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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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18页]

作者:ah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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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家洲 2018-03-11 19:55:52
    终于到民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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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西的历史清代民国较清晰，所以着墨较多。

    义军退去后，朱益浚和同知张绍焮大打出手，外抓内查，大肆搜捕和屠杀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将俘虏的义军全部押到码头边斩首，取下首级悬挂在北门城墙上示众。又将与义军有牵连的道标士兵300余人带到天王庙神灵面前，以掷筶（一种卜具，用类似黄牛角的弯竹蔸剖半而成，占卜者在神前投掷，观其俯仰，以定吉凶）定生死。掷得圣筶者无罪开释，掷得阳筶者进行体罚，掷得阴筶者就杀头，于是又屠杀了73人。


    凤凰北门城墙旧照，辛亥革命时这里曾经挂满革命志士人头。

从十月二十九日到十一月初的六七天内，官府每天都要捕杀数十人，甚至上百人，遇害人数近千人之多。一时血染镇筸城。据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记载：“所遭骈诛之惨，城北溪水为之赤。”
凤凰文人沈从文之父沈宗嗣也是这次起义的组织者之一，沈家更是起义活动的联络点，义军首领经常在他家来来去去。对于凤凰光复前那次失败的起义，沈从文有着清晰的记忆：“这一夜中城里城外发生的事我全不清楚。等到我照常醒来时，只见全家中早已起身，各个人皆脸儿白白的，在那里悄悄地说些什么。大家问我昨夜听到什么没有，我只是摇头。我家中似乎少了几个人，数了一下，几个叔叔全不见了，男的只我爸爸一个人，坐在正屋他那惟一专用的太师椅上，低下头来一句话不说。我记起了杀仗的事情，我问他：‘爸爸，爸爸，你究竟杀过仗了没有？”，“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人马覆灭，死了上千人！”正说着，高个儿叔父从外面回来了，满头是汗，结结巴巴地说：‘衙门从城边已经抬回了410个人头，一大串耳朵，七架云梯，一些刀，一些别的东西。对河还杀的更多，烧了七处房子，现在还不许人上城去看。’于是我就在道台衙门口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

谭延闿接任都督后，对湘西光复之事十分关注，派老同盟会员龙璋以西路巡按使名义前往常德，负责湘西光复事宜。龙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带领新军进驻辰州（沅陵），这为湘西各厅县推翻清朝统治创造了有利的形势。
起义失利后，反革命大屠杀并没有把“光复军”吓倒。唐世钧等传书四方，奔走呼号，再次大集松桃、凤凰、乾州、永绥各地义军，誓攻凤凰厅城，擒斩朱益浚。田应全、张胜林、沈宗嗣和刚返凤凰的同盟会会员罗绍武、贺成达等密议，乘人心惶惑、草木皆兵之际，由田应全刻制“湖南都督府”大印，缮写告示，到处张贴。朱益浚及所属官兵见状惶惶不可终日。

此时，凤凰镇标请饷官滕代春和举人聂仁德由省城归来，大力宣扬长沙光复之功，歌颂义军爱民之举，并说：“省城要俟凤凰光复后才能发饷，我们回至途中，亲眼看到镇台长子周瓒奉同盟会之命，已将杨让梨捆送西路巡按使龙璋处法办……”消息传出，人心振奋。
凤凰镇台周瑞龙鉴于这一形势，在他女婿田应全、儿子周瓒的敦促和影响下，支持革命的态度逐渐明朗而坚定起来，公开表示不再接受朱益浚的调遣，城内的革命者也积极行动起来，将干柴、火药堆集在道台衙门外，声言朱益浚如果再不投降，即焚烧衙门，斩其全家。

    @荒城旧梦xx 2018-03-12 21:37:42
    佳作支持！周一快乐！
    -----------------------------
    谢谢支持哈！

1911年12月30日，同盟会员田应全等与青年学生向明瓒、张伯琨，以及刚由省奉命回厅策动光复的凤凰籍军官杨新国、曾君聘等，在天王庙举行地方父老和绅民大会，动员大家站在义军一边，为凤凰光复出力。会后由乡绅戴星门执笔写信通牒朱益浚，促其下台退位。
辰沅永靖兵备道员，刚上任的湖南巡抚朱益浚这时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处境。外，有革命军压境；内，有光复军起义；全国，到处都是反正的枪声，满清龙旗一面面被打落，象征共和的旗帜不断飘扬在全国各地城头。朱益浚终于明白，如果还不趁机“下坡”，凤凰城头将悬挂他的脑袋。朱益浚只好与谭延闿任命的西路巡按使龙璋谈判。朱益浚与龙璋谈妥条件，“愿洁身引退”，弃官返回江西原籍。”

    @荒城旧梦xx 2018-03-13 10:08:54
    支持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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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支持！

    12月31日，朱益浚在道台衙门和城墙上降下了清王朝的龙旗，升起白旗，宣布投降。凤凰城内外张灯结彩，鼓角齐鸣。谭延闿还是给了朱益浚面子，派出兵员以都督名义一路护送其回籍。
    凤凰这个清廷在湖南的最后堡垒终于垮塌，宣告了清朝在凤凰乃至大湘西统治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至此，湖南全境光复。

革命党人光复凤凰，实为不易，它是革命者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在革命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推进时，真正有如朱益浚那样顽固的清廷地方官员并不多见。朱的顽固主要是其视官如命之故，以至于想凭借苗疆险要的地理环境死守到底。不过，他最终明白了命比官更重要的道理，所以还是来了个“脑筋急转弯”，以至于他虽然身负累累血债，但仍然能带着财宝安然离去。这种情况虽说是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但也与谭延闿的圆滑作风有关。
根据1913年建立的《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记载：“所遭骈诛之惨，城北溪水为之赤。”省城长沙的光复，新军兵不血刃一举夺城，而为了凤凰这个小小厅城的光复反倒有成百上千义军牺牲，当时在湖南全省尚属独一无二。国家大势起伏动荡，正如一条巨浪翻滚的长河，将凤凰城社会生活的小船推向巅峰又摔入谷底，凤凰人虽使出了浑身解数，不但不能在历史舞台上找到让自己感到满意的位置，反而更感到了自身命运的舛变莫测,兼济天下的救世之心大受挫伤。

    @荒城旧梦xx 2018-03-14 15:05:02
    支持支持！楼主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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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谢谢加油鼓劲！

    在凤凰镇筸城城北擂草坡半山腰上，有一座墓冢。墓冢以红砂石围砌，坐东南朝西北，封土高3米，底径4米，墓前立有红砂石碑一块，高1米，宽0.38米，碑面镌刻“复汉流血义士墓”。这是1914年在墓冢南侧30米处的古道边立的，与这块碑相邻的原来还有一块红砂石碑，详尽地记录了所葬烈士名单，可惜的是碑上名字经过近百年风雨侵蚀后已经脱落，损坏后不知所踪。


    复汉流血义士塚 1912年湘西镇守使田应绍为纪念同盟会员田应全在1911年12月组织义军，推翻反动政府战斗中牺牲170余人，仅收得72具遗骸，分葬三处。田应绍将三处遗骸合葬一体，修以大墓，高2.1米，周长16米。墓碑镌刻“富含流血义士塚”。

这座墓记载着了那段悲壮的历史：辛亥年十月二十八（农历1911年12月18日）日，田应全、唐力臣等组织“光复军”，在攻取凤凰镇筸城的战斗中受挫， 170多位烈士英勇献身，72具遗骸合葬于此。
而这座墓坐落的擂草坡，就是110多年前乾嘉苗民起义吴八月攻打镇筸城的主战场。那些以羸弱的力量与清王朝奋力一搏的湘西苗族义军的先灵们，110多年后终于看到了清王朝的龙旗在镇筸城徐徐落下，看到了清王朝的灭亡，尽管他们当年的奋斗或许没有改朝换代的目标，他们只是想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让自己的民族有一块繁衍生息的地方。

