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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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47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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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坝文化是中国史前文化的一个类型，因最早在山丹县四坝滩被人们发现而得名。这是一处生活在距今3900年~3400年之间的先民们所创造的文化类型，此时中原地区正值夏商之间。
四坝人彼时已经迈入青铜时代，他们不仅有刀、削、锥、斧、钺等几十种青铜生产工具，还有鼻环、铜镜、镯子、钏、管等青铜装饰用品。这是目前甘肃地区，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古文化。

    ▲ 梨形头殳（古埃及文明，BC1341-1323）
    图坦卡蒙墓出土，开罗埃及博物馆藏

《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
伯陵与子鼓、延、殳四人，其中，伯陵“始为侯”（始作革制箭靶），子鼓、延“始为钟”（钲玲，祭祀响器），文中唯独落下子“殳”不提。想是“殳”字过于直白，无需明说。推断，炎帝之孙“殳”当是锤杖式兵器的发明者。

▲ 纳尔麦调色版正面(古埃及文明)

殳，英语作“Mace”，译成中文则为“权杖”。西方学者将这种锤杖式兵器，看作古代贵族或统制者权力及地位的象征。因其柄部多为有机木制、易于腐朽，而顶端锤形器则多由美石、青铜等无机材质制成而易于存世，历经数千年出土时，往往只见顶端锤形器，西方学界称之为“Macehead”，译作中文则为“权杖头”。

目前已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权杖和杖头均出自西亚，这包括安纳托利亚、两河流域以及黎凡特南部，年代可早到距今万年之前（？）。以土耳其中南部的哈兰--切米丘（Hallan ?emi Tepesi）遗址为例。该址出土的石权杖头为扁圆形，器表经打磨处理（下图：1、2）。属前陶新石器A阶段（PPN-A），绝对年代为BC9500～8800年。该址还发现有连体式短柄石权杖，杖头雕成兽首状（下图：3）。
在土耳其的科尔提克丘（k?rtik tepe）也出有PPN-A阶段的石权杖头，扁圆形，器表经打磨（下图：4~6），年代为BC9500～8500年。在该址的4号墓（M4），随葬的权杖头被放在墓主的胸口处（下图：7）。

    1-3. 哈兰--切米丘；4-6. 科尔提克丘；7. 科尔提克丘M4
    ▲ 权杖头（安纳托利亚高原，前陶新石器时代）

在华夏叙事语境里，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权力的象征是由打群架的“杵”发端的，而“殳”与权力相涉，说来则比较绕。
我们知道，“父”的甲骨文象形为：手持杵状。杵是彼时权力的象征，持杵者为“父”，即父系社会部族的“帅教者”，也就是部族首领。著名的比如：亶[dǎn]父，上古周部落首领，后稷之后，周人之先；造父，上古赵部落首领，伯益之后，秦始皇先祖；博父（夸父），上古丁玲部落首领，炎帝之后，丁零之先。

依演进逻辑，“手持杵状”，当为“父”；“手持殳状”，则当为“伯”。殳是继杵之后，新时代权力的象征，持殳者为“伯”，也即父系社会的族群或部落联盟首领。比如：伯鲧，仰韶早期、黄河上游部落联盟首领；河伯，石峁时期、黄河上游部落联盟首领；伯益，虞舜时期，妫水（阿姆河）流域部落联盟首领。而社会现实也是依此呈现的：

    《诗经?卫风?伯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可见“伯”才有执掌“殳”的权力，也间接证实了“持殳者为伯”的说法。
    但是，甲骨文翻译者并未比照“持杵者为父”的逻辑，命名“持殳者”为伯，而是将本应是“殳”的 “权杖头”象形命名为伯。整体来了个乾坤颠倒，着实令人费解。

    汉字的源流甲骨文，是个十分奇妙的语言系统，从中我们能清晰看出，人类社会权力物化演进的形象进阶。
    在母系氏族社会时代，人们依据“屈膝跪坐，双手搓绳”的“女”字来表征社会权力。
    “女”的象形，源自天道，仿于天龙座（紫薇垣）、小熊座（勾陈）组合而成的天体构型，意含祖母孕育世间万物，庇佑北极天帝及其子嗣（见之前“太极斗历”所述）。追溯弇兹氏夨[cè]天的历史，那已是BC1.2万年前，织女星当值北极星的远古时代。

