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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46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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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世大禹的都邑阳城在哪里?
    “大中原主义者们”无不将目光聚焦黄河中游,郑州新密、登封告城、禹州、斟鄩、阳翟、平阳、安邑、晋阳……河南还是山西?先贤们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今本《竹书纪年》载:帝禹“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
    《史记?夏本纪》也载:“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
    河南东面为江苏;山西东面为河北、山东。涂山、会稽,历代公认均在东亚版图的南部,末世大禹的都邑阳城若在河南或山西,则会与史太公“帝禹东巡狩”相抵触。
    其实,“阳城在何处”用不着如此纠结,[东晋]常璩早已说得明明白白。
    常璩有本描述巴、蜀、汉中、南中等各郡志的史书,叫《华阳国志》。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此书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史料可靠,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
    《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华阳”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为梁州。”意思是说,梁州,北至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
    《华阳国志?巴志》:“人皇始出。华阳之壤,梁州之域,则巴蜀矣。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地处“华阳之壤”的巴蜀,作为末世大禹的附庸国,南越会稽会盟时,还曾执玉帛前往朝贺。
    《华阳国志》所记地区为《禹贡》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而得名为“华阳”。梁州:甘肃部分地区、陕西省汉中地区以及四川全境。
    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表示:“唯天有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且注明汉水为华阳地区的北线标志。
    扬雄也在《蜀都赋》中强调:“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淳皐弥望,郁乎青葱,沃懋千里。”
    因此,阳城断不会处于中原,而是在华山、汉水之阳的古蜀。
    岷江河谷、阿坝是氐羌人的聚集地,末世大禹的都邑定于岷江中下游流域的古蜀,正可圆“禹出西羌”、“禹生石纽”尤其是“帝禹东巡狩”的说法,至少在地理方位上是自恰的。
    其实,阳城在古蜀的最有力证据,当为三星堆文物所描绘的叙事图语。具体是哪件文物,暂且按下不表。
    《世本?居篇》道:“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
    笔者又推断阳城在巴蜀,如此一来,岂不是“禹”既“夏”,“阳城”即广汉,三星堆既夏都?
    非也!
    阳城在巴蜀不假,但是“禹”非“夏”,三星堆也不是夏都。 “禹”、“夏”二者为不同族属。
    其实,区分上古族属并不复杂。任何一个族群及其相应政权,都是有姓氏的。判断谁是什么族群,可以从她们的姓氏着手。就如同三国时期,魏国是曹氏天下,你不能说晋朝也是,那是人家司马氏的。
    上古、远古族群最显著的区别是什么?是图腾。族群所持图腾,就是其亘古不变的姓氏和印迹。古人发明图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区分族属。
    如果说,脱氧核糖核酸(DNA)是区别人类个体的基因;那么,图腾就是区别族群归属的社会基因。
    图腾,是姓氏的滥觞。找到图腾,就可辨识其族属。就这么简单。
    夏朝,是华夏历史上首个家天下、世袭制王权国家,构建者为夏后氏,其氏族图腾为“蛇”。
    《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
    《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夏后开即夏后启。为避景帝讳,西汉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在编纂《山海经》时,将夏后启改作夏后开。
    《列子》载:“疱牺氏、女娲氏、神龙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
    什么是龙,从象形甲骨文看,上古“头戴王冠、横插发簪的眼镜蛇”谓之龙。龙就是蛇王,是蛇图腾的王族标志,其实质还是蛇。
    夏后氏“珥两青蛇,乘两龙”,已经将其所持图腾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
    
    
    ▲ 头戴王冠的荷鲁斯鸟神与瓦吉特蛇神(古埃及壁画)
    大禹的图腾是什么?
    是头部呈90゜偏转的六须或十须鲇鱼。这一点,我们在之前仔细论证过。当然我们也不吝多重复几次。
    禹的含义是什么?
    《说文解字》道:“禹,虫也。从禸,象形。”又道:“鱼,水虫也。”《诗?小雅?斯干》孔疏注:“鱼,亦虫之别名。”古代“禹”和“鱼”相通,故大禹“亦是大鱼”。
    
    ▲ 鲧氏族徽(古埃及纳尔迈调色版)
    我们知道,大禹之父为鲧。
    鲧的含义是什么?
