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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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13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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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的讲，骨笛、叉形骨器、陶网坠等构成的机构，可以通过日影，观测夏至日的到来。
    因此，我们推断，骨笛、叉形骨器、陶网坠等构成的机构，是目前可考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圭臬”。
    9000年前，贾湖先民就能借用灵巧的圭臬，根据夏至日的回归周期编制历法，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认为骨笛音孔，均是按照节气日影位置所开，就过于牵强；又认为历法的节气，“节”是指骨笛“两个音孔之间的空挡”，“气”是指“骨笛上音孔透出的乐音”，则更是不着边际。
    先不说大暤风历的“四时八气”，“气”的概念比贾湖骨笛日影观测的年代还要早五、六千年。就太阳在做回归运动时，于地面所产生日影的长短与季节的变化而言，本身也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我们知道，若臬高为h，日影的长短值y与投射角x，是呈正切三角函数关系：
    y=h·tg(x)
    而贾湖考古所得骨笛，开孔大多是等距线性相关的。
    所以，按节气日影的长短，作为骨笛所有音孔的开孔依据，显然是谬误的。

    贾湖骨笛的发声方式是竖吹，这与萧类似。
    我们来看看，在古代日本盛行的萧，是何尊容？
    此箫系日本法隆寺藏圣德太子的隋朝之箫，长44.4厘米，与正仓院藏存的“尺八”规格一致。

    隋代六孔箫（日本法隆寺藏）

    萧的音孔如何开？
    箫虽然种类比较多，形制各异，但其发音原理及制作方法却是大同小异。目前广泛使用的是传统六孔箫和八孔箫。
    其实，传统六孔箫与八孔箫的区别只是发音孔的多与少的问题。其吹奏方法完全一致。一般学会吹六孔箫，拿起八孔箫，只需熟悉其音阶指法，便可演奏。也可以说它们是一种箫的两种不同指法形式。故仅以六孔箫为例，来简述萧的制作方法。

六孔箫正、反面图

我们来受教一把，陈正生先生是如何制作匀孔萧的：
“匀孔箫，六个音孔如何定位？这是几乎未见有多少人讨论的问题。本人制作匀孔箫，定位方法是：第一孔占有效管长的86%，第六孔占有效管长46%，第一孔与第六孔的间距占有效管长便是40%（0.86-0.46=0.40）。将此40%五等分，各个音孔的间距便是8%——绝对是匀孔！音孔的定位方法就是如此简单。”

陈正生，1937年2月生，音乐理论家，笛箫制作家。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上海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竹笛专业委员会顾问。
曾任《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上海卷》编辑部副主任、责任编辑，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部副主任。在上海艺术研究所主要从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在全国各种音乐杂志及台湾地区的刊物上，发表有关律学、音乐声学、音乐史学、乐器工艺研究（主要为箫笛制作研究）,以及音乐考古方面的论文百余篇。

    回过头，再来看什么是历法的“节气”？

    《說文解字》：节，“竹約也。从竹即聲。子結切。”
    俺解“节”字：甲骨文上部象形为竹子，左中象形为日，左下象形为拉长的日影，中“-”象形为日影界限，右下象形为测量日影长短的圭杆。本意为衡量日影长短的竹质圭杆上，表“二至二分”标记的节段刻度。引申为季节。
    见平放于地面的陶寺圭杆（漆杆IIM22:43）。

复原漆杆IIM22:43模拟测影（陶寺遗址）

    《說文解字》：气，“雲气也。象形。凡气之屬皆从气。去旣切。”
    俺解“气”字：象形为南北回归线，中夹赤道。本意为“三衡四间”、地球春夏秋冬的冷暖气候、温湿寒燥的大地气流以及“四时八气”的转圜（易）。
    故节气来源于“风历”和之后的“十日历”天文、气候观测活动，表春夏秋冬“四时”的节与“分至启闭”的八气。
    “骨笛两个音孔之间的空挡”与“骨笛上音孔透出的乐音”难以承受地球大气回流的厚重，自然与“节气”二字的原始意涵，扯不上什么关系。

    难道节气日影的长短，在骨笛上的投射，与音孔毫不相关吗？
    这也不尽然。
    骨笛，由骨哨始，只是一种生产工具和捕猎的道具，并非娱乐大众的乐器。后期发展出来双孔，甚至7孔、8孔的骨笛，仍然不是以愉悦精神为主，而是一种宗教祭祀响器，只属祭祀阶层专享。这由贾湖骨笛，往往出现在尊者大墓之中，可见一般。
    《史记?乐书》载：“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骨笛作为一种宗教祭祀响器，她的存在，自然是以“沟天通地”为主要目的。中国是礼乐之邦，古人对音乐的看重，是基于对先祖天帝的敬仰。既然美妙的音响源于天籁，那么骨笛的首个音孔，就由天道来确定吧。于是，通过夏至日影的投射，定位骨笛的首个音孔，骨笛就这样与天文历法构建起了内在联系。这种出于宗教礼仪的程式，与吹奏乐器结构本身的乐理规律，客观上没有什么内在因果关系。有的只是古人对乐律的崇敬和对天道的神往，仅此而已。

    中国古代传统“律吕之学”，向来与天文历法及占候之术盘根错节，与斗运、日影、节侯相互交织。律吕被神圣化，并渲染上灵异的宗教色彩。这也难怪，律吕毕竟是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左传·成公·成公十三年》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
    故此，有关律吕的“侯气法”，在崇尚巫蛊的汉代，逐渐开始盛行。
    《后汉书?志第一?律历上?候气》：“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
    唐朝李淳风在《晋书?律历志上》中记载：“圣人观四时之变，刻玉纪其盈虚……又叶时日于晷度，效地气于灰管。故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飞，灰飞律通，吹而命之，则天地之中声也。”

