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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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23页]

作者:ah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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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贺龙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所在地——龙山茨岩塘

但是后来的史实证明，他们的战斗并没有真正解除中央红军的困境。回看红军长征过程和红二、六军团的征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长征初期中央和中革军委把腊尔山苗疆定为目的地有一定的道理。湘西以凤凰、乾州（这时已经改名乾城）、永绥、松桃为中心的腊尔山苗疆的直接控制历史上就是对西南的安定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到了这时苗疆的战略地位仍然重要。这在湖南苗疆地区行政建制的逐步扩展中可以清楚看到，地方志所谓“三厅立（凤凰、永绥、乾州）而四邑安”就是这一进程的写照。沅水中上游“上控黔东，下襟沅芷，囊百蛮而通食货，顺江流而达辰常，山川耸峻，楠木东流，界在黔楚之交，尤为峒苗砥柱”，这里是扼守西南的咽喉。如果红二、六军团能在以凤凰为中心的区域建立根据地，当红军主力从江西过来时，红二、六军团可以前突到沅水主干道的辰沅河谷，甚至跨过沅水进行接应，国民党军队在这里的堵截可能会遭到两面夹击，红军主力到达通道后也许可以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壮大根据地。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建立在远离沅水主干道的龙山、桑植、大庸等酉水流域，后来当红军过来时由于国民党军队重兵布防沅水，贺龙离沅水隔着腊尔山苗疆的中心地带——凤凰、乾城、永绥，根本没办法接应红军。

但是贺龙更有道理。贺龙是个老湘西，在湘西征战多年，他和湘西王陈渠珍打交道多年，他对湘西的情况更熟悉：以凤凰为中心的腊尔山苗疆是陈渠珍的老巢，民国19年（1930年）冬，湖南省第一警备司令部改编为新编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师部就驻凤凰。次年，该师编制扩充到6个旅、16个团。同时将7个县的屯务军大队改编为5个独立营，屯务军改屯务处，陈渠珍兼屯务处长，共有2万余人枪，加上民团武装，这时已经发展到三万五千人。陈渠珍所驻凤凰镇筸城附近更是城墙稳固，周围哨堡林立，乾嘉苗民起义上万的苗民，辛亥革命上万的起义军都在城垣下留下过成百上千具尸体而城楼依然。由从江西过来只剩三千余人疲惫之师的红六军团，在不熟悉当地情况下贸然闯入其后果可想而知。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历史不会惩罚胜利者。这次贺龙和红二、六军团没有听从中央的命令，后来对红二、六军团的历史评价也没有对这次抗命有过多的微词。

    遥远的呼应——中央红军通道大转兵前后

    红军长征的目标，就是去与红二、六军团在以凤凰、乾城、永绥为中心建立的根据地会合，在那里稳固和扩大新的革命根据地。
    但早在湘江战役之前，蒋介石就察觉了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其意图在于防止中央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股之目的”与“长驱入黔”的可能。敌追剿总司令何键指挥其所属的湘军和中央军近20万人马，向新宁、城步、绥宁一线推进，堵击红军北上。而广西桂军则有从大溶江口、龙胜一带袭击红军左侧之可能。

当红军渡过湘江，在湘江以东地域消灭红军的企图破灭后，为阻止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即令各路“追剿”军和湘、桂、黔军阀进行新的围堵，妄图在湘桂黔边境的通道以北地域，将中央红军消灭。12月2日，蒋介石亲自任命的“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命令湘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一面移兵于武（冈）、新（宁）、城（步）、绥（宁）之线”堵截，一面分兵尾追红军。12月10日，当中央红军行进在湘、桂边境的越城岭时，数十万敌军已抢先在通道以北进入阵地，具体的兵力部署为：湘军刘建绪部，7个师8万余人，一部置于城步、绥宁，一部尾追红军，主力集结于靖县。蒋军薛岳部，8个师又1个纵队11万人，一部置于黔阳、芷江，主力集结于洪江、会同，并向靖县推进，扼守去湘西的要道。与此同时，蒋湘两军还修筑了四道严密的碉堡防线，仅绥宁、靖县、会同、黔阳、城步五县统计，就有碉堡211座，其中会同县就有91座。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红军出桂北后，唯恐红军反桂，急将15军夏威部编成第一追击队，将第七军廖磊部编为第二追击队，分别由广西尾追，并经龙胜、古宜抄袭红军侧面，防护柳江上游，以断红军南下之路。

中央红军到达通道时红军和国民党军队态势图，图中我们可以看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这里离中央红军太远了。

但是，从这张红军到达通道后的敌我态势图可以看出，国民党军队在绥宁、靖县、会同、黔阳、城步以重兵和碉堡筑起牢固的防线，其后面是陈渠珍盘踞的凤凰、乾城、永绥等原腊尓山生苗区，而红二、六军团的湘鄂川黔根据地远在酉水流域的永顺、大庸，基本失去了直接从沅水河谷直接策应中央红军的可能。
形势的变化使得中革军委改变态度，认可了红二、六军团的行动。红二、六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在1934年11月25日关于“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应派出得力的游击部队积极活动。”“为巩固新苏区，留下二军团一部分及随六军团行动的党的干部来完成这一任务。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全部应集结一起，以便突击遭遇的正规部队”的电示，由任弼时、王震、张子意率红六军团的第49团、第53团和红二军团的第16团及随红六军团行动的地方工作干部留在大庸等根据地开展工作；贺龙、关向应、萧克率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的51团继续发展湘西攻势。12月7日，袭沅陵未克，转向常德、桃源进攻。在此紧要关头，贺龙提出“怎么对斗争有利，怎么能把敌人多背点过来，就怎么做！”得到关向应、萧克的赞同。17日，在桃源浯溪河歼灭鄂军独立三十四旅罗启疆部主力后，乘胜攻占桃源县城，接着挥师奔袭常德，造成威逼长沙之势。

红二、六军团的任务就这样从直接接应中央红军转成了吸引部分敌人力量，减轻中央红军压力。
这时只有西面的贵州敌人力量相对薄弱。贵州军阀王家烈，历来与蒋介石存在统管与割据的矛盾。在红二、六军团西进时，曾受沉重打击，其主力被红二、红六军团牵制在铜仁、石阡等地无法脱身。为阻中央红军入黔，只好命令黔军第四旅旅长周芳仁率第七、第十五团赶赴永从、黎平、锦屏一线设防。同时又任命黔军另一头目犹国材为全省“剿匪总指挥”，并命其率三个团的兵力，增防黎平、永从。但王犹之间矛盾重重，疑忌尚深且双方内战方息，直到王家烈满足犹的补足弹药等条件后，才于12月初慢慢向指定防区开拔。由于犹部没有如期赶到，实际上黎、锦一线，只有周芳仁所率的两个团，加之地方民团也不足3000人，而且是有名的“双枪”（烟枪、步枪）兵，不堪一击。贵州内地，黔军兵力也少，装备又差，防备也很空虚。

中央红军强渡湘江后，1934年12月4日开始翻越长征以来最难走的第一座高山——湘桂边境的老山界。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8万余人，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奋战，部队疲惫不堪，干部战士情绪波动，战斗力已显著下降。中央红军远离根据地长途奔袭作战，对于靠工农武装割据、创建根据地起家的工农红军来说，是最悲惨的状况。尤为惨痛的是，红军战略转移，由赣入湘、由湘入桂、由桂入湘，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之后，仅余疲惫之师3万多人，付出了血的代价，震撼着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红军指战员的心灵。
这时，湘敌主力正向新宁、武冈、绥宁、靖县、洪江运动，尾追红军。为此，红军决定不出城步，而继续向西开辟前进道路。12月4日，朱德电令“我野战军以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之目的。”很明显，电令所指的通道以南为目的，决不是停留不走，而是要从此地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为当时的领导者认为，只有到了湘西，放下行李，才能打仗。

