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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四川“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消失之谜～～～～～[第5页] |
| 作者:gtfz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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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西的“高庙文化”，是南方地区比较有对外影响力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湖南“高庙文化”对外传播与影响有几个最为显著的要素： 以八角星、獠牙、飞鸟和太阳等为代表的图案； 制作和构成这些图像的戳印篦点纹，以及“白陶制品” 獠牙、“双鸟拱日”图案，在浙江“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年前）中也有出现！ 河姆渡文化发现的“双鸟拱日”图，把浙江“河姆渡居民”与湘西“高庙居民”联系在一起，可以证明浙江河姆渡人是途径湖南湘西迁移到东部沿海地区的 河姆渡文化还有一些以兽类的獠牙或犬牙制成的装饰品，这也许启示了，东北辽西的“玉文化”向南传播，早在距今7000年前就已经发生了（很可能还伴随着北方人群的迁徙），而且是沿着东部沿海地区南下的 另外，浙江义乌“上山文化”的桥头遗址（距今9000年前）目前发现3个太阳纹饰。其中一个太阳纹，图案中间划出一道线，表示冉冉升起的太阳。这个图形，在良渚遗址的玉璧上也有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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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人类学科学家付巧妹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 “近万年以来，南、北方人群在不断融合。而且，这个融合发生的时间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早。大概在8000多年前，在北方【山东人群】的基因组中，就已经发现了古南方人群的成分；同样，在8000多年前的南方人群基因组中，也发现了北方人群的信号。这说明至少在8000年前，甚至是从更早的时候开始，南方人和北方人就已经发生互动。“ 比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流行以獐牙随葬和“拔牙”的习俗。以獐牙随葬的习俗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早期，到中、晚期有逐渐增多的趋势。除了以獐牙随葬外，还随葬一种由獐牙制作而成的钩形器 “拔牙”习俗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早期，中、晚期在鲁中南地区的大汶口遗址中仍然流行。“拔牙”风俗曾经广泛流行于古代的东部沿海及长江流域、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区 并且，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是拥有稻作农业的，也从“饮食文化”的角度验证了“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人群要偏向于古代南方族属性 （我们特别注意到，中原“夏平民”（夏人）的主要来源于，就是山东的“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人群的后裔，因此，中原“夏朝”也同样拥有南方稻作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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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出土区域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比如东北、山东、江淮、江浙及广东等地。主要包括辽河流域的兴隆注文化、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华南、广东地区的石峡文化等，其中尤以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最突出最精美。不仅体现了东亚地区的“玉文化”传播路线是【从北向南】在东部地区传播的，而且，在“玉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很可能还伴随着古代人群的迁徙！ 关于东亚地区“玉文化”的传播路径，稍后再详细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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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的“獠牙文化”，其流行的范围之广（在南北地区大范围流行），实在是出乎现代的想象 仰韶文化彩陶上也绘有獠牙神面，只见到一对下獠牙，形象很生动 在良渚玉器的“兽面纹”上，几乎无一例外都有龇出嘴外的上下獠牙 在凌家滩玉器、石家河玉器上，都能看到“獠牙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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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并不能确定，良渚玉器上的“兽面纹”到底是指哪一种长着獠牙的现实动物 但是，良渚人喜欢野猪的獠牙，这是可以确定的，下图就是出土于浙江良渚墓的“野猪獠牙”，男性墓主人以野猪獠牙装饰成头冠状来随葬，显然，獠牙在良渚人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重要地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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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獠牙文化”是距今8000-4000年前，在大江南北广泛流行的一种被「新石器时代」的古人所共同崇拜的一种文化 可为何在我们华夏文化里，“青面獠牙”绝对不是备受大家喜爱的那种崇拜 这又是为何呢？ ——因为在大约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人”的登场改变了“獠牙文化”，商周人并不怎么喜欢“獠牙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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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距今4000-3500年前起，也即早期「青铜时代」，曾经在「新石器时代」广为流行和受崇拜的“獠牙文化”，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有学者观察到如下的“三代”文化现象： “殷末时期獠牙的意义已经逐渐消失。獠牙意义的消失应当是在三代之初，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在相当于石峁文化的时代。 近年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的石雕神面像引起极大关注，在披露的石雕神面中观察，并没有发现明确的獠牙刻画，这让人觉得有些意外。 三代“人面形”的獠牙神消失，也罕见“兽面类”的正视獠牙神。 商周“神兽”带有大獠牙的最典型的例证，在一些大型青铜钺上可以看到。妇好墓和河北藁城出土的大钺上，在中心部位铸成张口虎首，大张的口中露着上下獠牙。 还有西周早期“兽面”纹甗，上面的兽面纹倒是见到上下獠牙，但它只是纯粹的兽，而不是史前那样的带獠牙的人面神。 三代再无人面獠牙神像，但也有个别特例不能忽视，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双面神像。 当然也不是说神面的獠牙从此就完全消失，在汉画中偶尔也还能见到，如陕北的铺首雕刻神面还带有獠牙，不过只剩下一对上獠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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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三代“人面形”獠牙已经基本消失（仅存南方新干大洋洲），“兽面”獠牙也不多见！ 这就是说，“商周人”的文化其实并不怎么喜欢「新石器时代」曾经广为流行的“獠牙文化” 那么“三星堆人”呢？