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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四川“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消失之谜～～～～～[第4页] |
| 作者:gtfz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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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国家(方国) 其实大多都是“部落国家”，和现代意义的“地缘国家”含义并不完全一样 我们不能用现代意义的国家概念去解读先秦时期的国家(方国)，【先秦时期的国家(方国)，基本上都是由“血缘亲属关系”结构起来的氏族部落】 「方国联盟」是指古代的“方国与方国的联合体”，亦可称作是“部族联盟制”，也就是“家族联盟制”，商王朝就是最大的“盟主”（可当作“商方”） 比如，殷墟墓地的特征为“聚族而葬”；殷墟都邑内的居民点，也是以【家族】为单位散布其间。这说明商朝人不仅“聚族而居，而且聚族而葬”。同一墓地的墓主人是【本族平民】，并无成批的奴隶。过去半个世纪考古工作者没有提供商王朝存在众多奴隶从事社会生产的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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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商朝是“奴隶社会”，我们不能把商代王公贵族的“家奴”（仆人），来当成是“生产性奴隶”，家奴在历朝历代都有 我们也不能把“人祭”当成是商王朝使用了大量的“奴隶”来当成“人牲”献祭，因为现代的“锶同位素检测”技术已经可以从技术上来回答一个问题： 商王朝用于祭祀的人祭到底是“奴隶还是战俘”？ 专家先后去了古羌人活跃的区域，在甘肃青海一代的“寺洼文化”和“卡约文化”遗址的墓葬内取出人骨标本，经过锶同位素检测后发现，这些人骨的指标竟然和殷墟祭祀坑内的人祭人骨指标高度一致，于是基本可以断定，【殷墟内的“人祭“来源，主要是对西部方国征伐中获取的羌人战俘而非奴隶，一般是被虏来后随即杀掉，如果当上一两年奴隶，锶同位素的比值就会有变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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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际根和他的团队利用同位素分析技术比较发现，祭祀坑人骨牙齿和肢骨的锶、氧、氮同位素水平，与埋葬在安阳的商朝人“家族墓地”中墓主人的明显不同。这一结果显示，杀殉的死者与居住在都邑的商朝本族有区别，应该是商朝人从都邑以外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抓来的俘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的羌人（工口方、土方和羌方等）。这一结论对商王朝是奴隶社会的观点构成了挑战！ 唐际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商王朝）“进入了成熟国王阶段，有着发达的等级制度却仍然以【族氏】为社会基本单元，这是考古提示出来的商王朝的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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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本族人民，都是“聚族而居、据族而葬”的。所以，商朝的社会基本上是由很多的“氏族单位”组成的。他们就是商王朝的主体构成人群--平民百姓 在殷墟甲骨文里，头上顶了个大眼睛的“民”字，就是指商朝社会里的主体人群“平民百姓”，而并不是指“生产奴隶”。这些平民族人其实和商王族也存在着或近或远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商代的平民百姓并没有”被刺瞎一只眼睛”而全体残疾化，否则还如何从事日常生产和响应商王的要求出兵打仗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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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在商王朝的社会结构里，位于最上层的是商王，次一级的就是各个部族的族长(诸侯)，最后一级的就是各部族的族民(平民)，但并不存在大量的“生产奴隶”（但有家奴僕人和少部分的生产奴隶存在） 各个部族的“族长(诸侯) ”要对商王履行军事应召义务： 当商王需要时，派兵协助或者替商王去征战；还要定期对商王进行朝拜和缴纳贡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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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依靠“族”对国家进行管理，商代管理形式最显著的特点是与“宗族”的紧密结合，主要职官往往是各族的“族长”】 说到底，商周朝都是贵族社会，贵族社会的贵族最看重“军事权力”，我们现在所说的「族」其甲骨文的造字本义就是「军队」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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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尹”二字的甲骨文的造字本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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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是古代的官名，治事之职官称尹，“尹者，治事也” “尹”的甲骨文造字本义，【手执权杖】。“君”字从尹，意思是手持权杖，发号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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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国人谁能想得到，“君王”和“谦谦君子”的君字，其造字本义居然和西来的文化元素【“权杖”】大有关系 权杖，并非“大一统”之后的中国封建历朝历代的帝王们所器重之物，然而谁能想得到，“权杖”曾经在先秦时期并非罕见之物 甚至，“权杖”都被造进了中国的古汉字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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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权杖”，我们不由得想起来，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1号坑，曾经出土了一根【金权杖】，它全体长143cm，直径3.3cm，重达463克，外面镶金，中间包裹木杖，在金杖的一端，有着长46cm的图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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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三星堆“金权杖”上的纹饰图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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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这三个图案，是什么内容？ ——鱼、鸟、戴着“太阳光芒四射王冠”的人 那么这三个图案，又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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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第三个，头戴“象征太阳光芒四射”的王冠（太阳神崇拜） 金权杖+王冠 = 【西来文化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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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汉“三星堆文化”里，应该出现了【中亚雅利安人】（印度-伊朗语印欧人） ——黄金文化和“太阳神”崇拜，是“古雅利安人”的典型文化特征！ 「黄金与青铜」共舞的欧亚草原现象 由于“金矿”在自然界经常与铜矿、铁矿共生，因此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是始于“红铜时代”的，随后，即出现了金灿灿的【“黄金与青铜”共舞】的欧亚草原文化的繁荣局面！ 中亚古雅利安人热爱「黄金」到什么程度呢？ ———黄金，几乎就是“古雅利安人”的典型文化标志！“金灿灿”，代表着古雅利安人对“太阳神”的崇拜！ 在欧亚草原地区的史前考古遗址里，要么出土了5700多件金器（斯基泰黄金大墓），要么就是出土了2万件的金器（阿富汗“黄金之丘”），金器数量多得令人惊叹啊～～ 而四川“三星堆文明”总共出土了多少金器呢？ 广汉“三星堆文化”的1号祭祀坑出土金器4件；2号祭祀坑出土金器61件；另外，其它六个新发掘的器物坑中的金器总数尚未统计进来 成都“金沙文化”遗址祭祀区共出金器56件 「三星堆文明」 = 广汉“三星堆文化” + 成都“金沙文化” “三星堆文明”的出土金器全部加一块儿，也就最多百来件而已～～ 和欧亚大草原上“古雅利安人”的史前遗址相比，「金器」数量还是差远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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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比一下“中原华夏文明”就看得更清楚了，商周人皆不怎么喜欢金器，不仅商代出土的与黄金有关系的，仅仅只是很少量的“金箔片”而已；周代在中原地区出土的金器也同样不多见 ———“金箔片”，大概是为了装饰青铜兵器的手柄吧，这其实也是「中亚青铜/黄金文化」的一种比较常见武器装饰现象，甚至在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里都见得到呢 「黄金文化」在中国的真正兴起，在秦代（包括秦国）是受到了萨彦-阿尔泰地区“游牧文化”的影响，在汉代是与“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关系，在唐代则是受到了“波斯文化”的显著影响 自秦汉起，「黄金文化」方才在中原王朝开始逐渐增多（不过汉代也常把黄铜误当成黄金的，真正的黄金并没有文献记载的那么多）。到了唐代，由于深受波斯金银器文化西来传播的影响，唐代的金银器文化真正繁荣起来了，这倒是真正的“金银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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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夏商周时期【金耳环】分布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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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亚“古雅利安人”的来源 大约距今5000多年前的时候，居住在欧亚大草原上的“印欧人”部落共同体由于人口増长和草原气候干旱的压力，开始沿着欧亚大草原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作大迁徙。一批印欧人向西进入到欧洲大陆腹地，并成为了日后的斯拉夫人、凯尔特人、拉丁人、日耳曼人等西方民族的先詛；而另一批印欧人则向南、向东迁移，成为了【印度一伊朗雅利安人】的共同詛先 “古雅利安人”，经常指的就是这些“印度-伊朗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Aryan）源于梵语的Arya，意思是“高贵、尊贵的人” 伊朗(Iran)，源于雅利安人(Aryan) “印度一伊朗雅利安人”在距今4000年前的时候再度出现分化，一部分人迁入印度次大陆，征服了当地的南亚土著人种之后，成为说梵语的“印度雅利安人”（北部印度和阿富汗）；而其他雅利安人则属于操东伊朗语的不同分支，被统称为“伊朗雅利安人”（伊朗东部和中亚） 欧亚草原上青铜时代的“畜牧民族“和铁器时代的“游牧民族”，其实具有「同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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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雅利安人”(印欧人R1a)最明显的文化特点有两个 一是，金灿灿的「金器和青铜器」共舞；二是，写实性的雕塑艺术风格 古希腊文明（迈锡尼文明）的艺术风格，其实，也就是迁徙到希腊半岛的印欧人(R1a)的艺术风格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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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雅利安人”，指的就是下图中的 R1a 印欧人分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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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欧人”的地理扩张能力这么强，为何没有大批量迁徙进入到“东亚腹地”呢？ ——当然是被「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的【古羌人】给阻挡住了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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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知道是这个原因吗？ 他们当然知道啦～～～ 英国艺术史学者和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爵士，正是在童恩正教授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特殊的的人文地理学概念，她称之为美丽的“中国弧”。她认为，古代中国的版图可以从自然和文化的角度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东南的中原地带；二是西北方的草原地带；三是在这两个气候、经济、文化颇为不同的地理区域中间的那个弯弯的、像半月形的区域，就是“中国弧”。 罗森教授认为，在“中国弧”的西侧，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步伐，和整个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同步；在“中国弧”的东侧，古代中国则是另一种独特的面貌，与欧亚草原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而正是这个美丽的“中国弧”，成为东西方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中国弧”是理解欧亚历史长时段效应的一把钥匙，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更有学者指出，【半月形文化带的形成显然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出现有很大关系】。可以说，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和“中国弧”，就是我们从欧亚大陆文明史的视角解读早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考古学观察到的现象是，西来的权杖文化和中原地区以鼎、爵为代表的礼器文化都见于半月形地带或“中国弧”区域，但权杖基本没能进入这一地带所圈围的东亚大陆腹心地区，而鼎、爵等中原王朝文明的礼器，则没能突破这个半月形地带或“中国弧”。【而既出现了金质权杖，又有中原风格的礼容器出土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恰好就位于这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或“中国弧”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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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已经大体诠释了广汉“三星堆金权杖”上的第三个纹饰图案所表达的含义，与“中亚古雅利安人”的西来文化元素大有关系； 那么，前两个纹饰图案又和谁有关系呢？当然是“甘青古羌人”啦～～ 西方学者其实没有判断错，位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的“三星堆文明”的确是【东西方文化合璧】的青铜/黄金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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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三星堆研究者，每当看到了广汉三星堆文化里的“鱼图案”，第一反应就是“ 鱼凫”！ 这种立马的反应对吗？ 