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50页]

万年历购物网址日历小说 | 三峰软件天天财富小游戏视频推荐小游戏

TxT小说阅读器
↓小说语音阅读,小说下载↓

一键清除系统垃圾
↓轻轻一点,清除系统垃圾↓

图片批量下载器
↓批量下载图片,美女图库↓

图片自动播放器
↓图片自动播放,产品展示↓

首页日历2023 日历2024 日历2025 日历知识 | 每日头条视频推荐数码知识两性话题情感天地心理咨询旅游天地 | 明星娱乐电视剧职场天地体育娱乐

日历软件煮酒论史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春秋战国三国唐朝宋朝明朝清朝哲学厚黑学心理学 | 文库大全文库分类

电影票房娱乐圈娱乐弱智火研中华城市仙家六爻佛门风水钓鱼双色球戒色航空母舰网球乒乓球足球 nba 象棋体操

首页 -> 煮酒论史 -> 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 -> 正文阅读

[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50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首页上一页[49] 本页[50] 下一页[51] 尾页[53]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 燕氏挖出的玉璧、石璧（存放在燕家大院土砖墙侧）

当年底，戴谦和教授即撰写《中国四川古代璧、琮、璋、圭等石器与陶器》一文，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刊》第4卷上。文章除了对太平场出土的各种玉石器进行客观描述外，还讨论了玉石器的用途及其加工年代。

他指出“这些罕见玉石器很难判断其年代，根据石刀上雕刻的精美纹饰以及锛、石凿、石斧等的工艺水平，初步可判定为公元前1000±300年的石器。石器工具已达到鼎盛时期，而且金属器物也在该时期开始使用了。周代青铜器上呈现的艺术技巧，远远还没有达到这种艺术水平。因此上述文化，可能属于秦人来到成都平原之前的古蜀国，这些石器多数为礼器。当时，或许是重要的特殊人物的随葬品。石璧可能与宗教和祭天有联系，它们远远超过最近在华西发现的石器。”（D. S. Dye, 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China.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j]. 1930~1931 , 4 : 97~105.）

▲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刊》（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这次由戴谦和教授参与的、对太平场遗址的首度科学考察，开启了后来震惊世界的、“三星堆文明”的百年考古序幕。
而作为“开启百年考古序幕”牵头人的董宜笃牧师，自然也就成了“认识燕氏玉石价值”、“慧眼识古蜀”的第一人。

1932年，开中国高校博物之先河、含盖“考古、自然历史、人类医牙”三大学科、始建于1914年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部”，正式升级建馆。为有别于理科生物系设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医科设立的“医学博物馆”，特冠名为“华西协合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并推举美籍人类学和考古学专家葛维汉教授出任首届馆长。

上任伊始，在仔细观察燕氏父子挖出的玉石器后，葛维汉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器物的出土地点可能是一处古代文明的遗址。
曾任教于华西协合大学并享有“四川考古之父”美誉的著名考古学家郑德坤，在所著《四川古代文化史?广汉文化》中记载：“葛维汉在看到这批文物时，当即表示：‘广汉遗物颇有考古价值。’乃函询董君发现详情，复亲至其地考察，并商得县长罗雨苍氏及省政府教育厅之同意，从事科学发掘。”

    1934年，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军方的严密保护下，葛维汉带领考古队在燕家玉石器发现地附近进行仔细发掘。
    考古队在月亮湾干渠沟底和溪岸共开探方108 m2，出土器物标本600余件。其中：石璧20件，琬圭、石珠10余件，玉琮3件，玉瑗、小块青玉数十件；另有石斧3件、石锥1件、石刀2件、石杵2件、磨石和石珠5件；文化层出土有灰陶钵及大量残陶片，其中以灰陶居多，纹饰简单，多为素面。
    所出器物分置6箱，经由广汉县政府罗雨苍县长确认后，悉数藏于“华西协合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

    ▲ 葛维汉（前排左一）等在太平场遗址考古发掘现场（1934年）
    采自：四川大学博物馆

同年，葛维汉将太平场遗址发掘成果，整理汇编成《汉州发掘简报》，并在当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六卷上发表。
报告对发掘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出土的玉珠、玉刀、玉凿、玉斧、玉琮、玉璧、石璧、绿松石和青玉片等玉、石器作了客观描述。

报告还将太平场出土的大量文物与河南渑池仰韶村、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安阳殷墟的出土文物进行比较研究，客观而科学地将这批出土文物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命名为“广汉文化”，并推断这一文化的年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BC5000~2500年），下限则为周代初期（BC1100年）。

这份简报，在当时而言，可谓异常完备。董宜笃牧师发现广汉遗物的经过、戴谦和教授对太平场遗址出土玉石器的研究成果都详细记录在案；同时，还将近现代考古分析手段在太平场遗址上的应用，也做了充分记录。比如，华西协合大学、化学家、科利尔博士对广汉出土陶片进行的化学分析，成都加拿大学校校长兼美术家黄思礼、运用《勃雷德莱标准色素图》对广汉出土文物进行的色彩鉴定，甚至就连郭沫若1934年7月给林明钧的信件、也有收录。

有关广汉文化的年代划定，报告指出:“目前的这些资料，也只能停留在暂时假定阶段，待将来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以及广汉收藏品极为详细的第一手资料与中国其它地区的早期收藏品比较后，再来改变或确定结论。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其上限为铜石并用时代。我们这次在四川广汉县遗址发现的玉器、随葬品和陶器系年代很早的标本。”（Davi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J] . 1933~1934, 6 : 114 ~ 131.）

