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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四川“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消失之谜～～～～～[第6页] |
| 作者:gtfz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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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西系玉礼器」中的精品，时常可见到除玉璧、玉琮等之外又长又薄的“片状玉”，而且体量不小！ 这究竟是怎么加工出来的，一般人从来都不会去思考这类问题 但是，国内的玉器专家们需要搞清楚，因为这体现了「华西系玉礼器」的最高玉器加工水平，到底达到了怎样的一个技术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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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雷从云研究员所鉴赏过的难以数计的齐家玉器中，直径达三四十厘米甚至四五十厘米的浑圆平整的大玉璧，并不在少数；他曾触摸过长达六七十厘米、宽约十厘米、厚仅0.7厘米的【大玉璋】，将其放置于桌面和平台上，竟然可以与台面百分之百平行贴合。而且这样“长直平整、抛光精细”的齐家玉，不仅有玉璋，还有玉刀、玉钺等。可见齐家人的玉器薄片切割工艺到达了一定的高度。雷从云曾先后在两个地方问过玉器厂的老师傅，他们说，现在机器是开不出这样的料的，稍稍一震动就会断。要造出这样的“大型平面片状器”，第一玉材要好，第二加工切割工艺要非常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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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会想不到，那些缺少精美的纹饰装饰图案、显得有点貌不惊人的「华西系玉礼器」精品，居然会有着很高的技术加工难度，简直就不像是“人工加工”所为！ 它们的最大难点就在于——玉器的「超薄片开片技术」，大家可以看一下以下图中的三件“扁平状玉器”，其加工水平之高超，三件都是国宝玉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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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加工成一件长度近一米的“片状玉器”，就需要长度超过一米的玉材，几百斤重的石头啊，一个人搬都搬不动，更别说下一步要从事高难度的“玉器超薄片开片” 这是多大的一块大石头，想象过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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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加工精度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简直就不像是古人所为，就算是现代的机器加工都未必能够轻易达得到的那种高精度，令人难以相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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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玉器【切割打磨】之谜，有些技术至今未达到 “良渚玉器”大多使用的是“线切割”，但是，在三星堆的这些玉器上，可以用眼观察到的切割痕迹深到20厘米，这是普通的“线切割”很难达到的 “并且，三星堆玉器的切割过程中所留的框量很小，甚至在一厘米之内。这是难以想象的，【说明三星堆人所采用的玉石切割工具是十分精密的“设备”，具有极高的“精度”和“转速”才可达到】，而古代那个时期的工具是无法解释这个原理的。 从目前三星堆发现的玉石璞料来看，大多属于透闪石，质地坚硬，简单地使用“线切割”的方式不仅耗时费力，而且加工工艺也很难攻透。 对于这种“仪器”的精密程度，刘卫东说，“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制造出这样的仪器，古人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别忘了，这些平面的周围仍然是粗糙的石料，说明这种工具是直接切入石料打出一条平面，而在周围没有任何晕染。工艺不仅很先进，而且手法细致入微。” 古人的智慧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想象，所以才有外星文化的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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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不惊人的「华西系玉礼器」的精品，虽然看起来不像有纹饰图案装饰的“良渚玉器”那么精美繁复 但是，它们的技术含量已经明显超越了“良渚玉器”的加工难度 「华西系玉礼器」当之无愧是东亚古代制玉技术上的又一个史前“巅峰”！ 并且，直接影响了以后的夏商周三代的玉器，影响了中国玉器早期的造型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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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的眼里，东亚史前的玉器，只有“红山玉器”、“良渚玉器”方才是两座史前的玉器巅峰 而浑圆饱满、凝重大气、无装饰纹、朴素豪放的“齐家玉器”，被看成是西北落后文化的象征！ 谁能想得到，「华西系玉礼器」制玉技术水平的高度，却是其它东亚古人所无法企及的，仅仅因为“齐家玉器”的风格大多朴实无华、浑圆大器，就被错当成了“低等级”的玉器了吗？ 技术，在我们现代中国人的眼里到底“价值几何”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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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人特别喜欢“大玉璋”，所制作的大玉璋质量很高，堪称精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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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星堆人的兄弟“商人”，只是在商代的早中期有“玉璋”，而在晚商（殷墟时期）则已经不流行玉璋了 那么，“玉璋”到底和“商人”有多大的关联性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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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下在“殷商文字”里，是如何造“璧”和“璋”这两个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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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璧”和“璋”这两个字里，都有一个“辛”字（直代商王或商族） 商族，喜欢“有弦纹的玉璧”（非良渚玉璧特点）；三星堆人，则更偏爱大玉璋！ “契”这个字，又是什么造字本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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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人的眼里，商人的始祖（甘青齐家人）应该是与【刻玉】人群大有关系的来源呢！ “契”的含义，并非我们原来所想像的是“刻龟甲”，而实际含义是【刻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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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璋”这个字，其实很晚才造出来，大约已经是殷墟晚期了，在这个时期，殷商王朝早已经不流行“玉璋”了 但是，商人在造出金文“璋”（同章）时，依然意指 【璋 = “辛 + 玉”】，说明商人以前肯定是和“玉璋”颇有关系的，所以才会这样造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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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族造字会说谎吗? 不会的，因为【辛，是“信”的本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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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的话题现在的确是热门，但是，我们的新闻媒体在探索“三星堆文明”的可能性来源的时候，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到底对四川“三星堆文明”有多大的贡献？ ——不过是少量的具有“良渚风格”的玉器而已，仅此而已！ “三星堆文明”明明有更多的文化元素，是来自于西北甘青的“齐家文化”，可是有多少媒体能够想得起来这支西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呢？ 在我们多数人的眼里，“齐家文化”古代人群贡献再大也是枉然，谁让它地处贫瘠的西北地区，而不是富裕的江南地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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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比较欣赏良渚玉器上精致繁复的“神人兽面纹” 纵然再喜欢，那也是古代南方“百越族”的族群标识，而并不是普通的装饰性图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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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良渚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古代的百越民族——良渚古人的穿着打扮 ——头戴羽冠，和束发带！ 而这种穿着打扮，一直到延续近代仍旧可以在古良渚人的近亲们“印尼土著人”和台湾“高山族”的身上看得到 所以，上图里的人形雕刻并非是什么宗教「神人」，其实就是“古良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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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良渚人”，真的会是“印尼土著人”的近亲吗？ 当然，对于良渚遗址所出土的古代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分析，也可以得出类似的分析结果： “古代良渚人”的体质特征，最接近于“印尼爪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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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四川“三星堆人”还是中原“商人”，他们和古良渚人之间的关系不会很近的，属于不同来源的古代族群 “三星堆人和商人”都是西北甘青地区「古羌人」的来源背景，却不是南方土著居民的来源背景，我们岂能混为一谈呢? 因此，商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弯角绵羊纹），和良渚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就算名称叫得比较相似，那也不能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毕竟，各自所反映的是“不相同”的动物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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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下，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祭山图”玉璋上所刻画出来的祭山场景，里面就有“三星堆人”的穿着打扮，明显和长江下游的“古良渚人”是不一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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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四号祭祀坑新出土的青铜人像（局部），照片上也可以看到“翘头鞋”，还有“菱形眼型 + 回字纹” http://img3.laibafile.cn/p/m/322842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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翘头鞋，最早流行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包括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以及汉魏晋时期），在其中一座墓里曾出土了一件距今5000年至5800年的陶器，上面所画人物的足下，穿的是头部尖而上翘的鞋子，这是所发现的最早的“翘头鞋”。另外，在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四坝文化）出土了一件彩陶圆眼人形，足着平底“翘头靴”。在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曾出土过一件无头的石刻人像，虽右半身肩以上截断，但其胫扎裹腿，足穿“翘尖之鞋”却清晰可见，史学界考定为“商人”的装束。安阳出土圆雕跪坐玉人，玉人跪坐，着低帮平底“翘头履”，似革制 回字纹，就是“云雷纹”的另一种几何变形图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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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三星堆人所戴的“喇叭形耳环”（铃形耳环），因为造型比较独特，更适合于用来溯源 “喇叭形耳环”，究竟出现于除三星堆文化以外的哪些其它考古学文化呢？ 当然会有西北甘青的“齐家文化”，还有燕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实际上，古代东亚地区（除新疆）最早出现了【金器】的考古学文化，正是西北甘青的“齐家文化”齐家坪遗址，有多少人知道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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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耳环和喇叭形耳环”在古代东亚地区（除新疆）的传播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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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杖文化”，同样最早出现于大西北的新疆、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四坝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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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说，“权杖基本没能进入这一地带所圈围的东亚大陆腹心地区”，这句话并不准确 权杖文化，其实也进入到了“中原地区”！ 