    @荒城旧梦xx 2018-03-15 09:18:47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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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鼓励！

    三十：重回“生地”——民国初湘西的割据

    湘西地方割据的形成

    随着最后一任湖南巡抚、辰沅永靖兵备道道台朱益浚倒台，1912年元旦，湘西临时军政分府成立，隶属于湖南省都督府，2月，湖南省都督府派陶森甲到湘西接管。此后，根据袁世凯政府颁布的《道官制》，湘西曾设置辰沅道，但实权长期掌握在军人手上，他们建立了湘西军人政府，对湘西进行实际性统治。
    1913年，经国务总理熊希龄推荐，民国总统袁世凯任命田应诏为湘西镇守使，田应诏于是在凤凰设立湘西镇守使署，全面掌握湘西军政大权。
    “湘西镇守使”的设置，意味着从这时起才有了湘西这个称呼，才有了湘西苗疆这个名称。更早一些年代，老百姓口说的湘西是指雪峰山以西，古代五溪蛮所居住的地域，清代湘西划归辰沅永靖兵备道，民国初年又设辰沅道，一般称为“上湖南”，但“湘西”这一名称在20世纪30年代起已被普遍使用。现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只有1949年前湘西管辖区域的一半面积。

田应诏字凤丹，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因排行第三，且爱蓄短须，人称田三胡子。其父就是咸同时期大名鼎鼎的筸军将领田兴恕。

其父就是咸同时期大名鼎鼎的筸军将领田兴恕。田应诏早年进湖南军学堂学习。

光绪三十年(1904年)官费保送日本留学。留学期间，田应诏结识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后经孙、黄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田应诏留日归国。经湖南巡抚赵尔巽的介绍，赴四川出任陆军小学堂兼陆军速成学堂总办。后来的川军将领如刘湘、杨森、田颂尧等，均系田应诏任总办时的学生。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田应诏离川转赴江宁(今南京)，出任清军第九镇徐绍祯部第三十四标三营管带。武昌首义爆发后，同盟会武装攻打南京。在这次战斗中，田应诏率敢死队一举攻占雨花台，为光复南京立下重大战功。中华民国建立后，田应诏被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中华民国陆军总长黄兴联署委任为第二十旅旅长，卫戍南京。
    袁世凯当政后，明令撤销第二十旅，官兵遣散。田应诏上书袁世凯，愿赴西藏为国效力，未获许可，于是，田应诏回到长沙定居。
    1913年，湘西军政分府都督周瑞龙以年老体弱辞职，湖南督军谭延闿改设镇、道，分掌湘西军事、民政，以田应诏出任湘西镇台，陈强出任道台。田回到凤凰，将凤凰起义牺牲的义士遗骸合葬于擂草坡，树立复汉烈士墓及纪念碑，以彰先烈，激励后进。同年7月，湖南通电反袁独立，田应诏特电北京，表示拥护中央。8月9日，袁世凯任田应诏为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在凤凰成立湘西镇守使署，以蒋隆棻（湘乡人）为上校参谋长，陈渠珍为中校副参谋长，戴鸿勋为少校参谋。

1913年正月底陈渠珍办完西原的丧事，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凤凰黄丝桥老家。田应诏走马上任后正在招贤纳才物色幕僚参谋，陈渠珍的归乡让他格外惊喜，马上让他做了自己的参谋。陈渠珍不仅才识胆略过人，而且这几年入藏经历也使他具有通观全局的能力和不囿于湘西一隅的识见。他向田应诏建议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湘西范围内的军事学校。这样才有过硬的军官，自然也就有了具有战斗力的军队。
田应诏欣然接受，让陈主办湘西军官团，担任军事教官。这湘西军官团好比是湘西的黄埔军校，日后陈渠珍的手下得力干将多出自于这个军官团，像戴季韬、陈斗南，顾家齐都是他的学生。所以日后陈渠珍之所以在湘西根基稳固，无人可代，也得力于他和这些部下之间建立的深厚的师生关系。

    1914年，辰沅道尹黄本璞离职，田应诏兼任辰沅道尹。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称帝后，策封田应诏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袭男爵，以示笼络。因全国掀起反袁的护国运动，田应诏未受册封。2月，护国军进入湘西，袁世凯令北洋第六师马继增驰堵，田采纳陈渠珍的建议。3月，袁世凯派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熊至常德，暗示田应诏、张学济等在湘西独立。5月24日，田应诏宣布独立，就任湘西护国军总司令，与北洋军作战。
    张学济（1873—1920），字容川，芷江县木叶溪人。少年中秀才。1911年武昌起义，胡瑛任山东都督，他任参谋长兼第一混成旅旅长。民国五年（1916）五月十日，经过秘密组织，张学济力排众议，率领一营人由凤凰县开赴乾城，宣布独立，响应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的军事行动。自称“护国军湖南第一军总司令”，设湖南临时军政府于乾城。六月，带兵进驻辰州。辰沅道尹吴跃金夜半逸去。自此，张学济兼任辰沅道尹四年

民国六年（1917），张学济任湖南辰沅道尹，兼守备司令。盘踞沅陵、古丈、辰溪等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盘踞凤凰、乾城、麻阳、泸溪等县；绥靖镇守使谢重光盘踞永绥、保靖、永顺、龙山等县。张学济得知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立即派人赴广州谒见孙中山，表示愿意在湘西响应护法，遂被任命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并授为陆军中将。十月下旬，在沅陵县就职。其后，湘西各军开始分裂，各军矛盾开始激化。
1916年的中国，由于袁世凯的称帝，陷入了南北军阀混战的动荡时局中。全国反袁呼声很高，护国川军和黔军正酝酿北上讨伐袁军。袁世凯也想将势力扩张入湖南。湘西这个地方又是北军南卜和南军北上的必经之地，所以作为湘西的军队统帅，必须做出何去何从的决择。田应诏想宣布湘西独立，但北军训练有素，势力强大，咄咄逼人，也不是好惹的。

面对如此复杂的时局，要做出种种重大的政治抉择，田应诏很是为难。陈渠珍于是为他出谋划策，按照他一贯的审时度势，主张湘西在这场南北混战中“暂守中立，以观成败”，既向北京那边表示忠贞不渝，又和西南护国军暗通消息，表示同情。结果不仅保全了湘西军队的实力，又以“兵单械少”为由向袁世凯要了一千余支枪和18万发子弹。湘西地方部队——筸军实力大增。
1917年，孙中山宣布护法，田应诏出兵响应，并派参谋阙鸿洽赴广州晋谒孙中山，孙中山晋升田应诏为中将。张学济也立即派刘廷赴粤，表示响应，被任命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并授为陆军中将。10月，在沅陵宣布就职，通电护法。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副使周则范相继宣布响应，湘西护法军力量不断壮大。督湘西各军出辰桃，取常醴，逐段祺瑞所任湖南督军傅良佐。

