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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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41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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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有学者训为“飏”或者“扬”，诂为“逃亡之速”。云：“鬼方易的易作动词用，是说鬼方飞扬而去，言其逃亡之速，下句以无咎为言。”
    此说是基于鬼方与殷商敌对，不管是将“易”训为“飏”或者“扬”，都可以解释为：鬼方被征伐，于是飞扬逃遁。故而商王占卜，鬼方逃走会不会有祸？
    学者们的“逻辑”，有时会令你哭笑不得。敌人逃跑了，是大吉大利之事，有必要占卜有祸没有吗？

    “易”，甲骨文象形为太阳视在回归运动的“三衡四间”(详见前面有关“十日历”的论述)，金文同理、象形为“五衡六间”，本义为四季轮回、节气变换（比如，《归藏易》、《连山易》），引申为位置变更，如易手、交易，此处作“因气候变换引发的定期迁徙”讲。
    鬼方生业“亦农亦牧”、以牧为重，而农历五月，正值牲畜“四季转场”之“夏季转场”的时机。因而，商人要为自己的本家——“鬼亲”算上一卦，瞧瞧这种大规模的“转场”，会否遇上什么灾祸？

    扩展知识
    【转场】：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每年公历6月，哈萨克牧民便开始夏季大转场。
    全牧区近150万头牲畜，要在10天内通过19条千年古牧道、迁徙至阿尔泰山深处的夏季牧场。牧民们赶着畜群千里跋涉，南北转移，浩浩荡荡，气势恢宏，俨然一道新疆最美的人文和自然奇观。
    阿尔泰牧民大转场已有数千年的历史，随着四季的变换、海拔的温差、草场的易位，牧民往往离开原有驻地，“逐水草而居”。
    阿尔泰地区，位于东亚西北。冬季气温低，牧民便在海拔较低、较温暖的草场放牧；春季转暖，便向高处草场转移；夏季普遍高温，牧民则转移至海拔较高、温度较低的高山草甸放牧；秋季天气转冷，牧民又向海拔较低的草场转移；冬季再回到山麓牧场，利用囤积的牧草过冬。周而复始，年复一年。

    ▲ 哈萨克牧民大转场
    采自：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

    其实，以农为重的古代生产实践，也有“易”的问题。
    《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翻译成白话就是：一年一收的好地，每家按一百亩分；而收一年歇一年的次等土地，每家应按二百亩分；如果是收一年歇两年的赖地，则每家须按三百亩分。
    这是一种基于土地肥瘦不同而采取的土地分配方式。理由是：良田收成高，瘠土收成低。要想获得同样的好收成，瘠土就须歇一年甚至两年再耕种。土地占有者要想得到相应的地租，分配给使用者的土地面积，就要肥、瘦区别对待。如此，方显公平、合理。

《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这段话的大背景，是所谓“井田制”。这是周代按照“一夫百亩”的标准、分配土地使用权的一种制度。百亩，约合今五十一亩左右，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一个劳动力所能耕作的最大极限。
土地歇一年或者歇两年再行耕种，分别称为“二圃式轮作”和“圃式轮作”，这是农耕族群在近万年的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养地技巧。《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这里的“易”，就有“轮换”的含义。

    “壬辰卜，争贞：隹鬼，[它攵]。”
    “贞：不隹之[它攵]。”（乙3407）
    “允隹鬼眔周，[它攵]。”（乙3408，3407反）
    这组卜辞,每一行都有一个[它攵]，初义为以朴剁蛇，于省吾先生解释为“割解俘虏以为祭牲”。若如此，上组卜辞便可以解释为：让（或不让）鬼方、周方施行剁解人牲的祭祀合适吗？

    “王勿从鬼。”
    “贞：王从□伐巴，帝受估。”
    这组卜辞，是商王贞问：可不可以让鬼方替他去征伐巴方？

“丁卯，贞：王令嵬、鬻刚于京。”
贞问：商王令鬼方、鬻方在京畿举行“刚”祭，是否吉利？“刚”，甲骨文象形为网状割裂，即对牺牲施行网状割裂式血祭。

    “贞：鬼获羌。”
    “贞：鬼不其获羌。”
    “乙巳卜，宾贞：鬼获羌。一月。”
    “乙巳卜，宾贞：鬼不其获羌。”
    这组卜辞，是商王贞问：鬼方伐羌，能否替商王抓获羌俘。

    与殷商甲骨卜辞对鬼方的温情记载不同，周人以降记载的殷商与鬼方，则是相互屠戮、血腥仇杀。两种记载反差如此巨大，使人不得不怀疑周人的动机并将其与“阴谋论”联系在一起。
    《易?既济》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高宗，商武丁的谥号。此条爻辞是说，殷商伐鬼方，高宗三年时得手。
    《易?未济》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用”当为“周”之讹，应该是指周人。所谓“大国”，实指殷商。岐周还弱小之时，向持韬光养晦之策。盖周初文献，凡自称，必曰“小邦周”；称商，则曰“大国殷”、“大邑商”。所以这条《爻辞》说的伐鬼方者确系周人。周人为殷商所驱使，共伐鬼方，高宗三年时，终获大邑商的赏赐，作为“小邦周”而言，的确是件既有里子又有面子的大事情。

