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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51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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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更倾向于是“朝圣”。是东夷原有土著先民拿着自己创造的文化产品（陶、玉及青铜礼器），去正统祭祀中心、虔诚地敬献先祖。
    存于正统社稷的、这些来自千里之外的祭祀玉礼器，被祭祀中心的大祭司、王权据为己有、并最终成为其随葬品。面对发掘物的千里雷同现象，今人不解，便有了所谓文化“扩散”之说。
    石峡文化的玉礼器雷同的现象，进一步佐证、石峡文化为“湘楚昆仑虚”的定位，是恰当的。

笔者更倾向于是“朝圣”。是散居世界各地的东夷原有土著先民拿着自己创造的文化产品（陶、玉及青铜礼器），去正统祭祀中心、虔诚地敬献先祖。
存于正统社稷的、这些来自千里之外的祭祀礼器，被祭祀中心作为陈列品、供奉于鸟图腾先祖大庙。面对发掘物的千里雷同现象，今人不解，便有了所谓文化“扩散”之说。

古蜀三星堆，其实不仅仅只有与东亚其它地区类似的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与南亚文化类似的服饰、仪态、象牙、白色齿贝、青铜冶炼及铸造技术，尤其是失蜡法工艺；与中亚、西亚相似的权杖和金面具、金饰品、鸟崇拜、眼型器崇拜、神树崇拜以及青铜五幅轮信仰。
当“大中原主义者”可以借个别文化类似现象，鼓吹“三星堆文化传自中原”、“三星堆是二里头的孙子”时，“西方中心论者”，照样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渲染“三星堆文明西来”。

    如果按照“文化传播”概念去解释古蜀三星堆出现许多与周边地区乃至与世界范围的文化雷同现象，古蜀三星堆文明就成了“效颦”的“东施”、“邯郸学步”的“寿陵余子”，囫囵吞枣、见谁学谁；或者就是个任人打扮的“美丽新娘”，“大中原主义者”与“西方中心论者”谁都可以肆无忌惮地上下其手。
    三星堆文明向我们呈现的面貌，显然不是这样。
    因此，古蜀三星堆出现许多与周边地区乃至与世界范围的文化雷同现象，只有一种解释，这就是“朝圣”。古蜀当为世界鸟图腾族群的祭祀中心；三星堆当为世界鸟图腾族群的祖庙。

古蜀三星堆作为距今4000多年前，鸟图腾先祖祭祀中心的实证，还可用三星堆遗址发掘的牙璋进一步佐证。

三星堆玉器，无论型制、种类，都有其自身特点。尤以玉璋为代表，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三星堆出土的数量最多、器型最大，三星堆遗址出土有32件，与后期金沙遗址共同出土有300多件，超过东亚或说世界其它地方、所有出土数量的总合，有几何形璋、斜刃璋、树枝形璋、鱼嘴形璋等，形制繁复。对玉璋的创新使用，让古蜀三星堆玉文化成为东亚玉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玉璋是上古直至周代的重要礼器，种类繁多，《周礼》就记载有“赤璋、大璋、中璋、边璋、牙璋”等五种。古人用玉璋具体来做什么呢？
    《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周礼·考工记·玉人》言：“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马。”郑玄注：“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廵守，有事山川，则用灌焉。於大山川则用大璋，加文饰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杀文饰也；於小山川用边璋，半文饰也。”
    《周礼·春官·宗伯·郁人》载：“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
    《周礼·冬官·考工记》也载：“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气。”
    可见，玉璋是天子“礼南方”、“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同时也是颁赠四岳十二牧、嘉奖其辅佐之功的瑞信器物。

    [先秦]《尚书·舜典》：“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尚书·舜典》是说：舜本卑贱，凭德上位，实非世袭。正月的一个吉日，舜“受让”于尧之文祖太庙。上位后第一要务，就是手持斗玑定“天中”、观北斗，占“春、夏、秋、冬”，明“天文、地理”，通凡间“人道”。继而，敬献上帝，祭天地、四时，祀山川、群神。又集五种瑞玉，择吉月吉日，接受四方诸侯的朝觐，并把瑞玉颁发给各位君长。
    虞舜祭望山川、“班瑞于群后”，玉璋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宗教礼器。

