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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4页] |
| 作者:yc雨花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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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74节 在张灵甫之前，蒋介石饶过了孙殿英。 1928年7月，孙殿英盗掘了清东陵，满人哗然，轰动全国。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指点孙殿英打点关系。孙殿英心领神会，将一柄九龙宝剑托戴笠送给了蒋介石；另一柄宝剑托戴笠送给了何应钦。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据说是代表十八罗汉，是无价之宝，那最大的朱红色的两颗，孙在天津时送给了戴笠；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孙托戴笠送给了宋子文；慈禧嘴里含的一颗夜明珠最为珍贵，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孙将这件宝物也托戴笠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和宋霭龄见后十分眼红，孙便又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并将价值50万元的黄金送给了阎锡山。 自古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反过来讲，得钱便推磨的是鬼了。 社会管理正常的时代，便是古代帝王也非常禁忌掘人坟墓。而清东陵牵扯到满族一个民族的感情。如果说反封建需要，如果说筹集军费需要，对清东陵的挖掘也需要有组织、有纪律的开展，其所得之财务必须由政府合理分配。国民政府的规矩是，一大拖腐败之后，惊动全国的泼天大案竟然成了过眼烟云。 从1928年到1937年，是国民政府在大陆管理最高效的时代，一个是孙殿英掘人坟墓在前，一个是张灵甫草菅人命在后，而且，都惊动了宋美龄和蒋介石，由此可见，国民政府的管理如何的黑暗！ 反过来讲，1937年10月的共产党，其军事干部的短缺远远超过了蒋介石，毛泽东在115师点名急需黄克功的背景里毅然开刀，体现的是党军的人民子弟兵的核心宗旨，至于建国后开刀问斩刘青山、张子善，体现的是党的领袖对于功臣的严格要求——功不可抵罪。 中国古代的刑律有一个“八议”，是古代封建王朝为八种人减免刑罚的的特殊规定。 八议：一曰议亲（最高领袖的亲族），二曰议故（最高领袖的故旧），三曰议贤（有德行的社会贤达），四曰议能（拥有社会需要的大才能），五曰议功（有巨大的功劳），六曰议贵（爵高位尊），七曰议勤（勤勤恳恳为国尽忠），八曰议宾（先朝的皇亲国戚等享受国宾待遇的人物）。 这个“八议”，一个方面是“家天下”的特权思想，另一个就是社会需要。 “议功”和“戴罪立功”一样，表面看是给人一个自我挽救的机会，就本质而言，仍然是社会的不公平，因为“立功”需要能力和机会，有能力的人当然就有社会地位。 如果按照封建体制，上过井冈山、走过两万五的能打的黄克功，是毛泽东的嫡系将领，既属于“议故”，也属于“议能”，在抗日的大背景，正如蒋介石饶过张灵甫，毛泽东原也可以饶过黄克功。 问题是，饶过一个黄克功，就会有无数个黄克功。 饶与不饶，其核心还是利益的纠缠。 比如，张灵甫最终获得蒋介石的“免罪复用”，表面是能打于抗战，其实是因为胡宗南、王耀武的人际关系。 一般的社会习俗，集团的老总因为掌握了最高权力，其决策往往能够从集团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不被小利益收买，其他的管理者，面对个人利益的诱惑，有些时候出卖集体的利益。 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从某种角度讲，他的利益和国民政府的利益是一体的。即使蒋介石不能永远担任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只要国民党永远掌握政权，从历史继承的角度讲，即使仅仅是挂在墙上的一张遗像，仍然享受着利益，因为，历史人物在未来时代的利益正是被认可。 国民党在台湾丢失政权后，两蒋的历史定位就急剧降落。 孙殿英竟然能够以送礼给蒋介石的模式逃脱惩罚，这蒋介石是什么样的领导？ 蒋介石的贪腐和国民政府的不讲纪律，正好碰上最讲纪律的毛泽东和共产党，于是失败的一塌糊涂。 毛泽东在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之后说：“我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建议你再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评价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毛泽东绝不做考试失败的李自成，另一个方面提防“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蒋介石始终把“非政府武装”当成“匪”，他不知道的是自古以来没有严格意义的“官匪之别”。刘邦原本是“匪”，建立了大汉王朝，大中华的主体民族是“汉”。朱元璋原本是“匪”，崇祯之后，“反清复明”长期是汉民族政治复兴的口号。 “官”与“匪”，他们的区别，就本质而言是“民心的向背”，就表象看在是否遵守“社会规范”。 刘邦登基，在吕后的帮助下铲除了一大批牛叉的功臣；朱元璋成功后，以极端的手段铲除功臣。 这里头当然有鸟尽弓藏的因素，也有功臣违法乱纪的因素。 比如，朱亮祖“勇悍善战而不知学，所为多不法”，他向朱元璋诬告番遇知县道同而被处死，事后朱元璋发觉，将朱亮祖和他的儿子府军卫指挥使朱暹“俱鞭死”。 后人读史只看到朱元璋的残酷而看不到功臣的横行不法。 相较而言，唐朝初年和北宋初年对待功臣的态度比较宽容，表面看是帝王的心态，其实与王朝建立的特点有关。李渊集团的基本力量和赵匡胤集团的基本力量都是前朝的军政官僚，虽然有非常明显的军阀倾向，但，生活中主流社会里的军阀固然横行霸道毕竟也比“匪”谨慎一点。 比如，民国时期是最典型的军阀混战时代，张宗昌等等是非常的骄狂不法草菅人命，可，屠城、“三光”那样极残酷的活还真没干过。 所谓“历史”，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可能掌握的史料对历史的理解，因为材料的不可能绝对详尽，所以，对于历史的认识也不可能绝对正确。 比如，我们写一个“自传”，能有几个人非常准确的交代清楚自己的人生轨迹并给于准确的评价？ 甚至于，因为方方面面的隐私，每一个人都隐藏了自己的一部分“轨迹”和“思想”，很多人并不愿意实实在在的公开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给别人写历史，绝对准确的可能非常的艰难。 冯小刚《非诚勿扰2》里李香山罹患重症，在没死之前搞了一个人生告别会，大家就回忆交往的点点滴滴。 一个美女回忆：“我记得和香山哥认识呢，是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那天，他穿了件风衣，还梳了大背头……” 听到这里，已经病入膏肓的李香山非常激动的扭动着说：“我梳一背头？你记错了吧？” 美女说：“不可能，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不可能记错。” 李香山说：“这也就是我活着开这追悼会，要是我死了，还不知道怎么编排我呢。” 李香山从来没梳过背头，问题是，别人的记忆出了错。 历史的记载真的是有缺憾的，人对历史的理解也是有偏差的。 1962年，郭沫若公演了历史剧《武则天》的戏，请一些领导去中南海怀仁堂看戏。大家都觉得这个戏拍得有点过，把一个封建皇帝写得什么都懂，还懂民主。郭沫若让大家发表评论，大家都不说话。恰好那时郭沫若刚刚公开入党（郭沫若在1927年入党，在周恩来的要求下保持了50年的秘密身份），陈赓就说：“咱俩介绍她入党吧。”大家会意地哄堂大笑。 历史人物，可能真是我们理解的那样好，也可能真是我们理解的那样的差劲，也可能真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么好，也可能真不是我们理解那样的差劲。 后人写历史，有些时候是一种爱好，有些时候是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无论怎样写，都会有偏差，这种偏差，有些时候是一种失误，有些时候是一种故意。 郭沫若正面评价武则天是正确的，因为封建时代对武则天的主流评价基于男尊女卑的角度，郭沫若矫枉过正了。 同样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出于“类比讴歌”陕北农民暴动的“影射需要”，确实有无限拔高李自成的倾向——这种教育在相当时间误导了我对历史的认识，虽然我现在的认识也有偏差，但我认为，我还是纠正了一些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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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75节 建国以来，对于古代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评价特别高的是李自成起义，尤其是偏执的为李自成的军纪辩护。 这种政治选择，大约是讴歌陕北英雄的心理吧。 我个人认为，评价历史难免“影射”到现实的政治——也就是历史为现实服务——但，真正的现实政治真的不能依靠历史“影射”的。 所以，评价李自成就应该实实在在的评价李自成，即使否定了所有的农民起义，其实也无关崛起于陕北高原的共产党，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兵源虽然主要来自于农民，但其灵魂思想是无产阶级而非农民阶级——从井冈山开始，中共就持续不断的对农民暴动进行思想改造。 1928年的中共六大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这个文件一共规范了21个问题，其中的第10条是“对土匪的关系”。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这个文件的第8条是“反对反革命的斗争”，核心句子是“农民协会会员，参加武装起义者，乡村中可靠的分子，都可以加入农民自卫机关（农村民警队）。其责任就是维持乡村秩序，镇压土匪，镇压反革命。” 这个文件里，规定“在城市中则须组织平民民警队。旧时警察不许在民警队内服务。” 这个文件对旧军队的规定，“对于投降革命的军队，应持特别慎重的策略。革命委员会应先解除其武装而改编之，并遣散其不稳的分子。这项工作，革命委员会应尽力完成。旧军官须更调，但事前在兵士中宜有相当的工作。” 这个文件对“迷信与半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等）”的规定是“我们应在民主化的口号下进行工作，并夺取其群众。同时应揭破其首领的行为，使与群众分离，陷入孤立地位。我们须坚持改编这类军队的办法，把他们改编到常备的红军内。如果他们在战争中确能表现纪律化，并忠实于新政权，始可全部保留。” 这个文件对民团的规定是“只可以利用民团底部队（因为团丁大半是农民）。在民团长官投降革命后，应开除其军籍，全体民团解除武装；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利用其部队。” 我们知道旧军队、旧警察、迷信与半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民团，都是服务于旧政府镇压中共革命的刽子手。 从阵线的角度讲，土匪反而是共产党“打破旧世界”的同盟军。 对于此，中共六大是有认识的，他们承认“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也承认土匪的首领有帮助共产党搞武装起义的可能。不过呢，中共六大非常明确的规定“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对于土匪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而“均应完全歼除”。 中共六大对于支持旧政权的各种各样的武装力量，只要放下屠刀不与革命政权对抗都给予出路，最起码不砍脑袋，即使“首领”。中共六大对于土匪武装就是非常坚定的“一竿子打死而绝对不给出路”，尤其是“土匪头子”，不管是否给予中共帮助，不管是否愿意接受改造，统统的当成“反革命镇压”。 为什么如此的决绝？文件回答：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 因为《水浒传》的存在，很多人理解、同情乃至于支持“官逼民反”。 可是，《水浒传》的梁山部队有太浓厚的“土匪”行径。 第49回的三打祝家庄，李逵“只一斧”就把俘虏“砍翻祝彪头来”，“再抡起双斧”便砍起义的扈成，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叫小喽罗牵了有的马匹，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捎搭有四五十驮，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却回来献纳。” 所有人都砍光，所有的财赋都抢光。 宋江的惩处是“你这厮违了我的军令，本合斩首，且把杀祝龙、祝彪的功劳折过了，下次违令，定行不饶。” 第65回吴用智取大名府，梁山军是烧杀抢劫，大名人蔡福请求柴进“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可是，“比及柴进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教休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损伤一半。” 梁山军，压根就不是什么鸟义军，即使有义军的成分，也带有太浓厚的“土匪”色彩。 改造土匪回归主流社会，是非常的艰难，因为杀人放火是有惯性的。 旧军队、旧警察、迷信与半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民团，都是服务于旧政府镇压中共革命的刽子手，也都有欺压民众剥夺财富的行为，但，他们多多少少是讲究社会秩序的，他们也许草菅人命，直接的杀人放火还是比较顾忌的。 土匪是社会的毒瘤。 没有几个人“生而为匪”，每一个土匪都有“逼上梁山”的无奈。 可是，土匪之所以被称之为“匪”而不是“侠”——侠和匪都是犯禁的存在——就在于“匪”是一种极端的破坏力量，而且，将自己的悲苦扩大的转嫁给更软弱的人群。 毛泽东，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领袖，最喜欢的工作是从灵魂深处改造人——毛泽东和朱德这一对党、军领袖都出身教师，喜欢改造人的思想和培养人才大约是职业特点——上了井冈山，首先就是改造具有革命倾向的土匪武装。 不过，中共六大的文件最终压垮了袁文才和王佐，在地方党组织和彭德怀的主力红军的联手下，共产党最终还是清除了解放军历史上最资历、最重要的来自于土匪的革命力量。 彭德怀铲除袁王，是毛泽东心中永远的痛苦。 江西遂川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陈正人是遂川人，在井冈山时代，他先后担任遂川县县委书记、井冈山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中央苏区时期代理过江西省委书记。新中国初建，陈正人任江西省委书记，他派人为袁文才和王佐平反。袁文才儿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4年南方慰问团给钱为袁家盖了新房。解放后不少老红军到井冈山来，都来探望谢梅香。 陈正人等人对袁王的态度说明他们对袁王历史贡献的认可。 那么，中共六大的决议如何评价？彭德怀如何评价？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5月22日，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会见了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结发夫人蓝喜莲。一见面，毛泽东便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呼她们“袁嫂子”、“王嫂子”，并深情地对她俩说:“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劳的，他们对中国的革命是做了贡献的。”之后，毛泽东又同袁、王的家人一起合影，表示他对先烈们的追思与怀念。 1965年的毛泽东，已经开始谋划并实施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为了革命事业的永远利益，毛泽东决定以“文化革命”的模式改造社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泽东非常的繁忙，他之所以会见袁王二人的妻子，并不是怀念感情，而是宣告共产党人革命的最高境界：灵魂深处改造。 我在井冈山连土匪都能够改造成革命的队伍，在掌控政权之后当然更能够改造人的私心。 不过呢，在共产党夺取政权胜利之前，在东北有过大规模的剿匪运动。 这段光辉灿烂的历史，后来被曲波写成了《林海雪原》。 如果共产党不搞剿匪，那里有巩固的根据地？用什么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和国民党死掐？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做了《对二野历史的回顾》，里头也谈到了剿匪：“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了。渡江作战后，除了三野在上海打了一仗以外，其他的算得了什么大仗？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一九五○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什么叫九十万、九十万呀？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 革命胜利了，大进军的刘邓可以通过教育改造给90万“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一个消化安置，但，对于“九十万”土匪是“要把他们消灭”。 为什么要灭掉土匪呢？因为他们是反人类的，他们对抗所有的正常的社会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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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76节 新中国成立之后，比较纯粹的革命文学阶段是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是一元化文学，指导思想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文学为政治服务。 