《汉州发掘简报》，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是三星堆文化早期研究的代表作，亦是太平场遗址文物研究的集大成者。考古报告一经发表，便引发史学界震动，继而在上世纪30年代，掀起了一股“广汉文化”的研究热潮。
葛维汉主持的太平场遗址发掘，进一步揭开了沉睡数千年的、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使后来的三星堆遗址、以无比璀璨的身姿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成就了“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四川博物院，在1951至1965年期间，也通过购买、接受捐赠和征集等方式，先后4批入藏1929年燕氏挖出的玉石器，以及文博人员在三星堆遗址调查中采集到的玉石器，共计17件。其中燕氏挖出玉石器13件，三星堆遗址采集玉石器4件。

▲ 燕氏挖出的有领玉瑗（现藏四川博物院)

燕氏挖出的13件玉石器，包括4件玉璋，3件玉圭，3件有领玉器，2件玉琮，1件玉料。下图为这4件玉璋中的一件。器物保存基本完好，通高60cm左右，重约1700g。
这种玉璋也称为牙璋，祭祀礼器之一。

▲ 燕氏挖出的玉璋（现藏四川博物院)

燕氏挖出的2件玉琮之一，与此次广汉三星堆4号器物坑中提取的玉琮、器型颇为相似，表面均光滑无纹饰。这与齐家文化玉琮似有某种渊源。

▲ 燕氏挖出的玉琮（现藏四川博物院)

    董宜笃（1886.01.08~1968）
    本名，维维安·亨利·唐尼桑(Vyvyan Henry Donnithorne)，出生于英国富裕家庭，剑桥大学工程学院毕业，英籍“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委员，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广汉地区传教牧师。
    1909年，23岁皈依福音派基督教，翌年回剑桥大学继续深造，主修中国古典语言和文学。
    1919年，与格拉迪斯结婚，并一起从事宗教活动。
    1920年，夫妻二人被委派异国传教、乘船一起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巴蜀绵竹、三台、绵阳、安县、广汉、成都和重庆等地，在中国传教时间持续达23年之久，其间曾担任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四川地区副主牧。
    1944年至1953年，前往非洲西北海域的加那利群岛继续从事传教工作。
    1953年退休后，定居英国海外殖民地香港。
    1968年，董宜笃在香港去世，享年82岁。后与夫人格拉迪斯合葬于香港跑马地公墓。

▲ 董宜笃（Vyvyan Henry Donnithorne）

    戴谦和（1884.02.07~1977）
    本名，丹尼尔?西斯?戴伊（Daniel Sheets Dye），1884年2月7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马他宁拉斯。父母早逝，有兄弟二人、姊妹四人。他先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后在顿利生大学获得了的科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书一年。
    1908年10月26日远涉重洋，踏上中国土地，在上海沪江大学供职一年后，逆长江而上来到成都参与筹建华西协合大学。
    1910年，担任华西协合大学物理学教授，也代授地质、生物、化学甚至英文诸科。五次出任理学院院长，数次兼任数理系主任。
    1914年，华西协合大学创建“博物部”，戴谦和是该部的奠基人和主要倡导者，并担任该部部长至1932年。博物部，含盖考古、自然历史、人类医牙三大学科，开中国高校博物馆的先河。
    1922年3月，一个以文化人类学研究为主，兼及地理学、地质学及生物学、医学等学科在内的国际性的群众学术团体——“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在华西协合大学成立，戴谦和为其主要成员，并曾任过三届会长。
    1943年被英国皇家地质学会吸收为该会会员。
    戴谦和在中国勤勤恳恳工作了40年，直到1948年退休回国。
    1977年，戴谦和在美国去世，享年93岁。

▲ 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

    葛维汉（1884.03.21~1962.09.15）
    本名，大卫?克罗克特?格瑞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年3月21日出生出生于美国阿肯色州，著名考古学与人类学家。
    1911年，葛维汉在惠特曼学院毕业后进入纽约罗彻斯特神学院（Roche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并获神学学士学位。同年，在纽约费尔波特（Fairport， New York）的第一浸信会教堂正式加入浸信会差会，被任命为牧师。
    1911年，以美国浸理会牧师的身份到中国四川传教。
    1920年，返美深造，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宗教、心理学硕士学位。
    1927年重返芝加哥大学，并以《四川省的宗教》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继续学习考古学。
    1932年，返回华西协合大学，受聘人类学教授，从事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教学工作。同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部”，正式升级建馆并更名为“华西协合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葛维汉被推举为首届馆长。
    1945年，为表彰葛维汉对中国社会的奉献，以葛维汉冠名的科学图书馆在华西协和大学成立。
    1948年，从华西协合大学退休，回到美国，定居科罗拉多州恩格伍德镇，利用自己37年来在中国搜集的丰富材料和研究成果，著书立传，开启全新的写作生涯。
    1962年9月15日，葛维汉在美国去世，享年78岁。

▲ 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

董宜笃、戴谦和、葛维汉开创巴蜀现代考古先河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续写“广汉文化”的辉煌，就看中国本土考古业者的了。
可惜，冥冥之中，貌似本土业界注定与“广汉文化”无缘。从目前“三星堆文明”、在国内业界处于“烫手山芋”的尴尬境地，就决定了深埋地下的“广汉文化”，不会给这些吃皇粮的专家、学者们什么好脸色。