    这种“地效以响”的“侯气法”，是个什么东东？
    我国传统历法将二十四节气分为十二节、十二气，凡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为节，余皆为气。十二律管特与十二气相应，律管实葭莩之灰，用以侯气，这就是“侯气法”。
    东汉.蔡邕《太平御览?时序部?律》：“上古本阴阳，别风声，审清浊。别风声，不可以文载口传也，故铸金作钟，以正十二月之声。然後以效升降之气，而钟不可用，乃截竹为管曰律，为清浊之率也。以律长短为制，正月之律，与太簇相中也，言出于钟。乃置深室，葭莩为灰，以实其端，其月气既至，则灰飞管通。古以钟律齐其声，后人不能，则数以正其度，度正则音亦正矣。仲春中夹钟，季春中姑冼，孟夏中仲吕，仲夏中蕤宾，季夏中林钟，孟秋中夷则，仲秋中南吕，季秋中无射，孟冬中应钟，仲冬中黄钟，季冬中大吕。”
    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律历志》，更给出了一系列繁复的候气程序，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后汉书·志·律历上》对司马氏所承的候气法是这样描述的：
    “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炭，效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于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封上。郊则和，否则占。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历。”

“侯气法”的操作大致如次：置不同尺寸之律管十二支于上圆下方的三重密室内，依一定方位竖直埋地下，管之上端与地持平，管腔内填充葭莩（芦苇内膜）灰，并用薄膜封口。至冬至日交节时分，其中长九寸之律管必有葭灰逸出，届时即为冬至时刻，该管即为标准黄钟律管，管长即为标准黄钟尺。同理，若其余十一支律管尺寸无误，同样现象将于二十四节气中另十一气时发生。
由于候气一事多与历法、占候相涉，关乎社稷大事，故向为宫廷视作国政密要，由灵台，后又称司天监、钦天监等，主司实施。同时，对侯气器物的材质、产地也有严格要求。

用现代人眼光来看律吕与节气交织的“侯气法”，仅是古人对礼乐的崇敬，只能归类于宗教、巫蛊和占卜之术。葭莩灰在律管内的动态，只是碳化多孔物对大气温湿环境的间接反映，能对12气作出准确预测，不符合客观实际。因此，这种由风历“铸金作钟，以正十二月之声”借鉴来的侯气之术，至明朝便被有识之士唾弃。

明.朱載堉在其《律呂精義》一書中，对“侯气法”大加鞭挞：
“凡造律，河內葭莩灰、上黨羊頭山黍、宜陽金門山竹，三者不可缺一。然此三者皆易得之物也。所謂河內，即敝邑也。北距上黨，南距宜陽，皆約三、四日路。萬曆八年，庚辰之歲，余嘗遣人採取三者，單粒之秬、雙粒之秠、長節之竹，不止數萬。亦自種之，黍成頃、竹成林，至今田園所收黍竹，皆彼處之種也。然地土不宜，不如彼處所產也。又嘗依蔡元定之說，自長十寸，遞減毫釐，至於五寸，共有三百八十四等，淺深排列，試驗吹灰，竟無吹灰之理。始覺凡信此者，皆愚人、妄人也。”

    官方对候气说全盘否定的态度，在乾隆朝时，则更显得明确。如纪昀等为《四庫全書》所撰的提要中，即评蔡元定的《律呂新書》曰：“然則候氣既不足憑，人聲又無左驗，是蔡氏所謂聲氣之元者，亦徒為美聽而已。”其评元刘瑾的《律呂成書》时，亦谓：“然則舍可辨之音，而求杳茫不可知之氣，斯亦末矣。”
    除此之外，乾隆朝续修的《律呂正義後編》中，亦尝对候气说做出强烈的批判，直指候气完全是“博士之卮言也，無是理也。”而其论据亦颇具说服力，如在抨击依十二辰位次埋管测候各月中气的主张时，又云：
    “候氣者只驗試於一室之內，夫東室之西即西室之東，咫尺之地相距曾幾，而期氣之動某某管，是必氣為有知，擇管而入，管亦有覺，迎氣以動，而後可也，則謂十二月之氣皆可以方位求者，更不可為據也！”
    此书中亦对历代偶有候气征验一事提出诘难，曰：
    “聖祖仁皇帝依古法遍試之，皆不驗。夫天不變，道亦不變，所以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未有驗於古而不驗於今者。殆昔之人主忽視律數一事，而以付之有司，未嘗親加試驗。史亦仍其舊文以相傳，而不知其誤也。如或偶有一驗，知非古今之常，則事屬渺茫，而益不足以為據矣。”

    我们否定律吕“侯气”，但依然坚信节气对律吕的直接影响。比如前述的贾湖骨笛的首孔定位，又比如“黄钟”的来历。
    《山海经?海内经》载：“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為侯。鼓、延是始為鍾，為樂風。”
    何为钟、何为乐风？
    钟者，风铃也。风铃起源于上古的占风铎，主要用于判断风向，后世也会用它来占卜。风铃在中国古代有不同称呼，如“风铎”、“宝铎”、“檐铃”、“檐马”、“铁马”等，常悬挂于大殿、佛塔等建筑物檐角下方，因无须敲击，有风自鸣，故名“风铃”。
    因此，钟、风铃、占风铎皆为一物也。

    占风铎为青铜时代的产物，本源于大暤建木相风旌。区别在于，“旌”用于观；而“铎”则用于闻。
    东汉.蔡邕《太平御览?时序部?律》载：“上古本阴阳，别风声，审清浊。别风声，不可以文载口传也，故铸金作钟，以正十二月之声。”
    真正具相风历法功能的占风铎，是如何实践的，后世未见记载。推测应置于古昆仑（哈拉帕）八角通天塔高处的八方神龛内，且音调不一。随季节不同，信风奏响迎风面的风铎，陷入神龛内非迎风面的风铎则处于安静状态。无论白昼还是黑夜，历正闻声即识风向，进而推断四时八气的变换（易）。
    由于相风仪的改变，正统历史上出现了“听风官”衔职，比较著名的有“虞幕”和“瞽。”
    《国语?郑语》载：“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
    《国语?周语上》道：“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
    炎帝的曾孙“鼓”和“延”使用风铃相风，编制历法，敬授民时。由于风铃音乐美妙，故把“风历”又称作“乐风。”但这里的“乐风”还不具音乐的意涵，只是炎帝时期“金钟风历”的代名词。
    所以，何为乐风？钟鸣乐起，闻风辨气是为“乐风”。