文学为政治服务有一个麻烦，因为政治有时代、地域的适用性，很难永垂不朽。可是，文学为工农兵大众服务是永远正确的，这不仅仅是阶级归属的问题，更有服务量的问题。 十七年文学，从小说方面来讲，代表性的是“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三红”是指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和梁斌的《红旗谱》，“一创”是指柳青的《创业史》，“青山保林”是指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曲波的《林海雪原》。 十七年文学，知名度最高的其实是《林海雪原》，甚至于说，《林海雪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永恒的文学。 《林海雪原》体现了5个精神层面：1、少剑波小分队的革命性；2、少剑波小分队的“底层战斗英雄”与“群众路线”的军民一家亲；3、“剿匪”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永远正确；4、杨子荣为代表的“英雄形象”；5、少剑波与小白鸽若有若无的朦朦胧胧的爱情。 少剑波小分队的革命性，是决定作品性质归属的核心。 事实上，少剑波小分队所剿的“匪”都不是一般意义的“土匪”而是“政治土匪”。不过呢，因为《林海雪原》文本里人物都是底层的战斗英雄，在更广泛的受众层面讲，不受历史人物评价的影响——《保卫延安》因为正面描写彭德怀，在相当长时间受株连。 一支正规部队或者政府派出的剿匪队伍，在群众的支持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里应外合的智慧取得全胜，有英雄、有潜伏、有儿女，当然是行之四海而皆准。 2014年，徐克执导了战争动作片电影《智取威虎山3D》，第一个镜头就是“2005年纽约”，一群青年学子在刚刚就业的时候聚会，打开屏幕是京剧样板戏的“打虎上山”。 徐克告诉我们，如果改编得当，《林海雪原》，尤其是《智取威虎山》，是可以获得纽约这种大都市居民的欣赏的。 新时代没有土匪，而恐怖袭击带有的反人类性质，某种程度等同于“土匪”，在叙利亚，仍然是土匪遍地无比可怕。所以，纽约的民众也可以欣赏《智取威虎山》。 正如中国武侠是最容易走向世界，不仅仅是容易欣赏理解，最重要的是英雄元素和爱情元素吸引各种族群的人欣赏，朦胧爱情更容易吸引猜测。 剿匪，是永远的正确，因为土匪极端对抗社会管理。 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财富的根基是土地，土地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固定。 《智取威虎山》里三道沟村被土匪洗劫，小分队赶到后想组织村民反抗，村民们并不同意，因为解放军在的时候，土匪不敢来骚扰，军队一走，又来洗村，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很难解决的问题。除非把土匪全部消灭，或是举家迁徙到安宁之土，否则依附土地为生的平民必定成为被掠夺的对象。 1923年5月6日，行驶在津浦线上的第二次特别快车距离临城站3里的沙沟山时，突然被孙美瑶率领的“山东建国自治军”1000余人所阻截，劫走外国旅客39人，中国旅客71人，史称“临城劫车案”。 乘坐火车竟然也被劫，莽莽神州，哪里是没有土匪的净土？ 从沉重打击政治敌人的角度讲，土匪临城劫车客观配合了革命，因此，1926年12月湖南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将“临城劫车案”作为北方革命的一个实例，将发动此案的团体称作是“与封建统治阶级争斗，与帝国主义争斗”的“革命团体”。 问题是，当革命即将成功的时候，必须要安定社会秩序，土匪以及带有土匪性质的反动民团都是必定铲除的对象。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遇到的巨大麻烦是“小保队”。 为对抗刘邓，蒋介石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在大别山搞起了所谓的“总体战”，从军事上、济上，后勤保障上对刘邓进行严酷的围剿。其中，最为凶残的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而是国民党地方政权组织的土顽部队，时称“小保队”。“小保队”的成员十分复杂，有土匪、地痞流氓、还有红军的叛徒，而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他们熟悉当地的民风民俗，而且熟悉解放军的一整套游击战术，隐藏在群众之中，时聚时散，死心塌地地为国民党政权服务，专门对付解放军的伤员、掉队战士、弱小女兵。国军俘虏了解放军，和解放军优待俘虏其实差不多，衣服一脱，就换上国军军装，伤病员还会送到随军医院，治好了再补充到部队中。而一旦落到“小保队”手里，能够不受折磨而死就是最大的幸运。男的挖眼、割耳，让群众观看，受尽折磨而死，女兵奸杀后，剥光衣服，挂在树上展示，其手段的残忍如同日本兽兵乃至于超过日军兽兵。 由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曾经四进四出大别山，每走一次，国民党“还乡团”回来后就疯狂地报复。因此，虽然是老红区，老百姓却不敢接触解放军，怕遭到报复。刘邓大军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不仅根据地无法建立，土改无法展开，而且连伤员都无法安置。由于要流动作战，伤员无法带，以致于很多能打的仗也无法打，不敢打，因为打仗就意味着有伤员，而有伤员就只能留在老百姓家养伤，而一旦被“小保队”搜出，不仅伤员等于死亡，老百姓也会受到牵连。 刘邓大军的部队流传着“不怕国民党，就怕小保队”的说法。 那日子苦啊！二野的老战士日后回忆说：“那日子比长征还苦，抗美援朝也比不上。” 为什么如此的苦？因为小保队的组成里有土匪，这土匪在国民政府的地盘里混的风生水起，在解放区，因为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严密，因为群众武装的强大，土匪生存的极其艰难。刘邓大军的挺进大别山，是国共阶级对决的关键，依附在国民政府之上的各种力量也就以极残酷的手段对抗刘邓大军。 小保队的残酷行径，使解放军面临巨大的压力。乱世用重典，刘邓决定狠狠教训一次小保队，将目标选定为宋埠。 宋埠是麻城东南一个较为富庶的小镇，有“小汉口”之称。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后，不少地主恶霸都跑到了宋埠，他们带来的“小保队”有8个中队2400多人。1947年12月3日，刘邓得知宋埠附近的敌主力85师西移后，立即指示六纵，乘宋埠空虚，迅速占领，清剿“小保队”。 六纵政委杜义德立即命令肖永银带领18旅和17旅49团攻占宋埠。他再三叮嘱肖永银：“这些‘小保队’最可恶，不要让一人漏网，刹一刹他们的威风！” 部队攻进了宋埠，但一清查战果，肖永银不禁皱起了眉头：宋埠有“小保队”2400多人，打死打伤了200余人，其他人不见了！部队里外三层把宋埠围得像铁桶一般，没见有人跑出去，其他的到哪里去了？ 肖永银立即把3个团长叫来，把宋埠城区地图摊在地上：“你们把四面寨门统统关起来，让部队把宋埠看紧了，不能跑掉一个人，其他部队在镇里挨家挨户搜，只要是15岁到50岁的男人，见了就捉！” 肖永银后来回忆：“人全捉了，男人们都被带出城了。政委李震带人挨家挨户地登记门牌号码、家中人口、年龄姓名。宋埠的男人被临时关押在城外的学校里、破庙里，也逐个登记，内容都一样。两头一对照，吻合的，就是老百姓，剩下的，自然就是小保队了。把他们集中到一起，不多不少，正好是2000人。” 请示野司，野司回电：“排以上土匪杀掉”。 杀了排以上土匪100多人，可是，其他两千多人怎么办？放了又会危害地方，增补到部队吧，他们都是当地人，说跑就跑，等同于放掉。 根本就没办法补充部队。 再请示野司，野司命令“所有土匪，全部杀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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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77节 原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后来回忆：“我们把宋埠所有的青壮年男人捉来后，叫到屋里审问，看一看手，手上有硬茧的，比较粗的，就是老百姓，就把他们放了。细皮嫩肉，不像干过农活的，统统留下来，也有不少人是冒充走亲戚的，做买卖的，遇到这样的人，也都关了起来。也有人说，攻打宋埠是趁敌空虚，部队不可能久留，根本没有时间登记、看手，只要是青壮年男人，基本上都抓起来了；也有人说，登记、甄别也搞了，不过是少部分，大部分都来不及盘问。” 天黑以后，十八旅把这2000多名“小保队”带到野外。 刘昌回忆说：战士们把“小保队”的衣服扒下来，拉出去用刺刀一捅，推到坑里。扒下衣服是因为我们没衣服穿，把他们的棉袄一脱，我们就可以立即穿上了，里面还是热的呢。外面还有一个部队在专门挖坑，是五十二团处理的。 五十二团一些战士刚开始时还不敢杀，政治部主任蒋科就动员大家：“大家都看了《白毛女》，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你是站在杨白劳的立场上，还是站在黄世仁的立场上？这些都是你们的敌人，放他们回去，他们立即又成了还乡团，反过来又害老百姓，必须把他们杀掉！” 在一些连排长的亲自带领下，五十二团的战士开始动手了。也有的战士害怕，只好躲到了一边。但“小保队”的人数实在太大，有些部队只好就地解决自己捉的俘虏。五十二团二营在街上架起了机枪，把200多名“小保队”集合起来，“突突突”一阵扫射，“小保队”成群成片地倒下了。 二营教导员侯建军后来回忆说：这些人都还没来得及审查，机枪一响，我看着就突然觉得有些怀疑，这里面不一定都是坏人。在杀他们之前，我亲眼看到一个多说有16岁左右的小孩也在里面。 侯建军最终中止了乱枪，带走了一批俘虏，“这些人中，有不少都没杀，其中就有那个16岁的小孩，叫熊仁守，还识几个字，算是小知识分子，参加了解放军，在抗美援朝时已经是政治处的干事了。” 我们知道，从井冈山时期，解放军就非常禁忌枪杀战俘，即使抗战时期，对穷凶极恶的日军，只要有可能，也极尽优待。 从井冈山建军到2017年，90年了，解放军历史上大规模的成建制杀俘，我见到的材料，宋埠大约是唯一。 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刘伯承是特别“仁慈”的将帅，邓小平是特别讲原则的政工，刘邓联合下令枪毙所有的宋埠俘虏，这也太特别了。 一线的指战员，有人理解为“攻打宋埠是趁敌空虚，部队不可能久留，根本没有时间登记”审核。 可是，18旅旅长肖永银非常谨慎的向野司请示，因为战场大规模杀俘是太可怕的事情。 肖用银回忆：六十年代时，李先念来南京，住在南京饭店，我去看他，他还对我说：“那一次宋埠杀匪杀得好哇！”我当时就说：“杀得好是好，但现在回顾一下，是不是杀多了？” 肖永银实在有些犹疑。 刘邓致电表扬六纵称：“你们主动于12月3日，全歼麻城县长及保安大队（8个中队），其意义不减于歼敌一个旅。特嘉奖并记功一次。” 可见，刘邓对于宋埠杀匪的认识等同于李先念一般的坚决。 我个人理解，刘邓的坚决杀匪，除了大别山战斗的残酷性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宋埠杀俘的对象是“小保队”，这个小保队不仅仅是政治反动，而且有明显的土匪性质。 宋埠铲除“小保队”，极大地震惊了大别山的土顽，为刘邓在大别山扎根准备了条件。 早在1947年10月初，刘伯承有次见到肖永银，劈头就问：“肖永银呐，我问你，你打了那么多县城，你消灭了多少土顽？你不把土顽消灭了，地方干部去了咋办？” 1949年5月，伴随着解放军的大进军，展开的是轰轰烈烈的剿匪运动。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 先后有150多万兵力投入剿匪斗争，因为全国的土匪竟然高达200多万人。 那个时候，土匪的总量大约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四。 这是一个太恐怖的数字。 我们知道，旧军队，特别是军阀的军队是只管消费不管生产的，比如今日的美国的军队的职责仅仅是对外维护国家利益，不要说不搞生产，就是救灾什么的也从来不参加。 和军队相比，土匪不仅仅是纯消耗不事生产而且对于社会生产具有巨大的破坏性。 一般来讲，土匪的生活标准要超过普通百姓——梁山的标准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般的家庭很难供应一个人不事生产的“小碗喝酒小块吃肉”，那么，养活200多万土匪大体需要几百万个家庭的财富。姑且算400万个家庭，那么，每个家庭人口大约5人左右——那个时候不搞计划生育——大体是2000万人的财富积累供养了土匪。 放在今天，如果有200万土匪，你这个社会压根就无法发展，那才是水深火热。 即使是《水浒传》里，也有王英抢劫刘高妻、周通强娶桃花庄美女的情节。一般读书人受作者诱导比较痛恨刘高夫妻——刘高好像多事，刘高妻子好像忘恩负义。 这些朋友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宋江是杀人的逃犯而清风山是随随便便就捉人剜心肝弄醒酒汤。 刘高是领取政府工资的寨主——地县级正职干部——他的老婆险一些被强盗霸占。 刘高夫妻往死里掐宋江是理所当然。 抢劫、杀人、凌辱妇女是土匪极其可恨三大件。 《林海雪原》里的座山雕也是强男霸女的，躲入深山的小常宝就女扮男装。 任何一个管理有效的政府都不会允许土匪的存在，反过来讲，大批的土匪的存在说明管理的无能。 一支农民武装，在起事之初，为了补给，难免抢劫——抢劫大不同于有组织有纪律的没收——难免借助土匪或者联合土匪，可是，随着力量的壮大，农民武装必须强调政治纪律改造部队的“流寇倾向”。 1929年，红四军高层的毛泽东就红军的发展前途与朱德、陈毅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其关键就是反对“冲州撞府的流寇主义”。 就明末的陕北暴农而言，一直到李岩加入队伍之前，李自成、张献忠以及他们之前的王嘉胤、高迎祥统统没有夺取政权的思想，也没有社会建设的思想。 说直白一点，明末的农暴虽然有官逼民反的原因合理性，但其实践结果是极端破坏社会的流寇。 我们看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农暴，甚至于一些最终失败的农暴，在革命的初期往往就开始接纳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反过来讲，能够有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参加的农暴，一个方面说明农暴有纪律被社会接纳，另一个方面是说明农暴开始搞社会秩序的稳定。 反过来看，在努尔哈赤在1618年攻下抚顺的时候，汉族知识分子范文程与兄范文寀就主动求见努尔哈赤。 这一年，范文程才21岁，已经考取了秀才。 能不能接纳知识分子，能不能吸引知识分子，是农暴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明末陕北农暴的流寇特点决定了其与主流社会为敌的特点，也决定了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与农暴的对立。 明末农民战争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他的死敌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都是科举官僚，所以，某种程度讲，明末农暴带有“土匪性质暴农”与知识分子对决的特点。这一点，非常类似于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知识分子为首的地主团练与外来宗教为旗帜的太平天国对掐。 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大约能够理解，为什么清军入关后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很快就与满清搞合作？ 明政府不能镇压农暴，占领北京的暴农没有社会管理的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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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78节 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比较清廉的官员，卢象升不顾生死的与暴农死掐，背后面的考虑，除了对政府、对皇帝的忠诚，还应该有对正常社会秩序的渴盼。 卢象升的一封家书中，透露了剿匪的艰难：“流寇已至数万矣。西山一带，布满山谷，沙河、临洺、邯郸亦时时被其焚略。初八日，亲率马步兵一千六百人，至黄寺安抚，先遇马贼数十，俄而数百，俄而数千。倏忽之间，老营俱至。将士恐惧之甚，咸思散逃。立斩一人，狥于辕门。身自督战，斩贼首十四级，射打死伤贼百余人，我兵亦伤十三人，此可谓全胜，已经具题矣。” 卢象升以“我兵亦伤十三人”的轻微代价“斩贼首十四级，射打死伤贼百余人”击溃数万暴农，这一个方面说明暴农的部队其实没有战斗力。军队战斗力的形成，一个是专业的训练，一个是军纪的管理。暴农的军队，既没有专业的训练，也没有严格的纪律，逢弱而一哄而上没有章法的乱斗，逢强而一哄而散各自逃命。 卢象升能够“亲率马步兵一千六百人”以微小的代价击溃暴农的数万人，说明，就军事而言，明末暴农压根就形成不了威胁。 问题就在于“流寇已至数万矣”，即使卢象升能够击溃他们，因为离井背乡无法吃饭，数万暴农只能寻找明政府防守薄弱的地方乱闯——闯王、闯将和闯军的名号大约就是如此来的。 乙巳之变对于明王朝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京畿之地被抢劫的太厉害，最重要的是，明政府必须建立新的防御体系，必须给农民更大的人力物力压榨。 老百姓原本是不肯造反的，因为造反是一个最风险的职业，其高危程度比韩国总统还高危，之所以造反是走投无路。 暴农和土匪固然有共性，但有巨大的差别。 土匪或者抢劫犯的出现，正如妓女的出现，固然有社会的责任，一般也有个人的责任，或者说，即使社会逼良为娼，也是零星的个体而不是大规模的群体。 井冈山上的毛泽东曾经预言中国的革命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0年后，红旗漫卷西风共产党掌控了东亚大陆。可是，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底层的民众暴动能够胜利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民族革命和政体革命而并不是底层革命。我的意思是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将零零星星的“火种”点燃引发而为革命风暴，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底层革命风暴是不可能成功。 为什么呢？因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阶级矛盾确实已经尖锐到丢下一颗火星就可以引发一场火灾的程度，但，自发的无组织的底层暴动因为缺少革命的纲领和正确的路线以及坚强的领导核心，旋起旋落不能成为气候，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大部分人还有稀粥苟延残喘。 