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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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34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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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周負子：不周山，指瓦罕走廊。
    瓦罕走廊位于葱岭（帕米尔高原）的南端，因由东向西流过的瓦罕河而得名。
    整个走廊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75公里、最窄处仅15公里，在崇山峻岭的帕米尔高原，出现横贯葱岭的平坦通途，就显得尤为突出，故而产生“有山而不合”的诧异。

瓦罕走廊，历史上曾是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也是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东晋高僧法显、大唐高僧玄奘和西域佛经汉译创始人安世高（安息高）都曾经过这里，去古印度（天竺）研究佛法。
寒暑之水：暑热之天、仍带寒气的河水。此处指瓦罕走廊北面的阿姆河，因源于帕米尔高原、东南部海拔4900米的高山冰川，即使在三伏天，河水也会冰冷刺骨。阿姆河，《史记》、《汉书》作妫水，中亚水量最大的内陆河，咸海的两大水源之一。

有禹攻共工國山：一个“攻”字，遮掩了族群争斗难以描述的血腥场面，省却了刀光剑影、兄弟相残、不便明言的恐怖过程。
总之，我们只要记住，后世大禹血洗了末代共工氏族，大禹代表的鱼图腾得势,共工尊崇的蛇图腾式微。炎黄大战，以黄帝世系最终胜出而落下帷幕。禹、夏时代，即将来临。

    此时的后世大禹，声势正旺，兵锋直指虞舜的老巢。
    虞舜、大禹不是禅让吗？舜帝的所谓老巢又在哪里？
    西汉的史太公，收集了前人的资料，经过整理，为我们构建了一整套远于他所处时代两千多年前的上古史。但《山海经》所描述的上古史与我们已有的认知，几乎是颠覆性的。

后世大禹要攻击虞舜集团，主要基于两个目的。一是寻仇，二是打压天下蛇图腾势力，伺机取而代之、一统亚非。这是《山海经?大荒西经》：“風道北來……蛇乃化為魚”的历史大背景。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这里的“帝”，史上先哲们多有歧义。有指神话虚拟的天帝，也有指现实世界的正统尧、舜。
    《山海经》注：“珂案：據上文「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則此帝自應是黃帝。滔天洪水正是身為上帝之黃帝降以懲罰下民者。舊約創世紀云：「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就後悔造人在地上，（便）使洪水氾濫在地上，毀滅天下。」即斯之類也。”
    《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说杀鲧的是尧。同书《僖公三十三年》却载：“舜之罪也殛鲧。”同一本书都有两种说法。
    《国语·晋语五》：“舜之刑也亟鲧。”。《尚书》、《史记》诸书也基本将此案的杀手认定是舜。

    鲧是农耕文明的水利先驱，更是治水功臣。就连如雷贯耳的大禹，也还是鲧的传人。《山海经·海内经》载：“鲧禹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周代的吴国人，更是鲧、禹并尊，无时不缅怀其治水功绩。
    《国语·吴语》载：“今王既变鲧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罢民于姑苏。”
    鲧是黄帝之孙，身世如此显赫的治水英雄，却不得善待，谁都想要“鲧”的项上人头。这“殛鲧”之事，到底谁是真正的黑手呢？

    在笔者看来，黄帝是，尧帝是，舜帝也是。
    同一个人，在距今12000~4000年的时间段，岂有被“殛”三次的道理？
    那是因为黄帝“殛”的是自己抗命不尊、擅自动用“圣物”息壤的孙子；而尧、舜“殛”的是敢于挑事又冥顽不化的以“鲧”为号的鲧系遗族。

12000多年前，黄帝杀鲧，按《山海经?海内经》相关段落的字面意思是：大难当前，鲧不经商议，私自动用“息壤”（宗庙建材，类似姜寨“料姜石”一类的原始水泥）为自己的封地湮塞洪水。黄帝怒其独断、自私、不敬上、不以天下为公，故而杀鲧以儆效尤。

    4000多年前，尧帝“殛鲧”，是因族群争斗、利益纠纷。
    《吕氏春秋·行论》道：“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于是殛之于羽山。”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也道：“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

    鲧骂舜为匹夫，婶可忍叔不可忍。舜帝“殛鲧”，自然与尧帝同因。浑身长刺的，还有共工、驩兜和三苗。因此，上古轩辕氏正统，将鲧、共工、驩兜、三苗一并定位“四凶”。
    《尚书?舜典》载：舜帝“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中也记载，“欢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公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於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卫，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有仇不报，非君子。为雪世仇，杀向帝舜的老巢、推翻轩辕世系的社稷，就成了后世大禹念兹在兹的愿景。
    4000多年前的帝舜老巢在哪里？
    在“此穷山之际”，在莽莽群峰渐渐消失的山麓和洪积大平原。

我们知道，帝舜传位自帝丹珠、传位自帝尧、传位自轩辕氏，也就是后世儒家杜撰出来的“轩辕黄帝”。找到轩辕氏的生业之地，帝舜的社稷也就自然显现出来。
不过，我们要谨记一个史实，就是距今4717年~4599年（？）的“轩辕黄帝”与距今1.2万年前的原尊“黄帝”，无论时空还是生物学意义，都不可能是同一人。如果真实的历史，只能有一位黄帝的话，4000千多年前的轩辕氏，则无法位列其中。

这里，我们首先要清楚“帝”的含义。
帝的甲骨文象形为花蒂。本义也是花蒂。比“种子”还要“种子”，这是花蒂的内含。故而“帝”又引申为原初、本源之意。

原始宗教，巫觋们往往将故去的人文始祖尊称为登天之“帝”，世代祭奠。因此，上古的帝仅具宗教和宗族概念，充其量也不过是族群联盟的首领。而国家首脑、政治意义上的帝，是进入阶级社会甚至进入封建社会后的产物。比如，秦帝、汉帝等。
没有了国家或者帝国的概念，“轩辕黄帝”就可清晰呈现了。

