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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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人类文明探源，从《山海经》的建木说起[第7页]

作者:夜郎游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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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纹服饰（现代彝族）

笔者对高庙文化遗址，着墨颇多。不在于要仅仅展示其夫妻墓中，部落首领威权级别或宗教领袖权力的崇高；也不在于要仅仅展示其祭祀中心的庄严、隆重与宏大；而在于其遗存器物的材质：白陶！
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出现白陶制品，这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壮举，意义非凡。

    从考古挖掘的窑炉资料来看，中国古代原始陶器的发展，分为两大阶段：一是无窑烧成阶段，也就是所谓平地堆烧；二是穴窑烧成阶段。
    早期原始制陶方式，是在露天平地上堆烧。平地堆烧非常简单，就是将晾干的陶坯堆在一块平地上，周围架置柴草，点火燃烧，待柴草燃尽熄灭即可。由于火力不集中，原始陶器的烧成温度普遍很低，一般都在700℃以下，烧成后陶器呈红色，陶质粗糙疏松。无窑烧成应当是最原始最古老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烧成工艺，在当今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和佤族的制陶过程中，仍然使用这一烧成方法。
    穴窑烧制，分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形式，是中国古代原始陶器烧制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它与平地堆烧相比，可使陶器的烧成温度增加到800～900℃之间，大大提高了燃料利用率和产品合格率。考古发掘证明，华夏先祖，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普遍使用穴窑烧制陶器了，河南新郑裴李岗发掘出来的一座横穴窑也说明，穴窑的历史，至少可前推至距今约7000年前。

中国古代的陶器，从陶色上可以分为红陶、黑陶、灰陶和白陶等。无论哪类陶器都需要放入窑内，在10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下烧制而成。在最后的阶段将窑温缓慢降下，胎土中所含铁的成分氧化可以烧成红陶；将陶窑加以密封从而阻止氧气外溢，铁被还原，就烧成了灰陶；用一定的方式渗碳，则可以烧成黑陶。
与上述这三种用普通粘土烧成的陶器不同，白陶是采用富含氧化铝，而铁的成分较少的高岭土（或瓷土）烧制而成。高岭土中铁的成分越少，器物越显得白润，因而成为日后瓷器的原料，备受青睐。白陶制成的酒器和食器十分精致、珍贵，古人常用作飨食器皿，祭祀先祖，或作为尊贵头领、大祭司等贵族的随葬品。

迄今为止，湖南地区发现白陶的遗址共有27处。这些遗址在地域上可划分南、北两区。北区以环洞庭湖平原为中心，包括澧水中下游以及湘、资、沅三水下游地区；南区以南岭北侧山地为中心，主要分布于沅水和湘江中上游地区。
据高庙文化的考古研究，该文化区域的白陶，陶土原料与烧成温度有别。北区白陶以高铝质耐火黏土（俗称白膏泥）为主，南区白陶以高镁质易熔黏土（俗称滑石黏土）居多。北区白陶烧成温度多在900℃以上，而南区白陶则多在900℃以下。经检测，高庙遗址，高庙文化早期，白陶烧成温度多在770℃—880℃之间；汤家岗遗址，高庙文化中期，白陶烧成温度基本都在920℃以上；辰溪松溪口遗址，高庙文化晚期，白陶烧成温度更是高达940℃以上。

白陶的这种原始瓷器的烧成温度，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指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白陶的出现，说明燧人氏的后人，已经为黄铜、青铜时代的到来，做足了准备。
笔者坚信一个理念：“早期的金属冶炼术，必出自陶器世家——华夏及其苗裔。”不管上古的冶炼金属首发地在何处，那也是文化迁徙与承袭的结果，都不会背离这个事实。因为，碳是自然界金属氧化物的唯一还原剂，高温则是金属氧化物分解的必备条件。“没有制陶技术的传承，一群放羊娃，一时兴起，搭建一座窑炉烧泥巴取乐，一不小心，就炼出了青铜。”这是无法想象的。

人类最早利用铜金属的历史，可该追溯到7000年前的土耳其。不过，当时人们所利用的铜只是自然界的天然铜金属，也被称为自然铜。
BC3500年左右，伊朗与埃及等地区同样也出现了自然铜制造的器物。但据专家们检测，伊朗境内所发现的铜金属文物，其内部组成相对特殊，基本上都是人工冶炼含少量砷元素的铜器，这标志着当地即将进入青铜器时代。