近代中国有巨大的土匪，就是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而土匪不能汇集为大规模的农暴，关键是大部分人还不能饿死。 《白鹿原》里非常详细的交代了土匪头子大拇指的诞生。大拇指原本是一个好木匠，心灵恋爱了师妹小翠。小翠已经被父亲许婚了人家，跟大拇指有感情却被父亲执意嫁给了王家。王家早就知道小翠和大拇指好，还是娶了小翠，睡过一夜夺了小翠贞操，却污蔑小翠是个敞口的，至使小翠羞愧自尽。大拇指给小翠报仇后就落草当了土匪，还抢了王家后娶的媳妇黑牡丹。 黑牡丹被作践为土匪窝的共妓。 大拇指能够横行江湖，是因为政府管理无能，大拇指不能发展壮大是因为社会矛盾还并不是绝对尖锐为“自发农暴”。 明末农暴的诞生是因为崇祯筹谋军饷“五年平辽”的“苛政”，更深刻一点是袁崇焕吹牛皮误导了崇祯。 因为要“五年平辽”，崇祯就要筹措军费，于是逼反了无数的人，比如李自成。 李自成原本是为明政府服务的驿卒。 驿站，是古代的驿道的中转接待场所，负责传递官方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员。往来路过的官员，凭有效函件可享受食宿、换马的服务。功能类似今天的邮局、招待所、兵站。在历史上，驿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拓展国家疆域，实现政令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请注意，在今天，仍然有兵站的存在，只不过因为社会的繁荣，兵站存在远离了一般的社会生活。 比如，我们今天外出旅游，既可以寻找旅行社，也可以搞自驾游。古代呢，是非常不可以的，因为那个时代人口稀少而商品粮短缺，你携带货币也不一定能够买到粮食。 电影《卧虎藏龙》里玉娇龙憧憬江湖的好玩，俞秀莲就说走镖的苦，深山老林里睡觉，被蚊子咬的难受。 古代中国，政府在交通要道上按照行程设置驿站，固然是国家管理的需要，也是服务社会的需要，因为必须外出的人们，即使不能在驿站得到免费的饮食，最起码能够得到一些帮助，最最起码是可以打听路程。 古代中国，谁能够拥有地图？如果没有驿站，一个陕西的读书人如何到北京去参加科举？ 可是，崇祯大规模裁撤驿站。为什么呢？节省钱粮充当军饷。 明朝后期，有些驿站非常奢华，成了拉关系、求升官的场所；更多驿站则年久失修，管理混乱。正如嘉靖21年（1542年）一份诏书所说，“近年以来，驿递疲惫太甚，良由差役浩繁，加以包揽之徒，倚公侵费。” 决策层意识到，驿站非改不可。 嘉靖34年（1555年），海瑞发现，驿站的最大难题是耗费太巨，地方官府苦不堪言。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竟然是明朝的财政支出科目里没有“差旅费”。 公务出差报销差旅费是非常正常的社会开支，明朝为什么没有呢？原因简单，养护驿站的存在。 我们知道，就驿站的基本功能而言，最重要的是政府信息的传递、军情的传递和兵站，政府官员出差的供给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仗并不天天打，军事文件的传递是很少的，政府文件的传递也是比较少的，如果官员出差回避驿站，驿站的生存就成问题。 什么意思呢？如果政府给官员差旅费，为了节省，官员就可能去价格低廉的私人住所消费而国营的驿站没有生意。 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给官员发差旅费，这个差旅费最终来自于增加的税收，而官员如果不去国营的驿站消费，国家因为军事需要还必须养活驿站，实际是花了两份开支。 这就好比说裁撤政府的车队最终一定增加政府开支一样。 在今天这个社会，政府官员办公，为了效率是一定要用专车的，比如，一个镇长去另外一个乡镇学习或者公务，你要求他坐公交车是胡闹，因为，镇长外出期间避不掉要打手机安排工作，这个环节必须回避一般人群。还有一个问题，镇长外出如果坐公交，万一有了紧急事件——比如火灾——他如何赶赴现场指挥？ 政府如果取消公车，必然给予有外出任务的公务员相当的“车补”。问题是，车补既然是定量现金，公务员势必节省开支捞取结余。政府为了提高工作的积极性，必须以灰色收入刺激工作人员外出。 这个道理在我们农村办理丧事有非常直白的体现。农村办理丧事，“助忙”的邻居到位后，总不能抽自己的烟，为了平等，人人一包自负盈亏。农村的丧局小，不可能像王熙凤协理宁国府那样分工明确，怎样调动积极性呢？办法就是发烟。大家在丧家有一搭无一搭的瞎忙，突然有一个出差的苦活，大总理就发烟一包派一人出差。因为有好处，就有出差的积极性。 只要抹杀了积极性，不管什么样的改革，最终必定是两个可能，或者是以另外的方式增加开支，或者是耽误了工作。 明政府为了节省开支，采取了一个简洁的办法：政府不开支差旅费，出差人员凭证在驿站按标准享受免费服务，经费由驿站所在地方开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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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79节 驿站名义上隶属于兵部。过境官员凭兵部开具的文书，就可享受驿站提供的相应待遇。不过，兵部只开单子不拨款，驿站的招待费都是所在州县衙门自行承担。 有些朋友说，这不讲理啊，京畿要地的驿站有太多的接待，落后地区接待任务极少，京畿等地的驿站开支岂不太大？ 其实呢，也是比较公平的，因为地理位置越重要、人口越多、经济越发达，可以提供的财力、人力也就越丰富。 和标准的差旅费相比，驿站的供给制体制天然的短板是难以管控。 明初，官僚机构较小，朱元璋管得很严，据说一品官出门，随行不超过10人，行李不超过200斤。因此，驿站这方面的开支不算多。到嘉靖年间，官僚机构膨胀，繁文缛节增多，官员出差频繁，接待开支骤增。有些官员出行，排场很大，车马随从成群结队，驿站苦不堪言。一旦州县衙门接济不上，驿站就会难以维系，甚至逐渐荒废。 为什么出现超标准接待呢？因为驿站的供应属于县级财政，这样的基层干部当然不敢得罪高管显贵。 海瑞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上策是“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复国初五马三驴之法”。明初，每个驿站只配五匹马、三头驴。路过的官员和信使，长途的骑马，短途的骑驴，够用即可。海瑞借恢复祖宗之法，简化问题，减轻州县负担。 中策是制订对过境官员的接待标准。凭证入住驿站，一切按规矩来，否则恕不接待。 下策是接待过境官员不搞迎送仪式，管好必要的吃住即可。 海瑞的建议，核心精神就是节约开支。然而，这三个方案都冲击了官僚集团“公物私用”的便利，而被长期束之高阁。 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在海瑞建议的基础上，对驿站体系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革。他首先从限制特权入手，下令禁止非公滥用，禁止加派人手，禁止多吃多占，禁止摊派私费等。驿站的额外负担大幅减轻，送信效率显著提高，经费开支大幅度压缩，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清驿递以恤民劳”，“小民欢呼歌诵”。 张居正为什么能够改革呢？简单，他已经实际掌控了明政府的最高领导权，某种程度有了主人公思想。 我们知道，封建时代，“家天下”帝王是以主人公的身份管理天下享受生活的。如果类比今天经济领域，皇帝不是国企的老总，也不是股份公司的老总，他是独自投资的企业的享有所有一切权益老总。 我们知道，在这种企业里，老总享有决策的独决权，也享有企业的扩张、分解、转让、毁掉等最高权力。 在这种体制下，如果皇帝比较的不靠谱，会有忠诚的臣子劝谏：你要勤奋些，这样不符合你的长远利益嘛。 问题是，皇帝可以直接杀掉劝谏的大臣，正如个企老总可以开除员工一样。 在这种体制下，臣民应当享有法律允许或者皇帝特需的权益，而皇帝是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的。 在这种体制下，除非皇帝特别精明，或者大臣有意识形态的追求，一旦牵扯到官僚集团的整体利益，想改革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是向整个官僚集团宣战。 朱元璋出身最底层，是一个精力特别充沛又特别精明又特别注意反腐创廉的个企老总，官僚集团不敢违规也不能违规。明朝中期开始，皇帝不但能力越来越弱，而且威信也越来越差——没有打过仗。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为了马马虎虎管理帝国，难免要向官僚集团让出一部分利益——收买。 张居正，就不同了。他是一个实际掌握了帝国管理权最高臣僚。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江陵以天下为己任，客有谀其相业者，辄曰我非相，乃摄也。” 这个“摄”字，就是“代理”，不过呢，这张居正“代理”的不是“相”而是皇帝。 他这种讲法，倒也符合实际，但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就有点狂妄了。沈德符接着说：“‘摄’字于江陵固非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可三之乎？庚辰之春，决意求归，然疏语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则上固俨然成王矣。” 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题要》中，说他“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这张居正既然把自己当成了代理皇帝，其国家的管理政策也就类似于个企的老板管理公司：尽一切的可能压缩管理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至于他自己，当然就尽可能的享受财富了，当然包括挤出来的利润。 1578年4月，明神宗万历六年，首辅张居正离京，回湖北江陵老家。这一次奉旨还乡，是为他一年前逝世的父亲办理丧事。 这个倒也正常，不正常的是张居正享受的待遇。 张居正这次返乡之行，那真是壮观得不得了：坐轿要32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童两名在内侍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的这顶轿子，可想而知，一有里外套间，二有随侍人员，三有厨房厕所，因此必须动用32个轿夫来抬，这恐怕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轿了。 张居正时常教育万历要节俭，然而，张居正自己，竟然如此会享受！ 清代规定，京官一二品也只能乘4人抬的中轿；外官总督、巡抚舆夫8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4人，杂职乘马。由以上可知，作为七品官的知县，只能乘4人抬的轿子。 最高的规格是皇帝，16人抬。唐朝阎立本描绘的《步辇图》，取材于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的事件,唐太宗端坐在由六名宫女抬着的步辇上。 唐太宗那么牛气的人，才六人抬的。 小皇帝很实在，命令次辅吕调阳等“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 张居正牛的太厉害了，《玉台丛语》甚至说：“居正奉旨归丧，所经由藩、县、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 《玉堂丛话》还说：“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仅得一饱耳。’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皆得善价而归。” 一百道菜上来，张居正眉头紧皱，举筷踌躇，简直没有他可吃的，其舌头之刁钻，其嘴巴的挑剔，可想而知。 腐败的很呢。 他全家都享受着贪腐。 《万历野获编》记载：“江陵归葬公还朝，即奉上命，遣使迎其母入京。比至潞河，舁至通州，距京已近，时日午，秋暑尚炽，州守名张纶具绿豆粥以进，但设瓜蔬笋蕨，而不列他味，其臧获辈（家奴厮役之类）则饫以牲牢（肯定五星级待遇），盖张（这个马屁精）逆知太夫人途中日享甘肥，必已属厌，反以凉糜为供，且解暑渴。太夫人果大喜，至邸中谓相公曰：‘路烦热，至通州一憩，始游清凉国。’次日，纶即拜户部员外郎，管仓、管粮储诸美差。” 通州的知州张纶，很能揣摩张居正一家人的不同需求。老太太是青菜绿豆粥，奴仆是牲牢。 一顿饭供应的特别合意，立即提拔为“户部员外郎，管仓、管粮储诸美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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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80节 这家伙腐败成这个样子，小皇帝一旦知道真相，能饶过他？ 《万历野获编》有一则《貂帽腰舆》的记载，“嘉靖中叶，西苑撰元诸老，奉旨得内府乘马，已为殊恩。独翟石门、夏桂洲二公，自制腰舆，舁以出入。上大不怿，其后翟至削籍，夏用极刑，则此事亦掇祸之一端也。” 夏言，号桂州,嘉靖时曾任内阁首辅，因严嵩暗算而最终被判处死刑。 翟銮，号石门，夏言被杀后接任内阁首辅，因严嵩暗算而最终被解职。 内阁首辅，在明朝中后期，是皇帝之下权力最大的家伙，他们二人的倒台都与严嵩的暗算有关，不过，最高决定权毕竟掌握在皇帝的手里，皇帝为什么最终干掉夏言和翟銮呢？ 《万历野获编》告诉我们，这两个家伙“自制腰舆”在皇帝里享受弄的“上大不怿”。 封建时代，每个人基于身份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包括居住的房屋的形制、穿衣的颜色，等等。 皇宫是政治规矩最严格的地方。按照规矩，臣僚进宫只能步行。嘉靖考虑到内阁大臣们年龄大一些，更有工作的需要，允许他们“奉旨得内府乘马”，这“已为殊恩”，臣僚本应该表示感恩。 一件事情，在不同的角度得出的认识是不同的。在皇帝看来，我已经给予你们极大的政治待遇。在夏言和翟銮看来，这种待遇不但证明皇帝对自己的重用，也表明自己对于皇帝的不可或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尽量的享受呢？ 二人的选择是乘“腰舆”在宫内行走。 车、舆，都是工具，二者的区别是“有轮为车无轮为舆”。 骑马确实是一个技术活，如果年老体弱，颠簸确实不容易承受，如果夏言、翟銮找个理由乘有轮的车，多少可以理解，而乘坐人力的“腰舆”仅仅是因为享受。 乘车和坐人力车，是截然不同的心态。 据民国著名媒体人徐怨宇老先生忆述，1936年陈诚奉命到峨嵋办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结束后，陈诚陪蒋游峨眉山。蒋介石是爬不了山的，当时使用峨眉山特有的滑竿，是安排轿夫将他抬上山的。 1947年3月，胡宗南重兵进逼延安，毛泽东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转战陕北。其时，他肺炎初愈，身体虚弱。卫士们考虑到他行军困难，为他准备了一副担架，可他坚决不坐，非与大家一起徒步行军。毛泽东不坐担架，这让大家很伤脑筋。警卫员孙振国找了根柳木棍，送给毛泽东说：“您就用这根柳木棍做拐杖吧，这样走起路来也许会省力一些。”毛泽东拄着木棍，试走了几步，很是满意。此后毛泽东就拄着这根木棍转战陕北。 除非重病或者指挥战争的需要，毛泽东是不肯坐人力轿子的，毛泽东的这一基本原则是不肯改变的。 据说安徽人乡土观念比较重，建国后张治中屡次向毛泽东进言：“你已经到许多省份去过了，为什么还未到我们安徽去？”有一次，毛泽东外地考察回京，张治中就问：“ 这一次还没有到我们安徽去吗？”毛泽东笑笑说：“嗯，还没有去。作为负债吧，记上这一笔债吧。” 因为这，毛泽东先生曾当面说张治中：“你这人乡土观念相当重。” 1958年9月，毛泽东邀张治中同乘专列外出考察。火车到了安徽，张治中建议毛泽东上黄山看一看。 毛泽东没有到过黄山，心有所动，问：“公路修到哪里了？”张治中说：“修到了山下，上山可以坐轿。”毛泽东听说要坐轿，便不打算去：“那就不去了，我不坐轿。”后来，毛泽东再到安徽，张治中旧事重提，毛泽东依然问：“公路可修到山顶了？”张说：“还没有，山下轿子很多。” 毛泽东仍然不去，因为“那我就不去了，我不坐轿”。 很多人对毛泽东不坐担架、不坐轿子感到不解，对此，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坐轿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我毛泽东不能坐!” 邓小平也不肯坐轿子。 1980年10月，外交部长黄华陪法国总统德斯坦去西藏参观回到北京后，带着一尊精致的小铜菩萨像去看邓小平。邓小平羡慕之至地说：“我真想去西藏啊！哪怕仅仅到拉萨机场用脚踏一下西藏的土地立即返航也好哇。但是医生们和中央坚决不让我去，说是对我很危险的，我只好从命。我还想去的地方就是香港。我个人生活中就这么两个愿望。”黄华说：“第二个愿望总没有问题吧。”邓小平说：“谁晓得。”他撩开裤管对黄华说：“你看，我的腿肿了一个月了，还没有完全消掉。我坚持自己走上黄山，爬到山顶。他们要我坐滑竿，我坚决不干，下山也是自己走的。” 毛和邓，在国家管理的政策方面是有区别的，作为共产党人的基本意识形态追求是一致的。 走投无路的基层苦人，为了吃饭，难免当牛做马，共产党人基于现实的经济困难难免在经济政策方面让步，但，个人的操守是牢不可破。 有一个电视剧叫《福贵》，地主家的少爷外出就让男仆人背着。 一个大小伙子，被人背着，当然是剥削。 婴幼儿，都被父母抱着，这种抱，是一种爱。 我长大之后曾经受过伤，父亲背着我看医生，累的吭哧吭哧的，这个背，是一种爱。 仆人背着长大成人的男主人逛街，这不是爱，是求生的无奈。 嘉靖允许夏言在皇宫里骑马，是工作的需要，是对重臣的尊敬。 夏言和翟銮乘坐人力的“腰舆”，绝对不是工作的需要而是一种腐败，也是对制度的挑战。嘉靖迫于工作的需要，暂时不鸟他们两个，一旦条件成熟，就要处理人，因为皇帝对他们丧失了信任。 和夏言的谮越相比，张居正的32人抬，就不仅仅是超标享受了，而是胡闹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最重要的是，夏言的谮越毕竟是在嘉靖皇帝能够掌控国政的时代里，至于张居正的谮越，因为万历皇帝的孤儿寡母，就带有非常明显的欺负人的倾向。 张居正管理下的明政府：“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 政府有钱有粮，这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吗？ 张居正肯定没有预料到万历皇帝的秋后算账，来得这么快，这么狠，《万历野获编》记载：“ 癸未甲申间，籍故相张江陵，其贻害楚中亦如之。江陵长子敬修，为礼部郎中者，不胜拷掠，自经死。其妇女自赵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门时，监搜者至，揣及亵衣脐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间搜宫掖事。其婴稚皆扃钥之，悉见啖于饥犬，太惨毒矣。” 财产全部被劫掠，男人忍受不住拷掠而自杀，家人饿死，其婴稚竟然悉见啖于饥犬，比全家抄斩还要惨毒，因为抄斩也可以收尸而不至于被狗吃掉。 