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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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25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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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秋，凌家滩遗址被发现。
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凌家滩村，地处裕溪河中段北岸，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约为5300多年前、一处大型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区内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建造的祭坛、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红烧土和积石圈（巨石矩阵易）等重要遗迹，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

发掘结果证实了凌家滩遗址规模宏大、功能齐全、等级分明，是一处5300多年前巢湖流域乃至长江下游的一个大型区域中心，且在其周边分布着规模不等的数个中小型聚落。不仅如此，凌家滩先民已能够制造并拥有大量玉器，还发展了稻作农业，饲养或捕猎猪、鹿、鸟禽等多种动物。
出土的遗物有陶鼎、瓮、豆、纺轮、饼、丸等，石器仅有少量残损的锛、斧、凿，但砺石较多。

位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凌家滩遗址，是近年考古发现、发掘的最为重要的古文化遗址之一，是该区域史前文明的一颗璀璨明珠。该遗址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其中墓葬内随葬的大量玉器尤为令人瞩目，无论是量还是种类，在长江下游地区都属罕见。
编号07M23的墓葬是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于2007年对含山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时发现的，共出土文物330件，其中玉器200件，石器97件，陶器31件，另有碎骨和绿松石各1件。玉器(含部分石器)不仅数量多，而且诸如钺、璜、璧、锛等大件也多，制作十分精良，堪称我国同时期考古出土文物最多，最豪华的墓葬。

▲ 07M23大墓玉器（凌家滩文化）

玉彘之王
此次考古发掘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在墓地祭坛的近顶部发现了1件用玉石雕刻的彘型器件，全长７５厘米、宽３８厘米、高２２厘米，重量88公斤。嘴、鼻、眼、耳俱全，一对獠牙十分突出，线条简洁、抽象，造型稚萌、拙朴。这是目前出土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最大、最重、年代最早的玉彘，更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堪称东亚第一玉彘。

▲ 07M23玉彘（凌家滩文化）

此次考古发掘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发掘出一座规模空前的中心大墓，编号07M23，长3.6米、宽2.1米，出土有玉器、石器、陶器等随葬品200多件。
墓坑呈南北向，墓主人头向南，脚向北。在墓主人的头部摆放着十分精美的玉器，有玉环、玉镯、玉璜和不知名的玉器，有的玉环是大环套小环。在墓主胸前摆放着玉璜10多件，在靠近两臂的位置左右各放10件玉镯，这是目前凌家滩墓葬手镯最多的一座；胸部以下至脚部叠压玉钺、石钺、石锛、石凿，各部分叠压有2~6层器物，令人眼花缭乱；下腹部位摆放着3件半圆箍形器，制作十分精美，在黄河以南出土器物中从未见过；在脚的底部竖立向上摆放着玉璧和玉钺、玉环，可能有着特殊意义；腹部摆放石锛，上窄下宽，宽6.8~7.8厘米。

除了上述精美的玉、石器，07M23大墓特殊之处在于，极其靠近宗教祭坛。祭坛是远古先人最神圣的地方，一般葬在离祭坛越近逝者，其在部落里的地位越高。
这座中心大墓就压在玉猪之下，说明巨型玉猪具有镇墓的意涵，也说明凌家滩族群的猪图腾属性，豨韦氏后人、颛顼遗族表征意义明显。

环身玉彘
器物呈扁环状，嘴、鼻、眼阴刻，吻部突出，獠牙毕现，双眼圆睁，两耳直立，鬃毛猎猎，猪首鱼身无足，尾交首上。猪貌几近抽象，明显借鉴红山文化玉龙造型，但又与其视觉感受相差甚远。推断，随早期玉雕大师的老去，红山文化玉猪稚萌拙朴、简洁明快、构图巧思的技艺开始失传。不过，凌家滩文化的环身玉彘，仍不失猪图腾的意涵。

