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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6页]

作者:yc雨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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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9节
    我为什么讨论《大宅门》、《神医喜来乐》和《激情燃烧的岁月2》呢？因为这三部影视剧都牵扯到不能憋的人性。
    《激情燃烧的岁月2》，故事的背景是文革后期大演样板戏一直到对越开打的军事动员。那是一个比较压抑性的时代，教导员洪丰收和宣传队队长孟林虽然对男女兵的感情严防死守，但，对于意外的火花和违纪，反而是能遮掩就遮掩，因为，他们理解人性憋的真难受。
    曾经生活在吕后阴影里的汉文帝比较能够理解别人的苦，因为他老爹刘邦是在公元前203年把他造出来的，然后，刘邦在公元前195年去世，那一年，刘恒才8岁，也就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当了皇帝的刘恒当然牛，但，因为刘邦的去世，刘恒的许多兄弟被吕后弄死了。我猜测，年幼的、生活在恐惧里的刘恒，大约经常的想念父亲刘邦：老头，你干嘛死呢？
    也许，在最艰难的时刻，刘恒向上天念叨：老天爷，你把我爹送回来好吗？我宁肯放弃荣华富贵，我宁可交换一条胳臂或者半根大腿什么的。
    我个人理解，汉文帝之所以理解缇萦救父，大约是少年缺少父爱的他对于缇萦宁肯惩戒自己为奴也救父亲的真情的理解。
    我绕来绕去的意思是说，汉文帝真的是一个好皇帝，民众有理由“最爱”他，缇萦救父事件是汉文帝德政的巨大体现。
    我的意思是说，当汉文帝很“从容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者乎”的时候，邓通最好的答案是享受汉文帝德政的“我老家的西邻居或者我老家邻村王二麻子”，那个年代虽然没有新农合和低保户这些雨花石非常在乎的德政，可，汉文帝真的有巨多的德政，比如减免田租福利了“我老家的西邻居”，比如文帝生活节俭福利了“我老家邻村王二麻子”。如果邓通回答“天下谁最爱”文帝的是缇萦这个小美女，文帝会欣然一笑。
    这个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和“我老家的西邻居或者我老家邻村王二麻子”以及缇萦争宠。
    如果邓通能够这样这样思考，他就不仅仅是宠臣了，而且是极有思考的重臣了。然而，他只能“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所以，他就只能在狭小的思维兜圈子。
    他只会“媚上而已”，于是就特别怕得罪人，灵机一动，就来了一句：“宜莫如太子。”
    从表象看，邓通这句话是最对的。太子是皇帝的儿子，父子情深，而且是皇帝权利的最大继承人，以情、以利，太子都应该“最爱”父皇。
    邓通的盘算几乎是对的，如果自己和文帝的这个对话传到太子的耳朵里，太子会高兴的。
    可是，邓通忽略了一个要命的事情：汉文帝这病痈还没好利索呢，皇帝有的是机会考验一下太子。
    于是，在“太子入问病”的时候，文帝“使唶痈”。
    儿子，你给我吮吸一下脓疮。
    这个吗？说真心话，整个世界真没有几个儿子能够给父亲吮吸一下脓疮。
    可是，现在，爹是皇帝呀，太子不可能不巴结、不恐惧，因为皇帝不但有很多儿子，还有很多妃子，万一惹急眼了，那可不得了。
    于是，太子“唶痈而色难之。”
    太子给皇帝老爹吮吸了一下脓疮，可是，有些恶心，实在无法掩饰，“色难”。
    不那么欢欣鼓舞。
    这事也就过去了，实在话，太子真的是一个好儿子，真没有几个人能给父亲吮吸一下脓疮。
    正如邓通的预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太子“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
    太子知道邓通经常欢欣鼓舞的给皇爹吮吸脓疮，心中非常的惭愧：你说，我这儿子兼最大继承人当的，还不如一个佞臣呢。
    汉景帝在历史上的评价也比较的高，但“景”的评价就远远不及“文”。
    我个人认为，汉景帝这家伙是有能力的，也是洞悉人情世故的，缺点是“性狭”。
    我们这里有一个男人非常佞爱老婆——她真的漂亮也性感——偏偏老婆特别的恶心婆婆。被逼的走投无路的孤苦老太太——其实她不过五十多岁，身体也壮实，只不过有了孙子就可以称老太太——实在没法活了，就跑到小县城享受的一天、然后计划在护城河里自尽。有儿且有孙，被逼要自尽，老太太又苦又窝囊，且对人生有眷恋，就在河边哭。
    巧了，来了一对闲逛的青年夫妻：哎呀，阿姨，为什么烦恼呢？
    如此，这般，这般……
    这对青年夫妻一听，很惊诧的说：“哎呀，阿姨，你如果真无家可回，干脆去我家好了。我妈死了，我老爸很孤独，你们在一起我就放心的多。”
    于是，竟然，这老太太跟着去了。
    十几年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陪同老妈串门，我的老妈竟然遇到了曾经的老熟人，也就是那老太太正和一个小老头腻腻歪歪的遛弯。
    人家不要而弃的妈，为什么成了手心里的宝？
    简单，作为儿子，无论多么的孝养，都抵不过老伴厮守的温暖。
    收留一个老太太，从经济的角度花费其实不多，而宽慰父亲的效益极巨。
    就是更小肚鸡肠一点，父亲心情愉悦，就少生病，就可以减少医疗开支。
    更何况，这是无上的阴德。
    我不能惬意的照顾父亲，我找一个合适的人惬意的照顾父亲，这是何等宽容的胸怀。
    无论汉文帝多么宠爱邓通，他都不可能将帝位传递给邓通，作为儿子集群，太子以及其他的皇子主动给皇爹吮吸脓疮的可能不存在，而且作为皇帝特别宠爱的臣子，邓通的政治立场其实是站在太子这边的。
    自己不能为皇爹吮吸脓疮而邓通能够为皇爹吮吸脓疮，江山的权利给自己、孝养的义务给邓通，对于太子而言，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太子不这样想。太子比较偏狭的认为，邓通经常的为皇帝吮吸脓疮彰显的自己好像不孝，而且，邓通回答文帝“最爱”的人“宜莫如太子”，其实是在皇爹那里给自己挖了一个比较可怕的被考验的坑。
    我个人感觉，邓通之所以得罪太子，可能犯了“孝心推演被普通儿子的情怀否定”的错误。
    什么意思呢？邓通可能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所以，他很自然的给皇帝吮吸脓疮，于是，他也就认为作为儿子的太子一定比自己更爱皇帝——他竟然不知道，这种为自己所爱的人吮吸脓疮的行为在整个人类都是比较特殊的感情。
    性狭的太子因此非常讨厌邓通。这家伙当了皇帝，也就是汉景帝，免掉邓通的所有职务，“家居”，在家里闲居。
    “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
    有人检举邓通私自铸造货币扰乱经济秩序牟取暴利，于是，“尽没入邓通家”，所有家产充公，“尚负责数巨万”，还有巨大的亏空。
    长公主，也就是馆陶公主，也就是汉文帝的女儿、景帝的姐姐，大约感觉邓通替自己这群儿女在父皇那里尽义务很感激，就“赐邓通”一些钱财，“吏辄随没入之”，政府立即没收抵赃，“一簪不得著身”，连一根簪子都不允许邓通拥有。馆陶公主“乃令假衣食”，借给邓通贴身衣服和食物。
    邓通的结局是“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
    我读书虽然不太多，也不算很少，有关吮吸脓疮的大约是两个，一个是邓通的故事，一个是吴起的故事。
    邓通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有巨大的收益，即使是儿子，也并不能积极主动的为皇爹吮吸脓疮。
    可是，作为将军的吴起竟然，“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
    吴起其实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为了能够当将军而杀妻表明立场。
    那么，吴起是否是一个权利欲呢？当然是，但，也不绝对，吴起最后因为在楚国搞改革而被旧贵族杀死。
    对于吴起的杀妻为将和为士兵吮吸脓疮，我的理解是吴起有巨大的建功立业的荣誉感。
    为了事业而不择手段。
    军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非常独立的社会群体，具有相当强的封闭性，非常容易产生排外的山头。
    军队有两个非常特殊的地方：1、时时刻刻面临伤亡的威胁，而伤亡来临，唯一的依靠并不是家庭而是战友；2、军人所掌握的技能，整体是割裂于社会的存在，医生、教师、工人、农民，便是警察，都是和平社会的必然构成，唯独军人，一旦和平来临，那些除了打仗别无偏长的老兵一旦离开军队就难以为生而堕入社会的底层。
    军队因为时时刻刻面临伤亡的可能，军人因为远离家庭和正常的社会关系，生死之际唯一的依托就是战友。因此，战争时期战友之间的感情真的高于兄弟感情的，今日的部队因为不打仗，军人的战友感情当然就淡了许多。
    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0节
    聂荣臻在晋察冀搞裁军的时候，他当然不可能裁老红军，晋察冀原本就没有多少老红军，经过八年的恶战，剩下的非常的少，绝大多数是干部。可是，他在晋察冀裁军的对象也都是正儿八经浴血奋战的劫后幸存者。这些幸存于抗战之后的老兵，战友之间是有过命的极深的感情。我们看一个电视剧《永不磨灭的番号》，其故事的背景大约是晋察冀，这一群抗战的县大队的兵除了真诚抗战外，集团利益就是期盼一个正规主力部队的番号。县大队的战友们为了赢得首长的授予番号的承诺与无数的日军死拼，最终就剩下一个半大孩子。
    假设，这些对正规军番号炽烈追求的兵能够幸存到战后，你告诉他和平来临铸剑为犁需要民族休养生息，他们可以理解也能够贯彻，因为晋察冀抗战时期的兵是和日军打架的兵，队伍的扩大极少来自于俘虏而主体是晋察冀的地方兵。所以，聂荣臻搞裁军的时候，参战时间最多不过8年的地方兵复员的内在压力并不重，大家依依惜别的深情，回到生我养我的小村庄小河沟。
    问题是，毕竟是离开荣誉部队，晋察冀的领导人毕竟需要做思想工作。
    “做思想工作”，就表象看是上级做下级的思想工作，其实呢，他更包含被复员的官兵自我劝服自己接受别人建议的思想转变。如果，被复员的官兵不能完成这个思想转变那就是悻悻然离开部队，如果完成了这个思想转变，那就是比较舒心的离开了部队。
    请注意，留在部队的那些军官们，面对战友们的复员，思想不可能不波动，一遍又一遍说服别人复员的过程强化了自己对时局的错误的认识。
    仅仅几个月，当国共正面开打的时候，留在部队的一部分就必须有一个心理的适应过程：怎么回事情？到底是聂荣臻为首的领导错了还是蒋介石不是东西骗了人？问题是，军区的领导们为什么就这么好骗呢？
    至于那些被复员回家的官兵，接到动员归队的命令后，有一部分就一溜烟寻找部队了，那一部分被做通了思想工作的人要重新归队就需要新的思想工作。
    这个做思想工作，最忌讳的就是反覆，因为反覆就是否定自己。
    全面内战开打后，晋察冀相当一段时间战场被动，和抗战时期相比明显较弱。除了聂荣臻相对弱于大兵团指挥和国军方面的傅作义确实能打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1946年上半年复员的负面影响。这个紧急复员到紧急动员的过程，不但弱化了晋察冀野战军的兵额、残疾了野战军的编制，最要命的损失是，弄乱了晋察冀系统对于军区领导的权威服从。
    军队打仗，因为军情紧急，在相当时候是不能搞民主决策的，相当多时候就是最高决策人的临机决断。因为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知彼知己，很多决策其实是比聪明、拼经验、碰运气。
    我打个比方。两个人下快棋，就是非常短时间决定胜负的那种棋，棋手当然需要思考，但，很多时候依靠的是经验，因为没有事件长期思考。
    事实上，项英在皖南事变里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没完没了的开会、请示而没有临急决断。孤军被围而绝无援军，唯二的办法是谈判和紧急突围，自己能够主动的只有突围。意外被围当然很难知道敌人的薄弱环节，贸然出击可能正撞上敌人的铜墙铁壁。但，任何部队搞伏击，为了麻痹对方进入伏击圈一定要分散开自己的部队，战斗打响后才开始搞向心合击，因此，战斗打响的初期是被伏击部队突围的最有利的机遇期，一旦拖延了时间，伏击部队完成了合围，结合部位完成了协同，突围就会非常的困难。
    这也正如两个人打架，实战经验越多拳脚越娴熟的人越容易获得胜利。
    《射雕英雄传》里，桃花岛比武，“欧阳克是顺势落下，郭靖却是倒着下来，两人在空中一顺一倒的跌落，眼见要同时着地。欧阳克见郭靖正在他的身边，大有便宜可捡，当即伸出双手，顺手在郭靖双脚脚底心一按，自己便即借势上跃。郭靖受了这一按，下堕之势更加快了。”
    欧阳克几乎成功暗算了郭靖，万不料，“郭靖脚底被欧阳克一按，直向下堕，只见欧阳克双腿正在自己面前，危急中想也不想，当即双手合抱，已扭住了他的小腿，用力往下摔去，自身借势上纵，这一下使的正是蒙古人盘打扭跌的法门。”
    郭靖是一个比较笨的人，欧阳克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以郭靖的智力压根就没有临机应变的能力。
    但是，“郭靖自小长于大漠，于得江南六怪传授武功之前，即已与拖雷等小友每日里扭打相扑，这摔交的法门于他便如吃饭走路一般，早已熟习而流。”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晚上，灯光下你用筷子刚夹住一水饺，突然停电黑漆漆的，即使你两眼一抹黑，顺手一挑，很准确就可以把水饺送到嘴里。
    这就是娴熟。
    以郭靖的脑筋之钝，只有娴熟才能胜人。
    古人学拳是一日不练手生，这军人打仗固然不能天天放枪，但，军队的生活是截然不同于和平社会的。
    很多老兵离开部队后，因为部队生活的强化训练，相当程度保留了部队的作风，比如准时、比如吃饭狼吞虎咽、比如军风纪。但是，这种内在的习惯与无时无刻的强化训练、伤亡的威胁截然不同，尤其是温柔的夫妻生活的滋润的影响。
    紧张的军旅习惯，一旦被打破，重新恢复是需要过程的，最重要的是，一个战士回到普通社会里可能有相当的不适，但，他毕竟开始接受并适应普通社会的生活尤其是社会关系的纠缠。突然，你告诉他紧急归队，重新摆脱这些普通社会的影响就困难。
    我们看共产党的顶层将帅，固然有天分聪明悟性高有关，更多的还是几十年血雨飘风的实战经验娴熟于军旅。
    这样一来，军事首长的威信也是一仗一仗的胜利积累起来的，时间一长部属就会形成对自己领导的迷信。
    林彪曾经说：“对毛 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林彪这句话是错误的，错在毛泽东固然是伟人毕竟不是神可能犯错误，作为群众也有自己思考的权力。
    可是，文革后，邱会作坦诚说:“林彪说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作为军人,我一生如此。”
    相对林彪的原话，邱会作的话就是正确的，因为他加了一个限制：“作为军人”的潜台词就是专指军事指挥，也就是打仗。
    打仗，就必须服从，有些时候是不允许一线部队独立思考的。
    电视剧《亮剑》的一开篇，李云龙就指挥新一团违背上级领导的安排而独立突围，然后被撤职。
    成功突围为什么还要被惩戒？简单，李云龙指挥的不是一支独立生存的部队，作为集团军总部直接指挥的一个团，必须执行战役协同——总部指定突围的路线可能有不能告知李云龙的特殊意图。
    打仗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比如，辽沈战役，东野主力在猛攻锦州的时候，程子华指挥的东野一部在塔山苦苦阻击。这说明，打仗难免有牺牲。
    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了，最痛苦的是丢车保帅，比如《集结号》里刘泽水，为了掩护主力转移，忍痛决定牺牲谷子地的九连。
    对于这种牺牲自己保全主力的安排，晋察冀是思想动员，比如狼牙山五壮士就是主动挑起重担，比如《永不磨灭的番号》里军分区首长亲临独立团明示李大本事打苦战、拼牺牲。
    《集结号》的安排，带有鬼谋的味道。
    也就是说，彭德怀的集总指定李云龙突围路线的时候，有三种可能：1、仅仅为李云龙设计突围路线；2、李云龙突围路线上有接应的部队或者李云龙突围后在既定路线上还有作战任务；3、集总就是要李云龙在既定路线的活动吸引敌人掩护集总其他军事活动，甚至于，集总就是要牺牲掉李云龙。
    凭什么如此残酷？
    战争原本就残酷。
    1946年6月26日国军进攻李先念的中原野战军，李先念的部队在突围时受损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其实，抗战胜利之初，中原军区部队原本可以自由地进入华东、华北等兄弟解放区休养生息，正如陈毅所说，“可以大摇大摆，连坛坛罐罐、尿盆夜壶都能平平安安地搬起走”。
    可是，不能走，因为李先念的部队所在的位置正好阻断国军东西南北的交通动脉，对于国军起到巨大的滞碍作用，可以掩护其他战略区的战役展开。
    1946年5月上旬，周恩来在视察宣化店时就指出：“同志们在敌人围困进攻和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宣化店，拖住了几十万蒋匪军……有你们在这里，蒋介石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们支援了东北作战，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们都立了大功。”
    1947年11月，陈毅在淮阳汲冢接见中原军区突围部队连以上干部的讲话中称赞：“如果没有中原部队的战略牵制，那就很可能没有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华东七战七捷的胜利。”12月，刘伯承、邓小平在光山苏家河的一次讲话中也高度评价说：“没有一年前的中原突围，也不会有一年后的千里跃进大别山。”
    为什么陈毅、刘伯承、邓小平在1947年就中原突围先后讲话呢？因为李先念率领志愿军区突围部队之一部又回到了中原。
    1947年2、3月份，中原突围部队开辟的鄂豫陕军区将所属野战部队分两批北渡黄河，进入刘邓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在山西省晋城地区整训。8月3日整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赵基梅任司令员，文建武(未到职)、刘建勋任政治 委员。
    1947年5月，李先念任新成立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
    随后，李先念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从晋城出发挥师南下，先后攻克河南通许、扶沟等县城，11月抵达河南光山，同刘邓大军胜利会师，参加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
    李先念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不但不能守住中原而且在突围里受损巨大，他的部下对他意见非常的尖锐。但是，就军事指挥体制而言，下级必须服从上级。李先念带领中原突围老部队重回中原且接受刘邓的领导，部下就要给曾经的老领导现在的副首长提意见：你看你的指挥能力多么差劲！丢失了根据地害的刘邓大军重新开辟。你是不是要检讨？
    李先念有苦说不出。
    国军围困中原形势艰难，李先念、王震代表中原局、中原军区向党中央请示中原军区行动方针，毛泽东的回话是：你们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国民党军迟早是要对你们下手的，那么，你们要一方面要做最坏的打算，即便是你王震和李先念，你们都付出牺牲那也是值得的。
    中央需要牺牲你们的部队赢得全局的展开，不得已之际，你们二人也要有牺牲个人生命的准备。
    李先念是否可以把中央的意图说出来呢？当然不可以。大军突围之际，还是有胜利的信心的，突然知道中央已经把他们牺牲了，必然有情绪。突围之后为什么不讲明白？已经突围了，而且有巨大的受损，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成为部队的出气筒，李先念愿意替中央背这口锅。
    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的讲话澄清了李先念的委屈。
    《亮剑》里李云龙独立突围成功，给人的暗示有两个：1、集总不了解情况瞎指挥；2、一线将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抗命。
    这部队，怎样带？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1节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军事布局，除非绝对的泰山压顶，都是用局部的牺牲换取整体的胜利。这样一来，军事指挥之所以能够被贯彻的大前提就是下级坚信领导的决策是最对的，正确的指挥就是牺牲自己这一股赢得胜利。
    如果，一茬一茬的牺牲换来的是不断的失败，部属就难免对领导产生怀疑，对命令的执行就会出现疑问。
    在欧洲勤工俭学的聂荣臻于1924年10月奉命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由于革命的需要，聂荣臻和中国班的同学们一起回国。
    就建党初期的党员而言，聂荣臻是最早接触军事教育的人物。共产国际对他进行短期培训的时候，对他进行了军事训练。
    对于短缺干部的早期共产党来讲，聂荣臻是少有的重要的军事人才，而且是带有勤工俭学（建国世面）和共产国际（最高层面的组织鉴定）的接受过组织军事培训的干部。
    考虑到中国革命的需要，共产国际给共产党培训干部。革命对人才的需要多种多样，人的能力偏长也多种多样。共产国际为中共培训干部的时候，一个是考虑中国革命的需要，一个是考虑人的能力的偏向。1924年，国共才开始合作，热恋的好的蜜里调油，压根就没有离婚的计划，共产国际不可能帮共产党培养将来分家的军事干部，而且，和掌握了部队的国民党相比，初期的共产党的工作方向更多的是放在宣传、组织群众运动方面，所以，共产国际之所以把聂荣臻作为军事人才培训，因该看到聂荣臻军事干部的潜能。
    有些朋友可能根据聂荣臻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傅作义重创的厉害而低估聂荣臻的军事能力。的确，聂荣臻的军事指挥能力比不过林彪。问题是，以军事指挥、尤其是指挥大兵团作战而言，中共最顶层的将领也不过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粟裕等6人而已，聂荣臻即使进步了最顶层，也稳居第二层面。
    我们看解放战争初期的各大战略区，统统是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或者是军事重挫——林彪的四平保卫战、刘伯承的张凤集大战——或者是丢失了大片根据地被迫战略撤退——粟裕虽然取得战场的胜利也被迫放弃了苏中根据地——或者是既军事重挫又丢失了大片根据地被迫战略撤退，比如李先念在中原根据地。
    而且，就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战略区统帅的对比而言，国军在华北战场忽然也有人事变化，但傅作义是不变的。这家伙不但始终在华北，而且一步一步成为华北的最高军政负责人，这一点截然不同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没完没了置换主帅。国军在华北战场人事的相对稳定和傅作义晋绥军的背景，决定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既有中央军的层面更有地头蛇的层面。
    和聂荣臻相比，晋绥军层面的傅作义具有武器先进、后勤有力、熟悉地方等3个明显优势，更何况傅作义的军事能力也确实强于聂荣臻，而且，晋绥军的片场偏偏是防守。
    对于喜欢运动战、长于游击战的解放军而言，对方如果搞对攻倒不要紧，无过你打你的、我的我的，现遇到晋绥军长于防守就麻烦了，因为解放军是依靠缴获搞补充的。
    说明意思呢？如果解放军以舍弃自己的一个城市为代价对攻了国军一个城市，对于国军而言攻克的是空城，因为国军除了烧杀激起更多的愤怒别无所获，对于解放军而言就是获得巨大的武器和人力的补给，因为共产党可以搞打土豪分田地，更何况，共产党喜欢给俘虏做思想工作。
    傅作义的长于防守、喜欢搞突袭，对于解放军而言，的确比较麻烦。
    即使考虑这样那样的因素，在整个抗战时期，聂荣臻依托华北的军事力量不但缠住了傅作义而且攻克石家庄扭转了战局，林彪大军入关之前，聂荣这已经取得了对傅作义的相对优势。
    应该说，聂荣臻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区统帅，虽然表现有一点问题，但，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没有撤换聂荣臻的谋划——虽然弱一点，但，在华北，就军事能力和综合素质，无人能够顶替，徐向前的能力在聂荣臻之上，可身体太弱了，无法承担一个战略区。
    那么，为什么军史上对于聂荣臻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表现负面评价如此严重呢？
    我的理解，和抗战时期的辉煌相比落差太大。
    聂荣臻从苏联回国后，
    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工作等课程。
    聂荣臻虽然在共产国际接受过短期军事培训，但，时间太短了，说他是军事人才有些太勉强，尤其是和黄埔初期的王柏龄、叶剑英这样的正儿八经的军校毕业生相比，所以，也只能在黄埔搞政治。还有一点，国共两党联合搞黄埔，国民党手里是有大把的军事干部的，不过，国民党是没有政工干部的。和国民党相比，刚刚建党才几年的共产党，不但没有军事干部，也没有政工干部，什么干部统统的短缺。所以，黄埔初建，共产党无法向军校派出军事干部——这个无法勉强——不过呢，可以派出政工干部，因为政工制度对于国共两党是新鲜的玩意，国民党更加不懂。
    这样一来，聂荣臻的就给贴上政工的标签了，而且是比较优秀的政工。因为和蒋介石斗争比较坚定，“中山舰事件”后，聂荣臻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这样一来，既在共产国际接受过培训还在黄埔工作经历的聂荣臻更加是军事人才了，所以，调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任特派员。
    在这之后，聂荣臻参与了巨多的军事工作，比如参与了叶挺独立团的组建。聂荣臻是中共十帅中第一个参与中央军事领导的人物。大革命失败后，聂荣臻独立组织了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可见是很有能力的，然后担任南昌起义的第11军的党代表，军事起点非常的高。
    红军时期，聂荣臻是红一军团政委，和林彪是搭档。
    聂荣臻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开设于1937年的晋察冀，而且，晋察冀战略区是聂荣臻独立开创的。
    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创建了巨多的根据地，有巨大标杆作用的是4个。1927年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而且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谢子长、刘志丹在我国北方成功创建陕北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最后的落脚点和过河抗战的总后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间是1935年10月。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组织了太原会战，天镇、大同、集宁等大片地区失守。忻口、娘子关鏖战正酣，太原危在旦夕，已经到达山西的八路军有被隔绝的状态。
    1937年10月20日24时毛泽东给“周朱彭任”一封“日军占太原后八路军的作战部署”的电报，内容如下：
    “甲、敌占太原后，将引起极大与极快之变化：
    （一）娘子关之敌必速占正太路，我林师及总部有被隔断之虑。
    （二）太原之敌将出一路于汾阳、离石城，隔断我贺师向南面；出一路于汾河流域，隔断我总部及林刘两师向西。
    （三）太原以北抗战部队将溃乱无秩序，娘子关抗战部队亦有溃乱之虑。
    乙、因此，林师主力不可过于向北，刘师不可过于向东，总部宜移正太路附近，王兆相部不宜出长城以北，以便于紧急时，能够转移。
    丙、拟定之部署意见如下：（一）留杨成武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二）林师主力准备转移于汾河以西吕梁山脉。
    （三）刘师在正太路以南之现任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四）总部准备转移至孝义、灵石区。
    （五）贺师坚持晋西北之游击战争，但王兆相部准备于必要时返回尚府，巩固河防，加造船只。
    （六）陈伯钧部暂在现地不动，准备必要时到河边策应。
    （七）上社、洪洞弹药宜急运。
    丁、以上判断及准备部署，请速考虑见复。”
    8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毛泽东的紧张、忧虑——对于毛泽东，又是一个多么难捱的夜深沉。
    新四军还没有完成谈判和编组，中共能够掌握的力量仅仅是八路军。八路军已经过河杀上了山西战场。国民党组织的太原会战已经败象毕露。
    如果日军取得太原会战的胜利，对于中共来讲，有两个要命的威胁：1、日军乘胜渡过黄河直取延安；2、日军利用交通线快速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分割“总部领导的林刘”和孤雁出群的贺龙一部分。
    一旦日军过河直取延安，空虚的大后方就太危险了。因此，毛泽东明确安排：1、贺龙一部在晋西北游击保护陕甘宁的侧翼安全；2、陈伯钧直接指挥的359旅718团“暂在现地不动，准备必要时到河边策应”；3、电文里两次明确指示“王兆相部不宜出长城以北，以便于紧急时，能够转移”，“王兆相部准备于必要时返回尚府，巩固河防，加造船只”。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1节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军事布局，除非绝对的泰山压顶，都是用局部的牺牲换取整体的胜利。这样一来，军事指挥之所以能够被贯彻的大前提就是下级坚信领导的决策是最对的，正确的指挥就是牺牲自己这一股赢得胜利。
    如果，一茬一茬的牺牲换来的是不断的失败，部属就难免对领导产生怀疑，对命令的执行就会出现疑问。
    在欧洲勤工俭学的聂荣臻于1924年10月奉命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由于革命的需要，聂荣臻和中国班的同学们一起回国。
    就建党初期的党员而言，聂荣臻是最早接触军事教育的人物。共产国际对他进行短期培训的时候，对他进行了军事训练。
    对于短缺干部的早期共产党来讲，聂荣臻是少有的重要的军事人才，而且是带有勤工俭学（建国世面）和共产国际（最高层面的组织鉴定）的接受过组织军事培训的干部。
    考虑到中国革命的需要，共产国际给共产党培训干部。革命对人才的需要多种多样，人的能力偏长也多种多样。共产国际为中共培训干部的时候，一个是考虑中国革命的需要，一个是考虑人的能力的偏向。1924年，国共才开始合作，热恋的好的蜜里调油，压根就没有离婚的计划，共产国际不可能帮共产党培养将来分家的军事干部，而且，和掌握了部队的国民党相比，初期的共产党的工作方向更多的是放在宣传、组织群众运动方面，所以，共产国际之所以把聂荣臻作为军事人才培训，因该看到聂荣臻军事干部的潜能。
    有些朋友可能根据聂荣臻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傅作义重创的厉害而低估聂荣臻的军事能力。的确，聂荣臻的军事指挥能力比不过林彪。问题是，以军事指挥、尤其是指挥大兵团作战而言，中共最顶层的将领也不过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粟裕等6人而已，聂荣臻即使进步了最顶层，也稳居第二层面。
    我们看解放战争初期的各大战略区，统统是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或者是军事重挫——林彪的四平保卫战、刘伯承的张凤集大战——或者是丢失了大片根据地被迫战略撤退——粟裕虽然取得战场的胜利也被迫放弃了苏中根据地——或者是既军事重挫又丢失了大片根据地被迫战略撤退，比如李先念在中原根据地。
    而且，就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战略区统帅的对比而言，国军在华北战场忽然也有人事变化，但傅作义是不变的。这家伙不但始终在华北，而且一步一步成为华北的最高军政负责人，这一点截然不同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没完没了置换主帅。国军在华北战场人事的相对稳定和傅作义晋绥军的背景，决定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既有中央军的层面更有地头蛇的层面。
    和聂荣臻相比，晋绥军层面的傅作义具有武器先进、后勤有力、熟悉地方等3个明显优势，更何况傅作义的军事能力也确实强于聂荣臻，而且，晋绥军的片场偏偏是防守。
    对于喜欢运动战、长于游击战的解放军而言，对方如果搞对攻倒不要紧，无过你打你的、我的我的，现遇到晋绥军长于防守就麻烦了，因为解放军是依靠缴获搞补充的。
    说明意思呢？如果解放军以舍弃自己的一个城市为代价对攻了国军一个城市，对于国军而言攻克的是空城，因为国军除了烧杀激起更多的愤怒别无所获，对于解放军而言就是获得巨大的武器和人力的补给，因为共产党可以搞打土豪分田地，更何况，共产党喜欢给俘虏做思想工作。
    傅作义的长于防守、喜欢搞突袭，对于解放军而言，的确比较麻烦。
    即使考虑这样那样的因素，在整个抗战时期，聂荣臻依托华北的军事力量不但缠住了傅作义而且攻克石家庄扭转了战局，林彪大军入关之前，聂荣这已经取得了对傅作义的相对优势。
    应该说，聂荣臻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区统帅，虽然表现有一点问题，但，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没有撤换聂荣臻的谋划——虽然弱一点，但，在华北，就军事能力和综合素质，无人能够顶替，徐向前的能力在聂荣臻之上，可身体太弱了，无法承担一个战略区。
    那么，为什么军史上对于聂荣臻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表现负面评价如此严重呢？
    我的理解，和抗战时期的辉煌相比落差太大。
    聂荣臻从苏联回国后，
    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工作等课程。
    聂荣臻虽然在共产国际接受过短期军事培训，但，时间太短了，说他是军事人才有些太勉强，尤其是和黄埔初期的王柏龄、叶剑英这样的正儿八经的军校毕业生相比，所以，也只能在黄埔搞政治。还有一点，国共两党联合搞黄埔，国民党手里是有大把的军事干部的，不过，国民党是没有政工干部的。和国民党相比，刚刚建党才几年的共产党，不但没有军事干部，也没有政工干部，什么干部统统的短缺。所以，黄埔初建，共产党无法向军校派出军事干部——这个无法勉强——不过呢，可以派出政工干部，因为政工制度对于国共两党是新鲜的玩意，国民党更加不懂。
    这样一来，聂荣臻的就给贴上政工的标签了，而且是比较优秀的政工。因为和蒋介石斗争比较坚定，“中山舰事件”后，聂荣臻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这样一来，既在共产国际接受过培训还在黄埔工作经历的聂荣臻更加是军事人才了，所以，调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任特派员。
    在这之后，聂荣臻参与了巨多的军事工作，比如参与了叶挺独立团的组建。聂荣臻是中共十帅中第一个参与中央军事领导的人物。大革命失败后，聂荣臻独立组织了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可见是很有能力的，然后担任南昌起义的第11军的党代表，军事起点非常的高。
    红军时期，聂荣臻是红一军团政委，和林彪是搭档。
    聂荣臻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开设于1937年的晋察冀，而且，晋察冀战略区是聂荣臻独立开创的。
    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创建了巨多的根据地，有巨大标杆作用的是4个。1927年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而且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谢子长、刘志丹在我国北方成功创建陕北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最后的落脚点和过河抗战的总后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间是1935年10月。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组织了太原会战，天镇、大同、集宁等大片地区失守。忻口、娘子关鏖战正酣，太原危在旦夕，已经到达山西的八路军有被隔绝的状态。
