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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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22页]

作者:ah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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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鼓脏”的争议——凌纯生、芮逸夫的湘西调查

    民国以来，特别是陈渠珍对湘西的统治期间，湘西苗疆与外隔绝的现象日趋强烈，国民政府对此地鞭长莫及。最早对这块地方发生兴趣的倒是民国的学术研究者。
    苗疆，作为历史上西南民族地区之泛称，这时在人们的想象与人文描述中总是呈现出一种谜一般的模糊图景。这是一片未知而蛮荒之地，充满着诸如放蛊、巫毒、瘴气肆虐的危险，恰如清人许家干在《苗疆闻见录》所述:“地多瘴病，夏秋为甚，霆雾沉檬，即天气晴明亦须巳、午时乃见天日，感其气者多患疟痢，俗有‘不起早，不吃饱，不洗澡’之说，客苗疆者恒戒之。”似乎这弥天的瘴病将整个苗疆遮蔽起来，阻隔着外界探询的视野，而进入此地则是一件需要莫大勇气的探险。

这个曾经“王化不及”、“苗蛮杂处”的区域也随着国家官员长期的经营，以及伴随着的文人探奇，使得外界对当地有一定的了解，但又模模糊糊的。诸如《苗防备览》、《平黔纪略》、《百苗图》等一系列史籍相继问世，依靠这些由地方官员和文人所进行的粗略记述，苗疆神秘的面纱仍在半开半合之中。可以说，清帝国晚期外界对苗疆的认知还是模糊朦胧的。
这一状况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在一般汉人心目中，苗疆仍还是一种谜。苗夷二字，仍还是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观念，对于他们有种种荒诞无稽的传说，甚至有许多不近人情的诬蔑。这谜一般的苗疆和苗民是对当时中国的疆域主权认定与国民范畴确立是不利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列强争夺与瓜分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资源的情况下，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从只求船坚炮利的自强运动中有了觉醒，感慨外人有“民族”能团结对外而中国则无。于是，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呼吁并以行动筹建自己的民族国家。由于历史上汉与非汉在血缘、文化与历史记忆上有许多交汇，满清帝国版图又及于蒙、藏、满洲与西南边疆，因此在全球各国争夺土地与自然资源的背景下，此国家内的“民族”包括清帝国治下所有的汉与非汉人群逐渐成为当时许多中国政学界领袖们的共识。

到了1930年代，民国已过了20个年头，尽管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已大致完成，但这个民族国家的构成主体———中华民族———其边缘与内涵尚不明确。中华民族之中，除了构成“五族共和”的汉、满、蒙、回、藏之外，究竟还有哪些民族？这些民族之中包括那些支系？邻近民族间的语言、文化边界究竟在何处？这些都需要深入且广泛地调查，以及用一套学问来厘清相关问题。
当时情况最复杂的是西南与南方边疆。这儿的湘、桂、黔、云、川等地有广大的被泛称为“苗”的人群，然而其中显然包括许多语言、文化有异的人群；在部分地区又因为汉化效应，所谓的“苗”看来与汉人并无区别。因此，究竟哪些是“苗族”哪些是其它民族（包括汉族）亟待厘清。甚至于，是否要在南方与西南识别各个非汉民族，或者便鼓励汉化在此持续下去，无须在此区别苗或其他民族，这些当时都在争议之中。凌纯声、芮逸夫等人，便是在此情境下到湘西进行有关民族文化的田野考察。

这次调查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的，该所成立于1928年。往后十余年中﹐它网罗及培育出许多当时中国顶尖的知识精英。历史学界的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徐中舒﹐考古学的李济﹑梁思永﹑夏鼐﹑石璋如﹐甲骨学研究的董作宾﹑胡厚宣﹐语言学界的赵元任﹑罗常培﹐体质学方面的吴定良﹑陶云逵﹐民族学的凌纯声﹑杨承志﹑芮逸夫﹑马学良﹑马长寿等等﹐这些经常被誉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各学科领域开创者之学者们﹐皆出于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3年5月1日，凌、芮两位先生与负责摄影、测绘的技术员勇士衡由南京出发，溯江而上，经武汉、长沙、泸溪等地而抵湘西。他们在凤凰、乾城、永绥进行苗族社会文化调查，于当年8月1日返回南京。算来他们实际在凤凰等地的时间约50日。他们的工作安排得十分紧凑，几个人分工进行。凌纯声负责调查地理环境、生活习俗、鼓舞等，芮逸夫负责搜集歌谣、故事及语言数据，勇士衡负责照相、摄制影片及绘图。此外，他们得到许多本地人士的帮忙。特别是吴文祥、吴良佐、石启贵等人，一直陪同凌、芮进行田野考察，随时提供自己所知。

芮逸夫，江苏省溧阳人。东南大学毕业。后赴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耶鲁大学研修人类学。

凌纯声（1902～1981），字民复，号润生。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音乐家。

凌纯声、芮逸夫二人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又在教育部任职，来湘西调查之前，在学术界和政界，已享有盛名。1933年他们二人受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委派来湘西开垦民族学处女地。凌、芮二人肩负中央政府对苗族调查研究的官方使命。石启贵就是由当时县政府部门安排担任凌、芮二人助手的。在当时“官本位”思想盛行的中国，凌、芮二人在老百姓眼里俨然是中央派到地方考察民情的大员。在考察过程中，他们无时无刻得到地方政府的特殊保护。由于当时湘西匪患猖獗，苗民“野蛮霸道”，湘西王陈渠珍还专门派有士兵跟随凌、芮一行进行调查，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

調查人員摄于湘西照片（前排中为凌純声、前排左四为芮逸夫、左一为勇士衡。)

如1933年6月的一天，湘西凤凰县的鸭保寨突然热闹起来。寨民们早在几天前便接获县府指示，忙着杀鸡宰羊，准备各项节目以飨贵客。近午时，鞭炮锣鼓响起，一行十余顶的软轿、滑竿，以及骑马者、步行者，鱼贯进入寨门。来客中有陆军新编34师的师部参谋、独立旅副旅长，有34师屯政处副处长、科长，以及凤凰县府秘书等军政人员十余人，以及他们带来的文武随从。更让寨民们感到稀奇的是主客，三位来自“中央”的官员，据说是来自“中央研究院”的凌先生、芮先生与勇先生。这是早期他们这次民族考察过程中的一个场景。

    湘西调查组深入湘西苗寨，留下了许多当时湘西苗疆的影像，上图为苗族妇女盛装图片，下图为日常着装图片，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勇士衡摄于永绥高岩村

    在这段时间内，他们考察了凤凰县的总兵营、新寨、鸭保寨，永绥县的大龙洞、高岩河，与乾城县的大新寨等地。他们所到之地皆得到地方政府、军方的接待与协助。在地方人士的安排带领下，他们观察村寨环境与聚落，人们的生活习俗，并观看各种文化活动。


