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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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21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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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7座墓葬，填补了过往贵州地区洞穴考古中不见墓葬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特征及埋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资料；距今万年左右的蹲踞等屈肢葬的发现也为研究南方地区屈肢葬的流变提供了重要线索。首次在贵州以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识别出典型细石器制品，将为探索我国西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出现与分布，讨论贵州史前人类的生存模式提供新的研究方向。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特别是复原出的完整陶器，为认识本地区文化面貌，以及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

20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就牛坡洞遗址进行连续发掘。目前，已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以A洞文化堆积最为丰厚，也最具代表性，堆积厚约6.7米，自上而下，可划分27个文化层，时代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

在牛坡洞遗址，发现灰坑7座、用火遗迹10余处、墓葬7座、活动面两处等；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骨器、陶片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大量与加工打制石器有关的石制品，其中，各类型打制石制品近10万件，如石灰岩砍斫器、石料剥制石片、砺石砍斫器、大型燧石砍斫器、细石核、细石叶和石斧等；骨器约100件；陶片100余片；另外，还发现了大量水、陆生动物骨骼遗骸，如水鹿、梅花鹿、熊、猪、水牛、小麂、赤麂、虎等以及炭化果核等植物遗存。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变化情况，考古专家将遗址自下而上划分为五个文化时期。从文化内涵来看：
    第一期，文化遗存与第二期区别明显，其特点是以体型硕大的硅质含量较高的石灰岩质打制石制品为主，包括砍斫器、石锤、石核等，细小燧石打制石制品数量较少。与旧石器时代南方地区砾石石器传统有一定的关系。
    磨制骨器和骨质装饰品也有发现，但数量比较少。
    动植物遗存数量也比较少。
    第一期出现的石灰岩打制石制品——大型砍斫器、石核——特征比较明显，推测其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可能距今15000年左右。

▲砍斫器（牛坡洞遗址，第一期，距今1.5万年）

▲石核（牛坡洞遗址，第一期，距今1.5万年）

▲砍斫器与石核（牛坡洞遗址，第一期，距今1.5万年）

    第二期，文化遗物种类多样、数量巨大、文化内涵比较丰富。
    发现墓葬六座。其中，M1位于A洞，保存状况最好，为蹲踞葬。开口于AT10401第15层下，墓坑近似长方形。头朝上部，头骨下半部挤压变形严重，头部下压在椎骨上，右上肢缺失，左手压在双腿上部，双下肢弯曲，股骨与胫腓骨几乎呈平行状态。墓主为女性，年龄在35岁左右，身高约143厘米。
    本期文化遗物，除少量砾石打制石器、石锤和砺石外，以各种细小打制石制品为大宗，主要是与加工细小打制石器有关的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碎屑等，以及成形细小打制石器，包括典型细石核、细石叶等。石料以燧石为主，并有硅质灰岩、砂岩、粉砂岩、水晶、石英岩等。

    新出现磨制骨器，数量较少，有骨铲、骨锥等。
    发现的动物种属主要有水鹿、梅花鹿、熊、猪、水牛、小麂、赤麂、虎等。植物遗存主要有朴树籽，其次是葡萄和猕猴桃。
    第二期以大量、各类型的细小燧石打制石制品为主，新出现磨制骨器，绝对年代当在距今10200~8700 年间。

▲砍斫器(牛坡洞遗址,第二期，距今10200~8700年)

▲石锤(牛坡洞遗址,第二期，距今10200~8700年)

▲石核(牛坡洞遗址,第二期，距今10200~8700年)

▲细石叶(牛坡洞遗址,第二期，距今10200~8700年)

▲细石器(牛坡洞遗址,第二期，距今10200~8700年)

▲骨铲(牛坡洞遗址,第二期，距今10200~8700年

▲骨铲(牛坡洞遗址,第二期，距今10200~8700年)

▲墓葬(牛坡洞遗址,第二期，距今10200~8700年)

第三期，发现有活动面和墓葬等。
活动面两处，均位于A洞。分别位于AT10402和AT10102两个探方的第9层。活动面主要是由大量小型石灰岩角砾铺成，活动面上分布较多文化遗物，有小型磨制石斧、石锤、砺石以及燧石打制石制品等，另有少量螺壳和兽骨。