1953年，考古专家王家佑，携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门下多人来到广汉，对中兴乡(原太平场)真武村的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历时三年，所获寥寥。最后，不得不将关注重点，又放在燕道诚家人身上。一番“苦口婆心”、两番“晓之以理”、三番“动之以情”，燕道诚一家终于没能绷住，在藏匿了二十多年后，不得不再将包含玉璋、玉琮、玉钏、石璧等在内的部分文物“捐献”出来。

1963年9月，经由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冯汉骥协调，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来到广汉中兴乡(原太平场)真武村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进行考古发掘。这是燕氏父子发现玉器坑34年以来，首次由中国人主持对“广汉文化”、太平场遗址进行正式的科学发掘。考古队于月亮湾的三个地点，共开掘十二个探方和一条探沟，发现房屋基址三组，墓葬六座，碎陶三万多片，出土了几百件玉石器、骨器、青铜器残片等极富研究价值的文物。在3个探方的二层中，分别发现一些零星的青铜器残片、孔雀石与铜炼渣等遗物。一块沿边附有铜炼渣的粗陶片，引起考古人员的注意，经初步推断，当是坩锅的残片，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炼炉的遗迹。但总体发掘成果，并未超越1934年。

    20世纪80年代后，考古工作者把目光再次投向广汉中兴乡(原太平场)真武村。
    1980年5月20日，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博物馆与广汉县文化局联合组织力量，对太平场遗址重新开始发掘。这次发掘，地点选择在靠马牧河古河道的二级台地区域进行，至1981年5月结束，为期整整一年。先后开挖5×5m的探方44个，加上此前试掘的5个探方，总发掘面积为1225 m2。这次发掘，不仅获得大量石器、陶器，而且清理出四川古遗址中比较罕见的房屋基址。从纵横交错的房址、水沟、柱洞遗迹的排列以及红烧土、陶器、石器的分布态势，发现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带有浓厚西蜀特色的“木骨泥墙”和有夹壁厅堂的房址18座，同时还出土灰坑3个、土坑墓4座、玉石器110余件、陶器70余件、残陶数万片。从地层中采集到的木炭标本，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进行碳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其年代为距今4500±150年。而遗址中的文化堆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如此久远的年代和丰厚的文化堆积，不仅在四川省内前所未见，即使在中原地区乃至全国也是罕见。
    据此，四川省文管会判断：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址，年代在距今4500~3000年间，是“一种在成都平原广泛分布，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为与董宜笃、戴谦和、葛维汉等洋人作彻底切割，以显示本土业界的独创性，考古工作者决定摒弃初始的“广汉文化”概念，正式提出“三星堆文化”的命名，原“汉州遗址”、“广汉县遗址”以及“太平场遗址”等，随更名为“广汉三星堆遗址”。

    1982年春，三星堆遗址再度展开田野考古发掘，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言收获颇丰云云。
    其实，这次发掘的最大收获，当是推断出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
    从连年发掘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以及因外界扰动而串至地表的文物来看，整个遗址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经过反复调查确认，在这一大的区域内，除著名的月亮湾、三星堆遗址以外，在周边相邻的回龙村、仁胜村、大埝村所属的田间耕地内，随处都可发现与以上两个遗址相同的残陶片与文化层，从而进一步确定这是一处由数十个小型遗址连接在一起的大型古遗址群，整个范围可达12 km2以上。根据遗址的地形、地貌与文化内涵，考古人员首次提出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三星堆古城”的设想。按照这个设想，遗址的东、南、西三面各有城墙护卫，北边是江水浩荡的鸭子河(雁江)，要么北城墙已被河水冲掉，要么原本就是以河代墙。发源于岷山河谷的湍急河流充当了这座古城的天然屏障，与其他三面土墙共同形成对古城内部的拱卫态势。从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的文化分期综合推断，这座古城的建造年代应为商代早期。
    鉴于这一考古成果的重要意义，同时为更好地保护三星堆遗址，中央与四川省两级文物考古部门达成共识，希望通过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正式确定三星堆遗址的范围和价值。

1986年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广汉县人民政府，联合成立了三星堆遗址发掘领导小组。参加发掘的三方各抽调得力干将，组成了一支130余人的强大考古队伍，开始了三星堆发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
本次发掘，共开挖探方53个，合计总面积1325 m2。其中西区的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以上，按早与晚之间的地层划分，最厚、最多的可分为16层。如此丰富的文化堆积，在四川考古史上前所未见、闻所未闻。发掘中，共清理房屋基址20余处，其中有约60 m2上层贵族居住的大厅堂，也有10余m2一间、平民居住的木骨泥墙小屋，另有仅为几m2一间、可能为牲畜饲养圈栏的较小房址。此外，还发现各种用途的灰坑104个，出土大量陶器、玉器、漆木器、陶动物塑、石人雕像等。

    至1986年6月，所获寥寥，往下进行已无实际意义，月亮湾和三星堆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就此打住，考古队正式宣布撤离工地，仅留下四川大学考古系的三名学生和二名考古队员，做扫尾断后工作。
    此次考古发掘，声势浩大，却虎头蛇尾，所获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没有人能想到，就在大家心灰意冷、踌躇彷徨的时候，震惊寰宇的考古大发现却在与考古毫不相干的地方迸发了。