    @荒城旧梦xx 2018-03-18 12:28:59
    支持佳作，好文必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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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5月，田应诏由桃源到沅陵，分兵驻界亭驿、马底驿一带。5月14日，冯玉祥进驻常德，田应诏退守辰州，并就任唐继尧所委的湘西靖国军第一军军长。为了统一湘西军民两政，公推田应诏等8人为评议员，处理湘西事宜，下设军政处，以田应诏为处长，处理军政事宜。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
    1920年11月，靖国军第三师吴醒汉部，在鄂西来凤受北洋军阀湖北督军王占元所收买的地方武装“神兵”的攻击，伤亡惨重，张学济闻讯率军往援。行至来凤中坝垅，被“神兵”包围，突围时身受74刀殉职。时年47岁。
    1920年冬，田应诏将部队交给陈渠珍统领后闲居长沙。

在政治上统治湘西的始终是地方式装势力，现代化清末新军从来没有进驻过湘西。因此，当民国初年全国转入军阀割据时，湘西早已自成一个军事体系，没人敢来插足。由于他们和旧的军事体系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镇筸(湘西镇守使所在地，今凤凰)人的子孙和门生故旧自然而然成了新的地方权贵。湘西驻军的首领离不开六大家族，其中三家是在跟太平军的作战中发迹的“老三家”，即田家、沈家(后沈家衰落)和熊家。另外三家是后来兴起的，有张学济，陈梁珍和贺龙。这些人一度都是统治湘西的大家族，“老三家”通过相互通婚联成一体，而新兴三家都曾靠“老三家”发迹。
张学济的去世，田应诏的离去，开启了陈渠珍的时代。

    陈渠珍的西藏传奇——艽野尘梦

    陈渠珍，号玉鍪，祖籍麻阳，1882年(清光绪八年)9月生于凤凰一个军官家庭，其先祖由江西迁湖南浏阳，再迁麻阳龙家铺，祖父始定居凤凰作为一个身处湘西边地的知识分子，陈渠珍十四岁受教于当地很有名望的饱学之士聂明德(字简堂)的私塾聂仁德1893年与熊希龄同进京会试，为同科贡（1898年），陈渠珍16岁考入沅水校经堂读书这所学校建于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当时与长沙的湘水校经堂齐名。除陈渠珍以外，近代湘西的风云人物熊希龄、杨凤笙，张学济、聂仁德都曾在这里读书。
    1903年他考入刚刚在长沙成立不久的湖南武备学堂的兵目班。不久，将弁班学员—他的老乡—湘军将门之后田应诏因与外国教官殴斗被开除，这名缺额从兵目班学员中择优增补。陈渠珍因学习优秀，经考试录入将弁班，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逢湖南成立新军，他初任教官。由于在学校期问陈渠珍受到社会革命新思想的影响，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当时湖南搜捕革命党人风声很紧，他被迫离开湖南，几经辗转，投奔到四川川边大臣赵尔丰处，在当时的新军协同钟颖的手下当了个六十五标队官，相当于连长的职务。

素怀大志的陈渠珍是个有心人，他预计部队有随时进藏的可能，所以平时在军中很注意收集入藏的史地资料。果然后来英国人支持的西藏叛军引发西藏骚乱，达赖喇嘛向清廷求援。清廷令四川边军派军援藏。陈渠珍及时向没有什么军事准备的上级钟颖进献了一份论证充分的西征计划，受到钟颖赏识，很快就晋升为一标三营督队官，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副营长。
到了宣统元年((1909)清军入藏，陈渠珍已经凭着机智果敢，屡立战功，升为管带。陈渠珍曾只身带一名翻译，深入敌军侦察敌情，虽然被敌人抓住，但凭着机智勇敢总算安全返回。在入藏的战斗中经历诸多艰险，他也都化险为夷，平安度过。他甚至在西藏还交了桃花运，对一位西藏少女一见钟情，演绎出了一段非常感人的爱情故事，也成就了日后一部和西藏高原有缘的惊采绝艳之作—《艽野尘梦》。

当时军队进驻拉萨时后，当地藏官热情邀请军官们到自己家里宴饮玩耍，中问让一些藏女骑马拔竿做表演—这是藏人常常玩的游戏，矫健的藏族女子，骑驰马上，袒露右臂，到了立竿处，俯身拔竿，以竿数多为胜。当时有一个女子，十五六岁年纪，长得端庄清秀，且矫健敏捷，连拔五竿，非常厉害。陈渠珍大概在内地看多了小脚赢弱的汉族女子，这样健美矫捷的身姿令他盛赞不已。这藏官见陈管带如此盛赞，便知趣地将这名藏女送给他。其实陈渠珍原有妻子，娶藏姬西原未必不是出于军旅无聊之心。但后来西原的勇敢高尚，和他一路上生死与共的真情，确实让他刻骨铭心。

世事多变，陈渠珍的军功升迁之梦很快被现实击得粉碎。1911年内地武昌起义爆发，风声很快传到西藏。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哥老会成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驻藏军队里许多加入哥老会的川籍将士听到反清起义的消息，自然蠢蠢欲动，开始骚动哗变。陈渠珍读军校期问就参加了同盟会，故军内的同盟会又有意推举他作为反清的首领，夺取军权。审时度势之后，他决定离开是非之地，两边都不靠，于是写纸条托人送到西原家里，期望她和自己一起东归。西原如约而至，决心和自己的丈夫相伴相随。

陈渠珍进出西藏路线图

    @163就是养猪网 2018-03-21 10:29:00
    看了陈渠珍的《艽野尘梦》，要能拍成一部电影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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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这本书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故事猎奇，爱情感人。
    最主要的是陈渠珍是一个地方军阀，而不是作家，能有着水平是相当不错了。

    @荒城旧梦xx 2018-03-21 13:47:37
    支持
    -----------------------------
    谢谢经常支持哈！

    @陳普兄弟貮陸 2018-03-21 14:02:23
    很喜欢黔东那边的苗族风情，有机会应该再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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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黔东南的雷公山苗疆和黔东北的铜仁松桃都是苗族聚居区，值得去看一看

当时从原路东归已经不可能，陈渠珍只好率领湘西新兵一连一行人走藏北无人区，经青海去西安。可是路途中迷了路，时当冬季，北风凛寒，浩瀚的大漠似乎没有尽头，且有饥饿的野狼时刻尾随，更残酷的是他们面临弹尽粮绝的绝境，人马一天天在减少。西原忠心耿耿跟随着丈夫，成为他打狼却敌的得力帮手。这一行人在无人藏区曾一度完全断粮，士兵们因为饥饿，心性大变，想要杀掉西原带来的藏族少年作为食物，西原坚决阻拦了这些饥饿疯狂的士兵，自己默默拿起枪独自去打猎，猎来野狼供大家食用，陈渠珍在书中一一记下这个女性让男人们黯然失色的坚韧和勇敢。

    七个月后，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兰州，之前出发时的百余人只活卜来7个，而到了西安，那里正流行麻疹，洁净的西藏高原无麻疹病毒，西原很快被传染，一病不起，溘然长逝，年仅19岁。当时西原被葬在西安雁塔寺，后来陈渠珍将她的灵枢运回湘西，建了墓，也算是了了西原万里从夫的遗愿。


    陈渠珍与西原

    24年后，也就是在1936年，陈渠珍遭遇事业瓶颈，他的部队被整编后上前线抗日，他则以“湖南省政府委员”的空衔移住长沙，第一次结束了他在湘西割据的局面。这段时问，在对西原和往事的怀念中，陈渠珍深情地写下了《艽野尘梦》，详细叙述了他入藏的经历。这本书不光见证了一段湘西土的传奇经历，是一部精彩绝伦的传记小说，而且也是极为珍贵的清末民初西藏文史资料和军政备忘录。从这一点上说，陈渠珍的学识才华也不可小觑。