    8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迅速占领通道，要求红三军团主力应控制桂北和钳制龙胜之敌，其他部队向通道前进。12月9日、10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相继进入湘西南地域的通道县境。

    毛泽东等在长征路上

通道，汉、三国至两晋为武陵郡谭成县地。东晋至南朝宋为武陵郡舞阳县地。南朝梁，陈至隋为沅陵郡龙檦地（由舞阳县改）。唐为叙州潭阳郡朗溪县地（由龙标县地分出）。宋崇宁元年（1102）始置罗蒙县。翌年（1103）改罗蒙县为通道县，属靖州（原诚州，同年改）。明洪武十年（1377）五月，撤通道县并入靖州，洪武十三年（1380）五月复置，属靖州，清不变。民国初期，通道县曾经隶属凤凰的辰沅道。民国十一年（1922）废道厚直属于湖南省。
在这次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通道之前，曾有中国工农红军的二路大军途经通道县境。第一路由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的红七军，从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向江西中央苏区集中，于1930年12月途经通道。第二路就是不久前的9月，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途经通道。

1934年12月上旬，毛泽东强烈要求中央讨论决定红军的前进方向问题，不能再冒险去钻蒋介石构置好的埋伏圈。由于长征以来，都是李德、博古总指挥，朱德总司令只管发布命令，如果要在湘西南立即改变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必须由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召开开会作出决定，朱德总司令才能据此发布改变进军方向的命令。又由于当时军情紧迫、敌情严重，来不及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革军委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建议，进入通道县时抓紧开一个紧急会议，决定红军新的作战方针问题。1934年12月12日，中央第一、二纵队进至通道县的芙蓉一带。经最高三人团的领导者博古、周恩来批准，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随即在湖南通道县举行。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午，湘西通道县恭城书院里，寒风彻骨，气氛压抑，一次临时会议正在这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革军委兼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兼红军总政主任王稼祥，中革军委副兼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在中央负总责的中央书记博古，中央书记兼中宣部长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他们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第6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的是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当时的形势是，通道北面之敌为红军五至六倍，南面之敌为红军两倍，西面之敌为红军的十分之一。


    湘西通道恭诚书院是中央负责人会议的会址

根据出席者留下的回忆片断分析，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形势，力主放弃北上湘西会合贺龙、肖克部队的计划。在会上，李德固执地坚持原定方案，主张中央红军转向北，去与二六军团会合，依靠湘西根据地，向敌人进攻，争取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气愤地批评了这个主张，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结果不堪设想。毛泽东根据红军破译的敌人电台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提出红军应放弃与贺龙、肖克会师的打算，改变进军路线，不向北走，而西进贵州。因为黔军比较薄弱，在贵州可以争取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而如果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部署来截击红军的强大军队。

毛泽东的意见会前已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会上又得到周恩来、朱德的赞同，事已至此，最高三人团的另一位领导者博古也没有一如既往的固执己见和强烈反对毛泽东。李德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坚持的同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毛泽东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毛泽东的意见得到洛甫、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会议的决定没有正式文件，但“看到所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

通道会议的精神立刻体现在改变红军进军方向的电报命令中。1934年12月12日19时半，紧急会议才散，就以中革军委名义向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进军电报。在此前此后，进军命令都是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署名发布的，唯此一次，是以中革军委集体名义发布的。
根据中革军委电报的指示，12月13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转兵西向，进军贵州，一路由县溪进入靖县的新厂、平茶入黔，一路由播阳入黔向黎平进军。12月13日军委又发出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黔北的电令。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进入靖县的新厂、平茶，然后向贵州进军；一路进入贵州洪州，向黎平挺进。

15日，先头部队占领了黔东边城黎平。中央政治局遂于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最后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随后，中共中央又在贵州瓮安县猴场（今草塘）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最终确定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作为红军新的落脚点。通道转兵事实上开辟了中央红军通向黎平、通向遵义的正确通道。

12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实行通道转兵，改变原共产国际制定的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并创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准备到川黔地区创立根据地。红二、六军团依照中革军委20日的电令，先在常德、桃源地区活动了10天，广泛宣传抗日反蒋主张，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分给贫苦的农民，并筹得大批物资，吸收了数千人参加红军。然后向西北转移，于26日占领慈利县城。1935年1月初，按中革军委指示返回大庸、永顺地区，一面休整，一面寻求有利战机。由于红二、六军团的主动出击，钳制了湘鄂川黔的大量守敌，使中央红军在贵州遵义得到暂时休整。同时对蒋介石调遣的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行动，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敌军一时被阻在乌江的东西两岸。这样，为策应中央红军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教训带来了有利时机，并胜利召开了遵义会议，

    雷公山苗疆——黎平会议和“张王橘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注定与湘黔的两个苗疆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红军长征最初的目的地是腊尔山苗疆，在通道转兵往贵州却一头闯进了雷公山苗疆，那里召开的黎平会议和“张王橘谈”，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雷公山苗疆在以清水江当江、江规和争江等一系列木材买卖活动后，也正是因为木材贸易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在晚清民国逐步地走向了与汉文化融合的道路，它没有如湘西一样在民国初期又经历了一段地方割据时期，可以说，清末民初腊尔山苗疆和雷公山苗疆的社会发展完全不同。这也是本文在晚清民国较少提及这里的原因。这个曾经的湘西（湖广西部）属地逐渐远离了湘西的发展道路。

    1934年12月12日正午十二时许，中央红军第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央纵队、军委纵队，从湖南通道县的边地阳坪进入贵州边镇黎平洪州。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从湖南靖州县境的新厂、平茶地域进军黎平。
    后来的当地的党史研究者石新民为我们梳理了红军在雷公山苗疆（今黔东南州）的行程和主要活动。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是在侗民吴老常接新媳妇的喜炮声中走出通道城，踏上贵州的路途。

    按照纵队规定的行程，中央纵队13日抵达贵州边镇洪州，中央纵队进入侗寨草坪（刺蓬寨），在寨北边一座鼓楼旁的木屋里休息。吴吉清向毛泽东报告说，中央警卫团的班长刘贵祥同志因患病和枪伤，不能再前进了。毛泽东走进木屋看警卫战士刘贵祥，对刘贵祥说：那就留在侗寨养伤治病。刘贵祥留在侗族老汉石老旷的家中，治好了枪伤和疾病。半年之后当了石老旷的上门女婿。
    12月13日下午，住洪州毛氏木屋。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行随中央纵队到达边镇洪州。住洪州北门街毛氏木屋。
    12月15日，到达黎平城。中午，太阳当顶的时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到达黎平城。当整个中央纵队进入黎平城的时候，黎平各界群众近五千人敲锣打鼓欢迎中央红军进入黎平。自从江西苏区突围以来，在征战途中，由于国民党的宣传，沿途老百姓对红军大多是误解的。只有进入黎平地界，老百姓支持红军，拥护红军，这在征战途中前所未有的。

