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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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23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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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山遗址出土的饰物中，软玉占半数以上，在玦、环、匕等重器中比率更高。小南山人对软玉温润而泽的仰慕跃然器上，将其赋予了深厚的文化象征，重玉轻珉的观念已然形成，开启了中华民族“君子比德于玉”的先河。
人类社会两大最高核心价值体系分别为：西方黄金、东方玉器。前者，六千多年前形成于黑海西岸巴尔干半岛的瓦尔纳，后者迟迟未有定论。小南山遗址玉器的发现，确立了东方比西方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早熟了三、四千年之久。

▲ 玦饰（小南山遗址，距今9000年）

    瓦尔纳墓葬遗址，位于黑海西岸、巴尔干半岛的瓦尔纳湖畔，远离居址，面积约7500平方米，处于距黑海约500米的第一级梯台上，海拔20米。发现于1972年10月。
    经过20多年的发掘，考古学家在294个墓葬中发现了约3000件黄金器物，总重量超过6公斤。2007年的C??测年表明，这个墓地可以追溯到距今6500年前，即东南欧地区的铜石并用时期（Chalcolithic period），这也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黄金饰品。
    瓦尔纳遗址的黄金器物，共38个种类，包括金臂钏、金手镯、金珠饰项链和手链、管状金杖饰、圆盘状金牌饰、螺旋形金链、金套、锤式金权杖、节状金饰、金面具饰、动物纹金片饰、人形金饰等等。

▲ 黄金饰品（瓦尔纳遗址，BC4590-4340）

其中出土遗存最丰富的是43号墓（Tomb 43）。墓主人为男性，身高1.7米，体型健硕、强壮，去世时约45岁左右。瓦尔纳墓地的男性平均寿命约33岁，女性平均寿命约27岁，所以43号墓主人在当时算是高寿啦。
43号墓随葬器物超过1000件，包括铜斧、陶器、燧石工具和超过980件的金器。金器包括缝制在衣服上的金盘（衣服未能保存下来）、金珠链、金线物、金质生殖器护套、金手镯、包金权杖。种种迹象表明，43号墓主人可能是瓦尔纳部族首领或长者。也有学者把43号墓主人称为“瓦尔纳之王”。

▲ No.43墓（瓦尔纳遗址，BC4590-4340）

瓦尔纳墓葬，一般长2.5米，宽1.4米，深约2米，靠头部略宽，头朝东面大海（寓意与东方的某种关联）。瓦尔纳人选择不透水的粘土层下葬，利于尸骨的保存。逝者身上覆盖遮蔽物（未能保存），随葬个人物品和专为丧葬制作的器物。墓园地表没有显著规划，但是墓葬使用小块石头作为标识。
男性墓通常为仰身直肢葬，小腿交叉，随葬农具和武器；女性墓主要为屈肢葬，随葬家常生活用品，如针、锥、梭子和刮刀等。葬俗与早前BC5000年半坡仰韶文化墓葬类似。

    考古学家在瓦尔纳墓地发现三种类型的墓葬：单人葬、拾骨葬（二次葬）和无骨葬（衣冠冢）。
    在已发掘的294个墓葬中，单人葬占绝大部分。
    极少数为拾骨型墓葬，且墓葬较其他类型更深（3米左右）。墓葬中的尸骨为有意挑选，有些甚至在尸骨干透后被敲碎。每个拾骨型墓葬中的头骨都有一定损伤，可能源于族群争斗。这种诡异的葬俗目前依然是瓦尔纳文化的一个谜。

这里要注意的是，拾骨葬在早前BC5000年的东亚仰韶文化，曾作为一种普遍葬式。
有约43座无骨葬，墓葬中没有随葬尸骨，但有随葬品。这种墓葬也被称为伪葬墓（Pseudo-graves）或仪葬墓（Cenotaphs），东方则称作衣冠冢。这些墓葬可能是祭奠那些客死他乡的先人。随葬的物品也是按照单人葬的形式、尊墓主人的等级摆放。伪葬墓随葬的金器占瓦尔纳遗址金器总数的60%，说明伪葬墓逝者地位很高，也间接表明，瓦尔纳先民为不定期远距离迁徙的农耕族群。

▲ 金王冠、金权杖（瓦尔纳遗址，BC4590-4340）

    在伪葬墓中有6个最为特殊。其中3个随葬有大量的金器和铜器，还有可能代表宗教或权势的斧或锤式权杖。另外3个伪葬墓于人脸部位放置真人大小的泥制面具，面具的眼、鼻、嘴等部位都装饰有黄金。

    ▲ No.2号墓金面饰（瓦尔纳遗址，BC4590-4340）

    后3个伪葬墓中，面具下巴下方放有女性形象的护身符。这种护身符常见于东南欧，与繁衍、生育有关。这些迹象表明这三个伪葬墓的墓主人可能为女性。

    ▲ 女性黄金护身符（瓦尔纳遗址，BC4590-4340）

最新的C??测年表明，瓦尔纳一期（即瓦尔纳墓地）约始于BC4590，结束于约BC4340年。这与考古学家们之前认为的BC4500-4000年稍有不同。瓦尔纳墓地发掘墓葬的数量已经增加到308座。但是在巴尔干地区，后瓦尔纳文化（瓦尔纳二期和三期）又延续了近500年。
瓦尔纳墓地未出土文字材料，我们尚不知道瓦尔纳人说什么语言。从出土器物看，瓦尔纳人与铜石并用时期（约公元前5千纪）东南欧其他人群联系紧密。6600年前的瓦尔纳湾，可能是联系东南欧、黑海沿岸、安纳托利亚和地中海沿岸的重要交通枢纽。约6350年前，因为某些特别的原因，瓦尔纳人远走他乡或消亡，沿用约250年的瓦尔纳墓地被废弃。历史上，瓦尔纳人没有回来祭拜先人，也再没有瓦尔纳人葬入这片墓园。