    《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拾遗录》:“夏鲧治水无功,沉于羽渊,化为玄鱼。……后世圣人以鱼为神化之物,以玄字合于鱼为鮌字”。因此,鲧又作鮌。《说文?鱼部》:“鲧,鱼也”。《鱼部?玉篇》:“鲧,大鱼也”。
    好嘛!敢情,一家子都是鱼,岂有不将鱼作族徽之理?鱼的形象其实就是该族群的族徽,它可以上溯至中原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大量出土的鱼纹彩陶盆。
    
    ▲ 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战国]《吕氏春秋?行论》载:“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於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帝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
    吕相邦是在告诉我们,鱼图腾的鲧禹世系与鸟图腾的东夷族群不共戴天。其实,鱼图腾的鲧禹世系与蛇图腾的炎帝、共工世系更是血海深仇。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署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
    《山海经?海外北经》:“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為澤谿。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為眾帝之臺。在昆侖之北,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
    《山海经?大荒北经》:“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鸟欠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
    《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
    共工,又名共工氏、康回、孔壬,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水神。炎帝后裔,火神祝融之子。
    [魏晋]《神异经?西北荒经》载:“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髪,蛇身人手足,而食五谷,禽兽顽愚,名曰共工。”
    《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引:“言攻其國,殺其臣相柳於此山。《归藏?启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也。”
    先是炎帝后人祝融“杀鲧于羽郊”;接着就是大禹替父报仇、攻击祝融之子“共工”;然后,又杀共工之臣“相柳”(相繇)。
    上古史,蛇图腾与鱼图腾部族,就是这么杀来砍去,冤冤相报,经久不息。
    看到此我们明白,鱼图腾的末世大禹,只会构建自己族属的鱼图腾政权,断不会去为炎帝、共工世系开创蛇图腾政权。
    我们再看看夏后氏的亲缘关系。
    屈原《楚辞·天问》载:
    “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
    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
    启棘宾商,《九辨》《九歌》。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史记·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到嵩高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
    [北宋]刘恕《通鉴外纪》亦云:“禹娶涂山之女生子启,南巡狩会诸侯于涂山。”
    屈原通过《楚辞》含蓄表达了嵞山氏“剖母生启”(勤子屠母);《淮南子》通过神话传说的方式,描述了涂山氏“剖背启生”(石破北方而启生)的过程;史太公则直白“禹子启贤”;《通鉴外纪》不过是对前人典籍的追述。
    总之,都是表述“禹娶嵞山之女、生子启”。
    注意,“剖母”、“剖背”皆指“胁生”。“启”也是“胁生”,这意味着什么?请读者留意。
    另外,禹与夏的关系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书》、《论语》上都没有明确叙述,直到了战国中期,《左传》、《墨子》、《孟子》等书中才陆续有了“夏禹”的记载。
    两汉及之后的典籍更是认为,禹是夏朝的创建者,且往往以“夏禹”谓之,甚至连禹父——鲧也称作“夏鲧”。
    不过,按《山海经》的论述,鲧、禹既和夏朝无关,也与夏后启非亲非故。
    尽管《山海经》多处涉及鲧、禹,但并未将其与“夏”联系在一起,更未明确其与夏后启的亲缘关系。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毛民之國,依姓,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修鞈,修鞈殺綽人。帝念之,潛為之國,是此毛民。”
    修鞈的凶残秉性,看来是继承了其曾祖父的杀伐基因。但是,其祖父也就是大禹之子——均国,貌似与夏后世毫无瓜葛,也未见其创立什么与夏相关的政权。
    可以笃定,国人念兹在兹的夏朝,不是末世大禹开创的,夏后启也不是什么大禹之子。
    那么,是谁开创了夏朝,夏邑又在哪里?暂且按下不表。
    通过《山海经》方国地理构建,笔者发现上古的方国和远古的部族,均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向南北、再向东西散布,且《山海经?海内经》所涉部族,均以长江上游的巴蜀为聚集中心。