在上古先民的语境里，“女”为玄、为兹、为索、为天、为帝，母仪天下。比如《山海经》中，就记载有女子、女丑、女娃、女祭、女戚、女虔、女献、女和、女娲、女魃、西王母等等远古母系氏族首领兼大祭司。直至殷商，我们还能见到母系社会的孑遗——女辛（妇好）、女戊、女癸或称作母辛、母戊、母癸等部族首领兼祭司。

    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时代，人口渐趋膨胀，通过武力争夺资源、通过武力保卫苑囿，成了族群面临的重要选项。随族群争斗的加剧，男子被推到社会发展的前沿。
    生存权、发展权取决于兵器加持的威权。此时最直白的权力表达就是棍、杖。于是，被精心加工后的棍杖以及一头粗、一头细的杵，便成了彼时社会权力的象征。“掌握”由“杵”武装起来的战队又德高望重的男子，自然就成了部族首领——父。

    社会继续发展，部族单打独斗，无以应对强敌，此时就需要四处寻求盟友。争斗升级，兵器也愈发先进。一种提高击打效率的新式武器“殳”，便成了彼时社会权力的象征。
    “掌握”由“殳”武装起来的战队又德高望重的部族酋长，便被长老们推举为族群或部族联盟首领——伯。

进入方（邦）国时期，威权泛化为军队控制权、宗教祭祀权、社会管理权、生产统筹权以及上述权利集合而成最高权力。而此时，象征最高权力的器物，奇妙地发生返祖现象，由“殳”又退回到“棍杖”这种较中性、温和的形态。美其名曰，权杖。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古人对权力象征器物形而上的抽象化。去掉斧钺斤戊、锤镐锛凿那些五花八门的杖头，仅剩下权柄或权杆就足够了。因为权力，向来就是简单、直白、粗暴，不加任何装饰。

    经长达上万年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棍权逐渐被赋予了身份、地位、权力等文化特质，成为国王、郡主、酋长、军事首领等社会上层人士秉持的礼器，异化为“魔力”加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威权象征。彼时：
    执令权（执行权），由持杖者“尹”掌控；

司令权（发号施令权），由持杖又发号者“君”掌控。

进入王国时期，在最高权力的象征器物上，东、西方社会发生集体分歧。东方以石斧、玉钺、青铜钺甚至鼎，持斧、钺、鼎者为王；西方则依旧以棍杖，持杖者为王。

    据目前面世的国内外考古资料推断，权杖文化不是华夏本土的主流文化元素，甚至黄金文化也不是。同时期，权仗文化却在黑海沿岸、北非、西亚甚至南亚大行其道。
    用于彰显政权、军权、神权和尊贵地位的权杖，比较集中地发现于安纳托利亚高原、古埃及、两河流域、黑海及里海周边地区。
    著名的镀金权杖就出自古埃及，被考古学家们称为图坦卡蒙金仗，长约两米。

▲ 图坦卡蒙镀金权杖（古埃及文明，BC1325年）

    世界最早的金杖则出自瓦尔纳遗址，年代可上溯至BC4590年。
    瓦尔纳遗址，位于黑海西岸、巴尔干半岛的瓦尔纳湖边，面积约7500平方米。
    考古学家在294个墓葬中，发掘出金臂钏、金手镯、金珠饰项链和手链、管状金杖饰、圆盘状金牌饰、螺旋形金链、金套、锤式金权杖、节状金饰、金面具饰、动物纹金片饰、人形金饰等共计3000件左右的黄金器物，总重量超过6kg，号称“瓦尔纳黄金宝藏”。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人类最古老的黄金饰品。

其中出土遗存最丰富的，是43号墓（Tomb 43），随葬器物超过1000件，包括铜斧、燧石工具、陶器等，仅黄金器物就超过980件，包括缝制在衣服上的金盘、金珠链、金线物、金质生殖器护套、金手镯，尤其显眼的是一件包金的镐头权杖。种种迹象表明，43号墓主人很可能是部族首领或者部族联盟的领袖。