    苗族女子鼓舞队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勇士衡摄于乾城

    观看表演的观众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勇士衡摄于乾城大新寨

    山间道路难行且匪患多，他们又携带不少摄影、照相及测量器材，因此沿途除了有石启贵等人全程伴随外，他们还有当地政府及军方人员的陪同保护。由他们所摄照片及中研院所保存的公文书看来，凌与芮等人在此地经常乘轿及滑杆，加上陪同的本地士绅、军人及地方政要，一行人所到之处颇引起骚动，他们的举止行为也十分受瞩目。如有几张照片主题为荡秋千，影像内容为几个苗族男女在竹制的大秋千架上摆荡，许多民众站在一旁。然而照片里这些民众的眼光大多并非放在荡秋千者身上，而是聚焦在摄影者身上———显然让他们聚集围观的是这些外来者及其先进摄影器材。

市集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勇士衡摄于凤凰新寨

因各种因素，此次调查的成果《湘西苗族考察报告》直至1939年才整理完稿，又因战乱推延至1941年方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考察报告共有12章，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族群背景介绍，其中第1,2章以史地考证方式论述了苗族名称的递变、地理分布，第3、第4章则基于实地观察之结果介绍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经济生活;第二部分为社会文化的记录，以8章的重头篇幅逐一介绍了苗疆的家族及婚丧习俗、政治制度、屯田、巫术与宗教、鼓舞与游技、故事、歌谣、语言。作为一本民族志，该书所体现的“重资料、轻评论”之研究风格，正是当时以中研院史语所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南派”的一大特点。
由凌纯声和芮逸夫这两位任职于国立“中央研究院”的中国民族学家合著的湘西苗族民族志，反映了一种现代西方人类学范式在20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凌纯声和苗逸夫的田野考察只能算得上是“普查式的”而非“精深的”，因为他们在短短三个月的调查中跨越了三个县的广阔区域，而不是限定在一个小社区长时间开展工作。因此，他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少数主要咨询人以及在田野考察结束后继续由助手收集的相关资料。他们的民族志涵盖了调查对象生活的众多领域，比如“地理位置”、“经济生活”、“家庭、婚姻与生命周期仪式”、“政治组织”、“宗教与巫术”、“舞蹈与游戏”、“口头文学”、“语言”，等等。

凌纯声和芮逸夫从汉文历史文献中梳理苗族的谱系，并分别对苗人在西南中国和东南亚大陆的族群分布状况进行划分，从而界定何为苗族。按照西方己确立的语言学分类，中国西南地区土著被划分为四个语族:苗瑶、藏缅、泰掸、孟高缅。在此基础上，作者以“狭义”的观点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称为“苗族”，指的是上述众多族群中之一种，有别于汉文历史文献习惯上将这些族群笼统地归入“广义”的“苗族”范畴。
凭借古典汉语历史训估学的扎实功底，他们加入了追溯上古神话时代苗族谱系的纷杂论争。凌纯声和芮逸夫沿用20世纪初期章炳麟提出的一种学说，反对将公元前220年以前上古文献中的“苗”与公元960年以后文献中的“苗”所指的族群等同而论。

凌纯声和芮逸夫还强调了湘西苗人的“汉化”，作者在田野中所见与历史文献中所呈现出经济活动、饮食习惯、婚丧习俗;作者在湘西所见与在其他地区所见关于苗族服饰的比较;在宗教、游技、民间故事等方面作者所认为何者为“苗族”与何者为“汉族”之间的比较，将湘西苗人论述为一个处在被先进的汉人文化同化过程之中，却又界限清晰的族群。

    但是凌纯声、芮逸夫这次调查在当地苗族的知识界也引起了很多不满和非议。
    为展现民族“和谐”，地方官员在交谈中尽量回避民族矛盾，还有计划地安排凌、芮一行进行实地调查，这样也就很容易掩盖行为事实的真相，忽视苗疆人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凌、芮二人每到一处，看到的应该是苗民“祥和”、“稳定”的表象。地方官员的“为官之道”，现今的中国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当老百姓一看到荷枪实弹的士兵，应该连说话的底气都不足，更不要说轻松交谈，吐露心声了，也就难怪凌、芮二人的著述里更多的是关注苗族文化事实，而极少反映苗民的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了。


    湘西调查团一行在路上勇士衡民国二十二年六月摄于往凤凰途中

湘西苗族的知识界对凌纯声、芮逸夫对苗疆苗民记录中体现出来的探奇行为表示了不满。在凌、芮考察结束后，控告凌、芮之函由“湖南苗族代表彭天放”领头署名，同时在此函上署名的还有“浙江獠族、广东黎族、云南苗族、广西猺族、四川蛮族、贵州苗族”等代表各一人。当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告以此事，并将彭天放等人的控诉信附上，请该院“存察”。蔡元培在覆函中，附上凌纯声等人对此事的答辩书，控告凌、芮等人“以苗俗古陋，多方采集，制成影片，以为谈笑之资、娱乐之具、谋利之用也”，并控以三大罪状：“勒逼苗民杀牛祀神”、“逼索良家妇女打花鼓，肆淫乐，不从者鞭鞑之后，罚款随之”、“勒派夫役，供彼驱策”。

    凌、芮对这些指控都进行了解释。
    凌纯声、芮逸夫先生认为湘西鼓舞是苗族原生文化中值得记录的部分：“湘西苗族的文化虽较落后，然在其保存的原始文化中，并非一无可取。如鼓舞、技击等，都有保存的价值，而尤以鼓舞最能引人注意……”虽然湘西苗族鼓舞很有记录价值，但是“近年以来，地方政府屡次出示严禁苗中淫祀，因此跳鼓藏一类的鼓舞，已不常举行。而苗中稍受教育所谓有识之士，谈及他们的鼓舞，常引为奇耻大辱，以为是暴露他们野蛮的特征。数十年后，这种可以表示民族性的鼓舞，恐将消灭，兹将调查所得，详述如下……”


    男子三人鼓舞表演勇士衡民国二十二年六月摄于凤凰新寨

从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凌纯声、芮逸夫也意识到鼓舞在湘西已经过时，而且还被认为是有损民族形象的活动，但是他们坚持认为鼓舞习俗是体现苗族精神之物，所以尽管这类文化行为已经过时，凌纯声、芮逸夫仍不遗余力地占用很多篇幅，把湘西鼓舞划分为单人舞、双人舞；槌舞、拳舞两种分类，并且图文并茂的依次展示了22 种槌舞、8 种拳舞的舞姿、舞步。这样浓厚的民族文化探奇色彩为我们认识苗族文化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因此饱受后来学者的批判。

凌纯声、芮逸夫秉着“求真”的研究动机于政局混乱之时，在湘西采取了重点关注苗族文化的调查行动，凌纯声、芮逸夫极富探奇色彩的实地调查引发了湘西苗族精英的不满，一方面部分民族精英向蒙藏委员会致函，指责凌纯声、芮逸夫：“以苗俗古陋，多方采集，制成影片，以为谈笑之资、娱乐之具、谋利之用”，转而状告并传达到了蒋介石那里，后蒋介石责令凌纯声等人汇报事情原委，凌纯声则声明：“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欲知苗族生活之真相，非借标本影片不足以表现。多方采购标本及摄制影片，正所以求其真，而保存其文化之特质也……”凌纯声针对苗族民众的不满，解释了制作影片等手段的目的，至于他们在制作影片和调查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关注倾向则是深深隐藏于此目的之下。

