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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7页] |
| 作者:yc雨花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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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88459793 2018-01-08 12:14:26 楼主你原来在这里，我在陈光那里等你好久 ----------------------------- 我两路开打，那边不放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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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30节 第1、你要挪窝；第二，你只管军队。 军队当然不高兴，这不仅仅是权力的问题，摆明了是不信任嘛。 毛泽东是领袖，谁敢不听？这些将领都知道领袖太难缠，必须听话，最起码明面是要听话的。 可是，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有一个非常麻烦的“技术”问题：谁和谁调？ 当时的大军区司令员，分成三个级别：1、中共中央副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2、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3、其他军区司令员。 在其他军区司令员里，福州军区因为是海峡前线，拥有特殊性。 还有一点，大军区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因为位置，他们的军队配置、立功的机会是不同的。比如，武汉军区位于腹心地带，如果是大规模打内战，当然巨重要。可是，1973年的共产党已经完整占领了大陆和相当岛屿，如果打仗，除了和蒋介石在海峡掐架就是在边疆磨牙，武汉这腹心位置就没有立功的机会。北京军区有保卫党中央的政治任务当然最重要，沈阳军区有抵抗苏联和支援朝鲜半岛的重要性，南京军区不但有海防而且有江防而且辖区特别富庶当然也重要。 当时有11个大军区，没有对调的是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和新疆军区。 很怪异，这三个军区从成立开始，司令员调整就非常频繁。 新疆军区司令员是王恩茂（1955年5月—1968年8月）——龙书金（1968年8月—1972年12月）——曹思明（1972年7月—1973年6月代理）——杨勇（1973年6月—1977年7月）。 成都军区司令员是贺炳炎（1955年3月—1960年7月）——黄新庭（1960年8月—1967年3月）——梁兴初（1967年3月—1973年7月）——秦基伟（1973年7月—1975年10月）。 昆明军区司令员 谢富治（1955年3月—1957年9月）——秦基伟（1957年9月—1971年6月）——王必成（1971年6月—1979年1月）。 除了这3个，北京军区调整也非常频繁。 北京军区，非常特殊，因为承担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司令员必须和党中央保持绝对一致。新中国成立后，老红一方面军嫡系、晋察冀大人物杨成武承担军事保卫，1958年志愿军回国最后一任司令员杨勇接替杨成武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虽然长期在刘邓指挥下打仗但其基本山头属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杨成武就成了专职的副总参谋长。杨勇的派系特点不鲜明，原本可以安稳度过一波又一波的内斗，万不料，他一个嘴急把自己搭进去了。 1965年5月，在一次会议上，叶群拉拢杨勇，说林总想和他及北京军区的同志谈谈，杨勇不愿意绕过分管北京军区的军委副 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而越级向林彪汇报。12月，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向罗瑞卿发起突然袭击，罗瑞卿被打倒。杨勇对此想不通，说：“罗瑞卿同志有什么问题？不就是林彪向毛 告状，说罗总长有意要夺他的权嘛。”这时林彪还在观察杨勇的态度，说“其他军区的情况（他）都了解一些，惟独北京军区的情况（他）不了解”，并要杨勇去见他。但杨勇竟然“不识时务”，仍没去。 徐向前回忆说：“曾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勇对反彭黄不积极。这说明林彪早就记了杨勇的帐，一直耿耿于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把杨勇、廖汉生叫到面前说：你们两个闹过一次。你们不要闹了，一定要搞好团结，把军区工作搞好。在一旁的贺龙说：北京军区的工作主要是杨勇同志负责。杨勇是第二书记，廖汉生是第三书记。管事嘛，主要还是杨勇同志。毛泽东又问：“你们看过林彪同志没有？要尊重林彪同志，多请示，多汇报。与林彪同志约定一下，向他汇报。去的时候，要把郑维山同志带上。事后，杨勇、廖汉生、郑维山去见林彪。向林彪检讨了彼此之间的吵架的问题，检讨了北京军区与各总部的关系问题。林彪批评他们不向他反映北京军区的情况，对他搞封锁。 林彪对杨勇的不耐，表明杨勇的政治处境已有危险，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毛泽东竟然私下打招呼说明毛泽东是喜欢杨勇的——文革的特殊局面决定了北京军区司令员可以不忠诚于林彪而只忠诚于毛泽东。 毛泽东要求杨勇“与林彪同志约定一下，向他汇报”，意思是搞好关系，而“去的时候，要把郑维山同志带上”，实际是暗示杨勇不要私底下一人和林彪接触，不要给林彪私底下拉拢的机会，如果廖汉生一个人当电灯泡不够亮，加上华北山头的郑维山。 1967年1月19日，军委召开碰头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军队要不要“四大”。叶群突然提议要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叶群的态度代表了林彪的态度，外加肖华比较跋扈、私生活也不检点，江青也要打倒他，两股力量合流，肖华在劫难逃。这会正开呢，北京军区有急务，杨勇就中途退场。自认为掌握了内部机密的杨勇，想在文化大革命里立功，回去后向北京军区作了传达。他一个嘴急，当晚就有人抄了肖华的家。 杨勇万不料，他前脚离开会议，毛泽东保护肖华的电话就打到的会场。叶群代表林彪提议打倒肖华而毛泽东要保护，这事情绝对不能外泄，所以会议要求与会者严格保密，不准传达。 杨勇的嘴急或者幸灾乐祸于甚至于积极推动打倒肖华干扰了最高层的人事布局，当然就不适合承担这样的位置。 杨勇能打仗，也能政工，可，搞政治正如打仗，不能光抢先还要持重。 徐向前给杨勇打电话询问，并对此作了严肃批评。杨勇意识到错了，表示诚恳地接受教训。次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徐向前再次批评了杨勇，以保他“过关”。 但是随着廖汉生被揪斗，杨勇的处境也岌岌可危。一天，叶剑英对徐向前说，杨勇恐怕保不住了，还说“上峰”的意思是对杨勇“烧而焦”。叶剑英没有点出“上峰”的名字，徐向前估计他说的是林彪。徐向前还认为，杨勇传达有人想批判肖华的会议内容，恰好给了林彪收拾他的借口。军委碰头会刚刚结束，林彪、江青就对杨勇下手了。1月21日凌晨，杨勇被抓，隔离审查。 1月22日，毛泽东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是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毛泽东说：杨勇要保，不能打倒。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 1967年1月，毛泽东说对杨勇烧而不焦，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三座门开会，研究如何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决定由北京军区执行，便把郑维山叫来说：毛 有指示，对杨勇烧而不焦，你回去后执行。散会后，郑维山打电话请示徐向前，被警卫参谋挡了，打电话请示聂荣臻，聂荣臻说：这是毛 的指示，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第二天郑维山回到北京军区，杨勇已被抓。 据陈先瑞回忆，杨勇被抓的当天，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讲话：杨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杨成武的这个讲话代表毛泽东的态度。 郑维山对待杨勇的态度非常的恶劣，据说，他曾经打过杨勇耳光。 文革前的北京军区就已经非常不团结，司令员杨勇（红三军团和二野）、政委廖汉生（红二军团和一野）、副司令员郑维山（红四方面军和晋察冀）等三个当家人历史上毫无渊源分属不同的山头，最要命的是司令员杨勇是上将里较弱的一个而郑维山是中将里较硬的一个。 关于杨勇，有一个二野争兵团司令员的故事。 1949年淮海大战后，刘邓编组二野为3个兵团，3纵司令员陈锡联、4纵司令员陈赓、1纵司令员杨勇分任三、四、五兵团司令员。 6纵司令员王近山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政委——这个12军发展为军改后番号最前的第71集团军。 王近山惹不起陈赓——全军的兵团司令员资历敢于和陈赓一争的只有18兵团的徐向前和12兵团的肖劲光——也惹不起陈锡联。陈锡联在红军时期和王近山资历相当，在抗战时期跨越式发展，及至解放战争的羊山集大战跨越老资格陈再道。 至于杨勇，原本是红军时期的政工干部，抗战转岗为686团副团长，解放战争初期是晋冀鲁豫一纵司令员杨得志的副手。 王近山是红四方面军的悍将，抗战时期虽然在772团为副职，但，特别能打。 解放战争时期的王近山和6纵是刘邓的心窝子。 中将王近山因为婚姻出轨而被严重降职，文革期间因为许世友的提议得以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病逝于南京，关于最后的丧葬级别，忙的不得了的邓小平打来电话拍板：人已经死了，不能下命令搞个名堂，就叫顾问吧。 这是邓小平巨忙、巨特殊的1978年呀。 大多数人不了解我党高级干部里顾问的级别。 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学 史，非常奇怪中央文革小组的安排：康生是顾问，陈伯达组长，江青是副组长。 原来，我党的行政级别：顾问是等于或者高于单位的正职。也就是说，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级别等于或者高于组长陈伯达。 也就是说，老政委邓小平一下就把王近山的葬礼从副参谋长提到军区正职，跨越参谋长、副司令员连升三级。不久，邓小平又亲自交办宋任穷等同志，将王近山的骨灰从南京家中移送北京八宝山公墓国家高级领导同志灵堂安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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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31节 邓小平为什么和王近山如此深厚的感情？要知道很多顶层军事干部往往不喜欢或者疏远政工领导，比如陈赓的太岳小系统干部和邓小平就非常的疏远，特别是周希汉。 能打的王近山曾经说：勇敢是学习徐向前,谋略学习刘伯承,果断学习邓小平。 王近山既然佩服邓小平，这关系就当然融洽。 还有一点，刘少奇对婚姻出轨的王近山处理的太重，邓小平未必没有意见。 王近山的妻子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干部在老家的糟糠之妻。韩岫岩的父亲是郎中，她原本是129师医院的护士，长得很漂亮，建国后很有地位，是海军医院副院长。 他们的婚姻亮红灯，实质是两个性格要强的人的不能相容——战争时期聚少离多相见之后的珍惜以及荷尔蒙的需要当然如胶似漆，和平到来天天腻歪在一起所有的缺点都暴露，性格刚强就难容。 较早投身革命的相当美貌而有学识的女性的婚姻不顺利，原因很复杂，确实有“陈世美”，也确实有部分是性格。 这一点，其实简单，性格绵软逆来顺受的人革命性一般不强，敢于革命社会压迫的性格难免在婚姻里也刚强。 比如，向警予和蔡和森的婚姻之变就不能归之为“陈世美”而确实有部分是性格。 面对家庭矛盾，韩岫岩选择了最错误的办法，发动亲友声讨、找组织、去妇联，逐渐延伸到北京军区直至中央。最后还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又亲自指定刘少奇出面处理。 婚姻归根结底是两个人的事情，当然牵扯到两个家庭的亲人和组织，亲人和组织在必要时有介入婚姻的必要。可是，这种必要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因为长期的男尊女卑，在改革开放之前，亲人和组织介入婚姻大多是为弱势的女方撑腰，但，这种撑腰也不能蛮不讲理。 韩岫岩抗战参加革命的资历、美貌和海军医院副院长的身份，决定了她在婚姻里不可能绝对弱势，她向组织的要求最终能够惊动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 ，说明她绝对不弱势。 在这之前，一位老首长对王近山的问题作了“偏心”批示：“离婚属家务事，是法院所管，组织上不好干预。” 这位王近山的老首长能够说话如此的硬气当然地位突出，而刘伯承、徐向前是不管生活的。 这个批示其实非常合情合理。法院处理离婚仅仅是夫妻的财产分割和抚养权的承担，对于双方的工作是没有直接影响。 可是，毛泽东安排的刘少奇一出马，就代表了组织的意见，中央组织部处分是：撤销王近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为副军级（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调往河南某农场改造。 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是刘少奇特别器重的基本干部。 一个高级将领，因为婚姻问题，降职、批评都是可以理解的，竟然被开除党籍撵出军队，这不是一般的过分而是极端的过分。 陈世美之所以被铡刀，一个是欺骗皇室的大不敬，一个是放弃孝养父母的大逆不道，在封建社会，这两大条都是死罪。 不过，邓小平给已经去世的王近山硬提级别，固然有人性的一面，多少也不合乎组织规范。 这里头，也许是因为王近山的6纵太能打了，尤其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强渡汝河。 蒋介石察觉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后，急忙调出85师和15师的一个旅，日夜兼程赶往汝河南岸，妄图与尾追刘邓大军的20个旅南北夹击，歼灭刘邓大军在汝河一带。 当时的汝河，河面约60米宽，水深3、4米，水流湍急，再加上两岸陡峭，无法徒涉。 刘邓的兵的主体是北方的“旱鸭子”。 刘邓南下一共是4个纵队，8月23日，1纵、2纵、3纵都顺利渡过了汝河。 六纵是最后一支渡汝河的部队，“刘邓首长就是跟着六纵赶到汝河岸边的”，问题是，刘邓并不仅仅是两个人，还有他们率领的野战军指挥部、中原局机关——总部机关的战斗力是极低的。 到达汝河北岸的第6纵队，准备强渡之时，国军85师和15师的一个旅已抢先占领了汝河南岸的渡口，炸断了先头部队搭建的浮桥，堵住了去路。而紧跟在背后的3个师的敌人，距离汝河北岸只有五、六十里，不用一天时间就可以赶到。 如果不能渡河南下，一个是被聚歼，即使能够突围北返晋冀鲁豫老区，已经渡河南下的3个纵队主力部队也会因为群龙无首而无法展开。 部队能否在几个小时内强渡汝河，关系到整个跃进大别山的成败。 刘邓赶到岸边，把指挥部移到六纵司令部。 有人提议绕行东面过河。 “绕到东面走，部队次序打乱，影响士气，必须破釜沉舟！”邓小平的声音非常冷峻，“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之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今天过不去汝河，明天跟在屁股后面的敌人就会赶到，到那时，局面会更糟糕。” 邓小平的确果断。 刘伯承坚毅有力地下令：“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 肖永银指挥6纵18旅在敌人已经占领河对岸渡口的情况下从敌人一个师手中硬是又重新夺下大雷岗渡口，并用门板和木头等重新架起了一座浮桥。国军从东、西、南三面构成了一个马蹄阵势，包围住村庄，企图夺回大雷岗，阻止解放军渡河。 “争夺大雷岗的战斗打得很激烈，也很残酷。阵地失去了，又夺回来；又失去，又夺回来。战士们都很清楚，大雷岗桥头堡的得失，直接关系到渡河的成败。” 刘邓冒着炮火通过浮桥，亲自指挥部队。 李德生指挥17旅拼命掩护侧翼高山集。 8月25日拂晓，部队冲破敌人的阻线，开始渡河。直到下午，才全部渡过，陆续赶到预先指定的集合地点息县彭店。 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略区的6纵都是非常能打的部队。罗元发、徐立清的6纵是西北野战军最能打的部队。王必成的华东野战军6纵也是巨能打的部队——就是电影《红日》里的部队。东北野战军的6纵也就是后来的43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仅仅军部首长就出了洪学智、黄永胜、赖传珠等3个上将和杨国夫、梁兴初、曹里怀、李作鹏等一大拖中将还不算陈光这个未能评衔的争议人物。比较特殊的是晋察冀的文年生和向仲华的6纵。晋察冀6纵成立于1947年12月6日，是第二批成立的野战纵队，成长当然需要时间，然而，这个部队——68军——在朝鲜战场出了一个“奇袭白虎团”的著名战斗英雄杨育才。 各个野战军的6纵的成立都相对较晚，不过，西北野战军6纵和东北野战军6纵的组成部队都是野战军里最核心、最能打的部队，之所以没有第一波编组野战纵队，是因为太能打而需要总部直接掌控。东野6纵的16师也就是后来的127师就是铁军的嫡传，6纵17师是最长于城市攻坚战斗的“攻坚老虎”。 以战斗力而论，王近山的6纵——12军——在5个6纵里绝对比不过东野6纵而绝对强于晋察冀6纵，可是，在所有的6纵里是命运最好的一个，历经一波一波的裁军在2003年也能够存在。2017年军改后全军只剩13个集团军，12集团军不但没有被裁，而且新编的番号71集团军序列第一。 杨勇的基本部队16军的最新番号是第78集团军。 能打的王近山想当兵团司令员，竟然拿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泄愤。当着刘伯承邓小平的面指着杨勇：“他凭什么能当上司令员，我还是副司令员？” 1949年各大野战军编组兵团，各有各的特点，刘邓这边最简洁：3个小山头各组一摊。 刘邓的129师在抗战时期开辟了晋冀豫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又分成陈赓的太岳、陈锡联的太行、陈再道的冀南。因为山东的罗荣桓重心东顾，独立发展的115师一部建立的冀鲁豫根据地经常接受刘邓的指导——杨得志的能力不能支持一个大战略区——于是，就把冀鲁豫整合给了刘邓。1944年2月8日，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奉命率冀鲁豫军区第3、第11、第16、第19、第32团及回民支队赴延安勤王。6月，115师系统的冀鲁豫边区和129师系统的冀南地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边区，司令员宋任穷，政治委员黄敬。 刘邓吃掉了罗荣桓的115师的一块地盘，115师的干部有意见但没办法，罗荣桓顾不上而杨得志不能支持。 刘邓南下大别山后，陈再道的2纵地方化程度较深，太岳、太行、冀鲁豫的力量比较雄厚。刘邓认为力量雄厚而相对独立的冀鲁豫山头必须出一个兵团——抗战结束后杨得志率领冀鲁豫的主力晋冀鲁豫野战军1纵“去心似箭”奔赴东北投奔老领导林彪，即使去路被隔断也留在另一个老领导聂荣臻那里。政委苏振华最终能够率领1纵回归，是刘邓没完没了深情呼唤的结果，也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幕后交换筹码。 刘邓不可能不考虑冀鲁豫山头的感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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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32节 王近山的6纵，也就是12军是太行军区贡献的第二个主力纵队——在军史的结局好于陈锡联的3纵。 6纵成立于1945年11月，中央军委内定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任司令员。 晋冀鲁豫军区的第一副司令员是滕代远。 王宏坤的资历是非常的深。1932年春，王宏坤进步为鄂豫皖红4军第10师师长，1933年7月在川陕苏区王宏坤任红4军军长。 非常的幸运，王宏坤在1934年11月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于是在两大方面军会师后的1935年7月任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虽然能够参与决策但没有决定权拖不动军队，在两个方面军的内斗里就没有大责任，最重要的是他在草地分兵的时候和朱德、张国焘在左路军行动，当然就无关毛泽东和陈昌浩、徐向前在右路军的分歧产生的“黑暗一夜”的秘密北上。 王宏坤更幸运的一点是，1936年7月复任红4军军长，三军大会师的10月改任红4军政委。 历史给王宏坤一个极重要的机遇，陈昌浩和徐向前拖动红四方面军过黄河组成西路军，对抗了毛泽东集结主力红军发起宁夏战役的战略布局。王宏坤、陈再道领导的红4军和周纯全、肖克领导的红31军拒绝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命令留黄河以东接受彭德怀的指挥。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怎样表现，无论毛泽东多么不高兴，毛泽东都对他们优容宽厚，因为在决定红军命运的又一个关键节点他们给中共保留了骨干力量——组编129师的主体力量。反过来，只要有拖动军队权力的追随陈昌浩、徐向前去黄河以西成为西路军的将领，即使能力超强、即使贡献突出，毛泽东内心里永远隔阂他们，包括徐向前和李先念。 1937年8月红军大改编，肖克任120师副师长、王宏坤出任129师385旅旅长、陈再道是386旅副旅长，至于西路军的李先念，一撸竟然是营级，如果徐向前不过黄河铁定无疑的是师长，甚至于更高。要知道过河的西路军是21600人，相当于改编为120师的红二方面军的两倍，加上河东的编成129师的4军、31军近万人和陈先瑞的陕南红军，总量3万多人。也就是说，在陕甘宁的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陕北红军的总和也就大体相当于红四方面军的整体力量。 抗战胜利成立晋冀鲁豫军区，滕代远、王宏坤是副司令员，名扬天下的陈赓仅仅是第4纵队的司令员，到了编组第6纵队的时候，延安的中央军委内定王宏坤兼第6纵队的司令员。这既有大军区副职的名份还有自己的基本部队，是最难得的名实双收，可见延安顶层领导对王宏坤的政治信任和能力信任。 不过，刘伯承非常的欣赏王近山，在接受王宏坤兼第6纵队的司令员的大前提下，半说服半抗命“逼”着军委以副司令员王近山代理第6纵队的司令员。 之所以如此，大约是王近山的资历太弱于王宏坤了。1933年，红4军军长王宏坤选拔王近山担任28团团长，抗战爆发的1937年8月，王近山是772团副团长，比385旅旅长王宏坤差一大截。 刘伯承给王近山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可是，6纵是组建起来的新部队，除了46团是原红25军特务营发展起来的老部队外，其余多是抗战时期活跃在太行山根据地的那些“分区部队”，这种分散游击的地方部队与天天作战的正规主力部队相比，战斗力有着巨大的差距。 1946年8月，刘邓出击陇海线进攻兰封，刘邓将任务交给了6纵。兰封城是陇海路中段的重要城镇，城垣上有碉堡和掩体，四周城墙一丈多高，墙外有壕沟。王近山要带着这支刚刚由地方部队组建起来的人马去打下敌人坚固设防的兰封城，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内部有许多人对此抱有怀疑。 