▲ No.43墓（瓦尔纳遗址，BC4590-4340）

哈拉帕文明出土的杖头为石质，呈扁平碟状。专家们先前认为，这是身毒河流域先民的劳动工具，将其归于圆形“盲孔”砍斫器范畴。视其拙朴的加工外表，真实年代要早于哈拉帕文明鼎盛期的BC2600年，很可能出自身毒河流域“铜石并用”时代。

    ▲ 石质杖头（哈拉帕文明）
    巴基斯坦哈拉帕博物馆藏

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泥板画，显示了最晚至乌尔王朝时期，苏美尔人就已在采用权杖来彰显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利。

▲ 手持权杖的乌尔国王（苏美尔文明，BC2500年）

《汉谟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是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BC1792~1750年在位）大约在BC1776年颁布的法律汇编，是最具代表性的楔形文字法典，也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原文，用阿卡德楔形文字，镌刻在一座黑色玄武岩石柱的下部。石柱高2.25m，顶部周长1.65m，底部周长1.90m。

石柱上部，则刻有宗教叙事的浮雕。坐在右边座椅上的，是头戴牛角帽的西亚太阳神“沙马什”，只见祂正准备将手中代表神权的短杖、递交给汉漠拉比国王。汉漠拉比国王则左手搭氅，右手抚胸，作虔诚宣誓状。
浮雕所要彰显的，正是“君权神授”、“权杖至高无上”的庄严意境。

▲ 君权神授碑刻(古巴比伦文明，BC1776年)

古埃及壁画，天神向新晋国王颁授象征健康的生命符和象征最高权力的杖具。包括卜塔、芭丝苔特(bastet)、阿蒙在内的各路大神，无不手持权杖，彰显天威。
图中，孟菲斯守护神卜塔，正在向新晋国王授予权张。

▲ 君权神授壁画（古埃及文明）

彩陶塑像，高27.8cm，俄罗斯国立冬宫美术馆（State Hermitage Museum）藏。
埃及Cartouche国王、图特摩斯三世，双手紧握权杖，站立于方台之上，神态庄严，表情肃穆。

▲ Cartouche国王陶塑（古埃及文明，BC1514年～1425年）

    上古南亚的社会权力是如何物化的，目前所见资料甚少。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唐代西引的佛教文化，间接推断出身毒河、恒河流域权力的象征载体。

    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1987年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长196.5cm，重2390g。号称锡杖，但并非由金属锡制成，而是由金银打造。整条锡杖用金2两，用银58两，通体金光闪烁，熠熠生辉。现藏于法门寺博物馆，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由杖身、杖首、杖顶三部分组成。
    杖身中空，呈圆柱形，通体衬以缠枝蔓草，上面錾刻圆觉十二僧，手持法铃立于莲花台之上，个个憨憨可掬；下端缀饰蔓草、云气和团花。

▲ 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唐）

杖首为四股双轮十二环，是佛教界最高权威的象征，属佛祖释迦牟尼。錾有流云纹的银丝折成垂直相交的四股桃形轮，象征四谛：苦、集、灭、道。每股轮幅上套置三个满饰缠枝蔓草的扁圆锡环，共十二环，代表十二部经。
杖顶是象征佛所在的两重莲台，仰莲流云束腰座，上托智慧珠一枚。

▲ 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杖首（唐）

    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敕造于唐咸通十四年，为世界现存锡杖之王，系佛法无边、神权至上的象征。
    此杖虽为唐代器物，但其渊源可追溯至BC600年、恒河流域的佛陀时代。
    [唐]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载：“裂裳金杖之喻，乃表证灭。不殊行法之徒，须依自部。”
    [近代]丁福保撰《佛学大词典》载：“佛以金杖与裂裳，悬记小乘十八部之分派。《寄归传》一曰：‘裂裳金杖之喻，乃表证灭。’俱舍颂疏一曰：‘大圣喻折金杖，况以争衣。’同注：‘频毗娑罗王，梦见一氎裂为十八片，一金杖斩为十八段。怖而问佛。佛言：我灭度后，一百余年，有阿输迦王，威加赡部，时诸苾刍教分十八，趣解脱门，其致一也，此即先兆。王勿见忧耳。’”