万历为什么如何的狠？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之一当然是张居正的谮越，尤其是32人抬。 我对你如此的信任，我让你天天道貌岸然的教育，你自己竟然如此的腐败，我操。 如果张居正乘坐马车，即使有些谮越，我们可以理解为身体不好或者工作需要。 几百年间，有无数的人为张居正委屈。如果从他干的是皇帝的工作就享受皇帝的待遇的角度而言，还真是理所当然。 按劳享受，是今天的基本社会规则，不过，那个时代不这样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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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个地摊发财 2017-11-04 09:39:37 这个跑题歪楼逻辑，要是给学生上课就麻烦了。一堂课下来，还没切入正题。不过俺承认，这是在没细看楼主帖子，没楼只看第一句，每隔十楼看一眼得出的。 ----------------------------- 我写东西一向有“歪楼”的恶习，不过，这一次真没歪。 洞郎问题，我的思路大体如下： 1、我们要了解中印洞郎争夺的历史原因。 2、我们要了解中国在洞郎争夺里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就中印的国力对比而言。 3、我们当前处理洞郎争夺的国际形势。 4、洞郎争夺的激烈化，是中国先出手还是印度先出手？如果是中国先出手，我们的整体谋划是什么？ 5、中国当前正处于国力溢出阶段，内部的问题是极端的腐败和分配的不公平，在发展经济、国力溢出于一带一路的关键时期，美国、日本、印度等等国家基于国际争夺必然与中国斗勇斗智—— 洞郎，到底是中国给印度挖坑还是美国给中国挖坑，这才是我们思考洞郎的关键。 洞郎问题如果激化到某种程度，中国是否亮剑？这种亮剑与国内的反腐如何关联？ 我之所以一个劲讨论明朝灭亡满清的入主中原，其关键就在于明朝的腐败。 这个问题，在正贴里是不太好直白说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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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81节 几百年来，有太多的人痛惜张居正身后之委屈，其关键就在于万历废除了张居正的改革，在这之后，明朝的内政愈来愈乱，最终亡国。 很多人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之为万历甚至于嘉靖。 清朝官修《明史》说的：“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嘉庆皇帝在嘉庆九年三月壬寅日，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 1982年，黄仁宇写了《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没有了张居正的明王朝，怠工的皇帝、和事老的内阁首辅、没完没了吵架的大臣们。这一年，去世了一个道德模范海瑞和孤独的将军戚继光。 戚继光临死名言：“三十年间，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 这个，太牛叉了！牛叉的几乎不可想象。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读过金庸的武侠，或者看过金庸的武侠剧，或者二者兼有——我就二者兼有。 金庸的每一部武侠小说，都有一个最牛叉的家伙，比如《射雕》里的写《九阴真经》的黄裳，比如《笑傲江湖》里的东方不败，不过，黄裳是侥幸活命然后在深山老林练成武功，东方不败最终被高手们联手干挺。 黄裳和东方不败都没有创造永远不败的辉煌。 有人说，你不讲理，人家东方不败一个人对阵四个武林高手还有一个任盈盈搞心理战，人家那也叫输？ 输赢，原本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相对的公平，另一个是只讲结果不论标准。 因为，死亡是不讲标准的，真正的江湖也是不讲标准的。 论到战争，我们中国近代是百年国耻，外加漫长的国共内战，有太多的人腥风血雨一辈子，不过，谁敢说三十年大小、水陆恶战百余而“未尝一败”呢？ 请注意，戚继光的标准是4个：1、南北；2、水陆；3、大小；4、百余战。 第4个标准是“百余战”。指挥战争是一个高度智慧的综合能力需求，但他确实有偶然性因素，正如一个职场菜鸟第一次出手就有接大单的可能，一个外行也可能指挥千军万马赢得一仗之胜。可是，谁能够保障“百余战”而不败呢？ 当然，如果偷换概念，把“百余战”等同于一个高明的家庭主妇煮好了“百余”顿早餐，那就啊哈了。 所以，戚继光还有第3个标准：大小。 我们知道，打仗的规模有大有小，比如毛泽东指挥二百万解放军打了三大战役，这就是“大”，比如一个保卫干事捉了一个敌人的侦察兵，这就是“小”。 能大能小而百战不败，太难了。 比如，你让大战略家毛泽东去炸碉堡，未必能够胜利。 而且，从秋收起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也并不是每战皆胜。 即使特别传奇的许世友，也并不是每战皆胜。 戚继光，军事生涯的起步比较低，亲自带队死掐倭寇是经常的，指挥千军万马也是经常的。这种单兵对阵而不输、千军万马而必赢，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你能找到几个？ 要说呢，马马虎虎也有，比如成吉思汗。 所以，戚继光还有第2个标准：水陆。 我们知道，到今天，人类的战争空间，也无过陆地、水域和天空。历史发展到今天，特别是近代空战出现后，能够单兵步战、骑战、水战、架飞机空战的人还真的不多，如果更能够指挥各军兵种单独作战、联合作战，那就更稀罕了。 在近代之前，战争的空间只有陆地和水域，水域还分为江湖和海洋。所以，古代的“水陆”，大体包括单兵步战、单兵骑战、单兵水战（特指单兵入水恶战）、单兵船战、指挥步兵战斗、指挥骑兵骑战、指挥水兵水战、指挥水兵船战，更包括指挥步兵、骑兵、水兵等多兵种联合作战。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嘲笑周瑜、鲁肃等人：“吾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江东公与周郎辈止一能也。” 为什么呢？江南小儿谣言“伏路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郎。” 鲁肃的专长是“伏路把关”，也就是陆地打伏击和防守关隘。 周瑜的专长是“临江水战”而不能陆战。 诸葛亮的能力好像更全面，但，诸葛亮有两个致命的短板：不但没有单兵作战能力也没有带队冲锋能力。 我这里的带队冲锋能力，并不是仅仅指带领几百人冲锋，还包括指挥千儿八百的小型战斗。 请注意，诸葛亮之所以后来弄空城计，是因为他在西城不能指挥两千五百士兵搞长途撤退。 也就是说，别看诸葛亮多谋且能够指挥多军兵种联合作战，可是，他本人并没有任何执行能力，身边一旦没有职业将领，他就不能打仗了。 《三国演义》里曹操，是非常牛叉的家伙，可是呢，单兵能力比较差劲，而且，他也没有水战的能力，于是，在赤壁就吃了大亏。 戚继光，那可是从南国的水乡、海洋一直杀到北国的苍茫草原啊。 不但如此，戚继光还有第一个标准：南北。 将领的成长，非常得益于熟悉作战环境。比如，今天我们把一个名将送到美国去打仗，他遇到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熟悉战区的地理。 我们看影视剧里，只要是大的战役，拥有决策权的顶层都是在研究地图。 古代战争的指挥大不同于今天，因为古代科技落后很难搜集各地的地图，最重要一点，任何地图都不可能完整反映一个地区的降水、植被、民居等等关系战争的要素。 1938年3月16日，陈赓指挥部队在山西省潞城县至涉县之间，邯（郸）、长（治）公路上组织了神头岭伏击战。按照地图，神头岭这个地方是公路在山谷里通过而特别有利于伏击。可是，但陈赓等人实地观察地形时，发现事实与地图有所不符，地图上公路在沟里，但实际上公路在山梁上。陈赓的办法是让部队都隐蔽到工事里，用杂草乱石当掩体。 要知道，抗战初期的八路军本钱非常的短小，不能随随便便损失。如果不实地观察地形，伏击失败倒也罢了，最怕的是部队贸然开打了，地形非常的不利而受损。 我们知道，诸葛亮六出祁山恶斗司马懿几乎成功的一场就是上方谷设伏火烧。 司马懿几乎挂掉是因为不知道地形，诸葛亮功败垂成是因为突然的暴雨。 面对诸葛亮，司马懿是非常的谨慎，之所以落入陷阱，是因为不熟悉地形。 司马懿和诸葛亮长期死掐，不可能不弄一点西线的地图，在那个科技比较落后的时代，地图不可能精准。 问题是，诸葛亮也无法从地图上获得大雨的信息。 我回归主题一下，今天讨论洞郎的我们，能否真正了解那个地方的地形呢？中国的军队和印度的军队在那个地方的展开各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呢？ 比如，很多人认为中国有庞大的战争动员能力，理所当然能够在洞郎组织一个大的战役。以中国庞大的战争能力，在中印角逐的地区也确实可以动员巨大的军事力量，但，这需要时间。网络搜索可知，洞朗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由吉姆马珍山的4363米逐渐下降到姐普拉山口的3145米,海拔最低点为卓木麻曲出境（不丹）处，为1655米。 一般人在进入海拔2700米左右时，就会有高原反应，如果快速到达海拔超过3500米的地区（例如：拉萨），高达75％的人都会有或轻或重的高原反应。 高原反应，如果处理不当，是很容易丢失生命的。所以，当人们从平原进入高原时一般人需要2—3个月的时间慢慢适应当地的低氧环境，才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并进行一般正常或接近正常的脑力及体力活动。也就是说，如果中印在洞郎地区发展大规模冲突，如果中国方面从平原地带向洞郎大规模增兵，所有的人都必须经过高原反应的考验。还有一个麻烦点，洞郎的地势决定了中国的军队是居高临下，不过那并不等同于势如破竹，因为适应了高原生活人快速下降到2700米之下时也有巨大的反应。 洞郎的海拔从4363米逐渐下降到3145米，平原的兵跨越辽阔的青藏高原来到洞郎，战斗力是有巨大的下降。如果中印开打，战争扩大，中国的兵出境作战进入低海拔地区，也是麻烦。1962年毛泽东发起中印边境战争之前，早就进行了战争的准备。 同样的道理，来自平原的印度军队，如果仅仅在洞郎和中国闹腾一下也许可以得手，如果想扩大战果，他们也躲不过高原反应的考验。 中印在漫长的边境没完没了的闹腾，不过，从1962年之后，烈度非常的小，除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军事力量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双方都必须考虑高原反应对于大部队集结的考验。 所以，我们看中印在洞郎的角力，一定要弄明白一个最关键的事情：这一角力是意外的火花还是有预谋的挖坑埋人？ 之所以要弄明白这一点，是因为预谋挖坑埋人的那一方一定有备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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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82节 戚继光从中国的南国水乡杀到北国的草原，战倭寇防蒙古而“三十年间，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 这是戚继光自己对自己的盖棺定论，也是被历史证明的真实，太难了。 打仗，这个玩意，和棋类的博弈有相通的地方。名将，正如棋类的高手，必须有天分，不过，除了及特别的类型，名将的成长一般需要血雨腥风的一波一波的恶战。 我们看世界大型棋赛，容易有新秀战胜老将，不过，请注意，棋赛毕竟是不要命的游戏，即使有巨大的收益，因为不要命，毕竟不等于战争。战争不同于棋赛，没有人敢随随便便发动战争乃至于街头斗殴，而每天都有太多人棋类游戏。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我们也许敢于冒险搞投资，有几个人敢于随随便便找人保护自己去虎狼窝呢？ 所以，大国用兵，除非特别，选将一般是用老成名将，年轻人即使有悟性有潜力因为没有经验，弄不好就兵败身死，比如赵括。 一个国家如果有一个百战百胜的老将，不要说兵民颇有内心之依托，就是外军，也颇有忌惮之心。 这就好比说，大家下棋赢名誉、赢金钱，后生小子是敢于挑战名手的，如果输赢以砍头为赌注呢？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别令写一本悬于会场门外示一切人，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断首相谢。如是至晚，无一人致言，戒日王欢喜，罢会还宫。” 戒日王让玄奘写一篇论文，公开示人，如果有人能够在规定时间指出缺点或者错误，玄奘“请断首相谢”。 结果是“无一人致言”。 当然是这结果。 玄奘是佛教高手，论文当然比较完美，即使有问题，也不会很明显。如果有人发现问题，也必须查找典籍论证什么的。如果贸然出手辩论，赢了，自己有名誉而玄奘丢脑袋，如果输了，玄奘有名誉而自己丢脑袋。 在有限的时间里，真没有几个人敢于随随便便挑毛病。 戚继光的去世，对于明王朝的军心士气的打击是沉重的，固然，这种打击在和平时期不会彰显，一旦战争来临，就非常的明显。 海瑞，是一个非常清廉的人，实际工作能力也未必能够胜任中央最高领导，但，他以等闲人物做不到的道德模范为民众树立一个榜样。 平平淡淡的一年，然后，最终迎来了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的崛起。 那么，明朝灭亡的原因到底是因为崇祯呢还是万历呢？ 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明朝灭亡于1644年，二者的间距是57年。 这就好比说，倒台于1991年的苏联，原因是1934年的管理。 如果这样论证下去，明朝灭亡于嘉靖，即使以嘉靖去世的1566年算起，明朝灭亡的原因竟然是80余年前。如果以嘉靖登基的1522年算起，明朝灭亡的原因竟然是124年前。 太荒唐了。 我们知道，靖康之耻宋高宗南渡是1127年，其倒台的原因竟然是在124年前或者80年前，或者57年前。 清朝修《明史》和嘉庆，为什么一定要把明朝的灭亡归因于万历的殆政呢？ 如果明朝的灭亡是因为从万历开始的殆政、腐败，那么，明朝的灭亡就是理所当然无可挽救，清朝的入主中原就成了解民倒悬的顺理成章。如果明朝的灭亡是因为崇祯的瞎折腾，清军的入关就成了趁火打劫。 张居正的改革对于明王朝当然非常的重要，万历废掉张居正的改革当然不对，不过，要说因为万历废除张居正的改革明朝就灭亡了，那也是瞎说，因为万历之后的皇帝也是可以改革的，也是可以惩治腐败的。 这就好比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的成功是因为有一个好爹，但，一个人的最终不能成功不能归因于老爹，即使爹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巨大的影响，但儿子的最终成功还是靠自己。 万万家产，二代是可能浪荡掉的，反过来，虽然艰难，白手起家毕竟有——所有亿万富豪上推，最终都是白手起家。 而且，最终的结果，大家的老祖都是女娲。 所以，明朝的灭亡，最终承担责任的是也只能是崇祯，因为崇祯毕竟当了16年的皇帝。 16年啊，当然要面临太多的挑战， 可是， 16年啊，当然也有太多的机遇…… 崇祯，是一个勤政的皇帝，不过，如果是殆政的万历继续执政，明朝是灭不掉的，因为折腾比殆政更加可怕。 张居正对于驿站制度的改革是改革，是尽量减少腐败，所以，他是改革家。崇祯不同，他对驿站制度的改革是胡闹。 湖北公安人毛羽健，是天启二年进士，因弹劾魏忠贤而丢官，还被除籍，开除了公职。 应该说，毛羽健是不怕事的人。 崇祯元年，毛羽健“由知县征授御史。好言事。” 喜欢向皇帝提意见。 这家伙趁糟糠之妻不在身边，便暗中包养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夜夜云雨。 突然，糟糠之妻找上门来，对着“二奶”就一顿拳打脚踢。毛羽健自知理亏，当场便就地跪倒，祈求老婆原谅。 痛定思痛的毛羽健，经过了解，他的老婆之所以能够得到信息并能够快速来到京城，原因是驿站的高效信息传递。 恨急眼的毛羽健陈驿递之害：“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 毛羽健奏请皇帝裁撤驿站。 崇祯没有接受，因为他也不想因为改革而得罪整个官僚集团。 毛羽健有个亲戚刘懋 是刑部七品刑科给事中。 刘懋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历任项城、宁陵、新安诸县知县，升给事中。因得罪阉党首领魏忠贤，削去官职。崇祯登基重新起用为刑科给事中。 崇祯二年，御史毛羽健上书说“驿递一事，最为民害”，接着刘懋又给上书称：“当今天下州县困于驿站的约十之七八，而驿站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 驿站被贪腐的太厉害了。 崇祯帝以此事问韩爌。 韩爌是东林党领袖，内阁首辅。 驿站被贪腐是人人共知的事情，韩爌的建议是：“汰兵止当清占冒及增设冗兵尔。冲地额兵不可汰也。” 白话一点就是：“减裁兵员只应当清除那些滥冒和新增的冗员。军事要地符合兵额的士兵不可以裁减。驿站的士兵很辛苦，应当责令巡按核实裁减，以解除人民的困苦，裁减兵员所节省下来的费用仍然交还给人民。” 这个韩爌做事情考虑问题还是比较稳妥的。 崇祯惩治阿附魏忠贤的阉党，给了内阁一个262人的名单，罪分六等，名曰“钦定逆案”，布告全国，分别予以处置。 韩爌等认为，要犯从严，协从不问，不宜诛连太多太广，况多数人实为魏忠贤淫威所逼，以求自保而为之，遂仅列首逆要犯五十余人上报，崇祯帝不满。再次上呈的名单仍然只有几十人，皇帝还是不满。后皇帝所想惩治的258人被一一列上，方才满意。 崇祯帝仍怀疑朝内有党，疑忌大臣，并安插很多厂卫探子，对朝臣进行暗地监视，搞得朝庭上下，人人自危。这时，韩爌等上奏：“人臣不可以党事君，人君亦不可以党疑臣。总当详核人品，辨别忠奸，然后举措得当。若堂上戈矛妄起，宫中横分畛域，恐非国家之福。” 崇祯惩治魏忠贤的罪名是“本所谓有本所谓无”的，或者套用秦桧的那句话：“莫须有”。 为什么呢？简单，魏忠贤是一个宦官，为什么能够获得那样大的权势呢？ 这人当然由天启皇帝承担。 我过去说过现在坚持，一个集团一个国家所有的进步都必须归功于最高领导人，同样，一个集团一个国家所有的失误错误也必须由最高领导人承担，因为他承担最高领导责任。 魏忠贤当然有罪过，问题是，重用魏忠贤的天启也有责任——注意，罪过和这人是不同的。 你天启重用魏忠贤到可以随意屠戮大臣的程度，大臣为了自保而虚与委蛇，固然比不过毛羽健、刘懋等他人的敢于战斗，但，如果仅仅是虚与委蛇而自保，大不同于故意附逆以获利，崇祯在不能政治清算天启的大前提下，也必须理解大臣的难。 崇祯固然有整理朝纲的雄心，却不能理解别人的难，如此的清理党逆，就表象看是惩治，给人的心理暗示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崇祯接班天启，不是两个王朝的更替，是两个皇帝的合法交班。从某种角度讲，崇祯皇位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启决策的英明。