    民国二十六年版陈渠珍的《艽野尘梦》

1912年陈渠珍回到湘西，地方让他督办开河工程，田应诏保奏他开河有功，却因政府查办在西藏时协统罗长琦被杀案，有人诬告陈是主谋，被逮解送京。陈渠珍力辩得直，又得傅良佐担保，方得脱案。回湘西后仍得田应诏赏识，在军中任副参谋长，主办军官训练团。民国2年（1913）任湘西镇守使署中校参谋。1917年升参谋长，兼任第一梯团团长。1918年护法战争兴起，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组织护法军第一路军，命陈为参谋长兼第一梯团长，旋又代理第一路军司令。

陈渠珍执掌湘西大权不久，二十岁的民国著名湘西文人沈从文从川东被部队遣散回到保靖，被陈渠珍留在身边作书记，领中士军衔。陈渠珍在军中自律甚严，年近四十也不讨姨太太(晚年却娶了几位姨太太，那是沈从文离开湘西以后的事了)，每天天不亮即起床，平时极好读书，以曾国藩、王守仁自许，看书与治事时间几乎各占一半，往往读书至深夜还不睡觉。军部会议室里放置了五个大楠木橱柜，柜里藏有百来幅自宋及明清绘画，几十件铜器古瓷，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和一套《四部丛刊》。沈从文后来讲道，带了这么多书行军的长官实在罕见，更何况“每个日子治学的时间，似乎便同治事的时间相等”，“全不与我三年前所见的军队相像。一切都得那个精力饱满的统领官以身作则，瓣画一切，调度一切，使各人能够在职务上尽力，不消沉也不堕落。”
后来也是凤凰人的画家黄永玉曾这徉评价陈渠珍:“与常人不一样，陈有底子，常人没有，他的底子是在酉藏打的。经历《艽野尘梦》拜中大难大厄的人.要么看破红尘、遁人空门去;要么有常人难有的毅力和品格，成常人难及的。”

    @ytm2006 2018-03-23 09:29:35
    看看
    -----------------------------
    嗯，谢谢欣赏

    土匪的乐园

    历朝历代，湘西的“土匪”都非常出名。
    但是在明清或以前，湘西的“土匪”多指的是苗民，因为苗民对“省地”抢劫。“匪患”冲突基本上在苗疆和客地的接壤处。苗疆内部基本是平静的，而客民社会也是平静和安全的。
    清中期以后，清朝廷在苗疆实行教化策略，大办学校，苗民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得很多青年把读书作为自己的出路，上山为匪的现象减少了。
    辛亥革命后，湘西原来仅有的一些学校也大部分停办，除少数人出外求学外，大部分农民子弟再也得不到入学机会，更不用说山区里的苗民子弟了。闭塞的环境及教育的缺乏使湘西绝大多数农民民智普遍低落，识字者寥寥可数。原始淳朴的民风以崇尚暴力作为标准，故湘西素以民风强悍著称。

同时湘西苗疆的各种武装力量蜂拥出现，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苗疆地理位置的偏远，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湘西各大小武装力量的对峙不仅没有因为民国的建立有所改善，反而越发突出。这些武装力量不属于政府建制，在维持队伍的生存上必然会有各种不法举动。因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湘西的匪乱极为突出。
让我们看看这些武装力量包括哪些：

让我们看看这些武装力量包括哪些：
一是辛亥革命前后酉水流域自己组织的救国军。袁世凯窃国复辟后，酉水流域分别组织了各自的护国军，在护国军解散后，部分护国军成员己不习惯于繁重的农业劳动，也不愿意接受地方官吏的管束，很多人沦为土匪。

二是民国期间频繁进出的各种武装力量。民国时期先后有新军、北洋军、靖国军、湘军、黔军、川军、保安团及众多的国民党“剿匪”部队进驻湘西，他们频繁出入，此窜彼扰，军队所到之处抓兵拉夫、派粮派款、烧杀掳淫，不仅给当地百姓添加了沉重的负担，还制造了种种惨案，成为湘西地区的“兵祸”。而“兵祸”也是匪乱产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湘西老人们对国民党军队纪律败坏的情况至今记忆尤深，按照他们的说法，国民党军队较土匪更为可限。
    “国民党军队喜欢烧屋，剿不到土匪他就把老百姓屋烧了，说是免得土匪再到这些地方来。军队来了找个老百姓都找不到，军队一走老百姓又出来了，他就把屋烧了。土匪一般不得烧屋，他要地方住，烧了就没得地方住了。
    因此老百姓对国民党军队十分痛恨，宁愿通土匪，也要躲军队:“老百姓都恨土匪，但是你搞不赢他，他有枪，你还是只有顺倒他。恨国民党军队恨得还狠些，他来了就要捉人，捆、打这些，老百姓见到军队来了就跑了。军队打土匪只要打输了就烧屋，见小伙子了要捉去当兵，见了妇女要强奸，见了东西要掳，搞这么些坏事，所以恨他。那时候都是宁愿通土匪，就是怕军队。”

第三是退伍军人。战争需要大量的士兵，也不可避免的会造就退伍人员，退伍官兵和散兵游勇愈多，则土匪的数目也相应愈多。这是战争造匪的另一个表现。张治中曾说过湘西匪患问题，“其症结在失意军人之作乱。”这种现象尤其在北洋军阀时期更为突出。
当时在湘西领导土匪头目有许多是退伍的军人。时局每一次的变化，军队每一次的编遣，总有一些军官被编余了。有队伍的就拖着儿杆枪上山去;没有队伍的或者没有路可走的，也可以去找绿林豪杰。野心小一点的相信时势可以造英雄，野心大一点的就相信英雄可以造时势。所以为匪不但成了一条退路，而且还成为一条出路。”

    第四是团防等地方武装。团防等地方武装也是土匪的来源之一。
    “团防”又名“团练”或“民团”，直接来源于保甲制度。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即在湘西推行保甲制度，清朝时团练在当地是相当普遍的。民国成立后，各县提取保甲制度中的有用成分，纷纷办起了团练。民国《永顺县志》载:“团练即保甲遗意，县属之有保甲局由来己久。……民国二年本县设立分团，时国体初更，盗贼乘机纷起，焚毁劫夺日有所闻，阖县绅民次第请募团勇，以资保卫，于是十八保各设分局，每保或二三局或四五局不等，每局或募勇十名或二三十名亦不等。”


    民国湘西的团防武装石启贵摄于民国二十三年

如龙山县团防局成立于1914年，1921年由县屯务指挥包轮重建，并任命陶式吾为本城乡团总，肖炳南为辰旗乡团总，李雄伯为茅坪乡团总，刘紫良为隆头乡团总，师兴吾为大喇乡团总。在创办团练过程中，因购置武器、集中操练等事项，需要大量的资金、粮草作为支撑，更需要有掌握一定军事知识和具有一定领导才能的人来进行领导。

这时的“湘西土匪”，不少更接近于结寨自卫的地方自治武装。此外，10万湘西土匪中，只有少数真正的职业土匪，绝大多数是“兼职”他们无事为农，有事则拿起枪跟随团伙行动，但通常不会骚扰地方。而他们入伙的原因，往往是被“贪官污吏坏保甲逼到无可奈何时，为自保或另谋生路携枪入伙，并非乐意为匪”。
如民国五年，泸溪县境内就有张国廷帮100多人，活动于沅水边拦劫上水船与过路烟帮。杨子荐帮200名，在县团防总局的委任下，办起所谓的布条堡团分局，组成三个分队七个排，但凡辖区内，派款派捐，辖区外则抢劫。民国七年，瞿桂林帮100余人，成为当地的“草头王”。在湘西大庸县，农民李子和于民国二年集合了当地穷苦农民，发展为400多人的股匪。同时期，还有大庸周朝武扩充队伍近千人，占据县城，自称“司令”。

