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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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19页]

作者:ah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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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鸦片收获季节出动抢烟，湘西土匪的另一主要经济活动就是抽收烟税。上匪抽鸦片烟税的方式也有多种，有的点窝抽税，即在种烟之前，先分派每户必须种鸦片的数量，然后按窝计算抽税;有的按保甲分配任务，由保甲长负责，要缴纳大烟多少;如龙山匪首瞿伯阶利用他所控制的儿个区政权，分配各保种烟的亩数，然后收取40-80%的实物烟税。

有的对过往的鸦片贩子，把关设卡，勒令交税，对交税的开具“放行”，在本辖区之内，可以畅通无阻，如果不交，就会寸步难行，甚至遭杀身之祸。以至于有人说，“湘西近年来可虑的不是冬防问题，而是春夏之交的土匪‘护烟攻势’了。同时土匪更明显地喊出了‘官不禁烟，民不造反’的口号。上匪一般深居在万山之中，不会离去老巢而收买枪械的，不过他们有的是烟，于是不肖的保甲长都成了土匪的运输队与军火商人。他们自匪区将烟运出来，同时从外面为上匪将军火贩进去，于是匪的枪缴了又有，实力击破后又立即可以补充。
民国年间长沙大公报《如此洪江》一文曾提到:“洪江有烟馆二百零六家，吸食鸦片者两万余人，占总人口十分之六七”。

    屋漏偏遭连夜雨——民国时期湘西的贫穷和灾祸

    民国时期湘西自然灾害频发，可以说整个民国时期湘西无年不灾，且多灾并发。水、旱、虫、风雹、冰冻、疫病等灾害交相并发的现象经常发生。其中水灾97次，旱灾75次，虫灾23次，疫灾22次，发生频率之高，所造成的危害也特别大，而且各种自然灾害交相侵害，使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严重危害湘西社会发展。
    水灾是民国时期湘西的主要自然灾害，关于民国时期湘西水灾的方志史料记载俯拾即是。其中1912年至1920年连续9年发生水灾，可谓是水灾连年。史料中不乏严重的水灾的记载，比如1920年，凤凰五月暴雨，沱江最高水位达三百零七点六五米。麻阳五月上旬，连日倾盆大雨，河水徒涨数丈，酿成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大水灾，县城南北街水深数尺，船从街心穿过，淹死三十七人，耕牛二十二头。又如1931年，夏淫雨，湘、资、沅、澧诸水同时侵淫，全省被灾五十四县，沪溪、凤凰、永绥、保靖等县大雨兼旬，洪水成灾。沪溪县洗溪、白头溪等处石桥被冲毁;永绥县下寨河田禾淹没，拱桥被冲毁;保靖县境酉水暴涨数次，淹死二十四人。

峒河沿岸的村落民国期间曾经多次大水勇士衡 1933年6月摄于永绥大龙洞

旱灾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也是波及范围广的灾种，历史上的湘西旱灾频发，曾有“十年九旱”之说，一旦积旱成灾，对农业生产及人民的生存所造成的危害也是不可估量的。民国时期湘西的旱灾发生相当频繁也不乏特大旱灾的事例。1921年辛酉大旱，湘西各县几乎无一幸免。据史料记载，受灾地区以辰溪、溆浦、芷江、麻阳、晃县等为最重，其次为沅陵、凤凰、乾州、黔阳等。再次为古丈、会同、永顺、保靖、龙山、大庸、永绥、桑植等县……灾民少者五、六万人，多者三、四十万人。麻阳从五月十二日起，连旱六十余天，禾枯无收，造成极大荒灾。古丈大旱，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到收割共旱九十多天。
旱灾的发生，直接导致农业生产严重凋敝，农作物产量锐减，灾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934年，自夏迄秋，桑植、龙山等县久晴不雨。其中凤凰大旱，春夏间雨少晴多，其得插秧之田，不过四成，田土龟裂，禾尽枯稿，且山地杂粮亦同归入尽，全县受灾田亩达三万三千八百亩。大庸自五月初十至七月十日不雨，作物一半以上无收。旱灾对民生的打击往往比水灾更具有灾难性。

风雹也是民国时期湘西常见的灾害之一，直接对房屋及农作物造成损害，并且具有突发性，往往危及人和动物的生命安全。比如，1916年3月，永绥冰雹大如弹丸，毁民房百余间，损田禾尤重。1933年保靖发生冰雹，八月二十日，烈风暴雨，天降冰雹，数围古树连根拔起，倾压房屋数十栋，屋瓦横飞，禾苗遭雹打风掀，平铺地下，倒断不堪，雹打重伤五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其余牲畜之类，触目皆是，哀鸿遍野,主要是由于对风雹缺乏相应的应对措施。

天灾还伴着人祸。农民还要遭受高利贷和土地兼并威胁，抗灾能力本身就很弱，而地方政权的剥削苛敛却有增无减，甚至就在灾荒严重之时，还往往加征倍敛，对农民无休止的进行盘剥，使得农民不堪重负，一遇荒年，毫无御灾能力。民国时期湘西实行屯租制，屯租本身就高，而且苛捐杂税也多如牛毛，单是民国22年(1933年)，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就有92种之多。1936年3月，湘西屯务军四处催交屯租，横加勒索。仅永绥县龙潭屯仓每年额外盘剥屯户就达银洋二千余圆。是春，龙潭土地坪屯农饿死三十余人，有的暴尸荒野。

灾荒一旦发生，使灾民丧失生存条件，往往直接导致人口大量流亡和死亡。民国时期湘西自然灾害频繁，使得粮食短缺，灾民失去生存资料，人口大量流亡和死亡。1929年，水、旱、虫、风灾交剧，湘西各县多连数灾，灾情惨重，乾城、沪溪田亩诉裂，己耕种者不过十分之二三，人口不得食者占十分之八，龙山春旱数月，人口死亡四五百口，至有全家幸及绝者。灾害过后，灾民生活无以为继，要么坐以待毙，要么走上逃荒的道路。

图为民国二十二年湘西一个普通的苗族村寨，普遍都是破旧矮小的茅屋，显示出苗疆的贫困石启贵摄

除了水旱灾害直接或间接造成人口大量流亡和死亡之外，虫灾因为可以摧毁农作物，使得人们失去生存资料，因此也能间接导致人口死亡，冰冻、风雹则可直接造成人口死亡，而疫灾也是除水旱灾害之外的最大威胁，其传染速度之快，死亡率之高都十分骇人。其中凤凰县是疫灾频发县，1937年靠近贵州的铜岩村(今属落潮井乡)恶性疟疾流行，村民80%患病，180人中有44人死亡，其中3户死绝;唐安清等4家44人，发病40人;唐树富家9口人，病死3口;老寨疟疾流行，15户死绝，其余39户大部分卧床不起，无人秋收。当时流传民谣:“田里谷子黄，摆子打上床。先死有人抬，后死无人埋”。灾荒过后，人口的大量死亡或流亡，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农村劳动力锐减。

灾荒引起社会混乱无序，灾民无以为生，为了生存，越轨犯禁势在必然，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比如1915年6月，大庸县夏饥，北镇乡掌管义仓的富户李秀林拒不出谷济荒。县人李子和带领北镇乡饥民涌入李秀林家开仓挑谷，并焚其房屋。又如1922年，全省71县受灾，“湘西等处灾情日趋险恶，芷江、麻阳一带，烹人相食，其余各属饥民逃徙无地，弱者束手待毙，强者聚为盗匪，到处恐慌，岌岌不可终日。可见，民国时期湘西匪患猖撅，与灾荒不无关系。

美国传教士民国十四（1925年）年拍下的湘西沅陵饥民。

    土家族的先民成分则复杂的多，古代的巴人（重庆四川人）、后来的江西移民过来的、历代汉族屯军过来的，汉化的熟苗，本质上说，这些都是汉族的一部分，在湘西沅水流域长期生活，融合与当地的土著，逐步形成了一些风俗习惯，但他们与朝廷接触很多，实际上长期都是和汉族融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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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兴一路 2018-04-04 21:10:48
    土家族的先民没有----江西移民过来的、历代汉族屯军过来的，汉化的熟苗，本质上说，这些都是汉族的一部分
    以上观点我不同意，保留我的看法。古代的巴人---我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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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土家族的来源，学界也分歧较多，甚至对土家族是不是一个民族都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在五十年代新中国民族识别之前，历史文献没有土家族作为民族的记载，历史上只有土人的说法。
    土人实际上就是湘西历史上除了苗族以外的本地人，这些本地人我们从他们的族谱是包含这么些人：早期由酉水迁徙过来的巴人；唐宋时期从江西过来的移民，他们在永顺曾经形成彭氏土司，统治湘西几百年；明代开始的驻军形成的后裔，这些人在凤凰（镇筸）、乾州（吉首）、泸溪等地在今天也还显示了强大的存在，至于熟苗，在今天的麻阳一带最明显，麻阳历史上是苗族聚居区，但后来被汉化了，这里的很多本地人后来都认为自己是汉族，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他们自己又要求改为苗族。
    这些人的来源都有他们的族谱为证，是有一定根据的。
    你所在的是湖北西部一带的土家族，只认巴人为先民也是对的，那一带本地人的来源相对简单些，熟苗和江西移民都较少，但那一带肯定还有一定的屯军后代。
    谢谢你的质疑，希望多探讨。

