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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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45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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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头金鹿饰片（战国时期，准格尔旗西沟畔M2墓葬出土）

    鹰头金鹿神像，似鹿似马，蹄足明显是草食动物的特征，代表的是西域草原文明；而方寸之间，飞鸟（鹰头金鹿冠饰居然高达十数只）巧妙地融汇，彰显的又是东夷农耕文明。这种游牧与耕作、草原与桑田的混搭，让我们想起了秦人的先祖“飞廉”。
    《楚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後飞廉使奔属。”，王逸注：“飞廉，风伯也”
    《汉书?武帝纪》：“还，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晋灼注飞廉曰：“身似鹿，头如爵，有角而蛇尾。”
    《三辅黄图》：“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
    [南朝]裴骃《史记集解》：“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晋灼曰：‘身如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

说到此，还望川妹子、川耗子们多多包涵：蜀字的原始本义，还真不是专指四川，更与桑蚕无关。
我们知道，迄今最早的桑蚕艺术品，是距今5300年以上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野猪獠牙雕刻的桑蚕，2013年出土于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

▲ 野猪獠牙雕桑蚕（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

迄今最早的桑蚕实证，是距今约5500年前、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个蚕茧，1926年出土于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
迄今最早的蚕蛹艺术品，是距今6000年以上、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6枚石雕和陶制蚕蛹，2019年出土于山西夏县师村遗址。

▲ 石雕和陶制蚕蛹（山西夏县师村遗址）

    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发现的、仰韶早期石雕和陶制蚕蛹及其共生关系和文化属性显示，距今6000年以前，地处黄河中游的运城盆地先民们已经了解、喜爱并崇尚桑蚕。暗示着，运城盆地仰韶早期的先民们，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着力对自然资源加以改造和利用，很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
    在三星堆遗址的8个器物坑中，3~8号均有丝绸物残留痕迹。表明，至少在4千多年前，四川盆地已经有丝绸存在。不过，超过师村、西阴村和双槐树遗址、年代更久远的桑蚕缫丝技术，在四川还有待进一步发掘、证实。
    因此，那种认为“蜀表示桑蚕”、“四川是桑蚕的发源地，故以‘蜀’代之。”的说法，可以休矣。

    另外，“蜀”字出现得很早，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便有“征蜀”、“于蜀”、“至蜀”、“蜀御”、“蜀射”、“在蜀”、“示蜀”、“蜀乃奠”、“蜀受年”、“蜀其受年”和“至蜀有事”等大量词句记载，“纪念甲骨文发现90周年大庆”时，有学者足足列出了67条含“蜀”卜辞（姚孝燧，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版）。比如:
    ①口寅卜,壳贞:登人征蜀。 (《合》6858)
    ②口寅卜,壳贞:王登人征蜀。(《合》6859)
    ③丁卯卜,壳贞:王敦古于蜀。(《合》6860)
    ④丁卯卜,壳贞:王敦古于蜀。(《合》6862)

▲ 殷墟甲骨卜辞（选自《甲骨文合集》）

    很遗憾，此“蜀”并不指四川，乃是鲁地一侯国。
    《春秋左传》宣公十八年：“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
    所以近年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关“伐蜀”、“克蜀”的词句，今人也认为皆指鲁地之“蜀”。
    直到《战国策》、《史记》等文献并称“巴蜀”、连谓“苴蜀”（苴就是“巴”，今重庆），才真正确定“蜀”与四川的对应关系。

    《史记?张仪列传》载：“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於秦。秦惠王欲发兵伐蜀。”司马贞《索隐》云：“苴音巴。谓巴、蜀之夷自相攻击也。”此事引发一场秦国对外政策的激烈辩论。
    《战国策?秦策》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
    王曰：‘请闻其说。’
    ……
    司马错曰：‘……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

    《华阳国志?蜀志》就此评论道：“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史记?秦本纪》载：“(秦惠王)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
    《史记》之《秦本纪》与《张仪列传》记述秦伐蜀之事极为简略，并未提及蜀王是谁。

1987年，四川青川出土一件公元前238年铸造的青铜戈，铭文中“蜀守……成都”的词句，无疑将“蜀”与“四川”直白地联系在了一起。
四川之为“蜀”，具体在先周和春秋那个时段，我们还无法确定。但根据现有资料，最晚不会超过战国秦惠王年间、也即BC354~311年。