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牙璋全部是在祭祀活动区域发现，表明了当时古蜀祭祀活动的繁盛。同时在三星堆出土的大玉璋“祭山图”、青铜跪坐持璋人像等文物中，还发现了牙璋在祭祀活动中的用途，说明玉璋是当时祭祀活动中通天礼神的最核心的玉礼器之一。

彼时，玉文化也并未止步于巴蜀盆地，而是以广汉三星堆为鸟图腾先祖“祭祀中心”，通过“牂柯古道”、走向岭南，又通过“蜀身毒道”、甚至到达东南亚地区。玉璋、有领玉璧、凹刃玉凿等有着鲜明特色的玉器，曾在越南北部的任村（Xom ren）、冯原（Phung Nguyen）以及岭南等区域出土，成为古蜀三星堆文明影响辐射周边不同地区的有力证据。

▲ 东亚牙璋比较研究示意图

2022年9月，在回答记者祭祀玉礼器的有关问题时，曾有四川非著名资深业界人士道：“的确，玉器是在新石器晚期和夏代时期大量使用，到了商代晚期，基本上就不用了，数量也很少了。而古蜀人一方面是在大量借鉴或者是吸收引进中原文化因素，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使用。虽然中原是已经淘汰了的东西（改用青铜器），但三星堆包括金沙还在对玉器狂热崇拜……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那种近乎狂野地用玉现象，在中国的青铜文明中独具特色。”

    这位伙计不了解的是，玩玉是要有原料的。黄泛区不可能存在玉矿，想制玉只能域外获取。岫岩太远，最佳途径就是透闪石玉料资源丰富的甘肃，这是齐家、古蜀玉文化繁荣的基础。殷商始终搞不定羌方，这是学界普通常识，甘肃透闪石玉料资源受阻，拿什么去制玉？
    东方文化圈，谁不梦想用玉礼器祭祀上帝、先祖？但是，她得有，不是？
    古蜀三星堆能“近乎狂野地用玉”甚至也“近乎狂野”地用黄金和青铜。这间接地告诉世人，三星堆的影响力与感召力等软、硬实力，要大大强于殷商。

“西金东玉”，欧亚大陆东、西方阵营，各有自己文化的显性代表。没有发达玉器运用的文化，很难说是东方文化的翘楚。而广汉三星堆则以其数量最多、器型最大、蕴含文化信息最丰富，执彼时东方世界玉璋之牛耳，并由此彰显出广汉三星堆在当时东亚、东南亚玉文化圈无以撼动的中心地位。

    三星堆文明的主体，是大型青铜神树、大型青铜雕像、大型青铜面具、大型青铜纵目面具、大型牙璋、黄金面罩、黄金饰品和黄金权杖；
    其文化内核，是鸟图腾崇拜及其相关宗教叙述；
    其文化底蕴，是“归藏?连山易”（羲和日浴）、“扶桑挂历”（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归藏?扶木矩阵易”（金乌载日）、“帝俊十日历”（羲和生十日）及其相关神话体系；
    其文化特征，是东夷文化体系为主，世界优秀文化元素为辅的兼容并蓄的交融体；
    其社会经济形态，是稻作农业、缫丝手工业、青铜铸造业、玉器加工业和以“南方丝绸之路”为战略通道的国际贸易。
    上述一切，都是“神农氏稻作”、“伏羲八卦风历”等长江文明的延续，与黍作黄河文明并行、但与中原文化无关。影响力的传播，是由古蜀三星堆文明向四周辐射，而不是相反。中原在广汉三星堆文明眼里，只是其国际大视野中、一块域外区域性文化而已。