刘伯承坚持说：“是龙是蛇，让他王疯子到兰封城下见分晓去吧！” 出战前的团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王疯子激励士气：“6纵在刚组建后有的仗没打好，外边有人讲风凉话，说‘吃9块半的还不如吃6块半的强’！” 此时野战军每月菜金9块半，地方部队6块半，此话意思不言而喻。 这是巨大的窝囊，全军被激烈的愤怒了。 经过详细的敌情侦察，王近山指挥部队长途奔袭全歼守敌，缴获大批物资和武器。 兰封战斗的“纵深渗透奇袭战”彰显了王近山的指挥能力，而定陶战役的悍猛请战为刘邓定了盘子。 刘伯承在陇海路的旗开得胜，招惹了蒋介石。蒋介石集结14个整编师30余万人，向晋冀鲁豫野战军齐头并进猛扑过来，企图一举围歼刘邓大军主力于定陶、曹县地区。 在中央军委的指导下，刘伯承将中将师长赵锡田指挥的西路主力整3师诱入定陶西南大杨湖一带。 分散孤立敌人一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这是共产党也是刘伯承的拿手好戏。 可是，赵锡田非常的难缠，他是黄埔一期生，1941年1月率63师参加皖南事变围攻新四军部，扣押新四军军长叶挺。这一次，骄横的他要凭借机械化的优势和老师刘峙争头功，孤军深入进到了定陶西南大杨湖一带，狂妄地说：“不用两个礼拜，我就把刘伯承赶上太行山!” 刘伯承决定在定陶把这个“狂徒”拿下本来是盘好棋，可一接仗，整3师前锋59团凶狠疯狂，还没有打过硬仗的刘邓的各纵几乎从没见过，据说几个司令员一交手一下子都蔫了，更何况后头还跟着一个师呢！ 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解放军获得了大发展，兵员巨多而编制扩展，便是武器也大不同于红军时代而装备了缴获的日式武器。可是，经过抗战洗礼，那些铁血抗战的国军将领也带出来大批的悍猛团队——国军的能战部队大多是抗战部队而不是躲在大后方的吃饭部队。 刘、邓召集各纵队干部开会，征询众将意见，刘伯承问：“如何打？谁来打？” 此时几个纵队刚打完出击陇海路战役急需休整，赵锡田异常凶顽，这一仗困难很多，任务十分艰巨。 解放军不同于国军的一点是武器物资相当依靠缴获，人员补给相当程度依靠俘虏，因此，打赢了休整是各大野战军的基本作风，因为补充的特殊性决定了内战时期孤军作战的解放军不能把自己的弄的太疲惫不堪，更何况消化吸收俘虏也需要一个时间段。 对主帅的问话，各纵队竟然无人应答。政委邓小平只好又问：“我们是坚决消灭敌人，还是背起背包回太行山？” 这意思是说，我们太窝囊了。 还是无人应答。 刘伯承此时气魄也有些受挫，因为将领的气魄低落必然影响战斗力，如果刘伯承硬压部队当然要服从，问题是上下作战意志不协调，早晚是一个麻烦。 正犹豫，王近山跳出来撒疯请战：“别人不打6纵打！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老杜当指导员。” 王近山当场又要求承担最艰巨任务打整3师的主力59团：“我来啃59团这块硬骨头。” 结果，他这一“撒疯”，其他诸将马上也激动起来，到会的人个个都热血沸腾，纷纷请战。 “王疯子”这一撑局，刘伯承也下最后决心，作出了各纵队合力聚歼整3师的作战部署。 59团真不是块好啃的骨头！它是王牌整3师的主力，全是来自湖南衡阳的“蛮子”，曾赴缅甸对日军作战，号称“衡阳铁血团”，不仅装备精良、骄横不可一世，还有飞机、坦克配合，打起仗果决顽抗，火力凶猛。 很多人之所以不能理解刘邓在定陶聚歼整3师的辉煌成就和伟大意义，就在于不了解整3师的前身竟然是衡阳保卫战的国军第10军。 1939年，为了增强预备力量，国军的军事委员会命各战区编组预备军。位于湖南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看中了一支新成立的部队——第190师。 第190师成立于抗战爆发初期，由湖南、广东两省新兵组成，起初番号为预备第4师。在武汉会战中，预4师在师长梁华盛的率领下，于鄱阳湖和德安给日军以重创，由此受到重视，薛岳决定作为战区预备机动力量使用。 1939年7月5日，薛岳以第190师为基础，在江西高安组建第10军司令部，军长一职由原第190师师长梁华盛升任。1940年5月，经薛岳申请，军委会批准，将第8军与第10军合并，保留第8军军部，但使用第10军的番号，由原第8军军长李玉堂担任军长。经过改组，第10军辖第3师、第190师和预备第10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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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33节 第3师历史悠久，它起源于黄埔军校教导师，官兵素质优良，装备也是各部队中较为精良的一支。预10师则是抗战初期由浙江省保安部队改编而成的新部队。由于第10军的三个师来源不同，所以军内的人事也较复杂，彼此互不信任。 比如第3师和第190师交流人事，190师的部分军官就认为李玉堂要吞并他们的部队，一些团、营长联名写信给战区长官部抗议。所幸的是，李玉堂在上级支持下，将几个不听话的团、营长撤职，才将事情平息。后来在李玉堂的指挥下，这三个师逐渐融合，尤其是两次在长沙城下大败日军，更提高了李玉堂在军中的威信，官兵都对其信服，这才改变了局面。 1941年9月，正在衡阳整训的第10军奉调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 9月23日，第10军抵达战场，在高桥、金井、福临铺一线阵地构筑防御工事。24日，第10军遭到日军猛烈进攻，经两昼夜激战，福临铺和金井接连丢失，第190师副师长赖传湘殉职。李玉堂被迫撤往捞刀河以南收容整顿，随后开赴在长沙外围的东山、浏阳河、捞刀河一线继续阻击日军。 这一次，李玉堂亲自上阵督战，坚持了四昼夜后等到援军，将日军击退。 第10军在保卫长沙的战斗中，以惨重的代价迟滞日军的攻势，这是第二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的一个重要因素。 仗打完了，第10军却没有得到嘉奖。因为军委会首先追究的是金井丢失的责任，李玉堂首当其冲，得了一个撤职的处分。 国军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为自己的派系干部洗脱而恶意惩戒别人的干部或者不亲密的干部。 打仗是最讲哲学和统筹的，以实现战斗目的和最终的利益最大化为庙算。 第10军不可能独立守住长沙，阻滞日军等待援军是其基本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第10军是必须付出牺牲的，可是，打阻击是讲究策略的。 最差劲的结局是全军覆灭而偏偏不能完成阻击。 打阻击待援，梯次阻击尽量接近自己的援军或者坚守战斗要地都是正常的选择。 无论是打阻击或者坚守阵地，一般都有核心阵地和外围阵地的区别。而且，防守方根据自己的能力偏长也有守城、守险和巷战的不同选择。 我们知道，一般的坚守城市，比如坚守长沙，是因为长沙是一个有巨大人口的城市，可是，人口巨大的城市的核心区域一定在地形相对平坦的地带，而且有人口的负担，当然艰难于防护，所以有城池在。 一般理解，守城就是守城池。 不过，在一些人口特别巨大的城市的附近可能有一些特别易守难攻的军事要点，攻守双方的争夺往往是围绕外围的军事要点展开。 随着近代火炮、坦克、飞机的出现，传统意义的城池的军事价值急剧下降——火炮可以直接破城，飞机可以飞临城池上空轰炸乃至于空投部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城市，比如上海的防守不可能像古代战争那样以破城为胜负标准，进攻方扫除外围阵地、寻隙破城后还要进行残酷的巷战，如果巷战不利而防守方的援军围拢，进攻方反而有被内外夹击的危险。这样一来，有些防守方就发明了一个特别的防守模式，轻微外围接触放攻方进城搞巷战的同时，利用火炮轰炸、坦克切割、飞机扫射或者展开有力的两翼将进攻方的进城前锋与城外主力切断，聚歼入城的前锋。 1947年6月，国军的陈明仁坚守四平以巷战拖住东北野战军的攻城部队最终等来了援军。 1946年8月，陈毅山东野战军第8师和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共22团发起泗县战斗，守城的国军是桂系的第7军的172师。 8月7日午夜时分，山东第8师以5个营兵力发起攻城，连续爆破勇猛冲击，不到10分钟即突破大北门和西北门攻入城内。 不到10分钟竟然破城，这种顺利是不合常理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国军要把攻城部队放进来打。 解放军刚刚进城，国军就组织顽强反扑，解放军攻击部队对此没有认识、准备不足，未能及时打通两突破口联系，又无有力预备队和炮火支援。天亮后，守军以猛烈炮火卡断城内外联系，先对突入西北门的两营疯狂连续冲击，八师部队无防御工事依托，伤亡甚重，阵地失去，伤亡和溺水者甚多。敌又集中炮火、飞机、步兵打击攻入大北门的两个营，该两营反复拼杀，坚守阵地。是夜八师投入预备队3个营接替，仍因力量不足难以发展，形成对峙局面。 城内八师战士与敌拼杀竟日，血流遍地，河水为之染红，但战斗仍在僵持消耗状态。 城外的9纵等部队虽然拼命打阻击，可是围拢的国军越来越多，更多敌人正准备向淮北运动。 城内无法扩大战果，城外阻不住，无可奈何，8月9日夜，指挥部下令八师停止攻击，全部主力撤至睢宁以西地区休整待机。曾被称为“陈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的八师，从未打过这样的“窝囊仗”！ 打仗真的有技巧，并不仅仅靠牺牲。 第二次长沙会战，李玉堂的第10军在高桥、金井、福临铺一线阵地构筑防御工事，这是第一道防御阵地，对于长沙而言，还不算外围阵地而是前哨阵地。 前哨战，往往带有试探性质，在援军到来之前等闲不能拼光。 当然，前哨之所以在前哨打响，必然是有特殊的军事地理重要性，所以，面对强敌也是要苦战一番的，这种迟滞不仅仅是打击敌人，而且是给予敌人巨大的心理冲击，逼迫其不敢集中全力一拥而上。 李玉堂，集结一切力量亲临长沙外围的东山、浏阳河、捞刀河一线往死里掐日军，最终完成的待援的任务。 李玉堂在长沙外围死掐日军当然比在前哨更加有利，毕竟拉长了日军的补给线而缩短了第10军的补给——四个昼夜毕竟需要补给。 李玉堂的第10军的这种打法未必最合人心意，但就第10军和坚守长沙而言最讲理。 国军的军委会以丢失金井追究责任撤职李玉堂真的不公平，哪里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即使有些不合人义，只要能够完成任务一般就要肯定。 李玉堂被撤职遭到了第10军全军官兵的强烈抗议，他们一致认为第10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有功，就算不奖，也不能把军长撤职。另一方面，接管第10军的钟彬在了解到内情后也借故推迟上任时间，使这支部部队一度没有军长。 太操蛋了！ 操蛋的根子当然是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他是粤系将领，钟彬虽然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也是中央军的将领，籍贯确和薛岳一样是广东人。 1941年12月，日军集结重兵第三次进犯长沙。手头紧张的薛岳当然需要发挥第10军的战斗力，问题是，没有军长的部队太麻烦了。 最重要的是，整个第10军深恨薛岳而思念李玉堂，这个症结不打开，这活没法干。 国军，在忍辱负重这一要点上，是比不过共军的。 薛岳决定让住在长沙城内的李玉堂复出指挥第10军。这卸磨杀驴不成还勾引驴拉磨，人品的确不那么高明，李玉堂闹了脾气、干脆闭门谢客不买长官的面子，因为当初主张撤职最力的就是薛岳。 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面。 曾在第10军服务的军官蒋鸿熙回忆，蒋介石给李玉堂打了个电话，内容大致如下： 蒋：你是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吗？ 李：报告委座，是的！ 蒋：你是黄埔一期学生吗？ 李：报告校长，是的。 蒋：那好了，那么长沙交给你了。 电话就挂断了。 蒋介石简单的几句话，包含着处分的解除和上级对下级、校长对学生的充分信任，坚定了李玉堂守城的决心，从而成就了李玉堂军事生涯的最高峰，也造就了第10军的威名。 1942年1月1日，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猛攻长沙。第10军奋勇抗击，三个师的高级指挥官都到前线督战。经过四昼夜苦战，终于击退了三倍于己的日军。第10军也是伤亡惨重，其中预10师第28团打到只剩下58人！ 日军被迫于1月5日夜间开始后撤，李玉堂果断命令所属部队出城追击，给日军以重创。 会战结束后，第10军所属三个师被分别授予荣誉旗（俗称飞虎旗）。由于代号“泰山”，第10军的“泰山军”之名就此闻名全国。 虽然,第10军的一部源于黄埔教导师，但其组成来源不已，在国军体系里，既不是中央军，也不是杂牌，而属于“杂编”。 “杂编”的部队，往往向心力较差内部不容易整合，也不容易形成战斗力。粤系薛岳对“非粤系而杂编”的第10军不怀好意的人事纠缠加大了整合的艰难。在战区长官的别别扭扭的大环境里，李玉堂指挥第10军取得巨大战绩，真的不容易。 第三次长沙会战论功行赏，李玉堂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军长一职由原来的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接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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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34节 方先觉是黄埔三期的，也是蒋介石的学生，薛岳当然不爽，然而，已经求人的薛岳当然没有办法。 这样一来，190师这个最早被薛岳看中的部队就有了小算盘，师长朱岳处处抵制军部命令。 1943年10月常德会战爆发，第10军奉命由长沙驰援，解救困守常德的第57师。由于部队在地形复杂的洞庭湖畔沼泽地带运动困难，司令长官薛岳又不断严命该军加快速度，迫使第10军在面对优势日军的情况不得不强行发起进攻。担负左翼进攻的预10师冒险于12月3日向德山前进，但遭到日军伏击，师部官兵非死即伤，师长孙明瑾、参谋主任陈飞龙先后阵亡，副师长葛先才身负重伤，第30团团长李长和失踪。预10师刚上前线即遭此重创，只得后撤休整。 右路攻击部队第3师虽然突入德山，但因缺乏后援，而无法扩大战果。方先觉于是命令预备队第190师增援。但朱岳不愿执行这个任务，故意拖延。结果又遭到日军迂回穿插，不得不向衡山转移。第3师孤军奋战，第9团团长张惠民力战殉职，没能完成解围的任务。 常德会战结束后，第10军调往衡山整补。薛岳决定强行调整第10军人事，他将方先觉撤职，另委亲信方日英接管。第190师师长朱岳因为扰乱的战斗而主动辞职，由军参谋长容有略接管。此外，预10师因师长阵亡，改由副师长葛先才接管。薛岳对于师长以下人员的调动，进行得比较顺利，但要撤方先觉的职，却遭到了第10军官兵的一致反对，他们联名拒绝继任军长方日英到任，于是，该军第二次面临没有军长的尴尬。 代表薛岳意图的第190师师长朱岳竟然主动辞职，说明第10军对方先觉已经万众归心。 方日英，黄埔一期，广东人。 第10军在抗战时的内斗，其关键是薛岳要在中央军主导的“杂编”部队里安插广东人。 1944年5月长衡会战爆发，战区长官部紧急命令仍在整补的第10军进驻衡阳，担负起城防任务，同时命令离开部队的方先觉返回第10军重掌军权。方先觉临危受命，决定积极布置、固守衡阳。 长衡会战，国军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敌我兵力对比在1：1.2到1：1.5之间。 具体到衡阳战场，方先觉的第10军，下辖第3师、第190师、预备第10师，可实际兵力7个团，加上配属的暂编54师1个团，总兵力为8个团，一般数字是1.7万人，也有材料是17600人。 4个师的兵力仅仅17600人左右？ 这是因为常德会战之后，第10军并没有得到休整补充。比如第190师确定为后调师——所谓后调师是指将兵士全部转拨给友邻部队，仅保留班长以上各级军事干部，随后调后方接收训练新兵——但这个后调师没有走成，日军已逼近衡阳，他们就留下来参加衡阳保卫战了。 早就已经残疾了。 就抗战历史而论，17600人的中国军队——请注意我说的是中国军队而不仅仅是国军——迎战同等建制的日军而能够守住衡阳这样级别的军事要点是不可理解的。 这话直白一下，一对一，几乎不可能，虽然伤民族感情，这里头有武器的差别和训练的差别。 比如，平型关战斗，八路军是有利地形设伏且以多打少。 1940年10月的关家垴战斗，彭德怀的督战 3个旅2个团，围攻日军冈崎支队500多人，血战2昼夜，付出巨大牺牲，仍未能达成全歼，后因日军大部队抵达被迫撤围。 中日之间，因为中国拥有兵员优势、地形优势、群众优势，还有民族抗战的意识形态，所以，打伏击、打运动战、当然更包括打游击，是较好的战斗模式，阵地攻坚——比如关家垴——因为没有重武器真的艰难，反过来讲，即使拥有既设阵地，中国军队搞城市坚守也比较吃亏。 期盼第10军的17600人守住衡阳是不可能的，所以，军委会对第10军下达的作战命令是坚守衡阳城10至15天。 利用既设阵地坚守10至15天以待援军，这个任务是比较现实的，而且，这个任务还有弹性——10至15天。 10至15天，这个意思就是可以保存实力，大前提是一定要在援军到达之前不被日军聚歼——聚歼就宣告日军占领了衡阳。 日军方面的指挥官是第11军的横山勇。 第11军是日军在关内唯一一支战略机动力量，实力极端雄厚。 横山勇指挥日军第68、116等两个师团的主力扑向衡阳外围阵地。 日军师团在不同时期的编制也有大小，抗战时期日军一个师团大约是1.8万人，与方觉先的第10军大约相当。 两个日军师团合攻国军一个“杂编军”，战争的走向几乎不需要思考。 1944年6月21日，日军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分别到达衡阳附近的石湾、白果一带。第二天，日军飞机开始对市区进行狂轰滥炸，城区多处燃烧起来。日军从长沙一路南下，没有遭到中国军队的抵抗，所以十分骄狂。他们在沫河强渡，居然连火力掩护都不组织，就堂而皇之地乘汽艇、橡皮艇和木船开始渡河，丝毫没有把对岸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 在沫河西岸负责前哨警戒的是190师的1个营，他们原本的任务是侦察，给全军一个军情，他们原本没有抵抗的任务，他们预设的计划是侦察到敌人进攻后撤到五马归槽的阵地上去。因为看不惯日军的嚣张，营长杨济和果断下令，全营进入阵地，待日军渡到河中间时，20多挺轻重机枪，4门战防炮同时开火，顿时将日军打得人仰船翻，死伤落水300多人。 日军根本没想到在此会遭到如此的打击，一下子懵了头，没死的日军急忙调头逃回，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用机枪和火炮向对岸射击。 半渡而击，杨济和的选择非常有力。 不过，国军前哨力量毕竟太少了，随后，日军主力师团渡过了沫河，25日向五马归槽一线发起总攻。 一开战，就打得异常激烈。第190师的570团贺光辉腹部重伤，副团长冯正之接替指挥趁势反击，把日军击退。 方先觉见五马归槽守军伤亡较大，而此地不过是外围，应当尽量保存有生力量，在城区同敌较量，便下令后撤。 第54师的饶少伟接到命令，心想机场既然不保，自己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于是他命令一团长带1营、2营及伤员过沫河，回去归建。自己则率3营留下参战。这样第54师又走了1000多人。 方觉先对此也没说什么，人家毕竟是客军。 日军占领了五马归槽阵地后，立即向衡阳机场推进。半夜日军的松山支队攻入机场，方先觉听说机场还没有来得及破坏，并命令190师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机场，并将其破坏掉。 如果不破坏掉日军已经占领的机场，日军就可以利用机场运展兵力和武器物资。 师长容有略亲率569团借夜色掩护，趁日军立足未稳，突然杀入机场。日军根本没有想到中国军队这么快就来了个回马枪，猝不及防。经过5个小时的死拼硬打，付出200人的伤亡代价，终于夺回机场，并立即组织对机场的破坏行动。他们还没有离开机场，日军的独立大队便围上来了，经两天的激战，第190师加上第54师的一个营，只剩下1800人了。 预备10师30团的3营7连，在连长张德山指挥下坚守在张家山阵地南侧，正扼要冲之地。最终，全连除一名伙夫外，全部壮烈牺牲在阵地上。战绩是消灭日军七八百人，创下一个连队歼敌最多的纪录。 消灭不是打伤，一个连队能够歼敌七八百人，不可想象，但，这是真实的战绩。 双方都打红了眼。 预10师师长葛先才得知自己部下第30团的两个营伤亡殆尽，亲率师直属连支援反击。他赤膊上阵，全师官兵为之大振，一时间号声大作，官兵同声呐喊，战志如云，同敌人鏖战一个时辰，终将正面的鬼子兵全部歼灭。 第3师师长周庆祥也不示弱，他的第7团几乎全部打光。当日军施放毒气弹的时候，3营长李桂禄率全营剩下的几十人退了下来。周庆祥师长大怒，将营长李桂禄就地正法，撤消团长方人杰的职务，并亲自组织残部进行反攻。 都急眼了，急眼就不那么讲技巧，可，急眼也往往有战力，因为日军很少遇到急眼的国军。 战争也有偶然性。7月1月，国军预10师第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用十倍望远镜搜索目标，无意间发现正南800米的一个小高地上，有十多人正向中国军队阵地窥视，还指手画脚地交谈着什么。白天霖连长根据多年作战的经验判断，这群小鬼子起码得是联队长一级的指挥官。于是他果断下令，集全连8门迫击炮集中射击。第一轮炮弹下去，全部命中，只见十多个小鬼子在炮火中翻滚倒地。紧接着又是两轮急射，炮弹又全部命中目标。他们不知道这次的意外收获，20多颗炮弹，竟把日军第68师团的整个指挥系统给摧毁了。师团长佐久间为仁中将受重伤，参谋长原田，参谋松浦，大队长桥本等人受伤。 从6月22日接仗打到7月1日，正好10天。 在国军决策层心目里，守衡阳的第10军远比坚守长沙的第4军单薄，第4军在长沙只坚守了四天，所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判断衡阳第10军只能坚守3天，蒋介石不管三七二十一，给方先觉下的命令是10天乃至于两个星期，到了军委就演变成10天到15天。 仗，打到7月1日，就已经远远实现了国军决策层的计划，因为蒋介石的那个超出10天的命令，估计蒋介石自己都没有信心。 因为整个豫湘桂战役，国军是一个溃退接连一个溃退，比如，长沙也失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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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35节 7月2日，日军竟然停止进攻，方先觉等国军将领都感到莫名其妙。 日军的战场暂停，一是进攻的一线部队弹药消耗太大，出现告急；二是第68师团指挥系统瘫痪；三是第11军军长横山勇判断失误，他万万没想到坚守衡阳的第10军，战斗力很强，在战役防守上几乎没有出现一丝差错。 国军预10师第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猛炮将第68师团师团部领导全部击伤或者轰死，一个师团就丢失了统一指挥。 这个，太奇怪了。按照我们一般的逻辑，如果一个师级单位的指挥机构被打残，第一个选择是从军单位派出副军或者参谋长或者副参谋长等等——共军还可以派出政委、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代表上级机关重建并暂时指挥。第二个选择是从师级单位的下属单位紧急遴选一位旅长——抗战时期国军编制师级之下是旅，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师级之下是团级。第三个选择是军部从其他的师调进或者暂借一个副师级干部前来指挥。 可是，日军不可以。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日军的指挥体系截然不同于中国军队的干部配置。 二战及战前的历史材料，日军的陆海军，各级建制单位中几乎都没有副职。陆军各级单位（小队、中队、大队、联队、旅团、师团、军、方面军等），从来只有正职主官（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联队长、旅团长、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等），而几乎没有听说过有副职。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和下属各舰队、战队，也只有司令长官，没听说过有“副司令长官”。日本海军和陆军航空兵各飞行队，也只有飞行队长，没有“副飞行队长”。例外的情况好象只有海军部分舰艇有副舰长。 原因是日本军制效仿德国。德国的军事传统是参谋长的重要性实际上强于司令官。德国人的思考方式是参谋长是军队的核心，参谋长的重要性实际上强于司令官。司令官只是做最终决策的，参谋长做各种方案。