    中华苏维埃国家保卫局安排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驻马家巷深处朱氏木屋。于是黎平城左手坡朱氏木屋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二郎坡胡荣顺店铺内召开（今德凤镇二郎坡52号），史称“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旧址：黎平二郎坡胡荣顺店铺

通道会议虽然决定红军向贵州进军，但对于进入贵州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并没有明确解决。因为当时各路敌军正收缩包围圈向通道云集而来，军情十分紧急，红军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甩开强敌，脱离险境。至于进入贵州黎平后红军向何处去，通道会议决定到黎平县城后再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研究解决。
黎平会议参加的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博古、李德等人。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通道会议上争论而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进军？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黔东北和湘西去，毛泽东则根据当时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在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正式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黔北的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

12月21日，到剑河县柳川镇。早上，吃过主人煮的红薯拌稀饭之后，辞别李家主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行离开这个坐落在青盖山腰苗寨瑶光。中午，经南加、革一到剑河县城柳川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被安排在镇中一幢十分考究的大屋子里（祠堂），左边和右手住着红军总政治部红军总司令部。正在休息的时候，张闻天的通信员将一纸命令送过来，要总政主任王稼祥签署后向湘西红二六军团的贺龙、萧克和王震发过去，要他们向常德以西的芷江方向移动，相机接应中央红军。张闻天看后交王稼祥。王稼祥很生气地说：这个博古又听李德的，两人又想搞名堂，黎平会议的决定白纸写黑字，他们时时要推翻。王稼祥把要他签署的命令放进衣荷包里，不予签字。

又过了一袋烟工夫，博古的通信员来请毛张王三人去博古那里开一个会。毛王张三人不动窝。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的抵制，博古、李德这一次下湘西的会议流产。那张要王稼祥签署的命令就一直放在王稼祥的上衣荷包里睡大觉，后来警卫员洗衣服时揉烂了。
12月22日，从革东苗寨到施洞，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住在距施洞不远双井一家大院子里，主人是个和善的老汉姓龙名通伍。两口井像两只龙眼就钳在屋门口。毛泽东、张闻天捧井水喝，龙老汉从战士手里抢过竹葫芦为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打水喝。王稼祥很感激。吃过龙老汉煮的红薯稀饭，就在百姓的油灯下铺开了红军地图。

12月23日，黄平县谷陇。天空飞着毛毛细雨，天气阴沉沉的。乌云遮住了太阳，天很暗，队伍进入谷陇时，天就要黑了。住在杨老伯的木屋里。老伯烧起了熊熊的柴火，让毛张王三位烘烤衣服。杨老妈妈烧起一大锅的热水，让三位红军长官和警卫员们洗脚。
12月24日。住杨氏木屋。第二天仍然下雨，而且比昨日下大了。向导说，从谷陇通往黄飘的路很难走，草深树丛深，尽是石头路，怕要走一天整呢。纵队首长传来命令，在谷陇休息一天，让先头部队占据了黄飘峡谷之后，明天再去黄飘。

12月25日，从谷陇到黄飘，住苗民李顺富家。中央纵队部分团队、妇女排，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行住黄飘。黄飘是一个苗寨村寨。近一百户人家坐落在半山腰上，是峡谷林的一片较开阔的地方。红军走进这样一个凶险的峡谷来，是敌人想象不出的。
12月26日，黄平城，天完全放晴了，阳光照耀着黄平的山山水水。中央纵队的人马浩浩荡荡行进在平坦的黄泥栈道上。前天，黄平战役打响，红三军团前卫团消灭了黔军三百多人，红军无一伤亡，红军顺利占领黄平城。从黄飘出来到黄平五十五里的山路，战士们是踏着笑声和歌声前进的。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住在城里一幢四面砖墙的大屋里。总司令部传来话，说明天去一个叫旧州的地方，说旧州距乌江不远了，红军到遵义建立新苏区就必须渡过乌江，乌江是天险，猴子都过不去，红军必须渡过乌江。为渡过乌江，现在就要作好准备，作好动员工作。所以，现在就要养精蓄锐，一切为渡乌江作准备。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刊发社评文章，鼓动全军渡乌江，到黔北遵义城迎新年，过1935年元旦。

12月27日，从黄平城到旧州。队伍在晨光中前进。达到旧州城外的时候，太阳正偏西。黄泥路从一大片橘子园中间穿过。残留在树中间的橘子一个个都张开了金色的笑脸。按乡俗，不论什么果子，主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收获过后，留在树上的，路人可以随意摘来吃。可是路过的红军队伍，没有人去动一动它们，所有的战士都只是望橘止渴。于是人们都自动地跑进橘园，把树上的橘子都摘下，装在道旁的箩筐里，请红军战士们吃。可是红军士兵们直摆手表示谢意，没有人拿一个橘子。盛情难却，不能让善良纯朴的百姓伤心啊，董必武叫战士们接下吧。
橘园很宽，一直漫延到城墙边缘，许多的房子竟然掩映在橘海里。黄泥路一直蜿蜒到一个斜坡下。斜坡全是青青的橘林，一直延到街口城门坡。晚霞下让清风一吹，山道上弥漫着橘子的香味，令人陶醉。担架上的王稼祥感到腹部隐隐的痛，这是腹部要排脓了。担架在斜坡的橘树下停下来，张闻天勒住马跳下马来。跟随走的苏维埃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跳下马，就在橘园的橘子树下为王稼祥的伤口排脓。傅连璋为王稼祥排完了脓，就打马前行，因为毛泽东已经打前走了，他是不能离开毛泽东的（毛泽东时常打摆子，周恩来从苏区就指示傅连璋同毛泽东行军）。

张闻天对王稼祥说：“你刚排脓，休息一会吧。我们谈一下中央红军最为紧要的问题。”
知道首长要谈话，警卫员站在三十米外放哨警戒。树上的橘子摩着张闻天的脸，张闻天摘下六个橘子，自己三个，交三个给王稼祥，并对警卫员说：“等一会给园主人几个铜板吧。”他俩边吃橘子边交谈起来。张闻天说：“我一路上老想，我们这支队伍老是这毫无目标走下去，能行吗？何处是归宿，黎平会议虽然作出了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谁知道能不能行。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啊。主要是现在的主要领导，我看博古再坚持下去，很难领导了，反对他的人太多，那些高级指挥员如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罗炳辉，甚至林彪也不服他。而李德是顾问，站在中央之上独断专行，这样下去，我们这支队伍会被他们葬送的……”

    王稼祥说：“我看，让毛泽东指挥红军，他指挥，我们才可获胜，我们才放心！”
    张闻天说：“你说，现在怎么办？”
    王稼祥说：“今天就把我们的想法告诉周恩来吧。事不宜迟，很快就要渡乌江了，就怕在渡江问题上又出岔岔来。毛泽东也不要再推让了，挽救红军、挽救革命，事关大局啊！”？
    张闻天点点头。他们欣然地走出橘园，向旧州城门走去。两人走进他们住的大院，下得马来，张闻天便去找周恩来。
    在总司令部，张闻天找到了周恩来。他此时正同朱总司令在地图前相商渡乌江的事宜。朱总司令将一杯开水端给张闻天，于是三个人攀谈起来。张闻天把他同王稼祥橘园的话题摆了出来。周恩来连连称是，朱德激动地两眼闪着泪花：“朱毛朱毛，朱离不开毛啊！”
    12月27日，记下了黄平县旧州橘园的印迹。

