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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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35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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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身毒河流域考古工作，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发掘，陆续又发现了200余座城郭和聚落遗址。这包括卡拉奇(Karachi)东北1,600km西姆拉山（Simla Hills）麓的鲁伯尔（Rupar）、距卡拉奇东南800km西海岸南部的坎贝湾（Gulf of Cambay）以及德里北部约50km的朱木纳河盆地（Jumna River Basin）的远古聚落，个别遗址的分布西达伊朗东界、北迄古勒姆河流入身毒河的河口一带。它们以身毒河沿岸为重点，散布在南北1100km、东西1150km、覆盖约130万km2的广袤地区，主要文化区域与今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国土重合。故哈拉帕文明又称身毒河（或印度河）文明。

与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以及长江文明类似，身毒河文明也是围绕北纬30゜展开。这符合远古定居农耕先民，对地理、地貌及气候的执着理念。
尽管哈拉帕是继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发现的文明，但其城镇聚落的数量以及文化涵盖的范围，都远大于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

身毒河流经的广袤洪积平原，自古便是丰饶沃土（诸夭之野），旁遮普平原至今仍是巴基斯坦著名的大粮仓和产棉基地。西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和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孕育了南亚多条生命之河，干湿分明的季风气候非常适合高热量农作物和低成本经济作物的生长，加之河网发达、土壤肥沃，早期农业文明和人类聚居点在此地现现并发展繁荣，恰是古人艰苦探寻的结果，反应出先民的生存智慧。

    哈拉帕属于典型的大河农耕文明，其标志性特征就是早熟、发达的城市文化，这包括哈拉帕（Harappa）、拉吉加希（Rakhigarhi）、卡里班干（Kalibangan）、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和朵拉维拉（Dholavira），其中尤以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等城市遗址知名度最高。
    迄今所知，哈拉帕文明有社会等级制度、文字体系、大型城市建设和远距离陆海贸易等，是一个成熟的文明社会。
    此文明的成熟期为BC2600~1900年，如果包括之前的早期哈拉帕文明和之后的晚期哈拉帕文明，整个哈拉帕文明自BC3300年一直延续到BC1300年。

    前哈拉帕阶段（BC7000~3300年）
    在哈拉帕文明之前，还有一个前哈拉帕阶段——美赫尕尔文化，它是哈拉帕文明的先驱，是身毒河流域最早的农业、畜牧和定居所在地。
    因此，哈拉帕文明的发端，最远可追溯至新石器世代早期。

    美赫尕尔（Mehrgarh）文化
    1974年，法国考古队在巴基斯坦西南部，发现了美赫尕尔遗址并在1974~1986年间进行了连续发掘，又在1997~2000年进行了第二阶段发掘。在遗存分布的6个土丘中，共发掘出3.2万件遗物。
    现如今，美赫尕尔被定义为南亚留有农耕和畜牧生业痕迹的、最古老的遗址，展现了人类从最早的定居、驯化农作物再到发展出成熟的哈拉帕文明的全过程。

美赫尕尔遗址，位于现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卡奇（Kacchi）平原的博兰山口脚下。此地为伊朗、阿富汗和身毒河流域之间通道的重要节点，无疑也是西亚和南亚次大陆之间、早期贸易的陆路枢纽。
遗址规模较大，文化层由新石器时代跨越至“铜石并用”时代，发现有农耕（小麦和大麦）、畜牧（牛、绵羊与山羊）和冶金的标本遗存。由发掘的遗物推断，人类活动迹象不间断地自BC7000持续至BC2600年，是南亚次大陆已知最早和利用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 美赫尕尔遗址地理位置图

    美赫尕尔遗址，年代跨度十分漫长，涵盖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与铜石并用时期，对了解身毒河流域文明的初创起源与发展成熟，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
    考古学家们，将美赫尕尔遗址的发掘作了归类，并划分出7个文化层：
    陶瓷、新石器时代Ⅰ，BC7000~5500年；
    陶瓷、新石器时代Ⅱ，BC5500~4800年，文化层覆盖面积16公顷；
    铜石并用时代（Chalcolithic Period）Ⅲ，BC4800~3500年，文化层覆盖面积9公顷；
    铜石并用时代Ⅳ，BC3500~3250年；
    铜石并用时代Ⅴ，BC3250~3000年，文化层覆盖面积18公顷；
    铜石并用时代Ⅵ，BC3000~2800年；
    铜石并用时代Ⅶ-早期青铜时代，BC2800~2600年。