比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殷墟、西周封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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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在中原地区，至今不见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权杖(头) 反之，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大致同时或年代更早的权杖(头) ，均发现在“大西北地区”和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地区”(辽西)。其中，大西北地区(新疆、甘青等地)发现最多！ 比如，新疆境内发现的杖头数量很多，主要集中在天山南北两侧，以“青铜时代”最为集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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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中国人绝对想不到， 在古汉字“尹”（古代官职，比如京兆尹）、“君”（君王、谦谦君子）里，两者均包含有西来的「权杖文化」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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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来的“权杖文化”和西来的“青铜文化、宝石文化”一样，都是先传播至西北地区，然后，再沿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进一步地传入东亚腹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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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红色玛瑙珠”这个西来的宝石文化，在古代东亚大地的“先秦时期”曾经大流行过 红玛瑙硬度一般在6-7之间，属于硬度比较高的矿物了，其硬度高于一般的玉石，和翡翠6.5-7.5的硬度差不多，在古代并不是那么容易加工的 关于玛瑙的硬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描述，“坚而且脆，刀刮不动”。先秦时期能加工红玛瑙珠串，体现的也是一种技术水平，比绿松石珠串、玉珠串要更难于加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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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的主体，是从甘宁的“常山下层文化”（菜园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同时融合了西进陇东南的关中“客省庄文化”（周人文化的前身） 所以，商周人的确是有“亲缘关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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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韩建业教授对于“齐家文化”的分期： 1、齐家文化早期（距今4400-4200年），局限于甘肃东南部，以天水师赵村七期遗存为代表 2、齐家文化中期（距今4200-3900年），从甘肃东南部拓展至河西走廊以东的甘肃大部、青海东缘和宁夏南部。中期齐家文化自东向西强烈扩张，将马厂类型从甘肃中部和青海东北部逐渐排挤出去，但土著的马厂类型因素毕竟还会被部分继承下来。【“铜器”，最早出现于齐家文化的「中期」，所以，有不少的学者从齐家文化的“中期”算起始点】 3、齐家文化晚期（距今3900-3500年），东向远距离拓展到【关中和商洛地区】，占取了原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核心分布区，西南向则渗透到【川西北高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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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齐家文化”晚期时，已经是东西向的地理跨度超过了800公里的广大地域分布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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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甘肃的“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两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四坝文化”产生于齐家文化的晚期，主要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的中西部，年代距今3900年—3400年。四坝文化早期承袭了河西地区的马厂类型文化及“齐家文化”，并且，与同时期邻近的“新疆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甘青湟水流域的“卡约文化”等互动频繁 “齐家文化”晚期西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为邻，二者的陶器尤其青铜器存在不少共性。“四坝文化”形成于齐家文化的”晚期”，【可以理解成是进入到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在向西的发展过程中，与马厂类型以及中亚文化相融合之后，所产生的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齐家文化”晚期铜器的显著增加，应当与来自于欧亚草原地带的青铜文化的先后影响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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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为何如此重要？ 分布于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紧邻甘肃的河西走廊，是距今大约4000多年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因为绝大部分从欧亚大草原【西来的】欧亚草原的畜牧文化/青铜技术、黄金器、宝石文化等外来文化元素，基本上大多都是经过新疆、甘肃河西走廊以及甘青的“齐家文化”扩散到东亚腹地的；而只有少部分的西来文化元素（比如石城防御、石人石雕、草原乐器口簧等）有可能是通过蒙古高原西部直接进入到河套地区和陕北高原（石峁古城） 因此，西北甘青的“齐家文化”在距今大约4000多年前的东亚「早期青铜时代」，绝对是扮演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枢纽中转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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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来的“印欧人”，为何没能大规模地进入到东亚腹地？ ——因为有「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阻挡！ 西来的“文化元素”传播到东亚的大西北地区之后，就改由甘青“齐家文化”人群承担起在东亚地区的进一步传播，当然是沿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进行地理迁徙的 这就是为何，西来的“文化元素”，比如牛羊马畜牧文化、青铜技术、黄金文化、宝石文化等等，都是首先沿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进行扩散的，并伴随着“齐家人”（或“北狄化齐家人”）相继地进入到中原地区和四川成都平原，这些外来的西方文化元素又出现于东亚腹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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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人群真的进入到了河南中原地区，进入到了“二里头文化”了吗？ 当然如此！ 可为何我们都不怎么知晓呢？ 因为大家没有认真看过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考古出土的实物证据 只有认真看过了，才会恍然明白，“齐家人”和“北狄化齐家人”都在二里头夏都邑现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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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人”和“北狄化齐家人”，分别于【何时】进入到河南偃师“二里头夏都邑”？ 1、齐家人（商平民），于二里头文化的“一、二、三期”进入到二里头夏都邑，其中二期是最高峰； 2、北狄化齐家人（商王族），于二里头文化的“二、三、四期”进入到二里头夏都邑，其中三、四是主要的进入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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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人”和“北狄化齐家人”，进入到河南中原其它地方的时间，又是如何的？ 年代大约始于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朝时期，大约为距今4200-3500年，年代要明显的早于商族颠覆夏朝的时间（距今大约3600-3500年） 这就是说，「逐鹿中原」最早的年代是始于【龙山时代晚期】，并非我们原先所想象的是“夏朝末期”这么晚！ 我们原先所想象的，商人颠覆夏朝大概就在夏朝末期的最后一年里（甚至几天里），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情形，商人在好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渗透进入到中原地区了！ 这才是「逐鹿中原」的原本情形～～～ 下面的左图是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教授画出来的始自龙山时代晚期的「逐鹿中原」图； 右边那张图，则是楼主以文字标注的究竟有谁参与了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朝的「逐鹿中原」，到底谁是“商人”，谁是“夏人”(夏平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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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中原」，原来还需要花几百年的漫长时间啊？ 我们原先都以为应该是“弹指一挥间”，一年之内就解决了问题呢～～ 看起来，凭空的想象力和历史的实际情形，经常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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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甘青的“齐家文化”人群，是如何进入到「中原地区」的呢？ 公元前第二千纪前期（距今4200年前左右），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显示出明显的向东发展的趋势！ 山西大学陈小三副教授将其总结为南、北两条路线： 一，北线1，经由内蒙古北方长城沿线地带（晋陕高原和辽西地区），进而南下华北平原（“先商文化”），以及中原洛阳盆地的偃师“二里头文化”。另外，经陕北高原南下晋南盆地的“陶寺文化”(中晚期），可视为北线1 的延伸 二，南线2，则直接经由关中平原，进而抵达中原腹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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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人群（包括齐家人、北狄化齐家人）于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朝时期，不断渗透进入到「中原地区」的南、北两线迁徙路径如下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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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狄化齐家人(北线1)，齐家人(南线2) 两者分别进入到「中原地区」的情形，给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朝的「中原地区」(夏人的地盘) ，带来了怎样的明显【外来文化元素】的影响？ （在下图中，蓝色代表夏人，红山代表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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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自龙山时代晚期起，有大量的【外来北方文化元素】，不断地渗透进入到「中原地区」(夏人的地盘）里 比如，牛羊北方畜牧文化、小麦、齐家花边罐、卜骨、石峁文化元素、牙璋、陶盉、陶鬲、玉戈，【铜器】 ——也就是说，自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时代晚期”起，在「中原地区」突然出现了零星的铜器（包括青铜器）！ 这是非常明显的历史变盘信号，有来自于来自于北方地区的「青铜/畜牧人群」不断出现于「中原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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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注意到，在上图中的左下角的地理位置上，有一个名为“淅川下王冈”的地方，在地理上已经很靠近湖北和河南的交界之处，不仅出现了“齐家花边罐”，还出现了“砷铜倒钩矛（ 赛依玛-图尔宾诺式） 就是下图所示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柳叶形“北方草原铜兵器”，在西北甘青“齐家文化”中也能看到这种铜兵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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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依玛-图尔宾诺青铜文化”，是分布于中亚草原上的一支由【印欧人+ 西伯利亚土著叶尼塞人】混合形成的一支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其中，东方族群所占的比重不低。