12月28日，天气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风很冷，但终于没有下雪。对在征途中的所有红军战士来说，谁也不想下雪，只希望天天太阳朗朗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1934年12月30日和31日，中央红军全军应渡过乌江，到黔北去过1935年的元旦新年，后卫部队九军团也必须在元旦节那一天全部渡过乌江。军情紧急，蒋介石薛岳中央军追剿部队距红九军团不到一百里。中央红军面前是乌江，后有国民党十万追兵，红军走进了绝地。要想绝地而后生，必须渡过乌江。中央纵队首长已经下令，28日在旧州休息一日，做好一切渡江前的准备工作，29日驻浪洞，30日达到猴场以北地域，不要出现意外。

中央红军路过雷公山苗疆路线图

12月29日，驻浪洞，在黔东南征战的最后一站。太阳从密雾中挣脱出来，以它的热力和光焰驱散了阴霾，大地又明朗和艳丽了。军号哒哒响，中央纵队集合好后，撤离旧州古城，向北，朝着乌江方向前进。从旧州到浪洞五十八里，山路弯弯绕绕，实际里程超过六十里。浪洞是一个近三百户的村庄。这是中央红军征战在黔东南最后一站。从这里向北是瓮安县的老坟嘴，再往北就是猴场镇了。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雷公山苗疆，从1934年12月12日进入黎平，到12月31日离开施秉、黄平的17天中，足迹踏遍了黎平、锦屏、剑河、榕江、台江、镇远、施秉、黄平等八县的广大地区，行程1000多里，历经大小战斗10次，毙敌俘敌600多人。特别是在黎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意义重大而深远。而发生在黄平的“张（闻天）王（稼祥）橘谈”被认为是和遵义会议后的“周（恩来）博（古）长谈”并列的改变中国共产党高层的两次最重要的谈话之一。

    红二、六军团长征——走出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民党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加上地方保安团队，约30万大军，向湘鄂川黔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敌人以中央军为主组成“进剿”军，以地方军为主组成“堵剿”军，采取堡垒政策，蚕食根据地，企图把红二、六军团逐步压缩并聚歼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狭小地区。形势非常严峻，危机四伏。


    红二、六军团一部

显然这时红二、六军团在湘西的生存已经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中央红军一样，转移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呢?萧克后来在回忆中总结到，除了敌人强大和地形条件不利外，对当时湘西的情况也有描述：
湘西经济落后，封建地主独霸一方，割据一地，在大割据中又有若干小割据。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名为统治十三县，其中若干县又有人割据，甚至有割据三两区、乡的。有些大地主也有枪，在山顶上占据自然溶洞，他打你容易，你打他困难，他们躲进洞子里，洞口又加上些工事，你打他就更困难。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攻占洞口，用辣椒烧火熏烟，用风车吹进洞内，一边熏，一边减话：“你们出来，我们不杀你们”。这样就打开了许多洞子，搞了一千多条枪。即使如此，民团地主的小区割据还是不少。

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买卖鸦片中发大财。由于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鸦片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烟，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吃点戒烟药，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磺，静脉注射，个把个月就戒了。……

    和中央红军一样，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时目标并不明确，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但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地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他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也三两天)，就可以扩大红军。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贺龙、萧克分别向部队下达突围命令。当晚，各部队分别踏上了向南挺进湘中、突围转移的征途。红军先后突破澧水、沅江两道封锁线，经慈利、沅陵、安化、新化、锡矿山、冷水江、溆浦、辰溪、浦市、涟源、新邵，直插湘中，进抵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之后进军黔东玉屏、江口，进占石叶县城，于1936年初胜利完成向黔东地区转移的第一步战略任务。


    红二、六军团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路线图

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的指挥下，自桑植誓师突围到离开入黔，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转战数千里，成功地实现了原定战略意图，进入预定地区。1936年1月9日，担任掩护任务的红十八师几经辗转征战，在黔东江口的磨湾与红六军团主力会合。
至此，红二、六军团全部撤离湘西，踏上了远征万里、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之途。1936年2月7日，在大定(后迁毕节)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委会，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即告结束。

胜利到达陕北的红二方面军将士

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创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在湘西创建的一块大的红色根据地。由于地处边陲，距离4省省会都在千里以上，境内崇山峻岭，道路崎岖，长期以来地方军阀派系林立，有利于革命武装利用敌人矛盾，实行武装割据。红军的活动，进能截断长江交通，威逼常德、岳阳、长沙、武汉等大中城市，退可凭借山河天险，回旋驰骋，根据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根据地军民在近两年的艰苦卓绝战斗中，牵制吸引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其他根据地的斗争。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开创和发展过程中，湘西老百姓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仅桑植一县就有13000人参加红军，2万多人为革命牺牲。贺氏族人被反动派杀害的就有数百人，贺氏族人和亲属为革命牺牲的有数千人之众。大庸县有6000多人参加红军，2万多人为革命牺牲。慈利县有5000多人参加红军，1万多人为革命牺牲。大庸三坪乡覃家坪罗为生叔侄4人同时参加红军。四斗坪父子双双参军的有三对，兄弟参军的有四对。红军烈士侯德臣，一家8口人跟随红军参加长征。在反“围剿”战斗中，湘鄂川黔苏区共吸引和牵制了国民党军86个团、10万多人，歼敌2万多人，其中俘敌8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以贺龙为代表的4000多桑植儿郎从刘家坪出发，解放后，仅剩下不到100人。湘鄂川黔根据地先后共有1.7万人参加红军投身革命，8万余人参加和支援红军作战，1万多人壮烈牺牲。红二方面军涌现了166位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帅。

1934年永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塔卧

贺龙自从长征从塔卧出发，就再也没回到他出发地——湘西。
贺龙的女儿，那个生下来18天就跟随红军长征的贺捷生后来回忆道：1956年，已经身居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曾经对她说到：从湘西我率领桑植子弟起事算起，光桑植子弟就牺牲了六万多人哪。如果从我投身革命算的话，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跟贺家凡沾亲带故牺牲的英烈不下两千人。闲下来我眼一闭，他们一个个好像就在我的眼前。我想他们哪!今天我们胜利了，掌握政权了，可是他们这些英烈的老婆孩子怎么样了?亲人怎么样了?捷生，找个时间你跟我到老家走一走、看一看。

1964年的年末，正是三年自然灾害闹得最凶的年月，当时，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倡议，动员政治局的委员们都要回家乡过年，要大家了解体验一下百姓的疾苦，顺便搞也可以一些农村调查。1965年，毛身体力行，自己首先带头回了韶山。这时候，贺龙也特别想回湘西看看，他很想去祭扫先烈的墓，看望久别的乡亲，并且他已经动身到了湖南。然而，那时已经到了长沙的父亲，却在家门口踯躅徘徊，近在咫尺，他最终缺少了再向西走的勇气，只是派同行的荣高棠先去桑植看看，他答应：明年我一定回去。那一刻，贺龙肯定想了很多很多，他想什么呢?他一定又想到了湘西的乡亲们。他的面前，或许会有成千上万的湘西子弟结队走来，其中有1927年8月1日，他最早带到南昌的万余部队，这支部队大多数是湘西子弟，他们都是跟着贺龙闹革命的，那是中国革命的最早武装啊。可是他们中的3000多人却在起义后南下作战中牺牲了。南下作战失利后，贺龙根据中央指示，又一次回湘西开创革命根据地，呼啦啦大旗一竖，再次集中了数万人的队伍，创建了红二军团，而这支队伍中，大多数是他带出去的湘西子弟。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先后牺牲在祖国解放的各个战场上，他们已经长眠在祖国的山山水水间。贺龙此刻一定想到了他们，想到了他们那些失去丈夫的妻子，想到了那些失去儿子的父母，还有那些失去父母的儿子，他们这些亲人朝思夜盼，不就是盼着贺龙能给他们带来亲人的消息吗?贺龙见他们该咋说呢?