    《山海经?西山经》载:“……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丘，無草木。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其中多丹粟，多青雄黃。”
    軒轅之丘：《山海经》注：“郭璞云：「黃帝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因號軒轅丘。」”
    《山海经?海外西经》：“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在軒轅國北。其丘方，四蛇盯繞。”

    軒轅之國：《山海经》注：“珂案：大荒西經云：「有軒轅之國，江山之南棲為吉，不壽者乃八百歲。」西次三經有軒轅之丘，郭注云：「黃帝居此。」”
    黄帝居轩辕之丘的说法，战国之后的典籍多有转述。
    战国，《世本·卷一帝系篇》：“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产青阳及昌意。”
    [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
    [汉]戴德《大戴礼记》：“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道：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

    窮山之際：越过茫茫群山后，抵达的山麓。
    其不壽者八百歲：軒轅氏，国祚绵长，不少于800年。
    人面蛇身：《山海经》注：“珂案：古天神多為人面蛇身，舉其著者，如伏羲、女媧、共工、相柳、窫窳、貳負等是矣；或龍身人頭：如雷神、燭龍、鼓等是矣，亦人面蛇身之同型也。此言軒轅國人人面蛇身，固是神子之態，推而言之，古傳黃帝或亦當作此形貌也。”

    軒轅之丘：这里的“丘”并非上古一般意义聚落，而是金字塔一类、德行高尚的、先祖的祭坛，也称“台”。《山海经》有关先祖祭坛的，仅有如下记载：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
    《山海经·海外北经》：“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面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山海经·大荒北经》：“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射。”
    《山海经·海内北经》：“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

这里有两处值得关注的地方。其一，《山海经》记载的“台”均为众帝祭坛，唯有轩辕、共工享有祭坛却无谥号、帝名；其二，也唯有轩辕、共工的祭坛威名显赫，后辈不敢往祭坛方向射箭，以免惊扰先祖的威灵。
可见，后世儒家杜撰“轩辕氏”为帝，是有其深刻的道理的，只是应否称其为黄帝继而造成1.2万年前的“有熊黄帝”与4千多年前的“轩辕黄帝”的混肴，倒是值得商榷。

    軒轅氏“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表明轩辕氏的祖神形象为蛇，人面、首尾相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中国最早的蛇图腾考古发现，可见于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发掘文物中即有蛇纹陶器。
    还可见6000年前，同属仰韶文化的甘肃省甘谷县西坪遗址。此地发掘出部分蛇崇拜文物，其中就有“人面蛇身”纹彩陶瓶。此后，在甘肃武山、定西、临洮等多个地方，都陆续发现有类似的“人面蛇身”纹遗物。

    大鲵纹彩陶瓶
    1958年出土于甘谷县西坪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距今6000~5500年。
    大鲵纹彩陶瓶，通高38.4cm，口径7cm，底径12cm。小口、圆肩、长颈、平底，瓶腹上部有双耳，颈部有一圈堆纹，瓶腹以黑色线条描绘人首鲵身（人面蛇身）纹样。人首双目圆睁，呲牙咧嘴，两前肢侧上伸举，网状鳞身，尾部卷曲、向上交于头顶（尾交首上）。

▲ 大鲵纹彩陶瓶（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距今6000~5500年）

这是另一件大鲵纹彩陶瓶，出土于甘肃省武山县傅家门遗址，也属于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距今6000~5500年。
瓶身通体绘大鲵纹，人面鲵身，双目圆睁，大嘴突显，两前肢侧上伸举，后四肢外张，腹部肥大，网状鳞身，身驱向后蜷曲。

▲ 大鲵纹彩陶瓶（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距今6000~5500年）

【扩展知识】：大鲵，属两栖纲、有尾目、隐鳃鲵科，是我国特产的大型两栖动物。体表裸露，皮肤光滑，全身布满不规则点状或斑块状的青灰色素，体色常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腹部为灰白色，头部宽扁，口大略呈半圆形，具有扑食动物的锋利牙齿。幼体具鳃，用鳃呼吸，成体鳃退化，用肺呼吸。无眼睑，鼻孔各侧一个，具有前、后肢各一对，前肢四趾，后肢五趾。两后肢腹部间有一生殖孔，外端与排泄孔相吻合。外表类似蜥蜴类，但无鳞片，身体为软而湿润的皮肤所覆盖，生活在潮湿阴暗的地方，以小型动物为食。国家已将其列入二类重点保护。

    大鲵又称娃娃鱼，因叫声酷似婴儿得其名。上古之人，不讲究动物分类学，单从外形与习性看，大鲵当归于蛇类。因故，古人称之为虫或蛇。
    以大鲵纹饰为主题的彩陶，在同期仰韶文化陶器中多有发现。这些大鲵的头部形象与人脸相仿，表现的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的先祖宗教形象，当为先民蛇图腾崇拜的一种。按《山海经·海外西经》的叙述，很可能是上古軒轅氏的先祖象征。
    大鲵纹彩陶瓶，历史久远，文化内涵丰富，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重要价值。

    此外，我国境内还发掘出：
    5500年前，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和江南地区文化遗存的蛇纹陶。
    4500年前，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3072号墓的彩绘盘蛇纹陶盘。
    这些文物的出土，说明华夏先民蛇崇拜产生的历史非常久远且延绵不绝。

    彩绘盘蛇纹陶盘
    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地区襄汾县陶寺村，属新石器时期代龙山文化时期典型代表，距今大约4500年。
    此器通高8.8cm，口径7cm，底径15cm。盘口向外敞开，口沿斜折。盘内绘有蛇纹，由盘心向外蟠曲，头部引领作右旋状。蛇躯鳞身，头较身细，豆状圆目，口微张，上下两排牙裸露，舌信子外吐，口外信子分叉呈多排鱼刺状，无角、无爪。
    彩绘盘蛇纹陶盘在出土时，与一批礼器性质的重器同葬于大墓。这决非偶然，说明这个处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社群，也以“尾交首上”的蛇为图腾。

