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直隶回合：北洋视角下的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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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直隶回合：北洋视角下的1900——1928京幾战事[第20页]

作者:优游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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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元洪前脚刚走，这些天装聋作哑的曹锟立即以北京城的新主人自居，下令解散公民请愿团，驻军回营待命，警察恢复市内秩序、保护国会及各国侨民。直系的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随即赴总统府办理交接，却遍寻印信不得，张随后闯入黎宅搜寻仍是一无所获。总统大印不比随随便便的萝卜章，曹锟上台了总不能另刻一套对付着用。张廷谔赶紧打长途电话给直隶省长王承斌，请他在天津拦下黎的专列细细搜查，上演了一出“截车夺印”的大戏。

    世事难料，一年前王承斌以奉迎专使的身份，长跪不起请黎元洪入京，想不到黎狼狈出京，擦屁股的差事又落到他头上了。王省长变脸比翻书还快，接到北京长途电话后，当即带着警务处处长杨以德，率大批军警提前赶到杨村拦下黎的专列。

    王承斌令手下把守住车门，恶狠狠冲进车厢，当着顾问、随员也不顾及黎元洪的脸面，问安敬礼全省去了，劈头盖脸就是一句：“总统既已出京，何必还死抱着印信不肯撒手？还请交给属下为妥。”黎答以印信仍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目露凶光：“分明被你带出京了，为何不说老实话？”

    黎元洪看着面前这个人气焰嚣张的嘴脸，忽然觉得有些好笑，你咋不跪下来苦苦哀求我了呢？不紧不慢答道：“阁下不过是本人任命的区区一省长，有何资格询问总统印信？如若不交，尔等又当如何？难不成再跪一次？”

    王承斌并非全然不知廉耻之人，听了这番揶揄不禁脸颊微微发烫：“既如此，那就请调转车头回北京吧，听凭仲帅发落！”黎元洪扭头望向车窗外，不再理会他。

    黎元洪要回到租界寓所，必须在天津老火车站下车。16时30分，专列抵达新火车站，王承斌说到做到，不交印信您就在车上歇着，令人卸下车头，调来千余名军警将火车团团围住，不准人员出入，如同看管囚犯一般，自己回家吃饭去了。黎家长子黎绍基闻讯赶来探视乃父，竟被军警阻止不得上车。

    美国顾问辛博森见情况紧急，下车密携电稿往电报局发向上海报馆，通告全国大总统遭直隶省长王承斌带兵扣押，已失去人身自由。

    辛博森随后到英美领事署搬救兵，两国均派出副领事到车站问候总统起居，亦被军警挡阻不允许上车。这一来可激怒了洋人，他们愤然说：“中国军阀如此无理横行，光天化日之下随意劫持总统，真是举世未闻的咄咄怪事。”

    从武昌起义开始，黎元洪这辈子被人威胁着上位下野，翻来覆去折腾的次数自己都数不清了，但奇耻大辱莫过于此次为甚。别说救驾的，火车上连个卖泡面火腿肠的都没有，黎饿得前胸贴后背，像头困兽关在车厢里来回走动，他越想越气，索性把事情闹大，拔出手枪作欲自杀状，被另一名美国顾问福开森夺枪救下，射出的子弹没有打中要害，仅擦伤了手臂。

    王承斌没料到泥菩萨火气这么大，倒吓了一跳。他也怕黎有个三长两短，虽说玩着权力的游戏，但没必要背个“弑君者”的恶名啊，赶紧也发了个通电，说自己是尽“保护之责”。又跑来和黎元洪谈判，放缓语气说道：“总统您这是何苦来哉?没有仲帅支持，您再也不可能返京复职。在这里和卑职耗着不是浪费时间吗?”

    此时已将近午夜，黎元洪有家不能回，神形俱疲仿佛衰老了十岁，默然半晌抬起头来：“罢了罢了，闹来闹去不如归去，权当做了一场梦吧。”说完挣扎着下车，在王承斌监视下给北京的黎本危打电话，令她交出印信。打完电话后王唯恐有诈，仍不放黎回家，将其关在站长室里将就睡了一夜。

    14日清晨，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印信已顺利到手，这才松了口气，拿出三通电稿，抬头分别是致国会、国务院、全国各省，三封都是一句话：“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逼黎签名画押。黎元洪大印已交心灰意冷，不加反抗逐一照签。王见诸事办妥，拱手道声多有得罪，总统您可以回家了。

    黎元洪脱离魔掌后立即又发通电，否认辞职并控诉王承斌的无法无天，不过已于事无补。黎随即又南下上海寻求支持，可惜应者寥寥，不得不黯然结束了今天被供上位明天被踩下台的菩萨生涯，回到天津颐养天年，五年后平静离世。

    上接1903楼：

    三十四、“五千！五千！五千一位！”

    曹锟导演的逼宫闹剧，表面上强压黎元洪大获全胜，实则一番折腾并未收获理想的票房。自古以来天朝的官场斗争形式上最注重一团和气，以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视角观之，曹家班子的演员们纵兵闹饷、聚众逼宫、劫车夺印，种种龌龊行径丑态毕露，无异于王莽董卓再世，只不过挟持天子与时俱进演变为绑架总统罢了。直系这几年辛辛苦苦攒下的一点儿人气败得干干净净，尽管无人同情重出政坛自取其辱的泥菩萨，但观众彻底看清了“法统重光”的真实面目，接下来的新总统选举，不少国会议员放话拒绝投票给专横跋扈的曹三爷。

    早有先见之明、拒绝退位屈从于直系的孙中山由此声望复涨，就连段祺瑞也表示愿拥戴孙先生为大总统。此外孙中山还迎来了最有力的盟友，1923年6月20日闭幕的GCD“三大”确定了全体GCD员以个人名义加入GMD，与GMD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正式认可GMD的领导地位，开启了第一次GG合作的征程。

    津、保派占据北京弹冠相庆，洛阳的吴佩孚面对这个苦涩的结果却笑不出来。以他的本心而言，并不赞成曹锟过早上位，那样只会四处结怨树敌，妨碍统一进程。驱黎风波闹得不可开交时，吴曾派参谋长李倬章赴天津警告津保派，一切活动要在轨道以内行之，不要一时冲动，让老帅背负千秋骂名。怎奈这一警告被置若罔闻，洛派只能扮演旁观者的角色，吴佩孚的幕僚长白坚武大发牢骚：“津保措置失当，不守轨范，恐贻人口实，吴使徒唤奈何！”

    搬开黎元洪这块绊脚石入主帝都，一股子王霸之气直冲曹锟脑门儿，但他不能关起门给自己扣顶帽子就当大总统。此事必须仰仗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运作国会正儿八经走完选举流程才能算圆满。于是一夜之间议员奇货可居身价倍增，吴景濂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将这些人圈养起来，别让他们都跑光了。

    议员虽是跟风成性的群居动物，但既非猪仔又非候鸟，好端端的坐在象坊桥的会堂里吹水扯皮，怎么会说跑就跑呢?只因总统印信刚一到手，津、保派当天就急不可耐的组建了“摄政内阁”。高凌霨、吴毓麟、程克等人通电宣称黎元洪“已向国会辞职，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吃相最难看的莫过于高凌霨，这货连程序上的过场都免了，厚着脸皮自封总理并代行总统职权。如此独断专行的做法视国会若无物，惹恼了以GMD籍议员为代表的反对派，抗议声浪几乎掀翻了国会的天花板。黎元洪、孙中山、段祺瑞、卢永祥借机大做文章，邀请大家转战上海，切莫因曹锟一人的野心葬送了整个国会。

    议员们离京赴沪，必须先到天津，再由津浦路南下。皖系大将、浙江督办卢永祥为办好此事，不惜掏出一百万大洋交给段祺瑞的幕僚邓永祥，做为拉人头的专款专用。这下反直联盟也有底气用银子砸了，他们在天津专门设立办事处接待出京议员。来津者每人发给南下车船费500元，负责登记发钱的是广东籍议员杨永泰，这位将在十年后翻云覆雨的国民党头号军师如今还只是个郁郁不得志的北漂。

    那年头北京到天津头等车厢票价二十元，来回只需十二个小时，请个病假就能跑一趟，领完钱蹭顿饭，抹抹嘴回北京，不耽误第二天上班，还能净赚四百多，折合成现在人民币的购买力就是好几万。故而不管挺曹反曹，去不去上海，议员们络绎不绝跑到天津打卡，厚着脸皮先把银子领了再说，在杨永泰处登记造册者竟多达五百余人。

    吴景濂见势不妙，为稳住队伍，赶紧向曹锟求援，针锋相对以银弹反击。把持着中央财政的曹锟不差钱，需要多少经费打开国库予取予求。时值端午佳节，吴景濂大笔一挥，每名议员先发500元过节费，而后又规定凡出席每周例会的议员，签到一次发100元，开半天会差不多能顶政府普通职员半年工资。为伺候好这群大爷，津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开设了专为议员提供吃、喝、玩、赌、毒一条龙服务的俱乐部，备有二十多套鸦片烟具，麻将、扑克等赌具应有尽有。议员们品着美酒佳肴，喷云吐雾呼卢喝雉，一晚输赢动辄万元以上。