▲ 98M16:2环身玉彘（凌家滩文化，安徽省博物馆藏）

▲ 98M16:2环身玉彘线图（凌家滩文化，安徽省博物馆藏）

    豚翼玉鹰。发掘于凌家滩遗址M29墓葬。器物呈灰白色，泛青绿点，表面抛光，圆润光亮；器宽扁形，鹰眼睛处钻孔，两羽呈猪首形，作飞翔状；腹部阴刻一直径1.8厘米的圆圈纹，内沿阴刻八角纹，八角纹内又刻一直径0.8厘米的圆圈纹，圆内钻孔，略偏左上；大圆的下部雕刻扇形齿纹作鹰的尾部；正反面纹饰相同。

    ▲ 豚翼玉鹰（凌家滩文化）

    《山海经·大荒南经》：“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足术】踢。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
    《山海经·海外西经》：“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
    屏，并的音转。屏者，并也；同理，封、蓬者，缝也。屏蓬、并封，实为“并缝”：两兽首冲外，左右对称，脖子“并缝”。
    雙雙、并封、屏蓬，三个相近，均为左右有首。但雙雙是三头有蹄类青獸相并。并封与屏蓬两个部族，实为同一个部族、或别系、或苗裔。图腾徽铭就是“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这与凌家滩文化的豚翼玉鹰极为相似。
    从其形制和图案手法看，与凌家滩玉版、青莲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八角纹彩陶豆，如出一辙。“八角纹”文化传承，源于大暤风历，表“四时八气”、“八方风神”、“四隅八指”、“四象八卦”、“八数地道维纲”。豚翼玉鹰的多元组合，意味着颛顼北方势力，接纳了南方天文历法和伏羲文化的内核。

古人的创意，十分了得！小小的玉器，融汇了两豚一鹰。鹰为主体，豚为两翼，胸负八角纹，仗豚翼翱翔。
豚是颛顼世系图腾（见红山文化玉猪），鸟是少昊东夷图腾。表豚、鸟融汇的“豚翼玉鹰”在凌家滩出现，明示颛顼遗族与少昊遗族，在此形成了紧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姻亲关系。尽管这种融汇，可能多少带有强势、威权和暴力的成分。

1936年,良渚遗址被发现。
遗址位于杭嘉湖平原西南部、天目山余脉谷地、杭州市余杭区西北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文化遍布、吴家埠、反山、瑶山、庙前、汇观山、莫角山、塘山等地。发掘有祭坛、大型礼仪遗址、防洪遗迹、贵族大墓等。

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发掘自墓葬的玉器包含璧、瑗、环、璜、珠、琮、钺、冠形器、柱形器等诸多玉器器型。
良渚玉器，数量庞大，种类丰富，纹饰繁复，雕刻精细,在同时期中国乃至环西太平洋拥玉族群中，独占鳌头，达到了东亚史前玉文化的高峰。

▲ M11大墓玉器（良渚文化，余杭瑶山遗址）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野猪獠牙饰品、猪骨以及祭祀坑中的整猪骨骸，证明在良渚文化区域，野猪作为崇拜物和祭祀牺牲被大量使用。比如:
    上海青浦吴家场出土有成组的野猪獠牙饰品；
    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灰坑中出土有野猪獠牙。
    浙江湖州塔地、吴家场出土的獠牙饰品；
    浙江桐乡新地里遗址，发现有野猪獠牙饰品；
    嘉兴凤桥高墩等遗址，出土有成组的野猪獠牙饰品；
    良渚文化中晚期，浙江平湖庄桥坟、墓葬M76中，也随葬有8枚野猪獠牙；
    江苏吴江龙南遗址祭祀坑中的整猪遗骸，一座大墓随葬的豆盘里、盛放的成排猪肋骨;
    浙江海盐龙潭港遗址的几座墓葬中，出土有不少野猪獠牙制品，包括2组野猪獠牙冠饰以及不少由野猪獠牙磨制而成的箭镞和饰品。

    吴家场遗址，207号墓葬出土的12件獠牙，分两组放置在墓主人身侧。獠牙长8～12厘米，是雄性野猪下犬齿牙，牙根部分有刻槽，用以捆绑细线。
    獠牙一般置于墓主人的头部或胸部。有学者认为，它们还有束发或胸饰的功能。