▲ 美赫尕尔遗址

    陶瓷、新石器时代Ⅰ（BC7000~5500年）
    美赫尕尔最早的定居点，位于大形遗址东北角的 MR.3 区域。那还只是个小型的农牧聚落，房屋及粮仓用未烧制的泥砖建造，居民使用内衬沥青的篮子容器、多种骨器和当地铜矿石的磨制石器。
    这一时期出现的农作物和采集的植食型植物包括驯化或野生六棱大麦、单粒小麦、二粒小麦以及野生印度枣（Zizyphus spp）和枣椰（Phoenix dactylifera）。蓄养的动物有驯化的绵羊、山羊、水牛和瘤牛；狩猎的动物包括瞪羚、沼泽鹿、牛羚、黑羚羊、白斑羚、水牛、野猪和大象。
    居民住宅均为独栋、多房间的矩形房屋，大部分都分为4个隔间，用长长的雪茄形、未烧制泥砖砌成。这些结构与7 世纪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新石器时代 (PPN)狩猎、采集者非常相似。

    墓室均为砖砌，不少墓葬有精美的随葬品，包括篮子、石头和骨头工具、珠子、手镯、项链，少量的也用动物祭祀，一般男性墓随葬品较多。
    发现了海贝、石灰石、绿松石、青金石和砂石的饰品以及简朴的女性雕塑和动物陶塑。远海海贝和青金石的发现，说明当时就已经与较远的地区建立了贸易联系。。
    另外，考古学者对该时期墓葬中9个成年人的11个钻孔臼齿冠进行了研究，证明当时已经有了原始牙科诊疗的存在。
    这一时期，美赫尕尔出现的建筑、手工艺、农作和丧葬制度，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具由一定的相似性，表明相距遥远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陶瓷、新石器时代Ⅱ（BC5500~4800年）
    这一时期，美赫尕尔的农业日臻成熟，驯化的大麦或小麦已占到总数90%左右。房屋为烧制泥砖建造，遗址内见有刻意烧烤过的、充满鹅卵石的圆形坑和大型粮仓圆形坑，这也是相同年代、美索不达米亚遗址的特征。
    这一时期的房屋，均由单列或双列的长条抹角泥砖砌筑而成，砖的形状被发掘者形容为“雪茄形”。房屋的整体形状也大多呈方形。遗留至今的新石器时期房屋遗迹，内部都被泥砖均匀地分隔成多个方形空间。各墙面均没有开口供人通过，显然不适宜居住，因此现存遗迹被认为其实是房屋的基座，其上部才是真正住人的地方。在房屋外常有迂回的单墙，可能是关家畜的栅栏。整个房屋遗迹布局合理，结构完善，应为事先设计的结果，表明此时的建筑已十分成熟。美赫尕尔遗址的砖在新石器时期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简单的泥质长条形砖，但形制较耶利哥遗址的砖更为规整。为避免在晾晒中开裂，制砖的泥里通常会混有稻草等植物，有些砖上还留有指印（徐朝龙《美赫尕尔（Mehrgarh）—南亚次大陆上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Jean-FranFran?ois Jarrige, The Early Architectural Traditions of Greater Indus as Seen from Mehrgarh, Baluchistan）。

▲ 房屋基址（美赫尕尔文化，陶瓷、新石器时代II）

其它建筑物是标准化的房间，周围环绕着大型开放式工作空间，估计作为手工艺活动场所，当为身毒河珠链佩饰制作和贸易的肇始。

    铜石并用时代Ⅲ（BC4800~3500年）
    此时，聚落面积已经超过 100 公顷，房屋空间更大，建筑群有了住宅和储藏室的划分，采用嵌入粘土的鹅卵石基础，结构更精致。这些，以及各种农业和手工艺。
    许多制造活动使用了更先进的技术：房子使用烧烤过的泥砖建造，砖块是采用模具制作；珠子施以彩色釉面；陶轮开始出现，陶器与赤陶雕塑更加精细；女性雕像用颜料装饰；发型和装饰各异；印章开始出现；发明冶铜技术等。
    青金石、铜制品和印章等的相似性，也表明身毒河流域与西亚、中亚地区的交往更为频繁。