    远古,在四川盆地还是一片沼泽时,这里就已是大暤九囿(丘)所在,且巴蜀“海迹湖”的地理特征还引出了后世华夏语境“海内、海外、四海”的政治地域理念。此时后话,暂且按下。
    
    ▲ 《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图(欧亚非)
    《山海经?海内经》:“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暤爰过,黄帝所为。”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囗部》载:“凡分别区域曰囿。常道将引《洛书》曰:‘人皇始出,分理九州为九囿。’九囿,即《毛诗》之九有,《韩诗》之九域也。”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
    《华阳国志》又载引:“《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
    通过《山海经》方国地理构建,发现远古大暤“九丘”、均落在巴蜀“海迹湖”沼泽地带。
    
    ▲ 《山海经》方国地理位置图(长江、岷江流域)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蛇乃化為魚,是為魚婦,顓頊死即復蘇。”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山海经?海内经》:“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昔在唐尧,洪水滔天,鲧功无成,圣禹嗣兴,导江疏河,百川蠲脩,封殖天下,因古九囿以置九州。”
    九州一词的详解见于先秦典籍《禹贡》: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根据书中的记载,四千多年前,大禹受命治水,后被拥戴为族群共主,遂将东亚划分为九州。分别是:
    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大禹还根据九洲的地理方位、土地质量构建贡服制度,即把权力所能到达的地方,以都城为核心划为五个同心圆,将周围落入不同圆圈的方国依次称做“甸服、候服、绥服、要服、荒服”,并规定每隔服的治理手段和纳贡方式。
    大禹把都邑作为五服的核心,当是中央方国——“中国”这一政治概念的最初由来。
    《禹贡》,由于所记地理状况、不少显示为战国时期,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因此被推断为先秦学者所作。
    当今主流观点认为,《禹贡》撰著者是设想、为战国诸侯争雄后的统一局面、提出一套治国方略。不过,这个方案宏伟周详、不同寻常,须托名大禹,企望能遇明主而施行。
    《禹贡》以地理为径,分当时天下(东亚)为九州,这是撰著者理想中的行政区划。
    实际上,鲧禹族群的格局要宏伟的多,她们欲构建的九州不限于东亚,而是整个世界的“大九洲”。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按“大九洲”的视野,儒士们所认知的中国、即以洛邑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或可视为冀州,仅占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华夏应称为赤县神州,为世界“大九洲”之一。赤县神州内的九州,即《禹贡》所载九州。
    鲧禹族群,毕竟是游历过东亚、中亚、南亚、西亚和北非的远行者,视野足够开阔,格局足够宏大,她们知道天下除赤县神州外,还有南极洲、北极洲、婆罗洲、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欧洲、非洲,也许这才是末世大禹眼中的天下“大九洲”。
    末世大禹的势力范围到底有多么宽广,我们可以看看先贤们是怎么说的。
    [西周]《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禹行使大章步东西,竖亥度南北,畅八极之广,旋天地之数。”
    《山海经?海外东经》:“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这里,有个细节,《山海经?海外东经》的编纂者,当手头资料出现大地测绘总指挥与里程存疑时,会采用另一来源的资料加以对照、佐证,以便后人酌情取舍。在此,我们不得不对上古“山海图”的编纂者们的严谨治学作风肃然起敬,除编辑过程中难以的避免错简、漏简外,也对《山海经》内容的准确性、客观性深表认同。
    禹、夏时期的“步”,实际距离是多少?我们手头没有直接资料,但我们知道禹、夏年代在前2070~1600年,陶寺遗址测年为前2500~1900年,大致属于帝尧至帝舜时期,而夏、周两朝之间,只隔殷商,时间相距仅约500多年。因此,可以采用陶寺遗址量具与周朝量制计算大地“东西极”距离。
    汉儒《大戴礼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一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尺则以陶寺考古文物为据。
    周制,一步合8尺;陶寺尺,一尺相当于0.25米。
    大地东西极距离(竖亥步测)=5109800步*8尺/步*0.25米/尺/1000 =10220千米
    这个距离,大致相当于从中国东海岸到北非西海岸的距离。

    我们将上海南汇嘴观海公园设定为大地东极(青丘北),摩洛哥古城丹吉尔市著名的法尔?卡斯霸大灯塔(Phare Cap Spartel )设定为大地西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验证上古大地东西极距离的“竖亥步测”结果。由电子地图测得:
    大地东西极距离(百度图测)=10822千米
    “竖亥步测”与“百度图测”的大地东西极距离,两者差距仅为“百度图测”的5.57%,完全在可接受误差范围以内,验证通过。
    
    ▲ 亚非大陆东西极测距