    《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云：武乙“卅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所谓“西落鬼戎”，实即“鬼方”。商代末年，周尚为商之属邦，经常受商命出征。大概经过此次战争，鬼方败而亦臣服于商。
    今本《竹书纪年》卷上：“武丁卅二年，伐鬼方，次于荆。卅四年，克鬼方，氐羌来宾。”
    此后，关于殷商与鬼方关系的记载，越来越血腥、残忍，最后达到令人惊恐和震撼的地步。

    《礼记?明堂位》：“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
    《战国策?赵策》云：“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然而叹，故拘之牗里之车，百日而欲舍之死。”此鬼侯《史记》作“九侯”，《殷本纪》谓“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鬼、九同为见纽字，可通假，鬼侯当即鬼方之君，服属于商时被封之号。可见，鬼方在商代末年和周一样，可能也成了商的属国。
    《史记?殷本纪》：“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于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鬼侯。’是故鬼侯或可称九侯。”

    周人将正统争夺的失败者商纣王，描绘得暴戾恣睢、荒淫无度。说是：
    鬼侯有个女儿长得娇美，把她献给殷纣王，纣王却认为她长得丑，顺势就把九侯剁成了肉酱（醢）。鄂侯刚直诤谏，激烈辩白，纣王又把鄂侯杀了做成肉干（脯）。文王听闻此事，暗自叹息，纣王又把他囚禁在牖里监牢一百天，想要弄死他。
    但《战国策?赵策》的编纂者百密一疏，把诋毁殷商的事情搞砸了。这三位遭受刑罚的人，在殷商朝廷已经“位列三公”，明显是殷商帝国的股肱、栋梁。说明，鬼方在殷商的国家构建上，一直是以中坚力量出现的。没有实力、没有威望、没有与殷商王朝良好的族际关系，断不会出现鬼侯“位列三公”的政治态势。

清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的小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近年研究多指向周昭王时期）的青铜器（原器已佚失），也是最著名的青铜器之一，铭文长达四百字左右，是西周早期字数最多的一篇金文，其内容对探讨当时历史和典章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小盂鼎》铭文也明确提到了“鬼方”，并阐明了与新生政权——周朝的相互关系。从《小盂鼎》身上，我们能感受到这个诞生于炎黄时期的古老部族，与中原正统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

《小盂鼎》：“隹八月既朢，……王令，盂，以鬼方伐，鬼方众殳，执馘八执，万上人，集馘三千八百卅二馘，孚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马万四千匹，孚车卅辆，孚牛，二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盂，鬼方众殳，□□□乎蔑，我征，执万一人，集馘百卅十馘，孚人□□人，孚马三百四匹，孚车百五十辆。”

    囿于人口及社会生产力，上古战争规模一般不大。
    商王武丁“伐”敌对方国，出兵人数一般在三千人(见甲骨卜辞：《英藏》558、559)，多者或五千人(见甲骨卜辞：《合集》6409、6539)。
    大名鼎鼎的女中豪杰“妇好”，以王后之身御驾亲征，兵力最多也不过区区一万人，那还是应对西戎劲敌——羌方。要是面对弱小的方国，一般也就出动数千人的队伍了事。

    在商朝，对羌战争十分频繁，卜辞中也大量载有用羌人牺牲来祭祀的五花八门的场面。
    “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130）
    辛巳日，贞卜：给妇好征集车兵三千、军旅一万，伐羌方可否？
    这是武丁时期，甲骨文中有记录的、征召军旅人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 《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130

    我们再来看看“武王伐纣”的著名战役——牧野之战。
    周军：兵车300乘（古制每乘75人，合22500人），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总计70500人。
    商军：有70万和17万两种说法。北京军事博物馆战役介绍，采用17万人的说法。试想当时商朝中期的武丁时期，商军讨伐异族，最多出兵不过万人。当时牧野之战时，商军正规军正在北方边境作战，可谓给了商纣一个“趁虚而入”。武王举天下三分之二盟友讨之、不过7万之众，商朝组织都城的奴隶和剩余部队“17万人”的说法应该比较客观。当然，如不是突袭，商纣举国聚集70万众也不是不可能。

    而《小盂鼎》所记载的周康王（或周昭王）征伐鬼方，一战居然擒获酋首8人，毙敌上万名，斩获首级3832颗，俘虏13081人，缴获马14000匹、兵车30乘、牛255头、羊38只；二战居然又擒获酋首1人，毙敌万余名，斩获首级130颗，俘虏无数，缴获马304匹、兵车150乘。
    古人打仗，拼的是蛮力和勇气。勇气相当，没有2、3倍于敌的力量，胜仗是很难拿下来的。如此估算，伐鬼方之战，周朝须动用4~6万左右的壮丁。
    到此，我们才恍然大悟，跟鬼方有血仇的，其实是周人！原因就是殷商可能就出自鬼方。

    鬼方来自哪里？
    司马贞《史记索隐》释荤粥：“匈奴之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
    近代学者王国维也持相同观点，其《鬼方昆夷玁狁考》曰:“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其见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

    《史记索隐》与《鬼方昆夷玁狁考》对鬼方族源及演进的认证，颇为武断。这里有个常识性问题，熏粥、淳维、鬼方、猃狁（玁狁）、匈奴皆为“虞、夏、商、周、汉”不同朝代的“强梁”，民族兴旺常常是“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正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一个族群不可能2000年一直长盛不衰。因此，由熏粥到匈奴的鬼方演化进程，一定是有失偏颇的。
    尽管族群兴衰有起有伏，但若掌握生存之道，长久延续、历久弥新当不在话下。
    其实，鬼方并没有那么多的奇怪称谓，她们“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一直自称“鬼”族，且万年不变。