    ▲ M207野猪獠牙饰品（良渚文化，吴家场遗址）

5000多年前的良渚古国，已开始出现整猪或猪下颌骨来祭祀或随葬的现象。江苏吴江龙南遗址的许多墓葬和灶前的祭祀坑中均发现作祭品之用的猪。其中，88F1房址外的灶坑有4个祭祀坑，每个坑内有一头完整的猪。通过牙齿的磨损程度、牙冠的清晰程度，以及骨龄、骨骼的形态等推断，它们应当是10～12个月以内的家猪。而在浙江湖州塔地遗址中一座墓葬随葬的豆盘里仍保留着盛放成排的猪肋骨，这说明良渚时期已将猪肉作为重要的随葬品之一。

▲ 祭祀坑中的野猪遗骸（良渚文化，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

    此外，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着一件良渚时期的彘形玉梳背，整体造型规整，刻纹清晰，描绘了一只栩栩如生的野猪侧面形象，其清晰的獠牙刻纹与良渚神徽上的兽面纹獠牙十分相似。

    ▲ 彘形玉梳背（良渚文化，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

▲ 白皮玉豚（良渚文化）

▲ 环身玉豕（良渚文化，浙江后头山遗址）

▲ 豕纹玉环（良渚文化，余杭瑶山1号墓出土）

玉琮之王
“神祖兽面纹”,是良渚玉器中最重要的纹饰。典型的，出现在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上。该器高约8.8厘米，最宽处17.6厘米，重达6.5公斤，堪称玉琮之王。这件看似笨重的玉琮并不符合人们通常认为的“大巧不工”，相反，玉琮上的纹饰非常精致，特别是在玉琮四面的中间直槽处，均雕刻着两个精巧的神祖兽面纹，在3x4cm的范围内刻画出繁密的纹饰，最细致处甚至在1mm内阴刻了4-5根线条，真可谓巧夺天工。

▲ M12:98玉琮（良渚文化，反山12号墓出土）

    顾名思义，“神祖兽面纹”自然指“神祖”和“神兽”两个部分。
    “神祖”在上，头戴羽冠，双手执兽，两肘翼展；“神兽”在下，巨目圆睁，齿牙咧嘴，獠牙尽显，利爪对交，做蹲踞匍匐状。
    神祖、神兽周身布满象征“众星拱极、天道左旋”的涡旋底纹，几无留白。
    值得注意的是，神兽巨大而凸出的眼球，采用了“透视”这种现代绘画雕刻手法，呈现出立体、生动的视觉效果；神祖的面部和羽冠以及兽面，都用浅浮雕的手法做了突出强调，这要求工匠须将图案的其它部分全部磨低，这样费工费时的做法即使在1000多年后的商代晚期都是非常少见的。

▲ 神祖兽面纹线图（良渚文化，反山12号墓出土）

    冠状器
    反山16号墓出土的冠状器，则将“神祖”一分为二，居于画面两侧，以“神兽”居中，以突出神兽的核心地位，并极力彰显神兽上下两对巨大而尖锐的獠牙。
    从獠牙特征看，神兽尽显抽象化了的野猪图腾意涵。

▲ M16冠状器（良渚文化，反山16号墓出土）

▲ M16冠状器线图（良渚文化，反山16号墓出土）

    三叉形玉器
    出土于瑶山9号墓。白色，有红褐色斑，形如“山”字，底部圆弧状，上部锯切出平齐的三竖叉，器身厚重，中叉上有上下贯通的小孔，可供穿系；正面雕琢兽面，眼、鼻、口均浮雕出轮廓，再以阴线刻出重圈眼睛、鼻孔及獠牙等细部；三叉上各刻羽状纹，象征神冠。三叉形器出土时均置于墓主人头部，似为一种冠饰。
    三叉形玉器，将头戴羽冠的“神祖”，分居叉形器两端，“神兽”居于器物显要位置，以突出神兽的中心地位，并极力渲染神兽上下两对巨大而尖锐的獠牙。
    从獠牙特征看，神兽同样彰显抽象化了的野猪图腾意涵。

