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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两宋繁华往事–宋徽宗时代(1、2、3卷已出版)我用心写 你认真读[第64页] |
| 作者:未央0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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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直到公元1117年，事情终于出现转机。 这年七月，徽宗接到山东登州知州王师中的报告，说是截获两艘由辽国飘至登州的海船，俘获了高药师等辽地汉人。这些人带领亲属老幼二百多人，原计划浮海去高丽避难，却被海风吹到宋境。奏报中，还附上了高药师等人对辽国现状的供述。 王师中的奏报，至少给徽宗提供了三条重要信息，一是辽国已然摇摇欲坠，真要结盟女真，就得抓紧了；二是辽东半岛已被金军占领，可以横渡渤海与女真人取得联系；三是本朝太宗年间，曾与女真人有过马匹的交易。 在童贯和马植等人强烈建议下，徽宗终于开启宋和女真交往的破冰之旅。不过，考虑再三，大宋没有直接委派使节，而是让高药师等人渡海前往辽东，以买马为名先与女真人接触，待摸清虚实后再作进一步的打算。 宋人谨慎，高药师更小心，他原本就是辽国难民，好不容易从辽东逃出来，却又接到这样的差事，心里该是一万个不愿意。果然，他乘船到了辽东，还没有靠岸，只是远远看到岸上有女真骑兵游弋，就吓得调转船头返回了登州。 大宋与女真的首次接触，就这样匆匆流产了。 回头来看，徽宗君臣等了三年、议了三年，最后竟将如此军国大事托付给了几个流民，这绝不是谨慎可以解释的，相反倒显得有点滑稽了。如果再联想后来局势的发展，这个滑稽的开局，恰恰是大宋幼稚、拙劣外交政策的缩影，更强烈暗示着一种宿命般的结局。 高药师，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难民，竟也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留在了大历史中。高药师，还有前文提到的郭药师，都是辽国人，看来当年辽国以药师为名的人不在少数。药师是佛名，是药师琉璃光佛的简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国佛教的兴盛。 不知是否受此启发，大师金庸在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塑造了一位经典人物，便称作黄药师，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东京城内，徽宗接到王安中的奏报，勃然大怒，立即下诏，令其选择能员干吏再次出海。 这次，徽宗有些等不及了，正式委派朝廷官员为使。 马政，就这样被选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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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马政，字仲甫，时任登州兵马钤辖、武义大夫。 这位临危受命走进历史的人，留下来的个人信息非常少。毫无疑问，这必是个有胆有识、文武双全之人。经历前番无功而返，在徽宗的问责下，王安中选人的首要标准，定是胆识和谋略。 马政，担任大宋出访金国的正使。 呼延庆，时任平海军指挥使，被选为副使。 呼延庆，是在民间赫赫有名的人物。在小说演义里，他被说成北宋开国名将呼延赞之后，有文武双全之才，有精忠报国之志；在戏曲界，有《呼延庆上坟》《呼延庆打擂》等传统经典剧目；在评书界，那更了不得，有“金呼家、银杨家”之说，呼家将是和杨家将齐名的大英雄。 这个呼延庆，就是那些小说、戏曲演义人物的原型。真实的呼延庆，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武将，精通女真语且能言善辩，故而被选中作为马政的副手。 公元1118年四月，马政、呼延庆及随从八十余人，肩负秘密使命，横渡渤海而去，拉开了一段大历史的序幕。 在苍茫的大海上，站在船头的马政和呼延庆，面对着万年不变的波涛，不知是怎样的心情起伏？是急不可待、跃跃欲试，还是惶恐不安、如临深渊？ 他们不知道，海岸边迎接他们的是美酒还是弓箭？他们不知道上岸之后的命运，更不知道还能否回到故土？ 他们的心里有无数的问号，等待着他们自己去解开。 个人的命运，国家的未来，在他们的脑海里翻腾交织。这一刻，他们或许会想到很多人，比如张骞、比如苏武。 也许，他们尽情畅想过收复失地、建功立业的美好未来；也许，他们在内心深处也有过疑惑，甚至质疑这样的使命，只不过作为朝廷官员，他们没得选、也选不了。 他们有些兴奋、新奇，不过更多的是焦虑、不安。 海上，起风了。 很快，风势越来越大，夹杂着豆大的雨点砸向海面。狂风巨浪中，这叶扁舟随风浪上下起伏，似乎随时都可能倾覆。所有的人，都紧紧抱住桅杆，才能勉强保持身体的平衡。 许久，风雨渐渐平息，他们过了一次鬼门关。 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仅仅是苦难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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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生死未卜的冒险之旅。 船刚刚靠岸，他们便落入金军之手。 为严守机密，马政等人即便钢刀在颈，还是咬紧了牙关，没有暴露使节的身份。他们自称宋朝客商，前来购买马匹且需求量巨大，希望能拜见大金天子。 金军将领半信半疑，却也不敢擅自处置，便将马政一行作为细作捆绑起来，用囚车押送到金国的上京。 一路上，马政等人没少遭罪，不仅路途遥远、饥餐渴饮，还要忍受金军的马鞭和羞辱。好在，押送的军卒并不敢杀他们。毕竟，他们是宋朝人。在此时的女真人心目中，那个遥远的、富庶繁华的中原王朝，还是令人向往和敬畏的。 在上京，马政等人终于见到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 这时，马政才亮明大宋使者的身份。 对宋使的到来，阿骨打君臣非常新奇，他们毫无准备。对于大宋，阿骨打相对普通女真人，也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更没有实际的接触。不过，对于这些突然闯入者，阿骨打还是给予了高度的礼遇，也几乎是最高的礼遇。 作为宋使，马政转达了中原天子对大金天子的问候，并表达了大宋的三点希望，希望与金国结盟；希望两国共同举兵夹击灭辽；希望灭辽之后，大宋拿回燕云汉家故地。 宋朝的三点希望，让阿骨打非常诧异，他立即召集众臣商议。 此时，辽国虽然被打残了，但依然老大不倒，如能够结盟中原王朝，南北夹击大辽，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没有理由反对。至于所谓燕云汉人故地，离他们实在太过遥远，以他们此时的认知，那么遥远且陌生的地方，根本没有太多吸引力，宋人愿意拿回去，那就拿回去好了。话又说回来，这些地方现在还在契丹人手里，拿别人的东西换个现成的盟友，何乐而不为呢？ 对金国君臣来说，做出决策并不困难，甚至很愉快。 很显然，与马政等人的初次会面，给阿骨打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后，他始终对大宋抱有足够的善意，应该就是源于这良好的第一印象。 结盟没问题，夹击灭辽更没问题。不过，有一条，阿骨打说的很清楚：想要拿回失地，就要出兵，凭实力攻下这些地方。潜台词也很清楚，大宋不能耍嘴皮子，想吃现成的，那不可能。 这倒不是他对女真军力不够自信，迫切需要借助外援，而是源于一种生活和思维的习惯。此时，女真人虽已建国，但君臣上下依然保留着浓浓的部落生活习气，想要分享猎物，就必须参加狩猎，这是他们生来就懂得并世代遵循的道理。 双方商谈的细节，早已湮没在了历史里。不过，很显然，谈判很顺利。仅仅数日后，阿骨打便派出了回访使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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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金使也是位汉人，可能是降金的辽国人，李善庆。 或许是马政主动提出，也可能是金人的要求，宋使中有数人被留在了金国上京以示诚意。 公元1118年十月，马政、呼延庆陪同李善庆返回大宋。 三个月后，金使到达东京城。 出于保密的考虑，宋朝方面并没有大张旗鼓的接待金使，虽然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但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徽宗并没有召见金使，更没有出席欢迎金使的国宴。 外交上，相互对等是最基本的原则。徽宗这么做，是不符合外交规矩的。要知道，阿骨打不仅多次接见马政等人，还数次亲自设宴款待宋朝使团。 这是个明显的信号，充分体现了宋朝君臣的复杂心态：他们既想结盟金国，借女真之势夹击辽国、拿回失地，又天然的、不自觉的带着优越感，觉得自己远远高于女真人。这种不切实际、盲目自大的心态，在宋与金的交往之中始终存在。深究起来，这正是宋朝后来外交上政策摇摆、昏招迭出、事故频发的心理根源。 既要友好合作，就得双方平等，这是起码的诚意。想要拉开层次、高高在上，也不是不可以，前提得实力足够。如果实力不够，甚至力不如人，还要硬装大个，最终的结局是不会太美妙的。 