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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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20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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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岩古人类遗址

洞内堆积物厚1.5m，上部为灰黄色砂质土，化石很少，中部为钙板层，下部为黄色砂质黏土夹灰岩角砾，含燧石、古人类化石、哺乳动物化石及一具完整的熊猫骨架化石。
洞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完整的中年男子头骨一个，胸椎四个、腰椎五个以及骶骨、髋骨和股骨。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专家鉴定，定名“柳江人”。

▲柳江人头骨化石----正面

柳江人头骨具有一些比现代人原始的特征，为晚期智人化石，时代为晚更新世。
2001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博物馆与南京师范大学、中科院古脊椎所合作，对盖板层进行铀系法测年，结果为6.7±0.6万年。

与柳江人化石同时发现的动物化石有：近乎完整的大熊猫骨架、完整的箭猪头骨、中国犀、剑齿象、鹿类和牛类的牙齿、破碎肢骨。熊猫的头骨发现于人类头骨化石的附近，而其他动物化石则发现于胶结的黄色堆积中。熊猫化石和人类头骨化石上都粘结有同样的红色土质，从堆积的性质上看，它们是同一时代产物，比更新世中期为晚。而人类化石明显是新人阶段的原始类型，时代属更新世晚期

▲柳江人头骨化石----右侧

通过与北京周口店及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古人类化石以及现代人颅内模的比较，显示柳江人脑多数特征与现代人相似，如长而宽的脑型，额叶宽阔饱满，脑较高，顶叶加长；少数特征与现代人不同而似早期人类，如枕叶后突程度较现代人显著、小脑半球较现代人收缩。虚拟颅内模测量获得柳江人的颅容量为1567 毫升，位于晚期智人的变异范围而远大于现代人的平均值。
基于这些发现，研究者认为更新世晚期人类脑的发育程度具有某些原始特征。表明柳江人属于晚期智人，晚期智人平均脑容量在1400毫升左右，变异范围在1300-1500之间。

▲柳江人头骨化石----左侧

    柳江人的鼻短而宽。鼻长45.8毫米，鼻宽26.8毫米，鼻指数58.5，属最宽鼻型。鼻骨大而宽，鼻梁稍凹。
    柳江人头骨的鼻根宽为10.6毫米，由鼻骨脊到此弦的最小高度为3.0毫米，因而鼻根高宽指数为28.3。在现代中国人中，男性的鼻根宽平均为7.6毫米，女性平均为7.0毫米，所以柳江人头骨的鼻根宽比任何现存的人种为宽阔。由此，表示柳江人头骨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柳江人头骨虽属中头型，但在中头型的下限，接近于长头型。前囟的位置较现代人的为后。眉嵴相当粗壮，额部稍向后倾斜。面部短而宽，眼眶也相应地矮而宽。
    柳江人头骨面部的鼻颧角为143.5度，颧骨较大而前突，鼻骨低而宽，鼻梁稍凹，鼻根点并不低陷。鼻梨状孔下像不成锐缘而低凹。鼻前窝浅。鼻前棘小。犬齿窝不明显。齿槽突颌程度中等，上门齿呈铲形。
    柳江人总体属黄种人类型。

▲柳江人头骨化石----复原雕像

最近，广西自然博物馆对“柳江人”地层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南京师范大学和澳大利亚南开普敦大学专家，利用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精确的测年法再次测定，“柳江人”的年代至少早于7万年，这是目前我国年代最早的晚期智人。
该研究成果可为我国现代人种的来源、出现时间、演化等疑点的澄清提供可信依据，并将对阐明全球范围现代人起源与演化有重要意义。

    九乡张口洞遗址
    1989年，九乡张口洞古人类遗址被发现。
    兴义张口洞遗址西去170km，有处同名的张口洞遗址，不过此处划归云南省宜良县九乡管辖。
    九乡地处山区，气候温凉，区内峰峦连绵，山峰谷底相对高差200米左右，地表海拔在1750~1900米之间，地势起伏不大。九乡境内森林茂密，覆盖率达62.3%，珍贵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

    九乡以溶洞密布著名，发育于6亿年前震旦纪的溶洞，大小有上百座，为国内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溶洞景观最为奇特的洞穴群落体系，被专家们誉为“溶洞博物馆”。现为国际洞穴协会会员，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九乡国家风景区----明月湖

九乡张口洞古人类遗址，位于九乡叠虹桥洞群景区的南盘江重要支流麦田河东侧，洞体南北向贯穿山体，洞口扁平，横宽约12米，高3.9~5米，洞深36米，面南偏西27度，距谷底135米，海拔1803米。洞体发育于震旦系灯影组白云岩内，洞穴沿巨大岩层层面呈坎状倾斜发育，洞腔由岩溶产生的钟乳石、石笋等分隔成七个大厅。其中，第Ⅲ厅最大。

▲九乡国家风景区----古人类遗址

    国内古脊椎动物、古人类学专家，对九乡张口洞古人类遗址做了较大规模的发掘，计开挖2×2m探方12个，发掘面积为51平方米。洞内文化堆积层共计18个连续层，总厚度达3.5米。
    依照地层层序、岩性变化，以及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组合分析，拟将第1~7层定为上组地层，8层以下列入下组地层。
    获晚期智人牙齿化石40余枚、哺乳动物化石33种1923件、石制品1826件、骨制品3件以及大量炭屑、烧土和烧骨。