1986年7月18日上午8点，上天把叩开古蜀王国大门的机会、赐给了南兴镇第二砖厂的普通工人——杨运洪和刘光才。二人在做砖坯挖土时，被土里一声金石断裂般的脆响吓得不轻，刨出来一看，居然是一块砍刀状玉器被挖断了。多年坐拥“广汉文化”古迹之上的二人，倍感事情重大，连忙停止挖掘，马不停蹄地迅速通报留守断后的考古队员。

考古队员不敢怠慢，急忙赶往现场察看，确认被砖厂工人不巧挖断的物品是璋、戈等祭祀礼器后，非常吃惊。更令他们吃惊的是砖厂工人挖出玉器的位置，“这些器物就出在我们今年上半年(2～6月)发掘的第二区，而且离原发掘点仅2.30米远。”（三星堆遗址考古队，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掘日记，四川社会科学在线，2006.07.13）。上帝看来总是在与业界躲猫猫？！
为保证发掘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考古队员先把挖出文物处的坑角进行了回填。并以此处为基点，星夜展开发掘。

    考古人员发现，这是一个不甚规则的“坑式夯土建筑”，长450~460cm、宽330~348cm、深140cm。坑内共发掘清理器物433件、象牙十余根、海贝百余枚以及烧骨碎渣3m3左右。文物大体可划分为如下六大类：
    ①、青铜类。计有青铜人头像13件，青铜人面像、跪坐人像、铜戈、铜瑗、铜尊、铜瓿、铜盘、铜器盖等青铜器178件。
    ②、玉器类。计有玉璋、玉瑗、玉环、玉戈、玉剑、玉斧、玉锛、玉凿、玉料块、戚形佩、琥珀坠饰等129件。
    ③、石器类。计有石戈、石矛、石铲、石斧、石凿等70件。
    ④、陶器类。计有陶罐、陶盘、尖底盘、器座等39件。
    ⑤、海贝类。装在铜人头和龙虎尊内的海贝124枚。
    ⑥、金器类。除著名的金杖外，另有金面罩、虎形箔饰、金块等4件。

根据出土器物大都被火烧或埋藏前被打碎以及祭祀坑的中间和两边都有坑道等特点，考古人员初步断定，这是古蜀人专为诸神崇拜举行仪式所留下的祭祀坑，并在后来撰写的发掘简报中，将此坑正式命名为“1号祭祀坑”。
从此，南兴镇第二砖厂普通工人、杨运洪和刘光才二人的名字，便与名震天下的“1号祭祀坑”结下不解之缘。

▲ 1号祭祀坑（三星堆文明）

8月1日，历时14天的艰苦工作，“1号祭祀坑”的发掘最终画上圆满的句号。在三星堆遗址，史上收获颇丰的考古队员，终于可以心满意足地返回省城，恢复以往恬静安逸的生活。
谁知，也就刚过半个月。8月16日，距离三星堆1号坑西北30m左右，同样因为取土，同样又是砖厂工人，同样又意外发现了表面铺满象牙的人工夯筑坑。

据当时的记录显示，此坑长5.3m，宽2.3m、深1.68m，出土有神树、大立人、面具、铃、鸟、蛇等各类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象牙珠120颗，象牙67根。加上其它诸如绿松石、石璧、玉珠、虎牙、象牙残片等器物，共出土文物1400余件，另有海贝约4600枚。《发掘简报》命其为“二号祭祀坑”。
2号坑如此数量众多、体量巨大、造型奇特、价值连城的器物出土，不但在三星堆发掘史上绝无仅有，在整个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发掘史上，也闻所未闻。

▲ 2号祭祀坑（三星堆文明）

就这样，在南兴镇第二砖厂普通工人的神助攻下，1、2号两个大型器物坑被相继发现，近2000件大小器型的青铜、玉石、黄金、陶器等文物以及4700多枚海贝，就此出土；祭祀区、生活区、作坊区、宫殿区、城垣等三星堆文化古城面貌，全面进入世人的眼帘；尘封地下数千年、辉煌而灿烂的三星堆文明，最终大白于天下，全球考古界为之震动。

▲ 三星堆遗址平面示意图

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这些文物，规模数量之庞大，造型构图之奇特，工艺制作之精美，铸造技术之高超，都远远领先同时代、世界任何文化遗址所能体现的最高境界。尤其金杖、金面具、青铜神坛、青铜面具、青铜头像、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青铜纵目面具等器物，惊世骇俗，人间罕见，它突破了现代人的想象力极限，更超越了考古专家们的认知范围，在东亚青铜文明史中独具特色。

据此可以判断，三星堆遗址应该是古蜀级别非常高的一个中心聚落，很可能是古蜀国的早期都邑，甚至是夏商时期，长江、珠江与红河流域的文明中心。
可以公正而客观地认为，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随后的三十多年间，在三星堆祭祀区又陆续发现六个器物坑。
2020年10月，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国内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尤其是新发现6座“祭祀坑”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多学科研究等工作。