初看貌似正确，但其实未必正确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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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献有记载， 《华阳国志·蜀志》：“【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 这两条文献记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蚕纵始称王的“古蜀国”，指的应该是和“周代”相对应的成都“金沙文化”，而不会是年代更早的广汉“三星堆文化”（和夏商时代相对应） “古蜀国”总共经历了五个更替的朝代： 蚕丛(古羌人)、柏灌(古羌人)、鱼凫(巴人)、杜宇(古羌人）、开明(巴人） 其中的“鱼凫”（巴人的朝代）并非是”始称王”蚕纵(用石棺墓的古羌人）的后代，只不过是朝代出现的时间排在了柏濩的“后者”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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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金权杖的“一号坑”，其掩埋的年代约为【商代中期晚段（殷墟一期）】，在时间上要早于周代。尽管在广汉三星堆文化的晚期，巴人的“尖底盏”陶器已经开始少量的出现于广汉三星堆的遗址里，但是，这并不代表三星堆金权杖上的“鱼图案”的含义，指的就是后来的古蜀国“鱼凫”（巴人的朝代） 因此，广汉“三星堆一号坑”金权杖上的【鱼图案】，有可能仍然是指广汉“三星堆人”（甘青古羌人）自身的文化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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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实在看不清“广汉三星堆文化”的情形到底如何，那就去考察一下中原“商文化”的文化特点，他们兄弟之间经常会存在着文化元素上的某些“同源性”的相似性 比如，商人尚“鸟”图腾，《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广汉“三星堆人”也同样非常的热爱“鸟”，广汉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青铜鸟种类繁多，数以百计！ 那么，“鱼”图案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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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殷墟妇好墓的出土情况 妇好墓中的“玉制动物”，种类极多有几十种，以“扁片状”动物玉雕居多，堪称一座“动物园”，比如玉鱼、玉鸟、玉鹦鹉、玉蝉、玉虎、玉象、玉马、玉犬、玉羊首、玉牛首、玉鹿等等。 【鸟族和鱼族，在妇好“动物园”中占有最大的比例】，发现最多的是“玉鱼”，仅妇好墓就出土75件如此之多的小玉鱼；“鸟类”也是扁片状玉雕动物中的常见形象，玉鸟眼形殷墟早期多见“臣”字眼，晚期则多见圈状圆眼，鸟类身躯则用变形“云纹”（绵羊弯角几何化） 片状玉雕“鱼与鸟”的尾部，还常被延长并在末端琢磨出斜刃，这种将鱼、鸟等动物作为柄部的“玉刻刀”，是商代独有的器形。令人吃惊的是，【妇好墓共藏有玉制工具74件】，这包括斧、凿、锛、镰、锯、锥以及大量各式的小刻刀，都是仿照商代青铜刻刀的造型而制作 另外，商代也有“圆雕”写实性动物，比如妇好墓一件圆雕玉虎，作匍匐行进状，张口露齿，“臣”字眼，腹部饰双勾“卷云纹”（绵羊弯角几何化）。虎，也是“长江流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上更常见得到的南方文化元素！ 我们在“殷商文字”的造字法里，经常可以看到商族很热爱“辛”字(锥凿工具) 、“臣”字眼睛、“云纹”(绵羊弯角几何化)等一些造字文化元素，和殷墟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文化元素是完全相对应的，这就是“商族”的典型文化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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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族”对于臣字眼睛、卷云纹(绵羊弯角纹)、锥凿青铜工具（辛）的由衷热爱，其实，都是来自于西北甘青的“齐家文化”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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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包括有的特殊造型的“鸟”形象，无论是中原殷墟“商族”还是四川广汉“三星堆人”，两者皆可以从西北甘青“齐家文化”找到源头，比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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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特殊器型的“玉器”，比如，【凹刃玉凿】（最近广汉三星堆又新出土了一件，器型类似于“鞋拔子”），在其它的考古学文化里都不太见得到的、具有很鲜明特色的器物，也能在甘青“齐家文化”找到源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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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异型玉璧（或玉瑗）”也同样造型很独特，在其它考古学文化里都不太见得到的，仍然能够在西北甘青“齐家文化”找到源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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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用说，在“齐家文化”的玉器里，有多种兽首琮和兽首琮形器、【纵目人面琮】、竹节纹琮、弦纹琮等都是自己特有的东西，而将“纵目人面琮”上之纵目，看作是三星堆纵目人面形器的早期形制也未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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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们发现，在殷墟妇好墓里有大量的西北“齐家文化”玉器出现，为什么远在甘肃的齐家玉器，会如此大规模地流入商人之手？ ——因为研究者们完全想不到，中原“商族”原本就是来自于西北甘青的“齐家文化”，西北甘青地区很可能就是商族的始祖神“高祖夔”的发源地，年代明显要早于“王亥、上甲微” 而且，商王室用玉以新疆和田玉为主体，而甘青“齐家文化”玉器正是最早使用“新疆和田玉“的先行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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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中原“商文明”，四川“三星堆文明”，两者都热爱西北甘青的【弯角绵羊+眼睛】的古羌人图案 就连“长江流域青铜器”，也同样热爱西北古羌人的典型纹饰图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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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就连湖南出土的青铜大象的身躯上，都布满了西北古羌人的“绵羊弯角纹饰”，也同样长着“臣”字眼睛！ 怎么和中原“商族”，四川“广汉三星堆人”，有着几乎相同的审美观念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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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西北地区的“秦国”文化，大家可都见识过吗？ 当然也有西北古羌人的“绵羊弯角纹饰”，不仅同样长着“臣”字眼睛，还有“菱形眼型”（主要流行于石峁古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三星堆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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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这些纹饰图案的“相性性”，考古学家们看到了吗? 当然都看到了嘛，该如何解释呢？ 这还不容易啊，不劳专家们费心费力来解答，全国人民都可以立马给出“两个字”的、异乎寻常的响亮回答： ——“山寨”呗！这有何难？ 我们全国人民都很擅长做这个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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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不就是“抄袭”吗？ 说得太对了，当然也太直白了点！ 