频婆娑罗王(Bimbisara），意译影胜王、影坚王、颜貌端正王、谛实王、光泽第一王、好颜色王、形牢王，是南亚佛陀时期、摩竭陀国的国王，十五岁登基，BC546~493年在位。统治期间，征服鸯伽国(东比哈尔)，并同憍萨罗和吠舍离国联姻结盟，建都王舍城(今巴特那)，创有一套完善的行政、司法和军事机构。他与王后韦提希夫人皆深信佛法，双双皈依佛陀，是佛教最初的护持者。相传曾将王舍城的竹林精舍捐赠释迦牟尼，以作传教场所。晚年又在宫内塔寺安置释尊舍利，定期礼拜，并在《佛说师子月佛本生经》的记述中，听佛讲法、修成阿那含。后被太子阿阇世篡夺王位，屈死狱中。

摩揭陀（梵语：???，Magádha），或作摩揭、摩竭陀、摩羯陀，中天竺古国，蜀身毒道贸易大国，佛陀一生多半在此度过，佛教史上的“王舍城结集”、“华氏城结集”都与其相关，系古天竺佛教圣地之一。唐朝贞观年间，高僧玄奘往印度取经，曾路经此地，《大唐西域记》卷八记载，摩揭陀国周广五千余里，土地肥沃，风俗淳朴，崇尚佛法，有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万余人，多宗习大乘教法，复有天祠数十，异道亦多，华氏城附近有阿育王塔、佛足石、鸡园寺旧址、佛苦行处、三迦叶归佛处等著名佛教遗迹。

佛教典故、“裂裳金杖之喻”讲的是：频婆娑罗王，有次梦见一袈裟撕裂成十八片，一金杖也断作十八节，惶恐至极，忙请教佛喻，佛言：我坐化百余年后，有王“阿育”者，将一统“赡部”。届时，众佛门弟子会教分十八，各立门户，但修行目标是一致的。你的梦境，即此先兆，请王勿忧。
可见，至少在佛教初创的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禅杖作为最高神权的象征，已经出现在佛陀教义的宏大叙事之中。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杖首的发展轨迹，沿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东北，再到陕西甚至其分支可抵达四川、云南，基本上绕行河西及长城以外的西戎、北狄以及西南夷半个圆弧。材质也有从石到玉、再到青铜的演进过程。

    ▲ 玉质杖头（西周，BC1046~771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 玉石杖头与青铜杖头（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

    ▲ 石质杖头（马家窑文化，BC3300~2050年）
    青海贵德罗汉堂遗址出土

▲ 石质杖头（齐家文化遗存，BC2200-1600年）

▲ 甘肃彩陶杖头（新石器时代晚期，BC1900-1400年）

▲ 青铜杖头（鄂尔多斯遗存，战国时期）

▲ 玉质杖头（红山文化遗存，BC4000~3000年）

齿形杖头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乡七道湾子遗址出土，石质，直径11cm，厚3.2cm，孔径2.5~3cm；扁平，中间通孔，周边外突八个棱形圆头，呈齿轮状。红山文化遗存。现藏敖汉旗博物馆。

▲ 石质齿形杖头（红山文化遗存，BC4000~3000年）

    齿形杖头
    云南省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石佛洞文化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石质，厚5.60cm，孔径2.964cm，大直径11.216cm，小直径1.82cm，轴向中间外凸大六角、厚3cm，上下两侧外凸小六角、各厚1.3cm，大小角位置交错，均呈同轴齿轮状，中部略呈“)(”形穿孔，上下两层小齿长2.5cm左右，断面呈三角形，中间一层大齿长4.5cm左右，断面呈菱形。部分齿尖略有损坏，整体器型基本完好。
    此器结构复杂，造型奇特，制作精美。

▲ 石质齿形杖头（石佛洞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

    与西域及其之外相反，曾作为父系氏族社会权利象征的棍杖，却从东亚的神坛上走下来，重归世俗，做起了“扶老”的营生。
    [汉]戴圣编纂《礼记?曲礼》载：“大夫七十而致事①，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②；自称曰‘老夫’，于其国则称名。越国而问焉，必告之以其制。谋于长者，必操③几、杖④以从之。长者问，不辞让而对，非礼也。”
    ①致事：退离自己的职位。
    ②安车：古代一种单匹马牵着走的车。
    ③操：持、拿。
    ④几、杖：几，坐着时所倚之物；杖，走路时所扶之物。