其中哺乳动物化石有猕猴属、无颈鬃豪猪、竹鼠类、鼠科、兔属、虎、豹、西藏黑熊、猫属、犬科、狐属、似爪哇豺、东方剑齿象、中国犀、巨貘、野猪、鹿属、麂属、羊、水牛，此外还有鸟类、鱼类、蚌、爬行类等。

    下组地层的石制品，共计201件。其中有石锤、石核、石片及石器。原材料多用砾石，岩石种类燧石占44%，炭质泥灰岩占36%，砂岩占10%，石英占4%，水晶、玛瑙、玉髓各占2%。
    石锤：标本 KLP.1长、宽、厚为123mm×89mm×29mm。饼状砾石，一侧砸断，大概便于安把，相对侧工作缘两面布满宽短呈阶梯状片疤。
    石核：大小46.2m m×44mm×30.5mm至86mm×80mm×76mm，台面角60°~87°。

▲石核（九乡张口洞遗址，下组地层）

石片：20件。长、宽，最小者为17mm×13.6mm，最大者130mm×6lmm。未见修理台面石片。石片用锤击法产生，打击点集中，半锥体突出，还有两件有伴生锥体。台面背面有3件保留砾面，17件背面有明显片疤。长方形石片5件，三角形、扇形和叶形的各4件，菱形的3件。石片角最小的85°最大的149°。

石器：26件。长、宽、厚，最小者为18.4mm×9mm×9mm，最大者130mm×6lmm×34mm，但多为中、小型的。用片状毛坯制作的22件，石片角114°~128°，以块状毛坯制作的仅4件。刃角30°~85°。石器包边刮器、端刮器和砍斫器，其中：
边刮器：17件。全部为片状毛坯，用石锤直接修理，正向加工。单直刃刮削器3件，集中修理一侧，单面刃，刃角30°~60°，制作简单；单凸刃刮削器3件，长26~44.2mm。修理集中于一侧，如标本KLP.35略呈方形，背面右侧为凸刃，修疤层叠，其相对侧颇钝厚，宜于手握；单凹刃刮削器2件，毛坯较厚，将一侧打成凹口。标本KLP.29长、宽、厚为33mm×26mm×12mm，毛坯一侧被打断，相对边被打浅成凹刃，沿刃可见宽短修疤8块，刃角40°~63°；双刃刮削器3件，两侧修理，标本KLP.32，毛坯为水晶石片，在相对两边垂直敲击，颇有些象龙潭山钝凸刃刮削器的加工方法（胡绍锦，1977）；三刃刮削器4件，标本KLP.36，长、宽、厚为32.5mm×17.3mm×9.6mm，修理在一端两侧，刃角45°~53°；盘状器2件，均沿周边正向加工，刃缘曲折，刃角45°~85°，刃宽5~32mm，标本KLP.39，长、宽、厚为44.7mm×49.3mm×16.2mm，原系厚钝锤击石片，除台面缘外，对周边均依顺序正向修整，刃角52°~85°。

端刮器：4件。片状毛坯3件，块状毛坯1件，长、宽、厚最小为39mm×3.7mm×12mm，最大的为4lmm×46mm×25mm，片状毛坯者刃口位于台面相对的一端，呈凸弧形，如标本KLP.41，圆端刃刮削器，在其左侧中部因重击产生较大的弧，顶端加工较细，遗有5个修疤，刃角65°~75°。
砍斫器：5件。石器背面全部保存砾面的3件，部分保存的2件。片状毛坯4件，块状毛坯l件，长、宽、厚最小的为58.8mm×60.5mm×18mm，最大为128mm×62mm×32mm。石片砍斫器正向加工成者3件，反向加工的仅1件。全部为单刃，其中单直刃4件，凸刃l件，刃角为53°~7 5°。标本KLP.46，长、宽、厚为82.7mm×80.2mm×19.8mm，呈锛形，反向加工，工作刃修疤达14块，刃角69°，与其相对的一侧为天然直背，宜于手握。

▲石器（九乡张口洞遗址，下组地层）

上组地层的石制品，共计1126件。其中有石锤、石砧、有坑疤的砾石、打击砾石、石核、石片与石器。原材料多用炭质泥灰岩结核，占46.3％，燧石占32.4％，砂岩占14.8％，玛瑙占2.8％，水晶、石英、碧玉、玉髓各占0.9％。

石锤：4件。原材料为扁平条状或圆饼状砾石，其中单端锤击石锤3件，长104~121m，打击端向一面用的1件，向两面的2件，相对端保存完好的1件，被打断的2件。标本KUP.3，凿状，长、宽、厚为121mm×52.8mm×12.9mm，打击端在三个面上保留着片疤6块，相对端被打成波纹状把手。标本KUP.1圆饼状，长、宽、厚为104mm×107mm×41m，工作缘在侧，两面布满阶梯状片疤。依其痕迹观察，颇似猫猫洞的锐棱砸击石锤(曹泽田，1982)，故它可能用于锐梭砸击，相对侧被打断作把手，石锤的宽面兼用于砸击，两面有星点状坑疤。