    1937年10月20日24时毛泽东给“周朱彭任”一封“日军占太原后八路军的作战部署”的电报，内容如下：
    “甲、敌占太原后，将引起极大与极快之变化：
    （一）娘子关之敌必速占正太路，我林师及总部有被隔断之虑。
    （二）太原之敌将出一路于汾阳、离石城，隔断我贺师向南面；出一路于汾河流域，隔断我总部及林刘两师向西。
    （三）太原以北抗战部队将溃乱无秩序，娘子关抗战部队亦有溃乱之虑。
    乙、因此，林师主力不可过于向北，刘师不可过于向东，总部宜移正太路附近，王兆相部不宜出长城以北，以便于紧急时，能够转移。
    丙、拟定之部署意见如下：（一）留杨成武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二）林师主力准备转移于汾河以西吕梁山脉。
    （三）刘师在正太路以南之现任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四）总部准备转移至孝义、灵石区。
    （五）贺师坚持晋西北之游击战争，但王兆相部准备于必要时返回尚府，巩固河防，加造船只。
    （六）陈伯钧部暂在现地不动，准备必要时到河边策应。
    （七）上社、洪洞弹药宜急运。
    丁、以上判断及准备部署，请速考虑见复。”
    8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毛泽东的紧张、忧虑——对于毛泽东，又是一个多么难捱的夜深沉。
    新四军还没有完成谈判和编组，中共能够掌握的力量仅仅是八路军。八路军已经过河杀上了山西战场。国民党组织的太原会战已经败象毕露。
    如果日军取得太原会战的胜利，对于中共来讲，有两个要命的威胁：1、日军乘胜渡过黄河直取延安；2、日军利用交通线快速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分割“总部领导的林刘”和孤雁出群的贺龙一部分。
    一旦日军过河直取延安，空虚的大后方就太危险了。因此，毛泽东明确安排：1、贺龙一部在晋西北游击保护陕甘宁的侧翼安全；2、陈伯钧直接指挥的359旅718团“暂在现地不动，准备必要时到河边策应”；3、电文里两次明确指示“王兆相部不宜出长城以北，以便于紧急时，能够转移”，“王兆相部准备于必要时返回尚府，巩固河防，加造船只”。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1节（修正稿）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军事布局，除非绝对的泰山压顶，都是用局部的牺牲换取整体的胜利。这样一来，军事指挥之所以能够被贯彻的大前提就是下级坚信领导的决策是最对的，正确的指挥就是牺牲自己这一股赢得胜利。
    如果，一茬一茬的牺牲换来的是不断的失败，部属就难免对领导产生怀疑，对命令的执行就会出现疑问。
    在欧洲勤工俭学的聂荣臻于1924年10月奉命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由于革命的需要，聂荣臻和中国班的同学们一起回国。
    就建党初期的党员而言，聂荣臻是最早接触军事教育的人物。共产国际对他进行短期培训的时候，对他进行了军事训练。
    对于短缺干部的早期共产党来讲，聂荣臻是少有的重要的军事人才，而且是带有勤工俭学（见过世面）和在共产国际的接受过组织军事培训的干部（最高层面的组织鉴定）。
    考虑到中国革命的需要，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培训干部。革命对人才的需要多种多样，人的能力偏长也多种多样。共产国际为中共培训干部的时候，一个是考虑中国革命的需要，一个是考虑人的能力的偏向。1924年，国共才开始合作，热恋的好的蜜里调油，压根就没有离婚的计划，共产国际不可能帮共产党培养将来分家的军事干部，而且，和掌握了部队的国民党相比，初期的共产党的工作方向更多的是放在宣传、组织群众运动方面，所以，共产国际之所以把聂荣臻作为军事人才培训，因该看到聂荣臻军事干部的潜能。
    有些朋友可能根据聂荣臻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傅作义重创的厉害而低估聂荣臻的军事能力。的确，聂荣臻的军事指挥能力比不过林彪。问题是，以军事指挥、尤其是指挥大兵团作战而言，中共最顶层的将领也不过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粟裕等6人而已，聂荣臻即使进步了最顶层，也稳居第二层面。
    我们看解放战争初期的各大战略区，统统是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或者是军事重挫——林彪的四平保卫战、刘伯承的张凤集大战——或者是丢失了大片根据地被迫战略撤退——粟裕虽然取得战场的胜利也被迫放弃了苏中根据地——或者是既军事重挫又丢失了大片根据地被迫战略撤退，比如李先念在中原根据地。
    而且，就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战略区统帅的对比而言，国军在华北战场固然也有人事变化，但傅作义是不变的。这家伙不但始终在华北，而且一步一步成为华北的最高军政负责人，这一点截然不同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没完没了置换主帅。国军在华北战场人事的相对稳定和傅作义晋绥军的背景，决定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既有中央军的层面更有地头蛇的层面。
    和聂荣臻相比，晋绥军层面的傅作义具有武器先进、后勤有力、熟悉地方等3个明显优势，更何况傅作义的军事能力也确实强于聂荣臻，而且，晋绥军的偏长是防守。
    对于喜欢运动战、长于游击战的解放军而言，对方如果搞对攻倒不要紧，无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现遇到晋绥军长于防守就麻烦了，因为解放军是依靠缴获搞补充的。
    什么意思呢？如果解放军以舍弃自己的一个城市为代价对攻了国军一个城市，对于国军而言攻克的是空城，因为国军除了烧杀激起更多的愤怒别无所获，对于解放军而言就是获得巨大的武器和人力的补给，因为共产党可以搞打土豪分田地，更何况，共产党喜欢给俘虏做思想工作。
    傅作义的长于防守、喜欢搞突袭，对于解放军而言，的确比较麻烦。
    即使考虑这样那样的因素，在整个抗战时期，聂荣臻依托华北的军事力量不但缠住了傅作义而且攻克石家庄扭转了战局，林彪大军入关之前，聂荣这已经取得了对傅作义的相对优势。
    应该说，聂荣臻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区统帅，虽然表现有一点问题，但，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没有撤换聂荣臻的谋划——虽然弱一点，但，在华北，就军事能力和综合素质，无人能够顶替，徐向前的能力在聂荣臻之上，可身体太弱了，无法承担一个战略区。
    那么，为什么军史上对于聂荣臻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表现负面评价如此严重呢？
    我的理解，和抗战时期的辉煌相比落差太大。
    聂荣臻从苏联回国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工作等课程。
    聂荣臻虽然在共产国际接受过短期军事培训，但，时间太短了，说他是军事人才有些太勉强，尤其是和黄埔初期的王柏龄、叶剑英这样的正儿八经的军校毕业生且高级将领相比，所以，也只能在黄埔搞政治。还有一点，国共两党联合搞黄埔，国民党手里是有大把的军事干部的，不过，国民党是没有政工干部的。和国民党相比，刚刚建党才几年的共产党，不但没有军事干部，也没有政工干部，什么干部统统的短缺。所以，黄埔初建，共产党无法向军校派出军事干部——这个无法勉强——不过呢，可以派出政工干部，因为政工制度对于国共两党是新鲜的玩意，国民党更加不懂。
    这样一来，聂荣臻就给贴上政工的标签了，而且是比较优秀的政工。因为和蒋介石斗争比较坚定，“中山舰事件”后，聂荣臻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这样一来，既在共产国际接受过培训还在黄埔工作经历的聂荣臻更加是中共的军事人才了，所以，调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任特派员。
    在这之后，聂荣臻参与了巨多的军事工作，比如参与了叶挺独立团的组建。聂荣臻是中共十帅中第一个参与中央军事领导的人物。大革命失败后，聂荣臻独立组织了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可见是很有能力的，然后担任南昌起义的第11军的党代表，军事起点非常的高。
    红军时期，聂荣臻是红一军团政委，和林彪是搭档。
    聂荣臻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开设于1937年的晋察冀，而且，晋察冀战略区是聂荣臻独立开创的。
    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创建了巨多的根据地，有巨大标杆作用的是4个。1927年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而且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谢子长、刘志丹在我国北方成功创建陕北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最后的落脚点和过河抗战的总后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间是1935年10月。两年后的1937年10月，聂荣臻开始创建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12年后的1947年8月刘邓在大别山重建第一个反攻的根据地。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成功实践了内线歼敌的独特战略，毛泽东之所以被教条中央免除军权，其关键就是内线歼敌和外线出击的根本分歧。
    因为教条中央不能接受战术撤退于是最终只能大撤退到了陕北，如果不是有刘志丹的根据地，中央红军最终的落脚点在哪里、中国的命运如何，不知道。
    因为毛泽东在1947年3月主动放弃延安“有一种胜利叫撤退”、因为刘邓在大别山受损非常的大、因为粟裕反对第二次跃进江南，很多人负面评价刘邓跃进大别山。
    这是没有认识到毛泽东内线歼敌的真谛的错误认识。
    毛泽东内线歼敌的形式是“向内线撤退”，目的是利用内线有利的地情、民情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最终的结果是扩大根据地。
    如果向内线撤退不能歼灭敌人或者虽然歼灭了敌人一部而最终丢失了根据地，那么，内线歼敌就是错误的选择。
    我们以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根据地为例论证内线作战是否正确。毛泽东、彭德怀虽然在内线打赢了一仗又一仗，但，陕甘宁根据地是越来越小最终不能补给最低限度的粮食。也就是说，即使彭德怀没完没了的打胜仗，最终也会因为无饭可吃而饿死或者脱离根据地。
    那么，彭德怀在陕甘宁根据地最终为什么能够坚持而胜利呢？简单，贺龙在晋绥根据地保障了彭德怀的粮食。
    打胜仗，依靠的是枪，更依靠粮食。
    请注意：解放军依靠打胜仗可以补充武器的兵员，但不能补充粮食。
    历史发展到1947年7月，共产党已经放弃了江南的大部分根据地、李先念的中原、粟裕的苏中、彭德怀的陕甘宁，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野战部队受损很大而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基本完成了集结，可是，一年的仗打下来，小中原、苏中、陕甘宁都不能为解放军提供粮食，彭德怀的部队、李先念的部队、粟裕的部队的粮食都依托山东、晋冀鲁豫、晋绥、晋察冀供应。因为内战的开打，共产党掌握的这4块根据地的粮食产量增加的可能不大而增加了吃饭的军队。粮食怎么办？
    还有一个极可怕的事情。1947年7月，内线作战的华东粟裕受到了挫折，沂蒙山根据地“几乎是全部县城，都是在国军手里，而不在共军手里。”共产党的农村根据地当然在农村，可农村根据地并不是只占领农村而不掌握必要的县城，否则，根据地的经济是不能保障军队供应的，因为军队不是光吃粮食他还需要一些物品。
    如果国共两军持续在沂蒙山恶战，持续的破坏就可能将这里的农业生产毁掉，最终的结果是陈粟的部队只能向黄河那边的晋冀鲁豫要粮食——事实上，晋冀鲁豫已经开始给华野供应粮食了。
    如果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外线出击一下然后回根据地，是可以缴获武器补充人力，但，粮食呢？
    如果刘邓不南下，共产党在关内就依托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供应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华野等4大野战军，能支持多长时间？因为丢失张家口，短缺物资的晋察冀根据地过了一个非常贫苦的冬天，张凤集大战后刘邓丢失了冀鲁豫这个粮仓也已经比较艰难。
    也就是说，1947年8月的毛泽东，手里有军队，也可以打胜仗，缺少的是粮食和后勤。如果一个劲复制粟裕在苏中打了胜仗而北撤的模式，那一天是头啊。
    所以，共产党必须开辟新的根据地，减少老区的压力，将战场引向蒋管区。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2节
    刘邓在大别山的确损失较大，但，一年后，蒋介石的后勤也被破坏的厉害而解放军的老区尤其是晋冀鲁豫的压力得到缓解。
    以根据地起家的共产党，不算直接接收的东北，在解放战争时期创建了三个根据地，全部在南线，刘邓创建的大别山不但是第一个而且是最南边的一个，粟裕的豫皖苏和陈赓的鄂豫陕只能是犄角依托。
    很多人热烈的赞美中原决战，这个我也如此。不过，淮海大战的战场是以徐州为中心展开的，碾庄、徐东、宿县、双堆集、陈官庄这些战场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
    从黄河到淮河，大约是800里。
    淮海战役，对于共产党而言，到底是内线决战呢还是外线出击呢？
    碾庄、徐东、宿县、双堆集、陈官庄等5个点当然都是国军占领的点，从这个角度讲，好像是外线出击。但是，大别山在淮河以南，所以，淮海战役的主战场位于刘邓的老区和新区之间，在淮海战役开打之前，南线三军已经和国军在此激烈的拉锯，整体而言国军是丢师失地。
    淮海战役开打之前，国军已经决定放弃开封、郑州这样两个有影响的大城市。
    如果刘邓不挺进大别山而依托晋冀鲁豫老区向黄河以南逐步拓展，同样的时间点，刘邓、粟裕、陈赓等三路大军自北向南平推，战场如何呢？
    不好说。
    解放军历史上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乃至于毛泽东在赣南闽西的根据地建设，都得不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同意，中共六大召开后周恩来贯彻会议精神给红四军一个“二月来信”，明确要求朱毛离队去中央，因为他们不相信农村能够建设根据地，他们担心朱毛这样优秀的干部在游击战里牺牲掉。
    中共中央在白区弄得山穷水尽被迫进入中央苏区，这才证明毛泽东根据地建设的正确，虽然，因为还因为有分歧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
    从丢掉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开始，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将士已经开始认识到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冲破腊子口在哈达铺得知刘志丹在陕北有一个巴掌大的根据地，大家高兴的一跳八仗高，跑的飞快。
    家，即使是破草棚，也能遮风避雨呀。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一个人，不管是共产党自己还是共产党的敌人都承认毛泽东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伟大的创举。可是，进入新时代后，因为解密了粟裕对毛泽东的斗胆直陈以及对淮海战役一线最高指挥权的理解分歧，逻辑推导出对刘邓挺进大别山的的评价分歧。
    刘邓南下大别山的1947年8月，中共中央和晋冀鲁豫解放军没有任何分歧，他们已经认识到南下可能付出巨大的牺牲而不能立足而被迫退回。对于中共中央而言，刘邓能够付出巨大牺牲而在大别山战略展开，不但实现了最初的谋划而且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和刘邓南下大别山不同，聂荣臻创建晋察冀根据地的初期就有巨大的分歧，从某种角度讲，聂荣臻建立晋察冀根据地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国共合作抗日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提出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也就是建立自己的抗日根据地，但中共中央的大部分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倾向正面接仗，于是有了平型关大捷等等正面接仗。
    可是，国军的整体战斗力远远抵不过日军，太原会战的发展是天镇、大同、集宁等大片地区失守，忻口、娘子关鏖战正酣，太原危在旦夕。国军在山西即将失败当然是巨大的损失，但国军毕竟本钱雄壮，共产党呢，主力改编成了八路军，八路军的主力到达了山西，一旦日军占领太原而借势展开，在山西的八路军主力不但与陕甘宁大本营隔断，而且，已经到达山西的八路军的三个师也有被分割的危险。
    南国烽烟正十年，红军时代的解放军经常的被分割，所以，分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孤立分割在山西的八路军没有根基，万一蒋介石断了供应，他们怎么办？
    1937年10月20日24时毛泽东给“周朱彭任”一封“日军占太原后八路军的作战部署”的电报，内容如下：
    “甲、敌占太原后，将引起极大与极快之变化：
    （一）娘子关之敌必速占正太路，我林师及总部有被隔断之虑。
    （二）太原之敌将出一路于汾阳、离石城，隔断我贺师向南面；出一路于汾河流域，隔断我总部及林刘两师向西。
    （三）太原以北抗战部队将溃乱无秩序，娘子关抗战部队亦有溃乱之虑。
    乙、因此，林师主力不可过于向北，刘师不可过于向东，总部宜移正太路附近，王兆相部不宜出长城以北，以便于紧急时，能够转移。
    丙、拟定之部署意见如下：（一）留杨成武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二）林师主力准备转移于汾河以西吕梁山脉。
    （三）刘师在正太路以南之现任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四）总部准备转移至孝义、灵石区。
    （五）贺师坚持晋西北之游击战争，但王兆相部准备于必要时返回尚府，巩固河防，加造船只。
    （六）陈伯钧部暂在现地不动，准备必要时到河边策应。
    （七）上社、洪洞弹药宜急运。
    丁、以上判断及准备部署，请速考虑见复。”
    8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毛泽东的紧张、忧虑——对于毛泽东，又是一个多么难捱的夜深沉。
    新四军还没有完成谈判和编组，中共能够掌握的力量仅仅是八路军。八路军已经过河杀上了山西战场。国民党组织的太原会战已经败象毕露。
    如果日军取得太原会战的胜利，对于中共来讲，有两个要命的威胁：1、日军乘胜渡过黄河直取延安；2、日军利用交通线快速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分割“总部领导的林刘”和孤雁出群的贺龙一部分。
    一旦日军过河直取延安，空虚的大后方就太危险了。因此，毛泽东明确安排：1、贺龙一部在晋西北游击保护陕甘宁的侧翼安全；2、陈伯钧直接指挥的359旅718团“暂在现地不动，准备必要时到河边策应”；3、电文里两次明确指示“王兆相部不宜出长城以北，以便于紧急时，能够转移”，“王兆相部准备于必要时返回尚府，巩固河防，加造船只”。
    被毛泽东两次点名的“王兆相部”是一支什么部队？
    王兆相部，“指八路军第一二○师工兵营，营长王兆相。”
    一个营？
    120师的工兵营的前身是陕北红军独立二师。
    真的没有太多人知道王兆相这个开国少将，可是，他的战斗历程在老革命行列里也是极其丰富的。
    王兆相是陕北神木人，1909年出生，1929年考入榆林中学，在那个年代的陕西已经是大知识分子了，因为投身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最终返回家乡做地下工作。在谢子长、刘志丹领导下，王兆相参与领导了创建、发展神（木）府（谷）红军和神（木）府（谷）佳（县）榆（林）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曾经担任红军独立第1师师长、陕北红军独立第2师师长。
    因为是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1955年，王兆相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不过，他的陕北红军独立第2师人马不过千余，是一个小师，红军大改编时成为120师工兵营。作为一个营，这个部队又非常的庞大。
    抗战初期，中共内部的争论非常激烈，写进初中历史教科书的洛川会议其实是一个匆匆忙忙的会议，也是一个各自保留分歧的会议。
    那个时候，国共两党的大部分领导人，对于抗战的艰苦的持久是没有认识的，颇有灭此朝食的气概。面对民族抗战的大潮，对于国共难免的摩擦认识也非常的不够。
    既然抗战很快就可以胜利，八路军当然要尽可能开上抗日前线。
    那么，陕甘宁是否留部队保卫呢？
    贺龙主动提议将红二方面军的一部留陕北保卫党中央。
    整个抗战时期，贺龙从来都对蒋介石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这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安排，成立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总兵力9000人，其中有120师359旅的718团和师直的4个直属营，120师一共14000人，留守陕甘宁的占百分之四十，大体是肖劲光指挥的留守处总兵力的一半。
    开上抗战前线的贺老总那是真挂记党中央的安全，日军机械化跑得快，蒋介石喜欢打黑枪。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940年之前，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发军饷的，3个师每个月40万元，八路军编制一共45000多人，人均接近9元。这钱怎么分配呢？这是八路军的军饷，好像应该给八路军将士。问题是，陕北的党中央和一大摊子机关、学校如何筹备经费呢？贺龙提议尽量多给中央留一些，最终，40万元，留一半给中央统筹。贺龙自己开上一线的部队，从师长贺龙到普通的战士，每月的零花钱都是1元。
    当日军有可能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毛泽东非常关心布局在黄河附近的王兆相的工兵营，这个不仅仅是陕北红军更加有利于保卫边区，而且，工兵营布局黄河也有利于随时接应贺龙主力增援陕甘宁。
    王兆相的工兵营在1937年11月改编为警备第6团，这个倒很简单，因为王兆相的工兵营是陕北红军独立二师改编的，非常有趣的是，王兆相自己是营长，可他的部队竟然在内部保有3个营的编制，其实是团的骨架。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3节
    1940年王兆相被派赴山东，先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支队副司令员、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清河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1955年，王兆相获得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对应的是抗战时期的副旅或者团级。
    抗战胜利，王兆相调任晋察冀第2野战军独立旅旅长、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18师师长等等。
    辽沈大战的时候，王兆相担任独立第13师师长。
    东北野战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的时候，王兆相被留在沈阳拟担任东北军区警卫师师长。在其一再请求下，1949年1月，被批准入关任第49军第162师师长，在塘沽追歼战之后赶到塘沽。
    1949年4月，集结在平津地区的第四野战军的9个军南下，伍修权推荐王兆相带领第162师留津担任警备任务，一直到1949年6月归建第49军参加南下作战，担任湖南军区衡阳军分区司令员。
    就开国将领而言，王兆相的确并不耀眼，可南征北战的战区比较复杂。
    王兆相在2009年去世，终年101岁。
    1937年10月20日24时毛泽东在电报里表态非常的谨慎，留露出明显的忧郁。
    可是，毛泽东在电报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三）太原以北抗战部队将溃乱无秩序，娘子关抗战部队亦有溃乱之虑。”
    简单的说，因为太原会战的失败，掌控部队无力的国军将会出现“溃乱无秩序”。
    毛泽东预言的非常准确，太原会战失败后溃退的国军那叫一个乱七八糟，于是，这日军还没有建立政权而国民党政权瘫痪的地带就成了政治真空。
    1937年10月20日，毛泽东给山西的“周朱彭任”的这封电报，其实只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陕甘宁老巢有危险，因此，我提议安排王兆相的工兵营在黄河岸边预备船只接应可能增援、撤回陕甘宁的120师主力。
    第二句话：八路军总部掌控的林、刘等两个师主力被隔断在山西非常的危险，请你们千万注意，不要丢掉了革命的本钱。
    第三句才是毛泽东真正想说的话，这句话才点出毛泽东与“周朱彭任”的分歧。
    第三局其实是第一条：“（一）留杨成武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毛泽东要求八路军高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八路军的“周朱彭任”要打正面，毛泽东毫无办法，因为他还没有掌握最高的权力，而且“周朱彭任”这些人都是些敢于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的人，毛泽东能怎么办？只能是一封电报、一封电报的做思想工作。
    山西战场已经证明了毛泽东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预测，也证明了“周朱彭任”依托统一战线正面抗战的没有希望——八路军本钱短小，经不起损失。
    八路军在山西正面战场的前途叵测固然证明“周朱彭任”的思想错误，但，也不能证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就有出路。
    天底下的人，都习惯为自己辩解。
    比如，丢失中央苏区被迫长征既可以证明教条宗派排斥内线退却的错误也可以证明对福建事变关门主义的错误。可是，为什么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一来，政治局的大多数还是舍弃毛泽东呢？因为，从人的自我保护而言，毛泽东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参与军事领导权到1937年7月，两年半的时间，他除了碰大运碰上一个巴掌大的根据地并有所发展，好像也并没有一日千里。
    在延安的毛泽东，并不了解“周朱彭任”的思想转变程度，已经非常娴熟党内斗争懂得做思想工作的毛泽东没有直接命令八路军直接掌控的两个主力师改编思路搞山地游击战，毛泽东只是提议“（一）留杨成武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请注意，毛泽东的这个电报的“丙、拟定之部署意见如下”一共是是7条，除“（七）上社、洪洞弹药宜急运”外都是有关部队布局的重大安排。“（二）林师主力”、“（三）刘师”、“（四）总部”、“（五）贺师”以及“王兆相部”，统统是主力部队，“（六）陈伯钧部”只有一个718团所以派列在后。
    毛泽东这个电报关于“总部”的安排在“（二）林师主力”和“（三）刘师”之后、“（五）贺师”之前。
    一般来讲，就总部机关的安排，或者排序在“首”、或者排序在“尾”，现在，夹在三个主力部队之间让人感觉毛泽东发布命令非常不调理。
    毛泽东是一个巨能写文章的人，绝不枝蔓旁生信马由缰的乱扯——战争环境也不允许——他下达命令肯定逻辑严明的。所以，毛泽东很奇怪的将“总部”的安排在“（二）林师主力”和“（三）刘师”之后、“（五）贺师”之前，如果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人咯噔一下：呀，为什么把我们排序在这里？
    比较遮脸的表象解释，当时的八路军总部直接掌控林刘等两个师，而贺师和陈旅已经独立行动。
    你的总部当然放在直接掌控的部队之后。
    可是，毛泽东真真的含义是，八路军总部只对八路军的作战作宏观指导，至于三个师，最好是脱离总部分散游击。
    你这总部，不要主力在手，如何？
    因为大家思想分歧比较大，话不能说太直白，暗示而已，还要给别人拒绝自己留下“装不明白”的台阶。
    可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泽东可以照顾“周朱彭任”的思考，但革命也耽误不起呀，你们既然已经遇挫，也应该实验一下我毛泽东的路线。
    于是，毛泽东很突兀的把“留杨成武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排序为“（一）”。
    为什么突兀呢？因为杨成武独立团在八路军初编的13个团里是力量最小且没有国军正规番号的团。
    杨成武独立团也是八路军初创的13个团里存在历史最短的一个团，1937年8月20日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红1师编为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到1937年11月13日改为八路军独立第1师，存在了不到3个月。
    就军史而言，不到3个月的一个没有正规番号的团，宛如流星，在浩瀚的战争史上很容易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但，在八路军的13个初编团中，对于抗战历史的影响，反而是这个杨成武独立团的后身最为波澜壮阔。
    杨成武独立团是有红一军团的红一师改编而来。也就是说，晋察冀根据地的创建者的主体就是红一师。
    可是，由于战争时期丢失了很多重要资料，加上难以查找，在1978年之前，晋察冀军区的主体部分一直认为自己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中诞生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
    1978年夏天，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华特意找到驻扎在河北北部的193师。作为当事人之一——不是主要的当事人——邓华讲出了晋察冀军区的一分区的历史通过存在不到三个月的杨成武独立团上推到陕北时期的红1师。
    陕北时期的红1师是中央苏区的老红1师的一部分和红3军团的红5师合编而成。
    1933年6月7日，红一军团在江西永丰县藤田改编，“红一军团第七师缩编为第一师第一团”， “红一军团第九师缩编为第一师第二团”、红22军66师缩编组建了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的第三团，即“红三团”。
    如果把这个时候编成红1师的三支部队的历史继续上推，就到了秋收起义等等了。
    长征时期，杨得志是红1团团长，黄永胜曾任红3团团长，邓华曾任红3团政委。
    与此同时，彭德怀的红3军团也搞了整编，从广西来到中央苏区的红7军改编为红5师。
    长征途中，红3军团在扎西会议后缩编为1个师4个团，红5师缩编为红4师的第13团。
    1935年9月中旬，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哈达铺后，毛泽东、彭德怀对北上的中央红军改编为 “陕甘支队”，撤编军团和师级建制，采用“支队——纵队——大队”编制。
    红1师分编为两个大队：第1大队由红1团和红3团团部及3营、卫生队编成；第2大队由红2团和红3团1、2营编成。
    彭德怀的红3军团直接指挥的红13团改编成第13大队。
    根据肖锋的史料比较齐全的回忆，1935年11月间，直罗镇战役胜利后，红1军团奉命转到延长县南的临其镇进行休整。11月18日，军团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了红1师建制，由陈赓任师长，杨成武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师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耿飚任参谋长，旷任农任供给处长，张杰任卫生处长。1师最初辖两个团：1团和13团。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红1师，其实是长征的红1军团的红1师的红1团和红3团的一部，和长征时期的红3军团的红5师（也就是红13团）合编的，上推其源头，在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非常辉煌灿烂。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4
    不久，陕北红1师又恢复了红3团的建制。
    3团重建，是从红1军团的军团部和红1、红13团部分干部骨干及两个连四个排185人（红1团拨给了杨得志的大渡河连）、和陕北补充师拨来的325名新兵合编，重新组建了3团。
    大约1937年2月，从红军大学毕业的杨成武回红1军团担任红1师师长，政委是邓华，全师1500余人。
    这是政工干部杨成武转岗为军事干部的开始。
    不久，邓华去学习，杨成武兼任师政委。
    抗战爆发，红军大改编。所有的改编都需要考虑部队构成的元素、山头。
    八路军编3个师，当然是3个方面军各占一个，红一方面军就编成了115师，陈光代理指挥的红1军团和徐海东的红15军团就分编为343旅和344旅。这红1军团有红1师、红2师、红4师等3个师，可国民党核定的343旅只有685团和686团。
    红2师和红4师的兵员都明显超过红1师，最重要的是红4师是红3军团缩编，必须占有一个686团。这样一来，红1师或者拆分到685团和686团，或者拨给兵员短缺的120师或者129师。
    拆分建制部队，是非常不利于发挥战斗力的，也不利于将来的部队扩编。
    于是，红1师就编成了没有正式番号的在蒋介石那里没有户口的115师独立团，1团、13团、3团，分别编成一营、二营、三营。
    原有的部队加上新拨给的200新兵，兵员1700余人。
    请注意，685团是3000余人，王兆相的120师工兵营的兵员是1000余人，所以，杨成武的独立团是八路军初编时期兵员最少的一个团。
    1937年10月20日24时毛泽东给“周朱彭任”的电报里，就“丙、拟定之部署意见如下”的七条里竟然把“留杨成武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排序第“（一）”。
    毛泽东其实表达的非常强烈的情绪：我在洛川会议提议搞山地游击战争，你们到了山西战场阳奉阴违一定要打大仗，现在，山西国军战场的溃败已经不可避免，我们的主力如果没有根据地就可能成了无根的浮萍，现在形势如此的紧张，你们总应该考虑一下我的提议了吧？不管你们是否同意，我强烈提议最弱的杨成武独立团留下来搞山地游击战。
    毛泽东暗示：留杨成武独立团打游击是整个八路军的第一要务。
    毛泽东真急了，不过，领袖的急当然不是跳脚骂人，何况他的谈话对象是“周朱彭任”这4个大人物。
    那么，“周朱彭任”是否发生了思想转变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呢？
    我不能说绝对没有，但，他们的思想特别是真正的当家人彭德怀的思想变化非常的小！我真不骗人。
    我们读晋察冀的历史，往往开篇是“聂荣臻率领115师师部一部分和杨成武独立团等2000多人开上五台山开辟晋察冀根据地。”
    这样的理解给人一种暗示：在聂荣臻没来五台山之前，五台山是没有八路军的。
    这真的是错觉。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聂荣臻率领115师师部一部分和杨成武独立团等2000人留在五台山开辟晋察冀根据地。”
    请注意，是“留在”。
    为什么是留在？
    今天的山西省五台县茹村乡的南茹村有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茹八路军总部旧址。