这支考古学文化有不少的草原兵器首先传播到了东亚的西北地区，比如，倒钩铜矛、空首铜斧、环首铜刀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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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西北甘青的“齐家文化”，当然会受到了来自于欧亚草原上的“塞依玛-图尔宾诺青铜文化”的影响，并伴随着“齐家人”于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时代，不断地渗透进入到「中原地区」，北方草原铜兵器便出现于河南与湖北交界的“淅川下王冈”这个略偏南方的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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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补贴一组图，之前一直没能找到“齐家文化”红玛瑙的相关图片，刚刚发现了一张“齐家文化”绿松石串配红玛瑙的图片，特意补充上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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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红配绿”的对比色彩搭配，在先秦中原地区的“商周文化”和唐朝文化里都能见得到，另外，在长江上游的成都“金沙文化”里也能见得到 但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里就不曾见到过，这种审美观上的差异，体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南方稻作土著文化，和中原华夏文明以及四川三星堆文明，并不属于同一个“文化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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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下面接着说，距今4200-3500年之间（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朝时代）的「逐鹿中原」 中国的考古学术界一般认为，“夏商周”三代是一个前后传承的关系，后一个朝代灭亡了前一个朝代。但是，张光直教授却认为，夏商周三代在时间上是“共存”的，彼此之间只有地域上的不同 自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朝时代的「逐鹿中原」，从考古发掘上已经验证了张光直教授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夏商周三代在时间上是“共存”的，彼此之间只有地域上的不同」 但不能说，「彼此之间只有地域上的不同」，而是有一部分的商人和中原“夏人”，在中原地区已经共存了好几百年之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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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人和北狄化齐家人（含石峁人），他们到底是谁？ 应该说，国内的专家学者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居然和【商人】大有关系！ 这可真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呢～～ 因为在相当一部分的学者们的心目中，【商人是尚鸟的东夷人】 这个观点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没有任何人能够联想到，“商人”的最初来源地与西北甘青的“齐家人群”能有什么关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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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诗经·商颂·玄鸟》里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难道商人不应该是“尚鸟”的东夷人吗？ 那么”尚鸟”的东夷人，他们到底又是谁呢?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秦人也是“尚鸟”的东夷人来源（被迫西迁的一部分“商庵人”） 如果我们考察“秦人”的来源，不就可以解开“东夷人的来源”之谜了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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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人”的来源，目前已经掌握的古籍文献记载，已经可以解开这个谜了！ 《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注：“二国皆嬴姓”。 《国语·郑语》：“北有衞、燕、翟、鲜虞、路、洛、泉、徐、蒲。” 韦昭注：”鲜虞，姬姓在翟者。””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翟，同“狄”） 《尚书·费誓》记载：“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 “淮水之戎，常害周室，是为徐戎，有徐氏。赤狄之种，有徐国，隗姓，以国氏，有徐氏。”《徐偃王志》清. 徐时栋 马王堆西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也有“秦将不出商阉(奄)”说法（秦人出自“商奄人”） 清华简《系年》记载：“飞(廉) 东逃于商盍(庵)氏。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盍(奄)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简狄吞鸟卵生契 《史记·秦本纪》：“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女脩吞鸟卵生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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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懂了古籍文献记载，即可知： 东夷“徐戎、商庵人（秦人）”两者皆嬴姓，为【赤狄】之种 秦人和商人都是“ 吞玄鸟卵”所生，两者皆尚鸟，而且西周秦墓循殷制，不愿意被“周礼”所同化，说明秦人和商王族很可能具有「同源性」，皆【赤狄】的来源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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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狄，难道是东夷地区的“土著居民”吗？ 这不可能的～～ 因为“赤狄”是【北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北狄的最早活动范围，就是「北方长城沿线」一带的晋陕高原，怎么可能是东夷地区的土著居民呢？ 