与其相比之下，姜寨遗址出土的黄铜似乎更胜一筹。专家们曾经利用国内最先进的同步辐射装置，针对于二者的金属成分进行过对比，发现姜寨黄铜中也含有少量的砷，而且还是采用了固态还原工艺进行冶炼的。考虑到姜寨黄铜的年份为BC4700-4000年左右，专家们确定其为人类最早的砷铜合金，比国外使用砷铜的历史早了1000多年。

    姜寨黄铜，是指1973年出土于陕西省临潼区城北、姜寨遗址的两件黄铜文物的统称。分别是一件半圆残片（a）及一根断裂铜管（b）。
    据碳14检测显示，这两件文物距今6700年（BC4675±135年），为人工冶炼制成，属仰韶文化。是目前我国已出土的最古老冶炼金属。

    黄铜器残件（姜寨遗址）

华夏先民率先冶炼出的常用金属，不止姜寨黄铜。从某些金属的汉字结构，我们还能捕捉到更多华夏先民金属冶炼的信息。

    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经典著作《全球通史》中犹豫着说：“最早提炼的金属大概是铜。”
    这个结论值得商榷。按逻辑推断，最早提炼的金属应该是锡。
    因为，除金属汞以外，锡的熔点最低，炉温只需231.9℃，就能将锡，很容“易”地从矿石中提炼出来。这种容易冶炼地金属，就被用“釒”+“易”来加以命名。

自然界雨后有种现象，叫“?”[yǎn]。《说文解字》段注：“?亦从水半見，出於口也。水败土而淊泥多，是曰?。“就是一种水浮泥现象。表面覆土看似半干，一脚下去却能陷到膝盖。
随着冶炼工艺的进展，炉温达到了327.4℃以上时，先民发现有种金属熔融液能将锡“?”于表面。随温度增高，除黄金外，还能将铜、锌、银“?”于表面。于是，这种金属，就被用“釒”+“?”来加以命名。这就是密度高达11.34，比一般金属要高得多的铅。

《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与手工业的百科全书，由明代宋应星于1637年编撰。其中详细地记述了炼锌的过程:“凡倭铅古书本无之，乃近世所立名色。其质用炉甘石熬炼而成，繁产山西太行山一带，而荆、衡为次之。封裹泥固，以渐砑干，勿使见火拆裂。然后逐层用煤饼垫盛，其底铺薪，发火锻红，罐中炉甘石熔化成团，冷定毁罐取出。”“此物无铜收获，入火即成烟飞去。以其似铅而性猛，故名曰倭铅。”

这里所说的炉甘石即碳酸锌所形成的菱锌矿，倭铅即锌。其原理是，碳酸锌在罐内受热分解，形成氧化锌，氧化锌与“煤饼”中的碳作用被还原成锌。锌的冶炼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使氧化锌还原为锌的温度(1000℃以上)比锌的沸点(907℃)高，如果温度掌握不够或密封不严，很难生产出大量锌金属。《天工开物》中记载的倭铅不与铜结合，“入火即成烟而去”，也是完全正确的。《天工开物》关于炼锌的描述不仅文字详尽，还有图解。这也说明，在中国，锌的发现实际上比著书年代的1637年要早得多。欧洲人在16世纪才知道锌是一种金属,17世纪才知道锌可以从菱锌矿中冶炼而成，但一直未掌握锌的冶炼方法，长期从中国进口锌。直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人才从中国学到锌的冶炼方法。而宣称第一个发现锌的德国人马格拉夫则迟至1746年才发现锌。

