952年，毛泽东开了杀戒，砍了刘青山和张子善。 今日的我们，往往把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当成一般的反腐创廉，因为刘青山最后的职务是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而张子善是天津地委书记，大家感觉，他们的职位确实低于后来被处理的省部级高官，更何况还有政治局委员。 可是，处理刘青山其实遇到极其巨大的阻力。 1937年10月，刘青山被选送抗大学习，因为工作出色，1944年10月任中共冀中八地委城工部长、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1945年10月任中共冀中八地委书记兼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党校校长，与任八军分区司令员的孙毅密切配合，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很多工作，解放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的孙毅和第一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当时对他十分地赞许。 1951年10月，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成员，刘青山出席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欢会，并被推选为常务理事。 1945年，张子善任中共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开始与刘青山一起工作。1948年任中共冀中十地委第二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冀中十地委管辖的地区是地处京、津、保定之间的三角地区，周围是敌重兵屯集的大城市，条件很艰苦，但张子善表现非常出色，尤其在平津战役期间，组织了几十万民工支前，送给养、运伤员，协助保障了平津战役几十万参战部队的后勤，受到平津战役总前委的表彰。 刘张案的揭发是由当时的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也是刘、张的副手）揭发的。作为副手，李克才对刘张的行为自然有所了解，屡次规劝未果，向河北省省委书记林铁反映了刘青山等人的问题。谁料，这位主要领导竟不以为然，摆摆手让李克才不要再说下去：“刘青山吸毒，我知道，累出来的毛病嘛！何况他现在已经改掉了。小李呀，你要注意与老刘和老张搞好团结。” 林铁后来私下里还说：“卖主求荣，不好！” 林铁是一个资历极深的老党员，1935年冬开始在平津冀参与领导革命，1944年秋，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冀中区党委，林铁调任区党委书记兼冀中军区政委——军区司令员是鼎鼎大名的杨成武。 刘青山、张子善都是他的下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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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73节 1949年3 月2 4 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出发到达冀中区委所在地保定，林铁设宴接待中央领导。席间毛泽东对林铁饶有兴趣地说:“我们这是进京赶考，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1949年8月，林铁任河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是河北省的最高领导。 曾经亲耳聆听毛泽东“不当李自成”讲话的林铁，非常的无原则的袒护刘青山。 1951年的11月21日，在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李克才在会议讨论的第一天站起来，向与会的824名代表大声揭发了刘、张的罪行，引起全场轰动，在当时，李克才此举是相当冒险的，因为会议后有人断言这是一种反党性质的行为。 刘、张二人分别于1951年11月29日、12月2日被依法逮捕。 刘青山、张子善将被处决的消息在内部传开之后，在河北省和天津市的一些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尤其是那些当年随着他们二人出生入死闹革命的干部，以战友情谊的关系疾呼：“他是有功之臣，千万不能杀呀！”“可以判个重刑，让他们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希望中央能刀下留情！”干部们的这些呼声，都集中地反映到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那里。 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的黄敬找到当时担任华北局书记的薄一波。提议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 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 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反映。 薄一波说：“这样吧！我带着你，咱俩一起去见 。见到 后，你当面向 申述理由。” 黄敬说：“不，不，我说什么也不去，你是大局书记，你可以当面向 讲嘛！” 于是，薄一波只好如实地向毛泽东传达了这些意见。 毛泽东表态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些道理。” 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当时，中央指示，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之后，新闻要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以警示世人。在宣传报道的问题上，当时《人民日报》一位负责同志向中央反映说，前不久，刘青山出席了一个国际会议，并且被选为常务理事。为此，《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消息。现在，《人民日报》再发表刘青山处决的消息，恐怕在国际上带来不好的影响。这位同志建议，在发表刘青山被处决的报道时，可否把刘青山的“青”字加上一个三点水，写成“刘清山”。这样，在国际上人们可以理解为，这个刘清山，不是被选为常务理事的“刘青山”。毛 当时明确表态说，不行！你这个三点水不能加。我们就是要向国内外广泛宣布，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并且被选为常务理事的那个刘青山，是货真价实的刘青山，是不加三点水的刘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刘青山。 据刘青山结发之妻范勇介绍，刘青山被处决后，河北省委派石家庄市人事部门向她传达了省委电话决定：“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决定并联合通知，刘青山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范勇抚养。” 1952年的15元，基本上能满足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费用。 1962年刘铁骑上高中后，开支增多，就去省委要求增补生活费，省委决定给刘铁骑每月20元，铁甲、铁兵每人每月15元。这50元一直保持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 刘青山曾经是功臣，更是极重要的罪犯，按照一般的规矩，他的子女不应该被株连，但也没有必要给予特别的照顾，以当时的国家经济状况，每月照顾刘青山子女50元钱是巨大的待遇。 为了刀下留人刘青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华北局书记兼政务院财政部长薄一波费劲了心力。 要知道，1952年的中共，一共就6个中央局书记，因为北京的地理位置，华北局有其特殊性，新成立时刘少奇亲兼第一书记。 薄一波、黄敬、林铁统统出马抢救刘青山，可见江山底定之际，为共和国流血流汗的功臣们确实有“刘宗敏”倾向。 是否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并不仅仅是一个腐败案，而是大批的居功自傲有违法违纪倾向的功臣们试探毛泽东的态度。 请注意，古代中国是否澄清吏治取决于皇帝，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从西方引进了许多先进的管理理念，因为国情传统的影响，每一个集团的成就都极端受限于最高领袖。国民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政党，聚集了巨多的人才，可是，辛亥之后带给中国的是一片乱七八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曾经也经济发展，最终腐败的一塌糊涂，其关键就在于最高领袖蒋介石。 1936年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其实非常的有威信。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开，在狱中的陈独秀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同狱的人说：我平生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然后，他把酒奠酹在地上。他又斟了第二杯，呜呜咽咽哭起来说，为二位已经牺牲的儿子酹酒。情景十分感人。在场的濮德志说：“人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伤心地痛哭失声。”他一边哭一边说：“我看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东方国家的军事政变，很少不杀人的。” 可是，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庆贺之意。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 可是，就在西安事变之前的一年，蒋介石的第1师独立旅第1团团长张灵甫枪杀了妻子。 吴海兰的哥哥吴正有状告张灵甫，希望借助法律严惩凶手。法院和军方接到状纸并未及时作出回应。吴正有写了控告信递给西安的妇女协会。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来到了西安，妇女协会的人将吴正有的控告信转到了她手中。于凤至回到南京将此事说给了宋美龄。蒋介石吩咐将张灵甫送交南京军事法庭查办。 因为于凤至、宋美龄的先后卷入，张灵甫才被开始惩办。 可是，张灵甫向军事法庭递交了申诉书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法庭接受了他的申辩，对他的原判并没有被执行。 1937年，抗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并保留原来军衔。张灵甫的老上司王耀武便向蒋介石为张灵甫求情，随即，张灵甫被秘密释放，去了王耀武那儿干了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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