    回过头，我们再看看《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的论述，似有不妥之处。
    我们分析，在《华阳国志?蜀志》里，常璩可能望文生义，见“蜀”字从目，便误将“蚕虫”与“纵目”的族属混搭了。
    “蜀”既是“蚕虫”，表癸天历象的弇兹氏蛇图腾族群。自1.5万年前、大暤重孙後照的巴人始，至“蛇乃化為魚”、距今4000多年前的末世大禹时代，蛇图腾蚕虫氏在巴蜀活跃了上万年左右的时间。
    “纵目”则是东夷鸟图腾、鬼方别系的“有祙氏”。在巴蜀活跃的时间，大致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末世大禹时代之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明白：古蜀王——蚕虫，并非指桑蚕，而是指“癸天之虫”，且虫为蛇。这与蜀字的本义一至。
《蜀王本纪》、扬雄笔下的古蜀先王，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直到“开明”之间的传承或更迭，实则是以“蚕虫”为代表的蛇图腾族群与“伯鲧”为代表的鱼图腾族群间、统治权力的易位。巴蜀这一历史时期，应当十分久远，推断当为9000年前，至少不晚于鱼图腾族群统制河湟谷地的仰韶文化时期。

    四川盆地，早先是巴人的主场。远古时期，先民在大暤的率领下，由滇黔高原出发北上，途经四川盆地时，其苗裔後照创立了巴国。她们以母族弇兹氏的“青首黑蛇”为图腾，在四川盆地陆续演绎了上万年的巴蜀社会发展史。传说其祖神能吞食大象，三年方吐其骨，有德之人服之，可防心肺之病。
    《山海经?海內南經》：“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其為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山海经?海內經》：“西南有巴國。大暤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為巴人。
    ……有巴遂山，澠水出焉。
    又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象。”

    早期的巴人，以猎象为生业（食象），属狩猎-采摘族群，民风彪悍。
    9000年前，巴蜀盆地迎来新的主人——来自河湟谷地的伯鲧世系。
    BC4000年前，巴蜀盆地易主，以轩辕氏为代表的蛇图腾势力实现了西亚、南亚、东亚长江以南事实上的宗教、文化统制。轩辕氏被后世儒家附会为“黄帝”，而真正的“原尊”黄帝是1.2万年前“持中”的、以熊为旌旗杆头标识的有熊氏。
    自“風道北來……蛇乃化為魚”后，蛇图腾的巴人式微，鲧禹世系的鱼妇族以及末世大禹，成了巴蜀新的主人。是时，BC2000年左右。

末世大禹势力沿岷江河谷进入古蜀盆地，征服本地巴蜀蛇图腾部族，构建起显赫一时鱼图腾王权的史实，成就了后世“禹出西羌”、“禹生石纽”的传说。这类传说广泛存在于今本《竹书纪年》、西汉《史记?六国年表》、《蜀王本纪》、东汉《吴越春秋》、三国《蜀本纪》、西晋《帝王世纪》、《三国志》、东晋《华阳国志》、南北朝《水经注》等典籍之中，流传甚广。

    尽管我们探讨过，原尊大禹是万年前的人物，为厘清事实，还是不得不反复强调原尊大禹的时代特征。因为出西羌、出石纽的“大禹”，只能是以大禹为号的大禹遗族或称末世大禹，而不是原尊大禹本人。
    在《山海经》的远古和上古史学体系里，颛顼世系与伯鲧世系家族是三世堂亲关系。
    说得明确些就是：大禹与颛顼互为族兄弟。二者都是原尊黄帝的重孙，但不是同一支系。大禹的爷爷骆明与颛顼的爷爷昌意均是黄帝的儿子、互为叔伯。

    《山海经?海内经》：“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
    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
    ……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原尊的颛顼、大禹互为族兄弟，都是同时代的人物。既然如此，他们鲜活的年代，当在1.2万年前的远古时期。
    关于这一年代问题，我们在之前的“少昊孺颛顼”题下论证过。那是一个五洲陆路桥还未被世纪大洪水淹没的年代，先民可徒步抵达东海大壑之巅（琉球海沟西岸）的少昊之国。
    不过，我们在4、5千年之前的上古，若还能见到她们早已仙逝的“身影”，请不用惊讶，那只是先贤的名号、谥号、官号或者她们延续下来的部族而已。

    其实，有关“禹出西羌”、“禹生石纽”的传说，[东汉]高诱、今本《竹书纪年》与[西晋]皇甫谧已经说漏了嘴。
    [西汉]《淮南子·修务训》：“禹生于石。“高诱注：“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
    今本《竹书纪年》：“母修巳出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巳背剖而生禹于石纽。”
    [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伯禹，夏后氏，姒姓也。母曰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于石纽。虎鼻大口，两耳参漏，首带钩，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长九尺二寸，长于西羌夷人。”