    大家也许还记得，我们在本文“玉石起源”章节，谈论过的“一目人”。
    这些东夷先民，在9000多年前的世纪大洪水时期，少昊与颛顼“撕破脸”（弃其琴瑟）后，因族群强烈对抗，兵败，遗族由“东海大壑”（琉球）退居南西伯利亚及阿尔泰山一带。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
    有：持……标识的旌旗；
    威姓：有其姓必有其国，表示“一目人”被册封为独立方国；
    食黍：黍作为生。黍，为东亚典型的人工培育作物。
    【图译】：有打“人”形标识旌旗的部族，该标识为“人，独眼，眼长在面部正中。”一说为威姓。少昊之子，黍作为生。

▲ 上古方国地理位置图（阿尔泰山）

    “一目人”为农耕部族，已掌握先进生产力，黍作为生，实力雄厚，骁勇善战，周遭异族莫不惧之。
    因此，上古的阿尔泰山地区，曾是“一目人”的主场。
    一目人，也称“独目人”，在阿尔泰山脉生活了数千年的、一个谜一般的族群。在外人感知中，因其“只有一目，当面中生”而得名。
    独目人所建的国度，在史前中亚是一个十分强大且有着异常发达文明的神秘古国。因此，历史上独目人广泛存在于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典籍、神话及文学作品之中，影响面广，声名显赫。

公元前七世纪，最早从欧洲到中国探险的古希腊人亚里斯底阿斯，从黑海东北出发，向东行至中国的阿尔泰山一带，前后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有史记载以来，西方人最早的“中国之行”，并将旅行见闻写成《独目人》一书。据后世所存残句称，伊赛顿人戴下垂的发饰；而阿里马斯普人（独目人）则人口众多，英勇善战，畜牧发达，羊马成群。传说他们毛发毵毵，面貌奇特，只在前额当中长着一只眼，故名“独目人”。由于阿尔泰山盛产黄金，他们经常与看守黄金的格里芬人争斗，以抢夺黄金。这一描绘证实了独目的阿里马斯普人，远古曾经长期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

    通过《山海经》方国地理构建，我们发现“一目人”后来有向南方塔里木盆地迁徙的迹象。
    随世界性的气候由温湿逐渐向干冷转换，南西伯利亚及阿尔泰山一带已不再适合农耕。
    4000多年前，一支持“一目人”徽铭志的农耕族群，由阿尔泰山向南方水草丰美之地迁徙，他们看到罗布泊绿洲繁茂、胡杨成林，便在此定居下来。
    在其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罗布泊的先民们逐渐掌握了灌溉技术、制铜技术、纺织技术，开始大规模开发他们的家园，罗布泊进入青铜时代。他们从东亚带来黍，从西亚引入小麦，在绿洲中开垦出大面积的农田；同时，蓄养大量引自中亚的牛、马、羊等家畜，过着亦农亦牧的惬意生活。

    《山海经·海内北经》载：“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一目。”
    尸：古代祭祀用的先祖神偶、神像或扮演先祖受祭的人。
    鬼国：鬼方，上古西域方国。袁珂注：“鬼、威音近，当亦是此国。”鬼国应该是威姓方国，见《山海经·大荒北经》。
    为物：“其为物”，脱“其”。其：图腾。物：用于祭祀的牲灵。
    【图译】：鬼国在“贰负”神偶之北，族徽为“神，人面，只长一眼。”
    阿尔泰山脉居住的威姓“一目人”，来到罗布泊后，仍以“一目人”为族徽建立“鬼国”。有了国家形态，说明“一目人”由早期的原始公社，跨入了阶级社会。

▲ 《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图（塔里木盆地）

    《山海经·大荒北经》的“威”实际是《山海经·海内北经》“鬼”的金文讹化，因为二者的象形近似。后世典籍中的鬼方、畏方、人方，春秋时的隗姓、隈姓、嬇姓，汉朝的“卫”姓，皆源于《山海经·海内北经》的“鬼国”。
    见于文献记载的“隗”姓，在所有青铜铭文中均作“媿”，而且“鬼”字在左，“跪坐女”字在右。如河南洛阳出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西周时期盛食器“青铜毳簋”。
    其铭文载：“毳作王母媿氏□簋，媿氏其眉寿万年用。”

