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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四川“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消失之谜~~~~~[第8页]

作者:gtfz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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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周人知道,商朝的前朝人(夏人),与商族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因为两者皆热爱【绵羊弯角+ 臣字眼睛】,这就是西北甘青“齐家文化”的典型文化特征!

    我们甚至在“篆文”字体里可以看到,【夏】这个字和商人的上帝始祖神-—【“高祖夔”】是多么地相似啊,相似到就像是“一家人”呢

    
    所以,在周代的文献里,【夏即雅,雅即是夏】,雅同鸦(黑色的鸟)

    这意味着,夏人和商人(玄鸟)在“族群和语言”上的差别很小,几乎可以相互替换,因为这两者皆来源于西北甘青的“齐家文化”!




    楼主之前曾经贴过,自龙山时代晚期至夏时代(距今大约4200-3600年),西北甘青“齐家文化”人群是如何分三路进入河南“中原地区”的图,也即「逐鹿中原图」!

    

    “齐家人”进入到河南中原地区的时间(距今大约4000年前),是要早于“北狄化齐家人”(商王族)进入到中原(距今大约3700年)

    “齐家人”进入到河南洛阳盆地“二里头”的时间是,“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同样年代早于“北狄化齐家人”进入二里头,“二里头文化”二三四期

    两者在时间上的落差决定了,

    「夏朝」,可以由“齐家人”建立起来的中国最早的王朝国家;

    「商朝」,则是由“北狄化齐家人”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更为强势的朝代!


    在夏启继位之初,《竹书纪年》记载了一次盛大的开国典礼:“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

    钧台:古台名,亦名夏台,在今河南省禹州市(上图中的瓦店遗址)。河南禹州地区曾以【“翟鸟”】命名,翟鸟以其羽毛鲜艳又称作“夏”,因而此地最早当称作“夏地”,后称作【“夏翟”】,至春秋战国时期才又称作栎和阳翟。称栎者,乃翟鸟之异名,称阳翟者,当因古夏、阳二字音、义相近通用之故。禹州古称夏地,夏部族即因居夏地而得名。据史书记载,阳翟是夏启的主要活动地。

    “翟鸟”又叫天翟、夏翟鸟、又单称作【夏】。翟狄相通,所谓狄

    @大壑晨曦

    根据甲骨卜辞,“高祖夒”的本像。殷人的祖先是“夒”,而不是“夔”。《在线新华字典》说“夒náo?,古同“猱”,兽名,长臂猿的一种。”
    ———————————
    “夒”和“夔”之间的差异,只是现代人的解读问题!

    “夒”字数量少,且偏早期;

    “ 夔”字的数量,则多得多!

    下表是商代几乎所有出现过的“夒”和“夔”这两个字的全部统计,金文里几乎都是“夔”字:

    

    先秦文献资料所涉及到的“夏朝”,【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确可与“二里头考古遗址”相对接;并且,二里头遗址所具有的那种早期王都的规模和气象,也似乎与中原地区形成的最早期国家能对得上号

    但是,要想证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是一个真实的“夏朝”历史存在,上述的证明方法明显是力度偏弱的。至少,二里头文化遗址在【内涵上】与“夏朝”的关联性如何,并不能让国际学术界深感信服


    简言之,

    现在的“二里头考古遗址”尽管在「时间和空间上」可以与夏王朝相对接,却无法在「内涵上」以自证的方式与夏王朝相对接!


    很多人会认为,既然我们可以证明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的商朝是“信史”

    那么,为什么不去“如法炮制”地同样证明夏朝也是“信史”呢?

    也即,证明“夏朝”的真实性存在,有这么困难吗?


    商朝是如何自证的?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可以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对得上号

    ——周公说:“惟殷先民,有册有典”


    可是,周公并没有说过“夏先民,也有册有典”。如果“夏朝”仅仅只是停留在【传说】的层面上而已,这可真就麻烦了呀

    “夏朝”该如何进行自证呢?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到底算不算“夏文化”?

    这个自证困难的“悬而不决”问题,深深地困扰着国内的学界~~

    究其背后的原因,还是“齐家人”(夏朝)和“北狄化齐家人”(商朝),这两个朝代的【文化相似度】的确比较高,很难将两者皆然划分开来!


    在“二里头文化”发现之初,二里头遗址一度是被视作【商朝早期】的都城遗址!

    但是,随着测年科技手段的进步与考古发掘的深入,研究发现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对于商朝而言显得有些偏早,更接近于夏朝的年代范围

    这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现在把“二里头遗址”当成是【夏都邑】,而不是商都邑,主要的原因竟然是【年代偏早】了,不像是商代而更像是「夏朝的年代范围」

    看见没有,“二里头遗址”之所以会被当成【夏都邑】,主要原因在于“年代偏早”!


    如果这就是证明“二里头遗址”是【夏都邑】的唯一有利证据的话,别说国际学术界说服不了,就连国内学界也同样说服不了~~




    如果不是考察“年代”,而是从【文化内涵】上来考察二里头考古遗址

    我们就会发现,西方学者不愿意把“二里头文化“当成是“夏文化”,并非是在无理取闹!

    就连台湾学者张光直教授也同样认为,

    二里岗期以后的“商文明”有两个先商源头,一是来自漳河流域的【下七垣文化】,也即“先商文化”(当然还应包括豫北豫东的先商文化);二是河南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因为这一时期进入到二里头都邑的商族(北狄化齐家人)越来越多,多到二里头文化的晚期看起来更像是【早商】


    我们甚至都可以这么说,“早商文化”就是从“二里头文化”的晚期【内生】出来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这么去辩解,

    就算“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偏【早商文化】,那么,“二里头文化”的一二期总该算成是【夏文化】了吧?

