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两宋繁华往事–宋徽宗时代(1、2、3卷已出版)我用心写你认真读[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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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两宋繁华往事–宋徽宗时代(1、2、3卷已出版)我用心写你认真读[第63页]

作者:未央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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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清晨醒来
    已然中秋
    秋风拂面
    万千滋味在心头
    人生如月
    难免圆缺
    百转千回皆是命

    人如此
    书同命
    感谢大家的支持
    让余的小书特别好命

    祝大家佳节愉快
    团团圆圆！

    （134）
    拿下臧底河城，童贯再接再厉，又发动了统安城之战。
    这场战斗的主角是刘法。
    刘法，生年不知、籍贯不详，是个如今看来面目模糊的人。
    不过，他在当年绝非这般模样，这背后是有深刻原因的。时人称，论名将必以法为首。换句话说，刘法是当时宋军首屈一指的名将。重要的是，西夏人畏之如虎。作为军人，能够让对手畏服，这是最大的荣耀吧。
    在零星的历史记载里，刘法几乎每次出场都在战场上。
    公元1088年3月，北宋边境塞门寨遭到夏军猛烈攻击，将军米赟（据说是大书法家米芾的祖父）阵亡，守军士气低落，将校忧心忡忡，一时间险象环生。关键时刻，刘法挺身而出，领兵强攻西夏重镇洪州(今陕西靖边县南)，斩敌五百余、焚荡敌军族帐、缴获铠甲牲畜无算，一举扭转战局。战后，刘法由鄜延路副将升任主将。
    十年后，他再次出场。这年，宋夏爆发了著名的平夏城战役，刘法率军在外围策应迂回。结果，他大败夏军，斩首八百级，生擒部落首领数人，俘获牛马牲畜上万。战斗中，刘法身先士卒、英勇异常，结果身负重伤，差点殉国。次年，已升任鄜延路钤辖官的刘法再次出征，又斩首四千余级。
    经过血与火的淬炼，刘法威震沙场，声名远扬。
    当年，刘法和种师道为军中同僚，两人年纪可能也相仿。两相比较，种师道虽然也是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但不可否认，家族光环还是给了他很好的垫脚石。刘法则不同，他在军中没有任何根基，完全是靠着英勇搏杀，用累累军功铺就晋升的台阶。
    稍微有点生活阅历的人都明白，在任何年代、在任何领域，白手起家都是万般艰难的。如果脚下有块垫脚石，那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然而，世道艰难，可怜很多人努力半生，脚下依然空空。
    当然，英雄如刘法也少不了命运的垂青，是时代给了他扬名立万的机会，是战场给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刘法扬名的年代，应该是从哲宗亲政以后到徽宗时代，这两位天子都主张用兵西北，如此刘法等人才有了更多用武之地。
    刘法智勇双全，是难得的悍将，如能遇到优秀的统帅，当能立下更大的功勋，取得更大的成就。可惜，他遇到了童贯，成了他麾下的战将。从此，他成了童贯的棋子。这似乎是不幸。可现实就是这样，命运的垂青和折腾总是相伴而生。
    面对命运的安排，我们可以抗争，却无法改变。
    这就是宿命。

    （135）
    在童贯的麾下，刘法起初依然表现出色。
    公元1105年，刘法在会州（今甘肃会宁）迎战夏军主力，一战破敌。击溃敌兵后，他率军强渡黄河，纵横荒漠追击四百里，大掠喀罗川，斩俘夏军万余人。三年后，他参加收复河湟的积石军之战，战功卓著，升任三衙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
    战场上的刘法纵横弛聘，仕途上却是磕磕绊绊。
    论起根本，英雄大多很有性格，越大的英雄越是如此。
    刘法腹有甲兵，胸有韬略，却不愿屈从官场陋习，做人行事但凭内心所思所感。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但放在官场上来评价，就是我行我素、不懂规矩，甚至不识好歹了。如此这般，他又岂能讨得童贯欢心，又岂能仕途顺遂？
    当年，多才多艺的徽宗亲自指导了朝廷新乐的制定。新乐制成后颁发全国，就连西北前线也不例外。这对童贯来说，自然是献媚邀宠的良机，他下令所辖各部主将都要亲自迎接御乐。
    对童贯的命令，刘法置若罔闻；对这种送上门的向天子谄媚的机会，他视而不见。很快，他便因此遭到弹劾，以不迎接御乐、对天子不敬入罪，被罢官夺职。
    做官之人，最重要的是保持政治正确。政治无小事。政治正确并非都是大政方针、基本国策，还包括君主的个人喜好、喜怒哀乐等等。实际上，在君主看来，后者可能是更大的政治正确。在这点的认识上，宦官和佞臣远胜所谓忠臣良将。
    刘法的这番挫折，自然是性格使然。至于是不是童贯在背后搞鬼，早已无据可查。当然，也可能是童贯借力打力，乘机修理桀骜不驯的刘法，耍耍官威的同时，威慑其余众将。
    赋闲在家两年后，刘法再次出山。这倒不是朝廷大度，更不是童贯爱才，主要是战事吃紧，国难思良将。
    刘法不负众望，很快就率军啃下一根硬骨头，拿下了古骨龙城。随后，他就地筑城，朝廷赐名震武城。
    新筑的震武城，地势险要、城池坚固，就像一把楔子，刺入西夏国土，并与陕北、陇右的宋军遥相呼应，形成了钳形进攻态势，让夏军如鲠在喉。
    围绕震武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短短数月，守城的两任宋将一死一伤，战况之惨烈可见一斑。危急之时，已升任熙河经略使的刘法再次领兵赶到，杀退夏军，解了城围。
    此战之后，刘法再次晋升，直至加封检校少傅。
    若论武职，刘法已然位极人臣。这是他的人生巅峰。
    不过，接下来的统安城之战，一切都化为了乌有。

    （136）
    原因，正在于童贯。
    公元1119年3月，统安城战役爆发。
    统安城（今青海互助县），原名割牛城，此前一年被宋将何灌从西宁出兵夜袭攻下，改成此名。
    拿下统安城，再次点燃了童贯大举进兵的信心。在他看来，此城深入夏境腹地，是个天然的桥头堡，便下令刘法以此为基地攻取朔方（今陜西靖边白城子）。
    大帐之上，刘法据理力争，他审时度势，以为统安城孤悬境外、周边情况晦暗不明，如若大举进兵，容易陷入夏军包围，应先加固城防、坚守城池，待周边局势明朗再图进取。
    这样的话，童贯哪能听得进去？他需要胜利，连续的、更大的胜利。东京城里徽宗皇帝，也早已被童贯渲染的胜利吊足了胃口，只有不断的、持续的胜利，才能满足他那期盼的心情。
    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是飞扬跋扈的上级？童贯不顾军情，强令刘法出兵。不仅如此，他还戏谑刘法，当年在京城蒙天子召见时，汝曾说自己如何英勇，如今畏敌如虎是何道理呢？
    说是戏谑，更是羞辱。刘法血气上头，领命冲出大帐。
    令人遗憾的是，局势的发展正如刘法所料。统安城，正是夏军放出的鱼饵，他们就是要用这座失去的城池，钓来宋朝的大军。
    钓鱼的人是夏军的主帅，乾顺的皇弟晋王察哥。
    当探报回禀是刘法率军前来时，他不禁得意的仰天大笑。他和刘法缠斗多年，负多胜少，没占到半点便宜。不仅如此，仁多泉城之战，他因忌惮刘法而行军迟缓，结果城池被攻破，军民死伤无数，成了他军旅生涯的一大污点。此仇不报，何以再统兵呢？
    他迅速布好天罗地网，静候刘法上钩。
    刘法这边，离开驻地后，便率2万人马急速向统安城进发。他素知夏军围点打援、包抄伏击战法的厉害，宋军在这上面吃了太多苦头。此行凶险异常，行军途中最容易受到攻击，只有大军进了城，依靠城垣护体，才会多几分胜算。
    谁料，城垣在望，刘法还是遭了埋伏，被察哥率军团团围住。
    刘法、察哥，当时宋夏双方最优秀的军事统帅，再次正面相撞、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

    （137）
    此战，察哥志在必得。
    他亲临一线、跃马阵前，将步卒骑兵列为三阵，从正面发起强攻，另派精骑铁鹞子翻山迂回到宋军背后，切断刘法的归路。
    宋军突遭伏击，仓促应战，局面险象环生。
    当然，作为百战名将，刘法自有独到之处。
    为大将者，谋略智勇自不在话下，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更是基本品质。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即是如此。尽管仓促，刘法还是迅速布下战阵应敌，在最前方以强弩制敌，迟滞夏军进攻，中间由主力步卒组成方阵稳住阵脚，两侧派出骑兵全力撕开缺口，后军依托山势硬扛夏军铁鹞子以护住大军腹背，再派敢死之士突出重围向统安城中守军求援。
    刘法、察哥，两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杀的天昏地暗。察哥自以为布下天罗地网，再以数倍的优势兵力前后夹击，刘法绝不会有招架之功，击溃宋军轻而易举。刘法自信百战余生，什么风浪没见过，察哥更是手下败将，纵是身陷重围，也必能逃出升天，甚至反咬对手一口。
    战争的比拼，贵在天时地利人和。从宋夏双方来看，这两者各有所长，但有一点刘法处在绝对的劣势，那就是兵力。一旦双方旗鼓相当，开始硬碰硬的厮杀、进入相互消耗的模式，兵力多寡就是胜负的关键。
    从清晨战到黄昏，宋军兵力损耗严重、阵型逐渐松动。先是前军溃败冲乱了中军的军阵，接着后军也渐渐抵挡不住，更要命的是两侧的骑兵始终未能撕破缺口。到夜幕降临，激战终日的宋军士兵死伤惨重，加之饥肠辘辘、口渴难当，终至全线崩溃。
    乱军之中，刘法率残部强行突围成功。
    不幸的是，他后撤七十里到达一处山谷时，再被夏军骑兵追上围击。夜幕之下，又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血战。厮杀中，刘法坠落山崖，摔断了双腿、身负重伤，动弹不得。
    恰在此时，夏军一名落单的小卒路过。他不认识刘法，只见其将官装束，便挥刀取下首级。
    很快，刘法的首级被送到察哥的大营。
    大营中，夏军虽大获全胜，但察哥仍闷闷不乐，因为没有刘法的下落。此战，是他和刘法的决战，如今胜局已定，却走了刘法，胜利被打了很大的折扣。
    正在惆怅中，亲兵送来宋军将官的首级。察哥闻之一惊，借着大帐的灯火凑上前看，虽血肉模糊、满面尘土，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正是刘法的首级。
    他不禁倒退两步，仰天大笑。大笑之余，他沉默了。
    身边众将，起初跟着大笑，眼见察哥又转为一脸严肃、不苟言笑，也都收住了笑声，肃然而立。他们心中疑惑，不知出了什么状况。
    许久，察哥指着刘法首级，缓缓说道，我与将军是老相识了，他先前在古骨龙、仁多泉等地多次打败我，让我心生畏惧、退避三舍。我以为他是天生神将，骁勇难敌，自有神灵保佑，不料今日竟被无名小卒枭了首级。兵势无常，命运难测，皆是天意啊。
    众将闻之，皆默然不语。
    察哥再问道，汝等可知刘将军因何而败？众人接话，虽众说纷纭，但有一条共识，那就是刘法轻敌冒进，以至于全军覆没、兵败身死。不知，已在九泉之下的刘法，听到察哥和众将所言，会是如何反应？
    想来，更大的可能是，一声叹息。