    “坼胸”、“胸坼”或“背剖”皆源自“胁生”，即先贤、往圣的腋下破出。
    “胁生”，我们很熟悉，前面曾经详细探讨过，是上古西亚、南亚地域特有的信仰体系和神话传说，在波斯和身毒河流域皆有各种相应题材和版本。
    [东汉]高诱、今本《竹书纪年》与[西晋]皇甫谧，通过大禹“坼胸”、“胸坼”和“背剖”出生，间接告诉我们，大禹鱼图腾族群东亚、西亚、北非反复游走的真实历程。
    因此，“禹出西羌”、“禹生石纽”，我们权当先祖的美好传说便罢，不必当真。但要记住，鲧禹世系BC2000年左右到过巴蜀盆地。这一点，对我们解开三星堆之谜极为重要。

    我们的末世大禹，是个暴脾气，巴蜀脚跟稍事稳定，便开始了对荆楚末世虞舜的最后一击。
    当然，大砍大杀也是要讲“道”的，这个“道”就是天道，更直接一点就是奉先帝之令。
    《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上帝要杀人，怪不得俺大禹，不信看看俺手里的令牌，这可是“高阳”之命。于是，一场血腥、暴力的征服便有了正当的理由。
    《墨子?非攻下》：“四电诱祇，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三苗的势力范围在哪里？
    《战国策?魏策》载：“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这里的“彭蠡”就是现在的鄱阳湖，而“洞庭”就是今天仍未更名的洞庭湖。注意古代地图“南为上”。
    《尚书郑注》：“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居于两裔者，为三苗……尧兴又诛之，舜臣尧又寂之。禹摄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诛之。”
    《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
    可见，三苗的地域与末世虞舜的荆楚昆仑虚多有重叠。

    而三苗的来源，在典籍传说很有意思，将其附会于古之圣人的“三不才子”。
    《淮南子?修务训》：“放讙兜子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鲧于羽山。”高诱注云：“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混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苗。”
    帝鸿、少昊我们比较熟悉，而缙云氏却不是很了解。这不用管它，总之在正统眼中，“三苗”就是一群官二代，打出生起就口衔金钥匙，占尽人间资源不算，还浑身长刺、不知消停。
    虞舜之子商均也是官二代，而且是现实的威胁，必成末世大禹的直接攻击目标。
    所谓三苗，对应的当是百越蛇图腾的共工遗族、传统东夷鸟图腾的少昊遗族和位于荆楚的后起有虞氏虞舜遗族。
    《淮南子?齐俗训》：“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劗鬋，其于服，一也”。
    何谓“髽首”？
    “以臬麻束发，屈布为巾”或“去纚而紒”，总之不用簪笄，与中原不同。

    末世大禹征伐队伍沿岷江、金沙江河谷南下、通过古牂牁道经南盘江河谷进入古南越的桂平。这些掌握先进青铜技术的西方游子，一路向东扫荡了岭南，继而向北踏平云梦泽岸边台地。除了掠夺财富、劳动力和侵占地盘以外，争抢沟天通地的正统地位和宗教信仰的主导权更是其主要目的。
    《墨子?非攻下》：“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尚书?吕刑》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戳无辜……皇帝哀矜庶戳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
    末世大禹假托天意，以“苗民弗用灵”信仰有别为名，大举征讨，最终“遏绝苗民”。至此，苗民宗庙被毁，子孙为隶。部分苗民则逃避于湘西、黔东以及骆越。苗民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三苗文化，曾被众多专家们推测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到与尧、舜、禹发生冲突时，已进入石家河文化时代。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发现过不少双手抱鱼的小陶人，头部似为束发，恰好与文献中“方捕鱼”（《山海经?海外南经》）和“髽首”（《淮南子?齐俗训》）的记载相合。

    以宽扁式足釜形鼎、漏斗形擂钵、红陶杯及粗柄镂孔豆等为典型陶器的石家河文化，至后期，逐渐被直领瓮、深腹罐盆形擂钵，平底跪、乳足或高足罐形鼎等取代；篮纹、方格纹等陶器的比例也快速增加。
    龙山后期，石家河文化渐以灰陶、篮纹为主，主要器类也都转化为直领瓮、罐形鼎、直柄豆、平底碗和圈足盘。
    石家河这种本地文化影响日趋减弱，外来文化影响不断增强的趋势，恰与“禹征三苗”的历程吻合。