    若认为这只是一种巧合,对“竖亥步测”大地东西极距离的可靠性仍有疑虑,我们还可用另一时代的另一组数据加以验证。
    《山海經?中山經》:“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蓋其餘小山甚眾,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禪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
    《管子?地数第七十七》(卷二十三):
    桓公曰:“地数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
    《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卷二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对曰:“终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说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国之四面,面万有余里,民之入正籍者亦万有余里”。管夷吾,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
    《尸子》:“八极之内有君长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尸佼,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0年。
    《吕氏春秋?有始览》:“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吕不韦,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
    《太平御览》卷三十六引《河图?括地象》:“八极之广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内地,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淮南子?地形训》:“阖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六其名川六百,陆径三千里。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鸿水渊薮,自三百侧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渊。”
    “大地四极”的范围,在古籍中有大量记载。由此判断,禹、夏时期,上古先民的确对其所处的大陆板块做过实地测绘。
    “大地四极”测绘的实施者,《淮南子?地形训》与《山海经》有出入,但我们还是愿意采信前者的论述,因为古代地图的绘制标准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南北向为纵,纵即是“竖”,亥在十二辰的位置中与子相邻,位近正南,因此“竖亥”当是大地南北极测距者,而“太章”自然应是大地东西极测距者。
    《淮南子?地形训》有关太章、竖亥步测大地四极的步测距离,比《山海经》的论述大近10倍,前者不可采信。这是因为两部著作论述的大地四极含义不同,且汉朝与禹、夏年代相距久远,毕竟已过一两千年,度量衡制度已经厘不清了。再者,老刘家的事儿,知道就好,认真你就亏大啦。比如,随新帝骨骼长短有别,汉尺老是变来变去;为景帝讳,又可将《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夏后启,生生改作夏后开;为满足政治需求,楞说刘家老母搞破鞋,与人私通生下高祖。总之,老刘家没什么节操。
    有关“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的大地四极论述,最早是由“春秋”时期开始的,那时铭刻有“山海图”的禹制九鼎,还在周王手里,估计相关文豪们,当时还能见到已经失传的典籍。不过此时,周朝已经礼崩乐坏,不同封国各行其是,度量衡五花八门。既然是“春秋”之后的论述,那就以强秦的量制为依据吧。
    宣公十五年,前594年,《春秋?谷梁传》:“古者,三百步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
    又据《续文献通考》卷108《乐8》:“周以八尺为步”,“秦以六尺为步”。
    《汉书?食货志上》:“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
    在《汉书?食货志上》,是用秦的步尺制度代替了周的步尺制度。由于秦汉尺的长度如商鞅量尺、新莽铜斛尺、后汉建武铜尺都是一尺等于0.231米。故:
    秦制:一里合300步,一步合6尺,一尺相当于0.231米。因此:
    大地东西极距离(秦制)=28000里*300步/里*6尺/步*0.231米/尺/1000 =11642千米
    《管子?地数》与“百度图测”的大地东西极距离,两者差距仅为“百度图测”的7.58%,完全在可接受误差范围以内,验证通过。
    顺便测算一下古人大地南北极距离。
    我们将北冰洋南岸、俄罗斯泰梅尔半岛最北端设定为大地北极,东帝汶罗地岛南端设定为大地南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验证上古大地南北极距离的“步测”结果。由电子地图测得:
    大地南北极距离(百度图测)=9936千米
    大地南北极距离(秦制)=26000里*300步/里*6尺/步*0.231米/尺/1000 =10811千米
    《管子?地数》与“百度图测”的大地南北极距离,两者差距仅为“百度图测”的8.80%,完全在可接受误差范围以内,验证通过。
    
    ▲ 东亚大陆南北极测距
    从目前地理形态看,由北冰洋南岸、俄罗斯泰梅尔半岛最北端,到东帝汶罗地岛南端,经东南亚时要走多处水路,似不符合上古关于“大地四极”的一般概念。这个问题如何解释?