任何一个帝王都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对前任皇帝的政策和人事有所调整，但如果力度达到否定前任皇帝的程度，其暗含的政治风险有两个：1、接班的合法性；2、忘恩负义。 崇祯没有否定天启，但一下子惩治258个官员为逆党还要继续逆党，官员新陈代谢过快的负面影响倒也罢了，给人一个印象是：难道天启一生唯一的正确是“兄弟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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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83节 对于干部的使用，韩爌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讲究原则，但也要讲究人性。 最重要的是要公平：你老哥不是东东，凭什么要求我们都是圣人？ 崇祯最终接受了韩爌的人事建议，可，他内心里对臣僚们是不放心的。 和崇祯相比，韩爌才是真正的改革家，因为他对驿站改革提出了两个关键：1、改革只改掉官员贪腐的那一部分而必须保留关系国计民生的部分；2、改革必须让利给民众。 韩爌说“驿传疲累，当责按臣核减，以苏民困，其所节省，仍还之民。” 按照明朝的制度，驿传的开支由县级政府承担，无关国家层面的财政。也就是说，政府官僚在驿站上的贪腐增加的是地方的负担并不挤占中央的开支。也就是说，明政府在驿站方面的改革其实是站在公正的立场解除民众不应承担的负担。 明朝的驿站之所以不断的贪腐，其关键就在于降低贪腐并不能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 一边是官僚集团的贪腐利益，一边是底层民众的利益，对于皇帝来讲，偏重底层民众的利益必然得罪官僚集团，他必须权衡。 打一个比方。一个私企，他的利润的分配大体是三个方面：1、董事长等投资方；2、管理层；3、底层的员工。 投资方当然期望自己获得最低效益之上的效益，可是，既然搞企业，也有个大体标准，不能太过分。管理层的收入和底层员工的收入，对于投资方而言，其实是为获得收益而必须的投资。作为投资方，对于人力资源的投入，一般是只考虑效益而不考虑分配的原则。比如，对于一个效益非常差劲的企业而言，如果有一个搞销售的领导提出更多的提成，老板和底层，为了生存，有些时候是答应的。 对于皇帝而言，皇室和官僚都是剥削最底层而生活，官僚贪腐最底层当然不利于皇室，但，皇室是不能直接管理底层的，所以，皇室的利益是不能离开官僚的。 所以，除非官僚的贪腐太过于伤害底层民众的利益，皇帝很难在驿站方面和官僚死掐。 崇祯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把驿站改革的工作给了刘懋。于是，刘懋改任兵科给事中，专管驿递整顿事务。 官僚急眼了，招致极大反弹。刘懋不久上疏：“游滑不得料理里甲也，则怨；驿所官吏不得索长例也，则怨；各衙门承舍不得勒占马匹也，则怨；州县吏不得私折夫马也，则怨；道府厅不得擅用滥用也，则怨；即按抚与臣同事者不得私差多差也，则怨。所不怨者独里中农民耳！”。 除了品德高尚的官员，整个官僚集团都闹腾起来。 崇祯一定感觉到压力，这个家伙将怎样选择呢？ 《明季北略》记载：“给事中刘懋上疏，请裁驿递，可岁省金钱数十余万。上喜，着为令，有滥予者，罪不赦。部科监司，多以此获遣去。天下惴惴奉法。顾秦、晋士瘠，无田可耕，其民饶膂力，贫无赖者，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遂无所得食，未几，秦中叠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上命御史吴牲赉银十万两往赈，然不能救。又失驿站生计，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而全陕无宁土矣。给事中许国荣、御史姜思睿等知其故，具言驿站不当罢，上皆不允，众共切齿于懋，呼其名而诅咒之，图其形而丛射之，懋以是自恨死。棺至山东，莫肯为辇负者，至委棺旅舍，经年不得归。” 面对贪腐的官僚集团的反扑，刘懋给皇帝说，我们可以把官僚贪腐的那部分财富挤出来纳入中央财政。 坏了。 韩爌、毛羽健和刘懋，有三个共同点：1、科举进士；2、反对宦官；3、敢于提意见、敢于反腐败。 他们是士大夫集团的优秀代表。 韩爌和毛羽健、刘懋，不同的一点是他做到了首辅，也就是官僚集团的最高位置。韩爌，能够做到这个位置，基本是依靠自己的努力。 我们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因为特别的人际关系，以明王朝之大、官僚集团之复杂，能够入阁是很需要一点真本事的。 中国古代，将宰相的职能归之为两点：1、调和鼎鼐；2、燮理阴阳。 第一点是协调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利益，因为集团利益的失衡，会酿成内部的巨大麻烦。 关键是“和”。 第二点是将人类的发展与大自然的阴阳变化和谐平衡。 关键是“理”。 宰相的工作，最高境界，不是具体干活，而是消除灾难产生的可能性。 最优秀的宰相，不是领兵去镇压内乱，而是管理的民众吃喝不愁压根就没有内乱。最优秀的宰相，不是领兵去扩疆拓土，而是立足于不败之地等待敌人乱七八糟而乘隙而入。 作为内阁首辅，韩爌是称职的。第一，他理解面对魏忠贤时臣僚的艰难而不搞大株连，作为东林党人，能够如此，实在有宽广的胸怀，不容易，所以，是合格的宰相。第二，他在顺应驿站的改革的同时，提醒崇祯要考虑国家管理实在需要驿站服务，他更提出了驿站改革的基本原则，还利于民。 毛羽健、刘懋，看到了官僚集团利用驿站的贪腐，看到了驿站的需要改革，但他们没有看到驿站改革还仅仅“需要”而不是“必须”，最起码，这两个家伙只看到了“改革的理由”而不知道“改革和折腾”的区别。 改革，其基本原则，除了生利于天下，那就是还利于民，否则，都是胡折腾。 我们知道，驿站消费，多少类似于今天的招待所，外来官员白吃白喝白睡觉还白用车辆，可是，这些消费毕竟是发生在本县境内，本县的老百姓毕竟还有一个就业的机会。 简单说，官僚集团利用驿站的贪腐绝对增加了民众的负担，但因为是在本境消费，因为拉动了就业，大部分折扣回了本地民众。 刘懋，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为了获得崇祯对驿站改革的坚定支持，他提议崇祯可以将驿站反腐的收入纳入中央财政。 崇祯四年二月，1631年，刘懋上报皇帝，驿站改革节银68万5千余两，“即臣所请借抵新饷以宽民力者”， 却“嗣因边事孔亟，始移为修防之需”“臣非不知皇上不得已之苦心，乃国家自有经长之制，原不在加派之间”。 从材料看，刘懋也反对崇祯将节省的这一批银两移交为军饷。问题是，刘懋在搞改革的时候，为什么弄出来68万5千余两银子呢？ 明王朝，从中期开始，中央财政始终是入不敷出，皇家始终在缺钱，政府始终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刘懋给崇祯节省出这样一大堆银子，就是钱庄能够拆借，崇祯也会像苍蝇一样扑过去。 其实，刘懋的驿站改革，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直接裁掉不应有的驿站负担，另一种是政府将裁掉的不应有的驿站负担折换成银两然后返利于民间。 第一种当然简单有效，问题是，第二种能够彰显反腐创廉的成绩，缺点是折腾。 有些朋友说，一样。 真不一样。 我有一个朋友说，他尽量现金交易而不网购，原因就在于网购的刹那是数字而现金交易直接感觉的是财富。 你给皇帝说，我完成了驿站改革。这个不直观。你给皇帝说，我给你节省了68万5千余两银子，现在堆那儿，明儿我们还给老百姓好了。 老百姓呢，你直接免掉他们的税收他们当然高兴，可是，如果你收完之后还给他们，那种丢而复得的感觉是极爽的。 刘懋，对皇帝，要的是能力和功勋，对民众，要的是能力和赞美，弄个海青天之类的美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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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84节 《道德经》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刘懋，忘了功臣的最高境界：英雄无名。 能工巧匠公输盘，就是鲁班，为楚造云梯之械，目的是“将以攻宋。” 他的鲁国老乡墨子，也是一个能工巧匠，“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和公输盘搞器械攻防，也就是红蓝双方军事演习，被挫败的公输班和楚王打消了进攻宋国的谋划。 为宋国、为宋国民众解除战争威胁的墨子离开楚国回家，“过宋”——宋国是交通要道——“天雨”，雨下的比较大，找个地方避雨，“庇其闾中”，结果呢，人家“守闾者不内也”。 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 刘懋是“争于明者”，结果呢，节省出来的几十万银子让崇祯直接充当了军饷。 这下麻烦大了。 刘懋的驿站改革，原本是惩处腐败还利于民，经过折腾，最终的结果是官员不得腐败、民众无法就业，节省的钱财竟然成了国防开支。 有些朋友说，把反腐倡廉的成果转变成国防开支是最高的国计民生。 这很对。 错误的是，官员腐败的钱原本是各县的财富，你转换为国防开支，其实把不合法的贪腐演变成了合法军饷增加。 而且，剥夺了当地的就业机会。 这个问题继续推导一下。 假如，某县正儿八经的驿站负担是两千两银子，因为贪腐变成了四千两银子，因为驿站服务的特殊性，某县劳动者通过劳动又赚回来一千五百两。归根结底，某县实际开支两千两（这里头有一部分也有劳务费的性质返还本县）和一千五百两的劳务，外加官僚吃喝了五百两银子——粮食变成大粪。 劳动力当然也是财富，但在古代中国，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劳动力的成本是非常低廉的。 在1990年之前的欠发达的农村，因为外出打工的机会比较少，农忙之外，劳动力的成本非常低廉。 我们看落后的古代，婚丧嫁娶的仪式都比较繁琐，其关键就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进入机器时代，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协作，有巨强的时间要求。 比如，养老问题，在农耕的古代，自耕农的时间支配比较自由，子女可以照顾老人的养病和养老。现代化的大工厂，不能允许子女为了照顾老人随意调整工作，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养老社会化脱离家庭和传统是势在必行。 我的意思是说，刘懋改革之前的驿站固然腐败的非常明显，各县的民众的情绪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刘懋改革后崇祯将贪腐的财富量化为银两转给军费后，其实就变成了崇祯剥夺贫苦农民的生计。 反腐，不能将反腐的收益转交给国库挪为他用，他应当是把财富返还给利益的原本享有方。 比如，一个大队书记贪腐农民的财富，是贪腐，但，这个财富毕竟没有出村，如果贪腐被查处，贪腐的财富上交给国库，老百姓除了出了口恶气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利益，考虑到老百姓和官员的乡邻关系，老百姓的反腐热情一般不会太高。 《明季北略》评价：“祖宗设立驿站，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杨士聪说：“天生此食力之民，往来道路，博分文以给朝夕。一旦无所施其力，不去为贼，将安所得乎？后有自秦、晋、中州来者，言所擒之贼，多系驿递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 按照这个解释，驿站的设立还并不仅仅是信息、物资、人员传递的必须，还有安定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 人的天赋是千差万别的，在古代，体魄强健是巨大的资源。这等人，容易成为民众里的带头人，容易领头闹事。设立驿站，需要强劲的劳动力，体魄强健者最容易成为驿卒，也就成为在政府领取工资的“协警”什么的。 这一批体魄强健的家伙通过政府从老百姓身上获得财富，就其利益立场而言，一个方面是底层的老百姓，另一个方面就成了依附政府剥夺老百姓的爪牙。对于驿卒而言，官僚腐败过重的负担是一种负担，但，从另外角度讲，也是就业的机遇。 从这个角度讲，明政府设立驿站，通过雇佣驿卒，不但把体魄雄健的那部分人变成了政府的工作人员，而且成功分化了基层民众。 杨士聪说：“天生此食力之民，往来道路，博分文以给朝夕。一旦无所施其力，不去为贼，将安所得乎？” 这句话是致命的，对于明政府，因为驿卒固然不是冲锋打仗的野战军，毕竟是有建制的军事体系。 老百姓与军队，最大的差别，并不是有无武器，而是指挥体系。 一旦建立了完整的指挥体系并形成了服从命令的习惯，也就成了武装力量。 所以，一个大型企业的工人很容易就演变成军队，而农民是相当的艰难，其关键就在于企业有完整的指挥体系而农民是分散的小生产。 单纯的农民即使遇到痛苦和不平，也很难拉杆子造反，因为小生产的他不习惯组织队伍，而且，他们也没有战斗的技能。 驿卒大不同，他们长期生活在军事管理体系下，偶尔搞一些军事训练和演习，战斗力虽然不突出，关键的是他们有接受指挥体系、建立指挥体系的习惯。 我们看农贸市场，热闹之外就是混乱，无秩序无组织无指挥，这就是农民生产生活的特点。 驿卒一旦带头，问题就陡然升级，因为农民正如绵羊，虽然温顺的很，可是，一旦有了领头的山羊，反而勇往直前的凶狠。 全国的驿站“俱裁十分之六”，所有“超编”驿站工作人员一律不再聘用。 影响全国的驿卒大部分失业。 皇帝只管裁撤，不管再就业，当然也没有失业保险。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再就业要容易一下，马马虎虎还好。 贫苦的陕西就要命了。 计六奇的《明季北略》总结说：“秦晋土瘠，无田可耕，又其民饶臂力，贫无赖者，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无所得食。未几，秦中迭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又失驿站生计，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而全陕无宁土矣。” 贫苦殆死，也不一定能够造反，因为需要带头人。 失业的驿卒成了造反的中坚力量。 比如，李自成。 在1630年之前，陕西已经出现了民暴。 “安塞马贼高迎祥者，自成舅也，与饥民王大梁聚众应之。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 李自成的舅舅造反，李自成并没有追随，原因是造反是一个高危职业，远远不及当驿卒稳妥。 不过，李自成是一个“善骑射，斗很无赖，数犯法”的家伙，是一个非常潜在的危险。 “是时，秦地所征曰新饷，曰均输，曰间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 日子过得极难，崇祯偏偏“以给事中刘懋议，裁驿站，山、陕游民仰驿糈者，无所得食，俱从贼，贼转盛。” 刘懋改革是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的关键。 兵部郎中李继贞看破了关节，给皇帝提了一个建议：“延民饥，将尽为盗，请以帑金十万振之。” 崇祯从刘懋那里拿走了68万5千两，回扣给最疾苦的陕北贫民是应该的事情。 拿出十万两，解决吃饭问题，釜底抽薪解决民暴。 崇祯是一个极固执的家伙，也是一个不管民众疾苦的人，“帝不听”。 为什么出现这种事情？关键是从朱元璋治国以来的“性格逼狭”不讲人性。 所有的人，都有改善生活的欲望，套用一句话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继续套用一句话就是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个成熟的有责任的政权，必须明白自己的管理责任，不仅仅是实现意识形态的追求，还要尽量满足民众生活的需求。 朱元璋起步极低，他理解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标准比较的低，他认为他给予官员的薪酬已经比较的高，他忽略了官员也有“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且是正常的人性的需要。 比如，海瑞一个高级官员，竟然不能吃肉，竟然积蓄不能完成自己的丧葬，这说明明王朝的管理特别的不尽人情：不能用榜样的标准要求普遍的群体。 明朝的皇帝不可能不知道海瑞晚年生活的困窘，也就必然知道所有的清官的生活其实都很困难，那么，为什么不提高官员应有的报酬呢？ 简单，从朱元璋开始的对待臣僚的刻薄延伸为对底层民众的淡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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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85节 明皇室认为，既然我付出的薪酬已经养活了海瑞，天下所有的臣僚就应当享受海瑞的生活。 同样的道理。既然天下苍生已经习惯了官僚在驿站方面的腐败，就应该接受我把这部分金钱转移为军饷。 在韩爌看来“驿传疲累”底层民众，所以，改革后“其所节省，仍还之民”。 民众应该享受反腐倡廉的成果。 崇祯却把反腐倡廉的成果转移为军饷，这个里头，就表面看是国防建设民族战争与民生的调整，其实质，在崇祯那里是，天下苍生的民生工程必须服从于他的雄图大志。 我反腐倡廉对不对？ 我加强国防对不对？ 你们是否长期忍受了驿站的腐败？ 那么，你们必须接受我把反腐倡廉的成果转移为军饷。 问题来了。崇祯不知道，人是有意识形态追求的人，如果内心世界里不能感受、接受管理的必要，那么，不但可能拒绝管理乃至于反抗管理，为了生存，基层民众可能舍弃一切道德束缚。 比如，近代的河南土匪。 清朝灭亡军阀混战中国有了无数的土匪，最厉害的是河南，而豫西是河南土匪的大本营。 我们看一些影视剧或者文学，好像土匪都是落草为寇的梁山英雄，面对民族大义敢于牺牲。 这非常的扯淡，当然，我不能完全否认，而且，有些土匪为了保护地盘是不分国共日汪的统统排外。 国军的38军是杨虎城的部队改编而成，后来战场起义投奔了共产党，这支部队抗战非常的积极。可是，38军在韩城与日军作战时，“韩城战地匪民不分，不断袭击部队，夺枪伤人，很难应付”，“以聂沟岭地区最为严重”。该军最后不得不后撤，撤退途中96军炮兵营与日军遭遇，火炮尽毁。三十八军辎重团在长水镇遭遇日军，几乎全军覆灭。 14军是卫立煌一手建立起来的中央军嫡系，是国军华北抗战的两大支柱之一。该军从平汉线北段作战到忻口会战，数年坚守中条山，中条山失守后退往黄河以南，驻守洛阳地区。豫中会战时，该军94师协同15军据守洛阳，其83、85两师在龙门阻止日军长驱直入洛阳。可是，在洛河西岸，却遭到沿岸居民不断的截击，“连日以来洛河西岸居民坚守于寨劫拦我军……以致我军行动倍感困难，同室相残豆萁相煎，此种现象殊出意料也。” 那么，这些乱码七八糟的土匪是否有意识形态的追求呢？ 不能说没有，但确实大部分没有。 吴焕先、徐海东指挥红25军长征，原本计划在豫西建立根据地，伏牛山区地形绝佳，是非常适合做根据地的。可是，进入豫西的红25军遭受了很多攻击，因为当地民风太过强悍“不便于挫近群众开展工作”而不得不作罢。（《刘震回忆录》） 这些土匪具有极强的地域独立的倾向，对抗一切的外来武装。 淮海战役后，解放军主力南下，豫西的匪患日趋严重，大量的土匪不断袭击解放军，抢掠民财，社会秩序遭到极大破坏。1949年2月15日，嵩县一带的一个班被三百余土匪截击， “战士打散，武器全被掠走”。 “豫西各地近来也发现不少因生活无法铤而走险的散匪骚扰现象。临汝破获有大汉军组织的约2000人，是利用庙道会及教会策动的”。 