    饶是曹三爷慷国家之慨，银子流水似的哗哗使出去，看不惯他们的该跑还是得跑。当时参、众两会议员合计870人，以章士钊为首的385人南下去了上海。这就给吴景濂出了个难题，按照《大总统选举法》规定，选举总统必须有全数议员的三分之二到场投票，亦即法定人数不得低于580人，所以说最重要的不是人才，而是人头。

    啥也别说了，赶紧往回薅人吧。财大气粗的曹锟喊价时嗓门自然也更粗，派众议员张鲁泉南下劝诱议员们返京，另外给他派了个口齿伶俐的官员郑廷玺为助手。张、郑下车就鼓动说北京的津贴涨到每月600大洋啦，回去还能报销路费400元!果然有人眼冒金光，坐上火车咣当咣当又往北跑。

    上接1909楼：

    这场南北人头争夺战折射出实践了十二年的民国宪政依然是形同儿戏的混乱不堪。奉、皖、粤反直联盟指责曹锟驱黎自代是赤裸裸的践踏法统，但又无意支持黎大总统复职。一面声讨直系把持下的国会非法，一面又费尽心思挖这些非法议员南下。倒灶抢走半口锅，搞得北京凑不足法定人数，上海挖来半桌人也开不成席。南北你拉我拽其实并无二致，区别仅仅在于留在北京的议员数着曹锟贿选的票子，跑到上海的章士钊等人则换个名目，收取张作霖、卢永祥发的“贿不选”大洋，除了发几个义愤填膺的声明，也只能无所事事干坐着。

    两边就这样干耗了几个月，津、保派对吴景濂的办事效率极为不满，放出话来必须要确保老帅双十节就职大总统。曹锟承诺上位后任命吴为总理，并私下许以四十万元酬劳。故而皇帝急太监更急，焦头烂额的吴景濂强行启动总统选举流程，于9月9日召开预备会议，凡参加的议员发给出席费200元。《大总统选举法》规定，预备会议出席议员人数必须过半，达到436人，当天数来数去也只有431人。眼瞅着再拖下去黄花菜要凉，吴景濂一咬牙，命令议院的职员们冒充议员签名，编造出席人数勉强走完流程。

    预备会议关起门开勉强可以这样干，正式选举时全国瞩目，非得达到三分之二人数不可。议员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冒充人家签名又不可能杀掉正主灭口，无论如何糊弄不过去。9月13日，津、保派的高官们在甘石桥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商讨紧急应对措施，主持人为直鲁豫巡阅使署秘书长王毓芝、山东省省长熊炳琦（原直鲁豫巡阅使署参谋长）。会议决定按省划片包干，各省省长、督军务必将本省议员赶到北京来投票。再利用团体和个人关系分头疏通反直议员，能争取一个算一个。至于报酬，熊炳琦说：“不妨推开后壁说亮话，每人赠送五千元。”并补充说五千只是起步价，各团体首领或是有特别影响力者还可以八千、一万的往上涨。

    按一票五千元计，五、六百名议员就得花去三百多万，加上高价票、会费、劳务费、招待费、车马费以及竞选的其它开销，杂七杂八算下来一千万元打不住。曹三爷虽有千万身家，总不至于把自己送进当铺换个总统玩儿，好在自有各省的督军们向老帅表忠心。富庶的湖北、江苏理应多摊点儿，萧耀南、齐燮元各报效五十万元，尚未下台的田中玉报效四十万元，刘镇华、张福来、马联甲各三十万元。尽管如此，离所需的千万巨资仍然有很大缺口。正发愁时，夺印急先锋王承斌出面大包大揽：“所有一切应用款项，皆可向予一人索取。”

    王承斌觉悟再高，也不可能为主公自掏腰包，而是挥动省长大棒，干起黑吃黑敲诈勒索的勾当。他派密探分赴直隶各府各县，抓获五百余名制造金丹、白丸（毒品名称）的毒贩子。押回天津后连过堂都省了，先将几个枯瘦如柴交不起罚款的小虾米拉出去毙掉，吓得跪了一地的毒贩子们瑟瑟发抖尿裤子，忙不迭献上每人数千至上万元的买命钱，合计五百余万元。此外，王还以借军饷为名，在直隶所属的170个县分大、中、小摊派一至三万元不等，搞得全省乌烟瘴气铜臭熏天。

    有钱就好开展工作，“五千！五千！五千一位！”的吆喝声放出去后，议员们口水都流出来了，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返回北京，最多时一车拉回来38个人头，时人以“猪仔”讽之。其中不乏之前反直反曹口号喊得震天响的，节操碎了一地兀自嘴硬，说政府原本就欠我们薪水，拿钱不等于丧失立场，投票时不投曹三就对得起良心啦。这话倒是没错，贿选不惜血本买的是搭台唱戏所必须的法定票数，倒也没强行规定必须投给曹锟，也算是闹剧最后的底线。

    为防止有人领钱就开溜，津、保派的算盘敲得很精明。他们设计了一套完善的付款方案，议员先在甘石桥俱乐部领取一张面额5000元、未填日期的支票，出票银行分别为大有银行、盐业银行、麦加利银行三家，付款人签名有秋记（吴毓麟表字秋舫）、孝记（王承斌表字孝伯）、兰记（王毓芝表字兰亭）、洁记（边守靖表字洁卿）四种，选举结束前一律不能支付兑现。总统选出三日之后，由付款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银行见票核对无误方才付款。截止10月1日，俱乐部共发出支票573张，意味着还差7人达到法定人数。津、保派的官员、议员们抓紧最后三天突击冲刺，又拉来了20名眼红心跳扭扭捏捏的骑墙派，支票往手里一塞搞定。

    直系“贿选”财大气粗，反直势力的“贿不选”亦不甘示弱。为了与甘石桥唱对台戏，他们在六国饭店设立总部，议员只要进门在拒绝投票的声明上签字，便可领取价码同为五千至八千元的“拆台费”。据统计约有40名议员“弃暗投明”跑来表态说要抵制选举。但他们设计的流程有个bug，只要签字便可领钱，如此便失去了约束力。不少两头通吃的墙头草抓住这个漏洞，先在这边痛骂曹锟，笑呵呵的签字拿钱，出门拐个弯儿又去力挺曹锟，挣那边的五千元支票。气得拆台党跳脚大骂人心不古，终因财力难以为继不得不草草收场。

    1923年10月5日，总统选举如期举行。当天一大早，军警挨家挨户通知四九城的沿街商户悬挂五色旗。宣武门至象坊桥国会的道路洒水净地纤尘不染，着装笔挺的警卫十步一岗五步一哨。11时起封路断绝交通，非赴会者不准通行。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亲临现场，指挥数百军警里三层外三层将会场看管得严严实实，进入者一律搜身检查是否藏着炸弹。招子雪亮的便衣暗探更是不计其数，就连叽叽喳喳的女旁听席中都见缝插针坐着不少女探子。

    8时30分，选举委员会吴景濂的座驾缓缓驶入国会院门。沿途军警举手敬礼，吴下车步入会场，颇有风度的微笑掩盖不住一脸得色，频频颔首招手示意，似乎看见总理宝座也正在向他招手。

开会时间原定于10时，议员们拖拖拉拉，迟迟不能到齐。有些急着投票领钱的没吃早饭就来开会，肚子饿得咕咕叫，还有人犯了烟瘾哈欠连天。会务组早早准备了1000人份的茶水点心，并在隔壁大中公寓设了4个烟榻、8杆烟枪，有大烟瘾的议员向吴景濂领通行证后，即可到隔壁边抽边等。

签到完毕已是11时52分，清点出席议员共计585人，堪堪超过法定人数5人。吴景濂暗道一声好险，清清嗓子拿起话筒宣布开会，没讲两句又到吃饭时间了。下午14时，大家翘首以盼的投票正式开始，万幸的是这个最揪心的环节没出乱子，至16时顺利结束。随后当众唱票，此时出现个小乌龙，选票总数居然比实到人数多出5张，达到590张，也不知冥冥之中哪路神灵凑热闹投的。计票完毕，曹锟得票480张，毫无悬念当选为ZHMG大总统。第二名孙文33票，第三名唐继尧20票，包括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陈炯明在内的余者票数均不过十。在临城劫了火车的孙美瑶居然也得到一票，还有一票直接投给了金主“五千元”大人。

折腾了近四个月的选举风波终于收场，吴景濂小心翼翼地将事先制作好的写有曹锟大名的当选证书装入一个桐木匣，以蜜色绫为边、古锦为套封严实了。亲率三百余名急于奉迎新君的直系议员立即启程，坐着火车浩浩荡荡送往保定面呈曹锟，顺便表功邀赏。