    民国时期湘西灾荒频繁，给湘西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而灾荒的破坏性后果又因当时动荡不安、战乱频繁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加剧，造成恶性循环，使得民国时期湘西经济破败，民众难逃饥饿、死亡的命运，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在土地出产不足、广种鸦片及土特产销路阻滞的情况下，民国时期的湘西普遍极端贫困。正是这种农村普遍极端贫困的状况，成为滋生湘西匪患的重要温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奢靡豪华而辉煌了500年的洪江也在快速地衰落着。

洪江作为湘西南重要的工商业中心，繁华富庶之地，也成为封建军阀和国民政府的垂涎之地，深受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动乱之苦。各路大小军阀以护法、北伐、阻截追击中央红军等各种名义，先后有王家烈、何键、刘建绪以及周则范、犹国才、陈汉章等进驻洪江，搜刮洪江。他们利用武装割据时把持的军政大权，控制税收，勒索商民，并套用巨额军费充作官僚资本，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挤压得洪江大小商家几乎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他们聚敛钱财的各有手段。
贵州军阀王家烈，率先干起了武装贩运鸦片的勾当，两年多时间赚得光洋一千多万元。那时，由洪江过境的烟土每年均在3万担以上。湖南军阀何键看准了这块肥肉，把王家烈赶走后，更是别出心裁，组建了一支专事武装贩运鸦片的部队，定名为“四路军总指挥部第一监护大队”，每担烟土索取运费180至600光洋，驻洪江三年多时间搜刮民膏四千多万元。

驻军内讧也是祸及洪江的重要因素。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周则范，从1912开始直至1919年12月，被部下廖湘芸枪杀于烟溪时止，在洪江盘踞达七年之久。湖南怀化大土匪陈汉章，在1923年前后被何健收编其部为暂编第六师，被委任为师长。1930年3月兼湖南清乡第七区司令后，在洪江为其部下刺伤，死于回怀化的路上为止，陈汉章也盘踞洪江十余年。他们除了以筹集军饷、治安保护等名义强征暴敛外，还以开办钱庄、当铺等名义大肆敛财。而周则范、陈汉章都相继因军队内讧被杀后，他们的钱庄、当铺资金也被部下袭击一空，洪江商家、市民存于钱庄的资金，被悉数卷走，一笔勾销，而欲哭无泪。

民国23年，正月初一。一场大火突然出现在洪江城内最著名的大富豪刘永泰的“永泰商号”里，大火贪婪地焚烧着刘家的深宅大院。这是一座非常豪华的建筑。房子为两进三层，厢房储存着货物，中堂极为高敞，有天井，主体用的是当地所产的上好木材，四周是青瓦灰墙，屋内雕梁画栋，这种在当地被称为“窖子屋”的豪宅，一进门一般都有一个太平缸，里面平时蓄满了水，以备防火之急。但宅子主人刘永泰面对大火一筹莫展，区区太平缸里的水何以浇灭如此大的火?一时问，精致的窗户、格扇、门雕与造型精巧的栏杆、庄严绚丽的脊饰等等显示主人富贵的一切都在大火中灰飞烟灭了。大火之后，刘永泰元气大伤。这个依靠桐油、木材等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商人，在最鼎盛时期曾经发行过“自己的钞票”，其生活也极度奢华:“窖子屋”里有自己的戏台，家里可同时招待10来个人抽食鸦片，厨师、佣人、杂工等有数十人。在大火前后，刘永泰遭遇了好几起变故:先是被绑匪劫持，勒索了一万大洋，虽然最后被国民党的队伍救了出来，但刘家也花费了上万大洋后又遭遇民众上门挤兑其发行的“钞票”，再加上大量抽食鸦片耗费了大笔金钱，最终，刘永泰“千金散尽”，走上了没落。
刘永泰的命运似乎是一个注脚，在时局变幻的二十世纪前期，洪江商人已露败相。洪江商人有勤劳能干的一面，也存在奢侈腐化的劣性。洪江的烟馆在旧时湘西一带极其有名，聚集在一条街上，供人吸食鸦片，馆内有密室和暗道，以便那些不愿意曝光的烟客们悄悄前来吞云叶雾，过一把瘾。洪江富豪吸食之风盛行，有人光一枝烟枪就花了2000块大洋。他们不仅吸食也买卖鸦片。据说当时搬运鸦片装船的队伍从早晨六时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鸦片卖出之后，换回一箱箱大洋，晚九时后，“全城满是叮叮咪咪倒大洋的声音。”

    洪江奢靡的另一个极致是青楼妓院。青楼，总是伴随着商业的兴旺而生存，洪江自然也存在这个古老的行业。青楼是为南来北往的商贾而开的，在洪江做生意的人很多，中转的船家也多，妓院便成了那些游身在外的男人寻欢作乐的场所。这个只有3万多人的城市，曾有两条妓院街涂家冲、木栗冲，民国时这里有妓院50多家，这是在政府挂了号的，要交“花税”鼓女税，至于暗妇暗妓就不可计数了。最有趣的是，街里稍上档次的青楼，每层都有单独开辟的下楼出门的道口，洪江人称为“暗道”，由于来这种高档次青楼的男人大多是官员或富贾，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这些男人既要面子又要缥妓，为掩人耳目，只好从不同层次的“暗道”溜进溜出。
    妓院在洪江比比皆是，最多时达两条街道，形成了青楼市场。在纵横交错的商业街中，有几条街市是特别的，那就是所谓的花街柳巷。六十多家烟馆和近百家青楼，迎逢着南来北往的商贾骚客、贩夫走卒。在这个无处不消魂的融金窟，一掷千金者有之。这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当属绍兴班，是清代高级妓院“堂班”之一，专供豪商巨贾、达官贵人声色娱乐。为了更具隐蔽性，每层均单开出入道口与楼梯，称为“暗道”。转入一家青楼，妙龄女子正轻歌曼舞，抬头一副对联“一曲轻歌映红日，有情无心青楼人”虽不工整，倒也切合身份。众多的青楼和烟馆使古商城弥漫着奢靡之风，旧时无数商人在此挥金如土，腐化堕落，耗尽家产。
    鸦片、青楼成就了洪江表面的奢靡和浮华，但对那些富豪家庭来说，却是造成家底衰落的悲剧所在。这其中，大富豪张积昌的故事最让人嘘嘘。晚清时期，张积昌经营油号，与高灿顺、肖恒源、庆元丰等的资本合起来占洪江商业资本的半壁江山。张积昌死后，他的孙子守着老本，天天沉浸于鸦片和青楼之中，家境很快衰败。无奈，张家的孙子就上街乞讨，最后饿毙于街头。

地方大同——湘西王的自治

1920年当政的湖南督军谭延阎对于主持湘西军政的田应诏很不放心，因为1919年田应诏拥护程潜拒绝谭延阎督湘。如今谭延阎当权了，他自然没好果子吃。谭延阎让他保留湘西镇守使的原职，可得把行署机关迁到长沙，同时选择了陈渠珍这个中层军官作为可以信赖的人。田应诏只好将镇守使的行署迁到长沙，湘西靖国军第一军军长的职务则交与陈代理。同时谭延阎很赏识陈渠珍的打仗和剿匪才干，又任命他为湘西剿匪总指挥。从这时起，陈渠珍开始成为湘西军权的掌握者，开始走上统治湘西的权力道路。