苗人打秋勇士衡摄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

而对称寨民打花鼓表演，为绥靖处、陆军34师屯政处、乾城县政府等单位安排，他们只是受邀参观而已，并在表演后皆给予本地人酬赏。沿途交通所雇轿，皆付钱请当地轿行安排。除了否认指控数点外，并称由凤凰出发陪同他们前往各地的，有陆军新编34师师部参谋、独立旅副旅长、屯政处副处长、科长与凤凰县府秘书等等，以此说明他们不可能勒逼、鞭挞百姓。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质疑和问题，不能否认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不仅填补了学界此前对苗族研究的空白，而且丰富了国人对苗族的认识。实践证明，凌、芮二人的调查研究为民国政府认知和构建边疆和族别添砖加瓦，还为后人对苗族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和依据。

    觉醒——石启贵对湘西苗族权利的抗争

    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加深了外界对苗疆的认识，而且加深了苗民对自己的认识，这方面走得更远的是另一位苗族知识分子——石启贵。
    1933年凌纯声和芮逸夫到达湘西，石启贵为研究助理之一，而且是助手当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在离开湘西后又继续委聘他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补充研究员”，从而将石启贵引入了民族学研究。经过多年的田野考察，石启贵在之后的多年间撰写了大量关于当地苗人文化各个方面的著作。

石启贵（1896-1959），湘西吉首乾州人，苗族。湘西早期民族学家、苗族教育家、政治家。

石启贵的祖辈是乾嘉苗乱时的难民，他们逃难到乾州附近的一个清军屯防点仙子营定居下来务农为生。石启贵12岁读私塾，民国初年(1912年)，他进入乾州一所新开办的公立小学开始接受现代教育。毕业之后，由于父亲去世他被迫休学，后来在岳父的资助下，他得以离开湘西远赴省城的一所公立中学学习。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后，他又考入湖南群治法政大学继续深造。
大学毕业后，石启贵典当了自家的水田筹集旅费前往当时的国都南京，再到其他大城市，如上海、武汉等地游历半年，然后把照相、纺织、养蚕、改良稻种等设备和技术带同湘西。从1926年开始，他在当地山区着手进行公共发展计划，组建了“乾城县苗民文化经济改进委员会”，同时担任中学教师。

所以石启贵涉足民族研究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在凌、芮二人离开之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与凌、芮二人较高的社会地位不同，石启贵生在湘西、长在湘西，从小务农，生活艰苦，深切感受到苗民备受歧视, 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由于当时湘西地区匪患猖撅,社会极不安宁,加上缺少地方政府的安全保护，石启贵的实地调查，比凌、芮二人的调查要困难得多，艰苦得多。石启贵下乡调查有时一天要翻山越岭步行七、八十里, 途中常遇危险, 甚至还要被搜查捆绑。石启贵脚穿草鞋，手持竹杖，顶风冒雨，走遍湘西乾州（今吉首）、永绥（今花垣）、古丈、保靖，贵州省的松桃、铜仁县的一些地方。他的足迹遍布湘西和黔东的曲径小道。他为“求明了真相，考察时待人诚恳，查询无遗”；他“遍访边民悉苗情”，常和苗家老人促膝长谈，共枕而眠；苗民有难处他热情相助。他到县府、乡府找官绅苗王，拜访寨王，诚心诚意向他们求教。正是因为石启贵的平民身份，因此他在调查苗情、记录苗俗的过程中，对民族权利、苗乡建设投入更大的关怀。

石启贵夫人

    石启贵的调查和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侧重民俗探奇不同，他更多的关注湘西苗民的民生和日常生活，所以在他的镜头下我们较少看到民俗的表演，而更多展示了湘西社会的风貌和人民的实际生活。


    犁田石启贵摄于民国二十三年

男妇老幼結伴去採山石启贵摄

打渔石启贵摄于民国二十三年

田头石启贵摄于民国二十三年

湘西苗族家庭石启贵摄于民国二十三年

抬嫁妆石启贵摄于民国二十二年

石启贵1940年写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初稿，并最终形成《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充分彰显了他对本民族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建设等多方面的关注。苗族历史、地理概括、经济生产、歌谣、语言等都得以很详细的记述，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凌纯声、芮逸夫调查的缺憾。石启贵不仅记述了土靛染法、纺织绣剪等手工艺，而且还详细描述了烟酒生产、榨碾碓磨等经济生产活动，细化了凌纯声、芮逸夫在此方面粗线条的调查。
石启贵民族志中涉及到苗族的政治司法、教育卫体、诗赋词章、苗疆建设等内容，这些内容在凌纯声、芮逸夫的民族志中是没有的。政治司法方面，石启贵认为苗胞在政治上缺乏权利，例如：“……查湘西数十万苗民，于此机关，殆无一人参加会议”；“ ……遍查省内各机关团体中公务人员，多系汉人，未闻有一位苗民任职其间”；“地方遇有县行政之扩大会议时，执政长官，漠视苗民……”，“……没有特殊权利享受，往往不达苗人身上也”，与苗胞缺乏政治权利同时还有汉族对苗胞的歧视，诸如“苗碗苗筷”、“苗相苗行”、“苗房”、“苗气”、“苗音”等轻视性称呼，大声疾呼应废除。

石启贵并不像凌纯生、芮逸夫将苗族人的自称“苗”作为研究对象的称呼，而是用“土著民族”。这有着深刻的政治用意。“仡佬苗”、“土蛮苗”，即今天的伦佬族和土家族，他们都被凌纯声和芮逸夫排除在狭义的“苗族”之外。石启贵认为，西南地区的非汉族群有着共同的祖先，尽管他们在后来不断的繁衍和流布过程中分化为不同的族名。用石启贵的话来说，他们“族同名异，皆为一族”。在1940年的报告题目中，他使用“土著”这个术语来指谓湘西苗人，不像同期凌纯声和苗逸夫在专著标题中使用“苗族”一词。凌纯声和苗逸夫专注于如何为他们的话语建构寻找到“苗族”的一个稳定的、边界清晰的定义，而石启贵或许更关注相对于其他被认可的少数民族而言，“土民”类别的政治代表权。他在请愿书中替湘西苗人争取“土民”的权利。
1939年以后，“土著民族”、“边民”、“边胞”是被国民政府的官方文件和公开宣传品广泛使用的词汇，指除汉、满、蒙、回、藏民族之外，分布于西南数省的苗、瑶、彝等民族。此时，国民政府看似已经承认西南地区存在不同于“五族”的第六民族，实质上仍然没有抛弃同化西南少数民族的既定政策。石启贵选用“土著民族”显然是顺应这一形势的要求，更是为他后来上书请愿为湘西苗族争取“代表权”提供方便。

石启贵还在争取少数民族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文化的建设上做了很多事。
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直接影响了石启贵。辛亥革命胜利后, 虽然明文规定, 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 主张民族平等, 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 只宣布“ 汉、满、蒙、回、藏” 五族共和, 把五族以外的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统统置之于化外, 不予承认。1937 年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最初公布只有蒙、藏等族有240 名指定代表，而对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则一个名额都没有。后来石启贵受众多苗胞之托写信反映此时给国民政府，“苗民历受政治经济压迫，五千年来不堪言状，以无人代表参政之原因，故得不到均等享受之利益。”这其实是体现了当时的少数民族政策，民国时期只把蒙、藏等民族直接纳入统辖范围之内，赋予相应的政治权利，而对于苗族等少数民族则是由于缺乏政治权利而政治经济利益受损。石启贵这一主动为苗族谋求参政议政权利和政治诉求。

