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古蜀史说[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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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古蜀史说[第37页]

作者:cdnwpu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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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作业交了，免得忘了！
    集合了上古时期天文认知精华的天文历法具有很好的文化交融及衍变轨迹的参考价值，所以本文着的笔墨稍多。那天文历法演变的路径可能是怎样的呢？
    夏朝，用的是心口相传的《小正》，即《夏小正》，特点是：无文字记录，口口相传，年有象而无月分；商朝，用的是《夏小正》心口相传的升级版《殷历》（成书于战国），有了卜辞记录，如贞卜、祭日、庙号，特点是：有卜辞记载，古四分历，一年十三月；周朝，为表正统和殷商划清界限，弃《殷历》改用《夏历》，声称《周历》（或为后人所称，无有文物验证）。《周历》用的是《殷历》的改版，其为《历术甲子篇》的前身，特点是：四分历，一年十一月。秦朝，用的是《颛顼历》，实则《历术甲子篇》的修订版；西汉初期，用的仍旧是《颛顼历》，汉武帝时期，由太史令主持，邓平、唐都观测，落下闳计算的《太初历》算是《历术甲子篇》的完善版本。
    远古时期的文化核心就是记录星象变化究天人之际的天文历法，其历史比人类第二阶段的文化核心文字创作更为悠久。一个朝代或许可以通过血与火的方式更替，但文化精髓不会因为血与火突然断绝，它一定会以人或以物的方式顽强的存续下来。远古时期，对天文现象的认知完全没有办法跳变，必定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观察、积累和总结，或许成百上千年，又或许更长。探究一个文明或文化的演变，除了遗址和器物，天文历法或许可作为一项重要辅助。
    言归正传，此时古蜀用的便是《古蜀月正》，一年分五季，曰春、夏、长夏、秋、冬。一年二分，斗柄在下为上半年之始，斗柄在上为下半年之始，一年辨十象，每象间隔36天，加上5天终祭，一年为365天，每隔三年加一天，即闰年（闰日）,共366天。
    《古蜀月正》之日长（彝语叫牧尼）：在殷商之前，为八时辰制，昼分五时曰露、晌、午、斜、夕。阳之露白曰露，阳之渐升曰晌，阳之悬中曰午，阳之西斜曰斜，阳之西下曰夕；“ 夜”分三时曰：幕、更、鸣，月之初升曰幕，星稀月明曰更，鸡鸣犬吠曰鸣；一日两食，晌时（约上午九到十点）和斜时（约下午四到五点），夜间不食；在鱼凫末期，因为殷商的介入，古蜀地慢慢采用了殷商以漏壶计时之十二时辰制，具体命名不得而知，此处采用汉代的命名以作参考，曰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此时尚无十二地支的说法。
    《古蜀历》之月长（彝语叫肯肯）：本文称“阴阳月”。今天我们知道月亮的阴晴圆缺是月亮在围绕地球转造成的，先人们是不知道的。他们看到月相缺了又圆圆了又缺时第一反应便是有神明在控制月相，每次出现新月时，称其曰“阴月”，意指天神把月亮藏起来了；月亮又大又圆的时候称其曰“阳月”，意指天神把月亮放出来了。先人们把月亮的圆缺周期作为了天神的旨意，祭祀劳作休憩完全遵从了这个规律，正如年之时节“八令十象”。经过长久的观察和计算，渐渐发现由阴到阳大概十五天，由阳到阴大概十五天，一个阴阳周期大概三十天，故将月相的变化称为“阴阳月”，又叫 “朔望月”。将月分八相，曰：阴相、新卧蚕相、上玄相、凸相、阳相、凹相、下玄相、残卧蚕相，大致对应为：阴相曰初一，新卧蚕相曰初二至初七，上玄相曰初八，凸相曰初九至十四，阳相曰十五或十六，凹相曰十六至二十三，下玄相曰二十三，餐卧蚕相曰二十四至月末。
    《古蜀历》之纪年（彝语叫库久），此时没有的。用“岁星纪年法”？没有的。用“干支纪年法”？没有的，战国之前纪年法多采用国君的年号，秦汉之前有用“岁星纪年法”。 “十干”的概念是商中期在“十象”的基础上完善的，十二支概念雏形直到西周快过完才出来，这主要得益于日晷测影的运用。 “干支纪年法”在西汉时期有所体现，但不明显，直到东汉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才开始推行干支纪年。古蜀地有历法，但无纪年，以便叙述，本文暂以蜀主，蜀候，蜀王，蜀帝的年号来纪年。
    无数前辈先贤将阴阳五行八卦、天干地支作为儒学、经学、理学、医学、尤其是术数推演的理论基础，形成了一套又一套的理论，如玄学，阴阳学，五行学，八卦学、医学等等。正因为有如此多的概念、理论和学说，导致《尚书》记载的《河图》和《洛书》跟后来理解的“河图”“洛书”完全大相径庭，那《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下文会做详细分解，此处暂略过！题外话，殷商时期的“十干”有一个杰出的历史贡献，它促进了“十进制”数学概念的形成。上古理论也许有着些许瑕疵不易揣度，但瑕不掩瑜，但里面蕴藏的思想精华和先贤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值得今人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