    （138）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刘法之死，宋军之败，皆童贯之过。
    倘若察哥知道统安城之战的前因后果，不知他还会做出怎样的感慨万千。
    不过，童贯是没有时间和心思感慨的。统安城惨败的消息传回大营，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如何弥补，而是掩饰败绩。在这方面，他已经有经验了，稍作谋划便迅速向朝廷报捷。
    要隐瞒真相，就得编造事实；要给自己贴金，就得给别人泼脏水。这种伎俩，流传几千年了，很多后来所谓功成名就之人，都是个中的高手。童贯也是如此，不仅虚报战功还推卸责任，毕竟宋军有近2万人的折损。背锅的人是现成的，那就是战死的刘法。死人是不会反驳的。
    在童贯的虚饰鼓吹下，统安城大捷，功在他的运筹帷幄、指挥得当，宋军的折损，则是刘法不服节制、刚愎自用、轻敌冒进。总之，童贯是常胜将军，战必胜、攻必取，是胜利和捷报的化身。
    至于刘法，童贯将他的急速进兵说成了轻敌冒进、陷入重围说成了谋划不周，奋勇突围说成了抱头鼠窜，就连厮杀中坠落山谷也被说成逃跑中慌不择路。刘法被夏军小卒枭首的悲怆结局，更让他描述成了贪生怕死、跪地求饶的不堪形象。这种说法流传甚广。说的多了，就有人信了，也有人纪录了。
    刘法已死，如何为自己辩驳？童贯权势熏天，那些知道真相的幸存者，谁又敢出面驳斥？刘法战死沙场、以身殉国，原本重于泰山，如今却变成了鸿毛，不堪入目、不值一提。
    这场由童贯发起的，因为盲目自大、急躁冒进、统筹不周导致的惨败，在他的精心装扮下，变成了一场大捷，还顺带收拾了在他眼里桀骜不驯、屡屡抗命的刘法。换个角度看，这的确是大捷，只不过是童贯个人的又一场大捷。
    可怜刘法，先是被迫出兵，继而陷入重围，拼死突围后又惜死于无名小卒之手。更可叹的是，身死之后，他不仅没有获得英雄应有的尊严，还在童贯的污蔑下承担败军丧师之罪，成了千古冤案。
    是冤案，总有昭雪的日子。刘法原本也是有机会的。
    只是没想到，后面还有更大的风浪。

    （139）
    翻案的机会，来自日后童贯的倒台。
    宋钦宗继位后，开始整理朝纲，很多被童贯打压的人都借机翻身或者翻案。像刘法这样的名将，自然是有机会恢复名誉的。
    不幸的是，钦宗惩治童贯不久便发生了靖康之变，盛极一时的北宋王朝骤然死亡。国家都亡了，哪还有翻案的机会？
    当然，还有南宋。在南宋政权渐渐稳定后，对很多北宋朝的历史人物都进行了重新评定。刘法还是有机会的。
    可叹的是，刘法不仅没有翻案，相反却落入了更大的深渊。问题出在他儿子身上，其子名叫刘正彦。这个人，在历史上有些名气，远胜其父，只不过是恶名。
    当年，刘法虽然兵败身死、受了冤屈，但仍然恩及后人，儿子刘正彦恩荫入仕，在宫中当了护卫。靖康之变发生后，他辗转做了赵构的护卫将军。
    公元1129年，刘法战死十年后，南宋正是风雨飘雨之际，刘正彦伙同苗傅发动了“苗刘兵变”（又称明受之变），以清君侧为名突然发难，诛杀了高宗赵构的宠臣及宦官，逼赵构将皇位禅让给两岁的太子。
    苗刘兵变，是南宋建政初期的一件大事，深刻地改变了南宋朝的政治走向，我们以后还会详细的讲述。这里单论刘正彦，他因发动兵变成为过街老鼠，后来事败被杀。在这件事上，刘正彦死有余辜，只是他这一折腾，连累了他的父亲。
    子债父偿，为国战死、蒙冤受屈的刘法受到牵连，被彻底打入了黑暗、万劫不复，永远不可能再翻案了。他曾经的战功，曾经的威名，曾经的忠勇都被一笔勾去，不仅宋史里没有他的传记，就连生平都变得零落残缺，很多事迹更是被刻意隐去了。
    往事千年，刘法的形象越发的模糊，在后世的很多笔记文章里，很多人按照童贯设定的套路继续向他泼脏水，几乎坐实了他桀骜不驯、轻敌冒进、贪生怕死的逃跑将军形象。
    历史的无情，让人徒呼奈何？
    惟有反复默念，人间正道是沧桑。
    当然，所有的评论、感慨、不忿，甚至所有的脏水，都是身后名和后人的情愫。回望西北，硝烟弥漫之处，那位横刀立马的铁血将军，真的会在乎这所有的一切吗？
    会在乎吗？也许，只有天知道吧。

    （140）
    刘法身死殉国，对宋军士气是个沉重打击。
    他是军中大将，不仅骁勇善战、智勇双全，又深通谋略、战功赫赫，是宋军的一面的旗帜，在士兵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童贯虽然虚报战功、文过饰非，仍不免内心胆寒。
    刘法死后，察哥顺势攻下统安城，再挟大胜之威围攻震武城。宋军前线众将心生胆怯，熙河、秦凤两路竟不敢前去增援解围。
    震武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苦苦支撑之下，破城只在眼前。最后关头，倒是察哥主动放弃了进攻。
    夏军众将不解。察哥笑道，这震武城和统安城一样，都是我们抛下的鱼饵，目的就是引得宋军来救，我们中途掩杀，再来一回统安城大捷，再除去一员宋军大将。如今宋军胆寒，不敢派兵救援，既没有了大鱼，我们又何必吃掉鱼饵呢？再说，只要我们不攻破此城，宋军就得派重兵防守，此地远离宋朝边境，物资给养运输周转艰难，不如留在这里耗费宋朝的国力吧。
    众将听完，哈哈大笑。察哥，带得胜之军班师回朝。
    夏军得胜，乾顺见好就收，立即遣使请辽国出面斡旋与宋和议。乾顺则向北宋进誓表请和，愿意向宋称臣纳贡，且恢复宋朝赐名赵乾顺。李继迁的子孙，从来都有着无比灵活的身段。
    大宋这边，徽宗继位后，二十年来频繁用兵西北，耗费国家钱粮无数，虽有斩获，却始终无法彻底制服西夏，更不要谈平灭党项人了。就此借坡下驴，几乎是宋朝君臣最好的选择了。随即，徽宗正式下诏，令陕西六路罢兵息战。
    宋夏之间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这样的游戏玩了上百年。也许他们以为，这一次不过又是照旧而已。
    宋夏百年争雄，察哥肯定没想到，他的胜利是最后的胜利。刘法更不可能预料到，他是最后为国捐躯的大将。
    可能所有人都没想到，宋夏百年战争就此彻底画上了句号。实际上，两国不仅再未开战，甚至以后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
    宋夏停战七年后，金军南下，发生靖康之变，北宋骤然亡国。再之后，南宋建立，但疆域大大往南收缩，和西夏之间隔着大金国。宋夏这对生死冤家，就此渐行渐远，直到双方先后走进历史。

    （141）
    宋夏百年之争，没有分出胜负，更没有赢家。
    不过，对童贯来说，他显然收获颇丰，赚够了声名和富贵。
    徽宗停战诏书颁发不久，便下诏嘉奖童贯，令他领枢密院事，节制九镇，晋封为太傅、泾国公。
    至此，童贯的声名之显、权势之大，已丝毫不亚于当朝宰相。事实上，当时朝中已有三相之说，蔡京谓之公相，梁师成谓之隐相，童贯谓之媪相。
    媪者，老妇人也。童贯乃刑余之人，人们称其媪相，谄媚之余似乎又暗含嘲讽之意。实际上，后世的童贯又何止是受尽嘲讽，而是臭名昭著、声名狼藉。
    如今看来，无论历史怎样演绎，童贯永远都无法翻身，他的逢君之恶、他的急功近利、他的飞扬跋扈、他的嫉贤妒能、他的胆大妄为、他的虚报战功，对历史、对国家、对民族都犯有不可饶恕之罪。
    不过，人性总是复杂的。历史也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在宏大叙事之下，历史人物更多展现出来的仍然是人性的灰色。
    如果回到人的视角，我们走入历史，来到东京街头，看见当年那个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的孩童；来到汴梁皇宫，看见曾经那个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的少年；来到西北战场，看见当初那个满腔热血、壮怀激烈的青年。或许，我们又会看到另一个童贯。这些是同一个人，这都是童贯，也都是曾经真实的历史。
    没有天生的恶人，但无疑人是多变的，也是善变的。
    评述历史人物，不能架空历史，更不能以今非古。不是亲历者，还是少做些评判为好。如果定要评判，那就尽可能地站稳立场，找到评论的支点，尽可能地回到人和人性的角度，这样或许能客观些、也会公正些。
    仅以个人际遇而言，童贯以卑微的宦官之身，历经宫廷斗争，走过硝烟弥漫，趟过尸山血海，竟也能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已经是功成名就，登峰造极了。
    当然，他之所以能有这番际遇，更多是因为宦官的身份。道理很简单，如论西北之功，他能胜过王韶吗？当然不能。崇文抑武是宋朝的国策，在此祖宗家法的约束下，武将们多是带着重重镣铐在作战，没有败绩就是功绩，有了功绩便有了压制。童贯是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这让他赢得了更多天子的信任，获得了更多的空间，也得到了更多的恩宠和荣耀。
    所谓童贯的个人际遇，也不过是宋朝体制的选择。
    如果童贯能认识到这一点，能够急流勇退、避祸自处，也许他留在历史里的会是另外的形象。可人性贪婪，永远没有满足。事实上，西北一隅之地，早已容不下童贯的雄心。他的目光早就转向了北方，那里有更广阔的土地，那里有更大的功名。
    是的，真正让童贯遗臭万年的事，还没开始呢。