    1937年9月22日，八路军总部到达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翌日,到达五台县城。五台县举行了欢迎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阐述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当日下午,总部驻南茹村。朱德和彭德怀等同志在这里战斗40余天,他们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创建了五台游击队。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领129师, 曾路居五台东冶镇,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回到久别的故乡,在东冶沱阳学堂作了抗日救国的演讲。八路军总部在南茹村决定了平型关战斗、夜袭阳明堡。
    1959年在庐山，林彪说：关于是否打平型关战斗，是任弼时下的最后决心。
    打仗，下决心，从八路军的朱德、彭德怀到115师的林彪都是军事首长，周恩来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为什么偏偏是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下决心？
    1959年在庐山批彭德怀，毛泽东讲话：“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打蒋介石十年，打红了眼；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
    毛泽东还说：“三个师只三万二千人，号称四万八。当时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
    毛泽东这个讲话不会错，因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当事人都在场，过河的八路军其实只有“三万二千人”，搞宣传扩大为“四万八”。
    在场的林彪讲话：“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林彪在庐山会议讲话是比较实在的，澄清了毛泽东对彭德怀会理会议的误解，所以，他真没有必要栽害已经去世的任弼时。
    论打仗，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等4人哪一个都比任弼时强。1988年中共评定自己的军事家，就没有任弼时。
    而且，1945年毛泽东改组中共中央军委的时候，组成人员也没有任弼时。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之所以不能下决心是知道平型关硬仗硬对了毛泽东的山地游击战，打赢了好说，打败了，这个战场抗命的责任谁来承担？
    任弼时，是一个，怎么讲呢，反正，他决断了。
    也就是说，从1937年9月22日到街道毛泽东电报的1937年10月20日24时，八路军总部在五台山区已经接近了一个月，搞了些抗日活动，帮助创建了五台游击队。
    可是，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就没有创建根据地呢？
    我大胆的猜测：思想认识问题。
    现在，毛泽东深夜发来这么一封电报，八路军总部陡然就亚历山大了。
    如果他们的思想和毛泽东的一致，那就把115师和129师统统的山地游击战好了，问题是，他们的思想和毛泽东不一致，那么，如果坚定的不打折扣继续贯彻自己的思想，万一形势继续向毛泽东预测的方向发展而八路军在山西不但不能立足而且损失较大，这就不仅仅是个人的责任还有对革命的绝大损失。
    就这么点本钱，只能发展不能损失。
    请注意，毛泽东10月20日发出的电报是给“周朱彭任”等4人，领头的周恩来。
    这个时候的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一样是政治局委员，但他在八路军并没有名分，他在军队的职务是军委副 。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 ，朱德、周恩来为副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贺龙、林彪、刘伯承、张浩、叶剑英、徐向前为委员。
    请注意，在中央军委里，朱德排序在周恩来之前。
    这个时候的周恩来，为什么在山西呢？因为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和国民党搞统战工作，八路军来山西抗日，牵扯到和国军的协同，所以，周恩来来山西很正常。
    这个时候的朱德，是政治局委员、排序第一的中央军委副 、八路军总指挥，你说，毛泽东要安排八路军的工作，为什么排序第一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朱德呢？
    这个，好像有一个顶有力的解释，这个时候的周恩来还是书记处书记，那个时候的书记处书记就是今天的政治局常委，排序第一可以理解。
    但是，请注意，军队工作是比较特殊的，下达命令是不能允许七嘴八舌的，因为有非常严格的责任追究。
    我个人理解，就抗战的模式和方针，在1937年的高级干部里，大家有巨大的分歧。虽然，每一个人的思想都不可能和别人的思想绝对一致，但，毕竟有一个相对的接近。抗战初期，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林彪都非常热衷打大仗。
    毛泽东要想在八路军贯彻自己的抗战方针，必须做通周恩来的工作，否则，这个在前线的有巨大影响的高级干部，是很能鼓捣的八路军柔性对抗毛泽东。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5节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牵扯到抗战的基本方略，我不独专，你们在前线，可以交换意见。
    结果，八路军总部执行了毛泽东的提议：“留杨成武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而且，八路军总部也明显的向毛泽东的思想靠拢：不但留下了杨成武独立团1700人，而且留下了115师师部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留下了聂荣臻，也就是说，八路军总部将五台山游击部队的指挥从杨成武的团级上升到聂荣臻的副师级。
    我们知道，八路军有三个副师，徐向前、聂荣臻、肖克。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其指挥的军队之多，在红军时代仅次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而远远超过彭德怀和贺龙。肖克在红军时代担任过红6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31军军长等三职——红31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红4方面军总指挥王树声长期兼任红31军军长。
    八路军三个副职里的肖克，在中央苏区的表现是突出而不耀眼，他指挥的红6军团仅仅是中央红军的偏师，因为特殊的机缘成了贺龙的副手。
    仅仅就军事指挥而言，肖克是比较突出的，不要说上将层面，就是大将层面，乃至于元帅层面里的一些人，相比，肖克的军事能力是不弱的。
    肖克，真的可以成为大将乃至于元帅，然而，最终是上将，很多人感觉可惜乃至于有一些负面的理解。
    我个人认为，肖克能够且仅仅上将，正常。
    有些人说，肖克曾经在红四军七大弃投一票不支持毛泽东。
    我认为，这压根就不是原因，因为朱德、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和毛泽东斗争的更厉害。
    毛泽东在1958年右一个评价：“萧克这个人在历史上一贯不正派。”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给我提意见乃至于反对我，但，必须使用正面的手段。
    肖克，在长征路上曾经非常明显的倾向张国焘（这一点因为王震的坚决反对没有给红6军团产生影响），肖克接受张国焘的提议从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去红四方面军担任专职的红31军军长（贺龙意见非常激烈）。肖克在红军后期一个极大的贡献就是在最关键时刻接受彭德怀的命令管控住红31军不过黄河，我个人理解，这是肖克被高任为120师副师长的背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前，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任命彭德怀为红军前敌司令部总司令（红军时代的指挥体制，总司令参与最高战略决策，真正在一线掌握军事领导权的是红军前敌司令部总司令，遵义会议成立红军前敌司令部，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兼红军前敌司令部总司令，毛泽东为红军前敌司令部总政委），拥有指挥所有主力红军的权力，其实，他就是代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掌所有的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因此，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是否心向中央的最核心的试金石就是是否接受彭德怀的指挥。面对周恩来的意见征求，贺龙明确表态将红二方面军交给彭德怀指挥，肖克在关键时刻接受彭德怀的命令，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就是最大的政治表态。
    可是，在抗战前提，肖克参与了彭德怀为背景的120师驱赶贺龙的失败运动，在抗战后期，肖克参与了晋察冀根据地群攻聂荣臻事件。
    我说一个比较公道的话，即使肖克每一次的选择都对，他走到哪里就挤兑哪里老一的这习惯，也容易惹人不喜欢。
    如果仅仅是这，倒也罢了，肖克还有一个特别的副业——喜欢写小说。
    战争时期的军人，也确实有一些个人的爱好，比如，毛泽东、陈毅写诗，贺龙爱好体育，这个很正常，人毕竟要纾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可是，肖克竟然是写长篇小说，这玩意是非常浪费精力的，事实上，业余爱好比较广泛的陈毅，军事指挥能力就有一些受限。中共最能打的野战军统帅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粟裕基本没有什么个人爱好，指挥几十万大军掐架，“将失一令而国破身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是正常的心态，搞文学创造，当然牵扯了精力。
    肖克，原本有更好的贡献，可惜了。
    林彪、聂荣臻以红1军团军政首长而等列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担任师级首长，很多人偏激的认为毛泽东偏心，这是不了解红军部队的特点。
    中国工农红军的来源比较复杂，但其最核心的主力是朱毛红一军团、贺龙的红二军团、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和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其他部队，比如红6军团、红9军团等等属于派生的军队。比如，肖克这个红6军团的军团长和贺龙这个红2军团军团长联合作战，连想都不用想贺龙指挥肖克，这不仅仅贺龙自身的资历更有红二军团的主力特点。
    在朱德之下，彭德怀是最能打的红军将领，聂荣臻回忆林彪憋了劲要和彭德怀比战功。
    林彪是一个多么牛的人，等闲不肯服人，他和彭德怀比战功是惺惺相惜。
    可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在长征里损失远远超过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这个里头就不是（多少也有一点）彭德怀的责任了，而是红三军团起家的基本部队抵不过朱毛的红一军团。
    军事首长的能力可以极大的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不过，这毕竟需要时间，部队的基本素质也是起作用的因素。林彪的军事能力和彭德怀的军事能力，也许有差别，但，这个差别非常的小，或者说，各有千秋。所以，在整个红军时期，老红一军团的表现是优于老红三军团的。
    红1军团的军政首长，其能力确实特别优秀。抗战爆发，彭德怀为司令员的红一方面军改编为115师，红1军团的林彪、聂荣臻分任正副师长，而红15军团的徐海东就只能是344旅的旅长。
    抗战爆发后，徐海东的344旅的表现明显弱于陈光指挥的343旅，这个里头，可能有陈光和徐海东的差别，也有红15军团弱于红1军团的因素。
    所以，1937年10月，八路军总部留115师副师长聂荣臻于五台山的时候，以聂荣臻的资历和地位，这就相当于战略决策了。
    八路军总部的这个思想向毛泽东靠拢非常的巨大。
    为什么是聂荣臻呢？这又说明总部的领导们还没有把五台山根据地的创建放在敌后抗战的首要位置，或者说，还有一些争论。
    1927年到1929年，毛泽东坚定不移的坚持不脱离部队，坚定不移的搞根据地。
    如果毛泽东亲自带队来了山西，他铁定无疑会留在五台山。
    五台分兵，之所以是聂荣臻而不是林彪留在五台，说明林彪也不支持毛泽东的山地游击战，当然，他也不反对聂荣臻领杨成武等等去五台山做窝。
    问题是，聂荣臻愿意留下吗？
    有人可能说：下达命令就是了，管什么愿意不愿意？
    这是扯淡话。
    思想有抵触的被迫执行命令和积极主动贯彻命令能一样吗？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到医院“告诉陈毅，中央委员会决定红军主力几天后撤离，突破蒋介石的‘围剿’，向西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而且，“周恩来还带来了进一步的消息，中央委员会决定陈毅不随主力红军撤退。他将留下来在苏区指挥军事行动。”
    有伤的陈毅，“执行命令，接受了中央交与他的任务，即使心里并不痛快”，但是“陈毅对这件事的情绪很大，一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既谨慎又明确地表示，把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交给一个指挥官，而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这样的作法是不对的。”
    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抗美援朝。
    林彪原本是最佳人选，毛泽东确实考虑过由林彪出任志愿军统帅的问题。据当时林彪的司机楚成瑞回忆，朝鲜战争爆发后，大概九十月份，林办工作人员曾接到通知，准备入朝。“当时我们都换了新军装，但没有什么标志，毛巾上、水壶上都没有字。林彪家里也准备，换了住处，还换了一些不宜出国的内勤。”
    林彪虽然对解放军入朝作战比较谨慎，但，中央如果下命令他还是执行的，而且，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1950年5日上午9时，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去北京饭店接彭德怀来中南海谈话。当谈到志愿军司令员人选时，彭问毛：“林彪现在怎么样呀？”毛泽东手一挥说：“不谈他，不谈他，他这个人打起仗来，谨慎有余，胆量不足。我起初确实提到他，他对东北熟悉，四野十三兵团又在那里，可他惧怕打不赢，又借口身体欠佳，不愿担此重任。”10月6日周恩来向中央军委传达党中央出兵朝鲜的决定，部署各项准备工作，林彪在会上又提出不赞成出兵，他认为：为了拯救朝鲜而把中国打烂不值得，因我装备太差，与美军作战没有胜利把握，美国可能用原子弹或大规模空军袭击中国大陆，因此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去，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待机行事。
    毛泽东下令林彪当然执行命令，可是，既然二人对于战争的认识有巨大的差别，你可以组织下达命令，他也必须执行，问题是，他没有自己的方案呀。
    这就好比说两个棋手对垒，林彪上阵之前就看不到战赢麦克阿瑟的希望，每战都需要向毛泽东请示，这仗还如何的打？
    聂荣臻愿意留在五台山，或者说聂荣臻和毛泽东的抗战思想一致。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6节
    聂荣臻后来说：“‘分家’的工作很简单，只是确定一下谁跟主力转移去新的地区，谁留下来。这一工作是由罗荣桓同志负责的。我对他说，你来分好，你公平，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都由你来决定。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下来，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罗荣桓同志对我非常支持，他亲自挑选了一些人，留下的同志虽然人数不多，但很得力。”
    聂荣臻这回忆，皮里阳秋的，“留下的同志虽然人数不多”是无言的批评，也是暗示115师的领导对于留五台山并没有提到最重要的高度。
    聂荣臻还说，这些人“很得力”，这是表扬这些跟随自己创建根据地的人。
    这部队少到什么程度呢？有人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
    远离延安，主力开走，自己一个副师级领导独立领导这么一点部队，在日军的大包围里建立根据地，这工作有多么难呢？不知道，反正八路军总部的那些领导都不愿意留下来自己干。
    成功了，聂荣臻就实践了毛泽东的思想为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一个窝——长征后的共产党就狡兔二窟了。
    全程走完长征路的聂荣臻，在长征结束后的是否在贫苦的陕北坚持的林彪和毛泽东的争论里，聂荣臻坚定的支持毛泽东。而且，1936年年初，在彭德怀和毛泽东就是否东征山西的争论里，聂荣臻也坚定的支持毛泽东。
    在没有进入中央苏区之前，聂荣臻和毛泽东没有交集，进入中央苏区后，聂荣臻支持毛泽东。
    但，聂荣臻从来没有独立指挥一个战略区，而且，聂荣臻不是军事干部。留在五台山，如果失败了，军队就会遇到巨大的挫折，而且，就很容易被推导毛泽东的山地游击战路线。
    如果，毛泽东这个方略确实有问题，那么，自己的牺牲证明这是一条错路，还是有价值的，如果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偏偏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够而实践出了错误、被错判了毛泽东的正确方略，这个责任？
    据聂力回忆，由于带领队伍孤悬敌后，肩负着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任，受命的当天夜里，巨大的压力让聂荣臻久久无法入睡。“他本来早就不吸烟了，这时又把烟斗翻了出来，一个劲儿地吸。”
    到了1937年10月25日13时，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给中央军委 毛泽东发出了一个“冀察晋绥的军事部署”的报告。
    “一、平绥以南、同蒲以东、正太以北、平汉以西为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三军分区：子、以五台、定襄、盂县、平山、阜平为中心，为一军分区，以赵尔陆任政委，朱水跟任司令员，留特务团之一个营为基干部队。我军在这区内影响甚好，群众工作已有相当基础，游击队组织已有二千人，可成为四个独立团之骨干，正在继续扩大中。丑、以涞源、广灵、灵丘、蔚县、浑源、紫荆关为中心，为一军分区，以杨成武为司令员，以杨支队全部为基干部队。群众对八路军信仰甚高，群众工作正在开展。寅、保定、卢沟桥以西，以门头沟为中心，为另一军分区。该区内的组织很好，群众武装极多，现在赵同（在东北领导过义勇军）同情者领导之义勇军人枪五百余，内有我们强大的组织，可争取得。拟以赵为该区之司令员，以现有之义勇军为基干部队。在晋冀察军区内再留一骑兵连，一干部连，四五个电台。
    二、以晋西北，察西、绥东为晋绥察军区。
    三、以正太路以南、同蒲以东、平汉以西、黄河以北为晋冀豫军区。
    四、晋西南成立军分区。
    五、二、三、四各区之负责人选，部队配当及分区划分等，尚未确定，以后根据形势发展再决。但在原则上二、三、四区之领导干部不应弱于晋察冀军区，留下之部队，每军区不得少于一个团。”
    这是八路军总部的抗战思想向毛泽东的抗战思想大幅度的倾斜。
    八路军总部，不但决定接受毛泽东“（一）留杨成武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命令，而且比毛泽东的命令前进了一大步，不但增加了刘云彪的骑兵营，最重要的是组建了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的指挥班子。
    仅仅这，就说明“朱彭任”比毛泽东期待的进步了太多。
    惊喜的是，“朱彭任”比毛泽东期待的进步了太多。
    这个《冀察晋绥的军事部署》的报告，一共有512个字符，其中367个字符非常详尽的回报了八路军总部就晋察冀军区的工作安排，军区总部、三个军分区的战区划分、人员安排清清楚楚，而且还详细到在晋冀察军区内“再留一骑兵连，一干部连，四五个电台。”
    我的理解，多留一个骑兵连其实是给聂荣臻就近护驾，万一形势极端不利，最低也可以保护聂荣臻这个核心干部突围——人才难得。
    我的理解，多留一个干部连，就是预备晋察冀大发展的干部使用——干部是决定性因素。
    多留“四五个电台”是担心孤悬敌后的聂荣臻不要因为电台的意外损坏什么的与延安、与八路军总部丧失联系。
    毛泽东作为战略家是宏观决策，朱德作为最高军事首长思考的更加详尽。
    朱德的意思是说，我接受你的命令且安排的更具体更妥帖。
    因为毛泽东的万丈光芒，很多人低估了朱德的贡献，要知道，从中共七大的1945年到现在，历史已经走过72个年轮，共产党历史上有且只有朱德一人曾经和毛泽东的挂像并列。
    在中共革命史上，有巨多的会师，比如，木黄会师、吴起镇、会宁会师，但，其重要性都比不过1928年4月的井冈山会师。
    其实，井冈山会师，就部队而言是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和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师，人马不过万多人，真正能打的部队无过几千人，而且，这几千人最终还离开了井冈山远走赣南闽西，从党的事业而言，中央根据地的创建才是重头戏。
    那么，井冈山会师的重要性是是什么？
    我个人理解，井冈山会师更重要的是开始了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和顶尖的军事家朱德的合作。
    毛泽东原本不是军事干部，他带上井冈山的部队里最优秀的军事干部是较早牺牲的伍中豪。
    朱德原本不是政工干部，其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析和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还非常的模糊。
    朱毛合作，不但是相互帮助，而且，随着岁月的流失，还相互启迪，朱德日益参与最高战略思考、毛泽东也掌握了大兵团指挥。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大致可以推断，宁都会议之前的毛泽东的个性非常强悍，锋芒毕露。
    可是，朱德和陈毅，在党内斗争里就表现的既能坚持自己的思想诉求，也非常的圆滑。
    1929年红四军七大选掉了毛泽东的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毛泽东公开发表了对陈毅的激烈意见：“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验证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
    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白沙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白沙会议召开前三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 。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
    林彪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朱德。
    请注意，林彪是朱德带领走上井冈山的南昌起义的部队，而且，正是因为朱德的奖掖，林彪从连长进步为红28团1营营长。八月兵败后，毛泽东推荐肖克担任第一主力红28团的团长，朱德推荐且决定由林彪接掌红28团，成为红四军的第2号军事干部。
    现在，22岁的林彪掉转枪口批评朱德。
    在白沙会议上，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与支持朱德的刘安恭展开激烈的争论，而且，林彪点名批评朱德：：“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林彪的讲话真的很重很重。
    面对22岁的部下林彪的点名批评，43的享誉全国的老将朱德耐心地解释道：“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朱德想缓解会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和朱德相反，36岁的毛泽东直接表态：“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部分负责干部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地争论，决议后不仅反对，还要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或者，你们支持我，或者，我辞职。
    会议的参与者，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年轻就气盛，毛泽东如此的强势，刺激了会议的人员。
    毛泽东和林彪在白沙会议的表现，说明他们一心一意为党的事业焦心劳力，然而，他们还没有学会怎样争取党内的团结。
    红四军七大对于毛泽东的打击非常的沉重，古田会议之后，我们感觉到毛泽东开始收敛锋芒毕露的个性，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在极端的不利环境里做通张闻天、王稼祥的工作，然后在遵义会议以合法斗争取得军事领导权，展现了娴熟的政治手腕。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7节
    和毛泽东一样，1935年9月9日草地分兵后滞留红四方面军的朱德也被张国焘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而且，朱德比毛泽东更惨，因为张国焘是一个喜欢下黑手的家伙。
    对于朱德来讲，如何在艰难的环境里生存并寻找、营造机会推动红四方面军北上，才是最大的政治。
    朱德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样艰巨的党内斗争，不但需要军事指挥能力、政治洞察力，更需要人际交往能力和协调能力。
    1936年11月30日，完成长征的朱德等人到达保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从不轻易流泪的朱德此时却泪流满面。可见，他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实现大会师，经受了多少磨难，付出了多少心血！
    1937年3月2日，毛泽东给抗大第二队学员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在这里，毛泽东高标朱德的是革命的意志和弥缝路线斗争的度量。
    革命不断的奋进、不断的挫折，然后，不断的奋进。历史的经验告诉所有人，革命的斗争，不断是对外的你死我活，还有对内的说服、教育和自我改造，急躁是不好的，锋芒毕露是不对的。
    漫长的革命生涯，让毛泽东明白，党内斗争是无时无刻都存在的，同志之间的思想交流和碰撞只能采取同志间的斗争模式。他曾经批评刘亚楼：“刘亚楼哇，你不要锋芒毕露，要锋芒半露嘛！”
    作为最重要的搭档和战友，红军时期，朱德给予了毛泽东最大的帮助。
    不过，朱德在党内斗争的隐忍和统筹能力表现的比毛泽东符合实际的需要，这一点在宁都会以表现的非常明显。
    因为对红军行动战略的分歧，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对阵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在这次会议上，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这一点，使后方中央局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十分震惊。
    王稼祥本是六届四中全会派来的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原本是中央用来贯彻中央精神压制毛泽东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是王稼祥呢？因为留苏的被共产国际信任的“二十八个半”干部里王稼祥相对有一些军事能力，于是派中央苏区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通过在苏区的接触，王稼祥了解了毛泽东的学识才干，深感毛泽东在军事上比那些大城市来的和在大城市呆着的人，更有一套，要高明得多。因而在会上作了“反叛”性的公正发言：“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
    王稼祥不卑不亢，侃侃而谈：“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王稼祥基于这种想法，不同意让毛泽东回到后方去，断然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然而，后方中央局的4个人，特别是任弼时气势很盛，咄咄逼人！周恩来、王稼祥处于少数，终未改变局面。
    周恩来以后曾说过：“我若坚决反对，还是可以反对掉的。”
    嘛意思？
    参加宁都会议的苏区中央局领导共8人，前方4人和后方4人正好针锋相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就有了特殊形势下的“独决权”。
    周恩来拥有巨大权力的同时必须承担巨大的责任。
    因为思想有分歧，周恩来在上海就已经被暗示性批评，来中央苏区后，因为暗保毛泽东，周恩来已经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在周恩来之前，项英已经对毛泽东非常的不满，迫于无法替代毛泽东的军事能力而只能隐忍。周恩来到来后，以娴熟的和稀泥的才能发挥着毛泽东的军事能力。问题是，任弼时进入了中央苏区。
    在中共党内，任弼时的党性最强，执行纪律和命令最坚决。
    任弼时党性之强，便是手段老辣的张国焘也退避不堪。
    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立即开始着手解决红一、四的分裂问题。
    任弼时与红四方面军前敌政治部主任傅钟进行彻夜长谈，讲述了红二、六军团的艰难行程，也肯定了四方面军做得好的地方，接着，他严肃地批评道，你们送来的小册子，公开宣传同党中央的分歧，说中央红军“不辞而别”，这样的内容有损于团结，有损于中央的威信，为什么还散发？
    随后，任弼时直截了当地问：“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
    傅钟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
    任弼时十分惊讶。
    傅钟是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在芦花会议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竟然不知道红四方面军为什么不追随中央北上，这太奇怪了？
    你，的，岗位和责任，在哪里？
    傅钟说：“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怎么就闹到这个地步。”
    任弼时就让傅钟将他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
    啰啰嗦嗦一大拖。
    任弼时听罢，严肃地问：“中央有没有北上的决议？”
    你是候补中央委员，你见到中央就北上做出的正式决议了吗？
    傅钟回答：“有。”
    任弼时继续问：“有，为什么不执行？”
    这一问，一针见血，戳中傅钟的要害，尽管草地的清晨格外寒冷，内疚之情仍令他直冒汗。关于制定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其中有两个会议，傅钟也列席了，但却没有执行和维护它。
    中共是一个高度强调纪律的政党，下级必须无条件执行上级的决议，如果对上级决议有不同的认识，可以向上级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不能影响对上级决议的执行，尤其是在上级坚持自己的决议之后。
    关于是否渡江二次跃进，粟裕和毛泽东虽然有思想分歧，但，粟裕在向毛泽东斗胆直陈的同时，也在积极做渡江的准备。
    即使眼睁睁看着错了，也必须执行。
    共产党革命的征程上有巨多的错误和失误，即使山穷水尽也可以自我纠偏而柳暗花明波澜壮阔，其关键就是铁打纪律。
    相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一旦遇挫往往就一泻千里，其关键就在于没有铁的纪律。
    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帮助，孙中山是完成不了对国民党的改造的，也没有所谓的大革命。
    同样的道理表现在李登辉在台湾竟然能够拆解国民党。李登辉，无过是国民党的 ，国民党的 就能够拆解国民党吗？陈独秀是中共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张国焘掌握了巨大的权力，最终都不能拆解共产党，其关键就是共产党强调纪律。
    红四方面军追随张国焘北上，是中共革命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因为，一个集团的政策一旦被枪杆子绑架，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就是“武器批判党内斗争”，然后就是军队的山头特点必然走向军阀。
    比如，红一方面军是由朱毛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红三军团组成，红三军团又由湖南人的红五军和湖北人的红八军，然后，又编入了广西人的红七军。
    派系是无穷无尽、分歧是没完没了，党内斗争的根本原则就是“纪律”和“讲理”。
    任弼时对傅钟的批评的严厉就在于，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的将领知道中央正式做出了北上的决议，然后中央北上了而红四方面军南下了，错误，在谁？
    任弼时，强调的是“纪律”，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对抗的，除非叛党——张国焘最后的确叛党。
    周恩来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人，缺点是斗争性不坚强，他擅长于积极执行党的正确方针也很习惯实践性纠偏，但，不敢正面对抗中央的政策。
    和周恩来不同，长征之前的毛泽东和中央的政策长期有尖锐的分歧。
    革命时代的中共，就个人能力而言，最起码在红军时代，肯定是毛泽东和张国焘，他们都是党的创始人，在陈独秀脱党、李大钊牺牲后，他两个当然是最主要的创始人，而且，他们在两个最主要的方面军里都有巨大的影响力。
    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曾经与党中央有巨大的分歧，二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于周恩来的和稀泥。
    毛泽东是柔性对抗，宁肯牺牲自己的权位也绝对不肯妥协。
    张国焘是强硬对抗，为了个人的权位可以对抗一切原则。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因为对抗上级指示，多次被撤职、夺权，甚至于误传开除党籍。而且，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还有一次民主落选。
    每一次倒霉都令毛泽东痛苦不堪，但，毛泽东一定不打折扣的接受被免职、被夺权，从来不搞违抗党纪的非法行为。
    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最主要的领袖，毫无争议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不同时期的排序有不同——任弼时虽然能力也突出贡献也巨大，但，明显比前4人有巨大的差距。
    比如，红军时期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都认识到教条中央基本路线的错误——认识的程度是有差距的——他们以不同的模式柔性对抗或者消解错误路线的负面影响。