当晚位于保定光园的直隶巡阅使署灯火通明，阿谀声此起彼伏，当年的卖布郎、如今的老帅曹锟端坐堂上，接受满屋猪仔议员的朝贺。三爷表面虽是得偿所愿的龙颜大悦，内心也憋了几丝火气。此次总统选举直系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本应是顺理成章的上位，却费尽周折被煮成了夹生饭，白白耗费1350万元巨资，却招致恶评如潮乃至为天下人所耻笑。这个结果使曹锟对吴景濂的办事能力大打问号，吴自此被排挤出直系核心层，出任总理的美差更是想都别想了。

    双十节当天，曹锟如期赴京，出任继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之后的中华民国第五任正式大总统（如算上冯国璋的代理则为第六任，袁、黎按两度就职计则可称为第八任）。为欢迎曹三爷上任，前门车站前的空地上扎起了巨大的五彩牌坊，“薄海胪欢”的斗大红字高缀其上，花花绿绿贴满了“五族共和”、“普天同庆”等标语口号。美国《时代》周刊驻京记者详尽记述了新总统就职全程：

    “10月10日，早上7点45分，北京阳光灿烂，中华民国成立12周年(据中国年历)，当选总统曹锟元帅走下抵达北京的专列。他坐上敞篷汽车，驶过装点一新的大街。精心挑选出来的士兵，站立在凯旋牌楼前，从火车站一直排列至总统府。不同的报道反映了民众不同的情绪。有的说，他们热烈欢呼；有的说，没有听到欢呼。唯一可证实的是一种漠然的东方式好奇。

    刚抵达总统府，当选总统即步入主会客厅，政府的主要官员已经会集在此等候。曹锟元帅向他们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就职演说，三鞠躬退下。

    两小时后，他乘车前往春颐园(议会大厅)大楼，由发言人宣读新宪法并正式颁布。曹锟元帅随即宣誓就职。

    总统对宪法得到通过和颁布表示满意，因为这为政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谈到需要削减军费开支，需要压缩财政支出，需要发展和巩固教育。在谈到中国缺乏合作以及与外国的关系时，他说：

    ‘我希望汇集所有具备才能者紧密合作以统一国家。人民必须得到保护，获得和平。友好的列强希望中国富强，但是，假如我们未能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公民的生命和财产，那就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近些年来，友好的列强给予中国大力支持。对于我们来说，应做的是尽最大努力履行条约义务和偿还外国债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友好关系。’”（《时代》周刊1923年10月23日）

就职典礼如此风光，可见曹三爷的大总统当得一点儿也不脸红，他认为此次选举证明自己并未凌驾于法统之上，而是怀着对宪政的敬畏之心依规行事，庄严的宣誓就职典仪式代表名分已定。反直联盟却不这样看，给他扣了顶“窃国大盗”的帽子。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令举国共讨之并通缉贿选议员，同时致电北京外交团，请求勿予承认。浙江督军卢永祥、云南省长唐继尧相继通电不承认贿选结果。全国各地反对曹锟当选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向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爆了发反曹大游行，还有地方表示要开除猪仔议员的省籍。

北京大学师生上街进行了一次以“你对于曹锟做总统有何感想”为主题的民意调查，收回801张问卷中，反对曹锟任总统者超过97%，赞成者不足3%。不得不说国人反应过激了，曹大总统明码实价够意思了，再说又不是全票当选。这场涂脂抹粉的演出虽不雅观，却是民国宪政回光返照的绝唱，想要再看总统选举的大戏要等到二十五年以后，大厦将倾时常凯申导演的闹剧较之曹锟更加肆无忌惮。

    直系正式入主中央后论功行赏，高凌霨出任内阁总理。武将晋升名单主要包括：

    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
    直隶军务督理兼直鲁豫巡阅副使王承斌
    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
    两湖巡阅使萧耀南
    山东军务督理郑士琦
    海军总司令杜锡珪

    此外，冯玉祥、王怀庆、王承斌、齐燮元、萧耀南、阎锡山等人被授予“上将军”名号。

    这其中几家欢喜几家愁，使尽浑身解数夺印筹款的王承斌没有白忙乎，正式上位直督。紧跟曹锟的齐燮元更为风光，一夜之间统领三省，跃升为吴佩孚之下的直系第二大军阀。

    远在洛阳的吴佩孚尽管水涨船高接任了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但内心毫无波澜。贿选闹剧收场后，左右听到他只叹了声“宵小不但误国,而且误曹!”，除此一句话也不愿多说。

    吴佩孚毕竟是自家兄弟，闹闹情绪还则罢了，曹锟浑然不觉的是脚下有颗地雷已经挂上弦了。和他的这些新欢旧爱相比，最失落的当属冯玉祥，冯自认为在驱黎运动中立下首功，逼宫逐师坏了名声，却只换得一个不能当饭吃的“扬武上将军”虚衔。闹心的军饷非但未能解决，还命犯小人，受够了曹锟身边一个搓澡侫臣的腌臜气。

    中国历朝历代有龙阳之好的皇帝为数不少，曹大总统赶上了断袖的末班车，他的男宠名叫李彦青。鸳鸯蝴蝶派文人喻血轮在《绮情楼杂记》一书中介绍过这个小白脸：
    “李彦青，定兴人，年轻貌美，初在天津某浴室为侍役，善擦背捏脚，为曹锟赏识。曹任直隶督军时，召入督署，随侍左右，宠爱逾妾媵。民十二曹贿选成功，出任总统，乃以彦青为公府收支处长，出入裘马。”

    当时中央政府从意大利购进一批维特利步枪、大炮和弹药。冯玉祥看得眼红，派总参议蒋鸿遇请示陆军总长陆锦，问问能否分得一杯羹，却只讨得一杯闭门羹。冯不死心，索性直接纠缠上了曹锟，好说歹说获批可以领三千支步枪、十八门炮，以及一百万发子弹。谁知总统批的条子居然如同白条，跑了几趟都领不到。等米下锅的冯玉祥急慌慌追问卡在哪个环节，得知是李彦青从中作梗，放出话来冯不出十万大洋的血就别想提走这批军械。

    冯玉祥英雄气短，不得不按捺住怒火登门拜访李彦青。李眼里只有白花花的大洋，视这位扬武上将军若无物，任凭他磨破嘴皮好话说尽，只是鼻孔撩天懒得瞥一眼，咬定十万的价码不肯松口。冯玉祥无计可施，回营后从军饷里挤出十万元送去，终于将这批武器领了回来。

    军械到手后，冯玉祥越想越肉痛，一口闷气憋得整晚睡不着觉。第二天一大早径直跑到总统府去告御状，曹锟见了他依然满脸堆笑：“焕章你也真是的，自家人还讲那么多规矩!下不为例!”噎得冯玉祥张口结舌，这才恍然大悟，李彦青并没有先斩后奏的胆子，想白得曹三爷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跟着这种连军械都必须靠行贿才能领到的上司，还有什么前途可言?气愤难平的冯玉祥这才明白曹锟的收容只是施舍，尽管拼了命挣表现，直系这个大家庭也不会待见自己，他私下向左右表明态度，从今往后老子再也不给曹家卖命了!

    直系的另一个不安定因素远在江南。齐燮元羽翼未丰时以曹、吴的跟班小弟自居，曹锟想当总统他敲锣打鼓，吴佩孚动刀动枪他则远远的呐喊助威。升任苏皖赣巡阅使后，齐燮元不甘心继续当小弟，他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肥得流油的江、浙、沪一股脑儿收入囊中，过把华东王的瘾，为此不惜与控制浙江、上海的皖系独苗卢永祥兵戈相见。以双方实力论，卢麾下虽有四师一旅，但齐可调集三省兵力，加上福建孙传芳的助攻，南北夹击压向浙江，收拾过气的卢永祥不在话下。

    然而卢永祥却似躲在瓷器店内狡猾的老鼠，脖子上挂着一道齐燮元奈何不得的护身符。大上海十里洋场，英、法、美等西方列强苦心经营半个多世纪，在他们看来，中国哪里都可以乱，唯独江、浙、沪不能多生事端。于是由上海总商会出面牵头，江南士绅联名呼吁齐、卢两家效仿庚子年的东南互保公约，签订协议共保江南诸省免遭战火殃及。

    吴佩孚不愿开罪向来支持直系的英、美列强。鉴于江、浙、沪的敏感性，他不得不放缓武统的步伐，承诺维持现状，“不容东南糜烂”，甚至提出可以让卢永祥出任副总统，以此分化反直三角联盟。缺乏直系中枢的支持，齐燮元被迫勒马按兵，治下三省分别与卢永祥签订了《江浙、皖浙、赣浙和平公约》。齐亦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狠角色，签完字将一肚子火全部发向了吴佩孚，认为是他挡了自己的财路，遂暗地里与冯玉祥、王承斌结盟共谋倒吴。

    上接1928楼：

    吴佩孚迟钝的嗅觉感受不到齐燮元的敌意，何况他深陷于津、保派日益繁复的钳制无睱旁顾，毕竟冯、王两个刺儿头已经够操心了。时间进入1924年，厌倦了口舌之争的吴佩孚决定动真格的，彻底清除直军内部的羁绊。同时解决一个严重妨碍武统进程的遗留问题：在地方割据形成的政权、军权、财权三位一体框架内，巡阅使、督军们直接掌握的基本部队，俨然成为尾大不掉的各家私军。例如蔡成勋的第一师、孙传芳的第二师、郑士琦的第五师、齐燮元的第六师、冯玉祥的第十一师、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等等，当然也包括吴佩孚自己的第三师。