陈渠珍手握重兵之后主要做了三件事情发展自己的实力，体现出他的谋略才干以及勃勃雄心。这第一件是1920年开始湘西护国军和常澧靖国军之问的混战中，陈渠珍老谋深算坐收渔利。
这时因为湖南督军谭延阎不与孙中山合作，受到护国湘军中赵恒惕和程潜两派军人的同时反对，无法在湖南立足，只得跑到上海去了，护国湘军于是由赵恒惕把持。这时常澧靖国军由孙中山先生的亲信，也是陈渠珍湖南武备学堂读书时的同学林修梅直接指挥，也想在湖南扩张地盘。常澧靖国军里有不少有名的湘西战将，一直信仰追随孙中山的贺龙也是其中的一个团长。赵恒惕为了消灭这股威胁到自己利益的革命力量，纷纷给湘军诸将领加官进爵，陈渠珍就多了一顶新头衔——湖南省第十三区守备司令。可是陈渠珍精着昵，他把自己的部队布防在永顺一带便按兵不动，坐观虎斗，等待时机。等到两边打得差不多两败俱伤了，他就开始行动了。当然他不是为了替赵恒惕卖命，而是来收渔翁之利。

1921年，他趁势收编了护国湘军里不幸被鄂西神兵击溃的张学济的旧部，其中就有后来有名的湘西土匪王——龙云飞。而一向桀鹜不逊、具有绿林背景的周铁鞭、朱云五等常澧靖国军的军官虽然不得不被收编，但对赵恒惕是口服心不服，而对于湘西“土皇帝”陈渠珍却信服得五体投地。他收编常澧靖国军中战斗力最强的贺龙梯团更绝—凭借武力作为后盾，打出“湘西人不打湘西人”的口号，不战而屈人之兵，轻而易举地收编了贺龙梯团。所以贺龙其实曾经也算是陈渠珍的部下，当过湘西巡防军剿匪第二支队的司令。陈渠珍也因与贺龙的这段交情，同是英雄相惜之念，才有后来“剿共不剿贺”的原则，凡是同贺龙带领的红军交战，采取亦战亦和的策略，而贺龙军队借道陈的防区，陈也慨然让路，甚至贺龙队伍有难，陈也慨然出手相救。
总的说来，这次征服常澧靖国军之战令陈渠珍的军事实力大增，达到了25000人的鼎盛时期。也才有了主持湘西政局来和省府分庭抗礼，从此闭关自守，划地自治的实力。从这里可以看到陈渠珍极善于审时度势，保存实力，用的是最高境界的兵家之道。

陈渠珍很清醒。1928年，陈渠珍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9独立师师长。1930年，陈渠珍又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新编34师师长。这一时期的任命与受命实际上都是相互利用，正如陈渠珍所言“我们是土生土长的土包子，根子扎在湘西”，“他们之所以对我封这封那，无非是想利用我来为他们卖命，不是想我为他们守后门，就是想把我调离湘西，吞掉我的人枪。当然，我们有了这些封号官名也好，这是一个招牌，一来可以装磺门面，二来可以作为护身符”。湘西军政大权仍掌握在陈渠珍等人手中。

体现陈渠珍谋略才干的第二件事情是剿匪。以他的文才武略，对付土匪确实是小菜一碟。他剿匪，并非对土匪一概杀之，而是区别对待，所谓胡萝卜加大棒的软硬兼施政策。对大土匪他采取抚的方法，对散匪则剿。1921年陈渠珍进驻湘西的保靖，提出了“保境息民”的口号，对各县拥有武装的地方匪首进行招抚，对接受招抚的给予高官显职。如永顺的向子云，龙山的刘紫梁，大庸的周朝武，花垣的田义卿，古丈的舒安卿等都是当地有名的地方武装。招抚后，委任他们为团长、营长，仍然驻扎原地，维持治安。而那些小股土匪早闻风而散了。所以陈渠珍在剿匪过程中，队伍不断壮大。他真正成了统领湘西各路土匪的“土皇帝”。

就这样，经过剿抚并用的策略，湘西的很多土匪在外部看来仍然是土匪，但对陈渠珍却已经是自己的军队。陈渠珍在这种相对安定的局面中，着手建设湘西。他虽然当了湘西巡防统领，却并没有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的野心。在他看来，在军阀割据的纷乱时局里，只要能保境平安，做个独立的不受外来势力制约干涉的强大首领也就可以了。为此，他倾心于搞湘西自治。

这也是陈渠珍权力道路上的第三件事情，那就是建设湘西，实现他的礼运大同的湘西之梦。
民国二十一年(1921年)，湘西巡防军统领署成立，陈渠珍出任湘西巡防军统领。次年，借赵恒惕主政湖南规定湖南为“自治省”之际，实行“湘西自治”，派人考察山西并拟定湘西永保龙桑凤乾绥古庸麻十县联合自治条例，提出“保境息民”口号。他设立了自治委员会，并在统领部内设立由18人组成的“乡政督核处”作为领导机关，拟定《湘西永保龙桑凤乾绥古庸麻十县乡自治条例》，使之成为湘西的“宪法”。同时，他主持创办民治报社，发行《民治报》和((乡政月刊》，大力宣传地方自治思想。为从人事上保证了乡自治的推行，陈渠珍命令各县县长认真选拔一批青年乡长，到统领部举办的乡自治骨干训练所进行培训。同时，各县筹办所也训练了2000多名保董，这些人对陈渠珍非常崇拜，言听计从。

在这些举措中，陈渠珍最重视的应该算是教育了。20年代中期，陈渠珍开始重视注意湘西地区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陈渠珍在全面调查湘西教育状况和考察江浙教育的基础上，拟定《湘西永保龙桑凤乾绥古庸麻十县教育案》，作为师资培训和教学研究的纲领。陈提出要推广学校、普及教育，教育要适应社会进化的需要，注重平民教育和生活教育，发展学生个性，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规定限期取消私塾，设立幼稚园，初等教育分为国民小学和高等小学，中学教育开展联中、师范、职中，组织教育会，完善幼儿、初等、中等、民众教育的体系。1922年起一些学校陆续开办，1923年3月，湘西十县联合中学在坝溶开办，湘西十县女子职业学校在雅丽山开办，保姆养成所在武圣宫开办。这些办在保靖县城的学校，在十县内招收学生220多名。还在董家公馆开办十县联合师范讲习所，由教育专家李云杭任校长，随后又开办十县联合模范小学、乡政讲习所、茶叶讲习所、桑蚕学校，从事师范、小学教育以及染织、缝纫、保姆等职业教育。

他认为，湘西匪患长久，要灭不易，从儿童教育始，养成“风气开通”，使“人文蔚起”，则“匪患始自靖绝”。当时在保靖，民风还很保守，很多人对女儿去上学顾虑重重。陈渠珍采取措施，一次本城地痞肖伯庭夜晚在女校前面路旁解小便，被拉到统领部打了几百板子，这一下任何人都不敢对女学生胡作非为。
陈渠珍还大批吸收师范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对清代遗老举人、贡生、秀才予以撤换。规定私塾也必须讲授经过审定的小学教科书，不准再讲授四书五经，否则，予以取缔。

陈渠珍根据湘西属高寒山区的这一特点，强调发展桑、麻、桐、茶。他常引用孟子的话对人们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湘西万山重叠，山多田少，欲振兴经济，首在发展林业，特别要多种桑麻、油桐、油茶和杉木等。”在发展林业的方针问题上，他提出“种育并举，采蓄兼顾”。他说，如此“则受利无穷”，“长远之策也”。他建立农村建设技术推广站，训练农村知识青年成为推广农业技术的骨干，同时研究改良推广农业技术，推广玉米、稻谷、棉花、豆类良种，防治作物病虫害，兴修塘堤装备筒车灌溉，通过多种措施推动农业生产发展。

为了发展本地农业，引进先进农业技术，陈渠珍聘请了金陵大学农作系毕业生熊南波，在乾州办起了实验农场。主要实验目的有:棉花培植、水稻栽培、西红柿栽培，油桐栽培等，取得了一定成果，并进行了推广。如油桐一项，湘西一年就可收30多万担。由于他的提倡和鼓励，不到几年工夫，湘西十县境内，田坎路边都种上了油茶、油桐，满山遍野是杉林。同时，家家户户都栽桑种麻，养蚕织布，收入不断增加。

陈渠珍（1882—1952），号玉鍪，人称湘西王，凤凰人。曾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国民革命军新编34师师长。