    ⑵ 刻意压低古蜀三星堆文明的年代
    2020年10月，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对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多学科研究工作，有了最新进展。官方宣布：
    “三星堆新发现6座祭祀坑已全部完成碳十四测年，大多数坑的年代为商代晚期。
    6座祭祀坑自从2020年10月开始正式发掘时，就把测年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学术课题。在4号坑发掘时，研究人员在竹炭灰烬层采集了15份样品，最终在碳十四测年时，得到6个年代数据。2021年初，4号坑测年率先出炉，95.4%的概率在距今3148~2966年左右，属商代晚期。
    此后，相继投入发掘的6座祭祀坑，全部提取了测年样品，共计近200个。经过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明确几座坑的埋藏年代大概率在BC1150~1000年的范围之内。此外，遗址区内出土的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出土的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因此，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5号坑和6号坑年代稍晚之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它地区存在的密接文化联系：
    K3、K8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
    K3、K4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
    K3、K7、K8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
    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
    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云云。

对于一、二号祭祀坑，由于当年测年效果不佳，考古专家根据出土青铜、玉石器等文物的年代特征以及地层叠压关系，综合推断：“大概年代上限不早于殷墟一期，下限延续至殷墟三四期。”
本次未对一、二号祭祀坑的年代做出调整，意思还是沿用之前的“综合推断”。

首先，官宣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在笔者看来，不但没解决，反而让人觉得又掉进了文字陷阱里！
众所周知，青铜器是不能采用C??直接测年的。既然如此，你的200个样本的C??测年，充其量只能证明“祭祀坑”的夯筑年代，而不能代表青铜器的铸造年代。青铜器的真正年代，晚则等同于“祭祀坑”夯筑的商代晚期，早则可能在商代晚期之前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谁说不可以呢？

    官宣为了表白其测年的准确性与客观性，特别给出“祭祀坑测年为商代晚期”的“二重证据”，举栗子说：“K3、K8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但所举的另一个栗子，却又把自己的马脚露了出来。
    啥马脚？
    “K3、K4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
    大家都知道，安特生老爷子发现的齐家文化，年代处于BC2000～1900年。
    至此，我们不得不弱弱地问一句：“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是“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呢，还是齐家文化的“夏早期，距今约4000年至3900年。”？这可是有近千年的差距呦！“逗你玩”可不是这么个逗法吧？！

    笔者还可进一步与他们的官宣抬抬杠。
    这回举的栗子是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大玉琮”。这枚玉琮，学界公认属于良渚文化、甚至可能本身就是金沙文化时期、出自良渚的千年文物。
    记住，金沙遗址的年代更晚。三星堆遗址荒废后，金沙遗址才兴盛的。

十节大玉琮
金沙遗址出土，青玉，半透明，质地温润，通高22.2 cm，上宽6.9 cm、下宽6.3 cm，通孔孔径5.1~5.6 cm，上下两端的射高分别为1.16 cm、1.05 cm，重1358g。整体呈上大下小的长方柱体状，全器分十节，每节以转角为中轴对称雕刻四枚抽象人面纹，由阴刻细密平行线纹的长方形横棱表示羽冠，管钻出一大一小的两个圆圈，分别表示眼睛和瞳孔，下方凸起的短横表示鼻子，长方形的短横档上、以卷云形纹饰表示嘴巴。全器共雕刻有40枚人面纹。

▲ 十节玉琮人面纹线图

在玉琮一面的上射下端还阴刻一人像图案，人形体态丰盈，头戴两侧伸展的夸张冠饰，双腿叉开，两臂平举，长袖飘逸，左右臂上各有一上卷的羽饰。似表现大祭司告天场景。

▲ 十节玉琮射端人像线图

整器呈翠绿色，质地晶莹剔透，表面打磨平滑光润，内外抛光，制作规整。器表有因钙流失而形成的局部白化现象，白化的纹理多沿玉石矿料原有自然裂纹扩散。器表还有条状的浅黑色沁斑和灰黑色颗粒状沁斑，并残存有少量的铜锈，推测该玉琮出土前可能和铜器埋藏在一起。

▲ 十节大玉琮（金沙遗址）

此器在“料、工、形、纹”上，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其它玉琮完全不同，却与浙江良渚文化晚期玉琮极为相似。
尤其是纹饰。这件玉琮每节的转角上，都刻有左右对称的大圆眼人面纹，这是良渚文化的专属徽志，它代表了良渚人独特的族群信仰。