    截至2022年6月13日，6座新发现的器物坑，总共出土编号文物1.3万余件，而近完整器物超过3155件。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铜立人像、铜人头像、铜顶尊跪坐人像、铜扭头跪坐人像、铜面具、铜尊、铜罍、铜“神坛”、神树纹玉琮、玉器座、玉刀、丝织品残痕、象牙雕等，部分文物的造型和纹饰前所未见。
    K3出土1293件：铜器764件、金器104件、玉器207件、石器88件、陶器11件、象牙104件、其他15件；
    K4出土79件：铜器21件、玉器9件、陶器2件、象牙47件；
    K5提取23件：铜器2件、金器19件、玉器2件；
    K6只出土两件玉器；
    K7出土706件：铜器383件、金器52件、玉器140件、石器1件、象牙62件、其他68件；
    K8出土1052件：铜器68件、金器368件、玉器205件、石器34件、象牙377件。
    新发现的6座器物坑发掘成果，对于早期1、2号器物坑而言，虽未起到雪中送碳的关键作用，但也起到锦上添花的加持效应，使本已足够辉煌、足够灿烂的三星堆文明，更加辉煌、更加灿烂。

▲ 三星堆遗址地理位置图

不过，恢宏与灿烂给三星堆文明带来的却是大多数人预想不到的结果，这倒是应了那句俗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 三星堆遗址俯瞰图

    在独特、奇诡的三星堆文化横空出世、震撼环球的同时，也着实把我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大中原主义”朋友们惊吓得不轻。
    什么东西能把平趟业界、横着走路的他们给吓着呢？
    鼻子。
    鼻子？
    是的，就是鼻子，或者说以鼻子为主要标志的体质人类学特征。

三星堆文化，在中华文明的浩瀚宝库中个性鲜明、独树一帜，尤其是出土的青铜人像，不管覆黄金面具拟或不覆黄金面具的，也不管是头像类的尸偶“受祭者”还是人像类、双手持物的祭祀者，无一不呈现高鼻深目、颧骨突出、阔嘴大耳、棱角分明的面貌。显而易见，这是在彰显三星堆文化创造者的体质人类学特征，至少是在表述其先祖的体质人类学特征。

    青铜人头像一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1号器物坑出土，横径15cm，纵径18cm，残高29cm；云雷纹竖耳，耳垂有穿孔；头顶为子母口形，原来应套接有冠饰，脑后发际线清晰可见；颈以下被火烧残上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人像浓眉、大眼，蒜头高鼻，杏眼斜吊，下颌宽圆，面部丰腴饱满，双唇紧闭，似略带微笑。其整体造型线条柔和，表情恬静温婉，是三星堆出土大型铜头像中最具写实风格的一件。
    这种没有持物造型的人像，在上古往往作为先祖“尸偶”也就是“受祭者”、供人祭祀，地位至高无上。笔者倾向于认为，很可能是“女子”、“女丑”、“羲和”等古蜀三星堆人的东夷女巫先祖形象。
    该像颈部以下被火烧残外卷。出土时，头像内壁残留有铸成后未去尽的泥芯，也就是内范的残迹，而其它许多头像内也同样发现有内范残迹。联系三星堆遗址有类似坩埚的陶器出土看，表明当地已拥有大型铸铜作坊。

▲ 青铜人头像（三星堆文明）

    青铜人头像二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器物坑出土，通宽17.2cm，通高34.8cm。
    这件人像，为二号坑B型中唯一一件平头顶、戴冠头像，其顶盖与头像分铸。
    人像面容清癯，高鼻纵目，颧骨突出，薄唇阔嘴，大耳招风，双眉紧锁，表情凝重、威严、肃穆；头戴回纹平顶冠，脑后发际线较高。作为尸偶“受祭者”，其头冠的具体含义，今已不详，估计其所代表的身份等级可能高于其他无冠头像者，执掌着较大的政治、宗教权力。

▲ 青铜人头像（三星堆文明）

    青铜人头像三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器物坑出土，通宽10.8、通高13.6cm，面容清癯，高鼻纵目，颧骨突出，薄唇阔嘴，大耳招风，双眉紧锁，表情凝重、威严、肃穆；头戴面罩。人像头顶盖和颅腔分铸，头顶的辫绳状装饰可能是头箍或是将发辫挽在头顶上，这与当今四川某些地方的乡民、头上缠巾类似。
    该像造型简洁明快，有浓郁的地方土著风格。

▲ 青铜人头像（三星堆文明）

    青铜金面人头像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器物坑出土，通宽19.6cm、通高42.5cm，面容清癯，高鼻纵目，颧骨突出，薄唇阔嘴，大耳招风，双眉紧锁，表情凝重、威严、肃穆；平顶，头发向后梳理，发辫垂于脑后，发辫上端用宽带套束，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发式风格。
    这属于A型金面人头像，金面罩用金皮捶拓而成，大小、造型和铜头像面部特征相同，眼眉部镂空，制作颇为精致，给人以权威与神圣感。一般认为，这种金面造像代表社会最高层地位的人，他们手握生杀大权，并具有与神交流的特殊技能。

▲ 青铜金面人头像（三星堆文明）

    青铜金面人头像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器物坑出土，通宽22.4cm、通高45.8cm，面容清癯，高鼻纵目，颧骨突出，薄唇阔嘴，大耳招风，双眉紧锁，表情凝重、威严、肃穆；圆顶，头上似戴“基帕”式小圆帽。
    这属于B型金面人头像。从铜像面部的凹线轮廓看，似面部本身已铸出蒙至头顶、仅留顶心的连体铜面罩，金面罩则系附粘在此面罩上的。这件铜人头像的金面罩极薄，仅存左额及右脸部分。人像脑后有一发笄，上下端均残缺。

