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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12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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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太阳的崇拜，可谓源远流长。农耕文明，讲究的是“土、肥、水、热、光”，古人虽不清楚什么叫“光合作用”，但明白太阳会给人间带来光明与温暖，深知“万物生长靠太阳”。因此，农耕族群对太阳的依赖与崇拜，是印在骨子里的。上古时期，若有太阳崇拜的族群，判断为神农氏后裔，一般不会有误。

    《山海经?大荒南经》：“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山海经?海外东经》：“湯穀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有穀曰溫源穀。湯穀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載於烏。”
    【注】
    浴：此处作“鸟飞忽上忽下”。《大戴礼记》：“黑鸟浴，黑鸟者何也？乌也。浴也者，飞乍高乍下也。”
    生：生育，初创、建立、新制定。

    《山海经》讲述了，在东夷鸟图腾集团，同为天文观测的祭祀阶层，“女子”（羲和）在现台湾外海的八重山岛（甘渊）负责“十日历法”的观测与制定（日浴、生十日），“女丑”则在现日本爱媛县道后温泉（汤谷），负责昭告天下，“敬授民时”（十日所浴）。

这是华夏先民与太阳关联的最早记载。以上内容，是《山海经》在用图画文稿的方式，描绘了上古曦和氏在东海“大壑”西岸，利用“连山”、“扶木（扶桑、大木）矩阵”观日升日落（日浴），测太阳“视在回归”位置（归藏），定“二分、二至”时刻，创“十日历法”（生十日）。以便准确授时，指导农耕播种、收割，制定渔猎、畋猎计划。
这种早期原始历法，以太阳“视在运行轨迹”一个南北回归循环，也即“夏至”周期的大约365天为一周年，一年“四时八气”10个“日”，每个“日”36天，剩下的平年5天、闰年6天用于节气祭祀。

    “甘渊日浴”，如何就能制定出历法，是不是过于玄幻啦？
    原来，上古羲和氏通过对太阳的细心观察，开创性地发现了太阳规律性的“视在”回归运动，且“回归”周期与四季周期极度吻合。于是，一场新的历法变革，就此展开。
    所谓太阳“视在”回归运动，就是太阳在地平线上升起的位置，随季节不同，在最南到最北之间，循环往复移动。上古华夏先民，就是根据每天日升日落的确切位置，标定季节变换的日期节点，进而制定出一部科学、实用的历法的。

要想还原上古羲和氏“甘渊日浴”、“生十日”的历法构建过程，首先要知道太阳观测者所处的纬度；其次，根据早期“大暤风历”的季节日期节点，找准半径十公里范围，哪座山头与日出、日入的位置有重合关联关系，继而标定出日出之山、日入之山两座关联山的位置，将其确定为季节日期节点的标志物。这两座季节日期节点的关联山，就是所谓的“连山”。掌握这两点，一个科学、简单、实用的“归藏.连山易”就构建完成了。

    通过《山海经》方国地理重构，上古羲和“日浴”与少昊立国的“甘淵”，位于台湾东面，琉球大海沟（大壑）西缘，大致处于北纬24度14分（24°14′N）、东经124度01分（124°01′E）的位置，相当于现今的东海八重山列岛。

    《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图-东亚1

还原的“归藏.连山易”(甘淵)见下图。
山A，位于“甘渊”观象台东偏北28°的约12公里远处，一年四季，旭日点在山A与山C间作回归移动，某一天，观测者若发现旭日由A山顶初升，则这一刻便是“夏至”，也是“帝俊十日历”的基准日，拿出两天祭祀，第三天便是“帝俊十日历”的起始日；经一个季度（90天），旭日点向南移动，又从B山顶初升，日历进入“秋分”时刻，拿出一天祭祀，第二天开始接续上一季日期；再经一个季度（90天），旭日点继续向南移动，又从C山顶初升，日历进入“冬至”时刻，拿出一天祭祀，第二天开始接续上一季日期；再经一个季度（90天），旭日点向北回归，又从B山顶初升，日历进入“春分”时刻，拿出一天祭祀，第二天开始接续上一季日期；再经一个季度（90天），旭日点继续向北回归，又从A山顶初升，日历重回“夏至”时刻，头一年结束，下一年重新开始。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归藏.连山易(甘淵)

    华夏先民领略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规律，由此总结出了基于太阳“视在”回归天道的《归藏易》历法理论体系。
    归：太阳“视在”周期回归的天道;
    藏:宝典；
    易：“四时八气”的季节变换。

    《說文解字》：“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一曰从勿。凡易之屬皆从易。羊益切。”
    俺解“易”字：甲骨文右部象形为半日出、入；左部象形为“气”，表太阳视在回归运动的“三衡四间”。本意为太阳回归、四季变换。引申为位置变更，如易手、交易。

太阳在天穹走过的“视在”南回归线，对应一年的“冬至”，《归藏易》谓之“南外衡”；太阳在天穹走过的“视在”赤道，对应一年的“春、秋分”，《归藏易》谓之“中衡”；太阳在天穹走过的“视在”北回归线，对应一年的“夏至”，《归藏易》谓之“北外衡”。一年又一年，太阳“视在”运行轨迹，始终在“南、北衡”间来回游走，循环往复，永不停歇。