另外，从材质上看，它也不属于金沙本地的玉料。故宫鉴定专家通过红外光谱仪、第二拉曼光谱仪、能谱仪等专业科学地检测，发现它与良渚文化的玉器材质极为相近。
据此，考古学家们推断：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十节大玉琮与良渚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很可能来自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地区，也许是经过千年迭代继承、族群异地迁徙，曲折辗转来到成都平原，最终成为古蜀国祭祀活动的重要礼器。

    良渚文化是钱塘江流域一支重要的古代东夷鸟图腾文明，也是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
    既然代表良渚文化的十节大玉琮出现在古蜀金沙遗址，笔者是不是也可以“民宣”一把：广汉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至少是“铜石并用时期，距今约5250~4150年。”呢？！应该是可以的。
    “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广汉三星堆文明的年代划定，智者们的心理自有尺度。
    1931年，太平场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前身）的最先发掘者、戴谦和教授在撰写《中国四川古代璧、琮、璋、圭等石器与陶器》一文时，除对太平场出土的各种玉石器进行客观描述外，还讨论了玉石器的用途及其加工年代。
    他指出“这些罕见玉石器很难判断其年代，根据石刀上雕刻的精美纹饰以及锛、石凿、石斧等的工艺水平，初步可判定为公元前1000±300年的石器。石器工具已达到鼎盛时期，而且金属器物也在该时期开始使用了。周代青铜器上呈现的艺术技巧，远远还没有达到这种艺术水平。因此上述文化，可能属于秦人来到成都平原之前的古蜀国，这些石器多数为礼器。当时，或许是重要的特殊人物的随葬品。石璧可能与宗教和祭天有联系，它们远远超过最近在华西发现的石器。”（D. S. Dye, 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China.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j]. 1930~1931 , 4 : 97~105.）

1934年，太平场遗址的次任发掘者、葛维汉教授将太平场遗址发掘成果，整理汇编成《汉州发掘简报》，并提出以太平场遗址为代表的“广汉文化”概念，发表在当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六卷上。
有关广汉文化的年代划定，报告指出:“目前的这些资料，也只能停留在暂时假定阶段，待将来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以及广汉收藏品极为详细的第一手资料与中国其它地区的早期收藏品比较后，再来改变或确定结论。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其上限为铜石并用时代。我们这次在四川广汉县遗址发现的玉器、随葬品和陶器系年代很早的标本。”（Davi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J] . 1933~1934, 6 : 114 ~ 131.）

1980年5月20日，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博物馆与广汉县文化局联合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太平场遗址（后改为三星堆遗址）重新开始发掘。
其发掘报告认为：“关于年代的推测。我们在第一期地层中采集了木炭标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实验室进行碳14测定，距今4075±10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4500±150年。1982年4月和12月我们配合砖厂取土，又在三星堆西南约三百米处，发掘了一百平方米的面积（简报正在整理中）。这里文化层堆积较薄（约1米），仅有两层，下层之堆积同三星堆晚期的堆积完全一致。上层所出土的陶器与新繁水观音遗址所出相同，尤其是水观音的细泥尖底杯、尖底罐等典型器皿，在上层大量出现。再则，三星堆晚期陶片上的精美而富于变化的云雷纹，同中原殷商时期铜器上的纹饰很相近。故我们推测，三星堆遗址的堆积延续年代较长，大致延续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中原夏、商时期。”

    这是真正的广汉三星堆文化的年代推断。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实验室这样的权威科研机构，又有反映广汉三星堆文化整体面貌的地层木炭标本；既有同位素C??这种现代科技测年手段，又有“文化比较法”这种传统的年代推断作为补充。而且，我们也可将其看作是葛维汉教授“铜石并用时期 ~ BC1100年”年代推断地细化。
    所以，广汉三星堆文明的历史年代，在距今4500~3000年间，应是较为准确和客观的。
    不过这里要注意，“距今4500~3000年”不是误差范围，而是文化发展存续的时间范围，意思是广汉三星堆文明发轫于距今4500年左右，而衰亡于距今3000年前后。