而当时湘西镇守使兼湘西第一靖国军军长田应诏，忙于扩大自己的实力，巩固自己地位，无暇顾及，只能任匪患蜂起。受田应诏委托，陈渠珍在代理湘西靖国联军第一军长后，实际己取代了田应诏在湘西的统治地位。
除土地兼并外，湘西农民还必须缴纳各种赋税，除清代就有的关税、茶税、盐税、渔税、当税、落地税等各种赋税，民国以来，又增添了自卫捐、壮丁捐，保甲捐、月款、枪款、户口税、行米税、鸦片税等。仅民国二十二年，各种名目的捐税就达92种之多。又由于自然灾害常年不断，政府不能有效的采取相关补救措施，更使湘西社会雪上加霜。

在湘西贫弱不堪和每况愈下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社会上一些无正当职业的地痞、流氓趁火打劫，杀人越货，走上为匪的道路。而湘西多山的地理环境正好为上匪提供了恰到好处的活动场所。
不独为此，由山而生的各大小洞穴也为土匪提供了生存的理想之地。凤凰县的腊尔山、永顺县的五连洞，历来都是土匪奇险可恃的天然堡垒。仅龙山县能藏千人、万人以上的大溶洞就有684个，能藏500人以上的一般溶洞有1000余个。这样的地理条件，使湘西土匪活动比其他农业生产地区更为适宜。

军队的频繁进入还给匪乱产生遗留下了大量的枪支弹药。湖南的军阀先后与湖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的军阀发生过混战，爆发过湘鄂战争、湘川战争、湘滇战争、湘粤战争、湘桂战争等。在湖南境内，军阀们也是混战不已。战乱中遗失的枪支弹药，为土匪势力的发展直接提供了物质条件。相对于过去或一人、或三五人纠集起来打劫路人钱财的盗匪而一言，民国时期湘西的上匪己经用现代武器将自己装备起来了。枪即是做匪的本钱。如此多的枪支散落在民间，可追溯到民国初年，护国军右翼分三路经贵州进入湘西后，大败袁世凯军队，此次“湘西之役”使袁军的大批枪支弹药在被追击时遗失。1925年，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熊克武部又假道湘西北伐，令部属川军第二军军长汤子模进军湘西，驻守在湘西的陈渠珍被迫迎战，惨遭失败，川军也受到了极大损失，失踪和因饥饿、疾病死亡者就达6千多人，混战中双方丢失的大批枪械，为当地土匪所获。1927年，黔军头目袁祖铭在湖南常德被刺，黔军退往湘西龙山县，因军纪涣散激起民变，遭神兵及民团联合田攻，黔军溃走，丢失大量枪支，为土匪所获。建国川军一部分路过湘西古丈县境，沿途抢劫滋扰。

湘西土匪抢劫方式繁多，在当地较为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抢劫交通干线。为保证每一次的打一劫都有收获，土匪往往事先派人了解情况并实地调查线路，掌握对方有多少人马、车船、运送什么货物以及行走路线，以确定自己在最方便的地段和最好的时机出手。由于事先做过周密的调查工作，湘西境内凡是被土匪盯上的货物基本上没有能够幸免的。由于湘西山多水多陆路交通不便，一些少数地方特产如桐油、烟叶等，多是通过水路运输。与此同时，内地的食盐及百货商品亦通过航运销往湘西腹地。于是，在商品集散地和主要运输河道上，聚集了专事截油、截盐、截布的大股截船盗匪，他们能够抢劫由一个营的正规军卫队的大型商船队。如民国六年12月底，沪溪县人国廷聚集100余人，在浦市等地抢劫过往船只。民国三十七年9月，大庸匪首宋占元，在慈利人潮河抢劫商船，抢得白布120匹，买得汉阳枪4枝……。土匪的劣行使沿岸居民无法安居乐业，商人视此路为畏途。

打劫商户，尤其是要对城镇上的大户。行劫时，先了解清楚相关情况，对可能抢劫到的值钱的货物，作到心中有数。在具体行劫时，还要派人把住路口，然后按原定的大户、大商号进行抢劫。民国八年，清末四川布使，保靖县人黄海楼病死举丧。是时，县人方汉儒引入川东地方武装头目冯绍麟，率数百人扑进保靖县城，将黄海楼家财及其他商户抢劫一空。民国二十九年，龙山匪首瞿波平带人抢劫了邻省湖北来凤的肖、欧、陈、冯四家大桐油商号，此次抢劫共抢桐油几百桶，每桶重达150斤，并将抢劫所得桐油以半价卖出。土匪的这些活动，严重干扰了商业的正常进行。

劫场。历史上湘西与毗邻省区的经济联系以及湘西境内各族人民之间的物资交流，主要通过各种分散的定期墟场集来进行。集市待交易的产品从谷米、畜产、布帛到农具、织具等一应俱全。土匪往往乘各地集镇墟场场期货物集中之际，抢劫墟场。民国十年，乾城县排绸乡小兴寨人张仁卯纠集20余人，抢劫古丈县溪口寨，杀害赶场乡民8人，勒索银圆上千元。民国二十六年，土匪劫永顺龙家寨好场，并烧掉了此地的墟场货棚。民国三十七年9月，大庸匪首宋占元，在西教乡桥头抢得桐油1800斤，卖出后买得长短枪4枝;在慈利人潮河抢劫商船，抢得白布120匹，买得汉阳枪4枝;在石门县罗家坪唐家坊抢得马一匹，换得子弹一箱。这种现象的持续出现使湘西地区的物资交流大受影响。

土匪的猖撅使政府官员在湘西出访时，也不得不加以防备。民国二十四年，时任乾凤古绥区行政督察专员的余范传，在其当年11月19日至12月23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了在出巡途中的所见所闻:+雕备回乾士时首途，有卫队十余人，王县长以沿途不靖，又加派义勇枪兵三卜人护送，十二时抵得胜营，沿途时闻枪声，疑有匪。当拟令卫队搜寻之后，询知，乃系义勇队哨兵见我多人至以示警也……。”此次事件虽属虚惊一场，但政府官员被土匪打劫的也不是没有。如当时《湘西新报》就刊登了一则新闻:“专员梁浩初、胡甚端，此次赴会工作，途经绥宁所属之瓦屋塘十里许，忽来匪徒五人，声势猖撅，将梁浩初被包一个，胡甚端之小皮箱一个，完全抢去。”报上刊载的这则消息并不起眼，可见上匪拦路抢劫在湘西人眼中早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至于绑架勒索，在湘西则是太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土匪在选择人质时，一般都以富户为目标，因为它足以使匪帮支持一段时间，而敲诈一个穷人家庭的所得却微乎其微。”1927年12月，大庸南门外立裕和商号小老板李继禹，在南门城楼看戏演完出场时，突被永顺匪帮与驻军向子云勾结将李继禹绑票而走，两万元赎人”。当视线范围内己无富人可绑票时，土匪不得不降格以求，去绑架中等富裕的人家甚至是穷困人家。绑票勒索因其迅速有效性，使得湘西土匪竞相采用。

一般情况下，土匪并不直接与政府对抗，他们的觉悟并未上升到要推翻现有政权，建立新政权的高度，其最高要求也不过是在政府没有力量对地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的时候，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也为了更好的与其他匪帮争抢地盘或者籍此作为今后收编的资本，在政府军防范不力的前提下，土匪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机攻打政府的银行及粮食、军械仓库，以壮大势力。

