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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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43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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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祭祀中心，当为上古时期的宗教中心。其附近，必有相关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与之呼应，大型聚落断不会缺失。
果不其然，通过《山海经》方国地理构建，被列于《山海经·海外南经》的“昆仑虚”，就坐落在岳山附近不远处的资水与湘江源头。详见前面《帝舜遗族“臷民”地理位置》图。

    《山海经·海外南经》：“昆侖虛在其東，虛四方。一曰在岐舌東，為虛四方。”
    郭璞云：“虛，山下基也。”畢沅云：“此東海方丈山也。爾雅（釋地）云：‘三成為昆侖丘。’是‘昆侖’者，高山皆得名之。此在東南方，當即方丈山也。水經注（河水）云：‘東海方丈，亦有昆侖之稱。’又案舊本虛作墟，非。”
    古人这是在神话昆仑虚。
    中国古代神话，海上有神山名为“方丈”，为仙人所居，故其所居为丹室，亦称“方丈”。

    昆仑虚，我们曾经论证过。
    昆仑：即库伦，Kurun，或Kuren，国际音标[ku'len]，阿尔泰语，意为四周置有木栅或围栏的聚落。远古聚落享此规格，必为尊辈、首领、巫觋所在地。因而，引申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即邦之首府、国之首都。
    虚:许慎《说文解字》：“虚（古字：业为丘），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谓之虚”。
    周代井田制，一夫若按五口之家计，则“丘”大致相当于5（人）×9（夫）×4（井）×4（邑）、共计720人大小的区域。在远古，若有一千左右的人口，就算大丘、大型聚落了。
    清·段玉裁为《说文解字》注：“虚本谓大丘，大则空旷，故引伸之为空虚”。
    所以，就地理而言，虚除作大丘、大型聚落、宏大处所外，也作旷野。
    例如：“郑国，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汉书》；
    又如：“昆仑之虚有五城十二楼，河水出焉，四维多玉。”——《河图始开图》；
    再如：虚空——犹荒野。空旷无人之处；
    虚城——墟落，城邑。
    因此，昆仑虚就是上古族群的大型都邑。

《海外南经》所述的昆仑虚，当为末世帝舜在湘楚构建的都邑，东南距尧、喾、舜祭祀中心——岳山约420km，大致位于现今湖南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湘江源头的潇水河畔，其北去50km外即为零陵界九疑山、舜水（又名岿水）河畔的末世帝舜陵墓。
遗憾的是，周边未见有年代BC2000左右且与之相洽的大型文化遗址，视难以支持笔者的“湘楚昆仑虚”定位。

不过，在此地东南相距约170km的地方，或说距“岳山”西北约260km的广东韶关，可见大型文化遗址，视可担负“昆仑虚”的厚重，这就是盛行于岭南地区、粤北山地的石峡文化。
现韶关市境内地区，“春秋”时属荆州、扬州，“战国”时为楚国南疆，秦代归南海郡地，汉初为南越北境。故此，“湘楚昆仑虚”貌似没有调整为“岭南昆仑虚”的必要。

    石峡文化
    石峡文化是中国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广东曲江县石峡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北江、东江的中上游地区。年代约距今四、五千年。
    发掘出“有弓背两端刃”、“有段石锛”、“有肩石锛”、石斧、石凿、石刀、石锄和石镞等，石制工具普遍磨光，制作精细；见有鱼网坠、陶纺轮、各种石制和骨制的装饰品；发现较丰富的人工栽培粳、籼稻谷粒遗存，稻作农业发展程度较高。

    出土有琮、璧、牙壁、凿和钺等玉礼器，加工精美。
    陶器中三足器、圈足器发达，有少量曲尺纹、方格纹、漩涡纹、几何印纹陶。
    石峡文化，墓葬独特，多数墓坑经过烧烤，均单人葬。（墓坑烧烤，是上古族群一种特殊的丧葬文化，下面会有详解。）

大部分是二次迁葬墓，而且出土的随葬品，往往是两套，一套是连同人骨从原墓迁移过来的，已经破损，一套是二次迁葬时新埋进去的，仍然完整。
有的墓葬还随葬有成套的木工工具，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专业的木匠。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其墓葬不仅规模大，随葬品也多，而且有贵重的玉器，看来他们在当时是属于社会上层。