也同样不怎么喜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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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组商代的“人面像”，别说露出”大獠牙”了，就连“牙齿”都不露出来 再来看一组三星堆人的“人面像”，也是不露出“大獠牙”，甚至是“微笑不露齿”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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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殷商文化还是三星堆文化的某些动物形象上，还是能看到“獠牙”的，但也不多见，最常见到的是老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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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商代有的青铜大钺上，人面肯定是不露齿的，兽面虽有牙齿但无大獠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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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青铜器上， 唯一能看到“獠牙”的，就是出土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的青铜人面具 另外，还有汉中城固商代青铜人面具上，也有牙齿但无獠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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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千年前的商周人和三星堆人，皆不怎么热爱史前的“獠牙文化”；现代的中国人也同样是如此的，我们更喜欢獠牙被弱化了的大老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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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商人并不热爱“獠牙文化”，又怎么可能去山寨良渚玉器上的“獠牙兽面纹”呢？ 当然了，学者们也许有话要说： “良渚文化”确实对齐家文化、石峁文化、商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产生过一定的文化因素影响，如下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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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何在呢？ 因为有一部分的“良渚文化”人群在距今大约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曾经北上陕北高原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北上的“良渚文化”曾经给西北地区的「古羌人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启迪性影响，都不能说明，西北古人是在全方位地“抄袭“良渚文化的因素，因为西北古人是“有学习、有创新”的！ 这就是说，即便是“良渚兽面纹”在【形式上】一开始的确有可能启迪了“齐家兽面纹”(商代兽面纹)，但两者所描绘的图案内容毕竟不是同一种动物 如果专家学者们仅仅因为看到了两者在某些线条的“表现形式上”具有一些局部的相似性，就认定了这两个图案是可以等同起来的 那可真是显得【“形式大于内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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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石峁、三星堆与良渚文化”之间存在着的某一些相似性，四川三星堆研究者们早就发现了！ 比如，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先生就注意到： “在陕西榆林神木发现的石峁古城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面积最大的城址，这里考古发现了大量玉璋、玉环等精美玉器。考古人员发现，石峁遗址有“墙体藏玉”的特殊习俗，而三星堆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的红烧土墙体和夯土基础中，也发现了把象牙和玉石器埋在墙体中的行为。不仅如此，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了大量“菱形眼形器“，石峁城墙上同样发现有菱形符号，二者异曲同工。更让人惊叹的是，石峁遗址城墙上雕刻的神面，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兽面”，都有着相似的“大眼咧嘴”的表达。石峁和三星堆远隔千里，为何会有种种相似的文化表达？” 至于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和石峁的玉璋非常相像，国内的专家学者们认为， “它们之间一定存在某种文化联系，只不过目前还没有找到中间的传播地带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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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高原上的“石峁古城”，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何它和四川盆地的广汉“三星堆文化”能产生文化上的相似性呢？ 国内最年轻的80后女科学家付巧妹的研究团队，可以初步地解答这个问题： “付巧妹研究员的研究团队对石峁古代人骨标本进行了实验和测序。到目前为止，基于线粒体DNA和核基因组的数据，可以暂时把石峁人群与黄河中上游的其他古代人群联系起来，就目前核基因组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石峁人群与甘青地区人口密切相关。当然，上述分析结果只是初步的，但这样的分析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石峁考古学遗存与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甘青地区考古学文化在陶器、玉器、铜器、葬俗等方面的密切联系。” ——“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学者们一定想不到， 陕北的“石峁人”和甘青的“齐家人”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而甘青的“齐家人”和四川的广汉“三星堆人“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们三者之间的迁徙、传播和交流通道，正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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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考古学家童恩正说，在中国的大地上，从东北-甘青-西南，有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存在 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有多少的专家学者们，能立马想得起来呢？ 但凡想不起来的人，就别指望能揭开“三星堆文明”的来源之谜；也将同样无法解开，中原“商族”的最初来源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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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时候曾北上“陕北高原” 考古发掘已经证明，“良渚文化”人群在大约距今4500年前，曾途经安徽江淮、苏北地区和河南中原，北上至山西晋南“陶寺文化”(早期) 和陕北高原的延安“芦山峁遗址”，如下图所示（邻近“石峁”） 令东部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直接穿越过了“河南中原地区”，影响到了西北地区的“古羌玉文化”（华西系玉器） 下面所要说的内容，就是“玉文化”在古代东亚地区的传播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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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东方“玉文化”的传播过程 虽然东亚的“玉文化”在南方地区的“良渚文化”的确是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但是，“玉文化”并不是起源于“古代南方人群”的一种文化，而是来自于寒冷的北方地区的旧石器狩猎者的一种石器制作文化，毕竟，最擅长制作石器（包括玉器）的，是北方地区的“北方狩猎者”！ 