    进入颛顼时代，“十二月历”（阴历）强力推行，大暤“八卦风历”式微。但后人尊祖，闻风辨气的“乐风”，便以编钟为载体，以音乐的形式传承下来。“乐风”也被引申为音乐流行风尚。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榣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有五彩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
    《左传》道：“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闻琴则舞。”
    至颛顼的重孙，乐风改头换面，成了时尚旋律。于是“太子”抚琴以领音乐风潮。
    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对“风”的概念及来源作了貌似经典地解说：“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旧说二南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朱熹的解释，上承《毛诗序》，不管准确与否，反正影响后世至今。而太子长琴也因“乐风”，成就了一代乐神。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锺之宫，适合；黄锺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锺之宫，律吕之本。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从前，黄帝命令伶伦创制律吕。伶伦自大夏之西，抵哈拉帕上古昆仑之北，从嶰溪之谷取来一种可结果实的竹子，选择中空而壁厚均匀者，截取两节中段，长为三寸九分，继而吹之，发出的声音就定为黄钟律的宫音，此过程称为夏西音的“舍少”。接着再制作十二根竹管，带到昆仓之下，听凤凰的呜叫，借以校调十二律。以凰鸣六声为阳律，凤鸣六声为阴律，参照黄钟律的宫音，相校和谐，十二律便可由黄钟律的宫音而派生。所以说，黄钟律的宫音是律吕的根本。黄帝又令伶伦和荣将铸造十二口钟，以和五音（宫、商、角、徵、羽），冀以展现乐音的华美。在仲春月份，乙卯这天，太阳位在奎宿之时，开始用其演奏，所奏乐曲命名为“咸池”。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虽在神化律吕，但毕竟叙述了十二律定调，是以黄钟律的宫音（do）为基本准则，并非源自日影的事实。这也说明“侯气法”及“日影定律吕”之说，只是汉朝先哲们的附会罢了。

    《叔苴子?卷三》道：“故风者，天地之神气也，一声具六律之音，一气备四时之变。”
    古代先贤，善玩形而上的推演，实际上非常直观，黄钟六律就是源至上古“八卦风历”的占风铎。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乃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
    吕丞相更是直白，干脆将颛顼的国乐“承云”，看作是仿效八面占风铎美妙旋律的杰作。
    正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言：“律之初生，写风之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
    古昆仑先民，由最初观风辨识节气，到后来听风产生音乐，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演进过程。

    《吕氏春秋?音律》：“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冼，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正，则十二律定矣。”
    可见，由于乐官摹仿“乐风”历法风铃的韵律，渐而产生了音乐，之后凡与音乐相涉的歌谣和辞赋，都被古人推而广之称做“风”，如风谣、风诗，国风等等。
    于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周南风”，一刮就是三千多年。
    《诗经?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律吕源自历法，若反过来说“历法可由律吕的载体响器进行侯占”，则要看是谁。在适当条件下，钟可以，笛也可以。但是就贾湖骨笛而言，每个音孔都能对应历法节气，与事实不符，显然也是不科学的。
    笔者无意找茬，只是爱较真。我们还是要给予胡大军先生应有的尊重，毕竟贾湖原始圭臬是能够测定夏至日影，并可依此制定相应历法的。
    其实，笔者关注贾湖骨笛的初衷，是探讨华夏先民最早在何时“立杆测影”，并以“圭臬”癸度天时、制定历法的。由上述分析可知，这个时间段，最晚不过BC6800年，定在9000年前，应是比较客观的推断。

    至周朝，日影观测已有较完善规制和典籍记载。那时，测日影的仪器叫“土圭”，后世亦称晷表、圭表，测日影简称“测影”。
    圭表：古代测日影的天文仪器。南北向水平放置于地面、呈现日影长短的、不同材质的量尺，称圭；圭一端，直立于地面的、用以产生日影的标杆，叫表。根据日影的长短可以测定节气和一个回归年的时间长短。
    测影：亦作“测景”。影、景相通。意指测量日影，以推算岁时节候。

铜圭表(明代)

    《周髀算经》载：“周髀长八尺。髀者，股也。髀者，表也。”
    《周礼·大司徒》职：“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
    《周礼·大司徒》:前人“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由典籍记载看，周朝测影作业已极度完善和发达。所谓“正日景，以求地中。”既是对圭表应用的规制化与标准化。
    首先，表高须为8尺，使用时须与圭垂直放置；
    其次，须定位南北中轴线，确定东西南北的中点位置。圭置于南北中轴线上，并保持水平。
    最后，日影数据的采集，须在日当中天之时，也就是日影与南北中轴线重合之时。错过即为无效数据。
    只有表高、取影时刻、圭表放置位置与放置方式的标准化，测量数据才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比性，否则测量数据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土圭”，古时用以测日影、正四时和测量土地的天文仪器。
    《周礼·春官》：“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郑注：“土，猶度也。土圭，测日景之圭。”
    因此土圭就是度圭，是量度日影长度、角度的天文仪器，一般为石质的，南北向，平放在地上，量度每天中午日影的长短，以定四时。后世，有俗称“量天尺”。