    《山海经》通篇仅见“海外东经”一节,记载了“帝命竖亥步”,以测大地东西两极距离,未见南北两极测绘的论述。若上古时期,确有大地南北两极测绘的实践,时期要比五帝还要早,应是东南亚、甚至是五大洲区域间的陆路桥还未被“世纪大洪水”彻底淹没之前的帝俊时期。
    由上述典籍和现代测距工具验算结果可见,上古鲧禹世系的势力范围着实大得惊人。
    本文前面曾做过详尽考证,氐羌及鲧禹鱼图腾族群的全球存在,是有文献、考古学、宗教信仰及族群文化支持的:
    BC4900~4000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面鱼纹彩陶盆;
    BC4000年左右,身毒河文明、美赫尕尔文化,鱼纹彩陶罐;
    BC3100年左右,古埃及文明,祭奠上下埃及统一的盾形石雕板(纳尔迈调色板),偏枯鲇鱼族徽;
    BC3000年左右,身毒河文明、美赫尕尔文化,鱼纹彩陶罐;
    BC3000~2500年,苏美尔文明,远古众神滚筒印章、人鱼七贤璧雕;
    BC2000~1600年,古亚述时期,人鱼神祇大衮(大鲧)璧雕;
    BC1894~1595年,古巴比伦时期,祭典上的俄安内斯滚筒印章;
    BC2334~2154年,阿卡德时期,阿达帕人鱼神祇壁雕;
    《山海经?海内南经》:“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
    《山海经?海外西经》:“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貍。一曰鰕。即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鱉魚在夭野北,其為魚也如鯉。”
    《山海经?海内北经》:“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及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以上文献和考古资料,无不昭示氐羌及鲧禹鱼图腾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和广域的涵盖范围。甚至有迹象显示,现今左右全球半数人思想信仰的宗教,如犹太、基督、天主、东正和伊斯兰教,均与氐羌、鲧禹族群文化有某种关联。
    总之,以末世大禹定都阳城为重要标志,蛇图腾的炎帝共工世系、鸟图腾的帝俊少昊世系开始式微,被蛇、鸟压制了数千年的鲧禹鱼图腾族群站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自此,鲧禹、鱼妇家族雄踞北非、囊括两河、揽收中亚、坐拥巴蜀,声威天下。
    BC2000年左右,随末世大禹王权的建立,在以先帝祭祀为核心要义的共同宗教感召下,末世大禹王道在华夏族群中得以延申,在黄河长江流域、身毒河流域、两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形成了或多或少的政治霸权,至少在文化与原始宗教上,形成了亚非大一统格局。这也是上古百科叙事图语——《山海经》震撼面世以及太章步测亚非大陆东、西两极的政治基础与宗教基础。
    雄心勃勃的末世大禹,是否真的“均定”了天下“大九州”?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被他征服过的南越出事了。
    末世大禹定都阳城不久,防风氏故地、古南越的鸟图腾族群不甘屈辱、开始造反。眼见人多势众,烽火燎原,没过几天安稳日子的末世大禹,只得亲率大军、前往弹压。
    《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古本《竹书纪年》曰:“禹,居阳城。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禹立四十五年。”
    今本《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
    巡狩,是儒家的春秋笔法,其内涵与征伐、平叛、清剿、扫荡无异。

    不幸的是,末世大禹最终倒在“巡狩”防风氏故地的途中。
    《史记?夏本纪》载:“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
    杀伐决断、横扫亚非的末世大禹,已经抵达会稽,莫名其妙地、怎么就“崩”了呢?