▲ 青铜金面人头像（三星堆文明）

    青铜人头像四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器物坑出土，通宽23.8、通高51.6cm，面容清癯，高鼻纵目，颧骨突出，薄唇阔嘴，大耳招风，双眉紧锁，表情凝重、威严、肃穆；圆顶，头上似戴“基帕”式小圆帽。
    这属于C型人头像中的戴发簪者。脑后用补铸法铸有发饰，似蝴蝶形发笄，中间用宽带扎束，两端有套固定；眉毛、眼眶见有黑彩，耳孔、鼻孔、口缝均涂有朱砂，原应为彩像，似有深厚的宗教寓意。
    人像系采用浑铸法铸造，整体造型凝重，气定神闲。推测这种戴发簪人像，应比平顶头像者的地位要高。

▲ 青铜人头像（三星堆文明）

青铜人像面具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1号器物坑出土，高7cm、宽9.2cm、厚0.4cm，上缘呈V形，宽脸圆颌，粗长眉、大眼、高鼻，阔口紧闭，耳廓较圆，耳垂有穿孔，虽很有可能是用来戴挂耳部装饰品，但从这件器物的体量分析，也不排除原系以绳等系挂物穿套耳垂穿孔，用以悬挂或绑挂附配在其它物件上的可能。比较2号坑出土的大量造型手法成熟的铜面具，这应是早期较古拙的形式。

▲ 青铜人像面具（三星堆文明）

    青铜人像面具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器物坑出土，面容清癯，高鼻纵目，颧骨突出，薄唇阔嘴，大耳招风，双眉紧锁，表情凝重、威严、肃穆；耳垂打孔，额部正中錾凿一方孔。
    2号坑出土的人像面具，不仅数量多，而且体形也较1号坑大，最大者高达40.3cm、宽达60.5cm，小者也高15.2cm、宽19cm，其中有些人像面具眉部和眼部涂有黑色颜料，唇部涂有红色颜料，似表示古蜀三星堆人的某种宗教象征性为。

▲ 青铜人像面具（三星堆文明）

    青铜纵目面具
    在2号器物坑中共出土了三件青铜纵目人像面具，其眼睛都如圆柱一样从眼眶中突出出来。
    青铜纵目面具，是三星堆众多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夸张，体量最大，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青铜面具。
    面具高64.5cm，宽138cm。
    宽颐，广额，长眉；眼球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达16cm；双耳向两侧充分伸展并向上高耸，似有飞扬之势；高鼻，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阔口，唇缝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耳前发际上下及额部正中各錾凿一方孔。
    另有两件大小不一、但造型基本相同的青铜纵目面具，尺寸分别为：高22.5cm，宽42.5cm；高80cm、宽132cm、重100kg。

▲ 额饰遗失的纵目青铜面具（三星堆文明）

    另一类型的青铜纵目面具，额中錾凿方孔被置以勾云形脑门条饰，高数十cm、约头长的两倍。
    推测，前面三件、额中留孔的青铜纵目面具为残件，而额中錾凿方孔被置以勾云形精美条饰的此件，当为整器。也就是说，前面三件、额中留孔的青铜纵目面具，应当安置类似勾云形条饰，方属完整构型。
    该件纵目人像面具略小，宽77.4cm，眼柱突出眼眶约9cm，但鼻梁上方有根高达68.1cm的勾云形装饰物，整体高达82.5cm，气魄非凡。
    超现实的造型，使得这些青铜面具神情静穆、威风八面、正气浩然，似有看穿寰宇、摄人心魄的强烈震慑力。

▲ 具额饰的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文明）

    青铜大立人像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器物坑出土，通高约260cm，其中人像免冠高163.5m，祭台高78.8cm，在同时期、同类塑像上，体量冠绝全球。
    雕像系采用分段特殊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面容清癯，高鼻纵目，颧骨突出，薄唇阔嘴，大耳招风，双眉紧锁，表情凝重、威严、肃穆；头戴双层高冠，底层为“回”纹平顶冠，上层为“目”纹冠；身着窄袖与半臂式华服三层，衣上纹饰以异兽纹为主，辅配鸟纹、蝉纹和目纹等，繁复精丽；裳下摆呈燕尾状，饰金蝉纹；左衽，右肩斜挎方格纹绶带；后脑部可见两个斜开穿孔，可能用来安插发笄；跣足，脚踝戴镯，矗立于方形双喙翼兽底座之上；左右手各戴三个镯，双手环握，右高、左低，作持物于胸前状；目光炯炯，正视前方，面容庄严，表情肃穆。
    此类持物造型的人像，在上古往往作为先祖“尸偶”的主祭者或从祭者。笔者倾向于认为，青铜大立人，很可能呈现的是古蜀某部族大祭师的形象。

▲ K2②:149青铜大立人（三星堆文明）

青铜兽首冠人像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器物坑出土，全器残高40.2cm，面容清癯，高鼻纵目，颧骨突出，薄唇阔嘴，大耳招风，双眉紧锁，表情凝重、威严、肃穆；双手右高左低、呈中空执握状，两臂平举环抱于胸前；腰间插觹、系带，所着对襟衣纹饰华丽；兽首冠呈昂扬状，“臣”字目，独角卷曲；条形立耳硕大，呈外展、飞扬之势；兽口与兽首几近同宽，扁口，口部两侧各饰一“圣木曼兑”、也叫“挺木牙交”原始“斗玑”纹。此兽首冠灵感，源自K2③:296青铜神坛之负重神兽，具体内涵暂且按下。