    民国时湘西土匪形成了一些大的帮派和匪首。
    如张平。民谣说："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人见张平，九死一生。"这是对张平的真实写照。当地百姓称他为坐地虎、杀人魔王。张平一生，作恶多端，血债累累。
    张平原名张大治，古丈县李家洞张家坨人，生于1906年4月，他的祖父张朝玉，是张家坨的大财主，家有水田160亩。张平出世时，其父张廷舟因科举不中，吞服鸦片身亡。其母向桂莲改了嫁。从此，张平由其祖父抚养。
    张朝玉对他娇生惯养，宠爱纵容，使张平从小野蛮成性。张平9岁在李家洞读书时，用砚池把老师向正学砸得头破血流，因行为恶劣，先后被李家洞、桐木溪、芭蕉冲等学堂开除。此后，张平在家不务正业，玩枪弄棍，寻事挑衅，成为李家洞地方的小恶霸。
    1921年，张平15岁，娶沅陵桐木溪向和甲的女儿向丁丁为妻。婚后，向丁丁服侍有不周，张平便拳脚加身。一次，向丁丁被张平无辜毒打，走投无路，只得丢下不满周岁的女儿张桃英自杀身亡。
    1922年，张平花100多块银洋买了一支汉阳枪，成天扛枪游荡，狩猎打靶，当地百姓都不敢惹他。

李家洞团防副局长张廷富，知道张平长期奸污自己的婶娘和绑架奸淫过路的妇女，因此曾经劝导过张平。张平对此却怀恨在心。1924年冬月十九日晚上，大雪纷飞，张廷富一家围在火塘烤火。张平邀集张大美等三人闯进张家，将张廷富夫妇及其父母和小弟枪杀。当时，张廷富的妻子已临近分娩，被打死时婴儿流产出来，也遭残害。张廷富有个19岁的弟弟张廷胜，当时未被张平击中，昏倒在他父亲的尸体下，这样才幸留一命；他的妹妹躲在门角里，才免遭杀害。张廷胜连夜逃到永顺石堤西，后来改名换姓，做工糊口。张平杀害张廷富一家六口，社会舆论很大，便跑到沅陵县桐木溪他的姑妈家避风。张平走后，经张朝玉出面安葬了死者张廷富等。张平在外鬼混了一年多，到1926年才回到李家洞。

1928年，张平经人介绍到一二八师旅长舒安卿手下当副官，给舒安卿看守沅陵清水坪的庄园。1930年，张平与沅陵向三妹成亲，不久叫向三妹回李家洞老家，后又被张平一纸"休书"逼回娘家。
张平在清水坪舒安卿家守庄园时，暗中筹划对张兴楼报仇，得到舒安卿赞同。张平买了一枝套筒枪藏在李家洞，多次摸黑没有碰上张兴楼。一次，探得张兴楼在永顺县城开会，张平背上一斗荞粉粑粑，躲在吴家坪的后山坡，一连等了七天，终于等到了张兴楼和他助手的张廷胜，将张兴楼击毙在稻田中，张廷胜被打伤后逃脱。

    @布道者2016 2018-03-28 13:49:44
    难得的好帖，资料丰富翔实！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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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帮顶哈！

    1935年，张平随舒安卿部到永(顺)、保(靖)一带"剿共"，后来驻在永绥县城，在这里又与摆杂货摊的16岁少女杨炳莲结婚。


    2009年90岁的杨炳莲

    题外的话：关于中国最后一位压寨夫人，95岁仍然美艳惊人
    前几年吧，关于张平和杨炳莲曾经曾为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中国最后一位压寨夫人，95岁仍然美艳惊人》，热点在90多岁杨炳莲的容貌，大家都为耄耋之年的杨炳莲有如此容貌而惊奇，我们也看看当时的一些记者拍下的杨炳莲照片。





    甚至有人据此复原杨炳莲年轻时的美貌：

    关于杨炳莲的身世：
    杨炳莲就是张平的老婆，张平是国民时称霸古丈一方的大恶人。杨炳莲娘家永绥县城，家里曾有一个卖针线卖甜酒的杂货铺。杨炳莲十五、六岁时，站柜台帮助家里经营杂货店生意。1935年，张平（当时名号张大治）随舒安卿部进驻永绥县城，看上了站在柜台内亭亭玉立的杨炳莲，借买针线补军服，无话找话讲。有一天，张平又来买一根针一根线，杨炳莲把针线拿到柜台，张平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杨炳莲说找不开，张平说莫找了。拿着针线走了。过了两三天，舒安卿陪张平到杨家提亲，杨父见张平一表人材，又是驻军最高长官舒安卿保媒，自然应允。
    杨炳莲听从父母之命嫁给张平后，随张平回老家张家坨。不知什么原因，张平养了三匹马，杨炳莲认为养马不如养牛，牛可以犁田，用处大。但是张平要养，作为妻子，杨炳莲磨包谷子磨黄豆子，好生养起来，三匹马养得膘厚毛亮。
    张平受命打保靖，晚上败退过河，杨炳莲抱着二儿子，水齐胸口，脚下一滑，二儿子掉到水里，黑灯瞎火的，水流湍急，几下被河水冲走，杨炳莲又惊又怕，哭得撕心裂肺。回到驻地，张平把几个奶娘打得死去活来。杨炳莲跪在张平鞭子下求情，张平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怒火殆尽。后来，每当张平着死的打下属时，他人赶快求救于杨炳莲。一次，张平暴打下属，杨炳莲在抢张平鞭子时，也被后者打了两鞭。
    张平霸占当地大片田地，让佃户种粮食和鸦片，秋后收粮收税，一些交不足数额的人家，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张平如若有事外出，不能监管交粮纳税时，杨炳莲就斟情收取很少一部分，对管事人说交足了，把帐目划了了结。
    1950年3月，张平李家洞的老巢被解放军攻破，杨炳莲随张平逃到李家寨。李家寨被解放军攻破，杨炳莲和张平在高望界分手，带着儿女准备回娘家，路途被解放军抓获。区政府根据广大群众反映，杨炳莲为人忠厚，没有血债，放她和她的儿女回家。后来，杨炳莲作为四类分子，黑五类，经过历届政治运动，批斗中重不为自己辩解，她知到张平罪孳深众。虽然运动中有些人立场坚定，但总是有不少人力所能及地保护她。
    2014年12月12日，九十四岁的杨氏过世了。

    接着说张平。
    抗日战争中，舒安卿部在浙江嘉善、嘉光一带抗日，同日军血战七天七夜，因缺乏弹药和粮食补给，几乎全军覆灭，舒安卿带着伤残兵员回到沅陵后，张平为舒安卿熬汤煎药，阿谀殷勤，博得舒的好感，被收为"义子"，并由舒安卿推荐当上了古丈县警察局巡官。不久，又当了警察中队长。
    野心勃勃的张平，当上中队长并不满足，仍为非作歹，扩展势力。警察中队只20多人，他虚报10多人的薪饷，中饱私囊；又对城内旅社宿客，每晚征收200文户口税；还以抽壮丁、禁烟赌博为名，攫取民财；打着"剿匪"的幌子排除异己，杀死保长石姜成；带领警察打麻溪乡村武装时，打死无辜百姓，抓去伯球等人，缴得10条枪，私藏花机关枪1挺；剿宋家寨向雪清，打死保长向先银，捉去向雪清父子三人在古丈杀害。

由于张平残害百姓，危害地方，百姓纷纷向永顺专署和沅陵专署告状。永顺专署布告各地通缉张平。1940年10月，张平被撤去警察中队长职务，他带着妻儿和心腹打手回到李家洞老巢，又重新为匪。