所以，在东夷地区所出现的“尚鸟“的嬴姓赤狄，必然是从「北方长城沿线」一带迁徙而来的外来迁入人群，时间很可能就是从“龙山时代末期至夏纪年”这段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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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和秦人皆以“鸟”为图腾，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同源性」的关系，也即皆为【赤狄】的来源 那么，商族的最初来源地不可能是【东夷地区】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商人来自于东夷”的这种错觉，不仅因为东夷人尚鸟，而且晚商重视经略东夷地区，也会加重这种错觉 然而，商代青铜器上遍布的“兽面纹”（弯角绵羊纹）已经清晰无误地告诉了我们，商族的来源必定与【绵羊】大有关系！ 而绵羊是不可能来自于东夷地区的，只可能来自于西北地区 因为现代考古发掘已经证明了，中国古代家养绵羊的出现则明显是西部早、东部晚，很可能有一个自中国西北地区向东传播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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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相当一部分人执着地（坚决不肯改变思路地）认定了，商人一定是来自于东夷地区 这就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相信，西北甘青的“齐家文化”人群，居然会和“商族”有密切的族源关联性！ 甚至是，我们把自“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时代”不断渗透进入到中原地区的“齐家人”，给当成了“二里头夏人”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有什么不对吗？反正“齐家人”的确是当过“夏朝的臣民”，被称作“夏人”也没啥不对劲的 可问题是，“北狄化齐家人”（商王族）也同样当过“夏朝的臣民”，那么，商王族被称作“夏人”也没啥不对劲的 好吧，夏人（商王族）推翻了夏朝，是吧？ 最后的结论是，我们都是“夏人”，其实并没有“商人”存在，司马迁的《史记》完全弄错了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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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人并不是中原“夏人”，夏人（夏平民）主要是龙山时代“泛东文化系统”的来源背景，不仅拥有南方稻作文化，而且，还喜欢使用“陶鼎”这种在东南地区最流行的炊具 而“齐家文化”人群则比较喜欢使用【花边罐】，但并不是东南方地区的陶鼎～～ 主要炊具上的差异，往往体现的是饮食文化和族群来源上的差异。齐家人是“有粟黍作/牛羊马畜牧业、无稻作”的古西北人群，这种饮食文化习惯和“商周人”是一致的，反而和中原“夏人”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 我们不可以把西北“齐家人”与中原“夏人”，统一合并称“二里头夏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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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人】进入到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时间是，二里头文化的一、二、三期（其中二期是高峰） 【北狄化齐家人】进入到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时间是，二里头文化的二、三、四期（其中三四期是主要进入时期） 因此，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里的早期一二期里，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于西北齐家文化的“花边罐”；然后在“二里头文化”的晚期三四期里，又开始看到来自于北方长城沿线的“商式鬲”（商王族的炊具） 然后，学者们把北狄化齐家人的“商式鬲”当成是商王朝的炊具，这没错！ 但是，把齐家人的“花边罐”给当成是“二里头夏人”的炊具，这可就不太对了 齐家文化的“花边罐”，不仅伴随着齐家人经关中地区迁徙进入到中原地区，还伴随着齐家人东进到晋陕高原并出现于广义的“朱开沟文化”分布区（含石峁古城） 我们怎么可以把“齐家花边罐”当成是“二里头夏人”的文化元素来对待呢? 实际上，传播到晋陕高原的“花边罐”，并受“花边罐”的启示新产生了“花边鬲”。在朱开沟文化消失后，“花边鬲”仍然广泛流传于我国北方长城地带和晋陕黄河两岸，影响极其深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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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人群的北线1、南线2的迁徙，并伴随着“齐家花边罐”的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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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花边罐”在中原腹地的传播范围，向南已经低达河南与湖北的交界之处（快到长江中游了），向东传播到河南杞县，这反映了“齐家人”在中原不断迁徙的地理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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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花边罐”（齐家人）在中原腹地的向南迁移，究竟于何时抵达长江的岸边？ ——就是湖北黄陂的【商盘龙城】的第一、二期 商代盘龙城遗址总共七期，其相对年代如下： 盘龙城一、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晚段、二里头三期），出土了典型的二里头风格的“齐家花边罐”等陶器 在夏、商之际至早商，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四期至二里冈上层一期偏早），“北狄化齐家人”（商王族）也接踵南下至盘龙城，盘龙城的城垣兴建于四期晚段 盘龙城第五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期偏晚），是商盘龙城的兴盛期 盘龙城第六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偏早）和第七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偏晚），盘龙城逐渐地走向衰落（中商“九世之乱”时期），直至最后彻底地废弃掉。而与此同时，江西“吴城文化二期”迅速发展成一个具有夯土城墙的地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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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朝时期，此时的「中原地区」绝对是一个【大杂烩地区】，出土的陶器种类五花八门，各种南、北文化因素全都聚集在一地！ 比如，不仅有南方地区的稻米、陶鼎，也有北方来的黄牛、绵羊和青铜器等。对于这个“逐鹿中原时代”的文化因素大杂烩现象，我们有了充分的认识吗？ 显然没有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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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逐鹿中原」时代会是一个大杂烩的时代呢？ 