在古丈县政府门口合影的军人民国二十二年石启贵摄

石启贵更为根本的政治动机是为苗人争取在民国政权所策划的国民大会中的代表名额。1937年他递交的请愿书促使当局在国民大会草案中设立10个“土民”名额给予未被认可的族群，虽然相对于4个被认可的少数民族—蒙、藏、同、满所拥有的240个名额，这些民族的代表名额仍然远远不够。随后他再次请愿，要求将湖南省“土民”的唯一一个代表名额分配给湘西苗人，此举起了作用使得他本人在1946年被委派为该名额的代表。石启贵在他的文本中批评了民国政权鼓吹只包括汉、满、蒙、同、藏的“五族共和”主张，并要求将政治代表权推广到苗族。但他对“苗”这一术语的使用却是含混的，而不像凌纯声和芮逸夫那样去界定狭义的“苗族”。有时，他用“苗族”来笼统指谓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所有非汉人群。即便是用狭义的“苗族”来指谓湘西苗人时，除了“青苗”、“花苗”、“黑苗”。

石启贵还积极力求恢复被摧毁湘西教育体制。从清朝初年开始，湘西地区逐渐开办了一些公立学校和私立书院。乾嘉苗民起义之后，这些教育设施针对苗人而大规模扩展，以“屯租”制度为财政来源。政府在整个地区的153所学校中专门为苗人儿童开办了70所学校，同时，向边远苗族地区的教师支付更高的薪酬，并为书院的苗族学生提供额外的生活补贴。清政府还为苗人考生设置了专门的科举名额，他们可以获得到省城参加会试和进京参加更高级别考试的车船补贴。从18世纪初苗民起义结束到清朝末年废除科举考试为止，共有70名苗人考生考中举人，其中许多人还在地方政府中任职。民国之初的几十年间，地方小军阀混战不休，湘西教育体制被摧毁。
1936年春夏问，苗族知识分了石宏规、石启贵、龙辑五、龙达三代表湘西苗疆五县苗民，白发地向湖南省政府提出《湘西苗民经济建设方案》。这是近代苗族知识分了在民族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首次探索。省府第671次常会审议决定:“由义务教育经费下拨银三万元，办理苗疆义务教育及师资训练;在合作经费项下，拨银五千元，办理苗疆低利贷。由此，湘西苗疆最高学府特区师资训练所建立。此举引发的另一个可喜结果是:石启贵被省教育厅任命为“湘西苗族教育劝导员”。所谓劝导员就是一个沟通者的角色，虽然只局限在教育领域，但它作为民族合法沟通渠道之始的意义不容忽视。

湘西的乡绅们石启贵摄于民国二十三年

1936年5月5日，国民党立法院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国民大会“蒙古西藏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立法委员“蒙古、西藏各8人”，西南少数民族无代表名额。湘西苗族知识分了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1937年，石启贵受推举，写信给国民政府，要求“指定土额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后蒙内政部批示。认为有充分理由，据呈函转国大代表选举总所核办”。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原定当年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延期，此事也随之搁置下来。
1937年年中，由西南地区三十多位土司推选出的两位代表正式前往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政府修订对该地区的统治政策。四川这两位请愿者声称代表“彝苗”族类所涵盖的所有西南土著民众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土著民众参与选举国民大会代表的权利，成立中央专门机构和地方政府部门来处理当地事务，以及增加对土著民众的教育资源投入等等。他们受到许多政府部门首脑的欢迎，公众媒体也对此次上访进行了大肆报道。但最后，他们提出的大多数要求都被否决了，包括土著民众参选国民大会代表和参与政府管理的权利。

这两位“彝苗”领袖提出的要求基本上表达了云南和贵州西部土著领主的政治诉求。他们二人虽然没有完成使命，但其请愿之行或许促成了其后湘西苗人石启贵的功绩。石启贵的请愿书被认为是成功地说服了政府在己被认可的几个少数民族之外，再分配一个代表名额给被划归“土民”的众多族群。然而湘西苗族并没有得到分配给湖南省的那唯一的一个“土民”名额，理由是他们太“汉化”了。
1940年，在写完《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后，石启贵再次请愿并提交了报告中的一个部分来论证苗族有资格获得该名额。在请愿书中，他援引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的两位汉族民族学家—凌纯声和芮逸夫于1933年对湘西苗族所做的田野调查，并请求两位学者为他提供证词。终于，政府在1946年将该名额授予当地

在当今中国，“苗族”这一名称作为55个少数民族类别之一，指的是一个包括至少七百万成员的社群(1992年人口普查)。他们聚居分布于8个省区，在语言、习俗、经济模式以及其他方面各不相同。今天苗族的民族边界划分，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成立后不久推行的民族识别国家工程的结果。该项民族识别工程极大地推动了旨在将少数族群纳入国族政治体制的少数民族制度的建立。
在界定少数民族时，政府提出了一些基本前提，特别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项原则—地域分布、经济、语言、文化的同一性，同时也参考历史文献以追溯某些特殊少数族群的谱系。然而，苗族的情况似乎打破了所有的标准:不同苗族群体之问的多样性违背了斯大林的“同一性原则”;历史文献中关于苗人的族别有着十分繁杂的指涉，总的来说，涉及当今中国南部的许多少数民族。实际上民族识别工程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本族精英对民族共同体的思考，从这一点来说，石启贵对苗族的认识对中国政府最终承认苗族为一个单一民族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十三、呼应——湘鄂川黔根据地与红军长征

    贺龙的两把菜刀起家

    据明隆庆《岳州府志》载“九溪在慈利西北九十里，以喝堡等八溪会索溪”故名（即淋溪、撒珠溪、输赢溪、倍子溪、人潮溪、南渡溪、柳杨溪、冷水溪、索溪九条溪汇合于此）。九溪古为“索口市”，宋设索口寨，立栅为城，依山傍水。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在九溪设卫建城。城墙用石块砖头叠就周九里十三步，高丈八尺，门四皆有楼，其辖区甚宽，统麻寮、添平、安福、澧洲四所，北起湖北鹤峰，下至湖南安乡，纵长五百五十华里，即今湘鄂边区十县。

1662年（康熙元年）朝廷为进一步巩固卫城，从湖北安陆调兵一协（相当现在一个旅）进驻九溪城。军中有四十八家官吏，见此地风光秀丽，交通方便，遂定居于斯。连同一户单身汉在内，共计四十八家半，其中有一个叫贺贵的小官，他们夫妇住九溪南门右侧，殁后葬城北紫驼峰下（瓜凼）。有碑可考，文曰：“创增修职郎贺公贵老大人之墓”。
关于贺家由九溪北迁到80里之外的洪家关，没有史料记载，只有民间传说和贺氏族谱简述。雍正八年，改土归流，九溪卫被废，古城日渐冷落，先人贺云贵夫妇相继辞世(葬于九溪城北门后山)，人丁兴盛的贺家见旧居已不适应居住，正准备新建居房。恰在这时，从桑植过来一位地理先生，落脚贺家，说是借宿。贺家热情款待。饭后从地理先生日中得知，洪家关有一块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无人开发。贺象心中一亮，洪家关又是古道隘日，交通方便。当即与地理先生商定，亲自察看。果然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回家与儿位弟弟密商后，遂请人开荒斩草，大兴土木，半年后举家北迁。