▲ M9三叉形器（良渚文化，瑶山9号墓出土）

    良渚玉器的主要器型有琮、璧、钺、冠状饰、三叉形器、璜、锥形器等。在以玉琮为主的器物上，神祖兽面纹被一遍遍重复，纹饰母题无出其右。即便在其它类型的玉器或其它材质的器物上，神祖兽面纹仍以极具标示意义的形式被组合和铭刻。
    不同等级和不同性别逝者的墓葬，出土的玉器上均有不同的神祖兽面纹变体，或者说不同的抽象化形式，可见无论社会地位高低或性别差异，玉器和神祖兽面纹都是墓主人神性的崇高代表。
    这种无处不在的神祖兽面纹，堪称良渚神徽，表现的正是良渚先民的信仰符号，也坐实了良渚先民野猪图腾和颛顼遗族的特征。

▲ 兽面纹玉环线图（良渚文化）

▲ 神祖兽面纹玉钺王（良渚文化，反山12号墓出土）

▲ 神祖兽面纹腕饰（良渚文化，反山遗址出土）

▲ 神祖兽面纹玉璜（良渚文化，反山遗址出土）

▲ 兽面纹玉冠形器（良渚文化，反山遗址出土）

▲ 神祖兽面纹玉壁（良渚文化）

▲ 兽面纹臂饰（良渚文化）

▲ 兽面纹腕饰（良渚文化）

▲ M2神祖兽面纹冠状器（良渚文化，瑶山遗址2号墓出土）

黄河以南，已知最早的野猪獠牙崇拜来自高庙文化。
高庙遗址位于湘西、黔阳县(现洪江市)安江镇东北约5公里的岔头乡岩里村，地处沅水中游北岸的一级台地上，分布面积约3万平方米，是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年代距今约7800-5300年，文化存续了2500年左右。

高庙文化的野猪獠牙崇拜，以兽面形式呈现在白陶器物之上。这些獠牙兽面常见两翼，有的直接被托载于鸟翼之上，宗教祭祀意涵明显。
高庙史前白陶上的獠牙神兽，造型自成体系。其图案，早期具像，后期逐渐概括、抽象化，到距今6500年前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若不与早期文化相结合，已经难以辨认其原始意涵。

▲ 獠牙兽面纹白陶簋（高庙文化,距今7800年前）

▲ 凤鸟、獠牙兽面纹白陶罐（高庙遗址,距今7800年前）

▲ 獠牙兽面纹白陶罐（高庙遗址,距今7800年前）

▲ 獠牙兽面纹白陶钵（高庙遗址,距今7800年前）

    距今6800~6300年间，至汤家岗文化时期，獠牙兽面纹则完成了几何抽象化。

    ▲ M98:1 獠牙兽面纹白陶盘（汤家岗文化,距今6800年前）

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神祖与野猪崇拜开始完美融合，獠牙成了神祖的形象特征，一对或者两对，置于神像的面部，极力彰显神祖的狰狞、凶悍与威严。
石家河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间过度的古老文化，石家河文化早期的时间范围当在BC3000~2300间,石家河文化晚期(或称后石家河文化)约为BC2400~1900，系承袭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石家河文化因发现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而得名。

属石家河文化早、中期遗存的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在2018年度发掘中，从编号M149的长方形土坑墓中出土了一件玉牌饰，编号M149:1。该玉牌饰呈灰白色，不透明，表面多黄色和褐色玉沁。外形略呈方形，片状，残宽7.9、高4.7、厚0.3厘米。整体造型颇为精致。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平面上雕刻的纹样，整体呈人面形象，眉眼耳鼻口，五官皆备，却在嘴部突出表现上下两对獠牙，显得狰狞、威严、诡谲。
人面两侧耳下有穿孔耳环，顶上有冠，冠檐长伸飞卷。但一侧冠檐有残缺，残断处重新打磨并斜向钻孔。玉牌前后两面的纹样完全一致，并可对应，区别在于一面为减地阳纹，显得立体厚重，另一面为阴刻，显简洁凝练。另外玉牌顶、底两面皆平，顶面正中有钻孔，底面则见有三个钻孔。