因为司马迁的《史记》给了我们极大的影响，“夏、商、周”是【前后相继】的三个不同朝代，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夏人和一部分的商人（齐家人+北狄化齐家人），居然可以长达几百年地共处一地 为什么河南中原“二里头文化”长达几十年地存在一个【夏商分界难】的问题，原因及在于此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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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专家们最终达成一个勉强共识：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总共四期，一二三期算夏朝，四期算成商朝（早商） 但问题是，一二三期就算是当成“夏朝”，在这段时期里的二里头都邑里，就没有“齐家人和北狄化齐家人”（商族）存在了？ 依然有啊，而且并没有少到“零星”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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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花边罐”其实是在河南“二里头文化”之前，就长期流行于西北地区菜园文化的一类器物，龙山时代扩展至甘青的“齐家文化”、关中的“客省庄文化” 中原“二里头文化”一期出现的这类花边罐，其实是“齐家文化”向中原腹地东扩的结果，在中原地区的其它地区（非二里头遗址）也同样在频频出现 花边罐是“二里头文化”中具有显著特色的一类陶器，自二里头文化一期萌芽，二期发展到全盛，三期逐渐衰退，四期渐趋消亡，其器类典型、出土数量多、分布地域广，甚至有学者说此类器物是衡量某一文化遗存是否为“二里头文化”的标型器 但是，这是从西北地区【外来的】陶器，已经被当成了中原“二里头文化”陶器组合的核心之一。齐家人并不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土著居民，自然也不是真正的中原“夏人”（有稻作）的来源背景 如果我们把【外来的】齐家人（甚至北狄化齐家人）的陶器类型，当成了【中原本地】有稻作的“夏人”的陶器核心组合成分，这岂不是全都混淆在一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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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在【陶爵、陶盉】出现于河南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之际（即约公元前1650年左右） 而这类“陶礼器”在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甸子遗址里也同样出现了！ 于是我们想当然地认定，一定是河南“中原二里头文化”的【陶爵、陶盉】向北传播影响到了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 可问题是，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起始年代，要早于中原“二里头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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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还是不太愿意相信，【陶爵、陶盉】在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甸子遗址里出现的时间，早于它们在河南中原“二里头文化”出现的时间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碳14年代测定的数据吧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 【陶爵、陶盉】出现于河南“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际（也即约公元前1650年左右），这个年代毫无疑问是准确的，因为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测年数据都是要经过反复测的，基本上不会有多大的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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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甸子墓的随葬品中，与“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近似的【陶爵、陶盉】、陶鬶、石钺、玉钺之类的器物，大多出自大甸子墓地的“北区”，另外还有商式“兽面纹”彩绘陶器、青铜器也以“北区”出土最多 赤峰大甸子墓地的三个区域的时间早晚依次是：中部、北部、南区 每个区域的时间早晚是：北早、南晚 敖汉旗大甸子454号墓位于“北区”的西南角（属于“北区的晚期墓”），M454墓的树轮校正测年数据是: 【3695年】 因此，北区墓的年代大多应早于距今3700年（3800～3700年之间），并不比中原“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际的1650年的年代要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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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的齐家人喜欢用“花边罐”（西北风格），而北狄化齐家人则更偏爱“商式鬲”（受北方长城沿线的文化影响），这两个不同的陶器类型偏爱，常可以用来区分中原地区的“齐家人、北狄化齐家人” 不过，但凡是有“齐家文化”背景的人群，一般还会有“陶盉”。基本上，齐家文化人群迁徙到哪里，“陶盉”就一路分布到哪里 比如，陶盉不仅出现于西北甘青“齐家文化”中期，在陕北高原的“石峁古城”、河套地区“朱开沟文化”、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遗址）都有出现 至迟在距今4000年前的时候，空袋足、管状流、封顶的典型「陶盉」就已在“中原地区”流行了，在河南省的孟津小潘沟、禹县瓦店等十几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屡有出土 又比如，在四川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里，【陶盉】就是三星堆-金沙人的一种典型陶器，而且，器型和中原【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一件“陶盉”十分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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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青“齐家文化”拥有各种各样的“陶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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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的陶盉，和中原二里头的陶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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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陶器虽然已不流行“陶盉”，但是，在二里岗期文化和殷墟文化的商代铜器中，依然还有传统器型的「盉和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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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盉”不仅出现于长江上游的四川“三星堆文明”，还出现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境内江汉和三峡地区，与“齐家人”到达长江中游大有关系！ 