    ——这不就是「前夏后商」的二里头分界模式理论嘛,有不少的国内专家学者们之前还是挺认同这样的“夏商分界法”的




    从二里头陶器群组合的变化来看,

    “齐家花边罐”(齐家人)进入到河南洛阳盆地“二里头”的时间是,“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最盛期是在【二期】,从一期开始进入,至三期开始衰落,四期消失;

    “商式系统陶器”(北狄化齐家人)进入到河南洛阳盆地“二里头”的时间是,“二里头文化”二三四期,从二期晚段开始零星出现,【三期逐渐增加,至四期成组地出现】!

    我们可以对照看一下,下表中的「二里头出土器物」到底主要集中出现于哪个二里头阶段,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只要我们认真看了上面的“二里头出土青铜器和玉礼器”统计表格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什么判断呢?

    “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方才是【青铜器和玉礼器】的出土高峰期,而这一时期对应的正是【商族】(北狄化齐家人)逐渐增多地进入到二里头都邑的时间!

    反而在“二里头文化”的一二期(对应的是齐家人进入到二里头),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玉器都只是少量出现而已~~

    到底谁对“二里头文化”的贡献最大,不是明摆着的嘛!


    我们一直在强调,“二里头文化”的主体内涵应该是【夏文化】(齐家人)

    结果却发现,

    “二里头文化”的真正最大贡献者,其实更应该是【早商文化】(北狄化齐家人)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二里头“文化内涵“分析结果?

    我们又该如何去有力驳斥,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商文化】?




    2007年,美国汉学家艾兰(Sarah Allan)就指出“二里头是一种新范式(New Paradigm),可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

    从二里头到周代的整个中国青铜文明,由礼器、礼仪(祭祖) 活动到礼书上的“礼”,无论器用层面还是其中所显示的贵族文化底蕴,【都是一以贯之的。以“商文明”为主干】,在长江黄河流域形成更大的地域性青铜文化的交流网。这一文化交流网络的扩展,构成此后以“周王朝”为代表的中国青铜文明的进一步拓展,乃至“秦汉王朝”版图形成的前提。

    “二里头文化”是相当于商王朝早期阶段的“二里岗文化”的主要、直接的源头,对后者的礼制文化的内涵、王朝社会政治结构乃至控制区域,产生了直接和重大的影响。二里岗时期和殷墟时期的商王朝,继承发展了“二里头文化”以来的社会统治方式,吸纳了更广大区域内的宗教祭祀形式,确立了华夏早期礼乐文明的基本特质。这包括:城市规划方式和设计理念、建筑布局、宫室制度、墓葬制度,还有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器用制度的整合,因祭祀祖先而盛行的动物殉牲和人殉人牲,王权在神的名义下实施的占卜行为,以及记录占卜结果的文字的出现等。

    艾兰引用了“文化霸权”概念,认为一种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其最早积淀并形成于公元前二千纪早期并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中心,在商代末叶以前确立了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霸权。如果我们更多的关注于文化影响而非政治权威,就会发现这种“文化霸权”的具体表现:青铜礼器及相关事物(青铜仪仗兵器、特定类型的玉器、依据甲骨裂兆)作为精英文化的权威性标志,其形制与纹饰在晚商的所有中国区域都是共通的。同时,艾兰也认为,中国古代作为礼器而普遍存在的青铜器系斯佩伯(Dan Sperber)所说的“文化表象”(cultural representations),即反复传播(这种传播出于模仿、趋同心理,可能并不传播任何技术便利)。

    通过对这一阶段部分遗物(主要包括可能象征礼制的青铜器和陶器)的形制和纹饰的研究,艾兰认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晚商文化和周文化在礼器上表现出极强的传承性】,从“精英文化”和“文化表象”的角度讲,延续发展的中华古代文明,正是发端于二里头时代所开创的【礼制文化】。

    所以,西方学者一直都认为,华夏文明应始于“商文明”!



    通过分析分析“二里头文化”的内涵,其中许多文化因素是和「早商文化」相一致的,比如:

    在建筑技术上,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发现的宫殿基址均建在夯土台基之上,建筑程序、技术乃至基本结构几乎完全相同;在器物形制上,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爵、斝、刀、戈、戚、镞等铜器与“早商文化”所见者相仿而显得古朴,均可视为后者的祖型,同形制的大口尊、卷沿圜底盆、甑、小口高领瓮、平口瓮、大口缸、爵、斝等陶器既见于“二里头文化”,也见于“早商文化”;在器物纹饰上,“二里头文化”开始出现的云雷纹、饕餮纹和器物内壁的麻点装饰在“早商文化”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等等。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确实是“早商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有一些专家认为,一二期归夏朝,三四期归商朝更合理。比如在第三期遗存中,第一、二期常见的鼎、深腹盆、甑等继续沿用,但有局部的明显变化,同时,【新出现了商式鬲、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领瓮等与商代二里岗期遗物十分接近的器物,这组新器形在二里头四期中越来越多】


    尽管“二里头文化”的最主要贡献者其实是商族(北狄化齐家人),但是,

    目前流行的说法依然是,“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是【夏文化】。大约在“二里头文化”的四期晚段,商族才完成了对夏朝的政权替代:

    以“下七垣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为基底,融入了少量东夷“岳石文化”因素的「二里岗文化」在很短时间里形成并迅速扩张

    在“商克夏”的过程中,商王族首先占领了若干二里头据点,如新郑望京楼、荥阳大师姑、夏县东下冯等,并建立起新的古城如山西垣曲的垣曲商城、焦作的府城商城等,并南下至长江中游的盘龙城,将触角伸向了南方地区的铜矿资源。

    至早商晚期(二里岗文化上层),早商文化的覆盖面已经西至关中西部渭河流域,东至泰沂山系西麓,北至河北石家庄、保定,南达长江中游的武汉、湖南岳阳、江西吴城等地的广大疆域


    我们为什么不把“二里头都邑”当成是【商都邑】来看待呢?

    以楼主的观点来看,商朝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政体,而二里头都邑则显得“太杂烩”了!

    相比之下,之前的“二里头夏文化”显得百花齐放,三四十种器物,形态、尺度各不相同

    但是到了“二里岗商文化”时期,整齐划一到只有七八种主要器物,甚至尺寸都高度一致!