    他们的老大曹锟从来就不是强势的领导者，驾驭部下的手段无非是升官晋爵外加和稀泥，和的时间一久，原本安分的面团滚成了膨胀的雪球，几十名如狼似虎的上将围着他要这要那，搞得曹大总统寝食难安，不禁冲着曹锐等人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叫我来活受罪！”

    既有私心作祟的因素，也是出于统筹全局的考虑，面临内忧外患的曹锟、吴佩孚为巩固话语权，实现对直军的垂直指挥，从收回直系高层的军权入手，开始了民国新一轮的削藩行动。1924年2月，北洋政府要求各巡阅使、督理一律不得再兼任师长,改由中央派员或属下旅长接任。冠以中央番号的各师作为国家最大作战单位,收归陆军部直辖,以便在战争中能由总司令部统一部署直接指挥。为起到表率作用，吴佩孚带头上书曹锟，请求辞去第三师师长之职。曹当即表态全力支持，同时又说第三师是北洋正统，吾等命脉所系，除了子玉老弟交给任何人都不行，坚决不允许吴辞职，这一暖心之举让两人本已趋冷的关系又回复了往日的热度。

    上接1931楼：

    吴师长没人能撼动，接到免职令的其他师长们炸群了。打个比方，北洋时代做军阀如同抢地盘置业，盖一幢拉风舒适的小洋楼。师长阶段是吭哧吭哧挖坑筑地基，搬砖砌墙建起底楼堂屋，标志着这块地和上面的房子正式归你了；师长住进去后觉得不够气派，于是加盖一层楼，升为一省督军；督军如果还嫌二层楼太矮，房间太少，装不下膨胀的野心、银子和成群的姨太太，那就再加一层，升任巡阅使，至此在这块地盘上就算到顶了。无论二楼的督军还是三楼的巡阅使，能否高枕无忧，都取决于底层师长的根基是否坚实。如今把底层给你拆了，再气派的基业不也成空中楼阁了吗?

    不想被架空变成光杆司令的巡阅使、督军们纷纷上书表示抵制，反应最激烈的郑士琦甚至表示宁愿降职，辞去山东军务督理也不放弃第五师师长。得到曹大总统授权的吴大帅对这些抱怨置若罔闻，为立威起见，他先从集团内资历最深的老兄弟下手，一口气免去了王承斌、张福来、萧耀南的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师师长，改由王维城、杨清臣、陈嘉谟接任。大老粗张福来向来唯吴之命是从，不服也只能憋着。陈嘉谟乃是跟随萧耀南多年的心腹，萧也勉强接受了兵权调整。

    王承斌就没这么容易打发了，王维城虽是其下属第四十五旅旅长，但二王因为些鸡毛蒜皮的破事积怨已久，小王向来视老王如同隔壁老王，反而和吴佩孚走得很近。此番变动等于是王承斌将命根子第二十三师拱手送与吴佩孚，甚至有就此被排挤出军界之虞。

    鱼香肉丝里不搁鱼，老婆饼里找不着老婆，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督军没了军还怎么混?气急败坏的王承斌冲进总统府，当面向曹锟提出辞职。曹似乎不明白他哪来那么大的火气，一脸吃惊地问道好端端的为啥不干啦?

    王承斌见主公装傻，也不敢挑明因为师长被夺跑来闹事，只讷讷说道情绪不好。曹锟请他落坐喝杯茶平复一下心情，回家好好休息几天再作计较。曹三爷话说得如沐春风，可端着细瓷盖碗，啜着热茶的王承斌内心却如饮冷水拔凉拔凉的，枉我当初象个小丑似的为你截车夺印，承受铺天盖地的骂名，遇到难事你就和稀泥为吴小二那厮撑腰。他情知多说无益，放下杯子摇了摇头黯然告辞。曹锟起身相送，自始至终没摆一点儿领导架子，看似平安化解了一场风波，殊不知他送出门的是继冯玉祥之后的又一颗定时炸弹。

搞定了直系三个老兄弟，吴佩孚自以为立威目的已然达到，收拾冯玉祥、齐燮元、蔡成勋、孙传芳、郑士琦、马联甲等等外来户、暴发户会容易许多。山东督理郑士琦虽抗议得最激烈，但上位半年屁股还没坐热，他的第五师又是北洋六镇演变至今实力最弱的一支，兵力不过7000余人。吴佩孚捏住这个大嗓门的软柿子欺负，提拔其属下第十旅旅长孙宗先取而代之，郑士琦忍气吞声，只要津浦路还在手里一天，自然有你吴大帅求我的时候。

齐燮元见吴佩孚势不可挡，为避锋芒放弃了硬顶，举荐心腹宫邦铎替代自己为第六师师长。但他多了个心眼，以南方对孙中山、卢永祥的战事随时有可能爆发，临阵换将实乃兵家大忌为由，保住了赣督蔡成勋的第一师、闽督孙传芳的第二师、皖督马联甲的皖军第一混成旅，三人由此对齐巡阅使感激不尽。

接下来吴佩孚要面对更大的麻烦，细数削藩名单还差一人：“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冯玉祥，而这位恰恰是吴最想拿下也必须拿下的。冯之所以躲过一劫，全靠平日里带兵有方，政府卡住他的枪弹不发，弟兄们人手一把大刀，生龙活虎的操练起来，两年光景竟将第十一师和新编的三个混成旅操练成可与吴佩孚掰掰手腕的强军，部属拿不到军饷吃糠咽菜也愿意与他同甘共苦。冯玉祥手下的五名旅长，包括曾在直奉大战中为吴驱驰的李鸣钟在内，非但无人敢滋生驱冯而代之的异心，甚至放出话来，若中央强行另派师长，一师三旅必闹兵变。由于冯部驻于京畿心脏，吴佩孚不便草率行事。曹锟又开始和稀泥，提出升冯玉祥为热察绥巡阅使，将其远远调开免生事端，可惜等不到付诸实施的机会了。

    削藩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最想削的冯玉祥没削动，吴佩孚实打实的收获只多出一个第二十三师。尽管如此，直军纸面上的实力较之两年前仍是急剧膨胀，至1924年8月底，直系旗下共有十九个中央陆军编制师：

    第一师蔡成勋部驻江西
    第二师孙传芳部驻福建
    第三师吴佩孚部驻河南
    第五师孙宗先部驻山东
    第六师宫邦铎部驻江苏
    第八师王汝勤部驻湖北
    第九师董政国部驻直隶
    第十一师冯玉祥部驻北京
    第十二师周荫人部驻福建
    第十三师王怀庆部驻北京、热河
    第十四师靳云鹗部驻河南
    第十五师彭寿莘部驻直隶
    第十八师卢金山部驻湖北
    第十九师杨春普部驻江苏
    第二十师阎治堂部驻陕西
    第二十三师王维城部驻直隶
    第二十四师杨清臣部驻河南
    第二十五师陈嘉谟部驻湖北
    第二十六师曹锳部驻直隶

    此外还有二十个中央陆军编制混成旅，兵力合计三十四万。加上直、鲁、豫、陕、鄂、皖、苏、赣、闽九省省军，由北至南横亘东西构成了总兵力难以统计的庞大芜杂的武装集团。

    借着这波扩军换将的大动作，吴佩孚重树威信，尽扫保洛之争以来的消沉，夺回了在集团内的话语权。由于曹锟对吴依旧言听计从，一时坊间物议沸腾，都说在洛阳开府建牙的吴大帅才是“太上总统”。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证明吴佩孚洛阳练兵没有白下功夫，这两年他居安思危，并未停下整军的步伐，但越铺越大的摊子依旧沿用当初那套“古法练兵”模式，效果有如喷洒胡椒面，练得不痛不痒。直军在编制、兵力上虽大量扩充，但对重新站队的各地军阀而言，投靠曹、吴并不意味着天下归心，仅仅是依附于强权的无奈之举。收编吸纳的各支部队并未有效消化整合，草草招募的新兵挤满了操场和营房，却得不到系统的训练，拿不到足额的军饷，番号变了盗匪习气不改，军纪废驰依旧，可谓扩而不整。如驻扎河南的靳云鹗部由第八混成旅扩编为第十四师后，就在吴佩孚眼皮底下为非作歹，祸害程度与赵倜兄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吴佩孚只热衷于削藩换将，在军饷、军械、辖地等资源的分配上不可能对嫡系与非嫡系一视同仁。当冯玉祥穷得揭不开锅时，第三师却在洛阳组建了铁甲车队，以及包括驱逐、轰炸、侦察大队在内的航空队。