▲ 彩绘蛇纹陶盘(陶寺文化，距今4500年)

    《山海经?海外西经》：“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在軒轅國北。其丘方，四蛇盯繞。”
    【图译】：“轩辕国，地处崇山峻岭穷尽的山麓平原地带（穷山），据称其寿命短者也能活到八百岁，位于女子国北，其图腾为‘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穷山在轩辕国北，这里的人们不敢西射，以示对轩辕祭坛的敬畏。此祭坛在轩辕国北，方形（类同金字塔），四蛇塑像在不同方向守护。”

    【图解】：蛇图腾部族，在甘肃西坪、武山、定西、临洮等“仰韶文化区”生活了数千年，创造了恢宏的彩陶文化，在颛顼部族的挤压下，携礼器、尖底瓶和彩陶文化等远走他乡，至BC3000年前后，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逐渐式微。蛇图腾部族，一部经黄河上游，退至巴蜀祖居地；主体则通过古北丝绸之路，进入南亚，分支则散布在中亚、西亚及东欧平原的特里波耶等地，并在这些地区继续光大尖底瓶和彩陶文化。
    这其中，一支持“大鲵”图腾的轩辕氏，抵达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身毒河（Sindhu）中下游流域的旁遮普大平原，“在此窮山之際”建立起早期方国。
    軒轅氏，国祚绵长，推断不少于800年（其不壽者八百歲）。

▲ 《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图-中亚与南亚

    持“大鲵”（蛇）图腾的轩辕氏并不孤单，同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旁遮普大平原构建聚落的蛇图腾部族，还有身毒河中游流域、上古十巫之一的巫咸以及身毒河下游流域大乐（达罗）之野的夏后氏。
    《山海经?海外西经》：“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儛九代；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
    ……
    巫咸國在女醜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

在身毒河中下游流域，尽管构建方国、聚落的，除蛇图腾部族外，还有灭蒙鸟、[次/鸟]鸟、[詹鸟]鸟的鸟图腾、并封的彘图腾以及龙鱼陵居的鱼图腾等众多部族，但蛇图腾部族尤显突出，历史上始终主导着本地区的文明进程，其文化影响力一直延申到南亚次大陆的吠陀（veda）时期（BC1500~700年）。

    在吠陀创世神话中，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阿南塔（Ananta，意为无疆），吠陀神话中的“千首”蛇神，为创世原初之物和永恒的象征，尤其是当祂把尾巴衔在自己的嘴里时（尾交首上）。
    作为吠陀大神毗湿奴（Vishnu）的座驾与护具，阿南塔随时不离毗湿奴左右。
    天地还是洪荒浑沌、浩淼无垠的状态时，蛇神阿南塔盘绕如床、以身作筏，并化作“千首眼镜蛇”华盖，负载着沉睡的毗湿奴，在无疆、无有、无终的原初海洋上漂浮。
    毗湿奴觉醒后便开始创世，沉睡后世界便开始毁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每一个宇宙循环周期就是一“劫”，对人世间而言，一“劫”就是43.2亿年。而阿南塔，在宇宙循环期间，始终是毗湿奴的创世伙伴。
    毗湿奴化身为克利希那降生到人间时，阿南塔也化身为克利希那的哥哥巴拉罗摩，伴随克利希那左右，如影随形。

▲ 毗湿奴创世神与阿南塔蛇神塑像

那伽（Naga），吠陀文化中的“多首”眼镜蛇神，长身无足、无角，有剧毒的两栖精灵，居水中或地下，有宫殿，贪财，具有控洪水，行云雨的法力，被列为护佛“天龙八部”之一。
在古身毒佛教和印度教雕刻中，那伽的形象通常为“人首蛇身”，头上有5个或7个眼镜蛇首冠冕，状如光环、华盖。《恒河降凡》中，在寓意恒河的瀑布中畅泳的男女蛇神形象，就是其典型范例。

《恒河降凡》，也作《阿周那苦行图》，雕刻在今泰米尔纳德邦、摩诃巴里补罗的一整面裸露的花岗石岩壁上，宽约26m，高约9m，作于7世纪中叶、帕拉瓦王朝、那罗辛哈瓦尔曼一世、玛摩拉（约630～668在位）时期。
这一巨幅摩崖石刻，表现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恒河降凡的故事。

▲ 摩崖石刻《恒河降凡》

摩崖石刻，场面壮观，构图巧妙，利用岩壁中央的一道天然裂缝，形象地表述恒河圣水从天而降（岩顶有蓄水池，在举行宗教盛典时，可放水形成人造瀑布），“人首蛇身”的男女那伽水神在这道瀑布中畅泳；岩壁左上方，祈求恒河降凡净化其祖先灵魂的幸车王，正在举臂独立，修炼苦行；他身旁以头承接恒河、使之缓冲的四臂湿婆，左下手作施与状；岩壁两侧100多个众神、人和动物都在向中央聚集，凝望着圣水虔诚膜拜；一对对裸体的男女天神和精灵，欢呼雀跃、满壁飞舞。

▲ 摩崖石刻《恒河降凡》局部

    在身毒河中游流域的轩辕国，就是儒家杜撰的“轩辕黄帝”的母国。这里的轩辕，与“车”没什么瓜葛，倒是与神秘的“卐”符纹有很深的渊源。
    “卐”，古音[xǔan]，源自1.4万年前、绳索编织发明者弇兹氏的“夨[cè]天”活动和与之相应的“太极斗历”，是华夏先民北天极“众星拱极，天道左旋”的宇宙观、世界观与“四季轮回、斗柄四指”这种太阳回归天象的抽象化表达（详见前述“太极斗历”）。
    上古，西迁两河的仰韶先民，曾以此符号作为信仰图腾；古代身毒河原始宗教也藉此为吉祥标志；吠陀经典以此为“吉祥万德之所集”，在佛经中，亦写作“卍”；中国唐代武则天将其定音为[wàn]，义与佛经相同。