在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附近，二、三万年前就出现了玉器，【璧环类】玉石器最早发源于贝加尔湖地区距今24000~23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尔他遗址（Mal′ta）和布列契遗址（Buret′），两者都曾出土透闪石软玉小璧，其外缘呈不规则圆形，中孔很小，内外缘均较陡直 辽宁海城小孤山仙人洞距今12000年的旧石器遗址中出土了三件浅绿色玉质、打制工艺制成的砍斫器（但不算玉礼器），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使用“岫岩玉”的证明；而东北地区最早出现的“玉礼文化”，则是黑龙江省饶河县【小南山遗址】，距今大约9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 “璧环类”玉石器在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东北部、辽西地区以及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都有发现。比如黑龙江的小南山遗址、东翁根山一号遗址，吉林的腰井子遗址、聚宝山遗址，内蒙古的哈克遗址、哈民忙哈遗址、南宝力皋吐遗址，辽西地区的牛河梁遗址，以及贝加尔湖地区格拉兹科沃（Glazkovo）文化中等多个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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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9000年前的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类型，主要有匕形器、弯条形器、管、珠、璧、环、锛和斧等，这是在我国境内乃至东亚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批玉器，年代要早于距今8000年前的东北“兴隆洼文化”的玉器 东亚地区的“玉文化”的传播，是从北向南传播的（沿着东部沿海地区），年代大约始于距今8000-7000年前。因此，在【东部地区】出现了两个“玉文化”的巅峰时期，一是东北辽西的“红山文化”，二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 但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东亚“玉礼文化”曾经几千年都不怎么进“中原地区”！ 然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时候，“玉礼文化”从东部地区，直接穿越过了“河南中原地区”，影响到了西北地区的陕北高原和甘青“齐家文化” 紧接着，西北甘青的“齐家玉器”（华西系玉器）开始走向了繁荣，并成为东亚地区史前的“第三个”用玉的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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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石器时代，“玉礼文化”曾经长达几千年都不怎么进“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的玉礼文化，是始于龙山时代晚期-夏时代，主要是外来的移民人口齐家人（和北狄化齐家人）把“华西系玉礼器”带入【中原地区】的，从此以后，玉礼文化才开始真正地在“中原地区”生根并流行起来了 更重要的是，“齐家玉器”（华西系玉器）成为了中原“夏商周”三代玉礼器的雏形和重要起源之一，被证明是我国古玉文化的核心！ （齐家玉器、石峁玉器、三星堆玉器、二里头玉器、陶寺中晚期玉器，全都属于“华西系玉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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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台北故宫(清宫旧藏) 的新石器时代玉器中，还是北京故宫收藏的史前玉器，“齐家玉器”都占了一半以上，足见齐家文化的玉器对后世“华夏文明”玉礼文化的影响之深远 「华西系玉器」(齐家玉器) 的产生的确不是完全独立产生的，而是受到了来自于东部地区的“玉礼文化”影响；而东部地区的“玉文化”，又是受到了东北亚的“玉文化”影响；东北亚的“玉文化”，则是受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南西伯利亚“玉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 归根到底，东亚地区的“玉文化”最初源自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2-3万年前）的南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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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东亚“玉文化”的传播路径如下： 南西伯利亚 ? 东北亚 ? 东部地区 ? 西部地区 ? 【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 也即，中原“夏商周”三代的玉礼文化的【直接】源头，是西北甘青的“齐家文化”玉器，并不是“直接”来自于良渚玉文化或红山玉文化 东亚出土过很多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玉器，比如“红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但是，在后世的夏商周“中原玉文化”形制中延续和传承的并不是很多，而大部分得到延续和发展的就是【齐家文化】的玉器，并开启了西玉东输的4000年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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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甘青“齐家文化”的玉礼制度的源头，是在甘肃陇东地区距今4500年以上的“常山下层文化”西北土著用玉（特点是以“墨绿色蛇纹石玉料”为主）的基础之上，又受到了来自于东部地区的“玉礼文化”的明显影响（北上的“良渚文化”和西进的“山东龙山文化”） 【在陇东地区“常山下层文化”之后出现的甘青“齐家文化”中，玉礼器生产和使用才大规模地铺开】。而在齐家文化之前的“马家窑文化”基本上没有玉礼器生产和使用的制度，故而，“齐家文化”的玉礼文化不可能来自于“马家窑文化”的绿松石器文化 因此，直到彩陶开始衰落的“齐家文化”时，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的玉器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在距今4200-4000年的时间段里，唯有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既进入到大量用玉礼器的「华西系玉器」时代（但有别于华东玉器的风格），也最先开启了东亚的早期「青铜时代」！ 而在“齐家文化”衰亡之后，活跃在陇东地区的先周文化和周文化继承西北地区的玉礼器传统，并通过周代统治者的推崇和普及，使得华夏的礼文化与玉文化融为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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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是否还记得，甘青“齐家文化”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吗？ ——“齐家文化”，是主体来自于甘肃庆阳的“常山下层文化”（和宁夏固原的“菜园文化”），并与西进陇东南的关中“客省庄文化”（周人的文化）相融合的结果 （注：甘肃庆阳“常山下层文化”与宁夏固原“菜园文化”从陶器的形制、纹身等方面差别不大，二者文化内涵接近，二者应归属于同一种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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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陕北高原上的延安“芦山峁遗址”出土的玉器，带着明显的“良渚文化”因素（在芦山峁玉琮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对良渚神像的继承；并且芦山峁玉琮的制式与良渚中期玉琮的制式基本相同，只是神像的刻绘略有差异）。同时，“芦山峁遗址”亦有相当数量的玉器，与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玉器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良渚文化”玉器中的玉琮、玉璧和玉璜，以及“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中的玉璋和玉璇玑等这类东部的玉礼器，均在西北甘青“齐家文化”的玉器中不仅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还形成了西北玉礼器的特有风格——「华西系玉礼器」 但是同时，著名的良渚神像(神人兽面纹) 却在“齐家文化”玉器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齐家文化”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出现了另外一种并没有獠牙的现实动物图案——“弯角绵羊纹”图案，被国内的专家学者们正式命名为“饕餮纹或兽面纹”（一种贪吃的非现实凶恶动物）；并且，“齐家文化”还出现了这个弯角绵羊纹饰的“几何变形”图案，如下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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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这个最先出现于西北甘青齐家文化的“弯角绵羊纹”图案及其几何变形图案，正是西北「甘青古羌人」的族群标识图案！ 而且这个【西北绵羊纹饰】图案，之后就相继地出现于： 最快出现于陕北高原上的“石峁石雕”的图案里； 出现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遗址) 的彩陶纹饰里； 出现于河南中原“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牌(标志性器物)上； 出现于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的青铜礼器纹饰和青铜立人底座上； 出现于湖北商代盘龙城的青铜器上； 出现于郑州小双桥中商遗址的宫殿建筑构件上： 出现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大小青铜器和玉器上； 出现于安徽阜南县台家寺遗址商代青铜器上； 出现于长江中游的江西吴城文化和新干大洋洲的青铜器上； 出现于陕南汉中地区的城洋青铜器群上 出现于湖南宁乡炭河里和望城高砂脊青铜器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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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认为，长江流域青铜器的铸造权和所有权应当归“南方土著居民”所有，那么， 在这些南方长江流域的青铜器上，为何频频出现了西北“甘青古羌人”的【族群标识图案】？ 西北甘青古羌人的“族群标识”，可以随意地变成了另外一个古代族群（南方土著人群）的“纯装饰性美化图案”？ 看起来，以南方稻米为主食的“南方土著人群”（从来没有养过绵羊），居然也能如此地热爱西北地区的畜牧动物——绵羊，可真是完全想不到呢 难怪，西北地区的“弯角绵羊图案”也可以被命名为「兽面纹」，与南方地区“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饰共享同一个命名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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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的“古羌人”，怎么会跑到南方长江流域地区来生产青铜器呢? 这很困难去理解吗？ 如果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人群”，都可以千里迢迢地迁徙到陕北高原上的“延安庐山峁遗址”（两地相距约1500公里），在西北古羌人地传统地盘里制作生产了颇具有南方良渚文化玉器风格的玉礼器 那么，西北黄河上游的“古羌人”，为何就不能也同样千里迢迢地移民迁徙到南方长江流域地区，在南方土著人群的传统地盘里也制造生产出来颇具有北方风格的青铜礼器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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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解释一下，西北甘青的“古羌人”，究竟是如何进入到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的？ 实际上，在上面的429楼贴图里，就已经明示出来了～～ 如果没有西北甘青【“齐家文化”】的传入或影响，在四川成都平原就不可能产生“三星堆文明”！ 岷江上游源头以北是“陇西南地区”，这里就是甘青“齐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分布区域 【岷江上游地区】是连通“陇西南地区“与四川成都平原这两个地区的主要地理走廊 甘青“齐家文化”就是通过这条重要的地理通道，对四川成都平原地区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影响，并促使成都平原地区的文化发生了巨变！ 这也反映了【岷江上游地区】在“三星堆文明”形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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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的“三星堆文化”研究者，出于对四川本省文化的由衷热爱，一般都喜欢强调： 四川“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应当是在成都平原本地的【土著文化“宝墩文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自我升华而产生的（“土鸡骤变金凤凰”的传奇故事） 这种“本地主义”的真情表述，当然可以感动了四川省的全体人民，但却无法感动成都平原的考古证据，也无法感动四川省以外的其他三星堆研究者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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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的三星堆研究者们是多么地希望，创造了华美璀璨的“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古代人群，是来自于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啊～～ 只可惜啊，蓝色的长江流域人群（古代南方土著人群），是变不成红色的黄河上游人群（西北甘青古羌人） 这两者是“不相同”来源背景的古代人群，岂能混为一谈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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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地区的青铜器，难道真的是由长江中下游的“南方土著人群”亲手制造出来的吗? 难不成，西北甘青“古羌人”的【族群标识】图案，可以任由“不同来源“的其他古代南方族群，拿来当成是“普通装饰性图案”，随心所欲地猖獗使用？ 想得倒挺美的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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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古羌人」的确需要进一步地南下“长江流域”（中游地区），当然是有其原因的，原因如下图所示，大家都能看得明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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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乎所有研究三星堆的专家学者们，都一致性地认为， 四川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文化”，肯定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存在过【文化交流】 然而，近乎所有的专家学者们都没有想到， 他们兄弟之间的文化交流，并非直接发生于“河南中原”或“四川成都”这两个地区的直接联系 而是【间接地】通过长江流域的“中游地区”（湖北、江西和湖南）所发生的！ 