在这问题上，徽宗与阿骨打相比，高低立现。 有人说，阿骨打之所以接见并宴请宋使，是出于北方民族固有的豪爽性格和不拘小节。要说，这方面原因肯定有，但如果仅仅是这么看，那就太小看阿骨打了。 要知道，阿骨打是大金王朝的开国者、是太祖皇帝，是不世出的女真大英雄。这样的人，定是有着胸怀博大的气度和吞吐天地的志向。这样的人做事，不会拘泥繁文缛节，更不会被俗套束缚。他之所以厚待宋使，根本上是他敏锐的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机会，值得他做出有足够诚意的姿态。即便在此之前，他可能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但当问题突然出现时，他能迅速的因势利导、为我所用、抓住主动权，这就是雄主的气概和手腕。 相比之下，坐拥泱泱华夏的徽宗，实在太小器了。 这样的人，不胡乱折腾，萧规曹随、无为而治，做个太平太子就是福气了。居然还想着逐鹿天下、收复失地，建立万世不易之功，自讨苦吃、灰头土脸，几乎就是难以避免的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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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蔡京、童贯，主持了与金使的谈判。 李善庆明确转达了阿骨打的意思：同意金宋结盟，同意夹击辽国，同意宋朝拿回燕云失地、前提是宋军自己打下来。 这些都是原则性的意见，双方都没有异议。谈判很顺利，宾主双方很愉快。只不过，这种粗枝大叶的谈判，遗漏了太多的细节，为日后埋下了祸根。 当时，女真刚刚建国，朝政正处于草创阶段，又是结盟的被动方，细节上考虑不够深入，还在情理之中。大宋作为中原王朝，有着丰富的外交实践和经验积累，又是结盟的发起方，却在谈判中忽视细节，就十分不应该。徽宗君臣的昏庸，至少是平庸，就暴露无遗，也无可辩驳了。 比如，有个致命的细节就被忽略了，那就是燕云的实际范围，到底包括那些地区。 在宋朝这里，所谓燕云失地，在燕云十六州之外，还包括营、平、滦三州，前十六州是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后三州则是更早期契丹人从唐末幽州藩镇刘守光手里夺取的。徽宗君臣想当然地认为，这些都是契丹人占领的汉家故地，都要一并拿回来。 女真人，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深究，可能是当时他们的王业刚起步，还偏居东北一隅，对燕云地区缺乏直观的了解，对其重要性也缺乏足够的认识。 谈判的结果，被迅速报给了徽宗。 徽宗很高兴，宣布改元庆祝，将年号由重和改为宣和。这时的徽宗，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改元，宣和将成为他帝王生涯最后的年号，而且这个年号将与耻辱深深绑定。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年三月，徽宗派朝议大夫、直秘阁赵有开为正使，武义大夫马政、忠翊郎王环（登州知州王师中之子）为副使，陪同金使李善庆，再次出访金国。 很显然，这次使团的级别有明显的提高。初次出使，马政、呼延庆等人都是地方官员，还是带有试探的性质，这次的正使是京官，更符合国家使团的定义。 在使团正式出发前，马植站了出来。 他对出使的关键细节提出了异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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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异议的焦点在于，外交礼仪。 蔡京等人固执地认为，女真人虽然建国，仍不过是蛮夷而已，阿骨打充其量相当于中原的节度使，对他们使用诏书即可。 马植对此坚决反对，他主张平等看待金国，使用正式国书，既表示对阿骨打的尊重，也更能体现结盟的诚意。 争论的结果，马植输了。使团带着诏书出发了。 马植，也只能苦笑。 实际上，徽宗君臣关于马植的使用，也值得玩味。按理说，马植是宋金联盟最初的提议者，他又熟悉女真人的情况，与阿骨打等人还有交情，由马植领衔出使女真，应该最合适不过了。而且，人人皆知马植苦等这天久矣，是绝不会推辞的。可惜，马植却被晾在了一边，不仅无法出使，连他的建议也被置之不理。 说起来，原因很复杂。 这里面，夹杂着朝廷的权力斗争。要知道，马植毕竟是童贯推荐的人，就冲这点，就一定会有人反对马植出使。眼看宋金结盟已是弦上之箭，巨大的功名就在眼前，他们不会再给童贯往脸上贴金的机会。对此，童贯即便心知肚明，恐怕也是无可奈何。 这里面，还有个华夷之辩的问题。说到底，马植虽为汉人，但毕竟生在辽国、长在辽国，事到临头，朝堂上的质疑之声是不会少的。用人之策，疑人之心，徽宗君臣还是小家子气了。 没想到的是，使团离京不久就出了变故。 当使团行至登州，准备渡海之时，正使赵有开染疾病故。正当宋朝准备更换人选的时候，辽国方面又传来消息，说是辽金和谈成功，双方罢兵修好了。 接连的变故，让宋朝君臣好一阵手忙脚乱。最后，宋朝在没有核实辽国信息的情况下，下令停止使团出访，仅委派呼延庆护送李善庆返回金国，所带诏书也换成了徽宗的亲笔信。 毫无疑问，相比较首次不远万里找上门，宋朝这次表现出来的诚意，只能用清汤寡水来形容了。 金使返回上京后，得知原委的阿骨打大为光火，对呼延庆的解释毫不理睬，直接将其扣留军中达半年之久。 实际上，在与宋人接触的同时，阿骨打确实在和辽人谈判。 他接受了谋士建议，即：新立之邦必须先得到大国的册封，如此方能国祚绵长，江山永固。由此，阿骨打遣人到辽国请求册封。 这原本是天祚帝的好机会，他可以借机与女真人修好。没想到，辽国君臣讨论了许久，竟是册封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辽人耍的小心眼，让阿骨打这个正牌的大金皇帝十分恼火，彻底放弃与辽国的和谈，金军也再次大举攻辽。 对辽、金的这些事，宋朝君臣两眼一抹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既然要逐鹿天下，又怎能如此迷糊呢？ 除却情报上的滞后，还有决心的问题。大国博弈，双方胜负的关键有时就在毫厘之间，实力之外更需要坚定如磐的决心，又怎能如此三心二意呢？ 为收复燕云，徽宗君臣处心积虑多年，既要联金灭辽，形势刚有点变化就退缩回去，国家大计又怎能如此首鼠两端？ 这样的大宋，真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宋人反复无常的形象，就此在女真人心里扎了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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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公元1119年12月，阿骨打放回了呼延庆。 临别之际，阿骨打郑重告诫他：联盟攻辽是宋朝主动提议的，原本就不是金国的本意，大金完全可以独自灭辽，前番答应结盟不过是出于两国友谊的考虑；然而，宋朝出尔反尔，让大金受到了怠慢、感到了侮辱，结盟之事，再斟酌吧。 阿骨打此番诛心之论，与首次见马政时热忱相比，已是天壤之别。话虽然刺耳，但却是实情，更没有失实或夸大的成分。 当然，阿骨打也没有把结盟的大门关上，他把门掩上了。他这么做无可厚非，说到底他有这个实力。这两年来，金军与辽军的作战更加顺利，天祚帝已成惊弓之鸟，在金军的追击下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如果说，灭辽以前只是女真人的梦想和口号，如今已渐成现实，触手可及了。 树已长成，花期已过，果实累累。这时候宋人想来帮忙摘果子，却又没有太多诚意，这怎么能行呢？ 不过，对于这个庞大的中原王朝，金国君臣还是有几分忌惮。这份忌惮，有对华夏数千年传承的敬畏，有对中原繁华富庶的向往，不过更多的还是对大宋实力的未知。 作为杰出的猎手，在没有完全摸清对手虚实的情况下，保持足够的谨慎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如此，阿骨打即便十分不满，却依然保留了结盟的可能。 这下，大金把球又踢给了大宋。 收到呼延庆带回的消息，徽宗君臣有些惶恐地接过了球。自此开始，他们再没机会主动发球了，发球权掌握在了女真人手里。换句话说，在宋金结盟的问题上，宋朝彻底失去了主动权。 酝酿近十年的结盟，一朝丧失了主动权。 如果是寻常之事，丧失主动权也就罢了。问题是，眼看着金军摧城拔寨、摧枯拉朽，所有人都开始意识到，辽亡金兴已是大势所趋，无论是否愿意，与女真人打交道已成必然。 结盟，女真就是朋友；不结盟，女真就可能是敌人。 很显然，徽宗君臣不想得罪女真人。 缓过神来，次年2月，宋朝再次遣使出访金国。这次，大宋不容有失，徽宗也没再犹豫，直接选定马植为使。 接到任命的马植，感慨万千、泪流满面，从公元1111年夜会童贯、迁入东京，冬去春来、寒暑易节，至今已是九年时光了。 马植，立即上路，怀里揣着徽宗的亲笔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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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使团出发时，元宵节刚过，东京城仍是一幅节日的景象。 元宵节，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对爱热闹的东京市民来说，这是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光。