    回到小南山遗址。
    在小南山遗址发现连续多时期的文化遗存，跨度15,000余年，对构建黑龙江下游乃至滨海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意义重大。
    小南山遗址墓地布局紧凑、形制复杂、极具规模，在同时期的中国考古学遗存中十分罕见。这为探讨全新世早期气候温暖时段，中国各地区史前人群的适应模式、人口构成和社会状况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案例。
    小南山遗址诸时期的考古学遗存，一脉相承，稳步发展，显示了持久的生命力和爆发力。小南山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理解鲜卑、契丹、女真和满族的强势崛起找到了历史逻辑，证明白山黑水的古代渔猎先民，在中国古代文明的早期进程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小南山遗址评价道：发现旧石器晚期至汉代五个时期的遗存，填补了地区年代文化序列上的空白。其中第一期发现了中国北方最早的陶器，距今约一万四千年，与俄罗斯和日本的早期陶器的发现相联系。第二期发现五十多座新石器早期竖穴土坑墓，发现近200件玉器，是距今最早的玉器，将玉器的发现推到距今九千年左右。从玉器工艺可以看出与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有联系，开启了中国玉器肇始的新纪元。

小南山遗址的考古发现，颠覆了人们对上古黑龙江“亘古荒原、渺无人烟”的认知，乌苏里江流域早在一万七千多年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播撒文明的火种；颠覆了学界对乌苏里江流域玉文化是受辽河流域玉文化、钱塘江流域玉文化影响的推断，考古发现的却是，9000多年前的小南山文化，深刻地影响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乃至东北亚的玉文化。玉器是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先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小南山文化玉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发源之早，充分说明了9000多年前这里手工行业、物质生产水平、社会形态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小南山玉文化的考古发掘及其肇始和传播，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东北亚文明的曙光是从小南山升起的。

    尽管玉器被后世赋予神权、王权以及道德属性，但严格意义上讲，它仍是石器，其发展与沿革，仍然难以脱离石器社会演进的节奏。
    什么意思？
    “系统用玉”和“原始用玉”是有本质区别的。小南山的“系统用玉”，其玉器过于精美，雕、琢、磨、钻、切割等加工手段，体现的无不是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和技术状况。
    因此，在小南山的神权、王权以及美学意义上的“系统用玉”之前，玉器一定还有过粗糙的“打制”时代，一定走过一个漫长的原始“实用”历程。

    1981年，海城仙人洞（也称海城小孤山）古人类遗址被发现。
    遗址位于辽宁省海城市、孤山镇孤山村、东青云山脚一石灰岩洞穴，洞内堆积物共分为5层，出土遗物主要分布于第二层和第三层，具有鲜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特色。据光释光测定结果，三层下部或较低层位的年代为距今40000±3500年，二层的年代约为距今2万年。
    海城仙人洞遗址，现已发现石制品近2万件，包括大量的石核、石片与废片。石器主要是石英加工的各类中、小型的刮削器、尖状器、钻具及雕刻器等；有精制的骨角器，包括骨制矛头、骨针以及双排倒刺的骨鱼镖等；装饰品类有穿孔兽牙与贝壳等；另外，还有晚期智人的牙齿化石发现于下文化层；已发现的动物骨骼化石达27种，多为哺乳类以及鱼、鳖、蚌、鸟类等；地层内厚层灰烬及大量烧土与烧骨，是早期人类长期居住的结果。

仙人洞遗址，发现多达万件以上的刮削器和用于狩猎的石球等石器，是该遗址的主要文化内涵，数量之多是我国旧石器遗址中仅有的。还有形制独特的骨鱼镖、骨矛头、骨针和装饰品，说明旧石器时代晩期人类，已经懂得了缝制，有了美的追求。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骨制品，均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

    骨针
    仙人洞遗址中发现的3件骨针，位于洞中部第3水平层（L3）层面下25cm处，层位相当于洞内堆积物层序的第2层上部，是目前所见、世界上最古老的骨针，采用对钻方法钻出针眼，比北京山顶洞人制作的骨针工艺还要先进。
    这3枚骨针的针孔圆滑，针身较直，通体保留了纵向的刮削痕迹。这些骨针集割、刮、磨和钻孔等技术一身，较好地反映出这一时期骨角器制作的水平。

有学者用实验的方法对出土骨针的制作与使用加以研究，认为仙人洞骨针经过选材、截料、刮磨成型和加工针眼四道工序。具体讲，先从选出的骨片上截取窄长的骨料，然后用刮和磨的方法将长条形骨料加工成圆柱状针身，最后对针的尾部细磨，使之扁薄，再用对钻方法制成针眼。而北京山顶洞出土骨针的针眼是采用刮挖方法制成的，实验者认为刮挖比对钻费时，效率低。但北京山顶洞遗址出土的一件鱼骨是采用两面对钻的方法制成的，可见不同的钻孔技术可以并存于一个遗址。
在欧洲，骨针最早见于奥瑞纳文化晚期，粗大且针眼孔壁不规则。至梭鲁特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制作技术进步，针眼采用了钻制工艺，这与仙人洞骨针类似。