    任弼时则不然，进入中央苏区后，他的第一要务放在了中央政策的贯彻方面而没有实事求是的思考中央政策的对错。
    在这一点上，项英其实比任弼时还要现实一点：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谁指挥打仗呢？
    项英从内心承认自己能力抵不过毛泽东。
    可是，进入中央苏区的任弼时不管如何打仗，只管党的纪律。
    在任弼时的步步进逼下，不但毛泽东无法正面对抗，即使拥有紧急决定权的周恩来也非常为难：两个思想对阵人数相等，周恩来可以书记的权力临机决断，但，任弼时有权提议向党中央请示，周恩来能够拖延多长时间呢？
    事实上，从张闻天、博古等人进入中央苏区的表现看，即使周恩来临机决断保护了毛泽东也仅仅是一段时间，最终的结果是保不住毛泽东也可能搭上周恩来。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8节
    就我们今天看到的材料，在宁都会议上，朱德是支持毛泽东的，但，其态度明显不如王稼祥坚定。
    为什么呢？这与宁都会议参加者每一个人的定位不同。
    朱毛是红一军团的创始人，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古田会议后二人的大思路是一致的，特别是富田兵变后，朱德也是支持毛泽东的。
    朱毛原本是一体的，现在，也是一体的。可是，朱毛在党内的定位是有根本区别的。毛泽东是负责战略决策的，如何与上级打交道，上级的政策是否执行，这些最关键的事情的最后决定权掌握在毛泽东手里，朱德毕竟是负责执行的最高军事首长且仅仅是军事首长。
    举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政治局委员、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是中共中央总公司的董事之一、还是红一方面军分公司的董事长，政治局委员、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是中共中央总公司的董事之一、还是红一方面军分公司的总经理。
    在红一方面军这个分公司里，毛泽东是享有最高决策的董事长而朱德是总经理。
    所以，在苏区中央局那里，政治局委员朱德不但有发言权而且有重要的影响，但，毕竟不负决策，如果需要时是可以撤换的。为什么不撤换呢？因为朱德是最优秀的军事首长，而且性格比较宽宏而易于合作。如果朱德的态度过于坚硬，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已经有了替补朱德的人选：刘伯承。
    很多人不能明白，这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苏区中央局委员的刘伯承为什么一直到建国后还要为宁都会议背黑锅呢？
    刘伯承，不能直接在宁都会议发言，但，强调军事正规化的他因为不了解红军的实际情况——加上他在苏联接受的正规教育——他的思想还不能接受游击战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作战形式的战略判断。
    刘伯承对于游击战战略地位的质疑，从军事哲学上对立了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也就主观上为共产国际、教条中央所欣赏，也就客观上成了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替代朱德等军事首长的人选。
    我们知道，最高军事首长，必须会打仗，最好是最能打仗的那个人，但，还必须拥有资历威望和人际关系。
    我举个例子，曾国藩的打仗能力并不顶尖，但，只要他活着，就无人能够取代他的湘军统帅，这真的说明，能打仗不是军事统帅的充要条件。
    就红军时代的军事将领而言，后来的中共十帅、十将，加上建国前牺牲的崛起于红军时代的高级将领，在资历上能够威震全军的也不过朱德、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4人，徐向前、彭德怀、林彪等人。
    以上7人的军事资历。
    1、朱德毕业于名牌军校，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时期打败过北洋名将曹锟、吴佩孚当上了旅长，南昌起义的时候是享誉全国的名将。
    朱德的这个资历和能力，放在整个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时代，没有一个人敢于轻蔑他的能力和资历。
    跟随蔡锷再创共和，“玉阶兄”是牛的不能再牛的军界元老。
    南昌起义兵溃，只有朱德能为共产党掌控一支和他没有渊源的主力部队，粟裕在回忆里谈到朱德掌控部队的艰难。
    历史给予朱德的兵有：1、第11军第25师，师长周士第，政委李硕勋，下辖第73、第74、第75团，陈毅任第73团指导员，林彪任第73团7连连长；2、朱德直辖的第9军教导团；3、从潮汕撤下来的第20军教导团，粟裕在其中任班长。
    11军军长是叶挺、20军军长是贺龙。
    他们的部队全部溃散，他们也只能分散突围，掌握不住任何建制力量。
    朱德遇到的是“零七八碎的散兵”和“撤下来的残余部队”。
    在四面围攻的逆境下，朱德所部官不识兵，兵不信官，处境堪忧。陈毅直爽地说：“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这一年，朱德41周岁，林彪和粟裕都是20周岁。按照年龄段，即使的今天，他们也是两代人。即使在今天，一个20岁的年轻人也可以称呼41岁的人为大叔，称呼大哥有点不好意思。
    岳飞被害的时候39周岁，儿子岳云是23周岁。
    年长，往往有经验。比如，我们去看病，潜意识就相信老医生，因为他的经验肯定的多。
    贺龙的兵信服贺龙、叶挺的兵信服叶挺，现在，贺龙、叶挺统统的都不在，就一个名将，还年老，当然就征求征求意见。
    三支部队的建制和师、团以上领导都在。论实力，周士第带领的第11军第25师最强，周邦彩带领的第20军教导团最弱，仅200人。论名头和官衔，朱德最大。
    当时，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支新败之师。首先是敌情如山。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多达5个师，共约2万余人，以十比一占有绝对优势。其次是军心涣散。骤遇主力覆灭和最高领导机关转移，部队无论在组织上、思想上还是心理上，都处于混乱、茫然的状态，官兵缺乏统一意志。更加严重的是，行动方针出现严重分歧。
    1927年10月7日，在茂芝全德学校，来自三支部队的20多位团以上指挥员召开会议，讨论应对危局的方法。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起义军十失其九，又陷入合围，上策是解散部队，隐蔽转移，保存实力。另一种主张保持部队编制，穿插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山区去。
    朱德态度最鲜明：“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火种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
    接着，朱德指着地图分析道：“从最新情报看，敌人正从南、西、北方面逼进，我们向东北方向穿插，直奔湘南。”
    在骤遇重挫、惊魂未定的情况下，只有朱德能拿出一个完整的方案，令大家刮目相看。这位滇军名将开始发挥主心骨的作用。
    粟裕回忆，部队在石迳岭隘口遇阻。扼守隘口的虽然是民团，兵力不多，但是据守的地形险要。两峰夹峙，中间留出一线窄谷，窄谷两边为悬崖峭壁，无法攀援。民团集中火力封锁隘口，部队连续发起猛攻，无法靠近，隘道前堆满士兵的尸体，鲜血汩汩下流。这时，武平城方向传来密集枪声，国军追兵正朝石迳岭急速逼进。如果部队不能迅速攻占隘口，将面临首尾夹击的厄运。
    这个时候，最高首长朱德站了出来。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绕至石迳岭侧后，发起攻击，令民团惊惶失措，纷纷逃窜。朱德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指挥部队迅速冲过隘口。
    这一幕令粟裕终生不忘。几十年后，他追述当时的感受：“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了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经过这次石迳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在这之后，军队里师级干部、团级干部纷纷离队，除了朱德，就剩下了陈毅和王尔琢。
    25师师长周士第赴香港，向广东省委汇报工作，后一度与党组织脱离联系，赴马来西亚治病。对此，他非常内疚，解放后在《自传》中解剖说：“这是在革命受挫时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的表现。”
    以周士第的资历和能力，如果不脱队，前程无限，可，毕竟脱队了。
    在解放军的将帅里，粟裕是比较能打的，位置也是突出的，你看他对朱德那赞美！由衷呀。
    凭什么不由衷呢？大军溃散，叶挺在哪里？贺龙在哪里？
    2、刘伯承比朱德小6岁，是从讨袁护国开始的革命军人，在川军里干到团级。1926年12月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奉命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由于他熟知川军情况且素负众望，被赋予“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重任。1927年4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这是中共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被任命的第一个军长职务。
    刘伯承有多大的威名呢？1927年蒋介石搞清党杀人，明令通缉的共产党领导人里，唯一的军事干部就是刘伯承，连叶挺都不在名单。
    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呢？因为刘伯承特别喜欢而且专心专意的研究军事指挥，这种偏长和个性，如果在和平时期，或者在非常规范的军队里，比如美军、法军、英军里，刘伯承可以和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并马齐驱名扬天下。可是，在近代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集群的社会，只会打仗不长于手腕往往就不能掌控部队，往往不能最终赢得战争。比如，没有毛泽东发明而邓小平实践的政工体系，刘伯承的军事生涯能够走多远？作为长期领兵打仗的元帅，刘伯承没有形成自己的山头或者派系，往正面讲是清纯的军人，往负面讲，就是有些清高。
    问题是，共产国际和教条中央把中国革命想象成纯之又纯的革命，中国的军人正如普鲁士的军人那样只管服从命令。偏偏，整个世界，中国人是最讲究人情关系的社会，过去是，现在还是。不管你的业务能力有多么牛气，如果不能娴熟协调人际关系，对不起，你就很难当一个好领导。
    3、贺龙，是一个老资格的行伍军人，还曾经是一个地方军阀，北伐时期进步到20军军长，在中国也是有知名度的将领。
    4、叶剑英也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能力巨强，是黄埔军校的创始人之一，蒋介石对他非常的偏爱，北伐时期担任过师长和军参谋长。
    5、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是黄埔一期。
    6、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平江暴动的时候是团长。
    7、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是黄埔四期，跟随朱德上井冈山的时候还是连长。
    资历和能力，有后人的理解，更有时代的理解。叶剑英进入中央苏区取代张云逸担任了总参谋长，刘伯承进入苏区后，叶剑英立即变成刘伯承的副手，刘伯承被李德撤掉总参谋长，叶剑英就接手，刘伯承复任总参谋长，叶剑英还是副职。
    在部队里，参谋长是一个高度业务的岗位，谁比谁硬一下，大家心知肚明。
    论协调人际关系和大战略的把控——叶剑英在整个红军时代都坚定支持毛泽东——刘伯承是比不过叶剑英的，可是，如果指挥千军万马、如果搞参谋工作、如果搞军事教育，叶剑英比刘伯承是差一下的。
    1929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议毛泽东、朱德回中央工作时，毛泽东和朱德提议的替补人员是恽代英和刘伯承。
    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认为，在共产党的军事干部里，以业务能力和在中国军队里的名望，只有刘伯承能够接替朱德。
    我们知道，彭德怀没有留苏的经历，也没有和中央领导人打过交道，他虽然比较能打，脾气是比较的不好合作。
    至于林彪，资历太浅了。
    有些话，不用说明白，甚至于不用暗示。在毛泽东、朱德、叶剑英指挥红一方面军风起云涌朝气蓬勃的时候，非常短缺军事干部的中共中央为什么把刘伯承空降给红一方面军呢？为什么不空降给红四方面军或者红二军团呢？
    很简单，张国焘掌握了红四方面军、夏曦掌控了红二军团，中央派到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叶剑英、聂荣臻都让毛泽东、朱德给影响的贴心贴肺的，中共中央要想在中央苏区贯彻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必要时就要搞组织调整，如果阻力太大，难免要调整朱德这个毛泽东的老搭档，于是，刘伯承来了中央苏区。
    刘伯承进入中央苏区，单纯的他虽然一心一意扎进了军事参谋工作，但，偏偏又流露出对朱毛彭林游击作风的批评。
    在刘伯承看来，彭林刘的争论就是军事业务争论。
    可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看来，刘伯承对彭林游击作风的批评就不仅仅是军事业务争论，而牵扯到朱毛与教条中央路线的争论，暗示的味道就是在必要时以刘伯承替代朱德。
    军人刘伯承意外卷入了路线斗争，而且是卷入了永远无法查证的潜在的人际危险。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9节
    宁都会议上，朱德和周恩来都是支持毛泽东的，但，二人的最终态度产生的影响不同。
    周恩来是中央局书记，在四对四的局面下，可以临机决断毛泽东继续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朱德呢，他虽然也是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重要人物，但，起不到决定作用。
    简单说，因为周恩来的最后表态，朱德对毛泽东的支持也就变成了毫无实质性作用的支持。
    1932年的朱德，已经46周岁，阅历加上天赋，非常明白，在宁都会议上自己必须表态支持毛泽东，否则，就是对“真理”的不负责任。不过，他更加明白，遇到任弼时这个坚定强调纪律的人，在毛泽东、朱德确实“柔性回避”了中央的指示的大前提下，内部斗争必然失败。
    朱德清清楚楚的知道，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对待中央的指示。
    任弼时明确指出，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必须执行中央的指示。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的观点是中央的指示不符合前线的实际。
    前方的同志，最大的麻烦是，作为下级固然可以向上级、向中央提出意见，但，不能因为上级、中央的指示不符合实际而拒不执行。
    只要中共中央最终不更改指示，前方的同志们无论如何努力都是徒劳的。
    如果朱德像王稼祥一样的激烈反对，结果，不但不能保住毛泽东，在刘伯承在中央苏区的大前提下，可能赔上自己——赔上自己，对于革命毫无帮助而只有损失。
    周恩来和朱德的不同就在于，周恩来有临机决断的权力而朱德没有这个权力。
    还有一点，中共中央要换掉周恩来远远比换掉朱德艰难的很。因为，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手头掌握的懂军事的还可信的干部，的确不多，无过是任弼时、项英、王稼祥而已，王稼祥已经倒向了毛泽东，先期进入根据地的项英之所以不敢硬怼毛泽东就是对自己的军事能力不自信。
    周恩来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任弼时。任弼时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妥协，在没有认识到中央政策错误之前，谁挡他他都给谁死掐，弄不好他就敢自荐苏区中央局书记，甚至于亲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周恩来、朱德这两位，都讲原则，也懂协调，他们明白，革命的工作，首先是路线的正确，但，路线正确不一定完成任务，因为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决定一切的因素。
    朱德和周恩来不肯硬怼中央牺牲自己，倒不是贪图权位、宝贝自己的生命，而是认真分析了党内干部的能力结构后对自己承担责任的清醒认识。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出现了三次巨大的路线错误，王明的路线错误当然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意志，但瞿秋白、李立三的错误更多的是中共内部的问题。
    共产国际然是领导机构，但，之所以犯如此巨大的错误，主要责任仍然是中共内部。
    比如，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竟然将指挥红军的权力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其实共产国际并没有给李德‘一锤定音’的权力。
    如果说，共产国际在中共中央制定错误的教条路线方面有巨大的责任，但，把军事指挥权的错用方面，共产国际的确没有责任。
    我们很多人坚信，干部是可以培养的，可以取代的。
    这个是真理，但，必须加一个限定词语：足够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
    比如，我们可以相信，中国可以诞生一个与刘翔一样的跑者，但，这真的需要时间跨度，最起码，在2017年不会诞生了。
    1927年之后，中共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白区是潜伏的地下党，苏区是在贫穷的山沟，共产党干部的获得，整体而言是培养而不是引进。
    任何一个集团或者企业或者家族，最终的持久是依靠内部人才的“培养”，但在初期，其人才的获得首先是“引进”。比如，雨花石要搞一个民办学校，最初的干部，比如教务主任、后勤主任，最初的名教师，必须是“引进”。又比如，你搞一个建筑公司，人才也只能“引进”。
    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到宁都会议的1932年，才11年，共产党独立建军于1927年，到1932年才5年，你让他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怎样培养高级将领？
    比如林彪，从1927年的排级干部到1932年红1军团军团长，比如粟裕，从1927年的班长到1932年12月的教导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速度真的已经极快了。
    林彪和粟裕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军事干部，他们后来都指挥野战军，但，我们不可想象让林彪或者粟裕在1928年的5月担任井冈山红4军的军长。
    中共十帅，入党时间最晚的是贺龙和彭德怀。
    贺龙久经战阵的名将，彭德怀在湘军也已经渐露头角了。
    红军初创的四个主力军团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朱德、贺龙、彭德怀、徐向前，除了徐向前都是从旧军队“引进”的人才，加上刘伯承和叶剑英，中共最能打的元帅们，最少有5个是“引进”的，大将层面，倒是只有一个张云逸是“引进”的，其他9个都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可是，共产党自己培养干部，徐向前、林彪、陈赓、罗瑞卿、许光达都是在黄埔毕业的，他们的军事能力的培养的确有国民党的成绩。
    就元帅和大将这个层面，参与红军初创的战略决择的非“引进”干部，就元帅层面而言，有且只有陈毅和林彪二人——林彪在红四军内部争论里有巨大的贡献。徐向前，也只能是接过许继慎等人的创业的成果并扩大而已。
    就解放军的将领而言，粟裕的成长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结果，也是共产党培养的最大的成果，可是，粟裕正儿八经独立指挥部队打大仗已经是抗战后期，因为名将的成长不但需要战绩，而且需要积累人望。
    抗战爆发后，一步跨入八路军或者新四军高层的没有红军经历的高层军事干部，大约是吕正操、李运昌等有限的人。
    1955年的上将，除了吕正操这个八路牌照和起义的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等3个起义将领外，其他统统是红军干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干部的成长需要一个相对的时间段。
    这个大逻辑一旦确立，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从1927年到1949年的革命战争时期，领导中国共产党搞革命的高级干部集群有一个绝对上限，从某种程度讲，有些干部的损失是可以弥补的，有些干部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或者某种程度是不可弥补的。
    比如，刘志丹牺牲对于中共就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高岗固然及时填补了刘志丹牺牲的空缺，但高岗在陕北干部心里的威望是敌不过刘志丹的。
    和毛朱刘周相比，任弼时弱于军事指挥和战略抉择，所以，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没有选入中央军委。可是，1950年10月，任弼时去世后，毛泽东对于候补进来的陈云的评价是“弱”。
    中共十九大会议期间，全体同志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
    邓小平和陈云能够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列，主要是建国后的贡献，虽然他们在革命时代也有巨大的贡献，但，抵不过任弼时和彭德怀——很多人批评我对彭德怀的态度，其实，我非常的尊敬彭德怀的贡献，如果仅仅考虑战争时期的贡献，我个人认为彭德怀的贡献应当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之下和任弼时、高岗大体等列而远远超过陈云、邓小平。
    至于邓小平、陈云在国家建设里的贡献是另外的标准。
    我绕这一大段，目的是 说明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集团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核心干部是有一个大体的数目的，损失一个就损失一个，非常的难弥补。
    比如，曾中生。
    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张国焘派人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的卓克基。
    在这之前，非常嫉恨曾中生的张国焘将身陷囹圄的曾中生所写的《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多篇军事著作印刷颁发给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学习。
    1936年2月，已经到达陕北高原，因为环境相对安稳，毛泽东开始总结中国革命的军事战略，阅读了从红四方面军那里得到的曾中生的作品，欣感其思想对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巨大的意义。毛泽东和周恩来，特请归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党组织全部坍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难判明。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钟圣（即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
    可是，曾中生已经被杀。
    刘伯承评价：“中生同志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
    徐向前评价：“中生同志很能干，军事上比较行，同时比较全面。”
    刘伯承和曾中生在苏联是同学，留学阶段都没有介入革命的实践，正如大学的同学，大家有身高长于体育、唱歌、绘画这些都是一般人未必能够通过学习可以获得的特长，所以，在大学阶段，通用的评价标准大体是“聪明、口才、写作能力”等三大项。
    刘伯承评价中生同志的，“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正好是“聪明、口才、写作能力”等三大项。
    刘伯承本人也是一个喜欢写东西的人，对曾中生是惺惺相惜。
    在鄂豫皖，徐向前曾经是曾中生的副手，在张国焘负面影响红四方面军时期，谨慎的徐向前因为谨慎得以生存而曾中生正面与张国焘斗争才获得红四方面军在川陕的大发展。
    从鄂豫皖到川陕，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第一功勋，既不是徐向前，也不是张国焘，毫无疑问是曾中生。
    徐向前评价曾中生，“军事上比较行，同时比较全面”，那就是有巨强的工作能力，干嘛嘛行。
    黄埔给共产党贡献的学生，最突出的一期的徐向前、陈赓、左权、许继慎、蔡申熙，黄埔四期的曾中生、林彪、段德昌。
    就红军时期而言，以上8人，贡献成就最大的应该是曾中生、徐向前，至于其他6人，除了左权较弱，其他人大体相当。
    如果张国焘不去鄂豫皖，曾中生领导红四方面军，一个是能力全面军事指挥特别在行，一个是不喜欢搞肃反，其成之巨大必然远远超过红四方面军的巅峰。最主要的是，曾中生对于组织纪律和革命的忠诚，也必然减少后来的革命内耗。
    张国焘排挤、处理曾中生，对于红四方面军、对于中国革命负面影响之大，几乎相当于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排挤——我之所以说几乎相当于，是因为曾中生的作品更多的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役指挥而较少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
    曾中生在中国革命里影响不及朱德、贺龙、彭德怀、方志敏、李文林等，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他去苏联学习缺席了革命道路的初创，等他归来从事的是对鄂豫皖的整合和壮大。
    就军事理论的创造和革命力量的壮大而言，曾中生的贡献和其曾经代表的力量，是在贺龙的红二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之上。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9节
    宁都会议上，朱德和周恩来都是支持毛泽东的，但，二人的最终态度产生的影响不同。
    周恩来是中央局书记，在四对四的局面下，可以临机决断毛泽东继续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朱德呢，他虽然也是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重要人物，但，起不到决定作用。
    简单说，因为周恩来的最后表态，朱德对毛泽东的支持也就变成了毫无实质性作用的支持。
    1932年的朱德，已经46周岁，阅历加上天赋，非常明白，在宁都会议上自己必须表态支持毛泽东，否则，就是对“真理”的不负责任。不过，他更加明白，遇到任弼时这个坚定强调纪律的人，在毛泽东、朱德确实“柔性回避”了中央的指示的大前提下，内部斗争必然失败。
    朱德清清楚楚的知道，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对待中央的指示。
    任弼时明确指出，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必须执行中央的指示。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的观点是中央的指示不符合前线的实际。
    前方的同志，最大的麻烦是，作为下级固然可以向上级、向中央提出意见，但，不能因为上级、中央的指示不符合实际而拒不执行。
    只要中共中央最终不更改指示，前方的同志们无论如何努力都是徒劳的。
    如果朱德像王稼祥一样的激烈反对，结果，不但不能保住毛泽东，在刘伯承在中央苏区的大前提下，可能赔上自己——赔上自己，对于革命毫无帮助而只有损失。
    周恩来和朱德的不同就在于，周恩来有临机决断的权力而朱德没有这个权力。
    还有一点，中共中央要换掉周恩来远远比换掉朱德艰难的很。因为，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手头掌握的懂军事的还可信的干部，的确不多，无过是任弼时、项英、王稼祥而已，王稼祥已经倒向了毛泽东，先期进入根据地的项英之所以不敢硬怼毛泽东就是对自己的军事能力不自信。
    周恩来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任弼时。任弼时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妥协，在没有认识到中央政策错误之前，谁挡他他都给谁死掐，弄不好他就敢自荐苏区中央局书记，甚至于亲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周恩来、朱德这两位，都讲原则，也懂协调，他们明白，革命的工作，首先是路线的正确，但，路线正确不一定完成任务，因为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决定一切的因素。
    朱德和周恩来不肯硬怼中央牺牲自己，倒不是贪图权位、宝贝自己的生命，而是认真分析了党内干部的能力结构后对自己承担责任的清醒认识。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出现了三次巨大的路线错误，王明的路线错误当然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意志，但瞿秋白、李立三的错误更多的是中共内部的问题。
    共产国际然是领导机构，但，之所以犯如此巨大的错误，主要责任仍然是中共内部。
    比如，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竟然将指挥红军的权力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其实共产国际并没有给李德‘一锤定音’的权力。
    如果说，共产国际在中共中央制定错误的教条路线方面有巨大的责任，但，把军事指挥权的错用方面，共产国际的确没有责任。
    我们很多人坚信，干部是可以培养的，可以取代的。
    这个是真理，但，必须加一个限定词语：足够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
    比如，我们可以相信，中国可以诞生一个与刘翔一样的跑者，但，这真的需要时间跨度，最起码，在2017年不会诞生了。
    1927年之后，中共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白区是潜伏的地下党，苏区是在贫穷的山沟，共产党干部的获得，整体而言是培养而不是引进。
    任何一个集团或者企业或者家族，最终的持久是依靠内部人才的“培养”，但在初期，其人才的获得首先是“引进”。比如，雨花石要搞一个民办学校，最初的干部，比如教务主任、后勤主任，最初的名教师，必须是“引进”。又比如，你搞一个建筑公司，人才也只能“引进”。
    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到宁都会议的1932年，才11年，共产党独立建军于1927年，到1932年才5年，你让他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怎样培养高级将领？
    比如林彪，从1927年的排级干部到1932年红1军团军团长，比如粟裕，从1927年的班长到1932年12月的教导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速度真的已经极快了。
    林彪和粟裕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军事干部，他们后来都指挥野战军，但，我们不可想象让林彪或者粟裕在1928年的5月担任井冈山红4军的军长。
    中共十帅，入党时间最晚的是贺龙和彭德怀。
    贺龙久经战阵的名将，彭德怀在湘军也已经渐露头角了。
    红军初创的四个主力军团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朱德、贺龙、彭德怀、徐向前，除了徐向前都是从旧军队“引进”的人才，加上刘伯承和叶剑英，中共最能打的元帅们，最少有5个是“引进”的，大将层面，倒是只有一个张云逸是“引进”的，其他9个都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可是，共产党自己培养干部，徐向前、林彪、陈赓、罗瑞卿、许光达都是在黄埔毕业的，他们的军事能力的培养的确有国民党的成绩。
    就元帅和大将这个层面，参与红军初创的战略决择的非“引进”干部，就元帅层面而言，有且只有陈毅和林彪二人——林彪在红四军内部争论里有巨大的贡献。徐向前，也只能是接过许继慎等人的创业的成果并扩大而已。
    就解放军的将领而言，粟裕的成长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结果，也是共产党培养的最大的成果，可是，粟裕正儿八经独立指挥部队打大仗已经是抗战后期，因为名将的成长不但需要战绩，而且需要积累人望。
    抗战爆发后，一步跨入八路军或者新四军高层的没有红军经历的高层军事干部，大约是吕正操、李运昌等有限的人。
    1955年的上将，除了吕正操这个八路牌照和起义的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等3个起义将领外，其他统统是红军干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干部的成长需要一个相对的时间段。
    这个大逻辑一旦确立，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从1927年到1949年的革命战争时期，领导中国共产党搞革命的高级干部集群有一个绝对上限，从某种程度讲，有些干部的损失是可以弥补的，有些干部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或者某种程度是不可弥补的。
    比如，刘志丹牺牲对于中共就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高岗固然及时填补了刘志丹牺牲的空缺，但高岗在陕北干部心里的威望是敌不过刘志丹的。
    和毛朱刘周相比，任弼时弱于军事指挥和战略抉择，所以，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没有选入中央军委。可是，1950年10月，任弼时去世后，毛泽东对于候补进来的陈云的评价是“弱”。
    中共十九大会议期间，全体同志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
    邓小平和陈云能够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列，主要是建国后的贡献，虽然他们在革命时代也有巨大的贡献，但，抵不过任弼时和彭德怀——很多人批评我对彭德怀的态度，其实，我非常的尊敬彭德怀的贡献，如果仅仅考虑战争时期的贡献，我个人认为彭德怀的贡献应当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之下和任弼时、高岗大体等列而远远超过陈云、邓小平。
    至于邓小平、陈云在国家建设里的贡献是另外的标准。
    我绕这一大段，目的是 说明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集团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核心干部是有一个大体的数目的，损失一个就损失一个，非常的难弥补。
    比如，曾中生。