    后世大禹时代，具有“旋转”引申之意的“卐”也作数极——“万”讲，故“万”也同“卐”一样发音为[xǔan]。
    《山海经?海外东经》：“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这里的“万”，就是“选”，就是“卐”，就是“旋”。

之前，我们曾详细探讨过，“卐”意境最原始的表达，就是万年前东亚肇始又流传世界的“涡旋纹”。上古巫觋，将“众星拱极，天道左旋”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涡旋纹”的首创者尊为“旋圆”（旋转之圆）氏，那是先民对为人类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先祖的祭奠。“旋圆”经历代巫觋口口相传，最终讹化为“轩辕”，当是轩辕氏祖源名称变迁的恰当解释。
若此推断成立，则“旋圆”氏当为远古“夨天”一族，与同样为蛇图腾的弇兹氏或有生业传承和某种亲缘传承关系。

▲ 上古涡旋纹岩画（甘肃景泰姜窝子沟）

“旋圆”氏后期衍化出许多分支和苗裔，有的甚至连原始图腾都随母族而发生改变。
先秦之后的典籍，“旋圆”支系除被讹化为“轩辕”外，还被误写或通假为玁狁、猃狁，更有?狁、荤允、荤粥、獯鬻、熏鬻、薰育、严允、鲜虞等等，不一而足。名称具体带不带蕴含贬损意义的兽旁“犭”，则视“旋圆氏”支系是否招惹到儒家以及是否引发儒家的愤懑为基准。其实，当儒家知道轩辕、猃狁称呼的各种原由，断不会藐视玁狁、猃狁等轩辕氏遗族。

轩辕氏，还是海外“昆仑”的构建和维护者。这一点，先秦时期的周人是清楚的，并且也知道这一海外“昆仑”地处何方。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锺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锺之宫，适合；黄锺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锺之宫，律吕之本。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锺，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从前，黄帝命令“伶伦”创制律吕。伶伦自大夏之西，抵哈拉帕上古昆仑之北，从嶰溪之谷取来一种可结果实的竹子，选择中空而壁厚均匀者，截取两节中段，长为三寸九分，继而吹之，发出的声音就定为黄钟律的宫音，此过程称为夏西音的“舍少”。接着再制作十二根竹管，带到昆仓之下，听凤凰的呜叫，借以校调十二律。以凰鸣六声为阳律，凤鸣六声为阴律，参照黄钟律的宫音，相校和谐，十二律便可由黄钟律的宫音而派生。所以说，黄钟律的宫音是律吕的根本。黄帝又令伶伦和荣将铸造十二口钟，以和五音（宫、商、角、徵、羽），冀以展现乐音的华美。在仲春月份，乙卯这天，太阳位在奎宿之时，开始用其演奏，所奏乐曲命名为“咸池”。

上古时期的大夏，位于阿姆河以南、包含今天的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北部及阿富汗东北局部，族群特性为农耕定居。那时，凡“其俗土著”者，必为华夏遗族或支系无疑。上古大夏扼守东亚西出的多条重要通道，这包括瓦罕走廊（不周负子）及阿里地区的身毒河与象泉河谷。在此定居的，主要是持牛图腾的炎帝世系、持蛇图腾的共工氏遗族及其它族群。历史上，“共工怒触不周山”、“禹攻共工国”等重大事件，就是在此地展开。

    《山海经·海内东经》：“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
    《史记·大宛列传》：“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善贾市。”
    [清]丁谦《大夏国境考》：“葱岭以西有自古著名之国，曰大夏。其立国当在黄帝以前「原注：黄帝遣伶伦至大夏取竹可证」，历商与周及伊尹《四方献令》，传世凡两千年”。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所载虽在神化吕律，但无意之中却在告知世人，大夏在轩辕“黄帝”时期就已存在了。而昆仑的位置，就在大夏的西南，确切的说就在身毒河的“五河”交汇之处。
遗憾的是，自汉代以降，国人便将轩辕氏昆仑的具体位置遗忘。等回过神再次寻仙时，便只能瞎子摸象，找不着北啦。

▲ 中亚阿姆河走向

    在《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中，我们还能捕捉到许多关键的信息。
    其一是：轩辕氏时期，先民们已在铸造青铜大钟。而若按《山海经》的论述，青铜大钟则更早。
    《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

从考古学证据来看，尽管仰韶文化的姜寨遗址（BC4700~4000年）出土过黄铜（砷铜合金）残件、甘肃的齐家文化（BC2200~1600年）与辽西的夏家店（BC2000~1500年）下层文化出土了紫铜的装饰品及小件器物，豫西二里头文化（BC2100~1500年）出土了小型青铜礼器——爵，而四川三星堆文化（BC2800~1100年）更是出土了大型青铜礼器——祭坛、面具、扶桑与人像，但东亚系统的青铜铸造以及青铜编钟的使用，则是在殷商时期（BC1766~1122年）。显然，“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锺，以和五音”的时代，要早殷商2000多年，且地点也不会是在“雄鸡疆域”之内。

其二是：大夏的出现，远早于夏后启的时代。大夏就是夏的尊称。由其所处地域和文化特征来就看，大夏的构建者当为蛇图腾的共工世系。由其时代差来看，同是持蛇图腾的夏后启所建立的“夏”，应该是大禹灭夏（禹攻共工国）之后，重构的后“夏”。
《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夏后开：即夏后启。西汉刘向、刘歆编纂《山海经》时，为避景帝讳，改“启”作“开”。
    嫔：郭璞注：“嬪，婦也，言獻美女（宋本作人——珂）於天帝。”郝懿行云：“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天問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是賓、嬪古字通。棘與亟同。蓋謂啟三度賓于天帝，而得九奏之樂也。故歸藏鄭母經云：‘夏后啟筮，御飛龍登于天，吉。’正謂此事。周書王子晉篇云：‘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亦其證也。郭注大誤。”珂案：“郝說甚是。天問‘啟棘賓商’，據近人研究，商乃帝之形訛，‘啟棘賓商’者，即‘啟亟賓帝’也，是知郭注所云為‘大誤’也。”
    嫔的本字为宾，其甲骨文象形为“宗庙下献美女人牲”，后变为“宗庙下献枭首人牲”，至金文则演化为“宗庙下献贝币”。从语法、语境和嫔的本义出发，郭璞的解释还是靠谱的。