▲ 西周青铜毳簋

鬼国以“一目人”为族徽，这个“一目人”其实就是“鬼”的甲骨文象形文字符号。

    《说文解字》：“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凡鬼之属皆从鬼。[礻鬼]，古文从示。居伟切。”
    俺解鬼字：甲骨文象形为“曰”+“人”。本义，头戴“一目”面具，悉心替祖先神灵借尸下凡、降世、附体、还魂的巫觋（萨满）。“曰”+“跪坐女”为母系社会的“巫”；“曰”+“立男”为父系社会的觋；“曰”+“大”为阶级社会的巫酋。“礻”+“鬼”则为国家社稷的大巫师。后世引申为介于神灵与凡人之间、孤独游荡的灵魂。
    历史上，在狩猎、战争、巫术、舞蹈、戏剧、丧葬等活动中，神灵面具曾经被广泛运用。其最早出现的年代，可追朔至9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至2014年，以色列古物管理局(IAA)陆续征集到一批远古面具，据称采自约旦河西岸、希伯伦以东的以占定居点Pnei Hever附近的农田，很可能是由于农业活动造成田野土壤的扰动，将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文物裹挟出来。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古老面具应该是由狩猎-采集向农耕-畜牧过渡的前陶新石器时代(pre-pottery neolithic period)的黎凡特人所为，推测年代距今约9000年。
    面具由石灰岩雕琢而成，重约1~2kg，其中一具仍有色彩残留，双眼圆睁，鼻梁挺直，眉骨突出，扩口微张，牙齿外露，造型诡异。面具边缘布有5个通孔，似举行宗教仪式时，系于巫觋面部或者栓挂在神柱之上，当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祭祀礼器，以表现死去的祖先及其灵魂。

    ▲ 石琢面具（朱迪亚沙漠纳哈尔-赫马尔洞穴出土）
    以色列博物馆馆藏

    ▲ 石琢面具（朱迪亚丘陵区的霍尔瓦特-杜马出土）
    以色列博物馆馆藏

    东亚已发现的最早面具出自北福地遗址。
    北福地遗址，地处太行山脉东麓与华北平原的接壤地带，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南12.5km的易水河北岸台地上，面积约30000m2，文化层堆积厚度1m。
    根据地层关系，考古人员将遗址分为两期。
    北福地一期，遗存特征以盂与支脚为典型陶器，均为夹砂云母陶，不见泥质陶，文化面貌与磁山文化早期相似，但比磁山文化要早，属较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年代距今7000~8000年；
    北福地二期，遗存特征以釜、钵与支脚为典型陶器，有泥质陶器，属前仰韶时代遗存。

北福地一期，是目前华北地区年代较早的、早期新石器遗存。这次发掘中，发现有原始人居住过的、不规则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基址；发掘出陶器和石器近200件，陶器主要有釜、支脚、鼎、壶、盆、钵、碗、瓶，石器有石斧、石碗、石磨棒、石磨盘等；2号房址内还出土有表面刻画有人面形象的完整陶片。其中房址和人面雕刻陶片，为此次发掘的新发现。
雕刻陶片，正面为人脸形状，上宽下窄；鼻子和嘴为浅浮雕，清晰可辨；两只眼睛为透雕。在陶片的边缘还散布着５个小孔，整体形状与一般现代面具十分相似。

▲ 陶刻面具（北福地遗址出土）

北福地一期还出土有其它陶刻面具。
这些陶刻面具的形制有大小之分，大者与真人面部基本相同，小的尺寸为10cm左右，面具四周均有小穿孔，应为系戴时穿绳之用。雕刻技法为阳刻、阴刻、镂空三种相结合，艺术风格融写实性、象征性和装饰性为一体，是史前原始艺术的珍品。

▲ 陶刻面具（北福地遗址出土）

最奇特的现象是，这些面具不仅包括人面，还包括兽面，如猴面具、猪面具和带有牙齿和胡须的猫科动物面具等。
北福地的陶制面具与同期的洪江高庙白陶的獠牙图形、其后的良渚文化玉琮的神徽以及三星堆文明的青铜/金面具、陈国公主墓的金面具、甚至与近代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的傩祭面具都是一脉相承的。据现有发掘资料看，北福地遗址陶面具，当是我国最早的原始宗教法器。

▲ 陶刻面具（北福地遗址出土）

面具文化，彰显了Pnei Hever人、北福地人的族群属性，表明两地先民与有鬼氏血肉相连的宗亲关系。即使两地有7000~8000km之遥，那也是9000年前，世纪洪水、族群争斗、迫于生计而远徙的结果。

有“鬼”氏，当为人类历史上最原始的信仰（萨满）和最早的象征性祈愿舞蹈（傩戏）的创立者。她们以人类精神产品的提供者为傲，故“鬼”是她们的自称，而“一目人”或“独目人”则是周围族群对其徽铭志感悟的他称。
萨满，阿尔泰语[saman]，中原谓之“巫觋”，被认为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与现代宗教神职人员最大的不同，是以个人的躯体作为人与神之间实现信息勾通、灵魂易位的媒介。通常，远古时期的大酋长，同时也是大萨满。

    能将上古原始的信仰（萨满）和象征性祈愿舞蹈（傩戏）充分展示的，莫过于三星堆文明。
    在三星堆遗址，仅1号与2号器物坑，就出土青铜人像面具21件，其中完整者有14件。
    1号坑出土的人像面具较小，高仅7cm，宽仅9.2cm，风格拙朴，外形简练，大约是比较早期的产品。

    ▲ 早期青铜人像面具（三星堆文明）

    2号坑出土的人像面具，不仅数量多，而且体形也较1号坑大，最大者高达40.3cm、宽达60.5cm，小者也高15.2cm、宽19cm，其中有些人像面具眉部和眼部涂有黑色颜料，唇部涂有红色颜料，看上去更显灵动。