太阳规律性地作南北回归运动，四季随之作周期性地变化，观测记录下每天日升日落的确切位置，一部科学、准确、实用的历法，便制定出来了。这就是《归藏易》的核心要义。
上古华夏先民原始“归藏”（回归年）的概念，时隔万年，至今仍然是现代历法制定的基本准则。只不过，由于古人对宇宙的认知与今有别，把本是地球在作的回归运动，看成是太阳在作回归运动。但这丝毫不影响羲和氏的伟大。想想生产力、科技水平均十分低下的上古人类社会，华夏先民居然能将宇宙认识得如此透彻，足以令现代社会的吾辈汗颜。

    “回归年”就是历法年。
    现代意义的“回归年”，是指地球绕太阳公转过程中，阳光连续两次直射地球赤道的时间周期。即北半球冬季后，面朝太阳的、黄道与赤道相交的春分点，到下一次春分点所经历的时间周期。因此“回归年”又称为太阳年，本质是指阳光在地球上直射点的回归。
    1个“回归年”约为365.2422日，即365天5小时48分46秒。

    地球运行示意图

一年四季变换，阳光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周期性往返，缘起地球自转轴的偏斜。
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时，地轴（地球自转轴）并不垂直于黄道面（公转轨道平面），与其垂线始终偏斜23°26′的角度。也就是说，地球总是斜着身子在绕着太阳旋转。这样，地球有时是北半球倾向太阳，有时又是南半球倾向太阳。因而太阳光在地球上的直射点，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周期性的南北漂移。到夏至这一天，太阳光直射在北纬23°26′的纬线上。过了夏至，太阳光逐渐南移，北半球受太阳照射的时间逐渐减少。北纬23°26′的纬线是太阳光在北半球上直射点的最北界限，因此把这条纬线称为北回归线；冬至时，太阳光直射在南纬23°26′的纬线上。冬至过后，太阳光又开始逐渐北移，到夏至时，再次直射北回归线。南纬23°26′的纬线则是太阳光在南半球上直射点的最南界限，把这条纬线称为南回归线。

华夏先民，根据太阳规律性的“视在”回归运动，采用当时社会生产力所能允许的、科学实用的“归藏.连山易”制定“十日历法”，实乃人类社会的一大壮举。但自然界的事物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编制历法的“连山”参照系，也不会按照先民的意愿，准确、规则地排布列阵。这样，节令与自然季节地误差，就不可避免。族群若迁徙至冲击平原，少了标志性山峰作为参照物，“归藏.连山易”就几乎无法实施。

多年后，“女子”（羲和氏）的姊妹部族“女丑”，在“汤谷”对“连山易”作了创造性地革新。采用扶桑树桩——扶木，代替山峰作为参照物，以“扶木矩阵”取代“连山”，很好地解决了自然山峰位置难以满足参照物标准需求的难题。

    通过《山海经》方国地理重构，上古“金乌载日”的温源谷（汤谷），位于北海道带広市，大致处于北纬43度（43°N）,东经141度（141°E）的位置,相当于现今十胜川温泉范围以内。

    《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图-东北亚

归藏.扶木矩阵历（汤谷）

    通过对汤谷“归藏.扶木矩阵历”的复原，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观象台周围扶木矩阵按“四时”规则竖立，在象征太阳回归运动、天穹轨迹的南北外衡与中衡、东西两端的扶木矩阵上，的确有太阳升起和太阳降落的描述。
    正如《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
    《山海经?大荒东经》“金乌载日”的真实寓意，正是对汤谷“归藏.扶木矩阵历”的完美诠释；更是对上古女丑在汤谷构建“归藏.扶木矩阵历”、观测旭日由东方标志扶木升起，再至西方标志扶木降落场景的生动刻画。

    以“孽摇頵羝”为代表，《山海经?大荒东经》由东南隅至东北隅，记载了多达七处“日月所出”之山。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有神）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苏门山，日月所生。”
    “东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
    说明，上古东夷鸟图腾部落联盟，各大部族均有自己的“归藏.扶木矩阵历”构建。而且，在“鞠陵于天”之山，还同时保留“大暤八卦风历”的构建，并由“折丹”司理。

俺只能说，这些身处宝塔尖和象牙塔的家伙们，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
所谓“连山历”，是指日出、日入之山（连山），尽在观测者的目视范围以内。如此，方能随时、迅捷地由日出位置，预判节气地变换（易）。凭主观意愿，山在图纸上是连上了，但现实当中却看不见，你如何知道旭日由那座山峰升起？又如何预判节气的到来?