    @cdnwpu2019 2020-03-09 18:56:17
    用作，用什么？曰“利金”，即锋锐的刻刀；作，即作为、充当。
    憻，憻（读tan）为忄（同心）+亶（忠实诚恳之意）组合而成，本意为内心坦荡，“憻”古同“坦”，指坦荡，坦陈，坦述。意用“利金”如实的记录此次事件的原委和结果。为什么要特意标注“憻”，其实周氏想通过这种“半民主方式”表明其行坦荡，周氏接替有商氏是顺应天意而为，并非以下犯上巧取豪夺。
    公宝尊彝，公，为公开，公布之意，宝尊彝，意为宗庙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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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芦顶818 2020-05-17 14:55:33
    楼主将此簋释为周天子簋，存疑有二。其一，与此簋一同出土的还有150件器物，若绝大多数都是周王室器物，且有铭文的器物落款绝大多数都为“公宝尊彝”，则楼主“周王东迁仓促埋藏于陕西临潼”的推测才成立。问题是，众前辈在释读此簋铭文时，会共同忽视这一点而将此簋断给“利”吗？其二，若为周天子簋，则铭文中包含“武王征而克商、占卜问天、周可代商”这三点才合理，为何铭文中缺少至关重要的周可代商的占卜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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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葫芦老师的提问，针对您的问题，我们逐条解析一下，个人声明，这个簋的解释仅是我个人的浅陋见解，无意冒犯先贤大能，不当之处还请多多谅解。
    1 关于此簋的出土大致情况：出土时间：1976年3月，出土地点：陕西临潼县零口公社一深2米的地窖。共出土壶、簋、盉等礼器 5 件，甬钟一组 13 枚，斧、凿、铲、削、角刀、铲刀等各类工具 23 件，戈、镞等兵器 7 件，车辖、带扣、扣饰、马络饰等车马器 105 件，铜饼、铜器座各 1 件。
    2 此簋的释义的关键点在释字和断句理解。其实中国百年前的文章一般不加标点符号,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直到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批准了由北大六教授联名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咱们这才有了标点符号断句的做法。所以不同的断句结果会有较大差异，这一点有比较大的灵活性，需要结合很多历史背景来理解，是比较难的，但“释字”难度就要相对小一些。我个人的释义和传统的释义差异比较大的是“孽”和“昏”，“易”和“赐”这两个字，我个人认为，“孽”字可以考究，但“昏”应该不太合理，而“易”字应该没有争议，因为“易”的所有甲骨文和金文的写法都是明确的，几无差异，此字必是“易”，而不是“赐”，所以我个人坚持认为此字为“易”非“赐”。“易”的原始意思为：日月更替，交换，是为变更；
    3 右事利金用作坦，右事，几无异议便是记事史官，这句话是完整的，人物，动作和事件。右事记事必然涉及到用什么工具记录和记录载体的问题。如果释义为右事用锋利的刻刀把这件事记录在竹简或龟甲上作为凭证，语句前后则通。如果释义为名为“利”的右事，则铭文前后根本就对接不上。远古时期惜字如金，可用的字少，工具（笔）少，载体少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了，能用一个字说明一件事决不会用两个字，那么要表达一个完整事件，况且要记录在“簋”上，还要“公宝尊彝”的事件，绝不可能是小事。既然不是小事，那必定用词极为精确合理，语句贯通，词义通达。