原因在于，所有需要创造了辉煌青铜文明的古代人群，都需要“大量的铜矿”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长江中游丰富的铜矿藏 西北「古羌人」从两个方向迁徙至长江中游地区，从而形成了【长江流域青铜器】 这就是为何，四川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青铜礼器，不仅兼具“长江流域青铜器”和中原“殷商青铜礼器”的双重风格，当然还有“三星堆”自身的青铜器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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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流域的商代时期，无论是长江上游的广汉“三星堆文化“，还是长江中游的“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等，都出土了大量的年代要早于中原晚商安阳殷墟的青铜器 这不由得让国人深感疑惑！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在同一时代，【长江流域】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青铜文明中心，并且，还养育了相当繁华的、不止一个的青铜文明遗址 当所有人在试图解释上述的文化现象时，无非是从两个角度去诠释： 一是，中原殷人（或殷人工匠）一部分南下长江流域，把北方的先进青铜器制作技术带入到了南方地区； 二是，南方土著居民迅速学习和掌握了中原地区的青铜技术，并先于晚商殷墟走向青铜文明的繁荣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完全想不到，居然还可能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 这就是楼主所说的-—— “殷商人”南下长江流域（中游），商人的兄弟们亦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同样也到达了长江中游。双方在长江中游地区产生了「交集」，并由此产生了【长江流域的商代青铜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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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以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为例来说明 制造和生产了486件精美南方青铜器的“江西新干大洋洲人”，他们其实来自于西北甘青的“齐家文化”古羌人 虽然，在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也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南方土著居民，但是，这些南方土著居民并不是新干大洋洲“青铜文化”的实际贡献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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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新干大洋洲人”，他们真的是迁徙来自于西北甘青地区的「古羌人」吗？ 是的，考古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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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酒红色玛瑙珠串，还是水晶环，都是来自于西方的“宝石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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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松石珠串、酒红色玛瑙珠串、水晶环，都是流行于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的中原贵族装饰品文化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江西新干大洋洲”的珠宝文化，也同样属于这一系统！ 但是，长江流域的南方土著居民的“珠串文化”，却与中原华夏系统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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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华夏文明”到了唐朝时期，依然延续的是先秦时期的华夏上层审美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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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新干大洋洲人”，其实就是南下的甘青古羌人——齐家人 只不过，由于受到了当地南方土著居民文化的影响，的确可以在大洋洲青铜器上看到了，一般在商周青铜器上很难见到的“人面獠牙”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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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是受到了南方土著文化影响最多的一支南方青铜文化！其影响主要来自于南方当地的“濮人”（石家河文化人群）； 另外一个受到了巴人显著影响的南方地区青铜文化，就是“陕南汉中城固青铜器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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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陂盘龙城商城遗址，呈现的文化面貌基本上与郑州商城相同，因此，盘龙城商城是早、中商时期的城址，在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里，是与“商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的一处遗址！ 商王朝直接控制湖北盘龙城，因为湖北大冶有著名的铜录山矿冶遗址；商王朝间接统治江西吴城，是因为江西瑞昌有铜岭矿冶遗址 说到底，一切都是为了长江中游的「铜矿」 只有得铜矿者，才有可能产生“青铜文明”的高度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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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受到了南方土著居民文化的一定影响， “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和“陕南汉中城固青铜器群”上的纹饰图案，依然都具有非常典型的“西北古羌人”的族群标识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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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字眼睛，既是中原“商人”的典型文化标识，也同样是四川“三星堆人”的文化特征 这种“族群文化标识”图案，并不是相异的族群可以任意地大量模仿和随心所欲使用的！ 