    ▲ 青铜人像面具（三星堆文明）

    另一类型的青铜纵目面具，额中錾凿方孔被置以勾云形脑门条饰，高数十cm、约头长的两倍。
    推测，前面三件、额中留孔的青铜纵目面具为残件，而额中錾凿方孔被置以勾云形精美条饰的此件，当为整器。也就是说，前面三件、额中留孔的青铜纵目面具，应当安置类似勾云形条饰，方属完整构型。
    该件纵目人像面具略小，宽77.4cm，眼柱突出眼眶约9cm，但鼻梁上方有根高达68.1cm的装饰物，整体高达82.5cm，气魄非凡。

    青铜纵目面具
    在2号祭祀坑中共出土了三件青铜纵目人像面具，其眼睛都如圆柱一样从眼眶中突出出来。
    青铜纵目面具，是三星堆众多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夸张，体量最大，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青铜面具。
    面具高64.5cm，宽138cm。
    宽颐，广额，长眉；眼球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达16cm；双耳向两侧充分伸展并向上高耸，似有飞扬之势；高鼻，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阔口，唇缝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耳前发际上下及额部正中各錾凿一方孔。
    另有两件大小不一、但造型基本相同的青铜纵目面具，尺寸分别为：高22.5cm，宽42.5cm；高80cm、宽132cm、重100kg。

▲ 额饰遗失的纵目青铜面具（三星堆文明）

▲ 具额饰的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文明）

超现实的造型，使得这些青铜面具神情静穆、威风八面、正气浩然，似有看穿寰宇、摄人心魄的强烈震慑力。
这些青铜面具均为薄唇、阔嘴、高鼻纵目，人种特征与现代东亚人明显不同。视乎在昭示后人，上古三星堆主人体貌的独特性。

    薄型青铜兽像面具
    考古工作者还在2号坑发现了9件用浅浮雕方法铸就的青铜“兽像面具”。这些“兽像面具”犄角与双耳均呈勾云状，方颐，眼眸近圆、硕大，长眉直达犄角尾端，长直蒜头鼻，阔口齐腮，尖牙外露，有三齿形额饰，顶发呈卷云状，整体纹饰作对称布局，抽象、威严、凝重，造型奇特、诡谲。
    与青铜人像面具比较，青铜“兽像面具”的眼睛则扁平趋圆，眼、眉、齿均以黑彩上色，恐怖、神秘。
    颌下的一对夔龙，设计为独足，相向站立，以驮负“兽像面具”，上翘的龙尾与兽面的犄角呼应，夔龙的眼睛也与兽面的圆眼相呼应，视觉上强化了“眼睛”图语的宗教意义。

▲ 薄型青铜兽像面具（三星堆文明）

薄型青铜面具在三星堆青铜器物造型中的用途较为明显，就是古蜀王国宗教活动中作为宗庙或宫殿的壁挂徽铭志。
三星堆青铜兽像面具构型，明显呈现石家河文化特征，与孙家岗遗址出土的M149:1獠牙神祖牌饰比较，仅是獠牙钝化、不再突出，整体意境则异曲同工。这些源自良渚文化的兽面纹饰（见反山12号墓出土文物），所要表现的、正是族群神祖的图形语境和文化特征。

    作为远古人文始祖和东夷九黎部落联盟首领的蚩尤，其图腾形象即为头上长角的“牛首兽面”。这一形象也揭示了炎帝世系与东夷部族间的姻亲关系。当蚩尤与黄帝争夺势力范围败北之后，东夷苗裔为缅怀被残杀的蚩尤，世代以“牛首兽面”的物语造型加以祭奠。
    [南北朝]祖冲之《述异记·杂叙》载：“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
    汉代谶纬《龙鱼河图》也道：黄帝得玄女“兵信神符”大败蚩尤，“蚩尤没後，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伏。”

    黄金面罩
    发掘于三星堆遗址5号器物坑，残件，宽度约23cm，高度约28cm，重约280g，较厚，面部方形、大眼镂空、耳朵宽大、鼻梁坚挺呈三角状，与此前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风格十分相似。
    三星堆遗址共出土黄金面罩6件，均系采用金箔在“青铜人像面具”上捶拓而成。显然，从面具的构型看，当为相应“青铜人像面具”的黄金“覆面”或称“面罩”，旨在彰显神祖的崇高与尊贵。这种例子，在三星堆的“圆顶”或“平顶”青铜“人头像”上，不难找到。

▲ 黄金面具残件（三星堆文明）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1986年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级文物，高41cm，宽18.8cm，断面横径12cm、纵径13.8cm。
    它们的大小、形状、面部特征跟普通的青铜人头像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因为脸上多了一层金光闪闪的金面罩，就显得格外尊贵。像这种戴着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在整个三星堆遗址一共出土了四件，不同于战国后常见的鎏金工艺，这种金面罩是用黏合剂粘到人头像上的。

▲ 覆黄金面具的平顶青铜人头像（三星堆文明）

囿于尺寸和重量，大部分青铜面具也许无法为傩仪巫觋使用，但它们所承载的信仰崇拜与宗教文化内涵是不变的。作为神祖面具，不能戴在巫觋的头上，但却可以悬挂在大傩仪式的厅堂或者祭坛图腾廊柱上，同样可以彰显神祖的威灵以及族群众生对先祖的希冀。
三星堆文化，在中华文明的浩瀚宝库中个性鲜明、独树一帜，尤其是出土的人像，不管覆黄金面具拟或不覆黄金面具的，无一不呈现高鼻深目、颧骨突出、阔嘴大耳、棱角分明的面貌。显而易见，这符合三星堆文化创造者的体质人类学特征，至少符合其先祖的体质人类学特征。