比如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组合，鲁登道夫拟定总体方案，兴登堡最后签字画押，执行过程也是由鲁登道夫统一监督。这种体制下就没有必要设立一个副司令。日军彻底学习这一套，各级建制一般不设立副职。 这样一来，就出了一个麻烦：一个师团主官和参谋长阵亡或者不能到岗，因为上一级的军级、下一级的旅团、同级的师团都没有富裕的干部，立马就出现无人指挥。 白天霖把第68师团的师团部轰的太厉害了。 日军在明治维新之后很打了一些仗，难道就不考虑干部顶岗吗？ 简单，明治维新之后的日军虽然打了很多的仗，但，战场仅仅限于亚太，说的难听一点，日军的对外战争基本在清政府管理的中国疆域范畴里，除了和中国军队交手，也就和德军（一战期间在山东）、俄军有过交手。不算解放军，和日军相比，中国军队，清军、北洋军阀和国军的战斗意志、武器装备、训练以及指挥艺术都远远抵不过日军。说一点伤民族感情的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日战争，仅仅就军队而言，中国军队的长处是兵员优势，日军是质量优势。 比如，清军、北洋、国军，拼了命和日军硬杠，能有几次一顶一和日军对拼？ 比如，1938年4月打得非常惨烈的藤县保卫战，王铭章部打的壮烈无比，王铭章以下3000官兵全部殉难，城内300多名重伤员得知消息后，宁死不落敌手，或与敌肉搏致死，或互以手榴弹自炸，全部壮烈牺牲。 如此坚强的战斗意志，消灭了多少日军呢？日军的损失明显低于川军，尤其没有牺牲高级军官。 可是，按照我们的逻辑，配备一个副职可以应付可能的损失呀！比如，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的沃克中将死于翻车。 可是，设置副职也有缺点：第一，提高军饷开支，第二，战斗过程里容易出现掣肘。 最关键的一点，还是中日战争里日军高级军官损失太小，日军感觉没有调整军事体制的必要。 与日军相反，苏联的干部配置非常重视副职配备。 1941年，希特勒闪击苏联，快速歼灭苏军西线的144个师。 按照德军的计划，到了这个程度，苏军就应当打光了。 战前，德国情报部提供的数据，对苏军的战斗力作出了评估，苏联陆军总共有182个师，其中只有141个师能用于西线对德军作战。因为远东的紧张局势，在任何情况下都至少有41个师警戒日军。 1940年12月31日，德国总参谋部完成了对苏联突然袭击的战略计划，德国的整个对苏作战计划的基础就是以最快速度消灭苏军141个师。 已经消灭了144个师，可以理解为苏联从东线紧急的调援，或者是紧急征兵编组了3个师，或者是内卫、警察等武装力量的3个师。 万不料，仗越打越大而苏联的军队越来越多，不是兵越来越多，而是军事单位越来越多。 1941年8月中，德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上将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低估了他们。现在已经发现并确认了360个俄国师！” 但，哈尔德所谈到的只是已投入战斗的苏军第一梯队的数量。那么第二，第三梯队呢？集团军和方面军预备队呢？内地各军区呢？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内务部队？苏联在西线到底有多少军队？ 苏军之所以能够快速扩军，是独特的“第二力量”制度，也叫“看不见的师”体制。 “看不见的师”这一体制于三十年代初在红军中实行。在和平时期，每一位师长都有两名副职。其中一人是常规的副师长，另一人则只有部分职责。他另有一项秘密职务：第二力量师的师长。师参谋长（军衔为上校）也有两名副职，都是中校。其中一人也有一项秘密职务：第二力量师参谋长。每个团的情况也一样。每个营有一个营长（中校）和一个副营长。副营长有一项秘密职务：第二力量的营长。 简单的说，苏联的师级建制的干部配置其实是两套系统：1、一个完整的建制师；2、一个隐藏在完整建制师内的“师—团—营”指挥架构。 请注意，这个隐藏在完整建制师内的“师—团—营”指挥架构，既不同于一般的“架子指挥机构”，也不同于一般的军事院校的干部培养。 隐藏在完整建制师内的“师—团—营”指挥架构，一个是完整的指挥体系，一个是有军事训练、军事指挥的锻炼机会。 一般的军事院校的干部培养，或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干部团或者教导队或者军校，虽然也有军事单位的上下级体系，但，得不到适合的军事单位的岗位训练。比如，红一方面军长征期间，名将陈赓是干部团团长，其能力、资历都可以胜任罗炳辉、董振堂、周昆的军团长岗位，可是，没有岗位的他就只能指挥团级建制。这个团虽然是干部团，但毕竟不如红1军团的一万多人马可以展现才干。 “架子指挥机构”，也有上下级关系，但没有一般的兵士，正如实验室的人体骨架模型，也无法开展正常的军事训练。 战争爆发，苏联在把一个完整的建制师拉上战场的同时，隐藏在完整建制师内的“师—团—营”指挥架构整个留下接收整整一个师的退役或预备役士兵，这些原来的副部队长则成了新的正部队长。由于这些军官已经在原部队里共事过多年，能够较好地相互配合与协调，这个新的师只需要对士兵进行两个星期的恢复性训练就可以开赴战场。 连排级别的军官可以在老部队里遴选，苏联的对外战争是大兵团作战，师级和团级最重要。 也就说，一声令下，一天之内，苏军就出现对等的军事建制，军队就扩展为两倍。 武器装备从何而来？ 战争打响后军事工业当然就开足马力生产，在新武器不能配置之前， “看不见的师”使用封存的旧武器。 科技的进步促进了武器的更新换代，苏军将退出现役的还可以使用的武器给预备役搞军事训练或者封存。战争打响，指挥架构、急征兵员、武器，很快就完成三合一形成战斗力。 毫无疑问，这个新师的战斗力远不如老部队，预备役人员可能已忘记了他们多年前学到的战斗技能。各排连营长们还不能立即胜任其新职务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建制部队而非乌合之众。其主要指挥员已在其岗位上经过多年实践。那些新的团，营，连长们都是现役军官而非预备役。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师的指挥员们彼此熟悉，并已在一起工作了多年。 这种制度能在一夜之间把一个苏联师变成两个，从而使苏军总参谋部能在极短时间内把自己的兵力增加一倍。 考虑到苏联的“师—团”两级的军官配置是两个副职，如果有需要，在留下“师—团—营”指挥架构之后，在确保老部队完整正职指挥系统的大前提下，还可以抽出所有副职另组一个“师—团”指挥架构。 新编师的战斗力虽然弱，但，因为庞大的数量，仍然极端破坏德军的战争计划。德军的错误判断的结果是致命的。153个德国师和37个仆从国师是无法消灭扩充了一倍的西线红军的，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 补充兵员是容易的，可，兵员不等于军队，因为军队首先表现为建制性的指挥系统。 农贸市场的几千人，即使勇猛敢战，也不能称之为军队。 苏联的这种军事建制特点，即使在非军事体制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原因简单，生活在社会中的所有人都难免临时脱岗或者离职，而有一些工作，必须有人及时顶岗。在这种情况下，或者配置副职——这个增加了人力成本——或者一人多能胜任多岗——这个增加了培训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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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36节 就干部的配置而言，解放军的干部配置是比较多的，尤其多了一整套政工干部，而且，副职也比较多。很多人不了解形成这一特点的历史原因。战争时期的共军的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环境特别恶劣，干部和战斗骨干要带队冲锋，这样一来，干部的损失就特别的巨大，为了确保指挥系统就必须多配置干部。 带队冲锋的敢死队，大多是政工干部。 有一个写八路军119师骑兵团的文章《骑兵团》，他的第10章和第11章就非常详细描写了冀南军区的反“四、二九扫荡”。 我多次读这个材料，每一次都热泪盈眶，因为太残酷、太真实，所以，我想和朋友们分享真实的抗战。 文章说，在反扫荡的过程中，根据地军民似乎已经掌握了一套规律：“鬼子扫荡前，八路军总是能及时获得情报，敌人从哪个方向来、兵力有多少，早两天就清楚了，各级干部大会小会地通报情况、布置任务，谁该干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等到听见日军的枪炮声，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后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则留在当地埋地雷、钻地道、打麻雀战；而老百姓就带上四五天的口粮，跑到野地里躲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坚壁清野、游击骚扰，日伪军的粮草就接济不上了、后方也被八路军破坏了，只好一边杀人放火抢东西、一边往回撤退。然后八路军主力又从外线回到根据地腹地，老百姓也回到村庄重建家园，大家一起庆祝反扫荡胜利。” 日军的“扫荡”和根据地的“反扫荡”都需要物资、人力的筹备。 “鬼子这么折腾一次，就得消停一段时间准备军需，一两个月之内没事，两三个月以后又再来扫荡——象这样的多次重复，搞到最后大家都习惯了。” 兵凶战危的残酷无情，但，一旦有了规律也就成了习惯，吃饭、睡觉，甚至于娶媳妇、生孩子。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扫荡”，地方政府事先把工作计划安排好，负责军事的干部和负责生产的干部象换班一样轮流忙碌，有时候眼看“到点了”日军却没来，干部群众还挺着急：“这小鬼子怎么还不来扫荡？早打早收场，我们好干活呀！”。 张嘉译、颜丙燕、罗海琼主演的谍战剧《借枪》有一个情景，地下党熊阔海花钱卖得日军扫荡李运昌的冀热辽根据地的情报后紧急传递到根据地。获得情报的根据地立即坚壁清野搞战备。不承想，指挥“扫荡”的日军军官得了病，这该来的“扫荡”竟然没来，弄得根据地很生气：为了迎战“扫荡”，根据地要掩埋物资、要集结军队，要中止一些工作，如果是假情报，也就是“狼来了”，真的很生气。 然而，1942年的冀南“四、二九扫荡”，以及随后在冀中、太行山根据地发生的“五一大扫荡”，却使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一个恶魔的名字——冈村宁次，抗战历史上也因此刻下了一个残酷的名词——“铁壁合围”。 1942年4月29日清晨，冀南根据地被日军“铁壁合围”。 敌后根据地当然不同于大后方正常的社会生活，但，毕竟打了好几年，所以，还是尽可能过社会生活、搞一些社会建设的，比如审理经济纠纷、比如抓捕小偷、比如监禁强奸犯。 坚壁清野，并不是和平时期人们理解的那样简单。我们都看过陈忠实的《白鹿原》，抗战时期的白鹿原有通奸的田小娥，有土匪鹿黑娃——鹿黑娃还抢劫了白嘉轩。 根据地的民众生活，也有作奸犯科，也需要监狱，需要乱七八糟的管理，当然就有临时性的相对完整的社会管理体系。根据地不同于大后方的一点，面对日军的进攻，大后方的社会管理体系以及重要的物资和人员可以向更“后方”转移——虽然辛苦毕竟死亡威胁小的多——根据地就只能和日军“躲猫猫”，躲不过去，或者牺牲或者丢弃物资。 意外被包围的根据地的各种各样的机关，如果仅仅是物资，顶多就是被敌人抢掠，文件就要命了——比如潜伏在敌占区的工作者的档案，哪里像影视剧里那样都仅仅一个代号，有几个人不用文笔能记住那么多的材料——文件是非常多的。 怎样处理这些文件呢？ 我们看影视剧里，往往是“烧”或者“埋”。 “埋”是比较艰难的。我们看最早的“反扫荡”的电影，比如《地雷战》或者《地道战》，因为是科教片，因为那个时代距离抗战太近，所以，比较符合抗战细节。在这些片子里，坚壁清野的老百姓肩扛手提扁担挑，何曾携带镢锨？没有镢锨怎样挖坑“埋”文件？ 看过《潜伏》的人知道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曾经挖掘出一批中共中央埋的一批材料，几乎弄毁了余则成。 战场上的八路军除了刺刀，还有什么能够挖坑？而且，日本人他妈的都不是笨蛋，也搞战场清理。 八路军突围“沿途经过的地方显然发生过战斗，随处可以见到一滩一滩的血迹、可以见到遇难者的遗体。大部分烈士的衣服都是被解开的，在当时，从八路军的军服上判别不出阵亡者的身份，敌人要靠检查身上有没有携带钢笔或者文件之类的物品，才能确认死者是干部还是士兵。” 日军之所以鉴定死亡者的身份，除了战功，最重要的是文件。 烧，真的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生火并不容易。 1945年，烟民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控制住了烟瘾，始终未抽一支。当时，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据说每天要抽一听(50支装)。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材料显示，毛泽东重庆谈判回到延安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病。我估计，可能是在重庆的急骤戒烟产生的反应。 1947年6月中旬，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几百人在倾盆大雨中被国军堵在泛滥滚滚洪水的黄河岔——葭庐河边。 怎么办？ 机关不能打仗，百余人的警卫部队是无法阻挡7个旅的追兵的，硬性突围，不能打仗的机关也损失的够呛。 急迫思考的毛泽东习惯地吮一吮下唇，轻轻一声： “给我一支烟。” 几百人都理解毛泽东的这种需要，兜里、怀里、背包里，掏摸着、搜寻着，最终全是失望。 没有烟，他们太穷了。 毛泽东左右望望，忽然瞪起了眼，打雷一样吼：“烟呢？拿烟来！” 卫士们慌了。因为毛泽戒了烟，卫士们压根没有准备。 唯独队尾马夫侯登科有烟，“周副 ，我这里有，我烟瘾大，我用油布包着，能抽，在油布里，准定行！还有火柴……” 于是，展开一条薄军被遮在毛泽东头上，象一顶帐篷——大雨里没法吸烟。 毛泽东叼稳一支烟，卫士延勇胜手中的火柴却没有划燃——风雨交加，估计火柴也有点受潮。 延勇胜又连续三次划火柴，火光只是一闪便熄灭了。 周恩来急了，对自己的卫士：“银桥你去，沉住气！” 手脚灵巧的李银桥，从周恩来身后几步走上前来，然后钻进被子，接过那个卫士手中的火柴，“嚓”地一下将火柴划着，又迅速地用手遮住火苗，稳稳当当地给毛泽东点燃了烟。 毛泽东在薄军被下吸着烟。子弹在头上飞掠，有两名战士中了弹，一名不声不响的倒下去，停止了呼吸，另一名不声不响的捂住左臂，鲜血从指缝间缓缓淌出，没有中弹的人们不躲不闪，就那么直立在敌人的枪口前，紧紧盯住毛泽东和他手中的烟。 蓦地，毛泽东立起身，把烟头掼于地下，用脚踩去，嘴里迸出一声：“不过黄河！” “放心跟我走，老子不怕！”毛泽东从来不曾这样冲动亢奋，他用讥嘲藐视地目光朝敌人射击的山头瞟一眼，从容转身走上黄河岔的堤岸。不紧不慢，顺堤向西北方向走去…… 没有争议，因为都没有方案。 周恩来的第一反应是紧紧跟上去。 中央纵队竟然毫发无损的跟着毛泽东完成了突围。 因为这一次点烟成功，李银桥在1947年的8月调给毛泽东任卫士。 李银桥，曾用名李迎春，1927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1938年6月，11岁的他参加贺龙部队离开家乡。年龄太小的 “机灵小鬼”，一开始在首长身边当特务员、警卫员，练就了眼快手勤。1945年11月，18岁的李银桥入党，1947年2月，调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科任机要通信员，不久任周恩来副 卫士。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野战部队点火并不容易，挖坑也不容易。 在河边的中央纵队如果毁掉文件倒是比较容易，往滚滚浊流里一丢就可以。 可是，1942年4月29日被包围的冀南军区机关人员附近没有河流。 “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一夫（冀南区党委委员）蹲在地上撕材料，枣南县妇救会主任韩芳宇在边上帮忙。这韩主任后来是中纺集团公司的老总，在当时是个挺俊俏的大姑娘……王一夫始终埋头处理材料，因为风大、点不着火，他就把纸撕得碎碎的，东撒一把西撒一把地让风吹散。” 不身临其境，不看真实的材料，谁能知道野外“风大、点不着火”竟然烧不掉文件呢？ 野外“风大、点不着火”不能烧掉文件的应急办法是撕碎乱撒——找不全，极难拼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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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37节 王一夫这边撕文件，公安局长王光华更忙。忙什么呢？忙杀人。 “洼地边上跪着好些个罪犯，公安局长王光华拿着根木棍，这个头上敲一下、那个头上敲一下，被敲中的人立刻由公安队员拉进坑里处决，没被敲中的就地释放，算是拣了一条命。王光华是建国后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具体负责人，一生嫉恶如仇，真是个厉害角色。” 王光华，1909年生，山东沂水人。1932年春，在沂水县任小学教员的王光华入党，并用自己的全部薪水开展革命工作，创建了沂水县共产党组织。 1933年夏，王光华组织领导了莒县、沂水县数万人抗税抗捐斗争并开展了游击战争。为寻找与上级党的联系，王光华外出，几经挫折和磨难，于1935年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留中央保卫局战斗科从事侦察和情报工作。1935年7月，王光华调天津，同年10月，参与领导冀南农民武装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队伍逐步发展到九百多人，并秘密建立了党在这些地方的基层组织。1936年1月，这支游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华北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师，刘子厚（原名刘文忠化名马致远建国后长期任河北省委书记）为师长，王光华为副师长兼团长。冀南农民武装暴动，最终虽然失败，但，在特定时期牵制了国军3个师的兵力，为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立足有相当帮助，更为抗战初期129师建立根据地奠定了一定基础。 被包围的公安局长王光华为什么要遴选杀人？我们看电视剧《狼毒花》，一开篇，面临紧急军情的抗日部队也要处理罪犯。有些在押的罪犯或者疑犯，可以应急释放，比如偷盗，有些就非常麻烦，比如有汉奸嫌疑的。 有一个叫《军人机密》的电视剧，1947年，山东战场紧急，一个旅长无可奈何处决了另一个旅长的妻子——干地下党时期被捕，有叛变嫌疑。 嫌疑，难道就杀？没有办法呀，残酷战争时代双方队伍里都有太多的敌人潜伏。 我们不知道，王光华在1942年4月29日杀的人里是否有贪污犯。 王光华这边已经杀完了人，“王一夫还在那里撕纸”——这是个技巧活。 开始突围了，王一夫站起来望了一眼，对派来保护他的骑兵团战士刘春雷说：“你上马，去战斗！不用管我”，说完又蹲下来接着撕材料。 一波一波的冲锋，一波一波的失败，日军坦克攻过来了，担任阻击的特务团伤亡过大，已经顶不住了，王光华局长带着公安人员也抄起家伙顶了上去。 “很多机关干部都觉得最后的时刻到了，纷纷开始撕碎文件、破坏器材。” 悲壮的气氛之中，冀南军区后勤部的赖勤政委掏出手枪，喊着“共产党万岁！”准备牺牲。 为什么要自杀呢？赖勤是跟随方志敏闹革命的老战士，身体比较的差，如果不自杀，就是别人的累赘。 骑兵团政委况玉纯拦住他说：“好同志，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中国共产党党员、政委况玉纯组织最后一次冲锋! 中国共产党党员、政委况玉纯亲自充当旗手，他单手擎着红旗，在骑兵队列前面高声呼喊。 这就是那句后来响彻冀鲁豫战场的口号—— “骑兵团 ！共产党员集合！！！” “曾玉良到！” 中国共产党党员、骑兵团团长曾玉良抽出战刀，第一个站在了政委身边。 “徐青山到！” “王永元到！” “张起旺到！” 干部们高喊着自己的名字抽出腰间的战刀，党员们喊叫着抽出了战刀，普通战士也吼叫着抽出战刀。有坐骑的机关干部上了马，徒步的、徒手的同志们也紧跟了上来。 刘春雷听见有位领导喊着“同志们，拼了啊！这里不能是倪家营子！” 只有知道“倪家营子”的含义，才能真正理解这一波冲锋的悲壮。 1937年1月，已经困难重重的西路军离开倪家营子而东返，途中在西洞堡予敌相当杀伤。 西路军之所以取得这个胜利，当然与东返的心理影响有关——归心似箭。 可是，陈昌浩头脑发热，对战局做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已经重创敌人而可以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不顾徐向前的坚决反对而重回倪家营子，在这之后，又因为困难而两度从倪家营子突围又两次返回。最终，形成最悲惨的结局。 从南昌起义开始，一直到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20余年的战斗特点是孤军作战，很少能够得到友军的帮助，一旦被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不顾的死拼突围，所有的犹豫和期盼都是不可能的。 西路军如是，皖南事变也如是。 曾玉良、况玉纯这样有过西路军惨痛经历的将士，就是宁愿牺牲上一百次，也决不肯再重蹈曾经的覆辙。 “拼了，这是竭尽全力的最后一次冲击。拼了，骑兵的铁流，暴风般地涌向了王行杖。从进攻一开始，骑兵们就以冲刺速度狂奔，不必给战马预留迂回机动的体力了，如果这一次冲不进村子，谁也没准备撤回来。 鬼子的重机枪响了，八路军的战马接连被打倒，摔下来的战士打几个滚，爬起来，满脸是血地举着马刀继续向前冲。跟在骑兵团后面的，是握着手枪、攥着手榴弹的机关干部，是妇救会员、文工团员、后勤管理员，是县区干部、报社记者、印刷厂工人，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是医院的医生和伤员……有老有少、有男有女。” 所有的人，都冒着弹雨、义无返顾，不惧生死，向前冲！ 为什么是政委组织最后的冲锋？因为战斗的悲壮已经不需要指挥艺术而只能死拼，而死拼需要的是榜样是带领。 最终撕破了口子。 也许后人认为抗战真的是神剧般的轻松。 那么，历史真处这一波的突围残酷到什么程度呢？ “参与防御王行杖的伪军中队被激烈攻守的场面吓坏了，他们逃离战场、直接跑回了武城县城，那位中队长因为受不了这份刺激，干脆脱了军装、连夜回老家当布贩子去了。” 什么样的惨烈才能把一个老兵油子吓成这样！ 撕开了口子，团长曾玉良立即接掌指挥权，下令吹召集号收拢部队。“司号员在村口吹召集号，一些跑散的战马听见号声就回来了。可战马虽然来了，昔日的战友却永远也回不来，大家的心情都很悲愤。有匹战马还带回一个伪军士兵，那原本是三连班长王立贵的马，不知道怎的让这家伙给骑上了，战马听见号声就往回跑，伪军控制不住就被带了过来。” 后人得知这个材料，也许感觉滑稽和搞笑，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滑稽，是因为敌我交叉的太厉害，突围的太艰难。 前锋刚刚突出重围，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就赶到王行杖村，打散了担任后卫的特务团，坦克车、卡车一辆接着一辆，截住了跟在后面走的抗战的同志们五百多人。 这些人，除了行署保卫营的战士，大多是后勤人员、伤员和干校学员，他们或体弱、或年幼，在敌人的重兵合围下反复冲杀、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冀南行署文工团的一位女干部，带着十四个小演员在枪林弹雨中东奔西跑，始终没有丢掉一个人。最后跑不动了，小八路们在大姐姐的带领下手牵着手唱起《国际歌》，一起牺牲在鬼子的枪口下。” 敌人发现，这群坚强的男女孩子，年纪大的不到二十、最小的不过十二三岁，他们手里紧握着的“武器”是二胡、是口琴、是小洋皮鼓。 冀南财校的五个学员也跑不动了，面对步步逼近的鬼子，同学们拥抱在一起，高喊着“民族自由万岁！”，拉响了手榴弹…… 在霍庄，坚持到最后的134人被俘。 日军挖了一个活埋人的大坑，逼问八路军领导的去向。 行署保卫营的49个战士跳进坑里。 鬼子拷打干校的学员，男青年被火烧死、女青年被开水烫死，而敌人得到的，除了歌声就是骂声。 唯一暴露身份而被杀的是武城县公安局长梁振芝。 他的身份之所以暴露是武城县汉奸县长吴继普的指认，而这个吴继普之所以出现在现场是因为几个小时前刚刚被公安局释放——王光华一念之仁。 今日的太多人不能理解特定状态的艰难。 杀错人是犯罪，放错人也是犯罪。 