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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四川“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消失之谜～～～～～[第10页] |
| 作者:gtfz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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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墟三期的武乙初期，古公亶父受薰鬻逼迫，率姬周族迁入岐山下的“周原”，形成了周原地区「先周文化」——先周人从此要开始发迹了！ ”先周文化”开始频繁活动，不仅和“姜戎”刘家文化联姻和结盟 还将势力伸向了晋中地区（武乙晚期周王季伐鬼方），而且，还出现于长江流域的江西吴城文化三期，在南方地区居然出现了先周文化因素（和兵器） 与此同时，商王朝对于膝部地区的掌控越来越力不从心，在武乙、文丁统治时期，商王朝一边征伐东夷部落，一边商人大规模东迁 而商王朝的西界则退至西安“老年坡遗址”，也就是文献里记载的“崇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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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商时期，殷商王朝基本丧失了对江汉地区铜矿和对山西地区的铜矿和盐矿的控制 在晚商武丁之后一直到帝辛时期，商王朝不断在东方用兵，晚商文化进入海岱地区，战略重心转向东方，很可能是为了控制鲁北的海盐及保障长江下游地区的铜锡原料的北运 也就是说，在晚商“殷墟三四期”的时候，商王朝对于西部地区的控制力度已经日渐式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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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先周文化”在殷墟三期的时候开始崛起，在时机上是恰到好处的！ 强大的商王朝自“中商以来”，连续不断地对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频繁用兵，已经快要耗尽了它的内功 至殷墟三四期的时候，商王朝已经无暇两面同时顾及了，只能先保住东部地区的地盘稳定性，而对于西部地区则控制力度不断地下降，任由先周人（还有回来的犬戎）四处活动，并大肆扩张自己的势力 商王朝此时能够做的，也就是《竹书纪年》里记载的“文丁杀季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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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时期青铜器的“青铜矿料”来源问题 古代中国自商朝起，青铜器一下子大量出现并繁荣起来，还迅速攀上世界青铜艺术的一个高峰（复合陶范法），正是因为当时的商王朝解决了“青铜矿料”的来源问题 【攫取青铜资源】应该是商文明向南方地区扩张的主要内在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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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时期的青铜器，其成分主要包括三种金属元素，铜、锡、铅 青铜合金，主要指的是“铜和锡”的合金，可为何还会含有“铅”呢？ 因为古人经常“锡、铅”分不清，在锡矿石不足的时候，常以“铅矿石”来替代 比如，环地中海地区普遍缺锡，故而，环地中海的诸“古文明”大多都很难生产出大批量的青铜器来 古罗马也同样是本地不产锡矿石的，这从某种程度上，对古罗马的青铜制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弥补这种“缺乏锡”的困境，古罗马的青铜器含铅偏高，这显著地影响了古罗马“青铜武器”的质量，而终罗马国一世，都没有解决好因青铜缺锡而导致的青铜兵器质量差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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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缺乏“锡矿石”，从古至今皆是如此！ 而夏商周三代却在中原地区生产了大量的“锡青铜器”，其中的“锡”矿料到底来源于何地？ 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结果！ 因此，楼主也无法提供与“锡”矿料有关系的相关信息 而只能谈“铜矿”、“铅矿”这两种矿石的古代来源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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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说“铜矿”的来源地 “二里头夏朝至早商时期”的铜矿料，其产地可锁定在【燕辽胶地区】，这一资源自“二里头二期”开始使用——“二里头文化”自二期起正式跨入「青铜时代」，至“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下层期”达到高峰期，于二里岗上层期锐减 此后，长江中游地区的铜料占了大头，比如湖北江西。从种种迹象来看，商朝的铜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江西北部的瑞昌铜岭铜矿是目前已知商代被开采的一处古铜矿 在早商时期，掌握了青铜矿料资源的商王朝就会变得青铜文化繁荣和武力强大，因为青铜矿料不仅可以用来生产“青铜礼器”，还能用来生产大量的“青铜兵器”！ 商朝中后期的“铜资源”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包括了安徽铜陵铜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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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说“铅矿”的来源地 这个“铅矿”的来源地，可比“铜矿”的来源地更难找到 因为夏商时期的青铜器里往往含有两种不同的铅——正常铅和“异常铅” 什么是“异常铅”？——「高放射成因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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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青铜器中发现一种铅同位素组成十分罕见的「高放射成因铅」(异常铅) 运用铅同位素技术对出自殷墟的14件青铜器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殷墟青铜器使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铅】。其中一种是「普通铅」，其同位素比值与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样品比较接近；另一种是地质学上罕见的「高放射成因铅」(异常铅) 考察队在”南阳盆地北缘矿山”进行调查，发现十多处古矿洞，采集到高品位的铅矿石，经测试均为「高放射成因铅」铅矿，而且与商代「高放射成因铅」数据铅一致，金正耀先生据此推断，殷墟使用了【南阳盆地北缘】（豫西）的”异常铅”矿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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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含「高放射成因铅」(异常铅) 青铜器的商代遗址，比如，【三星堆、新干大洋洲、盘龙城、殷墟、郑州二里冈、偃师商城】等 中国商代青铜器所用“铅料”来源的初步思考： 【从河南中原地区到长江中游地区，以及四川成都平原】，分布在如此广大的地域范围的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都发现大量器物含有【属于同一矿山】地区来源的「高放射成因铅」(异常铅) 的原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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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现象起码说明了三点： 1．商代十分集中地开采了青铜器的矿料，说明当时人们知道的矿产地并不多 2．尽管商代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与四川成都平原相距千里，但三者使用的“异常铅”矿料却属同一来源 3．这一“异常铅”矿山具有一定的开采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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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共完成400余件商周青铜器物样品的实验测定。