锌在室温下，性较脆，刃面锋利。古人常制成带柄刀具，用于动物和人体关键组织的切割。由于刀具外形类似古代立斧“辛”，这种金属就被用“釒”+“辛”来加以命名。

从铜矿石冶炼铜，工艺十分复杂。以黄铜矿为例，首先把精矿砂、熔剂（石灰石、砂等）和燃料（焦炭、木炭或无烟煤）混合，投入“密闭”鼓风炉中，在1000℃左右进行熔炼。于是矿石中一部分硫成为SO?（用于制硫酸），大部分的砷、锑等杂质成为As?O?、Sb?O?等挥发性物质而被除去：2CuFeS?+O?=Cu?S+2FeS+SO?↑。一部分铁的硫化物转变为氧化物：2FeS+3O?=2FeO+2SO?↑。Cu?S跟剩余的FeS等便熔融在一起而形成“冰铜”（主要由Cu?S和FeS互相溶解形成的，它的含铜率在20%～50%之间，含硫率在23%～27%之间），FeO跟SiO?形成熔渣：FeO+SiO?=FeSiO?。熔渣浮在熔融冰铜的上面，容易分离，借以除去一部分杂质。然后把冰铜移入转炉中，加入熔剂（石英砂）后鼓入空气进行吹炼（1100～1300℃）。由于铁比铜对氧有较大的亲和力，而铜比铁对硫有较大的亲和力，因此冰铜中的FeS先转变为FeO，跟熔剂结合成渣，而后Cu?S才转变为Cu?O，Cu?O跟Cu?S反应生成粗铜（含铜量约为98.5%）。2Cu?S+3O?=2Cu?O+2SO?↑，2Cu?O+Cu?S=6Cu+SO?↑，再把粗铜移入反射炉，加入熔剂（石英砂），通入空气，使粗铜中的杂质氧化，跟熔剂形成炉渣而除去。在杂质除到一定程度后，再喷入重油，由重油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等还原性气体使氧化亚铜在高温下还原为铜。得到的精铜约含铜99.7%。

黄铜的延展性较好，古人常将其制成飨食祭祀的酒具，这种爵一类的酒具就叫“同”。《说文解字》注：臣鉉等曰：“同，爵名也。”于是，这种金属就被用“釒”+“同”来加以命名。

    有了锡、铅、铜，青铜的出现，就是按部就班、迟早的事情了。
    青铜是在纯铜（紫铜）中加入锡或铅，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与纯铜（紫铜）相比，青铜强度更高、熔点更低，加25%的锡冶炼青铜，熔点就会降低至800℃,而纯铜（紫铜）的熔点则高达1083℃。青铜铸造性好、强度大，耐磨且化学性质稳定。
    这种高强度，又能随意塑形的金属出现后，风行一时。它不仅自己能够塑型，还能对社会重新塑型，从此人类迈入崭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著名的青铜时代。

冶铜时，常将浮于熔融冰铜上面的熔渣丢弃。待冶金技术进一步发展，炉温可达1480-1520℃时，古人发现，早期丢弃的冶铜熔渣（FeSiO?），回炉后能提炼出一种新的高熔点金属，虽然刚度不够，但铸造性好、强度了得，可以制成高效农具和箭矢（生铁）；经反复锻烧、“揉制”后（百炼成钢）淬火，其坚硬和锋利程度远胜过青铜。于是，喜出望外，惊叹不已。
《说文解字》段注：“在手而逸去爲失。”这种到手的好材料，以往居然给扔弃了。于是，古人将失而复得的冶铜废渣提炼出的金属，用“釒”+“失”来加以命名，这就是铁。

大量考古信息，貌似并不支持笔者的“常用金属华夏起源说”，众多遗迹表明，青铜、铁器的传播路线是由西亚、中亚，再到中国，逐渐东进的。但是，族群是会行走、迁徙的，民族概念不由地域界定，只由父系基因和文化基因界定。尽管考古学意义上的青铜是“西来”，那也是上古华夏先民“东去”的结果。
史前，华夏先民如何“东去”，暂且按下。先继续我们的“建木与文化”。

古人方位的慨念，有一个渐进式发展过程。早期的采摘、狩猎等自然生产模式，活动地域不大，只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掌握“日月所出”和“日月所入”——东西两个方位，即可维持简单生存。
随人口增加、社会前行，弓箭、网罟的发明，渔猎、畋猎、陷阱成为先民的生产手段。视野渐渐扩大，季节性狩猎活动进入生产模式之中，几百、上千公里的来回迁徙，成为常态。上古季节性狩猎活动，往往是在南来北往的大雁启示下开展的。大雁北归，预示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滇黔高原溶洞苦苦猫冬的先民，随之踏上北向狩猎的征程；大雁南飞，预示秋风瑟瑟、凛冬将至，不及时返回冰期“避难所”，恐有性命不保之虞。因此，季节性狩猎、渔猎活动，变成了“四方”概念建立的基础。