墓葬一座（2016GPNBM5），位于B洞左侧，开口于BT20801第11层下，为仰身屈肢葬。上半身仰身，头向330°，面向上略偏向右侧，左右肱骨分别位于身体两侧，双手回折至肩部，左手位于肩内侧，右手位于肩外侧，头骨碎裂严重；髌骨反扣，下身屈肢于身体左侧，股骨与胫腓骨平行，紧密挨在一起，脚部位于臀下。墓主为男性，年龄在50岁左右，身高约164.5厘米。

    本期新出现磨制石器，但数量较少，主要为石斧。砾石打制石器、石锤和砺石数量较少。其他石器仍以各种细小打制石制品为大宗，成形打制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另有少量细石核、细石叶等。
    动物遗骸种属包括水鹿、梅花鹿、熊、猪、水牛、小麂、赤麂等，也有少量水生的螺蛳。
    第三期开始出现磨制石器，主要是石斧，其中部分石斧仅刃部磨光，与飞虎山上层文化出土的磨制石器相比，略显原始，年代当在距今8000~5500年间。

▲尖状器(牛坡洞遗址，第三期，距今8000~5500年)

▲磨制石斧(牛坡洞遗址，第三期，距今8000~5500年)

▲细石核(牛坡洞遗址，第三期，距今8000~5500年)

▲细石器(牛坡洞遗址，第三期，距今8000~5500年)

▲磨制石器(牛坡洞遗址，第三期，距今8000~5500年)

▲墓葬(牛坡洞遗址，第三期，距今8000~5500年)

    第四期，打制石制品数量急剧下降，陶器开始出现。
    目前仅发现1件可复原陶器，其余均为残片。以夹砂陶为主，部分陶器夹少量细砂，泥质陶较少，灰陶居多，土黄陶次之，灰黑陶和红褐陶最少。陶器均为手制，火候较高。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少量戳印纹，圆圈纹、凹弦纹、水波纹和弧线纹等。可辨器形有高领罐、侈口罐、卷沿罐和敛口钵等。复原的完整陶器为一件夹砂灰陶罐，内壁黑色。圆唇，深腹，平底。近唇部饰有竖向绳纹，肩部绳纹呈横向，肩部及以下施加交错绳纹。
    本期文化遗存与第三期有明显差异，且发现工艺制作水平较高的陶器，两者间应存在较大缺环。
    第四期年代在距今5000~3000年间。

▲陶器残片(牛坡洞遗址，第四期，距今5000~3000年)

▲陶器(牛坡洞遗址，第四期，距今5000~3000年)

    第五期，遗物较少。出现方格纹陶器，数量极少，陶器均为残片，仅见夹砂灰陶罐一种器形，侈口，方唇，斜肩。肩饰方格纹。手制，烧制火候较高。
    本期还有少量打制石制品出现。
    本期文化遗存与第四期相比，明显的区别是，开始出现制作技术水平相当高的方格纹陶器。
    推断第五期年代可能已经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牛坡洞遗址，从第四期开始，出现陶器制品。对于了解遗址的文化面貌和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已发表资料显示，第四期陶器，多为残片，仅一件可完整复原。其中以夹砂陶为主，部分陶器夹少量细砂，泥质陶较少，灰陶居多，土黄陶次之，灰黑陶和红褐陶最少。陶器均为手制，火候较高。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少量戳印纹，圆圈纹、凹弦纹、水波纹、刻划波折纹和弧线纹等（图一）。根据陶器口沿的变化，可分辨出四种器形，即侈口罐、高领罐、卷沿罐和敛口钵等。

▲陶器残片(牛坡洞遗址，第四期，距今5000~3000年)

    数量最多的是侈口罐，特征为侈口，深腹，小平地。目前发现有10件，其中可复原一件为AT20401⑥:001，夹砂灰陶，内壁黑色。圆唇，深腹，平底（图二，1）。其他侈口罐包括：
    AT20305③：001，夹砂灰陶。尖唇，略束颈（图二，2）；
    BT20403③：004，泥质黄陶。圆唇，束颈（图二，3）；
    H2:002，夹砂灰陶。斜方唇，略束颈（图二，4）；
    BT20501③B：002，夹砂黄陶。尖唇，束颈。素面（图二，5）；
    BT20802③:001，泥质黄陶，内壁灰黑色。尖唇，略束颈（图二，6）；

▲侈口陶罐(牛坡洞遗址，第四期，距今5000~3000年)