    “测土深”并不是字面上的测量脚下土地的深度，而是测地球的横纵轴向通经。
    “土深”，也就是整个地球赤道的从南到北的直径和从东到西的直径。如果是平面土地测量，直接说“南北、东西的长宽”即可，用不着说成是“测土深”。
    郑注《考灵耀》云：“地盖厚三万里。春分之时，地正当中。自此地渐渐而下，至夏至之时，地下万五千里，地之上畔与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渐渐向上。至秋分，地正当天之中央。自此地渐渐而上，至冬至，上游万五千里，地之下畔与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渐渐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万里之中，但浑天之体，虽绕於地，地则中央正平，天则北高南下，北极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极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则北极之下三十六度，常见不没；南极之上三十六度，常没不见。南极去北极一百二十一度馀。若逐曲计之，则一百八十一度馀。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谓之赤道，去南极九十一度馀，去北极亦九十一度馀。此是春秋分之日道。赤道之北二十四度，为夏至之日道，去北极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为冬至之日道，去南极亦六十七度。”
    “地盖”源于古人“盖天说”术语。“盖天说”认为天体犹如圆穹顶盖。东汉郑玄是秉持“浑天说”的。因此，所谓的“地盖”，即是与天体契合的地球。
    西汉时期，中国人就已经认识到，大地是球形的。当时，落下闳老前辈就提出了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认为星辰都布于一个“天球”上，日月、五星则附于“天球”上运行，这与现代天文学的天球概念十分接近。
    落下闳（前156年—前87年），字长公，西汉时期天文学家，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他编制的《太初历》，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的历法体系；他提出的浑天说，改变了中国古代对“宇宙”的认知；他发明的“通其率”，主导了中国天文数学近2000年。

    浑天说的代表人物还有东汉的张衡。
    《张衡浑仪注》道：“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其两端谓之南北极。北极乃天之中也，在正北，出地上三十六度。然则北极上规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南极天地之中也，在正南，入地三十六度。南规七十二度常伏不见。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强半。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
    张衡（78年—139年），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人。东汉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蜀郡太守张堪的孙子
    举孝廉出身，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

浑天说比盖天说更进了一步，它认为天不是一个半球形，而是一个整圆球，地球在其中心，犹如蛋黄浮于蛋清一样“乘气而立，载水而浮”。而且，并不认为“天球”就是宇宙的界限，“天球”之外还有别的世界。所以，张衡极度认同《灵宪》的观点：“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

今天看来，古人对宇宙的认知还不尽完美，但在数千年前，已是人类了不起的伟大成就。通过日影的常年观测，他们建立起了科学的三维宇宙空间坐标系，据此测算出的太阳系各种天文参数，与现代科技极度发达的今天所得的结果，已经非常接近。

    古人如何定位南北中轴线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
    新石器时代，古人便在利用“表”来确定南北中轴线与四方方位。这方面，战国时期的《周礼·冬官·考工记》、《周髀算经》有较为详尽的记载：以表为圆心画圆，将日出和日落时表影与圆周相交的两点记录下来，便可以通过连接两点的直线得到正东、正西的方向；线的中点与表中心的连线，就是正南和正北。
    在没有现代仪器的原始社会，让“表”垂直于地面，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的先民是这样处理的：
    先平整场地，尔后竖表，以表为圆心作圆，自表顶引悬等长八绳，分置交于表圆的四方、四维，借以校正表的垂度，当等长的八绳松紧一致，表定处于不偏不倚的垂直状态。经白天正午时刻的表影方向和夜间北极星的方向验证后，测影作业即可进行。

    有号“木牛流马经典”的大虾在其《神的汉字》贴文里，“脑洞”了一把古代先民如何定位四方。
    首先，垂直立表于平地，以表位为圆心作表圆。早晨半日出东方，记下日影与表圆的交点A；傍晚，半日入西方，也记下日影与表圆的交点B。
    以西、东（A、B）两个交点为圆心分别作交贯圆弧，将两圆弧交贯点相连，既是南北中轴线；再将西、东（A、B）两个交点相连，则所呈垂线便为“东西南北中”方向标。

日影四方定位(商代)

    在日影“四方”和“南北中轴”定位的过程中，上古先民们创造了一个方位作业“象形符纹”（见上图）。由于日出的方位，是温暖的希望、光明的祈盼和万物生长的预期，殷商先民毫不吝啬地将其赋予给了日出之方。后人仍可在甲骨卜辞中，一睹其玄妙、端庄的芳容。

    这就是日出之方以“东”字来命名的缘由。
    由东字的演化可以看出，至少在殷商时期，华夏先民就已在利用太阳回归原理，以圭表测日影。

    好啦，南北中轴线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一俟确定，古人就可以圭表侧影的手段，判断四时节气，制定历法、编制节令，“敬授民时”啦。
    《周礼注疏》曰:“冬至，日在牵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东井，景尺五寸。此长短之极，极则气至。”
    《尔雅注疏·卷六·释天第八》：“《汉书·律历志》云：‘冬至之时，日在牵牛初度。春分之时，日在娄四度。夏至之时，日在东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时，日在角十度。’若日在东井，则昼极长，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若春分在娄，秋分在角，昼夜等，八尺之表，七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则昼极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则馀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来之景也。凡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则夏至去冬至，体渐南渐下，相去十一万五千里。”
    《周髀算经》也在不同条件下，对冬至和夏至的日影长度作了记载。

《周髀算经》影印件

    以上典籍，不仅给出“表”的规制，还给出“二至、二分”时的日出方位和日影的长短。古人只要以任一个节气为天文历法的起点，记下次年同一节气到来的累计时间，两个节气间“岁实”的总时长就可以确定了。“岁实”就是当今的历法回归年。
    正如《汉书·天文志》所言：“日去极远近之差，晷景长短之制也。去极远近难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
    这里，四个节气有四组对应的日影数据。古人那到底是以那个季节，作为天文历法的起点为好呢？
    古人很聪明，他们选择“冬至”。因为，冬至的日影最长，长就以为着有较高的“容错率”。
    我国有记载的、最早冬至时刻观测记录年代，是春秋时期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和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