《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的七处“日月所出”之山，由东南隅至东北隅，散布在五、六千公里的纵向范围内；《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的七处“日月所入”之山，由西南隅至西北隅，同样散布在五、六千公里的纵向范围内。并且，《大荒东经》与《大荒西经》两大地域，直线距离两万里有余。把相距如此遥远的、欧亚两大板块范围的天文观象台，硬凑成“七连山太阳历”,这到底是几个意思？难道上古科技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也如同现代信息时代一样，有迅捷、完善的5G宽带视频、音频传输系统？
将本是各自独立的天文观象台，生硬地凑在一起，以图解释“归藏.连山历”在《山海经》里面的大发现、大揭秘”，简直错得十分离谱。

陶寺古观象台，于2003年在山西尧都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中被发现。
它由13根夯土柱组成，呈半圆形，半径10.5米，弧长19.5米。从观测点，通过土柱狭缝，观测塔尔山日出方位，可确定季节、节气，安排农耕。考古队在原址复制模型进行模拟实测，从第二个狭缝看到日出为冬至日，第12个狭缝看到日出为夏至日，第7个狭缝看到日出为春、秋分。

陶寺古观象台（复原）-1

陶寺古观象台（复原）-2

陶寺古观象台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城遗址，距今约4700年，是该遗址考古过程中的重大发现。“观象台”遗迹的存在，证实了《尚书?尧典》上所说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是对中国远古时期天文历法研究重要的实物例证。
2003年，该考古成果被中国国家文物部门定为国家级重大考古发现。

陶寺古观象台模拟观察结果示意图

狭缝可以检测阳光的入射角度，对准确定位旭日东升的位置，判断节气变化的节点，助益明显。因而，类似陶寺古观象台这种“归藏.巨石矩阵历”，后期在华夏族群中，得到充分普及。（暂且按下）

    地处东夷的女丑部族，在构建“连山易”的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渐将其上升为理论，这就有了后来基于太阳“视在回归”运动的“归藏易”。在“归藏易”指导下，先民们发现“连山”并不是测定太阳“视在回归”运动的唯一手段，白天、夜晚时长的“极昼极夜”现象、午时日影的“极长极短”现象，同样是太阳“视在回归”运动在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同样可以用来标定“四时八气”，进而制定历法、编制节令。
    难怪老聃要曰：“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莫：天文观测活动；
    极：天象极昼、极夜；日影极短、极长；节气夏至、冬至。
    因此，女丑部族在“十日历法”构建中，开始使用日影测量仪——圭表。除日期的记录，采用弇兹氏发明的“结绳记事”法外，修订历法常用的圭表，在上古时期，则采用主干挺直、枝叶稀疏、易于获取的天然丛生肉质灌木或少叶树木。例如：
    圣木曼兑、挺木牙交，弇兹氏原始圭表，《山海经?海内西经》。
    圣木曼兑——圣，神圣；曼通漫；兑通锐；意为浑身布满锐刺的神圣树木，干热带区域“巨柱仙人掌”一类。同“挺木牙交”。

    这种巨柱仙人掌也称通天柱仙人掌，高者可达9米以上，测“日影”，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天然仪器，说它就是上古先民的原始华表，估计反对的人也不会太多。

    原始圭表之一——巨柱仙人掌（圣木曼兑、挺木牙交）

    扶桑、大木、扶木，曦和氏原始圭表，《山海经?海外东经》、《山海经?大荒东经》。
    扶木——其叶如芥、主干挺直、树冠稀少、不易倒伏的树木，温带区域枫树、亚热带区域“发财树”一类。在测日影时，真正的原始圭表，应是去其枝叶，只取挺直的、长约3至5米的树干。

    原始圭表之二——枫树（扶桑、大木、扶木）

    实在地讲，利用“圣木曼兑”和“扶木”测日影，笔者并未找到确切的典籍记载。古人倒是对“建木”测日影有些论述，但也语焉不详。
    《吕氏春秋》载：“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晋.郭璞也对《山海经》作注道：“建木，青叶，紫茎，黑华，黄实，其下声无响，立无影也。”

    人类最早的测日影装置，当是“立杆测影”的圭臬。即在开阔地域，例如平原或山顶，人工构建出一片水平场地，垂直于地面立一根直杆，通过观察记录它正午影子的长短来确定四时节气。古人将刻在地面上用以测量日影长短的标尺叫“圭”，垂直于地面的立杆叫“臬”。

    立杆测影（清.《钦定书经图说》）

圭：本意为“立杆测影”所平整出来的场地。甲骨文，上部“∧”象形为日影朝夕摆动（见后叙）；中部“-”象形为日影长度标记；下部“ㄩ”象形为矩形投影场地。文字初创后期，“立杆测影”所平整出来的场地，改进为防雨冲刷的土地上夯土台，故金文作“土上累土”。周代大量文献典籍，也将这种测日影的装置，称作“土圭”。但直到汉代，“土圭”仍被解释为在地面作日影长短的记号。至战国时期，圭演化为测日影的天文仪器圭表的专门部件，特指水平放置于地面，测量日影长短的不同材质的标尺。

新石器中晚期，古人比照“立杆测影”的象形符文，制成六大宗教礼器之一的玉圭，用于国家隆重大典。
故圭，又作古玉器名。圭与珪同源，珪又作圭，扁长条状，上尖下方。古代贵族、帝王、诸侯朝聘、祭祀、丧葬时以为礼器。按《周礼·春官·典瑞》记载，有大圭、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四圭、裸圭之分。作为瑞信之物，其形制大小，因爵位及用途不同而异。