被最后堵住全部牺牲的这五百余人的牺牲不仅仅是抗日的决绝，而且有巨大的军事意义。面对日军的堵截，他们没有选择继续撕开突破口突围，而是全部选择与主力相背的方向突击，他们的逆行突击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力，为主力部队和总部领导的脱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刘邓，手头一共才有三个军区:太行、太岳和冀南。 武城县汉奸县长吴继普在1952年被处决。 突围成功的赖勤病逝于1945年6月，他几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王光华是开国少将，执行了毛泽东枪决震惊全国的贪腐犯的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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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38节 可是，没完没了撕材料的王一夫牺牲了。 “听说王一夫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刘春雷心里十分懊悔。他觉得自己当时如果能帮着撕纸，王科长或许就可以及时处理完材料、突出重围了，只不过，那些东西都是机密文件，领导没开口、他也不敢去碰呀。” 王一夫烈士是河北威县人，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 要知道，1925年1月中共召开第4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全国只有994个党员。 要知道中共十帅，在1925年之前入党的仅仅有朱德、聂荣臻、陈毅等3人。 1924年的老党员，冀南区党委委员、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一夫，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组织工作，他掌握了多少核心机密呀！ 以他的地位和掌握机密的特殊性——骑兵团团长曾玉良专派战士保护他——他原本能够突围。但，面对惨烈的可能，他命令专门保护他的战士去打仗，而他没完没了的撕材料。 我之所以长篇大论的引入冀南军区在1942年的大突围，是因为我多次读过这文章，而每一次都哭，坦白的说，我也是在泪水里写到这里。 抗战真的太惨烈了，敌后真的太苦了。 很多人批评共产党机构臃肿干部太多。可是，很多人不思考，即使在抗战最艰苦提出精兵简政的时期，敌后战场的军队也仅仅是精简机关而绝不减少干部的配置。 共产党的军队，因为有政工体系，而且有副职——有时还比较多，比如林彪在东北的初期，军区副司令员就有肖劲光、周保中、吕正操、李运昌等人——干部确实比较多，但，他们最终赢得了胜利，他们在朝鲜和号称最强的美军交过手。 其实， 二战之后，日本在1950年编组自卫队后也开始配备副职。 1944年7月，因为国军预10师第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猛炮第68师团师团部，确实给横山勇的干部调配带来的制度性问题之一是没有副职，第二个制度性问题是日军异乎寻常的讲究资历。 任何集团的干部晋升都讲究资历，因为资历代表了经验和奉献，而经验本身就是能力的一种体现。比如说，一个学历并不突出的老医生或者老教师拥有的经验在某些时候可以抵掉高学历者的懵懂。比如，在大学里搞学问，这玩意真的是一寸高一寸强，老同志未必抵得过新进的高材生，但，在基础工作，比如，一个高材生当班主任能够管得住初中的那些叛逆的孩子就与学历压根无关。 资历、经验，有些时候，就是见多识广，特别是打仗这种非常实践的领域。 比如，在中国的影视剧里有巨多的驳壳枪的镜头。 其实呢，驳壳枪做手枪威力过大，和步枪比威力又过小，性能不上不下，不高不低，欧美各国除了德国之外很少装备驳壳枪。 可是，作为冲锋枪的替补火力，驳壳枪在中国却极端火爆，成为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武器。主要原因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军阀混战频繁急需进口武器，而当时的西方控制对中国的军火出口，尤其是步枪、机枪和冲锋枪这些大杀伤性武器，驳壳枪作为手枪则不受控制，因此，中国进口和自制了总数量超过50万只的驳壳枪。 也就是说，大量使用驳壳枪是中国军事工业落后的结果。 可是呢，还有一个原因，共产党的游击战争也给驳壳枪的使用提供相对广阔的舞台。 游击战，在相当环境是军民混杂，一边劳动一边备战，而且是经常化妆混入敌占区作战。我们的侦查员，不可能抗一大枪跑到农贸市场搞情报收集。 游击战还有一个要命的事情，被突然包围的概率非常的大，在环境逼狭的巷战里，短枪比长枪方便。 这些，大家当然都知道。 可是，中国近代游击战里，驳壳枪的使用有两个特殊：1、横打；2、出枪速度。 什么是“横打”？就是将枪面与地面平行放置，射手上半身倾斜瞄准射击——也就是歪着头瞄准射击。 很多人可能理解，射手上半身倾斜歪着头瞄准射击是射手尽量减少暴露上半身谋求安全。这种思考是不对的，如果从安全的角度思考，射手可以正面下蹲射击而更加有利。 这种射击姿势，是为了躲避驳壳枪的抛出的子弹壳烫着自己。 大多数自动手枪或半自动手枪的抛壳方式都是向枪身的右侧方飞出，所以无论右手采取何种握枪姿势，抛壳都不会对射手的瞄准和视线造成影响。 请注意，这种设计适应的是右手握枪、人在左边、抛壳向右，如果是左手握枪、人在右边、抛壳向右就影响射手。 所以，如果真出现了左手握枪的特殊性，要保护射手，唯一的办法也是将枪面与地面平行放置横打，让抛壳向下。 毛瑟驳壳枪抛壳方式非常特殊，是弹壳向枪身后上方飞出。如果射手单手无托射击时手臂伸直，枪身垂直，射击时抛出的弹壳向后飞行，非常容易砸到射手的脸上或者其他部位，这会极大地影响和干扰射手的射击。据很多射击爱好者总结，毛瑟手枪直臂射击，经常会有滚烫弹壳击中射手头部的情况，打了几十发子弹就会有数次被弹壳敲中脑袋。 射手要保护自己的脑袋，比较简便的方式将枪身斜着发射或者平端发射，让子弹壳向斜后方抛出。 这样一来，为了瞄准，射手就要调整射击的姿势。 另外，横打还有一个好处，游击队陷入不利环境时，横打可以解决掉后坐力问题。 毛瑟手枪的后坐力大、枪口上跳较大，连发射击时的准确性不高，欧洲人都认为不适合连发射击。可是，如果身陷敌众我寡的环境，拼了命的逃跑就没有必要瞄准也没有办法瞄准，这个时候上半身倾斜就非常有利于快跑突围，而平端驳壳枪向后横打可以利用连续发射压制敌人的火力。 敌众我寡的逼狭环境，都害怕流弹，敌人因为人多反而更害怕流弹，横打不但消解了后坐力的缺点，反而利用了后坐力的相对优点——不过，连续射击产生的后坐力会影响射手跑步的姿势，往往一个趔趄摔倒在地。 我们看影视剧或者材料里，一面向后打枪一面逃跑的人往往趔趄摔倒在地，并不是不长眼观察环境的走错路，而是因为连续射击产生的强大的斜向的后坐力叠加了人向前逃跑的冲力破坏了人体的平衡。 所以，有经验的射手，逃跑的时候，是利用驳壳枪的后坐力斜向逃跑，一个是调整后坐力的冲力，另一个是躲避敌人的射击瞄准。 在大兵团作战的环境里，长枪大炮飞机坦克是压制性武器，手枪这种短武器使用的几率很小，即使使用，一般也不考虑出枪速度。可是，共军残酷的游击战环境往往是遭遇战和短打，出枪速度就是决定生死的关键因素。 问题来了，驳壳枪之所以叫盒子炮是因为他的枪套是一个木盒，在中国也称为匣子枪，也就王八盒子，也就是说，打仗的时候要把枪从木盒里取出来。如果，是打埋伏或者正面开战，这个倒不要紧，慢慢的取出就可以，如果是遭遇战就麻烦了，你枪还没出来呢，人家就撂倒你了。 我们一定要讲究出枪的速度。 我们看抗战的科教片《地道战》和《地雷战》，八路军和汉奸的驳壳枪是挂在皮带的外侧，挂枪的玩意叫“明套”（又叫“快套”）。 这种“明套”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枪套，而是一个钢片或铜片制作的简单装置，而且多半是由使用者自行制作的，其一面将金属片弯成一定形状，和枪身表面突棱上的凹槽相配合，使“明套”和枪身联为一体，另一面则是一个长金属片弯成的卡子——这个卡子是S形的，类似于钥匙挂——用来别住皮带，带有“明套”的手枪靠这个卡子直接“挂”在皮带外边，同时还不影响枪支的正常使用，这也算是中国人使用驳壳枪过程中的另一个发明创造。 可是，即使用明套，毕竟有一个卡住的过程，速度仍然到不了最快，而且，贫穷的八路军和抗日军民也不一定能够给所有人制造枪套。 最简洁的办法就是把枪直接插进腰带，可是，立即产生一个很大的麻烦，出枪的速度受准星的影响——可能挂住腰带。 老电影《平原游击队》有个细节，双枪李向阳左手是完整的有准星的驳壳枪，右手的那支驳壳枪，是没准星的。 李向阳右手的驳壳枪的准星是故意锯掉的，目的是在短兵相接的时候，能够快速的从腰带中出枪。 没有准星的驳壳枪当然不利于瞄准，但在突发状态下，近距离射击是只讲速度而无需考虑准确的。至于左手的驳壳枪是用于精确射击的，必须有准星，这才是老电影体现出来的战术细节。 因为驳壳枪弹壳的抛出特点，除非极特殊的状况，站立而双枪齐发或者交织射击是不可能的，而且，强劲的后坐力也极难克服。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和楚云飞竟然深入虎穴双方扫射，基本不可能。 很多人不能理解，抗战时期两军对垒，打的噼里啪啦的，为什么还能拼刺刀。因为需要精准射击，就要放进来打，因为需要换子弹、需要调整因为后坐力而乱跳的枪，如果兵员数量并不绝对优势，步枪和驳壳枪是不能封锁敌人的冲锋的。 如何出枪，如何拼刺刀，当然是战术层面的事情，这个需要实战的经验。同样，战斗的指挥、战役的指挥也是需要经验的，我们极难见到一开始就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三国演义》里神话诸葛亮，一出山就是火烧博望。然，真正指挥火烧博望的是刘备，诸葛亮可能是高参，不过参谋长和司令员区别非常的大。诸葛亮真正指挥打仗是刘备牺牲之后的南征和北伐，那已经是赤壁之战20余年的事情了。 不过呢，军事干部的任命也要看天分，固然有百战名将，也有后起之秀，而且，特定的环境也可能出现下级的反超。 比如，南昌起义的8月2日，黄埔一期的周士第是73团团长，然后进步为25师师长，而林彪只是73团3营7连连长。1955年，林彪是元帅而周士第是上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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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39节 日军的军官的晋升有着严格而又刻板的规矩。所有的晋升都是按照资历和学历的高低来安排的，有时候甚至严格到在提拔军官时候要按照这名军官在军校的床位号的排序。因为床位号越靠前其在军校的成绩越好。 在这种体制里，提拔一个人往往需要考虑与战争无关的复杂关系。 日军最优秀的指挥航空的将领冢原二四三少将，在1939年10月3日在苏联援华航空队的奇袭轰炸中负了重伤被切断左手。1940年11月15日冢原二四三晋升为海军中将，但由于失去左手，被认定不再适合舰队勤务，只好转任基地航空队的指挥官了事。由于实在再也找不到冢原这样精通航空的人才，结果只好让虽然与冢原同届毕业（海军36期），但却始终与航空无缘的南云忠一担任海军机动部队司令长官。 也就是说，这个阶段，日军的海军机动部队司令长官必须是日本海军兵学校第36期的毕业生。 1941年9月10日，冢原二四三任第11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初战奇袭轰炸菲律宾，把麦克阿瑟属下的远东空军600架飞机一扫而空。然后，指挥下属驻西贡的22航空战队松永贞市海军少将在马来海战中击沉英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他的部队被称为冢原航空队。1942年10月，因在前线患病，冢原回到日本国内， 12月1日任航空本部长，成为海军航空兵的最高首脑。 1944年3月1日，军令部改组，设两名次长，冢原二四三和伊藤整一并列为次长。虽然伊藤整一是先任次长，可是冢原二四三是海兵36期的，伊藤整一却只是39期的，整整晚了三届。 我们知道，解放战争后期，黄埔4期的林彪指挥黄埔一期的陈赓，陈赓虽然有些不愉快，也只能曲里拐弯表示自己的不满，就体制而言，他是无可奈何的。可是，在日军，39期毕业的竟然跨越38、37等两期与36期的一起任职，就是不合规矩的安排。 这个怪胎体制随着东条英机内阁的倒台而解体。冢原二四三又回到他的本职，海军航空本部。9月15日，冢原二四三任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这是日本国内海军的最高官职。这时，他已经是36期升的最快的一个，除去战死特晋的南云忠一，他最有希望晋升大将。但此时的海军次官井上成美宣扬大将无用论，要冻结所有战时晋升。气得老实的冢原大骂井上是混蛋。1945年5月15日，井上成美次官解职，冢原晋升大将的障碍消除，就在这一天，他和井上一同成为日本帝国海军“最后的海军大将”。但是，接受这一官职的同一天，他也必须退出现役，因为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军令部长丰田副武期望着任命小泽治三郎中将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统一结束战争的准备工作。小泽治三郎作为最后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是全部指挥支那方面舰队、海上护卫总队、镇守府、警备府的“海军总队”的总司令长官。可是，海军惯例严禁后任指挥前任。37期的小泽治三郎无法指挥先辈的冢原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和泽本吴镇守府司令长官。于是冢原和泽本接受劝导，辞去军职到了军事参议官。 小泽治三郎的军事指挥能力明显高于南云忠一，在珍珠港奇袭之前，小泽已经指挥训练日本海军航空兵多年，并因在演习中用航空兵击败山本的战列舰队而获得很高声誉。但最终是南云获得了一航舰的指挥权去轰炸珍珠港，小泽去了近藤信竹大将属下的南遣舰队。一般来讲，是因为小泽资历略差而失去这一要职。有多差呢？小泽是1909年12月毕业，南云是1909年1月毕业，小泽的毕业成绩排序是45，南云排序第7。 在我们中国，固然也在乎资历和毕业证书，但，在乎到毕业成绩的排序就令人瞠目结舌的怪异了。 据说山本五十六的死也可以牵扯到小泽。原因是这样的：山本为什么要亲自去拉包尔指挥作战呢？因为作战的主力是小泽手下的舰载机，小泽和草鹿任一是同为37期的毕业生，草鹿的吊床号是21，比小泽的45号高出了24号，配合作战时，小泽就要听草鹿的.这样一来，主力部队的小泽的舰载机部队就要服从草鹿的指挥，即使小泽肯，他的部下也不肯。为了统一作战，舰队长官山本五十六要去拉包尔，结果中途被美机埋伏，丢了性命。 日本的这种体制就太僵化了。 1947年，刘邓在大军南下之前在羊山集恶战第66师。刘邓方面参战部队是陈再道的2纵和陈锡联的3纵。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里说：“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 羊山集战斗，是陈再道统一指挥二纵和三纵。 陈再道是木兰山72英雄之一，1932年年底就担任红4军11师师长，长征结束时是红4军的军长，抗战爆发时担任386旅副旅长。 陈锡联在1929年参加红军，比陈再道晚了2年，1933年，红四方面军大扩编，陈锡联担任红30军第88师第263团政委，长征结束是红4军第11师政委，比陈再道担任红11师师长晚了4年。抗战爆发，陈锡联是385旅769团团长。 所以，1947年，陈再道统一指挥两个纵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邓小平回忆“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 可是，陈再道只指挥了羊山集战斗前半截。电影《大转折——鏖战鲁西南》有一个情节，因为第一个阶段仗打的太惨，刘邓召开了会议研究下一个阶段的行动。 会议的最后，邓小平表态：“刚才二纵和三纵的领导都作了检讨，但是今天要你们来，只要是要你们理解全局形势，想想我们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是中央在问我们羊山打不打的赢？这个问题交给你们回答。” 陈再道立即表态：“前几仗主要是我没打好，但这不能说我们不能打的赢他。请首长相信，我陈再道有决心有能力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不在这儿打垮他，这个宋瑞珂将成为我们南进的包袱。我们必须打掉他。” 陈再道的认识、表态都非常的真诚。 不过，陈再道只是认识到打垮宋瑞珂的必要性而没有谈到具体的谋划。 陈锡联表态：“宋瑞珂确实有战斗力，这是事实。但是，他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十天，兵源粮源武器弹药的来源已经被我们切断，如果我们重新调整进攻部署仔细侦察，全歼六十六师，再创一个孟良崮是完全可能的。” 陈锡联的表态不是该不该打而是怎样打。 刘邓对视一下，刘伯承表态：“那就这样定，天一放晴立即发起总攻。” 于是，大家收拾东东要散会，邓小平意外表态：“这次总攻由陈锡联同志负责。” 大家，都愣了。 刘伯承追问：“有没有意见？” 会上，大家都不表态。 散会后，陈锡联表示巨大的压力：“司令员，羊山这一仗还是还是让陈再道同志指挥吧。” 刘伯承表态：“决定的事情不能变，他还是二纵司令员嘛，只是在两个纵队协同上，由你统一指挥。” 陈锡联表态：“是。” 那一边，邓小平送出陈再道：“再道同志，握个手。” 两个人握着手，陈再道表态：“政委，你放心吧。” 陈再道比陈锡联级别、资历高出太大的一截，不过，就大兵团作战而言，陈锡联确实进步太快了。 陈再道真诚的矮下身板接受陈锡联的指挥，在大别山，他又非常真诚的支持刘邓的调出主力地方化的命令。 共产党能够胜利，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也与一部分人不计名利能上能下有关。 比如，周恩来救曾经是毛泽东的上级，后来就实实在在接受毛泽东的领导。 日军之所以强调资历，还与他们军阀主义也非常流行，上级对下级可以叱骂乃至于打耳光。这种上下级的文化，也决定了上级不能接受下级的跨越——有事没事报复着叱骂乃至于打耳光。 现在，我们继续扯衡阳大战。等来军需物资后，横山勇在7月11日开始重新发起进攻，一线指挥的是第116师团的岩永旺师团长。 请注意，衡阳保卫战是在6月22日打响的，到7月11日，已经是20天，方先觉和第10军早就完成了坚守10—15天的任务，如果援军不到，有理由撤退。 援军当然不到——国军的援军很少有及时到达的记录——方先觉当然不退，于是，继续打。 连续九个昼夜的鏖战，日军以8000人的伤亡代价，只攻占了张家山、虎形巢为核心的一线阵地，仍然被中国军队拒在衡阳城外。7月20日，横山勇不得不接受无情的现实，再次下令停止攻城，命令第116师团和第68师团原地休整，再次补充兵员和补给，准备再战。 第二次战场暂停，已经是29天——援军还是没来。 有人可能说，日军阻拦的太厉害。 我认为，关键是国军没有战斗意志，人家方先觉为什么就能硬守孤城？ 方先觉以弱军竟然意外坚守衡阳29天，也意外更改了中日两个阵营的核心人事问题。 日本陆军总部酝酿 “一号作战”的过程中，军界和政界就有反对的声音。衡阳久攻不下，消耗大量兵员和物力，使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极其不安，大本营的不满也逐渐爆发。长期同日本陆军不和的日本海军，也抓住了陆军的把柄乱捶。 当时的日本国内，很多人对身兼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的东条英机不满，只是没有公开化，现在就以衡阳之战攻击他，甚至把状告到了日本天皇那里。 在太平洋上塞班岛失守，东条英机要负主要责任，“一号作战”的衡阳战役，东条英机更应负重大责任。 陆军出身的东条英机当然希望陆军有所作为，现在他更是希望陆军在中国战场有所表现。为此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亲自到长沙第11军司令部，传达大本营的命令，要求横山勇尽快攻下衡阳。 可是，没鸟用。 7月18日，衡阳还打得热火朝天，东条英机被迫辞职下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出任日军参谋总长，冈村宁次准备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衡阳中国军队的奋力抵抗，不仅抵挡了横山勇的大军，还把东条英机的内阁搞崩溃了。这是衡阳保卫战的巨大收获。 盟军方面也因为衡阳大战终结了一场巨大的人事问题。 很多人感觉不能理解1944年国军在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他们原本很能打呀。 其实，这个真的很简单，因为抗战一定胜利的结局太明了。 即将胜利，本应该宜将剩勇追穷寇啊，为什么还没有了战斗意志呢？ 比如，韩先楚指挥40军厉兵秣马雷州半岛准备解放海南岛，“面对滔滔大海，谁都明白这回真的是最后一战了，思想问题也一下子尖锐、突出起来。” 于是，40军参谋长宁贤文,为逃避渡海作战而用石头砸脚自残。 我们知道，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是86000多人，加上途中扩红，估计有10万以上，到达陕北的也就7000人左右。也就是说，牺牲的概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说的更简单一点，牺牲是正常而能够活下来是一个意外。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并不那么怕死。 可是，如果生存和和平已经来到明天，活着成为正常而牺牲成为意外，大多人就心存侥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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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40节 历史走到1944年，随着德军在苏德战场的溃败和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溃败，盟军的胜利已经成了必然。作为代表中国政府法权的的国民党，一个方面要为战后和共产党争夺储备力量，另一个方面也希望美军等盟军付出更大牺牲。 我们知道，抗战胜利后，美军在中国是有驻兵的。蒋介石当然不介意美军在中国多一点少一点，如果美军开到中国扫尽日军请蒋介石还都蒋介石绝对高兴。 1944年的共产党就不同于国民党，他们不可能从美军手里获得日军占领的地盘，他们要活下去就必须一枪一枪的去争夺。 这是解读1944年中国战场国共两党表现的基本心态。 可是，美国人不愿意蒋介石的算盘。人家是正常国家，如果打仗就必须有利益。美国有钱，更加有发达的军事工业，当然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大兵。 1944年，国军其实分成了两大截，蒋介石指挥的本土部队和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的远征军。 当时，史迪威指挥的远征军连连取得胜利而蒋介石指挥的国内战场是一个溃败接连一个溃败。 其实，经过长达7年的恶战，日军的战斗力已经急剧下滑而国军的装备和战斗力是稳步上升的。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兵员优势，一仗一仗的打下来，活着的军官当然就越打越精。 比如，关家垴大战后几天，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陈赓等人一齐登上关家垴，仔细查看了日军的临时工事、暗堡掩体、火力配置。随行的参谋人员也将敌人的阵地一一绘制成图。刘伯承看到日军挖的众多“猫耳洞”，人躲藏在里面非常安全，很受启发。他说：别小看这小小的招式，非常实用，凭我们现有的武器还真难对付。 日军善于利用地形、善于构筑工事、合理配置火力的实例，使身经百战的八路军将领很受启发。 我们必须承认，日本人有做事认真的特点，军事训练和军事指挥是颇有长处的。问题是，仗打的时间太长，中国军队就会缓慢学习日军的长处或者找到破解的对策。 也就是说，通过关家垴战斗，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发现日军野外紧急构建的工事非常的科学。考虑到彭德怀、刘伯承、陈赓都曾经在国军里任职并长期和国军交战，我们必须承认，野外挖工事，日军的确比中国所有的军队都先进。 可是，关家垴战斗后，八路军高级将领的这一次集体研讨，学习了日军的这一战术特点，缩短了中日差距。 拼刺刀是军事工业落后的中国军人的必修课，可是，仅仅就拼刺刀的技术而言，近代中国军队也是落后于日军的。 