    《九辩》、《九歌》：郭璞注：“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開筮（啟筮——珂）曰：‘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謂九歌。’又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于下。’義具見於歸藏。”
    天穆：身毒河中下游流域。郭璞注引《竹書》曰：“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天穆也作“大乐”，指包含哈拉帕、摩亨佐-达罗、朱迪尔佐-达罗、昌胡-达罗在内的身毒河中下游流域。“达罗”是“大乐”的梵语对译。
    《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此处与《山海经·大荒西经》的类似内容，均是表述夏后启登基后的祭祀大典。可见，天穆、大乐皆指一地。
    《九招》:《竹书纪年》载：“帝启十年舞《九招》于大穆之路。”又载：“有虞氏舜作《大韶》之乐。”《吕氏春秋·古乐篇》同载：“帝舜乃命质修《九韶》、《六列》、《六英》以明帝德。”舜作《韶》用以歌颂、彰显和继承先帝的圣德。

    这里已经说得很具体，在甘青（西南海）之外、拉维河（赤水）之南、塔尔沙漠(流沙)之西的身毒河中下游流域，珥蛇乘龙的夏后启三向上帝献祭（或有美女人牲），以得天赐《九辩》与《九歌》下凡。持蛇图腾的夏后启玩的祭天把戏，无非是想向世人昭示：“启继夏”为君权神授，天意如此，正当、合法。
    如此看来，大禹不但不是“夏”的开创者，反而是“夏”的颠覆者。想想也是，“鱼”、“蛇”乃世仇（“蛇乃化为鱼”——《山海经?大荒西经》），鱼图腾的大禹，怎么会去创建蛇图腾的“夏”？！风马牛不相及。
    儒家经典给伯鲧找爹、给少昊找爹，甚至给帝俊也找爹，这源于他们历史上没有大作为的依附本性。这不奇怪。因此，有关上古史的论述，需多留个心眼，某些儒家经典看看就好，千万别当真，最终还得以《山海经》来正本清源。

    关于“轩辕氏抵身毒河拓荒”的史实，我们还可以拉《水经注》来站台。
    《水经注》在论述昆仑时，引释氏《西域记》曰：“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山即耨达宫也。”又引《穆天子传》曰：“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黄帝宫，即阿耨达宫也。”《水经注·河水》又引《释氏》曰：“佛出生地，阿育王分舍利欲破塔，曰此地空荒无人，羣象以鼻取水洒地（指萨特莱杰河上游象泉河之源头特征），若苍梧会稽象耕鸟耘矣。”又引古本《山海经·海内经》云：“身毒国，轩辕氏居之。”郭氏云：“天竺国也”。
    阿耨达太山：冈仁波齐峰。
    大渊水：冈仁波齐峰南26km处的玛旁雍湖。
    身毒，天竺：梵语，Sindhu的对译，意为“月亮河”，源起冈仁波齐峰东北附近的狮泉河，西北流经喜马拉雅山、阿里、克什米尔，经一“新月弯”后，西南流经巴基斯坦全境，最终汇入阿拉伯海，为南亚次大陆、著名国际性河流。
    身毒国、天竺国：身毒河中下游流域邦国的统称。

▲ 冈仁波齐峰朝阳映照（玛旁雍湖）

    郭义恭《广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东，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国西，水甘，故曰甘水。新头河又西南流，屈而东南流，径中天竺国。自河以西，天竺诸国，自是以南，皆为中国，人民殷富。中国者，服食与中国同，故名之为中国也”。
    文中一名两译的“新陶水”、“新头河”，皆为Sindhu（身毒河）的谐音。
    天竺，指Sindhu流域。
    郭义恭，西晋人，史学家、农学家。既然他说，那时的天竺诸国仍有“服食与中国同”者，这就证实，至晚在西晋的时候（公元265-316年），还有大量未归宗的华夏遗民、任然生活在身毒河流域。

▲ 南亚次大陆重要水系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一·河水》载：“康泰《扶南传》曰：‘恒水之源，乃极西北，出昆仑山中，有五大源，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东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故释氏《西域记》有恒曲之目。”
    恒水：恒河（拉丁：Ganges River）。
    昆仑山：冈仁波齐峰。
    五大源：出自冈仁波齐峰周围的五条大河的源流。即：马泉河（雅鲁藏布江）、孔雀河（恒河）、象泉河（萨特莱杰河）、狮泉河（身毒河）与朱木纳河。
    枝扈黎：即朱木纳（拉丁：Jumna），该河是恒河右岸的最大支流。

朱木纳河是印度北部的大河，全长1400km，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班达篷奇山的西南坡，自喜马拉雅山麓向南流入北印，为南亚次大陆旁遮普平原与恒河平原的界河。从地图上看，它像一个大括弧，于恒河的右岸奔流了1400公里后，在阿拉哈巴德（拉丁：Allahabad）附近两者相汇。正因为如此，一般人弄不清楚它们究意谁是主干，谁是支流。其实，如果就支流数和流域面积而论，朱木纳河甚至大大超过以交汇点计的恒河。

朱木拿河还有一名称，叫亚穆纳河（拉丁：Yamuna），来自梵语的对译，是根据神话体系中太阳神的女儿“亚穆”的名字来命名的，意为“太阳神女儿亚穆之河”。
从历史上看，梵语河名“亚穆纳”的称谓似乎已到了唐代，如《水经注》卷一引《释氏西域记》曰：“阿耨达山西南，有水名‘遥奴’。”这大概是这条河梵语名的唐代汉译。东晋法显《佛国记》中提到的捕那河，《水经注》中的“蒲那河”，也是此河名的另外两种古代汉译。