    《周礼·大宗伯》：“以青圭礼东方。”郑注:“圭锐象春物初生。”
    《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
    《左传·哀公十四年》：“司马牛致其邑与珪焉。”注:“守邑符信。”
    《庄子·马蹄》：“孰为珪璋。”李注:“锐上方下曰珪。”
    《说文解字?土部》： “圭，瑞玉也。上圜下方。公執桓圭，九寸；矦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封諸矦。从重土。楚爵有執圭。珪，古文圭从玉。古畦切”清?段玉裁?注：“圭之制，上不正圜。以对下方言之，故曰上圜。”
    作为礼器的圭（珪），到底是“锐上方下”还是“上圜下方”，用一个古代词语，就能判定这场文字官司。
    圭角：圭的棱角，喻锋芒。
    由“圭”字的本意，作为礼器的圭（珪），必定“锐上方下”。那些一端平直，而另一端刃口、圆弧或平口的器物，不具“圭”的内涵，只是“圭”的衍生品，严格意义上讲不应属于圭（珪）类。

兽面纹玉圭：长19.8厘米，宽6厘米，厚0.5厘米，呈天青色。扁体长条状，上宽下窄，顶端呈锐角，下端平齐，双面均阴刻兽面纹饰，尖耳，大眼，近似“工”状，兽面纹上下另有弦纹装饰。玉圭包浆浑厚、阴线内外统一，玉质坚硬，通体磨光。出土于山东日照，属龙山文化时期遗存，年代为BC2500-2000。

兽面纹玉圭A面（龙山文化）

兽面纹玉圭B面（龙山文化）

蚩纹玉圭：长18厘米，最宽4.9厘米，最厚0.85厘米，呈墨绿色。扁体长条状，上宽下窄，顶端呈锐角，下端平齐。引人注目的是另一断残玉圭，在近底端的两面，均以连续浅细阴线，雕刻抽象的神祖面纹。面纹中两只旋涡状的圆眼十分醒日，眼上正中以阴线琢刻的“介”字形冠，以上翘的弧线连接而成，特色十分鲜明。其中一面，嘴部刻画比较清晰．以竖线表示排列整齐的牙齿。这两件器物，均出土于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属龙山文化时期遗存，年代为BC2500-2000。

蚩纹玉圭（龙山文化）

蚩纹玉圭局部（龙山文化）

    玉圭：龙山-齐家文化。玉料经沁蚀呈灰白色，泛黄并赭色斑。圭呈长方形，上微宽，上端磨成锐角弧刃形,下端平齐。

    玉圭（龙山-齐家文化）

商代玉圭延续了龙山文化玉圭的形制，在长短、宽窄、厚度方面稍有变化，刃部更凸出，有的呈弧状。商早期玉圭，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有出土。商中期玉圭仍沿用这种样式，一些玉圭上出现了纵向的双阴线条纹或用挤压法雕出的凸起直线纹。
玉圭：商。青白玉质，表面有氧化现象。圭体为长条形扁形，上端尖首，下端平齐，中间随形起脊一道。

玉圭（商代）-1

    玉圭：商。表面已深沁为不透明的牙白色，玉质不详。琢作长扁条状，上端尖锐，下端平齐。正面满饰螺旋纹，背面光素，黏附有咖啡色物质。

    玉圭（商代）-2

春秋战国时期玉圭的样式发生了变化。圭的体积略小，呈尖状，顶部有凸起的尖角，这种圭的外形，有商、周时期，尖头玉戈的影响。还出现了圭形玉片，这种玉片很小，一端有系孔，表面有纹饰。当时，多数玉圭所用玉材较差，还有一些是用石料加工而成。这种尖角圭一直延续到汉代。
玉圭：西周。圭形宽而长，顶端锐角。整器光素无纹，有玻璃光泽，但有深褐色沁。

玉圭（西周）

    明代玉圭有四批最为重要：
    一为山东地区，明早期朱檀墓出土的两件素面大圭。一件墨玉，一件白玉，圭很厚，表面打磨光亮，上有制造时留下的槽坑。这批玉器绝少沁色。同样的玉圭，在湖北明梁庄王墓地也有出土。
    二为江西南城，明代中晚期益王墓葬中出土的一件乳丁纹圭。乳丁大而凸起较浅，出于妇女服饰。同墓葬出土的玉器中有一些属于前朝制品，而非明代所制。因此这种乳丁纹玉圭是否为当朝所制，尚需研究。
    三为北京地区，明代定陵出土的众多玉圭。皆白玉，长条形，上部有圭角，圭上或饰阴线描金的山形纹，或饰凸起的条形纹，做工精致，线条平直，还有大量的谷纹圭，用于妇女服饰。北京故宫博物院存有一批明宫遗存的玉圭，图案、样式较为丰富，可作为明代玉圭的典型作品。
    四为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的各式玉圭。