晚期大小墓差别明显，反映出贫富分化和社会已出现特殊阶层。大墓随葬品多达数十件至百余件，包括成批石器及琮、瑗、璧等贵重玉器，往往还伴放稻谷米粒作为祭奠飨食。
石峡文化与岭南地区土著文化明显有别，少数陶器具有良渚文化特征。与北邻的江西赣江流域樊城堆文化关系最为密切，有人将两文化并称为樊城堆-石峡文化。

石峡遗址
遗址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于1972年发现，经1973年至1978年连续三次发掘，揭露面积3666平方米，发现大量的房址、灰坑、窑址等文化遗迹，清理墓葬132座，出土各类文化遗物一万多件，为研究广东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内涵特征、年代分期及其与有关文化的关系，探索我国原始社会的解体和阶段性的发展过程等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典型的实物资料。

    发掘和研究表明，石峡遗址共有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分别为：
    第一期，距今约6000~5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第二期，距今5000~4000年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层，为“石峡文化”层；
    第三期，距今3800~3100年的早期青铜文化层，该层相当于中原地区殷商时期；
    第四期，晚期青铜文化层，该层相当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
    其中下层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其文化层出土大批的墓葬、灰坑、柱洞和陶窑以及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炭化稻谷等，为研究石峡文化的经济生活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石峡文化的发现，为人们进一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社会文化发展以及与我国其它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关键的一环。作为中原文化与岭南百越文化之间的节点，石峡文化承担了南北两地文化枢纽和窗口的作用。
2001年，石峡遗址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同年6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发掘，遗址“石峡文化”层的墓葬有64座，均为长方形土坑浅穴墓，多数墓坑经过烧烤，有的大型墓坑的填土还经夯打。死者无论成人或小孩，都是单人葬。一次葬较少，流行二次葬，未见集体迁葬及合葬。二次葬的墓中有两套随葬品，一套是连同人骨从原一次葬墓中迁来的陶器之类，残损较重；另一套是第二次入葬时放置的，比较完整。目前所知，这种葬俗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是独有的。

第一期随葬的陶器，类型较多，器体残碎，出土了较大数量的白陶杯，另有敞口束颈圜底釜、深腹罐、袋足器等酒器。还见有镂孔圈足盘、豆盘等盛食器。其中，白陶制作的镂孔圈足盘和白陶杯最具特色，制作精细，等级较高，礼仪色彩浓厚，当为是食器和酒器的代表。

第二期随葬物以陶器为大宗，如：釜、壶、罐、瓮、鬶、觯、盂、高柄陶杯等，以鼎、簋、豆、盘为代表的炊器和食器亦很发达，盛行三足器、圈足器和圜底器，其中以子母口的三足盘、盘式鼎等较为典型；磨制石器以镞、锛为主；玉器有琮、钺、环、玦、钏、璧、锛、笄、圭形器等，其中以玉钺为最大宗。
出土陶器以饰曲尺纹、长方格纹等几何印纹为特征，年代约相当于夏商之际。

石峡上层出土带“夔纹”、云雷纹、方格纹的硬陶、釉陶器和青铜器，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此层文化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遗址发现有栽培稻遗迹，属于中、下层石峡文化时期，可以确定为岭南地区年代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这表明，石峡是一支农耕文化。

石峡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出土有袋形器足，底呈钝锥形，中空或在足根部分穿一大圆孔，同时也有有折沿圜底釜、直领深腹罐、敛口圈足盘等；石峡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即石峡文化陶器组合有鼎（盘形、釜形、盆形）、盘（圈足、三足）、釜、壶、豆等；石峡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也可见少量袋状足和锥状足。
另外，广东乌骚岭遗址、禄美村对面岗遗址、罗沙岗M1，广西六卓岭、石脚山遗址、感驮岩一期遗存、岜旺、弄山岩洞葬等都出土有三足鼎或三足盘，说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三足器传统。