    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四：“窣禄勤那国，周六千余里，东临殑伽河，北背大山。……阎牟那河东行八百余里，至殑伽河源，广三四里，东南流入海处广十余里，水色沧浪，波涛浩汗。”殑伽河是恒河（拉丁：Ganges）的对译。而其中的“阎牟那河”，则是中国唐代对梵语河名Yamuna的新的汉译，而且是非常接近原名语音的译名。
    此后，这条河又见于《继业行纪》，但译作“陷牟河”。在汉译佛经中，此河名多次出现，从《孔雀王经》僧伽婆罗译本中的“阎母那河”到《孔雀王经）义净译本、不空译本中的“琰那河”，指的都是这条河流。
    此外还有“耶蒲那”、“遥扶那”、“焰牟”等异译，显然全都是以梵语名Yamuna为根据的。

不过，从年代推断，康泰《扶南传》将此河按Jumna发音、译作“枝扈黎”，在古代典籍中应算比较早的。其实，最早此河当按Jumna发音，汉语对译则是“朱木纳”。只是吠陀之后，身毒河流域的后来者口条不顺，将Jumna念成了“亚穆纳”。如同John，欧美人念作“约翰”类似。

    康泰，东吴人，三国时期著名外交家、航海家，官拜中郎将，曾被罗贯中演绎为驰骋疆场的斗士、并受周瑜之命截杀赵子龙。
    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奉吴大帝孙权之命，携副使“宣化从事”朱应、于公元226~252年间、出使南海诸国。他们在南海旅居多年，归来后朱应写有《扶南异物志》一卷，记述出使扶南等国的见闻，《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均有着录，今已失传。康泰则著有《吴时外国传》(一作《吴时外国志》或《扶南记》《扶南传》)，现已亡佚。《水经注》、《艺文类聚》、《梁书》、《通典》、《太平御览》诸书均有所征引，为研究中国、南海诸国早期经济文化状态以及人文交流的重要文献。
    《梁书·海南诸国传》载：“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吴孙权时，遣康泰、朱应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

据《扶南传》记载，东吴的海船最多达七帆，这种海船从南海加那调州乘风航行至大秦，只需要一个月。这种多帆多桅船的特点是，斜移的帆面各自迎风，后帆不会挡住前帆的受风，所以可以快速行驶。这种技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三国时期，东吴的造船业十分发达。曾在建安郡（今福州）设有典船校尉，掌管刑徒造船；此外，还在沿海永宁（今浙江温州市）、横阳（今浙江平阳县）、温麻（今福建连江县）等处设置“船屯”，用以发展造船业。史载，在东吴被灭时，光官方就拥有舟船五千多艘。而东吴造的战船，最大的上下五层，可载三千名士兵。孙权乘坐的“飞云”、“盖海”等大船更是雄伟壮观。即使在海上的普通大船也要长二十丈，高水平面二三丈，可载六七百人。

康泰在海外游历近三十年，阅历丰富、见多识广，算个具宏大视野的学者。他也确认，恒河源于昆仑山。这是我所知的、最直白的、确认一条流经国外的河流出自昆仑山的学者。这是需要知识、眼界和勇气的。

    正因为昆仑的感召，在身毒河中下游流域的旁遮普大平原，蛇图腾、鸟图腾和鱼图腾部族，各自构筑自己的方国与聚落。她们在轩辕氏的主导下，和睦相处，相互提携，建立起足以令后人艳羡的完美社会。
    《山海经·海外西经》：“此諸夭之野，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百獸相與群居。在四蛇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
    夭：沃的本字，甲骨文象形为“人作旋舞”状，本义为丰收喜悦而圆舞。引申为饱满圆润、繁荣兴盛。其从属自字如，桃之夭夭（桃果满枝、饱满圆润），妖娆（摇曳生姿、旋舞曼妙），沃（繁茂、丰满）。
    皇：凰也。

【图解】：这是一片物华天宝的沃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没有挤兑、没有杀戮，人们自由自在，歌舞升平，其乐融融；“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这里应有尽有，百味俱全，只怕你想不到，人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尽享甜蜜生活；这里族群众多，尽管图腾各异，却能互不侵扰，和谐共处。
“諸夭之野”，俨然一片世外桃源，恰如美好、理想的原始公社，更是温馨、祥和的大同世界。

    《山海经》作者不惜溢美之词，对“諸夭之野”大加赞赏，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不禁要问：
    在身毒河中下游流域的旁遮普大平原，历史上真有过如此美妙的人间天堂吗？

南亚次大陆，浩瀚的塔尔沙漠西面，有一条世界著名的河流，古称“身毒河”，其上游名为狮泉河（藏语：森格藏布。藏布：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冈底斯山脉主峰冈仁波齐东北部41.5km的森格卡巴林附近，向北流经革吉后转向西流，在扎西岗附近携汇“纳噶尔藏布”折向西北，于托布噶鲁勒出境流入克什米尔地区后、始称身毒河，经北印拉达克地区、进入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Gilgit-Baltistan）和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Khyber Pakhtunkhwa），在穿行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之间、接纳众多冰川后，于苏丹沃斯东北部折向西南并穿越喜马拉雅，继而右岸交会喀布尔河、流经巴基斯坦旁遮普（梵语：Punjab，五河汇聚之意）省，在摩亨佐-达罗古城附近东南向折转，复西南向最终在信德省（Sindha）的塞特（Thatta）古城附近、汇入阿拉伯海。
身毒河总长度3610公里，是亚洲最长的河流之一。

身毒河独特之处在于，由喜马拉雅进入旁遮普大平原后，在不大的范围内，与多条支流形成密集的河网，左岸同时有4条较大的支流和1条较小的支流汇入，这就是杰赫勒姆（Jhelum）河、杰纳布（Chenab）河、拉维（Ravi）河、萨特莱杰（Sutlej）河与比亚斯（Beas）河。其中杰赫勒姆河和拉维河是杰纳布河的支流，比亚斯河是萨特莱杰河上游的支流，而萨特莱杰河的最上游则为象泉河（朗钦藏布），发源于青藏高原、冈底斯山脉主峰冈仁波齐南部。