    4 您问的第二个问题：若为周天子簋，则铭文中包含“武王征而克商、占卜问天、周可代商”这三点才合理，为何铭文中缺少至关重要的周可代商的占卜结果呢？
    铭文中为什么没有说周可代商的占卜结果，谢谢您，问到了点子上，给您点个赞！！！
    要推究历史的前因后果一定要结合相应的历史背景，首先武王克商，我个人的观点在文中也有叙述，就是去找有商辛子受复仇的，有商辛为了搞中央集权，灭国又灭祀，还要僭越神祇，搞得天怒人怨，人心皆失，姬昌和姬发两代努力，联合了西土八国去“替天行道”，中途还立了姬昌“木主”以号令。他们的初始目标从始至终都是针对有商辛子受，口号也是“替天行道”，推翻商王朝是附带产物，取代商王朝更是后来成王，周公所因势而行的“此簋”便是宣布周代商政-权合法性的关键一环。怎么说？
    武王姬发在弑杀商王子受以后，干了一件非常值得重视和分析的事，在朝歌浓重而盛大的祭祀，我个人采信《史记周本纪》里面记载是真实的。史料记载是姬昌封商王武庚禄父，我个人认为不是应该不是封商王之后，而是禄父仍旧继承的商王。这一点从清华简《系年》的记录和甲骨文金文记载的“王子录”，有人释义为“天子录”，但从字形上分析当为“王”而非“天”。将“王子录”的称呼和“三监之乱”的前后这么一梳理，自然就发现了问题症结所在。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姬昌的行为很明显就是“造-反”只是口号很合理，商王子受也很过分，于是姬发的行为也就合理了。但这里存在个政-治问题，你是来“替天行道”的，不是来抢班夺权的，如果一把有商辛杀了就要改弦更张，这样的做法放在任何一个时代的都会有智者阻止的，是也不是？曹魏取代汉的过程完全可以参考的。这一定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接替过程，如何使这个过程合理便是此时的周氏要做的工作，为了堵住悠悠众口，周氏做了以下工作：
    a 让武庚禄父接替商王位，但是在他的周边放了“三监”，这个三监是实实在在的军事实力（管、蔡、霍），不是三个监视武庚的人，绝不可能是；相当于武庚成了傀儡商王，用意有二，辖制其下，堵商人之口；
    b 让姜太公行征伐之事，目的是剪除商的外围势力，为后来接替商做准备；
    c 周公整顿朝纲，召公安抚西土，准备把根据地经营好，然后逐步东进，没曾想姬发英年早逝，这是周氏遇到的重大困难；
    d 周公为了稳住时局，有践祚之举也是无奈，更无奈的是其他“三监”见周氏取代有商是大势所趋，可能也有些小九九，文中已有叙述，于是声讨周公。
    e 周公同样是为了大局，不得已讨伐三监，这个时候让一直对周氏心怀怨怼的有商找到了机会，于是乘势作乱。“灭三监”其实没费多少事，倒是“灭武庚”倒是让立足未稳的周氏大动了干戈，武庚兵败被杀，商人南逃！
    由此可见，从姬发杀有商辛子受，到周公“灭武庚”前后这些年间，王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商王”，姬昌也好，姬发也罢，一直是周候，因为替天行道于是便自称“周天子”，所以说在制作此簋的时候，称姬发为“珷”，而不是“武王”，“武”为姬发的谥号，“王”是身份，但这个身份在制作此簋的时候还不是名正言顺的，所以为“珷”，包括在称呼姬昌的时候用的是“玟”，是不是“文王”，由此可以观之！
    此簋的用处便是周氏取代有商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见证和凭证，周氏虽无王之名，却也渐渐有了王之实。所以，本文将此簋释义为“周天子簋”。
    至于为什么说是平王东迁的时候所遗弃的，这又涉及到一些历史背景，行文仓促，提前把后文的内容说了，还望师友们理解！
    再次感谢葫芦老师中肯的提问，同时非常欢迎各位师友提问。你们的诚挚建议和指导是我求之不得的，还是那句话，别认定我说的一定是对的，我所知有限没有能力做到准确无误，唯一能做的就是做相对合理的陈述，从不同切入点进行剖析分解。