从理论上说，测得相邻两次冬至时刻，就能累计出回归年的时间总长。但是，日影测量的规范和特性，决定了误差是以天为计。地球是圆的，真正的日影最长点位于何时、何处，日影观测者无法探知。所以，简单地用土圭观测日影的变化，所定出的冬至时刻不是十分准确，一般有一两天的误差。
令人敬佩的是，古人知道这个误差，而且孜孜以求地去探索消弭误差的各种手段。

    南朝宋时期已有记载，古人是通过累积多个回归年的时长，来弥补历法误差的。
    历史学家范晔在其《后汉书·律历志》中道：“日发其端，周而为岁，然其景不变。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复初。是则日行之终。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为岁之日数。”
    以任一天的日影长度为基准开始累计天数，日影长短变换一周为一个回归年，肯定会有日影与基准长短吻合的时候。结果是，日影长短循环4周共计1461天，影长将好复原，则停止计时。以4周除以1461天，得365.25天，这就是回归年的天数。

    南北朝时期，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对“岁”误差的解决，要更彻底一些。
    他并不直接采信冬至那天的日影长度，而是选取冬至前后二十三、四天的日影长度数据，然后对这组测量数据作拟合运算，找出极大值点，则这一点的时刻就是冬至时刻。按现代科学分析，回归年内，时间与日影长度的关系是呈正弦函数分布的，通过正弦函数曲线寻找极大值、极小值，符合数学规律。
    现代历法回归年的总时长约为365.2422天，祖冲之制定的《大明历》，“岁”实取365.2428天，这在1500多年前来说，已是十分精确的了。直到南宋以后，才有人超过祖冲之的测算水平。

与建木的相风“立中”为族之大事类似，圭表“测影”也属国家重大工程，事关社稷基业。《周礼·地官·司徒》的：“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也不仅仅是指，如何定位南北中轴线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问题。这里，还涉及国家都城的选址与建设。
正如《周礼·春官·典瑞》所言：“土圭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地。”土圭除可以精确判定四时节气、日月运行外，还用于都邑及疆域分封的构建。

    周公在辅佐武王灭商后，考虑到周僻居西方，治理统一后的新国家多有不便，于是便有了选择在“地中”附近建都邑以治天下的举措。而对“地中”的选择，则以立表测影为依据。《周礼·大司徒》就记载了如何确定“地中”的具体方法：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译文】:用土圭测日影之法，测量土地四方的远近，校正日影，以寻求大地中央。这个位置偏南，则日影短促，常年气候炎热；位置偏北，就日影长棉，常年气候寒冷；位置偏东，则“地中”当日时，此处日已偏西，常年刮风；位置偏西，则“地中”当日时，此处日还偏东，常年气候阴冷。若某地夏至那天中午的日影，长为一尺五寸，这个地方就是“地中”，此处定是天地融合之所，是四季交汇之处，是风调雨顺之地，是阴阳和谐之域。故而百物丰富而安康，适宜建立都城，划定千里方圆京畿，封而树之。

    笔者通过“太阳系天文模型”构建，发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即夏至正午,“周髀长八尺”，日影长一尺五寸，那个叫做“地中”的地方，位于北纬34°2′56″，大致处于西周丰镐的
    纬度位置。
    古人把京畿要地看得很重，故而选址十分挑剔。靠南太热，靠北太冷，靠东过湿，靠西过燥。唯不东不西、北纬30度左右最佳。
    我想，这当与人类的远古基因记忆有关。古人类就诞生于北纬30度附近，几十万、上百万年长期生活于此，冷热湿燥业已习惯，换个纬度就不舒适。这进一步证实，滇黔高原溶洞是人类诞生之地。那种“人类出非洲说”，可以歇菜啦。

    《吕氏春秋·慎势》:“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逸周书·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
    “地中”因此被视为天下之中，又称“土中”、“中国”。历史上，成周洛阳也曾经被视为天下之中，那里正是周公旦测影“求地中”而选定的都邑之一。
    诚如西周“何尊”铭文：“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在上古建木“立中”相风的时代，五行，黄主中。持‘中’者，是为黄帝。黄帝之国，是为中国。具相风历法功能的“中”代表的是神权、王权、威权和正统。
    至商周时期，具测影历法功能的圭表定出的地“中”，同样是太庙（世室、重屋、明堂）、王宫、都邑的表征。
    农耕社会，历法、立法、立国是相辅相成的。难怪老聃要曰：“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莫：天文日影观测活动；
    极：天象极昼、极夜；日影极短、极长；节气夏至、冬至。
    李耳老爷子，居然将历法看作“有国之母”，足见天文历法活动，对农业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历代圭表与测影。
    《淮南子·天文训》：“日冬至，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八尺之景，修径尺五寸。”
    《旧唐书?天文志上》：“开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测景。”
    《宋书?律历志中》：“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测影。”
    明.沉德符《野获编?历法?日圭同异》：“再閲朱裕疏，内云观象臺晷表，与南京矛盾，是即正统间彭德清测景不同之説也。未审其説确否。”
    由上述文献的记载看，“圭表测影”至汉、唐、宋、明，一直递进，延续不绝。我们再来看看历朝历代的圭表实物：

“周公测影台”为周代周武王之弟姬旦（史称周公旦）所建，距今有三千年的历史。周武王灭商后，武王四弟姬旦辅佐成王摄政，为了统领天下，兴发生产，定时令、制宪政、选地中、测天地，特选中洛邑之郊建造“土圭表”，以癸度天时，制定历法，颁布时令，摄治天下。这在《周礼》、《旧唐书》、《登封志》等书均有记载，特别是明代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赐进土及弟翰林院国史修撰儒林郎南海任文叙：“……按周礼疏曰：周公欲求地中，营王城，乃立五表，以土圭测影，颍川阳城为中表。隋志亦曰：周公测影於阳城，以人参考历纪，则台建周公无疑矣。”