▲ 鱼纹彩陶罐（美赫尕尔文化，BC4000年左右）

▲ 青铜六辐轮（美赫尕尔文化，BC4000年左右）

来自欧洲考古材料研究中心Ipanema的研究人员，对美赫尕尔遗址出土的六辐轮等青铜器作了深入研究。他们根据这些青铜器在铸造过程中，因吸收少量氧元素而产生的细微氧化铜纤状物，推断这些形状复杂的器物，系采用“失蜡法”铸造的。该研究成果发表在2016年11月《自然》杂志上。
“失蜡法”，是铸造业一种流程复杂、技术先进和浇铸精密的工艺方法。与“普通砂型法”的铸造模范、在浇铸时移除且可以重复使用（如陶范、木范）不同，“失蜡法”的铸造模范、在浇铸时仍保持于砂型内且为一次性热熔的。

▲ 青铜礼器（美赫尕尔文化，BC4000年左右）

为便于塑型并获取异形结构，古人常将具有熔融性和易于雕刻的蜂蜡制成模范，在经历挂砂、充填、烤模、流蜡等工序后，整个模范就变成可以浇铸的空壳，铜水灌注在“空壳”内并冷却后，便铸成所需器物。失蜡法浇铸出来的器物，往往可以达到巧夺天工、玲珑剔透的镂空效果。
古代，采用失蜡法工艺制作的代表性器物，可见铜石并用时期的“三星堆青桐扶桑”、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尊盘”、“曾侯乙建鼓底座”等。

古代的“失蜡法”铸造，现在则被称作“熔模铸造”。这种工艺，尤其适用于精密铸造，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医疗、交通、航海、航空与航天等重要领域。
精密铸造属于净近成型铸造，成品精度较高，可用于加工形状复杂，厚度较薄的铸件。与普通铸造相比，铸造精度高，铸件形状复杂，加工余量小，甚至不加工。

铜石器时代 Ⅳ （BC3500~3250年）
在陶器和工艺品方面表现出连续性，但在风格上发生了渐进的变化。在此期间，该地区分裂为由运河连接的小型和中型紧凑型聚居区。一些定居点包括由小通道隔开的带有庭院的房屋。以及房间和庭院中的大型储物罐。

    铜石并用时代V（BC3250~3000年）
    此时美赫尕尔文化层覆盖面积扩大至18公顷，实用陶器更加精美，祭祀陶器文化水准有了质的飞跃。
    鱼纹彩陶罐
    巴基斯坦、美赫尕尔遗址出土，年代为BC3000年左右。低领、广腹，罐领鱼骨构成连续环状右旋纹，罐肩三条左旋游鱼由三朵八瓣太阳花区隔，罐肩外沿着放射状环带纹。线条流畅，动感强烈，与美索不达米亚、Hassuna时期（BC5000年）萨马拉出土的鱼纹彩陶盘，异曲同工；也与华夏早期（距今1.4万年前）、“天道左旋，地道右旋”的人文理念暗合。

▲ 鱼纹彩陶罐（美赫尕尔文化，BC3000年左右）

    《山海经?海外西经》：“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貍。一曰鰕。即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鱉魚，在夭野北，其為魚也如鯉。”
    这里的“貍”，当为“鯉”的通假或误写。“其為魚也如鯉”表示“龍魚”部族以鱼或鲤鱼为图腾。推测为鲧系遗族、苗裔或其别系。
    美赫尕尔的鱼纹彩陶罐文化，由BC4000年左右，一直延续至BC3000年左右。说明同时期，此地的主人为鱼图腾崇拜的部族。
    BC2600年之后，鱼图腾文化式微、不再是身毒河文明的主流，并逐渐销声匿迹。见美赫尕尔文化“铜石并用时代Ⅶ”。这与尧、舜“殛鲧”的历史时期大致吻合。

根据笔者前面章节的推断，美赫尕尔文化，应该源自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当为仰韶文化时期、以鱼为图腾的、持半坡类型子文化部落，受鸟图腾族群的挤压，在距今9000年前，由黄河中上游的陕西宝鸡、北首岭西迁身毒河流域的再现。
在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文物中，“鸟鱼纹彩陶壶”彩绘揭示了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上游，以鸟为图腾的、持庙底沟泉护类型子文化的东夷部落，同以鱼为图腾的、持半坡类型子文化的鲧系部落之间的生死决斗，最终以有鹳氏大败有鱼氏告终。是时，BC7000年。