▲ 一、二期陶器（石峡遗址）

▲ 陶器（石峡遗址）

▲带盖圈足陶壶（石峡遗址）

▲ 圈足陶盘（石峡遗址）

▲ 三足陶盘（石峡遗址）

在第三期的二次葬大型墓中，发现制作精美的琮、璧、瑗、环、玦、璜、笄等玉器。有的大型墓随葬贵重玉器、生产工具和陶器多达110余件，同时也见随葬品贫乏的小墓。这种现象，反映了石峡先民私有制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化。

▲ 玉环（石峡遗址）

▲ 玉玦（石峡遗址）

▲ 鸟形玉饰M69（石峡遗址）

在新石器晚期，东亚众多文化遗址都有玉琮或相似的器物出土。而最早的玉琮，则出现在距今5000年前、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与浙江良渚文化遗址。之后，玉琮文化迅速扩散，广东石峡文化（距今5000~4000年）、甘肃宁夏的齐家文化（距今4200~3600年）、四川的金沙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陕豫冀的龙山文化等，均有玉琮分布。

▲ 五节玉琮M105:11（石峡遗址）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苍色圆璧代天，黄色方琮表地，暗合了古人天圆地方的认知；璧、琮所开的圆孔，则表达了沟天通地的意涵，所谓“昌之成孔”，正是巫觋祈望建立天地感应、人神互动的通道。
    璧、琮，一圆一方，一阴一阳，更彰显了古人一种朴素的哲学思想。
    琮：宗也，祖也，且[jǖ]也，男性先祖崇拜；
    璧：辟[bì]也，女性威权崇拜。《尔雅》：“辟，君也。”
    有琮的踪迹，必有完善的宗教礼法，也预示着王权的存在。

    石峡文化的玉器，还有一个令人疑惑、也更让人着迷的现象，就是不少玉器的形制与良渚文化雷同。
    石峡玉器除了良渚繁复的玉头饰和多种玉权杖外，几乎包括了良渚玉器主要种类，如：琮、璧、环、玦、筓、钏、钺等，甚至嵌玉器。
    石峡与良渚雷同玉器的种类和形制涵盖了良渚早期到晚期。早期以石峡M17（兽面纹玉琮）、M69（人面纹玉琮、大孔玉璧）、M42（兽首纹玉镯）、M99（兽首纹玉镯）为代表；晚期以M6（兽面尖角眼纹玉琮）、M105（多节玉琮）为代表。

▲ 兽面纹玉琮

▲ 人面纹玉琮

▲ 兽首纹玉镯

▲ 兽面尖角眼纹玉琮

    与良渚玉器种类和形制雷同的现象，在古蜀的三星堆以及金沙文化中，也有体现。金沙遗址的十节大玉琮，几乎是良渚玉器的翻版；三星堆出土的玉锥形器等文物，也与良渚文化极为近似。
    三星堆文化的陶器组合，如陶高柄豆、三足形炊器等是基本的器型组合，其中就有中原文化的影子，比如三足陶盉，与年代更早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几无二致。
    除了陶三足炊器，三星堆还有几件铜牌饰与二里头出土的饕餮纹铜牌饰，也颇为相似。

三星堆出土的大口尊、罍，有领玉壁等文物，与长江、黄河流域其它文化之间、一直存在交流互动。青铜容器中罍的形制、花纹与河北藁城台西村墓葬出土的铜罍相似；尊的形制、花纹和铸造工艺与安徽阜南月儿河段打捞出的商代前期的龙虎尊一致。
璋，戈等玉器，从器形特征看有的可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有的则晚到殷墟时期。尽管三星堆出土的牙璋数量最多、器型最大，但在龙山文化、石峁古城、齐家文化、偃师二里头遗址、岭南珠江流域、越南红河三角洲等新石器遗址中，也能找到同类身影。

三星堆4号坑发掘的有领玉壁、8号坑发现的玉戈等玉器，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器型相似；4号坑发现的一件玉琮，带有黄河上游流域齐家文化玉琮的特点；至于3号坑发现的青铜罍，装饰的兽面纹、夔龙纹，更是中原青铜器常用的纹饰。
三星堆与长江流域其它区域文化的联系同样紧密。3号坑出土的大口尊，器形与江西新干大洋洲、湖北盘龙城等发现的更为相似；湖南发现的四羊方尊，如今早已成为国宝，此次3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尊上，同样可以看到精美的装饰羊头。