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些青铜器竟然大多数都含有「高放射成因铅」(异常铅) 1、获取了四川“三星堆文化”青铜器的53个数据，结果表明这些青铜器全部含有这种“异常铅” 2、对湖北盘龙城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检测。共检测的44件中有28件含有“异常铅” 3、对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检测，共检测15件全部含“异常铅” 4、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二里岗七件青铜器和一块孔雀石的铅同位素检测，结果表明除了来自偃师商城的一件斝和二里冈的一件盘之外，其他全部含有“异常铅” 5、汉中城洋铜器群是城固、洋县铜器群的简称（汉中盆地），检测了成洋铜器群的27件青铜器，结果有24件含有“异常铅” 6、共检测殷墟青铜器178件，获得179个数据。其中第一期检测18件，其中有14件含“异常铅”；第二期检测64件，有52件含“异常铅”；第三期检测61件，有23件含“异常铅”；第四期检测32件，有2件含“异常铅” 7、对“金沙文化”遗址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检测结果显示，金沙遗址的绝大部分具有地方青铜文明特色的戈形器、锄形器、譬形器以及一半以上的像生活装饰类器物含有与三星堆青铜器完全一致的“特殊铅” 8、陕北商周铜器群以“李家崖文化”（鬼方）为代表，对出自陕北地区商晚期青铜器17件检测，结果有10件含“异常铅”，而对出自陕北地区西周时期11件青铜器和东周时期的30件青铜器检测，则全部为“普通铅” 9、宁乡商周铜器群以炭河里古城文化为代表，对炭河里古城26件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检测，结果发现有6件含“异常铅” 10、检测了山西曲村晋国墓地的71件青铜器，结果发现有3件含“异常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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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含这种「高放射成因铅」（“特殊铅”）的青铜器不见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之后，含这种“特殊铅”的矿料开始被三星堆、盘龙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新干大墓、汉中盆地、安阳殷墟等考古文化普遍使用，一直到【殷墟三期】骤然衰落 如果这个“异常铅”矿区是在南阳盆地北缘矿山，那么，为什么商人在【殷墟三期】之后大幅降低对这个“异常铅”矿料的使用？甚至，在殷墟四期已经完全不用的情况下，地处成都平原的“金沙文化”遗址崛起，并成为这种“异常铅”矿料的规模化使用者？ 广汉“三星堆文化”和“江西新干大洋洲”都衰落于殷墟文化一期末，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巧合的是，这两个考古文化都全部使用”异常铅”，这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历史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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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三星堆文化”和“江西新干大洋洲”，两者之间有着一种难以言明的「联动性」 难道，在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里，还出现了“三星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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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在【殷墟三期】之后大幅降低对“异常铅”矿料的使用，在【殷墟四期】已经完全不用 这说明，商人自“殷墟三期”已经在逐渐地失去对豫西“南阳盆地北缘”异常铅矿的控制力 而在“殷墟四期”时，晚商王朝已经彻底地失去了对豫西“异常铅矿”的开采权 我们在之前已经知道： 自“殷墟三期”后段至殷墟四期时，商人大规模东迁；甚至，连晋中地区的商文化因素，在殷墟三期以后也逐渐消退，石楼类型（犬戎）的影响力则重新增强 而从殷墟三四期至西周时期，成都“金沙文化”遗址成为这种“异常铅”矿料的规模化使用者，这说明该“异常铅矿”的控制权，很可能已经落入到了金沙人(犬戎) 的掌控之中，就连晋国都极少使用该异常铅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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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是「同源性」，商人和他的亲兄弟夏人，并没有本质区别 所谓的“夏文化”，其实就是商文明！ 但楼主绝对不会跳过“夏朝”的话题，还有那个“大禹”，其实和“夏朝”并不相干！ 中原“华夏文明”的本质是，【商文明+周文明】，夏人的直接贡献真的很少，可以忽略不计的！ 但是，所有的中国人基本上都只关注贡献最少的“夏人”，只因为“夏朝”处于云山雾罩之中罢了 这其实是典型的【避重就轻】思维，只对历史「谜团」大感兴趣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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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戎，和商周人之间的关系 尽管商代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与四川成都平原相距千里，但三者使用的“异常铅”矿料却属【同一来源】。也即，在“二里头文化”(夏朝) 之后，含这种”异常铅”的矿料开始被三星堆、盘龙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新干大墓、安阳殷墟等众考古文化普遍使用，一直到【殷墟三期】骤然衰落 ——这一现象说明，商人和他兄弟们之间的共存关系还不错，和平时期明显要多于战争（偶有战争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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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殷墟三四期】之后一直到西周，该“异常铅矿”的控制权很可能已经落入到了“犬戎”之手，不仅晚商末期基本上没得使用，就连西周也不能够使用，而只有成都平原上的“金沙人”（犬戎）可以大量开采使用！ 商王武丁曾经大规模地征伐过工口方（犬戎），导致犬戎建立在晋陕高原的“柳林高红遗址”因遭受重创而从此沦落，犬戎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当然走坏！ 那么，犬戎和西周王朝的关系为何也如此地不融洽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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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早商时期，姬周族在先祖“不窋”的带领之下，从晋陕高原折返回关中地区和陇东高原，并“自窜于戎狄之间” 姬周族的老家兄弟“犬戎”就已经对于姬周族不甚满意了～～ “殷墟三期”之初的时候，姬周族终于被他的戎狄兄弟给赶下了岐山，在古公亶父率姬周族定居于“周原”的时候，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姬周族在和姜戎联盟和联姻之后，反而走向了发迹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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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的出现，估计会令犬戎难以心理平衡，因为被晚商王朝打击最狠的是“犬戎”，其次是“姜戎”，而成功入主中原地区的却是“姬周”，犬戎岂能不对西周王朝的建立大为窝火呢？ 更何况西周王朝在建立之后，又把周人自己定义为“华夏正统”，而把他的兄弟犬戎贬入“蛮夷”之列 所以，犬戎与西周王朝之间是不太可能建立起，如同商人和他兄弟们之间的那种融洽相处的良好和平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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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是“周人”的自称！ 先秦时期的“华夏族”，指的就是一个【与周人亲缘关系相近的“血缘群体”】 不过，“华夏”的确与夏朝有关系，是因为周人需要以“夏人后裔”的身份来获得推翻商朝的合法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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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楼主有必要来说一说这个“夏”的称呼来源 商代的古人还只知道“春秋”两季，并无春夏秋冬四季之分，故商朝是不会出现“夏”字的（指夏季、夏朝和夏人的含义） 这种“春秋”两季的概念，一直延续到【西周前期】。