    不知道。典籍未见详载。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称:“禹因病亡死,葬会稽。”
    《史记?夏本纪》道:“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
    不过,用脚后跟都能明白,鸟图腾族群人口众多,末世大禹早期征服南越时,不可能将其斩尽杀绝。若防风氏后人残存100个下来,定有99个都会想要末世大禹的项上人头。
    防风氏被杀积攒下来的鱼、鸟图腾间的世仇,东夷后人少不得牙呲必报。这些以玩弓矢见长的族群,想来定不是好惹的。这从石峡文化大墓中,成堆的、难以计数的石镞随葬,便可见一斑。且鲧禹世系,最终也的确湮灭在一只箭上,此是后话。
    总之,不管怎样,末世大禹没了,一带枭雄就此谢幕,享年一百岁(皇甫谧认为)。是时,“帝禹”五年(今本《竹书纪年》),也许“帝禹”十年(《史记?夏本纪》)或者“禹立四十五年”(古本《竹书纪年》)。
    随末世大禹的“陟[zhì]天”,鱼图腾的西戎鲧禹世系式微,鸟图腾的东夷少昊世系复兴,宗教统制权及政治、军事霸权“鱼鸟易位”,东亚乃至东南亚,少昊氏遗族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崛起。
    《墨子?尚贤》载:“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益的权利是禹授还是自取,有待后续实证。但是,益伯“九有”、“均定九州”当为不争事实。
    与虞舜世系一并东徙、地处中南半岛扶南北部、古骆越西南的湄公河畔、大致位于流沙河与澜沧江交汇处、也即现今临近缅甸东部、西双版纳一带与臷民国为伍的伯益部族,审时度势、北上进入巴蜀,推翻鱼图腾统治,继虞舜之后、构建起另一崇鸟王权。从此,恢宏而独特的三星堆文明站上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舞台。是时,BC2000年左右。
    伯益:姓嬴,名益,尊伯,一曰伯翳[yì]、亦作大费;《尚书》曰益,《史记》称大费、又称柏翳、伯翳,《世本》、《汉书》作伯益、化益;东夷部落首领,少昊之后,系春秋赵、嬴姓诸国的受姓始祖,其后有蜚廉,其后有恶来(秦国先祖)、季胜(赵国先祖);虞舜之臣,虞、夏之际重要的历史人物。
    《左传》:“郯国,少昊之后,而嬴姓盖其族也,则秦、赵宜祖少昊氏。”
    《史记·封禅书》:“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
    《说文·女部》:“嬴,帝少昊之姓也。”
    《通志·氏族略》:“秦氏,嬴姓,少昊之后也。”
    《日知录》卷二十三:“秦、赵、梁、徐、郯、江、黄、葛、麋,嬴姓也,自少皞。”
    《史记·秦本纪》:“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由此可见,蜚廉是也伯益的后人,曾经帮助商纣王担任信使,并守卫北方。
    《楚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後飞廉使奔属。”,王逸注:“飞廉,风伯也”
    《汉书?武帝纪》:“还,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晋灼注飞廉曰:“身似鹿,头如爵,有角而蛇尾。”
    《三辅黄图》:“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
    [南朝]裴骃《史记集解》:“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晋灼曰:‘身如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
    飞廉部族的族徽,当为“身如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能致风气”的占风“神禽”。
    这是怎样一种玄幻的存在,不知。
    下图为现哈萨克斯坦、巴泽雷克2号墓冢、墓主臂上所纹“后肢反转的动物”纹样。学界也称此纹作“格里芬纹”。
    这也许就是秦人祖神“飞廉”的高大形象。
    
    ▲ 反后肢鹰喙鹿身纹刺身(巴泽雷克2号墓冢墓)
    《国语?郑语》:“少昊之后伯益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
    《史记?秦本纪》:“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
    《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索隐》:“女修,颛顼之裔女,吞鳦子而生大业。其父不着。而秦、赵以母族而祖颛顼,非生人之义也。”
    伯益的先人为鸟卵所生,而“翳”,即鸾鸟、凤凰。说明,伯益不仅以玄鸟为先祖图腾,还以鸾鸟为自己部族的族徽。
    《山海经?海内经》载:“北海之内,有蛇山者,蛇水出焉,东入于海,有五彩之鸟,飞蔽一乡,名日翳鸟。”
    屈原《离骚》诗曰:“驷玉虬而乘翳兮。”王逸注:“翳,凤凰别名也。”
    《广雅》也载:“翳鸟,鸾鸟,凤凰属也。”
    青铜凤鸟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器物坑出土。
    青铜器,高33.9cm,宽19.3cm,鸟腿及尾部残缺;大头,沮颈,圆眼外凸,方镐状尖喙;羽冠硕大呈旌旗状,顶部四只上扬,尾端一只下垂,饰云雷纹;羽翅较小并饰涡旋纹,尾羽长垂;颈及前胸饰鳞状羽纹,腿残存部分外侧饰卷云纹。