    随农业的兴起，原始宗教的形成，相对稳定的定居形态开始出现。有了“四方”便会细化为“八方”，有了“八方”，自然就会有“中央”枢纽。将自己的聚落视为“中央”，是巫觋建立祭祀中心后的必然结果。上古，这个中心，即是宗亲族属、血缘纽带的核心，也是宗教信仰、心灵归属的寄托。
    农耕族群的平面方位概念，就是如此建立起来的。
    此观念的形成，到皂市(湖南省石门县)下层文化早期（距今8000～7000年）已可见痕迹。在坟山堡遗址（未校正的碳十四年代是距今7700至7300年间）出土的器盖上，出现具代表性的透雕，其图案为中心大小不一的三个同心圆、外圈内再饰以八角纹。这种图案样式，所欲表达的平面方位观念，已十分明确：“中央辖八方、太极生八卦。”这件礼器，可视为八角纹此一重要理念的注解。

八角纹（坟山堡遗址）

    从新石器末期以来，八角纹成为各地通见的纹饰，如苏浙崧泽（1、2）、江西靖安郑家坳和樊城堆（3—5）、安徽薛家岗三期和凌家滩（6—8）、苏北大墩子和花厅（9、10）、东北小河沿（11）等文化遗址，其礼器上都出现了四向和八角纹，即使至商周时代的礼器也依然常见，如殷墟郭家庄160号墓出土弓形马器上的八角纹。

    八角纹饰器物
    1、崧泽遗址出土的陶壶和其底纹；2、崧泽文化绰墩遗址出土的访轮；3—4、靖安郑家坳遗址出土的访轮；5、樊城堆遗址出土的纺轮；6、薛家岗三期陶器盖；7—8、凌家滩玉器；9、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陶盆；10、花厅遗址出土的器盖；11、小河沿遗址出土的陶座

    八角纹弓形马器（殷墟郭家庄160号墓）

    豆，是华夏文化中重要的食器和礼器。形似高足盘，或有盖，最早出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盛于商、周，至汉代仍有使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时用于盛放黍、稷等谷物，后用于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
    1978年在山东泰安市大汶口遗址出土一件八角纹彩陶豆，距今已有6000多年。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该豆通高28.4厘米，口径26厘米，敛口侈沿，深盘圆底，下有喇叭形高把，造型匀称、深厚、稳重。器皿的主体装饰是红褐色陶衣上描绘的六组白彩八角纹。八角纹是由一方形四面边线延伸、回折两角，最终构成八角，六组八角星绕豆腹一周，均匀地分布成带状，星与星之间采用两道竖线分隔。豆的口沿和高把装饰比较简单。口沿部分是在白色陶衣上，描绘八组相对的半月形纹，半月形纹之间绘红彩短竖线五道。豆把部位用两道白彩圆弧纹，将豆把的高度分为相等的三截，堪称我国彩陶艺术珍品。

八角纹彩陶豆（大汶口文化）

    此类八角纹装饰，还见于青莲岗文化。
    江苏邳县大墩子出土了一件彩陶盆和一件彩陶豆。彩陶盆的造型与大汶口八角纹彩陶豆的上半截几乎相同，装饰色彩也几无二致。所不同者，陶盆略大，且表面的八角纹是七组。两件陶器都是新石器时代先民留下的工艺美术佳作。之所以脍炙人口、独领风骚，原因在于表面装饰采用的复彩技法所展现的色彩美感及其纹样所反映的似有特别含义的物象。

    八角纹彩陶盆（青莲岗文化）

    陶豆上的八角纹，更能显示原始野性与魅力。

    八角纹彩陶豆（青莲岗文化）

1998年,玉鹰在凌家滩遗址第二十九号墓葬中，被考古工作者发掘。灰白色泛青绿点，表面抛光，圆润光亮；器宽扁形，鹰眼睛处钻孔，两羽呈猪首形，作飞翔状；腹部阴刻一直径1.8厘米的圆圈纹，内沿阴刻八角纹，八角纹内又刻一直径0.8厘米的圆圈纹，圆内钻孔，略偏左上；大圆的下部雕刻扇形齿纹作鹰的尾部；正反面纹饰相同。

豚翼玉鹰（凌家滩文化）

    古人的创意，十分了得！小小的玉器，融汇了两豚一鹰，鹰为主体，豚为两翼。胸负八角纹，仗豚翼翱翔。
    业界认为：这件玉鹰可能是凌家滩先民的部落徽志；也可能是祭祀用品。因为鹰与八角纹组合在一起就是太阳鸟，象征太阳神。
    考古界将“内圆八角纹”视作“太阳”，这可不是一般的低级错误。正如金沙遗址的“神鸟金箔”他们也认作太阳一样（此处不表，待后叙。）。“考古界”给人的赶脚，尽是一群虔诚的太阳崇拜者，一见“内圆外角”必往太阳身上鬼扯。也不管华夏史上，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太阳崇拜？