    BT10501④:002，夹砂红陶。口沿已残，微侈口，略束颈（图三，1）；
    BT20501③B:003，夹砂黄陶。上腹部残片（图三，2）；
    AT20401⑥:002，夹细砂灰黑陶。残剩底及少量的壁，平底略内凹（图三，3）；
    BT20302③B:001，夹砂黄陶，灰色胎心。平底（图三，4）。

▲陶器(牛坡洞遗址，第四期，距今5000~3000年)

    高领罐也是遗址中比较有特征性的一类陶器，高领，领外部不施纹饰。目前可知至少有三件。
    H2:001，夹砂陶，器表灰色，胎心灰黑色。微侈口，方唇（图四，1）；
    BT20202③:001，夹砂陶，器表土黄色，灰色胎心。微侈口，方唇（图四，2）；
    BT20301③B:001，夹砂红褐色陶，夹灰色胎心。侈口，方唇，束颈，溜肩（图四，3）。

▲高领陶罐(牛坡洞遗址，第四期，距今5000~3000年)

    卷沿罐均为侈口，束颈。如：
    BT10501 ⑤:001，泥质灰陶。侈口，沿外翻，圆唇，束颈（下图，1）；
    BT20401③B:001，夹砂灰陶。侈口，圆唇，束颈，鼓腹（下图，2）；
    BT20501③B:005，夹砂陶，内外壁灰色，胎心灰黑色。侈口，圆唇，束颈，弧肩（下图，3）。
    敛口钵数量极少，目前仅发现一片口沿残片。即：
    BT10501⑤:004，夹砂灰陶。敛口，唇外侧附加一周宽泥条，弧腹下残（下图，4）。
    总之，从整体上来看，牛坡洞遗址出土陶器类型比较简单，以平底器为主，器壁较薄，纹饰复杂，施纹技术比较成熟，烧制火候也比较高，体现出较高的制作技术水平。

▲卷沿陶罐、敛口陶钵(牛坡洞遗址，第四期，距今5000~3000年)

牛坡洞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首次在黔中地区确立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为探索人类演化历程、机制以及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遗址中发现的完整墓葬，填补了贵州地区史前洞穴遗址中不见墓葬的空白，为研究该地区史前人类体质提供了重要线索。

首次在贵州区域内的以细小打制石制品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识别出细石器制品，这些石核表现出较为成熟、稳定的细石叶剥取工艺，但预处理及台面修整并不十分精细，同时细石器制品比例极低，推测，当时细石叶工艺并不十分发达。细石叶工艺是史前人类应对环境变化，为获取资源将石器打制技术演化到极致的结果，是较大的生存压力下的产物，因此在我国分布范围较小，主要分布于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四川、西藏、云南等地。牛坡洞遗址的发现将为探索我国西南地区细石器工艺的出现与分布，讨论贵州史前人类的生存模式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牛坡洞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于认识滇黔高原史前文化特征和内涵，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特别是洞穴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探讨整个滇黔高原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史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体质、远古环境及其变迁、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确立滇黔高原在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地位，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普定穿洞遗址
    1979年，普定穿洞古人类遗址被发现。
    遗址位于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城西南约5公里的新寨村一座孤峰的山腰溶洞。洞穴因南北贯穿而得名。其四周一片溶蚀盆地，绵延数十千米。峰顶与盆地相对高87米，洞口距盆地26米，洞长30米，最宽处13米，高9米。

▲普定穿洞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

1981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贵州省博物馆组成了联合考古发掘队，经多次发掘，共出土古人类头盖骨化石两件、头盖骨残片多件、桡骨、胫骨各一段、牙齿多枚、儿童头骨碎片40多块以及完整的下颌骨与上、下颌骨残片。这些古人类化石当中，至少代表了5名个体，其中含一名女性个体，一名老年男性个体。考古专家将其命名为“穿洞人”。

    考古专家还发掘出鹿、鹿、箭猪、熊、虎、板齿鼠等13个属或种的哺乳动物骨骼化石18000件，动物牙齿500多枚。此外，还发现烧骨、烧石、灰堆、灰烬、炭屑等用火遗迹多处。
    出土石制工具20000余件，包括石斧、石锤、石刀等众多种类，其中以刮削器的数量为最。
    骨器1000余件，其中以骨锥最多，另有骨铲、骨针、骨棒等。