永顺塔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革命烈士纪念碑

    三十四、突破割据——抗战爆发前后的苗疆

    沅陵行署的设立——何健掌控湘西和陈渠珍的淡出

    民国以来，湖南地方政局更替频繁，谭延阎、曾继梧、张敬尧、赵恒惕、唐生智、程潜、鲁涤平等先后主持湖南省政，时间长短不一，但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软弱无力。直到1929年何键主持湘政以后，湖南政局才趋于稳定。


    何键（1887—1956），字芸樵。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湖南省政府。

但何键并非蒋介石嫡系，他表面上服从中央政府，实际上割地称雄。1935年，何键拥有军事力量达10万人左右，养兵之多，几乎超过赵恒惕统治湖南时期的一倍，其首脑人物，向有何(键)、刘(建绪)、陶(广)、李(觉)之称，前三者都是醴陵人，李觉是何键女婿。这个军事集团的高级骨干也大多是浏阳游击队或保定军校出身。至于中下级军官，何键则采取自己培训的办法，从而形成了一个割据湖南的庞大军事集团。
在湘西除了陈渠珍的势力之外，还有贺龙、任弼时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力量，对何键来说虽是对其统治湖南的威胁，但也为其削弱陈渠珍势力提供了机会。1933年12月湘鄂中央分局决定“创造湘鄂川黔苏区”，其中在湖南省范围包括“湘西永、庸、龙、桑、慈、石等县”，日按此决议红军向湘西等地开进，1934年11月7日贺龙和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攻占永顺县城。面对此情况，何键严令陈渠珍部堵击，以便借红军之手摧毁陈渠珍的割据势力，同时又利用陈渠珍部遏制红军的发展，坐收“一石二鸟”之效。

陈渠珍此时若违抗何键出兵之命，则可能会背上“通共”之罪名，且红军在湘西的发展也对自己构成威胁，故决定出兵。在红军占领永顺县城不久，陈渠珍即在凤凰召开“剿匪”会议，委派龚仁杰、周燮卿为正副指挥官，分四纵队共10个团1万余人准备围歼红军。红军面对来犯之敌，采取诱敌深入政策，于1934年11月16日将龚、周部队引到永顺城北45公里的龙家寨十万坪谷地，利用两边山坡掩护进行伏击，结果歼敌千余人，俘虏龚仁杰等官兵2000余人，此役使得陈渠珍的势力大大削弱。

1935年，民国十四年六月二十日，何健假借追剿红二、六军团之名，急忙调遣川军帼汝栋，鄂军张万信，湘军李觉三师人马进驻慈利桑植，湘军陶广章亮基王东原则驻守沅陵丶永顺。命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率领陈容中，李云杰等师驻守贵州铜仁，四川秀山围堵陈渠珍的后来，何健本人则亲自赴常德督战要亲自剔除陈渠珍这个心腹大患。九路十八万大军云集湘西将湘西军阀陈渠珍的三十四师（原辖六旅十五团三万人五千人枪）置于团团包围中。何健强逼陈渠珍交出兵权发布改编三十四师的命令：
一新编三十四师按三旅六团编制改编，兵员6800名；二遣散编余人员遣回各县部队；三湘西各县保安团归还县的建制；收缴编余枪支及地方散枪，撤销湘西自设的枪械修造厂。五撤销所有自设的税收关卡；六各级行政人员概由省政府任命；七湘西各县屯粮仓库一律归省政府派员接管。

何健改编三十四师之后以“玉鍪兄年事已高，前线奔驰诸多不便，可驻乾城管理屯务，师长由顾家齐代理。将陈渠珍削去兵权，彻底架空陈渠珍在国民革命军序列的正规军部队，并将湘西各地保安团，民团，挨户团，屯务军巡防军归还各县建制，各县屯租直属省府。陈渠珍只挂了个湘西屯物处处长一职。并令心腹二十八军军长陶广驻守沅陵监视陈渠珍。

1934年12月，何键为围剿红军，进一步控制湘西，决定在沅陵设立湖南省政府委员出巡办公处，1935年1月16日开始办公。5月，省政府决定撤销该机构，划湘西为绥靖区，将绥靖区划为5个行政区，各区专员直接统辖各县的政治、军事事宜。6月，又正式成立湘西绥靖处，何键嫡系刘建绪任处长，后被裁撤。1936年5月，根据行政院颁布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暂行条例》，湖南省政府首先将湘西各个行政督察区加以扩大为专员公署，这是湖南省第一批成立的专员公署。1935年，湘西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立后，便依据湖南省民政厅公布的《保甲规程》，实施保甲制度。县以下设区、区下设乡镇、乡镇下设保、保下设甲。这些机构的设立，都是何键为深入控制湘西地区而采取的措施。

    西南战略在湘西——湘川公路和芷江机场的修筑

    曾经是西南驿道咽喉的湘西，随着中国大后方向西南的转移，其重要性又一次凸显了出来。湘西成为内地通往滇川的一块重要的跳板。而说起这块跳板，就不得不说说湘川公路 (現为福建厦门至四川成都的319国道西段，全程1256公里)。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随着其侵华步伐的加快，东南沿海尤其是南京面临严重威胁。蒋介石聘请的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向其进言为抵抗日本侵略应以长江中下游作为战略建设重点并建立战略交通系统如此“在日本入侵时可以迅速地输送部队至危急地区”，蒋介石及其幕僚对西南诸省地势、气候、矿藏、物产、历史、民风民俗等进行了近一年的考察，蒋介石表达了对四川的高度重视，连续做了题为《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可建设新四川的根本要道》和《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的演讲，公开表示‘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战事也还是大有可为”。至此蒋介石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的思想牢固确立下来。1936年制定“民国二十五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正式建立以四川为总根据地的西南大后方。

为此，国民政府在西南地区陆续修建了川湘、川陕、川鄂、川滇、川黔、湘黔、黔桂等干线公路，而湘川公路是湖南通四川重庆的唯一通道，因此无论是其选线勘探还是工程施工都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
1935年7月，时任湖南公路局总工程师的周凤九带领工作组亲自选线，踏勘。同年10月，川湘公路测量队成立，负责测设三角坪至茶洞线段。1936年，湘川线始得确定，即自沅陵、辰溪间之三角坪起，经泸溪、所里、永绥以达川边之茶洞,过铁山河顺沅水而下至泸溪县城折向西行，溯武水约100公里，至矮寨后迂回于崇山峻岭间，以铁山、能滩、矮寨、下寨河等处最为险峻。

线路确定后，据《湖南公路史》记载“全省党政军备机关职员一律借薪一个月，分5个月扣借;全省田赋校正额加倍三成，就民国21年(1932年)完粮时一并征收;全省殷实商户派借30万元;省政府筹款洋120万元”。此款以作湘川公路及湘黔公路筑路材料、工程管理、征上补偿等用。”
测量队近半年的跋山涉水，终使湘川公路线路于1936年初得到确定。4月22日，被国民政府列为“抗日重点工程”的湘川公路“三花段”(南起沅陵的三角坪，西北至花垣的茶洞，全长188公里，其中在吉首境内58公里)开始动工。全线开凿石山修成的路基地段占80%以上。劳力来源于乾城、泸溪、保靖、永顺、永绥、古丈、凤凰等县及外地区的民工。除路基上方工程外，其余石方、桥涵、水管等工程多采取发包修筑，上路劳力多时达3万余人。