当此时节，王侯权贵、富家大户们，饮酒赏灯，猜谜填词，尽情地欢愉，好不快活。 街头巷尾、汴河两岸，人们传唱着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是的，元宵时节的汴河两岸，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对寻常百姓来说，他们更在意的是家人团圆。很多人流连于汴河码头，这是在外的亲人回乡上岸的地方。这些归来的人，有的是在外营商的买卖人，有的是在边疆戍边的士卒，有的是云游天下的好汉。 这些从天南海北回来的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喜悦和兴奋。是的，回家总是让人满心期待。家，永远是人生的方向。 有归来的，就有远去的。有离家的，就有回家的。 对马植来说，这趟出使，既是离家又是回家。离的是东京的家，回的是辽国的家。 这样的行程，注定意义非凡。 这日下午，从东京城走出了一支不长的队伍，约莫三十来人。这些人全是客商打扮，不过从他们整齐的步伐、庄重的面容、马匹的精良，又远非一般商客所能比。出城后，他们绕过繁华的汴河码头，找了条小路避开人群，径直来到汴河下游的一处野渡口。 在这里，有一艘大船泊在岸边，船头立有一人，正凭栏远望，见队伍走近，便下船来迎接。此人正是童贯。 这群客商，正是朝廷派往金国的使团。因城内有大批辽国客商往来，还不时有辽国使节来访，为避免走漏风声，造成外交上的被动，使团只好如此乔装打扮。 兹事体大，徽宗不能亲授符节，便令童贯在汴河边为使团把酒壮行，务求与金国结盟成功。 马植，跃马走在人群最前面。如今众人多称其赵良嗣，后来他官拜龙图直学士，人们也称其赵龙图。 此刻，马植身负大宋天子皇命，担任出访金国的正使，着衮袍，跨骏马，飞驰在东京郊外，不由不感慨万千。从他脑中灵光乍现般闪过推动大宋联金灭辽的想法，到去见童贯、来到东京，从蒙徽宗数次召见、再到衔命出行，期间经历了多少辗转反侧、有历经了几多煎熬难耐，辛酸荣辱又有几人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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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这些年，马植过得很不容易。 年华渐渐逝去，两鬓白发丛生，过往的雄心碎了一地，除了坐看花开花落，他竟没有丝毫的办法。这样的无奈，对一个志在天下的人，又是怎样的煎熬？ 有时候，他甚至有些后悔了，后悔想出如此计策，后悔直接去见童贯，后悔举家迁入东京。但，更多时候，他仍然无怨无悔。或者说，他更愿意无怨无悔，只有这样，付出的一切才有价值。 夜半时分，马植也曾扪心自问，虽是汉儿，但毕竟是辽人，祖上世受辽国恩惠，为何却要献上如此之策？难道只是为了报复政敌，只是为了求取富贵等等？不，这些是原因，却不是根本的原因。挖到内心深处，根本的原因只有四个字，不甘平庸。 不甘平庸，说来容易，却几乎是人世间最大的志向。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几十年的岁月，匆匆即过。多少人曾经凌云的志向，被现实的生活磨得破烂稀碎；多少人曾经冲天的豪气，被五斗米的困境逼得无处躲藏；多少人曾经高昂的头颅，被官大一级的压力压得唯唯诺诺 生活竟像顽皮的魔鬼，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让人屈服，让人接受现实。可当你真屈服了、认命了，却并不能换来魔鬼的赦免，反而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戏耍和折磨。 有人看清了生活的本质，选择了不被戏耍，选择了不甘平庸。 不甘平庸，就是不屈，就是抗争，就是无论生活如何做鬼脸，永远怀揣梦想，永远在心里高高昂着头。古往今来，这四个字不知激励了多少人，让多少人熬过了寂寂无名的时光，历经岁月的搓揉始终不放弃、不认命，最终拥有了灿烂的人生。当然，这里的灿烂是中性词，没有加上道德的标准，只是客观的存在。 马植的不甘平庸，要的就是灿烂的人生。 他自幼饱读儒家经典，最佩服那些名垂青史的大英雄，梦想着自己也能建立封狼居胥、流传千古的不世功勋。对那些史书中惊鸿一瞥、不入流的小人物，多是不屑一顾。 只是，随着年岁渐长又历经宦海浮沉，他才发现，人生何其短，仕途又何其难，几十年的奋斗，他仍不过是个小角色。更重要的是，在辽国的官僚体制下，以他的出身和家世，即便官复原职，日后也未必能入中枢。换句话说，他的人生之路，几乎一眼就看到路的尽头。 回望人生，他深刻意识到，自己曾经是多么年少轻狂，居然还看不上那些史书中的小人物和匆匆过客。现实对他来说，别说不世功勋了，就是在史册中留下名字都无比之难。认识到这样的现实，让他沮丧不已、黯然神伤。 他不甘心碌碌平生，更不愿意被历史彻底湮没。他想做主角，成为那种千百年以后，依然被人口口传颂、津津乐道的大人物。这个念头，在女真人崛起后，更加强烈了。他预感到天下就要大变，他不想苟活在即将到来的乱世里，或者某日冤死在无名小卒之下。那样的话，别说千年，就是百年后，哪怕是他的后人也未必还记得他，知道他曾经存在过，有过几十年鲜活的人生。 就这样，推动宋朝女真联盟、夹击灭辽的妙计，横空出世。 宋、辽、夏三国，鼎立并存已逾百年。 马植的计谋，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乎天下乾坤，千万人的命运。很显然，此计一旦实施，就是个巨大的舞台。而这个舞台，由他的天才想法而起，他便是天生的主角。 东京城里的日日夜夜，无论多么焦虑不安，无论多么惆怅彷徨，每每想到这里，他就坦然了。为了实现梦想，付出再大的代价、经历再长的等待也是值得的。他等，苦苦地等、艰难地等。 如今，终于迈出梦想成真的关键步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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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人生最美妙的事是什么？ 可能是梦想成真吧。 当大宋使团成行，马植跨下的骏马踏出东京城，他的梦想就在渐渐变成现实。 虽然之前马政、呼延庆曾到访大金，但结盟的事并没有敲定，反而横生枝节，双方徒生嫌隙。大历史，最终还是将机会留给了马植。此番马植临危受命，正是要将双方拉回谈判桌前，让结盟大业重上正轨。 想来，这个扭转乾坤的计划由马植最先提出，如今又由他亲自去力挽狂澜，仅此一点，他就登上了大历史的舞台，注定要青史留名。这也是马植划定的人生底线。在这个意义上，他已经成功了，后面的一切都是红利。 这国与国就像人与人，一见钟情不容易，破镜重圆则更难。如今女真对大宋有了芥蒂，结盟之路注定不会平坦。有人还为此劝过马植，劝其不要接这趟差事；有人还说，女真人粗鄙不堪，此行可能会搭上性命等等。说这些话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有人出于善意，有人出于嫉妒，还有人则是人云亦云。 然而，这些话根本入不了马植的心，这些年来，这样不咸不淡的话，他听过太多太多了，早就脱敏了。不是马植看不见困难，而是无论怎样的艰难，他早已不去考虑。或者说，他倒是乐见这些困难的，唯如此更突显他的独特价值。 再想想看，他自己编的戏、自己搭的台子，却又在台下苦苦等待多年，如今终于有机会登台演出了，还会考虑演出的困难吗？不会的。再难他都义无反顾，再难他都乐在其中。 往前走，享受追梦的过程，哪怕赔上所有、甚至搭上性命也在所不惜。有时候，梦想实现的过程，甚至比梦想本身更美妙。 正因为有如此超然、豪迈的心态，虽然身为正使、肩负重任，马植却没有任何负担，没有恐惧、不安和疑惑，只有期待、兴奋和痛快。 是的，就是痛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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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马植，远远望见了童贯。 他只是礼节性地朝童贯挥挥手，并没有快马加鞭，仍保持着既定的速度。很显然，这是有些怠慢的，不过马植并不在意。 在东京这些年，童贯也好，徽宗也罢，他都有些看透了。 尽管他们一直在笼络他、照顾他、勉励他，给他华服美宅、高官厚禄，但在内心里，马植并不感激他们。他很清楚，无论说的如何天花乱坠，在徽宗君臣心里，自己不过是为他们攫取功名的马前卒。 看清楚这点，马植并不沮丧。君臣上下、同僚之间，原本就是相互利用、各取所需，如此而已。那些所谓的君臣大义、志同道合，不过是拿来蛊惑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对马植来说，两鬓的白发就是沧桑的见证，他对这套说辞早已脱敏了。 为实现心中宏愿，他甘愿做个马前卒。不过，话说回来了，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谁是马、谁是卒，恐怕还得走着瞧。 本质上，徽宗、童贯与马植，他们互为工具。 是的，包括徽宗在内，都是马植实现理想的工具人。 以天子为工具，看上去不可思议，可自古以来这样的人还少吗？稍稍拉长历史来看，秦国嬴政是不是吕不韦的工具？宋朝神宗是不是王安石的工具？明朝万历是不是张居正的工具？ 想要建立功名，就得有工具；而最好的工具，就是人。以什么人为工具，决定着建立怎样的功名，也决定着有怎样的风险。 以天子为工具，谋得就是天下。这样的功名，是最大的功名；这样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功名固然令人垂涎，可风险也让人望而却步。 很多人，可能很难理解马植这样的人。他们宁愿放弃轻松舒适的生活，去历经万般艰难，甚至上刀山蹈火海，图什么呢？ 野心，也许是唯一的答案。 