抗战初期，扩军还不厉害，部队中的骨干基本都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敢于刺刀见红，但那个时候日军也处于鼎盛状态，拼刺技术娴熟，加上三八大盖适于拼刺，所以拼刺刀时，老八路也难占上风。 至于国军就更加的不行，吕正操的部队出身东北军，他部队的老八路王汝林回忆：“第一次我刺日寇，日寇一拨，我的虎口都给撕裂了，枪给挑飞了。”他练过少林武术，面对日军尚且如此，其他战友就更易吃亏了。 在台儿庄会战中，国军曾缴获日军一个日记本，上面得意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这个日寇面对多人围攻，和其他两个日寇结成三角阵，刺毙7名国军士兵，并成功生还。 曾经的川兵这样讲诉，如今的抗日神剧，基本都是污蔑曾经抗日老兵，曾经的我们不管是作战能力，还是拼刺刀都不如日军，如果使用中国的刀法跟日军对战，基本都是被直接杀死，曾经军队刺刀秘密就是跟日军学习，为何日军会教中国军人，因为中国优待战俘，让他们很感激唯一能够回报中国的，就是教一些属于他们的拼刺刀。 什么意思呢？就是比较伤害民族自尊心，我们的中华武术在实际的战斗里其实战斗力并不高明。 金庸的《天龙八部》，中原武林得知辽国人来抢劫少林寺功夫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于是在雁门关搞了一次不成功的伏击。 其实，传统的武术与军人的拼刺刀差别非常的大。比如，抗战爆发，中国有少林寺的和尚、武当山的道士，对了，峨眉山始终在大后方，郭襄好像还传下许多武功，国军为什么不聘请他们当军事教练呢？ 再举一例，今日的中国传统武术，和实战的拳击相比，是否横扫天下呢？ 其实，古人早就告诉我们，武术与实战是有巨大差别的，比如《水浒传》里，武术非常高妙的燕青、焦挺都不如李逵适合大兵团作战。 有个电视《亮剑》，里头有魏和尚拿红缨枪和日军拼刺刀的情节，给人一个误解，好像我们的红缨枪能够拼的过刺刀。练过少林武术的王汝林，“第一次同日本人拼刺刀，那家伙是个老日本鬼子。胡子挺长，因为当时没有枪，就找了根白蜡杆，也没有上枪头”，王汝林“仗着学过武术，一杆子刺过去。那个日本兵枪一猛拨，我一直手就脱手了”。 少林寺的代表器械就是棍，少林人用白蜡杆对拼日本刺刀，一出手就给拨脱手，因为武侠小说里的内功，大约也许很少有人精通——飞花摘叶可以伤人，你信吗？ 和国军相比，八路军在抗战期间拼刺刀的水平提高的极快，因为八路军特别喜欢实战学习，而且善待战俘。 日军非常的不讲理，不管什么原因与部队失去联系一星期以上的士兵归队即枪毙，因此1938年10月22日八路军总部决定：“今后，凡捉到俘虏，除特种人员劝其留在我方外，其余不论表现如何，一律尽量优待，并发到群众慰劳，给以很好影响，立即欢送，至多不超过三天。”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战俘呢？心战。 毛泽东说：“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战场上要杀死拿枪的野兽，然后驯化赤手的野兽变为人。 1937年11月3日夜，115师参谋长陈士榘指挥686团参加了广阳战斗，用刚刚学会的日语喊话“ 缴枪不杀，宽待日本俘虏！”，然后亲手抓获了日军第20师团第79联队辎重兵军曹加藤幸夫，这是八路军抓到的第一个日本俘虏。 广阳之战共抓了三个日本俘虏。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一共俘虏日军6213名，另有746名日军主动投诚，被俘和投诚的日军总数为6959名。 反过来讲，国军方就比较差劲。从1937年到抗战结束，国军3个战俘收容所关押的日军俘虏，包括1939年以前八路军转送的（1939年后八路军自己处理战俘不向国军转送）和日军家属、慰安妇、商人等非战斗人员共计大约1700名左右。此外，滇缅之战中，根据国民党方面公布的资料宣称：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共俘虏647名日军;湘西会战俘虏247名日军。 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总共为：2600人左右。 之所以出现这个差别，就在于国军把抗战当成单纯的军事斗争，既不知道唤醒自己的民众，也不知道改造日军。 积极改造战俘的八路军，利用战俘，积极学习日军的拼刺技术，即“东洋刺“，正规主力部队的官兵特别是老八路，都穿戴护具用木枪练，其技术提高很快，到了1941年，老八路们，同老鬼子拼刺刀时就算是一对一，也已经不相上下。若是遇到刚刚入伍技术不熟的小鬼子，就技术而言已经占据优势。 也就是说，从抗战开始，八路军的刺刀战术已经快速转变成日军模式，而国军仍然墨守成规。 有一个电视剧《历史的天空》，民间高手姜大牙参加抗战后非常迷信自己的大刀，结果与老红军窦玉泉拼刺刀是每战必败。 毛泽东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就是说落后的军队利用人民战争的正义性长期坚持并通过学习敌军战术和指挥的艺术而最终战胜敌人。 反过来讲，侵略军原本拥有的技术优势在战斗里因为暴露了技术而必然缓慢衰落——科技创新和训练创新永远追不上后进的积极学习。 《射雕英雄传》里洪七公和欧阳锋着火的大船上第一次恶斗，“洪七公另有一套丐帮为称镇帮之宝的‘打狗棒法’，变化精微奇妙，心想此时未落下风，却也不必便掏摸这份看家本领出来，免得他得窥棒法精要，明年华山二次论剑，便占不到出其不意之利。” 我们知道，抗战之初，日军战斗力非常明显超出国军，以方先觉的第10军绝对不可能抵挡日军的两个师团，到了1944年，第10军在衡阳的表现说明国日两军战斗力的巨大变化。 所以，国军在1944年的大溃败并不是战斗力不行和武器的问题，而是面对最终的必然胜利而不愿意牺牲。 大家都明白，即使日军彻底占领了整个中国，也绝对打不过美军，这些人并不想尽量减少日军对祖国的蹂躏而保留民族元气。 蒋介石不但没有制止这种不健康的思想，他还鼓励这种思想，于是就没完没了的溃败。 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蒋介石甚至以此为理由想把派出去的远征军抽调回来。蒋介石心里清楚，史迪威指挥的西线远征军，那可是国军的精锐部队，抽调回来，保存实力，坐等美国以及盟军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 代表美国利益的史迪威当然就急眼：我们出钱出枪的目的是让你们替我们打仗，你瞎操什么？ 蒋介石指挥的国内战场接连失败的时候，史迪威大肆指责蒋介石无能，并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对中国军队实行改革。史迪威通过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向蒋介石要求中国军队的全部指挥权。 面对投入和产出的极端不合比例，罗斯福总统认为很有必要调整中国战场的指挥体系，开始考虑让史迪威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为此，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并发电报给蒋介石：“鉴于中国战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请阁下把中国战区的军队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将军。” 看到这里，我们就多少理解一点汪精卫的选择，投靠日本是当汉奸，依靠美军抗战胜利难道就不是汉奸吗？ 一直到今天，战平的韩国还没有从美军手里收回韩军的指挥权，台湾那边，内政外交其实也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某种程度，他们也有傀儡的倾向。 接到罗斯福总统的电报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忧惶，未足吾危，面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万事皆在于已之尽力耳。” 蒋介石接受了罗斯福的安排，唯一的希望竟然是碰运气！ 这是蒋介石非常糊涂的一点，他竟然没有认识到国军的战斗力其实已经大幅度提高。 第10军意外在衡阳坚守不败，意外成为蒋介石和罗斯福讨价的筹码。在衡阳保卫战最为激烈的时候，美国不断催促蒋介石调包围共产党延安的50万大军，前去同日军决战。后来英国、苏联都向蒋介石施压，再三呼吁重庆出兵衡阳，蒋介石咬住牙就是不答应。美国人讲实惠，只顾眼前，既然方先觉能守住衡阳，就没有必要让史迪威和蒋介石撕破脸。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衡阳保卫已一月有余，此次衡阳之得失，其有关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 其实，衡阳之得失最大的关联是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权。 蒋介石对衡阳保卫战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他不可能抽调更多的部队去参战，以求从根本上解除衡阳之围；另一方面，他又企盼着这一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战事，能有一个非常体面的结局。 这家伙，最终的决定是让衡阳守军去碰运气。 仗打到这个时候，进攻衡阳的日军两个师团死伤达万人以上，阵亡联队长1名、大队长6名、几乎所有的中队长。防守方的中国军队的伤亡更是惨重的，不算牺牲的，伤员就达8000之多，弹药、粮食、医药都非常困难。 衡阳久攻不下，惊动了日本天皇和日军大本营，在日本中国派遣军严厉斥责下，横山勇又调派了58师团、13师团等2个主力师团，增援68、116师团。 集结4个师团进攻17600人守御的城市，在正面战场大约是唯一。 这时，第10军的有生力量已经基本消耗殆尽，轻伤员、马夫、伙夫统统上了火线。 仗打到这个程度，如果援军不到，如果日军不放弃进攻，衡阳的陷落仅仅是时间问题。 日军发动第三次攻击的时间是7月27日，第10军已经守了36天，主动撤出是合理的要求，谁都不可以批评他们。 城内的第10军打的苦不堪受，国民党的军委会在7月12日严令79军、62军火速增援衡阳，20日己打到衡阳郊外。攻城不下的横山勇立即停止对衡阳的总攻，转而全力阻击并反击中国援军，79军、62军被迫后撤。 这个时候的79军辖3个师，62军也辖3个师，无论是否满编，其兵力都远远超过第10军，他们如果也有不管不顾死拼的精神，就冲不破日军的阻拦？ 一句话，从蒋介石到援军，都在打姿态仗，相互糊弄着演戏——不能不打、不能真打。 坑苦了第10军的真正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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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41节 日军合4个师团之力对衡阳进行了第3次总攻，最后的血战到来了。 部下向军长方先觉提出了突围的建议，方拒绝了，说“我们突围出去了，剩下这8000伤兵怎么办，你们忍心丢下他们让日本鬼子屠杀，死，我们死在一块，要自杀，我先动手”。 方先觉明白，自己已经是被领导尤其薛岳舍弃的棋子，而自己不愿舍弃自己的部下。原因简单，自己和第10军虽然能战，但薛岳对自己必欲驱之而后快，自己之所以能够两度回任第10军的军长，全靠部下对薛岳的硬抗。他明白，自己这个军长，靠的是自己的血拼，更靠部下的血拼，只有血拼的战功才能抵住薛岳的别有用心。 援军迟迟不到，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蒋介石，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援军的不积极，而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战区薛岳的暗中捣蛋。 方先觉和薛岳这种公开别扭的关系，必然影响战区其他部队与方先觉第10军的关系，除非特别亲密的个人友谊，谁肯牺牲自己得罪薛岳呢？ 文革之后，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平反遇到相当的推诿——不是阻力是推诿。为什么呢？郑维山在打倒杨勇时态度非常的恶劣，据说打了耳光。文革结束，杨勇担任副总参谋长、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势头正猛后来进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关于郑维山的平反，杨勇并没有表态，也就是说，杨勇并不是阻力。问题就在于，他不表态别人仍然要考虑他的感受，别人犯不着为了郑维山惹杨勇不痛快。郑维山的老领导聂徐二帅都非常热心为郑维山平反，因为他们的位次太高可以不考虑杨勇的感受，但，到了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大家就不积极了，不是不支持平反而是借口不了解历史情况推诿。 假设，我家门口有两个商店，方方面面都差不多，可是呢，李家店的店主是我曾经的情敌而张家店的店主与我们没有恩怨。这样一来，凡是和我关系较亲密而和李家店关系一般的，一般就不会当我面买李家的商品。其实呢，我本人是无所谓的，因为李家是曾经的情敌，现在大家都有老婆孩子了，如果在意这陈年干醋，我就是不忌讳老婆的感受也不好意思让小孩子尴尬。问题是，朋友们不知道我的大度，最要命的是，我也不能解释，那叫越描越黑。 方先觉知道自己和第10军得罪了薛岳，也就被战区的其他部队孤立，要知道62军是正儿八经的粤军，与薛岳是情深意切的兄弟，他们会认真来救方先觉，扯淡呢？ 明明白白的方先觉知道，已经打的筋疲力尽的第10军能胜任长途突围的也不过几百人，那八千伤病员是无论如何带不走的。自己带领几百人放弃衡阳阵地、舍弃衷心拥护自己流血伤残的兄弟，即使能够突围，最终还能剩几个人？薛岳会怎样嘲讽自己？舆论会怎样评价自己？ 舍弃阵地，放弃兄弟，你算什么样的英雄？ 方先觉选择留在衡阳坚守是大有道理的。第一，即使城破身死，自己和第10军也可以是牺牲的英雄，日军的最终失败已经是定局，没有人能够否定自己的贡献。第二，即使城破身死，作为道义，自己对得起第10军的兄弟们。第三，伤病员在城内还有挣扎战斗的可能，出城必死无疑。第四，自己坚守衡阳已经36天之久，无论薛岳多么心怀叵测，过长的时间也让他没有推诿的余地，援军有上来的可能，也有上不来的可能。 从7月27日继续打，竟然坚持到8月8日。 方先觉真是一个防守专家。这个时候，第10军与下属各部的通讯联络电话线都被日军飞机、重炮炸断，已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各部处于各自为战状态，衡阳的陷落己是时间问题了。 方先觉向最高军事委员会发出最后一电：“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效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蒋介石接到这封电报，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悲痛之切，实为前所未有也。” 难道真的不能解救吗？ 最后一电发出后，第10军各师师长回到第一线，同残存的士兵及伤员一道，能坚持多久就算多久。 这时，天马山第9团副团长周祥符，在阵地上挂上白旗，采取这个诈术，把伤员从阵地上撤下来。日军竟然默许了。 方先觉从天马山的白旗事件中，看到了一丝希望。他派军部副官处长张广宽去和日军接洽，以行缓兵之计。同时命令周庆祥组织兵力，作好突围准备，为第10师保留些力量。反正自己不走就行了。 方先觉的谋划比日军识破，鉴于第10军没有反击的力量，方先觉打算自杀，被副官和一名团长制止了。 方先觉的自杀，其实是对局面的准确把握。从感情讲，不能丢下几千伤员而突围，从理智讲，集结能战的几百人突围是最优的选择，理与情的对夹，自己走投无路，如果自己死了，群龙无首的兄弟们就可以舍弃道义的沉重包袱选择自己的归属。 就在这时，第3师师长周庆祥进来报告说：“军长，我已以你名义下令挂白旗了。” 你让方先觉怎么办？ 他之所以选择自杀是为了给部下充分的自我选择，或者突围，或者死守，或者投降。 现在，他的一个师长已经选择用他的名义投降。他可以选择拒绝乃至于枪毙周庆祥，那么，也就堵住投降求生的选择，而只剩下突围或者死守的死亡。 问题是，如果他如此选择，周庆祥就成了汉奸而自己大义凛然。 那么，第10军在最后的关头兄弟们竟然分道扬镳了。 罢了，大难来临与其各自飞倒不如抱团取暖生死以共。 既然兄弟们选择了追随，我就承担汉奸的罪名给你们一个活着的选择。 方先觉说：“那只有这样了，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是国家不要我们。” 方先觉说的太对了，蒋介石和薛岳绝对有力量增援，也绝对可以救出第10军。之所以选择不救，薛岳可能是借日军的手铲除不听话的部下，蒋介石可能是任由日军横行而保全实力——无所谓，你有能耐你就继续进攻，反正美国大兵很快就抄你的老巢了。 方先觉的投降条件：要求保留第10军建制；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要求日军立即停火；要求日军派飞机送方先觉到南京见汪精卫。 最后一个条件，去南京见汪精卫，说明黄埔将士方先觉对校长已经寒冷彻骨。 8月8日，方先觉和第10军放下武器宣布投降，长达47天的衡阳保卫战落下了帷幕。 衡阳保卫战，第10军以最多不过17600人的弱旅对抗日军4个师团80000余人，历时47天，致使日军伤亡军官798人，士兵29000余人。 衡阳保卫战，是正面战场抗战最光辉的一页。其辉煌并不仅仅是军事意义，更在于其精神意义。衡阳保卫战，确凿的证明经过血雨腥风的洗礼，中国军队，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战斗力都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已经有了和日军单独对决的能力。 衡阳保卫战恶战之际，敌后战场的沁源围困战持续展开。 1942年10月，日军3万人分7路对太岳根据地北部地区进行“扫荡”，并修筑安泽至沁源、沁县至沁源、临汾至屯留公路。日军合围我军主力企图落空后，主力撤离，但留置第69师的伊藤大队500人及部分伪军，据守沁源县城及周围阎寨、中峪店、交口等11个据点，企图分割太岳抗日根据地。 关家垴之战证明，一直到抗战中期，日军在敌后战场仍然拥有强大的兵器优势、单兵训练优势和战术优势。然而，冈崎大队最终的撤离说明群众战争的汪洋大海具有巨大的威力。 相对于冈崎大队在关家垴，伊藤大队500人据守沁源县城拥有更大的优势。 沁源位于八路军太岳根据地腹地，是太岳军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日军占领沁源，对太岳军区威胁极大。 可是，关家垴之战的经验证明，八路军如果强攻沁源的日军一个大队和相当伪军，必须集结万人以上的主力。人少打不下，麻烦的是，主力猬集恶战正酣，拥有机械化优势的日军主力就可以捕捉八路军主力。 你打不行，不打也不行。 沁源，成了卡在嗓子里的一根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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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42节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太岳区委和八路军第129师太岳军区决定，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打破日军的企图。 我知道，你想叼出我的主力。那么，我就用群众战争的汪洋大海困死你。 怎样困敌呢？1，动员从日军侵占的11个据点内转移出来的居民，以及离日军据点5公里以内和运输线2～3公里以内村庄的居民全部迁出疏散，实行空舍清野，先后转移出来的群众达1.5万多人，使日伪军无法就地取给，难以组织伪“维持会”。2，决死第1旅以第38团和第25、第59团各一部为骨干，与县、区地方武装和民兵相结合，组成13个游击集团，在日军据点周围，广泛开展麻雀战、狙击战、地雷战、伏击战和破击战，昼夜袭扰，破坏交通，阻挠补给。 简单的说，努力让你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努力让你得不到一粒米，努力让你的补给全部来自自己，而且弄得你的运输线时断时续。 这样一来，战斗的打法就演变成了拼物资消耗和群众基础。 日军的艰难在于，一个大队守城是没有问题的，集结在一起脱离城防外出“扫荡”也是可以的，但，绝对不敢分兵远离城池。 既然等不来八路军的主力，就只能熬。 1943年1月19日，日军派沁县的第36师斋藤大队换防沁源的伊藤大队。 到了1943年的8月，日军又换来了第36师团鹿野大队。这部队是从胶济线独混第6旅团转来山西战场的。1944年8月，也就是方先觉的第10军最终在衡阳投降的那个月，日军又调来独立步兵第14旅团第244大队换防。 我非常吃力的网络材料，找不到独立步兵第14旅团第244大队的大队长的名字。 也就是说，从1942年11月到1944年8月，日军在沁源防守的部队，先后是第69师的伊藤大队、第36师斋藤大队、第36师团鹿野大队和独立步兵第14旅团第244大队。 这种换防，说明孤立于太岳根据地内部的日军被八路军的游击战挤兑的非常的苦，兵员损失、供应困难。 仗，打到这个程度，日军的高层早就明白沁源围困战的特殊含义——拼消耗、熬耐力。 一旦日军供应不能支持沁源的坚守，也就宣布日军一个大队外加部分伪军不能坚持一个县城，也就宣布日军在敌后战场的全面崩溃。 双方，咬住牙坚持。 沁源的军民，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全县无一村建立伪“维持会”，无一人投降。被围日军3次收缩阵地，被迫龟缩在约0.1平方公里的山头上。最后，不得不于1945年4月11日，在驻沁县日军千余人的接应逃离。 为了围困日军，沁源人彻底毁灭了家乡历史文化建筑、牺牲了近八分之一的生命，以883天永不妥协的围困和艰苦卓绝的坚忍，大小战斗2730余次，毙伤日伪军4200余人，最终，驱逐日本帝国主义逃离沁源。 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因为缺少重武器，因为单兵战斗力抵不过日军，所以，选择了长围久困这种非常怪异的打法。 可是，这种打法对于日军是非常悲催的，他不同于正面战场的你进我退，这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民族是正义的自我保卫，巨多的民众拿起刀枪选择了牺牲，但，像沁源民众这样以围困就可以逼走强盗，还真实的罕见。这说明，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搞建设、训练军队，而是整合、训练民众，实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 1944年8月，敌后战场的第36师团鹿野大队在沁源焦头烂额不能坚持而换上了独立步兵第14旅团第244大队。正面战场的第11军横山勇集结4个师团80000人强攻衡阳47天才勉强得手。这说明，日军的战斗力下滑的太厉害了。 日军战斗力的下滑，其实给蒋介石一个巨大的政治机会。以第10军在衡阳恶斗日军4个师团的状态，如果国军众志成城的死掐和反攻，即使不能快速将日军驱除祖国大陆，蒋介石一定能够光复大片大片的国土，其威信也必然更高。 请注意，我对国共日等3方单纯的军队战斗力的排序是两个阶段：1，抗战初期，同等兵员的建制部队，日军战斗力巨超过中国军队，八路军以战斗意志相对优势于国军；2、抗战后期，国军战斗力已经相当于甚至于超过日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反而弱于日军和国军，这一点在解放战争初期表现的非常明显，八路军的顶尖部队东野一纵是绝对打不过国军的新一军的，至于华东方面，5个主力纵队才能够围歼国军一个74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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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43节 一场抗战打下来，国共军队战斗力为什么出现了明显的互换呢？ 简单。1，解放军的武器和国军相比有太明显的差距，这个差距相比红军时期更加明显，特别是美械装备的归国远征军武器太先进了；2，解放战争时期美军对国军的帮助非常的巨大，飞机军舰帮助运送兵力，解放战争期间，国军经常空投建制军队，王耀武守济南期间老蒋还空投了军队，这个在红军时期是没有的；3，和国军基本以老部队扩展相比，八年抗战，八路军和新四军扩展了大约20倍，这扩展，有一些是老部队骨干培养新兵，有相当部队的主体其实没有红军基础的“纯八路”，比如，山东的山东纵队基本就没有红军基础，宋邓纵队撤离后冀热辽根据地仅仅有极少的一点在晋察冀扩展的骨干部队。 和八路军相比，国军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源，这个资源不是指兵员而是指干部培养。 