石砧：3件。扁圆形砾石，长径78~110mm其中一面有坑疤的1件，两面有的2件。坑疤多分布在砾面的中部或两端。标本KUP.5上的坑疤多呈条状及深点状，前者可能与将厚石片再砸薄有关。此件的一侧缘两面有剥落碎屑痕迹，大概曾用作锐棱砸击石锤。

石臼：5件。在砾石的一面或两面遗有圆盆形凹坑。其中，有单坑石1件，双坑石（上下砾面的坑臼相对）1件，三坑石1件，多坑石2件。标本KUP.19（见下图）系扁平椭圆形砾石，长、宽、厚为345mm×165mm×62.5mm，一面分布坑臼22个，最小坑径29.4mm，深6~11mm，另一面的成层剥落，数目不详。KUP.2一面有坑臼17个，另一面2个。多坑臼砾石曾见于日本国长野县（五十岚幹雄，1982），标本曾经国际考古专家合作鉴定。

▲石臼（九乡张口洞遗址，上组地层，KUP.19）

打击砾石：6件，砾径40~220m。将砾石一端或两端打断的占66.7％，沿长轴方向打裂的占33.7％，断面不见有明显的打击特征或波形折曲，与猫猫洞的稍不一样。
石核：9件。长、宽、厚为22mm×22mm×21mm~126.5mm×90m×86mm。其中天然台面4件，打制台面5件；用锤击法剥片的8件，用砸击法剥片的1件。台面角最小的42°，最大的89°。核体上片疤最少的有2块，多的12块。片疤呈三角形、扇形或长方形，一般长大于宽。可分，单台面石核4件、天然台面和打制台面各2件、多台面石核5件，标本KUP.10，长、宽、厚为57mm×48mm×39.6mm，呈漏斗状。沿周边依次打下石片8块。打击点处不见重迭的片疤，片疤长轴汇聚远端，底部仅残留小片砾石面，台面角50°~70°。可用石片不少于3块，石核利用率为37.5％。KUP.11系用三个砾面作工作面，转动台面剥片7次，石核利用率为42.9％。

▲石核（九乡张口洞遗址，上组地层，KUP.10）

石片：129件。其中，长大于宽的70件，小于宽的59件。最小的长、宽为38.6mm×23.6mm，最大的为120mm×84mm，长大于宽的石片，长宽指数波动于36~98.8，宽厚指数波动于25.9~65；长小于宽的石片，长宽指数为110~197，宽厚指数在10.9~24.4。在前一类石片中，天然台面石片36件，内有素面者27件，线状台面者7件，点状台面者2件。人工台面石片34件，内中包括有脊台面8件，线状台面者5件，点状台面者2件，素台面者19件。47件石片打击点集中，半锥体突起，占67.1％，表明是锤击法生产石片。还有2件有伴生锥体，47件石片的后缘有明显石片疤，30件石片边缘有使用痕迹，占42.9％；在后一类石片中，天然台面者43件，人工台面者16件，包括有脊台面的3件，线状台面11件，点状台面2件。54件石片有集中的打击点，半锥体突出，4件有伴生锥体，表明锤击法是主要方法。石片背面有石片疤的44件，石片角89°~139°。使用石片23件，占38.9％。锤击石片的长宽指数变动情况与石片的形状有关。在长大于宽的石片中，有34件石片呈叶形，3件呈舌形，7件长方形，它们的长宽指数为40~61。当指数变动于80~100，有16件石片呈阔叶形，10件梯形。在长小于宽的石片中，指数110~120间，有梯形石片11件；指数130~150间，有27件扇形石片；指数趋于200，有19件石片呈蚌形。

石器：79件，占挑选标本3.6％，最小的18mm×15mm×7m，最大的87mm×71mm×45mm。片状毛坯者74件，占93.7％，块状毛坯者件，占6.3％。刃角32°~87°。石工具类型有边刮器、端刮器、雕刻器和砍斫器。
边刮器：42件，全部系片状毛坯。单直刀刮削器10件，集中一侧修理，正向加工者8件，反向加工者2件。标本KUP.166，长、宽、厚为58.8mm×39mm×16.2mm，下缘断折，左侧正向修理，修疤宽短达10块之多，与刮缘相对侧钝厚易于把握。单凸刃刮削器3件，刃口均在右侧。如KUP.194，蚌形，将一侧修理成较直的刃口，遗有修10块。单凹刃刮削器12件，标本KUP.155，长、宽、厚为67mm×46mm×15mm，在石片一侧重击出弧宽38mm、深20mm的凹口，再反向进行微细修理，刃角44°与刃缘相对侧保留厚直砾面。双刃刮削器6件，其中以相对边成刃的2件，以相邻边为刃的4件，多共有一尖。标本KUP.156错向加工右侧及底缘，修疤10块。复刃刮削器8件，均有3~4个边刃。KUP.183，反向加工，修理精细，左侧有两条平行修疤，刃角42°。盘状器3件，比下组同类制品小，打制粗糙。

端刮器：13件。片状毛胚，其中正向加工者10件，反向加工者3件；圆端刃者5件，平端刃者8件。标本KUP.200，长、宽、厚为37mm×35mm×15mm，呈三角形，与台面相对端用硬锤细打出7块平行修疤，再向另一面打下2块，形成缓弧形双面刃，刃角72°。