    这说明什么?

    “二里岗商文化”对所进入地区的影响【强势而直接】,二里岗商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的遗物和二里岗文化核心区的郑洛地区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而地方土著文化的影响极为有限,外来的商文化和本地的土著文化并没有融合在一起,而是各行其是


    很多人都以为,「长江流域青铜文化」是南方土著居民对于“商文化”崇拜和模仿的结果

    这种判断并不正确!

    因为商朝太强势了,强势到基本上不和任何的当成土著居民打成一片,唯一的例外是晚商时期的东夷地区,毕竟两者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比较友好的“商夷联盟”关系,相互之间比较熟悉

    但是在其它地区,只要是商王朝直接管辖的区域,商族以“族”为单位【聚族而居】,根本就不和土著居民混杂居住,更谈不上相互融合,当地土著居民还能够山寨“商代青铜器”?他们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吗?














    “商朝”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大一统政体,那么,“夏朝”也是如此的吗?

    当然不是啦,夏朝就是一个“大杂烩时代”!

    我们在“二里头文化”都未见王一级的大型墓葬,而只有贵族级别的墓葬,这也许暗示了“二里头政体”可能并未形成稳定的“大一统”的社会组织?






    夏朝,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种统一的“大王朝”,而是处于「逐鹿中原」的大杂烩时代

    其中一种概念是“早期国家”。在早期王朝时代,国家是由众多诸侯构成的国家联盟,也有学者形象使用了“国家群”的名词。在这一时期,各国的聚落群形成了一定的结构,进而成为一个一个的城邑。而在这些“邑制国家”中,最强大的那个处于中心地位,其他国家虽然臣服于它,但并不构成直接的统治关系

    夏朝,和商朝的感觉完全是两样的状态!


    为什么周人称呼商朝是最早的“中国”?

    因为商朝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大王朝”,才被周人敬仰地称作「大邑商」,而称呼自己是「小邦周」

    当然,现代的中国人想象中的最早的中国是——「夏朝」

    可夏朝是个什么状态,我们都很清楚吗?

    就算“夏、商、周”三代并列,就意味着夏朝可以和商朝、周朝等量齐观了吗?

    差远了~~~~~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华夏文明”的中原礼制文化,的确是始于“二里头夏文化”

    更准确地说,商代二里岗-殷墟【以酒器为核心的青铜礼器群】,其源头的确是始于“二里头夏文化”的陶礼器(酒器)

    毕竟,北狄化齐家人和齐家人具有「同源性」,两者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礼制文化”也是合情合理的



    早于“二里头文化”的中原龙山时代的礼制,各地域文化的礼制内涵与形态各异,在这些“前铜礼器”群中,似乎还未发现【以酒器组合为核心】的礼制系统

    只有【在二里头文化的早期(齐家人),才确立了“以重酒组合为核心的礼器组合”】。这是一个跨时代的变化,从此开启了夏商、西周早期礼器制度一以贯之的以酒礼器为核心的礼器制度”

    而以「青铜」酒礼器为核心的礼器组合的最终形成,是始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北狄化齐家人)

    我们看到了,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陶制酒礼器”,进一步升级到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青铜酒礼器”的礼制文化

    这种酒礼器的一脉相承性升级,均是源于“北狄化齐家人”(商族)的青铜冶铸技术的不断进步!



    何为“夏”?何为“商”?

    夏、商更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王朝更替

    实际上,就是两亲兄弟之间的政权更迭!


    1、「夏朝」的建立者,是经关中地区直接进入到中原腹地的“齐家人”(并不是我们一直所误认为的是“河南龙山文化”稻作土著居民)

    2、「商朝」的建立者,则是先长途一路东迁(途经石峁古城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然后再从华北平原南下进入到河南中原的“北狄化齐家人”(商王族)


    不妨打一个比方吧

    假如,李建成建立了“夏朝”;而李世民则建立了“商朝”

    这两亲兄弟之间居然也能成为【前、后朝】的关系啊?

    当然是拜周人所赐啦~~

    至于周人为何一定要整出一个不同于“商朝”的【夏朝】来,其中究竟隐含了什么样的心理作祟,楼主稍后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吧


    就算是亲兄弟之间,也可以明算账!

    夏朝和商朝之间的异同点,到底在哪里?

    楼主一样能分析得出来~~

    要判断出“齐家人”和“北狄化齐家人”之间的差异,

    ——【使用“花边罐”(西北因素)和使用“商式鬲”(北方因素)】这两种不同的主要炊具习惯,就可以把夏人和商人轻松地区分开来

    随着商克夏、商王朝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商式鬲”的使用在空间上也大范围地扩展,成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炊器


    另外,

    二里头夏朝的宫殿基址是“尊西北方位”的;齐家人的体质特征是古西北类型

    而商代都城规划中重东北方位的经营,是个普遍的现象,商城中所发现的宫殿建筑基址,其方向也是北偏东的。这就是商朝王室是【尊东北神位】的具体反映,因为商王族是途径东北辽西和华北平原而南下中原的

    并且,商王族的体质特征兼有古华北类型(北方长城地带)和一定的古东北类型这两种体质特征


    孔子在谈到夏商,在于强调两者之间的礼制传承,故在《论语·为政》中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夏朝和商朝的“礼制文化”,其共同点就是“重酒文化”!

    只有「二里头文化」,才确立了“以重酒组合为核心的礼器组合”。这是一个跨时代的变化,从此开启了夏商、西周早期礼器制度一以贯之的以【酒礼器为核心】的礼器制度

    如果我们仔细察看夏、商、周这三者之间的礼制文化的异同,就会发现,

    真正“重酒”的是夏朝(齐家人) 和商朝 (北狄化齐家人),只不过,夏人是“陶制”酒礼器;而商人是“青铜”酒礼器

    这说明,偏晚一些进入中原地区的「北狄化齐家人」的青铜器冶铸水平,要比更早进入到中原地区的「齐家人」已经高出了一大截,而商族的青铜器制作技术的不断成熟,得益于「北狄化齐家人」沿着北方长城地带的一路东迁过程!