透过禹征三苗这一历史事件，至少给我们透出如下信息：其一，此时私有制开始出现，导致各氏族、部落之间发展不平衡，便出现了氏族、部落之间的掠夺和战争。私有制和战争的出现，标志着阶级和阶级对立、剥削和压迫的产生；其二，在湖北地区，以石家河文化所代表的父系氏族社会也随之而解体，新兴文化逐渐南传至湖北地区，湖北历史从此进入被称为“青铜时代”的夏商周时期。

    按《山海经》给出的历史、地理轨迹，视乎三苗并不在鄱阳、洞庭之间，而在凉山、夜郎与古滇交界的金沙江畔，大致处于现滇东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一带，具体位置详见《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图（长江、珠江流域）。甚至连四凶之一的讙头国，也在南亚的阿萨姆、曼尼普尔邦一带。
    《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
    赤水：这里当指金沙江。
    其为人相随：指族徽为相随伴舞的人群。这种族徽范式，也许河湟谷地的舞蹈纹彩陶盆可以释惑。

▲ 《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图（长江、珠江流域）

    舞蹈纹彩陶盆
    发掘于青海大通县孙家寨一座马家窑型墓葬，高14cm，腹径29cm，底径10cm，年代为新石器时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其唇部及内外壁均有彩绘，主题纹样由三列相同的舞蹈场面组成。每组五人，手拉手跳舞，排列整齐，动作协调，面向左侧，两腿略有弯曲，呈踏歌状，下体的尾饰甩向左侧。场面欢快热烈，描绘简略稚拙，却又清晰动人。
    这是“其为人相随”的真实写照，表现的当是三苗古羌族群锅庄舞蹈的文化特征。

    ▲ 舞蹈纹彩陶盆（马家窑文化）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 舞蹈纹印章（哈拉帕文明）

    四人舞俑鎏金铜扣饰
    高11.4cm，宽14cm，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
    四人横排站立作舞蹈状，均头戴筒状尖顶帽，帽上饰带柄的小圆片，帽后有两条很长的飘带，下垂至地；身着短袖对襟长衫，肩部披帔，腰束带，带上佩圆形扣饰；右手执铃，左手抚于胸。
    饰物表现的或是“滇人巫舞”场景。
    从外形上看不出人物的性别，其装束、在出土的数百件青铜人物中也极为罕见。

▲四人舞俑鎏金铜扣饰（战国，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后汉书?列传?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
    [南宋]王应麟《诗地理考》：“羌本姜姓，三苗之后，居三危，今叠、宕、松诸州皆地。”
    《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左传?哀公九年》也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说文解字》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

在甲骨文中，羌从羊从人，羌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民国初年以来，章大炎在《检论?序种姓》中已指出：“羌者，姜也。”后来傅斯年在《姜源》中进一步论证：“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顾颉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中更指明：“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
炎帝姜姓，“羌”作姓即为“姜”。因此，追索族源，“羌”、“姜”实为一体。根据典籍推断，西羌出自三苗。而三苗姜姓，自然也出自人文始祖炎帝。

地处川黔滇交界金沙江畔、且山高路险的三苗，如何就招惹上了正统，以至被尧舜禹三代强权不依不饶、契而不舍地征伐。
其实真正的原因并非正统宣扬的“三苗数为乱”、“苗民弗用灵”、“惟作五虐之刑”等罪责，而是三苗脚下蕴藏的巨大战略资源。

铜石并用的尧舜禹时期，三苗坐拥古滇国东川﹑昭通二府构成的巨型铜矿带。这条矿带由北至南，从永善、大关﹑鲁甸﹑巧家再到东川，南北长约300km，东西宽约80km。
常璩《华阳国志》载：“堂螂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堂螂县即今云南会泽、巧家一带。常璩所言的白铜，为镍铜合金。这表明高科技的镍白铜在晋代时已经炼成，并贩运到中原。

▲ 滇东北行政区划图

实际上，始于BC3000多年前的尧舜禹三代时期，滇东北的矿产资源曾经驮负起东亚的青铜文明。
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教授，将铅同位素方法引入青铜器矿料来源的研究，发现其中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特征，使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结论是：三星堆青铜器和安阳青铜器原料大都来自云南。（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 D] .中国科技大学, 1984.）