还是用改用“山寨”这个词，听起来感觉要好一些吧 是不是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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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几十年前，中国为了追赶上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山寨”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生活中很熟悉的一种模仿行为 这种“山寨”思维，都已经蔓延到了中国的考古学方面的研究～～ 我们几乎打心底里认为，这世界上一切的事物皆可“山寨”，无论古今 可有一样东西，其实我们是不能够“山寨”，那就是一个民族的【族群标志】图案！ 我们想到过这个问题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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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一个比方吧 “龙”是中国人的族群标志（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鹰”是美国人的族群标志 如果美国人觉得中国的“龙”图案挺酷的，然后，在美国人参加奥运会的运动衣上印上了很酷的“龙”的图案来参加比赛 美国人的这种图案“山寨”行为，中国人可以接受吗? 我们当然不会接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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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年代为距今5300-4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南方考古学文化 “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在这些良渚玉器上（尤其是玉琮），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两种繁复细致的纹饰图案，这些纹饰图案其实就是古代良渚人群的“族群标识”！ 考古专家们把它们分别命名为“神人兽面纹”和“兽面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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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神人”？ ——就是古代的良渚人群，其穿着打扮具有很典型的南方“百越族”的文化传统 现代遗传生物技术对于良渚古人的Y-DNA检测结果，已经很明确告诉我们，四五千年前的良渚人群就是古代南方地区的“百越民族”，他们的现代近亲人群包括了台湾的高山族、印尼土著人等众多的南方百越族群的后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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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一下，现代的印尼达雅克人和台湾的高山族着“百越民族”传统服饰的表演，其打扮是不是仍然很像四五千年前的良渚玉器上的“神人”打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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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两张图，当然是现代人着“表演服饰”而已，颜色是如此的鲜艳呢 那么，如果再来看一下黑白照片，就能够更加真实地感受到南方地区（包括东南亚等地）的“百越民族”的传统服饰风格，以及百越民族的文化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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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这张更为真实的南方“百越民族”的照片上，我们看到了什么？ 竟然看到了四五千年前“良渚玉器”上的【神人和兽面纹】 这不就是“活生生”的古代良渚人的穿着打扮嘛 哪里是什么“神人”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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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贴几张照片，大家可以更仔细地对比看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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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一张印尼达雅克人的“兽面具”照片，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南方动物，我们可以分辨得出来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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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良渚玉器上的“兽面纹”和印尼达雅克人的“兽面具”，应该表达的是同一种动物（长着四颗长獠牙），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南方动物】呢？ 楼主真的是不能够确定。不知道大家有看出来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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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南方地区长着“獠牙”的常见凶猛动物，要么是野猪，要么是老虎 但绝不可能是北方地区的外来驯化动物牛和羊，因为牛和羊并无“四颗长獠牙”！ 那么，良渚玉器上的“兽面纹”所描绘的动物，到底是野猪还是老虎呢？或者，两者皆不是也有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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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个问题呢? 因为国内的专家学者们一直说，商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饕餮纹）作为器物装饰图案，最早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 专家学者们将浙江反山、瑶山等良渚文化考古发掘的玉琮、玉梳上“兽面纹”的形象，与商代青铜器“饕餮纹”进行对比，从兽面的形态、兽角、兽眼、兽口等部位及辅助纹饰等8个方面展开分析，认为良渚玉器“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饕餮纹”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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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将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兽面纹），与良渚玉器上的“兽面纹”，对比看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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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与良渚玉器上的“兽面纹”，两者真的是在描绘【同一种动物】吗？ 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吗？当然 因为这个判断结论将决定了，商代青铜器上的“族群图案”，是否【山寨】了良渚玉器上的“族群图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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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考古学术界始终有一种主流观点，那就是： 良渚玉器上出现的“兽面纹”形象，似乎是在商周的青铜器上复活了呢 商代青铜器上的“ 饕餮纹”，也可以称作“兽面纹”，和良渚玉器上的“兽面纹”命名，丝毫不差！ 似乎只有这样的“相同”命名，方才可以解读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与中原“商文化”之间的传承体系关系； 似乎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只有搭上了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这个顺风车，才能一路驶向了“距今五千年前”的悠久文明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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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良渚文明”？ 