    哈哈哈
    咋又上传不了
    涯叔又来脾气了？

    （142）
    童贯的遗臭万年，究其根源，却是因为宋人的共同梦想。
    是的，如果梦回千年，或许我们会发现，大宋朝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收回燕云十六州。
    人人心存此念，传了一代又一代。
    梦想是宋人的，问题却是前人留下的。留下问题的人，在华夏历史上声名狼藉，他就是石敬瑭。
    故事，还得从唐末五代说起。
    五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石敬瑭，后晋王朝的开国者。
    他是汉化的沙陀人，自幼喜读兵书，少年时便弓马娴熟，从军后作战勇猛，是有名的悍将。其父是一代枭雄李克用的部将，后来官至刺史，为他的发迹奠定了基础。乱世之中，他得到了李克用养子李嗣源的赏识，做了嗣源的乘龙快婿。后来，他辅佐岳父夺位称帝，南征北战、殊死拼杀，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嗣源做了后唐皇帝，石敬瑭水涨船高，成为当朝驸马，历任多地节度使，成为手握军权的地方实力派。
    嗣源驾崩后，其子李从厚继位。从厚对姐夫石敬瑭颇为忌惮，不仅经常敲打，还屡屡迁徙其封地。石敬瑭饱受非难，但苦于时极未到，也只能隐忍克制。谁料，很快李氏兄弟内讧，为了皇位杀的天昏地暗。从厚斗败逃到石敬瑭处求援。他毫不客气，杀尽从厚护卫后将其扔在一边，任其被杀。
    后唐末帝李从珂继位，任命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很快，他也对手握重兵的石敬瑭起了疑心，甚至动了杀机。石敬瑭见惯血雨腥风，嗅觉非常灵敏，便以多病为由请求朝廷迁其封地，借此试探皇帝的态度。
    末帝不知是计，下诏改授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并不断降旨催促其赴任。石敬瑭确认了危险，毅然举兵反叛。京城里，末帝也早已做好准备，立刻派大军讨伐。
    石敬瑭被围，快马向契丹求援。救援的代价，就是割让燕云十六州。从此，燕云远离中原故国，成了大辽属地。
    也从那时起，收复燕云，成了无数人的梦想。
    这里面，就包括后周世宗柴荣，北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等等。当然，还有宋徽宗，还有童贯，许多许多人。

    （143）
    这位石敬瑭，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放在大历史下，他与契丹人达成的协议，遗祸中原之烈，恐无人能出其右。在此之前，中原王朝的大小统治者们，也曾多次向异族寻求过帮助，但石敬瑭开出的价码最大，不仅自称儿皇帝，承诺岁贡金银丝帛，还割让了燕云十六州。
    是的，整个燕云十六州：幽州（今北京）、蓟州（今天津蓟州区）、瀛州（今河北河间市）、莫州（今河北任丘市）、涿州（今河北涿州市）、檀州（今北京密云区）、顺州（今北京顺义区）、
    云州（今山西大同）、寰州（今山西朔州东）、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州市）、蔚州（今河北蔚县）、妫州（今河北怀来县）、儒州（今北京延庆区）、新州（今河北涿鹿县）、武州（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
    其中，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燕山以南和太行山以东，称为山前诸州；云、儒、妫、武、新、蔚、应、寰、朔九州在燕山以北和太行山以西，称为山后诸州。
    这片地区，山川形胜、地势险要，北部横卧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两百公里，总面积约为十二万平方公里。但凡看看地图，我们就会知道，这是片无比辽阔又无比关键的国土。
    对中原王朝而言，燕云十六州是北方的门户。如果上升到民族的高度，燕云一线则是汉人的生命线。无数血泪的经验表明，它有多么多么的重要。
    在冷兵器时代，在武力对比上，游牧民族的骑兵，对中原以步兵为主力的汉军具有绝对的优势。自春秋战国开始，北方各国就开始修筑长城，到秦始皇时代，将燕、赵等国长城相连以达万里，成为抵御匈奴的钢铁防线。长城之外，历代中原王朝紧挨着长城南侧，依托巍峨险峻的山脉和交错横贯的大河，修筑了一座座坚固的城池，这便是后来的燕云十六州。这些城池既是经济重镇，更是军事要塞，它们与长城防线相互依托、互相依存，共同拱卫着中原腹地。
    当然，对盛世的中原王朝，燕云地区便是经略辽东、控驭漠北的桥头堡。隋炀帝、唐太宗用兵高句丽，便是以燕云为基地，在此整军经武，集结天下兵马。
    对北方游牧民族而言，燕云地区同样极具战略意义。
    与中原王朝相比，军事力量是游牧民族的优势，但经济发展、政治制度等相对落后，加之没有固定财赋收入，严重制约了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综合实力。正因为这些不足，他们在与强大富庶的中原王朝的长期斗争中，要么取得暂时的军事胜利，要么被中原王朝击垮拖垮。
    占据燕云，这种局面就完全改变了。有了燕云，没了长城和崇山峻岭的阻隔，面对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他们的骑兵就如同飓风一样，无坚不摧、无往不利。有了燕云，他们深入汉人腹地，开始定居生活、发展农业生产，拥有了繁华的城市和固定的赋税，这让他们如虎添翼，变得更加强大而富有。
    这样的北方政权，令人望而生畏。
    面对石敬瑭献上的大礼，契丹人岂能不笑纳？

    （144）
    石敬瑭，这位后唐驸马爷，在辽人出兵相助之下，如愿以偿取后唐而代之，终于做了皇帝，成了后晋太祖。
    令人感慨的是，他在位仅6年，石家天下也不过短短12年。可他为一己之私，割让燕云却遗祸数百年。自从他打开魔盒，将这片汉人咽喉之地送给契丹人，中原王朝的噩梦就开始了。从辽到金、再到元，北方铁骑频繁南下、予取予夺，零敲碎打、鲸吞虎噬，直到1279年蒙古人荡平江南、灭了南宋，奋力抵抗了几百年的中原王朝彻底土崩瓦解，胡人终于一统江山。
    时光荏苒，当汉家军队再次靠武力夺回燕云、牧马长城之外，则要等到明朝的开国大将徐达。从公元938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到公元1368年徐达收复元大都，寒暑易节、白云悠悠，转眼已过去四百三十年。
    四百多年间，没了篱笆的中原，战火纷飞，家国破碎，无数人的人生被改写，无数人的生命被涂炭，始作俑者正是石敬瑭。
    这样的石敬瑭，又该当何罪呢？
    曾有人为他辩解，说他是沙陀人，原本就不是汉人，既如此，他割让汉人之地就不是卖国。这真是一派胡言。他是沙陀人不假，但他行的是儒家之道、做的是中原皇帝，他建立的王朝也被视作华夏正统，如此他的所作所为岂能不是卖国？作为华夏帝王，他却遗祸华夏子孙数百年，这就是不赦之罪。
    还有人说，以今日来看，契丹人、女真人早已融入华夏，成为华夏民族的一份子。既是一家人，当初石敬瑭割让燕云，也不过就是自家人院子里的事，又何必苛责古人呢？这更是一派胡言。
    历史就是历史，当下就是当下，以古非今，以今非古，都难免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评价历史人物，要将其放到特定的历史空间，回到历史的现场。如果石敬瑭可以宽恕，那后世之人拼死捍卫疆土、保家卫国，还有什么意义？还有岳飞、文天祥呢，他们又将何以自处？
    石敬瑭，尽管被尊为后晋太祖，尽管他建立的后晋王朝被认同为华夏正统，但这洗刷不了他卖国的耻辱。卖国贼这顶帽子，石敬瑭是戴定了，永远也别想取下来，他注定要永远与耻辱相伴。在这个问题上，不容置疑，更不容商量，否则我们又将如何面对那些为收复燕云殊死战斗的英雄们。
    比如，后周世宗柴荣。

    （145）
    石敬瑭割地求荣，即便放在当年，也是千夫所指。
    河北有位英武少年，就对他嗤之以鼻，并在心中立下了收复故土的宏图大志。他就是柴荣。
    谁能料到，仅仅16年后，风云变幻、朝代更替，由后晋到后汉到后周，当年的布衣少年居然登基做了皇帝，便是周世宗。
    周世宗，柴荣，生于公元921年，出身河北邢州望族，自少器貌英奇，擅长骑射，心怀大志向。后来，他家道中落投靠姑母，被姑父郭威收为养子。为了生计，他曾随商人在外贩茶营生，闯荡江湖、尝尽人间百态，也练就了一身本领。后汉时期，他追随养父郭威征战四方，作战勇猛，腹有韬略，很快就脱颖而出。之后，郭威被天子猜忌，他和柴荣留在京城的亲眷被屠戮殆尽，郭威愤而起兵，开国建立后周。公元954年，在位3年的郭威驾崩，柴荣登基为帝。
    继位后，柴荣励精图治，立下“十年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凌云壮志。他对内整军练卒、招抚流亡、减少赋税，后周国势蒸蒸日上。对外南征北战，西败后蜀，收取秦、凤、成、阶四州；南摧南唐，尽得江北淮南十四州。公元959年，在解除腹背威胁之后，柴荣亲率大军北伐，兵锋直指兵强马壮的大辽，目标就是夺回燕云十六州。
    天子御驾亲征，后周大军士气高昂，连战连胜，高歌猛进，一举收复瀛、莫、宁三州以及益津、瓦桥、淤口三关。
    眼看柴荣势不可挡，辽人不禁有些惶惶然。正当柴荣欲乘胜攻打幽州时，却意外突发重病，不得已班师回朝，当年六月在京城开封驾崩，享年38岁。
    柴荣，神武雄略，实为一代英主。
    后人读史，总是感慨万千，会忍不住畅想，如果上天再给柴荣十年生命，以他的才华和战力，一举收复燕云、统一天下，也许并非难事。
    这是畅想，是愿望，却不是事实。历史就是历史，不容任何假设。好在，燕云十六州失地，柴荣收回了瀛、莫二州，给后世做出了垂范，也留下了继续进攻的桥头堡。
    柴荣再往下，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了宋太祖。
    就这样，燕云的历史难题，交到宋朝人手里。

    （146）
    北宋建立，天下仍是四分五裂，南面和西面有南唐、吴越、后蜀等，北面则是辽国和辽庇护下的北汉。想要收复燕云，这些都是拦路之虎。
    赵匡胤追随柴荣征战多年，很清楚这些对手的实力和强弱。他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比如天下地运南趋和经济重心南移的态势，最终确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即：先平定南方和蜀地，再攻灭北汉，继而北伐契丹，收复燕云的任务放在了最后。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赵匡胤的眼光和战略确实高人一筹。
    在大体平定南方后，赵匡胤两次发兵攻打北汉，可惜在辽国出兵干涉之下，宋军都无功而返。武力之外，他还另辟蹊径，在内府库专置封桩库，打算用金钱赎回燕云失地。
    然而，直到离世，赵匡胤也没拿下北汉，更没有收复燕云一寸土地。这对雄才大略的太祖皇帝，当然是莫大的遗憾。据说，太祖晚年，大臣们奏请为其加尊号一统太平，被他明确拒绝了。他怅然说道：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不许。
    燕云的问题，又往下交给了太祖之弟，太宗赵光义。
    公元976年，在斧声烛影中继位的太宗，当年即改元为太平兴国，这颇不寻常。后世之君继位，一般都是次年改元，以显示对先君的尊敬，赵光义如此急匆匆的改元，饱受后世非议，更有人就此认定他继位有猫腻。再说，自汉武帝启用年号，中原正统王朝一般都取两个字，赵光义却弄出四字年号，可能是想以此显示收复失地、统一天下的壮志，但不免让人有标新立异之感。
    坐稳帝位，太宗继续统一大业。两年后，在太宗的文攻武恫之下，割据福建漳泉两府的陈洪进、割据两浙的吴越钱氏，相继纳土归降。接下来，就是北汉了。
    公元979年，太宗御驾亲征，强势击退辽国援兵，一战灭亡北汉。如此，太宗终结了百余年的藩镇割据，中原王朝自唐末黄巢之乱以来再次一统江山。仅凭这点，宋太宗足以笑傲古今。
    当然，还有燕云未归。
    这年五月，太宗不顾众臣反对，执意继续北伐收复燕云。前期进军顺利，一度收复河北的易州和涿州。太宗信心大增，亲率宋军主力围攻燕京，在城外的高粱河与辽军展开血战。结果，宋军大败，太宗亦中箭受伤，乘驴车仓惶而去。
    七年后，公元986年，太宗派潘美、杨业等人兵分三路再次大举攻辽，史称雍熙北伐。战场上，西路、中路进军顺利，而主力东路军却作战不利且粮道被断，最终在岐沟关大败而溃。西路主将杨业，在掩护军民撤退途中受伤被俘，绝食三日壮烈殉国。
    为了收复燕云，太宗御驾亲征的高粱河之战、运筹帷幄的雍熙北伐，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宋、辽之间常有交手，惟宋军胜少负多。战争的现实，让太宗逐步改变了对辽策略，由进攻转为防御，继而开始谋求边疆安定。
    如此，收复燕云之梦，只能再留给后人了。

