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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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21页]

作者:ah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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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的布将帅运动持续时间最长，最初是由米良乡夯来村的吴春妹发起的。吴春妹从永绥麻王那里学得仙法后，便在米良一带招收弟子，进行传法和授仙水活动。她有名望的弟子有两个，一个是石老双，一个是吴国范。在他们的串动下，腊尔山、麻冲、旧司坪（今三拱桥）、竿子坪、白岩冲、牛岩、亥冲等地都建立了神兵组织。他们崇拜神灵，以天上的七师姐为师，操练的时间一般在晚上。在操练的地方，露天放清水一碗，参加者在操练前喝少许清水，含在口里，焚香三炷，拜八方，然后肃立一排，为首者用手巾对众弟子搧几下，咽下清水，一面唱歌，一面跳舞，弟子就跟着跳起来。他们所唱的有这样一首苗歌：翻成汉文是：
    要象雄鹰展翅高翔，
    飞到很高很远的地方去；
    要飞到美丽的京城去，
    飞到那美好快乐的地方去。
    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神兵们都有了神法，他们拜吴春妹为仙师，拥戴吴国范为吴王，于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７日组织攻打善邻乡公所（今竿子坪乡）和得胜乡公所（今吉信镇）。吴国范、吴春妹被逮捕入狱后，由牛岩苗族妇女吴妹红接替仙师，并指定龙官莲、龙昭德、龙妹宫、龙得安、龙妹福、欧乔福等为大将，准备攻打凤凰县城。不久，吴妹红又被乡公所抓走，龙官莲又继任仙师，组织攻打了凤凰县城。

    其三胆大包天。神兵使用的大都为刀、矛一类原始武器，却敢于同掌握现代武器的地方武装或正规军死打硬拚，而且往往不知迂回，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而是迎着枪林弹雨发起冲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点像日本的神风特攻队。
    神兵们不仅平时装神弄鬼，喝神水，唱登仙歌，在作战时也同样如此，看他们一般的阵容和装备：
    立红、黑、白三面军旗，三色旗代表着传说中三王爷兄弟，白色为大王，红色是二王，黑色是三王。旗上写有“天赐号令，神灵同心”八个大字；首领在作战时穿红色法衣，头戴帽子，帽上插两根鸡毛，背插红、蓝、绿、白、青五色令旗，佩牛角号一支，用来催兵收兵；大将在作战时，穿苗服，女佩银饰，头戴法帽，插锦鸡毛两根，背令旗三面，不配牛角号；神兵们作战时，戴斗笠，披红带子，舞手巾，以遮挡枪弹。此外，每人佩一把木刀和一个红口袋。据说木刀是压邪的，红口袋盛粮食、朱砂，在冲锋陷阵之际，可从红口袋里取出白米、朱砂向敌人撒去，表示撒米成兵。

神兵们打仗只依靠神力，因而很少使用枪炮，用的大都是刀矛一类原始武器，有的甚至斩木为兵。神兵冲锋陷阵时不骑马，也不是撒开脚丫子往前奔跑，而是边舞边跳边冲，仿佛不是去打仗，而是进行文艺表演。乾城县龙牙半冲的吴天求起事后，率神兵攻打乾州，男的穿草鞋，女的戴银饰，手舞白手帕，旋起阳伞，边跳边冲，朝乾州奔去。

    其四刀枪不入。神兵自称刀枪不入，并非言过其实，这也是神兵敢打敢拚的重要原因。
    田儒扬系凤凰县筸子坪乡村民。曾亲眼目睹凤凰神兵攻打善邻乡公所的场面，现仍健在，据他回忆：“１９４２年农历４月１３日早晨，我放牛刚出寨，看见布将帅三四百人由旧司坪朝善邻乡乡公所驻地竿子坪进发，廖老祥手持铜铃作开路先锋，随后有七八个手撑雨伞的彪形大汉，再后两个手持长号。妇女身着华装，手拿白帕，边跳边喊‘噔！噔！噔！’在震山应谷喧哗声中，义军顷刻间便到了竿子坪河边。”
    在实战中舞手巾，旋油纸伞，跳跃式前进，特别是他们使用的都是刀矛一类原始武器，龙牙半冲的吴天求率领的神兵队伍还是赤手空拳，去同掌握了现代武器的地方武装或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但神兵们并不这么看，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有神灵附体，打起仗来刀枪不入。永顺神兵大刀队的口号是“枪打不进，刀砍不进，大刀一指，万军难敌”；慈利皇经会的口号是“刀砍斧不进，子弹两边分，打不死的是神兵”；酉阳联英会的口号是“砍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永绥、凤凰跳仙会的口号是“枪打不进，刀砍不进”；来凤芭蕉湾神兵的口号是“刀砍不进，枪打不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还真有这么回事。

有人就觉得奇怪了，神兵真的就刀枪不入了？用那些原始的刀棍甚至手巾、油纸伞真能打败机枪手榴弹吗？说真的，当时的湘西神兵还真有点神，但这是有原因的。
湘西地处武陵山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闭塞，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十分迷信鬼神。早在二千多年以前的西汉大学者王逸就称这块地方“其俗信鬼而好祠”。在这里离地三尺必有神灵，神巫文化丰富多彩，是神巫文化的故乡。放蛊、赶尸、辰州符、粘粘药、神判和过阴等就是在这种文化影响下产生的。神兵宣扬，只要诚心敬神，勤苦操练，就能身如铁柱，力似金钢，枪打不进，刀砍不入，搧起了他们对于宗教的狂热，往往使很多人都信以为真。宗教的狂热，可以产生异乎寻常的力量和勇气，所以神兵一个个都充满了力量和勇气。而敌对一方，因存在迷信心理，听说神兵刀枪不入，已未战先虚，又见神兵来势凶猛，一个个早吓得两手发抖，枪哪里还瞄得准，所以给人造成神兵刀枪不入的假象。

    @cyz6538 2018-05-13 10:19:25
    楼主这篇文章写的太好了，逻辑清晰，图文并茂，准备出书吗
    -----------------------------
    谢谢欣赏，有出书的打算，目前正在修改

事实上也有这种情况。永绥盐井寨的神兵起事后，县长黄颖川立即上报省府，省府命令驻在永绥的江防部队（即海军陆战队）立即进剿。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０日，县长黄颖川带着警察和乡兵，配合江防大队长陈精文部，共计３００多人，由卫城、弥诺分两路进剿，他们带有步枪、机枪和掷弹筒，还带有一挂一万响鞭炮。打仗带鞭炮干什么呢？据说他们认为要是麻王的人马真的刀枪不入，那就燃烧鞭炮拥护。开战之前做两手准备，可见他们对神兵存在着恐惧心理。带着这种心理上战场，结果如何可想而知，所以尽管由地方武装和正规部队组成，并配备有掷弹筒等新式武器，但在同神兵交战中打得十分艰苦，并未沾到多少便宜，最后只好溜回县城。永绥的神兵运动一直坚持了一年之久，还组织攻打了县城，消灭了保安团一个营。

湘西是一个傩戏密集的区域。傩坛中常常有端公戏、傩戏、观花等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仪式。许多神兵童子都是从中达到降神附体。如1921年“袁书生家亲朋满座，都想看看‘观花”，结果袁书生通过‘观花’降神附体，“在座人惊闻大仙下凡，都跪下俯首在地”。所谓的“观花”指的是傩坛师傅通过灵魂出窍，到阴间询问鬼神的通灵巫术。这类活动虽然带有神秘色彩，但它具备突出的表演意味，总是面向“观众”。在少数民族组建的神兵中，这类特色也很明显，常常有神兵边喝神水，边唱歌跳舞的仪式。