无论怎样隐藏和包装，马植这些人本质上都是野心家。 人生而有欲望，欲望超出了一定的边界，便是野心。野心超越了普通人的欲望，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功名。 以实现野心为人生终极目标的，便是野心家了。野心家们看中的，不仅是权力和财富，还有王朝和史册；他们谋取的，不仅是精彩人生，还有历史地位；他们追求的，不仅是万民敬仰，还有对苍生、民族和国家，乃至天下的主宰感。那种天下尽在手中，万民悬于一念，是他们最为向往、最为沉醉的终极人生体验。 这样的人，历史上大有人在。无论成败与否，他们都是历史进程的重要推动者，甚至是关键节点的关键人物。 这便是马植立下的人生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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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这样的人生目标，更多是宦海浮沉的产物。 马植历经大辽、大宋，走过了、看遍了，也悟透了。 无论辽还是宋，都是一样的官场；无论契丹人还是汉人，都是一样的官员。换句话说，官场和官员是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只分大和小、只分显赫和卑微，这点哪里都一样。 就拿官员来说，除却时间空间、语言风俗、服饰外貌等，宋、辽的官员按出身大体都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皇室宗亲，这些人含着金钥匙出生，生来就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不用争、不用挤，优哉游哉，富贵自相随。 第二类，王侯将相，这些人有祖上余荫庇护，有家族人脉扶持，只要稍稍花些心思，但凡肚里有点墨水，便能高官厚禄。 第三类，寒门子弟，这些人无权无势、无凭无靠，唯有发奋苦读、勤学苦练，拼着才学、拼着时运、拼着机缘在科举的千万人中脱颖而出。 单论才学，这第三类人，说是人中之龙的俊杰、万里挑一的俊才，也毫不为过。然而，仕途最艰难、走得最心酸的，也正是他们。综合起来看，马植与他们更类似，也更能感同身受。 这些人千军万马闯过独木桥，也不过赢得与前两类人成为同僚的资格。他们终其一生的奋斗，最大的梦想也不过是成为第一类人的心腹、第二类人的盟友。那些最成功的，也不过是让子孙后代成为第二类人。惟仕途崎岖、宦海难行，又有几人梦想成真呢？像欧阳修、范仲淹这样寒门出身，而最后位极人臣、名震天下的，少之少矣。 大多数人，在巨大的官僚体制下，激情、才情和梦想都渐渐磨损殆尽，为了些俸禄、为了些名利、为了些女人，迷失了自己。很多人，直到垂垂暮年、行将就木，仍念念不忘当初金榜题名的荣耀，那才是一生最高光时刻，以后的宦海生涯，不仅乏善可陈，更是充满了屈辱、枯燥、绝望、无助。 从这点来说，马植及时看透了、明白了，又是多么的幸运。 很多官场之外的人不明白，官员为什么要不择手段地往上爬，为什么要争名夺利，为什么要斗个不停，为什么非要当主角？他们不理解，也不认同。难道岁月静好、平平淡淡，不更好吗？ 甭说别人，就连马植也这样想过，甚至还这样做过。他曾时常求教黄老之学，让自己修心养性。 可后来，他深刻领悟到，官场真不是修身养性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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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官场，人世间最大的名利场。 人在官场，官位就是权力，官位就是等级，官位就是待遇。这绝不是一点俸禄、几两银子那么简单，权力、等级和待遇，不仅决定着你的生活，更决定你的自由。生活姑且不论，自由呢，也能不论吗？ 都说做官之人，身不由己。这话不假，可做官之人的自由，却又是那般真切的存在，又岂是小民可知？官员的自由各式各样，惟最大的自由，就是运用权力的自由，大官有大官的自由，小官有小官的自由。小官运用权力的自由，关系几个小民的生计；大官运用权力的自由，则关系朝廷的治废；再大些的官，关系的就是天下的兴亡了。 人生在世，这样的自由，难道不是终极的自由？ 有自由，就有束缚；有自由，就有陷坑。 一入侯门深似海，官场从来都是险象环生。 入了官场，却又想宁静致远、淡泊远志，能行吗？对不起，不行。树欲静而风不止，别说同僚不容许，他们会架着你、拱着你往前走，你不走就挡人家的道、招人家的嫉恨。 还有就是身边的亲人，也未必能容你无所事事。好吧，就算亲人能包容，还有世人呢？世人巧舌如簧、唾沫横飞，口里乾坤，更是威力无边。若是官职低微、无权无势，那很容易成为世人攻击的靶子。你可以解释，这是因为自己淡泊心性、与世无争。 问题是，这样说可以，但有人信吗？在世人心里，这些都是托辞，终究是你无能，不是不争不抢，是争不到、抢不过而已。言语之外，还有嘴脸呢？官场的位尊者和位卑者，那见到的人间嘴脸，可是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是大开眼界。 难怪有人感慨，有情最是在官场，无情更是在官场。 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或许官场之人体会最深刻。就算知道争也未必能争到，但是多数人并不敢停下，至少要保持争的姿态，以平复世人的流言蜚语。 宦海多年，正是认清了官场本质，马植才会不顾一切。这看似鲁莽，实则是精明算计后的理性。他算明白了，既然必须要争，那就争大的，争得轰轰烈烈、争得惊天地泣鬼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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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汴河边，童贯代表天子，为马植把酒壮行。 当年卢沟畔秉烛夜谈，今日汴河岸举杯践行，这一北一南的大河，都有着一样的涛涛河水。 孔子曾独立大河边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从此，无数的英雄豪杰、无数的文人墨客，在人生的关键节点，对着涛涛大河，感慨着孔子的感慨，悲悯着自己的悲悯。 是啊，转眼间，这奔流不息的河水已带去近十年的时光。 此时此刻，两人的内心都充满了感慨和嗟叹。昨夜纸上谈兵，今日画猫成虎。多少个日夜，他们谋于密室之中，谈在厅堂之上，反复推演、仔细斟酌，所为正是今日之行。 这年童贯已是66岁，花甲已过、年近古稀；马植的年纪不详，想来也是人到暮年了。他们都很清楚，人生走到这个阶段，联金灭辽将是余生最大的事了。 这杯酒里，夹杂着太多东西，有理想、有欲望，有功名、有富贵，有生死、有无常，有他们希望的，也有他们恐惧的。 多说无益。 童贯、马植同时举杯，一饮而尽。 马植拱手施礼，登舟远去。 河岸边，童贯挥手送别。 舟行许久，童贯依然独立岸边。没有人知道，他此时内心在想些什么。这些年来，这天下沧海桑田、翻天覆地，曾经笃定无疑的联金灭辽的未来，此刻他还那么坚信吗？对可能出现的巨大的危险，他没有丝毫警觉吗？ 也许，他早就后悔了。 作为臣子、作为宦官，他已是富贵白头、前无古人了，又是如此年纪了，还折腾什么呢？只不过，他虽是挽弓之人，可这离弦之箭，他也奈何不得。 接下来，只能看天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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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辞别童贯，马植率使团乘舟而行。 水路之后，再上马走陆路。 大约一个月后，使团抵达山东登州。此次出使，大宋境内的路程，登州便是终点了。马植等人将在这里稍作休整，然后换乘海船，横渡渤海前往辽东。 登州，位于京东东路，是一座毗邻海滨的小城。 北宋海上贸易十分发达，瓷器和丝绸远销海外，不过港口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宁波、泉州等地。登州在黄河以北，虽然临海却并不繁华，在帝国的版图上，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如今，为结盟女真，朝廷多有大员出入，让这座小城陡然热闹了起来。 从登州望去，大海茫茫，以前对岸是大辽，如今换成了大金。 海岸边，知州王师中早已备好了大船。这次是朝廷正式使团，不能再像前几次一样乘渔舟过海，那样的话有辱朝廷体面。 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远洋帆船。船身长三十多米，载重二百多吨，尖头方尾，尖底，船身扁阔，舷侧板为三重木板，船底板为二重木板，共有三桅和十三个水密隔舱，这样的船身结构，能够有效抗击疾风巨浪，可以作长时间、长距离的海上航行。 选定良辰吉日，马植率使团登舟。在王师中的带领下，登州的高级官员集体来到码头，为使团送行。 这天，碧空万里、风和日丽，海面上平整如境，是个出海的好日子。惟所有的人，无论离去的、还是送别的，都神情严峻，不苟言笑，似是背负着万钧重担。这样的场景，不像送别，倒有几分生离死别之意。使团里，起初因为登舟渡海而有些兴奋的年轻人，也被这样的场景惊住了，有几个人还偷偷抹了眼泪。 众人同时举起酒杯，心里都在默念一句唐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此去大宋渐渐远矣，福祸就看天意了。 马植屹立船头，向送行的众人、向大宋国土拱手作别。 