    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张国焘派人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的卓克基。
    在这之前，非常嫉恨曾中生的张国焘将身陷囹圄的曾中生所写的《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多篇军事著作印刷颁发给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学习。
    1936年2月，已经到达陕北高原，因为环境相对安稳，毛泽东开始总结中国革命的军事战略，阅读了从红四方面军那里得到的曾中生的作品，欣感其思想对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巨大的意义。毛泽东和周恩来，特请归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党组织全部坍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难判明。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钟圣（即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
    可是，曾中生已经被杀。
    刘伯承评价：“中生同志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
    徐向前评价：“中生同志很能干，军事上比较行，同时比较全面。”
    刘伯承和曾中生在苏联是同学，留学阶段都没有介入革命的实践，正如大学的同学，大家有身高长于体育、唱歌、绘画这些都是一般人未必能够通过学习可以获得的特长，所以，在大学阶段，通用的评价标准大体是“聪明、口才、写作能力”等三大项。
    刘伯承评价中生同志的，“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正好是“聪明、口才、写作能力”等三大项。
    刘伯承本人也是一个喜欢写东西的人，对曾中生是惺惺相惜。
    在鄂豫皖，徐向前曾经是曾中生的副手，在张国焘负面影响红四方面军时期，谨慎的徐向前因为谨慎得以生存而曾中生正面与张国焘斗争才获得红四方面军在川陕的大发展。
    从鄂豫皖到川陕，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第一功勋，既不是徐向前，也不是张国焘，毫无疑问是曾中生。
    徐向前评价曾中生，“军事上比较行，同时比较全面”，那就是有巨强的工作能力，干嘛嘛行。
    黄埔给共产党贡献的学生，最突出的一期的徐向前、陈赓、左权、许继慎、蔡申熙，黄埔四期的曾中生、林彪、段德昌。
    就红军时期而言，以上8人，贡献成就最大的应该是曾中生、徐向前，至于其他6人，除了左权较弱，其他人大体相当。
    如果张国焘不去鄂豫皖，曾中生领导红四方面军，一个是能力全面军事指挥特别在行，一个是不喜欢搞肃反，其成之巨大必然远远超过红四方面军的巅峰。最主要的是，曾中生对于组织纪律和革命的忠诚，也必然减少后来的革命内耗。
    张国焘排挤、处理曾中生，对于红四方面军、对于中国革命负面影响之大，几乎相当于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排挤——我之所以说几乎相当于，是因为曾中生的作品更多的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役指挥而较少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
    曾中生在中国革命里影响不及朱德、贺龙、彭德怀、方志敏、李文林等，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他去苏联学习缺席了革命道路的初创，等他归来从事的是对鄂豫皖的整合和壮大。
    就军事理论的创造和革命力量的壮大而言，曾中生的贡献和其曾经代表的力量，是在贺龙的红二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之上。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20节
    如果张国焘没有杀害曾中生，即使其他一切都保持不变，仅仅曾中生能活到陕北，其独当方面的卓异能力，也绝对是一等一的战略区统帅。
    我个人认为，就30年代被错误肃反的高级将领而言，最最可惜而无法弥补的是曾中生。抗战开始领导红四方面军余部的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三个人鼓捣一个晋冀豫根据地后来又兼顾了一个冀鲁豫，合起来，就是晋冀鲁豫，这活，曾中生也比较能干。
    曾中生死后，川陕的红四方面军再也没有能够独立领导战略区的统帅级的人物。抗战时期，川陕时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贡献最大的是李先念和徐向前。我之所以把李先念排序在前，是因为他创建了一块根据地，至于徐向前虽然能打仗，但，到了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全面领导山东境内的抗日力量，他最终不能胜任抗日力量的整合，尤其不能搞好后勤提供粮食。至于李先念，根据地建设是很有能力的，指挥大兵团就不能支持了。
    1945年中共七大，选举的中央委员44人里老红四方面军的人有3个：徐向前、郑位三、李先念。而，33个候补中央委员里只有一个王维舟。
    这个安排，也未必没有山头主义的一点味道，但，山头主义的味道真的很轻微，即使风云变幻，红四方面军贡献出的顶层干部，也不能超越这三人。11年后的中共八大，毛泽东直接把李先念选进了政治局委员，即使毛泽东最嫡系的聂荣臻和草地分兵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叶剑英，可见，毛泽东的干部政策还是比较公平的。
    就曾中生以下的红四方面军将领而言，左有李先念，右有徐向前。至于后来崛起的谢富治、许世友、陈锡联，那是特定时期的特殊政治，其军政能力是敌不过李先念、徐向前的。
    我们知道，张国焘曾经有肃反徐向前的谋划，因为陈昌浩的坚决反对而最后放弃——张国焘已经明令以何畏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如果徐向前也被杀掉，川陕时期的红四方面军真的贡献不出元帅层面的干部，何畏、余天云、王树声、许世友是比较能打的几个，他们都远远不及徐向前。
    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红二军团，因为夏曦的屠杀太残酷，卢冬生去苏联后，红二军团的老干部，除了贺龙之外，能打的就只有许光达——许光达是一个优秀的兵团司令员，指挥独立的野战军就不能了。
    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非常的短缺干部，尤其短缺顶层干部。所谓“能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所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材”。
    比如，1933年，围棋名将吴清源对阵日本名人秀哉执黑先行，第一子下在右上角“三、三”、 第二步黑子下在左下角星位、第三步下在天元。这三手棋的起手“三三”，在秀哉的棋派来说，叫做“鬼门”，是禁忌的走法。
    围棋起手走星位、走小目是常规，这是千百年锤炼的常识，第一手就“三三”结实的不得了就没有外势了，可，第三手走“天元”这种“一子定中原”的下法又是虚的不能再虚的走法。
    这两个无理的走法外加一个“星”，千局对弈也罕见其一，因为这种下法的虚实把控过于艰难，下这种棋，或者是不长于布局的瞎下，或者就是极顶尖的高手。
    本因坊秀哉立即就知道吴清源的实力和难缠。
    因为围棋水平太高，吴清源在日本拥有仅次于天皇的知名度。
    了解对手，难免有一点误差，但，不会太离谱。
    比如，蒋介石对共产党高手的判断。
    1927年，贺龙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 上海到处张贴着通缉贺龙的布告和相片，悬赏10万大洋捉拿贺龙。
    1934年10月25日，蒋介石下达要把中央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同时，在全国的各大报纸上发布了悬赏布告：“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25万元。”
    指挥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人头标价也飙升到10万到20万大洋，和朱德、毛泽东大体属于一个档次。
    长征时的徐海东的悬赏也曾经高达25万银元。
    红军脱离老根据地长征后力量急剧下降，对国民党的威胁变轻，国民党的赏金也有所下降。
    1935年9月7日，蒋介石在给时任“剿匪”第三路总司令的朱绍良拍发了一份特急电报，内容是重金悬赏的“通缉令”。
    1、生擒毛泽东、朱德、徐向前者奖洋10万元，献首级者奖洋8万元。
    2、生擒彭德怀林彪者各奖洋6万元，献首级者各奖洋4万元。
    3、生擒博古周恩来者各奖洋5万元，献首级者各奖洋3万元。
    4、凡生擒共产党师以上的干部者各奖洋3万元，献首级者各奖洋2万元。
    1936年，在南方坚持游击的陈毅，在向油山进发途中，看到墙上贴着两张印有项英、陈毅画像的悬赏布告，写着抓住项英、陈毅各赏洋5万。
    要知道，国民政府在1932年度的财政收入总计671924755元，查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作为“特任”级别的公务员，蒋的薪俸标准是800元，与之同级别拿相同薪俸者，包括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及中央各部会部长。
    也就是说，蒋介石一年的工资是9600大洋，如果蒋介石不贪腐，他需要工作312个半月才能够领取25万大洋。
    朱毛，价格最高的时候，合起来是蒋介石625个月的工资。
    那么，极端自负的王明呢？据王明一位远房弟弟陈绍杓回忆说：“1931年我到上海。我有一个侄子在美国教会办的上海沪江大学读书，我去找他。有一次上街买东西，遇到王明。当时蒋介石悬赏500元现大洋抓他。他坐着黄包车，带着帽子，去郊区避风。他和我们在小餐馆吃饭，我看见周围有许多人带着短枪。他说，这都是保护他的，很安全。”
    在蒋介石心目里，毛泽东的身价是王明的500倍。
    其实，不能这样算，因为必须考虑到极限。比如，2017年，在小县城月薪5000元，吃15元1斤的猪肉很自然，可，积攒3年如果没有巨需要也舍不得弄一瓶茅台酒喝着玩。
    再比如，对于雨花石而言，花300元请酒是很应该的同事友谊，可，到现在为止，我真没有一次性花1500元请客，对于我，这不仅仅是数字，而是太恐怖了。
    我的意思是说，对于蒋介石而言，毛泽东的价值是500个王明的叠加吗？
    蒋介石的悬赏令，有两个怪异。一个是周恩来的价格低于彭德怀、林彪等将领，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军事将领的看重，可是，蒋介石清楚知道毛泽东也不是军事将领。
    我看狠有一些文字，热烈赞美周恩来在中国革命里的贡献，也有许多文字透漏蒋介石非常的欣赏周恩来。
    这真的好像合理，因为蒋介石和周恩来在黄埔有长期的接触。可是，推翻这两个观点的就是蒋介石的悬赏令。
    毛泽东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代理过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在广州，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都是风云人物，他们不可能不相互研究，即使他们在广州不相互研究，当蒋介石向共产党半路出刀而毛泽东开上井冈山的时候，蒋介石不会不认真研究毛泽东。
    网上有一个蒋介石甚笃风水命相的故事。蒋介石对风水素来很有研究，身边常有一班命相家相随，他用人也先看相。
    据说，蒋介石是灵龟转世——姑且不论这说词是否正确，蒋介石的长相也确实“龟形”。
    据说，有一天，蒋介石和一班风水命相家闲扯，兴致勃勃的时候，蒋介石忽然有所感触，向这班命相学家问：当今天下，有谁能和他一比高低。当时，命相学家对他的“灵龟转世”相貌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上天注定的真命天子相。只有一个命相家不识趣地说：“毛泽东的男生女貌对总裁的灵龟转世相貌最是相克，所以能与总裁争天下的，必是他无疑了”。蒋听后，当场面色一变十分难看，不作一声，拂袖而去。
    这个故事，真假如何是另外一回事情，但，蒋介石对毛泽东的看重，那倒是真的。
    比如，1937年6月4日，共产党全权代表周恩来来到庐山，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合作的谈判。唇枪舌剑之间，蒋介石竟然给红军两大领袖毛泽东和朱德安排好了“出路”。蒋介石说可以让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军，前往欧美苏联等地进行“考察”，所有资费由国民政府承担。
    蒋介石认为，他之所以不能消灭共产党，主要原因就是毛泽东与朱德两大领袖率领红军作战。只要能把朱毛二人调离红军，红军群龙无首，蒋介石就有机会步步蚕食之，最终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的妙计遭到了周恩来的强烈批判。
    此计不成，顾祝同与何应钦又出馊主意，说不如请毛泽东和朱德来到南京国民政府就任高官，名为合作，实则软禁。
    蒋介石根本不信毛泽东和朱德会来南京当人质，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周恩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可是，我们看革命时期的周恩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特别残酷的环境里可以把工作处理的井井有条，但，他并不能独立选择方向。
    周恩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副手或者助手。
    这一点，蒋介石看的非常清楚，毛泽东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独立开创工作——也难免犯常规性错误——彭德怀、贺龙、方志敏等也能够独立开创局面。
    对于蒋介石而言，大公司的副总远远抵不过独立工作的分公司的开创人。
    蒋介石始终盯着毛泽东，其实，因为有叛逃的红军将领，比如龚楚，蒋介石固然知道毛泽东在红军里已经丢失了领导权，可，周恩来的悬格从来都低于毛泽东。
    蒋介石对共产党领导人的悬格，有一个有趣的比较：秦邦宪和王明。
    秦邦宪，也就是博古，蒋介石给的悬格都是5万元。以秦邦宪的年轻和1930年从苏联归国，我们基本判定，蒋介石和他没有直接的交往，正如蒋介石和王明也没有直接交往一样。
    从秦邦宪归国到1935年9月蒋介石给“剿匪”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发布悬赏“通缉令”，5年间，无论是白区还是苏区，都出现了一大批高级叛降人员——当然蒋介石不了解遵义会议的内容，因为遵义会议到长征结束期间主力部队没有出现高级叛降人员——蒋介石通过叛徒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应该有一个大体的了解，然后，给秦邦宪一个和周恩来相等的悬格。
    问题是，秦邦宪为什么高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100倍？
    我的观点是：旁观者，有时候比较清楚——当然，也不一定全部清楚。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21节
    现在，我们看博古所犯的错误，原因大约是三个方面：1、太年轻，24岁领导中共，对革命工作的复杂理解不够；2、在苏联接受的教育本身强调教条；3、对共产国际的上级政策的迷信。
    其实，秦邦宪还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
    延安整风时，博古解释自己担任党的“总负责”的过程：他当时曾再三提出他不是中央委员，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不合组织原则。他还提出自己太年轻，不懂军事，又不熟悉国情，担此重任不合适。但周恩来他们说，这是工作需要，只要共产国际同意就行。党的负责人原称书记，这时为什么称“总负责”呢？因为卢福坦曾想当书记，远东局不同意，而王明呢？想留着这个职务以后他担任。
    秦邦宪在整风时期的讲话是可信的，他的党的总负责，决定权来自于王明，“劝进”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的确不谋求最高权，但，拥戴了秦邦宪。
    博古的教条主义，我个人理解，某种程度是因为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因而，就迷信书本、迷信共产国际、迷信李德。
    《毛泽东年谱》记载，1931年“10月21日，中央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苏区中央局是项英在1931年1月成立的，书记是周恩来，在周恩来未到中央苏区之前由项英代理。富田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任弼时等人到达中央苏区后，通过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争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对项英“则觉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再加上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时，认为“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并主张用党的会议方式来解决党内分歧，这与中共中央定性的富田事变是“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并要求“严厉的消灭AB团与一切反革命组织”相悖。因此，10月11日，任弼时等人在向中共中央发出的“十月真电”中提出：“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党内派别斗争，因此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
    很多人喜欢给人贴标签，正面人物光辉灿烂，连拉屎放屁都是香的。
    世界上的人都有缺点也都有优点。
    任弼时在革命战争时期做的最大的错事就是1932年在宁都会议牵头免掉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但，在周恩来没有进入苏区之前，任弼时正面评价毛泽东优秀的军事领导能力，所以，向中共中央建议以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还是中央局的委员，所以，他们在1931年10月以中央局的名义要求中央派一个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也就是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 。
    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拥有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高级干部，8月30日，中央明确决定派工人出身的邓发去苏区。
    任弼时等人肯定认为在中央苏区的领导们都不合适。
    1931年“10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 ”。
    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毛泽东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岗位。
    从此，风云际会的“毛委员”开始以“ ”名扬天下。
    共产党政权是党领导一切的政权，可，共产党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最能够掌握权力还是取决于民望。
    毛泽东专称“ ”、朱德专称“总司令”、周恩来专称“总理”，这是中共建党、建国来的三“专称”，这“三专称”之所以能够被“专称”就在于他们巨大的贡献和人望。
    毛泽东之后，中共还有华国锋和胡耀邦二人担任过党 ，毛泽东之后还有巨多人担任过国家 ，周恩来之后还有巨多的人担任过国务院总理，至于朱德的总司令一职，估计，就成了共产党历史上的唯一。他们三人能够被职务“专称”，能力突出是决定性因素，不过，也有历史的偶然。
    “毛 ”这一称呼，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含义。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 。1937年9月6日，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就是说，毛泽东的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 ”，历时5年零10个月。
    不过呢，毛 还是“毛 ”。1935年9月，两个方面军分开后，继续北上的中共中央成立了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实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七人 团制。
    也就是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
    1936年12月7日，毛泽东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
    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之前的8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为 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1943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 和中央书记处 ，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 ”的开端。
    1945年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 和书记处 。
    1945年8月，中共中央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 。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一人身任4个 ——不过，按照党的规定，政治局 和书记处 必须由中央委员会 担任，所以，毛泽东其实是中央委员会 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两个 。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协商会议 和中央人民政府 。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就身任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 、书记处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政协 （代行最高权力机关相当于后来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兼政协 ）和中央政府 ，一共6个 。
    1949年10月19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为 ，毛泽东的6个 里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变成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 。
    1954年9月28日，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在国家体制中不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1954年9月28日，毛泽东担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同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 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加上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 、书记处 和第一届政协 。
    1954年9月28日，毛泽东身任7个 ，囊括那个时刻政治生活里所有的最高职，掌握所有的权力。
    1954年12月，在第二届政协会议上，周恩来担任了政协 （任其职到去世），毛泽东担任了政协名誉 （任其职到去世）。因为政协名誉 是一个虚职，我们可以理解为毛泽东的7个 变成了6个。
    1956年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 ，七大设立的政治局 、书记处 撤销。
    毛泽东的 变成了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 等4个 ——关键是前3个 。
    1959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国家 ，刘少奇并担任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
    到此，毛泽东的“ ”还有中央委员会 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等两个 ，一直到去世，毛泽东都担任且只担任这两个政治生活里最主要的“ ”。
    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从1931年11月开始一直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的专称“ ”，在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的场合，称呼“ ”是有不同含义的。
    不过呢，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里，毛泽东这个“ ”是有专指的，从1931年11月到抗战爆发红军改编，革命的民众心目里的毛泽东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象征。
    在那些淳朴的民众心目里，毛泽东就是国家、就是政权。
    1937年8月22日，因为国共合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号暂时卷起，从这一刻到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 和中央书记处 ，这极重要的5年多，毛泽东这个“ ”是专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
    从1943年到1976年，毛 的“ ”的含义变化较大，1959年，毛泽东辞去了国家 这一称号。
    不过，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去世，不管他的职务如何变化，革命的民众其实只有一个理解：他是当家的“ ”。
    其实，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前，党内、军内最重要的职务是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也就是后来的全国红军总政委。
    同样的道理，在红四方面军里真正的要职并不是张国焘担任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红四方面军
    军政委员会 ，真正能够拖动军队的核心岗位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21节
    现在，我们看博古所犯的错误，原因大约是三个方面：1、太年轻，24岁领导中共，对革命工作的复杂理解不够；2、在苏联接受的教育本身强调教条；3、对共产国际的上级政策的迷信。
    其实，秦邦宪还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
    延安整风时，博古解释自己担任党的“总负责”的过程：他当时曾再三提出他不是中央委员，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不合组织原则。他还提出自己太年轻，不懂军事，又不熟悉国情，担此重任不合适。但周恩来他们说，这是工作需要，只要共产国际同意就行。党的负责人原称书记，这时为什么称“总负责”呢？因为卢福坦曾想当书记，远东局不同意，而王明呢？想留着这个职务以后他担任。
    秦邦宪在整风时期的讲话是可信的，他的党的总负责，决定权来自于王明，“劝进”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的确不谋求最高权，但，拥戴了秦邦宪。
    博古的教条主义，我个人理解，某种程度是因为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因而，就迷信书本、迷信共产国际、迷信李德。
    《毛泽东年谱》记载，1931年“10月21日，中央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苏区中央局是项英在1931年1月成立的，书记是周恩来，在周恩来未到中央苏区之前由项英代理。富田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任弼时等人到达中央苏区后，通过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争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对项英“则觉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再加上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时，认为“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并主张用党的会议方式来解决党内分歧，这与中共中央定性的富田事变是“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并要求“严厉的消灭AB团与一切反革命组织”相悖。因此，10月11日，任弼时等人在向中共中央发出的“十月真电”中提出：“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党内派别斗争，因此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
    很多人喜欢给人贴标签，正面人物光辉灿烂，连拉屎放屁都是香的。
    世界上的人都有缺点也都有优点。
    任弼时在革命战争时期做的最大的错事就是1932年在宁都会议牵头免掉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但，在周恩来没有进入苏区之前，任弼时正面评价毛泽东优秀的军事领导能力，所以，向中共中央建议以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还是中央局的委员，所以，他们在1931年10月以中央局的名义要求中央派一个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也就是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 。
    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拥有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高级干部，8月30日，中央明确决定派工人出身的邓发去苏区。
    任弼时等人肯定认为在中央苏区的领导们都不合适。
    1931年“10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 ”。
    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毛泽东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岗位。
    从此，风云际会的“毛委员”开始以“ ”名扬天下。
    共产党政权是党领导一切的政权，可，共产党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最能够掌握权力还是取决于民望。
    毛泽东专称“ ”、朱德专称“总司令”、周恩来专称“总理”，这是中共建党、建国来的三“专称”，这“三专称”之所以能够被“专称”就在于他们巨大的贡献和人望。
    毛泽东之后，中共还有华国锋和胡耀邦二人担任过党 ，毛泽东之后还有巨多人担任过国家 ，周恩来之后还有巨多的人担任过国务院总理，至于朱德的总司令一职，估计，就成了共产党历史上的唯一。他们三人能够被职务“专称”，能力突出是决定性因素，不过，也有历史的偶然。
    “毛 ”这一称呼，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含义。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 。1937年9月6日，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就是说，毛泽东的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 ”，历时5年零10个月。
    不过呢，毛 还是“毛 ”。1935年9月，两个方面军分开后，继续北上的中共中央成立了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实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七人 团制。
    也就是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
    1936年12月7日，毛泽东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
    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之前的8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为 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1943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 和中央书记处 ，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 ”的开端。
    1945年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 和书记处 。
    1945年8月，中共中央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 。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一人身任4个 ——不过，按照党的规定，政治局 和书记处 必须由中央委员会 担任，所以，毛泽东其实是中央委员会 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两个 。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协商会议 和中央人民政府 。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就身任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 、书记处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政协 （代行最高权力机关相当于后来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兼政协 ）和中央政府 ，一共6个 。
    1949年10月19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为 ，毛泽东的6个 里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变成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 。