    玉圭：明代。青玉质，扁长条状，上端尖锐，下端平齐，素面，整器无纹饰。

    玉圭（明代）

    说完了“圭”，我们再来讨论讨论“臬”。

    《说文解字》：“臬，射凖的也。从木从自。”
    俺解“臬”字：甲骨文，上部象形为，立杆“|”、生影“∧”、标记日影长度界限“-”，两侧的勾状纹不知，或许是准绳。叙事，利用日影朝夕摆动，定位南北中轴线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过程（见后叙）；下部象形为测影场地上的所树之木。本意为“测影定中、厘定四方”场地上的所树之木。至战国时期，臬演化为测日影的天文仪器——圭表的部件，特指垂直于圭和地面，生成长短日影以供度量的不同材质的标杆（表）。由于臬具定位南北中轴线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意涵，而中轴为京畿、宫殿、祖庙构建的基准，故臬又引申为规范、准则。
    《文选·陆倕·石阙铭》：“陈圭置臬，瞻星揆地。”
    《明史·卷二五·天文志一》：“若表臬者，即考工匠人置槷之法，识日出入之影，参诸日中之影，以正方位。”

    1975年，陶寺遗址被发掘。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发现有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
    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其文化的绝对年代为BC2300年至BC1900年之间。
    考古专家在早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一根圆形的木杆，长2米左右。

    2002年，在古观象台的附近，发现一座王级大墓，编号II M22。该墓位于陶寺中期王族墓地中，墓圹为圆角长方形，开口长5米，宽3.65米，底长5.2米，宽3.7米，墓底距地表深8.4米,墓口距地表深约1.4米，墓深约7米。有船形棺一座，有残余绿松石嵌片、玉钺碎块、木柄、货贝等46件随葬品。
    墓中竖着的一根漆杆，编号II M22:43，上面漆有黑、石绿、粉红三色相间的环状连续标记，其旁放置着具小圆孔的玉器——戚。戚长10厘米、宽5厘米、孔径1厘米。
    该漆杆下葬时树立在墓室的东南角，紧靠角壁龛口的西侧。漆杆发掘时部分被损坏，但不超过10厘米。现保留下来的漆杆全长171.8厘米，下端保存完好，上端略有残损。从漆皮剥落处可以看到木制纤维以及细线横向捆扎凹痕。在发掘过程中注意到顶部断面被挤压成蝴蝶状，因此估计漆杆原系木制空心管状杆体，是圆是方无从判断。
    专家根据拍摄的漆杄拼接图片，采用数字技术将其进行复原处理。

据专家考证，陶寺尺一尺相当于公制25厘米。按后世《周髀算经》日影测量仪器的规制，作为立杆的臬当为八尺，即现今的2（=0.25×8）米长。因此，专家们推断：在陶寺遗址早期墓葬中发现的长2米左右圆形木杆，应为生成日影的臬；而IIM22:43漆杆应为度量日影长度的圭；与漆杆II M22:43一并发现的玉戚，当为景符——一种具单孔成像原理的仪器，用以强化日影的准确界限。
将以上三者仪器配合使用。经验证，二至日所得日影长度，在II M22:43漆杆上，均有相应标记对应，与《周髀算经》记载的“冬至日晷丈三尺五寸，夏至日晷尺六寸。”几无二致。

复原漆杆IIM22:43模拟测影（陶寺遗址）

    通过对《周髀算经》等文献中数据的分析计算以及陶寺观象台的考古研究，专家得到以下结论:
    其一，《周髀算经》中所载的“冬至影长一丈三尺五寸，夏至影长一尺六寸。”很可能是尧帝时期于陶寺测量所得数值，只是被后人假托为周公所测；
    其二，陶寺中期王墓IM22中出土的漆杆，很可能为具有圭尺功能的王者礼器，这预示着在4300年前的陶寺文化时期，“圭臬测影”，已是集天文观象、授时功能与惟王建制的君权礼制于一身的隆重国家大典；
    其三，IIM22:43漆杆上的粉红色环带，作为影长标记，其所反应的日影观测日期，与陶寺古天文台上的狭缝观测日出方位所反应的日期大致对应，可以作为“陶寺II FJT1大型建筑基址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天文台”的有力证据。通过天文计算.我们复原了漆杆残损部分，认为其全长应在13厘米左右，并且中端残损部分至少有两个粉色环带，分别位于60.46厘米和77.90厘米的位置。

    以“圭臬”的甲骨文为界，“立杆测影”的最晚年代，不低于殷商时期；以陶寺IIM22:43漆杆为据，至少可以前推至BC2300-BC1900年前；而以玉圭的出现年代为据，则又可前推至4500-4000年前的东夷海岱、龙山文化时期。
    其实，这些都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可以追朔至9000多年前的贾湖文化。
    我们来看看，贾湖先民是如何观测日影、制定历法的。

    1986年，贾湖遗址被发现。
    该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保护区面积5.5万平方米，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经C??和释光测年，结果显示其距今约9000―7500年。该文化主要分布在淮河上游的支流沙河和洪河流域，最北可达颍河、汝河流域。
    贾湖文化，以石斧、石铲、石磨盘、鼎形器、素面蓖点纹、压印点纹陶器为主要特征。但其典型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层堆积较厚、包含文物较丰富，文化面貌复杂。特别是七声音阶骨笛、9000年酿酒技术、成组随葬内装石子的龟甲及其契刻符号、动物训化畜养、具有原始形态的栽培梗稻尤为引人注意，在学术界反响广泛。