贺氏先人“门第鼎盛，臀缨蝉联”世为洪家望族。但到贺仕道(清同治二年出生)时，家境衰败，仅有两亩多薄田瘦地。贺士道靠种田做裁缝营生。清光绪十二年贺仕道到邻县(即湖北鹤峰四方岩)做上门工，见乡姑名王金姑心地善良，为人做“闲饭”媳妇，生活十分艰苦，仕道顿起同情之心，用两斗荞米将她赎出，结为夫妻。先后生_5女2子，其中老四为贺文常，名云卿，生于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九晨时(1896年3月22日)，幼时小名常讶子，因母亲多育体弱，缺少奶水，全靠嫂嫂陈桂英的奶水喂养。他就是后来的贺龙。

因家境贫寒，贺龙只读了几年书。十四岁那年因不满恶霸之子的霸道行为，一怒之下挥刀砍伤了他的脚板。之后，贺龙扬长而去，跟随马帮，跑四川、入湖北，靠贩运盐、桐油和药材为生。在盗匪横行的年代，吃“赶马贩货”这碗饭既辛苦又危险，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17岁时，贺龙赶着骡子路过鹤峰，看见一个带枪的土豪庄丁毒打一名交不起租的贫民，还强行抢走了贫民家的一袋活命粮。贺龙问明情由后愤然用石头将那个庄丁砸死。这时的贺龙，就是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独侠客。

1914年春，中华革命党人、桑植县留日学生陈图南，回国后在县城小学任教员，他耳闻贺云卿之名，十分倾慕幕，于是专程到洪家关拜访，向贺龙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介绍贺龙加入中国革命党。陈图南交给贺龙三个任务：杀掉桑植县大劣绅朱海珊；做桑植、石门两县的兵运工作；拉队伍。
贺龙接受任务后，即加紧在湘鄂一带活动，发展革命党人，串联革命积极分子。还广结金兰兄弟，组织“八义团”。很快，贺龙周围就聚集了一大批仁人志士。

1916年蔡锷组织反袁护国军，声势浩大，影响传遍全国。二十岁的贺龙在家乡组织了二十多名农民，拉起了队伍，但手里没有武器。这就有了国内外广为流传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后来，他在自己的履历上写道：“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当时他听说芭茅溪盐局的税警刚刚装备了十多支洋枪时，他和叔叔向别人借了两把菜刀带着组织起来的二十来个农民乘夜色闯入盐局，砍死税警队长，缴获十五支步枪，二支手枪和九千斤盐。他下令把盐统统分给穷人。他用这十几支枪武装起他的队伍。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从此传扬开来。

    @布道者2016 2018-06-13 01:59:25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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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一直追贴鼓励！

贺龙砸了盐局，夺了枪枝，有了自己的队伍，然后走出桑植县。到1918年1月，贺龙自动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援鄂战争。不久，贺龙在澧县冷水界遇到了澧州援鄂民军游击司令王子才，王对贺龙很赏识，给了他个营长职务，部队开往石首。刚到那里，副司令荣金芳拉了一部分人枪逃跑了，王子才也不想干了，把剩下的部队交给贺龙。于是，贺龙就成了湘西援鄂一路总司令所属的游击司令。他领导这支队伍转战石首、公安、松滋地区，不断袭扰北洋军。部队发展到了100多人70多条枪。

1918年，贺龙改任湖南靖国军团长，1922年奉命入川作战，升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时机已到，遂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声明北伐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翻军阀们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同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兼建国川军总司令。熊受命后，派人与湖南当局赵恒惕磋商，向赵说明“假道湘省北伐，决不干涉湖南内政”，并命令汤子模为前敌总指挥，时任第一混成旅旅长的贺龙率所部为先遣队，离黔入湘。

贺龙先致电湘西当局，晓以假道北伐大义，随后出兵进入湖南，直趋湘西首府沅陵。陈汉洲等一些地方武装纷纷闻风来投，贺龙收编了几支部队，顺利进军，震动湘西。湘西地方实力派人物陈渠珍、田应诏令所部旅长杨永清急电贺龙询问:“此次来沅，宗旨若何?永清等莫测高深，而近查兄之所为，买有令人大惑不解者?”为了消除他们的误解，贺龙再次通电声明:“本军此次假道入湘，早已派人与湘政府接洽，对于湘政无任何用意。现经湘西各县，仍属假道为宗旨，于湘省地域主权毫无侵犯。”由于贺龙在湘西素有威望，又不主动攻击湘西地方武装，致使湘西当局对是战是和犹豫不决，所以，贺龙的部队没有遇到强烈抵抗便顺利地进入了沅陵。

    北伐战争开始后，1926年7月16日，奉广州国民政府命令，贺龙在沅陵取消川军番号，向国民政府通电参加北伐，率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唐生智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旋兼湘西镇守使。贺龙在沅陵召开誓师北伐大会，动员将士为北伐而战斗。湘黔边境各路民军武装竞相奔往沅陵，参加贺龙的部队，使贺龙所部猛增到20个团。


    北伐战争时的贺龙

    在此次北伐战争中，贺龙指挥独立第十五师，从广水打到开封，一路攻必克，战必胜，再次立下赫赫战功。舆论界赞誉贺师为“战绩最大，声誉最高”的“钢军”。为此，武汉国民政府于6月15日命令将它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

    从红二军团到红三军——转战湘鄂川黔边区

    共产党决定组织南昌暴动。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会见贺龙，此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贺龙向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贺龙受命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与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共同领导起义活动。
    南昌起义时，贺龙是第二十军军长，叶挺是独立团扩编后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这两只部队也是南昌起义的主力，其中贺龙的部队占了起义部队的近一半，大名鼎鼎的朱德只是军官教导团的团长，林彪则仅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的连长，足见贺龙在早期中国革命暴动中的地位。

8月1日凌晨，起义枪声打响，贺龙一马当先率领自己的部队攻打朱德培的总指挥部，他站在最前沿指挥战斗。起义军失败并分散了。贺龙等绕道香港去上海寻找党中央。贺龙了解到党中央坚决搞武装斗争，走武装夺取权的道路后，主动要求到湘鄂川黔一带搞武装暴动。党中央同意了贺龙的要求。
1928年1月贺龙这个总是同旧世界过不去的人，赤手空拳，再次从上海辗转洪湖回到湘西，进入洪湖地区组织革命武装，很快就组织起数百人的队伍，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搞了“五县年关暴动”，队伍很快发展到一千多人，但很快就归于失败，斗争也被迫转入地下。

3月，贺龙回到自己的家乡拉队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建立起三千多人的武装部队，这支队伍的成分复杂，有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时的老部下，有在南昌起义中失散的官兵，他们大多数是带着两脚泥，连裤腿都没有放下的农民，仅贺家宗亲就不下3000人。队伍还未来得及整顿和训练，就遭到国民党正规军队的进攻。这支松散的队伍经不住强大敌人的进攻，很快就失败了，剩下不足一千人。贺龙率领剩下的人退入湘西，经过整顿后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打土豪，发动群众，红军又有了发展。在小埠头设伏取得歼敌数百，击毙敌旅参谋长的胜利。之后，队伍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贺龙任军长。但从八月至十月，这支队伍连遭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袭击，死伤惨重。战斗又连连失败。最终剩下一百多人。