▲石器（九乡张口洞遗址，上组地层）

    雕刻器：5件，均为片状毛坯。标本KUP.157（见图），长、宽、厚为80.2mm×48mm×21.5mm，先由台面重击打薄背面，再由两侧向远端修尖，由尖顶向一侧斜打。标本KUP.158（见图），主要在石片的一端，向一侧打出一条狭长小面，再由小面顶部斜向另一侧打出两条小面，使相交成凿形刃口。
    砍斫器：18件。其中石核石器5件，2件采用交互打击法修理，3件单面斜打出刃口。石片石器13件。标本KUP.264（见图），长、宽、厚为73mm×55mm×36.2mm，用硬锤由石片两端一侧向背面修制出弧曲刃部。然后，可能将毛坯相对一侧放在石砧上，垂直大力打出背，以利手握。KUP.259（见图），长、宽、厚为81mm×41.5mm×22mm，原系一厚长石片，在近端用两面修理方法将台面打掉，便于安把使用。把手占器身长32%。在两侧及远端正向修制出三个刃口，刃角61°~67°。此器颇似滇池区域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另外，采用盘状器打法的砍斫器亦有发现，如KUP.256，正向加工有7块，反向有1块修疤。
    骨制品：完整骨制品3件，包括骨铲1件，骨匕2件。骨铲长、宽、厚为105mm×41mm×12.3mm，系大型动物肢骨片。加工集中前端及两侧，向腔内打薄打锐。为便于手握，特打断实端。另一侧系向腔外连续打击，使之变窄（见图）。一件骨匕前端被修制呈角尖状，后端打制成圆而薄的刃。

▲骨铲（九乡张口洞遗址，距今5.8万年）

    考古专家对其中一枚完整的古人类左上外侧门齿化石以及另一枚古人类左上门齿化石进行铀系测年，确定年代为11万年前。

    ▲古人类牙齿化石（九乡张口洞遗址T11，距今11万年）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对各文化堆积层样品做了详细的铀系年代测定，结果如下：
    YJZ-1：含炭屑、烧骨、烧土、螺壳、动物化石及石制品，7.0±0.8千年。
    YJZ-2：含炭屑、动物化石及石制品，1.0±0.1万年。
    YJZ-3：含炭屑、动物化石及石制品，5.8±0.3万年；
    YJZ-4：含动物化石及石制品，12.9±1.0万年；
    YJZ-5：含动物化石及石制品，29.9±3.5万年；
    YJZ-6：含动物化石及石制品，30.2±3.1万年。

九乡张口洞遗址探方，文化堆积夹生多层钙板，轴系年代测定表明：表层和第二钙板层是全新世的；第三、四钙板层分别约为5.8和13万年，其间石制品等遗存，是中国在这一时段有人类活动的确证。

本次年代测定，在国家考古界具有标杆及示范作用。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采用国际公认的古人类新测年法及手段，更在于揭示了国内早期古人类测年法及手段的缺陷，使年代测定更准确、更符合客观实际。

基于此，被引为支持现代人类非洲起源说的，中国4~10万年间古人类化石的缺环，很可能只是早期国内测年技术及手段的缺陷，引发系统误差造成的假象。比如，第六钙板层约为30万年，其下堆积远大于骨化石常规C??测年给出的1.5万年，这是早期国内测年技术及手段，引发时标可信度欠佳的又一例证。张口洞遗物丰富，并有准确测定年代的有利条件，多学科综合研究应可为数十万年以来人类演化模式的揭示提供重要证据。

依原有人类化石地点的年代系列，中国缺少扩散和演化的关键时期，非洲起源论的支持者们认为这一缺环反映的是中国原住民（直立人或早期智人）已经消亡，而来自非洲的晚期智人尚来抵达，因此是支持他们学说的重要证据，他们并认为冰期的到来是原住民消失的直接原因。在已发表的中国旧石器时代地点年代表中，尽管比较稀少，但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地点或层位处于这一敏感时段，如贵州黔西观音洞（第2~5层的年代范围为57±3和104±6千年）和本溪庙后山（第7层中、下部分别为45±3和96±8 千年）等，但由于这些年代数据出自可信度有限的骨化石铀系测年，难以据此否定上述时间缺环的存在，张口洞第4、5钙板层间的石制品以其坚实的年代界限，表明至少我国南方在4~10万年间是有人类活动的，该地区人类演化的时间序列很可能是不间断的，曾引起颇多猜测和争议的我国人类化石的时间缺环，很可能只是测年技术系统误差造成的假象。

在诸多第四纪测年技术中，铀系测年与C??测年无疑都是理论基础最坚实、实验技术最成熟的方法。但考古测年，除技术手段外，测年样本的选择与处理也极大地影响着最终的准确性。以骨化石为样本，若处理方法不当，骨胶原蛋白不易提纯，得出的测年结果与实际值往往差距甚大。

本次年代测定结果表明，张口洞文化堆积所代表的时间跨度，比原认为的长得多，这是中国中、晚更新世人类遗址原有年代框架，因测年不当，被总体压缩的又一例证。十多年前，测年新技术在西亚和非洲的应用，使那些地方的，重要人类化石地点的年代位置大幅度前移，为“现代人类非洲起源说”的兴起提供了有力支持。近年来，随着测年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中国人类化石和石器地点的年代位置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总的趋势为变得更老。更接近真实的，中国人类演化的年代系列，必将对现代人类起源的争议产生重要影响。