从其形制和绘制手法看，与凌家滩玉版、青莲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八角纹彩陶豆，如出一辙。“八角纹”文化传承，其实源于大暤风历。表“四时八气”、八方风神、“四隅八指”、“四象八卦”、八数地道维纲。

    《山海经?大荒南经》：“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足术】踢。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
    《山海经?海外西经》：“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
    屏，并的音转。屏者，并也；同理，封、蓬者，缝也。屏蓬、并封，实为“并缝”：两兽首冲外，左右对称，脖子“并缝”。
    雙雙、并封、屏蓬，三个相近，均为左右有首。但雙雙是三头有蹄类青獸相并。并封与屏蓬两个部族，实为同一个部族、或别系、或苗裔。图腾徽铭就是“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这与凌家滩文化的豚翼玉鹰极为相似。
    西海外与西大荒，远离长江华夏文化中心，两者相去遥远。由此可见，上古先民，万里迁徙的艰辛与无奈。

《山海经?海内经》：“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司彘之国，野猪驯化（仆彘）之国。彘是黄帝世系图腾（见玉猪龙红山文化），鸟是少昊东夷图腾。表豚、鸟融汇的“豚翼玉鹰”，在凌家滩的出现，表明黄帝遗族与少昊遗族，在此有过亲密的姻亲关系。

斗建、月建
至弇兹氏，先民开始将视角投向太空。随着先民对宇宙的认知深化，发现利用天体运行的周期规律制定历法，对应地球四季的准确性更高、相关性更强。于是，以北斗视在运行周期为参照的历法“斗建”、以月亮运行周期为参照的历法“月建”，便应运而生。

    在我国古代历法中，北斗七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淮南子?天文训》中说：“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返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
    《史记?历书》集解也说：“随斗杓所指建十二月”。
    《汉书?律历志上》：“凡十二次，日至其初为节，日至其中为中，斗建下，为十二辰，视其建而知其次。”
    《魏书?术艺传?张渊》：“尔乃四气鳞次，斗建星移。”
    唐刘驾《塞下曲》：“下营看斗建，传号信狼烟。”
    明张居正《万寿无疆颂》：“彼星历家，以天道为不可测也，巧占斗建作甲乙，日积为岁，岁积为纪，乘而为十百千万，衍而为元会运世。”
    斗建，即农历之月建。古时以北斗星的运转计算月令，“斗柄所指之辰，谓之斗建。如正月指寅，为建寅之月，二月指卯，为建卯之月。”以北斗星斗柄所指的方位作为确定月份的标准，称为“斗建”或“月建”。

    实际上，我国的干支纪元法就是以北斗星斗柄的指向来确定“斗建”的。
    《汉书?律历志》：“辰者，日月之会而建所指也。”就说明了辰，为斗建所指。正如《史记?历书》集解所说：“随斗杓所指建十二月”。
    《五行大义?七政》引《尚书纬》曰：“北斗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运转所指，随二十四气，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州国分野年命，莫不政之。”

北斗星绕北极星旋转，斗转星移间，引来节气交替变换、周而复始。北斗七星方位指向不同，昭示着季节和时辰的不同，“斗建”也因此成为古代先民判断季节变化的依据，正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战国《鹖冠子》）。
北斗星斗柄绕东、南、西、北逆时针旋转一圈，谓之一岁，干支历法将一岁划分为十二辰（或“十二月令”），每月令含两个节气，斗柄旋转而依次指向“十二辰”，称为“十二月建”。“月建”，又称月令，简称节，是古人干支纪月的一种方法。

    《礼记·月令》：“孟春之月，”郑注：“孟，长也。日月之行，一岁十二会，圣王因其会而分之，以为大数焉。观斗所建，命其四时。此云孟春者，日月会於诹訾，而斗建寅之辰也。”疏：“斗，谓北斗，循天而转，行建一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也。”
    初昏时出现北斗七星，此时：
    斗柄指寅为正月；
    斗柄指卯为二月；
    斗柄指辰为三月；
    斗柄指巳为四月；
    斗柄指午为五月；
    斗柄指未为六月；
    斗柄指申为七月；
    斗柄指酉为八月；
    斗柄指戌为九月；
    斗柄指亥为十月；
    斗柄指子为十一月；
    斗柄指丑为十二月。
    古人是如何发现北斗斗柄指向与地球四季轮回的关系的，这种相关关系又是何时发现的？暂且按下不提。