▲骨针（海城仙人洞遗址，距今4-2万年）

有了骨针，人们可以利用细长的兽筋，穿针引线，把几块兽皮连缀起来，制作成皮草。有皮草护身，便提高了御寒能力，增强了在高寒地带的生存能力。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评价：“仙人洞遗址的年代，与北京山顶洞人基本重合，当时在山顶洞遗址发现的骨针，针眼是剔出来的，而仙人洞遗址发现的骨针，针眼是钻出来的。以石头磨制成细石器工具在骨针上钻孔，这种方法比剔孔的方法进步，说明仙人洞人的文明程度要更高。同时，骨针的使用说明当时人已经缝制兽皮衣服御寒，这说明他们可以走得更远，从这个角度印证古人类从东北亚穿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洲的推测。”

    骨鱼镖
    出自仙人洞遗址第一水平层（L1）层下1.15m处，层位相当于洞内堆积物层序的第三层上部。此器由鱼脊骨制成，残长180.1mm，头部宽10.6mm，厚5.9mm；主干最宽处为16.2mm，厚11.5mm；尾部最宽处为18.2mm，厚10.5mm，其末端厚约1.0mm；两侧倒钩展幅24.2mm。
    骨鱼镖分为头部、主干和根部。这件骨鱼镖保存基本完好，仅头部的尖端与尾部的末端部分残缺。头部为扁锥体。主干为棱柱体，断面呈不等边五角形，一侧有一个倒钩，另一侧有两个倒钩，上下排列。其中部一侧有一凸缓坡的突起，中间有一小切口。根部与主干连接部位有一与倒钩相对的叉，根部削薄，纵剖面呈楔状。
    这是中国发现的那个时期、首件较为完整的骨鱼镖，为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鱼猎技术的状态和骨鱼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骨矛、骨鱼镖（海城仙人洞遗址，距今4-2万年）

之前，在国内的旧石器时代还没有发现过骨鱼镖。而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格德林为变化中，骨鱼镖却为最具特色的渔猎工具。西方考古界将骨鱼镖分成两类：一类是单排倒钩鱼镖，出现于马格德林文化的早期且流行于中期；另一类是双排倒钩鱼镖，出现且流行于马格德林文化的晚期。仙人洞的属双排倒钩鱼镖。

    骨矛
    出土层位相当于洞内堆积物层序的第三层。是一件尾部残缺的矛头，以动物肢骨制成，淡土黄色，残长76.3mm，下部宽17.2mm，厚7.6mm。大体呈扁锥状，一面稍凸，一面稍平。凸面布满纵向刮削条纹，平面则显露骨松质纹理，整器经历研磨。
    国内旧石器时代遗址未见同类骨矛资料。在欧洲，这类骨制品出现于奥瑞纳文化的中期。

    穿孔兽牙
    件1、件2均出土于洞中部第3水平层（L3）层面下25cm处，层位相当于洞内堆积物层序的第2层上部。
    件1为貉的上犬齿，齿根磨薄后由两面对挖孔洞，均留下椭圆形、轮廓不甚规则的浅坑。尝试在浅坑处钻孔，但最终未能打穿。
    件2为一件野猫的上犬齿，齿根中部以上的齿冠缺失一半。齿根磨薄后由两面对钻穿孔，孔经小而圆，有残破缺口。孔内径1.7mm，外径一面3.4mm，另一面4.0mm。

    件3、件4分别出土于洞中部第2水平层（L2）层面下40cm和20cm处，层位相当于洞内堆积物层序的第3层下部。
    件3为一件鹿的上犬齿，齿根磨薄后由两面对钻穿孔，孔经小而圆。孔内径1.8mm，外径一面3.5mm，另一面4.0mm。
    件4为一件食肉动物犬齿齿根，截取自完整牙齿，并精心打磨。断面呈椭圆形，近端粗，远端渐薄，中部穿孔。孔的轮廓呈椭圆形，孔壁内缘粗糙，似两面剔挖再对钻而成。孔内径长轴向3.0mm，横轴向2.0mm；孔外径长轴向一面4.6mm、一面4.3mm，横轴向3.0mm。
    与北京山顶洞、海城仙人洞类似的穿孔兽牙装饰，也曾出现在奥瑞纳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中。

▲穿孔兽牙（海城仙人洞遗址，距今4-2万年）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夏祖先开始使用磨制和穿孔技术，将骨、角、牙等天然材料加工成为具有美化功能的饰品。在山顶洞人、仰韶文化、辽宁海城小孤山等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许多用兽牙、贝壳、石珠和鸟骨做成的穿孔串饰出土，如1933年北京房山县周口店出土的125枚穿孔兽牙。在这些兽牙的牙根均有一个用尖状器刮挖而成的穿孔。出土时，还有5枚兽牙排列成半圆形，显然是串在一起的串饰。另外，在山顶洞遗址中还发现了十余枚钻了孔的骨管、蚌壳、砾石、石珠，足见当时的钻孔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水平。

▲ 穿孔兽牙（旧石器时代，北京山顶洞遗址）

山顶洞人还懂得用赤铁矿粉末染色的方法，这使得装饰品更加鲜艳美观。有时贝壳也会和兽牙串在一起，如在辽宁海城小孤山出土的穿孔项饰中就有两枚扁圆贝壳。其中心有穿孔，边缘有放射状刻沟。这些兽牙和贝壳孔眼的边缘光滑且留有红色痕迹，可见这些饰品曾被长期佩戴，绳索磨损使孔眼边缘光滑，而串挂这些兽牙和贝壳的很可能是赤铁矿染成的红色系绳。
钻孔、磨制和染色技术，都是以前时期所没有的，这些新技术的运用显示出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夏先民生产技能的提高和物质生活财物的丰富，以及审美意识的出现。在此时期，首饰是美化人身的饰物，更是权力、意志、力量、勇敢和财富的标志。