所以，那个时候说到“春秋”，就代表一年 因此，一直到西周早期，也不会有“夏”的称呼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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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在周朝的金文和历史文献中已经证实，西周自中期至春秋时期，已经有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名称区分了 因此，这个“夏”字的最早出现年代是在【西周中期】～～ 其实，在商朝的甲骨文中，终于有一个甲骨文已经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夏”字了，并被收入了《新甲骨文编》。但这个所谓的商代“夏”字，指的只是贞人的“人名”，并不是指夏季或夏朝(夏朝) 而且，商代“夏”字和周代“夏”字在字形上并不完全相似，但两者均有相近的“太阳+人”的造字逻辑 不管是西周人借用了所谓的商代“夏”字，或者是受其造字逻辑的启发而自创了一个新“夏”字 周人在西周中期以后所塑造出来的这个“夏”字，方才真正是指【夏季、夏朝(夏朝)】，而不像商代的“夏”字仅仅是指“人名”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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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夏”是周人所一心塑造出来的对商朝之前朝的「他称」 为何要这么说，因为商人根本就不认为他们居然还有【前朝】！ 为何周人和商人之间的认知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异？ 如果不塑造出一个“夏朝”，周人该如何打着“夏人后裔”的正统旗号来入主中原呢？ 周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合法性」要出大问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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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周人所一心塑造出来的“夏朝和夏人”，他们到底是谁啊？ 周人会随心所欲地胡诌出一个古代人群吗？ 绝对不会的，周人尚德，哪里会撒出弥天大谎！ 我们来看一看，在西周晚期金文里所出现的“夏”字，以及在西周中期的墙盘铭文里最早提到的“夏”（夏朝），两者都写了些啥内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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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期（大约周共王时）铜器《墙盘》铭文云：「上帝司夏」，可能是西周铜器中所见最早的一个"夏"字（意指夏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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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所塑造出来的这个“夏”字，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周人想表达的意思是——无论是夏人、还是商人，两者皆为上帝“高祖夔”(黄帝) 的直系子孙 周人虽然没有很明确地说出来，但是，却通过造字“夏”和青铜铭文，已经传达出这层含义了 周人并没有在撒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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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上帝“高祖夔”，怎么就和「黄帝」成了同一个人了呢？ 这里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殷商时期的“帝、上帝”，和西周至春秋战国时的“皇帝、黄帝”，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殷墟甲骨卜辞里，有“帝、上帝”，但是并没有“皇帝、黄帝”出现 在殷商文字里，“皇”是“煌”的本字，“皇”是个形容词，有伟大、光明之类的意思 在周代的《诗经》里，也是用“皇”作为赞美上帝的词汇，比如“有皇上帝”（《小雅·正月》） 最早见于出土文献的“皇帝”，是西周中期的《师訇簋》铭文，可见“皇帝”一词很可能是周人的发明 “皇”、“黄”古音相同而通假，偶或写作“黄帝”。到了战国时期，五行学说大兴，用五色、五方配五帝。皇帝为中央之帝，中央属土，其色是黄，自然就写成了“黄帝” 战国时期，齐国的《陈侯因齐敦》铭文：「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齐曰：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谟(慕) 克成。其唯因脊扬皇考，邵缍【高祖黄啻】，休嗣桓、文，朝昏诸侯，合扬厥德。诸侯寅荐吉金，用作孝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尝，保有齐邦，世万子孙永为典用。」——齐威王追认“高祖黄帝"，以增强田氏代齐的合法性 所以说，“黄(皇) 帝”只是一种对「上帝」的尊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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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通过造字“夏”来告诉我们， 夏人和商人一样，都是上帝(黄帝) 的直系子孙！ 田齐在战国时期，也通过青铜铭文来宣告田氏（陈国妫姓) 也是“高祖黄帝”的子孙，这是在攀附吗？未必！ 因为这三家，就是西周初期的“三恪”，西周初封陈国、杞国、宋国为公爵国，以示敬重 因为这三家很可能都是“黄帝”的直系后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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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公族“妫”姓，应该就是一个掌握了“驯养大象技能”的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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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大象，居然都有“臣”字眼睛 凡是有“臣”字眼睛的古文字，和商族基本上都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凡是在先秦时期敢于称“帝”的，和商族的亲缘关系就更进一步了！ 而陈国公族“妫”姓（也即齐国田氏），这两点都满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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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田氏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田氏代齐之后开始招揽各国学士来发展官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稷下学宫”，在齐国国君的大力支持下，稷下学宫里最有影响力的学说就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黄”就是黄帝，而“老”就是老聃，尊黄帝(上帝) 和老子为创始人 那么“黄帝和老聃”怎么会联系到一起呢？ 如果熟悉晚商时期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就会知道， “冉”字族徽，是晚商时期的一大雄族，其势力之大仅在“子”字族徽之下，也即“冉”是殷代望族，出土青铜器以安阳殷墟者居多，可证冉族应属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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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初期，周人为何要封黄帝（商代上帝）的三家直系后裔为公爵国呢？ 这当然应该是周人感恩的一种表现，同时也很可能说明， 周人并非是“黄帝”的直系后裔～～ 我们知道，姜姓始祖就是“炎帝”，「姬姜联盟」很可能意味着，这个联盟也属于炎帝部落 故而，姬姓周族比商人更推崇的是农耕文化 商周人，其实就是「炎黄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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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并非是“黄帝”的嫡系子孙，这意味着，他们入主中原需要打着“夏人后裔”的旗号！ 