    1984年，金正耀与另两位专家合作，在国内首次用铅同位素质谱技术对河南殷墟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示踪研究，在妇好墓12件、西区2件共计14件青铜器中，发现有5件的铅同位素属比值（207Pb/206Pb）非常低的异常铅，其比值在0.771至0.783之间。
    实验结论认为，这几件青铜器的矿料应来自云南永善金沙厂的矿山。这使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商周时期、中原青铜器矿料来源问题有了初步结论。
    随后的研究又证明，不少商代殷墟以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也含有这种异常铅。但是，在三星堆所在的四川以及殷墟所在的黄河流域，根本就找不到这种异常铅矿料的影子。

    金正耀、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以及巧家县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共同对巧家堂狼山古代铜、铅矿采冶遗址进行了综合考察，并对巧家县老店镇老铅厂铅矿遗址铅矿碴作了科学检测，结论是：
    “该遗址所冶炼的铅矿，系低比值高放射性成因铅。这是首次发现牛栏江以西的巧家县境内存在低比值高放射性成因铅。”
    不少商代殷墟以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原料中都含有高放射性成因铅，而这种异常铅，只有在巧家曾经大量出产过。”
    可见，云南的锡、铅、铜矿资源，曾经驮负起恢宏的三星堆、盐源、殷墟乃至秦帝国的青铜文明；

    三苗，不仅坐拥古滇国东川﹑昭通二府构成的巨型铜矿带，独霸青铜文明的战略资源，而且身处身毒河与长江青铜文明交流通道的节点，扼守东亚与南亚、东南亚半岛贸易枢纽。
    上古“蜀身毒道”，由广汉出，经邛崃、雅安、西昌、盐源、大理、保山、腾冲、缅甸密支那，进入南亚；又通过南亚分别进入中亚、西亚、北非及地中海沿岸。
    这条被史学家美誉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文明纽带，是中国和南亚、东南亚商贸交往的重要陆上通道。在这条古商道上，东亚先民通过掸国（今缅甸）、身毒、大秦以及大夏的商人进行货物交换，用蜀布、邛竹杖、蚕丝、茶叶、盐以及中药材等，换回黄金、币贝、象牙、琥珀、青金石和费昂斯制品。

▲ 上古南方丝绸之路示意图

张骞所述“宜径，又无寇”的商贸通道，就是指“蜀身毒道”。
这是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境内、澜沧江东岸的博南古道，是“蜀身毒道”的枢纽地段，是整条南方丝绸之路唯一没有岔道的一段，也是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段。

▲ 博南古道（永平）

    古代，“大中原主义”者们并不知道有“蜀身毒道”的存在，直至西汉使者出使西域，见到当地贵族享用产至“古蜀国”的奢侈品时，才恍然大悟。
    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禀报了他在大夏的奇特见闻。
    《史记?大宛列传》载：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史记?西南夷传》：“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莫能通身毒国。”
《汉书?张骞传》略同，但更较详尽，云：“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

    按，王然于、吕越人皆建元中司马相如通西夷时副使。见《相如传》。
    “大夏”，今阿富汗东北部、克什米尔以及阿里地区一带。
    “身毒”，身毒河流域诸国。
    “滇越”，旧时无作考订者。《史记正义》曾用滇与越嶲二义谬拟为国内地名，不能有所指。太史公既称为“乘象国”则可定为滇缅或印缅间地。也许是缅甸之八莫，更可能为密支那。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云，“有闽濮、鸠獠、僄越、躶濮、身毒之民。”其下续举“黄金、光珠、虎魄、翡翠、犀、象......罽、旄、帛叠、水精、琉璃、轲虫、蚌珠”，皆当时国际市易之珍贵商品。足知当时永昌地界，确曾有中印缅各民族贾人会聚之市场，未开南夷置郡县前，蜀商称之为“滇越”。

    蜀布，一种优质苎麻细布，最早产地并不在古蜀，而在西南夷哀牢国。地处“蜀身毒道”要冲的哀牢国，由最初的哀牢部落发展而成，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物产丰富，是云南历史上文明古国之一，公元69年归附东汉，以其地设永昌郡。《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誉其“土地沃腴”，“宜五谷，出铜锡”；尤多珍奇宝物，如“黄金、光珠、虎魄、翡翠”，“罽旄、帛叠、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并有“孔雀、犀、象、蚕桑、绵、绢、采帛、文绣”，传说其“貊兽食铁、猩猩兽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另外，还有“节相去一丈，受一斛许”的大濮竹等。这里最有名的工艺特产是桐华布和兰干细布。桐华布，用木棉织成，“华柔如丝”、“洁白不污”，所谓“木棉袈裟”，即是对桐华布的最高礼遇；兰干细布，就是优质苎麻细布，其华美有如丝织品中的彩色大花绫锦。这两种布，均产于哀牢，秦汉之际就已远销南亚、中亚和西亚，有“东方一绝”的美誉，经蜀商转手长途贩运，被大夏及张骞误认作“蜀布”。
    [南朝·宋时期]范晔《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载：哀牢“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载：古哀牢国“有兰干细布。兰干，獠言紵也，织成文如綾锦。”
    紵[zhù]，同苎，即苎麻，也作葛布。