    此器,制作精美、造型端庄、纹饰大气,足具王者尊范,当为伯益有翳氏部族的族标或族徽。
    
    ▲ 青铜鸾鸟(三星堆文明)
    “吞卵生子”,源于鸟图腾先祖崇拜,是东夷巫觋宗教叙事中、族属传承的标准版本。
    在殷人的信仰中,其先祖“契”、便“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为母吞陨卵所生。
    《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西汉]褚少孙《补史记?诗传》载:“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元邱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贤,尧立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诗人美而颂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质殷号也。”
    作为肱骨,伯益曾出任虞舜时期的火正、水正,教民稻植、作井滋物,协助帝舜管理众多崇鸟、崇兽部族(佐舜调驯鸟兽)。这为三星堆另起炉灶,光大虞舜德行,构建鸟图腾祭祀中心,最终形成万邦来朝的盛举,播下了广泛的人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孟子?滕文公上篇》:“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
    《汉书?地理志》:“伯益知禽兽。”
    《后汉书?蔡邕传》:“伯益综声于鸟语。”
    《史记夏?本纪》:“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禹)与益予众庶稻鲜食。”
    《吕氏春秋?勿躬篇》:“伯益作井。”
    《世本?作篇》引《周易释文》:“化益作井。”
    《淮南子?本经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
    在儒家的叙事语境里,禹、益同朝,互为搭档,倾力助“舜”,共襄国是。
    《史记》自序:“维秦之先,伯翳佐禹。”
    《史记?夏本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
    《论衡?谈天》载:“禹主治水,益主记物。”
    《论衡?别通》云:“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
    《论衡?逢遇》也云:“禹王天下,伯益辅治。”
    《尚书?大禹谟》中记,禹征三苗不服,益给禹建议说:“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
    儒家的言论,我们尽可“权当一说”,只需铭记“益”的履历就好。自仰韶文化始,鱼、鸟相争数千年不曾停歇,何种粘结剂能令血仇双方称兄道弟、同朝奉主?想来是没有的。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世界最早的大百科《山海经》、成书并非一时,其中有4卷为后人增补作品,最初的编纂者很可能是末世大禹,最终的定稿者当为虞舜世系的伯益。
    [西汉]刘歆《上“山海经”表》:“《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盖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
    [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理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
    伯益编撰的《山海经》,大致是以图腾、绘画、象形符号为主,并辅以巫觋才能看懂的文字。最初的文稿,当为巴蜀叙事图语。
    《山海经》,包含了历史、地理、天文、神话、宗教、民俗、方国、部族、物产、医药等多种资料,是一部原始社会大百科,更是一本旷世奇书。
    它跨越了地理羁绊,记载了欧亚、非洲东西南北的陆地极限内的事物,描绘了“海内”、“海外”、“大荒”数百个方国、部族及其超乎现代人想象的始祖图腾。这些图腾形象诡谲、怪异、令人生畏,以至被许多不明就里的圣贤视为灵异,就连史太公都被惊吓得目瞪口呆,惶惶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它超越了时空限制,记载了1.5万年前的大暤建木“八卦风历”、1.4万年前的“太极斗历”、大约1.2万年前的“帝俊十日历”、9千年前的“颛顼十二月历(阴历)”以及3600多年前商汤灭夏的政治事件。历史时间跨度,竟然达到惊人的上万年。
    《山海经》一幅幅神奇、恢宏的图卷,只有游历过欧亚、亚非大陆,具备宽阔视野、高尚格局和广泛影响力的族群,方能潜心描绘。
    巴蜀经鲧禹、虞舜世系两个族群的辛勤构建,已然成了散布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华夏先民的信仰中心。尤其是虞舜世系构建的三星堆,更是全球鸟图腾族群心心向往的祖庭和宗教圣地。想象一下商贾云集、万邦来朝的盛举。一部浩瀚如《山海经》的绝世之作,横空出世便有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先贤们将《山海经》的编纂者指向具有国际背景的鲧禹、虞舜世系,当为众望所归、名副其实。
    我们说:伯益推翻鲧禹鱼图腾统治,继虞舜之后,在古蜀构建起另一崇鸟王权。
    这种论断的依据是什么?