    穿洞遗址出土的磨光骨器最具特色，其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类型之繁多，加工技术之精湛，在国际均属罕见。这为中国旧石器时代，骨器的类型、用途、加工工艺等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素材。
    经专家断代，穿洞遗址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距今16000年。
    穿洞遗址，一处发现两具头骨，至今国内无先例。出土的骨器，超过全国发现总量的30倍，世界罕见。穿洞遗址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和极高的学术地位，被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专家誉为“亚洲文明之灯”。
    1988年1月，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普定穿洞遗址发掘的头骨化石，其中之一额部倾斜、眉脊凸显，判断这是一名男性。从头骨骨缝的愈合程度推测，年龄在50岁左右。

    ▲男性头骨（普定穿洞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

    另一块，通过分析头骨尺寸、眉脊凸显程度以及骨质表面细腻光滑的程度，判断为一名女性。同时根据骨缝的愈合情况，推测年龄在17或18岁。

    ▲女性头骨（普定穿洞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

这块头骨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左侧偏上部，有一块缺损。从边缘较为圆润来看，这块头骨缺损的时间比较长，与埋藏过程中的挤压破损面不同。推测这位女性在这块头骨缺损的情况下，还继续生活了一段时间。对于这块缺损的头骨，究竟是意外伤害，还是最早的“开颅手术”，有待专家进一步研究和探寻。

穿洞人使用的工具，制造时用了3种方法，即锐棱砸击法、锤击法、砸击法。锤击法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最普遍的传统方法；砸击法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里最早发现；锐棱砸击法是在穿洞首次发现，并遍及贵州省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遗址中，甚至在一些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也有发现。在国外及东南亚的许多国家的同期遗址里，从时代上看目前以穿洞所发现的年代为最早。这一发现，为研究我国境内特别是南方以及东南亚的文化渊源、模式．将起到积极作用。

穿洞遗址出土大量骨器和角器。骨器是其中最富有特色的，其数量之大，类型之多，器物之精良，技术之高超，工艺之进步，超过了以往我国的任何一个遗址，也是我国同期遗址中绝无仅有的。我国旧石器时代的骨器，过去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仅发现骨针一件，辽宁水洞沟、鸽子洞、湖南桂阳、四川资阳等亦只发现骨锥各一件，贵州猫猫洞6件，台湾、小孤山各100余件。而穿洞遗址目前已发现1000多件，为全国第一，世界罕见。

    骨锥
    共155件，均取用于动物骨骼磨制而成。骨锥可分为单尖、双尖两类，多数为单尖类型。
    单尖骨锥
    单尖骨锥又按尖的截面分成圆尖、扁尖、三棱尖等类型。
    圆尖骨锥
    圆锐尖骨锥共44件，均取用小动物的肢骨、骨片做成。凡用肢骨的，都是将一端向一面直接磨成一锐尖，磨痕长达2.6cm，在骨内面呈现原骨内腔空的骨管状；而用骨片的，均选其端部向一面直接磨成一锐尖，磨痕长达2.9cm，在骨内面都呈现原骨质疏松面。这类型锐尖骨锥的尖部都细长而光洁发亮(下图:1、2及5)。圆钝尖骨锥共21个，均用打击成的骨片雏形直接磨制成圆而钝的尖，有向背面倾斜和向两面倾斜两种，尖均平滑光洁发亮(下图:6)。
    扁尖骨锥
    共98件，都是用小动物的肢骨、骨片修理而成，但以肢骨修理的较多。凡用肢骨的，都是以肢骨直接磨成一锐尖的，但锥身磨得很粗糙，直到尖部才细致的，尖部有磨成直尖的，向背部倾斜尖的，但都成扁状，很锐利且光滑发亮；凡用骨片的，都是经过打击成雏形后再进行磨制成尖。
    三棱尖骨锥
    共11件，均取用三棱状的骨片作原料。有打击成的，有原来的骨片就自然凸起，但以打击的多；从总的来看，大多是背面有个凸起的脊，腹面全是平坦面。少部分是到尖部才磨成的，尖腹面很平坦，有两件的尖部向脊橇起；从底部看，有打平的，有未打平的，呈现倾斜，不整齐的；其尖部有钝有锐；尖很直，只有两件尖是歪的。
    双尖骨锥
    共2件，均用骨片做毛坯。是沿原骨片的一侧由骨外面向骨内面修理成刃的，然后在其一端同样修理成尖，在相应的一端上由骨内面向骨外面打击而成另一刃，其片疤深凹。