▲ M149:1獠牙神祖牌饰（石家河文化，孙家岗遗址出土）

▲ M149:1獠牙神祖牌饰线图

    这种在人面口中突出獠牙的神祖造型，为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典型特征，我们且称其为“獠牙神祖”。
    “獠牙神祖”也存在于肖家屋脊文化。
    肖家屋脊文化，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分布于长江中游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其核心在湖北汉东地区。
    汉东石家河遗址群中，肖家屋脊遗址和谭家岭遗址，便出土过造型纹样与孙家岗遗址M149:1玉牌饰类似的玉器。

▲ W6:32獠牙神祖雕像（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遗址出土）

▲ W9:7獠牙神祖雕像（石家河文化，谭家岭遗址出土）

▲ W8:2獠牙神祖雕像（石家河文化，谭家岭遗址出土）

▲獠牙神祖玉雕（石家河文化,BC3000）

    环身玉豕。
    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晚期，天门市石河镇肖家屋脊遗址出土。器物呈黄玉色，表面有灰白沁斑，最大直径3.6cm、厚0.8cm。外形简洁抽象，细节浑沌模糊，上颌凸出，下颌回缩，喙部微张，尾端呈钝尖形，有鬃无足，猪首鱼身，身型蜷曲。与北方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造型近似。

    ▲ 环身玉豕（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遗址出土）

玉被认为是东亚文明的基石。学者邓聪先生系统地考察全球玉器之后指出：人类历史上欧洲、北非、西亚和南亚人群“奉金为尊”,东亚黄种则“以玉为贵”,金、玉分别为东西方人类物质文化的最高代表。
玉文化深深扎根东亚大地,但东北亚才是玉文化的起源地,特别是贝加尔湖附近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个别甚至可以追溯到约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东亚大约5000年前，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鼎盛期,红山玉猪和良渚玉琮为这一时期集大成的文化象征。然而，先有玦、璧、环源自东北,后才有璜、戉、琮、兴起于东南,良渚文化代表性玉器——璧、琮、戉、璜,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毕竟只是承前启后的作用。从玉器的加工技术角度亦可看出从东北到东南传播的大趋势，线切割和片切割技术均来自东北亚,仅微刻工艺是良渚的独创。
野猪崇拜和獠牙文化，同样滥觞于黑龙江与辽河流域。而之后，它们在长江流域多处遗址的再现，坐实了颛顼世系，在新仙女木事件后，大举南迁的史实。

    还不仅于此，在颛顼世系南侵站稳脚跟后，便于气候温暖的珠江中上游流域，繁衍生息，开始建立方国。
    《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国曰颛顼，生伯服，食黍。有鼬姓之国。有苕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壑山。又有陈州山，又有东州山。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渊，昆吾之师所浴也。”
    这里，“有国曰……”当脱“伯服”二字。原句应为“有国曰伯服，颛顼生伯服，食黍……”。
    标准语言结构范式见《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

    通过《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构建，彼时颛顼之子的伯服国，大致位于浔江（西江）右岸、大容山北麓，也就是现今的贵港、梧州一带。也有说梧州、封开一带。

    ▲《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图-南亚（1.2万年前）

伯服国位置，已经越过岭南、进入百越腹地，这里是南方稻作文明的肇始之地。颛顼族人不事稻作，却以黍作为生，明白无误地佐证了颛顼世系所代表的北方文明，初来咋到，还未充分与南方稻作文明相互融合。
这里的昆吾，貌似拱卫颛顼世系、伯服王国的圣斗士。按《山海经·大荒南经》的叙事图语，这些天兵天将以白渊之畔为神坛，飘然上下（浴）于天庭。