陈渠珍还开展军工、军农垦荒生产。将湘西巡防军编成军工、军农大队，在各防地划定区域从事垦屯垦荒生产。所需种籽、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全部由统领部供给，生产所得收入，部分上交补充行政经济开支，部分作为部队补充粮饷，另以少量帮助解决士兵及其家属的生活困难。同时，针对湘西固有的屯农和其他城镇闲散游民，发给刀、锄、斗笠、蓑衣等生产用具，使其自食其力，不得游手好闲。针对各县没有“起脚粮”、经济十分困难的农民无力垦荒的情况，陈渠珍勒令这些农民所在乡的富户让出部分田土供其耕种，收入归农民自己，适当不住开垦费用，秋收后交点“认主”的微薄地租,解决了这些人的生活困难，对社会治安也有很大好处。一举数得，甚得人心。

陈渠珍提出了“不与民争食”的口号，大办实业，先后在凤凰县城建立军械修理厂、崇实皮革厂、被服厂、木工厂、笔工厂、玻璃厂、印刷厂等工厂。从1927年至1934年，凤凰的手工业已经从几种店铺发展到19种行业:铁业、木做业，油漆匾对、蔑匠、铜匠、锡匠、缝纫、染业、银匠、鞭炮、陶瓷、印刷、压面、纺织、造纸、制革、卷烟、刺绣等，人员增加到800多人，出现了作坊和半机械化生产。凤凰县城的商业也盛极一时，滇、黔、川境内的桐油、生漆、茶油、食盐、皮革、朱砂、水银、大烟等大宗土特产品汇集镇筸城，再经石羊哨转运到洪江、常德、长沙、汉口等城市。

    湘西农村银行是陈渠珍开办的银行。该行在开业之初，便自行印制纸币，原计划发行1元券20万元，辅币券10万元，合计共30万元（但实际仅发行l元券5万元，1角券2万元，3角券9万元，合共16万元）。
    该行自1932年12月间开始发行纸币，为此陈渠珍曾多次以军方名义强令湘西各县所征之田赋、契税、团捐、屠宰税、毛厘、讼费及各种正副税捐、杂款，凡满l元者，一律不准收纳现洋，只收湘西农村银行纸币；如缴纳人无此纸币，则责令其向当地该行处兑换，然后收纳。倘若违抗，从严惩处。同时也对各县境内的钱庄私票严加取缔，从而使该行纸币迅速垄断湘西各县市场，且流通至川黔的松桃、铜仁等县。
    由于该行纸币已独占湘西货币市场，又注意保留发行准备金，故初期的信用较佳，甚至出现其银行纸币票价一度高于银元（银元1元兑换纸币需贴水50文-100文）。

应该说陈渠珍对于湘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走上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还是有所贡献的，体现了他不同于一般军阀的识见。但他的政治梦想却注定了是空中楼阁，而且其中充满了历史的悖论和讽刺。比如陈渠珍在保境安民的口号下，要扩充军队，要办事业，经费不够，正常税收满足不了需要。于是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为了广开财源他大力提倡种植鸦片，以便大收鸦片税。谁要是不种，就要加倍抽懒税。并且他什么都可以建设，唯一不修路。他很清楚，没有铁路和公路，中央军和省军就开不进来，不能用武力解决他，他就可以凭借天险，稳当湘西王。所以这种封闭起来的乌托邦建设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湘西，很快时局的动荡，政治的风云诡计让陈渠珍自己都无法自保，更逞论礼运大同之梦了。

尽管陈渠珍不是正式的行政职官，但他却以其军事实力统治湘西，他的政令一出，辖区内谁也不敢违抗。省府派到湘西各县的新县长，上任前，都要先到凤凰拜见他。陈渠珍对绝对服从他的人，也给予全力支持。有个姓秦的永顺县长，为了一件刑事案，受到永顺车坪大恶霸傅某的武力威胁而逃出县府。陈渠珍接到秦的电话报告之后，立即电令把那个恶霸逮捕枪决了。而那些不尊重或不服从他的县长，陈渠珍就想方没法加以排斥，使其无法立足。有个姓黄的乾城县长，是省何键的亲戚，他仗着靠山硬，不去拜见陈渠珍。后来，在陈的暗示下，这个县长到任两个月，既征不到一文钱，也征不到一粒粮，当地士绅都不见他的面，连审理案件也传不到当事人。这时，这个县长才被迫到凤凰拜见陈渠珍。陈却闭门不理，弄得这个县长一筹莫展，只好弃职而走。陈渠珍凭藉他的“威望”和权力，什么事都管，甚至两夫妻口角他也管，而且令出“法”随，所属官吏和百姓都畏之如虎，谁要反对他，谁就会招致杀身之祸。

    陈渠珍对湘西的实际控制，与改土归流前地方势力对湘西的控制有很大相似性。尽管中央和省政府在湘西设置了县知事和县长等职官，但直到抗战之前，湘西地区仍然处于后土司时代，土生土长的湘西人治理湘西似乎成为一种习惯，外来流官如果不能取得当地豪强的认可则寸步难行。1932年3月，古丈县长胡锦心调离后，湖南省政府委派张成山任古丈县长，但因为没有得到湘西地方当权者的默认，到古丈后接不到印。由于随行人员多，薪俸无着，最后只好卖轿子作路费返回。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古丈县政府，门口警卫森严石启贵摄

不论是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还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都无法实际控制湘西，他们只能沿用历代中央政府的政策并加以变通，湘西仍然是湘西人的湘西，国家权力在湘西还非常薄弱。诚如沈从文在《湖南之西北角》序中所言:“湘西就地域而言，本是湖南一个单位。二十多年来地方人事习惯，即近于割据分治”。
陈渠珍在筸军、在湘西之所以出众，之所以能称王，和筸军的土壤——湘西的民风有很大关系。陈渠珍中等个子，长得一表人材。不留胡子，脸面常年光洁清爽，黄黄的眼珠，很有威严。平时穿长袍，不戴帽子，留分头，后面拖个尾巴。陈渠珍治事严厉，却也猜忌多疑，想是历经风雨打磨的本能反应吧。

    三十一、巫和傩——民国湘西秘境

    大悲和大喜的世界——民国年间巫傩在湘西的耀眼回光

    清廷迫于苗民的反抗，为镇压苗族而把辰沅军事重心移向沅水西部逼近腊尔山沱江边的镇筸，由辰沅中上游一带充当绿营兵丁参加镇压苗族的官兵，一时间大量涌入，造成了巫傩文化的一次重新整合和张扬，在这里发出了一抹耀眼的回光。可以说，沅水流域文化作为一支巫风尤盛的巫傩文化，清代中期主要集中遗留于辰沅间，随着朝廷管制中心向镇筸的转移，辰沅间的巫傩文化又集中投向了镇筸，清末民国年间镇筸成为巫傩文化的集中张扬之地。
    同时二十世纪初叶，随着外资及洋油、洋布、洋火、洋钉等商品的输入，西方传教士舍命地挤进了湘西苗区，苗、汉、西方的宗教交汇与碰撞，蕴酿着湘西内部前所未有的精神躁动，唤醒了人们每一条神经。在湘西广为流传的白帝天王神、麻阳神、土地神、五谷神、四官神等，不仅是湘西土家族信仰的神统，也是湘西苗族和其他民族信仰的诸神。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使得教会势力大增。而教会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新修了一些教堂、教会学校和医院等，这些都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影响口益增强，助长了教会势力的扩张。
    在湘西，苗族单纯祈福攘灾的祭祀逐渐发生了变化，巫与儒、释、道的混融，在湘西土家苗寨甚为普遍。佛教、道教传入湘西，湘西地区两教庙宇林立，遍及城乡。佛教寺庙有观音庙、观音阁、万灵山、仙佛山、二龙屋等，道教寺庙有万寿宫、禹王宫、华南宫等。此外，湘西地区的府、州、县所在地还建有文庙、城隆庙、关帝庙、张飞庙、伏波庙(宫)、龙王庙等，名目繁多。苗区还建有天王庙、盘瓠庙、辛女祠。
    苗疆的巫和傩呈现高度融合的状态。巫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显现一种神秘的力量。傩以傩仪为核心，傩舞、傩戏、傩俗，驱鬼逐疫。

上刀梯这种一般认为是汉人和土家的傩技民国时在苗寨也很盛行民国二十二年石启贵摄

凤凰镇筸成了文化冲突的表现之中心地带。苗人、满人、汉人、土民独有的文化形式以及后来的洋教、洋艺，一时间都在这弹丸之地上撞击着、吸纳着，形成了宗教文化的大杂烩。民间的还傩愿、傩堂戏，各种各样的宗教门派在湘西的大量涌入，使得湘西普遍存在宗教活动变得十分繁杂，其中道士影响力有蔓延的趋势，农村丧葬活动已少不了他们，有的道士甚至成为宗教职业者。另外，对大树、水井、石头等自然物的崇拜仍然十分普遍，甚至不时发生古树、山洞“发神药”，引千百苗民争相前往的壮观场面。
富于神秘性的傩文化已经从辰沅河谷流入到了湘西苗区和土家聚居区。