    骨棒
    共3件。一件较大，两件小，从其磨制情况观察，都在原骨棒状态的基础上，在其两端进行磨制的。一端先剁刮后再进行磨的，而且呈现一个倾斜的刃面，由于断残关系，其他就看不清楚了。另一端只见向端部磨小的痕迹。这类器物在断残部分中，还可见到4件。
    骨叉
    共6件，用厚大的硬骨和较小的骨片做毛坯。一种是制成骨叉后，叉部扁薄，叉间圆弧形向左右延伸形成双尖。柄部是厚而大的原来骨质，无刮磨痕迹。另一种是体形较小，呈剪刀状叉尖，底部是原骨的形状(下图:7)。
    骨针
    1件，残长73mm，出土时已折成4截。针眼残，仅现个半圆孔，其针孔远端已缺失。针身微弯，呈圆柱，磨制的很光滑，针背面较宽，针腹面稍窄，针尖缺无，从针眼到针尖由粗到细。

    骨铲
    共116件，分平刃、两端刃、圆刃、斜刃、孤刃、凹刃等类型。完整的较少，大多是残断不全的，将能分辨出的列入报导之列，分辨不出其全貌的都剔除出去，不作研究内容。
    平刃骨铲
    共15件，长而厚重，皆用骨片做毛坯。都是在骨片的一端由骨内面磨成，向骨背面倾斜的平直刃口，磨痕有长达4cm的，一般磨至2.5cm后就向背面逐渐倾斜。刃口以钝刃多，锐刃较少，有的刃口呈光洁发亮(下图:9)。

    两端刃骨铲
    共8件，用骨片做成。从骨片两端由骨内面向骨背面磨制成向背面倾斜的刃口，刃口有平直的、圆形的、倾斜的，刃口多光洁发亮。但由于受骨片大小的限制，大多在一端磨制很细致，另一端较粗糙，两端磨得很好的很少。多数在骨片的一侧或两侧有修理痕迹(下图:10)。
    圆刃骨铲
    共47件，用骨片作成，均用与两端刃骨铲相同的模式制作成较圆形刃口，同样在骨片两侧或一侧修理过(下图:3)。

斜刃骨铲
共27件，主要用较厚的骨片，个别用柱状骨作成。刃口倾斜向左右侧几乎相等，向背面倾斜的坡度比上述都大，但各种倾斜的程度不等，骨片宽的刃口较缓，骨片窄的刃口倾斜度小大，两侧长边有修理痕迹的较少，唯刃口背面经磨过的比例较上述都有增加刃口锐利的多，钝的少，刃口光洁度差(图2:8)。

弧形刃骨铲
共13件，均用较厚的骨片。磨制方法与上述骨铲相似，但其中有一件的两长边都经过修理，片疤有宽大而深和宽大而浅平两种，腹面也经过磨平处理。刃口面积较小，向背倾斜也较弱些，以锐刃较多，钝刃少，刃口光洁发亮的多。

凹刃骨铲
共6件，用厚骨片作成。加工方式与上述骨铲相似，但刃口的磨制面积较小，向背面倾斜度亦较小。其凹刃可能是有意做成的，也有可能是在使用过程中形成。除1件是在发掘中把刃口稍微弄缺一点，不能看其全貌外，其他5件都情况相似。其骨质很坚硬，通体光洁发亮，刃口相当完好。柄部已残断，刀背经过锻烧过，刃口很锐，使用痕迹很清楚，这凹部显然是有意制作成的 (下图:4)。

    1.2.5.圆锐尖骨锥；3.圆刃骨铲；4.凹刃骨铲；
    6.圆钝尖骨锥；7.骨叉；8.斜刃骨铲；9.平刃骨铲；10.两端刃骨铲
    ▲ 磨制骨器（普定穿洞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

▲ 骨锥（普定穿洞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1000多件骨器中，以骨锥最多，另有骨铲、骨针、骨棒、骨叉等。对众多骨器的研究可看出，穿洞人已经懂得将骨片用火烧或火燎以加强骨器的坚硬度，这充分说明穿洞人已具有高度智力和高超的制磨技术。
角器是用鹿角的角柄作原料，宽而粗大，两面加工磨成，刃口极为平齐，大多作为撬、挖工具，与原始农业有着紧密关联。