因为，古人都有他们的“界限感”，他们不会肆意地踏入和侵犯到别人的“族群标识”领域里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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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臣”字眼睛图案，正是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上的青铜铭文及【青铜族徽】 在商代【早期】，大约只出现了少数几个“青铜族徽”标识，“臣”字眼睛就是其中之一 上图中“最左边”的三个图案，就是商代【早期】最早出现的三个「青铜族徽」标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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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三个【最早】出现的商代“青铜族徽”，分别对应于如下的三个“殷墟甲骨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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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它的更多文化元素与中原殷商文化相似，因为他们和商人原本就是“兄弟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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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这个“弯角绵羊纹”图案，就是商代青铜器上的主题纹饰，几乎所有的商代青铜器都以这个纹饰图案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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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族”对于这个自己由衷热爱的纹饰图案，在殷墟甲骨文字里已经作了非常清楚的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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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字里的这个图案，毫无疑问就是指——和善安祥的“弯角绵羊”，绝对不会是指其它的什么动物！ 另外在金文里，这个字与“羊、辛”二字同时相关联，也证明了商人的确是很热爱“羊”这种动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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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四千年前的“商族”肯定想不到， 现代的中国学者们在经过仔细端详打量了一番这个图案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 “狞厉之美！” 不仅如此，学者们还认为这个纹饰图案， “并不是代表一种动物，而是所有的常见的有代表意义的动物纹样。不过这些由各种猛兽综合形成的凶恶动物形象，衬托出一股狰狞、神秘、规正、威严的气氛。 商朝的统治者铸饕餮，号召节俭，劝贪婪。” “商族”要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现代人评价结论，那可真真是要晕过去了～～ 原创者和观者的感受误差竟然是如此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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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作真时真亦假」 当一种误差判断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之后，要想再纠正这个错误，似乎是比较困难的了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早已经习惯于把商代青铜器上的主题纹饰图案，称作是“兽面纹”或“ 饕餮纹”时 如果再改换成“弯角绵羊纹”，有多少人会愿意接受这种改变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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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误判，已经很难纠正了，只好“将错就错”地继续这么下去； 那么，“将来的”误判呢？还有机会纠错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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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三星堆近年新发现的六个器物坑中出土了大量的新器物，再一次地带火了全国！ 比如，在3号祭祀坑里出土了两件比较吸引眼球的器物，一件是青铜器，一件是玉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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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上面的这件新出土的青铜尊，已经很好地向我们所有人展示了“广汉三星堆人”的明显偏好： 三星堆人不仅热爱“弯角绵羊”，也同时热爱“鸟”，和中原商族的爱好简直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广汉“三星堆人”估计和中原“商族”一样遭遇了懵，他们绝对想不到， 现代的中国学者们一转身，就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直接握手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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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家学者们认为，3号器物坑新出土的这件“神树纹”玉琮，应该和长江下游的良渚玉琮有相互之间的关联性 可问题是，真的是如此的吗？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对比照片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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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中，楼主把良渚玉琮、齐家玉琮、【三星堆“神树纹”玉琮】、殷墟玉琮、西周玉琮的照片，全都一字排开来放 中间这个【三星堆“神树纹”玉琮】到底和哪家比较相似一些呢？ 是学者们所认为的“良渚玉琮”吗？当然不是啦～～ 是“齐家玉琮、殷墟玉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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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又要误判了嘛 可为什么专家学者们一看到“玉琮”，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呢？ 原因当然是有的，那就是—— 玉琮，这个玉礼器始见于“良渚文化”，并且仅出现于高等级墓。也就是说，虽然“璧环类”的玉礼器并非始见于“良渚文化”，但是，“玉琮”的确是最早大规模流行于“良渚文化”的一种高等级玉礼器！ 