    其中矮寨盘山路位于矮寨镇北坡的大山上，是“湘川公路”最为险要的爬坡路段。天险矮寨，群峰林立，从坡脚至坡顶垂直高度440米，而水平距离不足1000米，由15道回头弯道和一座立交天桥连结，平均坡度7.3%。这样特定的空间，迫使公路多次转折，形成13道锐角急弯，26截几乎平行、上下重叠的路面。


    1937年竣工时的湘川公路矮寨天险立交桥

湘川公路吉首矮寨盘山路段，修筑这段仅六公里的公路，当年2000多人次民工栉风沐雨整整奋战了七个月。

    很难想象，当时在完全没有机械(即便有也用不上)参与的条件下，筑路员工在悬崖峭壁上，用极原始的工具完成这样的工程，将付出怎样艰苦卓绝地劳动。据当地参加修筑矮寨公路的开石工赵老汉回忆：他是专门抡锤掌钎打炮眼的，因山壁太陡，抡锤掌钎站不住脚，就在高头打个栓牢，用一根带个大竹筐的粗绳子，人站在竹筐里吊下去悬空打钎。一整天不上来，带着干粮和水，饿了渴了就吃喝，屎尿也屙在筐里。下班吊上来，两条腿都肿了，一身尿臊屎臭……
    当年2000多民工栉风沐雨，整整奋战6个月，因气候不适，加之风餐露宿，工作条件差，医疗保健力量薄弱，以致染病员工众多，死于工地者248人，小伤小残的不计其数。病员、伤员多达20000人。竣工后，特于乾城矮寨坡上铸“开路先锋”铜像和纪念碑，以资对死难员工的纪念。1936年9月，湘川公路的路基、桥梁、涵洞全部完成，并完成了一部分路面铺装。9月9日，举行上路试车。至1937年2月，完成全部路面;3月，全线建成通车，撤消川湘公路工程处，另设能滩吊桥工程处和善后工程处。15日，通车典礼降重举行。


    坐落在矮寨的湘川公路死难员工纪念塔。

    湘川公路诞生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备战，其建成后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它在湘境接长沅、湘黔两线，在川境接成渝、川黔两线，是由湘入川、联结湖南与国民党中央政府陪都重庆的唯一陆上通道，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时有“战时生命线”之称。


    湘川公路泸溪段潭溪公路吊桥

    全面抗战后，湘川公路成为连接抗日前线和大后方的重要交通线之一的作用得到显现，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样对中国抗战起到极大作用的还有湘西芷江机场。
    抗战爆发前，芷江就进入智囊层御日国防建设的视野，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就主张：“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基地宜设在云南昆明，战时大本营宜设在湘西芷江、洪江一带。”因为居云贵高原东缘和雪峰山西脉之间的芷江，是通往西南诸省的孔道，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36年7月，抗战迫在眉睫，芷江机场勘察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到10月，机场建设方案敲定，即以原校场为基础，扩修成800米见方的规模。县府抽调民工2000余人，开始施工。

9月底，为支援全国抗战，根据陈纳德对芷江机场的考察报告，蒋介石及中央航空委员会向湖南省政府发出了 “将芷江机场由现在的800米见方扩修为1200米见方的大型军用前进机场”的紧急电令。随后组建了“航空委员会扩修芷江飞行场工程处” 11月10日，芷江县政府转饬“机场附近各保、甲长通知花户，即将各人所有田土树木等项，签立牌名，以便注记”。11日，机场测量工作全面展开。

11月初，国民党湖南省何键电令芷江县长赵叔筠即刻征调民工5000名扩修芷江机场，限期竣工。当年修建机场几乎完全没有机械，全部依靠人工，采用人海战术。按航委会要求，扩建机场的时间是3个月完成，新建机场在半年完成。这时雨水较多，时间紧迫，绝非一县之力可为。赵县长向省府建议：为争取时间早日建成芷江机场，为抗日战争做贡献，拟从湘西各县抽调精干劳力分批赴芷参与扩修。11月下旬，何健采纳了芷江建议，责令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速从所属麻阳、晃县、黔阳、会同、辰溪5 县按壮丁人数征调民工赶赴芷江抢修机场。至此，扩修芷江机场的6县民工总数达到2万多人。
1938年1月，正是寒冬季节，两万民工各自携带锄头、畚箕，像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芷江机场工地。脚步声、叫喊声、嘻闹声、铁锄扁担相撞声汇成了一片嗡嗡嗡的嘈杂声。一声令下，只见教场坪四周银锄飞舞，人来人往，机场工程处下拨的600辆木轮推土车穿梭不停，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仅三五天功夫，座座茅草荒山、条条沟壑水田，便都成了红辣辣的一片新土。

当年民工修建芷江机场时的照片，前后5万余湘西民工参加了机场修建。

    修机场，最重要的设备就是压路机。但是当时中国内地根本没有这样的机械。民工只好自制石头碾子来代替压路机。修建机场的石碾子最大的直径1.8米，重量在5吨以上。拉石碾子时，民工需要在手臂粗的两根主绳上，另外编织出两边对等的上百根拇指般粗的绳索套，一人一根地从肩上斜套在身上，上身用力前倾拉紧绳索，一手从身后抓住绳索，一手随双脚用力摆动前移，每一个劳工都必须使用自己全身的力气，在指挥人员的号令下，万众一心才能拉动那个5吨多重的庞然大物。成百上千的人同时拉动几个石碾子的场面非常壮观，使在场的美国工程人员为之感动，他们纷纷用相机记录下中国军民拉石碾子的许多珍贵镜头。他们似乎从中看到了中国人民最可贵最典型的精神.


    大量湘西民工参与了修建芷江机场,这是当时美国军人拍下的宝贵彩色照片

    陈纳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中国老百姓拼死修筑机场的动人事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在华的百多个机场，都是千千万万的中国男人、女人和小孩流着汗血，辛苦地徒手筑成的……日军毁了一个机场，即有两个新的产生了。”
    修筑芷江机场的两万余名外县民工和芷江偏远乡村的民工们，全都挤在施工场地附近搭建的近千个临时性茅草棚里，小的住十几人，大的住几十人。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医疗条件都很差，再加上民工的卫生习惯更差：因为都是男性，随地大小便、脏水乱泼、衣服被子不换洗、常喝生水、饮食既不卫生也无营养。夏天一到，茅棚里，汗水与茅棚漏下的雨水搅和一起，潮湿闷热，气味难闻；茅棚外，遍地都是大小便与污水，经日晒雨淋，臭气熏人，苍蝇蚊子无处不在；晚上，劳累一芒的民工们，刚一躺下，蚊叮虫咬，很难入睡，身体抵抗力急剧下降，导致“霍乱”等疾病流行，虽经城内大小医院诊所日夜诊治，每日仍有年老体弱者死亡十几人到数十人不等。死者全都集中掩埋在机场边缘取土后的大坑里，芷江人因此将该地取名为“万人坑”。半月后疫情得以控制，但6县民工仍然死伤近半。为补充劳力，保证进度，何键又从沅陵、溆浦、凤凰、泸溪、靖州5县抽调了大批民工来到芷江参加机场扩修。
    人倒下了，机场却一天天地成型。1938年10月，除完成了2000亩机坪及1600米的跑道扩修任务外，还修建了导航台、指挥塔、疏散道等工程设施。经航空委员会芷江工程处验收合格，机场开始投入使用。一个后来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军用机场，就这样修建起来。