▲骨铲（普定穿洞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

用火遗迹在穿洞遗址中异常丰富，不仅有灰烬、烧骨、烧石、炭屑、灰坑、灰堆等，在烧骨和烧石中还有变色、变形、龟裂的遗迹。在几次发掘中，仅烧骨就有18000余件，烧石相当多，炭屑遍及每个文化层。这表明穿洞人居住的时间很长，而且是连续的，没有间断过。

穿洞古人类遗址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大约140平方千米之内，以穿洞为中心，所处谷地较开阔。而白岩脚洞洞口距穿洞较近，只有红土洞、西秀区三铺观音洞、旧州猫猫洞距穿洞较远。在它们之间，在以穿洞为中心的短距离内，文化面貌是以中小型石器为主，兼有大量的骨器，少量角器；较远的则以大型石器为主，兼有大量的角器而无骨器。这说明两者的地理环境不同，生产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明显区别，穿洞人使用的是中小型工具，红土洞等处的人，使用的则是大中型工具。这是否与区域性文化有关，尚值得研究。

两种文化类型叠压关系在遗址内首次发现，堆积物厚约5米，自上而下分为12层，除第12层上部含化石外，上覆11层都含文化遗存。第2层上部出磨制石斧1件；第5、8层有灰堆遗存；人类遗骸出自第5层以上的堆积物中。文化遗物的差异分早、晚两期，第6层以下为早期文化，第5层以上为晚期文化。早、晚期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早期文化的石制品原料几乎全是燧石，形体小，打片以捶击法为主，石器以正向加工为主，骨器极少而只有骨锥；晚期文化的石制品原料以粗晶体变质灰岩的砾石为主，形体大，打片以锐板砸击法为主，石器以正向加工为主，骨器数量多，类型较复杂，因此被冠以“穿洞文化综合体”。

动物遗骸大约有20种，石化程度有差异，大多出自第5层以上。其中哺乳动物有长臂猿、西藏黑熊、狗獾等15种。除中国犀相似种以外，均为现生属种。
穿洞遗址下部地层(早期文化)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末期，文化时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C??测年为距今16000～9610年。上部地层(晚期文化)的地质时代属全新世早期，文化时代属新石器时代早期，C??测年为距今8540～8080年。其文化内涵在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类型的重叠和骨器的突出程度，这在史前考古研究中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穿洞人属晚期智人，与周口店山顶洞人同属一亚种，不仅可以和中国同期人类相比较，还可以同东南亚、澳洲的古人类相比较，探讨其发展渊源，对人类如何迁徙、人种何时分野甚至民族形成，从体制上、特征上获得依据。

滇黔高原，气候温湿，动植物资源丰富，喀斯特地貌普遍，洞穴众多。正是这座得天独厚的冰期避难所的存在，为古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滇黔高原的旧石器遗址主要有洞穴型和旷野型两种，洞穴型为主，这与滇黔高原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有关系。云南省的旧石器遗址主要分布在横断山脉东西两侧，沿金沙江、怒江和南盘江水系，形成三大密集地点群。贵州的旧石器点在乌江流域、盘江流域（南盘江和北盘江）、赤水河流域上游分布最为密集。

滇黔高原旧石器文化年代最早的当属元谋人地点发现的石器，伹材料不多；中晚期的地点众多，材料丰富。虽然地处中国南方，但是在旧石器工业上却与南方其它地区不一样，反而与相隔千里的北方地区呈现出许多共同特征，总体上属于石片石器工业。
滇黔高原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特征是：制作石器的素材多为石片，以石核或砾石为毛坯者很少；石制品的岩性最多的是硅质灰岩，其次硅质岩、石英岩等；打片和石器技工方法以锤击法为主，此外还用到碰砧法和砸击法来剥片；工具种类以刮削器为主，其次尖状器、砍斫器、雕刻器、石锥等；

第二步加工也是以单向加工为主，多是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工具尺寸较小，多是中小型石器；石核形制不规则，双台面石核最多，石核多为人工台面，说明石核利用率高。中晚期几乎继承了早期的文化特征，变化很少，不同之处是：晚期选取石料的岩性多样化，每个遗址所用石料岩性都不同，但使用最多的是燧石、砂岩、石英岩；中晚期出现了另外一种打片方法——锐棱砸击法，甚至在部分地区取代锤击法成为最主要的打片方法；晚期石器尺寸变大，开始出现石斧、手斧、手稿等工具；中晚期石核以自然台面为主，人工台面其次。