    在叙述海城仙人洞令人神往的文化类型时，下面要探讨问题是我们更应关注的重点。
    玉石砍斫器
    出土于海城仙人洞，材质为岫岩透闪石，距今约1.2万年。
    砍斫器，也称石斧或手斧，最早为旧石器时代的劳动工具，通常由石核、燧石甚至铁陨制成。

海城仙人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达万件以上，几乎全部用脉石英料加工而成。但有几件十分特别，是用闪长岩、石英岩和透闪石玉料制作的。这一发现，将人类用玉的历史提前到了距今1.2万年前。其中一件用玉料制作的石片，是用锤击法从一块岫岩河磨玉的原石上打下来的石片，即一块河磨玉的一角，主体呈绿色，局部保留褐色石皮，长10厘米、宽5~6厘米，台面较宽，在破裂面上有明显的打击点和放射线等人工痕迹，这是制作石器产生的废料，还不能称为典型石器。

2007年为了做热释光年代测定和孢粉分析，对遗址的地层剖面清理取样，在洞口距地表2.5米深的第三层，发现一件典型的玉质双刃尖状器。此器长10.77cm、宽4.5cm、厚2.08cm，玉质温润，呈绿色，经检测，属岫岩透闪石玉。
该标本器形规整，保存完好，是用锤击法打下的长石片、两边进一步加工而成的，两侧边缘均有明显的打击痕迹，刃边较平直，一侧刃有两处大的石片疤，另一侧刃上有修理和使用的痕迹，在其顶部和背面也有细微的台阶状修理痕迹。

▲玉石砍斫器（海城仙人洞遗址，距今1.2万年）

    海城仙人洞遗址出土的三件玉石砍斫器，均为岫岩老玉沟的玉料打制而成，年代为旧石器晚期。这说明中国的玉器，和石器一样，最早是从打制到磨制、再到琢磨制不断演进而来。
    玉石砍斫器的出土，表明在1.2万年前，东北亚大地上已经出现了石、玉共用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玉石美丽温润的色彩和典雅坚韧的品质。玉石被先人们从以石为主的众多材质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特定器物，并在漫长的社会演进过程中，被赋予了美学、宗教和威权的内涵。
    不过，从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将旧石器时代末期、海城仙人洞玉石砍斫器，认作“东方玉器的文化的最早源流和肇始雏形”还需仔细斟酌。

    西伯利亚地区由于天寒地冷，人烟稀少，容易保存古人类遗骨。除了在南西伯利亚一个洞穴内发现丹尼索瓦人的牙齿和指骨，国际考古工作者还在南西伯利亚其它区域发现多处古人类遗存。
    在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左岸，有座阿峰托夫山（Afontovа Gora, Афонтова гора），那里发掘出4处古人类遗址群，年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已有20000—17000年。
    对阿峰托夫山遗址的考察，最早始于1884年，迄今已有120年左右的历程。除发现大量石器、骨器、动物与人的骨骸外，还出土了不少明显脱胎于工具的装饰品，比如串珠、挂件等。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很多装饰物的材质来自玉石，如玉环、玉璧、玉三联孔器等。

    2 - 石锛 3 – 砍斫器
    6 - 尖状器 7 - 尖钻器
    ▲Afontova Gora遗址，距今2.0万年
    资料来源：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摄影：Vladimir Gorodnjanski 2007

    1–骨针 2-打火石或狩猎工具
    ▲Afontova Gora遗址，距今2.0万年
    资料来源：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摄影：Vladimir Gorodnjanski 2007

Afontova Gora遗址出土的装饰品，呈乳白色，透明度较高，材质多为白玉。推断来自贝加尔湖南岸、河床周围的砾石层或萨彦玲地区的原生矿床。
按《尔雅?释器》的界定：“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 Afontova Gora遗址发掘的玉器，将玉璧、玉瑗、玉环都包含在内。

    ▲穿孔玉佩（Afontova Gora遗址，距今1.7万年）
    摄影：Vladimir Gorodnjanski 2007
    资料来源：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

璧、瑗、环作为瑞玉，是后世华夏正统文化的主要元素，普及度极高，耳熟能详。而三联孔玉器，却并不多见，仅在红山文化范围的辽河、乌苏里江、黑龙江与海河流域，有所传承。
这种独特的三联孔玉器，当为天文观测器具和祭祀法器，是巫师籍以通达上天和祖先神灵的媒介。功能已经脱离装饰佩件范畴，承载着原始宗教的神圣禀赋。

    ▲三联孔玉器（Afontova Gora遗址，距今1.7万年）
    摄影：Vladimir Gorodnjanski 2007
    资料来源：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

这是1981年，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一件玉三孔器。器形呈长方体，长11.8cm，高3.8cm，厚度未标。器身具3个横列的镂孔，相邻两孔间有一纵向阴线，孔径为1.7cm。器上端呈弧拱形，下端平直，侧面下沿、于相邻两孔间的阴线处，各横钻一小穿孔。器形在境内迄今所见的三孔器中，最为简约，年代更久远。