    1954年9月28日，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在国家体制中不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1954年9月28日，毛泽东担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同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 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加上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 、书记处 和第一届政协 。
    1954年9月28日，毛泽东身任7个 ，囊括那个时刻政治生活里所有的最高职，掌握所有的权力。
    1954年12月，在第二届政协会议上，周恩来担任了政协 （任其职到去世），毛泽东担任了政协名誉 （任其职到去世）。因为政协名誉 是一个虚职，我们可以理解为毛泽东的7个 变成了6个。
    1956年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 ，七大设立的政治局 、书记处 撤销。
    毛泽东的 变成了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 等4个 ——关键是前3个 。
    1959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国家 ，刘少奇并担任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
    到此，毛泽东的“ ”还有中央委员会 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等两个 ，一直到去世，毛泽东都担任且只担任这两个政治生活里最主要的“ ”。
    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从1931年11月开始一直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的专称“ ”，在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的场合，称呼“ ”是有不同含义的。
    不过呢，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里，毛泽东这个“ ”是有专指的，从1931年11月到抗战爆发红军改编，革命的民众心目里的毛泽东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象征。
    在那些淳朴的民众心目里，毛泽东就是国家、就是政权。
    1937年8月22日，因为国共合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号暂时卷起，从这一刻到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 和中央书记处 ，这极重要的5年多，毛泽东这个“ ”是专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
    从1943年到1976年，毛 的“ ”的含义变化较大，1959年，毛泽东辞去了国家 这一称号。
    不过，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去世，不管他的职务如何变化，革命的民众其实只有一个理解：他是当家的“ ”。
    其实，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前，党内、军内最重要的职务是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也就是后来的全国红军总政委。
    同样的道理，在红四方面军里真正的要职并不是张国焘担任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红四方面军军政委员会 ，真正能够拖动军队的核心岗位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22节
    我看相当文章对于陈昌浩后来的遭遇颇有同情，其实，这种思想是没有考虑到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在红军大分裂里的责任和罪过。
    红军时期的制度，政委，特别是方面军政委，拥有最后的军事决策权。也就是说，如果陈昌浩不支持张国焘，张国焘未必不能在红四方面军如此的横，但，毕竟要受限。
    比如，陈昌浩在岷州会议、漳县会议最终决定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今天的国家政治的最高核心是党的领导。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虽然其创始贡献位序次于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不过，毛泽东从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开始成为共产党第一位的领导人，在这之前，毛泽东是红军最主要的创始人、是苏维埃共和国最主要的创始人，在这之后，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胜利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然后领导共产党打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毛泽东在共产党历史上、解放军历史上、共和国历史上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巅峰。
    1936年毛泽东写了一首《沁园春》，毛泽东认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然能打仗、能治国而成吉思汗是只能打仗，暗含的意味就是他不但能打仗、不但能治国，而且能文化建设。
    偏偏毛泽东建国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于是，就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就成了对毛泽东评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
    如果没有文革，大部分会认为，毛泽东是完美的领袖——一般性的工作失误是可以理解的，无关核心评价。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1976年的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O师干部作报告（1942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1947年）。
    毛泽东开始怀旧，人一旦怀旧就要眷恋感情。据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的两张旧照片一张是1942年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O师干部作报告——牵扯到贺龙——另一张是1947年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牵扯到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
    我个人理解，毛泽东观看解放军进城被民众的热烈拥护时刻的失态，其实是对于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极端担忧。
    我个人理解，毛泽东喜欢看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的相片和艰苦转战的相片，其实是思考共产党创业的艰难。
    创业艰难守成更难，他的战友们能够理解他的艰难和思考吗？
    这个时候，任弼时、贺龙、彭德怀、周恩来都相继去世，当然没有办法继续活过来——任弼时是正常病逝，更何况，毛泽东自己也即将告别这个繁华的世界去见马克思。
    在这之前，围绕评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第二次打倒了邓小平。
    文革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崛起，彻底否定了文革。
    我是一个在文革后接受教育的人，我的整个的青少年时期都在接受否定文革的教育，而且，出生在1971年我直接经历了文革后期的生活艰难，也直接经历了文革后社会建设的一往无前波澜壮阔和生活的日益改善。
    一直到大约一年前，也就是2015年我仍然坚持彻底否定文革——我们是小人物，我们的态度不起什么作用，但，我们毕竟是有思想的人，我们有权力思想——可是，近年来，我对文革有了另外的思考。
    否定文革绝对不是邓小平一个人——我始终保持对邓小平的绝对尊敬，即使我另外的思考文革之后，我始终认为，邓小平在中国社会建设里起到拥有无可取代的伟大作用，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建设里起到的伟大作用一样。
    虽然我另外思考了文革，我最起码坚持文革有巨大的偏差，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我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合理内核，但，他的手段也有巨大的偏差。
    现在，我们看一下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对于文革态度的变化。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流放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请注意，就文革期间的老干部集群而言，被流放而能够携带妻子、而能够正常生活不被冲击，邓小平虽然不是唯一，也是比较罕见的待遇。
    1969年，因为对苏联战备的考虑，中共中央决定疏散在京的“被靠边”的老同志。朱德、董必武被疏散到广东，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陈云、王震等被疏散到江西，聂荣臻、陈毅等被疏散到河北，刘少奇被人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开封，陶铸被送到安徽合肥。
    最主要的是如何安排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
    1967年7月16日在武汉，有人问毛泽东： 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
    毛泽东回答：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毛泽东这个讲话是理解毛泽东心态的关键性材料。
    因为治国理念，毛泽东一定要打倒刘少奇，可是，毛泽东非常知道，领导国家建设，既需要思想政策，也需要能力。
    这个区别在什么呢？比如，中国古代最积极治世而最有影响的大思想家就是孔子，而且，历史也曾经给予孔子一个大司寇“摄行国政”的机会。孔子的管理能力也许不错，可最后辞职了，因为他对于鲁国国公的不理国政深深的失望。
    于是，孔子就满世界寻找工作机会。
    和孔子相比，管仲就更能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因为管仲有巨强的实践能力。
    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思想如同孔子一样深刻，如果缺少实践国务管理的能力，也是斗不过能力的。
    假如，孔子和管仲生活在同时代而搞竞争，孔子肯定没戏。
    毛泽东对刘邓的理解是有区别的，我个人理解，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欢迎剥削”和20世纪60年代初期恢复经济的一些政策有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邓小平的经济政策仅仅是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
    以毛泽东的聪明，当然能够理解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思路——毛泽东曾经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实际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模式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
    毛泽东最终放弃多模式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生产实践暴露了两个巨大的艰难：1、“资本发展的自由”必然矛盾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政治和中国政治所证明；2、人，一旦拥有超过普通生活的收入，绝大多数人就有“占有”并“血缘继承”的心理，也就是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关于小生产的论述，“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我们一般都能理解，拥有巨大财富的掌控社会生产的大资本家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的抵触，我们一般不能理解拥有相对财富的一般民众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的抵触。
    比如，人理所应当通过劳动为社会做贡献——这个大理论是理所应当的很难反驳的——可是，社会主义政府要劳动人民延迟退休，劳动人民就非常的不痛快，由此可见，一般民众大多也不喜欢奉献而喜欢享受。
    再比如，天灾人祸人人难免，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理论，面对同袍们遭遇地震、洪灾，我们是否尽可能伸出友爱的手？
    就今天，有多少人盼望着自己的房子能够私有？有多么人盼望着农村的土地可以在市场上买卖？
    你说，以今日中国经济的发育程度，拥有一套按揭房产或者在农村有点耕地，几乎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了——中国政策，只要在农村拥有户口本就可以承包土地的生产经营权，这就是最保底的社会保障。可，就仅仅拥有一点按揭房产的人潜意识的也期盼“房产私有”并传承子孙。
    这就是人性的麻烦。
    列宁说，最底层的劳动者，也有“稍富就私”心理倾向，“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列宁洞悉了人性，虽然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工人阶级谋利益，可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一旦有两个钱，也有“理财”进步为有产阶级的心理。
    我个人理解，这才是毛泽东一个劲严堵死防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思路的真正出发点。
    利用资本主义确实可以为社会主义积累社会财富，可是，资产阶级必然壮大，民众必然拥有相当个人财产，一面是资产阶级的掌握政权的经济倾向，一面是民众将拥有的个人财产私有的心理。
    如此一来，这一个是敌对阶级的“心有不甘”和自己阶级基础的七晃八摇，最可怕的是“党员一部分”也“思想变节”，什么样的领袖人物能够掌控社会发展的共产主义方向？
    毛泽东去世15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责任当然与戈尔巴乔夫有关，与苏联的领导体制有关。可是，以1991年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无论如何也远远比广阔的亚非拉国家富足吧？事实上，以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相对程度而论，今日的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
    为什么苏联民众一定要鼓捣毁苏联呢？我说一个我个人的理解，国家管理是否失误还真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的是社会的财富私有心态。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社会现象：一对夫妇，如果有4个成家立业的儿子，即使这4个小家庭能够相互帮助，请问，能维持一个和乐的大家庭吗？
    好，我继续退一步，亲兄弟二人（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娶了亲姐妹二人（也没有其他兄弟姐妹），这两对夫妻还经营着相互帮衬的家族企业，请问：他们能不能维持一个和乐的大家庭吗？
    我的理解，苏联之所以一改革就完蛋，其关键就是大部分民众厌倦了“大家庭生活而期盼单一家庭的小生活”。
    我个人思考，邓小平领导的共产党的改革，在确保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经济主体性的同时，给予民众“单一家庭的小生活”的财产等等社会生活的相对自由而不是桎梏性的大一统，这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少有人思考这一点。
    我打一个比方。苏联之所以解体，并不是因为民众没有鸡蛋可吃，而是一定要民众星期一吃白水蛋、星期二吃白水蛋、星期三乃至每一天都吃白水蛋，民众腻歪了。邓小平改革，一个是允许劳动致富，另一个是给予民众选择的自由，你可以吃白水蛋、煎蛋，你也可以把拿鸡蛋换鹅蛋吃，前提是支持党的领导。
    经典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提出社会主义，是因为社会大生产将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阶级，大机器生产要求必须搞阶级协同。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沙皇俄国和中国取得政权，一个是反对战争，一个是过于贫苦产生的残酷的阶级矛盾。因为整个社会过于贫苦无望，底层民众是将共产党当成了救苦救难的“大救星”而并没有深刻理解革命的理论尤其是分配体制上的“按需分配”。
    贫苦时期，大家饿的不得了，供给制分配以活命是很正常的理解，10个人分7个苹果，虽然难，为了活命总能相濡以沫，社会进步了，10个人吃不掉25个苹果，大家就有了私产的心理欲望。
    列宁的“小生产”，我个人理解，就是10个人正常只能吃21个苹果，现在竟然有25个，4个可以形成财富积累的苹果如何分配反而是大麻烦。
    晚年的毛泽东以文化革命，一个是斗私批修形成舆论理论，另一个是以工业的国有体制和农业的集体体制堵住“小财富”的私有心理——没有私有财产就无法形成对抗性的心理。
    我个人理解，因为长期的朝夕相处，毛泽东对于邓小平排除万难掌控局面的能力还有所相信，虽然他尽最大可能严防死守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发展财富的道路，然而，非常看重干部的决定性作用的毛泽东，因为对邓小平掌控局面能力的相信，决定留下以备将来。
    邓小平曾说：“谁不听他（指毛）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22节
    我看相当文章对于陈昌浩后来的遭遇颇有同情，其实，这种思想是没有考虑到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在红军大分裂里的责任和罪过。
    红军时期的制度，政委，特别是方面军政委，拥有最后的军事决策权。也就是说，如果陈昌浩不支持张国焘，张国焘未必不能在红四方面军如此的横，但，毕竟要受限。
    比如，陈昌浩在岷州会议、漳县会议最终决定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今天的国家政治的最高核心是党的领导。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虽然其创始贡献位序次于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不过，毛泽东从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开始成为共产党第一位的领导人，在这之前，毛泽东是红军最主要的创始人、是苏维埃共和国最主要的创始人，在这之后，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胜利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然后领导共产党打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毛泽东在共产党历史上、解放军历史上、共和国历史上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巅峰。
    1936年毛泽东写了一首《沁园春》，毛泽东认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然能打仗、能治国而成吉思汗是只能打仗，暗含的意味就是他不但能打仗、不但能治国，而且能文化建设。
    偏偏毛泽东建国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于是，就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就成了对毛泽东评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
    如果没有文革，大部分会认为，毛泽东是完美的领袖——一般性的工作失误是可以理解的，无关核心评价。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1976年的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O师干部作报告（1942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1947年）。
    毛泽东开始怀旧，人一旦怀旧就要眷恋感情。据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的两张旧照片一张是1942年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O师干部作报告——牵扯到贺龙——另一张是1947年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牵扯到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
    我个人理解，毛泽东观看解放军进城被民众的热烈拥护时刻的失态，其实是对于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极端担忧。
    我个人理解，毛泽东喜欢看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的相片和艰苦转战的相片，其实是思考共产党创业的艰难。
    创业艰难守成更难，他的战友们能够理解他的艰难和思考吗？
    这个时候，任弼时、贺龙、彭德怀、周恩来都相继去世，当然没有办法继续活过来——任弼时是正常病逝，更何况，毛泽东自己也即将告别这个繁华的世界去见马克思。
    在这之前，围绕评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第二次打倒了邓小平。
    文革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崛起，彻底否定了文革。
    我是一个在文革后接受教育的人，我的整个的青少年时期都在接受否定文革的教育，而且，出生在1971年我直接经历了文革后期的生活艰难，也直接经历了文革后社会建设的一往无前波澜壮阔和生活的日益改善。
    一直到大约一年前，也就是2015年我仍然坚持彻底否定文革——我们是小人物，我们的态度不起什么作用，但，我们毕竟是有思想的人，我们有权力思想——可是，近年来，我对文革有了另外的思考。
    否定文革绝对不是邓小平一个人——我始终保持对邓小平的绝对尊敬，即使我另外的思考文革之后，我始终认为，邓小平在中国社会建设里起到拥有无可取代的伟大作用，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建设里起到的伟大作用一样。
    虽然我另外思考了文革，我最起码坚持文革有巨大的偏差，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我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合理内核，但，他的手段也有巨大的偏差。
    现在，我们看一下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对于文革态度的变化。
    1972年8月3日，在江西流放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请注意，就文革期间的老干部集群而言，被流放而能够携带妻子、而能够正常生活不被冲击，邓小平虽然不是唯一，也是比较罕见的待遇。
    1969年，因为对苏联战备的考虑，中共中央决定疏散在京的“被靠边”的老同志。朱德、董必武被疏散到广东，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陈云、王震等被疏散到江西，聂荣臻、陈毅等被疏散到河北，刘少奇被人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开封，陶铸被送到安徽合肥。
    最主要的是如何安排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
    1967年7月16日在武汉，有人问毛泽东： 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
    毛泽东回答：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毛泽东这个讲话是理解毛泽东心态的关键性材料。
    因为治国理念，毛泽东一定要打倒刘少奇，可是，毛泽东非常知道，领导国家建设，既需要思想政策，也需要能力。
    这个区别在什么呢？比如，中国古代最积极治世而最有影响的大思想家就是孔子，而且，历史也曾经给予孔子一个大司寇“摄行国政”的机会。孔子的管理能力也许不错，可最后辞职了，因为他对于鲁国国公的不理国政深深的失望。
    于是，孔子就满世界寻找工作机会。
    和孔子相比，管仲就更能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因为管仲有巨强的实践能力。
    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思想如同孔子一样深刻，如果缺少实践国务管理的能力，也是斗不过能力的。
    假如，孔子和管仲生活在同时代而搞竞争，孔子肯定没戏。
    毛泽东对刘邓的理解是有区别的，我个人理解，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欢迎剥削”和20世纪60年代初期恢复经济的一些政策有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邓小平的经济政策仅仅是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
    以毛泽东的聪明，当然能够理解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思路——毛泽东曾经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实际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模式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
    毛泽东最终放弃多模式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生产实践暴露了两个巨大的艰难：1、“资本发展的自由”必然矛盾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政治和中国政治所证明；2、人，一旦拥有超过普通生活的收入，绝大多数人就有“占有”并“血缘继承”的心理，也就是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关于小生产的论述，“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我们一般都能理解，拥有巨大财富的掌控社会生产的大资本家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的抵触，我们一般不能理解拥有相对财富的一般民众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的抵触。
    比如，人理所应当通过劳动为社会做贡献——这个大理论是理所应当的很难反驳的——可是，社会主义政府要劳动人民延迟退休，劳动人民就非常的不痛快，由此可见，一般民众大多也不喜欢奉献而喜欢享受。
    再比如，天灾人祸人人难免，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理论，面对同袍们遭遇地震、洪灾，我们是否尽可能伸出友爱的手？
    就今天，有多少人盼望着自己的房子能够私有？有多么人盼望着农村的土地可以在市场上买卖？
    你说，以今日中国经济的发育程度，拥有一套按揭房产或者在农村有点耕地，几乎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了——中国政策，只要在农村拥有户口本就可以承包土地的生产经营权，这就是最保底的社会保障。可，就仅仅拥有一点按揭房产的人潜意识的也期盼“房产私有”并传承子孙。
    这就是人性的麻烦。
    列宁说，最底层的劳动者，也有“稍富就私”心理倾向，“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列宁洞悉了人性，虽然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工人阶级谋利益，可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一旦有两个钱，也有“理财”进步为有产阶级的心理。
    我个人理解，这才是毛泽东一个劲严堵死防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思路的真正出发点。
    利用资本主义确实可以为社会主义积累社会财富，可是，资产阶级必然壮大，民众必然拥有相当个人财产，一面是资产阶级的掌握政权的经济倾向，一面是民众将拥有的个人财产私有的心理。
    如此一来，这一个是敌对阶级的“心有不甘”和自己阶级基础的七晃八摇，最可怕的是“党员一部分”也“思想变节”，什么样的领袖人物能够掌控社会发展的共产主义方向？
    毛泽东去世15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责任当然与戈尔巴乔夫有关，与苏联的领导体制有关。可是，以1991年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无论如何也远远比广阔的亚非拉国家富足吧？事实上，以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相对程度而论，今日的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
    为什么苏联民众一定要鼓捣毁苏联呢？我说一个我个人的理解，国家管理是否失误还真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的是社会的财富私有心态。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社会现象：一对夫妇，如果有4个成家立业的儿子，即使这4个小家庭能够相互帮助，请问，能维持一个和乐的大家庭吗？
    好，我继续退一步，亲兄弟二人（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娶了亲姐妹二人（也没有其他兄弟姐妹），这两对夫妻还经营着相互帮衬的家族企业，请问：他们能不能维持一个和乐的大家庭吗？
    我的理解，苏联之所以一改革就完蛋，其关键就是大部分民众厌倦了“大家庭生活而期盼单一家庭的小生活”。
    我个人思考，邓小平领导的共产党的改革，在确保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经济主体性的同时，给予民众“单一家庭的小生活”的财产等等社会生活的相对自由而不是桎梏性的大一统，这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少有人思考这一点。
    我打一个比方。苏联之所以解体，并不是因为民众没有鸡蛋可吃，而是一定要民众星期一吃白水蛋、星期二吃白水蛋、星期三乃至每一天都吃白水蛋，民众腻歪了。邓小平改革，一个是允许劳动致富，另一个是给予民众选择的自由，你可以吃白水蛋、煎蛋，你也可以把拿鸡蛋换鹅蛋吃，前提是支持党的领导。
    经典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提出社会主义，是因为社会大生产将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阶级，大机器生产要求必须搞阶级协同。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沙皇俄国和中国取得政权，一个是反对战争，一个是过于贫苦产生的残酷的阶级矛盾。因为整个社会过于贫苦无望，底层民众是将共产党当成了救苦救难的“大救星”而并没有深刻理解革命的理论尤其是分配体制上的“按需分配”。
    贫苦时期，大家饿的不得了，供给制分配以活命是很正常的理解，10个人分7个苹果，虽然难，为了活命总能相濡以沫，社会进步了，10个人吃不掉25个苹果，大家就有了私产的心理欲望。
    列宁的“小生产”，我个人理解，就是10个人正常只能吃21个苹果，现在竟然有25个，4个可以形成财富积累的苹果如何分配反而是大麻烦。
    晚年的毛泽东以文化革命，一个是斗私批修形成舆论理论，另一个是以工业的国有体制和农业的集体体制堵住“小财富”的私有心理——没有私有财产就无法形成对抗性的心理。
    我个人理解，因为长期的朝夕相处，毛泽东对于邓小平排除万难掌控局面的能力还有所相信，虽然他尽最大可能严防死守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发展财富的道路，然而，非常看重干部的决定性作用的毛泽东，因为对邓小平掌控局面能力的相信，决定留下以备将来。
    邓小平曾说：“谁不听他（指毛）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23节
    文革之前，林彪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群里是有很崇高威望的。1945年中共七大，林彪得票排序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之后第6。1956年中共八大，林彪得票排序在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之后第9。
    中央委员是等额选举，谁当选是组织决定，但，得票的多少取决于人望——人家决定不了你的前程，但可以恶心你一把，人家决定不了你的地位，可以慰籍你一下。
    比如，林伯渠得票排序非常的高。
    在共产党历史上，彭德怀的军事能力、军事地位以及军事贡献都是杠杠的高，但，人际关系就比较一般。中共七大得票排序第33名。抗美援朝归来，我们一般理解彭德怀是威信大涨，结果，1956年的中共八大得票排序第22名，虽然相对七大进步了太多，但，在1955年评定的十帅里竟然排序第7——朱德第5、林彪第9、罗荣桓第14、徐向前第18、刘伯承第20、陈毅第21名。
    中共七大和八大的中央委员选举，也难免有一点杂七杂八因素，不过，总体还是比较客观反映人望的变化。
    比如，1956年的周恩来，刚刚联手刘少奇干挺了高饶，党内是副 ，党外是国务院总理兼政协 ——按照今天的政治体制，党务一把手、国务院一把手、人大一把手、政协一把手，是4个重职，交叉兼职的，建国后只有3人，毛泽东曾经以党 兼第一届政协 （这个政协 是今天人大、政协两个一把手的复合体），华国锋以党 兼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长期以国务院总理兼政协 。我们必须承认，1956年的周恩来是位高权重，然而，党内选举排序第6，次于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
    中共八大，已经是和平时期，军事干部多少有一点鸟尽弓藏地位下降，党务干部、政务干部理所应当地位进步，周恩来从中共七大的第23进步到第6就体现了这种趋势，朱德、林彪排序的下降也体现了这种趋势。