乘风破浪，使团渡海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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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谢天谢地，海上虽遇到风暴，还算顺遂。 使团在辽东上岸，被金军俘获后，再辗转千里抵达上京。 在上京，太祖阿骨打热情接待了马植，几番大醉和几次狩猎之后，双方恢复了正式谈判。如此看来，马植所言非虚，他与阿骨打确实有些交情，算的上是旧友。 马植献上徽宗的亲笔信，那华丽清秀、飘逸脱俗的笔体，让习惯了粗糙、质朴的女真人啧啧称奇，甚至有些目眩。徽宗的信上说了三层意思，坚持与金结盟；灭辽后收复燕云汉家旧地，给辽的岁币转给金。 对第一条，女真人没有意见；对第三条，女真人笑得合不拢嘴；第二条，就有问题了。徽宗的字确实漂亮，却没有对燕云地区作出明确界定，只是笼统写成燕京并所管州城。 关于这汉家旧地的实际范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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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续1 马植坚持认为，所谓汉家旧地，就是燕云十六州再加上燕京以北的营、平、滦三州，一个都不能少。这个范围，是宋人约定俗成的认识，并且认为女真人也是应该知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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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续2 女真方面，随着金国越发强盛，占领土地越发辽阔，对燕云地区的认识和先前早已大不一样了，就算知道宋人的心思，此刻也开始装糊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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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续3 他们抓住徽宗信上的疏忽，认为汉家旧地只是燕京附近几个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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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续4 如此看来，双方差距实在太大了。马植就是孔明再生，也无法舌战女真群臣。阿骨打的态度很超脱，虽然经常宴请马植，却不会与他谈及任何具体议题。经过几番历练，阿骨打也更明白君主在双方谈判中的超然地位了。换句话，阿骨打只负责方向，不负责细节，马植的旧交之情没了用武之地。 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搁置争议，达成协议如下： 金军攻辽中京；宋军攻辽燕京，攻下即归宋；燕京以北三州及云州等，根据战事再作结论；宋答应将给辽的五十万匹两的岁币，转送给金。 十年磨一剑，马植此行，谈了个不好不坏。 好的是，将金人拉回谈判桌，双方达成了结盟的协议；不好的是，燕云地区的界定和最终归属问题，出现了巨大分歧。 带着谈判结果，马植昼夜兼程赶回东京。 听完奏报，徽宗这才知道，洋洋得意的御笔恰是作茧自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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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 涯叔的审查真是莫名其妙。 不删几个字，就是不让发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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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徽宗很快回过味来，再次派使节出访金国。 很显然，马植让徽宗有些失望了，被搁置在了一旁。这次改由马政为正使，并带上了正式国书。大宋在国书上，明确表示要收回燕云十六州及燕京以北三州。这是双方谈判的焦点。 阿骨打对马政印象不错，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不过，在燕云地区的具体范围上，他的态度非常强硬，寸步不让。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最后，阿骨打明确表示，宋方要价太高，只有解约了事。他还特别强调，即便是燕京，宋军也必须按约出兵攻下，才能据为己有。 纵然马政费尽心机，用尽了各种方法去争，也是收效甚微。 很显然，马政已经尽力了，这不是他的问题。 在外交上，从来都是实力至上原则。至于那些唇枪舌战的谈判技巧，不过只是皮毛功夫。换句话说，过于强调技巧的外交，恰恰是因为实力不够。所谓大国不尚权谋，真正有实力的国家，有时候反倒不耍权谋、不玩技巧了，直来直说就是最好的策略。 如今，在强大的实力支撑下，金人有足够强硬的本钱。 客观地说，这时候指责女真人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同盟的发起者，宋人没有在一开始就明确燕云地区具体包括哪些州县，这是个不容原谅的、极其愚蠢的严重错误，也为后来的宋金争执埋下了巨大祸根。 也有种说法，阿骨打在最初与马政等人交流时，曾口头上答应过宋方要求的所有地区。那时候，他刚与大宋接触，对宋朝的军事实力和行为方式还缺乏了解，对燕云地区还缺乏认识，更不清楚这些地方在战略上的重要价值，做出这样的表态，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即便阿骨打确实曾口头应承过，也不能成为指责他的理由。如此军国大事，即便白纸黑字，立字为据、国书为凭，尚有可能出现反复，又怎能以口头应允为准，这岂不太儿戏了？ 这时，再想想徽宗那妙笔生花的亲笔信，能让人说什么呢？ 再看那独步天下的瘦金体，甚至有几分恶心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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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消息回到东京，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事情很清楚了，如果就此与金国结盟，背叛百年盟友，兴兵北伐攻辽，尽管岁币丝毫没少，却只能拿回部分失地。 众人不禁要问，这样的结盟，还有必要吗？ 实际上，对这件事，朝堂上自始至终都有不同声音。 赞成方，以蔡京、童贯、王黼为主。 不错，尽管童贯是事件发起人，在朝廷扛大旗的却是蔡京。这倒并非童贯自谦，而是他扛不起来。 虽然靠着徽宗宠幸和西北军功，童贯取得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位，但由于出身宦官，加上为人跋扈，他的声誉颇为不堪，在对抗文官群体时明显处于下风。很多文官不屑与童贯论事，更不屑与其为伍。说起来，童贯虽权势有余，但在朝廷的实际影响力却并不怎么样。 实际上，所谓权势是个有些虚幻的东西。有些人看上去权势熏天，本质上却是个纸老虎，只要有强人轻轻一戳，便现了原形。权势想要做实，不在于表面的风光和嘴上的喧嚣，而在于自上而下的核心班底，一声令下、上下贯通，这才是真正的权势。 无论在朝堂还是军队，童贯的权势都严重注水了。朝堂上，他无法团结文官；军队里，他也没有核心班底。 蔡京则不然，他是历经神宗、哲宗、徽宗的三朝元老，在徽宗朝更是常年为相。他经历王安石变法，逐步成长为新党领袖，门生故吏遍天下、心腹党羽满朝堂，在朝政上有一呼百应、一言九鼎的分量。很显然，这种分量不是童贯可以相提并论的。 论起蔡京和童贯的关系，虽然当年蔡京由杭州复出，借助了童贯之力，但之后更多时候，正是由于蔡京在朝堂的上下疏通和全力保障，才有了童贯在西北军中的如鱼得水。 不错，蔡京是水，童贯是鱼。水没有鱼，水还是水；鱼没了水，那就很快化成了烂泥。 这些年来，童贯虽然越发膨胀，对待蔡京也早没有了当初的恭敬，却始终不敢太造次，是因为他也明白这鱼水的道理。 无论是否情愿，这联金灭辽的旗手，童贯只能让给蔡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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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至于蔡京，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则很值得玩味。 起初，蔡京未必看好联金灭辽之策。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自然能认识到这背后巨大的不确定。在政治上，不确定就意味着风险，巨大的不确定就是巨大的风险。 经验老丰富的老政客们，无论嘴上如何狂风暴雨，骨子里都是求个安稳，绝不会让自己置身于巨大的风险中。他们历经风云变幻，知道很多事只要开了头，就很难掌控过程，更不要说掌握结果。多说无妨，多做无益，无所事事才是常保之道。 在马植初到东京，与徽宗、童贯等人谋于密室时，蔡京虽然收到风声，却选择了沉默。他要再等一等、再看一看。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徽宗在短暂的兴奋之后，还是将马植雪藏了。 