很多果粉有一个非常搞笑的论调：国军在抗战里牺牲太多，所以，抗战后就打不过共军。 二战，谁的牺牲少？ 太扯淡了。 抗战爆发初期，八路军大约4.5万，新四军1万略多，加上陕南红军、陕甘宁留守而没有编入八路军序列的红军以及陕甘宁的机关——比如，抗大的学员——中共的力量大约在7万左右。这个时候的国军，正规部队大约在200万以上，还有巨多的警宪特民团等武装力量，考虑到我们所讲的共产党的力量包含林伯渠、董必武这样的老同志和文工团，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我们算上国民党的党务机关和政府系统，国民党的力量将更加强大。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国军的正规部队是430万人，共产党的正规部队大约是120万人。 即使按照最积极的估计，7万左右老红军，经过8年扩展成120万军队，考虑到老红军在抗战其间巨大的牺牲——关家垴大战损失了巨多的老红军，平型关一战损失600人左右——我们可以确定无疑的讲，抗战胜利后共军部队的战斗骨干和主体力量是抗战时期新扩的力量，老红军大多是领导岗位或者种子。 说的直白一点，解放战争开打的时候，解放军没有多少红军时期的老兵。 国军在抗战当然也有巨大的牺牲，考虑到抗战结束其兵力远远超出抗战之前，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无疑的讲，抗战胜利后国军部队的战斗骨干和主体力量也是抗战时期新扩的兵。 有些朋友可能说，这对等呀。当然不对等呀，国军仅仅扩展到两倍而八路军扩展到接近20倍，国军部队里新兵比例大幅度少于八路军，比如，名震天下的铁道游击队，有老红军吗？ 解放战争开打的时候，国军部队430玩，里头有大批的改编的伪军。 据统计，抗战胜利时伪军计有7个方面军、1个集团军、24个军、64个师、13个独立旅，以及其他单位134个，兵力高达118.6万余人（前述统计不含伪满军）。对于这些伪军，国府制定了三个大的收编原则，即：“一、对伪杂军应于点编后逐次设法解散或缩小组织并收缴武器；二、于点编后对志愿而确有生产可就者，准照旧给予发给一个薪饷资遣；三、人数超过枪数之部队，按其实有枪数编成。” 在“汰弱留强”的原则下，各伪军实力派被国民政府统编为10个路、8个军（初期编为28个军）、2个骑兵集团、107个师（其中第79师—第107师番号为东北地区的游杂土匪武装所用），以及一些其他名目的部队（如南京先遣军、广州先遣军等），计68.3569万人（不含东北地区的武装）。 伪军的战斗力当然抵不过国军，也抵不过日军，也抵不过八路军的建制部队，但，一对一，战斗力是高于游击队的。 也就是说，抗战结束，蒋介石一下子接受了68万多配备完整武器的伪军。 抗战结束，伪军必须另投主子，就意识形态和生活习惯而言，伪军更适合国军，因为伪军和国军斗属于就军队体系，而且，大陆时期的国军大多是军阀，即使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带有乱七八糟的派系倾轧特点。旧军队投靠旧军队，非常容易因为派系倾轧而产生矛盾。旧军队加入共军，派系的矛盾倒不是最麻烦，最艰难的是革命精神的洗礼。 我们看革命战争时期国军起义加入共军，往往出现大规模的叛跑，就是大军南下已经到达湖南，陈明仁起义的部队仍然出现大面积的叛跑。要知道这个时候，国军在大陆的失败已经定局，叛跑能有多大的前程？其关键就是解放军的军纪太严且强调献身精神，老兵油子往往拒绝改造。我们看电视剧《亮剑》里黑风寨谢宝庆，虽然是土匪可积极抗日，这家伙还比较有政治眼光就投奔了八路军，最终呢，他的二当家等干部因为担忧八路军的清苦而惹了事情。 68万伪军改编的建制部队，定多少解放军的战斗力？ 八路军的游击队的战斗意志远远超过伪军这种不要脸的军队，艰难环境的生存能力也远远超过伪军，可是，游击队打大仗是需要集结训练的。 我打一个比喻，落后乡村服务的乡医，学历不高医术也一般，在没有仪器的窘境里今儿胃疼明儿小孩发烧，他们治不了大病，依托经验也能救死扶伤——也难免误诊、也难免拖延——他们要进步为大医院的专科医生是非常吃力的，可是，名牌院校的大医生比乡医当然牛，可，他们要胜任乡医真的需要经验的积累。 再一个比喻。幼儿园的阿姨要教大学，一般需要恶补知识，特别是写大论文的能力——扯咸淡的东东肯定不行——可，幼教系列的大学教授教幼儿园，也需要时间适应。 游击队，正如乡医，正如幼儿园的阿姨，要去大医院工作、大学工作，是需要提升的。 从游击队向野战军转变是需要时间和训练的。 电视剧《亮剑》，李云龙要给赵家峪老百姓报仇并救新婚老婆，一冲动就攻打平安县城。 李云龙攻打平安县城，有3个特点。1、他不知道自己的团分散游击后发展到多少部队，李云龙也并不知道下达集结令之前自己的部队到底发展到什么规模，也就是说，集结来攻打平安县城的部队是最标准的游击队集合体。2、李云龙在进攻平安县城之前既没有向旅部或者军区请示，也没有通报友邻部队协助，这种想干就干的打法是最标准的游击作风——打游击是见便宜就上得空就溜，哪有时间向上级请示，而且，有没有手机这种便捷通讯设备。3、李云龙攻打平安县城，并没有统筹指挥，大体是一窝蜂的乱斗。 请注意，攻打县城是技术活，大体的打法是：1、长围久困，比如东野围困长春；2、调敌出城；3、强攻类型的架云梯爬城；4、强攻类型的挖壕炸城门或者城墙；5、强攻类型的正面破城门或城墙，也就火炮或者用炸药包什么的正面破城门或城墙；6、空降进城——《射雕英雄传》里郭靖、黄蓉受欧阳锋空降的启发，搞了一次空降进城搞内外夹攻。 也许还有另外的打法，比如原子弹直接轰光。 反正，不管什么样的选择，攻城这玩意是要讲究技巧的。 从剧情看，李云龙进攻县城选的是强攻类型的架云梯爬城，在日军重机枪扫射下，八路军一片一片的倒下。 强攻类型的架云梯爬城，前提必须是强大的火力压制。 在这个时候，剧情出现了一个非常扯淡的故事，李云龙命令二营长拉上了意大利炮，最终是炮轰破城楼。 我之所以说扯淡，是因为这个时候的李云龙分散军队搞游击，就是团部都不能正面坚持，分散的游击队就是能够缴获日军的意大利炮——从剧情看那个炮非常的巨大——一般也是毁掉，因为环境不允许。 拉着大炮搞游击，你信吗？ 李云龙的部队，其实是游击队的集合体，不经过大兵团的锻炼是不能打打仗的。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 》里有一些很重要的关于游击队向野战军转变的文字：（关于上党战役）“阎锡山进攻上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我们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从编制上讲，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拚了一次，一拚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 琢磨邓小平回忆里的信息，抗战刚结束，刘邓部队“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和“高树勋的新八军”的基础都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国军里属于编制、装备较弱的杂牌军，邓小平评价战斗力“都是强的”和“也有战斗力呀！” 从邓小平的回忆看，《亮剑》里李云龙一个团竟然那样兵强马壮，压根就是瞎编。有些朋友可能说，八路军过河的时候有几个 “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呀！可是，八路军初编的那几个团，或者分解扩编了，或者大批调出干部，所以，编制也不充分完整。 陈锡联的部队“在马头镇拚了一次”，也就是硬顶了一仗，“一拚就是几百人伤亡”。 邓小平非常实事求是的讲，（如果没有）“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 这话直白的讲，就是国军的战斗力非常的强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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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44节 邓小平这个回忆，和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的优秀表现相结合，证明国军战斗力在抗战后期整体进步非常的快而八路军进步并不快。 那么，日军战斗力呢？1945年5月初，德国无条件投降后，为了备战苏联红军，日本关东军重新扩充力量，将在东北的25万退伍军人重新征集，并编成8个师团、7个混成旅团、1个坦克兵团和5个炮兵联队，作为临时部署兵力的补充。经过迅速补充，关东军兵力一举达到24个师团，约70万人。关东军兵力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的膨胀，武器装备和战斗素养仅仅相当于以前的8个半师团。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军宣战后，150万红军固然对关东军拥有兵员优势，可是，关东军压根就没打出像样的阻击战。8月19日中午，经过谈判，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向苏军代表交出了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宣布自己和部属成为苏军俘虏。 70余万关东军，仅仅有效抵抗了11天，就宣告完蛋。此次战役中，关东军损失约67.7万人，其中8.3万人被击毙，59.4万人投降，而苏军仅伤亡3.2万人。 二战后期，苏联红军确实是越打越强，攻克了柏林、占领了东北，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柏林战役，苏军投入大约是250万，德军大约是80万，双方从1945年4月16日开打，到5月8日德军投降。德军防守柏林的军队也已经是增补过的部队。 苏联红军进攻柏林的兵力相当于德军大约是3倍，进攻东北的军队相当于关东军约2倍——我们可以考虑出兵东北的时候欧洲战场已经结束，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都是精锐，不过呢，毕竟少了100万。德军在柏林坚持了23天而日军仅仅坚持了11天，在柏林战役里苏军阵亡8万受伤27万，可，70万多日军仅仅让苏联红军伤亡合计3.2万人。 对比，太鲜明了。 1939年苏军和日军的诺门坎战役，打的有些乱。就现在得到的材料看，就双方投入的兵力看，就双方的损失看，大体是相当的。 东北大战的时候，苏联虽然已经在欧洲胜利，也已经累的半死不活，和日军相比有武器的优势，可，日军的武器也并不绝对落后，而且，红军出兵东北毕竟是客军作战而日军是打防守。红军和日军的相互算计时间已经很久，日军在东北修建了大量的军事堡垒。我们知道，如果军事力量相当，不考虑战斗意志，因为防守方拥有堡垒优势，进攻方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比如，《亮剑》里李云龙进攻平安县城，如果没有那个所谓的意大利炮，就架梯子攻城这个模式，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牺牲才能够爬城成功呢？ 从诺门坎战役到苏联红军进攻关东军的对比看，经过抗日战争的损耗，同等建制的日军的战斗力下降的非常明显。 从藤县战斗到衡阳保卫战看，相较于国军，日军的战斗力也有急剧的下滑。 从关家垴战斗到沁源围城，证明急剧扩展的八路军还不具备强攻坚城的战斗力，要打大仗还需要锤炼。 同样，从沁源围城最终胜利和方先觉在衡阳坚守47天而日军以多攻少竟然伤亡非常巨大——8万人拥有飞机、利炮、装甲车绝对可以冲抵17600人据守的城池。 事实上，在这之前1942年，日军已经否了一个大规模的对华作战方案，这便是日本陆军制订的5号作战（也曾被编为51号作战）。这次作战预定1942年秋实施，目标在于直逼重庆，迫使中国屈服。但是，该计划策定之后不久，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便迭遭重创，经过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两场血战，盟军从战略守势开始转入战略攻势。海陆两线同时开战和资源不足的恶果开始展现，兵力的捉襟见肘迫使日军暂时叫停对中国的战略进攻。 那么，在太平洋战场局势更加不利的情况下，日军为什么发动比五号作战规模更为庞大的一号作战呢？ 其实是两个原因。1、摧毁和占领盟军在中国华中、华南地区的各个航空基地。此前，美国在华空军指挥官陈纳德提出，盟军可以通过中国的基地实施对日战略轰炸，达到迫使日本投降的目的。这一作战方案得到中国方面的有力支持。在1942年到1943年间，中国成为对日战略轰炸的重要后方，从衡阳，全州，株洲等地起飞的盟军重型轰炸机频频飞临日本本土和伪满洲国，日占台湾等地，对日本的军事和工业，民用目标实施打击，给日方带来了巨大损失。战后，军史学家评价盟军战胜日本主要依靠战略轰炸、越岛进攻和潜艇封锁三大法宝。2、打通平汉线和粤汉线，为日军获得一条纵贯南北的“大陆交通线”，以便通过中南半岛和南海与被切断的南洋日军建立新的联系，所以，一号作战的成败不仅决定着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态势，而且也决定着南洋数十万日军的生死。故此，在日军的资料中，将“一号作战”称为“起死回生之战”。 为发起这次战役，日军集结了18个师团又6个独立混成旅团，其中包括日军视若珍宝的第3坦克师团。日军直接投入兵力超过40万人，加上辅助人员则超过70万，并动用大量技术兵器。 兵力已经紧张的日军被迫在国内征集新兵。 不过，在这场作战中，日军的表现极为疯狂，从市民中征召的“二等兵”或“三等兵”斗志顽强凶狠，表现出了与日军职业老兵几乎同样的战斗力。 为什么呢？日本这个民族，有巨强的危机意识，他们内部也有争论，对利益也有争夺，但，有巨强的自我牺牲精神。二战期间，日本竟然有自觉自愿为军队献身的现象，这个确实特殊。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军斗过清军、俄军、德军、国军和共军、苏联红军，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和美英澳等盟国的军队恶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军基本是赢得战争的胜利，国家力量的扩展固然是为资本家挣得财富，不过，实事求是的讲，战胜国的底层民众也获得一点残渣改善一下下生活。如果日本战败，很多老百姓的生活也不会因为战败而提高，有些人选择了死拼。 因为宋徽宗腐朽混乱的管理，汉人生活比较痛苦，于是方腊起义，于是有了一部《水浒传》。然后，金军南下而宋室南渡，昏庸的徽钦二帝和他们的家人痛苦而屈辱的苟延残喘乃至于死去，可是，有无数的老百姓被连累而乱离人不如太平犬。 我们必须承认——虽然雨花石是一个非常强调阶级利益的人——这个世界的利益争夺，首先是以国家为单元。比如，今日任何国家都有内部利益矛盾，可，绝大多数人生活的进步得益于民族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直接得益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蒋介石这人在政治上的崛起确实与日本方面的帮助有关，从阶级层面讲，全世界的有产阶级是一家，所以，蒋介石亲近日本军国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日本鬼子因为利益，炸死了张作霖、赶跑了张学良，说明，有产阶级内部的争夺也是残酷无比，也是要死人的。 1916年7越25日，毛泽东分析亚太形势，预测:中日之间20年内必有一战。 毛泽东的这个分析的主要依据大体是中日两国的地缘政治决定了必定是死敌。 19世纪末期，伴随着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西太平沿岸的国家大多成了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在当时的世界强国里，日本地域面积狭小而资源短缺，这一点倒是与英国相类似，区别点在于日本是世界舞台上后来者，势力范围比较狭小，要和西方列强争夺国际市场，除了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就只能欺负国际帝国主义共同的半殖民地中国。 问题是，中国太大了，人口也太多了，是列强共同利益的半殖民地，日本要想吞掉中国就一定侵犯美英等国的利益，中国是可以远交近攻和日本挣扎求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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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45节 社会财富的分配，大体是三种模式：1、“损不足以补有余”的阶级压迫；2、“损有余以补不足”的按需分配，也就是共产主义追求；3、“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按劳分配。 古代社会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分配大体上“损不足以补有余”的阶级压迫，奴隶时代的斯巴达克、封建时代的杨白劳、资本主义时代的今日，财富都是愈来愈集中。 “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社会制度，主要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当然，就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追求而言，按需分配的调剂方向是“损有余以补不足”。 在二者之外，还有一种“开明管理”，大体上就是政府强力调节分配，比如孙中山提出的“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事实上，蒋介石在台湾也是先搞土改后搞社会建设，罗斯福的新政也是强力调节社会分配。 我们看现代发达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社会财富强力调节而不是完整意义的“自由市场”式的分配。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自由市场残酷执行市场法则非常拉大贫富差距，一个可能是弱势底层无以为生挣扎在温饱线，一个可能是相当民众因为贫困而无法给予子女相当的教育，于是，造成劳动者整体素质低下不能胜任社会生产的科技需要。 嘛意思呢？就是掌握社会财富调节权力的集团为了整个社会的进步需要和自己的更大利益而将自己合法获得的一部分利益归还给底层民众。 比如，古代中国并没有像斯巴达克那样波澜壮阔的奴隶暴动，井田制最终演变成封建的佃农制，其关键不是底层民众的抗争而是佃农制和自耕农制度可以更加有效调到劳动者的积极性，更加有利于上层的利益剥夺。 同样的道理，今天许多私营单位经常对员工搞能力培训甚至于学历培训，目的就是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创造更大的效益。 这一点，一个非常典型的历史事件就是罗斯福新政，其对于工人阶级的让步是为了渡过经济危机。 也就说，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并不是真正的“多劳多得”而是“政府强力调节”。比如，中国大陆民间传统的“父死子继理所当然”的财产继承而没有“遗产税”，同样，中国大陆现在也没有实施房产税。我看网上一些人抵触房产税，我身边一些工薪阶层竟然也抵触房产税，我感觉非常搞笑。政府要运作就一定收税，这个税收不管以什么名义出现最终一定落实到老百姓身上，所以，税收越简明对底层民众就越有利。在所有财产中，房产是最严格的物化存在，而且，房产最能体现财富的占有程度。也就是说，如果政府以房产的多少纳税，就相当于“杀富济贫”。底层民众之所以反对，暗含的理由是我辛辛苦苦才弄了一个借贷的房，你还要收税，这太不公平了。这样的朋友忽略了一个要命的大前提，政府要管理是一定要收税的，比如军费开支，而这个税收最终是要转嫁给全体国民的，在转嫁过程里，有权者、有财富者是有操作空间的，相对而言，“房产税”和“遗产税”最具有“杀富济贫”的性质。 中国民众之所以对“房产税”和“遗产税”比较抵制，是因为我们是从漫长的封建社会直接过渡为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土地税”和“纳公粮”之外的税收非常的不熟悉，每当政府开征新的税种就比较抵制，最搞笑的是贫穷者反而被煽动的比较激烈。 很多人非常抵制的一点是，你政府凭什么收税呢？政府是一定要收钱的，否则就没法运营，而且，伴随管理成本的增加，政府还必须增加经费的总量。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这两天就关门了。 有些朋友可能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现代社会为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几乎都有一些“强力开明调节”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可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就是非常赤裸裸的竞争和压榨，除非有特殊的战略目的，一般是没有财富的“开明调节”的。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了开发中国的西部，政府可以调节使用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缴纳的税收，但，中国的对外政策就是竞争关系。 类比到抗战后期，中国版图内，其实是五股力量在争夺，明面的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侵略者，背后的美国和苏联。如果从民族利益而论，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家人，日本、美国、苏联在中国的存在，究根就底的讲，他们是利益觊觎者或者侵略者。如果从阶级利益讲，美国、日本、国民党代表有产阶级，苏联和中共代表无产阶级。如果从二战的阵营划分，美国、苏联、国民党、共产党是反法西斯阵营，日本是轴心国集团。 抗战后期，因为日军战斗力的急剧下滑和盟军已经开始反攻，盟军的胜利已经铁定无疑。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有两种选择。1、团结中共、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反攻，沉重打击日军，尽最大限度压抑日本战后复兴的可能，为中国借战胜国的权益实现民族复兴长远布局。2、保存国民党的军事实力，为战后与共产党争夺政权长远布局。 从衡阳保卫战的实践看，方先觉竟然能够以一个“杂编”军竟然坚守47军对战日军的第11军，蒋介石完全可以集结力量复制“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1938年，李宗仁就是以坚守台儿庄为中心完成对日军的合围反攻。 如果蒋介石集结力量反攻衡阳解救方先觉，国军就有了坚守而援救必来的敢战底气，国民党也就有了凝结民心的核心，也就摆脱了小政治视野的短板。 方先觉仅仅一个军就坚守衡阳47天，对于国军抗战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战例。方先觉在衡阳的恶战不但得到中国方面的欢呼，也得到他的对手横山勇、岩永旺的尊敬。衡阳战事结束后，日军感佩第10军的忠勇，果然信守约定，没有泄愤屠杀投降的官兵和伤员。日本方面将第10军改为”先和军”，仍以方先觉为军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分任师长，各级军官也都是旧部。 这是日军难得的一次宽厚对待俘虏，然而，第10军的俘虏们，在战火停止后，能活着俘虏们一波一波的跑了，然后，第10军主要将领陆续逃脱。方先觉在军统特工的安排下，也逃回重庆。回到重庆后先后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他们的事迹被政府和媒体多方报道，战败的阴云被光辉的形象所取代。1944年12月27日，以第10军的残部官兵为基础，国军重建了第10军。 然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然后迎来了国军的整编，于是，第10军改编成了赵锡田的整3师。 八年抗战，国军征发巨大的人力，付出巨大的人员伤亡，支出巨大的军费，国家元气大伤。1944年12月底，国军陆军兵额约600万，到1945年底，缩编为89个军，两个骑兵军，253个步兵师，共约400万。其中杂牌军有200多万。 所以，抗战胜利后，就宏观看，铸剑为犁，军队复员减轻民众负担和国家财政的重荷，是符合国情需要和民众愿望的。 