    其实，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层，曾做过三个测年数据，结果均比较一致，即都早于BC2000年。对于这些确凿、严谨的测年数据，我的那些“大中原主义”者们为何视而不见呢？
    郭立新和郭静云两位学者给出了深刻地回答。
    2016年，中山大学教授郭立新和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静云，在《南方文物》发表的《上古国家与文明研究中年代学方法的反思》一文特别指出：由于漠视测年数据，而以超范围运用类型学进行跨地区的文物分析，已经使得不少的考古学分期研究“沦为强化历史意识形态（指以二里头、郑州二里岗、安阳殷墟为本位的中原中心论）的帮手。”

    ⑶业界有关三星堆文明的雷人雷语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某从业者：
    a.三星堆文化在诞生之初，就存在二里头风格的陶器，但是这些陶器或铜牌饰并不一定是三星堆先民制造的。因为在二里头时期和二里岗时期，属于“高精尖”的青铜冶铸技术是中原独占且绝不外传的。
    b.三星堆祭祀坑年代对标商代殷墟时期，也就是说，到了商代晚期，中原“高精尖”的青铜冶铸技术才流传到三星堆，东亚大陆“国际局势”就此改变。

c.至少从二里头文化早期，一般来说就是二里头二期(BC1705～1635年)才开始进入青铜时代，而三星堆文化前半部分甚至绝大部分还处于新石器时代，只有到了三星堆文化末期才进入青铜时代，它比二里头文化已经晚了三四百年。
e.三星堆的几个器物坑代表的青铜文化相当于殷墟时期。进入殷墟时代，原本一枝独秀的中原青铜文明铸造复杂礼容器的技术“泄密”，被若干区域的土著方国部族所掌握，同时改变了原本中原一家独大的东亚大陆局势。三星堆一点不奇怪，是“泄密”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个有别于中原王朝的青铜文化系统而已。

f.有四川的学者说，三星堆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这是不可能的。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陶盉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器物，而这类陶盉在二里头遗址中的年代是二里头文化二期（不早于BC1700年）。考虑到文化传播的时间差，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甚至末期，也就是不早于公元前1600年。
g.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还不能说三星堆就是蜀文化。

h.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原文化的持续影响，才使三星堆文化由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但其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已相当于殷墟时期。
i.三星堆文化的早期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这点可以从出土的陶盉、铜牌饰、玉石牙璋等看出来，而三星堆文化的晚期则深受殷墟文化的影响。

j.三星堆文化虽然有了国家形态，也进入青铜时代，但它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祭祀山川、巫术气息比较浓厚的原始状态；与此同时，中原地区注重世俗的祖先崇拜，后来有了宗法制度。
k.如果我们以中原人、华夏人自居，会感觉三星堆出的东西“非我族类”，充满浓重的巫术色彩，跟中原人及后来的所谓华夏人在认知上有比较鲜明的对比。这是因为后者注重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而二里头及以后的中原王朝，成为后来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

这位考古从业者的雷人雷语尽管依据不足、似是而非并且漏洞百出，但却说出了狭隘民族主义和大中原主义者的心声。尤其最后一段，道出了他们“脚踏”三星堆文明的真实原因。“非我族类”，在这些人眼里就成了三星堆文明的原罪。
创造恢宏而灿烂的古蜀三星堆文明的这群“大鼻子白种”，到底是什么来头，能令我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大中原主义”朋友方寸大乱、理智尽失以至于荒腔走板。

    其实，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已经作了大量论证和铺垫，现在所要做的，只需将其归类然后细分即可。
    BC2000年左右，进入巴蜀盆地并在广汉三星堆构建鸟图腾神权国度的，是伯益。
    在末世大禹推翻身毒河虞舜王权后，作为虞舜王朝肱骨的伯益，为避“禹祸”一路向东逃逸，在缅甸东部站稳脚跟后，与虞舜后裔巫臷民一道，审时度势、北上进入巴蜀，推翻鱼图腾统治，继虞舜身毒河“德政”王权之后，在东亚广汉三星堆构建起另一“政教合一”性质的、“后虞舜德政”王权。这个王权，我们可以将其看作“虞朝”的延续。
    实际上，后世史书、包括司马迁《史记》对虞朝、虞舜的深刻记忆，更应该来自古蜀三星堆王权对虞舜“德政”的发扬与承袭。就此而言，三星堆文化才应该是华夏文明的正朔。