    昆吾族历史久远。远古，大暤过赤水、渡乌江北上时，曾于还是水网地带的古蜀地立中、建立九丘。其中昆吾之丘，便是大暤兄弟九族之一。我们从《山海经·中山经》的叙述中，大致可知其图腾族属。
    《山海经·中山经》：“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有兽焉，其状如彘而有角，其音如号，名曰蠪蚔，食之不眯。”
    昆吾与颛顼同为野猪图腾，看来“物以类聚”，不仅是动物界通行的法则，具有社会属性的部族，同样有“人以群分”的天然秉性。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山海经·大荒北经》的第一自然段、有关“帝俊竹林”的叙述，可能有误。原文是这样的：
“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閒，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爰有〈丘鳥〉久、文貝、離俞、鸞鳥、皇鳥、大物、小物。有青鳥、琅鳥、玄鳥、黃鳥、虎、豹、熊、羆、黃蛇、視肉、璿、瑰、瑤、碧，皆出衛于山。丘方圓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竹南有赤澤水，名曰封淵。有三桑無枝。丘西有沈淵，顓頊所浴。”

通过《山海经》方国地理构建，“帝颛顼与九嫔葬”于黑龙江下游的诸民附近。“诸民”是清朝的称谓，元朝则称其为“末里合温”，明朝据元人称谓、音译为“马勒亨古”。诸民1858年被俄罗斯侵占，苏联时期改名作共青城，全称“阿穆尔共产主义青年团城”。
诸民位于北纬50°33′48.87″，东经137°0′22.18″，属于北温带边缘，并接近北寒带。一月、日平均气温-29℃，六月、日平均气温26℃，极端最低气温-41℃，极端最高气温32℃，全年温差可达50℃。

    竹子：禾本科、竹子亚科，原生于中国。
    竹类大都喜温暖湿润的气候。生长环境：一般年平均温度为12～22℃，年降水量1000～2000毫米。
    已知全球约有70个属、1225种。主要分布在地球的北纬46度至南纬47度之间的热带、亚热带和暖温带地区。世界上除了欧洲大陆以外，其它各大洲均可发现渡过第四纪冰河时期的本土竹种。
    在中国，竹子则主要分布于秦岭以南，比如西南三省，两湖、两广等地。中国是世界上竹子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共有22个属、200多种，以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最多，秦岭以北雨量少、气温低，仅有少数矮小竹类生长。

    据此来看，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在编纂《山海经》时，可能发生了误判，错将温暖湿润的、秦岭以南才能生长的巨型竹子，“移栽”到了北温带边缘、寒冷干燥的黑龙江下游。
    也许“帝俊竹林”的叙述，应移到《山海经?大荒南经》并接于“……而生白渊，昆吾之师所浴也。”之后。新的《山海经?大荒南经》如是：
    “有國曰（伯服），颛顼生伯服，食黍。有鼬姓之國。有苕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壑山。又有陳州山，又有東州山。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昆吾之師所浴也。（丘方圓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竹南有赤澤水，名曰封淵。有三桑無枝。丘西有沈淵，顓頊所浴。）”

    如此一来，这个地理“拼图”就越发完整了。颛顼世系的伯服。在苕山、白水山等构成的“方圓三百里”丘陵地带立国（现贵港一代）；丘南，为帝俊“登天”的巨竹林圃；丘西，则为顓頊上下天庭（浴）的沈淵。
    欧亚大陆东南端，是上古天帝钟爱的风水宝地，再往丘西数百里的武夷山脉南麓，就是华夏巫觋尊奉的帝王之谷。
    《山海经?大荒南经》：“帝堯、帝嚳、帝舜葬于岳山。爰有文貝、離俞、〈丘鳥〉久、鷹、延維、視肉、熊、羆、虎、豹；朱木，赤枝，青華，玄實。有申山者。”

    时间来到9000年前，此时新天女木事件与末次冰期（沃姆冰期，距今11～1.2万年）均已结束。大地回春，气温开始上升。然而，一场新的劫难，正在不声不响地悄然酝酿之中。
    以喀拉昆仑山脉和“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为界，南亚与东亚被区隔开来。中国大陆，西为青藏、蒙古高原，东则面临大海，两边平均海拔高差达2000～4000m，且高原面积占去国土面积几乎一半。
    此时，气候由干冷转为温湿，每遇夏季，积累了数十万年的高山永久冰原快速融化，世纪大洪水随即爆发。