师友们好，这几天手上事情有点复杂，刚刚才忙完，今儿更新不了了，仓促更新恐浊了大家的眼，给大家道个歉！明天挤时间更新，再次致歉！

    今天补作业

    上文对天文历法着墨许多，仅供参鉴。咱们言归正传，看看此时的古蜀地是什么光景，发生了什么。
    周夷王二年，（羊子山）望川祭祀瞭望台修筑完成，高台为三级四边形，每边长约百步，高台由分三级，每级高约两丈，四面每一级都筑有土砖台阶，可拾阶而上。羊子山望川台此后不仅成为了观星测象台，还具备了祭祀的功能，甚至成了此后东进北望的标志性建筑。平原的东进有条不紊，食官们在一点点积累着农耕水利行商货殖的经验，平原上的古蜀先民也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作，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古蜀地渐渐展现出了不同的风貌。每年岷江发大水这是肯定的，只是程度轻重罢了，每每发大水的时候，古蜀地商贸活动一般是终止的，劳作项目以抗洪救农为主，这样的景象几乎每年都会在成都平原出现。经过百多年的人力和物力的积累，能投入到河道疏导和修缮的规模自然也比以前大了不少，效果是显著的，江之安河和金马河堤坝便已完成了初步的治理和修筑，此后成都平原中部的水患渐小，也给平原东部和东南的开拓创造了条件。
    随着古蜀各大氏族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多，尤其蜀主古蜀家支的族人和家奴越来越多，西邑郫城显得越来越小，有的食官们办事场所都被改建为了办事居住同用。同年，议会时，吉卡提出重建西邑郫城和扩金沙邑，最后拟定西邑郫城为蜀主府邸和议事堂，日常祭祀殿，将金沙邑扩建，并修建杜氏、夏氏等府邸。经祭工、器工商榷后，西邑郫城蜀主府邸为干栏式木骨泥墙竹编式建筑，泥墙涂抹白灰，屋顶铺以皮革木板，主要建筑以干栏式为主，斗拱改为撑拱。布局大致为复合四合院布局：前朝堂、后寝房、左厨司、右祭殿，中天井。室内房屋以横向平列分割，大小相当，主体建筑外围是勤杂人员住房和附属建筑如望楼，后来在蜀主府邸周边还有其他族人或者平民修筑房屋，陶窑，水井等等生活必须建筑。此时的蜀主府邸顶多算是大户人家，说宫殿群其实有点勉强，杜氏、夏氏的府邸同样为干栏式建筑，规模大小则严格依照了平原氏族的排位顺序。前后历经近十年，西邑郫城蜀主府邸修建完成，金沙邑杜氏夏氏府邸也近完工，杜氏夏氏后移居金沙邑，金沙邑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后金沙主要作为祭祀地和坊市中心地，西邑郫城慢慢作为王城。在如此规划和发展的背景下，金沙坊市和平民居住区以后渐渐朝着平原中部移动。古蜀地，自蛮荒时蚕丛氏居湔山住石室贯中西，后柏氏居平原搭草棚垦荒地，再到鱼凫氏行货殖通南北建“蜀社”，而今蜀主古蜀居西邑扩金沙渐东移，这一步步走来，已是一千四百余年。
    同年秋，吉卡派出使节（吉卡之子，卡普）前往中土，献碧玉于周夷王，与周氏用大圭沉河共祭河神，强邦交之宜。此事可见于《竹书》记载：“（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圭。另《北堂书钞》三十一、《太平御览》卷八五皇王部引《纪年》：“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圭。”在西周时期，蜀周两地的联系从未断绝，基调都是结邦交强盟誓。这也是继“牧誓之盟”“天子之证”后，西周与友好方国之间宣扬盟誓的传统做法。吕国是侯爵，蜀国也是侯爵，宾于河的介圭是祭祀专用物，蜀使节持的便是信圭（侯爵所持）。金沙小立人像（古蜀热尼）腰间之物是象征王权的玉圭，类似周王的镇圭，但热尼腰间的玉圭并无镇四方之意，因为玉圭的原型是古蜀大司马令。
    附图：
    金沙小立人，注意这个金沙小立人是古蜀尼省时代的，并非最初版本的，先做参考


    信圭，图片来自网络，具体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如果有熟悉“六瑞”图形的老师还请指正一下