《礼记》主要记载和论述先秦时期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此段大意是说：
作为大夫到七十岁就退休，如果君主挽留就会赐予他凭几和拐杖。有公务外出就会派妇人相陪伴，到四方出巡就乘坐小型车辆。这样的大夫可以自称“老夫”，在自己的国家还要称自己的名姓。遇到出国访问时，必须事先告诉他那个国家的制度。要与长辈商议事情时，必须随身带着凭几和手杖前往。在长辈提问时，不作推辞就直接回答，是不合乎礼制的。

可见，最晚至战国时期，杖便在中原王朝褪去了神圣的光环，不再象征至高无上的威权。要说还有什么人为赋予的象征性意义的话，就只剩下君王对老臣的恩典了。
周代以前，东方人对权力的表达，直白而坦率。权力的象征器物，定是那种能将对手碎尸万段的，也是那种能令人诚惶诚恐的。

    鹳鱼石斧图彩陶瓮
    此瓮为古人二次葬、葬具。外表呈红褐色，夹砂红陶土、盘拉成型，彩绘烧成，总高47cm，口径32.7cm，底径19.5cm，直壁、平底、敞口、圆筒、外唇、深腹，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鼻钮，腹部一侧绘有高37cm、宽44cm的《鹳鱼石斧》彩纹图。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汝州市阎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经C??测定，属新石器时代器物，年代划为仰韶文化时期，距今6000年左右。

整个《鹳鱼石斧》彩纹图分为左右两部分：左侧为一只站立的鹳鸟，通身洁白，圆眼、长喙、昂首挺立，嘴衔一条大鱼，鱼身涂白，轮廓以黑线描绘；右侧为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石斧，木柄上四个孔眼、一枚X符纹以及束缚的绳索。
白鹳的眼睛很大，目光炯炯，头颈高扬，鹳身微微后仰。鱼眼则画得很小，身体僵直，鱼鳍低垂，毫无挣扎反抗之势，与白鹳在神态上形成强烈的反差。

▲ 鹳鱼石斧图彩陶瓮（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这是一幅上古联盟酋长瓮棺上的彩绘，年代划为仰韶文化时期，属于文字初创前，典型的族群争斗叙事图语。图中，石斧象征强权，鹳象征东夷鸟图腾族群（如少昊氏）、鱼象征西戎鱼图腾族群（如鲧氏）。
彩绘寓意十分明确，鹳喙叼鱼，鸟图腾部族（有鹳氏）征服了鱼图腾部族（有鱼氏），建立起了新的崇鸟王权。

彩绘揭示了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以鸟为图腾的、持庙底沟泉护类型子文化部落，同以鱼为图腾的、持半坡类型子文化部落之间的生死决斗，最终以有鹳氏大败有鱼氏告终。
石斧，彰显的是主人对被征服者、生死予夺的杀伐决断，这里显然代表着新兴统治者的威权。

    石斧
    齐家文化。从左至右YB01032  长12cm，宽9.5cm；YB01038  长11cm，宽7cm；YB01036  长9cm，宽6.5cm。石质体厚，磨制精良，前端略宽，弧刃，基部钻一圆形通孔。YB01032刃部有砍砸伤残斑，YB01038圆形通孔处有缚绳磨损痕迹。表明完整的石斧是通过绳索将斧头于木柄或木杖绑缚在一起的。
    这些在大墓出土的石斧，既有实用性兵器，也有象征性礼器，它们要表现的，都是墓主高贵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

▲ 石斧（齐家文化，BC2000年）

石斧是人类在漫长进化过程中最先发明的工具之一，历史可追溯到几十万年以前。那时，人们用打制粗糙的石斧，砍斫[zhuó]器物、捕猎禽兽。它成了先民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劳动工具。
新石器时代，我们可以看到磨制光滑的石斧。