因为在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早期国家，皆是“黄帝部落”的直系后裔所建立的 所以，才会有“上帝司夏”的这种说法——意思是，上帝(黄帝) 在管理中国，如下图所示，不管是夏人还是商人，两者都是黄帝的子孙后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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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龙山时代晚期起，距今大约4200-4000年左右，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人群开启始迁徙 进入到河南中原地区的迁徙路径分为南线、北线，走南线的就是“齐家人”(夏人)，走北线的则是“北狄化齐家人”(商人） 由于“齐家人”进入到河南洛阳盆地“二里头遗址”的时间是，“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在年代上要早于“北狄化齐家人”进入二里头，“二里头文化”二三四期 两者在时间上的落差决定了， 「夏朝」，是由“齐家人”建立起来的中国最早期的王权国家； 「商朝」，则是由“北狄化齐家人”建立起来的一个更为统一强势的帝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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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齐家人(夏人) 和北狄化齐家人(商人) 一齐并存于二里头都邑里 于是，一个很让人困惑的问题出现了—— “二里头文化”到底该姓【夏】，还是姓【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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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探讨上面这个问题之前，先补充关于陈国公族“妫”姓的一些相关信息 在燕云十六州里，有一个古州名叫“妫州”，辖境相当于今河北省涿鹿、怀来等地； 妫水、妫水河等地名，位于北京延庆境内，永定河支流 ——而上述这两个与“妫”有关系的地名，均位于夏商时代的燕辽“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在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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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妫姓公爵国）据称是“帝舜”的后裔，方才成为西周的“三恪”之一 那么，“帝舜”又是谁呢？ 郭沫若在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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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高祖夔）就是商代的「始祖神」，是商人始祖的神化，商王认为“上帝”是全天下最高的主宰神！ 西周铭文「上帝司夏」，意思是上帝(高祖夔) 在管理着中国(中原) 周人以自己继承“中原夏业”为正统，「上帝司夏」正是这一正统天下观的反映 至于在战国时期冒出来的“五帝”之说，大多不过是“同一个人”(高祖夔) 的不同叫法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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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到底该姓【夏】，还是姓【商】？ 这是当今学术界一个至今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每一位学者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观点，做出自己的研究成果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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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调查“夏墟”，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并认为二里头是商汤亳都； 1977年，在河南登封召开“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座谈会”，邹衡先生在会上横空出世，成为一匹黑马，他提出，二里头应该是夏； 在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邹衡先生的观点成为多数派了，从此“二里头就是夏文化”“夏文化就是二里头”成为主流学界的“共识”； 对于“邹衡先生认为只有二里头才是夏”的观点，北京大学孙庆伟教授在他近年的学术史著作中，专门用了一个小节描写“搅局者邹衡”； 许宏以现任二里头考古队长的身份，拒绝对二里头遗址的文化身份进行明确表述，被认为是新的搅局者； 北京大学孙庆伟教授认为，其实即便是二里头遗址，也很难说就完全体现了夏文化的发展高度。其中最感困扰的问题就是二里头遗址的出土器物不足以让普通观众相信这就是夏代都邑，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气势恢宏的遗迹和遗物，在这方面与殷墟相比实在是差距太远了；但认同邹衡的一个观点“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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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权国家，应该是气势恢宏如同殷墟，否则，就没有资格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朝代 难道，「逐鹿中原」大杂烩时期所建立的王朝，也必须如同一个“统一强势的大帝国”吗？ ——那叫作“尘埃落定”，而不是「逐鹿中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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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墟卜辞中并没有见到「夏」(意指朝代) 的称呼，因为这是一个由周人产生的名词 如果我们排除“夏”这个在“西周中期”才出现的称呼，就会发现【“西邑”】其实早就出现在了殷墟甲骨卜辞中了 甲骨文的卜辞中反复提到了一个叫“西邑”名词。卜辞中不见任何商王朝与西邑的军事、商贸往来，【西邑仅在“燎祭”时才会出现】，武丁时代卜辞中“西邑”一辞的出现，是作为”受祭”的对象 问题是，商朝的君王为何要祭祀“西邑”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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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出现的名称「夏」，为何与殷墟卜辞里的“西邑”有关系？ 传世文献《礼记·缁衣》有“西邑夏”，《清华简·尹诰》、《清华简·尹至》，也有“西邑夏”、“西邑”之辞，可见”西邑”即是”夏”，”夏”是周人对商朝之前朝的一个“他称” 《礼记·缁衣》：“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清华简《尹诰》：“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 《尹至》：“汤往征弗附。挚度，挚德不僭。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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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卜辞中的「西邑」兼受三种祭祀的待遇，这正表明西邑不比寻常，地位很特殊 【西邑与祖先神、自然神】的性质非常接近，应该不是地名人格化，而是指夏王朝的历代王室先灵 蔡哲茂先生《夏王朝存在新证——说殷卜辞的“西邑”》指出：“‘西邑’一词和‘黄尹’一起出现，又受商王祭祀，其中的涵义很值得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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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黄尹是否为同一人，还值得探讨研究 殷墟卜辞与伊尹、黄尹合祭的「蔑」即「妹喜」，夏亡后妹喜成为伊尹的配偶，始得与伊尹一起受到商王朝的历代追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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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古人有着很严格的祭祀规矩：古代一族(或一姓)是不能祭祀“异族”(或异姓) 的祖先的 《左传·僖公十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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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邑”(夏) 在商朝的殷墟甲骨卜辞中具有【“祖先神”】的特殊地位 商族和夏王室之间绝不可能是异族关系！ 