直到女真人起事且势如破竹，蔡京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再后来，随着宋金双方使节往来，联金灭辽成为朝堂争议的焦点，甚至成为了一条线，以赞成或反对来划定不同阵营。 朝堂上，双方僵持不下，正是蔡京出马的好时机。 所谓重臣，就是关键时候选边的关键分量。 从国势来看，大辽日薄西山，女真朝气蓬勃，大金灭辽已然在望。如此之下，既然大宋要站队了，蔡京自然也要做出选择。此外，站在权力的角度，他也必须拿出态度。联金灭辽一旦成为大宋国策，他就必须站出来主导此事，借此保住朝中权势，争做收复燕云的最大功臣。 换句话说，以蔡京的分量，如此大事他是躲不过去的。当然他也可以躲，不过关键时刻躲开，相当于自废武功，主动放弃对朝政的影响力。蔡京虽然老了，却还不想告老还乡，他还留恋这繁华的东京城，舍不得手中这变化莫测、翻手云覆手雨的权力。 还有那些政治对手们，无时无刻不想扳倒他。即便蔡京此刻反对结盟女真，对手也不会接纳他。斗了这么多年，彼此早已没有缓和的空间。 蔡京的表态没有悬念，他知道童贯的背后站着徽宗。这些年来，蔡京无论怎样权势熏天，徽宗永远握有绝对的主导权，否则他也不会几上几下了。说到底，蔡京只是宠臣而非权臣。 权臣靠实力，宠臣靠逢迎。 蔡京从来没有真正反对过徽宗，只是逢迎的快慢而已。 蔡京没得选，他只能支持并且接过徽宗、童贯递给他的大旗，当了旗手。至于未来可能的结果，已经左右不了他的决策。他想保住权势，保全富贵，就只能押宝联金灭辽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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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拿定主意后，蔡京正式上表支持联金灭辽。 徽宗立即将他的奏章发给朝臣们传阅。 蔡京闻之，无喜无悲。入仕以来，他已四任宰相，前后加起来有十几年之久。这些年来，他之所以荣宠不衰，除了靠着生花的妙笔和柔软的身段，更多的是靠政治投机、进而渔翁得利，以前是司马光和王安石，今日则是童贯和文官们。不过，如今又有些不同，以前两派相争更多的只是内政，无论对错只关系到国内政局，今日则牵连上了辽金。虽说内政连着外交，但至少还有一段距离，还有缓冲的空间，如今直接关系到国家战与和，一旦启动开来，就很难有转圜的余地了。 从权力的角度，支持童贯固然对他最有利，但从内心来说，对联辽伐金的最终后果，他并没有太多的把握，相反倒有些悲观。他毕竟主政这么多年，又在基层摸爬滚打过，这个外表繁花似锦的大宋朝，无论他多么费心费力地帮着粉饰，本质上的虚弱和弊病，他还是心中有数的。 想到这一层，他甚至有些后悔了。为了一己之私，拿军国大事作赌注，虽然这些年都是这么干的，只是这一次，他很有些不祥的预感。他反复琢磨结果究竟会怎样，却始终不得其解，或许只有老天爷知道吧。 很多时候，处在江湖之远的人，总以为庙堂之上的人，身居朝廷高位，饱食国家俸禄，行事决策自当以国家为重、民族为重，自当胸怀天下、爱民如子。很多人也的确是这样说的，口口声声说的冠冕堂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也仅仅是说说而已。 更多时候，他们在背后算计的，更多却是自家的收成几何？人人常说，商人无利不起早。诚如斯言，那这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又何尝不是呢？商人重利，只是资本、利润而已，背后也只是一家一姓之荣辱；而这些庙堂之上的人，却是将国家、民族的荣辱和千万人的生计，置于自家算盘之下。每念及此，让人不寒而栗。 再看看蔡京的年纪。马植到东京这年，蔡京64岁；马政初次渡海访金这年，蔡京70岁；到马植使金这年，蔡京已经73岁。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个年纪的蔡京，相比年轻7岁的童贯淡泊了许多，更不像正当盛年的徽宗那样渴望建功立业，对他来说保住富贵、平平安安、传之子孙，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活到这个年纪，爬到这个高度，可以不再追求什么，却害怕任何的失去。 这种被裹挟的矛盾心态，让蔡京这个旗手显得有些名不符实。在后面的宋金争端和冲突之中，他的态度确实有些消极，与当年那个咄咄逼人的蔡京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换个角度看，这多少也说明了蔡京对这件事的真实看法。 对徽宗和童贯来说，蔡京只要表态支持，只要愿意当旗手就可以了，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人有的是，比如王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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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王黼，历史上声名狼藉，北宋末年六贼之一。 六贼分别为，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 论年岁，王黼出生于公元1079年，比蔡京小32岁，比童贯小25岁。虽然同列为六贼，但论官场资历，王黼却是十足的小字辈。如此，更显得此人不凡，至少在升官上确有过人之处。 自古以来，所有的奸臣佞臣，无论出身市井流氓、还是进士及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深谙人性、世故圆滑，善于逢迎上意、揣度帝王心思，总能准确挠到当权者最舒服的地方。 在这些人眼里，帝王无论昏聩无能还是雄才大略，始终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是人，就懂趋利避害、好大喜功；是人，就会喜新厌旧、朝秦暮楚，等等。 这些都是人性原本之善恶，只是有的人善多些、有的人恶多些。奸臣佞臣的所作所为，更多是逢君之恶，穷尽各种手段，将帝王的人性之恶放大再放大。说起来，帝王们也并非不知恶，奈何相比为善，为恶所带来的刺激更直接、更让人沉迷，如此帝王们也就欲拒还迎，乐在其中了。 王黼，奸臣佞臣中的翘楚。 他进士及第，才智超群，口才尤为出众，善于察言观色、精于巧言献媚，再加上何执中的举荐和蔡京的拉扯，仕途高涨、一路顺遂。再后来，他更是深得徽宗的欢心，曾在两年内连升八级，由小小校书郎蹿升到宰执大臣御史中丞，如此火箭式的提拔速度，纵观史册也极为罕见。 说起来，在官场之上，想要弯道超车，就得有机遇。 机遇就是人；非凡的机遇，就是非凡之人。 虽是官场晚辈，但王黼老成世故、玲珑透彻，深知高位易得不易守。他需要不断的巩固、再巩固自己的权势。因此，他极力赞成童贯的联金灭辽之策。 他当然知道这是政治投机，有着巨大的风险。但回顾过往的升迁之路，哪一步不是投机呢？ 投机也是机会，只不过是带着风险的机会。 没有风险，又哪来收益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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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反对方，以郑居中、邓洵武、任谅为主。 郑居中，字达夫，东京人，进士及第。他不仅才华横溢，人也长得俊秀潇洒，是京城有名的青年俊才。这些优势，为他带来了几个重要的人生台阶。 第一个台阶，娶前宰相王珪的三女儿为妻。 王珪子女众多，开枝散叶，形成了庞大的家族关系网。他的长女嫁给李格非，生下了李清照；他的孙女嫁给了秦桧。这样算起来，郑居中是李清照的三姨夫，又是秦桧的三姑父。 有了这个台阶，郑居中就算是宰相家人了。 第二个台阶，对外自称徽宗郑贵妃的族弟。此言一出，惹得众人哂笑，笑他攀附权贵。谁料，不久后，郑贵妃真就见了他，还正式认下了这个弟弟。先前嘲笑的人里，有人惊掉了下巴。 他们之间是否真的有亲，已经完全不可考。可能的情况是，这位郑贵妃出生微贱，娘家又人丁不旺，宫里朝外正好缺个帮手，便顺水推舟认下了这份亲缘。 有了这个台阶，郑居中就算是皇亲国戚了。 这两个台阶，官场之人但凡跃过一个，就算是跃龙门了。郑居中连跃两阶，想不富贵都难啊。靠着郑贵妃的庇佑和过人的才华，郑居中在朝堂上站稳了脚跟。或许是郑贵妃的引荐，或许是蔡京爱才，他很快又获得了蔡京的赏识。不得不说，郑居中确实是个公关高手。 就这样，在王珪家族、郑贵妃和蔡京的协助下，郑居中仕途顺利、青云直上，先后出任中书舍人、知枢密院事，直至宰相。 怎么说呢？指责他趋炎附势或者攀龙附凤是很容易的。但这样的指责，真的就那么站得住脚吗？ 要知道，站在岸上的人，永远不知道水有多凉。仕途艰难，对于出身寒微、初涉官场的新人，急于找个靠山应是情有可原。换作是你我，有这样的机会，所作所为就能好过他吗？ 人们常说，商人无利不起早。初听起来似乎是贬义，再仔细琢磨，商人就应该赚钱，这是商人的本分。不追逐利润的商人，不是个合格的商人，更别提优秀了。 官员也是如此。不追求权力的官员，也很难说优秀。问题是获得权力的方式，不能违背公序良俗，不能违背法律法规，更不能伤害国家、民族和百姓的利益。指责官员醉心权力是没有意义的，对官员的评价，最重要的还是看他取得权力后的所作所为。 我们就来看看，发迹后的郑居中是怎么做的。 比如，对待蔡京，他的官场伯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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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令人诧异的是，郑居中对蔡京并不怎么样。 虽然蔡京是他的官场贵人，有赏识和提携之恩，但他得势后并没有成为其心腹，相反与蔡京的矛盾日益公开化，到后来甚至成为反蔡的旗手级人物。 