周公测影台（登封阳城）

至汉代，圭表的规制日臻完善和精准。
东汉圭表由一根标竿加一个土圭组成。圭身长条状，铜质，圭身平面中线刻有长槽，用以注水。圭身南北横躺放置，标杆直立，构成直角，让日影正好落在圭板上，圭板上有刻度，用来标示日影的长度。使用时，在圭槽中注上水，以校正圭板放置的水平程度。

1965年，在江苏仪征石碑村1号东汉墓，出土了一件袖珍铜圭表，圭长34.5厘米，合汉制1.5尺，边缘上刻有尺寸单位，表高19.2厘米，合汉制8寸。圭、表间用枢轴连接，使之合为一体。使用时将表竖立与圭垂直，平时可将表折入圭体中留出的空档内，便于携带。这是设计者和铸造师密切配合的杰作。根据传统的惯例，表高为8尺，这一数值曾被长期沿用。该表的表高恰为8尺的1/10，说明它是一件便携式的测影仪器，且可证明当时常设的天文台，用8尺表进行观测的说法是可信的。

铜圭表(江苏仪征石碑村1号东汉墓)

    1977年，考古学家在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下葬年代为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中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一件漆器，为西汉用于测量正午日影长度的天文仪器“圭表”。这是世界上现存的年代最早、形制最完整、且具有确切年代的圭表，比仪征出土的圭表还要早。

    漆木圭表（西汉汝阴侯墓）

    与其他圭表不同，这件圭表适用的地理纬度是固定的，而专家们的计算则表明，汝阴侯墓圭表的适用纬度，恰恰就在汉代长安到汝阴侯国(今安徽阜阳)一带。
    这架西汉汝阴侯圭表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四个节气日影所在的位置，不是用刻度表示，而是暗含在木块和漆器上的一些特殊图案和位置中。

    漆木圭表季节指示示意图（西汉汝阴侯墓）

1279年前后，元代杰出天文学家郭守敬在河南登封的告成镇设计并建造了一座测景台，即河南登封观星台，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结构最完整的古代天文台。整个观星台相当于一个测量日影的圭表。高耸的城楼式建筑相当于一根竖在地面的杆子，称为“表”，台下有一个类似长堤的构造，相当于测量长度的尺子，称为“圭”，也叫做量天尺。城楼式建筑上有一个高9.46米的平台，上有两间小屋，一间放漏壶，一间放浑仪，两间屋子之间还有一根横梁。地上的量天尺长31.19米，位于正北方向。每天正午，太阳光照在横梁上的影子投射在量天尺上。通过测量一年当中影子长度的变化，可以确定1回归年的时间长度。圭表测时的精度是与表的长度成正比的，这个硕大的“圭表”使测量精度大大提高。

元代观星台（登封阳城）

郭守敬利用观星台这种划时代的天文观测建筑，于至元十八年(1218年)制订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此历求得的回归年周期为365.2425日，合365日5时49分12秒，与现代科学推算的回归年周期(365日5时48分46秒)相比，仅慢了26秒，《授时历》制定已近800年，充分证明了我国古代文明的发达、伟大与璀璨。

    圭表测影，一直延至明清。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一具圭表，是明代正统年间（1437－1442年）所造的。

    明代圭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读者跟俺把目光再投向远古。
    “十日历法”建立起来了，上古先民是如何颁布节令、昭告天下、“敬授民时”的呢？
    如果先民们将“十日历法”一年的十个月，采用红色绳索，按顺序由小到大，分别制作成太阳球，挂在“扶桑”上，并将其置于不同角度都有利于观察的湖心小岛上，看看这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原始月历（扶桑）

    是的，正如您所见，这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立体“挂历”。恰值几“日”，就将相应的太阳球，按顺序旋转至上枝的位置。
    如果说日晷、沙漏、壶漏是自动计时器的话，确切的讲，这个“扶桑树”就是上古华夏先民的手动“计日器”。
    那时，上古先民虽未创造出文字，但不缺失色彩和大小的辨识能力。有了它，周边部落同盟的族群，就可根据上枝太阳球的大小，及时掌握时令，适时制定采摘、狩猎、渔猎步骤，合理安排播种、田间管理与收割计划，以免误判农时。
    这就是《山海经?海外东经》：“湯穀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真实含义。
    诚如《尚书?尧典》所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上古时期，作为授时器的“扶桑树”，蕴含着天文工作者的智慧和劳动结晶，对促进社会生产、保障先民日常生活有着极其重要要的意义，界定为华夏先民的“族群重器”，毫不为过。

    话说回来，还处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华夏先民，对宇宙天体的认知很难深厚和准确，也不理解太阳明暗的原理。但古人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力却十分敏锐，他们发现乌鸦这种鸟，看似炭快一样乌黑，但在阳光下仔细分辨，却会反射出丝缎般红色的幽光，色块边缘还具斑斓的彩虹效果。这就是汉代以后，古人十分着迷的、幽幻般的“玄色”。于是，上古先民就认为鲜红的太阳如同神圣的乌鸦一样，曙光来临时，由东海的悠远之处缓缓升起，红光闪闪，将温暖和光明洒向人间；晚霞出现后，色彩逐渐变的晦暗，由遥远的西极，伴随着黑夜再飞回到原处。循环往复，劳作不休。
    《淮南子》也说“日中有鵔鸟”，鵔鸟即三足乌。
    自战国以来，人们便称呼日中神鸟为“踆（cun村音）乌”，帝俊之“俊”又可写为“夋”，这字在甲骨文中正是一个鸟的形象。因此，金乌与帝俊关系密切。

    再者，河姆渡文化时期，华夏先民就已呈现鸟崇拜，少昊部族更是以凤鸟、玄鸟、青鸟、丹鸟作为直系部落的图腾，将神乌化作太阳，也是顺理成章。
    《通志》卷二《五帝纪》云：少昊“有凤鸟之瑞，故以鸟纪官，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司正也，玄鸟氏司分也，伯赵氏司至也，青鸟氏司启也，丹鸟氏司闭也，祝鸠氏司徒也；睢鸠氏司马也，尸鸟鸠氏司空也，爽鸟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
    因此，为了重现曦和氏在甘淵作“连山易”，女丑在汤谷作“扶木矩阵历”，观日出日入，编制“十日历法”，就有了《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的、生动浪漫的图语描述。