    下图为东亚最早的磨制石斧，出土于距今9000年前后、淮河流域的贾湖文化遗址。
    在贾湖遗址，石斧出土的数量有限，仅在少数大型墓冢里有见。这些随葬品大大多于其它墓冢的墓主，有可能是部族首领，拟或是大祭师一类尊辈。
    专家们通过对比试验，推断贾湖遗址石斧的功能、主要是木材砍斫，另外还可能承担兽皮和兽骨的加工作业。
    贾湖遗址的石斧，除作生产工具外，有向礼器及权力象征器物发展的趋势。

▲ 石斧(贾湖文化，距今9000年)

    石钺
    石斧兵器化后，开始向钺转换。
    钺早期称“戉”，汉《释名?释兵》曰：“戉，豁也，所向莫敢当前，豁然破散也。”与石斧一样，钺也是一种砍斫兵器。不过，新石器时代的兵器里，斧和钺往往不分，人们习惯地把它们统称为斧钺。东汉郑玄注《尚书》道：“钺，大斧也。”

如果要说两者的区别，一是在形制上，钺比斧的刃部更宽，多以内受柄，少数的有銎，以銎纳柄。二是功用上，与斧不同，钺很少用于实战，更多用做仪仗器具或重要法场的刑具，在先秦之前，还是东方王权或统治者身份的象征物，其地位往往高于其它兵器。

    斧钺分化，可视为礼制先声。新石器时代晚期，这在环太湖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马家浜文化时期斧、钺开始分化；凌家滩—崧泽文化时期，石钺升级为玉钺；良渚文化时期，以钺和瑁、镦等玉质部件为主构成的成套钺杖，与琮一样作为玉礼重器，是早期国家社会在权力上的极致体现。
    目前所知最早的、具有礼仪性质的钺，出现在马家浜文化晚期的金坛三星村遗址，年代距今6500~5500年。M38和M531出土的2件石钺，器表经抛光，首尾各配有1件骨牙质端饰，可视为象征军权或王权的钺杖。

▲ 石钺（马家浜文化，三星村遗址）

马家浜文化、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墓葬中，同样出有钺和钺形器，未见配伍的端饰。是否穿孔，成为斧和钺的区分，通过穿孔捆缚，增加钺身与柲的联结强度。部分钺的大孔，可能具有象征意义。
至凌家滩—崧泽时期，早中期的东山村遗址M91已随葬玉钺，晚期在桐乡南河浜和海盐仙坛庙遗址也均有发现。东山村M91：21玉钺已出现刃角，且钺身不对称、可判断前后，正处于脱离斧的形制向专用武器发展的阶段，是后来风字形钺的先声，这一点在含山凌家滩遗址墓葬所出的数量众多的玉石钺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外形的变化，反映出钺逐渐成为专用武器：开刃角度更小并出现刃角，能对接触对象产生钝器伤害的同时，通过刃部的滑动强化切割伤害，扩大猎物和敌人的创口。

▲ 石钺（马凌家滩文化，东山村遗址M100）

青浦崧泽遗址的崧泽文化晚期墓葬M136，出土带柄石钺，尾部有骨镦。根据考古简报发表的M136平面图测量，石钺与骨镦相距约35.4cm，完整的带柄石钺测算长度为55.7cm。三星村石钺，复原后长度分别为53和45cm。钺柲和人体小臂长度互相匹配，使石钺成为使用者手臂的延伸，如臂使指。若柲短于小臂，则不利于手臂最大力量的发挥，适合精细作业；若柲长远超过小臂，影响灵活性，需要双手把握。

现代斧子所配柄的长度通常都在50cm左右，适合单手操作；需双手持的伐木斧则在70cm以上。以上是从使用角度尝试讨论柲的长度，钺身重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关联因素。
玉钺作为手持的礼制重器，主要在仪式性场合使用，因此钺身加大、柲加长，既是对武力的夸张，也是持有者威仪的增强，重要场合可以强化仪式的庄严气氛。