摊堂戏流入苗族地区的确切时间，尚未发现有关文献。道光四年(1824)((凤凰厅志》载李寅孔作《五竿竹枝词》:“梯田高下绕山阿，秋种麦筱春种禾。愿得年丰衣食足，季冬也解效乡傩。”当时，在地处苗境的五筸地区(今凤凰、麻阳一带)，已经懂得效法汉人进行摊事活动了。还傩愿已经是苗族重大的祭典，凡遇人口不安、五谷不丰、六畜不旺、财运不佳、口角纷争，遇见怪异现象以及其他灾厄等等，经巫师卜知犯了傩神，就要举行这种酬神祭典。所谓“一傩冲百病，一愿了百神”。

民国苗族文人石启贵记叙过1930年代苗人的还傩愿活动“不仅苗人信奉已深，而汉族亦已深信崇奉也。惟无庙宇为祭祀所，人们祭时，往往就在家庭中，设神坛，安神像奉之。秋冬祭之独盛，春或有之，夏时极少。小村落，至少年还二三堂，大村落，至少年还七八堂。或十余堂亦不等。社会上，几乎造成还摊愿之一种风俗。”同时，石启贵还辑录了部分摊堂戏剧

关于傩堂戏流人土家族地区，乾隆十年(1745)《永顺县志》载:“永俗酬神，必延辰郡巫师唱演傩戏。至晚，演傩戏。敲锣击鼓，人各纸面一:有女装者曰孟姜女;男扮者，曰范七郎。”当时，演唱傩戏的巫师，是从辰州请去的，到了同治十年(1871)，与永顺毗连的保靖，在《县志》中对于当地傩事是这样记载的:“凡酬愿追魂，不论四季，择日延巫祭赛傩神。祭时必设傩王男女二像于庭中，旁列满堂画轴神像。愿大者，搭台演傩神戏。”其中便没有“延请辰郡巫师”的字样了。

湘西民间“信巫尚鬼”为巫师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巫师所进行的还愿、解结、超度、治病、问吉凶、择地等活动的神秘性反过来又强化了巫鬼文化的盛行，无论是人生礼仪，还是民众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巫术。这里的人把追求自由自在的遥逍生活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们遵循人生于自然而回归自然的生存法则，大凡对老人去世都是一件悲伤的事，但对于武陵山的土民来说，老人死是“归山”，是走“顺头路”，所以给老人办丧事叫白喜，远乡亲邻都赶去，既不戴纱，也不默哀，或跳丧，或坐丧，歌之舞之，很难看出悲伤的气氛。

民国二十二年湘西乾城的巴岱扎（客老司）石启贵摄

巫师的巫事活动名目繁多，并不是所有的巫事活动都要搬演摊堂戏。冲摊是因病灾而作的巫事，谓某人生病，系魂魄失落，要行巫事把魂追回，故将冲傩称为追魂。还有还愿，有求财愿、求子愿和为消除病灾还愿。通常是一通巫事为一愿。若是还大摊愿，则可包罗万象。还有翻解道场。俗谓疡亡(非正常死亡)之鬼，只与人送祸，不与人送福。某人疡亡，其后人在数年、十余年，乃至数十年后，为其行此巫事，以求解脱。通常的情况下，这些巫事都须有摊堂戏予以配合。

傩堂戏为私家冲傩、还愿而演出。规模盛大的冲傩、还愿，称为“还大傩愿”，也是由私家主持的。
民国十八年(1929)，陈渠珍心情大好。自从民国9年（1920年）接过了田应诏的湘西护国联军第一军军长大权，次年（1921年）他又兼任湘西巡防军统领，移驻保靖。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湘西，在老家关起门来建设湘西独立王国。民国14年（1925），省长赵恒惕任命他为湘西屯边使，民国16年（1927）唐生智任命他为第十九独立师师长，并回驻凤凰。

这时他掌管湘西全部屯租，还兴办了湘西农村银行，票币发行量达10万元，流通于湘西14个县，在凤凰办的造枪、皮革、木器、印刷等工厂带来了滚滚财源，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陈渠珍便决定在凤凰县城还大傩愿，为时七天七晚，并搬演傩堂戏。据后来老人回忆，低台戏在傩堂内跳唱了《搬先锋》、《搬算匠》、《搬师娘》；高台戏在戏台上演唱了《庞氏女》和《龙王妇》，锣鼓伴奏，节奏明快，阴腔低沉凝重，曲调缓慢委婉；阳腔空旷高昂，曲调明快流畅。《搬先锋》那“正月元霄烟花光，二月芙蓉花草香……八月十五桂花香”的曲调，不正映照着陈渠珍一统湘西后的愉悦心情吗？

凤凰朝阳宫原为陈氏宗祠，位于凤凰城内西门坳。民国四年(1915),由乡绅陈炳、陈开藩发动族人捐资修建。民国十二年(1923)，湘西巡防统领陈渠珍又率族人重修，是县境修建最迟、至今保存最完好的祠堂建筑。朝阳宫占地540平方米，近代四合院建筑。有戏台，左右裙房、包厢、正殿、厨房等14间房屋。中间是一个大院坪，方整紧凑，精致典雅。民国十八年(1929)，陈渠珍便在凤凰县城还大傩愿，为时七天七晚，在这里搬演傩堂戏。

除了傩堂戏，辰河高腔在这里也极盛行，人们除了信奉巫教以外，还同时笃信佛教和道教。若街坊邻舍，土民村寨集体酬神，则多行佛教或道教法事，搬演辰河高腔目连戏。“杠菩萨”，有一种称为“庆庙”的集体酬神演唱活动，摊堂戏却没有。
同时民国苗老司（巴岱）也没闲着，各种椎牛、椎猪活动也持续着，苗民仍以“小敬”的形式进行着椎牛祭典。杨姓苗家椎牛往往在半夜举行，处于半公开、半秘密的状态；永绥的“白苗”仍然保持着先斗牛、再椎牛的习俗；永绥鸦酉、凤凰鸭堡寨的“花苗”以六月为岁首，“牛酒祭天”；苗家苗民还有“吃白牛”、吃黑牛“之分，吃白牛之所以不同于吃黑牛者。需加白鸟义同祭；吃黑牛的也有两样：客家苗（即所谓熟苗）棒直棒与牛背上而以大刀割牛颈；真苗则刺牛背牛腿。

    民国时期湘西苗民已经很少椎牛，但椎猪（吃猪）却在经常进行着。石启贵摄于民国二十三年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凤凰有名的苗人龙云飞，突破了乾嘉苗民起义以来苗族再不椎牛（大做）的旧规，在总兵营(现山江叭固寨)轰轰烈烈地举行了一回合族公祭——椎牛合鼓大典。沈从文在1938年出版的《湘西》“凤凰”篇中，对他有介绍：“二十年前眼目精悍，手脚麻利，勇敢如豹子，轻捷如猿猴，身体由城墙头倒掷而下，落地时尚能作矮马桩姿势。在街头与人决斗，杀人后下河边去洗手时，从从容容如毫不在意。”在苗民领袖中龙云飞生性豪爽，讲哥们义气，以勇武闻名乡里，并笼络了一批下属。

辛亥革命爆发后，龙云飞参加了凤凰苗民光复军，第一个叼着刀爬上了凤凰城墙。之后与陈渠珍一道，参加了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的讨袁护法军，在田的手下任团长。后来在陈渠珍手下，龙云飞也深得重用，先后当过永顺、保靖的驻军统帅，凤凰、麻阳、辰溪、泸溪的警备司令，坐镇麻阳。但是龙云飞这次椎牛并不仅仅是如陈渠珍的得意而做法事，其实还有前一年家庭的一件不顺心的事。