    扶桑与汤谷，成就了人类历史首部科学的天文历法，反过来，又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载体，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
    《太平御览》卷九五五引旧题晋郭璞《玄中记》：“天下之高者，扶桑无枝木焉，上至天，盘蜿而下屈，通三泉。”
    《淮南子》：“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朏明。至于曲阿，是谓旦明。至于曾泉，是谓蚤食。至于桑野，是谓晏食。至于衡阳，是谓隅中。至于昆吾，是谓正中。至于鸟次，是谓小还。至于悲谷，是谓哺时。至于女纪，是谓大还。至于渊虞，时谓高舂。至于连石，是谓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至于蒙谷，是谓定昏。”

《十洲记》：“扶桑在东海之东岸，岸直，陆行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海广狭浩污，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上有太帝宫，太真东王父所治处。地多林木，叶皆如桑。又有椹树，长者数千丈，大二千余围。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为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体皆作金光色，飞翔空玄。其树虽大，其叶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岁一生实耳，味绝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如中夏之瓦石状。真仙灵官，变化万端，盖无常形，亦有能分形为百身十丈者也。”

    我们要感谢神话、正确理解神话。她实际上是上古先民与自然抗争史实的文化载体，后人通过神话的传递，得以管窥上古恢弘的社会生活场景。
    扶桑，正是得益于上古神话的传颂，才得以历久弥新，其实她就是实实在在的叶如芥、主干挺直、树冠稀少、不易倒伏、生长于北海道温带区域的枫树。
    时间来到4500年前，阔起来的东夷少昊遗族，已不再满足于树木材质，而是在成都平原的古三星堆，用昂贵的青铜铸就了一颗通高3.96米、世所罕见的东方神木“扶桑”，以此祭奠共同的先祖。并以“九乌（日）居下枝，一乌（日）居上枝”的寓意，缅怀羲和氏上古时期在甘淵、汤谷建立的卓越功勋。

三星堆青铜神树（扶桑、大木、扶木）

三星堆青铜神树之“日乌”（局部）

马王堆T型帛画

马王堆T型帛画之“伏羲”、“日乌”（局部）

领会了上古华夏先民的太阳崇拜、“日乌”渊源，了解了三星堆青铜神树的“鸟日”关系，再关注马王堆T型帛画的太阳神乌，你对古埃及神话体系中，“鸟顶红日”的“日”神形象源头以及古埃及太阳主神形象的传承，是否有了答案呢？

    女丑持牙壁“观斗极、定四时、‘以齐七政’”、女子羲和“日浴”定“十日历法”的功绩被遗族铭记下来，仍留居此地的后世族群不忘先祖，分别遵其为“天御中主神”和“天照大御神”，并以羲和之“和”作为自己民族的称谓，寓意“和族”为太阳之子民。

    《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图-东北亚

羲和氏甘渊制定的“十日历法”，也被后世遗族代代相传，历经7、8千年，仍然历久弥新，至禹夏时期，还以《夏小正》的名目，“敬授民时”、指导当时百姓的社会生活。

正当女子（羲和）甘渊“日浴”、女丑“敬授民时”，少昊东夷族群描绘“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的浪漫神话的当口，我们所在的星球，或许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件。一场巨大的灾难，悄然向身处东夷的华夏先民袭来。
此事被记载于战国时期的《列子·汤问》：“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颓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天不兼复，地不周载”想象图

“天柱折，地维绝”想象图

撩开神话的面纱，古人其实在向我们描述一件令人惊愕的天文灾变：当时，天穹星辰整体向西北位移，海啸、尘埃席卷东南，华夏东南大地浸入海底。
谁有如此巨大能量，可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有专家推测，当时一颗来自赤道平面方向，头部直径约3千公里，尾长几千万至数亿公里的慧星，迎头撞向地球的太平洋中心位置。伴随轰天的巨响与猛烈的地震，强大的冲击力致地球自转轴极产生倾斜，并在太平洋掀起滔天巨浪，40多天不绝的豪雨，致海平面快速上升200多米，原各大洲的联通路桥被淹没，日本、琉球、澳洲、新西兰从此成为孤岛，岛民失去与外界的陆路联系，居于低洼沿岸的古人遭遇灭顶之灾。

“四极废，九州裂”想象图

这一恐怖的天文灾变，当对标著名的“新仙女木”事件。
第四世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沃姆冰期，Würm，11万年—1.2万年前）行将结束时，地球气候于大约1.5万年前开始变暖，气温逐渐地回升。至1.3万年前，北美、北欧和北亚高纬度地区、早期的永久冰源已经融化了相当部分，南北半球春暖花开，郁郁葱葱。但就在12640年前后，气温又骤然下降，世界各地突然转入严寒，两极和阿尔卑斯、青藏高原等地的冰盖向外扩张，许多本来迁移到高纬度地区的动植物大批死亡。短短数十年内，地球平均气温下降大约7、8℃。这次降温持续了上千年，直到11500年前，才又突然回升。这就是地球历史上著名的“新仙女木”事件(The Younger Dryas Event,简称YD)。之所以得此称谓，在于欧洲中北部这一时期的沉积层中，发现了北极地区的特有标志性草本植物——“仙女木”的遗存，这是大地长期严寒气候的最直接证据。更早的地层里也有同样的两层发现，故分别称之为“老仙女木”和“中仙女木”，以有别于后来的“新仙女木”。