    如何证明BC2000年左右,巴蜀盆地上演的这场鱼-鸟大战以及鲧禹-虞舜世系两个族群间的生死决斗?
    揭开上述疑团的密匙,就隐含在三星堆的一根金杖之中。
    金杖
    1980年发掘于广汉三星堆一号器物坑,杖芯或为省藤材质,外表满敷金箔,长143cm,直径2.3cm,黄金净重463g;据专家推断,年代距今4000~3600年;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杖芯所敷金箔系用纯金捶揲而成,展开宽约7.2cm,厚约0.2mm,两侧稍薄,中间略厚。
    因为年代久远,木质杖芯已经严重炭化,外敷金箔也有变形,但器型清晰可见,金箔保存完整。
    此器,是已出土的、国内同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也是全世界范围内,金杖中体量最大的一件,2013年8月19号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 金仗(三星堆文明,BC2000~1600年)
    在世界范围内,金杖与其它权杖一样,通常是一国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的象征,仅为最高统治者所有。这与同时代东方社会普遍代表邦国权力的斧、钺以及后期商周时代的青铜大鼎类似。
    一般而言,古代象征权力的礼器都来源于生产、生活器具,随时代的延续和社会的发展,这些器具逐渐被赋予“形而上”的意涵,最终剥离实用功能,异化为最高权力的代表。
    金杖的本质是权杖。这种源于原始社会的礼器,最初只是先民用于防身、狩猎的工具,美其名曰“棍、杖”,说白了就是经简单修整后的自然枝干。随后期族群争斗的加剧,这种生活、生产工具逐渐演化为攻击用的兵器。
    这种木质棍、杖类的武器,至殷商时期还在大规模使用,只是形制发生了些许变化,由原始的自然形状,演化为手持端细、击打端粗,彼时称之为“杵[chú]”。
    《尚书?周书?武成》载,王若曰:“既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武王伐纣,至戊午日,大军横渡孟津。癸亥日,布阵商邑之郊,以待上天神喻。甲子日黎明,商纣率军浩荡而至,列阵牧野、旌旅如林。商军貌似强大,还未等交战,其前锋便开始倒戈,调头向后自相攻击,商军败北,一时血流成河,兵器漂浮。武王一战而平定乾坤。
    商、周牧野会战极其惨烈,按周武王的话说:战场尸山血海,都能将死者的兵器“杵”漂浮起来。
    随时代进一步发展,那些热衷于屠戮的家伙们发现,用棍、杖杀人,若击不中对方的头颅,基本上毫无疑义。为提高战场上的击杀效率,好战者们便采用各种手段来增加棍、杖头的配重。
    一时,在棍、杖头上加石球的、加石锤的、加石镐的、加石斧的,等等,五花八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给对手来个痛快。
    于是,一种叫作“杸[shū]”或称“殳[shū]”的兵器便被发明出来。
    《说文解字》:杸,“軍中士所持殳也。从木从殳。《司馬法》曰:‘執羽从杸。’市朱切。”徐灏曰:“古通作“殳”,后增木旁作‘杸’也。”
    《说文解字》:殳,“以杸殊人也。”
    “殳”,通“杸”,为“杸”的本字。甲骨文象形为:手持锤杖一类的攻击性器具。会意,本义为指代执掌锤杖者,引申为权力、摧毁、击杀。从属字如:殴(杖击)、殺(杖毙)、毁(击碎)、殁(消灭)、没[mò](击沉)等。
    这是甘肃省山丹县四坝遗址发现的一枚殳首,高5.6cm,宽6.9cm,孔径2.3cm,呈梨形,上大下小,中心有通孔,用以安装木杖。年代距今3900年。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遗址最初为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在1947年带领培黎工艺学校师生、在此开荒时所发现。
    
    ▲ 殳复原图(四坝遗址,BC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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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6-26 18:10:13  更:2022-09-04 02: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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