    由于先周文化和西周早期文化中的青铜器几乎都是【早商式青铜器】,故而进入西周早期,酒器礼器在高等级贵族遗存中也常见,体现商周文化的传承性

    但是,周人毕竟不是甘青“齐家人”的来源背景,而是来自于关中“客省庄文化”。故而,自西周中期起,周人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征(周文化)

    虽然一些商人贵族后裔仍然延续爵、觚等青铜酒礼器为尊的商人嗜酒传统,但是,至西周中期随着周人禁酒,青铜酒礼器少见踪影,改变了自夏商以来的“酒器礼器体系”,而将酒器从单独品类归属于以“食器为主”的大礼器类

    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从共王起,发生较大风格转化,逐步过度到严格等级礼制前提下的,以实用为主导的,规制化的成套餐具(食器为主,酒器、水器(盥洗器) 为辅)

    因此,夏商重酒器,西周前期重食器,西周后期开始逐渐重视水器

    另外,周代青铜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出现了【长篇的铭文】~~

    除了青铜礼器的种类有所变化之外,从纹饰上看,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在继承商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的「云雷纹」(兽面纹)没有商代普遍,商代和西周时期在纹饰的种类上不同。当然,在西周时期(尤其是在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纹饰进化的过程中,【否定掉的许多商代的传统青铜器纹饰,这些“兽面纹”纹饰为什么会被否定掉呢】?


    比如,商代和西周早期的【兽面纹】及其变形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就逐渐被淘汰,在西周中后期,“兽面纹”很少,即使有也多在足部和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另外,商代的夔龙纹在西周时期也是少见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商代的【兽面纹和夔龙纹】是甘青“齐家文化”的典型文化特征!

    周人是来自于关中“客省庄文化”,虽然和甘青“齐家文化”也存在着较近的亲缘关系,但是,周人毕竟不是甘青“齐家人”(甘青古羌人)的来源背景,周人当然不会肆无忌惮地使用甘青“齐家人”的典型文化标识的,古人有界限感的!

    就如同,周王室是不会称“帝”的,无论生前或逝后皆不会的,因为“帝”字里面有一个【辛】字,而“商 = 辛 + 穴”


    西北齐家人,不会山寨和抄袭良渚玉器上的神徽图案;

    南方土著人居民,也同样不会山寨和抄袭商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

    古人都有族群界限感的,不会乱来一气的!

    这是最基本的认知常识~~~


    只有现代的中国人会认为,一切皆可山寨呢




    所以,在西周中期以后真正的“兽面纹”就少了。即使有,也多是以抽象的形式出现

    而替代的则是新的纹饰,当然,这些纹饰是抽象到了极点,如,重环纹、垂鳞纹、龙纹等。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难于解释的纹饰,比如说波曲纹

    另外,西周时期纹饰的特点还有一点,这就是主次纹饰的应用,即在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一般都有几种,但只有一种纹饰是主体,其特点很明显,一般都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且面积很大

    西周后期还出现了有时代艺术风格的纹饰,如环带纹、窃曲纹、鳞纹、重环纹、瓦纹。但【也有许多素面或器身仅有几道弦纹的器物】。由于制器者多注重铭文,因而新出现的纹饰不免有粗犷潦草之感



    但是,秦人敢称“帝”,敢用“兽面纹、云雷纹”哦

    因为秦人和商人有「同源性」,两者皆为「赤狄」的来源背景,并且两者皆尚鸟、尚黑!

    



    对于“二里头文化”「夏、商分界」之所以很困难,是因为,

    「夏朝」,是由“齐家人”建立起来的;「商朝」,则是由“北狄化齐家人”所建立起来的

    ——这两者原本就具有“同源性”,当然会有许多的文化相像之处!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给截然地划分开来,确实是不太容易啊


    更何况,“齐家人”先进入二里头,“北狄化齐家人”后进入到二里头,然后,

    先到的“齐家人”,最后居然要变成后来的“北狄化齐家人”的【前朝人】了!

    反正,周王室可是很愿意这么认为的,但问题是,商族也同样是这么想的吗?

    那可就不好说了呀~~~



    先到的“齐家人”,和后来的“北狄化齐家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会很糟糕吗?

    起码从考古发掘方面来讲,其实是看不出来的,虽然在历史文献上记载的是“商汤伐夏”,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

    看起来,战国时期的先秦古人也能编写故事的!


    先到的“齐家人”,和后来的“北狄化齐家人”,两者最大的差异主要还是在「技术水平」方面

    比“齐家人”晚进入中原地区三百年的“北狄化齐家人”,他们的「青铜器冶铸水平」已经明显地超出了“齐家人”

    可以这么说吧,早进入到中原腹地的“齐家人”,其青铜器制作水平依然停留在西北甘青“齐家文化”的层面上,也即主要以生产“小件”青铜器为主,数量也没有明显地提高

    但是,晚到的“北狄化齐家人”就不一样了,他们花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在「北方长城沿线」兜了一大圈,这个长途一路东迁的过程可没白走,“北狄化齐家人”的青铜器制作水平,是在沿途过程中不断地进步和提高的!



    很多人会很奇怪,从夏朝到商朝,商族的青铜器制作水平怎么会突飞猛进的呢?

    谁能想得到,“北狄化齐家人”不仅化了约三百年的时间在「北方长城地带」兜了一大圈,而且,还自“二里头文化”的二期晚段开始,就已经零星地进入到二里头都邑,并且,在二里头的三期和四期还在不断地增多!

    所以,“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实际上主要是由「北狄化齐家人」生产出来的呢,不信就请看下表的数据统计结果吧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部分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应是属于【“二里岗早商文化”系统的】

    ——这就是说,“二里头夏都邑”实际上是头顶着“夏朝”的头衔,却行着“早商式青铜文明”的内涵实质!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学者非要把“二里头文化”全当成是【商文化】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后进来的“北狄化齐家人”的青铜技术贡献方才是最大的呢,不少人都想不会到吧?