▲三联孔玉器（红山文化早期，BC5000，蒙古那斯台遗址）

辽宁省凌源市、三官甸、子城子山2号墓遗址，出土一件玉雕双猪首三孔器。器形呈长方体小座屏状，长9.2cm，高2.8cm，厚1.8cm。器身具3个横列的镂孔，孔径为1.9cm。器上端为弧拱形，底部平直，侧面下沿雕连续的绳索纹，底与大圆孔之间上下对钻4个小穿孔。器两端各琢一彘首，长脸、大耳、橄榄形目、吻部前突而上翘。

▲彘首三联孔器（红山文化中期，BC4000，辽宁城子山遗址）

1987年．辽宁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第17号墓，出土一件玉雕人首三孔器。器形呈长方体，长6.8cm，高3.1cm，厚度约2cm。器身具3个横列的镂孔，孔径1.5cm。器上端为弧拱形，下端平直呈托座之状，侧面下沿在3个圆孔下各横钻一小穿孔。器两端各雕一神祖首形，头上似戴冠或裹巾面部狭长，眉额略高，高鼻梁，鼻端尖锐，颊沟深，下颌长，口唇则一人厚一人薄，二人整体面容略有不同。

▲人首三联孔器（红山文化晚期，BC3500，辽宁牛河梁遗址）

与那斯台遗址的三联孔玉器、城子山遗址的彘首三联孔器和牛河梁遗址的人首三联孔器相比，Afontova Gora遗址出土的三联孔玉器，器型古朴，手法粗拙，更显时代沧桑感。
西伯利亚地区特别是贝加尔湖周围的考古挖掘表明，这一带，除了有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外，还出土有多处新石器时代的。令人感兴趣的是，这里发现的玉器及其呈现的“玉文化”现象，与东北亚的“玉文化”居然有着明显的血脉关系。

叶尼塞河左岸、Afontova Gora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距今17000年的玉璧，同黑龙江流域的璧、瑗、环的形制和轮廓几乎完全相同。说明它们同出一源，承载着相同的原始信仰。而被确定为属于青铜时期、格拉茨科夫文化、男性墓葬中摆放的玉器，同辽宁“牛河梁遗址”中心大墓、手握双龟、摆放各种玉器的神秘老人相对比，更给人一种时空穿越、似曾相识的感觉。

在南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周边地区，100多年来，发现了大量的远古玉器。这得益于此地萨彦岭区域拥有的、得天独厚的玉石矿藏。至今，整个俄罗斯的玉石产地基本都聚集在这里。仅仅一个西伯利亚、布里亚特共和国的玉石储量，就占整个俄罗斯的90%。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文化中并不存在玉器崇拜。直到清朝晚期，受中国玉文化的影响，俄罗斯才有了玉器制作这一行业。至今，玉器在俄罗斯也仍然且仅仅是一种艺术装饰品，没有任何形而上的实质内容。这一情形不仅仅是俄罗斯，在整个欧美国家都是如此。

玉石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内涵之一。在中华文明形成的早期发展阶段，玉器是敬天礼地、沟通祖灵、彰显礼仪的核心物质载体，秦汉以后至明清，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玉器发挥了延续文明血脉、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功能。
“玉文化”属于独特的中华文明，这一点没有任何异议。这足以证明，西伯利亚地区，自远古以来，均为东方文明的主要活动区域和影响范畴。

如果将华夏玉文化的源头定为贝加尔湖畔，也有让人疑惑之处。17000年的Afontova Gora玉器，与9200年前、乌苏里江右岸、东北亚最早的小南山玉器，代差也近8000年左右，那这8000年间的玉器传承在哪里，是未发现，还是根本就不存在呢？如果是“不存在”，就说明考古学家将Afontova Gora玉器的年代定错啦。不管如何，将玉玦、三联孔玉器的传承，由红山文化晚期往前推，Afontova Gora出土的更显古朴、原始。因此，就已经现世的玉玦、三联孔玉器来看，将东方玉文化的源头定为贝加尔湖畔地区，应是站得住脚的。

将东亚玉器的出土年代做一个归纳，其年代递进和传承路线大致是这样的：
西伯利亚——呼伦贝尔——乌苏里江流域——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区——海岱区域——古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红河流域。

这是一条上万年间，中华民族北方族系规避恶劣天候的、恒久不变的迁徙路线。无论史前时期还是有史时期，无论他们叫作挹娄、勿吉、室韦、肃慎、东胡、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还是女真，他们的脚步都叠加在这条路线上面。起点就是西伯利亚，就是贝加尔湖。无论是这些族群自身的传说，还是片言只语的文字记述，懵懂朦胧中都指向这一共同的起点。匈奴、鲜卑、契丹、蒙古、女真这些深刻影响东亚历史的族群和民族都自认是黄帝后人。元朝《元典章》更认定黄帝是开天辟地的先祖，尊享国家祭祀。满清入关后，28次匍匐在黄帝的灵位前，认祖归宗。无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有一条共同的理由是真实可信的，那就是这些北方族群或者民族，同上古时期、黄帝族的后人，均来自一个共同的地方，这就是以贝加尔湖为中心的西伯利亚，都是“玉文化”和猪图腾的虔诚信徒。