神兵的组织渊源也反映出湘西长期的教乱、日常宗教生活以及各族群信仰相互融合的地方特征。正是这种区域特征为神兵提供了丰富的组织资源。就当地人而言，获取“刀枪不入”法术的途径很多，组建神兵并不困难，通常渠道有三:一是晚清的莺堂，即以宣讲劝善，扶战修炼为主要活动的组织。文坛、产教与同善社均属于此类。二是以降神附体为武术防身技巧的团体，包括大刀会与红灯教。三是民间信仰，包括少数民族宗教、地方摊坛等。

    三十二：融汇——从苗疆到湘西

    民国初年沅水流域的开放和发展

    苗疆与国家的融合的第一步，就是他们重返五溪。
    民国初年这种充满战争与动乱的社会环境中，湘西社会像沅水那样，日复一日地向前静静地流淌着，沅水不但记载着湘西的战乱，也记载着战乱中的兴隆。
    沅水中上游的浦市和洪江，在清后期有就“小南京”之称。当时洪江的商品货物的交易量和货币流通量在湖南省仅次干省会长沙。湘西北龙山的里耶镇一直是酉水河上的商埠重镇，民国年间已发展到辉煌的程度。1911年成立了龙山商会里耶分会，1918年加入上海总商会，并与上海中华书局合资开办了“协易和桐油庄”。紧随其后，江西商人群集而来，几年中形成了一条江西街。四川商人几年中有40多户在里耶开号经营，定居成一条四川街。沅水下游乃至省会长沙的码头口岸实力雄厚的数十家大庄号也在里耶设分号。里耶有成规模的商户400多家，仅常德集泰号一家，每年从里耶运出的秀油就达8000多桶(每桶140斤)。从下游商户运进里耶的有棉花、棉纱、漆河白布、五倍子、生漆、兽牛皮、木竹等各种山货。里耶常年有一支150多艘船的船队可以直抵长沙、武汉，每天上下游来的船只临时停靠，沿河长达四五里。与此同时，纺织印染、陶瓷器皿、中医国药、五金加工、造船、制桶、竹木加工、饮食服务等等都随之发展起来，成为当时酉水上游著名的商业口岸。

    @ty_行者无疆921 2018-05-14 09:09:47
    这么早！
    -----------------------------
    呵呵，你也早！

维持沅水水上经济发展的是常年在沅水江流拼搏的船工和放排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沅水为生的船工和放排人有30多万，这是常年生活在船上或木排上的，而与他们生存相联系的以百万计。

外部世界的许多先进生活方式也在这个时候传入了苗疆。
湘西镇守使田应诏曾留学日本，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曾卫戍过南京，算是见过世面的，加之有份少爷气，喜热闹、讲排场，轮到他在家乡执政，也就力趋时髦。修“复汉烈士墓”，建“辛亥革命纪念碑”，创办国画专修学校，要自己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妹妹办女子学校，鼓励商人引进五光十色的洋广杂货，同时还不切实际地办些工厂和动员人力去凿通河道，一时间，热热闹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镇守使在民国三年(1914年)不惜重金从外地买回无声电影放映机和一些外国风光片在城中镇守使暑旁的广场上公映三天，与“首都”的父老兄弟同乐。这稀怪古奇的洋把戏使当地人欢天喜地。

为推动湘西近代工业的发展，1914年，田应诏在凤凰县城创办“女子工艺讲习所”和“美术专修学堂”，设贴花、刺绣、纺织、织袜等专业，学员边学边做。当时，湘西纺织印染业、造纸业遍及城乡，采矿和冶炼极盛一时，而且部分手工作坊购进一些机器设备，转向工厂生产。比较著名的厂矿有:龙船塘造纸厂、龙口江造纸厂、竹马田造纸厂，湘记印刷局、金元堂书印店，震发煤炭公司、黔正煤铁矿、济民炼铁厂、湘西铁厂、漠滨金矿、米贝金矿、深溪金矿、协利金矿公司、双利金矿公司、万益公司、宝德福锑矿公司、昂记锑矿公司、光裕厚锑矿公司、沅丰西路矿业公司及芷江阜新瓷业公司。

他的继任者陈渠珍也是个见过大世面的，1920年当上湘西巡防军统领后，主要精为用之振军兴武，培训凤凰子弟担任各级军官，用他们去统治湘西各县，他除办各类军官训练团和军械厂一处，也办教育，设师范，建幼稚园，使“首都”‘的教育一时间不落后于除省会外的任何地方。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凤凰镇筸城商业曾畸形地繁荣起来，小小山城，官兵熙攘，商旅云集，城中有服饰店43家，食品店65家，日用品店17家，其他69家。入夜，每店悬挂煤气灯一两盏，照得满街辉煌。人群川流，深夜不止。此外，还出现了西服店和新式澡堂，还有大烟馆十_余家，挂牌“开灯”。
陈渠珍有时也讲排场，他购买小发电机为他的陈公馆发电，把公馆四周照得如同白昼。当他所管辖的湘西十四个县的老百姓还是靠灯蕊草和桐油照明时，这耀眼的电灯，当然也构成了一种令人难忘的首都风光。更排场是他曾组建过一支几十人的军乐队，乐队被安置在城南半山上的天王庙里训练，于是全城人一日可听到三次军乐演奏。有时，这支着装整齐的军乐队还走下山来，吹吹打打，招摇过市。这对于这里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乡巴佬们来说，那震耳犹聋的声音，何等气派。

    民国前期，湘西商品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主要处在水路交通要津。
    所里是峒河重要的水运码头，峒河下通武水，武水汇入沅水，可达沅陵、常德乃至汉口;上通浦市、洪江。所里的驿道，西北通花垣进入贵州、西南通凤凰、东北通古丈。水陆交通便利，是湘、川、黔土特产的集散地和外国大机器工业的直接输入地，吸引着大批商户。民国中期，所里资本雄厚的商号，有伟记、瑞丰永、永丰祥、裕福、复成、明昌、李泰福、协大，号称所里“八大家’夕。其中的伟记商号由四家集股创办，在常德、茶峒设有分店，流动资金雄厚。他们在所里石家冲兴建油库一栋，桐油年销量达2000担。李泰福商号，收购桐油、猪鬃、土碱、青麻、五倍子、羽毛、皮张等土特产品，运销常德、长沙、汉口、上海、广州、香港等地，随后又从各埠购进棉花、染料、煤油、百货、布匹等商品，购销两旺。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二月，乾城县开设正大公司，由英商买卖经营，以倾销煤油、布匹、颜料等洋货为主。