    高山冰川融雪伴随着倾盆大雨，在东西5000km的范围内顺流而下，漫天的洪水，足以摧毁任何阻挡其奔腾入海的障碍！
    世纪洪水裹挟的泥沙，在数十万平方公里范围，竟然能堆出四、五百米厚度的黄土高原，想想就令人恐惧，不由心生敬畏。
    大陆冰盖消融，海平面则快速上涨，继而引发世界性大海侵事件。在不长的时间内，海平面上涨200米左右，海水漫过马里亚纳、琉球海沟，将东海海岸线直推至廊坊、济南、苏州、绍兴一线，上古东夷百十个少昊部落大虚、大丘，葬身海底。世界五大洲路桥就此中断，日本、琉球、菲律宾、澳洲、新西兰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

    不止于此，现今流淌的黄河，由于多沙善淤，在上古那个洪荒年代，变迁无常，无数次在天津至淮河间来回变道。每遇洪水，便以孟津为原点，不停地在中原大地上“耍龙”，数万平方公里面积，浊浪滔天，泛滥成灾，中下游族群生灵涂炭。
    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据统计，在1946年以前的几千年中，黄河决口泛滥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改道最北的，经海河出大沽口；最南的，经淮河入长江。
    根据地理及气候状态判断，距今9千年往后，除东海大陆架被淹外，长江、黄河、海河下游流域，更是一片泽国，中国大陆东部大多数区域，已不再适应农耕族群定居。

▲ 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变迁图

面对不可琢磨的洪水泛滥，已经退居海岱、江浙的东夷、颛顼遗族，不得不再次向西退却。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与黄河、长江中上游的早期势力发生碰撞。于是，争斗、暴力、胜利、失败、逃离，原来生活于东亚的主体族群，如潮水般、逆世纪洪水反向涌动，经河西走廊、过西北流沙、翻越葱岭，一路向西。
在东亚，人类继1.5万年前的世界扩张、1.2万年前的颛顼南侵后，距今9千年左右，又迎来第三次西向大迁徙。陶器、农耕、蓄养、天文历法、象形字符、原始宗教等，也伴随东亚族群的流动，完成由东向西的文化大迁移。这一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距今5千多年前。

    史前，这一波澜壮阔的历程，被侧面描述于伊川“鹳鱼石斧图”彩陶瓮上，也间接记载于半坡“凫鱼纹”彩陶壶上。
    鹳鱼石斧图彩陶瓮
    此瓮为古人二次葬、葬具。外表呈红褐色，夹砂红陶土、盘拉成型，彩绘烧成，总高47cm，口径32.7cm，底径19.5cm，直壁、平底、敞口、圆筒、外唇、深腹，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绘有高37cm、宽44cm的《鹳鱼石斧》彩纹图。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汝州市阎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经C??测定，属新石器时代器物，年代划为仰韶文化时期，距今6000年左右。

仰韶文化位于黄河中游，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该文化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所涉范围：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西达甘、青接壤地带。年代约在BC5000~3000年，持续时间2千年左右。

整个《鹳鱼石斧》彩纹图分为左右两部分：左侧为一只站立的鹳鸟，通身洁白，圆眼、长喙、昂首挺立，嘴衔一条大鱼，鱼身涂白，轮廓以黑线描绘；右侧为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木柄上四个孔眼、一枚X符纹以及束缚的绳索。
白鹳的眼睛很大，目光炯炯，头颈高扬，鹳身微微后仰。鱼眼则画得很小，身体僵直，鱼鳍低垂，毫无挣扎反抗之势，与白鹳在神态上形成强烈的反差。

▲ 鹳鱼石斧图彩陶瓮（仰韶时期，庙底沟文化）

    这是一幅上古联盟酋长瓮棺上的彩绘，属于文字初创前、仰韶文化时期、典型的族群争斗叙事图语。图中，石斧象征强权，白鹳象征东夷鸟图腾族群（如少昊氏）、鱼象征西戎鱼图腾族群（如鲧氏）。
    彩绘寓意十分明确，鹳喙叼鱼，鸟图腾部族（有鹳氏）征服了鱼图腾部族（有鱼氏），建立起了新的崇鸟王权。
    彩绘揭示了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以鸟为图腾的、持庙底沟泉护类型子文化部落，同以鱼为图腾的、持半坡类型子文化部落之间的生死决斗，最终以有鹳氏大败有鱼氏告终。