从考古学的角度而言，凡是不能同时满足【“城市+文字+青铜器”】等几个标准，是无法进入“文明社会”的 “良渚文化遗址”，的确是有着众多的文物遗址： 比如“宫城-内城-外郭”，是东亚地区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也是有已知的最早大型水利工程，还有世界上最早拦洪水坝系统 所有着一切好像已经宣告了，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可以迈进【古文明】的更高一级的门槛了！ 只可惜的是，“良渚文化”并没有“真正的文字”（不是指陶文刻符），也没有“青铜器” 它依然徘徊在「石器石代」，而【古文明】指的是「青铜时代」 ——意思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武器水平，要大幅地向上跃上一个大台阶，从而进入到【金属时代】，这才是真正的“青铜文明”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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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商文明”，一个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青铜文明」 难道真的“抄袭”了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人群的【族群标识】吗？ 为了能实现我们心中的“五千年梦想”，我们只能让商代青铜器的“族群标识”，和良渚玉器上的“族群标识”，取得一种性（拥有相同的命名） 换谁看到了都会不由得感觉到，“商文化”和“良渚文化”必然是一脉相承、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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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就想问一个问题： 一个古代人群的【族群标识】图案，其他的族群真的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抄袭和山寨」的纯装饰性图案吗？ 真的可以这样做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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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有网友再一次提及到了“农耕文明与历法”的关联性，并认为，以【青铜】作为文明的依据是不恰当的 问题就在于，中国上古时代的“天文历法”和【二十四节气】（与农耕文明直接相关），到底是由谁发明出来的呢？ 究竟是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夏人”？抑或是，长江流域地区的农耕民族“良渚人”？ 都不是，并不是他们呢～～～ 只怕所有人都想不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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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是探索“华夏文明”的来源贡献，中原地区的“夏朝”和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几乎都快要成为【首要功臣】！ 中原“华夏文明”的天文历法，难道是来源于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 ——从来没有听说过！ “商人”所用的甲骨文字，会不会是“夏人”最先发明出来的？ ——从来没有见到过“夏人“有任何的文字！（包括“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陶文刻符也都是“商王族”的） 我们中间有某一些国人，可以把完全子虚乌有的「凭空想象」，说得都跟真的一样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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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知最早的一部历法是《夏小正》，见于西汉戴德编纂的《大戴礼》一书。 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篇也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 可见，《夏小正》在戴德之前已有流传，戴德只是做了些撰集整理工作 《夏小正》分为“经”和解释经的“传”两个部分，“传”为后人所作，经文仅四百多字。传本《夏小正》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按顺序记载了每个月的物候、天象，以及与田猎农事有关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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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被称作是《“夏”小正》，这会让几乎所有的人立马想到了中原“夏朝”，夏纪年大约是始于距今4000年前 《夏小正》记载了夏初时期（距今大约4000年前）的大量物候现象和农事活动，为中国现知最早的农事书。比如： 正月“农率均田”(农人领取进行耕种的均田)、“农纬厥耒”(整理农具耒耜)、“见韭”(韭菜生长)；二月“【玄鸟】来降”(燕子飞来)、“昆【蚩】抵蚳”(昆虫和蛇出动）、往耰黍，禅“（去耕种黍田，穿单衣即可）、【祭鲔】”(鲔为洄游之鱼，每年捕获之前先祭)；三月“始蚕”、祈“【麦实】”；四月“见杏”；五月“【种黍、菽(大豆)、糜(麻)】”、“颁马”；六月“煮桃”(桃成熟)；七月“灌荼”(荼指茅、芦之类的白花)；八月“剥瓜”、“剥枣”、“【粟零】”(粟裂开脱落)；九月“荣鞠,【树麦】”(菊花开时种麦）、“王始【裘】”(王开始穿皮衣)；十月“【祭兽】”等，书中不但记述种植业，还记有【畜牧】、渔业、蚕桑、副业生产等一系列农事 《夏小正》记载了大量的农事活动，但是，其中的农事活动居然“无稻作”！ ——显然这不太符合中原“夏朝”的饮食文化习惯，因为中原“二里头夏都邑”的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二里头遗址共发掘出土了五种谷物，其中“稻米”占出土五谷总量的三分之一，这说明“稻米”应该是“夏人”的主食之一 可为何在《夏小正》一书里，偏偏就没有关于“种植稻米”的农事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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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一直被认定是【夏朝的“历法”】的《夏小正》，反倒是记载了种植西来的农作物“麦”，以及北方地区的旱作植物“黍粟“ 《夏小正》在二月和五月都提到了“种黍”之农事，说明黍在当时的粮食作物中是【占头筹】的。“黍和稷(粟)”为同一类作物，黏性的叫黍，不黏的称稷(粟)。在商代甲骨文中“黍”字出现300多次，“稷”字出现40次；周代《诗经》中提到谷物最多的也是“黍和稷”，分别达到28次和10次。由此可知，“黍和稷”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在《夏小正》里，五月“【种黍、菽(大豆)、糜(麻)】。商周时期的“五谷”也是指「麻、黍、稷、麦、豆」这五种北方农作物，而不包括南方稻米 明朝农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亦说：“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遗稻者】, 以著书圣贤起自西北也。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 ——意思是，上古时代华夏族的“五谷”唯独不包括稻米，因为有史书可载的华夏先贤起源于西北黄河上游地区，那里不种稻米！ 并且，《夏小正》里还提到了“颁马”和“王始裘”。《周礼·夏官·校人》：“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礼记·月令》里说立冬之际，“是月也，天子始裘” 这令《夏小正》看起来更像是，拥有“麦黍粟”北方纯旱作农业和“养马”畜牧业的、古西北人群来源的【商周人】的一部上古历法！ 这就是说，《夏小正》这部中国最早的历法，虽然被后人冠名以了“夏朝”名，却与“以稻米为主食”的中原“夏人”无关！ 反倒是与“无稻作、有畜牧业”的【商周人】关系更大！ 