仙女木（蔷薇科仙女木属，北极特有草本植物）

    “新仙女木”事件，是末次冰期行将结束后，持续升温过程中的一次突然降温的非典型事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中国东部大陆架普遍发现有“新仙女木”事件的沉积记录。由于中国东部陆架位于欧亚大陆和太平洋之间，受季风的直接影响，因此有着独特的气候响应。
    各国科学家经反复论证，大多推断当时发生了彗星撞击地球的惨烈事件。爆炸、冲击产生的海量尘埃，腾空达万米，包裹住整个地球，遮蔽了阳光，降低了来自太空的能量，地球进入恐怖的“尘埃冬天”，并陷入长达千年的冰雪世界，最终危及到北半球的植物和动物的生存，亚洲和欧洲的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造受重创。该研究成果，发表在2016年1月2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考古学家东·凯内特领导的团队，在“新仙女木”事件同期的沉积物中，发现了某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纳米钻石，并进行了研究。这些钻石散落于北美很多地方的泥土中，其中一处更是位于亚利桑那州梅利泉的克劳维斯遗址之上。
    纳米钻石，需要在宇宙爆炸产生的高温和高压环境下才能形成。科学家推断：“除了来自外层空间的强大力量，没有其他理由能够解释这些钻石的出现。

据科学考证，距今30多亿年前，地球表面只有10%的水系面积，而今天确达到了70%，再考虑海体呈上宽下窄的梯形，可以认为，地球上以体积而论的海水，超过95%以上都是后期出现的，而它们最可能的来源就是大大小小撞击的彗星。
“世纪大洪水事件”,对人类影响巨大、范围广泛，凭先人世代历史记忆，渐成为世界各主要民族的共同传说。

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人神话中，风之神与众神之王恩尼尔觉得人类太吵闹，于是放出洪水、干旱和瘟疫来消灭他们。但是，个性良善的水神恩基传授阿拉哈西斯灌溉、贮存谷物以及医药的知识，人类因此得以存活下来。恩尼尔相当生气，决定秘密召几位神来放一次巨大的洪水完全灭绝人类，但是还是被恩基知道，并且事先安排乌塔那匹兹姆(Utnapishtim)搭船避难，日后便予乌塔那匹兹姆永生的能力，嘱其隐居深山。恩尼尔大怒，控告恩基妨碍他的计划，恩基则向他解释，为了必须的平衡，不应该完全灭绝无辜的人类，让剩下来的人类进行节育即可。但是，相对地，如果人类不信神祇而堕落，就可以任凭众神屠杀。这是大洪水记载的最早版本。

玛雅文明
《玛雅圣书》：“这是毁灭性的大破坏......一场大洪灾......人们都淹死在从天而降的黏糊糊的大雨中。”

    北美印第安文明
    印第安人有一部他们视为命根子的神圣典籍《波波尔—乌夫》，其中也有关于这场天神发怒惩罚人类的洪水记载。书中讲到：天神在开天辟地初创造了人类，然而这是一场不那么顺利的试验，天神先用木头雕成人像，并让他们开口说话。这些木头人后来失去了他的欢心，因为他们忘记了造物主的存在。于是天神决定发起一场洪水，以毁灭人类……
    《波波尔—乌夫》：“发生了大洪水......周围变得一片漆黑，开始下起了黑色的雨。倾盆大雨昼夜不停地下......人们拼命地逃跑......他们爬上了房顶，但房子塌毁了，将他们摔在地上。于是，他们又爬到了树顶，但树又把他们摇落下来。人们在洞穴里找到了避难的地点，但因洞窟塌毁而夺去了人们的生命。人类就这样彻底灭绝了。“
    美国印第安人中最大的一支，阿风族的蒙登亚人以及加州南部属于诺瑟族的印第安人，都有类似的洪水传说。

古代墨西哥
《奇马尔波波卡绘图文字书》：“天接近了地，一天之内，所有的人都灭绝了，山也隐没在了洪水之中.

基督教文明
《圣经》记载：很久以前，世上的人除诺亚和他的一家外都忘了上帝。上帝很愤怒，决定惩罚他们。在诺亚600岁的2月17日那天，天窗打开了，上帝连降40天大雨，世界随即汪洋一片，除诺亚方舟外，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处于毁灭的边缘。诺亚由于得到上帝的宠爱，知道消息，便提前造了一艘大船，这就是“诺亚方舟”。他和他的家人以及携带的小动物，正是借助这艘船才得以生存下来。于是，水退之后，诺亚一家就在片新土地上继续生活。

在人类神话记忆中，这场大洪水铺天盖地，汹涌澎湃。据有关民俗专家统计，全世界已知的洪水神话和传说有50多则。大多脉络清晰，叙事完整，而且经考证，绝大部分洪水传说各自独立形成，纯粹是本民族的口头传述，与某一类主导地位的文化毫无关系。说明“世纪大洪水”，是人类的共同历史记忆。

    有严谨地质质料支持的论述是这样的：
    中国大陆，西为青藏、蒙古高原，东则面临大海，两边平均海拔高差达2000～3000m，且高原面积占去国土面积几乎一半。而本次冰河时期（第四纪冰河时期）的末次冰期（沃姆冰期）距今11～1.2万年，结束期与古华夏族群出滇黔同步。
    大约1万多年前，气候由干冷转为温湿，每遇夏季，高山冰川融雪伴随着倾盆大雨，在东西5000km的范围内顺流而下，漫天的洪水，足以摧毁任何阻挡其奔腾入海的障碍！
    伴随而来的，还有南北两极、世界范围高山永久冰原的快速融化，世纪大洪水随即爆发。海平面快速上涨，引发世界性大海侵事件。在不长的时间内，海平面上涨200米左右，海水漫过马里亚纳、琉球海沟，将东海海岸线直推至廊坊、济南、苏州、绍兴一线，上古东夷百十个少昊部落大虚（大丘），葬身海底。
    世纪洪水裹挟的泥沙，在数十万平方公里范围，竟然能堆出四、五百米厚度的黄土高原，想想就令人恐惧、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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