    而且,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在史书里记载的“商克夏”过程,是多么地绝情和追剿到底

    但是,从考古发掘出来的结果来看,“商灭夏”的过程其实挺怀柔政策的,看不出有多么地残酷无情!

    比如,二里头遗址并未因夏商政权更替而遭到大规模的破坏,我们甚至都无法判断是否发生过很明显的暴力痕迹

    二里头遗址直到三、四期仍然兴盛,至四期晚期仍有新的建筑在营建,直到最末期才被废弃,并没有看到像陶寺遗址晚期以及殷墟末期那样的大规模都城破坏,更无王朝更替过程中常见到的明显武力冲突迹象!

    甚至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如果夏、商真的是「敌对势力」的话,

    商人的新建的都城“偃师商城”,居然就建在距离二里头夏都邑一步之遥的6公里之外,而且,还是建于二里头文化的第四期

    有一句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如果夏、商两家在二里头文化的四期时关系都已经很紧张了,商人族居然还一边在建都城,一边继续使用夏都邑的各种设施(包括作坊),一边继续着二里头“青铜文化”的繁荣!

    在二里头四期晚段时期(夏商更迭时期),是整个“二里头文化”出土青铜礼器最多的时期!

    怎么看都不怎么像话~~~

    
    上古众多民族都有把一个方向当作吉向尊位的传统,而这个方位正是指向其民族的直接来源地。建于二里头遗址第三期文化的第1、第2号宫殿建筑基址的朝向是【北偏西的】,说明夏人是尊西北方位的;而偃师商城的朝向是【北偏东的】,商人是尊东北神位的具体反映

    ——二里头1号基址的始建年代不早于三期早段,在整个第四期的时间里一直延续使用。除去三期早段,似乎第四期才是其主要的使用时期

    从宏观的聚落布局上看,不惟1号基址,其他如2、4、7、8号等始建于第三期的夯土基址、宫城城墙及周围大路等,在这一时期均未见遭遇毁灭性破坏的迹象

    进入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服务于贵族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仍在继续使用,随葬有青铜和玉礼器的贵族墓频出,二里头夏都邑持续兴盛!


    好吧,就在这样的一个极好的氛围里,【夏商更迭】了~~~






    周人当然希望“商克夏”的过程,如同后来的“周克殷”的过程一样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天道轮回!

    美国汉学家艾兰认为,“新的周代统治者想要把他们灭掉商朝的行为合法化,于是提出了商人灭夏的先例,说这是天运轮转。这种宣传很有效,这些商遗民相信在他们之前'夏’为上帝所弃,那么他们被周人所灭也是一种天命了。”

    周人刻意地强调“商灭夏”,其实就是为了给“周灭殷”寻找理论支撑而已~~


    事实上,夏人(齐家人) 和北狄化齐家人(商族)是「同源性」的亲兄弟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周人所描绘的那么差呢

    商人是很强势性格,这没错!

    但是,商人对于与他们亲缘关系很近的兄弟们,基本上还是“和平大于征伐”~~

    比如,商朝对于“鬼方”就较少征伐,因为鬼方是「赤狄」的来源背景;同样,商人对于他们的兄弟“三星堆人“也不经常征伐;商人对于“虎方”(吴城文化),征伐虽有但不算很过分历害

    商人下手比较狠的,要么是姬姓“犬戎”(工口方和土方),要么是姜戎或着后来崛起的先周,基本上都是“白狄”这一条线上的;要么是在“商夷联盟”破裂之后的蓝夷之类的东方部落


    【夏商同源性】

    夏人(齐家人) ;商人(北狄化齐家人)

    ——谁能想得到,两者居然是这么近的兄弟亲缘关系!


    但是,周代铭文和文献的相关记载,给我们后人的感觉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在成汤灭夏之前,商在东方,夏在西方,形成东西对峙的局面。商夷联盟伐夏,“商克夏”就是商取代夏的关系,两者文化面貌的差别应该很大!

    春秋齐器叔夷钟的铭文中记载,成汤“翦伐夏祀……咸有九州,处禹之堵。”

    《吕氏春秋·用民》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

    《吕氏春秋·似顺论》里还说:“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说;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无费乎郼与岐周,而天下称大仁,称大义,通乎用非其有。”

    ——翻译:商汤、周武王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完全占有了夏商的百姓,完全占有了夏商的土地,完全占有了夏商的财富。他们凭借夏商的百姓安定自身,天下没有人敢伤害他们;他们利用夏商的土地分封诸侯,天下没有人敢表示不悦;他们利用夏商的财富赏赐臣下,天下就都争相效力。没有耗费自己一点东西,可是天下都称颂他们大仁,称颂他们大义,这是因为他们通晓了使用不是自身所有东西的道理。

    如果按照周代铭文或文献所描绘的,夏朝和商朝怎么看都不像是「同源性」的关系~~



    然而,中原“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结果,却实在是不怎么配合周代铭文和或文献里的相关记载!

    诚然,夏王朝和“先商文化”在考古学上确实是同时并存的

    但是种种迹象都表明,二里头遗址一直延续到第四期晚段,仍拥有王都气派!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首次发现大型青铜兵器,突显了其王都风范。【多种大型玉礼器如多孔玉刀、戈、璧戚等也都出现于这时期】。此期的多座墓葬中发现绿松石器。形体较大、制作精美的陶器在此期发现不少。这里还有大量人口居住,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大型建筑(一号、二号)、手工业作坊等遗迹至第四期晚段还在继续使用,甚至还在新修建与前三期风格一致的建筑和手工业作坊,且出土的器物规格较高,包括大型青铜礼器、玉器及绿松石器


    在二里头第四期时,外来的文化元素,比如“下七垣文化”因素、“岳石文化”因素,两者只占大约15%,这标示着二里头类型文化因素的主导性地位并没有改变,而其它类型的文化因素的出现,有可能只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影响的结果


    不过,我们也同时看到了

    距离二里头夏都邑仅6公里的【偃师商城】,宫城大约兴建于BC1580年,小城城垣兴建于BC1540年前后,大城城垣兴建于BC1490 ~ BC1400年前后,此时偃师城进入最盛时期

    (二里头文化三期,公元前1635年~公元前1565年;二里头文化四期,公元前1565年~公元前1530年)

    “二里岗文化”在“二里头文化”之后,两者的界限大约在公元前1500多年,肯定到不了【公元前1550年】

    我们之前一直都很关心,中国的古文字到底是由“商人”发明的,还是由“夏人”发明出来的呢?