从三星堆各种面具的叙事图语中，我们对“鬼”有了更形象化的理解。“鬼”，是原始信仰、图腾崇拜和巫祝文化的共同产物。远古先民，正是通过“鬼”这种头戴神祖面具的巫觋，搭建出上苍与下界的桥梁，期望先祖附体，莅临凡间，最终达到驱邪逐疫、猎获丰盈或者战胜敌人的目的。
用周代祭祀礼仪中的“方相氏”来解释“鬼”，可能更具感性认知。

    《周礼?夏官》是这样描述“方相氏”的：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郑玄曰：“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疠之鬼，如今魌头也。时傩，四时作，方相氏以傩却凶恶也。”

    实际上，方相氏是在宫廷大傩[nuó]仪式中，驱邪逐疫的司仪官，同时也是傩仪信仰母题的神话主角。
    大傩[nuó]，人扮熊形方相氏，戴四目恐怖面具，率人扮的十二神兽，“傩、傩”喧哗舞蹈，驱邪驱疫。

《太平御览》引《礼记?外传》曰：“‘方相氏之官，岁有三时，率领群隶，驱索疠疫之气于宫室之中，亦攘送之义也。天以一气化万物，五帝各行其德，余气留滞则伤后时，谓之不和，而灾疫兴焉。大傩者，贵贱至于邑里，皆得驱疫。命国傩者，但于国城中行之耳。’名之傩者，取群为傩傩之声。”
两汉、两晋画像石中，方相氏通常是这副摸样：人身兽足，似熊非熊，瞠目张口，赤身裸体，跨步、作奔走捉拿状，以为墓室中驱除魍魉的神祇。

方相氏（镇江东晋墓画像砖）

    根据甲骨文及《周礼》、《礼记》记载，方相氏可以追溯到商周的宫廷傩祭。
    《太平御览》引《礼记?月令》曰:“季春日，命国傩，九门磔攘，以毕春风。”
    又引《月令?仲秋》曰：“天子乃傩，以达秋气。”
    又引《月令?季冬》曰：“‘命有司大傩，旁磔以送寒气。’大傩为岁终逐阴除疫以送寒气，故周官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旁谓王城四旁十二门也。磔谓磔犬于门也。春磔九门，冬礼大，故遍磔于十二门，所以扶阳抑阴之义。犬属金，冬尽春兴，春为木，故杀金以助木气。”

自商周始，已有每年三次大傩的礼仪，季春、仲秋、冬至都要举行一次，正所谓“以毕春风”、“以达秋气”、“以送寒气”。
彼时，贵族官宦之家如遇大丧，举行葬礼，也由方相氏出马，“蒙熊皮”，戴四目面具，着黑衣红裙，“执戈扬盾”，率众“神兽”傩舞，以在灵柩、墓地继而追至墓穴驱赶一种叫“方良”（即罔象）的“好食人肝脑”的魍魉。

    到了汉代，这个仪式已成国傩，声势浩大，发展到天子“御驾亲征”的程度。
    [东汉]廉品《大傩赋》载：“于吉日之上戊，将大蜡于腊蒸。先兹日之酉久，宿洁净以清澄。乃班有司，聚众大傩。天子坐华骏，临朱轩，凭玉几，席文弥，率百隶之侲子，群鼓噪于宫垣。……投妖匿于洛裔，辽绝限于飞梁。”
    [东汉]张衡《东京赋》载：“尔乃卒岁大傩，驱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首玄制。”注云：“卫士千人在端门外，五营千骑土在卫土外，为三部，更送至洛水，凡三辈，逐鬼投洛水中。”

唐代，傩祭的场面更加宏大。
《乐府杂录》载：“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黄金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作‘傩、傩’之声，以除逐也。右十二人，皆朱发，衣白画衣。各执麻鞭，辫麻为之，长数尺，振之声甚厉。乃呼神名，其有甲作，食者；巯胃，食虎者；腾简，食不祥者；揽诸，食咎者；祖明、强梁，共食砾死寄考者；腾根，食蛊者等。侲子五百，小儿为之，衣朱褶、素襦，戴面具，以晦日于紫宸殿前傩，张宫悬乐。太常卿及少卿押乐正到四阁门，丞并太乐署令、鼓吹署令、协律郎并押乐在殿前。事前十日，太常卿并诸官于本寺先阅傩，并遍阅诸乐。其日，大宴三五署官，其朝寮家皆上棚观之，百姓亦入看，颇谓壮观也。太常卿上此。岁除前一日，于右金吾龙尾道下重阅，即不用乐也。御楼时，于金鸡竿下打赦鼓一面，钲一面，以五十人，唱色十下，鼓一下，钲以千下。”

周代至汉代，大傩皆玄衣朱裳，唐代则衣白衣描画，披朱发，又以麻鞭振响制造气氛。振子即侲子，制造动静，助阵驱魔。
由于傩祭禀赋驱邪逐疫、期望平安的美好寓意，深受历代朝野的重视，其喧嚣、经久不绝；其形式、历久弥新。