    乾城即今天的吉首，所里是乾城县府所在地，这是1929年（民国18年）峒河边的乾州文昌阁

里耶是酉水上的一个重要集镇。民国初年，里耶集场活跃着12家大字号和200多家小商贩。经营布匹的有70多户，经营南杂的有20多户，从事饮食和客栈业的有30户以上，而且继续发展。据统计，到1934年，里耶镇有经商户423户，从业人员750人。当年仅桐油输出达32000桶。集镇贸易活跃，这年运进里耶的物质仅棉花就100000多折，棉纱1000多件，漆河白布70000多匹(每匹三丈)。当时流传“买不空的湖南，销不满的四川”的商谚，足以反映了当时集贸市场的活跃。每逢赶场天，蜡染的青花布、家机布、麻布、麻帐等价廉物美，深受乡民喜爱。桐油、茶油、五倍子、生漆、牛皮和秀油等土特产品，顺酉水、沅江销往常德、汉口及至上海、杭州等商埠。湘西不能生产的日用杂货、工业品，又逆玩江而上，经王村、迁陵进入里耶，再沿酉水运往酉阳、秀山等地。民国前中期，是里耶商业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湘西一些有志青年也开始走出去，或是官费或是自费前往日本等国留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泸溪县人黄尊三官费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后入早稻田大学攻法学，相继赴日本留学者还有黄振铎、朱继承、黄玉蟹、贾文连、何静轩;张自科留学德国。光绪三十年(1904年)，桑植人陈图南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是年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龙山县人瞿方书东渡入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法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永顺人向乃棋、田佐汉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政治经济学;古丈坪厅人罗中硅、田锡畴以自费加官补赴日本留学。宣统元年(1909年)，桑植县人谷岸峭、李重华、谷毓英等赴日本留学。据统计，仅是清末民初，湘西地区留学人数就达47人之多，其中前往日本留学的有46人。这些人学成归来后，为湘西的教育、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熊希龄——走向民国的中央舞台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因晚年学佛，又有佛号妙通。熊希龄系湖南省凤凰县镇筸镇(今沱江镇)人，出生于镇筸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住文星街。因此地隶属湖南凤凰厅，故在熊希龄成名之后，他又被人尊称为熊凤凰。
    清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1870年7月23日)，深夜的凤凰镇筸城城十分宁静。突然，在城北一幢旧式的宅院中传出婴儿“呱呱”的哭声又尖又高，吵得四邻不宁。这个新生的婴儿，便是日后的风云人物熊希龄。这个名字是他的祖父给他取的。这时候，他的父亲熊兆详，还在沅州府游击任上，未能及时赶回。家里人欢天喜地为孩子做“三朝”。这是本地的风俗。孩子生下后三天的早晨喝喜酒。孩子的母亲吴氏，一位贤慧结实的苗族妇女，听到亲戚们的赞扬祝福，喜上眉俏。

熊希龄的家庭并非书香门第，也非官宦世家。原本却是地地道道的穷苦农民。在他祖先以前，他家世居凤凰水打田乡燕子岩村。这儿是一个偏僻山沟，奇峰怪石之下零零落落地散布着十几幢茅房，丛深的树林里飘出几柱炊烟。这儿离凤凰县城还有好几十里，那儿还是豺狼虎豹出没之地终年雾气沉沉。夜里野兽的嚷叫使人毛骨惊然。清乾嘉年间的苗民起义的失败，却恰是熊希龄家族命运的转机。因为苗民起义失败后．清朝政府为巩固在苗疆的统治，便采纳凤凰同知傅鼐的建议，在湘西没屯养兵，熊希龄的曾祖父便被招入伍，他的祖父熊廷登也被招募。

他祖父当上了一个下级军官，不久就把家从偏僻贫穷的燕子执迂到了当时的镇筸镇(即凤凰厅治所)北门的街上。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又承义业，加入绿营军，被调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作战，熊兆祥在作战中也有“微功”，被提拔为沅州府的游击，驻守在那里。但他的家小仍在凤凰城中居住。在镇压苗族人民起义和太平天因的起义中，穷苦的山民被招募入伍的不在少数，他们打起仗来，就象与大自然搏斗时那样的强悍，他的祖父熊廷登曾在清军中担任要职，死后被封为振威将军。但熊希龄出生的时候，熊廷登早已卸职回家。不过在凤凰本地还是很有地位的。

这个奇特小镇虽为当时湘西的军事重心，但此地民情却还是很淳厚的，人们依然保持着善良勤劳的品质。他们虽然迷信鬼神，守法怕官。熊希龄的母亲吴氏，就是这样一个十分善良的苗族妇女。苗族在当地是受歧视的，而她居然能嫁结一个汉族军官，这似乎不好理解，其实这不是她的幸运之处。除了她的家父也是一个绿营部队的低级军官外，实在是因为她的聪明美貌和贤慧善良。吴夫人治家有方，颇有宗教热情，同情弱小贫苦之人，乐于施舍。常常结邻居以局济。她对孩提时代的熊希龄以良好的教育和影响，她的胆小守法，正直、善良、勒勉，给熊希龄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成为他后来为人的准则。熊希龄一生非常敬爱他这个苗族的母亲，她的朴素而纯洁的教育，使童年的熊希龄受益非浅。

熊希龄从小性格文静孤僻，喜欢沉思默想。虽有山里人的执着和顽强，但不像别的孩子喜欢耍刀弄棍，喜欢打架，喜欢看杀人割耳朵，喜欢跟大人赶着猎狗进山打野猪、豹子、黄麂和箭猪，看鲜红的血怎样从野兽的伤口流出来，看猎狗怎样咬断野兽的喉咙，更不喜欢爬到凤凰红岩城墙上去看屯丁戍卒怎样在腿上绑沙袋，头朝下脚朝上从城墙上倒栽筋头练武艺，也不喜欢看苗人格斗时喝鸡血酒与不守妇道的姑娘沉入深潭等一系列野蛮风俗。
他喜欢一个人默默地想心事。他的家在北门边的文显街上，门外百步就是小河，他喜欢一个人到河边去看色民驾着小船赶着鸽鹤捕鱼，听打鱼人互答的歌声；看巴儿在天空飞翔，在水中留下长长的倒影；看周围的青出绍水，转着一些新奇的念头；或者，到城中去，看苗族妇女绣花，看人打沃，看筋匠破蔑编织各种工艺品，看木匠做工，看柒匠将白布染成各种颜色，看鞋匠拿着长长的银子缝制订鞋，看人酿酒，看瓦匠烧瓦；要不，就回家练练宇，念念《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启蒙读物。总之，他不具备当时凤凰人所执的军人气质，因而他后来不能成为一个军人。要不是这样的性格，他也将会成为一名军官，走一般凤凰人所定的人生道路。他喜欢去看苗族妇女做绣花鞋，织花带，到铁匠铺去看铁匠打制长矛大刀和锄头搭耙，看篾匠破篾编织各种各样工艺品，看木匠做花窗竖木屋，看染匠将白布染成各种颜色，看补鞋匠拿着长锥子缝制的钉子鞋，看人酿烧米酒和瓦匠烧瓦，喜欢听大人讲凤凰苗族英雄的故事，喜欢听外面的新鲜事情。

熊希龄7岁那年，父亲见凤凰地处偏远闭塞，文化落后，对他的教育很不利，便将家迁到沅州府治芷江城。父亲是一介武夫，擅长射箭舞刀和骑马打仗，但有重文轻武思想，对科举相当神往。他不希望儿子重武轻文，另外寻求飞黄腾达之路。他要熊希龄弃武从文。
熊希龄到芷江后，父亲带他到城内各处走走，满足了他的好奇心，紧接便正式关门开始读书了，每日必须有顺序地练字、绘画、读书。父亲对他的管教不但非常严厉，而且也很得法。他不但帮他学到了见识，还教他许多做人的道理。过后不久，父亲便将他送到芷江比较有名的熟师龙弼臣、潘大任主持的私塾学校读书。在这里，他不仅读完了《四书》、《五经》，还读完了《二十四史》，还学了绘画、对对子、能写洋洋千言八股文，特别还能作诗吟联。

后来给他思想影响的是沅州太守朱其懿。朱太守是江苏宝山人，1883年来芷江任沅州太守。他本人沒有考起进士，但读过大量书籍，研究过不少东西，很有学问。熊希龄15岁那年，在朱其懿主持的沅州秀水书院和沅水校经堂举行的院试上，熊希龄名到榜首，被取为第一名秀才。通过这次考试，朱其懿对这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充满着希望，他亲自到熊府接他去沅水校经堂读书。