    凫鱼纹彩陶壶
    无独有偶。在半坡文化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类似《鹳鱼石斧》题材的彩陶壶。
    彩陶壶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器物，整体呈橙黄色，展腹、长颈，壶顶外扩。上半部形如蒜头，顶部中央有圆形通孔，圆孔周围绘放射状、黑彩四面扇形，通高21cm，通孔口径2.1cm。从造型看，此器当为水磊。

▲ 鸟鱼纹彩陶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腹上绘有一只形同鱼凫的水鸟，正啄住一条大鱼的尾巴。水鸟头顶戴胜，长颈短尾，圆眼怒睁，鸟喙尖长有力；鱼体形巨大，方头鼓腮，身披鳞甲，腹鳍分明，身体扭曲呈弓形，类似龙山文化彩绘陶器上的蟠龙纹。
凫啄鱼尾，似表现鸟为主动攻击状；大鱼则被动反抗，奋力挣扎。

▲ 鸟鱼纹彩陶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凫鱼纹”极为形象地诠释了远古时代，鱼鸟相争的复杂关系，隐寓着鸟图腾氏族与鱼图腾氏族之间相互倾轧，图谋统治地位的史实。渭河流域的“有鱼氏”与入侵豫西地区的“有鸟氏”东西对峙，相互攻伐，但一时又难分高下。或许“有鸟氏”部落已在势头上占了上风，它已深入“有鱼氏”集团腹地并发起攻击，由于“鱼”部落实力尚存，尚能抵御入侵者，“凫鱼纹”才描绘成鱼鸟相争、难分伯仲的画面。

▲ 鸟鱼纹彩陶壶线图（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鱼纹和鸟纹是仰韶文化时期两种重要的彩陶纹饰题材，前者是半坡类型最鲜明的标志，后者在庙底沟类型中极其常见。半坡人热衷于在陶器上描绘鱼纹，各式各样的鱼纹彩绘反映出半坡先民对“鱼”的痴迷；庙底沟人却更偏爱“鸟”，鸟纹彩陶、鸟形陶器无不彰显“鸟”在庙底沟类型中的地位。

▲ 鸟纹彩陶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 鸮面陶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鹰形陶鼎。
    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一座成年女性墓葬。
    器高35.8cm、口径23.3cm、最大腹径32cm，伫足站立，呈雄鹰造型，鼎口设置于背部的两翼之间。设计者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构思新颖、奇特。
    鹰形陶鼎是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为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2002年1月被国家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 鹰形陶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我们知道，鸟为东夷少昊氏图腾。其祖源在东海大壑，也就是现今的北海道、九州、琉球一线。
庙底沟文化也以鸟为主要特征，但这里是上古中原腹地，东夷少昊氏的鸟图腾文化元素，7千年前，却出现在河南、陕西一带，这表明了鸟图腾部族有过激烈的西向殖民历程，

半坡、姜寨遗址代表了仰韶文化的另一个主要发展阶段，在这些遗址出土的彩陶盆上，较多的描绘着鱼纹或人面鱼纹，而且还衬托有很多的网纹。表明，活跃在这些区域的上古族群，以鱼为图腾。下述鲵鱼纹彩陶瓶、人面鱼纹彩陶盘和鱼纹彩陶瓮，是仰韶文化，持半坡、姜寨类型子文化的代表。

鱼图腾部族，在半坡、姜寨生活了数千年，创造了恢宏的彩陶文化，在东夷鸟图腾部族的挤压下，鱼图腾部族携礼器、尖底瓶文化等远走他乡，至BC3000年前后，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逐渐式微。鱼图腾部族，一部经黄河上游，退至古蜀地；主体则通过古北丝绸之路，进入南亚，分支则散布在中亚、西亚及东欧平原的特里波耶等地，并在这些地区继续光大尖底瓶和彩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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