商朝与夏朝之间也不像是敌对国关系～～ 夏商应该具有「同源性」，商人和夏人很可能是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而且， 商人和夏人拥有共同的始祖“高祖夔”——上帝 这才是「上帝司夏」得以成立的共同血缘基础，因为夏商时期，那时候还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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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者们迄今没能分析出“夏人”和“商人”的狭义「族属」是谁，以及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 这就导致了，国内学界至今都无法确定“夏朝”是否真实存在，也同样无法确定”二里头文化”该姓夏还是商 如果我们能够分析判断出，夏人和商人其实是【拥有着共同的始祖神“高祖夔”(上帝) 的亲兄弟关系】 夏朝，在我们的眼里也许就没有那么形象模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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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看，“二里头文化”到底该如何「夏商分界」？ “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在时间顺序上是分两个大阶段的。其中第一二期和河南龙山文化的特征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三四期则表现出鲜明的“早商文化”的特点 因此，一些学者们推测二里头一二期应该属于【夏王朝】，而且其应该是夏朝末年阶段。而三四期则是商代取代夏朝统治地位之后的【商文化】遗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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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二里头文化”的第二、三期之间无明显的分隔，从礼制文化的角度而言又属于同一个文化类型（都是“酒礼器文化”） 二里头第二期的遗物非常丰富，在该期还发现有夯土房基；第三期出土了大型建筑遗存和有朱砂的墓葬；第四期有大量灰坑，暗示出在该阶段没发生人口锐减的现象，并且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毁城事件 “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给人的感觉就是，既有变化性又有连续性，看不出有很明显的改朝换代的暴力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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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考古证据与文献记载并重 而欧美学者则主要重视的是“考古证据” 如果“二里头文化”考古发掘结果，与中国的古籍文献记载不太对得上号 这可怎么办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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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重视“考古发掘”，这倒简单了 反正二里头遗址的“酒礼器”礼制文化从一期至四期是一脉相承地在发展，到三、四期时还愈发地繁荣兴盛，四期仍有新的建筑在营建，直到最末期才被废弃，并无王朝更替过程中常见到的暴力冲突或大规模毁城迹象 所以，西方学者一向认为“二里头文化”就应该姓商，属于早期的“商文化”！ 但是，在中国的古籍文献里的确记载有“夏商更替”的历史事件，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春秋晚期】 ——这年代好像确实偏晚了一些吧，有点儿交代不过去 这不由得让人心生疑惑，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过“成汤伐夏”这一系列的征伐战争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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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族的性格特点来看，他们一向强势尚武，主动发动战争这并不奇怪 但是，楼主在之前的“青铜矿料“来源地的话题里，就特意地提到过， 商人其实对他的兄弟们还是一直挺不错的，和平远多于战争，几乎不太会对自己的亲兄弟下重手 “夏商更迭”如果没有走很暴力的道路，倒也符合商人的一贯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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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是中国的古籍文献记载的“成汤伐夏”，最早出现于【春秋晚期】青铜器叔夷钟（作器者叔夷乃宋穆公后裔，春秋晚期齐灵公(前581年—前554年在位) 时任齐国正卿）有铭文追述宋人祖业说：「 □□成唐，又严在帝所，尃受天命，【翦伐夏祀】。」 这就是说，“殷革夏命”的这个说法，年代居然都无法早到西周时期！ 这如何能够拿来证明，“殷革夏命”这个历史事件一定是真实存在的？ 毕竟，从夏朝末期至春秋晚期，两者已经相隔约一千年之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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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有多久？ 相当于现代人去记录宋初时的历史事件，还能记得很清楚吗？ 我们没有看到在殷墟卜辞里有“成汤伐夏”的记载，西周青铜器铭文也同样没有提到过，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无论是商王室还是周王室，对如此重要的历史时间都没有任何提及，反而是由春秋晚期的诸侯国来提及 到底「商汤伐夏」对谁更重要？ 当然是商朝（直接受益者），还有周朝（“天道轮回”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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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里，不是已经提到过“夏”？ 西周提到夏朝时，主要说一些啥内容呢？ 基本上都和「上帝、皇天上帝」有关系！ 除了西周中期（大约周共王时）铜器《墙盘》铭文云：「上帝司夏」之外， 还有目前推断为西周文献的《清华简·厚父》：「乃降之民，【建夏邦。启惟后】，帝亦弗巩启之经德，少命咎（皋）繇下为之卿事，兹咸有神，能格于上，知天之威哉，问民之若否，【惟天乃永保夏邑。在夏之哲王，廼嚴寅畏皇天上帝之命】，朝夕肆祀，不盤于康，以庶民惟政之恭，天則弗斁，【永保夏邦】。其在時后王之享国，肆祀三后，永敘在服。惟如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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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春秋晚期的孔子时代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翻译：孔子说：“夏朝的礼仪，我能讲述，但杞国却没有足以证明的资料；殷朝的礼仪，我能说一说，但宋国却不足以提供证据。如果有足够的文献资料，我就可以证明了。” （孔子提到“礼仪的沿革”，说自己可以讲述，但要证明却需要足够多的文献汗p资料，体现了孔子的严谨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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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老夫子说话很坦诚的，缺乏文献证据的事情，那都是不足为证的，只能是说一说而已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殷商人没有提及的事件，西周人也没有明说的事情，春秋晚期孔子无法证明的事情， 一旦到了战国时期，全都“豁然明白”了！ 也就是说，古籍文献对“夏朝”的说法，明显呈越晚越详细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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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历史文献记载，绝对堪称“目光炯炯” 凡是以前没看清楚的历史事件或神话传说，现在全都看明白了，连很细节的具体描述都已经冒出来了 好像所有人都顿悟了似的，何止是学说需要百家争鸣，历史和传说也得百家争鸣！ 难怪不同版本的“五帝”说法都涌现出来，上帝祖宗不嫌多，一个“黄帝”哪里够当上帝的，至少有“五个”也不嫌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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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 清华简《尹至》记载：商汤灭夏后，对于溃逃的夏人，下令“一勿遗” （赶尽杀绝） 《吕氏春秋》：“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於国西以进。” 