另外，在安徽境内的江淮地区，也曾发现青铜器如铜斝、铜铃，陶礼器如陶爵、鬶、觚等，应与”北狄化齐家人”的迁徙关系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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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中原地区」的“齐家人”，最早出现于湖北境内的【盘龙城遗址的一、二期】（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而北狄化齐家人是在【盘龙城遗址的三、四期】（二里头文化四期至二里岗早商文化）方才抵达 那么，到达三峡地区的“齐家人”，他们又是谁呢？ ——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峡地区夏商时期文化是四川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向东传播和发展形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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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河南「中原地区」的齐家人（商人），和来自于四川成都“三星堆文化”的齐家人（三星堆人），几乎同时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时抵达长江中游的湖北境内！ ——他们两兄弟要在长江中游地区交汇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 画红色圈的遗址，和【三星堆人】有关系；画红色下划线的遗址，和【商人】有关系 很明显，在商代中期（九世之乱）之前，【商人】对于长江中游地区的（铜矿）控制能力要远大于他的兄弟【三星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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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得“铜矿”者，才能走向【青铜文明的繁荣】，这句话可真不是随便说说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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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长江中游地区】的覆盖范围再扩大一些，就可以把“安徽”也包括进来了 安徽阜阳，距离四川成都有多远？距离超过了1300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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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安徽地处范围扩大了的【广义长江中游地区】 因此，安徽阜南出土的青铜尊，在四川三星堆也可以找到很相似的双胞胎，形状、纹饰都一样，名字也都叫“龙虎纹青铜尊”。这两地相距如此遥远，却出现了“双胞胎”青铜尊，文化交流到底发生在哪里? ——正是广义的【长江中游交流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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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和盘龙城出土的青铜罍也颇为相似，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接受采访时，还开玩笑说三星堆的尊和盘龙城的罍是“兄弟” 其实，“三星堆人和商人”，他们之间还真是亲兄弟的关系呢，只是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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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系的长江流域青铜器，尊和罍的肩部都会有扁体的小鸟，兽头是挂在肩部，而不是趴在肩部的等南方特征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礼器，的确是中原青铜礼器的器型，但是，它同时又形成了和中原文化不一样的东西。”张昌平认为，三星堆本地的青铜器很明确地借鉴了中原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也能够看得出青铜文明之间的交流是非常清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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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考古新发现的三星堆鸮形装饰的青铜尊，和安阳出土的妇好鸮尊就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有“绵羊弯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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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人”和“商人”，其实他们都热爱【羊】，我们注意到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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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朝时代，年代大约距今4200-3550年，在中原地区出现了「逐鹿中原」的【大杂烩】文化现象 我们曾经想象过会有这种复杂的状态出现吗？ 其实没有～～ 在我们的大脑里所幻想出来的王朝更替模式，岂能如此的“不清不楚”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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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青铜时代」的降临绝对不会是以一种最简单的模式出现 人类社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巨变，也将注定了要走非同寻常之路！ 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教授，早就把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晚期所发生的「逐鹿中原」图给画了出来 可大多数的人依然没有看明白，「逐鹿中原」真的需要逐鹿这么长久的时间吗，甚至从龙山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二里头夏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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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那个“泛西北文化系统”的齐家人群（和北狄化齐家人），他们到底是哪路神仙？ 不仅在许宏教授所画出来的「逐鹿中原」图上赫然出现，甚至，就连西方学者早在二三十年前就紧盯上了“齐家文化”，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更长不到，齐家人和北狄化齐家人竟然迁徙了有“半个中国”，从各种方向进入到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他们到底想干嘛？ 还能干嘛？当然是「逐鹿中原」呗～～～ 只是我们一直看不明白，他们究竟是谁，到底想做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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