至南宋，皇家仍在“禁中以腊月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三十日为大节夜，呈女童驱傩，装六丁、六甲、六神之类。”——周密，南宋，《武林旧事》；“十二月八曰为腊曰。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宗懔，南朝梁，《荆楚岁时记》。
直至明代，皇家傩祭趋冷，但民间还在“除夕逐除，俗于是夕具牲礼，札草船，列纸马，陈火炬，家长督之，遍各房室驱呼怒吼，如斥遣状，谓之逐鬼，即古傩意也。”——[明]嘉靖《贵州通志》

不管后世傩祭的场面如何浩大、规格如何上档次，与三星堆文明相比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三星堆傩祭面具种类之繁多、数量之庞大，在4000多年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下，想必已经是倾尽了国家财力、物力与人力。这种对虚拟精神世界的执着和对宗教信仰的虔诚，除“独目人”——鬼方外，很难再有别的族群可以比肩。

    夏商时期，鬼方一部由塔里木河畔向东返迁至黄河流域的陕北、晋北一带。近年来，歧山地区出土的史料文物也进一步给予证实。
    甲骨文（Ｈ11:8）载：“□鬼告不乎宅商西”
    这条卜辞中的鬼，当为鬼方；商，即大邑商。此时，鬼方已位于大邑商（今安阳）以西，与殷商王土开始接壤。

    李家崖古城遗址，被认为是龙山文化至早周时代、“鬼方”的代表性文化。
    遗址位于陕西省清涧县、高杰镇李家崖村西、无定河东岸台地，南、西、北三面环水。古城平面呈不规则矩形，东西宽495m，南北长122~213m，总占地面积67000m2。古城东西筑有城墙，南北以高到百米的悬崖作天然屏障。
    东城墙筑在土丘上，残长128米，复原长160米；西城墙残长35米，复原长151米。东西城墙均为土石结构，用大小基本相同的小石块和土筑成，一层石块上敷一层土，内部充填致密，外壁平整光洁，结整体构坚实稳定。
    城内房址、窖穴、道路清晰可辩。

    该遗址共发掘有有9座房址、60多座墓葬、10件铜器、57件石器、100件骨器和2万余件陶器残片。
    出土大量商至汉代的斧、棒、盆等石器；鬲、罐、碗等陶器；锥、铲、骨卜等骨器；圭、料珠等玉器；剑、矛、驽、印章、货币等青铜器。
    遗址还有“稷”一类谷物以及家畜、野生动物骨骸的出土。这表明李家崖先民从事农、牧、猎多种生产活动，并非单纯以游牧、狩猎为生。
    在古城的东部，有一座规模较大、布局严整的院落式建筑，四周筑有夯土围墙。院内房子分布井然有序、别具一格，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的整体布局与古籍记载的宗庙、宫室有相同之处，应是城内祭祀和行政场所。这说明李家崖古城可能是当时周边各部族的主要宗教和政治活动中心。

    考古学界认为，该文化是与商周之际雄踞在北方地区的部落—鬼方相关，而清涧无定河流域则是商晚期鬼方部落活动的主要区域。
    1983年5月，经省考古研究所确认，古城遗址为商代鬼方都城遗址。
    李家崖古城址文化遗存，被考古界命名为李家崖文化，该遗址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家崖文化，是近年来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一个进入青铜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其年代大约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在出土的从龙山文化至周秦文化层的众多考古资料中，最独特是一件出自李家崖文化底层的石雕人像，其时代相当于商周之际，距今有3000年左右。
人像采用阴刻粗线条环绕石坯雕刻而成，被发掘者推断为祭祀时供奉的神主或灵牌，可能原放置于宗庙类祠堂中。石雕人像残高45cm，宽28cm，厚11.2cm，雕像下半部分残缺，整体形象不明。

▲ A1T15H4:1石雕人像（李家崖文化）

▲ A1T15H4:1石雕人像线图（李家崖文化）

此外，在古城址西城墙第三文化层内出土一件三足瓮残件，其沿面上契刻有一“鬼”的象形铭文。因此李家崖文化的族群，被发掘者推断为殷商甲骨文中曾出现过的著名邦国——鬼方。
陶器往往是远古新石器时代重要的祭祀、宴飨、征伐或丧葬的礼器。其上的纹饰、契刻符号，一般具有族群信仰或图腾的文化意涵。因此，“鬼”当是李家崖先民的自称。

▲ C2T1⑤:31“鬼”字陶文（李家崖文化）

李家崖古城遗址座落于陕西省清涧县、高杰镇李家崖村西无定河东岸（左岸）台地，南、西、北三面环河（汭），地形险要，具有“姚”姓、“妫”姓氏族河畔隈曲居址的典型特征。
无定河，黄河一级支流，位于陕西省北部，是榆林地区最大的河流。其上游叫红柳河，流经靖边新桥后称为无定河。它发源于定边县白于山北麓，北偏北流经定边、靖边后，曲而向东流经横山，再曲而南偏东流经米脂、绥德，沿途纳榆溪河、芦河、大理河、淮宁河等支流，最终在清涧县河口、东南注入黄河。全长491km，流域面积30260km2。

▲ 无定河流域地理位置图

    李家崖文化，是分布在陕北、晋西北以及内蒙阴山以南地区的一个处于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最近有专家在一篇名为《江汉考古》（2020-1）的文章中，将李家崖文化的年代定为始于“殷墟一期至商周之际，最晚不过西周早期”，认为该文化的持续时间与古典文献中“鬼方”的活跃时间是吻合的。
    然而，若按《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以及《山海经?海内北经》“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一目。”的论述，“一目人”有鬼氏在东亚西北出现的年代，至少可上溯至9000多年前的世纪大洪水时期。