对巴蜀大禹遗族政权的致命攻击，不仅仅只是伯益和巫臷民一两个复仇群体，而是一个强大的部族联盟。这里有来自良渚文化的防风氏、来自湘楚昆仑的有虞氏、来自夜郎毕节的有鼻氏、来自石家河文化的蚩尤苗民，也有来自齐家文化的有祙氏、来自甘陕地区的有鬼氏，更有撵转来自中亚、西亚的飞廉氏以及帝鸿氏遗族。这些部族都无可争议地承袭着帝俊、少昊的东夷血统，虔诚地皈依鸟图腾宗教信仰，而且大部分都具有南亚、中亚或西亚的海外游历背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她们都属于携带“东部欧亚谱系C4”线粒体DNA的古北欧亚人(ANE)，具有高鼻深目的东亚“北方人种”体质人类学特征。

这些被笔者称为“北方人种”的白种人，是东亚十万年前业已形成的土著白种人的遗族，不是五万年前在阿尔泰山分野至欧洲的、那部分异化后的白种人的后裔。理论上，这两部分白种人的线粒体DNA，有五万年左右的差异，这已经被付巧妹团队的分子人类学所证实（详见前述“北方人种阿尔泰山分野”相关章节）。

张增祺《明史?土司传序》也道：“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筰、僰、爨之属皆是也。自巴、夔以东及岭峤，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历代以来，自相君长。及楚庄硚王滇，而秦开五尺道置吏，沿及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欤！”

张增祺：已故青铜文化研究专家，1936年10月生，陕西绥德人。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青铜器丛书编委会委员，中国青铜器编委会委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边疆考古、历史和民族史。

张增祺一句“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的论断，道出了古蜀三星堆文明创造者的隐秘身世。就此，我们可以从高鼻深目的三星堆青铜神像，摸索到有虞氏的身影；从有虞氏，又可辨识出虞舜的面貌，继而又可追寻至虞舜的先祖虞幕。

《国语》载：“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
而根据虞幕“听协风”知“四时”的神功，最终更可上朔至“占风度气”制定原始“八卦风历”的人文始祖大暤。

    大暤风姓，风就是凤。甲骨文中，风、凤二字一般人傻傻分不清。古人将环流大气用大暤的凤图腾命名，足见鸟图腾文化历史之悠久。
    另外，从古蜀三星堆开国之君伯益身上，我们也可捕捉到东夷鸟王的身影。
    《国语?郑语》：“少昊之后伯益也。”

也难怪三星堆文化充满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鸟形器，小到8.1cm的鸟形铜铃，大到40.3cm青铜大鸟头；从普通祭祀法器，再到受祭尸偶；扶桑神树金乌、重明鸟（鸡形器）、各式青铜鸟、各式青铜鸟形饰、各式青铜鸟首、青铜鸟身人面像、青铜鸟脚人像，铜尊、罍上的鸟形纹饰、鸟挂件、立鸟，铜顶尊跪坐人像上部方尊镶嵌的鸟形装饰挂件，带有凤凰、孔雀般的青铜尾羽饰，鸟形图语金杖、鸟形金饰片、鸟形纹玉器，鸟形纹饰陶器（包括礼器），勺、柄、酒具等鸟形陶器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在三星堆所有器物中，鸟是主要题材，其造型不仅数量多，而且式样繁复，洋洋洒洒、蔚为壮观。

    青铜鹰头
    K2:141青铜鹰头，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横径19.6cm、纵径38.8cm，通高40.3cm，大眼，勾喙。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此器在三星堆全部鸟型文物中，是体形最大的一件。出土时，其勾喙口缝及眼珠周围皆涂有朱砂。鸟颈部下端有三个圆孔，当作固定之用。此器可能是神庙建筑上的装饰物，也有可能安装于某种物体之上，当为三星堆族群先祖图腾或受祭尸偶。
    作为远古时代图腾遗存及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之物，鸟与蜀族之关系极为密切。几代蜀王直接以鸟为名，足以证明这一点。而三星堆文物中众多的鸟形器物及纹饰图案，更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提供有力的实证。