    关于张平的后事，虽然已经超过本书的时间范围，还是交代一下。到1949年，家中已有田1960亩，田地契约装了满满一大皮箱。此外还有烟桐、茶山几千亩，每年收桐、茶油上万斤。张平在李家洞和古丈县城内分别修了富丽堂皇的楼院，且在金华山修筑了别墅式碉堡。其在李家洞的房屋，是一栋四合院式的楼房，上下共有三十间。楼下的房间，间间相通。屋前的大楼门装饰得十分气派，四周是高围墙。屋院两头修了两个炮楼，炮楼分上、中、下三层，可以控制通往房子的各条通路。
    后来张平被宋希濂收编之后，领得了军装，便给其部下换了装，很有点正规军的气派了。但部队匪气难改，依然四处打家劫舍。沅陵“三、二”事变后，张平赶走了古丈县县长，便取而代之。
    1950年2月底，47军422团、416团和军直共六个营的兵力合击张平。张率2800余匪固守李家洞老巢，3月3日被一举攻破，张化装逃脱，在3月4日至20日连续16天的追击中，张平匪部被全部击溃。张只身逃出与保靖，龙山匪首联系未获帮助。在部队和群众日夜清剿下，7月10日饿极的张平被击毙于杨家岭水田中。随后被搜捕者割下首级，拿到县城悬挂示众，两天后送至沅陵城，悬于中南门数日后，才被人扔到沅江里喂鱼去了。

    再说说另一个湘西土匪头子覃国卿。
    覃国卿是大庸（现张家界市永定区）匪首，1918年出生在一个名叫青安坪的地方。这里西与永顺县砂坝乡接界，北与桑植县利福塔乡相邻，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他的父亲覃新斋，是拥有几十条人枪的一方恶霸。
    1934年11月，贺龙率领的红军打下大庸城，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覃国卿的父亲在打土豪分田地时被红军处决。父死母嫁，覃国卿怀着对革命力量的一腔深仇，到土著武装义安乡民团当了兵，并练就一手“百步穿杨”、左右开弓的好枪法。

1936年，义安乡民团团长石寿丰死了，队伍也散了，覃国卿又投靠身为青安坪联保主任的堂叔覃学吾。不到一个月，覃国卿当上了乡自卫队的队长。色胆包天的覃国卿竟然先是强奸继而勾搭上堂婶。一天，两人正翻云覆雨，被覃学吾撞个正着。覃学吾正待发作，却不料覃国卿一步跃起，从床头摘下枪，照准覃学吾的头“叭”地就是一枪。覃国卿从倒在地上的堂叔身上摘下左轮，转身又给了堂婶一枪。这一年，覃国卿19岁。
覃国卿杀了堂叔堂婶后，有了两条枪，就邀了民团几个人投奔大庸县匪首覃天宝。覃天宝有60余人枪，盘踞在青安坪及澧水河岸神堂坪一带，是当地一霸。覃国卿跟着覃天宝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曾在两天之内抢了三伙客商，因而得到覃天宝的赏识，被提升为中队长。在湖北鹤峰，覃天宝有一次与他打赌，赌敢不敢用人心下酒。覃国卿当即把一青年农民绑到树上，剖腹挖心，叫匪兵炒熟端上，与覃天宝对饮。在桑植，有个寨子的人鸣枪抵抗，打伤了一名匪兵。覃国卿调集人马攻下山寨后，人杀得不留一个活口，房烧得不剩一块木板。覃天宝料定自己日后不是覃国卿的对手，便给覃国卿送了10条枪，让他“另投高门”。覃国卿得了枪，返回青安坪，自封队长，扩充势力，不久吞并了另一支较大的股匪，势力范围扩大到义安乡全境。

覃国卿成了这一带的山大王。他要谁送耕牛，谁就得送耕牛；要谁家送光洋，谁就得送光洋；要谁家送媳妇、送姑娘，就得送媳妇、送姑娘。四里八乡但凡眉清目秀、略有姿色的妇女，都难逃他的掌心。一次，他正在强奸一名妇女，被女方的丈夫发觉了，覃国卿举起枪，说：“是你撞在我的枪口上了。”说完将他打死，强奸之后又将妇女打死。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杀猪还要用盐腌，老子杀个人，比挑根灯草还轻巧！”数年间，死在覃国卿枪口下的百姓难以计数，被强奸和霸占妇女近百人，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但又无可奈何。

    关于覃国卿还有一段后话，他成为了新中国最后剿灭的土匪。
    1948年3月，覃国卿在桑植县上河溪桃树湾打家劫舍时，路遇一户人家迎娶新娘。覃国卿上前撩开花轿门帘，见新娘子生的面如桃花，便连人带轿，强掳而去。回到青安坪当晚，覃国卿就和她拜堂成亲。这位被抢走的姑娘，名叫田玉莲，当时刚好18岁。
    不久，田玉莲在覃国卿的影响下，便渐渐地变成了为虎作伥、杀人不眨眼的女匪首。田玉莲第一次杀人，是在1949年10月。国民党122军一股西去溃军途径青安坪，覃国卿带领众匪截抢武器弹药。一名青年军官不肯缴枪，田玉莲抬手一枪结果了他。据目击者说，她在开枪之后，还学着老手的样子，吹散了枪口上的青烟。

湘西解放前夕，覃国卿和田玉莲被国民党军队收编为暂编第五师第六团，覃国卿任团长，但他却自称司令，田玉莲称副司令。1950年1月，解放军141师423团奉命进驻大庸剿匪，许多土匪迫于压力，缴械投降。可覃国卿竟变本加厉地带领匪徒继续作恶。他们阻断交通，杀人放火。
据有关史料记载，1950年3月24日，覃国卿带着土匪在罗塔乡黄土界村伏击解放军剿匪部队，打死解放军战士22人;又在温塘镇鱼潭打死解放军战士6人。当年7月，覃国卿与匪徒30多人，在桑植县神竹村吃喝，被解放军剿匪部队包围，覃国卿与田玉莲跳进红薯洞逃脱。

从此，覃国卿和田玉莲夫妻二人流窜在桑植、永顺、大庸三县交界的深山老林之中，一藏8年，负隅顽抗。1954年，覃国卿将一老妇人和农民叶大群一家4口杀害，接着又疯狂地将一位给解放军剿匪部队报信的老人杀害，极其残酷地将老人尸首劈成两半。被人发现后，覃国卿和田玉莲又逃回大庸县青安坪乡。
就这样，在这个叫做缸钵洞的山洞里，覃国卿和田玉莲夫妻二人一藏就是15年。直到1965年，在剿匪部队和民兵的合力围剿下，最终命丧缸钵洞。至此，湘西数百年匪患得以平息，闻名全国的湘西剿匪才真正落幕。

湘西的鸦片种植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其主要生产地是龙山县，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鸦片种植尚未形成规模，产量较小。
清代末年的苗疆，“山瞰僻壤，遍地皆种，烟民日益增加，积习成风。”所里（乾州厅）、永绥等地，常有大批烟贩贩运鸦片。土家族聚居的龙山县种植鸦片的面积最大，时间最长，永顺、保靖次之。在光绪年间(1875-1908)，湘西酉水流域好田好土中种植鸦片的面积占到田土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大量的优质肥料和主要劳动力用于罂粟种植，许多农户不得不放弃正当的粮食生产，以种植婴粟为业，鸦片，毒害了人们身体，粮食产量下降，不得不依靠外地输入的粮食来维持生活，极易遭受饥荒。