    如何解释这种“两地玉器、陶器以及青铜器形制不仅是相似、而且是雷同”的特殊现象？
    专家们用“文化扩散”的词藻、来一语概括，更有“大中原主义者”认为：是对中原文化的模仿。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
    “扩散”的含义太笼统。贸易可以“扩散”，模仿可以“扩散”，匠人流动可以“扩散”，武力征服、宗教皈依同样可以“扩散”，但这些不同的“扩散”，意义却天差地别。而“模仿”说，则尽显武断。

    （更正：与良渚玉器种类和形制雷同的现象……则尽显武断。）
    与良渚玉器种类和形制雷同的现象，在古蜀的三星堆以及金沙文化中，也有体现。金沙遗址的十节大玉琮，几乎是良渚玉器的翻版；而三星堆出土的玉锥形器等文物，也与良渚文化极为近似。
    还不止于此，三星堆除独特的黄金文化外，无论是陶器、玉器还是青铜器，与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流域甚至珠江、红河流域，都有交互影响。三星堆貌似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明古国。

    三星堆的陶器组合，如陶高柄豆、三足形炊器等，便有浓浓的中原文化的影子。比如三足陶盉，就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几无二致。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装饰的兽面纹、夔龙纹，是中原、荆楚青铜器常用的纹饰，与长江、黄河流域其它文化之间，似有某种亲缘关系。比如青铜容器中罍的形制、花纹与河北藁城台西村墓葬出土的铜罍相似；尊的形制、花纹和铸造工艺与安徽阜南月儿河段打捞出的、商代前期的龙虎尊一致；三星堆3号坑出土的大口尊，器形与江西新干大洋洲、湖北盘龙城等发现的更为接近；湖南发掘的四羊方尊，如今早已成为国宝，此次三星堆3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尊上，同样可以看到精美的羊头装饰。
    除此以外，三星堆还有几件铜牌饰与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饕餮纹铜牌饰，也颇为相似。

    三星堆出土的琮、璧、璋，戈等玉器，从器形特征看有的可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有的则晚到殷墟时期。尽管三星堆出土的牙璋数量最多、器型最大，但在龙山文化、石峁古城、齐家文化、偃师二里头遗址、岭南珠江流域、越南红河三角洲等新石器遗址中，也能找到同类身影。三星堆4号坑发掘的有领玉壁、8号坑发现的玉戈等玉器，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器型相似；三星堆4号坑发现的一件玉琮，明显带有黄河上游流域、齐家文化的特点。

    如何解释这种“两地玉器、陶器以及青铜器形制不仅是相似、而且是雷同”的特殊现象？
    专家们用“文化扩散”的词藻、来一语概括，更有“大中原主义者”认为：是对中原文化的模仿。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
    “扩散”的含义太笼统。贸易可以“扩散”，模仿可以“扩散”，匠人流动可以“扩散”，武力征服、宗教皈依同样可以“扩散”，但这些不同的“扩散”，意义却天差地别。而“模仿”说，则尽显武断。

    笔者更倾向于是“朝圣”。是东夷原有土著先民拿着自己创造的文化产品（陶、玉及青铜礼器），去正统祭祀中心、虔诚地敬献先祖。
    存于正统社稷的、这些来自千里之外的祭祀玉礼器，被祭祀中心的大祭司、王权据为己有、并最终成为其随葬品。面对发掘物的千里雷同现象，今人不解，便有了所谓文化“扩散”之说。
    石峡文化的玉礼器雷同的现象，进一步佐证、石峡文化为“湘楚昆仑虚”的定位，是恰当的。