通过以上论述即可知，建木、建中、斗建、月建尽管称呼不同，实则都是依据风侯、天象与地球四季气候变迁的相关关系，确定时令，掌握时辰，指导农耕生产、制订畜牧、采摘、狩猎计划。因此，所谓“建”，就是指依据某一天体、物象、气象参照系与四季轮回间的同步周期，实施历法编制。

尽管我们知道“伏羲八卦历”、“弇兹太极斗历”、“帝俊十日历”、“颛顼十二月历”等历法制定得很早，基本上与农耕文明的发展进程同步。但考证各部历法产生的大致年代，对掌握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基本脉络，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由于华夏历法的制定，均为史前文明，典籍相关记载较少，尤其涉及年代，更是语焉不详。连三皇五帝的确切年代都是一笔糊涂帐，更惶论不同历法的源起年代。因此，确定华夏历法的制定时期，注定是一件艰难的作业。但是，任何文明的传承，都会有迹可循。
为便于探讨华夏各种历法的产生年代，我们可打破顺序，从具有可信证据的首先入手。

    （1）、太极斗历，大约1.4万年前
    探讨太极斗历的创立，比较烧脑，容我们先从“女丑”说起。
    《山海经》，有三处描述女丑。字数不多，却给人们留下无尽地遐想。
    《山海经?大荒东经》：“海内有兩人，名曰女丑。女丑有大蟹。”
    《山海经?海外西经》：“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
    女丑怎么个“丑”法？
    女丑有一只什么样的“大蟹”？
    根据“女”字、“丑”字的原始意涵，我们能发现上古先民哪些逆天科技与惊世秘密？
    女丑，本居于东部大荒的海上，什么原因由此迁徙至西部“海外”，继而再至西部遥远的大荒？
    女丑做出什么经天纬地的业绩，又如何得罪新贵，被残忍地“十日炙殺”，并给后人留下冷艳凄美的形象？

    好吧，我们看看“女丑”到底丑不丑先。
    “女丑”不丑，也许还是个端庄、典雅、雍容、高贵的御姐。
    这不胡说吗？此“女”都已经“丑”了，哪里还来的“端庄、典雅”呢？！
    “女+丑”为妞，这是北方大叔对当今女孩儿的惯称。即使此“女”不美，也不可能难看到哪里去，因为上古“丑”字，本意并不表示面目可憎，而有此含意的，则另有其字，这就是“醜”。

    醜：[chǒu]，本指可恶的形象，因鬼丑而恶。甲骨文象形为：左边“尖底罐”酿酒器，右边为头戴面具的巫女。表达的是古人祭祀时，人戴面具在神和先祖灵台前祭酒的情景。因面具多作神鬼形，自然较人丑陋，故以此形为“醜”。《说文》：“醜，可恶也。从鬼，酉声。”

    而假“丑”代“醜”，则是后来的事情，是书写者图省事的简化。
    这么说来，那就是简化字的过喽？
    这也不对。简化字源起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字改革。实际上，国家颁布的简化字，绝大部分来源于过去人们的简化书写惯例，少有新造的简化汉字。
    其实，“醜”的通假，最早可追述至明朝。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论述道：“丑，以粉墨涂面，其形甚醜。今省文作‘丑’。”

传统戏曲角色，扮演滑稽可笑的喜剧人物或反面人物的“大花脸”、“三花脸”，本应称为“醜角”。古代文人偷懒，将“丑”，假借来用做戏剧角色用字，因而便有了后来的“丑角”。
《山海经》成书，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由楚国或巴蜀人编撰，再经西汉刘向、刘歆编校。据其所述内容，可追朔至上古新石器邦族时代。而那时，文字还处于萌芽期。因此，《山海经》成书的最早原版应是“山海图”，是那个时代中后期，禹、伯益、夷坚等官方编撰的象形图画文稿。因此，还谈不上醜、丑假借的事情。