    母神陶像
    巴基斯坦、美赫尕尔遗址出土，年代约BC3000年左右，巴基斯坦考古与博物馆司藏。
    塑像长10.3cm、宽3.5cm，烧陶材质，两侧发髻高耸，肩披横纹围巾，双手隐化，胸部及下身裸露，蜂腰，乳房硕大丰满，臀部宽阔肥厚。臀部与下肢构型，巧妙地隐喻母神肥硕的生殖器官。整体造型，昭示着母神旺盛的繁衍能力与无限的创造能力。

▲ 母神陶塑（美赫尕尔文化，BC3000年左右）

美赫尕尔文化对人类祖母的崇拜，与马家窑文化“裸体浮雕彩陶壶”所表现的主题是一致的，都表现出对子嗣繁衍、香火永续的渴望。
身毒河流域出土过许多此类陶制女神像，显示这一区域先民普遍的母神崇拜情结；也间接证明，此时的美赫尕尔，母系仍处于社会的统治地位。

    铜石并用时代Ⅵ（BC3000~2800年）
    空白。
    美赫尕尔遗址在此期间，有数百年的文华空白期，聚落转移到相距8千米的Nausharo城堡遗址。

    铜石并用时代Ⅶ-早期青铜时代（BC2800~2600年）
    此时，美赫尕尔为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时期。
    公元前2600年之后，遗址内文化痕迹彻底消亡，只是在相距8千米的Sibri墓地延续了一段时间。

哈拉帕早期阶段（BC3300~2600年）
早期哈拉帕文明，包括拉维（Ravi）期、科特?迪吉（Kot Diji）期和美赫尕尔文化Ⅶ期。此时贸易往来兴盛，主要贸易产品包括青金石、玛瑙、玉髓等装饰材料。人们开始驯化、蓄养新的动植物，包括豌豆、芝麻、枣椰、棉花以及水牛等。最后阶段，区域一体化逐渐加强，不同聚落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宗教文化体，大型城市中心开始形成。

▲ 身毒河文明分布图（哈拉帕早期阶段，公元前3300-2600年）

▲ 蛇纹彩陶罐（科特?迪吉文化，BC2600年左右）

▲ 牛艏船形陶塑（科特?迪吉文化，BC2600年左右）

    萨赖科拉（Sarai Khola）文化
    在伊斯兰堡西北部的塔克西拉（Taxila，犍陀罗文明中心、佛教中心）、距Jhang Bahatar遗址西北约7公里处，有个叫萨赖科拉的哈拉帕文明遗址，上个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发掘，其发掘报告发表在《Pakistan Archaeology》上。
    萨赖科拉文化类型与仰韶文化相似，距离又如此近，应该可以作为两者相互品鉴的镜子。

该文化的I期和IA期（过渡期），陶器完全为手制，器物底部往往有蓝纹或席纹，有些器物则施以泥质陶衣。但到了第Ⅱ期，风格巨变。譬如素面短颈（I期的Ⅸ 型），一系列有横槽的（或密弦纹，Ⅻ型）、折沿器皿（Ⅷ型）以及器盖（XⅢ型）等过渡期中刚刚出现的器物，在第Ⅱ期中便十分普遍了。这些器物在旁遮普、信德和俾路支斯坦等地的哈拉帕文化中，也非常普遍。而随着这些器物同时出现的，还有玉髓（carnelian）、青金石（lapis lazuli）、玛瑙（agate）等质地的珠子和陶手镯（terracotta bracelets）。报告者认为，这一切说明，在三千纪身毒河流域发生了某种文化的变异，即先前与中国所构建的联系、换成了与西南亚之间的接触。

▲ 彩陶残片（哈拉帕文明，Kot Diji类型）

    过渡期的V型和VI型以及泥质陶衣的风格，到后来的Ⅱ期中都有延续。V型就是那种肩部有附加堆纹的“鼓腹球形罐”。
    第Ⅱ期也开始出现赤陶上用黑白二彩绘制的花纹（black-and-white on red），这种风格在旁遮普东面的Jalipur、Sothi、Kalibangan-I也很常见。
    黑白彩绘，也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的一大特色，而这种风格却不见于仰韶及庙底沟，不知与哈拉帕早期的黑白彩绘有无关联。总之，两地这种文化的相似性值得深究。