1929年到来的时候，贺龙率领着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在鄂西地区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在鹤峰县，全歼县团防大队，缴获枪支一百多，并在这里建立起红色县政权。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贺龙领导的这支队伍不断扩大。
到一九三0年上半年，湘鄂西的革命事业巳取得较大发展。一九三0年七月四日，红四军和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陡湖堤会师，根据中央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同志任军团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柳克明(即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孙德清任参谋长。红四军改称红二军，由贺龙兼任军长;红六军军长为旷继勋，政委段德昌。同时组成了以周逸群为书记的红二军团党的前敌委员会。红二军团总人数达一万多人。

正当革命斗争胜利发展之际，一九三0年六月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统治了中央，命令红二军团离开根据地，去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并派邓中夏到湘鄂西任红二军团政委兼前委书记，改组红二军团，排斥了周逸群、贺龙的领导。结果，红二军团在湘鄂边的杨林市地区失利，不得不在鄂西一带转战半年之久。一九三一年二月到达湖北长阳，在枝拓坪休整，改编为红三军。以后红三军在贺龙指挥下，辗转征战，重新建立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洽了中央。三月，夏曦作为党中央代表被派到湘鄂西工作，并负责组成湘鄂西中央分局和军委分会，夏曦任中央分局书记，全面推行贯彻王明路线。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央又调关向应任军委分会兼红三军政委。这时尽管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但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在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领导下，还是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发展(最多时红军达三万人，根据地达二十个县)。


    红2军团领导人（左起：贺龙、关向应、任弼时）

    @镇筸鸟人 2018-06-15 22:48:08
    说杨某佚名，只不过是凤凰某学会吴某某等人故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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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凤凰人吧？好像对吴曦云有成见？他对凤凰的苗族可有一定的研究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进攻湘鄂西根据地洪湖中心区之敌达十万余众。这时夏曦不听贺龙等的正确意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致使红三军和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红三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爬山涉水，绕道豫陕，转战七千里，又于一九三三年初转回湘鄂边。夏曦不仅没有从严重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变木加厉，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大搞肃反扩大化，使万涛、段德昌、王炳南等党的大批优秀干部和将领残遭杀害，使红三军处于极端危难的境地。

一九三三年夏，红三军又遭湘鄂边境敌人围攻，被迫流动游击于湘鄂川黔边，这时红军已经减到三千余人。一九三三年底，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宣恩大村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口号。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十字路会议上，根据贺龙意见，决定在鄂川边开展苏维埃运动，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地方武装与党组织。红三军遂转战于鄂川边，一九三四年五月九日红军占领了四川彭水县，贺龙根据咸丰会议精神，提出建立以彭水为中心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根据地，但遭夏曦反对。五月中旬红三军只好撤出彭水，西渡乌江，向黔东进发。后经贵州务川的干河坝，发科场和德江的泉口司，向沿河县城推进。六月一日红三军占领沿河县城。六月四日，红三军经沿河之沙子场，进占四川酉阳之南腰界。红二、六军团会师前，红三军基本在此地建立了军事指挥中心。这里不仅设有红三军司令部、政治部，还设有简易的红军大学、红军医院、兵工厂等。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红军进驻沿河县属(现属德江县)的枫香溪。十九日，中央湘鄂西分局召开了著名的枫香溪会议。会议认识到没有根据地的流动游击，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所以会议研究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会议决定: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会后掀起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热潮，共建立了十七个区革命委员会和一百多个乡革命委员会。在此基础上，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沿河县铅厂坝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正式成立了黔东特区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群众通称为省政府。同时，发展地方武装，首先建立一个独立团，尔后又在川黔边发展建立起黔东独立师，亦称纵队师。
这时贺龙对全军强调:‘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部队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 黔东苏区拥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5县地域，纵横200里，人口10万以上。黔东苏区的创建使红三军结束了自退出洪湖苏区以来的游荡生活，部队得到了休整补充，为迎接西征到来的红六军团和实现两军会师再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长征的先遣队——红二、六军团会师

    1934年7月，在打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十分渺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进行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命令在江西的红六军团先行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执行探路开道的任务。
    红六军团的前身，是湘东南特委领导的，活跃于茶陵、宜萍、浏北、浏东一带的游击队。一九三四年七月又奉命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党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转移湘中创立新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同时，指定中央政治局委员、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红六军团行动，成立以任弼时为，肖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作为六军团的最高领导机关。命令还具体规定红六军团第一步到达湘东南桂东地区，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区，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湘中新化、溆浦地区发展，并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是原来的习惯称呼，时已改为红三军)取得联系。

这时，红六军团经过补充和整顿已增加到九千七百五十八人，又从地方抽调了二百五十名干部，组成地方随军工作团，并以地方独立第四团为前导，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告别湘赣革命根据地，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踏上了西征的征途。经日夜兼程行军，通过藻林、左安、高坪等地，连续突破敌四道封锁线，于十一日中午到达湘南桂东县的寨前圩。十二日，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会上，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肖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洒淇为十八师政委，谭家述为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为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同时，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命令与转移任务，宣布了纪律，并对全军的行动作了战斗动员。当晚由寨前圩出发，向湖南挺进。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震憾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军阀何键急调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派两师兵力追击，并令一个旅和四个保安团防堵拦击我红六军团。广西军阀也令第七军两个师向北部边境调动。由于敌情变化，红六军团改变了在湖南停留的计划，从寨前圩出发后，越过郴宜公路，绕桂阳，于二十日占领新田县城。敌人的重兵拦堵，使六军团在零陵地区渡湘江已不可能。于是红六军团又从嘉禾附近折转西进，在江华、道县之间渡过湘江上游支流潇水，进入桂北灌阳县以北的文市。敌又妄图在此堵拦红军西渡湘江。红六军团在此一举击溃敌八个多团，于九月四日上午，在全县以南的界首，顺利地渡过湘江，并乘胜西进，十一日到达湖南城步以西地区，十七日乘虚袭占通道县城，兼程向贵州前进。


    图为红六军团领导与部分干部合影，1935年长征途中摄于湖南新化。前排左三王震，左四夏曦，左五肖克

六军团袭占通道后，湘桂军阀判断红六军团将向黔东地区去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除以一部分兵力尾追红军外，其主力李觉部和廖磊部，由廖磊统一指挥，经靖县、广平向贵州锦屏地区急进，贵州军阀王家烈也急调榕江的周仁芳旅到黎平设防。企图在清水江一带堵截红六军团北进。九月十八日，六军团抵新厂地区。这时湘敌补充第一纵队何平部远离其主力尾追而来。红军见其孤军深入，决定抓住战机，发起反击，毙敌二百多人，俘敌三百多人，击溃敌两个团。经新厂战役，敌不能轻易尾追了，红军顺利通过锦屏、黎平，进入苗、侗、汉各族杂居的清水江流域，胜利渡过清水江，又突破湘、桂、黔军阀共十八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占地主武装盘踞的黄平县城，向石阡前进。