    许慎《説文解字》：“丑，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時加丑，亦舉手時也。凡丑之屬皆从丑。”
    象形字典：“丑”是“扭”的本字。丑，甲骨文是指事字，字形在“又”（抓）的三（以三代五）根手指指端，各加一短横指事符号，表示与手指动作有关。金文将甲骨文字形中的三点指事符号写成两点。有的金文则将两点指事符号连成一撇。造字本义：动词，用手指拧、扭、搓、转。当“丑”的“拧、扭”本义消失后，后人再加“手”另造“扭”代替。
    俺解丑字：象形为拇指、食指挟持，中指稳定斗玑。由于斗玑可用左手挟持，也可用右手挟持，丑字手形的方向，在甲骨文中就有了左右之别。造字本意：旋拧斗玑，癸度天时，以齐七政。据此，丑又引申为纽结、中枢、转动。如：钮（按钮）、纽（纽扣、枢纽）、扭（扭转）、忸（轻扭身体以示难为情）、羞（忸怩）。
    何为斗玑，天时怎样癸度？此为“天机”，不可轻易示人，但知详情，留待后续分解。(^o^)……

《山海经?海内经》：“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噎鸣，共工之孙、炎帝七世孙，在长期天文观测活动中，发现了木星在天穹黄道上，每十二年（实际11.86年）旋转一周的规律。据此，噎鸣将天穹黄道分作12等分，称为12次，木星每年行经一次，便以所在星次纪年。因而，木星也被称作岁星、太岁或岁阴、太阴。这便是太岁纪年法。

木星

    据“丑”字与天文观测的机缘，古人又将其作为十二地支序名，即地支的第二位，列在“子”后。
    十二地支名(夏东音)：子(zǐ)、丑(chǒu)、寅zhi(yín)、卯(mǎo)、辰(chén)、巳(sì)、午(wǔ)、未(wèi)、申(shēn)、酉(yǒu)、戌(xū)、亥(hài)。
    十二地支名(夏西音)：困敦[kùn dūn]、赤奋若[chì fèn ruò]、摄提格[niè tí gé]、单阏[chán yān]、执徐[ zhí xú]、大荒落[dà huāng luò]、敦牂[dūn zāng]、协洽[xié qià]、涒滩[tūn tān]、作噩[zuò è]、阉茂[yān mào]、大渊献[dà yuān xiàn]。

太阳系

    将木星天穹黄道行进的12次，分别以地支命名，则太岁纪年法又可称作十二地支纪年法。
    《尔雅?释天》：“太岁在丑曰赤奋若”。
    《史记?天官书》：“赤奋若岁：岁阴在丑（当斗、牛二宿之位），星居寅（当尾、箕二宿之位）”。
    《淮南子?天文训》：“太阴在丑，名曰赤奋若，岁星舍尾、箕。”

    再后来，古人将十二地支与十天干相配，又创立了六十甲子纪年法。即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分别组合起来，共配成六十组，用来表示年、月、日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使用。这就有了干支纪年、干支纪月、干支纪日乃至干支纪时。

天干地支

十天干名（夏东音）：甲、乙、丙、丁、戊[wù]、己[jǐ]、庚[gēng]、辛、壬[rén]、癸[gǔi]。
十天干名（夏西音）：阏逢[yān féng]、旃蒙[zhān méng]、柔兆[róu zhào]、疆圉[qiáng yǔ]、著雍[zhù yōng]、屠维[tú wéi]、上章[shàng zhāng]、重光[chóng guāng]、玄黓[xuán yì]、昭阳[zhāo yáng]。

    大约在战国末年，依据各国史官长期积累下来的材料编成的史书《世本》说：“容成作历，大桡作甲子”，“二人皆黄帝之臣，盖自黄帝以来，始用甲子纪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并说大桡“采五行之情，占斗机所建，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枝，有事于天则用日，有事于地则用月，阴阳之别，故有枝干名也。”
    何谓“占斗机所建”？先卖个关子，后续将有详解。(^o^)……
    《世本》将干支创作归于大挠，有待商榷。但古人始作“天干用以名日，地支用以名月。”倒是符合逻辑的。

    《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大荒南经》讲述了1.2万年前，羲和氏在大地东极“日月所出”之地的古琉求，观日升日落（日浴），测夏至，定“十日历法”（生十日，阳历）。一年分十“日”，一“日”36天，余五天另作祭祀日。天干恰好名十“日”。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大荒西经》讲述了9千年前，常羲氏（羲和氏？）在大地西极“日月所入”之地的摩洛哥，观月升月落（浴月），测望朔，定“十二月历法”（生月十有二，阴历）。一年分十二“月”，一“月”30天，余五天另作祭祀日。地支恰好名十二“月”。