    镇圭，图片来自网络

    交作业，略显仓促，不足之处，请师友们多多指正
    接上文
    周夷王四年，古蜀地经过百余年的默默耕耘，人口越来越多，建筑物也越来越多，五里一舍，十里一落。为利往来，河道宽阔处假舟渡河，窄处则架起了些木桥和竹索（蜀语称“笮”）。平原上，河道疏浚，稻田桑竹，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贩夫走卒，车马吆喝，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怎一个欣欣向荣之景！
    商贸货殖也再次兴盛了起来，北上商道崎岖难行山高路险，走的相对较少，西羌古道则是一直不衰，东出巴荆峡江古道随着行船技术的提高，走得越来越远，此时最兴盛的商道依旧是南中与平原之间的“西南丝绸之路”和东边的“僰道”。平原的织物、器物、手工制品、礼器等经过这两条道不断进入南中地区，甚至一度南下到了交趾（汉），即今越南北部一带。南中的药材和矿物也源源不断的涌入成都平原，药材种类和数量的增加直接促使了古蜀药理学的进一步繁荣。四川中药和中医历史悠长，积淀深厚，值得相当程度的重视和深入研究，成都老官山汉墓的医学竹简和市区汉墓发现的扁鹊医学遗物皆可见一斑。南中的笃慕后支借着与古蜀地和南亚一带货殖商贸迅猛发展，逐渐成为为南中一带的部落翘楚。蜀主时代起，南北两地来往频繁彼此联姻，南北关系愈发紧密，不仅如此，两地紧密的关系还体现在古蜀与南中地区在货币体系的改革上。上文解析了古蜀和中原来往交流贫乏的两个原因，一是山水相隔遥远和，二是语言交流不畅。此处便解析原因之三，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和货币体系的不同。
    先看看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货币体系：
    《诗?小雅?北山》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见周王是中原地区最大的大地主；《左传?昭公七年》载：“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 这说明在诸侯封地内，诸侯是最大的地主。天子有权在管辖领域内封赐和收回土地，诸侯也有权在自己领域内封赐和收回土地，天子、诸侯和贵族主要负责“收租”和“遵礼”来维持社会等级秩序，所以西周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就是土地经济。这样的经济模式直接催生了少地和无地的人做另外一件事：货殖商贸。西周初期,周公就曾鼓励失去土地且善于经商的殷遗民去经商，见《尚书》载：“妹土嗣尔股肱, 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 肇牵车牛远服贾, 用孝养厥父母”；又见《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等等。其实最开始不得已营商的都是社会地位很低的“贱民”，然，世事变迁山水轮转，这些“贱民”通过苦心经营慢慢成为了社会上的富贾，为当时的卿士所艳羡推崇。这样的光景可见史料记载，如《大雅?瞻卬》云：“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史记?货殖列传》载：“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汉书?地理志下》也说: “ 周人之失, 巧伪利, 贵财贱义, 高富下贫, 喜为商贾, 不好仕宦”等等等等。如此情形下，很自然的就诞生了专门负责王侯的赀财经营和管理的“质人”，而民间，则是商贩走夫，都是负责货殖商贾的但二者地位却是无法相提并论，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和货殖经营时,货币使用的差异。
    王侯和贵族之间用的多是玉币，金（青铜），白金和贝币（殷商时期便是主要货币），西周等级森严的礼制体现在鼎簋的数量和制作上，而鼎簋制作的材质便是金（青铜），所以周王赐给有功之臣一般都是金（青铜）。当然也有玉币和贝币（钱），玉币，主要用来赐给有地位和身份的臣下，一般人是得不到的，所以玉币的流通范围相对较窄，而贝的适用范围则比较宽泛。中原地区，贝的单位为朋，五贝一系，二系一朋，最大计量单位为“百朋”，有关贝币的记载可见于诸多铭文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活动愈加频繁，仅仅用贝币已经远不能满足商品交换的需要，于是便出现了多种货币，如布币、斧斤币、甚至皮币，这些货币用作一般等价物也是有些许铭文记载的，但适用范围并不是很宽泛，不如贝币的接受度高。商周时期，便有用金（青铜）和白金（银）作为“称量货币”的做法，计量单位从小到大有铢、两、锊、斤、锾、钧等。春秋战国时期，“称量货币”开始进一步推广，在更宽阔的地域范围内，充当了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贝币


    玉币

    布币


    青铜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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