在张口洞发掘的古人类牙齿、动物化石以及大量石制品表明，至少在滇黔高原4~10万年间是有人类活动的，那种“一片冰原或千里赤地无人区”的认识是荒谬的。这将否定此段时间，“欧亚大陆没有古人类活动”的观点，也使数十年来，中国“没有4~10万年间的早期智人化石”的论据不攻自破。
九乡张口洞古人类穴居遗址的发现及年代测定，对人类学研究是一项重大贡献，为现代人类起源的正确判断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并对“非洲起源说”提出质疑。

    贵安招果洞遗址
    2016年，招果洞古人类遗址被发现。
    招果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岩孔村、招果组北部一处南北向、长条形盆地的西侧向阳山体上，洞口高约4米，深约25米，洞内怪石嶙峋，洞外地势平缓。麻线河从洞口前50米下的一级台地蜿蜒流过，泄入不远处的红枫湖，河流两岸，为一片很大的平坝。

▲招果洞遗址

招果洞所在地区及周边，已查明曾有古人类活动痕迹的溶洞，竟有38处之多。其中，出土了大量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文物，包括人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以及绳纹陶片等，并被评为201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牛坡洞古人类遗址，就在附近的河边。
推断，牛坡洞、招果洞是这些溶洞中，古人类利用时间最长、活动也最密集的遗址。尤其是招果洞，曾被一个或多个族群持续居住，极可能为古人类社群在此处的中心营地之一。

    经过5年、累计工作时长800多天的挖掘，目前已发掘面积约70平方米，堆积厚约8米。考古人员在招果洞发现了来自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角器、骨器、动物骨骼和用火痕迹等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两座距今1万多年的墓葬，以及伴生的陶片、磨制石器、人类头骨化石，水、陆生动物遗骸和植物遗存等。时代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根据目前获得的一批C??年代数据，该遗址的主体堆积的年代为10,000-38,000 cal BP，史前文化遗存年代下限可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经反复研究论证，最终确认，招果洞遗址人类活动痕迹，始于距今4万年前，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人类活动留下来的痕迹、遗物和有机物所形成的堆积层）连续完整。
    2021年2月25日，招果洞遗址，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

2016年试掘时清理出一个连续剖面，深约7.1米，地层划分十分细致，共编了71个自然层，并对30、42、50、67、71层出土的炭和动物骨骼进行了年代测定，根据出土遗物特征和遗址的文化堆积情况，以2016年试掘区南壁剖面为标准，可将整个遗址的堆积划分为四期6个阶段，一期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早、中、晚阶段）、二期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三期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四期为汉晋至明清时期。遗址统一地层后，2016年地层使用原地层加以区分。

▲71个自然层（招果洞遗址，距今3.8-1.0万年前）

第一期早段：（20-23层，原59-71层），为黄色黏土质粉砂，夹杂有零星的木炭和小砾石。沉积物以粉砂为主，其次为黏土及细砂，未见明显层理。角砾磨圆度普遍较差。沉积环境相对较为稳定。
该阶段洞穴发育不稳定，人类活动较少，遗物分布稀疏。发现火塘7个（HT45-HT51）。石制品数量较少，主要为燧石、硅质灰岩打制的石核、石片，另有少量断块（片）。整体石质较差，仅少量属于优质燧石。使用工具仅发现一件刮削器，以石片为坯，左、右两侧从破裂向背面修理，均系直刃，右刃较陡，左刃偏钝，长5.5厘米。出现磨制骨器1件。动物骨头散布在地层中，较为破碎，不少动物骨骼有火烧痕迹。第原67层的骨骼碳十四测年结果为距今37,000-38,000 Cal BP。

▲石片（招果洞遗址，距今3.8万年前）

▲燧石刮削器（招果洞遗址，距今3.8万年前）

    遗址内，发现最早的磨制骨器，有接近4万年的历史，这应该是在滇黔高原发现的最早磨制骨器。它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心智能力的重大提升，也标志着晚期智人、或者说现代人开始出现。

    ▲磨制骨矛等（招果洞遗址，距今3.8万年前）

▲角铲（招果洞遗址，距今3.8万年前）

第一期中段：（16-19层，原40-58层），以黄色黏土及粉砂为主，夹杂角砾，洞顶崩塌砾石减少。粗砂含量大幅增多，表明水动力明显增强，这可能与本阶段末次冰消期气候转暖后降水增多有关。
该阶段堆积厚约1.28米，堆积特征明显，黄色黏土与黑色活动面相间出现。发现12个火塘（HT6-12、HT21-23、HT43、HT44等），用火遗迹增多，可能暗示着该阶段洞穴发育相对较为稳定。出土遗物较第一期丰富，整体相对仍较稀少。石制品数量较少，原料以岩块为主，出现少量砾石。岩性构成仍以燧石为主，其次为硅质岩、水晶、石灰岩等，石质整体较差。石制品特征与第一期相似，使用工具主要为以石片为毛坯的刮削器（4-6厘米），少量砍斫器。第原42层、原50层骨头测年分别为17,000cal BP、24,000-23,000cal BP。