    人像造型及手势与大立人像类同，细微变化在于、其右手大拇指并未与其他四指扣拢，且小拇指作略向外微翘状，其形式意味与后来道教法术的“捻诀”颇为相似。从手形来看，似乎原握有外圆形制的礼器。
    古人重冠，冠冕的有无和型制反应一个人的身份与地位。兽形冠冕也作部族的图腾标志，戴兽冠者往往是以此兽为图腾的部族首领或大祭师。
    人像仅存上半身，估计是在入坑前举行某种宗教仪式时被有意火燎及砸损所致。

▲ 青铜兽首冠人像（三星堆文明）

    青铜“鸟身人面”像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器物坑出土，通高12cm，人首，头顶戴頍，脸覆面罩，宽额方颌，高鼻阔嘴，两耳招风，双眼外凸，与纵目面具眼球造型类似；身体为鸟形，两肢踞伏于花果之上，胸饰大幅双环太阳纹，翼、腿饰蜗旋纹。参考与之造型完全相同的、同树另枝的、枝端“鸟身人面”像，可知该像现残断的双翼，原当呈宽展状，尾羽构型亦当为分叉且上下卷曲。
    花蒂饰一周寓意太阳的圆丁，任何水平角度均只有“十日”可视，隐喻“帝俊十日历”泽被四海；四朵花瓣巧妙构形出三山相连纹饰；中衡山由顶至底、左右各均布十个圆丁，以寓意太阳由升至落的周天运行轨迹；正中观象台上方，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将南外衡小山拦腰遮蔽。这与K2②:143－1号青铜神殿构件连山纹饰几近雷同。

▲ 青铜“鸟身人面”像（三星堆文化）

这种青铜“鸟身人面”像，原置于小型青铜神树的树枝端部，除见于小型铜神树外，在同坑出土的、青铜神坛最上层的、“盝顶建筑”上额的正中，也见有此像。古人有“以上为尊”、“居中为尊”的观念，“鸟身人面”像出现在铜神树树枝端部与铜神坛顶部正中，显然具有尊贵、神圣的象征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位法力无边、无所不能的大神，就呈“鸟身人面”状，神话体系称其为句[gōu]芒，是东方青帝大暤的后人及辅臣，协助大暤司理东方。一说是少昊的后人。
    《山海经》的四方之神中，除南方祝融、北方禺强和西方辱收外，就是东方句芒。而祂们又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季。所以，句芒是东方守护神，也是主宰农业生产的春神。
    《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
    《尚书·大传》言：“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
    《淮南子》曰：“东方之极……东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句芒还是主宰草木和各种作物生长的神祇。
    《礼记·月令》道：“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昬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郑玄注：“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为木官。”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杜预注：“正，官长也。”
    《吕氏春秋·孟春》言：“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高诱注：“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

    句芒的神力远不止如此。在众多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的考证中，句芒不仅掌管草木生长、主管春天、守护东方，还参与了开天辟地、创造万物。
    在长沙出土的楚帛书中，就记载有战国时期流传的四季神话和创世神话。说是：
    很久很久以前，天地混沌，洪水横流，伏羲命令4个儿子帮助治理天地、恢复宇宙秩序、创造新的生命。其中，有个“司春”的儿子，其状为“人面鸟身、方眼无眸、短尾。”这正是民间广为流传的“春神”句芒的标准范式。

以上列出的或是未被列出的、双手持物的“祭祀者”或是不持物的“被祭者”，三星堆绝大多数青铜人像，无不呈现出薄唇、阔嘴、高鼻纵目的面貌，人种特征与现代东亚人区别明显，倒与现代欧洲人十分类似。
视觉上的直观感受，引发下意识的联想。于是，犹太人、赫梯人、亚述人、罗马人、雅利安人等等组团东征的学说纷纷出笼。

也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以及世界文明演化进程的迹象，支持三星堆人来自域外的观点。因此，这种三星堆文明“西来”的学说一时还很有市场，鼓吹者中不乏国际游历的文化学者与国内知名的史学专家。
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充斥着浓厚的“去中国化”趋势。

内外夹攻，这让我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大中原主义朋友们极为不爽。
更不爽的是：将三星堆正统族群说成欧洲白种人也就算了，反正三星堆文化本来就是个谜，至今还处于争议之中。怎么能将华夏文化体系中的木神、春神、东方守护神“句芒”也弄成“高鼻纵目”、孤冷清高的欧洲白人形象呢？

事到如今，我们惊叹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遗址，其出土的规模数量庞大、造型构图奇特、工艺制作精美、铸造技术高超并远远领先同时代世界任何文化遗址所能体现的最高境界的青铜器文化，现在都成了“大鼻子”白人创造的成果了？！

婶可忍叔不可忍！
由于无法解释“偏安西南边陲”、“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巴蜀大地，怎么就突然冒出一堆显赫一时的“大鼻子”？为了增强所谓“民族自信”、打压“文明西来”的思想倾向，我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大中原主义朋友们放了一把釜底抽薪的“大招”。于是令万千国人深感困惑的咄咄怪事，便频频发生了。