    （147）
    公元997年，太宗驾崩，真宗继位。
    继位多少有些侥幸的真宗皇帝，是大宋开国以来第一个太平天子。他登基的时候，大宋早已四海一统、国泰明安，要说还有什么烦心之事，燕云就是那隐隐作痛之处。此时，距离燕云被割让，已经过去59年，将近一个甲子了。
    说到燕云，自太宗北伐之后，局势就变成了辽人屡屡进逼，宋人节节防守。真宗初年，辽军更是屡屡南下，掠夺财物、屠杀百姓，烽烟不止、生灵涂炭。北方的问题，已经不是收复燕云，而是如何遏制辽人的南侵。
    时间来到公元1004年，辽太后萧绰、圣宗耶律隆绪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直接打到了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距离北宋首都东京，不过一箭之地。
    军情如火，警报一夜五传京城，真宗急招群臣问计。寇准挺身而出，这才有了真宗的御驾亲征和之后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彻底解决了北方边患问题，为宋辽开启了百年和平。但换个角度说，澶渊之盟，至少是默认了辽对燕云地区的所有权。从柴荣到宋太祖、太宗，再到真宗，收复燕云，这个梦越来越遥不可及。
    公元1022年，真宗驾崩，仁宗继位。仁宗在位四十一年，是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经济昌盛、文化繁荣、百姓安定，后世称为仁宗盛治，可媲美大唐的开元盛世。
    仁宗在位中期，西夏李元昊称帝建国，为教训元昊的狂妄，仁宗发兵攻夏，双方在西北展开激烈对抗。遗憾的是，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战，宋军皆一败涂地，让仁宗痛心不已。
    对北方的燕云问题，既有澶渊之盟在前，又有对夏遭遇重挫在后，仁宗自然无法顾及了。反倒是契丹人趁火打劫，辽兴宗以宋修边防和攻夏为借口，聚重兵于南京（即燕京，今北京）的同时，遣使赴东京索取当年柴荣攻占的三州三关之地。
    仁宗派富弼使辽，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最终以宋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的岁币平息了事端，史称庆历增币或重熙增币。庆历是宋仁宗年号，重熙是辽兴宗年号，同一事件，各自不同表述。
    如此看来，仁宗年间，北宋即便处于极盛时期，能守住固有领土，已道一声侥幸，何谈收复燕云呢？
    当然，仁宗并没有忘了燕云，公元1042年他将河北的大名升为北京，称北京大名府，成为大宋的四京之一。自此，大名府开始扩建城池、整备军武，修的城高地险，堑阔濠深，城内街市兴旺、人物繁华，盛极一时，成为北方最大的重镇。很显然，仁宗此举，是出于收复燕云的战略考量，以大名府作为进图燕云的基地，进而对辽国形成威慑。
    不过，也仅此而已。

    （148）
    仁宗之后，便是英宗。
    仁宗绝嗣，过继堂兄濮王之子，即为英宗。虽然都是太宗子孙，北宋帝系却在此拐了个弯，由真宗一系（太宗-真宗-仁宗）换到了其弟商王一系（太宗-商王-濮王-英宗）。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个转弯决定了北宋的国运。
    这就得说到英宗的继位之路。
    仁宗并非无子，而是亲生儿子们都夭折了。在朝臣们的反复请求下，他万般无奈地立后来的英宗为宗子，赐名赵宗实。所谓宗子，就是宗族之子，连皇子的名分都没有，更别提太子了。
    入宫那年，赵宗实才3岁，从此皇位备胎的标签，就紧紧贴在了他的身上。小小年纪的他，可能还不清楚，这样的身份是怎样的尴尬，又会让他的人生经历怎样的艰难。
    果然，四年后，仁宗又生了儿子，7岁的赵宗实则被礼送出宫。谁能料到，几年后仁宗亲儿子再次夭折，大臣们再次要求赵宗实入宫，却遭到了仁宗的强烈抵制。为这事，君臣之间纠缠了很多年，赵宗实夹在其中饱受猜忌、苦不堪言。
    直到公元1062年，仁宗病重不起，30岁的赵宗实才再次被接入宫中，改名赵曙，确立了皇子的身份。半年后，仁宗驾崩，赵曙继位为帝，是为英宗。
    从赵宗实三岁入宫，七岁出宫，三十岁再入宫，这场确立皇储的大戏唱了近三十年，中间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无论对仁宗还是赵宗实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继位不久，英宗的身体和精神就出了问题，应与这段极度压抑、撕扯心肺的经历大有关系。
    可以想见，英宗对仁宗的感情有多么的复杂。感激之情应该有的，但在折磨了多年之后，更多的恐怕还是怨恨。他掀起的濮议之争就是例证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对仁宗朝大政方针的颠覆。我们知道，自太宗后期到真宗再到仁宗，虽然时有对辽和西夏的战争，但总体而言宋朝国策对外是克制的、对内是包容的，更多是一种无为而治，这在仁宗朝达到了极致。英宗为证明自己旁系入继大统的合法性，也为了发泄对仁宗的不满，转而选择了激进的内外政策。
    虽然他在位只有四年，但自此之后，北宋的国策大体都在他所设计的框架之内。他被称为“英”宗，是有道理的。
    看上去，英宗之后的北宋，有了更强的攻击性。
    燕云问题，也再次成为朝野上下议论的焦点。

    @龙脉福地 2021-10-21 23:30:39
    客观讲述历史，值得学习。
    -----------------------------
    感谢龙兄支持！

    @ty_清净598 2021-10-22 08:58:55
    喜读，请多多更！
    -----------------------------
    哈哈哈。
    欢迎新朋友。
    感谢大力支持！

    （149）
    英宗驾崩，神宗继位。
    神宗出生在公元1048年，时年十九岁。
    神宗，原名赵仲针，出生在祖父的濮王府，那是座很大的王府，是个旁大的家族。濮王时年53岁，依然身体康健、精力充沛，他生有23个儿子，仲针的父亲排行十三，他的孙辈则以百计。除了曾经皇储备胎的身份，仲针的父亲在这个大家族里谈不上任何的特别，仲针更是毫不起眼。事实上，如果没有命运的奇迹，赵仲针必然同东京城里成千上万的闲散宗室一样，无风无浪、寂寂无名的过完一生。
    稍稍懂事的仲针和父亲一样，无日不期待着奇迹的到来，这份期待是如此的绵长，似乎能望穿汴河之水。不错，这份期待是有希望的，朝野上下确有许多大臣向仁宗上书，请求让他的父亲重回皇宫。然而，这份期待却是异常脆弱的，只要皇宫里传出一声男婴的啼哭，他和父亲的满腔期待，就会化为落叶随秋水远去。
    在这漫长而纠结的期待里，仲针渐渐长大，他亲眼目睹了父亲的焦虑、渴望、恐惧和绝望，他的心情也随着朝局、时局和宫中的丝毫动静而起伏不定。越是长大，他也越是真切地知道父亲的皇储之位，对于身为嫡长子的他，意味着什么？
    在那些晦暗不明的日子里，仲针和父亲有过无数次的长谈，谈天命之所在、谈人事之无常，谈王朝的更替、国运的兴衰。父亲登基后，这样的谈话就更多也更深入了。所以，对于父亲的心路历程、所思所想，仲针再清楚不过了。
    要论亲疏，人世间最亲近的莫过亲生父子。如果有心里话，不能在父子间交流，那这世上还有谁更值得托付？
    知子莫若父，知父也莫如子。神宗继位后，坚定地走上了父亲早已选定的道路。他要为父亲正名，证明父亲得位是顺天应人，是天命所在。他要为自己正名，证明自己子承父业，是孝子贤孙。
    他要厉行改革、富国强兵，他要收复失地、开疆拓土，他要励精图治、超越先人，他要建立百年功业、比肩太祖太宗。这是神宗的梦想，应该也是英宗的梦想。
    就这样，继位次年，神宗便迫不及待地召王安石进京，十个月后，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正式拉开序幕。自此，北宋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用八个字来概括，即：富国强兵、开疆拓土。前四个字是手段，后四个字是目标。
    收复燕云失地，自然是目标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目标。据说，为表明朝廷收复燕云之志，神宗曾公开下旨：凡收复燕云者，虽异姓，亦封王。
    神宗君臣定下了内外战略：对内，推行新法，充盈国库、练就精兵；对外，开拓进取，按照先易后难分三步走，先取熙河，再图西夏，最后才是燕云。
    熙河开边大体顺利，在王韶的带领下，宋军收复了数千里河湟土地，设置郡县、建立堡寨，取得了煌煌之功。
    进取西夏之路，却充满荆棘。神宗挟熙河开边之威，辅以变法积累的巨额财富作保障，对西夏发动了数次进攻，更有三十万大军兵分五路、分进合击的灭国之战，最终却是功败垂成。之后，西夏发动强势反击，宋军在永乐城再遭惨败，数万军民罹难。
    永乐城惨败后，神宗开始悔悟，不再轻言开战。三年后，公元1085年，在位十八年的神宗，郁郁而终，终年37岁。临终之际，回望父亲当年的嘱托，追忆自己曾经的壮志，神宗几乎是两手空空。
    燕云地区，作为神宗排在最后的战略目标，他除了立下了宏大的志向，终其一生，几乎毫无作为。