▲ 身毒河流域（19世纪南亚版图）

身毒河流域介于北纬24°～37°、东经约66°～82°之间，东北连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东南接印度塔尔沙漠，西北抵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西南达俾路支高原，南部则面临阿拉伯海。
其流域面积超过1,165,000km2，年流量2070亿m3左右，是非洲尼罗河年流量的两倍、西亚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年流量叠加的三倍、东亚黄河的四倍，是世界上年流量排名第21位的大河流。

身毒河干流的上游和左岸支流的上游均处于世界屋脊，干流下游和河口地区则为广袤的平原。高山与平原之间为中山、低山、丘陵与山间盆地，地形复杂。流域内高山区支流众多，山高谷深，落差大，水力资源丰富。

身毒河洪积平原，西北抵俾路支高原的苏来曼（Sulaiman）山脉；东部为塔尔（Thar）沙漠的延伸，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部称为乔利斯坦（Choliston）沙漠，南部仍称塔尔沙漠，面积均约3.4万km2。
习惯上以北纬29゜为界，分为“上身毒河平原”和“下身毒河平原”。上身毒河平原为五河（萨特莱杰河、拉维河、杰纳布河、杰赫勒姆河、身毒河）聚汇之地，有宽阔的河间地，一般高出河床5～20m，河道蜿蜒，汛期带来的大量泥沙，经常堆积成新的冲积层和浅滩，致河床不断移动；下身毒河平原为明显的河曲沼泽带及洪泛区，其中尤以西部和南部低洼地带为甚。

    为区隔疆域、国家意义的“印度”与地域、文化意义的“印度”，笔者在此不得不掰扯上几句。
    古身毒（梵：Sindhu）河，今称印度河（拉丁：Indus）。
    此河虽挂名“印度”，却与南亚当今的“印度共和国”着实没多大关联。印度共和国，是以恒河流域占比为重的国度，现在倒是据有拉达克地区部分身毒河段，不过、那也是1947年10月通过武力手段打劫来的盗跖之物。

    古代身毒河流域，邦国众多，吠陀时期至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从未形成过政治、文化及民族意义上的统一国度。因此，古人之“身毒”或者“印度”，实为域外贤达对无数邦国所处的、该河流域的泛称。
    中国典籍对该地区的称谓，最早见于西汉《史记·大宛列传》，当时称之为“身毒”。此后，东汉的《汉书》、南朝刘宋时期的《后汉书·西域传》也有追述。
    《史记·大宛列传》：“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篮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
    《汉书·张骞传》载：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这里的“大夏”，在汉代居葱岭以西，大致涵盖今塔吉克、克什米尔及阿富汗东北部地区。
    大水，即指身毒河。

    汉代之后，“身毒”也译作“天竺”。《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一名身毒。”东晋隆安三年（399年），65岁的法显为了维护佛教法统，西赴“天竺”寻求“真理”。东汉、唐初，身毒多称作天竺，因位于远离长安的西方，故称之为“西土”或“西天”，这就有了后来的“唐玄奘西天取经”之说。
    历史上，中国对Sindhu的称呼几经改变。西汉以前译为“身毒”，东汉称它为“天竺”。直到唐太宗时期，才确定译为“印度”（拉丁：Indus）这一名称。
    之所以有身毒（梵：Sindhu）与印度（拉丁：Indus）的演化，估计是健陀罗时期后，Sindhu地区被域外族群数次殖民，有口条不顺者，发不出Sindhu的准确读音。强者为尊，于是Sindhu就此误转为Indus。推测至唐朝，Indus发音已然成了正统。犹如古汉语孑遗的闽粤腔、将“河”读作[huǒ]，而正统京腔、则读作[hé]一个道理。

因此，唐代玄奘“西天取经”回归后，仔细探讨了Sindhu流域的名称，放弃了天竺、身毒、贤豆这些称呼，根据当地健陀罗时期之后的发音，将身毒（梵：Sindhu）称为印度（拉丁：Indus）。
Sindhu，梵语或为“月亮”之意。唐朝人就认为，这个流域圣贤迭出，遗法相传，教导群生，条理万物，犹如月亮普照凡间，故此有“Sindhu”之称。

    其实，Sindhu当为上古轩辕氏所操的类似古汉语，也有学者称之为“东音”。
    Sind，新的；hu，河。
    Sind，实指“新月”。古时地图，南上、北下。身毒河由发源、流经、到最终入海，整体河道构型，呈一弯“反C型”新月状。尤其中上游，更加形象。所以，Sindhu的意思就是“新月之河”。
    上古百科《山海经》，在描述这条源出昆仑山的伟大河流时，不加任何前后缀，单称其为“河”，以彰显其独尊。
    《山海经·海内西经》：“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这与发源于冈仁波齐东北部（河水出东北隅）、向北流经革吉（以行其北）后转向西北、而后西南流入阿拉伯海（西南又入渤海）的Sindhu，几无二致。

    唐僧玄奘《大唐西域记·印度总述》：“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
    印度者，唐言‘月’。月（在梵文中）有多名，斯其一称。言诸群生轮回不息，无明长夜莫有司晨，其犹白日既隐，宵月斯继，虽有星光之照，岂如朗月之明！敬缘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圣贤继轨，导凡御物，如月照临。由是义故，谓之印度”。