    ⑴ 古蜀三星堆文明成了商文化亚种
    网页搜索“广汉三星堆青铜器”词条，发现文藏界已迫不及待地将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所有青铜器，标注为“商代”。比如：
    商代晚期立人像高260.8厘米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三星堆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神树高396、底座直径93厘米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三星堆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纵目人面具高66、宽138厘米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三星堆博物馆藏
    商代晚期金面罩人头像高42.5厘米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三星堆博物馆藏
    ……
    “商代”与“广汉三星堆”是个什么关系？
    你若深究，他们可以说：“这是个时间概念”，三星堆青铜文化大致处于商代晚期；你若不深究，按他们字面意识去理解，就是：古蜀三星堆文明成了隶属于殷商文明体系之下的亚种。

    还不仅一个文藏界，整个正统官网、博物馆，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下架原有表述、将古蜀三星堆文明归于商代子文化，甚至包括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官网及其展牌。不知其是否心甘情愿。比如，三星堆博物馆：
    1.1青铜鸟·商·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1.2青铜鸟·商·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1.3青铜鸟·商·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1.4铜神树枝头立鸟·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1.5铜神树枝头立鸟·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1.6青铜鸟·商·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1.7青铜大鸟头·商·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1.8青铜鸡·商·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1.9青铜鸟形饰·商·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1.10青铜鸟形饰·商·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目前，国内研究广汉三星堆文明的学者、专家，在发表论文、专题演讲、视频访谈等等场合，也言必称“商代三星堆文化”云云。

    将古蜀三星堆文明定义为商文化亚种的依据何在？
    是说：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青铜纵目面具、青铜神兽、青铜神鸟、青铜神坛以及三星堆轻薄、异型、中空等独特青铜铸造技术的本源，都能在殷商什么地方能找到。是吗？
    或者是说：殷商王权也与广汉三星堆文明同样富有，能将670余根来自南亚、东南亚的亚洲象牙用于祭祀，能用大量黄金来制作金杖、金面具、金鸟形饰、金冠饰等礼器，能把超过4000枚来自印度洋的白色齿贝用于献祭。是吗?
    古蜀三星堆文明的独特性在东亚、西亚、南亚乃至世界任何角落，都找不出类似的第二家。她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逾越的标杆。因此，任何区域文化都无权也没有资格代表她，更别说将其纳入子文化范畴。

    当然，将古蜀三星堆文明定义为商文化亚种，还是有他们自认为的某些依据的，这就是广汉三星堆文明的个别文化元素与中原和大江南北有类似之处。比如：
    与良渚、齐家文化玉器种类和形制雷同的现象，在古蜀三星堆以及金沙文化中，也有体现。金沙遗址的十节大玉琮，几乎是良渚玉器的翻版；而三星堆出土的玉琮、玉锥形器等文物，也分别与齐家、良渚文化极为近似。
    还不止于此，三星堆除独特的黄金文化外，无论是陶器、玉器还是个别青铜器，与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流域甚至珠江、红河流域，都有交互影响。三星堆貌似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明古国。

    三星堆的陶器组合，如陶高柄豆、三足形炊器等，便有浓浓的中原文化的影子。比如三足陶盉，就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几无二致。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装饰的兽面纹、夔龙纹，是中原、荆楚青铜器常用的纹饰，与长江、黄河流域其它文化之间，似有某种亲缘关系。比如青铜容器中罍的形制、花纹与河北藁城台西村墓葬出土的铜罍相似；尊的形制、花纹和铸造工艺与安徽阜南月儿河段打捞出的、商代前期的龙虎尊一致；三星堆3号坑出土的大口尊，器形与江西新干大洋洲、湖北盘龙城等发现的更为接近；湖南发掘的四羊方尊，如今早已成为国宝，此次三星堆3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尊上，同样可以看到精美的羊头装饰。
    除此以外，三星堆还有几件铜牌饰与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饕餮纹铜牌饰，也颇为相似。

三星堆出土的琮、璧、璋，戈等玉器，从器形特征看有的可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有的则晚到殷墟时期。尽管三星堆出土的牙璋数量最多、器型最大，但在龙山文化、石峁古城、齐家文化、偃师二里头遗址、岭南珠江流域、越南红河三角洲等新石器遗址中，也能找到同类身影。三星堆4号坑发掘的有领玉壁、8号坑发现的玉戈等玉器，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器型相似；三星堆4号坑发现的一件玉琮，明显带有黄河上游流域、齐家文化的特点。
三星堆貌似一个来者不拒、见谁学谁、天生好奇的学生，更似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明古国。

    如何解释这种“两地玉器、陶器以及青铜器形制不仅是相似、而且是雷同”的特殊现象？
    专家们用“文化扩散”的词藻、来一语概括，更有“大中原主义者”认为：是对中原文化的模仿。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
    “扩散”的含义太笼统。贸易可以“扩散”，模仿可以“扩散”，匠人流动可以“扩散”，武力征服、宗教皈依同样可以“扩散”，但这些不同的“扩散”，意义却天差地别。而“模仿”说，则尽显武断。

首页上一页[49] 本页[50] 下一页[51] 尾页[53]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煮酒论史最新文章

加:2021-06-26 18:10:13 更:2022-10-08 21:28:34

娱乐生活: 电影票房娱乐圈娱乐弱智火研中华城市印度仙家六爻佛门风水古钱币交流专用钓鱼双色球航空母舰网球乒乓球中国女排足球 nba 中超跑步象棋体操戒色上海男科 80后
足球: 曼城利物浦队托特纳姆热刺皇家马德里尤文图斯罗马拉齐奥米兰里昂巴黎圣日尔曼曼联

网站联系: qq:121756557 email:121756557@qq.com 知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