    （150）
    神宗之后，继位的是哲宗。
    哲宗登基时，还是个十岁的孩子，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摄政，前后长达八年。如果我们站在更宽的视野来看，这八年可以说是对英宗、神宗路线的拨乱反正，对仁宗时代清静无为的回归。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内废除王安石新法，对外停止战争和扩张。为了确保边境和平安宁，在司马光主持下，北宋甚至将战争中夺来的部分领土退还给了西夏，可见太后君臣对回归仁宗路线的坚决。
    仔细想想，这并不难理解，无论高太后还是司马光，都是经历过仁宗盛世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有多美好。换个角度说，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是一生中最好的年华，这种政策上的回归，多少也带有对人生美好时光的追忆。政治家也是人，也有温情时刻，当这种温情符合国家利益时，他们更会毫不吝啬的展示。
    重要的是，对高太后和司马光来说，他们身上没有英宗、神宗父子背负的重枷，没有那种由旁系入继大统带来的强烈表现欲，没有那种必须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的强烈危机感，在施政上反而能够更加平和理性。
    是的，天下人都不用背负这重枷，但有个人必须负重前行。
    那就是哲宗。他是英宗的孙子、神宗的儿子，血脉相传、父子相继，他应该也必须负重前行。说到底，这是他皇位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十八岁那年，强势的祖母终于去世了，哲宗开始亲政。他立即昭告天下，改元绍圣，这里的圣自然是祖父英宗和父亲神宗。在国家大政上，他进行了坚决而彻底的大转向，全面恢复神宗的路线，对内恢复新法，对外开拓进取。
    熙河开边重启，在王韶之子王厚等人持续攻击下，青唐唃厮啰政权被严重削弱，更多河湟之地被收复；西夏方面，在章楶等人连续进军下，夏军接连败北，不得不上表臣服。
    神宗时代三步走的开疆拓土战略，哲宗已基本实现前两步，解决燕云问题的时机已接近。可惜，天不假年，哲宗亲政七年就驾崩了，年仅二十三岁。
    燕云的问题，只好再往下传。
    再往下，就是徽宗赵佶了。

    @ty_144409798 2021-10-26 14:33:44
    好好的一部宋史，硬被写成了四不像
    -----------------------------
    哈哈哈
    接受批评！

    （151）
    赵佶接过皇位，也接过了祖父、父亲、兄长背负的重枷。
    站在列祖列宗牌位前，十八岁的赵佶应该百感交集吧。
    我们多了解前朝的故事，就更能洞察赵佶的心理和情感，理解在他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比如对青唐吐蕃的持续进攻，对西夏的连续进兵、对收复燕云偏执般的狂热，等等。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凡事都有因果。
    对赵佶来说，他需要这么做，甚至不得不这么做。
    为什么？因为他的皇位来的更不容易。
    祖父的皇位之路的确荆棘丛生，但父亲神宗不一样，他是嫡长子，继承皇位天经地义，真正的天命所归。
    哥哥哲宗，虽然排行老六，但前五个皇子都夭折了，他是事实上的皇长子，在皇后无子的情况下，作为皇长子，哲宗继位同样天经地义。
    赵佶的继位之路，就多少有些侥幸了。论年岁，他并非哲宗的长弟，前面还有哥哥；论亲疏，他的弟弟里，还有哲宗的同母弟。论声望，宰相章惇公然评判他，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赵佶，几乎是靠着向太后的一己之力，登上帝位的。这样的过程，难免让人心虚和后怕。相比较父兄，他更需要证明自己。
    徽宗继位，章惇的后半生就注定颠沛流离了。他的那句话没能阻止赵佶登上帝位，却向天下人透露了赵佶的底牌。不过，收拾章惇容易，想要洗刷轻佻的骂名却并非易事。
    所以，徽宗要兴利除弊、振兴国势，要富国强兵、开疆拓土。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坚决而又坚定的走父兄之路。在执行了短短一年的中间路线后，他就将建中靖国的年号改成崇宁，尊崇熙宁，熙宁正是神宗主持变法时用的年号。
    这个意思太明白不过了，天下无人不知。
    应该说，徽宗还是有所成就的。
    比如，文治。赵佶有着天赋异禀的艺术才华，他懂得美，也善于发现美、包容美，在他的身体力行和示范带领下，大宋朝文化灿烂，盛极一时，无数的艺术珍品和传世佳作，都诞生在徽宗的时代。
    如果仅此而已，赵佶守住了江山，那他留在后世的，或许是另外的样子，甚至也许是另一个圣君的典范。
    可惜，文治之外，他还想要武功。是啊，如果能够开疆拓土、夺回幽云十六州，洗刷百年之耻，取得先祖们念兹在兹的功业，如此即便比肩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会毫不逊色吧。
    这样的想法，始终萦绕在徽宗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未央0810 2019-08-17 10:46:44
    小时候
    我们都是编剧
    人生无限可能
    我们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后来大了
    发现当主角不易
    觉得配角也不错啊
    总有出彩的机会
    再后来
    发现自己成了龙套
    也还行
    虽然忙前忙后露了不了太多脸
    毕竟还在台上
    再后来，垂垂老矣
    发现自己原来一直在台下
    吃瓜群众而已
    也罢
    还有戏看
    临终前
    躺在床上
    回顾这一生
    发现
    自己原来只是瓜。
    -----------------------------
    @杨以蓝 2021-10-27 15:28:50
    多么痛的领悟
    -----------------------------
    哈哈哈
    好久之前的领悟了。
    感谢支持！

    @龙脉福地 2021-10-28 00:17:28
    创作不易，楼主加油。
    -----------------------------
    哈哈哈。
    龙兄多来看看
    我多加油！

    （152）
    人都想证明自己，帝王也不例外。
    所不同的是，普通人证明自己，以个人的人生为代价；帝王证明自己，以整个王朝、亿万生灵的人生为代价。
    这看上去很不公平，可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本质。
    能说什么呢？这也是自然的法则吧。
    几千年来，无数的升斗小民，所能期盼的就是能碰到个好皇上，他能敬天畏人、爱惜民力，知道敬畏、懂得节制，证明自己的目标小点、动静轻点，这样小民们就能安生一点了。
    可惜，这只是老百姓的想法，帝王将相们不会这么想。这也难怪，毕竟站位不同，小民们是仰望权力，他们是俯视人间，视角不同、所见自然不同。
    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此言虽然刻薄，但大体也是对的。无论高居庙堂的史书史册、还是江湖之远的街头巷议，更多是对帝王将相的评述和议论。
    对帝王将相，人们称颂的有之、哀叹的有之，褒扬的有之、鄙弃的有之，各种论调不一而足。不过，至少有一点共识，凡位高权重者，以志大才疏遗祸国家最烈、百姓最深。所谓志大才疏，就是雄心和能力不匹配，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两者越不匹配，其个人下场就越悲惨、国家和百姓就越遭殃。
    古往今来，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其多数可能都只是中人之才，遇到太平盛世，勉强是个守成之主，而偏偏很多人，却梦想比肩秦皇汉武，做千年一遇的大有为之主，这种雄心和能力的巨大差距，除了能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灾祸，还能带来什么呢？
    不过，话说回来了，连个普通的庄稼汉，都未必愿意承认自身能力不足，何况是那些身处高位、位高权重的人？
    人性之外，还有环境使然。
    这群高高在上的人，在几乎密不透风的阿谀奉承的包裹中，早已丧失了正常的认知，既无法看清天下大势、也无法看清个人短长，更无法看清对手优劣，却还有着凌云壮志，既如此，悲剧就在所难免了。
    宋徽宗，赵佶，就是这样的典型。

    （153）
    在那些层层包裹徽宗的人中，童贯很不一般。
    他是官宦，是个没根、没未来的人，免了天子的很多猜忌。更重要的是，这是个能猜透徽宗心思的人。
    这些年来，他在西北辗转征战，赢得了许多真真假假的功绩，极大满足了徽宗开疆拓土、建立武功的虚荣心，他也由此青云之上，由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宦，成长为叱咤西北的边军统帅。
    如果说这是投机，那这种双赢的投机，彼此都很满意，也需要有更大的赌注。徽宗需要更大的荣耀，童贯需要更大的富贵。
    燕云问题，再合适不过了。燕云，也只能是燕云。
    随着西北战事渐渐沉寂，童贯多次向徽宗进言，核心就是要收回燕云。应该说，带兵多年，童贯早已习惯军事思维，他的建议去掉谄媚和投机，从军事角度来说，也是站得住脚的。
    自古以来，华夏以长城分割南北，长城以南，汉人耕田种地为生，长城以北，胡人牧马逐草而居。南人种、北人抢，这似乎就是上苍的安排，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唯有凭借燕云地区的山川阻隔、长城天险，汉人才能有效阻挡北方铁骑南下，保护农田家园和中原腹地。失去这个屏障，中原门户大开，就如同羊圈没了围墙，狼群随时呼啸而至。
    宋太祖曾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对几代宋人来说，没有了燕云的屏障，胡人就酣睡在卧榻之侧，让人始终不得安枕。
    这个道理，北宋人人皆知，徽宗又岂能不懂？
    童贯给徽宗的建议，是要从知到行，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为了知己知彼，他绞尽脑汁，甚至不惜争取原本不属于他的机会。
    比如，出使大辽。公元1111年九月，徽宗派郑允中和童贯出使辽国，分别担任贺生辰正、副使，宦官出使外邦，这在北宋是没有先例的，童贯又开了个先河。
    为了这次出访，徽宗还为童贯加衔检校太尉，这是罕见的殊荣。在宋代，太尉是三公之一，是武官的最高头衔，只授给功勋卓著的武将或统兵文官。
    对徽宗的决定，朝野议论纷纷，不少大臣公开表示反对。理由很充分，以宦官为外交使臣，会引起契丹人的轻视，为国家带来灾祸。面对汹汹朝议，徽宗解释说，派童贯出使是辽人的请求，辽天子听说他打败了羌人，指名道姓要见他，且童贯是领兵之人，出使辽国可借机刺探军情。
    前半句理由，实在过于牵强，也无法核实；后半句，倒或许是实情，摸清辽国底细，这才是徽宗、童贯君臣最看重的，而这背后所指，自然是燕云十六州。
    如此，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154）
    澶渊定盟之后，宋、辽虽然闹过别扭，发生过小冲突，但大体上维持着和平关系。百余年来，双方每年都互派使臣，互贺生辰（皇帝或皇后生日）和正旦（新年），还有其它专职的使节，比如君主驾崩或登基的告哀使、告登宝位使等。
    按惯例，北宋贺正旦使，一般在九月出发，使节算好时间、安排好行程，确保在新年前到达大辽京城或天子冬捺钵之地。贺生辰使，则没有固定出发时间，一般在辽天子生日前两三个月启程。天祚帝生于4月19日，称为天兴节，按说应在正月或二月出发，这次童贯出使却选在九月出发，这里面还有个缘故。
    据说，辽兴宗在位时，觉得每年接待两批宋使过于繁琐，便要求宋方安排贺生辰使和贺正旦使同时出发，辽方则人为地将皇帝生日提前或移后，一并接受宋使的拜贺。所以，童贯这次出使，实际上还兼任贺正旦的职责，身兼两职，可以名正言顺的多接触各方面人物，更加全面的了解辽国实情。
    我们知道，辽国自兴宗、道宗以来，君臣上下普遍崇信佛教，庙宇寺观遍布全国，僧侣人数逐年攀升，靡费了很多国力，国势渐渐下滑。天祚帝继位后，沉迷打猎、怠于政事，加之国内纷乱不止，以致府库空虚、上下穷困，国势更是颓靡。如果确实是天祚帝点名童贯出使，也许他是想借这位徽宗宠臣之手，为辽国争取更多利益，以弥补国内的亏空。
    也许徽宗君臣读懂了天作帝的用意，也许只是为了显示大宋的繁荣富有，在徽宗的诏令下，童贯搜罗了大量的奇巧珍玩，甚至还有两浙出产的高级书柜床椅等，全部装车随行。浩浩荡荡、满载而去的童贯，希望借助这般重礼，博得辽国君臣的欢悦和信任，为自己脸上贴金的同时，更好地刺探辽国虚实。
    备足礼、择良辰，郑允中和童贯一行正式出发了。童贯虽是副使，行为做派却更像是正使。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只不过因为童贯宦官的身份，才让郑允中挂了个正使之名。如此也好，郑允中也乐得清闲，凡事由童贯说了算。
    这支浩浩荡荡的宋朝使团，一路上发生了什么，史书语焉不详；在辽期间，童贯究竟了解到了什么，史书同样没有记载。
    想来，他不会有太大收获的。毕竟，辽人接待宋使百余年了，防范对手刺探机密应该有的是办法吧。至于那些鸡毛蒜皮的事，看在童贯带来厚礼的份上，辽人是不会介意让他知道的；至于那些核心机密，则是绝不会让童贯摸到底细的。
    两手空空的童贯，应该是既沮丧又惶恐。沮丧的是，他兴冲冲而来，除了享受宦官出使的荣光，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收获；惶恐的是，行前徽宗对他寄予厚望，他也有过慷慨的表态，如今回去该怎么交差呢？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回程的路上，童贯却有了惊人的收获。
    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人非比寻常，几乎改变了大辽和大宋的国运。