把“商汤伐夏”描绘得那叫一个具体，好像战国人全都亲眼目睹了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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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战国时期的这些“商汤伐夏”的具体描绘，和二里头考古发掘的结果无法相对应 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一方的证据？ 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考古证据与文献记载并重。该如何实现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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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为何如此擅长“编故事”？ 这与中国的古文字发展到战国时期已经变“成熟”了，大有关系！ 1、夏朝没有文字，只有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而已 2、晚商已经有甲骨文和金文，但是古文字还不够成熟，只能用来占卜或作青铜短铭文，叙事能力很差，不可能编出什么故事来 3、西周时期古文字又有了进步，可以写出几百字的长篇青铜铭文，但也只是较短的叙事功能，充其量是一篇作文而已 4、春秋时期古文字进一步发展，史官能够用来记录上层统治阶级的言行，也可以简短地表达一些隐晦的褒贬含义（微言大义），最多是一本书的容量 5、战国时期，中国的古文字基本成熟，可以用来天马行空地把“历史神话传说、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事件”等，全都一字不差地写在书面材料上供人阅读和学习，当然也是为了争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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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是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时代！ 这意味着，当时社会上凡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士”，都有资格来书写“上古史”了，而不仅仅只是史官的责任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五帝」 到了战国时期方才有“五帝”之说，并且，还形成了几种“五帝”说 大家都想创造出一个“帝”，但又不能完全脱离历史事实 于是，“帝”的各种名称都有，结果万变不离其宗，五个“帝”全部加一块儿，也还是原来的那一个“皇天上帝”！ 把同一个上古的至上神灵，给分化成了好几个历史祖先，这种游戏很有意思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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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认为，“高祖夔-帝俊-帝喾-舜”实为同一人的分化，他本身就是商人的“上帝”始祖神——高祖夔 商代的“自然神和祖先神”都要听命于“至上神”，殷墟甲骨卜辞中的至上神为“帝、上帝”，并不称为“天” 把至上神称作“天”的用法发生在殷周之际，周初的青铜器铭文，如《大丰簋》、《大盂鼎》中，以“天”称“帝”的用法已屡屡出现。在周代，“上帝”已经被虚化成“天”的化身，故“帝”、“天”互用，是不足为怪的 在西周建立后，天帝和祖宗分离了，天帝是天帝，祖宗是祖宗（比如帝喾、帝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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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业(春秋史专家) ，认为“帝鸿疑即尧” 《世本》：“黄帝又曰帝鸿氏”。《左传 文公十八年》:“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杜预注：“帝鸿，黄帝。浑敦，驩兜”。 （《世本》，现代有学者因书中称赵王迁为“今王迁”认为此书是由战国末年的赵国人所作。成书年代约为秦始皇十一年至十九年（公元前236年—前228年），比《竹书纪年》要晚上六七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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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俊在《山海经》中是最重要历史人物，但在正史中没有记载。帝俊和颛顼的关系，是否同一人？ 直接的证据是颛顼帝葬于禺山，这座山有帝俊的竹林。另外帝俊妻子生十个太阳（十个太阳对应“太阳历法”），又说帝俊生中容。颛顼有十个儿子，其中一个也叫中容。帝俊的后代有番禺（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颛顼有一个叫禺山，又叫番禺的儿子，【所以有人以为帝俊就是颛顼】 请注意，古代中国的第一部历法《夏小正》就是“十月太阳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使用的历法《颛顼历》，是秦历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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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这五帝很有可能指的就是同一个人——商代始祖神“高祖夔”，也即黄帝！ 不管他们之间究竟是“同一个人”，或者是父亲、儿子、孙子、曾孙子的关系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皆属于【黄帝部落】，都是黄帝一系的！ 只有“黄帝”这一血脉的古人，方才有资格称“帝”的，因为“帝”字里面有一个“辛”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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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商代上帝“高祖夔”) 的故乡，应该在哪里？ ——甘肃天水，也即西北甘青“齐家文化”早期分布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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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自窜于戎狄之间”，就在上图中的陇东高原(甘肃庆阳)～～ 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也是秦国始祖“秦非子”牧马的发祥地！ 甘肃清水李崖遗址(西周秦墓) ，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秦人墓葬，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对证实秦人来源更有说服力。李崖遗址秦墓带有殷商遗风，秦人是殷遗民的一支，秦人西迁之初的文化面貌还具有浓厚的殷商文化色彩，商周王朝更迭并没有中断秦人世代沿袭的传统，基本确认了秦人与商文化的密切关联！ 秦国在周代时，被中原诸侯国称作是“秦戎”(蛮夷)，因为秦国常与西戎交战，吸收了一部分的西戎人口和戎俗 但实际上，周人也称商人为“戎殷”，也作“戎衣”(衣通殷) 《尚书·康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逸周书·世俘解》：“谒戎殷于牧野。” 《礼记·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 商人的母系祖先简狄，本就是“有娀氏”之女（商族实行的是“内婚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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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姓”是殷商王朝的贵族，并且，“嬴姓”几代皆为殷商王朝有功劳的著名忠臣，还为商朝镇守西陲。只不过后来由于周取代了商，才令蜚廉和恶来父子被周王先后所杀 即使殷商已被周人所灭，但是，东夷地区的“嬴姓”依然保持着对殷商王室的一贯忠诚表现，可以忠诚到，为了纣王之子武庚的复国之梦，东夷“嬴姓”皆叛周助力；可以忠诚到，被贬谪西迁至甘肃并已作为周附庸的秦人先祖，其墓葬形式在西周时期仍旧坚持着“循殷制”，而拒不被“周礼”所同化 这就是为什么，西北地区的“嬴姓”秦人，一直处于被西周王朝边缘化状态的原因，直到东周开国时方才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华夏诸侯国” 而东夷地区的另外一支“嬴姓”徐国，却一直不愿意真心臣服西周王室而逾制叛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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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很奇怪，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强大的楚国不称帝？