▲ 苎麻针织空调衫（女装夏薄款）

苎麻（学名：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荨麻科，苎麻属，亚灌木或灌木植物，中国古代重要的纤维作物之一。原产热带、亚热带，为喜温短日照植物。地上茎生长的适温为15～32℃；年喜雨量＞800mm，需均匀分布；大气相对湿度宜＞80%；当土壤酸碱度在PH值6.0～7.0左右时，植株生长健壮，纤维产量高。
苎麻的茎皮纤维细长，强韧，洁白，有光泽，拉力强，耐水湿，富弹力和绝缘性，可织成夏布。踞织机制成的全手工夏布，“轻如蝉翼，薄如宣纸，平如水镜，细如罗绢”，因其纤维绵长，结实耐穿，冬暖夏凉，成为皇室和达官贵族喜爱的珍品，历代列为贡布，20世纪30年代曾获巴黎国际博览会金奖。

▲ 苎麻

    邛竹杖
    《史记?大宛列传》：“騫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张守节正义：“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节高实中，或寄生，可为杖。”
    《艺文类聚》卷八九引[南朝?宋时期]戴凯之《竹谱》：“邛竹，高节实中，状如人剡，俗谓之扶老竹。”
    竹子，向以“节短中空”著名，故而历代文人骚客敬其“虚怀若谷”，热衷“以德比竹”。
    [唐]柳宗元，《巽公院五咏?苦竹桥》：“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
    [宋]徐庭筠，《咏竹》：“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
    而《史记?大宛列传》、《艺文类聚》“高节实中”、“或寄生”的记载，表明“邛竹”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竹子。
    戴凯之《竹谱》的“状如人剡”，倒是确指古蜀邛崃的罗汉竹类同遗骸脊椎，不过罗汉竹虽然节密，但其仍然中空，与《竹谱》所描述的“高节实中”实相抵触。看来，戴凯之的“邛竹”也是附会的产物。

实际上，邛竹当为“省藤”，邛竹杖当为“省藤”制作的手杖，俗称“扶老杖”。
省藤（Calamus L.），棕榈科，省藤属，约375个变种，热带常绿植物，攀援藤本，细长，不曲绕，藤径1~6cm，藤长20~180m，有记载最长者可达400m。刺生，经刮制后，外表光莹润泽，高节实心，轻盈具弹性，通体强韧，环弯不折。其粗者截为杖，经久耐磨、不易折损，近世舶来品手杖，多为此物；细者擘[bò]为篾，可作藤编家具。中南半岛以及我国闽、粤、琼、桂、滇等亚热带地区有出，但尤以南洋诸岛的“玛瑙藤”最为著名，远自先秦，即以杖材输销东亚，西南山民几乎人皆有之，又自邛国输入巴蜀，继而远达中原。古人以其似竹、又自邛来，故谓之“邛竹杖”。其实，古蜀并无此物栽培，随蜀商游历漫称之为邛竹杖而已。张骞汉中人，早见此杖，误为蜀物。及在大夏，又见之，遂与蜀布同认为古蜀特产。实则此杖径自身毒输入大夏，并不经过蜀、滇、邛拟或夜郎。

▲ 云南省藤

古“邛竹杖”，取南洋省藤逾母指粗细者，抛光外表，不另加修饰，截五六尺长即为商品，自陇西贩入内地，或为矛柄、杖具，或为武术截棍。今西藏朝圣者及“驴友”仍常以为杖。自汉以降，古代士大夫崇尚四灵雕饰的“扶老杖”，不复善此“高节实中”的细长直棍，渐渐不识“邛竹杖”为何物，继而望文生义，以讹传讹，张冠李戴。
被汉代张骞误作“邛竹杖”的南洋省藤，仍是当今电商平台的热销品牌。只不过，有了现代称谓——印尼省藤、玛瑙藤，是藤编与户外、武术运动的不二首选。