有材料说，抗战胜利，国军总兵力是524万多。 抗战胜利，国内外舆论都关注中国的国共关系，围绕着受降，国共已经爆发冲突，内战更有蔓延全国之势。 国共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不仅仅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因为美国和苏联在中国的争夺，美国总统杜鲁门担忧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将会导致美苏分别支持一方，而恶化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于是派遣马歇尔来华调处，共商“建国”。 中共方面反映非常的快。1945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停止内战、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主张。周恩来的主张，得到了各政党和社会人士的响应。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抵达中国，先后拜访蒋介石和周恩来，奔走调处。1946年1月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与国民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商谈拟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三项，除同意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外，并规定国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组成一个小组，后定名为三人会议，负责商定停止国共冲突、恢复交通、接受日伪投降和遣送日俘等办法。 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和军事问题案均强调了“军队属于国家”这一原则，希望透过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途径能使中国和平统一。 马歇尔把美国党政分开、军政分离的理想引入中国。他不断向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传达一个讯息：“我们美国最反对党政不分，军人干政。”中国应该遵循西方传统，建立一支国家的、不干预政治的军队；用以作为一支民主的军队，而不是争权的工具，更不应成为独裁者的武器。 马歇尔根据政协通过的议案，草拟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以下简称为《整军方案》），提交由他和周恩来、张治中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会议讨论，逐条通过。 马歇尔主导的这个整军方案，大体是3个方面。 1、中国陆军应编成野战部队及后勤部队。野战部队应包括由三个师组成之各军，再加不超过总兵力百分之二十之直属部队。各军军长应经由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至各条款所定复员时期结束之时，作战部队应有二十个军，包括六十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六十个师中二十个师应由共产党领导。 2、中国空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报告于最高统帅。空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使受飞行、机械及行政之训练，其比率至少占实力百分之三十。 3、中国海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报告于最高统帅。中国海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实力百分之三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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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46节 这个？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来讲，太恐怖了，太不可思议了。抗战胜利国军的兵力有许多版本，524万是其中之一，共产党军事力量不算民兵的脱产军人大约是120万，国军力量大约是共军的4.3倍以上。马歇尔的整军方案给予国军的陆军编制是共军的2倍。仅仅陆军而言，这个方案共军就已经非常的得利，马歇尔竟然还给中共百分之三十的海、空军配额，要知道中共当时也许有渔船和水上游击队，海军是一定没有的，空军是绝对没有的。 估计，这种提案，国共双方都瞠目结舌的很。 而且，草案主张甘、陕、宁、绥、晋、豫各省民团皆由国共各派二人共同处理，蒋介石认为过份偏袒中共，十分愤慨。到《整军方案》获致协议，正式签订公布，蒋介石再详细研究条文，认为不妥之处甚多，大骂张治中误事。蒋说：“整编时期定为一年半，乃全照共党之意见而定，又华北五省，政府只可驻七个军，而中共反可驻四个军，初尚以为只限于冀鲁两省，殊不料其所谈者系指华北五省也，甚矣！文白之足以误事也。” 不过，政协会议已开，《整军方案》已签，蒋介石也只有对方案搞技巧性处理了。 我们知道，蒋介石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家伙，对于什么规则是不那么墨守成规的，那么，他为什么还搞什么军队整编呢？ 大陆时期，国民党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请注意，这里的“内战”不是我们一般意义的国共内战而是指国民党新旧军阀之间的内战和国民党内部的党争，这里的“外战”也不是我们理解的抗日的民族解放战争，而是指与国民党之外的力量，也就是说，蒋介石和日军侵略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斗争都是比较差劲的。 蒋介石的这一比较特别的风格，一直影响到台湾时代。我们看两蒋父子，在台湾搞建设是比较优秀的，对于国民党内部的异己力量的管控也是马马虎虎的，可是，外战就比较的差劲，基本是一泻千里。 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一面盯着共产党，另一面盯着国民党内的各路军阀，蒋介石积极裁军的目的是铲除党内的杂牌军。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系统的军阀暂停内斗，推戴蒋介石为领袖，团结抗战。可是，蒋介石并没改变其对杂牌部队的敌视态度，采取借刀杀人的手段，不断找机会消灭杂牌部队，杂牌部队也都是人精，一个一个小心谨慎，力图自保。 我们一般人研究历史只看到国共之争的主轴，其实，对于蒋介石来讲，最大的威胁不但不是日军，也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内的杂牌。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和杂牌部队问题重新成为缠绕蒋介石心头的两件大事。李宗仁、阎锡山、龙云、冯玉祥等军事集团对蒋介石的威胁其实在中共之上。共产党是蒋介石的外部敌人，大家斗智斗勇，来自内部的威胁其实更加要命。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恶化时，美国曾考虑找龙云或李济深取代蒋介石的地位。蒋介石明白到杂牌军在一场外国力量支持的政变，便可以轻易推翻他；而中共领导武装革命来推翻他，非血战数年不可，且成败尚是未知之数。 蒋介石的计划是先清除国民党内的异己，才调转枪头对付中共。 1945年的国共之争，已不单纯是中国的内政，而是美苏关注的国际问题——正如今天的叙利亚之争和南北朝鲜的争斗，他更多的是国际矛盾。蒋介石与中共重庆谈判是有双重目的，若毛泽东不来，就可以宣传是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就可以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和杂牌部队，在和平气氛之下，整编不了共军，也可以整编杂牌军。蒋介石利用毛泽东飞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烟幕，在1945年的10月3日派杜聿明在昆明突然出手挑落了抗战有功的军阀龙云。 其实，蒋介石派高树勋等部前往刘伯承的解放区受降，也是一石二鸟借刀杀人，洞悉蒋介石奸计的高树勋选择了率部起义。 抗战胜利初期的国军的杂牌军真的很艰难，蒋介石背后面有美国的支持，地方军阀是争不过蒋介石的，最要命的是投奔共产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第一个麻烦是共产党在国共之争里是否最终胜利，第二个是军阀部队加入共军是要脱胎换骨的改造，个人的生活质量要下降而且还有一个小老婆问题不好处理。 解放战争后期起义的吴化文有4个大小老婆，据女儿范之俐说，1949年12月起义的范绍增有7个大小老婆。 说实在话，舍弃名位和财富，就已经考验人性的非常厉害了，竟然还需要将大部分女人开除，这个就太考验了，因为可能许多女人都生养了孩子。 这些军阀，在国共之争没有确定走向之前，就只能苦苦挣扎而已并不敢正面对抗蒋介石。 《整军方案》签署后，蒋介石迅速进行整编复员，拟定保留军队的表册，和最初两个月部队复员的次序，并将表册送达军事小组。为有效率地进行整编，编制了《三十五年度国军部队整编实施方案》，计划将现有步兵89个军，239个师（青年军三个军八个师在内，中共部队除外。）骑兵2个军，13个师，在1946年3月起至明年2月止，整编为步兵30个军共90个师，编余官兵，分别退伍或转业。 整编的第一个步骤是各军一律缩编为师，裁减三分之一；各师选留二团，裁减一团，缩编为旅。把原三师九团之军，缩编为三旅六团之师；原二师六团之军，缩为二旅四团之师，各独立师一律缩为二团制之独立旅。分三期进行，每期约二个月。第一期自3月开始，至4月底完成，整编陇海沿线及西北部队（新疆河西除外），共27个军，66个师。第二期自5月开始，至6月底完成，整编长江流域及其以南部队，共32个军92个师。第三期由7月开始，至8月底完成，整编东北、华北及新疆部队，共25个军，67个师、2个旅。 简单的说，国军改编的第一个阶段是将大小不一的军师旅团整编为编制大体统一的团，并将原来的军级建制缩编为师级。 这个第一阶段是精简兵员的阶段，也是整编为标准团的过程。 国军整编的第二个步骤照军事三人小组所签订的《整军方案》实施，各步兵师均须按照正式编制，整编为90个步兵师，每师两旅四团约14000人，每军部及直属部队约1400人。预定整编第一个月（即1946年3月）为准备时间，第二至第十一共十个月，每月各编成九个师，第十二个月为检讨时间。其整编方法如下： 1、美械部队之新1军及新6军两个军，每军整编为二师。新6军之第207师改为预备军官训练机构，另由他军拨一师加入整编。其余11个军，除每军已缩编为三旅六团制之师，再按二旅四团之正式编制整编为师外，其余之一旅则抽出与其它美械师剩余之一旅合编为师，共计美械部队13个军，整编为20个师。 2、国械部队原为二旅四团者，即照正式编制编师；原为三旅六团者，须裁编一个旅。 3、第22、67、82等三个军改师后，所保留之一旅，即拨改为地方保安团队。将其应改之第22、67、82等三个师番号拨给美械部队，分编成立。 国军改编的第二个阶段，是在第一个阶段整编的基础上将国军统编为14000人的二旅四团的整编师。蒋介石谋划的国军统编单位就是整编师。指挥整编师的军部及直属部队约1400人。比较特别的是远征归来的 请注意，就军队的正规划管理而言，蒋介石的设想是合理的，整编师编制统一，各军的编制统辖整编师根据需要调配，军部的配置也是标准的1400人。 蒋介石这种整编，特别有利于弱化乃至于铲除军队里的军阀纽带。 不过，蒋介石这个整编，有个缺点：在国共可能的大战到来之前，对军队进行如此伤筋动骨的整编必然严重影响军心士气，而且，一个军缩编为二旅四团14000人的师，这种重质不重量的编制特点不适合中国的内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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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47节 因为历史影响和现实国防工业的落后，和西方强军相比，近代中国军队的配置、训练都差劲，战斗力就弱一些，中国军队正儿八经最后一次正面对抗外国强军是在朝鲜战场——珍宝岛之战已经太晚了——百战乘胜的解放军，即使38军，也不能一对一战胜美军。 国共内战，特别是解放战争阶段，一个是国家疆域辽阔产生的战场辽阔，一个是国家人口众多产生的兵员众多，两个特点叠加的一个标准推论，即使战斗力较强的整编军遇到人海战术的群殴，弄不好就全军覆灭。 比如，张灵甫的整编74师就让陈毅粟裕给弄了个全歼。 而且，在朝鲜战场，拥有武器优势训练优势的美军也架不住志愿军的人海战术。 你可以说我的打法没技术，但张灵甫既然死了，你就只能找阎王爷告状。 《射雕英雄传》里的武林高手陈玄风——这家伙死的时候武功仅次于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裘千仞老顽童等6人而排序第7——竟然被一个小孩郭靖一匕首戳死了。 这就是不对称杀人。 从兵棋推演的角度讲，拥有空投军队和空投补给能力的国军即使被解放军分割包围，拥有兵员和炮火优势的国军也一定能够围拢救援。 比如，1947年春天，张灵甫判断陈粟要分割聚歼他的整编74师时，压根就不是预备突围而是主动受围，他要以自己为诱饵叼住陈粟大军，你要走我就跟着你，你要打我就纠缠着你，外围几十万大军围拢后你就走不了也打不了只能苦苦突围。 可是，张灵甫万万想不到援军就是死活上不来。援军为什么开不上来呢？这个真不是国军将领的内部倾轧，而是蒋介石心胸狭窄不安好心树立了负面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最要命的影响还是蒋介石没有真心援救衡阳保卫战的方先觉。 你蒋介石小肚鸡肠保存实力不救方先觉，人家凭什么救张灵甫？ 有些朋友可能说，国军拼了命救不了方先觉呀。 雨花石认为，蒋介石一定能够救得了方先觉，因为围拢的国军的实力最起码不弱于第10军，怎么就不能突破日军的阻拦呢？反过来讲，蒋介石为什么就不惩戒救援不力的将领呢？ 既然你蒋介石不能惩戒救援衡阳不力的将领，将领就可以搞推诿拒绝援救张灵甫。 蒋介石的这个整编，有一个巨大的缺点：“师—旅—团”是“二进位”。 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军队编制是有区别的，不同时期的军队编制也是有区别的，不过，世界各国的军队编制也是有共性的。就战争时代的共军的野战部队的编制（军区和野战军是有区别的）而言，一般是“三进位”，也有“二进位”和“四进位”，比较特殊的是抗战时期的编制，一个是分散的环境，一个是国民党对八路军编制的干扰，比如115师343旅685团的3个营全部是4个连。新四军皖南事变后一拉溜辖7个师。 也就是说，战争时期共军的编制一定有不科学的地方，这是受环境制约的无可奈何。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兵员大发展，尤其是林彪罗荣桓的部队和陈毅粟裕的部队编制比较充实，而且，那个时候各大野战军编制基本不受外军的负面影响，他们部队的编制就必然反映了中国内战对军队编制的要求，非常的科学。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营以上一般是“三进位”编制，国军营以上基本是“二进位”编制。 那一种科学呢？ 当然是解放军的比较科学。 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任何建制的部队都不可能适合所有的战斗规模，难免拆解部队相互配属指挥，比如，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就指挥了配属的暂编54师1个团。 简单的说，就是难免需要相互帮忙。 如果从胜任战斗需要的角度讲，军队的编制越大越好，但，军队的编制不可能越来越大，比如，你一个连的兵员不可以多达500人，你一个团也不可以辖9个营。也就是说，军队最恰当的编制特点是能够胜任较多的战斗需求而尽量减少配属指挥。 “二进位”编制和“三进位”编制相比，最大的缺点是兵力一分为二，上一级首长手里没有机动部队。 比如，一个旅长手里只有2个团，也就是6个营，如果试探性接仗，其选择是1个营、2个营、一个团等3种选择。如果选择1个营首战，为了掌握主力，团长就必须留在团部，那么，在一线的就只能是一个营长。在这种情况下，前锋的营长的紧急战报必须通过团部才能汇报给旅部，多了一个信息的传递层级。如果选择一次性投入2个营，团长当然就直接掌握一线便于和旅部沟通，可，留在后面的1个营在必要时就拆解使用了。如果选择一次性投入1个团，对于1个旅而言，一次性投入过多，一旦战争呈现胶着，旅部手头除了直属队之外就只有1个团，如果一次性投入手头就没有机动部队。 反过来讲，如果1个旅分成3个团，首战投入1个团，旅部手头掌握2个团就指挥便宜。 因为指挥作战的不方便，在实战中，整编第11师师长胡琏就临时抽调所辖各旅的工兵营拼凑出第三个团以求灵活使用。 蒋介石的这一波整编师，就其建军思想而言走的是精兵路线，和邓小平时代的百万大裁军思想相对一致，可是，蒋介石忽略了他所处的时代特点。 文革之后，邓小平分析了影响战争与和平的各种因素后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这一判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在和平得以维持的情况下，发展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他说：“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至此，邓小平已明确肯定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个重要结论的提出，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今世界的本来面貌，为我们判断世界主要矛盾，制定正确的内外方针和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大规模裁军和走精兵路线的理论基础。 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对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形势的判断是时时刻刻有外敌入侵的巨大威胁和国共大规模内战的威胁。 毛泽东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去世的27年，因为败走台湾的国军还有强烈的反攻大陆的愿望，国共内战随时有激化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去世的27年，正值苏联军事力量急剧扩展的时代，无论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有将中国拖入大规模战争的选项而且也发生了激烈的边境冲突。至于美国，在尼克松访华之前，一个劲在越南的死掐，当然有以越南为跳板威胁中国的目的。 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的确存在的内外战争的威胁，这是国际形势无关中国的态度。 美国方面政策一调整，中国方面立即就跟进，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并不好战，他只是积极备战并对可能的战争尽可能吓阻——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备战态度确实起到了巨大的吓阻作用。 1965年9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亲自回答了各国记者提的有关越南问题、原子弹问题。 当一位香港的记者提出有关美国在侵越战争中使用香港作为据点的问题时，引发了这次记者招待会的高潮。 陈毅说：“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推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究竞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它欺负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挝人、印度尼西亚人、刚果人、多米尼加入，连它的盟友法国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来反对它，变为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造成的。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打败它。那时，战争就没有界线了。界线是美国打破的，不是中国打破的。我们愿意遵守界线，而美国却恣意打破界线，横冲直撞。打败了美帝之后，在全世界真正结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时代就会到来。世界真正变为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大家庭的美好前景，一定要到来。为这个伟大目的，中国准备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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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48节 现在看到的关于是否抗美援朝，中共领导层是有激烈争论的。 林彪说：“ 啊，苏联为什么不出兵？苏联老大哥建国几十年了，我们才建国几个月，陈毅说得对，我们需要休养生息。美国已经给我们信息，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立即与中国建交。这可能是一个阴谋，但不失为一个机会。”林彪认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挑拨东西方关系的一个阴谋，纵容北朝鲜袭击南朝鲜，引发联合国出兵北朝鲜。” 通过林彪的讲话，我们推论，就是否抗美援朝，陈毅认为“我们需要休养生息”，也就是不积极抗美援朝。 陈毅的基本思路，并不是一个故意挑起没必要战争的人，那么，他不但欢迎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还“欢迎他们早点来”，而且，“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 一句话，爱谁谁，我不怕。 陈毅异乎寻常豪迈的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 这可不是挑战世界，这是一种军人的骄傲。从1840年到1949年，英、法、俄、日、德等外来侵略者轮番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1840年鸦片战争、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地区、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1883年法国发起中法战争、1894年日本发起甲午战争、1897年德军抢占胶州湾、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日俄在中国发起日俄战争、1914年日军借口对德宣战占领中国山东、1919年巴黎和会将山东的主权交给日本、1928年日军在济南残酷屠杀中国人、1929年苏联打败了东北军、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一直打到1945年。 不停的被侮辱着。 从1949年新政权成立到1965年，解放军除了继续在东南沿海和蒋介石有限海战，在东北方向恶战联合国军、在西南方向重创印度、在中南半岛支持越南抗法抗美。这16年间，我们确实因大局在外交上有所让步但在战场上保持了荣耀。 所以，陈毅有底气，然后陈毅发挥了这种底气，以元帅外交部长表现民族的战斗意志。 