    那是因为我们都曾受到了周代以后史书文献的记载影响,总以为「夏商不同源」,所以才会不依不饶地追究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突然发现,夏商原本具有「同源性」

    夏人(齐家人) ;商人(北狄化齐家人)

    ——两者居然是这么近的兄弟亲缘关系!

    那么,我们追究这个问题的答案,意义是不是瞬间就变小了许多呢?


    尽管夏商具有「同源性」,但是,亲兄弟也得明算账

    中国的古文字到底是谁发明chu来的呢?

    ——答案是“北狄化齐家人”(商王族)

    应该这么说,晚进入中原地区的“北狄化齐家人”(商族)的进步速度,要快于更早进入中原腹地的“齐家人”(夏人)

    中原华夏文明的“青铜器和文字”,真正的最大贡献者的确是【商族】!


    在中原“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一部分陶器的口沿上刻有“刻划字符”

    这让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夏人”的早期文字

    实际上,不管这是谁的“陶文刻符”,它们都还不是真正的文字,顶多被看成是与文字“可能”有着一定关系的初级前身而已

    即便是如此,并不妨碍一些人把这些二里头陶器上的刻符,当成是“夏人”的早期文字来看待!


    要判断二里头“陶文刻符”的归属权,还得看具体的“二里头陶文”分期出土情况的统计结果,哪能靠瞎猜呢?

    
    齐家文化“花边罐”,【是“二里头文化”陶器组合的核心之一】,甚至有学者说此类器物是衡量某一文化遗存是为“二里头文化”的标型器。但是,这类器物在中原地区找不到其前身,而是分布于西北地区;或者在稍早于“二里头文化”(龙山时代晚期)的其它中原遗址中也都有所发现

    “齐家花边罐”自二里头文化一期萌芽,二期发展到全盛,三期逐渐衰退,四期渐趋消亡】。这说明,“齐家人”在二里头文化的鼎盛时期是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

    “花边罐”,是西北地区齐家文化的标志性器物,通过关中地区的“客省庄文化”等,影响到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同时,在北方长城沿线的(内蒙古中南部的)广义“朱开沟文化”(含是买)等北狄系统族群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这种具有明显的齐家文化特点的“花边罐”器物,应当是伴随西北青铜文化/镶嵌绿松石片文化/华西系玉礼文化等古代先进的工艺或技术,并与牛羊等西北畜牧文化因素,一起打包出现在河南中原腹地的!

    至少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期,「齐家人」的前锋已经抵达长江北岸,【在湖北江陵荆南寺发现过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灰坑,出土了典型的尊、盆、花边罐等“二里头文化”常见的陶器】。

    在湖北盘龙城商城,被二里岗早商文化层叠压的文化堆积即盘龙城考古发现报告所定的第一、二期遗存中,也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花边罐等因素。二里岗下层文化一期时,商文化(北狄化齐家人)已经到达长江沿岸;至二里岗上层一期,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早商风格的盘龙城商城

    因此,盘龙商城的“夏商更迭”,实际上就是“齐家人和北狄化齐家人”的更迭,但在文化上则具有一脉相承性,两者都属于“盘龙城文化”!


    但是,从洛阳盆地偃师“二里头文化”的二期晚段开始,零星的“鬲”(北方长城沿线最流行的炊具)开始出现于“二里头遗址”

    从二里头文化“三期”起,出现了更多的鬲、斝、甗、簋等“早商文化”因素。而四期遗存较之三期遗存,典型的商式鬲和卷沿圜底盆的数量大大增加,簋的数量和型式都明显增多,陶器的型式,已同商代二里岗期的同类陶器十分相似,二里岗期早商文化的许多特点都已表现在二里头四期文化中,成为二里头四期的主要文化作风

    因此,“北狄化齐家人”在二里头都邑的鼎盛期是三、四期~~


    “ 二里头陶文”主要出现于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并且大多数是刻在“大口尊”这种商式陶器的口沿上

    而“大口尊”最流行的时期,就是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至“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早期,并且,在二里岗时期的“大口尊”上也同样经常刻有陶文刻符!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尽管在“二里头遗址“三四期中出现的陶文刻符,主要与「北狄化齐家人」(商族)有关系

    但是,“齐家人和北狄化齐家人”毕竟是同源性兄弟关系,两者的文化具有较多的相似性,所以,“齐家人”(夏人)也有陶文刻符的,只是主要出现于中原地区的其它遗址,比如,禹州瓦店遗址

    ——就是《竹书纪年》记载的:“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 钧台:古台名,亦名夏台,在今河南省禹州,曾以“翟鸟”命名,又称作“夏”,因而此地最早当称作“夏地”,后称作“夏翟”,至春秋战国时期才又称作栎和“阳翟”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了“夏人”的陶制酒礼器、卜骨和陶文刻符

    

    “齐家人和北狄化齐家人”,也都同样热爱【“臣”字眼睛】

    刻有“臣”字眼睛的陶器不仅出土于二里头文化的一、二期,在三期和四期也同样见得到!

    



    
    
    “臣”眼睛,还出现于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河南新密“新砦期”遗址,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三峡地区(鄂西)路家河二期遗址,以及商代“二里岗文化”青铜铭文“族徽”

    但是,“臣”字眼睛并没有出现于汉水流域,说明“齐家人”并不是经汉水流域进入到长江中游地区的,而应该是从中原地区和四川盆地(经三峡)而抵达湖北的!