    多方的博弈：革屯运动各方的言不由衷

    清朝乾嘉年间傅鼐建立的屯租制度，在实行了一百多年后，这时也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沿，只差最后的一击了。
    抗战前湘西政局变动与地方权益重新争夺的矛盾，“永绥事件”成为其导火索。
    何键担任湖南省期间，开始着手铲除以陈渠珍为主的湘西割据势力，开始直接实施对湖南的统治。
    陈渠珍在湘西的割据，在谭延阎和赵恒惕等主政湖南期间，更多的对陈渠珍是采取拉拢政策。何键主湘后，则采取了削弱陈渠珍势力控制湘西的方针。
    尽管如此，陈渠珍此时仍然担任湘西的屯务处处长，掌握着屯政大权，控制着湘西七县的屯租和屯务军，是湘西地方最有实力的人物。然而由于屯政巨大的经济利益，各方围绕湘西屯政控制权的争夺也变的更加激烈。

辛亥革命后，湘西地方军阀为维护割据势力，仍然维持屯田制度。1913年北洋政府设“湘西苗防屯务处”于凤凰县城，具体管理七县屯务，并将练勇改为屯务军，归屯务处长统率。1921年陈渠珍任屯务处长后，屯租收入用作支付屯务军军铜、枪械等费用，成为陈渠珍割据湘西的经济支柱。
在湘西像陈渠珍这样以屯养兵割据的军阀也可以称为“屯阀”，除陈这一最大屯阀外，在湘西各县地方势力即“小屯阀”依然存在，相互之间围绕屯租的分配也存在利害冲突，其中除陈渠珍外势力最大的是永绥宋海涛。宋海涛任屯务指挥期间独霸永绥，但与陈渠珍倒也相安无事，就在陈渠珍实力被何键削弱实力大减之时，宋海涛过世，他的侄子宋镰泉接任了屯务军指挥的职位，驻扎在永绥的屯务军有五个大队，另有团防局的三个大队。宋镰泉年轻气盛，上任后不把陈渠珍放在眼里，将之前仅少量上交陈渠珍的永绥屯租全部独吞，不再上交。陈渠珍对宋镰泉继任后，没有向自己“请安问候”本已不满，现在又独吞了永绥的屯租，触动了他的利益，便开始采取行动“教训”宋镰泉。

1936年春节期间，陈渠珍邀龙云飞，谭自平等人聚会商议贯彻《拟呈屯务草案》准备清理屯务。所谓整顿屯务，就是审核屯租收支，该收的屯租要收上来，该花在治安保卫，经济交通教育和各项建设的费用也要确定。十天后，在乾州召集永绥，凤凰，乾城，古丈，泸溪，麻阳，保靖有屯租制度的湘西七个县县长和各县富绅会议，会上永绥县县长刘慕唐报告说：“本县连年天干，屯租收缴十分困难，而屯务指挥宋家宋濂泉仗势侵吞屯租霸占屯田，宋濂泉本人即不交租，又对老百姓浮收滥征，中饱私囊，若要整顿屯租，必须先除宋濂泉。陈渠珍于是撤掉了宋濂泉湘西七县屯务总指挥的职务，勒令宋濂泉交出兵权，宋濂泉与陈渠珍矛盾爆发。

1933至1935年，永绥连年遭遇灾害，苗民根本交不起屯租。宋濂泉决定利用广大苗民疼很屯租的反抗情绪用武力反抗屯租，召集永绥保靖旧部梁明元贾凤昌等组建抗屯义勇队。
1936年6月22日，陈渠珍电令刘爬扣押宋镰泉的密令，被宋知道后，遂于当晚纠集全族武装及旧部，解除了陈氏驻永绥县城屯务军武装，次日又派人向各乡发出号召，打起“抗屯”的旗号来鼓动当地苗民参与反对陈渠珍的斗争。6月24日宋组织了周边地区关系紧密的武装及本县区、乡镇“义勇队”千余人，在麻栗场镇围歼了前来催租的刘鹤卿部，并将部队在此驻扎自称“反陈抗屯军”。湖南省府闻讯后十分重视，尤其是何键欲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削弱陈渠珍，于是便偏袒“造反”的宋镰泉一方，命令接替刘建绪担任湘西绥靖处主任兼二十八军军长的陶广，电告陈氏退兵，陈、宋的两支部队在相持五天后便各自收兵，此次陈、宋间的武装冲突时称“永绥事变”。

事变发生后，何键于6月30日以长沙绥靖公署、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会衔”发布命令，“整顿湘西军政事宜”，“各县绥靖事宜，着归第二十八军军长陶广负责”，使得湖南省政府的军政势力进一步在湘西扩张。何健陶广把陈渠珍一撸到底，彻底搞掉，先是撤销了陈渠珍的湘西屯务处处长由何健心腹余范传接任，之后又将陈渠珍调至长沙任省府委员。陈渠珍凄惨的从沅陵东下，乘一叶扁舟去了长沙，被何健软禁了起来。
“湘西王”陈渠珍的割据势力，是何键统一湖南军政中的巨大障碍，凭借“剿共”的契机削弱陈渠珍后，何键将省方军事与行政力量在湘西强力渗透，最后利用地方实力派与陈渠珍在屯务方面的矛盾，在“永绥事变”后终将陈渠珍排挤出了湘西。

    在陈渠珍离开湘西稍早一些的1936年2月，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军也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离开了湘西，然而红军与陈渠珍的离开并不代表何键对湘西统治的确立，等待他的是一系列棘手的由屯政引发的问题。
    最早针对陈渠珍的革屯运动，随着陈渠珍的离开，矛头开始指向了何键为代表的省方，并且声势不断扩大，由和平请愿发展到了后来的武装斗争。全国性抗战的爆发，又对湘西的革屯运动重大影响，改变了武装斗争的形势与走向。
    在陈渠珍辞去屯务处长之职后，屯租和屯政的问题并未解决，因此永绥苗民进行反抗屯租进而要求革除屯政。宋镰泉在永绥事变中重在“反陈”，等陈渠珍离开湘西后，何健不想宋濂泉坐大湘西，调其任湖南省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议，限期离境就职。宋濂泉将抗屯军的指挥权交给在永绥苗民中较有威望的吴恒良与隆子雍二人，退出了抗屯的领导位置。宋濂泉去了长沙三个月，不久便偕老表黄汉浦逛杭州游西湖去了，不久又病逝于长沙。

永绥绅民随后推举吴恒良主持成立“永绥县解除屯租诉愿团”，1936年8月9日在提交省府的《永绥县解除屯租诉愿团宣言》和《快邮代电》中指出了永绥屯租是“全国所无之百年屯政”，其存在是“留中华民族一律平等之缺点，贻苗民万劫不复之隐恨”，正式提出“废屯升科”要求即废除屯租，所有“屯田”“官田”均归民私有，按照全国其他地区之例，向政府交纳田赋。
对此，由何键委派接任陈渠珍担任湘西屯务处处长的余范传，在何键的支持下，采取强硬手段压制群众运动。1936年12月1日，湖南省政府新任命的永绥县长李卧南又发布《七县改屯升科》布告，其中关于屯租是1935年前予以免除，但1936年要“照旧完纳”;对于屯政，则只是要进行“屯务整理”，而“废屯升科”的要求则是“暂从缓议”。苗民是在追求民族平等，省政府对此却没有足够的认识，而只是采取减免租税的老办法去暂时安抚当地民众。双方在认识上与要求上相去甚远，矛盾冲突升级。