龙云飞的弟弟龙腾甲生前是一团长，因病去世后留下年轻的妻子吴妹者在家守寡。吴见一个叫龙天胜的裁缝手艺不错人又生得好，将他请到家来作衣服，时间长达两个多月。龙二十六七岁尚未婚配，吴又是个三十来岁的寡妇，孤男寡女之间难免生些暧昧。吴一心想与龙作了长久夫妻，但也明知龙云飞会要为难他们，故对龙天胜说，除非龙云飞死了，咱们才能成得了一家人。两人只好在暗中你来我往，当然也有透风的时候。
当时已经当了麻阳警备司令的龙云飞，早年出身江湖，平时特别讲究名声，又特别忌讳闲言碎语，得知弟妹不守妇道，就决意要将二人除掉。吴事先知道消息，赶快打发龙裁缝回去。龙云飞派人在路上截住龙裁缝，带他去家中搜出吴妹者存放的衣物，然后连人带物押去龙云飞家里对其严刑拷打，致使龙天胜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暗中串联打算谋杀龙云飞。龙云飞拿到供状，即命手下将裁缝带往弟弟坟前充当“谢坟”的祭品，待苗老司做完鬼事之后，剥皮祭坟，然后着人将裁缝尸首扔到对面坡上的天坑里，算是给自己的弟弟陪葬赎罪，还强令吴妹者的表兄开枪将表妹射杀，算是出了口恶气。

    龙云飞为了家庭的体面，结束了两个年轻的生命，虽龙氏家族还称道他严明家风，诛杀奸夫淫妇是替天行道。但在湘西民间对此也有些非议，觉得就这样要了两条性命，做得太过。
    椎牛是整个湘西苗族最为隆重的仪式，虽然都被划归为“祭祖大典”，但从仪式举行的目的来看，它依旧常常是因特殊事件而行的消灾仪式。后来苗族研究者石启贵曾说:“吃牛花钱极多，平日安居无事，断难发生此举。有因病剧而许者，有因无子而许者，大体总不出此两个范围。”
    龙云飞虽然心狠手辣，但也生性豪爽，讲哥们义气，这些年在“青帕苗”（凤凰苗族依苗族头上包的头帕的颜色又可分为青帕苗和花帕苗两支）中有一定的势力，被称为“青帕苗王”，很在乎名声，也许是想突出自己在青帕苗中的地位，也许是想消除一下前一年家庭的晦气，他决定举办了这次一百多年来湘西苗族第一次合族椎牛合鼓大典。

龙云飞(1886－1950年)，又名腾汉、红麟，男，苗族，湖南省凤凰县山江镇人。曾是湖南省凤凰县山江苗族首领，民众称之为“青帕苗王”。在国民党部队中，历任排长、营长、团长、七县屯务军指挥、旅长、师长、少将参议等职务。

    椎牛仪式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举行时几乎集结整个宗族成员，附近的马鞍山、猪槽坑、埋良、黄茅坪等村寨很多老者也应邀参加，许祖神、挑选祭牛，做了二十几堂法事，时间长达七天七夜，可以算是一百多年来湘西椎牛最轰轰烈烈的一次。


    椎牛石启贵民国二十二年六月摄于乾城

    盛行于民国湘西的巫傩文化在成为了苗巫、土家傩、汉民的道教、佛教的混合物，符、巫、傩、蛊遍地，“符”即通灵界的文书，也即符令，只有符才能调动神灵，由此产生了“辰州符”；“巫”，主要是针对新亡者，要神灵助新亡者不要坠人鬼国，男的要成龙，女的要成风，要回到祖先最初的故地和初始家园去。由此产生了“赶尸”，产生了“落花洞女”；“傩”，是针对在世的人，为在世的人求福还愿，由此产生了“还傩愿”，以及在这个仪式上娱人娱己的“傩堂戏”、“辰河高腔”；“蛊”，是弱势民族用来保护自己，谈蛊色变，使他族不敢轻率进入本苗族的居住地，由此产生了“放蛊”和“草鬼婆”。
    存在于这一地区苗族中的神职人员种类之繁杂，仍可让我们窥见其信仰文化之丰富。苗疆苗族的神职人员包括巴岱、仙娘、地理、道士、算命先生以及充满神秘诡异色彩的蛊婆、草鬼婆。
    按《峒溪纤志》言“苗人腊祭曰报草祭。用巫,以伏羲女娲位”，则此乃相沿苗俗也”.“岁暮招巫歌舞以酬之，名曰还愿”:‘还愿之说起于巫师，有摊愿，有霄愿，有半霄愿，随巫命名”，“放盅多出苗人，相传苗女牛草为戏”。

    “阴界”的旅行——仙娘跳仙

    在日常生活中，湘西苗族人几乎不通过朝拜庙宇、寺院这些公共化的神圣场所完成人与神的交流，而是必然通过巴岱雄、巴岱扎、仙娘。不错，苗民常去天王庙，但去那里并不是为了做法事，而是与人起了争执，到那里起吃血盟誓的，那里对苗民只是个法庭。
    在苗区，人们崇巫信鬼，能够与鬼神打交道的人主要有“巴岱”和“仙娘”。一般来说，先由仙娘卜问祸福吉凶、查出事情原由;再由巴代行巫做法、驱鬼攘灾。“巴岱”一般为祖传和师传，其中以祖传法力更强。仙娘则不同，“她们是命里带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学。二者分工明确、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仙娘亦因此特殊“神性”承担了“卜问休咎”的“走阴”与“照水碗”仪式，成为消灾解难的起点。
    腊尔山苗疆仙娘历史已经无法追溯，汉文献对此没有记录，但是乾嘉苗民起义时松桃有一个著名的领袖吴幺妹，其身份就是仙娘，这是最早关于仙娘的记录。
    苗民称为“仙娘”汉语称之为“杠香婆”。此种法事操作者，专门负责到神域鬼界打探情况，了解人鬼之间的纠葛，堪称人鬼两界的使者，或通过即“看米”巫事，探问神灵作祟的理由，需要以何种法事解厄消灾。

“跳仙”可以作为仙娘仪式的总称，“跳”是对仙娘仪式展演中身体姿态的形容，她们端坐于竹椅之上，双脚跳动模拟骑马行走，因而，整个仪式事实上就是一段“骑马行走”的旅程，而行走的空间则是凡人无法看到的无形世界。
虽然叫“跳仙”，但不同的“跳仙”仪式却有不同的目的，因此仙娘行走的“道路”与“目的地”也不尽相同。

“跳仙”最常见的目的为“问事”，当家中有多事不顺或家人久病不愈，就会延请仙娘前往天上看看是何鬼作祟或事出何因。另一种“杠仙”也称作“为亡人送饭”，当地人认为，新亡人到了祖先居所，所有的吃穿都要靠后人从阳间带去，尤其是食物，由于仙娘可以行走祖先居所，因此主家差遣仙娘带着饭食为亡人送饭，同时也可询问亡人对儿孙操办的身后事是否满意或还有什么未了心愿。第三种“跳仙”较为特殊，又被称为“切七姐妹”，是带有娱乐性质的仪式。参加这一仪式的都是年轻的男女，届时仙娘将请祖师前来，把参与仪式的男男女女一同带到天上被称为“若本若比”的花园，在那里与各种居住在天上的祖先和亡魂一起打鼓、唱歌、打秋千进行娱乐。

“跳仙”举行的时间和场所据仪式目的而定，传统上“切七姑娘”举行的时间相对固定，集中于农历七月或正月期间，七月向收获的秋季转换，正月则标示新的一年开始，苗民在七月与正月间都会举行各种娱乐活动予以庆祝，如“赶秋”、“春节”。同样，这个时间祖先、鬼、神也可以与人一起欢庆、娱乐，“切七姑娘”便成了人、祖先、神共娱的场所。其他类型的“跳仙”仪式在举行时间上没有限制，只要有事都可以随时延请仙娘前来执事。

湘西历来巫风比较盛行，请仙娘的人家多半是家里有了不顺利的事情，民间就有“穷拜佛、富烧香，背时倒霉请仙娘”之说。“跳仙”当地汉人又称“跳神”，也被称之为“走阴”。顾名思义，此仪式可被理解成阴间之旅，在当地人看来，家里发生了不明原因的疾病或祸患，阳间没有明显征兆表明是什么鬼神导致，就要前往祖先们居住的地方询问自己祖先原因，或者看个究竟。

    @朴素 2018-04-17 09:29:24
    天涯聚焦人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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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斑竹，谢谢推荐。

    @朴素 2018-04-17 09:29:29
    @ahada ：本土豪赏1个赞（100赏金）聊表敬意，点赞是风气，越赞越大气【我也要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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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鼓励和打赏哈！

    @陈懿儿 2018-04-17 10:15:11
    写的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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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欣赏和鼓励！