▲ K2:141青铜鹰头（三星堆文化）

    青铜鹰头
    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 青铜鹰头（三星堆文化）

    青铜鸟
    K2:194-1青铜鸟，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高21.4cm。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此器系2号祭祀坑194号神树枝上的立鸟。

    ▲ K2:194-1青铜鸟（三星堆文化）

    青铜鸟
    K2:252青铜鸟，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尖喙，头上扬，大圆眼，尾上卷，身涂有朱色。
    此鸟是青铜尊肩部上的鸟饰。

    ▲ K2:252青铜鸟（三星堆文化）

    青铜凤鸟
    K2:301-3青铜鸟，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鸟冠及尾羽残断，宽15.4cm、高27.8cm。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青铜凤鸟立于圆座上，大眼尖喙，鸟身修长，两侧羽翅长及尾部与尾羽相并上翘，鸟背部铸饰的一支歧分三枝的立式羽翅，使鸟身原本较为平实的构型生出了几分奇趣，姿态昂然。
    圆座顶微隆，腰部内凹处有四圆孔，下为中空圈足，估计铜鸟原可能是套接在某器物顶部的装饰物，类似族标的旌旗杆头标识。

▲ K2:301-3青铜凤鸟（三星堆文化）

    青铜凤鸟
    K2:213青铜凤鸟，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宽4.5cm、高8cm。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大头，头上耸立三枝冠羽，羽尖呈心形；圆眼、勾喙，喙中穿有一铜丝环，可能是挂小型饰件的。
    此器原是小型青铜神树上的一只立鸟。

▲ K2:213青铜凤鸟（三星堆文化）

    青铜凤鸟
    K2:23青铜凤鸟，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高13.3cm。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头上饰花冠，尖喙、大圆眼，尾上卷。
    此器系一铜尊肩部上的装饰。

▲ K2:23青铜凤鸟（三星堆文化）

    青铜凤鸟
    K2:239-1青铜凤鸟，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宽11.6cm、高7.2cm。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尖喙，喙中有一丝扭状环，可能叼有饰物；两翼外展，作飞翔状，鸟尾似孔雀开屏。

▲ K2:239-1青铜凤鸟（三星堆文化）

    青铜凤鸟
    K2:193-4青铜凤鸟，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宽6.5cm，高9cm。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扁平身，勾喙，头上有冠，尾高高地翘起，尾上饰有云纹。

▲ K2:252青铜凤鸟（三星堆文化）

    青铜鸟脚人像
    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残高81.4cm，分为两部分，上部人身残高30cm，下部鸟高51.4cm,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青铜鸟脚人像系采用嵌铸法将人体与鸟头铸连在一起。人像上半身与鸟的尾端残断无存，出土时器身涂有朱砂。人像下身穿紧身短裙，两腿粗壮，上饰目纹，双足为鸟爪，鸟爪紧抓下面的鸟头，当是象征某位天神。

▲ 青铜鸟脚人像（三星堆文化）

    广汉三星堆遗址，也有虎、羊、蛇等青铜形器，但件数极少，绝大多数还是鸟形纹饰和鸟形器物。三星堆满满的鸟文化元素，无不昭示古蜀正统的东夷鸟图腾属性。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若也用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口吻、直白了说，就是：创造三星堆文明的、高鼻深目的神秘人群，不是外星人、也不是高卢、罗马、日尔曼、盎格鲁-撒克逊等欧洲白种人，而是我们的“白种人”。

三星堆文明创造者身上的这些隐秘信息，那些狭隘民族主义和大中原主义朋友们是不了解的，或者是囵与自身的世界观而不屑去了解的。因为，这需要知识、智慧与格局。也正因为某些体制内从业者、这些基本要素的缺失，才引出前面所述的一连串匪夷所思的现象，以至号称“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文明，被挤兑到“商代子文化”的尴尬境地。

三星堆文明创造者身上的这些隐秘信息，那些试图割裂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西方学者也是不了解的。因为，这需要深厚的华夏文化功底和对远古人类发展史清晰的掌握。也正因为西方学者、这些基本要素的缺失，才做出将中华文明的正朔、长江文明与另一个中华文明的正朔、黄河文明彻底对立起来事情。
“中国西南边疆史”不管怎么研究，都无法摆脱华夏古人先祖崇拜和大一统思想约束。大暤鸟图腾子孙身毒河、长江流域的大面积分布和世界性迁徙以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豪迈天下观，西方学者上哪里去知道去？！