为从根本上解决匪患，中共投入解放军主力第58军、第42军、西野骑兵师以及地方武装清剿豫西土匪。 1944年，被日军逼迫的国军被民匪混杂的乱七八糟力量袭击的非常厉害，于是有了河南农民对抗国军的记载。 国军的军纪是比较的差劲，但也比日军的“三光”好一些，问题是，即使军纪特别严明的解放军也遭到土匪以及与土匪有密切联系的力量的袭击，这说明，民众一旦生活过于饥苦超过了忍受的限度，为了生活而落草为寇，那么，回归主流社会就相当的艰难，因为习惯了土匪生活，也就放弃了正常的社会劳作，即使迎来一个新社会，大部分土匪也要对抗改造，道德规范和意识形态都无法束缚他们的恶。 烧杀抢劫，正如吸毒，是有瘾的。而且，即使最和谐的社会，也是有矛盾的，而且，有一些矛盾还真与国家管理无关，比如老婆出轨，比如婆媳掐架。这些鸡毛蒜皮而让人不愉快的矛盾，我们天天遇到天天妥协天天解决而不至于激烈是因为我们习惯于用社会常规解决问题。问题是，如果我们曾经当过土匪杀过人，那就麻烦了，因为，人一旦突破了道德禁忌和法律禁忌，往往异常的恶。 比如，张灵甫曾经杀妻，比如，黄克功曾经逼婚不成而杀人，比如，李自成就杀了与人通奸的老婆。 放眼今天的社会，老婆出轨当然不多，不过，好像也不稀罕，一般的解决，或者忍了，或者离了，扑风捉影的张灵甫选择了杀人、捉奸在床的李自成选择了杀人，张灵甫选择了接受法律的制裁、李自成选择了逃亡。 杀人在逃的李自成类似于杀人在逃的宋江，他们最早都成了暴农。 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各种各样的个人原因，核心，还在于杀人犯、土匪回归主流社会的艰难。 如果，捉奸在床的李自成选择了接受法律的制裁，劳动改造释放后，在一个偶然机会，和你我一起喝酒唱歌，突然，你我知道他曾经杀过人，我们当然不敢得罪他，而且，我们尽量今后不联系他。 我们不可能永远对得起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朋友也很难永远对得起我们，我们如果急眼，顶多是骂架或者打架，杀人犯呢？ 金庸武侠《连城诀》里的花铁杆，在江湖正义的南四奇“落花流水”中排行第二，平时以侠义自居，是江南武林的领军人物。在藏边雪谷对血刀老祖一战中，花铁杆失手杀死了三弟刘乘风，亲眼目睹陆天抒与水岱在血刀老祖的毒计下一死一残的惨状，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雪谷中，花铁干平时压抑在内心深处不敢见光的卑鄙彻底爆发，由一代大侠蜕变为一个极卑鄙无耻的人，在血刀老祖死后，他先抢了水岱之女水笙的坐骑白马肉吃，然后吃掉自己结义兄弟陆天抒、刘乘风的尸体。 是花铁杆太无耻吗？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第18章描写了大饥荒对人性的毁灭。 “一个过门一年的媳妇饿得半夜醒来，再也无法人睡，撞摸身旁已不见丈夫的踪影，怀疑丈夫和阿公阿婆在背过她偷吃，就蹑手蹑脚溜到阿婆的窗根下偷听墙根儿。” 听到了什么呢？ “听见阿公阿婆和丈夫正商量着要杀她煮食。” 被吓得软瘫的新媳妇连夜逃回娘家告知父母，被母亲哄慰睡下，又从梦中惊醒，听见父亲和母亲正在说话。 说什么呢？ “与其让人家杀了，不胜咱自家杀了吃！” 于是，这女人吓得从炕上跳下来就疯了…… 饥饿，是最残酷的考验，崇祯认为，面对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人们应该接受饥饿。 错了，为了意识形态，英雄人物可以选择牺牲，比如文天祥，比如方孝孺，但，作为群体，生存是第一的选择，因为集体被灭绝是最大的悖逆意识形态。 比如，面对蒙元的滚滚铁蹄，抵不住的时候，选择“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光辉的气节，忍辱偷生以待将来也是无可奈何的正确。 对于陕北暴农而言，面对集体饿死的可能，就只能造反了。 对于崇祯来讲，其实对于整个明政府的官僚来讲，面对暴农，第一个选择就是往死里镇压，因为姑息纵容就冒犯法律的尊严。 这？对于农民是否太残酷而不公平了？ 这就牵扯到明政府以及高层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面对可能的农暴，崇祯帝始终把来自北疆的威胁当成帝国的主要矛盾，军饷实在艰难的时候有时候想把主要矛盾转移到国内，但，迫于尊严，最终不能完成。 袁崇焕，对于明朝末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同于崇祯。在天启朝，这个京官满心满意的关系辽东的战事，而且，他在辽东也取得了巨大的战绩。不过，袁崇焕和他前面的熊廷弼，在经过一波一波的战争后，认识到辽东战场距离最远过于遥远，政府的军饷支出压力过于巨大，熊廷弼决定退守山海关而袁崇焕在天启朝就已经图谋和皇太极搞和平谈判了。 熊廷弼、袁崇焕之所以最终决定在辽东取守势，关键在于他们对明政府的主要矛盾放在国内经济的平衡上。 不过呢，熊廷弼和袁崇焕，都没有在关内与暴农恶战，我们不知道他们对于暴农的路线选择是“招抚”还是“赶尽杀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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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86节 卢象升，一开始积极参加镇压暴农，然后积极参加抗击皇太极的对外战争。 我个人认为，卢象升这个人是最标准的“鹰派”，无论对内对外，都是铁血政策。 可是，卢象升忽略了明末陕西暴农的原因：无论你如何镇压都不能解决问题，除非你全部杀光，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活路了。 虽然舅舅高迎祥造反，虽然李自成失业，他也仅仅是回了家而并没有投奔舅舅。 可是，失业的李自成要吃饭。 李自成出生于1606年，一个20多岁的青壮年，饭量巨大，除了会打架就是会走路，失业之后，无饭可吃，只能借钱。 看过《白毛女》的都知道，贫苦农民要借钱是很难的，因为大家都穷，债主是举人艾诏。 正如杨白劳，李自成的债最终也还不上。穷苦时期，是没有富人随随便便向穷人借钱的，如果敢借钱，或者有打手，或者有靠山。 艾诏的靠山是米脂县令晏子宾。 欠债不还，属于经济纠纷，县令那么忙，哪有那闲心管这小事？我估计，二人或者亲友，或者共同分账。 李自成被“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 这就是杀一儆百了。 李自成的亲友救出了李自成，到了年底，又杀死了债主艾诏。 艾诏，是举人！ 因为《范进中举》选入过初中语文教科书，大家一定感性知道举人是多么的牛逼。 举人，如果向政府备案不再继续科举进士而申请工作，就可以政府官员了。 举人可以担任下级官员，比如教喻之类的学官，或者县丞、主薄之类的佐贰官。运气好的话，赶上吏部的大挑，还能升级个小县担任知县。 举人的前程一般不辉煌，海瑞能得到从一品太子太保的荣誉衔是举人中的凤毛麟角、左宗棠这样的正一品大学士、军机大臣，则属于历史上的特例。 可是，即使最低等的县学教谕，类比今天，也是县教育局长并兼文化馆长等等要职。 举人固然还不是官，但已经有了做官的资格，在中央政府是有备案的干部身份。 崇祯初年的陕北因为饥荒，管理非常的混乱，李自成能够逃脱政府的关押且杀了一个重要人物，问题是，如果明朝不灭亡，如果有能力加强对陕北的管理，李自成是铁定的在逃犯。 逃命的李自成，在风声较轻的时候，回家了，然后杀掉了与人通奸的妻子韩金儿。 韩金儿，也是米脂人，非常的美貌，14岁，被西安的一个老乡绅花300两银子买去作妾。 这的确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 陈忠实的《白鹿原》里，一个叫田小娥的女孩是郭举人的妾，是任意使唤和泡“滋补品”的性奴隶，在两情相悦里勾搭了情窦未开的长工黑娃。 韩金子也与一个打短工的年轻后生相好。 田小娥和韩金子都被休了。 被休的田小娥最终被黑娃接走，然后，因为黑娃参加革命而被遗留在孤零零的家里，没有任何收入维持生计，还是逃犯的女人，她最终成了依托男人活命的淫荡女人。 在任何时候，都有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有些人，最终善良，有些人最终邪恶，的确有关环境，有时也关天性。 和田小娥相比，《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不但被男人骗，而且被逼卖淫过活，但，一直到最后，她都在寻找人世间的光明。 一个为了吃饭随时随地要脱掉裤子的女人，时时刻刻想挽回人的尊严。 田小娥，大不同，她勾搭黑娃固然有追求正当的男欢女爱的人性，同时，也弥漫着对性的疯狂。 韩金子非常类似田小娥，被休后的她又嫁给延安的一个老监生当小妾，因生活作风不严谨惹事生非而被赶出了家门，最后回到了米脂老家。 “自成年十八,娶韩金儿,艳而淫,自成以事往延安,金儿与里棍盖虎儿奸。适自成归,杀金儿,盖虎儿逸。” 盖君禄是当地一个有名的恶棍，诨名盖虎儿，是衙门的差役。 李自成因人抢救躲过县令的惩罚，然后杀死举人而亡命，他的美貌老婆韩金子当然无以为生，即使饿不死，估计也撑不着。而且，政府不可能不派差役来家搜查犯人、查找线索而借机勒索，你让一个女人怎么办？ 如果，韩金子是一个极普通乃至丑陋的女人，这事情也就罢了。问题是，韩金子非常的美貌，不要说她原本就比较迷恋性爱，即使她比较性冷淡，如果官府的差役外加地头蛇一定要霸王硬上弓，韩金子能拒绝吗？ 韩金子与盖虎儿的私通，非常类似于田小娥与鹿子霖的关系，走投无路只好依附了拥有权力的地方恶霸，这里头当然也有性欲的因素。 这事情，如果被《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摊上，她能够怎么办？ 还有一个要命的事情，按照明朝的制度，即使家里极贫苦没有土地，只要人活着就要缴纳人头税什么的，你让韩金子怎么办？何况还有积欠。如果，盖虎儿把韩金子卖到妓院去，她又能怎么办？ 那是一个吃人的时代。 在那个吃人的时代，无数的人选择了忍辱偷生。 愤怒的李自成选择抗争，他杀了韩金子，一个更加苦命的女人，也许她有一些过错。 连杀两命的李自成仍然没有选择当土匪，他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肃甘州投军。 那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岁月，杀人犯投军，万一立功也可以回归主流社会。 最起码，当兵可以吃饭。 真，有饭吃吗？ 要说命运还真给李自成留了一点缝。 因为是第二次从军，因为当过兵，有点军事素质的底子，又干过迎来送往的粗活，攒了不少社会经验，李自成在一群新兵蛋子中很快脱颖而出，升为把总。 把总，是多大的官呢？ 古人称军官是“大将军小把总”。 对应到近现代，就是“总司令小排长”。 嘛意思呢？近现代军队的最低级军官是排长。 比如，1926年10月林彪在黄埔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第73团任见习排长、排长。 副排长，也是军官，而正班长就不是军官。 军官的排长如果离开军官是转业而班长就只能是复员。 “把总”虽然小，但，是正儿八经的军官。鲁迅《阿Q正传》里说辛亥革命后“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按照鲁迅的行文，清末的一般县城，武装力量的直接领导人就是把总。 把总又称百总，是明代及清代前中期陆军基层军官名，明代秩比正七品，次于军中统率千名战兵之千总（守备），麾下约有战兵440人。 把总，是很重要的军队干部。 明清时期，军种、兵种单一，地方的守备部队主要是步兵，一般县城也就几百武装力量，把总负责一县的守备，秩比正七品，相当于县令。 如果类比现今官阶，大体是县团级而不是排级。 按照《阿Q正传》的行文环境，在和平生活的普通县城，把总是非常体面的人物。 可是，李自成竟然造反了。 就在李自成当兵的那一年的冬天，皇太极绕道蒙古进攻明朝京畿地区，史称己巳之变。京师吃紧，朝廷急调一切可以抽调的军队赴京勤王。李自成跟随参将王国进京勤王。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也许是参将王国克扣军饷，也许是困难的明政府确实拿不出军饷，反正，王国的部队没有得到军饷。饿急眼的途经金县（今甘肃榆中）发生了兵变，愤怒的兵士们杀死了参将和县令，准备逃跑。 士兵是军人，但，如果没有参加过战斗杀死过人，就不是严格意义的军人。 王国的部队是一堆新兵蛋子，饿急眼跑路是可能的、饿急眼闹腾是可能的，直接杀掉参将和县令是很艰难的，因为欠饷正如今日的欠账，矛盾很尖锐但不至于致命，除非有人带动。 这个领头的人当然是李自成，因为他已经杀死了两个人，一个是举人，一个是老婆，他已经习惯于用刀子说话。 不过，这里头有一个疑问：1629年积欠军饷的部队应该很多，发生兵变的并不多，因为，既然王国带领军队去打仗，总不会完全不解决吃饭问题。 还有一点：这一次兵暴还杀死了县令，说明途径的地方政府多少筹备了一点军饷或者食物。 王国，可能奢侈一些，也可能克扣了相当军饷，但，既然在县城，部队不会完全没有饭吃。 那么，李自成为什么挑动了造反？我的理解，因为从金县（今甘肃榆中）进京勤王需要经过陕北，或者说需要经过李自成的老家，李自成逃犯的身份巨可能暴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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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二当家 2017-11-14 09:55:12 我发现楼主发的一篇帖子，被“和谐”了。此前我有个别回帖，也被“和谐”了，我还以为是楼主看了不爽删除的呢 ----------------------------- 我绝对不删别人的帖子。 我个人认为，思想必须通过碰撞才能进步，删帖子是比较无聊的示弱——有才能你就论战嘛。 当然，我支持删除黄色、毒品、凶杀等不适合年轻孩子的东西，因为那不是思想论战的范畴。 一个人必须思想自信才有资格和别人论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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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87节 金县（今甘肃榆中）这个地方，在兰州的东南、陇海铁路线上，这说明，参将王国选择的勤王路线不会是今天的包兰铁路线，当然也不会是今天的陇海线，因为走西安——同蒲一线经山西去北京太远了。野战部队，其行军能力当然远在一般民众之上。我估计，王国的选择，大约是从金县（今甘肃榆中）走甘肃庆阳然后直取延安府，大体在延川县过黄河或者更北的地方过黄河进入山西。 在明代，米脂县隶属于陕西布政司延安府绥德州。 灾荒惨重的时代，交通和信息传递特别落后的时代，两个陕北人流落到甘肃甘州当兵吃粮很正常，谁知道他竟然是一个逃犯呢？ 可是，如果部队经延安府的地盘而去山西，对于李自成就太可怕了，因为，即使盗贼遍地，杀人犯也是比较有知名度的，特别是带绿帽子杀妻。 崇祯年间，王国这个参将的兵员也不过一两千人，管辖的不过是一两个千总和几个把总。如果，王国途径陕北而被地方政府宴请，李自成这个军官难免参加宴会或者见面。 李自成，除了杀掉王国挑动兵变，还真没有更好的办法。 问题在于，李自成为什么就成功呢？挑起兵暴，哪有那么容易！真正的原因是明政府的财政太困难了，军队确实缺饷的比较严重，军官贪腐的又厉害，大家早就不耐的成了枯干的原野，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燃烧。 不过呢，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鲁迅在《野草题词》里说：“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 最早的火星，固然可能烧毁一个旧世界，不过，最早的火星往往也烧毁自己。 陈胜毁掉了秦王朝，成就的是刘邦。 刘福通毁掉了元王朝，成就的是朱元璋。 1627年7月王二的造反毁掉了明王朝，险一些成就了李自成。 即使非常的饥饿，只要不是非常的走投无路，真没有几个人造反。我们知道，即使“天下苦秦久矣”，也没有人敢于随随便便造反，之所以大泽乡反了，是因为“遇雨误期” 依“法皆斩”， 既然“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那就不如死里求活了。 把总李自成这个逃犯在即将暴露隐私的时候选择了造反，他手下的那些兵为什么呢？ 《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一句经典：“幸福的家庭有同样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反造一句，成功的人生各有各的成功原因，倒霉的人生则有同样的倒霉。 明朝前期实行的是军户制度，因为军官贪腐的厉害，后期打仗只好补充以雇佣兵。 杀人放火是一个高风险的活，那个时代，好男是不肯当兵的，所以，不到走投无路没有几个人愿意当兵，大家早就痛苦不堪的满身沟壑纵横，一旦有人挑头，就一窝蜂的乱搞了。 欠饷，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我网络了一个知识，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曾经被国民党拖欠了6个月薪水，合计720块大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裁员和欠薪，一定要慎重。 我们的伟大领袖之所以选择革命，那是因为信仰、因为救国救民，当然不是因为拖欠工资。 1927年4月17日，蒋介石等在南京决议“清党”，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共产党的首要分子和国民党左派197人：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毛泽东…… 毛泽东排序第9。 依托黄埔起家的蒋介石在清党的时候对共产党的军事干部并不看重，1955年的元帅们，只有刘伯承被通缉。 蒋介石也没有通缉当时非常牛的叶挺。 即使国民党不拖欠毛泽东的工资，毛泽东也一定会坚定的投入到共产主义革命的洪流里去，因为毛泽东是有信仰的人，和国民党搞合作是权谋之道。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除了组织问题主要谈论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 绝大多数人不能接受跨党合作。 陈独秀在做三大报告时也宣称：“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正确。” 毛泽东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国共合作的政策。他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希望在中国实现国共合作，出现一个和平时期，那时资本主义发展将非常迅速，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也会大量增加。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我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毛泽东不但在政策上支持国共合作，而且党内工作非常出色，被巨大的表扬。 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党的工作时，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曾谈到：“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定会卓有成效。