熊希龄在沅水校经堂选修的学问是舆地同史学两方面的。指导他的先生叫曾廉。曾先生的学识很好，对于熊希龄的学问，给了许多的进温同时熊希龄自己对于史地的兴趣也非常浓民因此特别用功。当时因为购买书籍困难，他将有关史地的书籍倍来阅读，边读边将这些材料在地图上和笔记本十几年间共抄录五十乡万字，同时，在朱其强的影响下，熊希龄还读了不少近代思想家的著恨开始接受新的思想，“考古之外，兼可知今”，他的思想受到很大启发。熊希龄后来考中举人、进士，都是以史地方面的文章取胜。因此。他对于朱其韶，始终都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读书期间，先生在课堂上讲述曾国藩击败太平军和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事迹，还指导他阅读曾国藩家书和左宗棠日记，有意激发他建功立业的愿望。当年熊希龄把曾、左二人奉为楷模。

    1889年，熊希龄19岁参加长沙省试，取得优异成绩。1891年，他21岁参加省城乡试，考中举人，这是他踏上仕途的第一步。1892年，清政府在北京举行会试，由礼部主持，应试者必须有举人资格。这次考试，熊希龄很顺利地考中贡士。但他并不满足，在后两年中，他考取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青年熊希龄 (1870-1937)，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因晚年学佛,又有佛号妙通。熊希龄系湖南省凤凰县镇筸镇(今沱江镇)人，民国第一任总理。

翰林院是明清两朝的“储才之地”，掌管编修国史、草拟有关典礼文件等事。按照清朝规定，庶吉士必须学之后才能考散馆，可他放弃了，要求到前方去参战。
1894年是令每个中国人沉痛难堪的甲午年，清军在朝鲜战事和黄海海战中与日本侵略军作战，都遭到失败。刚在北京的殿试得中进士，又被光绪皇帝选为“点翰林”的凤凰年轻才子熊希龄，正埋头于儒家经典，准备下一科散馆的考试，“睹清政不纲，外侮日急”的情势，受到很大的刺激，刚刚踏上仕途的喜悦荡然无存。

第二年三月，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赔偿白银二万万两，并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给日本，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四月，康有为、梁启超趁各省举人赴北京应试的机会，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变法维新，虽被拒绝代呈，但在很大程度上宣传了变法维新思想，也使熊希龄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看到在八股文和翰林院费尽琢磨对国计民生毫无益处，也开始投身变法维新活动，几次上书，反对甲午战争后朝廷向日本妥协的外交政策。1896年，熊希龄给当时的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他本人随后也正式投笔从戎，被张之洞委为两湖营务处总办。在这个岗位上，熊希龄认识到了当时军队的各种积弊，于是撰写了《军制篇》，强烈要求改革军制，以增强清军的战斗力。

    1896年秋天，熊希龄在陈三立的鼓动下，回到了湖南长沙。那年他26岁，就是这一年，他结识了谭嗣同和唐才常，认识了陈三立父亲一一湖南巡抚陈宝箴。


    1899年，原辰沅永靖道道员，已经为湖南巡抚的陈宝箴与孙儿们摄于南昌。中坐者为陈宝箴，前立者为陈封可，左起：陈方恪、陈寅恪、陈覃恪、陈衡恪、陈隆恪。

    这一年长沙的秋天，高温酷暑仍没有减退。骄阳似火，大街小巷热风肆虐，火气袭人。在这个大热天里，熊希龄穿一件纺绸炎衫，满头大汗地在陈三立陪同下去见湖南巡抚陈宝箴。
    64岁的陈宝箴听到这个湖南当年神童著名才子来到，亲自到大门口迎接，熊希龄感动得热泪盈眶。陈宝箴热情地接待了熊希龄，问我想在湘中推行新政，你有何见教？熊希龄说在湘中干一番事业，晚辈十分高兴，愿助老伯一臂之力。陈宝箴听后，满脸笑容地赞许说：你是湘中俊杰，好好干，一定会大有作为！
    熊希龄在陈三立的联系下，熊希龄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一批湖南籍的年轻人走到一块来了。
    当陈宝箴上任湖南巡抚抗旱救灾缓一口气下来之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坚持维新的志士与陈宝箴儿了陈三立紧紧地握手在一起了，经常聚在一块探讨湖南新政方案。

思想极其活跃的熊希龄成为了陈宝箴衙府的常客，面对这位已经64岁的陈宝箴老人，他的救国救民的愿望更加强烈。在他眼里，陈宝箴是一位比较开明的地方官吏。晚上，在陈三立的陪同下，熊希龄和陈宝箴各坐一张竹椅，在院子里摇扇纳凉。熊希龄谈到北京的形势，谈到李鸿章与日本签署的《马关条约》，谈到钦差大臣刘坤一在山海关抗击日冦的故事，谈到慈禧六十大寿不管前方战事紧迫还悠闲地看戏三天的情形，声调一阵比一阵高，像在声讨，像是控诉，像是责骂，像是批判和斗争……

熊希龄听陈宝箴介绍后，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他想立刻进入维新角色。这是一股比六月天气还热的浪潮，他很快提出在洞庭湖和湘江发展航运事业，以清政府颁布的《内河航行章程》为依据，以尽快的速度发展湖南的航运大业。经过两年的努力，1898年4月，轮船开始在长沙、汉口、湘潭、常德、岳州和湖北沙市等处通航，在湖南内河开创了第一个航线。这是当时湖南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这两年期间，湖南先后建立了湖南武备学堂，创办了时务学堂和《湘报》，成立了南学会，这些动作来自于一批积极推动维新运动的有志之士，他们是：陈三立、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蒋德钧、汪徐红铸、皮锡瑞、李维格、欧榘甲、梁仁铸、毕永年、樊维、王铭忠、邹代钧、何来保、戴德成、韩文举、叶觉迈等。他们背后的坚强后盾却是湖南巡抚一一陈宝箴。

他们的紧密联系与聚集，左右着湖南维新运动的局势。康有为、谭嗣同和陈三立同年，长于其他人。当年唐才常30岁，熊希龄27岁，梁启超却只有26岁。
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一系列维新变法的命令，破格启用人才，先后召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入京，熊希龄也在奉诏入京之列。进京途中，熊希龄突发急病滞留旅途，未及病愈，戊戌政变已经发生，谭嗣同等人被杀害，熊希龄也被清政府“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及至赵尔巽继任湖南巡抚，对熊希龄备加提携；赵升东三省总督，任熊为屯垦局总办。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熊经赵尔巽之推荐出任参赞，返国后任东三省农工商局总办、奉天盐法道、东三省财政监理官等职，其时有理财能手之称。在立宪运动中，熊希龄沟通于清政府大员袁世凯、端方、赵尔巽和立宪派首领梁启超等人之间，冀图以立宪消弭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起，12月熊希龄由奉赴沪，渐次拥护共和并加入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4月，任唐绍仪内阁财政部长，7月辞职，旋任热河都统，次年被举为进步党名誉理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任北洋“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在袁的独裁统治下，熊曾附署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等命令，“人才内阁”终难有所作为。
1914年2月，袁策动新闻界重提热河行宫盗宝案，熊希龄以涉嫌被迫辞职，旋受命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熊宦途受挫后，乃转向慈善和教育事业。

除了慈善，后面对熊希龄更多的是八卦他和毛彦文的红颜白发之恋。
熊希龄一生共娶了三位夫人，原配极品夫人廖氏系贵州镇远人，与熊希龄成婚后夫妻很恩爱，不久便患上肺病，医治无效，于1895年亡故。第二位夫人朱其慧是沅洲府的太守朱其懿的胞妹，才貌双全，自幼有“宝山才女”之誉，随兄来书院求读，与希龄同学。熊希龄与朱其慧，感情甚佳，相敬如宾，家庭生活非常融洽。谁知红颜女子命薄，她为熊希龄生下三胎之后，一病倒床，不久因脑溢血而逝世。