▲ 玛瑙藤长棍（印尼省藤）

尽管邛竹杖、蜀布均非产至古蜀，但却是蜀商将其发扬光大。所以，古蜀并非“大中原主义”者认知的蛮荒、闭塞之地。正是蜀商中南半岛及南亚半岛的活跃以及古蜀人的通达开放与兼容并蓄，成就了三星堆辉煌、独特而又无以伦比的上古青铜文明。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看来，“大中原主义”者们，目光并不远大，当蜀人满世界到处闯荡时，他们还自负地认为古蜀是个边陲蛮夷。其实，就开放性而言，“大中原主义”者们在古蜀人面前，只能望其项背、相形见绌了。

    坐拥古滇国东川﹑昭通二府构成的巨型铜矿带、独霸青铜文明的战略资源，且身处身毒河与长江青铜文明交流通道的节点，扼守东亚与南亚、东南亚半岛贸易枢纽，如此“要素禀赋”使三苗如虎添翼，在BC2000年前那个浑沌世界独善其身、富甲一方，继而熬过唐尧、虞舜正统强权一次又一次攻伐。
    不过，成也“禀赋”，败也“禀赋”。
    作为新生强权，末世大禹必会对战略资源与商贸枢纽大加觊觎。

于是，坐拥古滇国东川﹑昭通二府构成的巨型铜矿带、独霸青铜文明的战略资源，且身处身毒河与长江青铜文明交流通道的节点，扼守东亚与南亚、东南亚半岛贸易枢纽的三苗，便成了后世大禹的首要攻击目标。
曾经强盛数千年且躲过唐尧、虞舜历次扫荡的三苗，最终被鲧禹世系剿灭，是时BC2000年左右。

    另外，通过《山海经》方国地理构建，《战国策?魏策》所载“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的，不是“三苗之居”，而是苗民之居。
    《山海经?海内经》：“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
    苗民以“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的先祖神祇为族标。先祖名叫“延维”，据传，豪杰、领袖飨食这种标识，可以掌控天下。

▲ 《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图（长江、珠江流域）

    连体双人头像玉雕
    出土于石家河文化、谭家岭遗址，整体为玦形，背对背、左右对称各雕一人头像（左右有首）。人像宽额，冕冠自额前向后曲展（冠旃冠），冠顶朝后，冠沿饰放射纹；梭眼高鼻，阔嘴微张，佩耳环，后颈长发呈钩状，二首颈部弯曲相连（人首蛇身），造型抽象、奇特，为国内首次发现。现藏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连体双人头像玉雕，很可能是石家河文化的先祖形象，当为族人的图腾祭祀礼器，对应的很可能是“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的“延维”尸偶。

▲ 连体双人头像玉雕（石家河文化、谭家岭遗址）

石家河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湖北天门山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它处于长江中游与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组成的荆楚区域（“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地势平坦，水系发达，光照充足，利于农业生产，十分适合人类居住。目前已发现的石家河遗址主要有邓家湾、肖家屋脊、随州西花园、钟祥六合、安乡划成岗、罗家柏岭、郧县青龙泉、淅川下王岗、房县七里河、宜城老鸹仓、宜昌白庙、邓州八里岗、荆门叉堰冲、湘乡岱子坪等。这些遗址的出土墓葬及文物能向我们展示石家河文化的时代风采，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出土玉器。
石家河文化玉器出土地点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湖北谭家岭遗址、天门罗家柏岭遗址、肖家屋脊遗址、荆州枣林岗遗址以及湖北钟祥六合遗址等地，主要存在于该文化遗址的中晚期。主要器形有人头像、虎形饰、蝉、鹰、玉龙、玉凤、鹿头像、牌饰、铛、管、坠、珠、锥形器、柄形器、璧、璜、琮等。

▲ 石家河文化分布图

石家河遗址处于江汉平原北缘与大洪山南麓相结合的山前地带，主体区密布40多处遗址点，遗址外围还有30多处附属遗址、聚落。年代跨度为距今5900年至3800年。
学界认为，石家河遗址群是长江中游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等级最高、附属聚落最多的都邑性聚落。

“城池的修筑，是石家河成为文明中心的重要指标。”
石家河古城城垣内面积达120万m2，城壕内面积则达180万m2，工程规模庞大。专家推测，单以城垣计，至少用土100万m3。在当时只有石铲等劳动工具的情况下，1000人持续不断地工作，需花十年时间才能完成。

发掘显示，石家河古城存在大型城址、大型祭祀场所、专业制陶作坊、玉石器加工场所等。其中印信台大型祭祀场所，揭露出5座人工堆筑的黄土台基，台基周围发现多组套缸遗迹及100多座含瓮棺、扣碗、倒扣缸等特殊祭祀遗迹，是迄今长江中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
考古结果表明，以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苗民”，已经进入较为发达的社会形态。