    除了第三师之外的曹、吴旧班底部队本是直军的中坚，却为内讧所累不复往日雄风。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夜虽已存在保洛之争，但冯玉祥、王承斌、孙岳等将领均能抛开杂念唯吴马首是瞻，执行军令从不讨价还价，使直军的战争机器得以严丝合缝的高效运转。如今这一优良作风荡然无存，就连吴佩孚自己也心知肚明，“太上总统”的风光遮掩不住失去的人心和埋下的炸弹，连带着将几头为难的曹锟扯入一个死结。“假使曹竟听诸将辞职，彼等必将假部下拥戴之名，起而抵抗，则直系之分裂立见；或者曹迎合诸将之意，诰诫洛吴，洛吴不甘受，分裂亦见；即使曹模棱两可，敷衍其间，彼等知曹无能主持，必自起而与洛吴争，则分裂仍不免”（《章君谷版吴佩孚传》）。当大总统的稀泥也和不动时，罅隙丛生的直系分化已不可避免。

    三十五、走出高粱地的胡子们

    对于一支没有定型的军队，胜利是入口醺然的腐蚀剂，挫折才是砥砺锋芒的磨刀石，激烈碰撞后的直奉两军验证了这个道理。胜者吴佩孚和他的部将膨胀得只有靠窝里斗才能泄火，而被他们击败的老朋友张作霖却展示了什么叫团结就是力量。这两年奉军偃旗息鼓，不踏入山海关半步，张胡子的低调不是图个自娱自乐，而是关起门闷头练级。

    将直奉两军的成军轨迹进行对比，不难看出直军是个源自老北洋六镇的组合体。袁世凯一手打造的北洋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师或主动或被动，先后成为这个庞大军事集团的一分子。由于芜杂的体系自始至终未能得到有效整合，其松散性决定了直军自冯国璋延续到曹、吴时代，只存在名义上的“共主”、“盟主”，而无如臂使指的领袖，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反观奉军则是源自洮南八兄弟绿林血脉的繁衍体。尤其在张作霖战胜冯德麟，以最粗俗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将全军揉合为一后，奉军上至师长、旅长，下至普通一兵，大家都是“吃老张家的饭”，仅有的外来户张宗昌则唯命是从。可以说紧锁的山海关为东北封闭的地域形成一道坚固的屏障，确保奉张集团不受侵扰的纯洁性，从而将东三省所有能集中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榨取到极致，这个巨大的地缘优势令直系望尘莫及。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惨败充分暴露出奉军老派绿林好汉们的僵化无能，为将者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胸中无谋指挥混乱，士兵不改土匪习气，纪律涣散有令难行，一打硬仗就风紧扯呼。痛定思痛的张作霖“自知野蛮无教之高粱地军官兵士决难作战，与文明军队对敌。是以痛改前非，急图刷新，多用学生，改编军制，期行彻底之整理，而备扬威之需用“。

    战争结束仅一个多月，这群胡子开始了走出高粱地的努力，1922年7月24日，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在奉天省城东华门设立，疾风骤雨的“整军经武”运动拉开序幕。

    上接1944楼：

    要整军就得整狠点儿，张作霖痛下决心，拿直奉大战中表现不给力的老家伙开刀，枪决了屡战屡逃的旅长鲍德山和两个团长，罢免了牛永福、郑殿升等遇敌则溃的将领。同时授与陆军整理处尚方宝剑，除了战略性的最高决策由总司令部制订外,一切有关整军经武的政策举措,均由整理处拍板定夺。张作霖自任整理处总监，孙烈臣任统监，姜登选、韩麟春任副监。实际负责人则是参谋长张学良，意味着这位帅二代正式进入奉军中枢，挤开前辈的叔伯们执掌大权。

    经此调整，以张学良、杨宇霆为首，集合了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等中坚力量的军校新派挤开绿林老派，逐渐挑起奉军大梁。新派又一分为二，杨、姜、韩等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故而以“士官派”称之。郭毕业于陆军大学，遂成为“陆大派”领袖。

    尽管出现派系之争的苗头，张作霖整军经武仍有一大优势是吴佩孚不具备的，血统纯正的奉军至少在现阶段能做到上下同欲。大小事务但凭雨帅或是得到授权的少帅一言而决，无人胆敢说个不字。张胡子在战场上单挑虽未必是吴秀才的对手，恢宏气度却远非后者能及。据姜登选亲口向段祺瑞的幕僚邓汉祥讲述，奉军一吴姓旅长做大豆生意亏空军饷二十四万元（听上去似乎是土匪炒期货），东窗事发后想跑路逃入关内，半道上给截回来了。依着绿林规矩，这厮免不了被点天灯，心一横只想找个自杀的机会。张作霖令人将他带到跟前，见这小子腿肚子还没打哆嗦，点了点头开审：“妈了个巴子的胆子不小，居然敢挪用老子的军饷，说说吧，现在这事儿咋办？”吴旅长答道俺是没脸见大帅了，正琢磨着给自个儿一枪呢！大帅的恩典来生再报。张作霖飞起一脚踹了个仰面朝天：“没出息的东西！你小子的烂命就值这些大洋？给老子把兵带好了还愁没有钱花？这二十四万算我拨给你的！”

    我们之前说过，与张做对的冯德麟、汤玉麟等老兄弟都得到了宽大处理，第一次直奉战争惨败后仍是如此。除了骂得狗血淋头，张作霖并没有过多为难张作相、汲金纯、许兰洲等羞愧难当的老将，即使免职也待遇不减，甚至还收容了不少赤手空拳自关内逃回奉天的中下级军官，给他们口饭吃。这种宽严相济的处理方式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军心稳定，为整军打下坚实基础。

    为强化整合，奉军取消了以往奉、吉、黑各自的省军编制，陆军统称“东三省陆军”。整编为三个师、二十七个混成旅、五个骑兵旅、两个炮兵旅，各师与混成旅配置工兵、辎重兵。在直奉大战中表现抢眼的第三、第八旅番号变更为全军覆灭的第二、第六旅，以示知耻后勇，并将郭松龄训练两个旅的模式作为样板向全军推广。

    改编后的奉军总兵力约十七万人。数量上看似没有明显增减，实则以“精兵主义”的思路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大换血。首先是军官层面，张作霖对老部下的宽容不等于重新起用他们，过去那群胡子拉碴只会喝酒抽鸦片的绿林好汉被大量裁减淘汰,缺额以初生牛犊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生补充。

    士兵层面同样进行了新鲜血液的更替，老、弱、病、残和有劣迹的士兵统统发给遣散费打发回家。曾立战功者则予以照顾，改充辎重后勤兵，通过这些举措共裁减冗兵6.9万人。招募的新兵均须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入伍后经新兵教育连训练合格方可正式编入部队。提升战力的根本是日常训练，张学良组织教官在原先郭松龄制订的训练大纲基础上，编制了规范化的军事技能教材、讲义，令官兵每日研读实施，内务、队列、操典等等该补的课全部补齐，并将部队拉至野外进行野战、夜战、实弹对抗三项训练。

    立足东三省之余，奉军打破地域、派系的限制，将视野扩展至全国，高薪礼遇广揽人才。北洋军的传统是用行伍出身的军官带兵作战，纯学堂出身的秀才们只能先从底层参谋干起，论资排辈缓慢晋升。奉军在用人上率先破除条条框框，一经考核合格，军校毕业的高材生即可直接出任各级主官，领军上阵厮杀。消息传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北京陆军大学以及各地讲武堂郁郁不得志的毕业生们不惜冒着与他们的故主为敌的风险，成群结队涌向奉天投军，挤得旅馆客栈人满为患。他们中有一位从日本陆士留学归国，原本在保定军校任骑兵教官的青年叫何柱国。此时的保定军校暮气沉沉，直系任命的校长、曹锟的老同学张鸿绪“是北洋老武备出身，有意排挤士官一派”，何遂伙同二十余名教官转投奉军，仅过五年便晋升为中将旅长。不仅坐等青年才俊上门入赘，张氏父子还遣使组团跑到京、津、沪、宁、汉等大城市挖人，甚至将手伸进了洛阳吴佩孚的学兵团。

    上接1949楼：

    整顿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张作霖痛下决心，革除了一堆以往胡子部队，也是中国军队的陈规陋习。如不得扰民，否则一经查出，除士兵严惩外，长官亦受同等处分；增加军饷并派员监督各师、旅发放，杜绝吃空饷现象；严禁吸食、贩卖大烟，一旦发现轻者革除军籍，重者就地正法。

    除了组织编制、官兵素质、作战技能的全面提升，奉军耗费巨资，在兵种、装备、技术上也进行了升级换代，成立了测量处、无线电总台等技术部门。当初奉军在长辛店领教过直军空中轰炸的威力，在山海关被海军拦截的重炮狠狠轰击过，尝尽苦头的张作霖痛下决心要打造出强大的海军、空军。

    1922年8月，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内特别设立了一个航警处，作为创办海军的领导机关，由日本江田海军兵学校毕业的沈鸿烈出任处长。次年7月起，沈鸿烈购置两艘千吨级商轮，改装成“镇海号”、“威海号”驱逐舰，以葫芦岛为军港，标志着下辖江防、海防舰队的奉军海军正式成军，当年即扩充至大小舰船21只，约32200吨。