玉文化，在华夏北方族群的着力拓展下，至红山文化时期，达到巅峰状态。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辽宁省西部、广阔地域内的先民们创造的一种农耕文化。因1935年，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北郊区的、一座山体为暗红色花岗岩的山峰而得名。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界定，它的中心区域在朝阳市牛河梁，其北界越过西拉木伦河，并有继续向内蒙古草原深入趋势；东界越过医巫闾山，到达下辽河西岸；南界东段可达渤海沿岸，其西段越燕山山脉到达华北平原；西界目前可确定在河北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从现在地域行政划分看，内蒙古赤峰和辽宁朝阳两市区域内最为集中。

    80年代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被发现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下辖的凌源市境内，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距今5500年至5000年。
    牛河梁遗址，为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类似。广阔的占地面积和海量的遗存，表明5500多年前，那里曾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社会。
    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并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这一考古新成果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因其历史定位的重要性，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考古专家们在牛河梁发掘出一座女神庙，数处积石大冢群，以及面积约为四万平方米的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还发掘出女神头像、玉佩饰、石饰和大量供祭祀用的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陶器。
在遗址出土的文物中，以女神头像最为珍贵。这尊头像，眼珠由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是典型的、考古学意义上的蒙古利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近似。遗址中出土的玉豕、玉雕鹄鸟（猫头鹰）等，蕴涵着猪图腾、鸟图腾融合的深刻意涵，造型古朴抽象，令人叹为观止。

牛河梁遗址第2地点1号冢4号（N2Z1M4）大墓，于1984年8月3日至6日发掘。墓主人为男性，年龄约35岁左右，右侧顶骨有砍痕，一只大玉冠枕于墓主头骨之下，一大一小两只玉豕摆放于胸前。
玉豕，当为牛河梁先民的族徽和精神图腾；玉冠当为王者头饰。两者均同时出在同一墓葬中，表明墓主人身份极为显赫，可能是神权、王权集一身的王者或大祭师。

▲玉器陪葬状态（牛河梁遗址N2Z1M4）

玉冠（标本第1号）：深绿色，质匀薄璧，空膛贯通，筒底口基本为圆形，筒膛由下至上逐渐变粗，上端为斜切大口，呈椭圆形向外敞开，通体内外磨光。通高18.6cm、平口长径7.4cm、斜口长径10.7cm、壁厚0.3-0.7cm。红山文化所见的其它玉冠，底端大多开具两个通孔。
玉冠的尺寸极大，或许以此张显墓主人的崇高地位。出土时尚粘连着一小片头骨，可见牛河梁的“天子”们入葬时，解开玉冠并将其横枕在头下，是一种通例。

▲ 玉冠（牛河梁遗址N2Z1M4出土，标本第1号）

    玉豕（标本第2号）：淡绿色，微泛黄，通体精磨，光泽圆润。高10.3cm、宽7.8cm、厚3.3cm。
    在发掘牛河梁遗址之前，玉豕早有传世品出现，但均来源不明。而标本第2、3号玉豕，是首次通过正式考古发掘得到的实物标本，地点、位置明确，身份可信，意义非凡。

    ▲ 玉豕（牛河梁遗址N2Z1M4出土，标本第2号）

    玉豕（标本第3号）：白色蛇纹石岩质，通高5.6cm、厚2.5cm。豕首鱼身，尾交首上，两耳突出，双眼圆睁。

    ▲玉豕（牛河梁遗址N2Z1M4出土，标本第3号）

如果说，5万年前的远古，豨韦氏是以穿孔骨针、穿孔兽牙、穿孔美石为族群表征；1.3万年前的上古，豨韦氏与黄帝族的后人——韩流氏以“神猪”为族群标志；那么，5500年前的中古，韩流氏的后人则是将族群的先祖崇拜和精神图腾，物化为温润、剔透的“玉豕”。
红山文化出土的大量“玉豕”雕刻，正是上古东北豨韦氏与黄帝后人，“神猪”崇拜的玉石再现。

玉豕（标本第5号），红山文化“神猪”图腾的完美诠释。
20世纪70年代、在辽宁建平县征集所得，辽宁省博物馆藏。此器为同类玉器中体形较大者，且是唯一雕有牙齿的一件。白色蛇纹石岩质，整器呈鸡骨白，局部有黄色土沁。形体卷曲，首尾相交，豕首鱼身，肥耳，圆眼，阔嘴，吻部前突，口微张，獠牙狰狞，面部磨有平凹变化的瓦沟纹，以阴刻线表现出眼圈和皱褶，线条匀称流畅。中央为管钻的大孔，背部有桯钻小孔，两孔均为双面钻，可穿绳系挂。器型通体浑厚圆滑，造型粗犷拙朴，简约抽象。

▲ 玉豕（红山文化，辽宁建平县征集）

    红山文化的玉豕，鱼豕融合，猪图腾意涵明显，其源流可追朔至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再早，可延申至1.3万年前、黄帝之孙——韩流的“彘神”族徽；当然，更是豨韦氏数万年“钻孔”文化的传承。

    ▲ 玉豕素描（红山文化，辽宁建平县征集）

    兴隆洼“猪首鱼身”石块堆塑,头部饰以猪头，无足；躯干卷为C型、作弓鱼状，并由陶片、残石器以及天然石块拼接而成。整个图案简洁、抽象，“猪首鱼身”图腾崇拜意涵明显。这种猪、鱼复合图腾，在上古往往表示、持两种图腾氏族间的融合与姻亲关系。

    ▲ 猪首鱼身堆塑（BC6000，兴隆洼聚落遗址）

内蒙赤峰、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出土的“猪首鱼身”石块堆塑，展示的正是早期先民、深深的野猪崇拜情节。
而红山文化、躯干卷曲的玉豕造型，除表鱼豕融合的意涵外，更有动物胚牙的指向和隐喻，表达的是、先民对生命源流的敬畏和子嗣繁衍的祈望。