    熊希龄的第三个女人就是毛彦文女士。当年熊希龄“割须求爱”，白发得红颜，一时传为奇谈。
    毛彦文，乳名月仙，号毛海伦，1896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小熊希龄26岁。毛彦文的父亲毛华东或许是出于工商业活动的需要，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将她许配给徽州面业大亨方家小老板为媳。结婚的时候，毛彦文以逃婚抗拒。面对僵局，毛家只得赔偿方家的一切损失。事后，毛彦文与表兄朱君毅订婚。


    毛彦文（1898－1999），小名月仙，英文名海伦。浙江省江山市须江镇沙埂人。

    毛彦文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讲习所。因品学兼优，且长得漂亮，因而有“女师校花”之称。 1919年毛彦文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外语科，当转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时，巧遇熊希龄之女熊芷，与之同班学习，彼此间关系密切。毛彦文善于社交，频频投入社会活动。
    1923年，朱君毅由美获取博士学位归国，出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他对毛彦文的社会交际有所不满，同时经人介绍，另谋新爱，双方达成协议：一、表兄妹限于血缘关系，不宜结婚。今后以正常的亲戚兄妹关系相称。二、由朱给毛四千元作为精神损失费，分五年付清。三、前所订婚约，即日起作废。
    毛彦文经两次婚变刺激后，重新对自己作了调整，将一切烦恼抛弃，一心学习，考取美国密雪根大学教育系。

    回国后，毛彦文多次到正在办慈善学院的熊府去玩。毛彦文和熊希龄妻子朱其慧的侄女朱曦也是朋友，她到熊家，受到熊希龄的热情接待。他们谈时局，谈诗文，毛彦文对熊希龄非常钦佩。朱其慧去世，毛彦文为之惋惜之余，对熊希龄的鳏居深表不安。大概朱曦在一旁看出她的心意，极力从中斡旋，熊希龄考虑到慈幼事业亦须后继有人，又见彦文美貌可爱，于是向毛彦文写了求婚信。
    由于经历过婚姻的磨难，毛彦文一气之下，闪电般嫁给了熊希龄。只是婚前向熊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须剃须丢杖。熊希龄当即答应。两人于1935年2月9日，在上海结成终生伉丽，当时熊希龄66岁，毛彦文39岁。


    1935年2月9日，在上海结成终生伉丽，当时熊希龄66岁，毛彦文39岁。

结婚时，一个年近古稀，一个刚过“不惑”，可他们婚后非常美满。这对老夫少妻，恩爱无比，爱情上是夫妻，事业上是志同道合、同舟共济的战友。毛彦文继承熊希龄的事业，协助他主持慈幼院工作。继而又出任中国妇女红十字会会长。

    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吴宓也追求过毛彦文，毛彦文在结婚前夕，曾致函在南京任教的吴宓，问他能不能来上海，吴宓借故没有赴约。事后毛彦文遂赋于归诗。吴宓伤感，作诗二首：
    一 .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
    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有年。
    二 .殉道殉情对帝天，深心微笑了尘缘。
    闭门自我编诗话，梅蕊空轩似去年。

20世纪20年代，熊希龄院长与香山慈幼院学生在一起合影

1937年12月，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沦陷。熊希龄和毛彦文转道香港绕广州到湖南，料理香山慈幼院迁址并设立湖南芷江和广西柳州两个分院事宜。在18日抵达香港时，熊希龄突发脑病，于25日病逝于香港。毛彦文一时肝肠欲断。

    此后，毛彦文含泪撰写了《熊秉三先生遗像遗墨事略》，详细地介绍了熊希龄的一生。
    1992年4月在熊希龄去世55年后，毛彦文给熊希龄写了一篇长达近二千字的祭文。
    熊希龄去世后，毛彦文一直未嫁，1949年离开大陆去台湾。1999年10月3日，毛彦文病逝家中，享年102岁。

    走在时代的前沿——投身中国革命的湘西士子

    民国初年，湘西的许多有识之士就在这时，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这里只能捡几位对中国革命影响较大的湘西士子做一简介。
    向警予，湘西溆浦人，出生于1895年。生长在屈原文化之乡的向警予在少年时期就得到溆浦深厚人文环境的滋养，深受屈原情感和境界的薰陶，在她那上下求索、特立独行、为真理而献身的革命生涯中。1911年，向警予考入常德女子师范学习，1914年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同年秋，因思想进步的校长朱剑凡被免职，向警予和几个同学毅然退学，转到朱剑凡创办的周南女校继续学习，并将自己的名字向俊贤改为向警予。

向警予（1895-1928），湘西溆浦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及早期领导人之一，女权主义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

当她从周南女校毕业后，回到家乡溆浦，接手重建溆浦县立女校的工作，自任校长，将救国的理想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教育事业中，报效国家。毛泽东是向警予的至交。向警予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人经常聚会于岳麓山脚下，在岳麓书院旁对各种社会和人生问题进行讨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革新自强、求索奋斗。向警予与蔡和森成为伴侣。通过相互交流切磋，向警予认识到花木兰式的女英雄解决不了中国而临的问题，必须发动民众，改造社会，从而积极投身爱国群众运动。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向警予参加了由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的进步组织新民学会，成为这个学会最早的女会员。受蔡和森影响并在蔡和森之妹蔡畅邀请下，向警予于1919年秋前往长沙，与蔡畅共同发起成立周南女校留法勤工俭学会，随后又成立了湖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会，积极推动湖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12月，向警予在上海受到孙中山接见深受鼓舞，她致信友人表示，今后要投身“根本改造”社会的“大事业”，现在开始做“大准备”。下旬，她与蔡和森兄妹及蔡母葛健豪等离开上海前往法国，决心“求得真理，来改造中国，振兴中华”。

到达法国蒙达尼后，向警予经苦学法文，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期间，共同的理想使她和蔡和森结为伴侣。1920年7月上旬，留法新民学会会员等20余人在蒙达尼召开会议，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在会上，向警予和蔡和森等提出组织共产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向警予和蔡和森等积极准备在海外筹建党组织，虽未能实现，但他们的努力为后来中共旅欧支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2年初，向警予回到上海，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警予是参会的唯一女代表，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妇女部长。之后，她又在中共三大、四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了妇女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书记。1924年6月，她参与组织领导了上海14家丝厂1.5万名女工的大罢工;9月，又领导发动了南洋烟厂7000名工人大罢工。1925年五册运动爆发后，向警予组织广大女工积极参与，经常深入一线指导，带领妇女们上街演讲、宣传和募捐，支持运动深入开展。省港工人大罢工爆发后，向警予通过各地妇女解放协会以多种形式予以支援，还组织广州、香港等地数千名女工直接参加斗争，为省港大罢工提供了重要力量。同时，她还努力在国民革命中广泛建立妇女组织以结广大妇女，至1927年初，隶属于各省市国民党妇女部或与之有联系的妇女组织达62个，有组织的女工达35万，农妇约15万，女学生及其他妇女达60余万。

1927年4月12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下旬，向警予作为大会团成员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白色恐怖笼罩武汉。这期间，向警予先后在武汉市总工会和汉口市委宣传部工作。作为享有盛名的妇女领袖，她的共产党员身份是公开的，因而处境十分危险。可是向警予毫不胆怯，毫不退缩，采取隐蔽方式继续坚持工作，经常深入基层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为了挽救革命，党于8月1日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并在八七会议上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根据斗争需要，向警予被调到湖北省委工作，肩上担子更重了。在此前后，10月后，向警予承担了党的秘密报刊《长江》的主编工作。11月后，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罗亦农调离。向警予实际上成为省委主要领导，因而也成为敌人追捕的重要目标。