    1923年10月，张学良出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将空军编成飞龙、飞虎、飞鹰三个大队，并从国外购置飞机120架，从此奉军的空军建设全面超过了直军。

    至1924年9月，历时两年的奉军重建告一段落，从十七万扩充至二十五万。这群走出高粱地的胡子洗掉了满身流里流气，成为一支像模像样的正规化军队。不难看出，张作霖整军经武的覆盖面、力度、效果均胜过吴佩孚的洛阳练兵，可谓后发先至。仅凭奉军原有家底与东三省的财力，加上学渣张胡子肚子里的那点儿墨水，纵有雪耻再战的千般决心，也难以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独立完成这张答卷，撵上学霸吴秀才。张作霖成功通过大考跳级，更深层的原因来自另一股力量的操纵，这就是躲在幕后支持他的日本人。

    多说半句。。。半句。。。

    大钊同志格局不凡胸怀世界，众所周知，他对某克、某国际的态度与后来的教员有所不同，但这也可以理解为刚刚诞生的我党稚嫩、脆弱而无所依的体现，在漫漫长夜中好不容易发现一盏指路明灯，以全身心的热血扑上去无可厚非。我们敬仰的应该是伟人的信仰、情怀与节操，这一点我觉得正是《觉醒年代》的成功之处。

    党内秉承这一脉思想的代表是“二十八个半”，他们后来的道路各自不同，有人走到了对立面，也有人成为党内一把手二把手，成为教员的亲密战友，还有人官至正国级名垂青史，大家有兴趣不妨了解一下。所以说大钊同志如果没有牺牲，会拥有什么样的地位，这种假设本身就是没有假设的。

    因为历史只有一个选择。

    上接1952楼：

    自1921年11月起，日本内阁进入两年半内更换四届的频繁变动期。时任首相加藤友三郎号称“残烛”，是棵没几天活头的病秧子，对华政策走向全凭野心勃勃的军方主导。陆相田中义一等人评估奉、直、皖、粤各方势力后，认为急于走出直奉战争大败阴影的张作霖马瘦毛长，具有卧薪尝胆东山再起的潜质，现在伸出手拉他一把，今后便能操控奉系于股掌之中，进而一步步渗透蚕食东北，直至完全吞并，于是决定花点儿本钱加大对其扶持的力度。

    之前在与日本人合作的过程中，张作霖以胡子的狡黠拿捏分寸，维系着圆滑脆弱的独立自主。如日本垂涎东北，重中之重莫过于这片土地的血脉——铁路网。1913年10月，袁世凯以秘密换文形式向日方出卖四洮、开海、长洮、洮承、吉海等五条铁路的修筑权。袁死后，所谓“五路协定”因遭国人强烈抵制而搁置。日本人并不死心，借西原借款之机又敲诈段祺瑞，与北洋政府订立“满蒙四路”、吉长铁路、吉会铁路等一系列借款合同。主政东北的张作霖此时尚能守住底线，以“概不承认，事事推诿”的态度消极抵制，使得日方阴谋不能得逞。

    直奉大战失败的重创击穿了他的底线，奉系急于寻求更强大的外援。由于与支持直系的英、美合作无望，张作霖不得不硬着头皮与魔鬼交易。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迎合日本人贪婪的野心，奉张不惜将吉敦、洮昂、长大、开朝的路权全部转让给日方，并给予三井、三菱、安田、满铁等日本财团开采矿山、垄断贸易、发行纸币的特权。

    脸上堆满的假笑掩盖住各自内心的小九九，日、奉双手紧握坐在了同一条船上，开始了五年同床异梦的蜜月期。日本人对张大帅的回报看上去很“慷慨”，以东三省兵工厂为例，至1924年已助其建成铸造厂、枪厂、炮厂、无烟药厂、枪弹厂、炮弹厂。除枪械弹药外，还可生产包括迫击炮、山炮、野炮、加农炮在内的各式轻重火炮。尽管暂时还不能完全满足奉军的武器需求，但规模与生产能力已逐渐超过直系的汉阳兵工厂。

    远水解不了近渴，急于备战的张作霖等不及兵工厂这棵大树结出果实，前后三次从日本购得堆积如山的现成军火：1922年10月，以100万元购得日本存于海参崴的步枪2万支，以及炮弹、炸弹、飞机等；1923年2月，日本把购自意大利的步枪1.3万支、炸弹800颗、重炮12门一并转卖给张作霖；1923年8月，日本又将价值369万元的2.2万件军械、航空器材运至奉天。此外前面提及的“威海号”即为日本2063吨的商船“佳代丸”变身而来。由于张作霖没有自己的造船厂，整支奉系海军的改装都只能委托旅顺的日本关东州海军基地代劳。

上接1961楼：

    1923年5月1日，孙中山派汪精卫前往奉天，与奉张洽谈合作事宜并借款五十万元。张作霖压根儿不提以前借的钱什么时候还之类的废话，命沈鸿烈带了一艘货轮南下广东回访，船上满载六十万银元、十余门山炮及大量炮弹。孙先生谢不绝口：“一年以来，屡蒙我公资助，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玉成也。”

    随后两家使者不绝于途，来往更为紧密。在给张学良的中，孙中山明确提出了奉粤合力讨直的作战思路：“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复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

    奉粤携手亲热劲儿十足，可惜孙先生现阶段能为张大帅提供的助力有限，但他新发展的一位潜在盟友却非同小可：郁郁不得志的冯玉祥。

    只凭手上两、三万吃不饱穿不暖的人马，另起炉灶单干不太现实，冯玉祥早已选定了下一个阵营的备胎。1920年夏，当时还是旅长的冯就曾致函孙中山称：“真正救国，只有先生一人”，“今虽扼于环境，未能追随，但精神上之结合，固已有日”。次年冯玉祥出任陕督，聘请孙中山的前任秘书马伯援为顾问居中联络。但彼时冯在直系中混得风生水起，地位节节高升，故而只将参加革命视作一条不能堵死的后路，对孙拉他加入国民党的要求也以“冒险盲动，终必失败”为由婉拒。

    冯玉祥移驻北京后的窘境孙中山看在眼里。见时机成熟，孙加大了策反力度，任命与冯素有交情的徐谦为“办理和平统一代表”，北上说服冯部倒直。冯玉祥看清了曹、吴一体，对自己在直系的恶劣处境不再抱有幻想，下定决心反戈一击，瞅准机会干票大买卖。与此同时，徐派一同北上的李煜瀛、王用宾分别奔走于直系将领胡景翼、孙岳之间。此时孙岳正受吴佩孚排挤，由陕军归附直军的胡景翼仰人鼻息，日子也不好过。何况他们本就是前清时加入同盟会的老革命，十年前民国初肇，胡景翼曾当面对孙中山立下誓言：“来日我一定要打进北京城，请先生主持大计。”如今兑现承诺的机会到了，二人当即恢复组织关系重启革命模式。

    上接1967楼：

    张作霖也在打冯玉祥的主意，早在1923年春就派参谋科长傅兴沛秘密潜入北京，找到陆大同学、冯的秘书长刘骥搭桥与冯密晤。之后在双方暗通款曲的一年多时间内，奉系接济冯部甚多，为掩人耳目其过程比黑社会洗钱还要隐秘。其中最大的一笔由张作霖出资一百万日元（一说二百万），通过三井银行奉天分行转交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吉冈显作少将，再由吉冈转给租界内的段祺瑞，段又找来老部下、与冯玉祥有八拜之交的贾德耀，委托他将这根金灿灿的接力棒交到了冯手上。

    有了这些明面上暗地里的新老盟友，走出失败阴影的张作霖手痒难耐磨刀霍霍，准备再度入关争霸。囿于两年前《直奉和约》的限制，奉军缺少一个堂而皇之南下的理由。就在张作霖伸长脖子向关内虎视眈眈时，皖系的浙江督理卢永祥以牺牲自己成全盟友的精神，为他点燃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索。

    前面说过，在英美与吴佩孚的双重压力下，齐燮元治下苏、皖、赣三省被迫与卢永祥的浙江签订了《和平公约》。但闽督孙传芳却拒绝签字，福建一省满足不了他的胃口，南边的孙中山又啃不动，只能向北觊觎浙江了。在孙传芳看来，闽浙之间必有一战，何必用形同虚设的条条框框捆住自己呢?