西楚霸王项羽在大封诸侯之后，为何也不称帝？ ——因为楚国人既不是“黄帝”一脉的，也不是“炎帝”一脉的（鲁国人认为和楚国人不同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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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刘汉是可以称帝的，因为刘邦是战国时期秦国刘氏的后裔！ 刘向云：（刘向为汉皇室宗亲，也做过宗正） 「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 楚汉争霸，表面上是两个楚人项羽和刘邦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实际上是以汉王刘邦为代表的秦人和以西楚霸王项羽为代表的楚人之间的战争 【汉承秦制】 刘邦自称是“黑帝”，是因为秦朝崇尚黑色。而刘邦继续沿用秦始皇的“水德”(黑色)，“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 汉代蔡邕所著《独断》卷下有云：“天子常服，【汉服受之秦】”，西汉皇帝的祭服大体上延续了秦的制度，“服袀玄，戴长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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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字里面有一个“辛”，商 = “辛” + 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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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龙”的意思就是，黄帝战胜了蚩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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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 黄啻 （齐国《陈侯因齐敦》铭文：「邵缍高祖黄啻」） “ 啻、嫡”是什么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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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黄帝一脉”的主要学派：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夏邑县） 老子，春秋末期人，老聃是陈国人或宋国人 孙武（约前545年—约前470年），春秋末期人，是齐国田氏(陈国妫姓) 之后 墨子（公元前476或480年—前390或420年），墨翟是春秋末战国初的宋国人，宋国贵族目夷的后裔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约前286年），战国时期宋国人，与老子并称“老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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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最有文化底蕴的人当属殷商贵族遗民～～ 老子(老聃) 很可能也是殷人后裔，他晚年西出函谷关入秦地(甘肃陇西)，最后也死于秦，也算是叶落归根吧（《庄子·养生主》记载：“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大厦”得以建立起来，都需要经过千年时间的“文化沉淀”才能够走向真正的繁荣兴盛 不可能从一个大字不识的“蛮族”，在短时间内就快速变成了一个特别有思想的“文化人” 中国的古文字的确是由“商人”最早发明出来的，因为只有较早熟练掌握了“古文字”的殷商人，才有可能诞生出伟大的古代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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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商“以前的时代”（包括夏朝和五帝时期），何来“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可以流传下来？ 我们现代所能读到的一些古籍文献记载，其中有一部分是战国时期的古人所追记的内容，其内容不乏战国诸子的“再创作”——「历史神话+部分史实」，凭空想象的成分可不少！ 而这些“真假难辨”的、由战国古人再创作的历史内容，又被西汉的司马迁编入了《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成为了我们现代人习以为常的上古史，以为这些内容全部都是言之凿凿的“信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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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尚书》vs 《古文尚书》 《古文尚书》(亦称伪尚书)，是东晋梅颐所献的共58篇，比西汉《今文尚书》多出的26篇就是伪造部分 虽然，西汉《今文尚书》的二十八篇并不是后世人的伪作，的确是战国版的“真作” 但是，这并不代表【战国版的真作】（《今文尚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就一定都是历史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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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战国时期古人在上古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加工编造了作为虞夏时代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篇 《商书》的部分基本上是属于宋人追述的内容，又经过周代史官的编辑或战国时期的修订 《周书》大部分是周代史官的记录，记述的周代言论和事件比较近实；但也有部分的内容是春秋战国时期所追记或者修订过的 因此，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历史内容，越是远古时代越不靠谱，越靠近周代则越靠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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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靠谱的文本记载则是殷墟甲骨卜辞，考古出土的殷墟甲骨卜辞则是很可信的（商王辛是“信”的本字）；并且，西周金文也是可以相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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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西邑) 的可靠文本记载，在殷墟甲骨卜辞里仅仅只是只是被当作“祖先神”来祭祀的一个受祭对象，别无其它更多的内容； 在西周金文里，也只是提到「夏」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已，内容也比较简单的，并没有关于夏朝的更多细节出现； 到了春秋时期，方才出现了“成汤伐夏”之类的话题，但征伐战争的具体过程也没有详细地说出； 到了战国时期，与“夏”有关系的各种详细内容都开始纷呈地登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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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诸子最擅长的文学“再创作”——「历史神话+部分史实」 “大禹和夏朝”的结合，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说了半天的“夏朝”，现在终于该轮到“大禹”的神话传说正式登场了～～ 「禹」和「夏」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两者应该没有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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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疑禹”而不“疑夏” 顾颉刚虽不怀疑夏朝的存在，但却否认夏朝的建立者禹作为现实的人王的存在，更否认禹治洪水等与夏朝建立有关史事的真实性。在顾颉刚的笔下，禹仅仅是一位天神，他的治水也是神话，并且这个神话也只是后人杜撰出来的 他说：禹的治水，本是古代一个极盛行的传说，在这传说里，极富于神话的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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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代人早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那就是，【大禹 = 夏朝】 只要提及“夏朝”，就必须提到“大禹”，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可真是如此的吗？