    （155）
    这个人就是马植。
    马植，辽国汉人，燕京人氏，出生北方望族，先祖世居北国，累世为官。此人少年成名，素有大志、颇有才情，在祖上庇荫之下，官运亨通，曾担任正三品的光禄卿。
    说起来，他在大辽也算个人物，原本也有机会再上层楼、出将入相，光耀祖宗门楣。只是，由于无意冲撞太后车驾而获罪罢官，政治对手再借机落井下石，让他遭了牢狱之灾。出狱后，他几经努力仍无法官复原职，人生沉入谷底，前途黯然无光。
    马植饱读诗书、熟读经典，对天下大势有着深刻的理解，自然不甘心以庶民身份碌碌平生。天下三分，大辽之外，还有西夏、大宋，既然大辽无路可走，他就想着另谋高就。西夏，党项人虽然英武强悍，但局促一隅之地，虽可裂土称王，终难成大事；大宋，雄踞中原、衣冠华夏，人口众多、物阜民丰，虽武力羸弱，但终究潜力无限。权衡再三，他将宝押在大宋之上。
    也许与多数人想象的不同，马植做出这个决定，自身汉人身份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且不说马氏久居辽地，对汉家早已情感疏远，加之多年宦海浮沉，让他早已看清王朝的本质，无论宋、辽、夏，本质上没有区别，他押宝于宋，更多是为了实现平生抱负。话虽如此，又谈何容易啊？

    辽、宋百年相交，人员往来频繁，宋人北朝为官，辽人南朝出仕，都不算太新鲜的事。马植既已决定投宋，想奔个锦绣前程、一展心中抱负，就不能走寻常之路，必须得另辟蹊径。
    实际上，他确实胸怀锦囊妙计，自信只要此计一出，定会成为大宋君臣座上宾；日后此计功成，他必定是加官进爵、位极人臣，甚至封侯封王也未可知。更重要的是，他不仅胸有良谋，还自信有实现计策的勇气和能力。
    方向既已确定，就是静候时机了。数月前，马植探知徽宗的心腹宠臣童贯正出使辽国，在上京临潢府祝贺天祚帝生辰。
    童贯的出身和经历，马植是知道的；童贯在大宋的权势和地位，他也很清楚。他心如明镜，所谓锦囊妙计，无论如何包裹说辞，本质上还是政治投机。既是政治投机，投在谁的门下，由谁领路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若想迈入大宋官场，童贯是个理想的领路人；若想建功立业，童贯则是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盟友。
    童贯使辽，这是破天荒的，未来是否还有机会，没人知道。如此近在咫尺的良机，他实在不想错过。不过，私自交接宋使是重罪，一旦走漏风声，或者童贯不予理睬，顷刻之间，他就会家破人亡、诛灭九族。富贵险中求，马植把心一横，顾不得了。
    童贯归国，必经燕京；经过燕京，必驻卢沟（今北京永定河）。
    算准日期后，卢沟之畔，马植翘首以待。

    （156）
    童贯、马植，就这样见面了。
    由此开始，这两个人在历史中深度绑定。
    这夜，宋使大帐里，睡梦中的童贯被内侍轻声叫醒。听闻帐外有辽人求见，他甚为诧异，再看来人名帖，有些耳闻，却从未有过交往。深夜来访，定有机要，他不敢怠慢，差人速请马植。
    童贯知道，身为大宋重臣且为出访使节，虽身处异邦，却也代表南朝气象，外交礼仪上不能有丝毫疏忽。虽在深夜，童贯还是身着朝服、头戴冠冕，端坐桌案之后，显得威严而又庄重。
    在内侍带领下，马植进得帐来。
    亲眼得见童贯，瞬间便颠覆了他之前的想象。在他契丹贵族式的、惯有的、傲慢的思维模式里，童贯宦官出身，不过是个贪财重利、靠着逢迎天子上位之人，定是面目可憎、身形猥琐。可眼前的童贯，身高体宽、方脸黑面、浓眉厚唇，眉宇之间隐隐有英气，凛然之间有不可轻视之态。
    好在，马植头脑灵活，反应敏捷，刚才所思不过在电光火石之间，他迅速收起原本略带的傲慢之气，换上恭顺的表情，更是临时改变主意，趋步上前，双膝跪地，向童贯行了叩拜大礼。
    不错，男儿膝下有黄金，但在马植的人生哲学里，若是拜真佛，屈膝又何妨？他知道，若想在南朝建功立业，童贯就是他的真佛，见到童贯之后，更是坚定了这个念头。
    再说童贯，虽然摆出上国使节的派头，但见到马植相貌堂堂，器宇不凡，也在心中暗暗叫好，是个人物。马植虽然行的是叩拜大礼，但神色之间毫无奴颜之气，举手投足很有大家之范。童贯久历宦海，阅人无数，他料定此人非等闲之辈，又是深夜来访，更非比寻常。他不再托大怠慢，而是收起黑面、下得堂来，满面堆笑地将马植引入内账、请为上座。
    宦官重财，天下皆知。为求见童贯，马植也不敢免俗，他备足了见面礼。几番寒暄后，他献上镇宅之宝，西域夜明珠。
    童贯可不是乡巴佬，他是见过大世面的，天下的珍奇瑰宝赏玩无数，光是府中收藏的珍宝就不可胜数。他见到马植所献之物，虽有些惊叹，但也只是多看了几眼，甚至都没有起身离座。马植迅速捕捉到了童贯的心思，便起身向他介绍这颗宝珠的来历。
    这颗夜明珠的珍贵，不仅在于个头大、晶莹剔透、夜如明灯，更在于离奇经历。相传，宝珠当年由突厥颉利可汗进献给唐太宗，成为唐代宫廷的镇宫之宝，历经武周之变，玄宗将其赐予爱妃杨玉环，放置在两人寝宫之中。后来，又经安史之乱、黄巢匪患、五代乱世，辗转落入辽太宗之手，自此在大辽宫廷代代相传。数年前，机缘巧合，马植以半数家产之资，从一名老宦官手中购得此宝。私藏国宝，这也是政治对手们检举他的重要借口。为此，他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因老宦官去世、死无对证，他坚决否认，官府在他家掘地三尺也未有所获。
    听完马植所言，童贯也不禁啧啧称奇，转而起身仔细端详，此宝确非寻常之物。童贯虽然心中喜欢，但毕竟与马植素昧平生，对方夜半献此重礼，他摸不清虚实，不敢冒昧，坚辞不受。
    坐怀不乱真君子。马植见童贯有如此定力，对他倒是多了几分敬意，想来此人还是有几分道行的，并非传言那般视财如命，看来选择童贯作为引路人，倒是没有看走眼。
    既如此，马植不再迂回兜转了，决定单刀直入。
    他起身郑重其事地说道，献宝不过托辞，深夜来此，是有军国大计献给大宋和太尉。

    （157）
    闻听此言，童贯心头一紧。
    相比较珍宝，他更在意军国大计，这才是北行燕地的目的。
    童贯眼睛放亮，挥手示意马植落座，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这次出使，他身负刺探辽国军情的使命，无奈辽人戒备严密，饶是他多方打听，也所获寥寥。这几日，他正在为此发愁，不知回国后怎样向徽宗复命。
    马植开门见山，直接献上锦囊妙计。
    所谓锦囊，一言以蔽之：联合女真、夹击辽国，灭辽后双方瓜分辽国疆土。
    后世评论，马植此计，堪称北宋版的隆中对。
    马植出生世家大族、熟悉北方民情，曾任辽国高官，熟知辽国朝政，曾出使大宋和西夏，还与女真人打过多年交道，这样的独特人生经历，让他对天下大势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
    在他看来，西夏虽强悍有力，但地陋民稀，终究只能自保；大辽虽庞然大物，但立国已逾两百年，国内贪腐横行、朝政弊病丛生，已然外强中干、虚有其表，一只病虎而已；女真人则不同，阿骨打雄武异常，女真军队锐利无比，犹如旭日初升、朝气蓬勃，前途不可限量；大宋人口众多，国富民强，又据有中原广袤之地，是有着雄厚实力的老大帝国。如能促成女真和大宋结盟，南北夹击辽国，必能一举攻灭之。
    马植的话，慷慨激昂、滔滔不绝，说到兴奋处，他不禁地起而行之、手舞足蹈，或紧握双拳、或怒目而视、或开怀大笑。他的这番话，犹如黑夜里的一盏灯，瞬间照亮了童贯的眼睛，让他一向高深莫测的眼神里，也多了几分兴奋、激动，忍不住在内心里为这个主意叫好。听到几个关键处，童贯几乎要击掌庆贺。
    然而，强烈的理智又让童贯极力保持着克制，脸上一如往常的平静。他反复告诫自己，要冷静、要冷静。他是来辽国打探虚实的，又怎知眼前的马植不是同道中人呢？对马植来说，这番宏论虽然没能激起童贯立即作出反应，让他略有些失望和惶恐，但他知道现在绝不能停下来。
    有些事情，既已打开话题，就像拉满了弓，必须把箭射出去，错过这样的时机，可能再也没机会说了。
    马植后面的话，重点是在强调，他不仅能提出策略，还有实现策略的能耐和本钱。他在辽为官时，早年曾作为朝廷官员驻守女真人的领地，对女真风土人情了然于胸，更与阿骨打有过来往，颇有些交情。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更有底气、更有把握，也更有信心居中联络促成大宋、女真结盟伐辽。
    在阿骨打之外，他还浓墨重彩的介绍了女真人的战斗力：女真铁骑攻伐凌厉、天下无双，一旦起兵，辽人必无法阻挡。
    话到最后，马植下了结论：大辽日渐衰朽，阿骨打起兵就在眼前，长则5-8年，短则3-5年，女真定会吞灭辽国。机遇百年难逢，可遇不可求，而留给大宋选择的机会，稍纵即逝。
    至于这条计策的红利，这也是最重要的，马植说的简洁而明确：灭辽后，女真占有辽国北方莽莽草原，大宋收复幽云故地，恢复汉唐旧疆。
    一番慷慨陈词之后，马植收住话头，死死地盯着童贯。
    试问，这样巨大的诱惑，童贯能否抵挡？