“切七姑娘”或其他目的的“杠仙”都在个某家户火堂内举行，但不论寨中谁家请来仙娘“跳仙”，这一仪式都像是面对全寨人开放的，不过通常都以妇女为主。那些没有重要家事的妇女们只要听说谁家“跳仙”就会赶去参与，她们认为，寻找本寨某家家先的路途通常都要从本寨开始，途中可能遭遇自家的家先，妇女们借此机会可以得到自家的信息。因此，每个“跳仙”仪式的现场都比其他任何仪式现场都更“噪杂”，妇女们三五成群的围坐在火堂周围，来晚的人则坐在地上，门槛上，甚至站在一边。仪式开始之后，参与仪式的人似乎也没有意识保持仪式所谓的“神圣性”，而是一边听着仙娘唱出的内容，一边不断讨论，甚至也与仙娘及助手对话。也许这个形容并不恰当，但整个“跳仙”的仪式场域就像一个人—祖先、神、鬼之间的“茶话会”，仙娘则同时作为两方的“代言人”。

仙娘杠仙都以坐唱形式完成整个过程，并遵循“请祖师—行路—抵达目的地—返回—送祖师”的仪式环节。然而不同仙娘除了在行路过程中途径一些固定的“地点”外，还会经过不同的地方以完成不同的任务。相较而言，“卜问休咎”的跳仙仪式较完整呈现所有类型“跳仙”共同的仪式程序及展演方式，也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多延请仙娘主持的一类仪式，

首先，仙娘将家中火堂周围打扫干净，之后挂一门帘挡住火堂左方进入内室的门，将摆在屋内的桌椅板凳都擦拭一遍。之后，仙娘进入屋中换上干净的衣服以及鞋袜，一边用青黑色苗帕缠头，一边与我们聊天。苗帕缠好后，开始设供，首先在火堂上方摆上供桌，方形小桌长宽约为一米，用斗盛满米，米中央插一百元钱，三灶香。桌子中央铺一块长条形蓝布，蓝布上覆盖方形烧纸，中间横向五叠，上方横向三叠，下方三叠，分别撒上米，米斗压住纸钱中心。另将供桌四角分别用纸钱垫衬，仙娘所坐靠背椅四角也用纸钱垫衬。供桌下方，火堂旁边摆上一碗水一个空碗。水碗里据说盛着师父和仙娘的灵魂。另有柑橘，面包若干，但没有摆在供桌上，而是直接放在火堂旁的地上。一切准备齐整后，仙娘总要找一个人充当助手。

仙娘换好衣服坐在供桌的左面椅子上，开始点燃纸钱，“香蜡头”(专门负责点香烧纸、祭奠的人)从火堂引着纸钱分别在灶膛、屋门外、正屋中间各点一堆纸，并在点燃一张黄纸放入水碗中，所点纸张都必须对折成长方形。带青黑色布帕于头顶，并垂下来遮面，但此时还可以掀起布帕。喝水碗中的水三口并吐向火堂，用空碗盖住水碗。仙娘点香请神，将水碗放上供桌，以香指顺时针转三圈后插入米斗，口中似有默念。

苗族跳仙历史上没留下影像，用一张现在的照片吧

请神开始，仙娘坐于供桌左侧，青布帕蒙面，双脚并齐，双手从脚开始向上环绕全身至头顶，重复两次，打哈欠两次。仙娘双脚微微抖动，一条粉红红色毛巾放在腿上，双手手心向上，放在膝盖上，开始请祖师。
仙娘将所有师父全部请到之后，告诉师父今天请他们来干什么，要求所有师父们带她一起上天去，仙娘坐定，用青丝绸巾覆盖脸上。用半哼半唱方式，谈别人家事长短，儿女疾病，远行人情形。谈到伤心处，涕泗横溢，听者自然更嘘泣不止。

仙娘一边上下跳动双脚，一边唱自己的行程，唱起巫辞，到寻找亡人灵魂的环节，仙娘首先形容所见之人的相貌，仙娘唱道:“哎哟这个人坐在石头上，穿着青蓝布的衣裘”，她接着会形容死者的容貌、走路的姿势，身前的一些细节，此时旁边的妇女们往往会做一些评判，点头，说明讲的对，这家主人的爷爷就是瘸子。接着仙娘还遇到寨上死去的其他人，说的特征都很像，每当说准了，围坐在一起观看的妇女就要互相交流一番。“她唱的那些人，我一听都知道说的是谁，好多我们小时候都认识，她也没见过，就说的这么像，这个仙娘很神气。”
如果仙娘将死者生前的事说准了，她说的死者在阴间的情况人们也就深信不疑了。她说的主人家“不顺”的原因人们也就信了。

在苗族人眼中，普通人无法看到无形世界的事情，因神、鬼而造成的灾难与疾病有些可以通过经验判断原因，大多数时候则无法通过经验判断，只有进入无形世界才可能知道原因。苗民相信仙娘能够前往无形世界，并传达无形世界信息的超凡能力，也常听到乡民介绍某位仙娘很“神”，“看”的准。
由于有仙娘看得“准不准”，是不是“神”这个标准，仙娘不为本寨人服务是当地不成文的规定。主家延请仙娘执事，无非希望获得来自无形世界的信息，但面对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如何判断仙娘所传达信息的准确性?解决之道便是，考验仙娘是否能准确描述那些曾经真实存在的人、事、物。因而，人们选择对主家生活全然不知的仙娘，以便通过她所描述的特征判断其传达信息的准确性。

值得一提的是：旧时仙娘并非泛泛之辈，大都懂医术，在医病救人方面有一技之长。说来十分巧合，仙娘的预言每次都很灵，因此，在苗乡广大地区，仙娘是众人承认的神之子，被人争相顶礼膜拜。由于仙娘法术高明，因此，旧时小孩子多病，命大，就拜寄仙娘作干儿子。小孩子夜惊，就为“收黑”，用个鸡蛋，咒过一番后，黄昏时拿到街上去，一路喊小孩名字，“狗蛋回来了吗？”另一个就答，“狗蛋回来了，”一直喊到家。到家后抱着孩子手蘸唾沫抹抹孩子头部，小孩子就病愈了，非常神奇。仙娘主要是为妇人和孩子造福，旧时候苗乡广大地区妇女实为生活所困苦，感情无所归宿，将希望与梦想寄在仙娘的法术上，靠她得到安慰。而仙娘做的“七姐妹”法事纯碎就是一场妇女的聚会，所以在苗疆仙娘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就相当于苗寨的“妇女主任”。

民国时期凤凰文人沈从文在他的书中曾经写道：湘西女性，十六岁到二十二三岁，美丽爱好性情内向而婚姻不遂的，易成仙娘，仙娘即古之女巫。凌纯生《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记载关于仙娘的故事说:“保靖有著名的仙娘，姓龙.十几岁时就得仙女传授，所以人都称为仙娘.凡有病痛、天灾、人祸等等，都能未卜先知，丝毫不爽。”
其实，仙娘不可能有通阴阳的本领，但杠仙为什么又能传到今天，主要是仙娘在与主人和周围人的交流中，洞察了人性，用自己独特的想象和不一般的能力给人讲述人间的另外一番景象，给人以安慰。这在本来就信奉神灵的湘西容易占有一定的市场。

    @青檀子 2018-04-19 16:43:39
    好文，湘楚人士得感谢你，有没有成书出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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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给予这么高的赞扬，湘西的历史除了一些猎奇的短文，确实缺少系统的梳理，我花了几年时间做了这件事。目前有两家出版社和我联系过，但都确定不了，地方史，可能担心销路吧。目前我仍然在修改，今后争取出版吧。

    @青檀子 2018-04-19 16:48:13
    @ahada ：本土豪赏8朵鲜花（800赏金）聊表敬意，赠人鲜花，手有余香【我也要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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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支持和打赏哈！

一个人做不做仙娘不取决于个人意愿，而是鬼神选择的结果。一个湘西女子如果遇到普通人很难遭遇的连环往复的梦境往往就是成为仙娘的征兆；或者是一个女子突然遭遇精神方面的突变，包括说胡话、神情恍惚、不正常的幻听、幻视，或者整日焦躁不安，也是成为仙娘的征兆。因此成为仙娘是被动的，一旦被“选中”她们就只能遵从命运安排，因此，每个仙娘都要经历受神启示、安坛成巫两个过程才能获得当地人对她们特殊身份的认可。妇女在经历了梦或病折磨后，需要巴岱或其他仙娘为其解说、“安坛”，才能正式开始“行巫”的道路。

    巫蛊的化身——放蛊和“草鬼婆”