在一些省城，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非常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一般说来，这些青年组织实际上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不了多少作用，只有在长沙，我们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协会，这个工会组织于1921年12月底举行了罢工。” 马林又在《工作记录》中记载《向导》周报的发行情况时写道：“周报顺利。七期，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 因为工作出色、积极支持跨党合作，在马林的支持下，毛泽东不仅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中央局秘书，直接对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负责，成为他的助手。这项任命实际上意味着毛泽东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因为中央局秘书的权限极大，不仅肩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这种一般事务性工作，而且有着“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的联合署名权! 中共三大之后，在毛泽东的工作下，国民党开始在湖南建立地方党组织。 就全国而言，1923年的国民党相对共产党是大党，但，国民党有不接近民众的特点，在诺达的湖南，竟然仅仅有一个党员。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召开，毛泽东不仅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还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然后被孙中山钦定为候补中央委员。 有材料说，李大钊是第一个跨党的共产党员，也有人说毛泽东是第一个跨党的共产党员。 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组建了国民党最大的省支部——湖南支部。蔡和森向共产国际汇报说：在湖南， 所有的政治问题都由国民党的省党部来决定，而不是由共产党省委来决定，毛很少出席共产党的会议。 毛泽东对国共合作非常的认真，党内的同志们非常的误会。1925年共产党的四大召开，毛泽东被一撸到底，没有任何党内职务。 然后，毛泽东被汪精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周报》主编，并成为国民党二大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名成员之一，还在会上作了国民党宣传工作报告。 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通过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严禁对农民之高利贷”“规定最高组额及最低谷价”，但整个议案都是中共建议和推动的，会后国民党农民部成立的一个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9名委员中，毛泽东、林伯渠、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萧楚女等6人都是共产党员。而这个《农民运动决议案》其实只是中共长期重视农运的结果：从1924年7月到1925年12月，中共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在广州已经开办了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而1926年5月至9月，刚从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一职卸任的毛泽东，又在广州番禺学宫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担任所长。为此，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还每月拨给办学经费。 名扬天下的毛委员，其实是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关于“毛委员”的来历，有些人说是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委员”，这个不靠谱。 网上有一个毛泽东给黄永胜改名的故事。 黄永胜原名黄叙钱，跟随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战斗特别积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前委书记兼党代表毛泽东表扬了他，并问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黄叙钱说：“报告毛委员，我是湖北咸宁人，我叫黄叙钱。”毛泽东笑眯眯地又问“是哪个叙字呀?”他结结巴巴比划着说：“是余字加又字的叙。”毛泽东说：“叙钱，叙钱，还是讲钱呀!那不好，革命战士不能只讲钱，要讲为无产阶级而奋斗。”“这样吧，我给你改个名字，希望你在革命的道路上永远胜利前进，你就叫黄永胜吧!” 毛泽东搞文字宣传是好手，发展组织是绝顶高手（陈独秀马林都公开表扬），安源路矿大罢工证明毛泽东是工运领袖。除此之外，毛泽东更是农运领袖和军事领袖。大革命时期，湖南是蓬勃开展的农运的中心，毛泽东由此名扬天下。 毛泽东领导农运的身份就是“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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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88节 就1922—1923年的中共领导层而言，绝大多数是不支持跨党合作的，因为他们担心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被高品质的生活给俘获了。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个月的工资是120块大洋。 民国时期薪酬，有两个比较乱，一个是物价，一个是工资的拖欠。 有一些朋友看民国时期的工资标准，就完全的相信薪酬，这个并不绝对靠谱，因为那个时代的政府经常克扣工资。比如，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月薪是8元，其实呢，干了半年，最终只领了3个月的工资。 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谈话的时候说：“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采、生动有趣的补偿。” 毛泽东还说：“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1918年，清华外国教员狄登麦在北京西郊第一区调查了195家居民，其中100家为汉人、95家为满人。结果显示：北京巿郊平均五口之家，年收入至少须100大洋。换言之，最低生活水准为每年每人20大洋。 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是有师范学校毕业证的。请注意，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在1998年之前的中国大陆是包分配的。在北洋时期，毛泽东这中专生，在北京固然不是凤毛麟角，在整个中国那可是稀罕的不得了。他半年领取了24块大洋，一年也就领取48块大洋，普通人过日子的标准，也就养活两个半人。那个时代，许多人的老婆是不能参加工作没有收入的——老舍的《月牙儿》的韩月容的妈妈只能依靠给人浆洗衣服而不能养活母女二人。 毛泽东一个中专生“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这世界有太多人挣扎在死亡线上。 可是，北洋和民国对大教授们是非常优渥的。 大学教师鲁迅在1913年1月的薪俸220大洋，教育部科长鲁迅在1916年1月的薪俸是300大洋。 1919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合买新街口八道湾11号宅院，花了4000大洋（一说为3500）。一套典型的三进大四合院，21间坐北朝南的正房，另有几间厢房。 1923年兄弟失和，鲁迅再购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即今北京鲁迅博物馆。小四合院，占地400平方米，三间南房三间北房，东西各两小间厢房，耗资800大洋。 论学历呢，鲁迅是海归，毛泽东是中专，毛泽东是大学教师而毛泽东是小学教师。放在今天，二人的工资理所应当有所差别，可，220大洋和8块大洋，这差距也他妈的太大了，而且，就8块，也克扣了人家一半呢。 毛泽东之所以积极国共合作，当然不是冲着国民党的优厚待遇。 不过，据台媒体报道，国民党中央承认在“联俄联共”时代积欠毛泽东六个月薪水。 请注意，毛泽东虽然是共产党员，可，代理的是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还是候补中央委员，正儿八经的大领导，竟然被积欠了6个月的工资。 其实，毛泽东从上岗到离岗6个月一分钱也没有领，这就太胡闹了，人家怎么生活呢？ 连代理中央宣传部长都不能及时领取工资，那么，国民党要带领党员完成革命，就只能依靠意识形态的信仰而默默奉献了。事实上，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的确依靠的是积极党员的默默奉献。可是，当国民党的核心层不愿意继续向左转而猛打方向盘的时候，那些为了信仰而默默奉献的积极分子或者被清党屠杀或者选择了离去，剩下的就只是为了利益的群体。 一个丢失了信仰而仅仅考虑利益的政党，最终必然被利益集团而绑架，最终就丢失了自我净化、自我革命的能力。 没有了共产党员的国民党，除了依托革命的惯性在1928年打败了张作霖这个北洋军阀，再也没有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败逃台湾后虽然取得社会建设的成就但就其自身力量看，仍然是不断的衰微。 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的队伍，经济非常的贫苦，压根就没有可靠的军饷，维系军队的纽带就是意识形态。 民国时期的政治非常的特别，今天的果粉虽然拼命的粉饰，但，他们无法解释26路军17000余人发动宁都起义参加红军。 国军的军饷虽然差劲，红军的供应更加差劲，但，26路军起义参加了红军。 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恶战国民党，当然无关积欠了6个月的工资，但，一个连中央宣传部长都六个月不能领取工资的政党，他的管理是有大问题的。 也许，看我这个帖子的朋友里有掌握着别人工资的领导，我很认真的说，千万不要积欠员工的工资，特别是地方政府，千万不要积欠工资，这是大问题。 李自成的造反非常的曲折而无奈，李自成的造反有个人因素，但，他能够拖动一支建制部队造反，那就说明政府的管理问题太大了。 大明王朝的末年，尤其是崇祯皇帝管理下的中国，真是一个逼上梁山的无可奈何的时代。 如果，仅仅是一个李自成，他是搅不翻明政权的。 问题是，千千万万的被裁失业的驿卒，大多都生存困难，相当当了暴农，不，是兵暴。 “后有自秦、晋、中州来者，言所擒之贼，多系驿递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 明朝灭亡的关键节点不是《万历十五年》而是崇祯二年的已巳之变。 这一年，皇太极骚扰了明王朝的京畿、崇祯帝斩杀了袁崇焕，可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正是因为皇太极的骚扰，让国内已经激烈的阶级矛盾而烈火轰然，李自成最终推翻了明王朝。 明末农民战争曾经遇到过巨大的挫折，高迎祥牺牲后李自成扛起闯王的大旗，也就成为明政府重点打击的目标，李自成曾经挫折的很惨，满打满算只有十八骑，远比红军长征还要悲催。 金庸《鹿鼎记》里九难评价：“这小小禅堂之中，聚会了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反贼，一个古往今来第一大汉奸。” “第一大反贼”指李自成，“第一大汉奸”指吴三桂。 就整个做历史而言，勾引外军而灭掉合法中央政权的汉奸，吴三桂确实比汪精卫更恶劣。 吴三桂是“古往今来第一大汉奸”。 李自成是清朝之前“古往今来第一大反贼”吗？ 回答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反贼”的界定比“汉奸”困难。 王莽是反贼吗？李渊是反贼吗？ 和王莽相比，李自成这个反贼还是“古往今来第一大反贼”吗？ 独臂神尼九难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国破家亡之后是思考过历史的。当然，家仇国恨的九难难免夸大李自成。 可是，金庸是非常有历史知识的，他不会随随便便借九难的口评价历史。 我理解金庸这个评价里的“反贼”应该是指底层兵民暴动，应该从陈胜一拉溜排序到李自成，之所以不能排序到现在，是因为金庸是借九难的口评价历史而不是借雨花石的口评价历史。 清朝之前，被底层民众直接推翻的中央王朝有且只有4个：秦朝、新莽、蒙元和明朝。 问题是，推翻新莽的绿林军的名义领袖是刘玄，人家是西汉皇室的身份，推翻新莽带有复兴旧业的因素，在强调正统的旧社会，绿林军以及刘玄、刘秀是不能称之为反贼的。 朱元璋当然起身最基层，成就也最大，不过呢，元末农民战争的性质固然是农民暴动，但，确实有驱逐鞑虏的民族战争的因素，所以，朱元璋不能称之为反贼。 秦末农民战争比较的特别，革命首创于陈胜，率领主力部队搞战略决战的是项羽，直接推倒秦王朝的是刘邦。请问：秦末最大的反贼是刘邦呢还是项羽？ 这里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史记?李斯传》里赵高对李斯说：“楚盗陈胜等，皆是丞相旁县。” 刘邦的家乡沛县，原本归属宋国，齐、楚、魏联合灭宋后，沛县最终被楚国夺取。 项羽的楚国身份好像不用啰嗦了。 楚国被秦国在公元前223年灭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胜、项羽、刘邦这三个楚国人起兵，当然有底层造反的因素，可，以当时的心态，这三位成长在楚国末期的人的造反也确实有“复国”的因素。 陈胜、项羽、刘邦、刘玄、刘秀、朱元璋这几位都是底层造反，还好像都不是反贼。 九难总结历史的时刻，以直接推翻一个王朝为标准，“古往今来第一大反贼”还真是李自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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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csrv2015 2017-11-13 00:08:57 崇祯是不是在瞎折腾？电影《大明劫》中借医生吴又可和孙传庭的一段对话阐释了这个问题： 孙传庭问吴又可：本人虽不曾行医，但也粗通医术，知道大黄乃虎狼药。但医生用量之大足以杀人，不知医生是怎么想的？ 吴又可道：大黄性烈可以杀人，故称将军药。病人邪气已经深入脾胃，非猛药不可驱邪。驱邪方能扶正。 ...... 本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能根治。黄帝内经有云：不治已病治未病。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手段.......... ----------------------------- @silencsrv2015 2017-11-14 11:34:01 有人说崇祯瞎折腾，当然里面有合理的一面，回顾崇祯治国经历里确实有几个重大失误：杀袁崇焕就是一个。但要说崇祯完全在瞎折腾，我看那是说不过去的。 明朝16位皇帝，有好几个皇帝要么躲在宫里当道士当木匠，要么就是荒淫无度、不理国事，结果就是国事一天天糜烂下去、太监专权。崇祯的哥哥天启皇帝是不“折腾”，可他任用的大太监魏忠贤没少折腾，不说全国各地给他立了多少生祠，他掌管特务系统滥杀无辜，也是铁板钉钉...... ----------------------------- @令狐二当家 2017-11-14 16:19:42 阁下的观点我不太认同。 崇祯的“瞎折腾”，其实是在折腾前，没有做好分析工作，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是次要矛盾。一个勤奋但糊涂的劳模，破坏力是巨大的。 杀不杀袁崇焕，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崇祯过于期待自己“建功立业”，收复台湾，不对，是收复辽东，以在青史留名，证明自己是个好皇帝。 如果仅仅是恢复经济，让老百姓生活更好点儿，是不会在历史上有浓重的一笔的。 袁崇焕迎合了他的想法，提出...... ----------------------------- 支持你的观点。 我认为，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普通人，都要有一个大体的人生计划和一个年度计划，知道哪些是自己干不成的事情，知道哪些是自己可以干成的事情，知道哪些是自己可能干成的事情，知道哪些是自己必须干成的事情，知道哪些必须干成偏偏不能干成的事情如何变通——比如，宋高宗没有儿子选择了过继。 我们都批评天启不是一个好皇帝，他确实没有干自己可以干的事情，但，他的折腾力度有限，而且，在人生的最后关头他搞了兄弟禅，应该是非常清醒的。 我对天启的理解：他是一个明白人，也是一个懒人，也是一个有个人爱好的人，但绝对不糊涂。 崇祯，绝对不糊涂，但，他偏执，而且好大喜功，一定要完成自己不能完成的事情而不知道韬光隐晦，这手里只有一百元偏偏想干三百元的活，就只能依托命运了，偏偏他的命运还非常的差劲。 不干，也比干错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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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89节 那么，如果李自成不在1629年造反，明朝是否能够挺过一劫呢？ 历史的发展正如一个人的命运，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一个人，有出生就有死亡，一个封建王朝，有建立就有灭亡。 刚刚登基的曹丕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 正如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一个王朝从建立也一步一步走向灭亡。 秦朝之后，不间断而最长命的王朝是宋（960—1279），北宋和南宋是后人研究历史的习惯称谓，人家是一个政权。