    
    

    

    「青铜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者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啦~~

    「青铜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最大贡献者】,会是同一拨人群吗?

    当然不是啦~~

    知道什么叫作“风水轮流转”吗?

    如果连这个基本的道理都领悟不了,如何能看明白楼主的帖子呢?



    当然了,在某些人的眼里,“风水哪里会轮流转”呢?

    永远都是同一拨人群在做贡献,一万年都不曾改变,不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吗?

    只可惜,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

    「新石器时代」的最大贡献者是南方稻作人群,没错,就是他们这些南方土著人(而并不是南方汉族,南方汉族是北方汉族在汉代以后“衣冠南渡”的)

    楼主甚至都可以写出“稻作农业”如何在一万年前的南方地区如何大致起源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话题与后来「青铜时代」无关而已,没必要出现于此帖里



    如果有某一些【南方汉族】自以为可以有资格代表“南方土著居民”,请拿出你的Y-DNA来证明吧

    你的祖先究竟是“南下的北方汉族”,还是后来汉化的“南方土著居民”,检测结果一看即知,谁也别想撒谎!

    真正的【南方汉族】,其实大多都是北方汉族在汉代以后“衣冠南渡”的北方人而已(也即炎黄子孙),这些人居然也想代表“古代南方土著居民”吗?

    楼主就问一个问题,“你也配?”


    “古代南方土著居民”,是【南方稻作农业】的发明者!

    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并不是一个对旧时代的保持延续,而是“另辟蹊径”!

    人类社会早期最重要的两次重大技术革命,宣告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崭新时代」的到来

    一是,「农业的起源」宣告了“新石器时代”的到来

    二是,「青铜冶金技术」宣告了“金属时代”(青铜时代)的到来

    而“青铜时代”并非是对“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延续,而是需要“另辟蹊径”。这就意味着,两者的“主导人群”发生了变化,甚至连“语言和文化”都会发生变化!

    新时代人群是对旧时代人群的一种“颠覆和取代”!



    无论南、北汉族,主要都是西北地区“炎黄子孙”的后裔,也主要发际于「青铜时代」

    楼主这个帖子所说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早期青铜时代”【青铜文明】,而不是更早的“新石器时代”【稻作农耕文化】

    如果连“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都区分不开来,就还要冲楼主发火,有意思吗?

    如果你们特别想看,“古代南方稻作农业”的巨大贡献,这个话题楼主也能写出来

    就不知道,你们是真正的“南方土著居民”的后裔,还是某些“南方汉族”在冒充呢?

    如果是“假冒”的话,不觉得自己的发飙挺矫情的吗?

    【真假李逵】一验即知,23魔方就是很好的民间检测机构,只花几百块钱而已



    人类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时代,就会涌现出不同的“弄潮儿”

    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么~~

    楼主在此帖所说的内容,都是关于「东亚青铜时代」的弄潮儿!


    从“二里头文化”因素出现的范围来看,不仅见于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甚至广东、香港等华南地区都有出现


    中原“二里头文化”与四川成都平原的相似性,主要通过【三峡】这条路线~~~~

    发现有典型“二里头文化”因素在这一条线上的遗址很多,比如,襄阳法龙王树岗、沙市李家台、江陵荆南寺、宜都红花套、向家沱、毛溪套、宜昌中堡岛、路家河、三斗坪、秭归朝天嘴、何光嘴、万州中坝子、涪陵蔺市等


    其中,“三峡”遗存是以朝天嘴(湖北秭归)、中堡岛(湖北宜昌) 等夏商遗存为代表的「朝天嘴类型文化」,应是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向东发展形成的。关于「朝天嘴类型文化」的性质,如果从文化面貌特征将其归属“三星堆文化”系统并无大碍,「朝天嘴类型文化」也表现出与峡区本地文化融合的特征

    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虽然分布到了鄂西、峡江地区,但是停留的时间应该比较短。在这个时期,随着鄂西的土著势力的崛起(三星堆因素则迅速消退),最迟于“二里岗上层早段”发展为“路家河文化”,其年代主要相当于“三星堆文化二、三期”

    「朝天嘴类型文化」和“路家河文化”,从两类遗存陶器组合来看,前者夏文化因素的器类较多、后者明显减少。从文化属性来看,前者夏文化和土著文化势均力敌、平分秋色;后者则以土著文化占绝对优势,同时保留少量夏文化传统、又受到商文化的些许影响

    而在“金沙时代”的峡江地区:湖北长阳的“香炉石遗址”,湖北宜昌的“路家河遗址”等,都和【巴人文化】有关系!



    后来出现的“巴人文化”,明显与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大溪文化”这一条线的文化系统有关联性:

    【后大溪文化 — 香炉石文化(路家河文化) — 巴人文化 — 晚期古蜀国“开明王朝”】

    春秋时期巴、楚战争频繁,巴多败,被迫多次向西迁移

    巴人为楚人所驱逐而西迁之后,距今大约2650年前的春秋中期时驱逐了成都“金沙文化”的「杜宇王朝」,并建立起了晚期古蜀国的【开明王朝】。之后,这个晚期古蜀国又于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


    从考古发现来看,汉水上游目前既基本上不见可以早到二里头文化晚期至商代二里岗期的三星堆文化的标本,也不见二里头文化或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文化遗存。已经发现和发掘的考古遗存如城固宝山、五郎庙、洋县六陵渡、紫荆白马石等,文化面貌与四川盆地的“金沙文化”和峡区的“路家河文化”有类似之处,主体年代不早于“殷墟早期”

    汉中城洋青铜器应是铸造于商代中晚期(殷墟二期或略晚)。在城固出土的青铜器,是以兵器为主,占到了总数的80%,像矛、戈、钺等商代兵器应有尽有,其中钺就有八件,居全国第一。城洋一带所出土的多数青铜器,都是在窖洞里,而且摆放得整整齐齐。那些窖洞,只是一处处秘密兵器库

    “汉中城洋青铜器”出土的地理位置如下图所示:

    

    【汉中城洋铜器群】中与兽面饰、人面饰、铜泡等共存器物的时代相当于殷墟二期或略晚,“西安老牛坡”出土的这几件铜饰应是源于城洋地区的“宝山文化”而不会来自殷墟,“西安老牛坡遗址”就是文献里的“崇国”,也就是,与夏朝姒姓有关系的“有崇氏”部落,也是殷商的铁杆方国,后被周文王所灭!