这时，湘、桂、黔之敌认定红六军团必经余庆、石阡去黔东和红三军会合，他们在施秉的兰桥召开紧急会议，商定对红六军团的作战计划，企图将红军消灭于石阡地区。上述情况，红六军团毫不知晓。十月六日，红军进到石阡之走马坪、廖家屯一带地方。七日拂晓，按照红十七师、军团部、红十八师的序列继续东进，准备到石阡的甘溪休息。我军先头部队刚进入甘溪街上，敌廖磊部十九师亦从东北方向觅踪到甘溪，与红军遭遇，即展开激战。由于红军不明敌情，仓促应战，而敌不断增援，又占有利地形，致使红军遭到严重损失，全军被截为四段。军团参谋长李达和团政委晏福生、苏杰两率第四十九、五十一团两个团部的机关人员及一个机枪连，冲出包围，艰苦转战，经江口的阂孝、德旺，梵净山西麓，于十月十五日，在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的沿河铅厂坝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合。

甘溪战役失利后，军团主力部队即转战于石阡、余庆、施秉之间。十月十五日，军团主力到达石阡，遭敌拦截，五十一团被截断转向白沙方向，其余主力部队十七日全部重抵甘溪地区，进到镇远、石阡之间敌之封锁线上。这时湘桂两路敌军同时向我夹击，红军英勇还击，打退此敌。并于当晚在猎户的引导下，从一条人迹罕见的谷涧水沟通过了封锁线。十八日进到冷水榜，向阂家场前进，经楠桥、石固，一进入江口县属的红石梁、茶寨、德旺等地。五十一团在白沙、本庄一带与黔敌一个团激战后，经思南的大坝场到达德旺与主力会合。二十三日到达木黄地区。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贺龙、关向应等红三军领导，在沿河县的铅厂坝与李达等率领的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会合后，听说六军团还在同敌人战斗，非常关注，当即研究了接应六军团的办法。十六日，贺龙、关向应亲自率领部队，由李达率领的先头部队当向导，兼程南下，二十三日在梵净山下江口县的苗王坡会合了郭鹏、彭栋材率领的红六军团的五十团。然后，奔向印江的木黄。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钟左右，两个军团的主要领导人在木黄会面了。会面时，红六军团有任弼时、肖克、王震、张子意、李达、甘洒淇、袁任远等;红三军有贺龙、关向应、黄新远、卢冬生等。会面后大家坐下来简单的谈了谈(地点在当时木黄的祝继康家，现辟为木黄会师旧址纪念馆)。大约在木黄待了三、四个小时，吃过中午饭后，两个军团一起向松桃的石梁进发，当晚宿营在石梁。
十月二十四日晚，两军团主要领导人在石梁开会，二十五日，红二、六军团从石梁去南腰界途中将会议的主要情况给中央发去了电报。分析了两军团会合后的形势、任务，并提出统一指挥，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及今后的去向问题。十月二十六日，两军团到达四川酉阳之南腰界。在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所在地余家铺子，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七师改为四师，九师改为六师，红六军团政治部和保卫局编入二军团，成立红二军团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贺龙同志任军团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为政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同时重新组建了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会议还决定二、六军团挺进湘西，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以牵制敌人，掩护中央红军长征。

红六军团的先期西征路线图

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南腰界的猫洞大田召开了庆祝会师大会。在南腰界召开的庆祝会师大会上，首先由任弼时同志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宣布关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名称的决定，然后讲了话，详细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部署了红二、六军团今后的任务。接着贺龙讲话。他首先对红六军团的全体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接着说:“六军团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经过几千里的远征，本来应该让你们好好休息，可是蒋介石不批准啊!他对我们苏区反复围攻，想要吃掉我们。我们呢?就要打到外线去，给他点厉害看!”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历时80多天，跨越敌占区5000多里，途经湖南18个县、市，终于与红三军胜利会师。接着，部队进行了整编，贺龙任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红二军团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四、六两师，共4个团，约4400余人。红六军团编为3个团，约3300余人，萧克、王震分别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

    围绕凤凰的博弈——湘鄂川黔根据地北移的遗憾

    红军开始长征的目的地不是延安，是在岷县的哈达铺从旧报纸上看到有陕北有红军的存在才决定去延安。其实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目的地是湘西，而且是湘西以凤凰、乾城（原乾州）、永绥、松桃为中心的腊尔山苗疆，但这并不令人奇怪。
    1934年7月23日，中央和军委对红六军团突围后的行动部署是:第一步，到达湖南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区域”；第二步，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地域发展，并向北与红三军取得联络。从这个部署看.中央和军委要求红六军团吸引和牵制敌人，力争在湘中建立苏区，既减轻红军主力的军事压力，又为中央创建一个新的落脚点。

8月7日，红六军团从江西的碧溪、新江地区出发。在中央和军委规定的第一、二步部署都无法实现的情况下，迅速西进.于9月4日在界首地区渡过湘江，进人西延地区。8日，红六军团在广西车田接到军委训令:目前红六军团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城步、绥宁、武岗山地.要求红六军团最少在9月20日以前保持这一区域，尔后沿湘桂边境行动，经绥宁、通道到贵州之锦屏、天柱、玉屏、铜仁再转向湘西凤凰地区，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协同红三军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区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并于凤凰、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这个训令再次表明，中央和军委既要求红六军团吸引和调动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又要为党中央在凤凰、乾城、松桃为中心的腊尔山苗疆创建一个新的落脚点。

可能有人觉得奇怪，远在江西的中央红军怎么就看上了腊尓山苗疆这块土地。不奇怪，历史上沅水上游的腊尔山苗疆因其地处川、粤、黔、楚交通要道，从湖南出发，穿越贵州，直抵昆明的三千里通往西南的经济大动脉就处在苗疆的南境。苗疆军事战略地位于此可见。历史上这里就是通往西南的门户，中央红军领导人也预见到了将来红军大部队到达这里的时候，先期到达的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从凤凰突出沅水最容易接应。

当红六军团按军委的命令前进时，遭到湘桂两敌合击，红六军团放弃了在城步、绥宁、武岗立足的计划。在占领通道县城后抢在黔敌尚未部署就给之前，向贵州进军。9月18日，红六军团前卫进人贵州锦屏县境，主力则进至靖县的新厂地区，全歼湘敌补充第二纵队何平部后，集中于敖市，后直抵黄平的瓮谷龙.这时，敌人又妄图在潕阳河与清水江之间围歼红六军团.根据这一形势，红六军团决定以力量薄弱的黔敌为打击对象，迅速摆脱敌人，并于10月4日进抵乌江边。这时，军委命令红六军团不得再向西进，应速向江口前进。这再次说明，不管敌情多么严重，红六军团都得在湘黔边活动，吸引和调动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