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殷商人和西周人的表现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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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墟甲骨卜辞里，提到了“大禹和大禹治水”了吗？ 当然没有！ 大禹和大禹治水，在殷商人的眼里是毫无存在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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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西周的金文提到了“大禹治水”了吗？ 还真提到了，最早的年代是【西周中期】 西周中期铜器(非考古出土)《遂公盨》铭文：“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大禹”事迹的古文本材料～～ 另外，西周中期的青铜器(考古出土)《墙盘》铭文：“上帝司夏” 但这两个青铜器并不同源，各有来源，也各说各的，一个说“大禹治水”，一个说“上帝司夏” ——很显然，一直到西周中期时，「禹」和「夏」之间并没有产生关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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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目前推断为西周文献的《清华简·厚父》(竹简有残) 也提到了“禹”和“夏”: 「王若曰：“厚父！遹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惟后】，帝亦弗巩启之经德，少命咎（皋）繇下为之卿事，兹咸有神，能格于上，知天之威哉，问民之若否，【惟天乃永保夏邑。在夏之哲王，廼嚴寅畏皇天上帝之命】，朝夕肆祀，不盤于康，以庶民惟政之恭，天則弗斁，【永保夏邦】。其在時后王之享国，肆祀三后，永敘在服。惟如台？」 竹简残缺的那部分内容，大致等同于《遂公盨》铭文：“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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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在《清华简·厚父》中，“大禹和夏朝”同时出现了，似乎应该印证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但是，如果仔细地阅读竹简内容，便会发现：这里虽然同时出现了「禹」和「夏」，但是，是上帝命「禹治水」，也是上帝「建夏邦、启惟后」 ——既没有看到上帝“命大禹为夏后”，也没有看到“大禹和夏启之间”是父子关系 故而，「禹」和「夏」之间依然没有产生【直接的关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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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还坚持认为，只要同时出现了「禹」和「夏」，“禹和夏”之间就必定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诗经·商颂·长发》：这是一首歌颂殷商发迹及成汤治国的史诗 「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 ——从上面这部分关于商朝建立的史诗来看，也同时提到了“大禹治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以及「帝立子生商」这两个内容 但这并不意味着「禹」和「商」之间产生了【直接的关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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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疑禹”不“疑夏”，当然也有反对派，比如王国维先生，他在《古史新证》里反对否认尧舜禹，并举了【春秋时代】秦国的秦公簋和齐国的叔夷镈钟铭文，说里面都同时谈到了【大禹和夏】 然而，同时谈到“大禹和夏”，就意味着两者之间一定存在着必然的“关联性”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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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春秋时期】铜器铭文中提到了“禹”或“夏” 甘肃天水出土于春秋中期的秦国秦公簋的铭文：“【鼏宅禹迹】”、“【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夏】” 山东临淄出土春秋晚期的齐国叔夷钟（齐灵公时铜器）：“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翦伐夏祀】。败厥灵师，伊小臣唯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 湖北随州出土春秋时期南方的曾国芈加编钟：“伯括受命，【帥禹之绪】，有此南洍”。 ——“帅禹之绪”的意思是遵循大禹的功业 《诗经·商颂· 殷武》：“【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適，稼穑匪解。” 可见，春秋时期中原之外的西方、东方和南方都强烈地认同“大禹”（神话传说） 同样是作于春秋时代的《商颂》，说明商王族子孙认为成汤在禹活动的地方营建了都城，结合春秋时期铜器中对“禹迹”的尊崇现象，可知周朝都把“禹迹”是作为“神圣空间”（神话传说）看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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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都把“禹迹”是作为“神圣空间”（神话传说）来看待，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周代歌颂「大禹治水的功绩」，已经成为了周代行文的一种套路话！ 而这种套路话可以用在除“夏”以外的其它场合，“大禹”并没有和“夏”之间成为【唯一关联性】 那么，我们凭什么就认定，“大禹和夏”之间形成了固定的捆绑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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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年代已经晚至【春秋时期】了，“大禹和夏朝”之间依然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关联性！ 这个年代已经比较晚了，「商汤伐夏」的说法起码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可“大禹和夏朝”之间的关系依然不明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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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下面是“战国时期”开始登场了～～ 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文学创作高峰时代，多么富有“创造性”特点的一个时代啊 正是在这个“思想自由”的特殊时代里，「大禹和夏朝」终于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捆绑式关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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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实际成书年代是【战国时期至西汉初期】文献记载里，我们的确是看到了不少关于“夏朝”，以及“大禹和夏”有关系的内容 比如，《左传》《国语》《竹书纪年》《世本》《尚书·禹贡》等典籍记载 当然，最重要的莫过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里的记载！ 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 》中所记载的商代世系，与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所得到的商代世系基本上相近。由此而推断，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中所记载的夏代世系，也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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