▲刮削器（招果洞遗址，距今2.4万年前）

▲手斧（招果洞遗址，距今2.4万年前）

▲磨制骨锥（招果洞遗址，距今2.4万年前）

▲火塘（招果洞遗址，距今2.4万年前）

第一期晚段：（9-15层，原27-39层），灰白土为主，土壤颜色明显不同于第1、2阶段，可能与人类活动尤其是用火行为的增多对沉积物的改造有关。沉积物粒径以粗砂和粉砂为主，显示本阶段水动力依然较强。
人类活动在这一阶段相对密集，发现火塘10个（HT5、HT14-20、HT41、HT42）。打制石制品数量剧增，原料以岩块为主，砾石占比提高，约10%；岩性构成以燧石为主，占90%以上，其次为硅质灰岩，另有石英岩、水晶、砂岩等。石核以单台面和双台面为主，多台面较少，多数石核存在自然台面，自然面占比在10-30%左右，进一步剥片难度适中。石片多不规则形，以人工台面为主，少量自然台面，背部保留石皮者较少，多数有2-5个片疤。使用工具以刮削器为主，另有砍斫器、凹缺器、端刮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锤等。刮削器形状多属不规则形，修理方式主要为单向加工——以破裂面向背面加工为主，反向加工和双向加工较少；均系单刃，刃缘以直刃为主，刃角包括较锐、较钝，个别为陡刃。其中一件砍斫器表面涂染红色颜料，伴随出土赭石。出土磨制骨器1件。另有丰富的动物遗存。第原30层骨头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12,000cal BP。

▲尖状器（招果洞遗址，距今1.2万年前）

▲磨制刮削器、砍斫器等（招果洞遗址，距今1.2万年前）

▲磨制刮削器（招果洞遗址，距今1.2万年前）

▲打制长方形双刃刮削器（招果洞遗址，距今1.2万年前）

    这块沾染上赭石的磨制石器的出现，说明了当时人类在意识上有了很大进步，已存在一些很明显的象征性行为。

    ▲磨制石锤（招果洞遗址，距今1.2万年前）

▲磨制骨锥（招果洞遗址，距今1.2万年前）

第二期：（6-8层，原13-26层），主要为棕色砂质黏土。沉积物粗砂比例更高，可能与气候变冷，突发性洪水增多，水流携带粗颗粒沉积物进入洞穴有关。土壤粒度、磁化率和化学元素在这一阶段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可能与新仙女木事件有关。
该地层厚度为1.16米，是该遗址遗存最丰富的层位，是人类活动的最密集期。发现火塘5个(HT36-40），墓葬1座，十余处活动面基本分布于该期。HDM14以大小较为均匀的角砾平铺地表，表面散布大量骨角器及坯料。

    打制石制品丰富。存在少量盘状石核。出现零台面石片。使用工具组合变化不大，存在较多锯齿状刃器。出现一些以断片修理的小型刮削器，一般在3厘米以下；体型较大的刮削器更为注重坯料，优先采用形态规整、厚薄较为均匀的石片；双刃刮削器比例上升。修理技术方面，双向修理个体增加，多为复向加工，出现错向加工技术。出土一件砺石。另有少量针铁矿石。骨角器大量出现，器型主要有铲、锥。
    本阶段发现墓葬一座（M2），屈肢葬，墓主人为一幼童，陪葬有磨制精细的骨鱼钩及香樟树籽。
    零台面石片的出现，表明该期受到兴义猫猫洞、普定穿洞遗址上层文化影响，结合穿洞遗址上层文化年代，可初步推断该期下限在1,0000 cal BP左右。

▲磨制骨矛、骨铲等（招果洞遗址，距今1.1万年前）

▲角铲（招果洞遗址，距今1.1万年前）

▲骨铲（招果洞遗址，距今1.1万年前）

▲墓葬M2（招果洞遗址，距今1.1万年前）

    第三期：（2-5层，原12-4层），土色极其驳杂，黑褐色和灰白色土松散交替出现。沉积物主要以粉砂为主，已不见粗砂，这可能与该阶段洞口位置较高，洞外沉积物较少进入洞内有关。
    发现火塘11个（HT24-35）。该期出土大量打制石制品，石制品特征基本承袭第四期，包括盘状石核的存在，锯齿刃器、小型刮削器的流行以及对坯料的筛选等。打制技术不存在明显变化。出土少量砺石。另有一件石锤（凹石），表面涂抹红色颜料。出土有表面光滑的球形针铁矿石。磨制石器较少，主要为石锛，另有一件通体磨光的玦状石器。陶器首先出现在该层。夹砂陶为大宗，泥质陶极少。陶色多灰褐色，其次为黄褐、灰色等。火候偏高。纹饰主要为绳纹，按粗细有粗、中、细之分，另有戳印圆圈纹、凹弦纹、附加堆纹等。陶片保存差，无可辨器型，以罐类居多。骨角器有铲、锥等，另有一件铲为牙制，通体磨光。此外还有大量动物遗存。
    结合黔中地区以往出土陶器和磨制石器的特征，年代初步推定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刮削器（招果洞遗址，HT26第三期）

▲ 陶器残片（招果洞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本阶段底部发现墓葬一座（M1）,为男性青年个体，下肢已腐朽，上肢可辨为屈肢，从墓坑大小判断，该墓可能为屈肢葬。这座墓的年代应该放在第4段，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超过1万年。