    相较中共七大，彭德怀位序有了进步，这反应了抗美援朝的巨大影响，不过呢，10个元帅他排序第22，第9的林彪、第14的罗荣桓、第18的徐向前、第20的刘伯承都是在军队工作的干部，可，人望都超过了他。
    从国内战争结束的1950年到庐山会议的1959年，林彪是深居简出只管养病远离政治和权力，结果呢，在军事干部里排序还是仅仅次于朱德，这说明林彪是非常有人望的。有些朋友可能说，他远离政治漩涡不得罪人呀。反例是，徐向前更性格隐忍还不负重责的不得罪人，在元帅里仍然是第4，不但不能超过林彪而且被罗荣桓反超。
    能力、地位与人望是有关联的，但并不绝对。
    中共八大，邓小平不但获得巨大的权力，而且表现出巨大的人望，选举中央委员陡然进步到第4，超过朱德、周恩来这两个大佬，甩了陈云一条街。
    1966年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新的中央常委，邓小平得的是全票——毛泽东当然也是全票，毛泽东、邓小平之外是否还有全票我没有见到材料——排序的时候，毛林周邓是前4，江青非常不满意，瞎搅和，把排在后面的陶铸勾上来与邓小平互换，于是，邓小平就变成了第6。
    文革初起，邓小平虽然被逮着批判，但名义地位反而上升，非常不同于刘少奇、朱德、陈云的权、位均下降。
    林彪感觉到来自于邓小平的威胁，立即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邓小平。
    文革初起，毛泽东的批判目标是刘少奇，林彪的目标反而是邓小平。简单的说，毛泽东和刘少奇是路线之争，林彪错在争夺权力进攻邓小平其实干扰了毛泽东，但，“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毛泽东只能打破门牙和血吞。
    和邓小平相比，林彪的缺点是身体较差，但，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在东北，虽然身体较差，却能够各尽其力的使用干部取得巨大的成绩。
    就解放战争时期的地位论，林彪是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是中央局书记、大军区政委、大野战军政委。也就是说，林彪是独当方面而邓小平只是刘伯承的搭档——他不能独立领导一个大战略区，关键是不能指挥打仗。
    新中国成立，林彪是中南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 、中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是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
    事实上，一直到1966年邓小平从来就没有独当方面，那个时候因为党的最高领袖是 ，书记处 只是党务日常。
    毛泽东1972年公开评价邓小平：“（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
    除了毛泽东这个“大政委”，解放军历史上最重要的专职政委，大约就是邓小平——聂荣臻、罗荣桓都有担任大区司令员的经历——以贡献论，“小政委”仍然是“协助”，毛泽东对政工干部的“有战功”的定性是准确的。
    所以，毛泽东最终还是更加看重林彪。
    可，林彪的身体太差呀？
    和林彪相比，毛泽东身体虽然较好，但也并不是事必躬亲而是选拔重用干部。
    毛泽东在谋划文革的时期，虽然有林邓搭配的计划，但，面对林彪的激烈反对，“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被迫雪藏了邓小平。
    从林彪在1958年进步为党中央副 排序超越邓小平看，在毛泽东心目里，林彪的能力是在邓小平之前的。
    中共九大之后，考虑到林彪的身体，毛泽东选择的预备接班人选是张春桥。
    也就是说，因为林邓无法搭配，邓小平要想复出只有一种可能：林彪在毛泽东去世之前退出历史舞台。
    文革爆发后，在林彪和邓小平之间，毛泽东只能倾斜林彪，虽然，毛泽东内心未必对林彪的性狭没有反感，但，他别无选择。
    可，长于谋远的毛泽东一定要保留邓小平以备可能的变动——人才真的非常难得，短期是无法培养的。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公开说“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对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意见，毛表示“还有一点保留”，说“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就这样，制止了林彪、江青等要把邓小平开除出党的企图。
    邓小平在北京，毛泽东能够确保邓小平的安全，但，如果离开北京呢？
    据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在中央作出上述决定后，毛泽东曾对汪东兴指示：“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因为毛泽东也要疏散到外地去，给老干部做疏散工作的重任就压在留守的周恩来身上。周恩来是一个勤劳的人，但，疏散老干部是一个牵扯到毛泽东对老干部态度的工作，万一因为理解偏差而造成麻烦就太被动了。所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想让汪东兴留下，帮助做疏散工作。
    毛泽东很明白周恩来的心态，批准汪东兴留下10天。
    于是，和邓小平等谈话的工作，就落到了汪东兴身上。
    1969年10月的一天，汪东兴带着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来到邓小平家，告诉邓小平，他们夫妇被安排去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他们去工厂劳动锻炼。
    邓小平感到很突然，他想了一下，向汪东兴提出，他的继母夏伯根自从被撵出中南海后，一直住在外面，现在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想带她一起去江西。
    对于这个请求，汪东兴当即表示同意。
    最后，邓小平说，以前 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表示可以。
    汪东兴是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曾交待邓小平有事找汪东兴，以后也一直让汪东兴直接主管邓小平的有关事情。这次汪东兴来见邓小平，不但态度很好，而且承诺以后回来还可以住在原处，这些都富有积极的意义。汪东兴的谈话，使邓小平明白，疏散离开北京，不单单是对邓小平的行动。到了江西后，他们还可以去工厂劳动，不管是学习性质也好，改造性质也好，总算是结束了在北京这种与社会生活完全隔离的软禁状态，应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见了汪东兴之后，邓小平夫妇心里踏实了，加紧准备离京事宜。
    汪东兴这边代表毛泽东定性后，周恩来立即行动。
    1969年10月18日上午，周恩来亲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打电话，因主要领导均 不在南昌，他对办公室主任说：“有件事，你们先告诉一下黄先同志（当时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同时向程世清同志（当时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报告。中央决定，中央首长要到下面去蹲点，接触实际，适当参加些劳动，向群众学习。有陈云同志，一个秘书和警卫员跟随他；王震同志是夫妇二人，他是全家去。王震不是去过你们那里么?他和你们比较熟悉。你们那里有个五七干校，还可以到干校玩玩，年纪大了，劳动也不行了。”
    周恩来在询问了江西冬天是否有暖气以后，说：“因为从北方一下子到南方不习惯，希望你们适当注意他们的生活，当然吃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要花自己的钱，房费不要太贵了。他们住到你们那里要很好地帮助他们，向群众解释一下。他们除了到农村看看，还可以适当参加劳动。不过他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王震同志更差一些。我还告诉他们也可以到工厂学习，看看，接触一下群众，接触一下实际，总之，你们核心小组要帮助他们。”
    搞完铺垫，周恩来郑重地说：“邓小平夫妇二人也到你们那里去。……毛 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动力了，也是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适当照顾一点。黄先同志在家，你可向他汇报一下，具体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去，请黄先同志给办公厅打个电话再定下来。最后一点，再三强调，这些同志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最后，周恩来又加重语气说：“你向程世清政委报告一下，要研究一个具体意见。”
    邓小平离开北京之前，写信给汪东兴表明自己的态度，是要通过汪东兴将信息传递给毛泽东。正如邓小平所预期的那样，汪东兴将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本人也看了邓小平的信。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24节
    1969年10月21日下午，“邓小平专案组”接到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的通知，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会议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王稼祥、谭震林等“专案组”的人员。会议开始后，主持人说，王稼祥疏散到河南信阳，谭震林到广西桂林，“中央决定将邓小平疏散到江西南昌下放劳动，接触群众，昨天晚上周总理已经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关照过了”。并交代“专案组”负责人：“你再带上个人。任务有两条，一是安全送到，路上不能出问题；二是会同江西的同志为他们找个合适的住处，有暖气的更好。邓小平年纪大了，住处跟劳动的地方不要距离太远，远了派车不太好，步行太久或坐公共汽车也不大安全。虽然陈云和王震同志也是去江西，但他们和邓小平不一样。他们两个都在党的九大当选上了中央委员，一般来说还不会出什么问题。邓小平没有选上，‘文化大革命’前又挂过像，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容易被人认出来，发生揪斗现象。”
    邓小平在江西的待遇其实非常的高。陶铸被关押起来以后称呼看押战士一声“小同志”，立即遭到一顿劈头盖脑的斥责：“谁跟你是同志，你这个大叛徒!”
    邓小平在南昌步兵学校有一栋小楼安家，在院子里可以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但不能随便出院子），每天可以到工厂劳动锻炼，接触社会、接触实际、接触工人。这无疑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关心、保护的结果。
    邓小平非常准确的感受到这种关心。可是，程世清为首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却不大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的长远战略部署，认为邓小平既然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理所当然地应该经常向他们汇报思想。1969年11月23日，负责邓小平一家生活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一名干事，按照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的旨意，让邓小平对到江西一个月来的劳动和学习情况写出心得体会。邓小平回答说：“有事我会给毛 党中央写报告的。”这说明，邓小平对毛泽东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状况，心中还是有一定把握的。不然，不可能会一口拒绝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这一要求。
    林彪倒台后，程世清被归入林彪在江西的“死党”，真的一点也不冤屈。
    1972年的8月3日，邓小平及时给毛泽东写了 ，这信比较长，但对于邓小平的复出非常重要，也就非常深刻的影响了文革史，也就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所以，有全文评论的必要。
    邓小平首先表态批判了林彪。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 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政治表态，文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
    我题外评价文革。如果没有文革，即使林彪有政治野心，他也不会搅的如此之深，即使他对邓小平极有成见，也不能够把邓小平挤兑到江西干拖拉机去。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性格和心理难免都有一点缺点或者偏颇，正常的社会生活的正面诱导能够压抑绝大多数人内心的“恶”。
    这就好比说，绝大多数男人是贪财好色的，比如，布一个局让别人可以弄一大笔钱，比如，布一个局弄一个美女故意引诱，有几个壮健男人能够忍住？
    文革的确证明林彪的革命性有一点不坚定，而且，其不管不顾毛泽东的感受对邓小平下狠手缺少表现了巨强的权力欲。可是，有权力欲的人是比较多的，无底线的并不多。毛泽东发动文革，原本是乱中取胜批判刘少奇，林彪、江青为了个人的目标趁火打劫让整个国家乱上添乱。
    一个文革，证明了林彪内心有恶的一面，就哲学而言，正如证明吃甘蔗一定有渣一样毫无意义。
    从文革前期的林邓的交流看，二人的确“积不相能”，可，矛盾并没有尖锐到死掐的程度，因为二人的工作分工可以不产生冲突。事实上，即使二人里需要一个更进步，另一个也可以接受——邓小平在1956年大踏步进步为政治局常委，林彪就接受，林彪在1958年大踏步进步为党中央副 越过邓小平，邓小平也接受——可，毛泽东文革布局天下大乱，有野心的林彪就借乱生劫，于是，就一塌糊涂。
    因为现实政治需要，邓小平要参与批判林彪和陈伯达。
    公开的材料讲，得知林彪倒台的这天晚上，邓小平终于对家人说出了两句掷地有声的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邓小平一家高高兴兴地坐在一起打了扑克，一直打到深夜，这是他们住进“将军楼”后少有的欢乐情景。
    邓小平被打倒的决定性人物是林彪而不是毛泽东。相较于被打倒的老干部集群，邓小平的文革还不是极惨，可，也苦的不得了，一个儿子被残疾。人都有子女，谁的子女被如此残酷不恨的牙疼！更何况，以林彪对邓小平的忌惮心态，如果毛泽东老而疾，丧失了保护了邓小平很容易被林彪整的无可挽回的苦。
    在全国人民大揭发的环境里，邓小平如何批判林彪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
    作为负责任的政治家，邓小平对于林彪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客观讲自己的感受：“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邓小平非常正面评价林彪的军事能力，“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
    邓小平也非常正面评价林彪的性格，“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
    在大批判林彪的大环境里，邓小平能够如此评价林彪是比较公允的。林彪给共产党、给中国做出贡献“是一个军事能手”，打了无数的胜仗。
    邓小平高度评价林彪的性格，“沉默寡言”原本就是领袖性格。
    邓小平批判林彪“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的会理会议。邓小平批评林彪“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 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 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
    会理会议是反对毛泽东军事领导的会议，搅入的是彭德怀、林彪、刘少奇和杨尚昆。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公开信提议彭德怀代理朱毛担任红军的前敌指挥，刘少奇、杨尚昆要给中央发电报反对朱毛的敌指挥权，关键时刻，彭德怀竟然不肯在电报上签名，刘少奇非常愤怒彭德怀竟然如此阴险的拿别人当枪。刘少奇的检举，会理会议一边倒批判彭德怀，埋下了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芥蒂，也埋下了刘少奇和彭德怀三十年的感情对立，这是庐山会议的远因。
    彭德怀的倒台的关键其实不是庐山会议，关键是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几十年合作的矛盾太多，而且，彭德怀暗阴毛泽东的次数比较的多，比如杀害袁文才和王佐。
    可是，林彪在庐山会议非常的仗义，明确表态在会理会议之前二人并没有结盟。
    林彪确实和彭德怀比过军功，但林彪真的没有阴彭德怀，最起码，在庐山会议林彪没有阴彭德怀。至于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是时势的走向，而且，毛泽东原本有以贺龙主军的谋划。
    据林彪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林彪生病后，常来看他的有总理、罗荣桓、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般总理一个月来一两次，彭老总来的次数也较多。黄克诚来的时间不定，但来了以后问得很详细，还出一些主意。”
    从细节看，彭德怀和林彪真的很有感情。
    林彪倒台后，中央向彭德怀通报并要求揭发，当天夜间，彭德怀对看管人员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 (董必武)，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林彪的死，给彭德怀巨大的打击。
    邓小平虽然因为腿伤缺席庐山会议，不过他是书记处 ，理所当然知道会议的过程，当然知道林彪在庐山会议澄清毛泽东当年对彭德怀的误解。
    现在，我们看邓小平对林彪会理会议的批评，实实在在是炒冷饭，而且是毫无杀伤力的冷饭。
    对于这一点，我非常高崇邓小平的人格，揭批是政治表态——如果邓小平不揭批林彪反而太诡异了——但，作为领袖人格，邓小平决不能乱揭批，逮着林彪在会理会议的错误炒冷饭，应付一下而已。
    邓小平揭批林彪的错误，“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 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
    邓小平拿抗美援朝批评林彪，林彪就没法反抗了。抗美援朝，原本就是毛泽东和美国的死掐，林彪的谨慎当然是对美国力量的高估、也是“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25节
    我感觉林彪主军时期过分强调政治思想对战斗力的影响，也许与他对抗美援朝前景的误判有关——既然我过去有失误，就要在这个方面表现出自己的反思。
    不过，现在见到的材料，在1950年10月，能够在抗美援朝决策方面起作用的人，正面支持毛泽东的只有一个彭德怀——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支持是盲从。所以，就是否抗美援朝提出反对意见，是林彪和所有高级领导人的正常的权力。林彪真的没什么错。
    不过，毛泽东独决而彭德怀执行的抗美援朝最终获得最巨大的胜利，刚刚取得国内战争胜利在国际上还没有什么地位的解放军以单一的陆军把陆海空装备最牛逼且刚刚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军从鸭绿江推到“三八线”，这真的是最大的成就。
    实实在在的讲，今日能有几个国家敢于和美军硬顶呢？
    以今日美军的牛逼，可知1950年美军的更加牛逼，由此可知，毛泽东这一决策的难和大无畏。由此可知，林彪的谨慎是很认真的选择。
    由此可见，邓小平对林彪的批评有些苛刻。
    邓小平对林彪的历史的批判，会理会议反毛是实实在在的毫无杀伤力的炒冷饭，抗美援朝提出谨慎的建议对林彪的批评有些苛刻。
    邓小平对林彪的揭批毫无新意毫无杀伤力，纯属轻描淡写的应付公事。
    邓小平当然知道这一点，他揭批林彪的关键是林彪的态度：“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在1966年的文革初起，所有的干部都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林彪对自己的批评不够，说明他有文过饰非的错点。
    邓小平谈到和林彪交往的感受：“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
    这才是邓小平真正的揭发林彪。林彪的一生，在战场上“时来天地皆同力”，表现了极其优秀的军事能力，邓小平承认林彪“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谁敢不承认林彪“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呢？可是，作为政治林彪最后的“折戟沉沙”悲催人生的结局，“运去英雄不自由”的关键就是性格的“嫉妒心和不大容人”。
    我们类比一下邓小平当家作主的20世纪80年代和林彪在文革时期构建的骨干干部班底。邓小平时代坊间有“八老”的说法，名单有争议，大体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薄一波、宋任穷、彭真、杨尚昆、王震、万里、 等人，这里头不包括较早去世的叶剑英和罗瑞卿，其实还有元帅徐向前和聂荣臻。
    简单的说，文革结束邓小平崛起，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老干部，即使考虑到新老交替、即使考虑到降低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分量，只要在文革里没有显著错误，最起码给予一个待遇。即使在社会建设的路线方面和邓小平有尖锐的斗争，邓小平顶多是解除其职权，比如陈永贵。
    崛起于文革的陈永贵，在文革结束后与邓小平的治国理念发生激烈碰撞。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多数同志建议让陈永贵停职检查，邓小平也持相同意见：“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我认为，这是对陈永贵的最公允的评价：他的错误主要是中央的错误，因为陈永贵这样的基层劳模的眼界、学识的确不适合参与最高决策。
    邓小平和陈永贵亲自谈话：“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能上能下，譬如我在建国以后就两次被打倒，两次离开了中央的领导职务，但是我并没有倒下，也没有搞任何非组织活动，依然是严格地进行自我检查。我不是要求你像我那样，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按照党员的标准和纪律做。你并不是‘四人帮’，中央知道你在过去做了大量工作，这是好的。对于你的缺点和错误，你能认识多少就检查多少，中央并不要求你非要怎样。但是，你一定要严守党的机密，不要和别人搞非组织活动。”
    邓小平对陈永贵的评价非常公道：“你并不是‘四人帮’，中央知道你在过去做了大量工作，这是好的。”
    这是定性，因为对待“四人帮”及其党羽的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用刑法来处理。
    邓小平谈话里还有一个非常宽容的点：“对于你的缺点和错误，你能认识多少就检查多少，中央并不要求你非要怎样。”
    邓小平的意思是说，文革已经结束，陈永贵仍然犯错误，关键是思想认识的范囿，这个自我纠正是需要时间的，因此，邓小平非常宽容的理解陈永贵思想斗争的艰难，不要求陈永贵过急的自我改造。
    陈永贵辞职后，邓小平的意见是，保留陈永贵此前的一切待遇不变。不仅每月发给在当时来说不算低的生活费，还由组织上把他和他家属的户口转入北京。经过协商，尊敬陈永贵的意见，国管局把他安排到复兴门外大街木樨地部长楼22号楼定居。1983年，已经68岁的陈永贵提出自己还想做一些工作，中共中央领导经过集体研究，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当顾问这段日子，陈永贵做了大量工作，也向中央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陈永贵的建议也被采纳。这段时光，是晚年陈永贵十分高兴的日子。
    陈永贵生命垂危之际，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 了，毛 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他干事。我死了以后要把骨灰埋在大寨。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80年代的治国是比较贫穷的，资源也是紧张的，之所以厚待犯过错误的陈永贵，因为陈永贵是一个战天斗地的英雄，至于错误，那是时代的原因，从根本讲应当由提拔陈永贵的中央承担。
    陈永贵病逝后，依照副总理规格召开了追悼会，新华社播发了一条经过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消息：“陈永贵同志曾经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穷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 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 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 、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实事求是评价干部，实事求是使用干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干部。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内部也有思想斗争，邓小平也搞了干部调整，但仅限于岗位而不搞个人迫害。
    和邓小平相反，大发展于文革初起的林彪的干部集群有两个致命的缺点：1、狭隘的“一一四山头”；2、过于偏重军事干部。
    我们比较公允的讲，即使林彪顺利接班，即使没有文革的负面影响，以“吴黄叶李邱”的能力结构也不能胜任管理中国的需要。
    中国是一个大国，需要许许多多的干部，更需要许许多多的顶层干部，如果不考虑治国理政的理念分歧，仅仅工作的机会而言，即使最顶层的干部也是相互需要帮衬的。
    那么多的工作，谁也不可能包打天下。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以国际形势的复杂和中国建设的艰巨，每一个干部都应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革命不能允许失败，一旦失败不但赔上党的利益，从藏私的角度讲，覆巢之下无完卵，自己和自己的家也倒霉。
    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言，理所应当推选最有能力、最宽容的人担任领导，如果自己最合格当然当仁不让，如果自己不适当就要敢于推荐干部而搞好协助工作。就一点而言，周恩来真的是一个好副手、好总理，心胸宽广而知道自己的能力局限。
    对待有才能、有威望的同事，林彪“怀有嫉妒心”，这是一个致命的缺点。
    邓小平举了两个例子：“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
    对于1958年的批判军事教条主义，邓小平的观点是“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
    邓小平反感彭德怀和林彪的地方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
    对于刘伯承，邓小平认定也有教条主义的倾向而应该批评，可是，批评也不能批到过分的程度。
    刘伯承是共产党极重要的军事能手，用兵理所应当有自己的偏好也难免有自己的短板。在解放军历史上，刘伯承用兵最讲战术，也最适合搞正规化，正规化难免有一点死板，也容易教条。
    彭德怀、林彪对刘伯承的往死里批判，其根基不是建军思想的分歧，其关键是中央苏区时期从苏联归来的刘伯承不太熟悉国内的战争实际批评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
    彭德怀、林彪认为，刘伯承确实犯了军事教条主义，不批判是不对的，不借机报一箭之仇也是可惜的，更何况，刘伯承归国搞军事教条化也得罪了毛泽东，现在，战争结束，为什么不逮机会批判刘伯承既报了私仇也巴结了领导呢？
    可，邓小平不这么认为。邓小平认为，刘伯承可以批判但不能跨越“治病救人”的界限。
    邓小平表态：“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刘邓不可能没有矛盾，正如夫妻不可能绝对默契，正如母女也难免有隔阂，但，如果没有了横绝江湖的司令员，邓小平这个政委能走多远呢？
    世界上最成功的事业，大多是“其利断金的兄弟同心”，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友谊，没有朱德，毛泽东的事业也是艰难的。
    林彪是一个极其优秀的军事能手，沉默寡言的林彪、长于思考的林彪真的适合搞军事指挥，“将失一令而国破身死”，所以，需要没完没了的思考，也就没有时间东拉西扯“唐僧”般絮叨。
    罗帅，打仗、尤其是大兵团打仗，那是不行，可，“婆婆叨叨”的做思想工作是一把好手。对于四野而言，林彪是能遮风雨的父亲，罗荣桓是贴心润肺的妈妈。一个美好的家庭，必须有好妈妈，也必须有好父亲，这部下有事没事逮着政委腻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天底下的父母，和孩子都难免有一点这个那个的，严父之下孩子喜欢慈母，对于严父而言，这是最大的喜悦！可，林彪，这家伙，内心比较狭隘，看到自己的部下和政委腻歪竟然也吃醋，实在狭隘的搞笑。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26节
    邓小平批评林彪最主要的一点是关于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
    文革结束，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关键一点就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正确运用了毛泽东思想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对于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罗荣桓这个大政工，和邓小平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也是共产党人对于整个人类思想继承的正确态度。
    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布局里，“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因为历史原因，近现代中国民众的整体教育程度较低，而毛泽东思想是体系庞大而深刻的体系，所以，怎样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改造中国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时代课题。
    林彪以“只强调老三篇”、以编“语录”的模式在文化教育水平整体较差的中国搞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传播和速成，实实在在的讲，真的是一个好办法。
    事实上，教育中国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儒家思想，也并不是让古代的中国人全面掌握儒家的经典，也是背诵思想浅近的“语录”。
    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记载：“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匡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一部《论语》当然不能够包打天下且管理天下，赵普这故事，其实是强调名人“语录”的容易传播，而且最容易理解孔子的思想。
    实实在在的讲，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上下对毛泽东《老三篇》和“语录”的填鸭式背诵教育，对于改造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真正起到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无可取代的作用。
    文革已经结束40年了，这40年里中国有了极多有影响的人，这些人的思想，比如邓小平的思考深刻影响了中国，但，他们的文字都无法深刻的被中国民众娴熟的引用。
    古今中国，只有孔子的语言和毛泽东的语言，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比如，我们回忆青春岁月很自然的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气概磅礴的时候张嘴就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有一个电视剧《和我的前妻谈恋爱》，男一号耿乐饰演的马勇就非常娴熟的运用毛 语录。
    林彪对于毛泽东思想和语言的普及教育是有巨大贡献的，缺点是两点：1、林彪别有用心；2、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民众教育可以搞速成，但，这个速成也必须是“体系”教育而不能搞“庸俗化”。
    其实，毛泽东本人也对林彪对毛泽东思想宣传的“庸俗化”颇有疑虑。
    1966年7月8日，文革初起，毛泽东在武汉致信江青道：“我的朋友讲话（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到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我们很多人，乃至于很正规的著作，认为林彪蒙蔽了、利用了毛泽东获得了权位。其实，以毛泽东的聪明，林彪是蒙蔽不了毛泽东的，而且，林彪也不可能在大关键上能够利用毛泽东实现自己的目的，除非是毛泽东愿意被利用。
    毛泽东是哲学家，而且是最长于——最起码在某一阶段最长于——解决具体问题。毛泽东是一个喜欢也长于搞实践的哲学家。
    毛泽东是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这是一般人的理解，其实，毛泽东更加把自己看成一个哲学家。
    晚年的毛泽东，其实一点都没有被蒙蔽，他之所以放纵林彪是因为他太了解林彪了，他其实掌握着政治节奏——难免也有疏忽，但大关节是不糊涂的。
    研究哲学的毛泽东，“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因为繁重的革命工作，既给毛泽东研究哲学提供了课题和素材，但，也压缩了毛泽东研究哲学的时间，所以，毛泽东不相信自己的作品能够包打天下解决所有的问题。
    1936年12月，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据毛泽东说，“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
    要知道，战争的目的是实现“目的”，实现“目的”有多种多样的模式和手段，我们看《孙子兵法》等等军事名著都符合哲学道理。我们仔细阅读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就“业务”而言是军事著作，就方法论而言，核心是哲学思想。
    晚年的毛泽东，当然犯了错误，但，一个长于哲学思考而且用哲学思考赢得一个新中国的哲学家，他能犯一个长达十年的错误而不反思？
    我们解读、评判毛泽东的文革，一定要弄清楚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文革的所有走向是否都在毛泽东布局中？