“出西羌”的末世大禹，先是征服了巴蜀蛇图腾部族（“蛇乃化为鱼”），继而沿岷江、金沙江河谷南下，剪灭古滇的炎帝遗族“三苗”，顺势又扫荡了古夜郎有鼻氏羽翼，并通过古牂牁道经南盘江河谷进入古南越的桂平，捣毁末世虞舜在广东韶关构建的“湘楚昆仑虚”，推翻有虞氏的统治，放逐虞舜之子商均于虞国，流放尧之子丹朱于唐国，最终驱逐“左彭蠡，右洞庭”之间的所有南越蛇图腾苗民。至此，整个江南平原“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尚书?吕刑》）。
《墨子?非攻下》：“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除了掠夺财富、劳动力和侵占地盘以外，争抢沟天通地的正统地位和宗教信仰的主导权更是其主要目
    的。
    为此，末世大禹江南会盟、杀鸡儆猴、震慑宵小，拿东夷最大部族首领“防风氏”祭旗，制造恐怖效应，强化征服者的主导地位。
    《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相发兼并至今，其存者无数十焉。”
    《后汉书》：“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
    《国语?鲁语下》云：“昔禹致群神於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韩非子?饰邪》: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
    今本《竹书纪年》:“(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示中州诸侯，防风后至，斩以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登茅即会稽之山。

    末世大禹在涂山发布号令，召集天下部落、方国首领会盟，史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这是亘古未有的聚会，各地诸侯身着盛装，提携贡品从四面八方赶来。大禹傲立于高台，在万众瞩目中祭告天地，宣省风教；诸侯垂衣拱手，列于台下，肃然聆听，诚惶诚恐。
    至此，万国汇聚，九州一统。

    《山海经?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塗之山，青水窮焉。有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禹攻雲雨，有赤石焉生欒，黃本，赤枝，青葉，群帝焉取藥。”
    “攻”，郭璞云：“攻謂槎伐其林木。”
    “藥”，郭璞云：“言樹花實皆為神藥。”
    这里的青水，当指南盘江，其下游黔江在广西桂平汇入郁江，故谓之“青水窮焉”。
    ?塗之山，即典籍所载、末世大禹会盟诸侯的涂山，地点在古南越、南盘江（黔江）下游与郁江（浔江、西江）交汇处。
    通过《山海经》方国地理构建，?塗之山当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桂平市辖区北部，此地现辟为“龙潭国家森林公园”，是一处难得的风景名胜区。

▲ 《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图（中南半岛）

    末世大禹会盟诸侯，为什么选择?塗山？
    首先，此地是上古“南方丝绸之路”、东线海运通道的重要节点。
    “海上丝绸之路”，由古蜀广汉出发，经乐山、宜宾进入古夜郎，由“南方丝绸之路”东线“牂牁道”经赫章、毕节，沿南盘江河谷进入广西桂平，再顺西江河谷或水道抵达广州珠江出海口，经海路绕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漫游印度洋、红海、地中海，最终可抵达南亚、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见前述“上古南方丝绸之路示意图”

其次，牂柯古道以及零陵界的广袤区域，均为虞舜世系有鼻氏的势力范围，有研究显示，古夜郎的毕节还是其重要都邑；?塗山，北偏东310km为零陵界九嶷山末世帝舜葬所，东偏北380km为末世虞舜和商均的荆楚昆仑，东行560km为岳山帝堯、帝嚳、帝舜祭坛，西南500km为红河三角洲蚩尤遗族区域。在地理上，?塗山相当于末世虞舜及其势力范围的中心地带。

末世大禹在?塗山云雨峰攻木设坛，构建众帝上下的天梯，勾天通地，祭祀先祖上帝，会盟万国诸侯，以昭示其至高无上的的神权。
从此，?塗山云雨峰有了“赤石生栾，群帝取药”的神奇传说。

▲ 蚩纹、通天塔纹白陶高领罐（黔阳高庙遗址）

?塗山会盟，对鱼图腾族群而言，是一件惊天大事。它一雪鱼图腾族群被杀被殛的“鸟啄鱼”世仇；二改自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半坡类型《凫鱼纹》彩陶壶、身毒河文明美赫尕尔遗址鸟啄鱼纹赤陶起，数千年被鸟图腾族群压迫的屈辱历史。从此翻身解放、成了东亚乃至世界的主宰。
《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孟子?万章上》载：“禹避舜之子于阳城。”
    古本《竹书纪年》也载：“禹，居阳城。”
    《世本?居篇》言：“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
    《史记?夏本记》则言：“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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