谁能想得到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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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陈久金等人对《夏小正》和【彝族的十月太阳历】作对比研究，他指出：《夏小正》星象本原是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而今传本《夏小正》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这是整理《夏小正》文字的后人误分所致，其中的十一、十二月都没有星象，物候的文字也少，这本是从十月中分出来的 《夏小正》有星象记载的月份只有1—10月，11月和12月没有星象记载。《夏小正》五月“时有养日（白昼最长之日，即夏至日）”，十月“时有养夜（黑夜最长之日，即冬至日）”；从夏至到冬至只间隔有五个月。那么，从冬至到夏至也应该是五个月。合起来，【一年则是十个月】 这就是说，本来的《夏小正》应是【商周时期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类似于“彝族的十月太阳历”，一个月分为三十六天，剩余的几天放在年终，作为“过年日”，不计在月内 古彝族，原本就是“姬姓犬戎”的后裔之一；亦是四川“三星堆文明”的第二阶段——成都“金沙文化”的直系后裔～～ 陈久金还认为，《管子·幼官图》中的五方星、十图、三十节气，也是古所遗存之十月。《易经》的卦爻象数文辞系统，一概源出此“十月太阳历”！ （陈久金先生就是当年《彝族天文学史》的作者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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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诗经·幽风·七月》用的就是这种“十月太阳历”的历法：诗中月份至“十”而止，诗中的“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就是十月后的岁终，也就是“过年日”。诗中还提到了“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这就是周人的“五谷”(无稻米) ！ 此诗反映了姬周族被“犬戎”赶下岐山（并定居于周原）之前的早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情况 ——姬周族的先祖“不窋居北豳”（今甘肃省庆城县、宁县）,「自窜于戎狄之间」。豳，是“邠”的本字，本义为持杖焚林驱捕野猪之意。由于同宗同族的“犬戎”部族经常地骚拢“姬周”部族，公刘遂只好带领姬周族人“由北豳迁豳地”（豳地，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 又比如，《管子·幼官图》中的五方、十图、三十节气等，就是这种“十月太阳历”的遗存，即东方本图表示一月，副图表示二月，南方本图表示三月，副图表示四月，西方本图表示五月，副图表示六月，北方本图表示七月，副图表示八月，中方本图表示九月，副图表示十月 五方十图为十个月，太阳“运行”(视运动)十个月，即完成了一周的运动；季节往返一次，即代表一年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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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夏小正》的天象、物候等与【彝族的“十月太阳历”】一致，用一年十个月的太阳历解释《夏小正》经文，则前人所无法解决的矛盾全部迎刃而解，加上经文中“养日”、“养夜”的一系列记载，证实《夏小正》反映的不是一年为十二个月的阴阳历，即采用的不是现行的农历，【而是一年为十个月的太阳历】。因此，对《夏小正》需要重新研究，重新评价 【彝族十月太阳历】是一部相当精湛的古代天文历法，他们把一年等分为五季十个月，每季度两个月，用土、铜、水、木、火五种要素分别配以公母来表示，如一月土公月、二月土母月、三月铜公月等。每个月三十六天，用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十二生肖来轮回记日。一年合计360天，余下的5-6天为过年日。它精确地计算出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周的时间为365. 25天，一年的季节准确到一天不差。与【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精湛程度相比，大概仅仅只有玛雅人的天文历法要更为精确一些，到什么程度呢？玛雅人测算的地球年为365.2420天，而现代人测算为365.2422天，误差仅0.0002天 在中国古代，36及其倍数72是两个使用率相当高的神秘数字。例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三十六行(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七十二变；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水浒传》108个英雄中三十六位是"天罡星"等等，都能够在上古时代的“十月太阳历”中得到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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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太阳历”（《夏小正》）应该是在距今大约4000-3500年前左右的“夏代”，就已经出现了的上古时代“太阳历法”（与太阳有关系，与月亮没关系） 但是，“十月太阳历”与中原稻作农耕人群“夏人”并无任何的关联性，反而是与西北地区的“黍粟”古羌系农牧人群大有关系，这的确是很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从理论上讲，“二十四节气”的确应该是「农耕文明」的产物。然而，与历法相关的“四季和节气”概念（与农时和物候大有关系），应该是比较后来才逐渐增加的，并非从一开始就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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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很可能最初使用的就是“十月太阳历”（本来的《夏小正》），也即，原本的《夏小正》是类似于“彝族的十月太阳历”，一年分为“十个月”，一个月分为三十六天，剩余的几天放在年终，作为“过年日”，不计在月内 【“夏季”的概念很可能在殷商时期还尚未出现，在商代仅有“春、秋”两季的概念而已】 这是因为，“十月太阳历”的《夏小正》，五月“时有养日（白昼最长之日，即夏至日）”，十月“时有养夜（黑夜最长之日，即冬至日）”。从夏至到冬至只间隔有五个月；那么，从冬至到夏至也应该是五个月。合起来，一年则正好是十个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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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这种“春秋”两季的季节概念（源于“十月太阳历”的《夏小正》），一直延续到西周前期。所以，那个时候说到“春秋”，就代表一年（后来，“春秋”也被用来表示“历史”） 故而，商人从没有称呼过夏朝人为“夏人”，因为在殷商时期，还没有出现“夏季”的概念呢，更没有“四季”交替和“二十四节气”的概念出现！ 商代仅有“春、秋”两季的概念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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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骨卜辞看，殷商时期的确是只有两季——“春”和“秋” “秋”很可能是每年的开始，即“岁首”，包括后来的秋、冬两季；“春”则包含春、夏两季 这种季节概念，一直延续到西周前期。所以，那个时候说到“春秋”，就代表一年。后来，“春秋”也被用来表示“历史” 商人在晚商之前，使用的应该就是“十月太阳历”（西北古羌人的古老历法，仅有“春、秋”两季的概念，每季五个月）。但是，到了晚商时期（殷墟甲骨卜辞时期），开始出现了“十二月阴阳历”和“六十甲子纪日法” 只不过，晚商人置闰调整“阴历”和“阳历”之间日差的水平显然还不很娴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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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历”的历法体系（农历），至迟殷墟晚商时期就已初见（至汉代历法已有定型的文本并流传至今。）。晚商的“月”，肯定是根据月亮的运行周期确定的；“年”，根据“谷熟”确定，其实就是根据太阳的回归周期确定 在西周中后期，“春秋”被扩展为“四时”，冬夏分离出来了 不过，最初的顺序是“春秋冬夏”。《管子·幼官图》云：“修春秋冬夏之常祭”。《墨子·天志中》曰：“制为四时春秋冬夏”。 至春秋时期，“四时”的顺序，基本是“春夏秋冬”了；而且，每个季节又分了“孟仲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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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法以严格的月亮“朔望”周期定月，以太阳回归周期定年，因此，准确地说，是一种逐步紧密结合的“阴阳合历” 古人用置闰的方法调整“阴历”和“阳历”的日差。晚商时期，商人已经懂得置闰。从甲骨卜辞看，闰月一般安排在年中，称为“十三月”。