    这话有点绕，简单说，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肯定认认真真进行了“长考”，对于自己发动群众运动搞文革，必定有各种“政治推演”，也就是制定各种战斗计划，我们判断毛泽东的文革是否失败，一个是我们的视角，另一个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前的“推演”。
    文革，其实是两个目的：1、遴选接班人；2、改造社会教育群众。
    毛泽东晚年对于文革后期政坛人物挨个有一个点评。
    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人家都是敷衍她，不买她的账嘛。我就教育她要她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尼克松奉承我说我的东西改造了世界，我说就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现在看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呢？她也不是一无是处，优点是反潮流，敢想敢干。”
    毛泽东看到江青不会团结人的致命短板，他预言“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人家都是敷衍她，不买她的账嘛”，结果呢，毛泽东去世28天，江青被逮捕了。
    毛泽东说：“春桥是思想家，比陈伯达强，他的特点是肯于动脑筋，弱点是经济上不行，在军队里面也没有威望，剑英和许世友也是看我的面子。”
    张春桥，“弱点是经济上不行，在军队里面也没有威望”，这既不能搞社会建设，还不能掌握军队，只能“思想”，那是不能在政坛立足的。
    思想难道不更重要吗？思想当然重要，但，如果一个人的思想不能解决实践问题，那就是“云端里的思想”，而“政坛的思想”必须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
    比如，提出广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肯定长于哲学思想，长于精神分析的弗洛伊德肯定也是哲学家，可，他们的哲学思想并不能解决政治问题，所以，他们都不能进入政坛。
    我们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都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哲学，马克思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搞社会建设甚至于对于资本主义搞社会建设都有实践意义。
    张春桥的思想，未必没有意义，但不能解决现实政治，如此的虚就应该旁立于政治，张春桥不能用思想解决现实的政治反而有政治野心，那还有好吗？
    毛泽东对张春桥最要命的评判：“剑英和许世友也是看我的面子。”
    叶剑英和许世友是文革后期最有影响的两个军事将领，这个不仅仅是政治地位，李德生、陈锡联也是有巨高政治地位，而且非常聪明，也能打仗，论政治影响力，那就远远不及叶剑英和许世友了。毛泽东去世之前，已经明令叶剑英生病而陈锡联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但是，毛泽东去世之后，叶剑英很快就掌握了军队的实际领导权。
    “剑英和许世友也是看我的面子”敷衍张春桥，陈锡联等等军队的干部也是看毛泽东的面子敷衍张春桥，如果没有毛泽东，即使登上权位，一个不会打仗也不会搞经济的“思想家”哪里还有活路？
    比如，王洪文就指挥不动军队。
    据说，在中共“十大”后不久，毛泽东为了考验王洪文和邓小平，曾经问过他们，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王洪文说， 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邓小平深知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权力，他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
    仅此一答，便知王洪文是个没有政治能力的人。军队原本就是政权的柱石，近代中国长期的战争的逻辑推导是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里异乎寻常的突出。毛泽东发动文革，原本就依托林彪主军的支持。文革期间，因为政局混乱，“三支两军”让军队直接介入了地方管理，很多省市的革委会主任就是军方兼职。军权已经出现了尾大不掉，之所以还没有威胁党权，是因为毛泽东巨大的权威。
    问题是，毛泽东问的是他去世之后的中国政局。
    邓小平“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回答，是对时局的深刻分析，因为大军区司令员在地方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影响，非开国领袖已经无法控制局面。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27节
    军队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对于军功和战友有特别的尊敬，对于“文人”本能的轻蔑。1927年8月，陈毅去73团担任政治指导员，陈毅回忆“有人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狗皮膏药的，不听他们的。”
    陈毅还回忆，林彪“那个时候，他对我这个团指导员是很讨厌的。”
    我们看电视剧《亮剑》，军事干部李云龙一开始是非常抵触政工干部的。
    文革爆发，毛泽东和江青，都有以张春桥任总政治部主任渗透军队的意图，林彪不同意张春桥担任总政主任。在激烈的抗争中，林彪咬牙“软顶”了毛泽东和江青整整三年。毛泽东被顶的没办法，在成立军委办事组的时候，在审定名单时，亲笔加上“还有李德生同志”。李德生被视为毛泽东楔进军委林彪系统中的一颗钉子。军委办事组的组长是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有李作鹏、邱会作等，他们都是“一一四”干部，聊天，谈的也都是四野的历史。李德生在办事组是个地道的“外人”。林彪很及时的捕捉到这个信号，推荐李德生为政治部主任——我可以不搞山头，我只抵制张春桥这种不懂军事的人。
    在《李德生回忆录》里，李德生还是实事求是的讲了林彪推荐李德生当总政主任的事实。
    军队是有派系的。在“文革”前夕，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就说过：“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
    军队的干部都明白这个，所以，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就冷淡来自于红四方面军的李德生，可是，面对张春桥这种东东进军队，他们为了不让毛泽东感觉林彪搞山头，宁肯让李德生干总政治部主任。
    军队的老将们从不把“造反”上来的“政治新秀”放在眼里，军队的权力始终控制在这些人手里，江青等人是指挥不动的，就是毛泽东为背景也弄不动。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会议之初，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十分被动，尤其是张春桥成为林彪系人马打击的首要对象。林在会上暗示“犯错误的人”是戴眼镜的。在当时政治局委员中，戴眼镜的并不多。
    第二次庐山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现象，陈毅也斜刺里杀出来进攻张春桥。
    陈毅有非常深刻的周恩来背景。
    1967年，二月大搏斗，和造反派战斗了18个小时诱发心脏病的周恩来，面对揪陈毅狂叫声，表态:“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1967年的周恩来已经在最高层40余年，经历了无数残酷的党内斗争，为了自保，他肯定有过无数次眼睁睁牺牲战友，甚至于被迫当帮凶，比如贺龙，比如陶铸。我们无法体会周恩来的苦，但作为后人我们评价周恩来知道在乱局里他存在的巨大不可取代的意义。
    1979年1月，陈云在一次讲话中说：“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
    1980年，邓小平回答法国记者法拉奇对周恩来在文革的评价时平缓地回答：“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说难听一点，以毛泽东在中共的分量，不管他是犯错误还是故意跑偏，谁都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是毛泽东的自我纠偏，唯二的办法就是和毛泽东熬岁月。
    周恩来比毛泽东小5岁，精力又特别旺盛，正常情况应该能够风云毛泽东之后的岁月。
    所以，只要周恩来能活在毛泽东之后，就能纠偏一切。
    所以，在文革，只要周恩来能活，就是最大的政治，这一点周恩来自己也非常清楚。
    以周恩来政治生命的如此重要，等闲是不能牺牲的，可，1967年为了陈毅，周恩来不顾一切的拼了——“从我的身上踏过去”才能揪陈毅。
    这是不顾一切的决绝。
    以周恩来和陈毅如此的相知相爱，陈毅在九届二中猛烈的进攻张春桥，号称“二陈合流”，当然代表了周恩来的态度。
    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中央委员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中央委员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受林彪影响分别写信给毛泽东、林彪，提议庐山会议“犯错误的人不宜留在中央工作，应放到基层去锻炼。”
    这意思是说，要把张春桥开出政治局。
    这些信，是由当时在庐山会议上负责会议秘书工作的王良恩按程序呈周恩来，周恩来又按程序转呈林彪和毛泽东，可是，在逐步呈送到林彪处的时候，被“林彪处”卡壳截留了。
    也许，林彪处通过整体思考，这三封信送给毛泽东反而不利于整倒张春桥。
    庐山这地方，一开会就容易风云突变。 会议中期，因为毛泽东的态度发生变化，会议急剧转向。很快，前面“犯错误的人”成了英雄，前面的英雄又成了“犯错误的人”。当时，情况极其微妙，所以，当时许多老帅、将军在会议的表态中，提到“犯错误的人”的含义都很复杂。
    林彪出事后，清查人员在林办的档案中，发现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写给毛泽东、林彪的这三封信。清查人员感到不好把握，遂交给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由他呈送中央。
    王良恩当然已经见过这三封信，于是，这几封信第二次呈给了周恩来。息事宁人保护干部的周恩来极为慎重地审查了这几封信，最后，他在信件上落笔：“此件是在传阅中被叶群扣压的。退。周恩来。”
    周恩来的意思是说，这几封信的开头都是明确写给毛泽东和林彪，以毛泽东和林彪当时的位置，这三人给毛泽东、林彪写建议信是正常信件，至于没有传送毛泽东是林彪处的问题。
    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此事了结，说明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件不予追究。
    周恩来保护干部。
    很多人不能明白周恩来为什么有那样高的威信，他太能和稀泥了，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周恩来尽可能保护一切可以保护的人，包括明刀暗箭伤害他的人，比如许世友。
    1932年2月, 国民党中统张冲、黄凯等人牵头用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了伍豪脱党启事。
    伍豪是周恩来在五四时期用的笔名。
    这件事本身并不复杂，因为在刊登启事的前两个月前，周恩来就已经离开了上海，经过福建进入了中央苏区。
    很直白的讲，这事就没有必要纠缠。但，那是文革呀，一旦被人抓住就成整周的把柄。
    1968年5月，江苏省造反派从旧报纸上翻出来伍豪启事，层层上报到革委会一把手许世友那里。许对此相当紧张，亲自带一个秘书，乘专机到北京向毛汇报。事后，毛还当着周恩来和几位副总理、老帅的面发一通感慨，说像许司令这样60多岁的人，都不知道伍豪启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年的历史情况是很不容易的。
    在许世友之前的1967年5月17日，江青写信给林彪、康生、周恩来，称“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谈。””
    这是文革期间挤兑周恩来的开端，屡次旧事重提，成为了晚年周恩来的一大心病。
    文革是一个怀疑无底线的时代，刘少奇就被打成了叛徒，周恩来长期在国统区公开或秘密领导秘密战线，有辫子抓辫子，没辫子可以把头发给他编辫子，如果连头发都没有就可以说对方为了掩盖证据剃了光头。
    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相互渗透，国民党内有共产党的大潜伏，共产党内当然也有国民党的特务。不过呢，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国共相争里完全占据了情报优势。因为潜伏局有巨多的收视率，所以，影视剧宣传渲染的比较厉害，也就给人一种错觉：共产党的胜利依靠的是秘密战线。
    其实，压根就不是如此。
    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共产党能够获得胜利是因为他自身拥有强劲的生命力，国民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内部没有生命力。
    很多人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蒋介石的领导，这真是瞎乱。对于国民党的历史，我们应该反过来评价：如果没有蒋介石，国民党也不可能在大陆完成北伐、完成抗日，国民党更加的没有希望，国民党连和共产党当对手的资格都未必。
    同样的道理，在共产党不能跳越台湾海峡的大环境里，蒋介石和他的儿子领导国民党在台湾搞社会建设搞的非常的成功。
    两蒋在台湾的时代，亚非拉的国家有多少？台湾发展经济的条件真的很好，可，条件和台湾差不多甚至更好的国家也有，比如巴拿马，比如埃及，可，他们的经济就抵不过两蒋时代的台湾。
    任何国家的国民的生活需要是各种各样的，的确有精神食粮，可是，满足国民各种各样的需要的基础必定是经济基础和科技基础。两蒋时代，因为经济的大发展，国民的生活条件当然是日益进步。我真的没去过台湾，但，有台湾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来过我们这儿。
    可是，两蒋死了，国民党继续在台湾搞社会建设，搞的成绩越来越差，搞的国民党自己都四分五裂。
    你说，一个成绩超优秀的独立执政党竟然被作下台、竟然被搞的四分五裂，你说，这集团是一群什么东东呀？
    从大陆到台湾，这群东东就喜欢没完没了的内讧，不管什么大方向。
    淮海战役打的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决定下野的蒋介石在宣读完文告后，愤然变色道，“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也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
    如果蒋介石在天有灵，面对蒋经国去世后的国民党，估计也气的“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28节
    蒋介石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有一些缺点。
    从红军时期到抗战时期，共产党都出了巨大的叛徒，顾顺章、张国焘的级别之高，共产党在白区的运作模式、战线布局，共产党在苏区的建设模式，共产党打仗的指导原则，哪里有什么秘密？
    共产党的胜利，当然有秘密战线的贡献，但，其关节点，还真不是秘密战线的胜利。而且，共产党既然最后胜利，他的秘密战线当然就比国民党的秘密战线成功，秘密战线的顶层大佬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康生肯定不是叛徒。
    就是缺心眼也知道，已经获得政权17年的共产党搞内部叛徒甄别，必定是“抹叛”一个黑帽子搞政治陷害。
    比如，文革时期，恶搞刘少奇为叛徒的那些家伙们，哪一个不知道这是冤狱？
    说难听一点，这就是老大和老二掐架如何站队的问题。
    以许世友的聪明，他当然知道“伍豪事件”是无聊的滑稽戏，在处理这事情的时候，因为是文革，任何人都不可能“压住不报”，以当时的环境，瞒不住也压不住，弄不好就把自己搭进去。可是，以周恩来40余年位列中枢的资历和影响，共产党影响所到的地方，总能找到几个周恩来的铁粉，也总能找到几个为周恩来仗义的正直之士。所以，如果许世友想保护或者帮助或者正直一下周恩来，他可以轻微拖一拖，找一个铁杆死护周恩来的人，轻微漏一个消息或者布一个局让那家伙正好窥见这文件。
    简单的说，在文革这种满世界瞎乱的岁月，许世友只要不刻意保密就信息满天飞，只要周恩来能够在许世友正式向毛泽东汇报之前得知消息，他就有应对的办法。
    还有一个办法，1968年的许世友还只是中央委员和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毛泽东之间隔着一大拖级别呢，许世友可以先向中央办公室或者军委办公室汇报——不搞越级——爱谁谁给周恩来通风报信。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也许会有人因为保护周恩来而壮烈，这是应该的，因为任何一个组织难免犯错误，任何一个组织的老大也难免犯错误，作为热爱组织的干部或者成员，在无法对抗老大的情况下，或者忍辱负重为未来储备最重要的干部希望——比如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或者为保护未来的希望干部而牺牲自己——比如陶铸为了保护周恩来宁肯替他扛雷牺牲自己。
    许世友既不肯为周恩来牺牲，也不肯给周恩来留下自我保护的时间。
    许世友得知“伍豪脱党”后，亲自带一个秘书，乘专机到北京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说好听点是向最高领导汇报机密，说难听一点，哼哼，就是给毛泽东打倒周恩来提供材料。
    以周恩来的聪明老练，以周恩来在文革受“伍豪脱党”事件的恶劣影响，周恩来当然知道许世友在“伍豪脱党”事件里的态度顶多也就中立——这能算中立吗？
    第二次庐山会议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为代表的老干部进攻张春桥的时候，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这3个军区司令员在进攻张春桥的时候通过中央办公室、通过周恩来，其实就是联合了周恩来。以周恩来的聪明也就走程序报林彪处了。
    林彪出事后，周恩来的地位陡然上升，虽然不可能接班，但实际权威就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想整许世友报一箭之仇还不牵连韩先楚、杨得志，那是一定有办法的。
    周恩来直接就把这事情雪藏了，他真的很大度也很政治：老同志不能相互攻击。
    可是，到了1972年初，江青在揭批林彪集团的会议中获悉，庐山会议期间，有人向中央写信，建议处理当时在庐山犯错误的人。一听说“犯错误的人”，江青就特别敏感，马上寻找到那几封有周恩来批示的信。
    王良恩是抗战参加革命的华东老干部，1960年7月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被评为模范干部。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
    1966年8月，经许世友推荐，由周恩来从军队调到中央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副书记。王良恩和杨德中是周在中办的左右手。
    九大选举时，江青让康生清查谁投了江青的反对票，掌握关键位置的王良恩坚决不查，还搬出一堆党纪做挡箭牌。
    韩先楚在“文革”初就强调福建前线的情况特殊，获得毛泽东的保护，躲过一劫。九大时，韩先楚又不投票选江青进政治局，江青对此很是恼火。
    江青如果抓住这几封信做文章，既打周恩来，又能抓军权，还能整治中央办公厅，可谓“一石三鸟”。
    江青大笔一挥，“这几封信是支持林彪的表态信。”
    江青先找毛泽东诉苦，状告有人要整她。
    毛泽东当然不悦。他确实不知道这几位军区司令员写信之事。“许世友、韩先楚是大老粗，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我过去就说过，他（许）只知道挖煤，不知道抓路线……”
    有了毛泽东的不悦，江青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要追查几位军区司令员给林彪写效忠信的问题。        
    1972年底，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让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等3位大军区司令员和有关领导分批进京。中央代表分别同韩先楚、杨得志等人谈话：“你们有责任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据了解，为写信碰过头的大军区领导还有好几个，中央对此事清楚，主要看你们的态度。”         
    一边是军头们在挨整，一边是中办在“揭盖子”。    
    1973年1月9日，江青在中办《批林整风简报》上作批示：“王良恩危害党中央毛 。”同一天，召开了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扩大会议。江开口便说：“我要控诉，王良恩迫害我。”最后，讲到王最近搞她的“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是在继续清查林彪时，专案组又从毛家湾查出一封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人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清样上附的 ：“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以便尽快发表！”以后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此后，全国便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这封信被发现后，做具体工作的两人同样送给了负责专案组的王良恩。王良恩看到后，即将这些材料转给周恩来，后存“五?一六专案组”。不知江青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她完全明白，这封信暴露了她曾与林彪相互联合的面目，会给她的政治生命带来致命一击。因此，她气得很。参加会议的人被要求揭发王良恩的“罪行”，人人要写。        
    随着江青的动作，康生也提出要追究王良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什么阴谋”。绝望之中，1973年1月26日王良恩在卫生间自杀身亡。
    王良恩死了，当然影响了周恩来，可，这个时候的周恩来还不知道有病，固然被江青挤兑的不痛快，可，毛泽东也离不开他处理林彪之后的局面，所以，并不严重。可是，许世友就麻烦了，王良恩是他的老部下，是他推荐到中央的，三封信又牵扯到他，如果无人保护，许世友就可能完蛋。问题是，面对江青，谁能保护许世友呢？
    许世友是一个极有手腕的人，知道求人无用，干脆就硬顶，不写检讨。
    中共九大的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九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是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等4人。
    到了1973年，倒下去的或者去世的就有林彪、叶群、陈伯达、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黄永胜、谢富治、李雪峰等10人。至于刘伯承、董必武这两位老同志，年高有病实际是不能工作的。
    能够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一共还有13人，和25人的总数相比仅仅过半，如果再倒下去一个，就组织的合法性是没有问题的，可，一开会就少了一半，那是比较窝囊的。
    毛泽东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
    毛泽东最需要思考的是，林彪倒台已经牵连太多的军方高层，如果纠缠三封信过狠而处理这三个军区司令员，继续牵连一大拖，军队就可能出现干部塌方——许世友在南京、杨得志在济南、韩先楚在福州都不间断干了十几年的军区司令员，是整个新中国历史上最资深、在一个地方任职时间最长的军区司令员。
    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许世友是老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从抗战来山东最终成为仅次于陈毅、粟裕的华野顶层军事干部，文革时期，其实代表了山东和新四军合编的华东野战军。韩先楚在红军时期地位并不突出，抗战时期在山东也不突出，大放异彩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以及解放海南岛。杨得志是老井冈山干部，抗战时期是开创冀鲁豫的主要军事干部，解放战争时期是晋察冀军区的第一号打将。这三个军区司令员不但影响三个大军区，而且牵连解放军巨多的山头。
    毛泽东仅仅想敲打一下而不想死掐，可是，许世友等人心里没底坚决死顶着不检讨，弄得毛泽东反而被动——江青只管整人是不懂轻重的。
    领悟力极强的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很着急，他要保护老干部，希望他们姿态高一点，受点委屈好过关。于是，周恩来让李德生到南京做许世友的工作。有了李德生的交底，1973年5月，三位军区司令员的检讨上呈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很快，韩先楚的信印发政治局。许世友及杨得志的信送上去后，没了下文，算是过关了。  
    1973年5月4日，毛接见韩先楚时说：“路线出感情，你和许世友同志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29节
    据说，李德生也曾经给林彪写过效忠信——这个实在有些怪异，因为李德生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是党中央副 ，如果曾经勾连过林彪，早就应该发现了，不应当在1973年十大才引爆。
    掌握最高权力的毛泽东通过林彪事件已经感觉到军队失控的危险，而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在庐山会议对张春桥的私底下揭批，说明军队对文革政治新秀的态度非常的抵触。聪睿的毛泽东被江青一时忽悠，竟然批准对3个军区司令员搞批评而忽略了周恩来装傻的高明。
    如果，许世友等人被批评之初就检讨认错，或者他们通过渠道向毛泽东江青求援，那么，就表明军队开始向文革派臣服或者文革派开始掌握军队。
    粘连了林彪，真的是很大的政治麻烦，谁也想不到这几位竟然硬顶？
    问题是，这一硬顶就把毛泽东逼到和3个军区司令员死掐的旮旯里了，幸亏周恩来心机灵动派李德生调和。
    毛泽东知道自己吃了亏，让周恩来里外当了好人，牙疼的很，也没有办法，只能另外找补。
    邓小平长期在江西，虽然有些远离政治，但，领袖的特质让他对时局的洞悉到“天下大乱，军阀混战”。
    为什么呢？军队介入政治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巨大危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已经非常敏锐的开始降低军队对政治的影响，可，文革的“天下大乱”逼迫毛泽东只能让军队“三支两军”，于是，军队开始掌握地方权力。
    1971年3月，济南军区司令员、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得志接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7年2月14日，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9年10月，54军副军长蓝亦农接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9年7月， 69军军长谢振华接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7年4月20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7年8月12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任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7年11月1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任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1971年５月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接任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8年1月5日，２６军政委程世清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8年1月24日，兰州军区政委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8年2月5日，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兼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1968年2月21日，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兼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9月，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兴元接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8年3月6日，16军政委王淮湘任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副政委、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
    1968年3月23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兼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968年3月24日，20军政委南萍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
    1968年4月8日，47军军长黎原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8年4月10日，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1968年4月18日，12军军长李德生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8年5月10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
    1968年5月31日，西藏军区司令员、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张国华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1968年8月13日，工程兵政委谭甫仁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
    1968年8月14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
    1968年8月26日，具有深厚军队背景的韦国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广西区委第一书记、广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1968年9月5日，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曾雍雅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西藏军区司令员。
    1968年9月5日，湖南军省区司令员龙书金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
    文革时期的地方领导有军队背景并不奇怪，因为共产党的干部大多是军人出身，但，由军队干部直接兼职地方干部还是不恰当的，因为是和平时期。
    术业有专工，更何况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和平时期也不能是不需要军事干部直接领导地方工作的，全国大部分省市区的行政、党务一把手竟然是军队干部兼职就非常的不正常。
    想当年，安禄山造反的基础就是担任主管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所谓军阀，并不仅仅是掌握军队，因为军队是需要吃饭的，军队一旦掌握了行政权，这左手拿刀右手拿钱，就有了军阀的基础，剩下来的就只是心理突破了。
    在江西闲置的邓小平压根就不需要知道顶层政治的秘密，仅仅根据公开的时政就可以预判中国政治走向的大概率：“天下大乱，军阀混战”。
    至于王洪文对于毛泽东之后的政治预测，“ 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这个判断也是符合历史走向的，但，王洪文的这个判断其实说文革崛起的政治新秀将继续领导集团政治，因为王洪文话语里的“ 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是指文革路线。
    王洪文的这个预判就王洪文自身的政治而言彻底失败，毛泽东去世后仅仅28天就被羁押了。
    最重要的是，王洪文被羁押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已经去世，邓小平已经被打倒，叶剑英已经被“生病”，八大军区司令员已经被对调，和毛远新有关系的陈锡联开始主持军委日常。
    就在这种大形势下，无限忠诚于毛泽东也忠诚于共产党的汪东兴非常积极主动的直接指挥了羁押“四人帮”，这说明“四人帮”实在是天怨人怒、无恶不作。
    雨花石认为：评价毛泽东这个人与评价毛泽东思想是两个概念，评价毛泽东的文革思路与评价毛泽东的文革实践也必须是两个概念，评价“四人帮”与评价文革是必须分开的两个概念。
    坦白的讲，“四人帮”都是有点才能的人，比如江青的样板戏就很有欣赏的价值，比如张春桥在建国前就已经很有名气，比如王洪文抗美援朝归来就国棉十七厂保卫干事，以中国的大、人口的多，他们是绝大多数人所不能及的。可是，“四人帮”的才能远离了“治国理政”和“管军外交”等核心政治，注定必须远离政治核心，因为毛泽东的特殊时代的特殊政治他们意外搅进了核心政治，可，他们竟然不掂量自己的分量，谋求毛泽东之后领导中国，真正的不自量力。
    治国理念的正确与治国能力的正确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情。比如，雨花石也明白穷事业单位远远不及下海经商更能财富，可是，雨花石真的不适合经商。
    “四人帮”治国理政的理念是否正确是一回事情，即使正确，他们也必须滚蛋，因为他们没有干活的能力。
    王洪文在毛泽东去世后的28天被军队羁押证明邓小平的判断是正确的而王洪文真的是一个政治白痴。
    对于如何预防“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毛泽东接受邓小平的建议：对调。
    对于如何铲除可能的军阀，方法是巨多的，比如，杯酒释兵权，比如杀掉。
    “对调”，是最经济、最人性的办法。
    不过，毛泽东还有更狠的一招，所有大军区司令员统统免兼地方省的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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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2-11-05 01:13:35  更:2022-11-05 02: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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