该报告的结语认为，萨赖科拉的发掘，将塔克西拉的历史提早了三千年，并极大地丰富了巴基斯坦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通过与公元前四千纪、布尔扎洪（Burzahom，位于克什米尔地区）考古材料的对比观察，相信萨赖科拉为我们提供了曾与中国西北地区接触的证据。同时，萨赖科拉的发掘使我们认识到，至迟在公元前两千年纪末，巴基斯坦就开始了它的铁器时代，而这个年代正好与西亚人进入南亚的年代相重合。

▲ 陶片与装饰品（哈拉帕文明，萨赖科拉第Ⅱ期）

萨赖科拉第I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在公元前四千纪晚期或公元前三千纪早期。此时的陶器为手制红色磨光陶器，磨制石斧，细石器以及骨器。
本期文化内涵与克什米尔地区布尔扎洪文化和中国的仰韶新石器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也被认为是Jalilpur新石器文化的地方变体。

萨赖科拉第Ⅱ期的年代在公元前三千年纪之初，标志着巴基斯坦青铜时代的开始。
在这一期中，前期的手制陶器数量急剧减少，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器类。新的陶器类型几乎全部为轮制（除了V和VI两种类型），这种新的轮制陶器在很多遗址都有出土，其中就包括我们发掘的Jhang Bahatar。伴随着轮制陶器出现的还有红铜、石雕或陶制的女神像、手镯和念珠。

▲ 女神陶塑（哈拉帕文明，萨赖科拉第Ⅱ期）

萨赖科拉第Ⅱ期的堆积较厚，意味着定居时间较长。萨赖科拉第Ⅱ期的文化内涵与Kot Diji遗址第4-16层、哈拉帕遗址的26-26A层类似，出土的权杖貌似半成品。但鉴于两面的盲孔非常光滑，有理由怀疑不是未完成的权杖，而是一种有意而为的圆盘砍斫器。

▲ 圆盘砍斫器（哈拉帕文明，萨赖科拉第Ⅱ期）

    公牛纹彩陶罐
    BC2600年左右，伴随着农业的发展，俾路支制陶业开始兴盛。有些陶器是简洁明快的纯色，有些陶器上绘有五彩斑斓的几何图案，包括同心圆、三角形等，拟人化的动物和其他生灵的图案也很常见。
    这尊陶罐颈部绘有多圈的线条，线条下方则是一条由三角形相连而成的波浪状图案，腹部绘有一头站立着的公牛。

▲ 公牛纹彩陶罐（瑙沙若出土，BC3000~2600年）

    哈拉帕成熟阶段（BC2600~1900年）
    成熟期的哈拉帕文明，分布在身毒河及其支流的广袤冲积平原上，甚至在阿富汗北部，也发现了像肖土盖（Shortugai）遗址这样、属于哈拉帕文明的贸易据点。
    这一时期，区域性的聚落开始出现都市中心，功能齐全、技术先进的城市文化逐渐形成；具备统一的意志和宗教信仰；制陶、造船、两轮车等制作技术以及金属冶炼工艺日臻成熟；陆海贸易往来更加频繁。
    此时最著名的城市文化代表，无疑是哈拉帕古城和摩亨佐-达罗古城。

▲ 身毒河文明分布图（哈拉帕成熟阶段，公元前2600-1900年）

哈拉帕古城遗址
哈拉帕古城，地处五河交汇的身毒河支流拉维河左岸，背负喜马拉雅山西段和错后的喀喇昆仑山东段，俯瞰南部广袤的身毒河冲击平原。上世纪20年代被发现时，已然成为一片被人遗弃的废墟，但其依稀可见的宏大建筑规模，仍然令世人惊叹。

▲ 哈拉帕古城遗址

    哈拉帕古城遗址，面积约2.5 km2，人口估计为3～4万，判断为城邦联盟的中心。
    其城郭建筑材料多为烧制砖块，间或也见料石。城市布局为西面卫城、东面下城两部分。卫城估计是上层族人的住地，长方形，四周有城墙和壕沟，城墙上建若干望楼。
    卫城南部设有会堂、寺庙和墓地等建筑，卫城北面有6座谷仓遗迹和若干冶金炉，还有两排可容数百雇工的宿舍。
    市区有四通八达的街道，东西及南北走向的均宽10余米，市民的住房，家家有井和庭院，房屋的建材均是烧制过的砖块。这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在其它古代文明中，砖块只用于王宫及神殿的建筑。