    斗玑，也作璇玑、牙壁、有角玉玦，指器形如璧或玦，周边等距外凸三个、四个或更多齿牙。
    早期斗玑在由方形琢圆时留下外侧的边角、间或在环部周围装饰蝉纹，后期斗玑的旋角明确并在环体外侧雕出齿牙。
    目前所发现的斗玑，最早为距今5500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出土数量最多的则集中在距今5000~4300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前期，且集中分布在山东和辽东两个地区。
    至夏商周三代，上述两个地区玉璇玑的数量骤减，而分布范围逐渐扩散到陕西、河南等地。东周以后，玉璇玑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石峡遗址第三期文化共清理墓葬30座，其中18座有随葬品。这包含第三期晚期墓葬M31和M113，两座墓葬均为一次葬，并打破石峡三期中期文化层，填土中出土石峡三期中期Ⅱ段文化层常见的曲折纹、长方格纹和云雷纹陶片以及玉器8件。
M31为石灰石堆砌的不规则长方形土坑墓，墓口长 2.23 米，宽 0.85~1.02 米，深 0.7 米。墓主为一幼儿，尸骨尚存。随葬 3 件斗玑， 1 件正圆环形玦，无陶器。其中尺寸最大的 1 件四牛角饰斗玑放在尸骨右手臂处， 1 件尺寸稍小的四介形饰斗玑放在尸骨右肩上部，另外 1 件尺寸较小的四介形饰斗玑和 1 件环形玦被下颌骨压着。

▲ 四牛角饰斗玑M31:1（石峡遗址）

M113 墓口长 2.35 米，宽 0.69 米，残深0.3 米。墓主尸骨无存，有 4 件随葬器物， 3 件方格纹折肩凹底罐置于墓底西南， 1 件四介形饰斗玑放在墓底东端，参照尸骨残存的同期一次葬墓 M31、 M1、 M97 随葬品放置位置，墓主人亦应为头东脚西。据此推断，M31 四牛角饰斗玑的原始位置，可能也是放在头部。
石峡三期墓葬中，共出土 4 件斗玑，外缘薄似利刃，内缘较厚，内孔为单面钻，直径 6.4~9 cm，孔径 3.7~5.4 cm。

▲ 四介形饰斗玑M113:4（石峡遗址）

斗玑，是上古巫觋“沟天通地”的重要祭祀礼器，同时也是制定历法不可或缺的实用工具。关于斗玑的宗教与历法的具体功能，本文前面有详尽的论述，不嫌麻烦者可前往重温、斧正。
总之，斗玑是确定天穹星辰纲纪、搜索北极“天中”的一种定位仪器，也是观斗极、定四时、“以齐七政”的玉文化再现。

[先秦]《尚书·舜典》：“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孔传：“璿，美玉。玑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孔颖达疏：“玑衡者，玑为转运，衡为横箫，运玑使动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汉世以来谓之浑天仪者是也。”
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载：“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西汉]孔安国道：璇玑玉衡为“正天之器，可运转”，郑玄注：“运动为玑，持正为衡，以玉为之，视其行度。”

《尚书·舜典》是说：舜本卑贱，凭德上位，实非世袭。正月的一个吉日，舜“受让”于尧之文祖太庙。上位后第一要务，就是手持斗玑定“天中”、观北斗，占“春、夏、秋、冬”，明“天文、地理”，通凡间“人道”。继而，敬献上帝，祭天地、四时，祀山川、群神。又收集五种瑞玉，择吉月吉日，接受四方诸侯的朝觐，把瑞玉颁发给各位君长。

    掌握历法，是沟天通地的核心要义。而沟天通地的权力象征，在远古时，为具有占风功能的“中”，持“中”者辖制四方；在上古时，则为具“历月”功能的斗玑，持“玑”者威风八面。因此，斗玑可看作尧舜时期、神权的最高代表，也是部落及部落联盟首领的标配。上古聚落，持斗玑者定为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中心。
    [南朝宋时期]《后汉书?安帝纪》：“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据琁机玉衡，以齐七政。”
    [清]王韬《变法上》：“铜龙沙漏，璇玑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

石峡遗址M31的墓主虽为幼儿，但墓葬规格很高，居然出土三件斗玑。如何理解国之重器随葬于幼儿墓穴的离奇景象？
只能说明墓主年纪虽小，生前也许为贵为太子或者世袭子嗣。尽管夭折，族人仍将重器随葬，希冀逝者在另一个世界、仍能承袭“沟天通地”的神圣权力。