    贾湖遗址发掘出窑穴370座，陶窑13座。陶器有陶鼎、陶罐、陶壶、陶碗、陶杯、陶豆、陶觚。其中还有盛酒陶器，舞阳贾湖红陶、舞阳大岗彩陶、舞阳阿岗寺亮黑蛋壳陶、舞阳善德灰陶等，被科学界统称“贾湖陶瓷”。
    这里出土的8000年前的骨笛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此处发现的龟甲上的契刻符号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龟灵崇拜则是原始的宗教信仰。
    稻作遗存、狩猎、捕捞和聚落布局，反映了当时人类社会生活的状况。
    8000年前，生活在中国淮河流域的贾湖人所创造出的音乐文化、稻种文化和宗教文化已相当发达，表明淮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摇篮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1年6月国务院将贾湖遗址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认定为20世纪全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这里，笔者想着重谈谈贾湖骨笛。
    与较为常见的猛禽骨笛不同，贾湖骨笛的材质来自丹顶鹤的尺骨。如下图所绘，将尺骨锯掉两端的骨关节，而后在尺骨身上按音律开凿二至八个不等的孔眼，一只贾湖骨笛即成。

    贾湖骨笛材质来源（引自《Nature》，绘画／Debby）

    贾湖遗址共出土骨笛30多支，除去半成品和残损者外，有17支出土时比较完整。但因长时间在地下叠压，有些骨笛取出来时已经成粉末状。
    真正能够吹奏旋律又比较完整的骨笛有6支，一支5孔，一支6孔，三支7孔，一支8孔。
    其中的三支7孔骨笛分别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下图为河南博物院藏贾湖骨笛。

    贾湖骨笛M282：21（河南博物院藏）

    其中一只贾湖遗址282号墓出土的骨笛M282:20，长22.7厘米，一端内径为0.93×1.32厘米另一内经为0.85×1.11厘米，壁厚约0.15厘米。管身开有7孔，在第七孔的内侧开有一个直经约0.15厘米的调音小孔。

    贾湖骨笛M282：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根据地层关系和C14测年，考古工作者将贾湖文化遗存，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其中的早期文化，是裴李岗文化的重要源头。中、晚期与裴李岗、峨沟等大体同步。
    早期，年代约为BC7000—BC6600年；
    中期，年代约为BC6600—BC6200年；
    晚期，年代约为BC6200—BC5800年。
    贾湖出土的众多骨笛，分散在不同的墓葬，其年代早晚相差很大。有意思的是，在1200年左右的时间跨度中，所发掘的骨笛，也随时期的不同，在结构形态、音阶数量和工艺水平上，发生显著变化。大致上，它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这与贾湖文化的分期基本一致。

    早期，BC7000—BC6600年出土的骨笛，严格意义上应称为骨哨，长短不一，多呈双孔形态，以飞禽中空的尺骨制成。
    这种骨哨，发音悠扬、嘹亮，但音阶少，音色单调。远古猎人常利用来模拟鹿鸣，以吸引其它异性麋鹿，并伺机捕杀。

    骨哨（贾湖遗址）

    骨哨，应该源于燧人氏的“吹管”或称“灰管”。后世巫觋尊祖，将其神圣化为“灰琯”，礼器，以玉雕成。
    “灰管”，燧人氏钻木取火或燧石取火时，对“火绒”进行加氧助燃的口吹器具。最原始的助燃器具，当然是古人的嘴巴。但这种效率低下的自然器官与管状物难以匹敌，于是，利用中空的鹤禽肱骨、尺骨、腿骨等制成的“灰管”，便应运而生。（灰管对华夏音乐史影响巨大，详待后叙。）
    有嘴欠者，没事拿“灰管”瞎吹一气。当嘴唇与“灰管”似离非离的瞬间，一道悠扬、嘹亮的美妙声音，突然响彻天际。这一声非同小可，人类音乐史上首个竖吹的响器——“灰管”，由此诞生。
    客观的讲，这种单音阶的原始响器，仍然是助燃的“灰管”，还不能称之为乐器。想要更多音阶，须制作一整套长短不一、粗细有别的“灰管”才能实现。既然共鸣腔长短会影响音阶，那么，管上开孔，通过手指的堵、放，调节了共鸣腔的间距，当然就可以调整“灰管”的音阶。于是，以大型禽鸟的尺骨，截去两头，在骨管上磨出一、两个或两、三个吹孔，人类历史上的首个多音阶乐器——骨哨，就制成了。
    骨哨的延续历史很长，两千后，古人仍在狩猎活动中大量应用。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骨哨，竟有一百六十余件，距今大约有七千余年的历史。

中期，BC6600—BC6200年出土的骨笛，都是管开七孔，它们不但能吹奏出民族传统的完整五声音阶，而且还能够吹奏出六声音阶和世界流行的七声音阶。这个时期的骨笛与初期的古哨比较，已进入成熟期，并发展到骨笛制作的精品时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282号墓出土的20号、21号两支骨笛，标志着贾湖音乐文化的高峰。