天干地支22个字，要么表征王族徽铭，要么涉及重大发明，要么映射天文观测，极尽显赫、尊贵，仅为沟天通地的祭祀阶层与“天降大任”、一统万民的王族专享。
天干地支每个字，无不隐含着高大尚的内涵，没有例外。因此，后人将“醜”通假为“丑”，实在是亵渎了癸天先人与上古王族的尊严。

啰嗦到此，大多数人会有个疑问，上古乃至远古时期计时，巫觋在白天，可通过太阳东升西落，在天穹中扫过的幅度或角度，按比例推算出时辰，这就是所谓的“癸度天时”。通过“立中”测日影长短，以定冬、夏至两极，或是观“日晷”，循日影偏角计度白昼的时辰。夜里怎么办？在星光璀璨的夜空，巫觋又是如何“命名天道”、“敬授民时”的？野外行军、长度迁徙，不具备规、矩、表杆、准绳等复杂条件，王者又如何“以齐七政”？要知道，“漏刻”的出现，要等到BC1110年的周代。（周朝BC1046-256年）

日晷（汉代）

    1977年，滕州东沙河镇，大汶口文化岗上遗址被发现。
    岗上遗址位于山东滕州市东沙河镇陈岗村东部的河边高地之上，小漷河自南向北在遗址东部流过，又在遗址东北处折而向西。其东及东北部，隔小河与枣庄市山亭区城头镇徐时遗址及陈时遗址相邻，三者同属大汶口文化（BC4100-BC2600）中晚期。
    该遗址出土了众多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文物及铲、佩、镯、环、璧、双孔璧、双联璧、三联璧等大量玉器。其中一件玉璧，形制、构型十分奇特。
    该玉璧，质地泛白，器体扁平，中央有圆孔，外缘有三个形状相同、且均向同一方向旋转的凸脊，凸脊呈渐开线状并延半周边均布。形似变形的风车，动感十足。现藏滕州市博物馆。

图1、三牙璧（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无独有偶，1978年，山东省滕县姜屯镇庄里西，又发现了一处大汝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群，除发掘的其它众多文物外，还出土了一件造型同样奇异的高古玉璧。

图2、三牙璧（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该玉璧，直径15.5厘米，孔径6.7厘米。玉质泛白，器体扁平，中央有圆孔，形似变形的环。外缘有三个形状相同、且均向同一方向旋转的锯齿状凸脊，凸脊均呈渐开线布局，各有锯齿四组、每组三齿，全器计有相似大凸齿三个、小凸齿十二组三十六齿，大凸齿延周边均布。现藏滕州市博物馆。

沙河镇与姜屯镇发掘的这两件文物，与一般玉璧不同，该器物外型状似旋转的风车，极具动感，构型奇异、玄幻。礼器、佩饰还是权利象征器物？专家们莫衷一是，分歧很大。由于形似玉璧，外沿又均布三组凸脊或类似的大齿牙，考古专家们便比照“牙章”将其命名为“三牙璧”或“牙璧”。如此一来，出土于沙河镇大汝口文化中晚期的这件文物，便成为我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牙璧。

    不仅如此，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了更多的牙璧。
    由于早期牙璧多出自山东半岛一带的龙山文化区域，因此玉牙璧又与玉牙璋一起并称古代东夷鸟图腾族群的艺术瑰宝，并且成为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的代表性玉器。
    紧接着，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各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牙璧。

    龙山文化是BC2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因首次发现于山东济南龙山镇而得名。
    但事实上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非常广泛，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均有龙山文化历史遗存。
    牙璧作为龙山文化的代表型玉器，其最初在山东东部出现，并由此开始向外传播，之后传至辽宁东部沿海等地，不久又从山东向西进入河南、山西、陕西。
    到了商周时期，牙璧又从中原地区继续分流，逐渐传入河北、湖北等地。

    这期间，除了玉制的牙璧，还见青铜质地的牙璧，原始的牙璧还曾发现有陶制品和蚌壳制品。
    据考古研究，牙璧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至战国、汉代之后便不多见。近年在辽西地区和内蒙古东南部一带，即原红山文化区域，也发现有各式牙璧。这些文物表明，中国最早的牙璧，可能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到红山文化时期晚期，甚至有一些精品面世，但一直未见公开。
    牙璧，以造型奇特、琢磨精细、用途神秘，深受各国藏家的喜爱。以下列出国内及世界各地博物馆保存的、不同时期、造型各异的牙璧，以飨读者。

玉牙璧（大汶口文化）

玉牙璧（龙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