    如果说，癸度天道，敬授民时，八方宾服，斗玑构建的是终极神权的话；杀伐禀赋，震慑宵小，武威天下，玉钺树立的就是至高王权。
    钺本是一种工具和兵器，由斧演变而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财富、地位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它很快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了礼仪中王权的物化载体，象征权力与威仪。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王”字，就是由钺演变而来的象形字。
    《礼仪?觐礼》：“天子设斧扆于户牖之间，左右几，天子衮冕，负斧扆。”
    《逸周书?明堂》：“天子之位，负斧扆，南面位。”
    君王布政议事、册命诸侯以及举行隆重仪式时，身后必竖“斧钺绘屏风”，以示君权神授。

    从目前发现的资料看，最初的石钺，器形比较厚重，刃部使用痕迹明显，并且崩裂的豁口很大，证明它确实曾被作为生产工具使用。后来逐渐就变得扁薄，刃部也少见使用痕迹，即使有使用痕迹，其崩裂豁口也较小，显然不是在较大作用力砍击下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人们赋予它新的含义，石钺慢慢失去最初作为生产工具的功能、而成为武器。
    发展到玉钺，又进一步形而上为礼器，以象征主人拥有至高无上的军权与王权。
    一柄豪华型玉钺，往往由钺身、柲、龠（木柄的上端饰）、镦（木柄的下端饰）组成。有的还在柲上用细小的玉粒镶嵌出花纹。

    石峡遗址高等级墓葬中，出土有数件玉钺，均加工精致、造型端庄。其中一件，长14cm、刃宽9cm、厚0.7cm；略呈矩形，平弧顶，微束腰，平刃，双面光滑；器体平薄，顶部一侧微损，刃部两角稍斜；圆孔对钻而成。
    石峡玉钺，形体都较大，长身亚腰有锋利的梯形斜弧刃，竖长方形，器身扁薄，个别有肩玉钺，其造型已与商周时期的铜钺十分接近。
    石峡玉钺，多为扁平穿孔梯形弧刃，制作精细，没有刃口，属非实用礼器。

▲ 玉钺（石峡遗址）

石峡遗址，以工具随葬比较普遍，在第三期墓中尤为突出。有的墓有成套的大小型石锛、石凿，可能反映出木作手工业的专门化。有些墓随葬大量的石镞，它们不仅用于狩猎，同时可作为战斗武器；还有一种长身亚腰斜弧刃石钺，当属于兵器。几座随葬品丰富的大墓，还特意放置成团的稻谷和米粒，作为祭奠飨食，体现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生活特征。

▲ 石锛（石峡遗址）

▲ 有段石锛（石峡遗址）

    《山海经·海内经》载：“少暤生般，般是始为弓矢。”
    《易?系辞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就目前考古发掘来看，弓箭的发明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1963年，考古人员在山西朔县峙峪村附近旧石器遗址中，发现一枚石质箭镞，经放射性碳素测定距今28000多年，由此看出弓箭在旧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作为一种狩猎工具，弓箭的发明无疑是生产力进步的标志。

从狩猎到战争再到娱乐，弓箭的发明对于远古狩猎民族和畜牧民族有着划时代意义。石器时代以各种石质材料制作的箭镞是研究那个时期弓箭的唯一线索。旧石器时代箭镞主要以天然形成尖锐石质薄片、简单砸制而成，新石器时代制造工艺进步出现磨、钻、刮削等制造方法，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青铜器时代石质箭镞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 石镞（石峡遗址）

从狩猎到战争再到娱乐，弓箭的发明对于远古狩猎民族和畜牧民族有着划时代意义。石器时代，以各种石质材料制作的箭镞，是研究那个时期弓箭的唯一线索。旧石器时代，箭镞主要以天然形成的尖锐石质薄片、简单砸制而成；新石器时代，制造工艺先进，出现磨、钻、刮削等制造方法；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青铜器时代，石质箭镞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弓箭，是上古先民最先进的代表性武器。由于日益频繁的战争，各个遗址箭镞大量增加。因为镞是大量消耗的器材，早期由于磨制工艺不发达，石质箭镞难以满足需求，开始出现大量骨镞和少量蚌镞。骨镞一般带铤，宽、扁而略显轻薄，穿透杀伤力相对较差。进入龙山时代，石镞数量比例增加，多磨制精细，结构更加合理，一般分锋、身、铤三个部分，镞身呈三棱形或菱形，可与后世的青铜镞相媲美，也曾对后世远程武器的使用产生深远影响。
石峡遗址大量石箭头的发现，当是军事活动剧烈的直接反映。