骨笛（贾湖遗址）

晚期，大约在BC6200年－BC5800年之间的四百年时间，这一时期的骨笛除了一部分保持了中期的七孔骨笛的形制外，还出现了八孔骨笛，不仅能吹奏出七声音阶，而且还能吹奏出变化音，反映了贾湖先民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和创造能力，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境界；精神生活的品味，也已经跨越到相当的高度。

贾湖遗址发掘的349座墓葬中，M282号墓规模最大，随葬品多达60件，墓主生前的身份非同一般。墓中的两支骨笛，一支M282:20在墓主左股骨的内侧，制作之精良，音质之优美，都堪称贾湖遗址骨笛之最；另一支M282:21在墓主左股骨的外侧，出土时已经断为三截。经专家分析，并非是入藏后折断，而是在墓主生前就已经损坏。耐人寻味的是，主人并未舍弃，而是细心地在每个折断处钻了4个小孔，并用细线连辍，可见墓主人对其珍爱有加，这也印证了两只骨笛的尊贵，很可能是雌雄一双。

贾湖M282墓上部随葬器物

从这些骨笛出土时的位置看，多置于墓主人股骨两侧，同出器物还有契刻原始文字的龟甲及大量陶、石、骨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宗教用品等。考古专家的发掘报告资料表明，仅有少数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墓葬出土骨笛和龟甲摇响器，而且骨笛和龟甲摇响器同出一墓。可见这些墓葬的主人在贾湖人中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有学者推测骨笛的拥有者很可能是社会中巫师之类的神职人员，同出的骨笛和龟甲摇响器可能就是古代巫师的法器。

    贾湖骨笛一般长20多厘米，直径约1.1厘米，圆形钻孔都分布在同一侧，一般为7孔，制作规范。有的骨笛上划有等分记号，表明制作之前先经过度量、计算，然后划线，最后钻孔。个别笛子的主音孔旁还钻有小孔，专家认为是调音孔，可见制作者已有声律规范的意识，开孔后先要试音，如果音律不谐，再开小孔作微调。
    晚期贾湖骨笛，已经达到了极高的音乐水准。专家用现代仪器对M282:20骨笛测试后，得出结论：所有笛孔的音阶误差都小于五个音分。什么意思？
    音分（cent森特）：为提高测量声音高低的准确度，计量上将每个“半音”音程（如a~"a或b~c）分为100音分，以利测算其与标准音阶之间的误差值。
    据称，一个杰出的钢琴调音师，能分辨的音高差为3个音分；乐队指挥家，能分辨的音高差为5个音分；一般的演奏家能分辨的音高差为7个音分；普通成人可以分辨的音高差为25音分左右。而现行的乐器音准品质分类：
    偏差1%----约17音分，优秀；
    偏差1.5%----约25音分，良好；
    偏差2%----约35音分，一般；
    偏差3%----约50音分，较差。
    而贾湖骨笛所有孔的音阶误差，都小于五个音分。这个误差范围，即使听力敏感的音乐专家，也很难用耳朵区分。当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专家黄翔鹏先生，用这只七孔骨笛吹奏了一首5音阶传统曲目《小白菜》时，这只具8000年历史、《世界上最早的至今仍可演奏的乐器》（英国《自然》杂志，1999年第9期）自然就震惊了整个世界。

骨笛出现在8000多年前的贾湖遗址，已是令人称奇的了，更令人惊叹的是先民们根据什么机理、依照什么原则去对鹤禽尺骨进行开孔并创造出人类从未感知过的美妙音乐的？

    哲学出身的胡大军先生，对贾湖文化有深入研究，在其扛鼎之作《伏羲密码——九千年中华文明源头新探》中，他认为：
    贾湖骨笛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乐器，能吹奏出精确的七声音阶，而且有“雄、雌”之分，是中国最早的律管，个别骨笛能吹奏出完整的十二律（其中雄笛包含“黄钟”等六阳律，雌笛包含“大吕”等六阴吕）。同时，这些音律与骨笛上的“二分二至”节气的日影落点相对应（律历对应），使古人产生了“音律通天”的观念，这就是律历相配的奥秘所在。贾湖人发明的“律历对应实验”，正是中国古代的律历相配传统和礼乐文化产生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他以用贾湖5孔骨笛M341:1，对“律历对应”的过程进行简单的模拟。认为：
    起初，该骨笛上的冬至日影和最低音同时起自筒音黄钟，其后“日影之手”由北向南逐渐缩短；当春分日影来到第4音孔时，正好与该孔中的仲吕对应，当夏至日影到达第2音孔时，又与清黄钟对应。在这一过程中，“日影之手”自骨笛大端逐渐向小端移动，就像开启骨笛的音孔一样。
    随后，该骨笛上的夏至日影开始由第2音孔向北逐渐延长，当秋分日影又回到第4音孔时，再次与仲吕相遇；然后日影继续向北延长，直至冬至日影重新回到筒音黄钟处。在这一过程中，“日影之手”自骨笛小端逐渐移向大端，就像闭合了骨笛的音孔一样。
    就这样，通过“日影之手”的“一启、一闭”，最终实现了“律历对应”的循环过程。
    在这里我们看到，黄钟、清黄钟、仲吕与二至二分日影落点之间，出现了如此严密、巧妙的“律历对应”现象。这真是太神奇了。我们不禁为贾湖人的奇思妙想和天才创造拍案叫绝。