滇黔高原，早、中晚期文化基本一脉相承，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保持对周边的主导性。
通过对比川、桂、湘以及越南等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我们发现这些地区受滇黔高原旧石器文化影响很深，特别是观音洞文化和锐棱砸击法。但同时周边地区对滇黔高原的影响却很少，这也可以说明滇黔高原的旧石器文化具前瞻性、先进性，技术高度发达。

滇黔高原旧石器是我国旧石器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乃至世界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地区石器面貌独具特色，在研究史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以及该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与华北及世界其它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滇黔高原的动植物如何躲过末次冰期
    前面我们谈过，历次冰期来临，滇黔高原做为世界少有的动植物“避难所”之一，使生活在当地的古人类有幸躲过了多次劫难。这一节，我们谈谈，滇黔高原是何以成其为“避难所”的。
    古人类由直立人发展到晚期智人，走过了250多万年的历程，若按时间段划分，则大体是这样的：
    直立人 20~250万年；
    早期智人 5~20万年；
    晚期智人 1~5万年。
    这段时间，是古人类智慧及族群发展的关键期。不幸的是，我们的先祖遇到了数百万年来，生存、繁衍的最大考验，第四记冰河时期的多个冰期相继降临地球。

第四纪冰河时期（Quaternary glaciation），开始于258万年前的上新世晚期，并一直延续至今。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对我国在此期间，不同时段的冰期做过深入研究。他在1921年即已在山西大同及河北太行山东麓发现了冰川漂砾，识别出冰川流动形成的擦痕。30年代，他又在江西庐山发现冰川沉积物；在鄱阳湖边发现具冰川擦痕的羊背石；并在安徽黄山发现U形谷削壁上的擦痕，在该山后海发现具冰川擦痕的漂砾。

在这些重要发现后，李四光先后发表了“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和“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等论文，以后又出版了专著《冰期之庐山》。他提出庐山冰川可分为3个冰期，最老的为“鄱阳冰期”，发生在早更新世，规模最大，鄱阳湖畔的绿色泥砾是重要证据；之后是“大姑冰期”，属中更新世早期，以大姑山一带赭色泥砾为代表；较新的是“庐山冰期”，属中更新世晚期，以庐山的橙色泥砾为代表，但规模已大大缩小。

    他又指出在庐山冰期之后还有应一个更晚的冰期，在此冰期中，长江中下游虽无冰川发育，但在气候上有所反映，而在中国西部地区则有冰川作用。建国以后，在云南大理的研究确认了这一点，故称其为“大理冰期”，属晚更新世，以云南大理苍山的冰碛物为代表。各冰期及相对应的年代如下：
    ①.大理冰期距今约7~1万年；
    ②.庐山冰期距今约37~24万年；
    ③.大姑冰期距今约80~68万年；
    ④.鄱阳冰期距今约120~90万年。

    这样一来，在第四纪冰河时期，国内就有了以上四大冰期，这与20世纪初德国的彭克（A.Penck）与布吕克纳（E.Brunckner），根据阿尔卑斯山区第四纪冰川沉积物研究而提出的四大经典冰期相对应。
    ①.沃姆冰期（Würm ）：11~1.2万年前；
    ②.里斯冰期（Riss ）：20~13万年前；
    ③.民德冰期（Mindel）：45.5~30/38万千年前；
    ④.古萨冰期（Günz）：68~62万年前。

李四光指出，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最近一个冰期（即后来确认的大理冰期），长江中下游并无冰川发育，而中国西部高山地区则有冰川，如在打箭炉附近的贡嘎山，冰川前端有时可降至海拔2000余米高度。此后的研究表明，大理冰期时，云南雪线的实际高度在海拔3900米，台湾在海拔3350米。而长江下游，山地一般在海拔2600米以下，因尚未达到当时雪线的高度，故缺失大理冰期冰川的光顾。

在大理冰期，我国气候普遍寒冷，严酷的自然环境迫使生物做出基因改变，适应自然的生物得以存活。例如，具寒冷气候特征的猛犸象、披毛犀等动物种群开始面世，在东北和华北等地大量猛犸象、披毛犀等遗骨被发现，仅黑龙江和吉林所发现的化石地点即达200余处，这便是新物种出现的最好佐证。在北京及附近地区发现的德永象（猛犸象属）、披毛犀、赤鹿、原始牛等寒冷气候下的动物化石，经C??测定，时代亦属大理冰期。