▲ 石镞（石峡遗址）

大量的考古资料，显示了石镞在上古族群争斗中高效、残忍的特性。
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发现一些械斗中死去的氏族成员墓葬。死者多是青壮年，墓中断肢、大石压身和身中石镞的比例很大。看来属于非正常死亡。有8座墓葬人骨架带有石镞，且均嵌入体内，而非随葬品，当是死者生前被射中的结果。有的石镞穿透在肌体的胸、腹部位，有的往往被密集地射中10箭以上，能明显看出部分墓主人是中箭身亡。由此判断，墓内这些死者可能不是本氏族的成员，而是氏族部落间争斗、被杀害的外族人士。

    山西绛县史前墓葬中，死者头部发现有中箭、石镞射入鼻骨的例证。这种现象是在当时部落林立、战争连绵不断的背景下形成的。
    在东部沿海地区，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M316中，墓主左股骨上发现有被骨镞射中迹象，三角骨镞残段长3.4cm，射入骨质达2.7cm，骨镞尚留在墓主骨内。
    这些非正常死亡者，往往是由氏族部落之间的争斗所致；也可能是日趋频繁的、部落战争的间接受害者，作为奉献神灵的牺牲，多是从敌对部落中掠来的战俘。

    在岭南的石峡文化中，石峡遗址已算恢宏，但还有更恢宏的，这就是广东英德岩山寨遗址。
    岩山寨遗址，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县、青塘镇榄村，地处粤北山区与珠江三角洲的中间地带，喀斯特地貌发育，是一处石峡文化聚落遗址。
    遗址发现于2017年，是广东境内目前唯一在石灰岩孤峰顶部、山体多个溶洞及外围台地皆发现丰富遗存的大型聚落遗址。
    遗址由分布于多个不同地貌部位、不同性质的地点组成，表现出较为独特的聚落形态特征。

▲ 岩山寨遗址地貌

    2019年至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遗址开展了持续的考古调查，发掘面积超过8万m2。在岩山寨顶部、坡面、数个石灰岩溶洞内以及山体外围的岩背、石尾头等台地，先后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磨制石器等文化遗物。
    该遗址是迄今发现的、岭南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为2021年第四季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在石岭、望北岩及岩背等三处地点共发掘近1400 m2，清理出墓葬、灰坑、柱洞、房屋、火塘与烧土等重要遗迹，出土陶器、磨制石器、玉器、青铜器、人骨及木质遗存等各类文物标本1300余件。

▲ 岩背墓葬区发掘现场（岩山寨遗址）

在岩山寨顶部石岭地点，揭露面积约425 m2，清理出墓葬3座、灰坑31个、柱洞30余个，出土陶器、磨制石器、玉器等文物标本近300件。
在望北岩地点，揭露面积约50 m2，发现有火塘、活动面等遗迹，出土器型较大、数量众多的陶器群。由此，初步建立了岩山寨遗址的遗存分期框架。

▲ 望北岩地点出土陶器分期示意图（岩山寨遗址）

岩背地点揭露面积近900 m2，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66座，出土玉器、石器及陶器等各类随葬品近1000件。确认岩背地点，是岩山寨遗址内集中分布的墓葬区。墓地可见一次葬、二次葬和迁出葬迹象，二次葬多见烘烤墓壁及底部铺垫炭灰习俗，少数墓葬留有木质葬具残痕，这在岭南同类遗址中极为罕见。
随葬陶器组合以鼎、盘、豆、壶、罐为主；磨制石器有矛、钺、环、?等，以镞、锛为多；玉器有琮、钺、环、玦、璧、锛、筓、圭等，以玉钺为最大宗。

▲ 玉钺M16（岩山寨遗址）

墓葬可见明显等级分化，低等级墓葬仅见零星陶器或石器；高等级墓葬不仅随葬品丰富，且普遍随葬玉器。其中，M16各类随葬品超过140件，包括5件玉钺、两件玉环以及多达70余件石镞，并发现了岭南地区目前所见、器型最大的高节玉琮；M26则同时随葬有玉琮与玉钺。
岩背墓葬区的墓葬形制、丧葬礼俗及随葬器物组合都具有显著的石峡文化特征。