    说到此，笔者忍不住要吐槽几句。
    国内业界专家，出于所谓“正统意识”，一致将红山文化的标志性器物“玉豕”，称为原始中华“玉龙”。但碍于其“野猪”形象过于明显，不得已、加猪字指称为“玉猪龙”。
    龙就是龙，猪就是猪，这“猪龙”是个什么东东？本来就是“猪”，非要后缀个“龙”，显得狗尾续貂、画蛇添足，牵强附会、不伦不类，完全罔顾历史史实和现实器物造型所表达的真实意涵。
    上古图腾，牛、蛇、鸟、蛙、鱼、猪以及后期的鹿、犬、貘，在欧亚大陆和美洲大行其道，未曾见过那个部族以四脚龙为图腾。

    不错，上古百科《山海经》，也曾多处提及“龙”。例如，《山海经?五藏山经》涉及龙的图腾就有7处。在其它章节，也有叙述。
    《山海经?海外南经》：“南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
    《山海经?海外西经》：“大樂之野，夏後啟於此儛九代，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
    《山海经?海内经》：“有窫窳,龍首,是食人。”
    《山海经?海内南经》：“窫窳龍首，居弱水中，在兕兕知人名之西，其狀如龍首，食人。”
    《山海经?海内北经》：“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一曰忠極之淵。”
    《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
    《山海经?海外西经》：“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
    《山海经?海外东经》：“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
    《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

    这里如此多的龙，那么，她们的形状、面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山海经?大荒北经》的一段经文，对上述疑问作了非常直白的注解：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燭龍。”
    可见，这尊“人面蛇身”、主司北极天象的赤神，就叫龙、烛龙。
    蛇与龙的区别在哪里？
    上古的“龙”，是“头戴王冠的眼镜蛇”（见甲骨文）、是蛇图腾的王族标志，实质还是“蛇”。

    龙，象形为“倒锥花蒂+玉簪+眼镜蛇攻击瞬间状”。倒锥花蒂、玉簪为帝王的标准头饰。故，龙者，蛇帝、蛇王也。龙字应源于弇兹氏蛇图腾族群。都打蛇图腾标识，难以区别尊长。于是，部落联盟首领就打龙字图腾。本义：王蛇、帝蛇。依其蛇形，引申为帝王、扭曲、起拱。比如从龙字，
    笼：龙有卷曲、扭结的特性，故而球形经纬编织状载具，称为笼子；
    聋：失聪者听力不好，需弯腰低头，侧耳倾听，这就有了聋子；
    垄：大田起脊，状似龙背，则田埂为垄；
    宠：蛇图腾氏族将先王尸偶供奉于佛龛内，谓之宠。
    袭：蛇图腾帝王仙逝，嫡子着父服、头饰继位，则为世袭。

    帝，甲骨文象形为花蒂的全形。上面象花的子房，中间象花萼(花瓣外面的绿片)，下面下垂的象树根。本义:花蒂。引申为事物的肇始、初创、根源、太一。比如从帝之字，
    帝：远古、上古时期，德行高尚的人文始祖（天～，上～），后被宗教引申为主宰宇宙万物的最高天神；
    蒂：花、叶或瓜、果与枝茎连结的部分；
    缔：创立（～构，～造，～结），根本上结合（～交，～约，～姻，～盟），连根拔除（取～）
    谛：事物的内在含义或意义（真～）
    禘：对原始先祖的最高祭祀礼仪，四祭（禘、郊、祖、宗）之一。《尔雅·释天》：“禘，大祭也。”《小戴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上古帝王的花蒂之冠是个什么模样？
    前述，牛河梁遗址N2Z1M4出土、标本第1号的倒锥斜口圆筒玉器，若再外加发笄，便算是上古帝王花蒂之冠十足的范本。
    此器当为远古帝王或贵族的“玉冠”头饰。通过其底端两侧的穿孔，可以系绳固定于头上；或可将头发卷成发束、套入圆筒，再用发笄贯通两孔和发束而将“玉冠”固定于头发上。个别无孔的“玉冠”，可以将发髻拉出上口并绾结，再用发笄横穿、挡于上口的方法来固定。

▲玉冠（牛河梁遗址N2Z1M4出土，标本第1号）

    作为文明古国之一，古埃及国王（法老作为古埃及君主的称呼要到新王国时期）的冠冕，可分两种，王冠和王巾。
    王冠有七种，早期王朝未统一之前，则主要为红、白两种。
    白冠。形如倒扣的圆锥形花蒂，白色。白冠是上埃及的王冠，代表上埃及。最早出现在蝎子王的权杖头上。

    ▲ 白冠（上埃及的王冠）

    红冠。正面形如倒锥花蒂，具花蕊；侧面为前低后高的靠椅状。红色。是下埃及的王冠，代表下埃及。最早出现在涅伽达遗址的陶器上。

    ▲ 红冠（下埃及的王冠）

古埃及文明早期，居住于南部上埃及部族，以鸟为图腾，国王也自诩为荷鲁斯（Horus）神鹰，既是万众的最高统治者，又是百姓的宗教保护神。上埃及国王戴白色、倒扣花蒂冠；居住于北部下埃及部族，以蛇为图腾，国王自诩为瓦吉特（Wadjet）圣蛇，既是万众的最高统治者，又是百姓的宗教保护神。上埃及国王戴红色、具花蕊的倒锥花蒂冠。