    苗疆放蛊之说历史悠久。
    清康熙陆次韵《峒溪纤志》就有描述：“苗人能為蛊毒，其法五月五日聚毒虫於一器之中，使相吞噬，并而為一，诸毒之尤也。以之為蛊，中者立毙。然造蛊之法多端，如有所谓金蚕蛊、蜈蚣蛊者，其术不可思议……”
    《乾州厅志》记：“苗妇能巫蛊杀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则蛊蛇食五体，放于内则食五脏。被放之人，或痛楚难堪，或形神萧索，或风鸣于皮皋，或气胀于胸膛，皆致人于死之术也。”

    在湘西，谈起放蛊事情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态度都觉得是有那么回事，绝无半点暧昧或回避的意思。谁要不信，他们会拿出很多具体的证据，他们都对草鬼婆的存在深信不疑，甚至有“无蛊不成寨”的说法。
    那个年代苗地多瘴气，多毒虫，莫名猝死的人不算少，草鬼婆因此有了存在的坚实基础。
    放蛊蕴含了湘西的民风民俗与人情世故湘西地处崇山峻岭，沟壑纵横，交通不便，长期偏居一偶，习俗自成，彰显了一种近乎本土本色的生命形态，沉淀出自成一体的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文明的历史风俗和文化。

苗族几乎全民族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在苗族的观念世界，蛊有蛇蛊、蛙蛊、蚂蚁蛊、毛虫蛊、麻雀蛊、乌龟蛊等类。蛊在有蛊的人身上繁衍多了，找不到吃的，就要向有蛊者本人（蛊主）进攻，索取食物，蛊主难受，就将蛊放出去危害他人蛊婆放蛊出于被蛊所逼迫，到一定时日必放一次。若不放，蛊无食，就会反咬放蛊人。据说放死一个小孩可以过一年，放死一株树可以过两月，如放死自己的孩子，则可以过三年。蛊婆住的街上，一般人都对她敬而远之的客气，她也就从來不会对本街孩子过不去。有点良心的草蛊婆不想放人，就去放蛊于树，以求解脱。所以一见有枯死的树，人们就说是草鬼婆放死的。

有蛊的人在湘西叫草鬼婆，在很多苗寨都有一性格孤僻，红色的眼睛且布满血丝的老太婆，即草鬼婆。但在有的苗寨也有特别漂亮，面色红润的中年妇女被指认为“草鬼婆”，也即很丑的、很漂亮的，两个极端的女人都有可能成为“草鬼婆”。“蛊”在把许多有剧毒的毒虫放在一个陶制瓦罐或瓷坛之类的器皿，里面盛着毒蛇、蜈蚣、青蛙、蝎子、马蜂、飞蛾、蚕蛹、蚂蚁之类的上百条虫子，因其大虫吃小虫的缘故，加上用妇人经血的刺激和喂养，集成了一个聚百毒于一身的毒王，把这毒王烘干研成粉末，即成了一种名叫“蛊”的毒药。

在苗民的认识里，每个蛊婆都设有自己的蛊坛，藏在山涧、溪流或家中的隐蔽处，蛊婆需要非常谨慎地保护它，因为蛊坛一旦被外人发现，蛊婆自己命将不保。传说曾有蛊婆设坛在家，某天趁无人时用热水给神偶沐浴，不料被自己的小儿子看见。第二天，蛊婆上山砍柴时，孩子不知利害仿效母亲给神偶洗澡，结果因水温过高将附有蛊妇之魂的神偶烫死。再说那蛊婆在山中劳作，猛然间感到心促气短力不能支，心下明白定是蛊坛出了问题，不敢有半点延误，赶快回家沐浴更衣，收拾停当静卧床上，不过一个时辰已经气绝。

关于放蛊的方法有种种说法，神神秘秘，连湘西人可能也弄不清楚，但传说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用虫类放在果物中。虫类不外乎蚂蚁、蜈蚣、长蛇、青蛙等就当地所有常且见的。二是有的蛊婆将食物撒在路上，也可以使人中蛊。三是传说中的指法放蛊。在山中捉来毒性极大的毒虫，回家在瓦罐中用自己的经血喂养，每日对其念咒施法。养成后的毒虫极肥极大，焙烘研磨成粉末，藏于指甲内，向人家的茶碗很隐蔽地一弹，蛊便放好了。据说这一弹的手法也很讲究，有一指弹的，有两指弹的，中毒者症状较轻，能够治愈；并三指或四指所放之蛊就非常险恶，属于不治之症，中者必死。当然蛊婆自己是可以解的，而且自家的蛊自家解，就算求别的蛊婆也无济于事。四是“念草鬼”。草鬼婆对着人群“叽里哇啦”地念个不停，这就是她在念“放蛊咒语”，听的人中有那个“背时”，就会中蛊。
所以走在湘西的乡间小路上，很忌讳有人用手指弹那么一下，因为这可能是放蛊的“一指弹”；也很忌讳迎面而来的路人嘴巴喋喋不休，因为这很可能是“念草鬼”。

草鬼婆是怎样产生的？有时候产生得很简单，比如有个妇女去邻家串个门子，恰巧第二天那家的小孩就病了，于是孩子的母亲就会回忆孩子这些天接触了哪些人，突然就想起昨天那个妇女到家里来时，给孩子带了一块新蒸的粑粑。母亲便疑心是那妇女下了蛊，又将这种疑心告诉了她的妯娌，然后妯娌们分头回去告诫自家的孩子，那个人是个草鬼婆，她的家你们从此不要去，她给你们的东西从此不能接，更不能吃。孩子们听信了母亲的话，扭头又把这些话传给寨子里一起玩耍的伙伴。然后每个一知道这事的孩子又回家告诉了自己的母亲，女人们又趁着在一块做事的功夫又把这消息传给了更多的人。
如果生病的孩子几天以后好了起来，那个可怜的妇女可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已经被他人赦免，生活一切如旧，这个妇女算是躲过一劫。然而假如那孩子病情日渐加重甚至不治而亡，该妇人今后的命运将非常悲惨。只要寨子里有人生病，她的屋前屋后刀斧铮铮骂声四起，声声直逼她的耳廓更穿透她的心房。她最终被孤立了。

    @熊熊烈火2018 2018-04-21 15:03:25
    资料很翔实丰富，感谢楼主的努力和坚持，湖湘子弟向您致敬！
    -----------------------------
    谢谢鼓励！

一堵看不见摸不着的墙隔离了她和所有的人，被无形禁锢的她不曾翻身已经碰头。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她已经不再企图讨还清白。她越来越怕见到人，就像人们越来越怕见到她。她在年复一年指桑骂槐的声浪中老去，她曾经晶莹的眼睛早已经失去了神采，原本一副又甜又美的嗓子也因多年没有唱过歌而嘶哑了，她已经无心也无力为谁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于是她容颜衰老了，衣裙褴褛了，她成了全寨子最邋遢最丑陋的老女人。她就这样背着草鬼婆的名声走完了一生最后的路。也许在她死后，人们在推倒她的屋子，掘地三尺，却并没有发现传说中的蛊坛，可寨里的人仍然松下一口气说，这下我家的伢崽可以平安长大了。

有些草鬼婆也是祖传的。草鬼婆也有长辈向下辈传授的。蛊的传授也是传女不传男。那不得不接受母亲传授的女儿，在母亲生前己经看到了世人的冷漠和隔离，所以並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这遭人诅咒的家传之学。但母亲似乎负着将其薪火相传的使命不得不传下去，临死前便只得以微弱的声音要女儿去给自己寻一件物事来，女儿正寻着，母亲就问：“得了么？”女儿不知就理，就应声：“得了！”。母亲这边就放心地闭了眼，盍然长逝。而女儿此时方明白自已那一声“得了！”就己经得了母亲的遗传。一时便悲从心来，只能放声大哭了。既哭母亲之死，又哭自己之悲。蛊婆就以这样一种难以驾驶的法术，使人防不甚防地把蛊传给了女儿。所以若与蛊婆交往时，老人一定会告诉你，要小心提防她。不然就会像她临死前总要传给女儿一样，一个无关的人，也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被传上。比如若去她家借东西，她正在一边忙着，要你自己去取。不经意地她问你一声；“得了么？”你若不警惕回一声：“得了！”。此后的情状和难言的苦楚，就会同她那无从选择的女儿一样了这个借东西的人就被传上了，成为草鬼婆。
所以湘西人到盎婆家借東西，或者到任何一家人家借东西不要进屋，通常只在外面跟她说：“伯娘，请你帮我取来好吗？”这样她一定会自已拿來，你也就免除了一场大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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