不算明之后的清朝，明王朝排序第二（1368——1644），因为唐朝中间夹了一段武周，武则天虽然是唐朝皇帝的老婆，她最终也决定传位给儿子，毕竟，她改了国号。 大明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正如一个人的死亡，多活一年就证明他长寿一年，但，如果一个人的寿命有一个定数，多活一年距离死亡就更近一年。 明朝的灭亡是大概率的事件，没有李自成，可能有张自成、王自成。 不过，明朝的灭亡可能有多种可能，他有灭亡的必然性也有灭亡的偶然性，他可能灭亡于1644年，也可能灭亡于1678年，也可能灭亡于1722年。 汉灵帝镇压了184年的黄巾起义，东汉灭亡于220年，多活了36年。清王朝镇压了太平天国后，多活了48年。 和刘邦、刘秀、朱元璋相比，李自成造反的道路最艰难，遇到的挫折最多。 刘邦军事生涯的倒霉岁月大多发生秦朝灭亡之后的楚汉之争阶段。 因为皇太极始终没有入主中原的野心和皇太极在明朝灭亡之前半年就已经去世，清军入关是小概率的事件。 实实在在的讲，明朝的灭亡固然有管理的巨大错误，但，李自成个人的因素是致命的。 直白的说，如果没有李自成或者李自成不造反，明朝是不会在1644年灭亡的，而且，因为皇太极的去世清朝的相对谨慎，明朝有可能复兴。 可是，崇祯帝最终逼反了李自成，于是，明亡了他死了。 在任何时代，即使政府的管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般富庶，也一定有社会矛盾，也一定有不逞之徒，比如，英国、法国、美国都出现了残酷的恐怖袭击，之所以未形成大规模的民暴，就在于社会矛盾还没有尖锐到让一个社会群体奋起抗争的程度。 李自成起义后的陕北民暴蓬勃发展，明政府有招抚和镇压两种办法，张献忠也曾经被成功招抚，最终还是在李自成的挑动下造反了。 崇祯12年，也就是1639年的6月9日，张献忠因对官府索贿、刁难不满在谷城重举反明大旗，所部很快打垮守备谷城官军，杀死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与此同时，罗汝才在房县起兵响应，攻陷房县县城，知县郝景春战死。熊文灿得知后，命左良玉率军进剿。张献忠与罗汝才合兵一处。同年7月，张献忠、罗汝才在房县罗喉山（或罗貘山）大败左良玉部。 此时，潜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阳、均州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再次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及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又形成了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为首几支大的农民军。 南原大战之后的李自成仅仅剩下了18人。张献忠在谷城受“招抚”后，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并把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谷城周边，分四营，各设一员大将率领。而且，张献忠集草屯粮，招兵买马，训练士卒，确实在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和张献忠相比，李自成的力量已经弱小到忽略不计，可是，1639年重新造反后，力量最弱小的李自成的力量很快就超过了张献忠并吞并了罗汝才。 在明末的暴农里，绰号曹操的罗汝才是极其重要的人物。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曾经落魄到只剩一点人马，李自成曾经落入张献忠的虎口、张献忠曾经落入李自成的虎口，之所以没有火并是因为罗汝才的转圜。明末农暴，因为和明王朝恶战，各部农暴的力量此起彼伏各有消长，罗汝才的实力，最低的时候排序第三，经常排序第二，有一个阶段排序第一。 后期的罗汝才本身兵力可观，“有马兵五哨，每哨三千，步兵三四万，并厮养不下四五十万”，闯曹联营之后，不独贺一龙等骁将都与罗汝才友善，内有杨承祖等誓死效忠，外有老回回等为之声援，实力殊不可侮。既有老资格又有硬实力的罗汝才高高兴兴低头承认了李自成的领袖地位，客客气气地“折节下之，听其号令”。在扫荡中原的诸多战斗中，罗汝才的曹营极大地配合了李自成的闯营。李自成三打开封一无所获的时候，数十万大军暴露原野，供应都成问题，此时素称多谋的罗汝才只要稍有异动，大局顷刻瓦解，但他顾念义气，始终从旁守护，协同作战。 挺过开封战役的艰难岁月，宛、叶、梁、宋均纳入版图，形势对农民军来说越发有利，明朝当局已经是尸居余气，一推就倒。 野心暴走的李自成想当皇帝，这下麻烦了，因为做杀人放火的生意是可以联合的，当皇帝就没法合伙了，中国不喜欢搞双王，而且，欧洲的双王一般是两口子，李自成和曹操好像并不搞同性恋。 闯曹联营的时候两方签过协议，明确规定抢到东西分配时李六罗四，那么，抢了地盘要裂土置官也好像应该李六罗四。 李自成很为难，于是就想出来一个好办法：裂土封王罗汝才。 李自成和罗汝才“恳谈”了一回。一顿酒喝下去，李自成许诺说等他打下关中，就封罗汝才为王。罗汝才这时喝多了酒，说了一番心里话：“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专土为？” 明白了吗？问题太复杂了。 我们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农暴就是走投无路的无奈选择。这个理解，对于李自成的造反是对的，但对于一部分人是不对的，有一些人杀人放火成了习惯比较抵触和平的生活。 罗汝才已经习惯了带着几十万人马全国冲州撞府搞破坏的感觉，你封他一个王给他一块地盘，就那个年月的收入也不可能养活几十万部队。辛辛苦苦的搞管理，也就一个省，长期搞破坏习惯了真有些不适应。 罗汝才是一个没有政治目标的人。 与罗汝才非常类似的还有一个梁山的晁盖。 很多人讨厌宋江的招安而喜欢晁盖的山大王路线。可是，很多人不思考的是：一个山大王他的未来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就是“方腊”的做大做强，图谋改朝换代。 第二种，就是宋江的招安之路。 第三种，大约是被政府镇压。 第四种，就是山大王一生并传位给接班人。 农暴做大做强完成改朝换代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非常的少，也就是西汉、东汉、朱明等三个，也就是说，整个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历史，农暴成功的只有刘邦、刘秀、朱元璋等3人。 古往今来有无数的造反和山大王，完成改朝换代的几乎是忽略不计，而且，刘邦对韩信等老战友下了毒手，至于朱元璋，几乎铲光了曾经的战友们。 如果宋江坚持晁盖路线，即使最终灭掉了宋王朝也要和方腊去死掐，无论如何，两支农军是一定要掐死一支的，或者两支都完蛋。 那么，就山大王一生混一天算一天如何？当然不可以。 就社会的混乱而言，从1851年太平天国起兵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时间，管理是比较差劲的，土匪遍地而抢劫犯多的不得了，清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的38年，那真实土匪的黄金岁月，土匪头子张作霖最后成了大军阀，孙美瑶劫了火车逼迫政府给了他一个旅长。请问：漫长的百年、黄金的38年里，有几个土匪能够子孙薪火相传？能有几个土匪头子寿终正寝？ 指挥大兵团作战，当然需要高度智慧，即使身体比较差劲的宿将也是可以的，比如，1948年国共死掐的时候，指挥大兵团的林彪、徐向前的身体都是比较的差劲，林彪仍然从白山黑水打到了天涯海角。可是，带领一支土匪熬岁月当然需要高度的智慧，不过呢，也需要相当强健的体魄，因为土匪头子经常需要亲自杀人放火跑路躲避官军的围剿和其他土匪的趁火打劫。 孙美瑶为什么劫车呢？目的是一个：逼迫政府招安。 孙美瑶不愿意当晁盖愿意当宋江。 正如今日的黑社会团伙，如果有可能，绝大多数都愿意洗白而不愿意没完没了的混江湖。有几个黑社会愿意自己的儿子也混黑？ 那么，李自成、张献忠为什么不选择招安呢？ 1638年，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也受了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带部队退居谷城。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 在被招安一年后，张献忠和罗汝才造反了，并且联合李自成逼迫的崇祯帝“自挂东南枝”。可是，最终没有都完蛋了。最可怕的是，李自成在张献忠遇挫来投之际动了杀心而最终杀了罗汝才。 已经接受招安而最终造反的张献忠、罗汝才都经历了农军的内讧并最终死于非命，他两个的命运结局告诉我们，一旦投入杀人放火的行当，即使社会给予机会，回头也是艰难的，因为人真的有惯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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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0节 绝大多数读《水浒传》的人，被作者诱导了一个思维陷阱。宋徽宗对梁山集团“招安”后，作者和读者的思维定式是朝廷应该“唯才是举”“量材录用”。 可是，什么样的政府能够如此呢？ 1923年5月6日凌晨，山东抱犊崮山孙美瑶等1000多名匪徒劫持200多中外旅客，以此逼迫政府招安。迫于国际压力，北洋政府招安了孙美瑶等。孙美瑶干了一场轰动世界的绑票，做了6个月的旅长，这年冬天12月19日，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摆下了鸿门宴，当场把孙美瑶、孙美松打死，然后，将其部队解散的解散，改编的改编。 真心想招安的孙美瑶为什么被铲除呢？难道政府真的养不活他们吗？ 我个人的理解是，招安土匪任命官职固然能够解除一时之患，从长期来看，负面影响就太大了。 梁山反政府军政集团的组成主要有两个部分：1、因为各种各样原因零星落草为匪；2、剿匪失败被逼合股当了土匪。 有一天，曾经杀人越货的土匪和叛变了的政府军，被政府招安了，然后“量才录用”，对于那些安分良民、对于那些忠诚的将士、对于那些在剿匪里牺牲的将士都是一种不尊敬。 宋江杀了阎婆惜而流浪江湖，宋江也没有公布杀阎婆惜的真正原因，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杀人犯。清风寨的花荣是功臣之后，在政府里领取高工资，然后，邀请了宋江包庇了宋江并且去了梁山。 一个政府官员收留逃犯，而且是一个绝对不被冤屈的逃犯，从任何一个角度讲，放在任何社会，花荣都是严惩不贷的罪犯。上了梁山、杀了无数的老百姓、杀了无数的政府军队，招安了，给他一个高级职务？ 呼延灼，原本是汝宁郡统制，大约是军分区司令员，进攻梁山遇挫丢了所有军队，跑到青州躲避惩罚，结果呢，在三山大战青州战役里被俘，不但投降而且诱开青州。招安后，论功行赏量材录用让他继续做高级将领？ 这个世界还有天理吗？ 能够不惩治他们犯过的罪过，就已经是巨大的恩德了。 宋江打方腊归来，宋徽宗就很自然的封官发奖金，因为宋江打方腊为政府立下了战功，因为宋江的将士们为宋王朝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任何一个集团的干部政策，都必须体现量材录用但不能量材录用绝对化，他还必须适当体现“资历”和“功勋”。 张献忠、罗汝才和他们的队伍，固然有饥寒交迫而无奈造反的可怜，更有杀人放火的罪过，明政府将他们招安，就已经恩遇非常了，不可能给予特殊的照顾。张献忠、罗汝才在招安后能够安稳的生活一年，说明崇祯和他的政府还是遵守了承诺，然而，土匪最终还是选择了当土匪。 无论是梁山反政府武装的形成还是明末农暴的出现，都有政府管理贪腐、民众生活不堪忍受的因素，但，不可否认，这里头也有天性不良的不逞之徒。 从张献忠、罗汝才二人在被招安后的重新造反和罗汝才拒绝李自成的裂土封王而选择继续杀人放火满世界游荡看，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从骨头里就不是安分良民，带有作恶的天性。 一个人行善和作恶，当然有社会的原因，但，也不可否认人的个体原因。 历史非常诡异的一点，因裁撤驿卒丢失饭碗的李自成在进京勤王的路上挑起了兵暴，这个与袁崇焕迎合崇祯“五年平辽”有根本的因果关系，可是，在裁撤驿卒里分别给崇祯提出不同建议的毛羽健、刘懋和韩爌都卷进了袁崇焕一案而被免职。 “羽健既积忤权要，其党思因事去之。及袁崇焕下狱，主事陆澄源以羽健尝疏誉崇焕，劾之，落职归，卒。” 毛羽健，并没有因奏请裁撤驿站而得宠升官，不过，他首倡裁撤驿站既然惩治了官僚的贪腐，官僚集团当然就恨他入骨，在这种大环境里里，毛羽健能够存在乃至于进步，唯一的可能就是最高层喜欢他。毛羽健裁撤驿卒的建议，不但迎合了崇祯对所有官僚都不信任的阴暗心态也为他带来几十万两银子的收入，崇祯当然喜欢他。可是，崇祯是一个特别尖刻的人，对待臣僚是只许干活立功，一旦有了过错就只管惩戒。 从毛羽健这个小官积极倡议惩治贪腐和为袁崇焕仗义执言看，他固然有一些缺点，但，真的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人物，是一个为了国家、为了民众敢于得罪集团的英雄。 明政府的官僚系统，绝对不是一般理解的那样腐朽，明朝的灭亡，原因当然有关气候的突变，当然有关官僚集团的贪腐和内讧，但，首要原因就是崇祯帝的无能和不称职。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用人之道比较特别：人大约可分四类，1聪明的，2笨的，3勤快的，4懒惰的，每个人都同时具备以上两种特性。第一种：非常聪明，但是非常懒惰，可以当司令。第二种：非常聪明，又非常勤快，可以当参谋人员。第三种：非常懒惰，又很笨，可以当士兵。第四种：非常笨，但是很勤快，马上把他赶的越远越好！ 蒙哥马利的这个分类，其实是两个标准：1、天赋；2、敬业精神。 这个世界所有的工作，都需要相应的能力天赋或者能力培养，正常的逻辑推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从事某一个工作的能力天赋或者培养可能。 所有的人，不管有多么聪明都有天赋的相对短板，这种短板可能后天培养弥补也可能永远不能弥补。 1952年11月9日，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 以色列的总统是国家元首而不是政府首脑，是一个象征性的位置，并没有多少具体事务。 爱因斯坦选择了拒绝。 爱因斯坦的解释是：“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 有人以前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劝导爱因斯坦：“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 爱因斯坦解释说：“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 爱因斯坦和魏茨曼当然有共性，正如爱因斯坦和雨花石也有共性一样。可是，爱因斯坦认为他和魏茨曼是有巨大差别的，这个差别之一就是能否胜任总统的工作。 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因为需要而担任了领导岗位，比如李四光和钱学森，爱因斯坦恰巧是不能转行的那部分人。 经过几千年的政治进步，现代社会国家管理基本摒弃了最高领导人世袭且实际掌握最高领导权。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世袭制的致命缺点：不能保障所有的接班人都能胜任领导岗位。 从整垮魏忠贤集团看，崇祯是一个聪明人也是一个有政治手腕的人。 那么，天启呢？就个人爱好而言，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木匠，当然是一个聪明人。就政治手腕看，他在去世之前为了大明王朝的安定选择崇祯接掌皇位远远超过了给自己过继一个小屁孩。天启也是一个有政治手腕的人。 聪明人聪明程度是有巨大差别的。《亮剑》里的李云龙当然是一个聪明人，军级干部少将军衔，怎么能够不聪明呢？可是，和“老师长”刘伯承相比，李云龙就差劲的太多了。1912年底，从军校毕业的刘伯承在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担任司务长，到1927年4月，已经名扬天下的刘伯承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刘伯承是中共党员中第一个正军级将领，同时期的叶挺是第11军副军长。李云龙担任过团长和师长，刘伯承也曾经担任过团长和师长，能够担任团长和师长当然是聪明人，但，李云龙的聪明比刘伯承的聪明有巨大的差异。 1949年席卷八荒六合的几百万解放军里有无数的聪明人，在这些聪明人里当然有一些人能够替代刘伯承指挥第二野战军的几十万大军，但，能够替代刘伯承的人真的没有很多。 我们看长平之战的秦赵双方，秦国先后出动的是王龁和白起，赵国先后出动的是廉颇和赵括。 长平大战之前，赵国是有严肃的战役推演的。 《世说新语笺疏?上卷上?言语》引严尤《三将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 “平原君劝赵孝成王受冯亭”的归附，因为“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岁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 赵孝成王说：“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将，谁能当之者乎？” 白起来了怎么办？ 赵王最关注的不是国家的综合力量而是野战军司令员的能力差异。 平原君说：“渑池之会，臣察武安君小头而面锐，瞳子白黑分明，视瞻不转。小头而面锐者，敢断决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见事明也；视瞻不转者，执志强也。可与持久，难与争锋。廉颇为人，勇鸷而爱士，知难而忍耻，与之野战则不如，持守足以当之。” 平原君说，我在渑池之会认真的观察了白起，这个家伙的长处是野战争锋，弱点是没有坚强的意志力而持久防守。 平原君还说，廉颇这个家伙，“勇鸷而爱士，知难而忍耻”，既可以获得将士的爱戴而且性格非常坚韧，“野战则不如”白起，“持守足以当之”。 有廉颇在，我们即使不能歼灭白起也一定能够守的住阵地，所以，接受上党一定不吃亏。 秦赵开打后，白起还没有出动，仅仅是王龁，廉颇就采取积极的战略防守了。 王龁和廉颇的长期的坚持，拖的秦赵两国的经济都困难的不得了，秦国虽然国力雄厚一些，但供应线较长，受不了的秦国就搞反间计。 赵王之所以最终换掉廉颇，也是想打开僵局，既然廉颇的长处是防守，反攻当然选择赵括。 赵王的错误是他误判了白起的野战能力，不但廉颇不是对手，赵括也不是对手。 在赵王决定战略反击的那一刹那，赵军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 王龁和廉颇、白起和赵括，都是聪明人，但，他们是有巨大差别的，廉颇是不能弥补他和白起的差距的。 天启和崇祯，都是聪明人，都是有手腕的人，但，他们的聪明和手腕都不能胜任内外交困时期的国家管理，在这种情况下，聪明而懒惰的天启反而给聪明而勤快的崇祯更适合当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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