除前述的“十日历”、扶桑神树、春神句芒、东夷玉礼器、东夷鸟图腾外，我们再来看看，三星堆这些高鼻深目的神秘人群，还给我们带来哪些散发浓郁华夏情节的文化元素？

先祖祭祀
古蜀三星堆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体。上层统治者利用民众对信仰的精神需求，通过频繁的祭祀活动凝聚信众。由于他们掌握着历法这种沟通天地、预知“四时”的独门绝活，继而广传“天道”、泽被四海，一时天下咸服。外加古蜀曾是东夷始祖大暤的故居，三星堆一度便成了东亚乃至世界鸟图腾族群身心向往的宗教圣地。

《华阳国志?巴志》载：“《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
《山海经?海内经》也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国。”

与世界上其它宗教信仰崇拜虚幻的上帝不同，华夏敬仰的上帝是可以追朔亲缘、有血有肉的上帝。
之前我们曾经探讨过，上帝一词，源自巫觋对远古先祖的敬称。在华夏信仰体系里，德行高尚的先祖离世，那叫陟天。但没有数千年的修炼，成其不了上帝。

    帝，甲骨文象形为花蒂的全形。上面象花的子房，中间象花萼(花瓣外面的绿片)，下面下垂的象树根。本义：花蒂。引申为事物的肇始、初创、根源、太一。比如从帝之字，
    帝：上古时期，巫觋对德行高尚的、人文始祖的称谓（天～，上～），后被宗教引申为主宰宇宙万物的最高天神；
    蒂：花或瓜、果与枝茎连结的部分，意为果实之源；
    缔：创立（～构，～造，～结），根本上结合（～交，～约，～姻，～盟），连根拔除（取～）；
    谛：事物的内在含义或意义（真～）；
    禘：对原始先祖的最高祭祀礼仪，四祭（禘、郊、祖、宗）之一。

    什么叫帝，帝就是花蒂。比“种子”还要“种子”，这是花蒂的内含。故而“帝”又引申为原初、本源之意。
    原始宗教，巫觋们往往将故去的人文始祖尊称为登天之“帝”——上帝，世代祭奠。
    《小戴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国语·鲁语》又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尽管儒家对显赫氏族的祖源多有杜撰成分，但按先祖辈分差别、采取不同规格的祭祀仪式，表述得还是十分明晰的。

    《左传·僖公十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这里，“禘、郊、祖、宗”分别是对本氏族不同辈分级别的先祖、采取的不同规格的祭祀仪式。
    郑玄注《礼记?祭法》曰：“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尔。”这已是汉代之后，彰显“君权神授”的政治把戏。远古、上古的先祖祭祀，当如之下：

禘祭：指祭上帝于圜丘。《尔雅·释天》：“禘，大祭也。”《礼记?大传》：“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玄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由，根本来历。

郊祭：指祭远祖于南郊。《礼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谓之郊。”汉文帝十四年有司奏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长日之至（夏至日）郊祭大典，如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大玉璋纹饰所见。

祖祭：指祭太祖于太庙。太庙，是中国古代君王的宗庙，夏人称“世室”，商人称“重屋”，周人称“明堂”，秦汉以降称“太庙”。
宗祭：指祭高祖于宗庙,即“天子七庙”之“三昭”或“三穆”。

《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而《礼记·祭法》则说：“四亲庙、二祧、太祖，以辨昭穆”，两种说法有细微区别，但大同小异。七庙，指四亲(高祖、曾祖、祖、父)庙、二祧(高祖的父和祖父)庙和始祖庙。汉代的宗庙，历代都会变动格局，单独的祖先庙（每个庙祭祀一位死去的帝王）只能是七座，其中六座为在位皇帝往上数六代的祖先，这六位祖先间隔地被列入“昭”和“穆”的序列，“昭”的三座庙在左边，“穆”的三座庙在右边，这就是所谓“左昭右穆”，而第七座庙则留给开国的“太祖”，位居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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