陈毅向全世界预测，“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 历史证明，陈毅这个预言符合历史的走向，一直到中共十帅全部离世且苏联解体的1992年，美国也不敢直接派兵进攻中国。 即使陈毅能够活到1992年，他也欣慰的看不到美军侵略中国。 不过，陈毅有一点预测错了，他说“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 陈毅的意思是说，当他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他儿子的时代难免要和美军正面冲突。 网络材料，陈毅有3个儿子，最小的出生于1946年，到已经过去的2017年，就已经71周岁，中美固然有过激烈的外交冲突，大规模的正面军事对抗还真的没有发生。 我估计，陈毅儿子这一代人看到中美正面军事对抗的可能也已经不大。也就是说，陈老总的这个预言，前半截被历史证明是对的，后半截估计是错的，当然这是一种欣慰的错误，证明中国力量的强大可以给国人提供和平。 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给民众和平是最大的政治负责。 我已经说了，毛泽东对于战争的全面战备和邓小平对于时代的和平主题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因为20世纪70年代整个国际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二战之后，整个国际政治的关键节点是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 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是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围追堵截的，可是，随着世界力量的发展，帝国主义集团已经不能对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封堵而只能拉一个打一个——中苏之间的内部争夺给美国提供了机会——于是，尼克松访华了。事实上，从1972年到今天已经45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美国始终把苏联（后来的俄罗斯）当成主要斗争对手，中国始终是第二战场。 历史进入2018年，美国已经有了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思考，然而，已经晚了。 尼克松访华搁置一个重要战场，为美国以军备竞赛拖垮苏联集团提供了条件。 我们知道，二战后苏联经济快速恢复，在20世纪60年代其国民生产总值获得巨大进步，因为数据有一些偏差，在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相当于美国的40％—45％。 可是，到了197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到了198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约2.4亿美元，而美国是4.8亿，日本大约是美国的50％。198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9706亿美元，美国是52526亿美元，日本大约是美国的53％. 二战以后，一直到2000年，美国的战略对手是苏联（俄罗斯），根据形势外挂中国或者日本，也就是说，美国不但不允许存在战略对手，也不允许存在经济对手，即使是日本，只要其经济当量达到美国的50％，美国也一定不肯放过。 美国以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后，因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帝国主义集团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是心存侥幸的，而且，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拥有比中国先进的多的科技和国防工业，美国认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是俄罗斯。 美国把叶利钦忽悠的休克休的半死不活后，在美国眼里俄罗斯已经跌停板，至于中国，因为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不但战胜和平演变的可能，而且还继续改革开放，还经济大发展。于是，美国战略封堵重心开始向中国倾斜，就在这关键节点，出现了不对称的反恐战争，美国向阿富汗和伊拉克开刀。在这个关键时期，俄罗斯的普京横空出世，俄罗斯快速完成内部整合有和美国争夺的迹象。于是，中国再一次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 特朗普发现了美国战略的错误，想稳住俄罗斯封堵中国，然而，一个是美国内部的分歧，另一个是美国的欧洲盟国的竞争对手是俄罗斯，还有一个是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形成“背靠背”模式，先打垮较弱的俄罗斯也是一种思路。 历史发展到2018年，统计2017年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美国当然是193621.3亿美元，中国是827121.9亿人民币。中国的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因为汇率是有变化的，2017年大约是6.5，所以，按美元中国在201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127249.5亿美元。按照这个数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美国的65.7％。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的对比，有两个麻烦：1、中美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统计的标准有巨大的不同；2、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问题。 说直白一点，因为统计标准的差异和汇率问题，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的比较当然没有绝对的标准，不过，毕竟有相对的标准。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当然有误差，不过，今天的领导集体不搞惟政绩论，而且，大约有相当后续政策惩戒“注水”，于是，在2017年年底，内蒙古、辽宁、天津相继公开承认过去的生产总值有巨大的水分。 那么，其他省市区是否也有水分呢？当然有，我估计各省市区原本都有，区别是程度大小。不过，内蒙古、辽宁、天津这3个省区市竟然自曝家丑，估计是水分太大无法掩饰，其他不自曝家丑的省区市之所以不自曝家丑，我估计，就是原本的水分不是很大可以将2017年新增部分拿一部分冲抵原本的水分。 我的意思是说，中国201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反应了中国的生产状况。 其实，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一般不统计规模以下企业，而且，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生产因为涉及环保、偷税等等，东躲西藏的没法统计。 其实，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有瞎胡闹的地方，比如，他们竟然统计色情、赌博等行业——不过，在那里既然合法运营也确实是经济行为。最搞笑的一点，美国竟然将自家住房也按市场计算房租纳入国民生产总值。 那么，怎样比较合理呢？ 分析经济形势有规范的理论框架，也有实践中形成的观察视角，有时后者能够更加直观、简捷地把握经济走势和运行状态。经济理论和国内外实践表明，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中长期贷款等实物量和金融指标的变化与经济走势密切相关，常被大家认为是观察经济走势的风向标。 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中长期贷款这3种指标在社会生产生活里非常活跃而关键，最重要的是这3项指标相对准确不容易造假。 在这3种指标里，影响现代社会最深刻的是用电量，因为有一部分生产生活可能用不到铁路货运量和银行中长期贷款，如果连电都不能保证使用，这个经济体是有巨大缺点的。 比如，因为蔡英文的胡捣蛋，2017年的台湾的电力供应处于紧张状态，台湾的社会发展必然就处于巨大的威胁之下，原因简单，现代社会已经须臾不可缺电而新的经济增长也要依托稳定的电力供应。 因此，雨花石认为，虽然在不同的社会生产生活里消耗同样的电产生的财富有相当大差别，整体而言，用电量马马虎虎可以成为衡量经济的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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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玄风在射雕江湖里的功夫排序 第一节 以江南七怪为标准比较丘处机和陈玄风的武功是相对合理的标准，因为两次大战间隔时间较短，江南七怪的武功变化较小。 可是，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江南七怪的战斗意志。 《射雕》的第二回“江南七怪”： 柯镇恶道：“我七兄弟人称‘江南七怪’，都是怪物而已，‘七侠’甚么的，却不敢当。我兄弟久仰全真七子的威名，素闻长春子行侠仗义，更是钦慕。这位焦木大师为人最是古道热肠，不知如何无意中得罪了道长？道长要是瞧得起我七兄弟，便让我们做做和事老。两位虽然和尚道士，所拜的菩萨不同，但总都是出家人，又都是武林一派，大家尽释前愆，一起来喝一杯如何？” 丘处机道：“贫道和焦木大师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只要他交出两个人来，改日贫道自会到法华禅寺负荆请罪。” 江南七怪和丘处机都属于武林正道，一开始都不肯掐架。 江南七怪和丘处机在醉仙楼其实是武戏“文斗”。 丘处机微一沉吟，说道：“我和各位向无仇怨，久仰江南七怪也是英侠之士，动刀动拳，不免伤了和气。这样罢。”大声叫道：“酒保，拿十四个大碗来！” 大家都不肯撕破脸皮，而且，因为朱聪偷了丘处机的诗稿，丘处机直接就认输了。 丘处机寻思：“适才他伸手到我怀里，我竟是丝毫不觉，倘若他不是盗我诗笺，而是用匕首戳上一刀，此刻我哪里还有命在？显然是他手下留情了。”言念及此，心意登平，说道：“朱二侠既陪着贫道一起干光了这一缸酒，贫道自当言而有信，甘拜下风。今日醉仙楼之会，是丘处机栽在江南七侠手下了。” 把矛盾激化的是接应完颜洪烈的金兵突然来到醉仙楼。 实实在在的讲，当时的情境实在不能怨丘处机误会江南七怪。 柯镇恶站起身来，叫道：“丘道长，您可别误会！”丘处机边走边道：“我误会？你们是英雄好汉，干么要约金兵来助拳？” 丘处机自己杀汉奸救遗孤，对于金兵的到来当然误会江南七怪。 对此，焦木颇有理解：“素闻全真七子武功了得，均已得了当年重阳真人的真传，其中长春子尤为杰出，果然名不虚传。这人虽然鲁莽了些，但看来也不是无理取闹之人，与老衲无怨无仇，中间定有重大误会。” 江南八人出了醉仙楼，在法华寺开会。 柯镇恶道：“那丘处机性子好不暴躁，一上来便声势汹汹，浑没把咱们江南武林人物瞧在眼里。他全真派在北方称雄，到南方来也想这般横行霸道，那可不成。这误会要是解说不了，不得不凭武功决胜，咱们一对一的跟他动手，谁也抵挡不住。他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朱聪道：“咱们跟他来个一拥齐上！”韩宝驹道：“八人打他一个？未免不是好汉。”全金发道：“咱们又不是要伤他性命，只不过叫他平心静气的听焦木大师说个清楚。”韩小莹道：“江湖上传言出去，说焦木大师和江南七怪以多欺少，岂不是坏了咱们名头？” 江南八人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大体的思想是为江南武林争脸面和要求丘处机“平心静气”接受焦木解释。 已经误会的丘处机杀上门来恶斗。 文本解释：“那道人胡须戟张，圆睁双眼，怒不可抑。江南七怪不知丘处机本来也非如此一味蛮不讲理之人，只因他连日追寻段天德不得，怒火与日俱增，更将平素憎恨金兵之情，尽皆加在一起。七怪却道他恃艺欺人，决意和他大拚一场。全真七子威名越盛，七怪越是不肯忍让，倘若丘处机只是个无名之辈，反而易于分说了。” 法华寺大战，愤怒的丘处机往死里掐江南八人，而江南八人其实非常敬佩丘处机固然出了全力可并没有杀丘处机的心态。 即使丘处机和江南八人恶战的都半死不活的，当段天德要杀丘处机。 焦木道：“他是好人……只是性子急……急，生了误会……” 丘处机已经使出了同归剑法而江南八人有保留，这是法华寺大战的基本心态。 《射雕》的第四回《黑风双煞》里，江南七怪虽然是7人——比法华寺少了最弱的焦木——却是绝不留情。 柯镇恶急道：“这两人武功本就十分了得，现今又练成了九阴白骨爪。咱们七人绝不是他们对手。何苦在这里白送性命？”六人知他平素心高气傲，从不服输，以长春子丘处机如此武功，敢与之拚斗，也是毫不畏缩，对这两人却如此忌惮，想来对方定是厉害无比。 全金发道：“那么咱们一起走。”柯镇恶冷冷的道：“他们害了我一生受苦，那也罢了。我兄长之仇却不能不报。”南希仁道：“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江南七怪绝对斗不过黑风双煞夫妻二人，那么，一人呢？ 朱聪急忙拉住，摇了摇手，心下寻思：“这时只有铁尸一人，虽然厉害，但我们七兄弟合力，谅可抵敌得过，先除了她，再来对付铜尸，那就容易得多。要是两人齐到，我们无论如何应付不了……但安知铜尸不是躲在暗里，乘隙偷袭？大哥深知这两个魔头的习性，还是依他吩咐，由他先行发难为妥。” 江南七怪以群殴、以偷袭、以暗器、以梅超风最不利的夜战——瞎子柯镇恶特长于夜战暗器偷袭——才可以将梅超风逼到死守待援的境地。 如果是白昼而不偷袭，战况如何实在不好讲。 不过，文本介绍。 这“九阴白骨爪”和“摧心掌”的功夫，都载在《九阴真经》之上。陈玄风和梅超风虽以夫妻之亲。对她也始终不肯出示真经原本。只是自己参悟习练之后，再行转授妻子。不论梅超风如何硬索软缠，他总是不允。说道：“这部真经有上下两部。我只偷到了下半部，一切扎根基、修真元的基础功夫，却全在上半部之中。如我把经给你看了，你贪多务得，把经上所载的功夫都练将起来，非走火入魔不可，轻则受伤，重则要了你的性命。经上所载武功虽多，但只有与我们所学基本功夫配合得起的，才可修练。” 陈玄风和梅超风相比，不但拥有男性体力的优势，也是学艺在前的师兄，逃出桃花岛后，陈玄风既是丈夫也是老师，武功远在梅超风之上。 文本说。 朱聪向全金发打个手势，两人钻入了草丛。朱聪眼见铁尸如此厉害，远远瞧那铜尸的身法，似乎功力更在妻子之上，明攻硬战，显非他夫妻敌手，只有暗中偷袭，以图侥幸。 七怪恶战陈玄风的时候，已经重伤且瞎眼的梅超风对陈玄风已经起不到任何正面作用。 江南七怪以群殴、以暗器、以陈玄风最不利的夜战恶战陈玄风，所以，陈玄风的战斗力并不能全部展现。 江南七怪武功最高的柯镇恶是瞎子，夜战最沾光。其他6人固然都不是瞎子，不过，他们长期和瞎子大哥在一起，必然受一些影响，比如全金发就可以卦位协助柯镇恶发射暗器。 能够协助柯镇恶发射暗器说明全金发的特长是观察环境适应环境。 文本说，6兄妹里只有全金发能够协战柯镇恶，说明他们都练习过这一技能，全金发最适应。 武林高手不是搞游击战的八路军，一般不训练夜战，江南七怪为了适应柯镇恶这个大哥和核心，比较特殊的适合夜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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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玄风在射雕江湖里的功夫排序 第二节 对于夜战在恶战陈玄风里的作用，文本描写。 江南七怪中三人重伤，本已一败涂地，这时忽然黑云笼罩，大雨倾盆而下。各人屏息凝气，谁都不敢先动。 如果不是“忽然黑云笼罩”，在月光的帮助下，七怪绝无幸免。 “黑云笼罩，大雨倾盆而下”，一个是看不见，一个是听不见，大家“屏息凝气，谁都不敢先动”，因为怕暴露。 然而，时间一长，只要等到天亮，七怪必死无疑——梅超风虽然中毒，不过，她在陈玄风死后还可以突围而活，应该能撑到天明。 七怪，原本是一败涂地。 “柯镇恶耳音极灵，雨声中仍辨出左侧八九步处那人呼吸沉重，并非自己兄弟，当下双手齐扬，六枚毒菱往他打去。陈玄风刚觉劲风扑面，暗器已到眼前，急忙跃起。他武功也真了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竟能将六枚毒菱尽数避开。” 这是柯镇恶第三次发射毒菱。第一次是白昼用“四菱”进攻丘处机得手而误伤韩小莹，第二次是在月光下“四菱”暗算梅超风而得手双目，第三次是乌云笼罩、大雨倾盆的黑夜以“六菱”偷袭陈玄风而不能得手。 我们知道，一只手只有5个手指，受手指数目的影响，准确发射暗器有数量的限制，最恰当是4枚，这牵扯到大拇指与其他4指的配合，金庸的作品比较注重细节——毒砂、金针之类的群掷不同——柯镇恶这“六枚毒菱”齐发，既有准确发射的特点也有“群掷”的特点，因为距离太近。 柯镇恶和梅超风有杀兄毁目之深仇，而且生性疾恶无比，其偷袭梅超风之际断乎不会留情。 从明袭丘处机暗算梅超风均为4枚毒菱看，齐发4菱是准确射击的极限，那么，6枚齐发就相当于撒泼了，问题是大雨倾盆的掩护杀伤力巨大。 柯镇恶是拼死一击。 乌云笼罩的黑夜外加大雨倾盆，陈玄风能够尽数躲过六枚毒菱，“武功也真了得”。 同等情况，全真七子绝无可能，如果躲过只能是侥幸。 从毒菱四枚可以伤丘处机、梅超风而六枚不能伤陈玄风可知，陈玄风的应急反应远超丘处机、梅超风——是否体现在功夫也远超我们暂不下结论。 陈玄风通过柯镇恶发射毒菱“辨明了敌人方向”，于是“不发一声，突然纵起，双爪在身前一尺处舞了个圆圈，猛向柯镇恶扑去。” “柯镇恶听得他扑到的风声，向旁急闪，回了一杖，白日黑夜，于他全无分别，但陈玄风视物不见，功夫恰如只剩了一成。两人登时打了个难分难解。陈玄风斗得十余招，一团漆黑之中，似乎四面八方都有敌人要扑击过来，自己发出去的拳脚是否能打到敌人身上，半点也没有把握，瞬息之间，宛似身处噩梦。” 按照文本的描写，柯镇恶与“功夫恰如只剩了一成”的陈玄风杀的难解难分。 “猛听得蓬蓬两声，陈玄风狂呼怪叫，竟是身上连中两杖。” 这样一来，我们还知道柯镇恶还拥有长而重的武器优势。 以陈玄风的功夫，和柯镇恶大战，原本不用考虑武器因素的，但，乌云笼罩的大雨里夜战，柯镇恶的武器就相比陈玄风的赤手空拳沾光。 “众人正自大喜，突然电光一闪。照得满山通明。” “乘着这刹时间的光亮”，陈玄风“欺身进步，运气于肩，蓬的一声，左肩硬接了对方一杖，左手向外一搭，已抓住了铁杖”，这个时候“电光虽隐”，陈玄风的“右手却已搭上了柯镇恶胸口。” “柯镇恶大惊，撒杖后跃。” 也就是说，在有光亮的时候，即使拥有武器优势，柯镇恶也不能与陈玄风正面交一招。 柯镇恶立即判断自己只有舍弃武器才有活命的可能。 陈玄风“身子不动，右臂陡长，潜运内力，一拳结结实实的打在柯镇恶胸口，刚感到柯镇恶直跌出去，左手挥出，一枝铁杖如标枪般向他身上插去。” 长于夜战的柯镇恶能否躲过一劫呢？ “霹雳声中电光又是两闪，韩宝驹猛见铁杖正向大哥飞去，而柯镇恶茫如不觉，这一惊非同小可，金龙鞭倏地飞出，卷住了铁杖。” 霹雳声混杂了铁杖的破空声，因为霹雳声过响超出了柯镇恶听风辨器的能力。如果韩宝驹不紧急出手，柯镇恶即使不死也必然重伤。 按照这个类比，如果是白昼，即使七怪同上，也绝对完蛋。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郭靖意外杀死陈玄风，七怪即使夜战加偷袭也只能全军覆灭。 讨论陈玄风功夫也可以以柯镇恶为标准类比欧阳锋，因为欧阳锋也遇到过毒菱突袭。 在整个射雕江湖里，能够在同等情况下躲过这种暗器偷袭的，也就“前五绝”、裘千仞、周伯通、后来的郭靖和后来的梅超风（已经瞎眼而适应夜战），至于射雕时代的黄蓉、丐帮4个长老和瑛姑以及欧阳克能否躲过我表示怀疑。 柯镇恶的正面功夫并不突出，但，毒菱和“听风辨形”的特长实在厉害。 《射雕》第36回“大军西征”描写“铁枪庙中故事”余脉，欧阳锋和柯镇恶交手。 欧阳锋“大踏步上前，伸手往柯镇恶胸口抓去。柯镇恶横过枪杆，挡在胸前。欧阳锋振臂一格，柯镇恶双臂发麻，胸口震得隐隐作痛，呛啷一声，铁枪杆直飞起来，戳破屋瓦，穿顶而出。柯镇恶急忙后跃，人在半空尚未落地，领口一紧，身子已被欧阳锋提了起来。他久经大敌，虽处危境，心神不乱，左手微扬，两枚毒菱往敌人面门钉去。欧阳锋料不到他竟有这门败中求胜的险招，相距既近，来势又急，实是难以闪避，当即身子后仰，乘势一甩，将柯镇恶的身子从头顶挥了出去。柯镇恶从神像身后跃出时，面向庙门，被欧阳锋这么一抛，不由自主的穿门而出。这一掷劲力奇大，他身子反而抢在毒菱之前，两枚毒菱飞过欧阳锋头顶，紧跟着要钉在柯镇恶自己身上。” 柯镇恶和欧阳锋在白昼正面交手，撑不过一招，依靠近距离发射暗器才能够逃命，然而，二人差距太大，欧阳锋在躲避毒菱之际又将柯镇恶陷入巨大的危险里，观战的黄蓉无法救援，只能叫声：“啊哟！” 说时迟那时快，“却见柯镇恶在空中身子稍侧，伸右手将两枚毒菱轻轻巧巧的接了过去，他这听风辨形之术实已练至化境，竟似比有目之人还更看得清楚。” 欧阳锋喝了声彩，叫道：“真有你的，柯瞎子，饶你去罢。” 仔细评价，柯镇恶与陈玄风、与欧阳锋之战有一定的相似性。陈玄风躲避毒菱的不利因素是乌云黑夜和大雨倾盆，欧阳锋的不利因素是“相距太近”。柯镇恶在陈玄风和欧阳锋手里都是一招遇险。那么，陈玄风和欧阳锋的区别就在于陈玄风必须以“左肩硬接了对方一杖”为代价才能“欺身进步”实现“右手却已搭上了柯镇恶胸口”。 柯镇恶独挑欧阳锋，压根就不能欺身而进，以欧阳锋的身份也绝对不能允许柯镇恶兵器加身。可是，在整个射雕江湖，除了南北东西和周裘等6人，还有谁敢硬接柯镇恶一杖而无所谓呢？即使射雕后期的郭靖，估计也不敢让对手硬干一杖吧？ 第2回法华寺大战，被毒菱射伤的丘处机“只觉眼前一片模糊，定了定神，想找寻出寺的途径，突然啪的一声，后心给一物一撞，原来是朱聪从脚上脱下来的一只布鞋，鞋子虽软，却是带着内劲。丘处机身子一幌，脑中只觉烟雾腾腾，神智渐失，正收摄心神间，咚的一下，后脑上又吃了一记，这次是朱聪在佛像面前抓起的一个木鱼。幸得丘处机内功深厚，换了常人，这一下就得送命，但也已打得他眼前一阵发黑。” 朱聪掷出的布鞋和木鱼，因为有内功，当然有杀伤力，然而是遥掷，其杀伤力远不能与铁杖相比。 我估计，即使给丘处机充足的准备，如果正面受柯镇恶一杖也必然重伤。 类比武功还有一个潜力因素。 到了第六回“崖顶疑阵”，武功和丘处机相当的马钰对已经瞎眼而练银鞭的梅超风有一个评价：“不是贫道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梅超风显然已得东海桃花岛岛主黄药师的真传，九阴白骨爪固然已练到出神入化，而四丈银鞭的招数更是奥妙无方。咱们合八人之力，当然未必便输给了她，但要除她，只怕自己也有损伤。” 也就是说，经过十年各自精练，一个全真七子的硬手——马钰、丘处机、王处一这个层面——和江南六怪外加经过马钰等人内外教育的郭靖，只能以“全真七子群集”吓走梅超风。 黑风双煞是武林败类，和江南六怪不共戴天之仇，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他们绝对不肯放过梅超风。 十年后的武功类比当然不等同于十年前，不过，毕竟有相当参考价值。 其实，曲灵风才是桃花岛最得意的弟子，武功高于陈玄风。不过，曲灵风出场的时候已经残疾，当然打不过陈玄风。 醉仙楼大战时代，江南七怪如果死掐，全真七子里最高的丘处机绝对不是对手，其他人也不是对手，即使江南七怪死掐，如果是白昼恶战，如果不偷袭，梅超风必赢。至于陈玄风，估计，七怪即使死光光，也只能白死光光。 在射雕的江湖，醉仙楼大战的时代，顶尖高手大约是南帝、北丐、东邪、西毒——我这个顺序是认真思考的，南帝的先天功可以克制西毒所以排序第一，从《神雕》情节知北丐的打狗棒法可以完胜西毒的蛇杖，东邪的长处是聪明有利于武功的发挥和研究，西毒之所以走偏锋，大约是感觉自己不拥有时间优势——然后是裘千仞、周伯通（之所以把他排序在裘千仞之下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他还没有把左右互搏这种打发寂寞的玩法引入武斗）。 我们知道，以二代弟子论，除了郭靖一枝独秀，全真七子和渔樵耕读大约相当，欧阳克和丘处机大约相当。从文本看，残疾的陆乘风也是非常牛的。东邪非常长于教导学生，因为曲灵风的残疾和偷学九阴真经，陈玄风在射雕江湖大战醉仙楼时代，不但排序第7，而且是独占一个等级。 射雕江湖的层级大约是：6老——陈玄风——梅超风、七子、渔樵耕读、欧阳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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