    师傅已经说得很直白。天竺的称谓，从古至今，众说纷纭。包括以前由Sindhu对译的“身毒、贤豆”，统统都别用啦，今儿个起，都按Indus正音，官宣为“印度”。
    其实，师傅没说到的，还有三国时期的“新陶”。
    根据吴其昌先生《印度释名》统计，还包括“申毒、身度、贤豆、天督、天毒、天笃、呬度、辛头、新头、信图、信度、悬度、贤毒、乾读、捐读、印土、寅度”。的确有点“七嘴八舌”的赶脚。
    师傅还说，印度那嘎达的银，占山为王，就地称国。城郭林立，邦殊俗异。咱干脆给这些琳琅满目的家伙们来个统称，拣好听的，就叫“印度”吧。
    师傅进一步说：印度，唐代对译为“月亮”。在梵语中，月亮有多种称谓，印度只是其中之一。传说，众生轮回不息，但慢慢夜路无有司晨者，好似太阳落山，虽有星光照耀，哪比得上朗朗月色！因而，将身毒河比作月亮。外加其流域圣贤辈出、众生普渡、如沐月光。故此，称其为印度。
    可见，玄奘口中的“印度”实指Sindhu流域，与现今的“印度共和国”没有多少瓜葛。为避免诞生恢弘上古文明的Sindhu流域与现代国家疆域的“印度共和国”概念上的混肴，恕笔者还是执拗地将Sindhu称作“身毒河”。

    1826年，英国探险家查尔斯?麦森（Charles Masson，1800–1853）光顾身毒河流域，在穿越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区的“多沼泽林”地貌时，在一块不规则的多岩石高地上，意外发现了砖石城堡的残垣断壁和东方风格的璧龛等建筑废墟。这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探险经历，被梅森以游记的形式记载下来。
    1853年7月，时任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英国皇家工程兵少将的军事工程师、考古学家和钱币学家亚历山大·康宁汉姆（Alexander Cunningham，1814.01.23 – 1893.11.28）,受查尔斯?麦森游记的感召，依
    照所描述的大体位置，前往实地考察。最终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萨希瓦尔（Sahiwal）市西南约35km的哈拉帕（Harappa），找到了这片神秘的城堡遗址。
    南亚次大陆塔尔沙漠边缘，哈拉帕城堡孤零零地兀立在烈日蒸腾、满眼黄沙的苍茫原野，破败、诡谲而又荒凉。
    很幸运，砖石城堡和塔墙废墟等特征，与查尔斯·麦森的记载十分吻合。

    可是，退役后、时任英属印度考古总监的康宁汉姆，在1873年重返此地时，视野所及已经面目全非，遗址上砖石城堡得残垣断壁和东方风格的璧龛等建筑废墟，早已不翼而飞。
    拜“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所赐。早在1856年，殖民者修建俾路支（今巴基斯坦）拉合尔至木尔坦铁路时，恰巧经过旁遮普省、拉维河左岸的哈拉帕。一阵快刀斩乱麻地粗暴施工，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古城废墟，干净利落地成了俾路支铁道的垫脚石。
    眼望着荡然无存的哈拉帕古城遗址，康宁汉姆髭髯炸竖，胸中一万匹草泥马狂野奔腾。
    是要诅咒这群疯狂的掠夺者，尽管康宁汉姆本身也是殖民者中的一员。

    康宁汉姆只得着手进行补救性发掘。
    但面对如此严重的破坏，继续下去只能是劳民伤财，考古作业不久便无奈中止了。他的辛苦努力，最终仅获得一枚古哈拉帕人的方形印章作为回报。
    推测这枚印章，是古代身毒河流域上层贵族及仕人的身份或家族标志，需要时可加盖在火漆以及封泥上作为签名；或者作为信物，赠送友人。

这是枚黑色皂石材质的古老印章，刻着一头公牛，但公牛身上没有印度瘤牛特有的肉峰，图案的周围还有六个奇怪的字符，这显然不属于现代南亚文字。于是，康宁汉姆草率地认定：印章是从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尼罗河流域传入南亚的。
这也难怪。19世纪末，苏美尔、古埃及研究已是门显学，无数专家学者趋之若鹜，没人会想到古身毒河流域、还会有什么比吠陀时期更古老、更恢弘的文明。

▲ 印章（哈拉帕文明）

1919年，考古研究员R.D.巴纳吉（R. D. Banerji，1885.4.12–1930.5.23）在摩享佐—达罗（Mohenjo-daro）地区，意外发现了另一个古城遗址。
摩亨佐—达罗遗址，位于俾路支（今巴基斯坦）信德省拉尔卡纳县、身毒河右岸，北距哈拉帕遗址约560km。

试挖过程中，出土了三枚皂石印章，与康宁汉姆那枚一样、都具有类似的奇特字符，其中一枚为独角兽图案。
对此，英属印度考古总监职位的继任者约翰?哈伯特?马歇尔（John Hubert Marshall, 1876.3.19~1958.8.17）认为：“很明显，来自两处的考古发现属于相同的文化，在年代上也几乎相同，他们完全不同于我们之前所知的关于印度的任何东西。”

▲ 印章（哈拉帕文明）

    于是，马歇尔着手组织考古队伍，兵分两路，依次开进摩享佐—达罗与哈拉帕。
    1920年，由巴纳吉领队，率一支考古队进驻摩享佐—达罗；
    两年后的1922年，马歇尔亲自披挂，率另一支考古队进驻哈拉帕。
    两地历时四年的艰苦发掘，硕果累累，终于揭开了身毒河流域远古文明神秘的面纱。也算是殖民者干的为数不多的好事。
    1924年9月23日，根据丰富的发掘成果，马歇尔兴奋地宣布：尽管在古印度的任何资料都未记载，但的确是一个久远年代的人们所创造的、高水平的本土文明。

▲ 古身毒河流域城市、聚落遗址地理位置图

    这是一个震惊国际考古界的重大消息。
    位于身毒河流域的哈拉帕与摩享佐—达罗古城，南北相距560km，但却有相似的年代跨度和考古文化。于是，1919年、巴纳吉在信德省发现的摩享佐—达罗古城遗址连同1826年、麦森在旁遮普省(Punjab)发现的哈拉帕古城遗址，一并被命名为哈拉帕文明(Harappa civilization)。
    这是南亚次大陆首个青铜时代文明，推测其鼎盛年代为BC2600~1900年，而发轫年代则比这要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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