不过当时商人置闰还不很娴熟，因此，有的时候，一年中会安排两个闰月，后一个称为“十四月” 【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古人们已经很精准地安排闰月，这就是“十九年七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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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十二月阴阳合历”(农历)，既不放弃可以直观记录时间变化的“阴历”（与“月亮”盈亏周期有关），也不放弃可以知四季冷暖和农事活动的“阳历”（与“太阳”视运行周期有关） 因此，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出现的“十二月阴阳合历”，已经可以比较直观地记录“时间”变化；同时，也可以记录“四季”变化，并用来指导先秦古人的农业生产活动，一直到西汉初期才定型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 置闰月的方法，最晚在春秋时期（秦“颛顼历”），古人就已经采用【“十九年七闰法”】来设置闰月 秦统一六国后，统一历法，推行《颛顼历》到全国；汉朝取代秦朝后，继续沿用了这一历法，所以秦历也叫《颛顼历》 但《颛顼历》有一定的误差。公元前104年（元封六年），经司马迁等人提议，汉武帝下令改定历法，称新历为《太初历》。《太初历》规定一年等于365.2502日，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开始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这是我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编入历法，作为指导农事的历法补充，意义重大】。所以，中国的农历是由农业生产的需要而创制的 随后，中国历朝颁布的历法，均与“太初历”大同小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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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的中国古代“农历”（阴阳合历）的大体形成过程来看， 一开始是始于商朝晚期之前的“十月太阳历”（西北古羌人的古老历法，类似于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商代只有“春、秋”两季的概念，并一直延续到西周前期。所以，那个时候说到“春秋”就代表一年，并没有“冬、夏”季节 至商代晚期的时候，（殷墟甲骨卜辞时期），已经开始出现“十二月阴阳历”和“六十甲子纪日法”，但依然没有出现“四季”更替的概念，更没有“二十四节气”的概念出现，也没有对“夏人”的称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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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后期，“春秋”被扩展为“四时”，“冬夏”终于分离出来了！ 至春秋时期，四时的顺序，基本是“春夏秋冬”了；而且，每个季节又分了“孟仲季” 也即，周代继承了在晚商时期已经出现的“十二月阴阳历”～～ 并且，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先秦古人已经能够很精准地安排闰月，这就是“十九年七闰” 从战国至秦汉时期，还出现了“二十四节气”的明确概念；并于西汉初期，被编入汉武帝的《太初历》，以指导农事生产活动，这也是中国古代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编入历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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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活动”与封建王朝的稳定息息相关！ 所以，从周王朝开始，就已经设立了专门用来掌管历法、天文、天象的各种官职 秦汉时期为太史令，唐代称之为太史局，后改名为司天台；宋元又改名为司天监；明清年间则称之为钦天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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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朝”的文献记录 以《史记·夏本纪》最全面系统。《夏本纪》当然是综合了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的记录，但是，西方学者怀疑先秦关于夏的记载是周人杜撰出来的 2018年，美国汉学家艾兰在接受访谈被问及“对夏王朝的看法”时，再次强调了【“中国文明的历史长短，与夏朝是否存在没有任何关系”】 就“夏朝”的神话为什么被周人历史化这一问题，艾兰认为，“新的周代统治者想要把他们灭掉商朝的行为合法化，于是提出了商人灭夏的先例，说这是天运轮转。这种宣传很有效，这些商遗民相信在他们之前'夏’为上帝所弃，那么他们被周人所灭也是一种天命了。” 也即，为证明政权的合法性，周朝将自己认定为夏朝后裔，那么，周人夺取商朝政权并统治中原，就具有法理上的“合法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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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王国维根据【春秋时期的齐国青铜器叔夷钟和秦国青铜器秦公簋、秦公钟上的铭文，论证了“夏和禹”的存在】；郭沫若在王国维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撰文《夏禹的问题》 但是，王国维和郭沫若的研究，实际上并不提供夏和禹存在的根本理由和证实，只能说明，【记录“夏禹传说”的文本可以上推到“春秋的金文”了，仅此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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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后来又有新的证据出来了： 记录“禹”（大禹治水）的文本现在已经能够上推到【西周中期《遂公盨》的铭文：“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 但是，比西周更早的“殷商甲骨文”则完全没有提到“大禹治水”，以及禹夏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为什么“夏禹”的事件在殷商甲骨文中没有记录，反而要在晚了好几百年之后，才由西周人来记录呢？ 而周人，偏偏又是“禹夏朝”的一个最大受益者，周人从此终于找到了周朝取代商朝来统治中原的“合法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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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玩了一个花招，不仅要以“天取代帝”，还要让商人的上帝始祖神“高祖夔”，也彻底地消失掉！ （因为在“帝”字里面有一个“辛”字，其实只有商人方才是“上帝”的【嫡】系子孙！） 周人要想【从法理上】彻底地取代“上帝”的嫡系子孙“商人”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呢，需要费劲尽各种小心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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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何为“中国”？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古代文献是怎么说的 西周初期，“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1963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件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 「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 ——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指商朝），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 在《尚书梓材》中也记载了：「皇天既付中国民，越(与)厥疆土于先王」 ——天神已经把中国（指商朝）的人民和他们的土地托付给周朝的先王 西周晚期，“中国”一词出现在《诗经》中，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春秋时期，《公羊传·禧公四年》："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 战国时期，《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 秦汉时期，《汉书·西域传》：“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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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何为“中国”？