红六军团按照军委的命令，从猴场、龙溪一带掉头向东北方向前进，准备经石歼到江口地区会合红三军。这时，敌方决定以人黔的湘、桂主力进至石阡及镇远的大地方地区拦截红六军团，又企图在石阡消灭红六军团。这样，红六军团将湘敌李觉纵队、桂敌廖磊的第七军以及黔敌的相当一部分兵力吸引到了石阡地域。虽然由于军委的指挥失误而使红六军团在甘溪战役中遭受了本可避免的损失，但红六军团毕竟与红三军会合。
正当红六军团艰难转战在石阡地域时，中央红军已开始突围长征。由于红六军团在西征途中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了沿途的地形、民情、敌情等情况，为中央红军的长征探了路，并且将湘桂敌人的部分兵力吸引到了石阡地域，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这时，中央红军刚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敌人调集了40万大军前堵后追。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时，中革军委曾于10月22日电令红6军团与红2军团分开，单独挺进湖南西部的乾城（今吉首）、凤凰城、松桃等地区，开辟新苏区，发展游击战争。这一意见是基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需要做出的。根据最高“三人团”设定的目标，中央红军西进将沿红6军团西征的路线行动，最终在湘鄂西地区与红2、红6军团会合，因而要求红2军团继续留在黔东地区，而以红6军团单独进军湘西，争取在湘西地区能够形成一块大的根据地，“放下背包再打仗”。

中革军委10月22日电令再次强调了要挺进湘西的乾城（今吉首）、凤凰城、松桃等地区，开辟新苏区，发展游击战争。但是令中央军革委没有想到的是，红六军团一路西行伤亡严重，此时势单刀薄，已经无力执行这个命令，不得不于24日到达木黄地区与红三军会合。两军团领导人25日致电军委，也是准备按军委指示行动。但到南腰界两军会合后于25日致电军委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军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这时红二、六军团仍然决定执行中央的决定，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城）、松（桃）、凤（凰）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只是希望二六军团一起行动。但这个建议遭到军革委的严厉批评:“红二、六军团合并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军团仍应独立的依中央及军委的指示活动、发展，并接受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迟。”
军革委仍然要六军团单独到凤凰、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接应中央红军。

红六军团刚刚到湘西，对这里的情况并不熟悉，红二、六军团的决定基本上是由长期在这里征战的贺龙红二军团为主研究决定的。
同在湘西，贺龙的生活于陈渠珍有很多交集。他们有同乡同事之谊、英雄相惜之念，却又因道不同而曾于战场交手，1919年夏，贺龙突然接到两张委任状:一张是湘西镇守使所属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委任他为支队司令，驻防沅陵;一张是澧州镇守使王子幽委任他为团长。贺龙反复权衡，认为陈近在咫尺，自己易于被其控制，而王曾被孙中山赞为“奋勇能战”之将，又因王坐镇澄州，鞭长莫及，可使自己有较多的独立性。于是，贺龙接受了王的事。1922年春，孙中山派大本营参议、原川军名将石青阳赴川东联络旧部起兵北伐。石青阳取道湘西，向陈渠珍借兵讨贼。陈知道贺龙深得湘西人敬重，忧其久居湘西，对自己造成威肋，便想借机把贺遣出湘西。于是，陈渠珍作了个顺水人情，把贺龙推荐给了石。贺龙在川一年多的征战中，战功卓著，被孙中山连连提拔。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贺龙回到桑植。次年3月，贺在县城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号1929年7月，贺在桑植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为了发展壮大队伍，他派中共党员覃辅臣做陈渠珍的工作，希望两军互不侵犯。陈迫于蒋介石的压力，被迫参与“剿共”。但他审时度势，打出“剿共不剿贺”的旗帜。1933年1月，贺龙率红三军进军桑植。陈忌惮贺的指挥才能和红三军威名，主动写信议和，提出可以让出桑植、大庸等相邻儿县，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议。陈主动讨好议和，实为保存自己的实力。贺龙认为:“陈渠珍是个玻璃猴子，对他的话不能全信，但是，达成暂时的妥协，有利于红军争取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间。”但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夏曦不屑一顾，随即便令红三军向永顺进攻，结果遭到失败。

所以对于陈渠珍贺龙是知根知底的：松桃、乾城、凤凰城是“湘西王”陈渠珍的老巢，不但驻有陈渠珍的新编第34师，而且土著武装很多，枪支不下数万，加上当地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与汉人隔阂很深，红6军团孤军深入很难立足。而以梵净山区为中心的黔东根据地当时很不巩固，且高山峻岭，地幅狭窄，人烟稀少，湘川黔三省的国民党军正对黔东根据地形成合围，各省的反动民团、保安团也结成了“剿共联防”，红二军团坚持斗争困难很大。而湘西北的永顺、桑植、石门、大庸、慈利地区，地处湘鄂川黔交界地区，经济虽然落后，但地域广阔，敌人力量薄弱，且派系林立，战斗力不强。更重要的是湘西北党的影响比较大，群众基础较好，且是贺龙的老家，也是他率部长期活动的地方，旧部亲友众多，在当地拥有崇高的威望，很容易打开局面。贺龙说：“那里不是陈渠珍的老地盘，他不如我熟，群众也支持我们党和红军。我们出兵湘西北，可以牵制湖南、湖北一大批敌人，能够支援一方面军。我们把这批敌军背起来，也好让一方面军肩头轻一些嘛。”任弼时问：“去打得赢吗?”贺龙非常有把握地回答：“一个军团去不行，两个军团一块去，打得赢。”

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从敌情、地形和两军团的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对行动方针的审慎研究，认为：而当时红二、六军团总共不到8000人，分开活动力量单薄，既不能取得对战争全局有重大影响的胜利，又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两个军团应该集中统一行动，合则形成拳头，分则势单力薄，容易被敌军各个击破。同时认为：红6军团不应该单独进入松桃、乾城、凤凰城地区活动，红2军团也不应该继续留住黔东地区，而应合兵挺进澧水上游区域，在湘西的永顺、桑植、龙山、大庸地区发动攻势，调动湘鄂两省国民党军，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书如青山 2018-06-22 11:07:14
    好文，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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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欣赏！

这一次，红二、六军团没有按照中央军革委的命令直接向乾城、凤凰前进，而是于28日从南腰界挥师北上，首先打击川敌田冠五旅.进逼酉阳县城。然后避开敌人主力，于Il月7日进占永顺县城。陈渠珍奉何键命令，纠集3个旅、1万余兵力向永顺地区反扑。红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主动撤离永顺城，诱敌于永顺城北十万坪地区。1934年11月16日，红军在任弼时、贺龙、萧克等统一指挥下，设伏十万坪，歼敌周燮卿、龚仁杰两个旅的大部，俘敌旅参谋长以下2000余人，缴枪2200余支。接着，回师重新占领永顺县城，并于24日乘胜占领大庸和桑植两座县城。接着，红二、六军团占领了大庸、桑植及广大农村。

    http://img3.laibafile.cn/p/m/295809098
    1934年贺龙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所在地——龙山茨岩塘

    1934年11月26日，两军会合后不久，根据中央指示，在大庸（今张家界）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领导机关先后驻在大庸县永定镇、永顺县塔卧。接着，分兵于各地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党团员及建立群众组织，成立地方赤色武装，肃清地主武装和土匪。12月1日，省委颁发了没收分配土地的条令。不久，相继建立了永顺、桑植、大庸、龙山、古丈、慈利等县的县、区、乡革命政权。12月10日，湘鄂川黔省委等机关迁至永顺的塔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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