    1924年3月，孙传芳结束了福建省内战事，战败的闽军第二师师长臧致平、第三师师长杨化昭率残部六千余人被迫北上入浙。卢永祥以闽浙未签订《和平公约》，容留臧、杨不算违规为由，收编了这两个师以壮大自身实力。

    这下非但惹恼孙传芳，也给了齐燮元挑事的口实，他和卢永祥的协议上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不得容留收编客军。既然你毁约在先，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之前吴佩孚为维护江南稳定，一直试图拉拢卢永祥，无奈大半年时间下来，卢油盐不进，反直的态度比奉、粤更为坚决。吴失去了耐心，转而支持齐、孙对卢开战。

    1924年8月，吴佩孚电令河南张福来、湖北萧耀南、安徽马联甲、江西蔡成勋，集直系各省之力组成“讨逆军”备战攻浙。由齐燮元指挥北路苏、皖、鄂、豫四省联军，主力为中央陆军第六、第十九、第二十四师，以及四省省军三个师、七个混成旅；孙传芳指挥南路闽、赣联军，主力为中央陆军第二师，第九、第十、第十一、第二十四混成旅，以及两省省军三个混成旅。

    面临大兵压境的卢永祥骑虎难下，服软是不可能的，只能硬着头皮准备迎战。卢的资历放在整个北洋集团中也算得上老前辈，他乃是小站出身的皖系中坚，守着浙、沪两座金矿苦心经营多年，麾下有中央陆军第四师、第十师、第六混成旅，外加浙江省军两个师、四个混成旅，其中两个旅改编自臧致平、杨化昭所部，合称“浙沪联军”。老北洋六镇的哥仨儿第二、第四、第六师分属不同阵营，即将手足相残。若是躺在安阳地底下的袁世凯看到这一幕，想必会气得敲棺材板吧。

    上接1971楼：

    卢永祥的实力以一省而言不可谓不强大，单挑齐燮元是不发怵的，但要对抗直系六省联军的群殴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为保住皖系这根独苗，段祺瑞急令徐树铮召集吴光新、马良、曲同丰等旧将到沪开会，决定各自暗中招集旧部，编练新军两师援浙。卢永祥不指望这群早已过气的直军手下败将能帮多大忙，委托徐树铮亲赴奉天向张作霖求援。

    摩拳擦掌的张作霖就等他这句话，当即承诺江浙一旦开战，奉军必定入关助战，紧接着汇去三十万大洋以示诚意。谁都知道远水救不了近火，但只要有借口入关，千里之外盟友的要求张作霖无不应承，卢永祥的死活并不重要，他能牵制南方直军不能北上，就算帮张作霖大忙了。
    深知唇亡齿寒道理的孙中山同样密切关注着江浙局势，决定战争爆发后即刻起兵北伐，攻击江西直军策应卢永祥。烟雨飘香的江南平静被打破后，变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漩涡，将南北各方势力统统卷了进去。

    1924年9月3日上午10时，苏军第一路司令宫邦铎率第六师沿沪宁路攻向上海，与浙军在黄渡、安亭（均位于海市嘉定区）一带激战，打响了江浙战争的第一枪。卢永祥的妹夫、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指挥所部第六混成旅、杨化昭旅反击。何盘踞上海四年，第六旅堪称全国最有钱的军队，装备的大炮、机枪数不胜数，一通猛轰击毙苏军数百人，宫邦铎率部仓皇败走。与此同时，苏军第二路司令、在临城劫案中大出风头的陈调元自宜兴向长兴（今湖州长兴县）发起的攻势亦被陈乐山的第四师击退。

    初战告捷，卢永祥多了几分底气，于当天通电全国声讨曹锟，斥其为“神奸巨蠹”，声称要“为国锄奸”。次日，曹锟还以“对浙讨伐令”，免去卢永祥、何丰林本兼各职，令齐燮元督率各部“相机剿办”。齐燮元依仗兵力优势，初战失利后稳住了阵脚。双方混战于宜兴、嘉定、浏河、青浦等地，并围绕着沪宁线展开争夺，谁也奈何不得谁，战事进入胶着状态。齐、卢两家犯下一个共同的错误，钻进钱眼里死死盯着上海不放，从而忽略了南边的孙传芳。

    @风姿物语2019 2021-09-02 19:13:45
    日本人在东北，从甲午中日战争到二战战败，苦心经营了半个世纪，结果啥也没有捞到，真是大快人心。而这一切的转折点，就是伊藤博文被暗杀，否则，伊藤博文此人在日本威望高，可以和军部抗衡，此人一贯主张对中国实行蚕食政策，不和中国大规模开战，如果此人不死，日本按照他的路线走，中国的灾难不堪设想！
    -----------------------------
    明治时代的日本还没沦落为彻底疯狂的军国主义，构筑在君宪主义基础上的政党力量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其外交路线的核心一是遏制俄国，二是脱亚入欧，极力促成日英同盟。对中国则抛出了伪善的所谓“大东合邦论”，即在“同文同种”的基础上实现“合纵”、“同盟”。不少人由此产生幼稚的幻觉，认为日本可以“善政之国”的身份提携羸弱的中国。这其中既有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也包括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党人，以致于日俄战争时“拒俄”成为主旋律，甚至吹嘘“日本人对俄国的胜利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

上接1975楼：

    齐燮元乍闻南线捷报欣喜若狂，可第二天就笑不出来了。9月20日，曹锟发布电令，委任孙传芳督理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兼闽浙巡阅使，闽督交由周荫人接任。曹、吴之所以做此决定，乃是不愿看到非嫡系的齐燮元独占苏、皖、浙、赣、沪四省一市，借此机会扶孙抑齐，消弭一家独大的风险。孙传芳一战功成，顺利完成了逐鹿江南最重要的布局环节，登上了和齐燮元平起平坐的高位。

    9月23日，孙军先头部队孟昭月旅进入杭州。25日午后13时，孙传芳亲率第二师入城。这支北洋老牌部队两年来颠沛流离于鄂、闽、浙三省，士兵们大多头戴斗笠，下笼短裤踩着一双破草鞋，围观的杭州百姓称之为“花子军”。如今终于是糠箩篼跳进米箩篼，踏上了人间天堂的土地。

    孙传芳前呼后拥坐在高头大马上，正自顾盼杭城美景。忽见街道两边看热闹的人群说炸就炸，边嚷嚷着“倒了！倒了!”边涌向西湖而去，原来是历经千年风雨的雷峰塔就在刚才轰然坍塌了。左右听闻这桩奇事无不冷汗直冒，早不倒晚不倒，偏偏撞上馨帅的大日子整这么一出，岂不是上天震怒示警?孙传芳皱眉片刻，仰天大笑：“雷峰塔倒了，白娘子由蛇成龙，自由行空。这不正预示着我辈的出头之日吗？”

    雷峰塔又不是五指山，白娘娘是蛇是龙都该法海操心，和孙猴子没有一毛钱关系。如果非要说什么兆头，雷峰夕照的消失预示着残阳西沉，待到最后一缕余晖失色散尽时，包括孙传芳在内的北洋枭雄也该说告别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接下来的三年是留给北洋军阀们的退场演出时间，首先开锣的是吴秀才与张胡子之间最终对决的大戏。

    上接1980楼：

    三十八、焕章老弟不辛苦——第二次直奉战争（一）

    江浙战争开始前两天的9月1日，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代父前往奉天拜访张作霖，恰逢孙中山之子孙科正在张府作客。少帅张学良遂在奉天帅府内的大青楼召开了“三公子会议”，三位公子虽在网球、舞会、电影这些话题上更有共同语言，但也没耽误正事，奉、粤均重申了对浙方的支持，三角反直联盟的成果得以巩固。

    开战后，卢永祥一南一北的两位盟友都履行了承诺，9月5日，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发布檄文,宣布“克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13日，孙自韶关起兵北上，但北伐军旋即被赣督蔡成勋阻于江西境内，当月广州又发生了商团叛乱，后院起火的孙中山被迫回师平叛，故而这一路未对江浙战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江南硝烟未散，塞北烽火继起。和孙先生有心无力的走过场不同，张作霖尽遣主力，意欲毕其功于一役。为此奉系进行东三省总动员，砸锅卖铁筹措五千万元战争经费给全军发了三个月军饷，其中辽宁承担三千万，黑龙江、吉林各承担一千万。

    9月4日,张作霖发出讨直通电，怒斥曹、吴“卖国丧权、穷兵黩武,语其罪状,早为天下所不容”，公开向直系宣战：“作霖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仗义暂众,义无可辞,谨率三军,扫除民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挽人民垂危之生机”。

    9月7日，张作霖宴请各国驻奉天领事。宣布由于直军在山海关增兵，意图进犯东北，奉军不得不兴兵入关，请领事们通知本国侨民离开秦皇岛。

    9月15日，张作霖重新打出镇威军旗号并自任总司令，杨宇霆任参谋长。奉张集结精锐编为六个军，六名军长中新派、老派各占三人，编制如下：

    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兵力约20000人，下辖:
    第四旅裴春生部
    第五旅李振声部
    第十六旅齐恩铭部
    第十九旅高维岳部

    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兵力约26000人，下辖:
    第一师李景林部
    第三旅张宗昌部
    第二十三旅李爽垲部
    第二十四旅邢士廉部

    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兵力约26000人，下辖:
    第二十七师张学良部
    第二旅温瓒玉部
    第六旅宋九龄部

    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丁超,兵力约28000人，下辖:
    第八旅丁超部
    第十旅于琛澄部
    第十二旅赵恩臻部
    第十四旅杨德生部
    第二十六旅李桂林部