民国六年，绥靖镇台(驻今花垣)谢伯勋派田义卿驻守龙山，下令种植婴粟，开征鸦片烟税。民国七年，龙山县驻军营官田义卿强迫民众种植婴粟以谋利。民国十二年(1923年)沪溪县西部山区始种鸦片。
民国时期，特别是军阀割据时期，湘西因其适宜鸦片种植的地理和气候而成为鸦片生产和销售的重要生产基地。随着地方军阀对于鸦片种植的政治保护，湘西的鸦片种植面积和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鸦片种植已遍布湘西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陈渠珍时期，下辖政府官员和军阀打着禁烟的幌子，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实际上得到政府的保护，成为了‘合法”之举。

凤凰、辰州靠近川黔，是鸦片烟土输入湖南的重要通道，湘西统领陈渠珍在其辖区抽收烟税，作为军政费用的来源之一。民国二十一年，湖南军阀何键为了同湘西军阀陈渠珍争夺财源，在镇筸设立吗啡制造厂，用湘西和川、黔边境各县的鸦片烟土制造吗啡，每月采办鸦片一百余担为原料。双方共同负责，利益均分。次年七月吗啡厂迁往沅陵县城，民国二十三年初停办。依靠吗啡收入，购置枪支弹药，扩充兵力，霸占地盘，相互混战。
龙山县是湘西种植鸦片最多的县域，享有‘乌金国”之称，民国十三年，龙山全县种植婴粟的有3万多户，鸦片种植面积达3. 6万多亩，吸食鸦片者7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0%左右。大庸县种烟7千多亩，烟馆188处。乾城进政府允许设立的烟馆就有47家。龙山、永顺、桑植、大庸、古丈等县，婴粟产量1000担左右，价值近2万亿元(法币)。

1918年前后和1928年前后和，是龙山县种植鸦片的两个高潮时期。1918年，张学济驻县，营长田义卿认为抽鸦片烟税可以大开财源，遂与县绅饶晓凡等相勾结，给民众分配婴粟种植任务，强迫民众大种，对不种者抽其懒税，因此，使婴粟种植遍及全县各地。此后，湘西王陈渠珍在龙山的代理人刘紫粱、师新吾等，变本加厉，在县城和一些集镇山设土膏站，规定出售烟土的人先缴“印花税“，吸食鸦片的先缴”烟灯税”，有劳动力而不种鸦片的，抽他的”懒税”,这样一来，鸦片的种植、贩卖和吸食，都成为合法的、必不可少的行为了。

湘西各县种植鸦片面积约占耕地的10%以上;保靖县10个乡种植大烟的土地占总耕地总面积的13%，年产鸦片烟78928两(以16两0.5公斤计算，种烟户占总户数的38% "。民国时期湘西大部分地区都种有鸦片，占据了原本用来生产粮食的耕地。
鸦片泛滥，许多农民不种粮食，而以鸦片换购大米为生，故有“龙山人以鸦片买永顺人大米”之说。种植鸦片者都是贫苦的农民，湘西种植鸦片的产量比麦子和油菜还高，并且管理容易，一般2亩地就能收4斤熟鸦片，一斤鸦片可以卖几块大洋，鸦片价格高于油菜、小麦数倍之上，收入多;其次是种植鸦片，必须精耕细作，大施人粪枯饼，土质疏松肥沃，又因鸦片烟的枝叶果杆，均是最好的绿肥，凡种了鸦片烟的稻田，能够带来来年作物的丰收。

民国二十六年（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路过湘黔边境时偶然拍到的成片罂粟，说明当时这一带种植罂粟已经很普遍。

另一方面，鸦片的医药作用在当地被人们熟悉，民间把鸦片当成良药，“肚疼腹泻、伤风咳嗽等小毛病，抽上几口鸦片，竟有烟到病除的妙处，鸦片还成了一种良药。
鸦片是有毒物，长期吸食对人的身体及其不益，最终会剥夺人的生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湘西吸食鸦片烟而弄得家破人亡的很不少”。如里耶瞿国培一家本来非常富裕，但两夫妻“染上鸦片大瘾他们终日吞云吐雾，无所用心，不儿年，房屋田产由典当到出卖，弄得一干二净他的弟弟近在四川重庆大学念书，因得不到学费以及生活费用的接济而跳楼自杀身死。

吸食鸦片者，有烟瘾，一旦发作，身体难以忍受，会为了满足身体的暂时解脱而不惜倾家荡产民国时期的古丈，据河蓬、尚公、永宁、和平四乡统计，因吸烟卖田地的56户，离婚18对，体衰800名，死亡18人，因吸烟烧屋50余户，相杀死亡129人。《凤凰县志》也记载“因吸食大烟成瘾而放弃正业以至倾家荡产者为数不少”。
国民政府一方面禁止种鸦片并严禁吸食鸦片，如民国九年(1920年)，1月28日，省禁烟清查局委派专员到湘西办理禁烟(鸦片)事宜。民国十八年(1929年)，省政府县令禁烟并派员到龙山督查，龙山县府将违禁种植鸦片之乡民王朝龙、彭武智处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五月，大庸县政府查禁鸦片，收缴烟具，等级吸毒人数为二千六百零七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湘西各县禁吸鸦片，各乡设“勒戒所”。凡吸食鸦片者，强制进“勒戒所”限期戒除。

但另一方面，当面对财政困境特别是急需解决军费开支时，又将鸦片烟税作为财政来源。当沿海地区各省份从近代化的工商业中获得好处时，贫困、落后的湘西将两眼紧紧盯住了利润丰厚的鸦片种植业。这是传统农业生产中收益最高的作物，它是以土地为唯一富源的内陆省份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山于远离政治中心，边疆或各省边陲地区很容易为地方势力所控制形成半自治状态，中央政府难以干涉。而鸦片利厚，地方有权势者趋之若鹜。即使是一般民众，由于远离政治中心，种植鸦片也少有顾忌。即使政府偶而有禁种鸦片的布令，但对这些地区基本上也少起作用。烟土产地，大多是烟多、枪多、上匪多的“三多地区”。

匪祸助长了烟毒，在烟毒发展之中，匪祸更因而猖撅。匪祸不靖，烟毒便无法铲除。匪徒的资源从粮晌到武器，大多都靠鸦片而来，而对湘西普通人来说，鸦片还在日常生活中起着治病、镇痛和缓和艰苦生活而产生的普遍的紧张情绪的作用，就这样种烟在湘西“并非犯法的事，反之，不种烟反而成了犯法的事。至于运烟吸烟那更是些小的问题了。
烟毒的泛滥刺激了匪患的猖撅，价高利厚的烟毒是土匪重要的生计来源，产烟地区以及贩运烟土的主要路线，大多是土匪聚集之地。不仅内地烟贩、种烟农户常遭土匪抢劫，即使官烟也屡受土匪抢劫，政府力量有限，对土匪贩烟制毒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匪势到达之地，烟毒即随之而来，烟商为自保计，率多暗中通匪。有些土匪还强迫农民为其种烟，俨然像政府一样抽收烟税，或者恃武力庇护农民种烟，收取保护费。

由于以枪换烟很盛行，在湘西，烟多便等于枪多。大量枪支流散民间，间接壮大了土匪的来源。为争夺鸦片、抢征烟税，地方军、政、匪各派势力之间经常引起械斗和战争。每逢鸦片收割季节，政府、军警、各派地霸、豪绅、为了抢收烟税、争夺鸦片，互相争吵，大打出手，引起械斗和战争。如1942年夏初，永顺专署保安团进驻龙山，为抢收烟税，与当地匪首瞿伯阶发生矛盾，在老兴场一带发生战争，保安团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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