这里面，自然有正邪之分。 晚年的蔡京，为了长期把持权力，打击压制政敌、生活奢靡颓废，俨然已是邪恶和腐败的代名词。正在蔡京的对立面，自然便带有正义的光环。郑居中，作为反对蔡京的领袖人物，自然有着正义性。 这也从侧面说明，郑居中并非一味追求权力，而没有了原则底线。追求权力时，他的确是处心积虑；拥有权力后，他却有着明确的行为准则，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做人但凡有所顾忌，至少还是有底线、有追求的。 除此之外，这两人翻脸，更多还是权力的相互排斥。 官场上，无论两人是何关系，无论当初官位差距多大，无论一方对另一方曾有怎样的提携，随着宦海浮沉、两人职位变迁，彼此权力越接近便越容易生出嫌隙。 权力只要接近，就必定相互排斥，这几乎是真理。在联金灭辽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不过是两人权力相斥的重要表现而已。 郑居中认为，澶渊之盟百余年，虽汉唐和亲之道，也不如大宋的安边之策，宋辽兵不识刃、百姓安居乐业久矣。如今四方无虞，却要冒然毁约，必会招致天怒人怨。且战端一开，胜负难料，国运叵测。虽胜，国库必乏，民众必困；若败，更不知遗害几何？本朝初年，纵以太宗之神勇，收复燕云尚且两战皆败，今日如何轻启战端？ 他甚至当面质问蔡京，君为朝廷重臣，国之栋梁，却不能遵守与辽国的盟约，刻意制造事端，这恐怕不是妙算。蔡京一时语塞，只好敷衍道，天子心疼每年给辽五十万匹两的岁币，故有此意。郑居中抓住话柄立即反驳道，相比开战军费，这点岁币何足道哉？如果由此造成天下生灵涂炭，那就是您的责任了。 蔡京，默然不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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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如果说，咄咄逼人的郑居中让蔡京默然无语。 那邓洵武，就让蔡京有点心寒了。这个人和蔡京交情更深。 邓洵武，字子常，成都双流人，御史中丞邓绾之子。说起来，蔡京和邓绾就颇有渊源，两人同为新党，都支持王安石变法。 邓绾此人，可谓一种官员样本，值得多说几句。遥想变法之初，举国哗然，朝堂内外反对者不可胜数，新法的推进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其时，邓绾任职甘肃宁州通判，这里是帝国的边陲、又是对西夏作战前线，是个做官的苦地。邓绾做梦都想回到京城，得知神宗、王安石君臣变法遇到巨大非议，便意识到机会来了。 他立刻上书神宗，极力吹捧新法之好，言辞极尽谄媚。神宗读之如久旱逢甘霖，加之急需树立支持变法的典型，便召邓绾入京奏对。面君之际，邓绾巧言令色，极力称赞新法，说得神宗心花怒放。神宗又担心这是新党的故意安排，便问他是否认识王安石、吕惠卿等新党重臣。邓绾慨然回答，素不相识，所言变法之利皆出于公心，为天下计而非为一人一姓。说得大义凛然、慷慨激昂，神宗很满意，以为其可为新法出力，便让他去找王安石。 邓绾获得神宗肯定，志得意满，立刻去找王安石，准备如法炮制。怎奈王安石执政地方多年，邓绾那套鬼话蒙蔽神宗绰绰有余，到了他这里就是漏洞百出了。而邓绾越是谄媚、越是虚饰，王安石对他就越反感，匆匆打发走人了事。 不几日，朝廷下诏令，邓绾官升一级，但仍回甘肃任职。 这个结果让邓绾非常不满，他到处对人说，天子如此急切召我进京奏对，我知无不言、对答入流，难道还要再回那穷乡僻壤任职吗？有同乡闻之，打趣地问他，那你留在京城能做什么官啊？他大言不惭地回答，至少得是个馆职吧，或者谏官也可以。要知道，无论馆职还是谏官都是朝廷重臣，众人闻之哂笑不止。 令人意外地是，几日后朝廷果然改了任命，将邓绾留在了京城。很显然，这是神宗和新党给的机会。当时，变法遭到强烈抵制，如邓绾这般不求论证、不求实效，无条件、无原则支持新法的人并不多见。人是留下来了，只是如此这般没有底线，惹得朝野非议。同乡们笑骂他趋炎附势，邓绾听后并不生气，而是正色地说道：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这句话被写进了历史，流传了千年，邓绾也成为了不问是非、但求好官的典型代表。古往今来，官场之上人来人往、人潮汹涌，抱有这种念头或以此为行事圭臬的人，怕是多如牛毛吧。 后来，邓绾一路见风使舵，王安石当政就拍王安石，王安石罢官就拍吕惠卿，王安石复相再告吕惠卿等等，落井下石，砸的咣咣响，两面三刀，耍的虎虎生风。此人见风使舵之快，厚颜无耻之烈，真让人大开眼界。 邓绾如此行事，名声自然臭不可闻。神宗知道后，对他也心生厌恶，屡屡贬其官职。带着滚滚骂名的邓绾，经历了几上几下，却没熬过颠沛流离，最终病故在任上，终年五十九岁。或许，他临死之际，想的还是那句话：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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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有其父，必有其子。 父亲的人生起伏，并没有成为邓洵武的教训。相反，在求取富贵功名的路上，他剑走偏锋，比父亲有过之无不及。 邓洵武，进士出身，初为汝阳主薄。 哲宗刚刚亲政，他猜度皇帝心思，立刻喊出罢黜旧党、恢复新法的主张。果然，他猜对了，得到了哲宗的召见。 他很好的继承了父亲的才华，有着三寸不烂之舌，面君之际口吐莲花、滔滔不绝。哲宗对其学识、口才甚为欣赏，任命其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国史院编修官，负责撰写《神宗实录》。 这个职位非同小可。实际上，在任何王朝，撰写帝王实录都是极其重要的职位，倒不在于职位的高低而在于其关键。坐在这个位置，就相当于拿到合法书写历史的机会。 人人都知道作史者应当秉笔直书，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太史公那般胸怀和正直。既然一支笔即可定乾坤，那或虚或实、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多少事可以扭曲，多少人可以抹黑、多少人可以漂白，这里面可以装的东西太多了，也太容易夹带私货了。 果然，邓洵武没有浪费这个机会。他极力地吹捧蔡京、蔡卞等人，极力诋诬宣仁皇后和旧党，泼脏水、扣帽子的事没少干。想来，我们今日所见很多关于旧党的恶评，他应当出力不少。 就这样，邓洵武的挟私报复，在京城路人可知，恶评如潮。徽宗继位后，他丢掉了史官之职，改任秘书少监。然而，他很快便恢复了史职，又重新拿起了笔。背后出力的人，正是他父亲的故交，他的官场贵人蔡京。 蔡京被称为官场变色龙，在新党和旧党之间来回切换，但相比邓绾父子，他的手法要隐蔽的多，也高明的多。或许，他正是汲取了邓绾父子的教训，练就了更高级的变色之术。 朝廷有大臣提出疑议：邓绾当年因曲媚王安石被神宗数次贬谪，如今任命其子邓洵武为史官，他岂能公心直笔发扬神宗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恶名？且他才智、学问皆平凡，不足以当此职。 徽宗听后不以为然，邓洵武如期上任。 岂料，上任不久，他就搞出了大动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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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继位之初，徽宗的年号为建中靖国。 年号即政治，徽宗这是向天下人表明，他要调和新旧党争，走中间路线。为配合新的政治路线，保持朝堂势力均衡，徽宗罢黜了章惇、蔡京等新党领袖，蔡京被贬谪至杭州，任用旧党人物韩忠彦为宰相。 这时，邓洵武站了出来。他上奏徽宗，强烈建议重用新党，接续父兄（神宗、哲宗）的变法大业。他的理由冠冕堂皇：陛下乃先帝之子，韩忠彦乃韩琦之子。当年先帝行新法以利民，韩琦尝论其非，是为旧党领袖；如今任韩忠彦为相，改先帝之法，忠彦便可子承父志；然而陛下作为先帝之子，却不能承继父亲的路线。臣子称心如意，帝王却难遂心愿，岂非咄咄怪事？ 这种局面，该怎么破解呢？ 邓洵武给出了明确建议：陛下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 很显然，邓洵武的建议至少夹带了两重私货。首先，是为蔡京。这是他的贵人和恩主，他必须摇旗呐喊为蔡京回京造势。其次，是为自己。其父邓绾也是新党，如果徽宗子承父志，重用新党，走变法路线，那他自然也可发扬父志。 必须得说，如此诛心之论，实在高明。 那些说邓洵武没有才华的人，至少是眼神不好。 不论人品，写史之人不可小觑啊。 为了说服徽宗，邓洵武再接再厉，又献上《爱莫助之图》。此图是自神宗朝以来新旧党人的任职统计表，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七个类别，分为左右两栏，左栏为新党，右栏为旧党。 纵观此图，一目了然。只见右栏，即旧党，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左栏，即新党，则寥寥无几。 邓洵武借此图告诉徽宗，这几十年来，朝政基本上都是被旧党所把持，如今想要完成先帝未竟的事业，就应当大量起用新党，首要的就是任命蔡京为宰相。 今人看来，此图稀松平常。放在千年之前，就有这等手法，实不简单。邓洵武作为首创者，的确才思敏锐，才华横溢。 为了蔡京，邓洵武真豁得出去，而且豁得漂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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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果然，不久之后，蔡京就回京任了宰相。 