    （158）
    马植的奇谋和雄辩，让童贯陷入了沉思。
    如果说，此时北宋朝廷还有那么几个人，能够看清天下大势，童贯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这与忠奸无关，这是一个人的经历、历练和眼光。
    徽宗继位以来，长期任用蔡京为相，朝廷上下多为他的亲信私人，这些人帮着蔡京不停打压异己，围着徽宗整日歌功颂德，贤能之士或避身自保、或被贬夺权，众多宵小之徒登堂入室，朝堂之上越发浑浊不堪。
    童贯，虽然被清流们私下里痛骂为阉奴，但这些年来，他出将入相，连续领兵与吐蕃、西夏作战，无论成败、虽有侥幸，却都是真刀真枪，远非那些磨嘴皮子的文官清流可比。实际上，历经多年军旅生涯的磨砺摔打，让他无论在格局、眼界、视野上都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早已不是吴下阿蒙。
    马植的话，若是在东京说给其他官员听，他们会以为这是天方夜谭惊诧莫名，但童贯不同，他在脑海里飞快地将马植的话与在辽国的见闻进行匹配，并找到其中细节来相互验证，虽然不能马上就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显然马植所言绝不是空穴来风，马植的建议则称得上高屋建瓴、高人高见。
    只是，多年的宦海浮沉，童贯早已练成了掩饰情绪的高手，什么时候该有什么样的表情，甚至细微的肢体语言，他都拿捏的炉火纯青。话说回来，对童贯这样的高官来说，这点本领也就是雕虫小计，不值一提。如是连这点能耐都没有，还想混官场、走仕途，那无异于痴人说梦，更不可能坐稳屁股下面那把椅子。
    做官的人，最讲究官样。所谓官样，不仅有仪态、步态、语态、体态，更得有嬉笑怒骂、翻脸如翻书的本领，根据场合、时机、对象随时无障碍切换。如此看来，官员又如同戏子，干得都是一样的活，但究其本质，又完全不一样，戏子演的是别人，官员演的是自己。
    眼下，听着马植的高谈阔论，童贯始终面色如水、稳如泰山，只是偶尔微微颔首以示对马植的鼓励，让他接着说下去。然而，平静的外表之下，他的内心深处早已波澜起伏，既有大惊又有狂喜。惊的是，传闻中茹毛饮血的女真人竟如此强悍，连骁勇善战、勇猛异常的契丹人竟也无法抵挡；喜的是，老政客的职业敏感告诉他，这是建功立业的绝好机会。虽然，在这刹那间，他并没有具体的思路，但对老练的政客来说，总能从这巨变的前夜嗅到机遇的味道。童贯不禁在想，这样百年难得的机遇，居然让他赶上了，莫非这是天意使然？
    老谋深算的童贯，在心中愉快的推演，诚如马植所言，果真能收复燕云故土，那就是千古功业，必将名垂史册、彪炳千秋。宋人都知道，神宗曾诏告天下，凡收复幽云十六州者，封王爵。异姓封王，这是人臣的最高荣耀，对于没有帝王心思的宦官来说，这算得上是人生终极梦想了。
    这样的诱惑，童贯着实无法抵挡。

    （159）
    纷乱的思绪，让童贯有些分神。
    他沉浸在对未来最美好的幻想之中，以至于马植后面说的话，他都没怎么听清。好在，惯有的理性又将他硬生生地拉回现实。
    他反复告诫自己保持清醒，要先确认这背后是否有阴谋，前方是否有陷阱。这些年来，不管仕途险恶还是战场凶险，正是靠着这种最兴奋时的理性，让他屡屡化险为夷。他从最卑微处一路攀爬，见过太多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由高处跌落深谷的大人物了。
    这不是保守，这是理性。实际上，人爬到一定的位置，得到已并非最重要的，失去才是真正可怕的。
    他是孤身访辽，对马植底细并不清楚，怎能轻信他片面之言；纵然马植所言非虚，但宋辽盟约是两国基本国策，更有延续百年之好，维系着亿万生灵的家业福祉，又岂能轻言毁之？
    这事太大了。大到哪怕只是想一想，都让人不堪其重。
    如果，马植是辽人派来试探虚实的，那他任何的表态，不仅会招致个人的灭顶之灾，还会让辽人找到撕毁盟约、攻打大宋的借口。想到这里，童贯脑后犹如凉风吹过、后背冷汗涔涔，他有些懊恼，自责修炼不够，过于容易受人牵引了，这实在是不应该。
    不过，就此放弃这可能的、难得的重大机遇，童贯又实不甘心。如果他生来就是个四平八稳、不敢火中取栗之人，那他可能还在宫里正刷着马桶。在童贯的人生哲学里，任何东西都是搏命拼来的，无论是混迹街头与乞丐争抢的馒头，还是皇宫内苑与宦官争斗的恩宠，还是西北战场与敌军拼杀的城池，哪一次的成功不是靠博命拼来的？
    随着官越做越大，他就像赌场里的老赌棍，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筹码，有时反而会想，反正所有东西都是赢来的，人生早已够本，既如此，再押一把大的也没什么大不了。
    思来想去，童贯决定先考验下马植的成色。
    童贯起身，避开了马植充满期待的目光。
    在来回踱了几步后，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冬去春来，东京已是百花盛开了。说完，他便沉默了，只是盯着马植。
    这下，马植糊涂了，他不知道童贯这是何意。在来之前，他设想过很多种情况，这样的场景却是意料之外。

    （160）
    好在，他脑子转得快。
    稍稍厘清思路，马植双膝跪地，一字一句的说道，他愿意带领全家老小去往东京，余生誓死效力大宋。
    童贯听完，赶紧伸手扶起马植，嘴里说道，如此甚好。
    童贯的老辣和马植的机敏，都令人佩服。童贯要以马植全家老小为质，以此来检验他的忠心。马植完全会意，便以此来表明心志。这两个人，真是心有灵犀。
    大事谈妥，童贯牵着马植的手，亲自将他送往帐外。
    大帐外，天色微明，几颗孤星挂在寥落的天空上。北国的初春，寒风依然凛冽，吹在脸上有些刀割般的透凉。童贯伸手为马植整理了衣帽，在马下拱手相别，目送他离开。
    直到马植完全消失在视野里，童贯依然独自伫立着。寒风中，他整个人完全冷静了下来，刚才的欣喜已了无踪影，又似是化作了千钧重担，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许久，童贯才转身回帐。
    卢沟之畔，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如同曾经无数的过往一样普通。可谁又能想到，就在这普通的夜晚，就在这郊外的营地，两个人的彻夜长谈，竟决定了无数人的生死、无数家庭的悲欢，甚至决定了三个王朝的命运。
    后来，经过一番煞费苦心的乔装打扮，童贯将马植和他的家人带回了大宋。回到东京后，童贯将马植改名为李良嗣，藏匿在自己府中，除不时请教辽国和女真的情况之外，三日小宴、五日大宴，锦衣玉食，照顾的非常体贴周到。
    早在回程的路上，童贯就已拿定主意，要将马植献给徽宗。这也是马植的夙愿，他不断在童贯面前提及。
    不过，童贯倒没有着急引荐，他需要继续观察，确保万无一失，再有就是寻找合适的时机。对他来说，马植奇货可居，是重要的筹码，他要用好这个筹码，为自己赢得更大的权力、更大的荣耀、更大的功名。
    很多人论人论事，喜欢将政客看作投机之徒。其实，那多是旁观者站在个人的立场，一厢情愿地猜度。对局中人来说，从来就没有投机，他们所有的选择，无论平淡无奇、还是荒诞不经，无论蜻蜓点水、还是押上全部，都是精心算计之下最理性、最合理的选择。这种选择，没有情感、没有忠义，只有权力、只有利益，甚至只有生死。
    这是需要勇气的。当然，勇气的另一面就是赌性。
    对官员来说，没有赌性，或者说有赌性无赌胆，做个刀笔小吏、养家活口或许没问题，但想要荣膺封疆、出将入相，那就是痴人说梦了。官做到童贯这个份上，又有几人不是大赌徒呢？换句话说，不赌行吗？当然不行。到了童贯如此的位置，已经没有退路了。行与不行，都得放手一搏。
    这个搏，可不仅是搏个官位、输点钱财，而是博命，是你死我活、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害怕吗？对不起，胆小者莫入此门。在权力斗争中，最终比拼的自然是实力和时运，但催化剂的力量也不容低估，那就是胆魄。没有胆魄，就请不要吃这碗官饭。
    有了筹码、有了胆魄，童贯静待时机。在一番精心谋划、渲染造势和层层铺垫之后，他终于将马植带到了徽宗面前。

    （161）
    东京，皇宫，徽宗的书房。
    昨天的马植，今日的李良嗣，一个世居辽国的汉人，出现在东京的皇宫内院，跪在大宋天子面前。他的身份有些奇怪，既非辽国公开使节、又非皇帝私人代表，既非叛逃者、又不似归降者，却是来献计帮忙的。这样的场景，在宋辽百年交往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
    马植，终于见到了大宋天子。如果说拜见童贯只是开始，那面见徽宗才是马植的最终目的。他必须要见到天子、当面游说，才更有可能实现心中的抱负。
    徽宗面带微笑、态度随和，并无凛凛威风，倒显得有些亲近。
    这让马植绷得紧紧的心，稍稍松弛了下来。
    在徽宗的示意下，他开始了表演。是的，是表演。
    他说出了锦囊妙计。经过这段时间的打磨完善，这个计策听上去更加完美，也更加天衣无缝了。
    更重要的是，他为这个计策加入了情感，那就是无数北国汉人梦回故土、回望中原的深深眷念。他说的大义凛然、讲的慷慨悲壮，说到动情处，更是潸然泪下，不能自已。
    实际上，过于情绪化的表达，在君王面前原本是没有多少功效的。多数的君王，都是不相信眼泪的，他们更习惯权力、实力和利益的思维模式。可眼前的徽宗皇帝，却偏偏是个书画天子，是个艺术大家，这样的人难免情感充溢。
    很显然，这是童贯为马植量身定做的戏码。果然，徽宗完全听进去了，听到伤感处，甚至情不自禁地落了几滴眼泪。
    见到徽宗的眼泪，马植知道自己离成功不远了。
    接下来，他详细论述辽国和女真的力量对比。
    他的家族世代为官，祖上百年积累下来的对辽国的深入了解，派上了大用场。对于辽国的风土人情、幅员地理，军国大事、朝廷争斗，现有辽国高官重臣的脾气秉性、性格特点，甚至是宫闱内幕，马植说起来都如数家珍，流畅而又详实。
    即便偶有不实或添油加醋之处，因他说的详实且细致，外人也无法察觉。很多新加的内容，童贯也是第一次听闻，他明白马植之前有所保留了，对于马植这点小心思他也能理解，也就不去计较了。
    在马植的口中，大辽早已是强弩之末，外强中干而已，天祚帝的统治摇摇欲坠，境内各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北国汉人更是翘首以待王师久矣。一句话，辽国大厦将倾，只待最后一击。
    女真人，则完全不同，他们雄姿英发、气势如虹，他们的军队摧枯拉朽、锐不可挡。
    马植还特别介绍了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对这个人，徽宗有所耳闻，不过从未往心里去，对这些蛮夷他没有任何的兴趣。
    这次，马植的介绍刷新了徽宗对阿骨打的认识，知道这是位有着宏图大志、雄武气概的英雄人物，非常寻常、不同凡响。很多女真将领的名字，徽宗也是第一次听说，名字太多了他记不住，只记得他们彪悍勇猛，像猛虎一般随时准备撕咬大辽。
    当然，马植重点介绍了他与阿骨打的交往，借此告诉徽宗，他和女真人是有交情的，所以才能够促成大宋与女真结盟。
    大辽必亡，女真必兴，只要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及时与女真人结盟、南北夹击辽国，就能分享女真崛起的红利，而这红利就是燕云十六州。
    在马植的话语里，这燕云十六州，就如同挂在枝头早已熟透的果子，只须徽宗用手轻轻触碰，就会悄然落入囊中。那份容易、那份自然，那份飘逸，让人神往、难以抗拒。
    徽宗的眼神有些游离了。他早已沉浸在马植的描述中，思绪神游天外，开始畅想建立千古功名的荣耀。
    很显然，马植没有辜负童贯的引路，他接近成功了。