    第五军,军长吴俊升,副军长阚朝玺，兵力约18000人，下辖:
    第二十九师吴俊升部
    第一旅阚朝玺部
    骑兵第五旅陈辅升部
    骑兵第一游击队张海鹏部

    第六军,军长许兰洲,副军长吴光新,兵力约6000人，下辖:
    骑兵第一旅穆春部
    骑兵第二旅彭金山部
    骑兵第三旅苏锡麟部
    骑兵第四旅李冠英部

    此外,以第七旅汤玉麟部、第二十五旅蔡平本部为后路援军。加上工兵、辎重兵、炮兵以及总司令部直属部队，全军共计约十五万兵力。

    就在镇威军编成的当天，张作霖向曹锟发出最后通牒：“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余今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事实上他已经等不及曹锟回答了，话音未落各路奉军便拔营启程，浩浩荡荡向关内挺进，张作霖的总司令部同时移驻锦县（今锦州凌海市）。

    奉军入关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径直杀进山海关,另一条是进攻直系老将、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占据的热河。山海关路程较近地势平坦，且有现成的京奉铁路可供运送大部队之用。但《直奉和约》将其周边地区设为缓冲地带，双方均不得驻军。如今和约撕毁，近水楼台的直军主力已抢先进驻据关而守，态势对奉军极为不利。

    毗邻锦州并有铁路相连的热河地区既是京畿以北的战略屏障，又是直系在塞外对抗奉系的前出基地，曹、吴却忽略了这片直奉接壤地带的重要性。热河直军总兵力虽有两万余人，但中央军仅有第十三师第二十六旅，且师长王怀庆、旅长刘富有都喜欢长居北京的安乐窝。其余驻军包括热河第一混成旅张林部、毅军米振标部、直隶巡防队龚汉治部等归属不一的杂牌部队，以朝阳、赤峰两市及其周边县份为南北防御支撑点。一俟张作霖占领热河全境，便可解除锦州受到的侧翼威胁，不再有后路被断之虞。

    攻守平衡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奉张决定以山海关、九门口为主战场，兼顾热河方向。杨宇霆制订出先攻取热河以稳固后方，再兵分三路自山海关、九门口、热河向南平推，给予直军决定性打击的总体战略。具体部署如下：

    一、张学良指挥由第一、第三军联合组成的主攻集团，前出至山海关、九门口区域，总攻开始后歼灭当面直军主力，随后南下攻击京津地区。

    二、李景林指挥第二军自义县（今锦州市义县）、北镇（今锦州北镇市）出击，沿热河南路推进，先攻取阜新，再依次进攻北票、朝阳、建平、凌源（均属今朝阳市），最后拿下承德，占领上述地域后抵至喜峰口，与张学良集团右翼齐头并进，共同攻击关内直军。

    三、许兰洲指挥第六军骑兵部队沿热河北路迂回占领开鲁（今通辽市开鲁县）、赤峰，目的是肃清热河全境直军，而后南下喜峰口或古北口加入李景林方向的作战。这一路奉军攻击距离最长，但可充分发挥骑兵的机动优势。

    四、张作相指挥第四军除以一部警戒锦州外，主力在兴城、绥中（均属今葫芦岛市）之间待命，作为张学良集团的预备队。

    五、吴俊升指挥第五军朝热河方向集结，为李景林、许兰洲两军后援。

    六、空军飞龙、飞虎大队约八十架战机驻扎葫芦岛基地，划归张学良指挥。飞鹰大队约四十架战机进驻义县机场，划归李景林指挥。任务是侦察敌情、轰炸直军阵地、破坏关内铁路运输、在敌后制造恐慌气氛。

    七、尚处于组建阶段的海军以江防舰为主，加上改装的“镇海号”、“威海号”仍无法与直系舰队正面抗衡，只能停泊于葫芦岛港内待命，戒备直军可能的登陆行动。如时机成熟则运送陆军至山东登州沿海登陆，攻击直军后方。

    两年前，头脑发热的张作霖凭着一厢情愿，令杨宇霆草草制订了顾此失彼的两路攻击计划，字里行间满是“驰骋五省”、“千里大跃进”之类不切实际的臆想，最终一跃千里变成了一溃千里。与那个拍脑袋的方案相比，小诸葛杨宇霆此次部署接地气得多，各路人马分工明确稳扎稳打，意图凭借硬实力堂堂正正取胜。

    1924年9月15日，亦即奉军下达作战命令的当天,先锋大将李景林指挥第二十四旅邢士廉部自义县出动，渡过大凌河攻击朝阳的毅军米振标部,战事在九官、台门一带（今锦州、葫芦岛、朝阳三市结合部）展开，拉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直军如何应对张作霖掀起的滔天巨浪。战前直军的反应并不迟钝，9月10日晚,曹锟急召吴佩孚火速由洛赴京主持战事。吴当即电令南下支援齐燮元的第十四、第二十四师掉头北上。至12日，直军第十五师、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混成旅已分别进驻昌黎、山海关、秦皇岛一带，统归彭寿莘指挥。13日，第二十三师开抵芦台，初步完成了山海关以南纵深地域的防御布局。同日，京奉铁路完全停运，战争阴影笼罩在京畿地区上空。

    为催促子玉贤弟赶紧动身北上，曹锟特地将慈禧太后一辆雕龙镂凰金碧辉煌的专车，连同京汉线各铁路段所有的三十四辆头等车厢一股脑儿拖至洛阳,作为吴佩孚的行进总部，以对子玉的无上礼遇表示诚意满满。

    9月14日，吴佩孚下令由第三师第五旅留驻洛阳，第六旅及学兵团、幼兵团开拔北上。次日中午12时30分，吴携夫人张佩兰，以及随行的参谋长张方严、政务处长白坚武等一干文武要员，前呼后拥抵达戒备森严的金谷园车站。进入车厢辞别的洛阳留守官员注意到,玉帅眉头紧锁，脸色因操劳略现苍白,神情疲惫依桌而坐,面前摆放的不是兵书地图,而是一卷摊开的心经。

    暮夏残留的暑气已消散，接下来显然是个难以平静的秋天，再风光的专列也载不动吴秀才心头许多愁。过去两年他时刻关注东三省动态，很清楚刚刚完成整军经武的奉张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反观自家真是有苦难言，南北两线开战的困境使得直军难以集结优势兵力，匆匆扩编的师旅新兵训练、武器装备均未到位，尚未形成战力。尤其汗颜的是，名义上坐拥直、鲁、豫、鄂、陕、苏、皖、赣、闽、热、察、绥十二省（区）的直系居然比奉系寒酸不止一星半点儿，战前筹措军费时，曹锟的“财神爷”、财政总长王克敏哭丧着脸向吴佩孚叫苦不迭：“苟能再缓二个月打仗，则两千万可以筹到”，以至于即将出关作战的直军连秋冬衣物都没有着落。此外离心离德的冯玉祥、王承斌等将领没准儿比张作霖更危险，但吴佩孚已经没有时间清除异己，只能冒险委以重任了。

    9月17日下午15时30分,专列抵达北京车站,此时已是前线开战的第三天。吴佩孚整理思绪打起精神走出车厢，月台上的欢迎仪式甚至超过了曹锟就任总统时的规格。文官武将由代理国务总理颜惠庆领头，各部总长以及王怀庆、王承斌、冯玉样等高级将领依次肃立两旁列队迎候，一张张毕恭毕敬的笑脸上看不出丝毫芥蒂。车站外还簇拥着数千欢迎人群，停放着280余辆汽车，通往总统府的路上军警林立，五步一哨十步一岗。饶是吴佩孚平生见惯了大场面，也未曾享受过如此荣耀的高光时刻。

    上接1995楼：

    浩荡的车队抵达总统府时,曹锟亲自迎出二门之外。自打吴佩孚两年前赴洛阳主政，二人便再未谋面，此番久别重逢自是百感交集，时空阻隔和保洛之争制造的些许距离感顷刻间烟消云散。曹紧紧拉住吴的手不让他敬礼，连声说道:“子玉,辛苦辛苦,你来了就好了,你来了就好了!”

    两兄弟寒暄完毕，携手进入大厅分宾主落座，文武百官均肃立堂前，曹锟当众宣布：

    一、军政大小事务悉数由吴佩孚一言而决，本总统概不过问,所有文武官员一律听命于吴。

    二、腾空国务院作为吴佩孚的总司令部。

    9月18日，曹锟发布讨伐令,声讨张作霖“野心未戢,复乘东南多事之秋,为扰乱中原之计。证以近日所传通电各方,益见破坏大局,蓄谋已久,实难再事容忍,不得不以国家权力强行制止。除派总副司令并分派各司令外,即责成各该将领督率所部,相机剿办,剋日肃清”，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

    吴佩孚仅有17、18日两天时间收集分析前方战报，好在他早年多次赴东北侦察，对山川地形了若指掌，又在张作霖身边布有眼目细作，很快获悉了各路奉军的动向与攻击目标。由于军情十万火急，他只能本着说好听点儿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其实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匆匆拟定前期作战排兵布阵的方案，召集众将于总司令部传达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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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6-26 18:10:13 更:2021-09-18 09: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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