▲ 哈拉帕古城遗址

    通过建筑物与墓葬发掘结果推断，哈拉帕以农业和贸易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墓葬发现，许多墓主人都佩戴指环、脚镯、手镯或滑石珠链，随葬有大量铜镜、轻薄的铜汤勺以及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容器与水壶。一些女性尸骨上还戴有小珠串成的脚镯和镶嵌着珍贵宝石的束腰。甚至出土了一些前哈拉帕文化的遗物，它们与果德迪吉(Kot Diji)出土的文物极为相似。此外，还出土有赤陶玩偶、珠宝、动物雕像、铜器和铜雕。
    现存于哈拉帕博物馆中的两具异性完整遗骨，在发掘时，其陪葬品见有宰杀的动物尸骨，女性墓葬还见铜镜及手上的装饰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墓葬周围还见瓮棺葬，用于那些早逝的幼儿或者成人二次葬。瓮棺葬，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典型葬式。

▲ 砖砌打麦场（哈拉帕遗址，BC2600年左右）

▲ 石珠项链（哈拉帕遗址出土，BC2600年左右）

▲ 瘤牛纹彩陶缸（哈拉帕遗址出土，BC2600年左右）

    中国典籍有关车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的《左传·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薛国宰官（行政主管）在向会盟的诸侯自述其家族源流时说：“薛之先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
    车正，就是负责车辆制造及交通运输的主官。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六艺论》载：“黄帝佐官有七人，奚仲造车。”这就将车的初创年代，前推至BC2000多年的轩辕氏时期。
    《周易·系辞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新唐书·王求礼传》：“自轩辕以来，服牛乘马。今辇以人负，则人代畜。”
    哈拉帕出土的牛车玩偶告诉我们，上古最早的车是什么形制、又是由什么畜力牵引的。

▲ 赤陶牛车俑（哈拉帕文明，BC2600年左右）

▲ 蛇纹彩陶罐（哈拉帕文明，BC2600年左右）

▲ 瘤牛纹彩陶罐（哈拉帕文明，BC2600年左右）

▲ 蛇纹赤陶杯11.5×6.5cm（哈拉帕文明，BC2600年左右）

▲ 权杖头（哈拉帕遗址出土）

▲ 赤陶碗与兽偶（哈拉帕文明，BC2600年左右）

各种珠子包括石珠、骨珠、料珠等人体装饰品，构成哈拉帕文化的特色之一。哈拉帕出土的珠子包括玉髓珠（Carnelian）、陶珠（Terra cotta）、皂石珠（Steatite），玛瑙珠（Agate）、费昂斯珠（Faience）、青金石珠（Lapis）、蛇纹石珠（Serpentine）、石榴石珠（Garnet）、天河石珠（Amazonite）以及海贝珠、铜珠等。

▲ 宝石饰品（哈拉帕文明，BC2600年左右）

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些类似玛瑙的珠子似曾相识。的确，这种被称作费昂斯(faience，一种原始玻璃)的珠子，最早在中原出现是在陕西的西周或先周墓葬中。
以前学者都把费昂斯笼统的归于西亚，其实它们最早却出现在身毒河谷，而且延续了上千年时间，并广泛影响了周边和遥远的地域。

哈拉帕遗址，就出土了数量和形制都很丰富的费昂斯珠和其它半宝石珠子，并发现了费昂斯的作坊遗址以及残留下来的废料和模具。
一般认为，费昂斯只是古埃及的工艺产物，哈拉帕的发掘证明，身毒河流域在BC2600年左右也大量生产费昂斯。如果说西周中原的费昂斯有西方技术的渊源，恐怕从身毒河流域经阿富汗和中亚过来，可能更便捷、更现实也更有可能。

▲ 费昂斯珠饰（哈拉帕文明，BC2600年左右）

下图为哈拉帕出土的象首陶塑，依稀可见有白色和红色颜料的印迹。推断当时的哈拉帕人，已经驯化了野象且以其为模板的装饰品已用于宗教仪式。在今天的南亚次大陆，大象依然是神力的象征，装饰华贵的大象，面部涂上油彩，以作为宗教庆典里天神的坐骑。象头神甘内什（Ganesh），被认为是“一切障碍的清除者”，在所有宗教仪式中，是第一个被召唤的神灵；也是成功、财富与智慧的赐予者。其它出土的刻有大象的印章，也证实了这种热带动物、5000年来在身毒河流域一直受到热奉与尊崇。