    ▲墓葬M1（招果洞遗址，距今1.0万年前）

第四期（1层，原1-3层）灰褐色土，出土汉晋时期陶釜和明清时期的瓷片、陶片等，为汉晋之后历史时期堆积。

石器工业及骨角制品
招果洞遗址出土石制品数量丰富。原料主要为灰岩内部发育的燧石条带和河滩砾石，砾石在一期早中段少见，从一期晚段开始增多，和鱼类骨骼大量出现的时间基本吻合。石制品岩性构成比较简单，燧石占绝大多数，其次为硅质灰岩，另有石英岩、水晶、砂岩等。一期早中段采用燧石石质优劣不一，节理较多，从一期晚段开始，石制品原料质量明显提升，多为优质燧石。遗址各期绝大多数为小型，中型者较少，大型者几乎不见。种类包括石核、石片、断块（片）、片屑等。使用工具种类丰富，以刮削器为大宗，另有砍斫器、凹缺器、尖状器、端刮器、石锤等，一期晚段之后锯齿刃器增多。整体属于贵州广泛分布的小型石片石器工业，在加工技术上，硬锤直接打击法最为流行，二部修理从早到晚延续了由破裂面向背面正向修理的技术传统。

遗址一期早段出土有磨制骨器，从一期晚段开始，大量的磨制骨器、角器开始出现，原料基本为鹿角、哺乳动物肢骨，器型可分为锥和铲两类，以铲类居多，少量为锥类，骨器基本为通体磨光，部分骨、角器发现有更新刃缘和再修理的痕迹，加工精美。

    动物遗存情况
    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已鉴定出超过25个种，包括水生的鱼类、螺类、蚌类等，陆生的哺乳动物、鸟类等。以陆生哺乳动物数量最多，可辨种属有鹿类（水鹿、梅花鹿、麂、獐）、牛、猪、虎、狼、熊、兔子、猫、獾、豪猪、竹鼠、田鼠，其中以鹿类骨骼数量最多。此外，从一期晚段以来，出土有大量鱼类骨骼，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广谱性渔猎经济的有力证据。
    通过打制石器，再结合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遗存，推断古人用此来切割肉类，并以狩猎、渔猎为主要生产模式，食物来源当以肉食为主。

▲动物骨骼（招果洞遗址，距今3.8万年前）

    植物遗存情况
    目前识别出的植物遗存包括农作物、水果、树种/果实类、杂草4大类。发现有大量果壳，较多朴属，少量稻谷、粟、猕猴桃属、葡萄属、核桃碎块、酢浆草、藜属、悬勾子属、狗尾草属、蓼科、禾本科、莎草科、豆科等。4类遗存中，以树种/果实类为大宗，推测遗址从早到晚都有着较多比重的植物特别是果实类的消费，新石器时期偏早阶段及之前的辅助生计模式可能仍处于采集阶段。

    ▲碳化果壳（招果洞遗址，距今1.2万年前）

▲碳化果壳（招果洞遗址，距今1.0万年前）

环境考古情况
环境考古工作采用了文化堆积内代用指标（粒度、化学元素、磁化率）和石笋代用指标并行的方法。其中直接在古人类洞穴遗址内采集石笋进行古气候复原工作，系国内首次。研究团队采集了招果洞九个石笋样品进行古气候古环境的记录分析，目前已经获得其中几根石笋的精确年代模型，并对石笋进行显微观察，结果发现石笋纹层内含有许多木炭碎屑，推测系古人类在洞穴中用火的纪录，这个时间，最早可追溯到至少4万多年前。

考古专家把招果洞10,000-38,000 cal BP间的人类活动遗迹分为一、二、三期，一期又分成了早、中、晚段。不为众人所知的是，仅在过去的4万年间，地球上就发生了两次大的极端气候事件。一次，是距今2.6~1.9万年间的“末次冰期最盛期”；另外一次，是距今12640~11500年的新仙女木事件。在这两次事件期间，地球气温骤降、两极冰盖扩张，受此影响，北美长矛猛犸象、剑齿虎等大型动物灭绝。
地处地球北纬27°的滇黔高原及居住其间的史前族群，不可能避开这个影响人类历史与命运的重要一环。今年5月份，将有来自南方科技大学、台湾大学的科研团队，将招果洞内石笋作为代用指标进行古气候复原工作，其结果也许可以证明，贵州所处的低纬高原山区对于期间数次气候剧变事件都有很好的响应。通过研究，也许能够了解到更为精确的响应机制，以及对古人类活动的影响。

    实际上，极端寒冷的气候下，古人类用火更加频繁，招果洞遗址相应的用火痕迹逐渐增加，最终总数达51处之多。遗址骨器、角器使用的增多，意味着狩猎、皮草制作需求的旺盛。而且，人类在洞穴内的活动频率逐渐增多，对洞穴的利用强度也加大。
    在恶劣生存环境下，人们也不再只将眼光盯住哺乳动物及鸟类，河、湖里的鱼、虾、蚌、蛤、螺等也成了果腹的食物。水生物受大气寒冷影响较小，因此，“末次冰期最盛期”结束之后，人类对水生动物资源的利用加强。大概在距今1.7~1.6万年间，遗址文化层鱼骨的数量显著增加。
    从M2墓主人陪葬有磨制精细的骨鱼钩以及海量的鱼类骨骼遗存看，晚期的招果洞人已经是“捕鱼达人”，并逐步形成了“渔猎文化”，渔猎已经是招果洞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活动之一。