    下图为上埃及鹰王荷鲁斯与下埃及蛇王瓦吉特，共同守护天眼。
    天眼：象征太阳与月亮，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主导者，能察知世间万物，能为生者或逝者指明通途。
    当其睁开时，光明就洒满人间；当其闭上时，黑暗就开始降临。类似于《山海经?大荒北经》的北极之神烛龙，眼睛一睁一闭之间，便迎来极昼和极夜的变换：“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燭龍。

▲ 天眼守护神——鹰王荷鲁斯与蛇王瓦吉特

    这是逝去的古埃及国王、黄金面具上、头顶红色王冠的眼镜蛇，它是下埃及保护神瓦吉特。现藏于不列颠博物馆。
    给蛇加冕，意味着下埃及统治者自诩为蛇王（龙），也寓意国王就是蛇王（龙）的化身

    ▲ 瓦吉特塑像(古埃及文明，晚王朝时期)

自BC3150、那尔迈将上下埃及统一后，新的统治者开始头戴红、白双重王冠，以体现征服者“首恶必办，胁从不问”，部族融合，恩泽四海的华夏怀柔理念。
图左为戴眼睛蛇头饰、顶红色花蒂冠的蛇神瓦吉特；图右为戴鹰隼头饰、顶白色花蒂冠的鹰神荷鲁斯。瓦吉特与荷鲁斯两个神祇，分别代表下埃及和上埃及，为埃及统一的奠定者加上各自方国的红、白冕冠。

▲ 浮雕（古埃及神庙壁画）

公元前1300年左右，经历几次大的动荡之后，古埃及渐趋没落。此时，古国迎来纳芙蒂蒂女王时期。
纳芙蒂蒂，阿肯那顿法老之妻，埃及史上最有权势的女性。她是女王，也是大祭司。在古埃及众多王后中，纳芙蒂蒂出类拔萃。在她14年的统治期间，女王纳芙蒂蒂赢得了夫君，皇室、臣民以及著名雕塑家的认可和尊重。纳芙蒂蒂被描绘成戴着法老的王冠，并且可能在她的丈夫死后，而图坦卡蒙国王还未登基的空挡，统治古埃及。

    纳芙蒂蒂的王冠，与古埃及早期的相比，形制上有了较大区别，造型更加抽象、简约，但仍不失“倒锥形花蒂冠”的基本特征。

    ▲ 纳芙蒂蒂女王雕塑(古埃及，~BC1336)

古埃及文明与华夏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国际公认的史实。结合古埃及雕塑、壁画等叙事图语，我们更加深了“龙就是加冕的眼镜蛇”、“就是蛇王”的感性认识。
即使如此，也还会有人坚信“四脚龙”的真实存在，并拿道教、命理学的青龙概念说事。

    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时期的古墓葬群中，发现了M45蚌壳摆塑。专家们啧啧称奇，纷纷将其指认为7000多年前的所谓“龙虎图”。
    其实，那不过是狼与杨子鳄的组合，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断扯不上什么关系，更不可能“既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蚌塑的龙形，又是最早的‘四象’构图。”要知道，这种天文加道教的混合理念，最早至东晋方才出现。
    郭璞(公元276—324)《葬经》：“地有四势，气从八方，故葬以左为青龍，右为白虎星，前为玄武，后为玄武岩。玄武岩低头，玄武翔舞，青龍蜿蜓，白虎星驯俯。”

▲ M45蚌壳摆塑（仰韶文化，濮阳西水坡遗址）

人们熟悉的“四足龙纹”标志，最早只在汉代的画像石上呈现，而最终完善也已经到了宋代。
至秦汉以后，具象的蛇演化为抽象的蛇，并在以后朝代逐渐变异，最终在宋代将其固化为“角似鹿、头似牛、眼似虾、嘴似驴、腹似蛇、鳞似鱼、足似凤、须似人、耳似象。”的龙形象。从此，龙做为国家图腾登上社稷、庙堂，并成为封建皇权的象征。

    但是，国家图腾、甚至民族图腾与远古氏族图腾是有根本区别的。氏族图腾具有血缘基因属性，民族图腾只有文化属性，而国家图腾强调的是政权疆域的归属。氏族图腾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优生优育，相同图腾的部族间互不通婚。而民族图腾、国家图腾若也如此，则是不可想象的。
    再者，所谓“龙子龙孙”，那是人家皇族间演绎的唬人故事，与你我这样的草民毫不相关。况且平头百姓也不敢自诩龙的传人，那是要坐牢掉脑袋的。
    因此，若说“中华民族是牛、蛇、鸟、蛙、鱼、猪、鹿、犬和貘的传人”还有历史依据的话，“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则既不准确，也不客观，它只是80年代后，现代人、比如侯德键之流的牵强附会。

    那么，将红山文化、本是“玉豕”的图腾标志，执拗地指认为“玉猪龙”，这些专家学者为了什么呢？
    笔者认为，它们除了那个不知何时诞生的、是是而非的、所谓“龙的传人”的“正统意识”外，还在于它们潜意识里、对猪形象的莫名憎恶。
    一般概念的猪，是肥头大耳，慵懒蠢笨的家猪，除非上了餐桌，活物极不受人待见。
    人，就是这么个极不讲道理的物种，猪走到今天这副摸样，一切都是人为的。你把人家凶猛的野猪驯化得如此不堪，翻过来又嫌弃人家，的确是没什么天理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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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6-26 18:10:13 更:2021-08-03 12: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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