▲ 象首陶塑（哈拉帕遗址出土，BC2600年左右）

哈拉帕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石器、青铜器和农作物遗迹，并同时出土大量印章。印章上为象形文字，文字结构与甲骨文有一定渊源，据称，国内有民间学者试图解读，并小有成果。
考古发现，哈拉帕的城市，都是在洪水摧毁后再反复重建。每次重建的式样，都与上次一模一样。这显示哈拉帕文明有着执拗的政治意志和统一的宗教文化。

▲ 印章（哈拉帕遗址出土，BC2600年左右）

    天帝印章
    印章顶端刻有6枚哈拉帕象形文字；周围饰有犀牛、大象、老虎和其它神兽；正中雕有一王者，头戴花蒂冠，冠两侧饰以水牛角，上肢满佩手镯，裆部男根裸露，盘腿“梯几而坐”，端庄、威严。表现的当是哈拉帕人崇拜的先帝形象。
    印章上的哈拉帕象形文字，与殷商甲骨文似有某种关联。按国内大虾们的推断，当为“大帝帝玺鱼玺”，或可认作“大禹之印”。

▲ 天帝印章（哈拉帕遗址出土，BC2600年左右）

    摩亨佐-达罗古城遗迹
    发现哈拉帕遗址不久，在其560km以南的信德省、拉尔卡纳县城南20公里处，又发现同时代、规模稍小但格局却极为相似的摩亨佐-达罗古城遗迹。
    城址占地约2.5 km2，推测人口在3~3.5万左右。
    城市西部高地为统治者居住的卫城，地势较低的东部则为普通市民居住的的下城。一条宽阔的大马路自北向南纵贯全城，每隔几米就有一条东西向、呈直角相交的街道。此外，还有小巷组成的不规则的路网与街道相连。

▲ 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

卫城有城墙和濠沟环绕，四周设有防御、瞭望的塔楼。卫城南部为祠堂和寺庙建筑群，其中心为议事大厅，面积约700m2；北部中央建有公共大浴池，长12m、宽7m、深2.4m，南北两端的设有阶梯，浴池北面设有许多小浴室，室内垒砌的高台上置放水罐，整个沐浴设施具备良好的给排水系统。浴池可能是祭祀前沐浴的宗教礼仪建筑；东部可能为上层仕人的宅第；西部有规模宏大的谷仓。

▲ 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

下城内，街道整齐，垮塌的住宅房屋显示墙壁很厚，表明至少是两层楼房，大多数为多间建筑。有些房子很大，包括几套院落，6至10间房；有些则是简陋的单间房屋。通常房屋正门位于街道后面的小巷，门厅宽敞，入门可见院落，房屋的采光、通风良好。每户人家，几乎都有沐浴平台，许多家庭还建有厕所。
与卫城类似，房屋大多采用同一规格的烧砖砌成。

令人称奇的是，整个摩亨佐-达罗古城具有完善的排水系统，二楼冲洗式厕所的污水以及生活污水，可经由墙壁中的陶管排至下水道；从各家流出的污水，经室外蓄水槽沉淀，再流入暗渠式下水道；有的人家还设有经高楼倾倒垃圾的下行管道。距今6000年左右城市管理，竟然如此井井有条，着实让人肃然起敬。这也说明，身毒河流域的城市文明与社会治理，已经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 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西侧遗址视角)

摩亨佐-达罗遗址，发掘有各种农业生产器具和手工业工具；有棉花、麦类、椰枣、瓜果等农产品；家畜家禽已广为驯养，见有水牛、绵羊、骆驼、狗、马、鸡等；还有素陶、彩陶、纱、布、青铜器皿等手工业品；还有大量造型精美的艺术品，如佩饰、骨刻、绘画、小雕像等；最引人注目的是，还发现为数众多、刻有文字和异兽的印章以及大量的石制砝码。
据考察，此地先民已构建较完善的度量衡制度，其重量的基本单位是0.86kg，且已掌握了十进位制的计算规则；一件用大型贝壳制成的尺子残片上，镌有精密的刻度；城里还发现有船只残骸，这使人们相信，当时在雄厚的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上，商业也已经十分发达。许多商人聚集在城里从事经营活动，并且与海外也有频繁地贸易往来。