有鬼氏曾长期活跃于阿尔泰山、祁连山、葱岭、罗布淖尔以及河西走廊等西北一带，这往往被古代中原正统定性为“胡人”。如《汉书?西域传》云：“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即使是当今的考古界，也会将其认作“高鼻深目、金发碧眼”的南下高加索人。殷商大墓中，殉葬的鬼方战俘，仅以体质人类学的视角去看，也完全会得出上述结论。

    但笔者想要告诉你的是，有鬼氏“高鼻深目、金发碧眼”不假，但绝不是南下的高加索人，她们就是东亚土生土长的“北方人种”。而那些所谓“高加索人”，反而是早期西去的东亚“北方人种”的后代。
    至少在距今6000多年前，还有源自东亚的农耕族群、陆续抵达黑海沿岸。比如，黑海北岸、特里波利耶文明的蛇图腾以及太极符、涡旋纹彩陶；又比如，位于黑海西岸、巴尔干半岛、以黄金饰品著名的瓦尔纳墓葬遗址的拾骨葬（二次葬）和无骨葬（衣冠冢），无体现了东方仰韶文化的深刻内涵。
    以上结论，详见本文“太极斗历”、“人类起源”、“‘新仙女木’事件与颛顼南侵”等相关章节，此不赘述。

通过前面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活动地域、还是宗教文化形式，有鬼氏与考古学意义的“小河人”二者之间，多有重叠之处，甚至与汉代著名的月氏族，也有几分类似。因此，有鬼氏与“小河人”、月氏同源的可能性极高。
而在西域，与族属相涉的姓氏、河流、地名等许多关键字，在发音上也多有重叠和近似。比如：妫[guī]、鬼[guǐ]、魁[kuí]、媿[kuì]、嬇[kuì]、威[wēi]、隗[wěi]、畏[wèi]、隈[wēi]等。

    东亚系统性的文字，公认的、是以BC1600年的殷商甲骨文为标尺。在只存在象形符号、甚至连符号都没有的远古时代，人们是如何区分发音相似或相近文字的确切含义的？答案是没办法。其实，在远古也用不着区分，上面举出9个发音相同或相近的文字，其含义的根源均指向“鬼”，均为有鬼氏的从属关联文字。作为姓氏，则有妫、媿、威等；作为居所，则为隈、隗等。
    比如有鬼氏习惯于居住的凸湾河汭，人们皆称其为“隈曲”。
    古文“媿”同“愧”，指惭愧；羞辱；愧色等。因失误、做错而不好意思见人，继而双手蒙面以掩羞愧，蒙面就是“鬼”的基本形态。

    既有西北狩猎世家有虞氏血统，又有东夷天文世家有鬼氏血统，虞舜家族的东亚“北方人种”属性，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虞舜家族的人类体质学特征当为：金发碧眼、高鼻深目。
    需要指出的是，虞舜家族与“小河人”的亲缘关系很近，她们从未去过什么高加索，她们从事“狩猎-采集”的先祖，就是5万年前、“末次冰期”业已形成的东亚“北方人种”，“青眼赤须、状类猕猴。”
    如果我们认为，仅凭虞舜家族的迁徙路线与“小河人”有重叠、就认为“虞舜家族与‘小河人’的亲缘关系很近”、还不足以确定虞舜家族的“北方人种”属性的话，那么虞舜家族的东夷归属，则可以将虞舜家族的“北方人种”属性坐实。

东夷，是先秦时代中原王朝对中原以东各部落的称呼。古代以中原(即黄河中下游一带)为天下中心，称周边四方为“夷、蛮、戎、狄”。“夷”的称谓最早文字记载来自于周代的《礼记·王制》:“中国(方位概念，居天下之中)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这种说法被现代权威学者证明是错误的)，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东夷在考古上是指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承载者。称呼上是对黄河流域下游居民的总称或是对东方各部落的泛称，也是汉族的族源之一。
考古上，东夷文化发源于鲁中泰沂山区(今山东省中南部)，是华夏文明重要源头之一，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西周中期结束,东夷及其古文化在亚洲古文化的发源与交流中都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

    称呼上，夏商周时期，东夷作为对黄河流域下游居民的总称。秦汉以后多指居住于中国以东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群岛等地的外族。
    古时谓东夷有九种，《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疏：“东有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骊、四满饰、五凫更、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
    《后汉书·东夷传》云： “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 夏时期方国地理位置图

    《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於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论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书中也均提及九夷。“九”并非具体数目，只表示众多之义，如《尔雅·释地》中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之说。
    郭璞《尔雅注》云：“九夷在东”，泛指中国东部夷人。

东夷人崇鸟，为凤鸟图腾大暤的苗裔。前面我们论证过，鸟图腾源于“狩猎-采集”族群的“物候历”，而春去秋来的大型候鸟，恰是“冰河世纪”滇黔溶洞苦苦猫冬的大暤先民们、南北季节性狩猎的授时“天钟”。这就决定了东夷人古东亚“北方人种”的基本属性，十数万年的高寒、高纬度来回游走的生活经历，逐渐演化出她们“金发碧眼、高鼻深目”的体质人类学特征。
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在本文人类起源章节有过详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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