我们再来看看现代的西方学者又是怎么说的 美国汉学家艾兰认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晚商文化和周文化在礼器上表现出极强的传承性】，从“精英文化”和“文化表象”的角度讲，延续发展的中华古代文明，正是发端于“二里头时代”所开创的礼制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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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这个概念的定义，中国古代文献的说法和现代的西方学者的说法，究竟有没有“差异”呢？ 其实没有～～～ 从本质上讲，完全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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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代中国学者的观点与现代西方学者的观点，的确是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晚商文化和周文化在礼器上表现出极强的传承性】 ——这就是现代西方学者，与现代中国学者在观点上的主要分歧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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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学者认为，河南“二里头文化”与商人大有关系，而与中原“夏人”没什么关系！ 艾兰教授引用了“文化霸权”概念，认为一种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其最早积淀并形成于公元前二千纪早期并【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中心，在商代末叶以前】确立了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霸权。） ——很显然，艾兰教授把【形成于公元前二千纪早期并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中心，在商代末叶以前的“商文化”】，称作是中国大陆的「文化霸权」！ 而这个中国大陆的（商人）「文化霸权」，正是古代的“中国”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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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内学者们却始终坚持认为，“二里头文化”应该是「夏文化」，而商朝(商人) 的青铜技术则是向中原“夏人”学习而来的 关键在于，我们的专家学者们到底看懂了没有，在“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商文化”的青铜器上所出现的【族群标识】图案，到底是什么呢？ ——“弯角绵羊纹”图案，这就是西北甘青“古羌人”的【族群标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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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商甲骨文字里，商族已经通过“象形造字法”，很清晰地告诉我们所有的人，他们所挚爱的【弯角绵羊纹（云雷纹）、“臣”字眼睛】，那就是商族的【族群标识】 但是，我们真的都看懂了甲骨文造字所表达的具体内容吗？ 「弯角绵羊」，究竟是一种凶猛贪吃的狰狞动物，被专家称之为“ 狞厉的美”！ 还是如商族的“甲骨文造字”所表达出来的造字本义，“和善与安详”！ ——我们连这个都区别不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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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甘青“古羌人”的【族群标识】，与长江流域“良渚人”的【族群标识】，其实不能够等同 然而，我们把这两个并不相同的“族群标识”图案，硬是混为一谈了～～ 甚至，还把它们都当成了最为普通的“美化装饰性图案”，并可以随心所欲地【山寨和抄袭】和广为传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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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随意滥用世界上其他人群的【族群标识】图案，都没有丝毫的心理障碍的话 那么，现代的以色列国旗上的“六角芒星”图案，大家可都见识过？ 谁会不加节制地、猖獗地使用以色列民族（犹太人）的这个六角芒星？ 有谁会这样做？有学者回答得上来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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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内的学者们却告诉我们， 西北甘青的“齐家人”（古羌人）、中原地区的“商族”、四川成都的“三星堆人” 以上这三者全都【山寨和抄袭】了长江流域“良渚文化”人群的【族群标识】（兽面纹） 真的是这样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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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玉器上的“兽面纹”，一般会有上下四颗【獠牙】暴露在动物的嘴巴外面 这就是“獠牙文化”！ 而这个“獠牙文化”，并非是中原华夏族所熟悉的一种古代文化，下次再说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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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甲骨文字”图片显示比较小，再单独贴一张图来看，更清楚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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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夏文化把“青面獠牙”用来形容凶神恶鬼的面貌，并不是一个什么褒义词 然而，在距今大约8000-4000年前的「新时期时代」，曾经在古代东亚大地的大江南北广为流传「獠牙崇拜」，是不是让现代中国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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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大江南北大范围流行“獠牙文化”，流行年代大约在距今8000-4000年前 獠牙构图基本类似，上下各一对，上牙居内下牙居外，风格一脉相承 有学者认为，獠牙神在史前有大范围长时段认同，这可以确定是崇拜与信仰的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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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现“獠牙文化”的地理区域是南、北两个并不相邻的地理区域，差不多是同时代吧，都在大约距今8000-7500年前左右 一处是，在南面的距今7800年前的湖南湘西“高庙文化” 另一处则是，在北面的距今8000-7500年前的东北辽西“兴隆洼-查海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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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庙文化”中的獠牙文化发达，而且，也是在南方地区最早出现“獠牙”的考古学文化；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塔尺营子遗址（查海文化，距今7500～8000年）出土文物中，发现一件距今约7500年前的石雕人面像。这件石雕人面像为灰色燧石质长方体，人面圆睛，长弯眉，山形鼻，窄平口，口的两侧显上下獠牙，牙外侧有双弧线，外弧线并附外射的放射状长尖齿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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