1928年除夕，向警予忍着饥饿深入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可是省委交通员宋若林在被捕后叛变，出卖了她和中共中央派到湖北省委工作的夏明翰03月18日夏明翰被捕，20日牺牲。21日，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被捕。而对审讯，她大义凛然，于5月1日将她押赴刑场。而对沿途的群众，向警予高唱《国际歌》慷慨从容地英勇就义，年仅33岁。

周佛海也是最早走向革命的，尽管他的后半生并不怎么光彩。
1897年5月，周佛海出身于湘西沅陵县凉水井乡。周佛海出世不久，其父病故，家境败落。周佛海在乡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在上中学的时候，他便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曾在龙兴讲寺墙壁上，题上这样一首诗：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甘为中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群峰。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那时，他已颇为“留心政治”，所以诗中透露出那雄心勃勃的气概。

周佛海（1897—1948），湘西沅陵县凉水井镇窝溪村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早年留学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

1917年，他在好友和学校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1920年暑假，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决定回沅陵探亲。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晚，党的一大在李汉俊家中开幕，各地党的早期组织13名代表及2名共产国际代表，总计15人，出席了会议，这次开幕式又被称为一大的第一次会议。随后，从7月24日至29日，在李汉俊家召开了4次会议。当第六次会议也就是会议的闭幕式即将召开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引起代表警觉，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扑了一个空。这次会议周佛海并没有参加，因为当天下午，周佛海忽然闹肚子，肚子很痛而且不停地上厕所，根本不能出门，所以就一个人在租住的地方躺在地板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当时他跟毛泽东睡在同一张床上，据周佛海回忆说，大约晚上12点，他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走进房间，经毛泽东说明，才知道是出了大事。

被法国巡捕搜捕后，在上海租界内继续开会显然是不行了，周佛海忽然想起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嘉兴离上海很近，何不去嘉兴开会。经过商量后，代表们决定，李达的夫人第二天乘早班车赴嘉兴，先雇一艘大船等着，其他代表乘第二班车去，然后乘船游嘉兴南湖，周佛海也抱病前往嘉兴。当地的人以为他们是游南湖的，也就没有注意他们。他们把船开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他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会上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据周佛海回忆，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除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外，还选举了陈仲甫（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但据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李大钊、周佛海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大代表陈潭秋也回忆说：“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中央委员。”看来周佛海有可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不是“为副委员长”。至于“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中央局书记一职，一大代表张国焘回忆说：“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包惠僧也回忆说：“陈独秀没回上海以前，书记由周佛海暂代。”由此可见，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周佛海确实代理过中央局书记一职。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即蓝衣社）。周佛海于1938年9月与汪精卫投靠日本。但周佛海在1943年就已被戴笠吸收进入军统，成为国民党政府在汪伪政权中重要卧底。

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在杨淑慧的奔走以及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说服下，1947年3月26日，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的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身份，发表《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下令对他特赦。其公馆作为伪产被接收，改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招待所。

周佛海逃脱一死，喜出望外，但庆幸之余，惦量一下“终身监禁”的份量，想起将要在监狱里打发未了的岁月，窗外秋风萧瑟，黄叶遍地，周佛海挥笔写就《忆西流湾故居四首》：“暮蔼苍茫夕照斜，饮烟缕缕万人家。四围山色红如血，独立高楼看晚霞。”“青草池塘绿柳堤，淡烟漠漠草萋萋。庭花也改人非旧，故向东风怨别离。”“柳映池塘竹映窗，月华依旧白如霜。深宵步月人何在？空负残花院角香。”“月明人静柳丝垂，彻耳蛙声仍旧时。底事连宵鸣不住，伤心欲唤主人归。”
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2月28日，在一阵哀号之后，周佛海口鼻流血，毙命于老虎桥监狱。尸体草草葬于汤山的永安公墓。

粟裕大将是1920年走出湘西的。
粟裕，1907年8月10日出生，侗族。粟裕出生于会同（唐贞观八年析龙标县置朗溪县，属巫州；宋崇宁元年（1102年）置三江县，次年改名会同县，属靖州）。伏龙乡枫木树脚村一个侗族家庭。粟裕家田多劳少，雇请了一个名叫阿陀的穷人作帮工。阿陀年过四旬，为人憨厚。粟裕与他虽年龄悬殊，就像一对形影不离的知心朋友。每到假期，粟裕不是帮他十活，就是和他一起逗乐。阿陀用烂瓷杯底做模子，灌进泥土做成棋子，和粟裕一起下棋;或用树枝做成弹弓枪，把癫蛤蟆挂在树上当活靶，和粟裕一起练瞄准;阿陀上山摘茶子，怕他一个人太孤单，粟裕总是和他做伴。粟裕亲切地称他为‘陀叔”。陀叔教了他许多做人的道理，

    @傅家洲 2018-05-26 00:01:42
    贺龙也是湘西的，不能划了个张家界搞旅游，就把桑植县划出湘西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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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龙在湘西是很有名的，对湘西影响也很大，后面专门有一章介绍红二、六军团及对红军长征的影响

    从小就爱锻炼身体，是粟裕的一大特点，单杠、双杠、跳高、跳远、游泳、打球样样都爱。为了训练腿功，天天练长跑。少年粟裕深深懂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道理。他需要一双脚丈量自己的漫长人生之路。因此，粟裕从小就练成了一双铁脚板和飞毛腿。


    1940年春，时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的粟裕将军

    @ty_行者无疆921 2018-05-26 10:20:21
    所谓湘西，既有地理意义上的湘西，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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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赞同，从本文也可以看出，湘西的历史地理范畴是在不断变换的，黔东南、鄂西、川东（今渝东）历史上都曾是湘西的一部分（如为湖广西部、辰沅道的一部分），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一直保留着共同文化习俗，无论行政区划怎么变。

粟裕在学习上是个不满足的人，他讨厌封闭式的学习环境，总想远走高飞，到外而的大世界去十一番事来，时刻盼望这个机会到来。1920年下半年，县里要招几名学生到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参加正式考试。粟裕报名应试被择优录取。可是父母不同意，他好说歹说，苦苦哀求，父亲高低不让他外出。粟裕又央求亲戚朋友劝说父亲，也是无济于事。粟裕无望，便于次年1月8日不辞而别，逃离家门。父亲发觉儿子失踪，心急如焚，忙命人四处寻找，结果杳无消息。三天后，父亲收到粟裕的来信。信上说:我因盘缠用尽，哲时滞留洪江，如果父亲答应给我去常德的路费，我就马上同家。”父亲立即去信说:叹要你同来，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粟裕从洪江同到会同，在离家十里的朋友家住下，又给父亲写了一信，说:叮尚若父亲反悔，我就讨米去常德读书。”父亲见儿子铁了心肠，料难劝阻，又因母亲转变观念，终于开恩，便筹了几十块大洋，为儿子作盘缠和学费。几天后，年仅14岁的粟裕独身一人，告别家乡和父母，踏上了去常德的千里征途。1925年，粟裕报考了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录取。1926年，粟裕在常德湖南第二男子师范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从事学生运动。1927年，他参加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这一去粟裕就再也没回去。粟裕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进入井冈山，参加历次反“会剿”和全部五次反“围剿”战争。长征时留在南方组织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期间，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副指挥。1941年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后兼第六师师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华东野战军副司令、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建国后粟裕将军他曾三次计划回乡，都因种种原因而最终未能成行。1951年，他曾动过回家的念头。他的部下了解情况后向他汇报，由于当时湘西匪患尚未彻底剿除，必须派一个加强连护送才有保障，将军深思之后，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工作，放下了这一念头。1958年，粟裕出差到了长沙，又一次打听能否回家的事，在长沙，他非常高兴地接见了当时正在省里开会的会同县领导，但为了不影响家乡的“大跃进”，他又一次放弃了返乡的念头。
1981年，将军已经74岁高龄，身体状况不太好了。住院期间，将军躺在病床上，思乡之心尤为迫切，向医院提出了出院返乡的请求。上级组织与医院反复研究，认为粟裕将军的身体不适合远行，并把他的想法和当时的身体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派专人到医院看望粟裕，并决定派粟裕的老部下张震将军，以及秘书等人代他回乡省亲。他们在枫木村故居拍了不少照片，还特别拍下了屋后那几株古枫的高大身姿。返京后，将所拍照片及乡亲们赠送的冬笋、腊肉、蜜饯等土特产呈送到将军的病榻前。将军看着故居的照片，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与粟裕一样，滕代远也是从湘西出去读书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
滕代远，苗族，麻阳县人。1923年秋考取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从此开始了革命家的生涯。1924年入团，1925年入党。开始任中共长沙近郊区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醴陵县委书记、湘东特委书记、湘鄂赣边特委书记。1928年7月22日，同彭德怀一起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创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下辖一、四、七共三个团，两千五百多人。彭德怀为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