难怪，专家学者们一看到三星堆出土的“玉琮”，第一反应就是立马联想到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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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了，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曾在距今大约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北上“陕北高原”的延安庐山峁遗址，并由此辐射影响到了西北甘青的“齐家文化”玉器的繁荣和兴盛 良渚玉琮这种特殊的玉礼器，也同时传播到了西部“玉文化”之中～～ 这就是说，在甘青“齐家文化”里同样也出现了大量的玉琮，并且，和良渚玉琮相比，既有相似，但也有不同，从而形成了“华西系玉器”的自有风格（有别于东部玉器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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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一下“良渚玉琮”的风格是如何的： 再来看一下“齐家玉琮”的风格又是怎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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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齐家文化”的玉琮的确是受到了来自于东部地区的“良渚文化”玉琮的直接影响而产生的， 但是，它们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在“良渚玉琮”上几乎全都出现了良渚文化人群所特有的【族群标识】图案或其简化图案——(神人) 兽面纹 然而，在西北甘青的“齐家玉琮”上并没有“抄袭”良渚人群的【族群标识】图案，而是以“光素面”玉琮为大多数，另有少部分的玉琮带有“弦纹、瓦楞纹”的装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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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人群所特有的【族群标识】图案或其简化图案——(神人) 兽面纹，出现最多的玉器就是【玉琮】，其次才是其它造型的玉器，反而良渚“玉璧”则是光素面的，其上并无“兽面纹”图案，这是我们应注意到的地方 另外，“齐家玉璧”也同样是以光素面居多，少量有“云雷纹”装饰。不过，齐家玉璧的玉材和良渚玉璧的玉材是不一样的，而且齐家玉璧尺寸有偏大的（比如达到了四五十厘米），而良渚玉璧则最大也不会超过26厘米的（最右边的手持玉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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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四川三星堆玉琮，还是中原商朝玉琮，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齐家玉琮”】的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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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壑晨曦 齐家玉器，拙朴、简洁，手法粗糙，看不出文化内涵。有的只是对东方玉文化的简单模仿，却又没有良渚玉器的细腻、精湛和高雅。齐家玉器数量庞大，只能归结于商品与贸易使然，与文化不沾边。 —-——————————- 有一句话，“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若把这句话送给你，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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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壑晨曦 齐家玉器，拙朴、简洁，手法粗糙，看不出文化内涵。有的只是对东方玉文化的简单模仿，却又没有良渚玉器的细腻、精湛和高雅。齐家玉器数量庞大，只能归结于商品与贸易使然，与文化不沾边。 ——————————— 你这些话一说，“中原华夏文明”和“四川三星堆文明”，全都伤心了～～～ 贬低自家，抬高别人，难道是我们中华民族【谦虚】的美德体现吗？ 关于“齐家玉器”先进性到底在哪里，可能得等到明天了，因为今天说的只是“玉琮和玉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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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先接着说“玉琮”，以下的这些内容，国内的专家学者们都未必全都说得清楚呢 “玉琮，作为一种特别而又神秘的礼用重器，先前只在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发现过，若干时间后却又跳过了齐家与良渚文化分布的中间区域而出现在黄河中上游，但是，最重要的是两者文化所出琮形制品却又同属一系。这确实给广大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距离如此之遥，这两者是通过什么途径发生联系的? ” 楼主的回答是： 北上的“良渚玉文化”和西北陇东土著玉文化相融合的“齐家玉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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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星堆-金沙文化”的遗址中出土的绝大部分玉器，都是「华西系玉器」，也就是“齐家玉器”风格！ 但是，的确存在着零星少量的“良渚玉器”风格的玉琮出现于“三星堆-金沙文化”遗址里，这又是为何呢？ 虽然甘青“齐家玉琮”，的确是受到了北上陕北高原的“良渚玉琮”的影响之下产生的，但是，两者在外观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素面类玉琮，多见于齐家文化，而少见于良渚文化 ——这说明，“齐家玉琮”并没有抄袭和山寨“良渚玉琮”上常见到的“神人兽面纹”，而这个良渚神徽，正是南方土著居民“百越族”的族群标识！ 古人的确是有“界限感”，知道哪些文化元素是可以抄袭，而哪些文化元素不可以大量地山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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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中，玉琮基本不见素面器，多为线刻神人兽面纹、简化神徽或者神徽和刻画凹槽、弦纹等相结合，并且，普遍有【分节刻划】的现象，制作上明显比齐家文化玉琮要精致！ 纹饰类玉琮，在齐家文化中当以【瓦棱纹】绿琮为代表。此琮系墨绿色和田玉制作而成，另有齐家文化【弦纹】类玉琮，一般为五道一组的【三组刻划弦纹】 【弦纹】，齐家人比较喜欢这种纹饰，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商人和三星堆人”也同样喜欢【弦纹】，尤其是商人的玉璧，大多为“商代弦纹玉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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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玉琮的做工的确更精细，但是，齐家玉琮的玉材可以使用到西北地区的“和田玉” 玉器之美，不光是做工要好，还要玉材也好，这才叫做“美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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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零星少量的“良渚玉器”风格的玉琮，出现于“三星堆-金沙文化”遗址里 这真是让人感到有点奇怪呢～～ 因为在四川“三星堆文明”兴盛的时候，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已经消失了至少好几百年了！ “良渚文化”风格的玉器，又怎么会出现于四川成都平原的呢？ 比如，在成都“金沙文化”遗址居然出土了一个【十节良渚玉琮】，要知道，在成都“金沙文化”开始兴起的时候，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已经消失了1000年之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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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成都“金沙文化”所出土的良渚风格的【十节玉琮】，玉材使用的并非是“良渚玉器”常见到的那种鸡骨白玉料，而是来自于东北辽宁的“岫岩河磨玉” 这可真是让人大感意外！ 因为成都“金沙文化”、浙江“良渚文化”、辽宁“岫岩河磨玉”，这三个地方正好形成了一个地跨千里的“三角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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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国内的专家学者们都感到困惑了，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议也开起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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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让所有人都倍感困惑的问题，真的很难解答吗？ 