▲ 带镦石钺（崧泽遗址M136）

    玉钺
    1986年，出土于良渚文化反山王陵12号墓，由玉瑁、玉钺、柲和玉镦组成，墓内实测长约80cm。钺瑁为白玉质，一侧有紫褐色瑕斑，前端高4.6cm、后端高3.6cm、宽8.4cm。钺镦为白玉质，一侧也有紫褐色瑕斑，通高2.3cm、通长8.4cm。
    钺身为浅青玉质，有绿色络与有少量褐斑，玉质优良，具有透光性，体形很大，通高17.9cm，上端高14.4cm，刃宽16.8cm，厚0.8cm；经打磨抛光，精致细腻。两刃角外展，两侧边略有内四弧，左右不对称，整体呈“风”字形；近本部透钻一0.5cm直径圆孔，便于与木柄捆扎、固定，确也发现通孔上方有捆扎和擦痕；两面刃部上角均有一“人神乘兽”浅浮雕，神人头戴羽冠，座下怪兽大眼圆睁，作蹲伏状。两面刃部下角均有一“团身鸟纹”浅浮雕，纹饰与“琮王”上的相同。
    这是唯一琢刻“人神乘兽”和“团身鸟纹”的玉钺，尤见其等级之高，堪称良渚“玉钺王”。

▲ “人神乘兽”纹玉钺（良渚文化，BC2572年）

    12号墓是反山王陵等级最高的核心墓葬。出土有大量的玉器、石器、嵌玉漆器、象牙器和陶器。其中玉器158件，石器5件，陶器4件。
    还出土一枚体量迄今最大的玉琮，器身作四节，通高8.8cm，孔径4.9cm，射径17.6cm，重6.5kg；器面主体图案为上、下两个“人神乘兽”纹，人神头戴羽冠，兽面横额圆目，宽鼻巨口，口中显露出整齐锋利的牙齿。被业界尊为“玉琮王”。
    12号墓同时也是良渚文化等级最高的墓葬，推断墓主应该是国王级的人物。

    ▲ 国王葬仪复原图（良渚文化，BC2572年）
    采自良渚博物院

我们将瑁、镦俱全的钺视为成套的、等级最高的钺杖，除此之外，在柲上还有髹漆嵌玉、饰琮式管等现象。良渚人通过部件的多寡、工艺的繁简来反映墓主人等级的高低，如反山M14玉钺配伍齐全，M16玉钺有镦无瑁，M21钺除柲外配件全无，钺本身更是以石料制作。3座墓的随葬品种类、数量和玉器刻纹也与随葬钺杖的等级相匹配。

在良渚遗址中发现的玉钺并不多，但制作精细，其刃部光滑，且均无使用痕迹。此时的玉钺，已完全脱离了实用器具的范畴，成为专门的礼器。
良渚文化时期，部落首领既是军事长官，又是大祭师，往往集社会管理权、军权、神权于一身。而玉钺则是这些部落首领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青铜钺
    出土于山东省青州市苏埠屯。苏埠屯是殷墟王陵以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
    此器高32.7cm，下宽34.5cm，上宽23.3cm，因两侧“亚”型纹内、阴刻有金文“醜”，故名亚醜钺。
    亚醜钺，方内，双穿，两肩有棱，器身透雕人面纹，人面五官突出，双眉斜立，两眼圆睁，嘴角上扬，口露尖牙，透出狰狞恐怖的微笑。
    亚醜钺人面纹、鼻子呈现出的金文“王”形，已经将此器王权的象征意义彰显无遗。

    ▲ 亚醜钺(商代)
    山东博物馆藏

铜石并用时期，社会进入真正的国家形态，青铜钺所代表的含义也变得更加宽泛，虽然杂糅进不少意识形态的内涵，但其国家权力象征的属性越发牢固。
由于历史传承久远以及本身造型的凝重，青铜钺得以力压刀、叉、剑、戟等各种兵器，成为国家意志、国家威仪的表现器物。

《史记?周本纪》载：“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
话说，牧野之战，纣王兵败，鹿台自焚，嬖妾二女也一并自缢。武王攻占朝歌，进入宫中，对准纣王射三箭，再以剑击尸，继而“以黄钺斩纣头”，挂在大白旗杆上。如是，又到后宫对准纣王嬖妾射三箭，再以剑击尸，继而“斩以玄钺”，将其首级挂在小白旗杆上。次日除道、脩社，周公旦执大钺，毕公执小钺，分左右侍卫武王。在这里，钺既是代表国家机器的刑具，也是国家威仪的护卫兵器、仪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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