当然，蔡京回京是多方因素使然，但这其中少不了邓洵武的功劳。有了如此交情，蔡京对邓洵武更是刮目相看。 在蔡京的关照下，邓洵武仕途顺遂，日子过得富贵安逸，两人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谁曾想到，因为联金灭辽之议，他们却几乎撕破了脸。这让早已习惯他们一唱一和的朝臣们，跌破了眼镜。 蔡京支持联金灭辽，邓洵武反对，而且反对得很激烈。其时，邓洵武官居知枢密院事，已是朝廷主管军事的重臣，他的意见自然也有千钧之重。 在他看来，朝廷与西夏、吐蕃连年作战，国力空虚、将士疲惫，根本没有能力再进行大规模征伐；再说，比起契丹人，女真人更加凶悍，也更为野蛮，保留辽国屏障女真，对大宋更有利。 关于蔡京、童贯等人提出的兼弱攻昧之理，他更是不屑一顾。他反驳说，根本道理应该是扶弱抑强。由此，他反问道：与强金作伴，难道真的好过与弱辽为邻？ 这句话，问得好，可以说是振聋发聩。 这样的邓洵武，不禁让人另眼相看。 似乎，我们面对的又是另一个邓洵武了。其实，人还是那个人，并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时移事易，人处在不同环境，尤其是站在不同的位置上，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当年，他是在求富贵的路上，不择手段往上爬，甚至不惜冒险求偏；如今，他已身居高位，是在保富贵，自然是稳字当头。 当初，力挺蔡京，是为了富贵；如今，反对蔡京，还是为了富贵。归根结底，所求者，富贵耳。 郑居中也好、邓洵武也罢，这些人都曾经受恩于蔡京，却都在联金灭辽的问题上反对蔡京。他们这么做，可能的确是看到了这个政策背后巨大的风险，为了保住个人和家族的富贵，不惜和蔡京翻脸也要挺身站出来。当然，这里面也有他们为国家、为江山社稷的考量。 实际上，官员们尤其是高级官员的重大决策，从来都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一定是各种复杂因素混合之后的结果。越是重要的决策，里面掺杂、包裹的因素就越是复杂。越是重要的决策，个人情感的因素就越是稀薄。 官场之人最懂凉薄。即便是权势熏天的蔡京，在面对这些曾经的故人和僚属的反对和攻击时，内心可能也是冰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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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郑居中、邓洵武之外，反对联金灭辽的人还有很多。 据说，远在千里之外的高丽国王也向徽宗进言，称女真人狼子野心不可为伍。高丽与女真相邻而居，对这位邻居的脾气秉性有足够的了解。 这些反对声音，无论出于怎样的考虑，至少说明一点：联金灭辽这样大开大合的战略，在大宋朝堂并没有达成充分的共识。换句话说，大宋朝还是有明白人的，只不过这些人没能拧过徽宗、蔡京、童贯等人而已。 此外，联金灭辽的争论，可能还被朝廷另一件大事裹挟了，那就是夺嫡之争。 公元1115年，徽宗立长子赵桓为太子。早立储君以安天下，这原本是件好事。可是，徽宗并不喜欢太子，他最中意的是皇三子郓王赵楷，而且把个人喜好弄的朝野皆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面对如此巨大的缝隙，该有多少人削尖着脑袋往里钻啊。 仔细端详史书，我们就会发现，在朝廷的联金灭辽之议中，太子和赵楷的争斗始终若隐若现。如果加入了夺嫡的权斗，再看郑居中、邓洵武等人的态度，就更容易理解了。当然，这是个非常复杂曲折的故事，我们留待以后再说吧。 内政、外交从来都是密不可分，内政是外交的投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大宋朝堂之上，有新老权贵的较量，有文臣宦官的权斗，有太子亲王的夺嫡，经过复杂而激烈的博弈，联金灭辽最终成了大宋的国策。 站在大历史的角度，回头来看，联金灭辽并非就是下策，也不是一无是处，更不是注定导致山河破碎。关键的关键，是如何贯彻和执行好这个国策。令人遗憾的是，自此之后，徽宗君臣便开始了各种无脑操作，大宋朝在作死的道路上狂奔而去。 真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不作不死。 哪怕千年之后，犹让人痛彻心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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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仁慧11 2021-12-29 17:45:19 北宋如何扬长避短才能避免亡国之祸？北宋在与西夏的长期战争之中，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筑垒浅攻战术，宋军最初与西夏作战的时候，根本打不过，不过宋军在守城方面却比西夏强很多，于是采取“筑垒浅攻”的战术，所谓的筑垒就是修筑碉堡，所谓浅攻就是小股部队快进快出，袭扰敌军，让敌军疲于追击。就这样，宋军利用这一战术逐步蚕食西夏的领土，很快宋军逼近天都山、横山地区。原本狂妄的西夏人在这个时候开始向宋朝请和，这...... ----------------------------- 哈哈哈。 仁兄高人高论！ 对这段历史熟悉的程度 对时局分析的透彻 对宋军战术理解的详略 等等 都令人十分佩服！ 感谢您的留言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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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可以说，联金灭辽，更多是宋人的一厢情愿。 细细想来，真是何苦来哉？ 最初的时候，宋人握有战略主动权，进退自如，手握一把好牌。只不过，徽宗君臣态度上犹豫不决，姿态上又放不下身段，细节上又缺乏严密论证，这些不仅贻误了战略机遇，还给女真人留下了糟糕的印象，更给了女真人看穿他们的机会。 在女真人眼里，大宋由高山仰止的天朝上国，变成了毫无信义的南蛮之邦；宋人由雄踞中原的猛虎，变成软弱可欺的绵羊。 如此，嗜血成性的女真人，又怎能不露出锋利的牙齿？ 实际上，随着军事上节节胜利，女真人对与宋结盟更多是不置可否。对大金来说，结盟可以，不结盟独自灭辽也没问题；宋朝主动给岁币可以，不主动给，金军直接抢也没问题。 事情到了这一步，大宋已经很被动了。 但，此时依然并非绝境。 如果徽宗君臣充分认识到危险，恪守盟约不给金军借口，同时抓紧整军备战。如此，即便不能阻止金军南下的步伐，至少可以迟滞金军的进攻，双方相持而对，北宋也就不会突然死亡了。 可惜的是，盟约签订之前，徽宗君臣便是朝三暮四、浑浑噩噩；签订之后，宋朝外交上的昏招、蠢招更是层出不穷，直到将女真人彻底激怒。 试问，王朝有如此外交，那需要怎样强大的军队来提供保护呢？宋人没有给出正面的答案，却给历史留下了经典的反例。 就这样，徽宗君臣们将百年王朝和千万子民带到了悬崖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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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后面的故事，得从燕京说起。 燕京，辽的南京，燕云十六州的核心所在，也是风暴的中心。 宋金订立盟约后，北宋便从陜西六路抽调蕃汉精兵十五万，准备依约攻取燕京。这支军队久在西北，长期与西夏、吐蕃作战，都是精挑细选的百战之兵，也是大宋的精锐之师。 谁料，北伐未行，南方祸起。 方腊举起反宋大旗，一时间应者云集、声势浩大，起义军攻城掠地，威震东南。江浙是朝廷赋税、粮草重地，不容有任何闪失，徽宗顾不上燕京了，急令童贯率这支精锐南下平乱。 童贯也算久历战阵，对付市井出身的方腊，倒是得心应手。公元1121年8月，在起事一年后，方腊兵败被俘，一家老小被押赴东京砍了脑袋。童贯凯旋回朝。 虽然平定了方腊，但这横生的枝节却打乱了宋金的盟约。宋朝君臣的注意力都在南方，根本无暇北顾，情况就这样起了变化。 期间，公元1121年2月，金国派使臣到东京催促宋朝按约出兵。北宋方面分身乏术，又不便告知内乱之事，就编了各种理由拖延搪塞，直到8月才潦草地写了封国书让金使带回，也没有派使节回访。国书写得都是漂亮话，却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北宋如此敷衍，让金国君臣大为恼火，认定宋已悔约。 同年底，金军重新大举攻辽。次年正月，金军攻破辽中京大定府，辽天祚帝狼狈逃至燕京，后又出逃西京大同府。紧接着，天祚帝手下的残兵又被追击的金军打得大败，他只得西逃到夹山东躲西藏（今内蒙萨拉齐西北）。至此，天祚帝和燕京方面被金军所隔，彼此音讯全无。 风雨飘扬之际，留守燕京的燕王耶律淳被拥立为帝，建立了史称北辽的小朝廷。很显然，大辽已到分崩败亡的前夜。 南方仅一年，北方已翻天覆地，局势变化之大让宋朝君臣如梦方醒。他们意识到，再不出兵，燕京势必要被金兵所占了。 慌乱之下，徽宗急令童贯统兵北上。 宋、金、北辽、还有天祚帝，四方围绕燕京的外交、军事大戏，就此正式上演。戏里戏外，人间冷暖，世态炎凉，蔚为大观。有人演的意气风发，有人演的灰头土脸，有人演的趾高气昂，有人演的摇尾乞怜，不一而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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