▲鱼骨（招果洞遗址，距今1.7万年前）

如果说火塘、骨锥的使用和渔猎的出现，表达了招果洞人对4万年来两次地球气温骤降的实时响应，飞石索的发掘，则明示了招果洞人在盛冰期来临之时，东亚南北、高低维度间艰辛的迁徙历程。
飞石索的出现，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石制箭头的狩猎工具相比，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它最早是出现在较高纬度的东亚北部地区。比如，距今120万年的陕西南郑县梁山文化、100万年前的蓝田文化、60万年前的陈家窝子文化、50万年前的周口店文化，28万年前的金牛山文化，20万年前大荔文化、16万年前的夏河文化、13万年前的马坝文化、10万年的丁村文化（中段）、6万年前的许家窑文化。

▲飞石索（招果洞遗址，距今3.8万年前）

    客观而言，依据人类发展史，20万年前的飞石索石球，还只是捡拾的、趁手的大自然杰作。之后的，才是打制、琢制甚至磨制的有意识的人工产品。
    由飞石索文化我们还可推断，在前20~10万年间，古人类在东亚，已然形成体质人类学上的、高鼻深目的黄白肤色“北方人种”和圆润面孔的黄皮肤“南方人种”。这是由古人类长期生活的不同纬度区域决定，分野的地理界线，大致以东亚的秦岭为标志。
    招果洞遗址发现飞石索，只是古人类躲避盛冰期的、阶段性南北迁徙行为的标记。

    古人类考古学意义
    参与考古研究的专家表示，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发掘的学术意义在于：
    1、招果洞遗址文化堆积从距今4万年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堆积厚度约8米，连续完整，这在滇黔高原虽然多见，但在全国却极为少见；招果洞遗址揭露出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全新世的51个火塘和人类活动面，是国内用火遗存最丰富的遗址，为研究西南地区早期人类居住活动，进一步复原史前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

    2、出土加工精美的磨制骨角器共306件，年代最早的距今4万年左右，是目前中国年代最早、最丰富的磨制骨角器标本，为揭示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革命，探讨磨制骨器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素材。
    3、延续4万年之久的小石片工具传统，为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多样性增加了新证据；
    4、招果洞遗址第一期发现的骨角器和燧石制品，是西南地区现代人行为表征的重要标志；招果洞遗址第二、三期堆积和穿洞上层文化、猫猫洞文化类似，为探讨滇黔乃至中国南方到东南亚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人类迁徙与文化扩散等史前考古重大课题，提供了新证据。

5、距今早于1.2万年的地层中，出土了磨制石器，且此器刃部涂有大量赭石粉末。这是当今、全球年代最早的通体磨光石器，为研究磨制石器的起源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象征性行为提供了新依据。
6、遗址发现的两座距今1.0-1.2万年前的埋葬墓穴，是国内最早的规制墓葬及随葬行为，这否定了华南地区现代人“两层论”假说，强调本地现代人的连续性，且首次明确“左利手”（俗称“左撇子”）现象与狩猎采集生活的关系。

7、动植物遗存数量大、种类丰富，是广谱革命的典型例证。同时，遗址文化堆积和气候变化具有很好的耦合性，特别是揭示出对末次冰盛期和新仙女木期的地方响应以及人类行为的独特变化，如末次冰盛期后，人类对水生动物资源利用的显著增强和对洞穴利用策略的明显变化。
8、招果洞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持续五年，田野工作扎实，学术目标明确，注重多学科综合研究，整合了第四纪洞穴沉积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古环境学、石器分析、体质人类学专家、测年专家团队，从发掘开始就介入发掘和研究工作，考古科研院所与高校强强联合，密切协作，是区域考古协作和多学科团队攻关的优秀案例。

    牛坡洞遗址
    2008年，牛坡洞古人类遗址被发现。
    牛坡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原属平坝县）、平寨村、龟山组、东约0.2公里的一座名叫牛坡的山丘上，西距猫跳河支流马场河约0.8公里。
    牛坡为一东西走向的石灰岩孤山，东西长约1公里，南北宽不足0.5公里，山顶比较平坦，植被稀疏。遗址由三个洞穴组成，分别编号为A、B、C，各洞面积分别为500、420和120平方米，其中，大部分堆积分布在洞口外。A、B两洞位于牛坡东麓，A洞位于北侧，洞口朝向东北；B洞位于南侧，洞口朝向东南；C洞位于牛坡西麓，朝向西南。A、B两洞前，原为平坝，后因取土形成一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水塘。A洞洞口部分为宽敞的洞厅，宽约8米，进深3~7米，洞内上部堆积有扰动，靠近洞口部分比较完整的保留了原生堆积；B洞堆积主要分布在洞厅内及洞口外中部及左侧，洞内及洞外靠近洞口部分原生堆积保存较好；C洞完整的保留了原生堆积。

    2014年10月28日，在牛坡洞遗址发掘现场，出土了大量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文物，包括人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以及绳纹陶片等。
    发掘的大量水鹿、梅花鹿、熊、猪、水牛、小麂、赤麂等野生动物骨骼表明，当时的古人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产模式。
    牛坡洞古人类遗址，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

    ▲ B洞洞口（牛坡洞古人类遗址）

牛坡洞遗址首次在黔中地区建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标尺性的地层堆积及文化序列，对认识贵州地区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确立贵州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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