滕代远（1904—1974），湘西麻阳县人，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任中央军委参谋长。1942年任八路军参谋长。1948年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建国后任铁道部部长。

    1928年12月10日，滕代远与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部队800余人抵达宁冈砻市、新城，与红四军主力胜利会师。
    1929年年的井冈山，漫山遍野被大雪覆盖，天气异常寒冷，数九寒天，红军战士还是单衣裹身，凛冽寒风，刺人心肺。1月27日敌人向井冈山发起总攻，湘军以两个师兵力用大炮重点进攻黄洋界（这是继五个月前，红四军在此取得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的第二次战斗）和八面山。滕代远在战壕里号召：全体干部、共产党员和战士，一定要发扬革命精神，坚守阵地，决不能让敌人罪恶计划得逞！井冈山父老乡亲和四军兄弟们在期待我们守山的胜利消息！阵地上立即爆发出战士们“誓死保卫井冈山”的口号声。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遍布全国，代远的故乡也是血雨腥风，外面不断谣传龙兆(代远乳名)牺牲了,父母逢年过节总是呼唤着儿子的乳名，焚香烧纸。

1938年4月初，一位同乡从外面回到家里，讲起了龙兆和他的部队都驻扎在延安，并托信邀父亲去延安。整整15年，突然得知儿子健在，父母喜出望外，匆匆当田卖牛，凑齐盘缠后，代远父亲便秘密上路前往，在沿途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终于来到当时革命中心延安，见到了久别的儿子滕代远。据代远父亲滕国权事后回忆，到延安的第二天父子才见面，代远自己掏钱叫警卫员买来一只母鸡，亲自动手，做熟了与老人一同进餐，并按照家乡的习俗，将鸡头、鸡尾、鸡腿劝给长辈，以示尊敬。打过一餐“牙祭”之后，父子俩便到大食堂吃饭，各吃各的,定额供应。组织上安排老人一日三餐吃大米，而代远和其他八路军将士一起吃粗杂粮。老人家在延安住了二十几天，因为在家忙农活忙惯了，突然无事可做不习惯，要求回麻阳老家。当时代远没有钱，仅将身上的4张五角纸币和一个红色锁口布袋送给老人家。毛听说老人家要回家，赠送十块光洋作路费，还送了一件旧狐皮袍子。到了家里，一些邻里乡亲纷纷围上来问：“您老的儿子在外面当大官，这次回来一定发财了”。老人家调侃地说：“发什么财，穷光蛋一个，没吃，没穿，没钱用，还不如咱乡下老百姓一日三餐稀粥烂饭，快快活活过日子。”嘴上虽这么讲，但老人的脸上却洋溢着自豪的神情。

    后来同时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将领的还有朱昭观，号丹波，苗族，1903年生于凤凰县镇筸镇。辛亥革命前夕，朱昭观刚好7岁，发蒙进了私塾，。1915年，朱昭观进入凤凰县立高小读书，14岁改文学武，获家里同意，16岁时便考入贵州讲武学校。其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他投入到这场民主革命活动中，并在粤军四支队敢死队工作，嗣后改充粤军二师参谋。


    朱早观，号丹波，1903年生于凤凰县镇筸镇，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

1924年，朱昭观重返广东，经林伯渠介绍，与湖南醴陵来的李明灏一起，第二次参加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程潜所主持的军政部讲武堂教官，李明灏任该校教务长。其时，朱昭观还担任攻鄂军总司令部主任副官、东征第三纵队主任参谋。嗣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军部干部团长、中央直辖独立三师旅长、师参谋长等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发动政变，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代替了北洋军阀。朱昭观面临如此险境，随即潜回凤凰苗乡。正在筹建湘西13县自治的陈渠珍，探知朱昭观返梓，便送去筹备会副主任、负责办军官学校两顶“乌纱帽”。蒋介石政府以为朱确属“暴徒”、“危险分子”，必欲得而杀之方能甘心。朱昭观不能坐以待毙，故而又远走他乡，流浪在京津一带，靠与旧北洋军阀卢金山的私谊，解决暂时的温饱。

朱昭观到京津一带流浪，北伐队伍里容不了他，蒋介石正在通缉他，朱德、贺龙、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却错过了时机。
由于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身体的宿疾未愈，朱昭观不得不再次回到湘西。他静坐下夹，作一番心理上的调理。朱昭观千方百计与朱德、林伯渠等同志取得联系，把自己极想归依革命，不知能否容纳他参加的顾虑说出来。几经周折，他终于秘密地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朱昭观日夜兼程，奔赴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指挥指示的地方——太行山区。

1937年10月，朱早观(现在他正式改用这个名字)到达了目的地。他参加了八路军，被委以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兼任总部随营干部学校军事教员。次年3月份赴太行山总部，任十八集团军干部教育科副科长，兼办训练班工作，1940年又改任十八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建国初期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1955年8月20日在北京病逝，终年52岁。

    怎么洗脸？——民国年间对苗民习俗和文化的干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中国需要集聚力量抗击外敌，一方面离不开对各少数民族的地理和资源优势的开发和利用，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培育国家意识，防备少数民族的分裂。基于此，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一场以汉族文化为蓝本的文化改造运动。湘西苗族地区自然被纳入了改造同化的对象。
    国民政府在湘西的文化同化运动包括风俗调查、新生活运动、国民教育等内容，前后持续了近二十年，对湘西苗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风俗调查和新生活运动。1929年12月，内政部制订了“土司调查表”及“现在盟旗及其他特殊组织调查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在湘西苗族地区，1931年7月，湖南省政府民政厅委托和济印刷公司代印了《湖南各县调查笔记》，其中就记载有湘西凤凰和湖南其它地区苗族、瑶族的源流变迁、支系区别、语言风俗等。1933年又编印了《湖南全省社会调查》，其中的《民情风俗》篇，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苗族的风俗情况，包括“苗区”、“苗疆”考，“苗姓”、“生活”、“教育”、“耕作”、“婚嫁”、“丧葬”和“祭祀”等内容。