其实不难也，关键在于“记性一定要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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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需要想起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时候，大约距今4500年前，分布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人群，有一部分北上【陕北高原】，并与西北地区的“古羌人”一起，形成了“延安芦山峁文化”遗址（距今4500-4000年前），在地理上比较邻近“石峁古城” 而在“良渚文化”的晚期开始出现了【高节玉琮】，所以，这种玉琮形式也伴随着一部分的“良渚人群”北上陕北高原，而带入到了西北地区 其次，我们更需要想起来，在中国的地图版图上，存在着一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个传播带在距今4500-4000年前，正是西北「古羌系人群」的频繁活动、迁徙和交流的场所! 只要能想得起来这两点，成都“金沙文化”的良渚玉器之谜就可以很轻易地解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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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古羌人，也许还伴随着少量的“良渚人”，就是沿着这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而进入到四川成都平原的，当然要途经【岷山和岷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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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广汉三星堆5号祭祀坑中出土的一件椭圆形玉器，出土的玉片仪器分析属【辽宁岫岩玉】 辽宁岫岩虽然距四川广汉三星堆相距遥远，但是，两者皆位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远超过我们贫乏的想象力呢 实际上，商王族（北狄化齐家人）在南下入主中原河南之前，就曾经途径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 这就是为何，在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些考古遗址里，不仅同时出土了“墨书刻符和甲骨刻符”，还出土了颇类似于商代“兽面纹”的彩陶纹饰图案，以及年代略早于中原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际所出现的陶爵、陶鬶等陶礼器，还有青铜器（比如铜戈）、权杖头和喇叭口形黄金耳环、陶范等等 可别小看了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它的遗址规模是之前的“红山文化”遗址密度的五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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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因为有零星少量的“良渚玉器”（或者少量的良渚人）出现于四川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文化”遗址里，就因此认定了，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是四川“三星堆文明”的最大贡献者 可实际上，良渚人的真正贡献，还远不及“中亚古雅利安人”对于三星堆文明的贡献大，凭什么就可以跃上枝头拿头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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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良渚玉璧，由于【璧环类】玉器并非是首先出现于“良渚文化”，而是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和东北亚】 所以，在良渚玉璧上并无纹饰图案（良渚“神人兽面纹”，也即族群标识），和齐家玉璧一样，良渚玉璧大多是光素面的，两者只有玉材上的区别和大小上的区别而已，齐家玉器一般能做得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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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最右边的“手持”良渚玉璧，就是目前为止所发掘出来的【最大】良渚玉璧，直径不超过26厘米 但是在齐家玉器里，大的玉璧可以达到四五十厘米，接近于一个小井盖了！所以，齐家玉器比较【大器】～～ 在”三星堆文化”里，曾发掘出来一个大石璧，真的是和井盖一样大小了，这种“大器”的风格正是齐家玉器的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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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玉璧除了“光素面”之外，还有“云雷纹”玉璧、【弦纹玉璧】、【有领玉璧】 而这些“非良渚玉璧”的特点，常体现于商周玉璧之上，或者三星堆-金沙玉璧上，以及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玉璧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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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玉璧的特点，绝对没有出现于“良渚玉璧”上，但是，却出现于“齐家玉璧”上 终于，“中原华夏文明”和四川“三星堆文明”，以及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有属于自己“非良渚文化”玉器特色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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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玉琮”上雕刻有精细繁复的纹饰图案（神人兽面纹），于是，良渚玉器是“有文化”的象征！ 那么，“商代青铜器”上也同样布满了精美的纹饰图案（弯角绵羊纹或兽面纹），是不是商代青铜器也应该算是“有文化”的象征呢？ 其实，这两种纹饰图案不过是两个不同的古代人群各自的“族群标识”而已！ 还真以为是“普通的美化性图案”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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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齐家玉器相比，良渚玉器的制作更为精致，这是毫无疑问的呢 毕竟，古西北人群的文化没有古南方人群的文化那么精细，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古西北玉器在“制玉技术”上是要落后于东部的玉器呢？ 话可不能这么说～～ 「华西系玉礼器」的精品（非平民玉器），其技术含量之高，就连现代人制玉都未必比得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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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玉器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大器】（大气） 问题是，究竟是“体量大”的玉器容易制作一些，还是小巧一些的玉器更容易制作一些呢？ 当然是体量不够大的玉器更容易制作啦～～ 这还用问嘛，玉石其实就是硬度并不低的——石头！ 如意石头的体量越大，自然也就更难于精细加工（一个人搬都搬不动），这是谁都能想明白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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