贾湖5孔骨笛上的律历对应现象（引自《伏羲密码》）

    他进一步推断：
    在贾湖人的原始历法观念中，所谓“节”，就像竹节或骨节，它在骨笛上对应着两个音孔之间的空挡，它与某些节气之间的一段日期相对应；所谓“气”，正是骨笛上音孔透出的乐音，也是“日影之手”在骨笛上造成的“阴阳之气”。它在骨笛上表现为音孔透出的特定音律——“阴吕阳律”，它与节气当天（或附近几天）的日期相对应。

    贾湖骨笛与节气的来源（引自《伏羲密码》）

    胡大军先生认为，贾湖骨笛之所以能体现“律历对应”的特质，源于贾湖骨笛具有的“日圭”的作用。他通过“解码”M344:3叉形器上“鸟形符纹”，认为：贾湖遗存中的骨笛、叉形器、骨炳、垂球、石环五个零件，以及用来绑定骨笛的、2个正南正北方位的木桩，可以组成“一个相当复杂、相当精密的科学仪器。”，以用于观测日影、制定历法，“是贾湖人最高科技的成果。”

    贾湖遗址日影测量仪（引自《伏羲密码》）

    他用编号M253:4的一支贾湖骨笛上面的一个刻符进一步论证道：
    这个刻符，中间有3条竖线，是对叉形器和骨笛进行组合时的定位线。
    贾湖人在长期的观测后，发现一年并不是365天，而是大约365.25天。大约每4年会出现一个闰年，导致一年后，节气的具体时间点，会出现大约6个小时的偏差。
    所以不同年份里同一个节气，日中时的日影长度会略有偏差。每四年一个周期，第五年和第一年的日影长度一样。而一旦在骨笛上开孔后，位置是无法调整的，所以他们便刻了3条定位线，不同年份，叉形器和骨笛的组合定在不同的位置。

    日影定位线（引自《伏羲密码》）

    上面图片中的3个定位线，第一年使用①号，第二年使用②号，第三年使用③号，然后第四年返回到②号。第五年，进入下一个周期，重新使用①号定位线。
    一般人们认为，闰年的知识至少也要到商周时候人们才认识到。但贾湖遗址告诉我们8000年前，他们已经发现了闰年现象。当然仅仅一个刻符，还不足以完成支撑上面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
    贾湖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精心烧制的陶球，如下如所示，陶球侧面靠下的部位有一圈凹痕，底部有一个深深的“十”字符号。我们知道，陶器的制作是当时最先进最复杂的技术，那么贾湖人专门烧制这样一个实心的陶球有什么作用呢？
    这些凹痕，使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陶球上面原本是绑有绳子的，是一个用来配重的垂球。

    网坠（引自《伏羲密码》）

    如果仅仅是建造房屋需要测量垂线，那么随便绑个石头就可以了，现在农民盖房子，也是随便绑个砖头就可以用了。而贾湖人却精心打磨，专门烧制这样一个工具，可见，他们是怀着虔诚的态度，确保重心没有偏差，尽量减少一丝一毫的误差。那么这个垂球，也绝非一般的作用。
    我们仔细看，会发现每一个叉形器上面，在中间部位都会有几个小圆孔，这些小圆孔，就有绑定垂球的作用。具体使用方法，见下图：

    贾湖遗址日影测量仪(引自《伏羲密码》)

胡大军先生对其观点，作了大量、详细的论证。看得出《伏羲密码——九千年中华文明源头新探》，的确是呕心沥血之作。

    笔者怀着谦卑之心，对书中的主要论点“骨笛圭表说”，进行了小心校验。
    首先，就贾湖先民所处的太阳系，进行了复原重构，其基础资料如下。
    贾湖坐标：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东经113°40＇,北纬33°36＇7＂（33.6019°N）；
    历史年代：BC6200年。这是贾湖文化第三期，八孔骨笛出现的最早年代；
    地球直径：南北经，12756km；
    地日距离：地球至太阳间距，149597870km；
    扰动周期：37158年。由于地球进动、章动和极移等天文因素的影响，黄赤交角会在最大24°14′39″与最小22°37′56"间反复扰动，其扰动周期大约为37158年;
    极纬年代：BC7281年。历史上，北回归线最北24°14′39″的发生年代,在BC7281年。

    由上述资料，可以推算出，BC6200年贾湖先民所处年代的回归线纬度是：北纬24°9′1.36″（N），南纬24°9′1.36″（S）。
    笔者再根据胡大军先生所给贾湖遗存，组构了原始圭臬，并置于复原的远古太阳系，同时按原始圭臬的具体尺寸，进行天文模拟仿真观测。
    在以贾湖第三期八孔骨笛M253:4为圭、叉形骨器M395:2为臬的日影模拟仿真观测过程中，夏至日影准确落在由小端数的骨笛第一个音孔（音阶4）。很遗憾，冬至、春秋分日影，均与骨笛的任何标志无关。这与胡大军先生的推断，出入不小。

原始圭臬天文模拟仿真观测（贾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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