    一般认为，冰期的气候要比如今低3~7℃，降水量也比如今大。在地球史上最近的第四纪冰河时期中，冰川最强盛时，全球32%的陆地面积为冰川所覆盖。
    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滇黔高原是如何成其为“避难所”，此地生存的动植物又是如何躲过历次冰期的侵害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将目光投向秦岭。
    在中国大陆中部横亘着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这就是秦岭。
    狭义上的秦岭，仅限于陕西省南部、渭河与汉江之间的山地，东以灞河与丹江河谷为界，西止于嘉陵江。在汉代即有“秦岭”之名，又因位于关中以南，故名“南山”

▲秦岭风光-1

广义的秦岭是横亘于中国中部的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它西起甘肃省临潭县北部的白石山，以迭山和昆仑山脉分界，中经陇南、陕南，东至鄂豫皖的大别山以及蚌埠附近的张八岭。其范围包括岷山以北，陇南和陕南，蜿蜒于洮河与渭河以南、汉江与嘉陵江支流—白龙江以北的地区，东到豫西的伏牛山、熊耳山，在方城、南阳一带山脉断陷，形成南襄隘道，在豫、鄂交界处为桐柏山，在豫、鄂、皖交界处为大别山，走向变为西北—东南，到皖南霍山、嘉山一带成为丘陵，走向为东北－西南。

广义的秦岭位于北纬32—34°之间，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全长约1600公里，南北宽数十至二、三百公里，面积广大，气势磅礴，蔚为壮观。它就象一堵“挡风墙”，阻止冬季冷空气南下，拦截夏季东南季风北上。因此，秦岭以南即属亚热带气候，自然条件为南方型；以北则属暖温带气候，自然条件为北方型。秦岭南北的农业生产特点也存在显著差异。
自古以来，因秦岭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秦岭南北气候变化，以及人文景观、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不同，被称为我国南北的分界线。习惯上称秦岭以南为我国南方，秦岭以北为我国北方。

▲秦岭风光-2

秦岭由东向西逐渐升高，陕西境内岭脊海拔约2000米，高峰都在2000－3000米，如华山主峰海拔为2400米，太白山主峰为3771.2米，高出汉水及渭河河谷3000多米。秦岭北坡山麓短急，地形陡峭，峡谷众多；南坡则山麓长慢，坡势较缓。但因河流多为横切背斜或向斜，河流中上游也多峡谷。秦岭山脉入陇南境内后，其走向为西北－东南，主脉海拔均在2000米以上，丛山之间形成一些小盆地。

▲秦岭风光-3

秦岭直线距离南下约400公里，方进入滇黔高原北沿。我们再来看看滇黔高原的地理状况：
以贵州为例，其地貌以高原山地为主，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为海拔较高、纬度较低、喀斯特地貌典型发育的山区。贵州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呈三级阶梯分布。第一级阶梯平均海拔1500米以上；第二级阶梯海拔800～1500米；第三级阶梯平均海拔800米以下。贵州地势起伏较大。从面上来看：最高地区是西部的威宁，平均海拔2166米；最低地区是东部的玉屏，平均海拔541米。

贵州境内山脉众多，重峦叠嶂。北部有大娄山，自西向东北斜贯北境，川黔要隘娄山关高1444米；中南部苗岭横亘，主峰雷公山高2178米；东北部有武陵山，由湘西蜿蜒入黔，主峰梵净山高2572米；西部高耸乌蒙山，属此山脉的赫章县珠市乡韭菜坪海拔2900.6米，为贵州境内最高点；黔东南州的黎平县地坪乡水口河出省界处，海拔为147.8米，为境内最低点。

通过秦岭、滇黔高原地理特征的介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概念。①、东西延绵1600公里的广义秦岭，犹如横亘在滇黔高原北部400公里外的一道天然屏障，在远古的历次冰期，阻挡着了冬季南下的寒流，且来自东南太平洋以及西南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则畅行无阻。②、贵州地貌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境内山脉最高峰为海拔2900.6米。而第四纪冰河时期国内末次冰期----大理冰期时，云南雪线高度在海拔3900米。因此，哪怕是贵州境内最高山峰，也低于大理冰期雪线下1000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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