    商代,关中地区的商文化先后主要通过老牛坡型和京当型来与陕南汉水上游城洋地区的“宝山文化”联系

    从文化面貌上看,设若“二里冈文化”是商王朝的早期阶段,那么“二里头文化”就应当是最大、最主要的“先商文化”了。换言之,【“二里头文化”是“二里冈文化”的直接前身,二者在礼制文化的内涵与王朝社会政治结构乃至控制区域上都一脉相承,且续有发展】

    经过对“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炊煮用陶器的口径与容量等指标的比较研究,可知与“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相比,【“二里冈文化”陶器的尺寸较为均一】~~

    目前各地所见二里头文化因素较为复杂,时间上也有早晚之别。有的可能与“二里头文化”大体同时,有的则要晚到“二里冈文化”甚至属于商代晚期的“殷墟文化”时期


    在周人史书的描述里,夏商为敌对国家;但在考古发掘里,夏商为兄弟关系

    两者之间的关系近到,文化面貌非常地相近,夏商皆拥有“酒礼器文化”,都热爱“臣”字眼睛(从一期到四期,一直延续到商朝)

    比如,我们看到下面这样的相近图案,会作何感想?夏商之间怎么会是敌对关系呢?

    
    在龙山时代晚期的河南中原其它遗址,也能看到很类似的图案:

    

    商代二里岗时期的青铜铭文,其中一部分为商代最早期的青铜器【族徽】文字!

    

    商代最早出现的“族徽”文字(早商),就是【眼睛+云雷纹】

    这种标志性图案在“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石峁古城、夏家店下层文化”均可见得到,甚至在长江流域青铜器上也同样看得到!

    

    在商代中期出现的族徽文字“甲”字、“鼋“字,在二里头陶器上也能看得到

    比如,龟鼋

    

    还有在三星堆金权杖上的“鱼图案”,殷商妇好墓出土的大量“玉鱼”,在二里头陶器都能看得到“鱼图案”

    

    二里头陶器上常出现的“蛇形龙”,上面的菱形图案就是商代的“夔龙纹”,而在“齐家文化、三星堆文化、石峁古城、夏家店下层文化”则为菱形眼型图案

    

    

    菱形眼型和“臣”字眼睛

    

    

    夏商之间的文化相似性,已经接近到很难区分这究竟应该属于谁的“文化”?

    或者说,我们根本就看不出来,从夏到商会发生过“殷革夏命”的翻天覆地变化!

    商文化,不就是从“夏文化”里内生出来的么,哪有自己革自己的命的道理?






    周人在《尚书》里对「夏」的记述实际也有两种,一方面把「夏」当作「商」之前的朝代,一方面又把自己叫作「夏」,比如《周书》常自称「我有夏」(夏人后裔的意思)

    但实际上,西周自中期以来(周文化已经形成),周代青铜器连“兽面纹、夔龙纹”都不敢肆意乱用,这种过分谨慎的做法反而说明了,周人其实并不是“夏人后裔”!


    周人可以严格区分“周人和夏人”

    但是,周人又打着“夏人后裔”的旗号入主中原,故周人自称“有夏、区夏、华夏和诸夏”

    因此,“华夏”这个词实际上来源于周朝的塑造,而在周代以前并无“华夏”这个称呼!

    周人什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一切,都是为周人入主中原获取在【法理上的合法性】!

    难道,周取代商存在“法理上”的问题吗?

    有,问题还挺大的呢


    “夏商周”三代时期,正是古代东亚地区“国家文明”正式形成的时期

    一个「国家」的形成,需要有一个法理上的合法性,因为会出现一个凌驾于平民百姓的王族贵族统治阶级,总该有一个存在的“合理性”说法吧

    因此,早期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通常来源于【天命论、血统论】等几个方面


    夏朝,的确是河南中原地区最早出现了贵族统治阶级的一个国家政体,虽然这个国家并不怎么强势,甚至都很难说是一个“统一”的王朝,有可能仍处于「国家联盟」(国家群)的一种比较初级状态

    商朝,非常强势的一个“统一”大王朝,商王朝在早商时期确实可称为三代中唯一看起来很像“帝国”的时期,在商王朝的最大疆域里,无论是从南到北,还是从西到东,它的陶器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但实际上,商王朝的政体并非是后来的秦汉“中央集权帝国”模式,这是我们千万不要领会错了地方,商王朝的国家其实是【方国联盟】(部族联盟)形式,商王朝自己本身就类似于“盟主”(可看成是“商方”),在方国之间经常是存在着亲缘关系的(有远有近),当然也有臣服的“异族”国家(部落),但不会是主流


    商朝的合法性全都来自于「天」的意志,而与天的沟通权力被上层统治阶级所垄断

    ——这就是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的天命论

    商代有“帝、上帝”的概念存在,在商代整个这一套信仰里,“帝”处于核心位置,是至高无上的神

    甲骨卜辞证明,商王就是通过宣扬上帝是天下至高无上的神,是全天下的最高的主宰,并以“上帝儿子”的名义征讨四方,通过宗教和武力两手,迫使天下万国认同“中”+“四方”的天下构成,认同“中”领导“四方”、“中”主宰“四方”的天下秩序,向其称臣纳贡,从而建立了一个“邦畿千里”的【“中商”】国,其势力东到大海,北到今天的河北、辽宁,南到湖南,西到四川、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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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13 13:30:42  更:2021-11-11 14: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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