    天帝尸偶
    考古专家在摩亨佐·达罗还发现一处神庙。
    这里出土的几件雪花石膏器皿和散布的雕像残件，做工精湛，手法细腻，显然是宗教祭祀礼器。
    其中一尊石像，高19.05cm，双唇宽厚微抿，两眼狭长半睁，长须连鬓，不怒自威，似作沉思冥想状；右袒，左肩披衫，饰三叶花纹。类似的花纹，在美索布达米亚、古埃及和克里特，往往象征星宿或天体，常用于天神和神兽身上的装饰。
    雕像透出君临天下的王者气度，又具哲人的深邃与静穆。显然，这是一位沟通天地、执掌乾坤的神祇。
    这类圣贤，在韦陀经典里被称为Raja-Rsi，Raja是王，Rsi是圣哲，Raja-Rsi就是圣哲之王。在上古中国，相应的称其为“天帝”。既是人文始祖，又是万民君师，能与天地神明往来沟通，“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英国考古学家将其称作祭司——国王像。按中国原始宗教，当称其为天帝尸偶，祭祀大典供人祭拜的人文始祖偶像。

▲ 天帝尸偶（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

    青铜女神像
    摩亨佐?达罗出土，裸体，面露喜色，长臂纤腰，体态娴雅婀娜，身上佩戴项链和镯子，左上肢镯子叠摞、几乎没及肩部，这是哈拉帕帝王级偶像的典型配饰，至今印度西北部的妇女还保留着这种独特的风俗。

    ▲ 青铜女神像（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

    赤陶女神像
    摩亨佐?达罗出土，丰乳肥臀，头饰宽大高耸。头饰作杯形，其中现燃物灰烬，表明头饰可作香炉或油灯。
    类似的形象在印章中也有表现，比如在树林中嬉戏的长着角的丰产女神，其中一个正在产下一棵树。

    ▲ 赤陶女神像（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

    雕像显然是母神崇拜的表现，与身毒河丰产、财富和繁荣女神戴薇（Devi）极其相似，戴薇女神至今仍是印度教徒最敬仰的神灵之一。这些来自远古的女神，构成了以后数千年身毒河萨克蒂（Shakti，即性崇拜）文化的显著特征。

    ▲ 赤陶女神像（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

▲ 石雕人像（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

    天帝印章
    哈拉帕与摩亨佐·达罗最神秘、也最典型的出土文物是料石印章，种类、数量繁多。虽然至今考古学家还未能完全破译出印章上的古老文字，但印章上的图案却可以完美展示古代身毒河文明特征。
    其中一枚印章雕有王者，头戴花蒂冠，冠饰水牛角，上肢满佩手镯，盘腿“梯几而坐”，姿态端庄、威严。此坐姿当为后世瑜伽、禅坐的范本。
    印章上的5枚哈拉帕象形文字，与殷商甲骨文似有某种关联。按国内大虾们的推断，当为“帝帝鱼水玺”，或可认作“帝虞舜印”。

▲ 天帝印章（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

摩亨佐-达罗遗址，还发掘出棉织物残片，纤维属亚洲棉种，织物使用茜草类植物染料染成紫色。同时还有大量青铜器出土。
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的居民类似，她们使用同一类型的陶器以及标准化的铜器和燧石工具，佩戴黄金、红玉髓、贝壳、赤陶、天青石、绿松石打造的装饰品。

▲ 青铜器（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

    摩亨佐.达罗出土的这串采用黄金、玛瑙、碧玉以及皂石制成的精美项链，代表了哈拉帕配饰文化精湛、高超的工艺水平。然而，这种可与现代工艺相媲美的珠饰，却是哈拉帕人用最原始的方法与工具加工出来的。

    ▲ 玛瑙项链（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

    专家们在对比了东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珠子和哈拉帕珠子后认为，两者之间加工方式和技术传统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渊源关系，哈拉帕玉文化传承自距今8200~7400年的兴隆洼文化当为客观、准确的推断。

    ▲ 残断的玉髓钻头和未完成的珠料坯件（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

    从这件未完工的玉料可以得知，哈拉帕人系采用“管钻”技术进行玉石加工。这也是东亚兴隆洼文化、常用的玉石钻孔技术之一。这种玉石的加工手段，在上古属于高科技，一般不会轻易示人或外传。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出，这些玉石匠人的祖源，到底出自哪里。

    ▲ 尚未完工的钻孔（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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