▲ 玉琮M16（岩山寨遗址）

此外，考古人员还从岩背地点发现谷物加工的废弃物、当地先民日常活动带入遗址的杂草以及食用或加工坚果、浆果的废弃物等。谷物类遗存，以水稻为主，也见有少量粟类。
岩背墓葬区，是在石峡遗址考古发掘时隔40年后发现的、岭南又一处新石器晚期、随葬品最丰富、等级最高的墓葬。

▲ 琳琅满目的随葬品（岩山寨遗址）

岩山寨遗址的考古成果，有助于深入探讨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葬制葬俗、石峡文化的传播、石峡文化与良渚文化的交流互动等重大历史课题；为研究岭南地区先秦聚落形态演变、早期社会文明进程、早期稻作农业的传播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素材。
岩山寨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岭南地区文明起源阶段聚落考古的空白，将掀开岭南史前文化与社会研究的新篇章，对于揭示岭南地区、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 琳琅满目的随葬陶器（岩山寨遗址）

    ▲ 石镞M16（岩山寨遗址）
    供图：广东省文旅厅

    丧葬制度
    石峡文化的葬俗，是族人死后均统一埋葬于氏族公共墓地，并流行迁葬，比起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墓葬又进了一步。墓葬均为头东脚西排列的竖穴土坑墓，其中二次墓葬占85%，一次墓葬只占15%。
    当时流行用竹木柴火烧烤墓坑，经大火透烧后，墓坑周围出现红烧冶土表壳。这是南方古代墓葬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丧葬制度。

石峡文化无论小孩或成人，一律采用单人墓葬制。一次墓葬，多数是浅穴墓或中等深穴墓，墓坑深度0.4~0.7m；二次墓葬，迁葬的尸骨多置于墓底的东南角，撒有鲜红色赭石粉(或为朱砂)，墓坑深度0.8~1.2m。随葬品围绕尸骨置放。

    ▲ M16墓葬遗迹（岩山寨遗址）
    供图：广东省文旅厅

据沈江《试析江西新余拾年山遗址火烧墓坑葬俗》载，在广东石峡文化遗存中，少数全身一次葬墓发现有经火烤的长方形红烧土壁土坑墓，而二次葬的墓葬中则基本为经火烤的红烧土壁土坑墓，填土中一般有两种土质的堆积土，其中炭屑、红烧土层一般位于墓底或在墓中部。
石峡文化遗存中土坑墓墓坑经火烧烤后，墓坑遗留有红烧土面的共66座，占本期墓葬总数的64.7%。该类墓葬墓口最长3.3m，最短约1.1m。大多数墓口长不超过2.2m，大多墓葬长宽比超2:1，呈窄长形。

石峡文化墓葬中，墓壁红烧土层厚达0.5~2cm。部分墓底或填土中出土大条木炭，如在M105距墓口73 cm深度填土中发现有2条木炭，长70~105 cm、直径5~10 cm，炭灰层里夹杂有燃烧后的竹枝、竹片炭块。

    ▲ 石峡文化早期M105剖面图
    采自：沈江《试析江西新余拾年山遗址火烧墓坑葬俗》

    M46墓底西端有较明显的木炭层，长25~40 cm。

    ▲ 石峡遗址中期M46平剖面图
    采自：沈江《试析江西新余拾年山遗址火烧墓坑葬俗》

    红烧土壁烧烤得完整的绝大多数是二次葬墓，多为墓坑上半部红烧土壁完整，下半部不明显，如M2，少量墓壁不见红烧土面。

    ▲ 石峡文化早期M2剖面图
    采自：沈江《试析江西新余拾年山遗址火烧墓坑葬俗》

    这说明在石峡文化区域，当时人们是在大多二次葬的墓坑填了一部分土后，再在填土上放置木材、竹枝等燃烧，最后将墓坑填平。或是在墓底燃烧木材，有时在填土中间再次烧烤木材、竹枝等，有多次用火烧燎的迹象，如M131。

    ▲ 石峡文化早期M131剖面图
    采自：沈江《试析江西新余拾年山遗址火烧墓坑葬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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