    （162）
    马植的这番话，构成了一张完整的拼图。
    这张拼图，几乎就是那个时代的天下，这上面有着广袤的大地城池，这上面有着王朝的兴衰荣辱，这上面有着辽人、宋人、女真人等亿万人的身家性命。
    我们不禁在想，如此这般，手握天下兴亡的乾坤，捏着无数人的生死，马植知道吗，他在乎吗？他当然知道、也应该知道。那么，马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动机又在哪里？
    有人用他的汉人身份、故国情怀来解释。这是可以解释的，但显然过于苍白，也未必符合事实。马植的家族已在北国生活数百年，时间的冲刷之下，他对中原文化或许残留着些许仰慕之情，但要说这种情感有多么浓烈、多么炙热，恐怕很难说服人。
    说到底，这与身份无关，与情怀无关。这是个人的私念。
    在马植酝酿、筹划、献计的时候，他想到的可能只有自己。他要的是对大辽反戈一击、发泄不满，要的是趁天下大乱，建立不世的功业，青史留名万万年。在他的志向里，只有野心和仇恨，没有对大辽故国的怜悯、没有对女真蛮夷的欣赏、没有对中原故土的崇敬，更没有对亿万生灵的敬畏。
    马植，仍是个政治投机者。只不过，他投机的是天下，以几个王朝的国运和亿万人的生死为成本。
    实际上，在历史长河里，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他们像马植一样，被名利和爱恨驱动，不顾一切去投机天下。有的人，借着风云变幻，煽风点火，风借火势、火助风力，硬是搅动了天下，在社稷蒙尘、生灵涂炭之后，建立了所谓的千秋功业。有些人，还因此被后世顶礼膜拜、推崇备至，奉为功成名就的典范、尊为励志不屈的典型，真是让人无语。
    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怎样自作聪明、无论如何自鸣得意，却最终无法驾驭历史的洪流，被可能是自己掀起的巨浪吞没，还没冒起几朵浪花，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可惜吗？可怜吗？不！这是天道对他们的惩罚，也是善恶的报应。
    说到底，人生而为人，有些事明知不可为，而要为之；有些事明知可为，而不能为之。尤其是那些牵扯着国家根本、万民安危的事，慎之、再慎之、再再慎之，也不为过。
    人得有敬畏之心，敬畏天地、敬畏祖先、敬畏生灵。

    （163）
    这是绝密级的谈话。
    书房里，只有三个人，徽宗、马植和童贯。
    马植说，徽宗听，童贯看。
    实际上，在整个谈话中，童贯的表现值得一提。
    自从进了书房，君臣奏对开始，童贯就几乎将自己隐藏了起来，除了在需要认同、欣赏、支持时，配合以适当的眼神，他恰如空气一般。
    这正是童贯的老练之处。他明白只有这么做，才能让徽宗真正相信，在这件事中他是无私的、没有任何利益的，只是出于公心，全心全意为了朝廷和徽宗。
    当然，这里面还有自保之意。多日来，童贯反复琢磨这个方案，诱惑很大，风险不小。且不说能否顺利结盟，结盟后就定能灭辽？如果灭辽不成，被辽反咬一口，又当如何？即便灭辽，真能拿回燕云？即便拿回燕云，女真人就是个更好的邻居？
    所有的不确定，任何一个都是大问题。这些不确定，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如果是坏的结果，那会坏到什么程度，他心中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他可以引荐马植，这是对徽宗好大喜功的逢迎；但最好也只是引荐，决定权必须也只能交给徽宗，这是他对自己的保护。
    当然，以他对徽宗的了解，徽宗接受建议的可能性很大。即便如此，在徽宗决策的过程中，他也需要尽可能保持沉默。在力求自保的同时，也用这种方式向徽宗表明，在未来的结盟和伐辽大业中，徽宗才是最终决策者和唯一主导者，他不过是马前卒。
    如此的话，童贯的引荐之功还是有的。但越是有功，他越要表现得淡然，至少是伪装得淡然；越是大功，越要表现得风轻云淡。古今对照，相比那些猜透上级心思，为领导做了一点事就滔滔不绝、甚至指手画脚的人，童贯的表现可谓老辣。
    不得不说，童贯虽是大奸之臣，自有其过人之处。只不过，古往今来，能力和品德的统一，从来就是件难事。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再回到这件事本身，童贯的动机又在哪里？
    很显然，他也是投机者。但与马植不同，他毕竟是宋人，毕竟是朝廷的重臣，收回燕云失地、洗刷百年耻辱，应该也是他心底的梦想。如果说他只是一心投机、只为谋私，那可能也太绝对了，也未必是实情。
    说起来，童贯投机是真、谋私也是真，但为国谋事也不假。
    论人论事，又怎能完全黑白分明？

    （164）
    冷静下来，徽宗还是犹豫了。
    背弃大辽百年盟友，联合女真转头相攻，这事实在太大了。
    思虑再三，徽宗还是经住了诱惑，将马植的建议雪藏了。不过，对马植本人，徽宗还是恩宠有加，先赐姓改名赵良嗣，再赐官秘书丞，以示褒奖勉励。
    满心期待之下，却是如此结果，这让马植和童贯有些失落。尤其是马植，全家都已来到东京，归辽之路完全断绝，如今一脚踏空，让他不知所以。好在徽宗多有赏赐，童贯对他更是照顾有加，帮他重新安排宅邸，安顿好了家人，生活上安逸无虞，让他稍稍有些安慰。
    徽宗拿不定主意，童贯、马植也是无可奈何。客观上看，女真人毕竟还没有起事，其实力还没有展现出来，大辽看上去依然生龙活虎，马植所有的描述不过一面之词，在这种情况下，徽宗的谨慎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等待，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等什么呢？等马植的预言成真，等女真人起事和天下大乱。
    想想有些滑稽。人生在世，多数人希望生活在盛世。盛世好啊，天下太平、海晏河清，生活富足、安逸依然，优哉游哉，了然一生。可偏偏有些活在盛世的人，却渴望乱世，期待以乱世为舞台，只待天下大乱，便箭步冲上舞台，开启非凡人生。
    对大宋来说，这样的等待是滑稽的，也是致命的。
    如果真想结盟女真，就应该早早着手，早摸清虚实早作决断。道理很简单，既然结盟，就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对方势头将起未起之时，什么都好谈，所谈的条件也会更利于自己；等对方势头起来了再去谈，那主动性可就差远了，条件也不可同日而语。
    此时，如果大宋与女真结盟，以大宋的块头和中原王朝自带的光环，女真这时还没有起兵、还没有建国、阿骨打更没有称帝，显然没有太多与大宋谈判的筹码。如此，大宋不仅可以掌握结盟的主动权，对女真人和大金国的未来走向，也可能会有支配权。真要如此，那历史就完全不一样了。
    回头来看，如果宋、金必须结盟，这可能是最好的时间窗口。
    可惜，徽宗没有抓住，大宋也没有抓住。
    机会就是这样，过而不候，错过就错过了。
    时过境迁，万事不同。就像一道菜，哪怕是同样的餐馆、同样的厨师，同样两个人，味道可能却完全不同。何况是军国大事？
    实际上，不仅味道不同了，还有可能适得其反。
    以前是甜的，现在变成苦的了。

    （165）
    转眼，三年时光溜走。
    公元1114年，人在东京的马植，终于确认了消息，阿骨打正式起兵反辽了。接下来，大金建国、阿骨打称帝，女真人节节胜利、契丹人屡战屡败的消息，陆陆续续传到了大宋。局势的发展，几乎完全验证了马植当初的预言。女真军队果然势不可挡，看似庞大的辽国果然岌岌可危，天下大势果然巨变在即。
    在东京这几年，尽管马植低调行事，但时间久了，还是有很多人知道了他的身份。或许是因为马植从来都将大义和道德挂在嘴边，又或许是童贯的精心包装和刻意渲染，总之在众人的口中，马植是一个大义凛然、不忘汉家、缅怀故国的仁人志士。走在外面，他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多是人们的欣赏和崇敬。
    这就是马植要的效果，他享受这样的名声和敬意。
    如今，对辽、金局势的成功预言，让马植再次名声大振。
    实际上，这盛名，马植还是当得起的。平心而论，能够准确洞察天下大势，精准预言未来数年发生的重大事件，这就充分说明马植的观察力、判断力确非常人可比。
    这样的马植，自然是价值连城。
    马植的建议，自然是真知灼见。
    联金灭辽、收复失地的梦想，在徽宗心中全面复活。
    在这之后，他数次召见童贯和马植。从徽宗的书房到皇宫的后苑，他们讨论了一次又一次，参加讨论人员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很多朝廷重臣都参与进来了。联金灭辽，从马植曾经的个人构想，渐渐变成了朝堂的重要议题。而随着女真人的攻势越来越凌厉，议题的紧迫性也越来越强。
    可实践反复证明，决策之事，绝非人越多越好。雄主用幕僚，庸主也用幕僚，雄主是博采众家之长、再来一锤定音，庸主也是博采众家之长、却是越听越糊涂。
    徽宗，就听糊涂了。
    除了众人七嘴八舌，大家意见莫衷一是，还有个技术性的难题也成了拦路虎，那就是金宋之间隔着大辽，宋人无法绕过辽国与女真人接上头。
    也许，马植提出了解决方案，但却被众人的质疑淹没了。
    就这样，等了三年，又议了三年，这事还没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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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两宋繁华往事–宋徽宗时代(1、2、3卷已出版)我用心写 你认真读[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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