1929年在保靖县政府4、5月份的《政治工作报告表》记载有:“县长范金于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出巡至夯沙坪(苗区)”，认为“县属七乡多苗摇，风俗急待研究改良”。随后县政府下文:“禁止苗语”，“责令该乡主任、保董提倡汉语，禁止苗语”；“禁止苗俗”，“如从前之唱歌成婚、妇女招夫，概行明令禁止。 8月，保靖县政府成立“苗民风土生活情形研究会”。9月，又规定禁止唱歌成婚，“人死后浅土埋葬”等习俗。而在“十一月政治报告”中又称，遵照湖南省民政厅命令，“取缔奇装异服”，禁止捆帕，“苗俗之花彩衣缘”等亦“从严禁止”。

1934年2月，蒋介石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要求以“礼义廉耻”为宗旨，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定”为标准，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新生活运动实是以儒家道德风尚整伤全国，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同化提供了标准和方向。
1936年前后，湖南省政府又进行过一次苗族状况调查，委任石启贵为省参议，专事湘西土著民族的考察工作，调查区域包括保靖、古丈、乾城、永绥、凤凰、沪溪等27县的苗族、瑶族和侗族地区。调查内容包括“每年宗教上重要集会”、“有无自卫组织及其武器”、“本族内或与汉族发生纠纷如何解决”和“特殊习俗”等五个方面。

    在对苗族风俗民情的调查了解基础上，在新生活运动的鼓动下，湘西的地方政府对苗族的风俗进行直接干预。1935年，保靖县县长李华汉再次下文，要“改革苗民风俗”，认为“属县苗民，习尚野蛮”，“函应”改良。1941年，凤凰县政府通过《第二届全县行政会议决议案》，其中“汉、苗同化案”规定今后“如再有戴金银首饰者，概行没收之;衣裳仍滚花边条，鞋面绣花者，即予扯去;包头习惯逐渐劝导，改为便帽”等。
    国民政府的倡议很快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认同和响应，他们以新生活运动的标准为参照，来检视苗族的生活陋俗，呼吁进行改良。例如，当时就有人就罗列了西南苗民不注意卫生的多种表现:
    苗人卫生，向来不知注意，死亡率也因之而高，此由于知识太简，不知卫生为何物之所致……

    他们关注到苗人的洗脸洗脚洗衣洗碗等细节，认为苗人洗脸不认真，洗脸水太少等，他们指出：
    苗族衣服，无季节之别，每着一件，必至槛褛不能适时，甚至此件衣服多年无换洗刷者。
    苗人洗脸甚为简单，水亦甚少，不能尽除污物，洗盟器皿，多为一长木槽，且此木槽除洗盟之外，尚用以喂犬，有碍于卫生者甚大，望负责各地苗人教育者，对此，务须加以彻底改判。
    苗人煮水洗足甚难，非有客至难用热水，因苗人多为农户，农事毕，即在外面河水洗净，然后回家。
    苗的碗筷，常缺洗刷，即用以食，筷子亦不修齐，便使用…

民国二十三年的湘西苗族家庭石启贵摄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针对当时苗民的生活习俗提出改进建议:“衣的方面，改良栽麻及纺织方法，使大家有适当的衣服穿，而式样亦当仿汉人者改良;食的方面，改良种子，改良家畜，增加副产业，使有适当的饭吃;住的方面，改良人畜同居、修窗等，以讲究一般住的卫生为原则;行的方面，实行模范村制度，派员往各村宣传，使大家明了其意义，如五年后成绩特别优良者，予以奖励，在此五年内本村寨到他村寨之道路，由各村自动修筑之。习俗方面，“不良风俗习惯，……一律取消，并实行改装，取缔花衣服裙子，极力模仿汉人的优良风俗习惯。”

与其他苗族地区一样，民族学家盛襄子也提出了改革与治理湘西苗民生活习俗的举措，“应对苗民陋俗的改良特别注意，务使他们有爱整齐清洁的习惯，而不流于淫乱迷信的恶俗。”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等人在1936年向湖南省政府呈送的《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方案》中也提出类似改良苗民生活的建议，包括劝导苗民废止椎牛、椎猪等祭;劝导苗民学习汉语;劝导苗族废止婚丧不良习惯;劝导苗族废除不当娱乐。可见，在苗族地区实行改良运动，已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强烈意愿。

    这些知识分子的建议收效甚微，从苗民看来，有些指责以偏概全，如指责苗民洗脸用水太少，大概是指一些高山缺水地区，在一些有溪流的地区苗民经常就在溪水里洗脸，哪会水少？他们有些措施脱离了苗民的生活实际，如指责苗民换衣服太少，很多苗民由于贫困，只一两套衣服，当然很难换洗。他们将汉族文化视为其他民族的标向，表现出对苗族文化的歧视态度。


    民国二十三年乾城仙鎮營的苗族家庭，衣衫褴褛石启贵摄

当时的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对此感受深刻，他记述道:汉苗“同乡共里，情感不融，毗邻居处，漠不关心。是以便成苗汉不通婚，情理无往来。间有汉娶苗妇，情必特殊，实非正式婚姻可比。……平时言语，甚为歧视。凡见丑陋之物件，动辄以‘苗’为比拟。如粗碗粗筷，汉人谓之‘苗碗苗筷’。品貌不美，汉人谓之‘苗相苗形’。……一遇纠纷，概以‘苗’为冠词。……住所简陋，亦呼‘苗房’。衣裳臭汗，多称‘苗气’。……此种无端讽刺言语，在汉人视之，以为得意洋洋，兴高采烈。实则言此，胜于刀斧伤人，顿时大怒生心;比骂亲母尤愤。……汉人呼以骂人者，无非形容苗人身份低下，生活艰窘，知识愚拙。一切落后于汉人也。”

苗族风俗仍然沿袭。由于国家号召力较为有限，直至民国，湘西苗族文化变迁的步伐仍然缓慢，苗族风俗保存完整且极具个性，以至于当时人们对于湘西苗族文化还普遍保持着“落后”与“原始”的印象。

但是国民政府为了消除民族歧视，体现民族平还是做了积极地努力，关注了少数民族的一些诉求，要求改变对少数民族的蔑称。193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渝字四七0号训令”:
民国以来，国人复受敌方恶意宣传，在心理上已遗留本国内有若干不同民族之错误观念……即以西南边地同胞而论，竟有二百余种不同之名称。……若专为历史及科学研究便利起见，固不妨照广西省前例，将含有侮辱之名词，一律予以改订。而普通文告，及著作品、宣传品等，对于边疆同胞之谓，应以地域为区分，如内地人所称某某省、县人等……以尽量减少分化民族之称谓。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全国各地的官方文件、公开宣传品等，也开始使用“边地人民”、“边县人民”、“边民”、“边胞”等词，称呼分布于湘西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以此来强调中国民族的统一性，反对民族的割裂与分化。除将少数民族改称为“边民”、“边胞”等之外，在国民党政府的文件中，也常使用“土著民族”一词。例如，1939年10月13日，湖南省政府薛岳回复的电文称:“查湘西土著民族，为古三苗之裔，散处于乾城、凤凰、古丈、永绥、保靖等县之间，不下二十余万。"这里所称的“土著民族”，实际上是指湘西苗族。

国民政府为达到文化同化的目的，在湘西苗族地区大力推行国民教育。这也使得辛亥革命后被颠覆的清末苗疆教育体系得到部分恢复。1936年7月3日，在湖南省政府委员会第671次常务会议上，通过了石宏规、刘佛林、石启贵等人提交的《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方案》，并要求“交湘西苗防屯务处主办，并由义务教育项拨银三万元，办理苗疆义务教育及师资训练。……”同年11月，省教育厅在乾城县所里抚溪书院，创办了特区师资训练所，并以该所培养的师资，来设立苗区小学。1937年下期，在永绥、凤凰、乾城、保靖、沪溪、古丈、麻阳7县，开办短期小学96个班，专收苗族子弟。1939年，增办短期小学64个班，共16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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