但直到1936年年底，永绥的“革屯”运动基本上是采取和平“请愿”的方式，进行“合法”斗争.出面主持“请愿”运动的是永绥县瓦水的吴恒良.他是苗中富户，有一定文化，当过永绥上五乡小学校长四年，后在湘西地方杂牌军和宋镰泉属下任副官.参谋、团副等职，当时闲居，在永绥苗民中有一定影响和威望。宋镰泉请他出面组织了“永绥县解除屯租诉愿团”。永绥唐家湾的“屯田”大地主苗民隆子雍，县城汉民向备三，均能言善辩，被推为‘上诉”代表.八月九日，吴恒良以“诉愿团”名义向全省发《宣言》、《快邮代电》吁请各界支持。《宣言》和《代电》披露“屯政”之害，倾诉“屯租”剥削之苦，正式提出“废屯升科”要求.即废除“屯租”、所有“屯田”、一“官田”归私有，按照全省其他地区之例，向政府交纳田赋，“改租为粮，减轻负担”隆子雍、向备三等则赴省上诉。

和平‘请愿”方式的斗争，大致进行了近半年。以省府何键，专员余范传，永绥县长刘慕唐、李卧南等为代表的顽固势力的阻梗，毫无结果。“诉愿团”活动受挫和顽固保屯势力的高压政策，促使永绥“革屯”运动在1937年春，发生了重大转折.即从和平“请愿”方式的斗争，转为广大苗民武装“革屯”起义.
1937年元月26日，在龙潭乡以马王塘苗民石维珍等人为领导，首先举行武装‘革屯”暴动.石维珍率领群众杀掉正在苗寨抓欠租佃户的枪兵，处死了当地作恶多端的苗守备石达轩，并打开龙潭屯仓，将屯谷分给群众，放火烧了屯仓。接着包围了前来镇压的屯务军一个连，缴获二十多只枪枝，建立起第一支“革屯”军。

继龙潭之后，梁明元在长潭“揭竿”而起，组织了第二支“革屯”武装队伍。木沟寨苗民梁明元，出生农民家庭，平日交结甚广，在苗族群众中有一定威信。龙潭起事后，他积极支持和响应，在群众中宣传“龙潭人是逼上梁山的，人急走险”，“龙潭人抗得，我们也抗得”，鼓动长潭人民起来抗租.1937年2月14日，梁明元邀约七、八个苗族农民歃血为盟，组织“革屯”队伍几天后扩大到四十余人。3月4日乡长常健从县城参加区乡长会议回来，梁明元带领盟兄弟杀死了常健，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十二支.接着发动群众，开仓分谷，连续烧毁了长潭、下寨、窝勺三所屯仓。梁明元的“革屯”军迅速发展到三百多人.武装革屯起义，很快波及保靖，同永绥长潭乡毗邻的保潭水田乡苗民石兴顺等亦发动起来，组织队伍前往木沟寨，归附了梁明元。龙潭、长潭分别举行武装“革屯”起义后，石维珍派人来长潭与梁明元接头。3月12日，梁明元率“革屯”军300余人，开赴龙潭。两支大军汇合，统一指挥，推梁明元任“革电”军大队长，石维珍为副决队长。不久，吴恒良、隆子雍等“诉愿团”领导人，也转向了武装斗争.

余范传、李卧南鉴于武装“革屯”势力愈来愈大，急电何键，请派军“进剿”.何键立即派六十二师刘建文旅前往永绥，并发通辑令，悬赏捉拿吴恒良、隆子雍、梁明元、石维珍等“革屯”首领，查抄其家产。3月27日，省军乘黑夜突然袭击唐家湾隆子雍家、杀害了隆子雍的父亲及本寨苗民七人，全寨财物被抢劫一空，接着又袭击梁明元等人的村寨，杀害了他们的亲属，焚烧其房屋。面对省军的残酷镇压和血腥“清剿”，永绥“革屯”军，采取了分散隐蔽，小规模零星打击敌人，伺机再起的策略.

何键先发布《告湘西民众书》，称抗屯军为“匪”，通缉革屯军领袖，然后调二十八军入湘西进行武力镇压。革屯军只有利用湘西崇山峻岭的地形采取分散隐蔽，采取小规模零散斗争，保存实力以伺机东山再起。至此，革屯武装的活动因省府派兵强力镇压而进入低潮。湘西地方政府与省府，将抗屯军定性为“匪”，这对于长期遭受民族压迫，因反抗不合理的屯政及屯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而进行斗争的苗民显然是不公平的，决不能接受的；而在当地政府看来将反抗苗民称为“匪”则是十分“明智”的：这一方面可以掩盖自己各方面的失职，另一方面又可以为采用武力镇压提供充分的理由。虽然武力镇压带来局势暂时的稳定，而镇压造成了矛盾的激化，使这种稳定则必然难以长久。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受此影响革屯形势也发了重大变化。何键在蒋桂之争中因拥蒋而上台，但随着他在湖南势力的稳固及西南政局之变化，尤其是在1936年反蒋的“两广事变”中“骑墙”表现，使得蒋介石对何键不满加剧，抗战爆发则给蒋介石一个整治何键的机会。出于抗战形势的需要，同时也是削弱何键的考虑，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将何键的湖南省军即第四路军主力正规野战军调往江苏、浙江抗日前线，其中就包括在湘西镇压革屯运动的省军，何键仅剩下各县战斗力较弱的保安团武装来维持治安。
省军撤出后，吴恒良、隆子雍等“诉愿团”领导人，也乘机转向了武装斗争，并且开始与其它革屯武装联系。梁明元等则在永绥、保靖交界之地谷坡重建革屯军指挥部，将各支抗屯自卫军队伍又重新聚集起来。1937年8月12日，各路抗屯自卫军首领集中于豆旺坪，成立“湘鄂川黔边区革屯抗日军指挥部”，推吴恒良任总指挥，梁明元为前敌总指挥，隆子雍为副总指挥，从此抗屯自卫军正式改名为“革屯抗日军”。随后攻占了保靖县的水田、葫芦、夯沙等苗乡，在古丈、保靖、乾州、永绥边界连成了一片革屯区域。

身在长沙的陈渠珍，对于蒋介石与何键的关系以及湘西的局势一直关注着，就在何键省方兵力空虚和湘西革屯形势再度活跃之时，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倒何”，只有何键下台他才有机会恢复在湘西的权势。为此，陈渠珍充分利用自己旧部的关系，开始了多方运作：首先，利用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兼军统局局长的旧部贺耀祖，加强与蒋介石的联系以了解其态度;其次，让原新编第三十四师师部副官长双景五与陈果夫、陈立夫联系，利用“CC系”与何键在湖南党部的矛盾，为“倒何”寻求高层支持;最后，让在龙云飞为代表的在湘西地方的旧部公开打出“倒何”口号，扩大革屯运动事态。

在此背景下，龙云飞与双景五等，于七月被邀赴武汉，同CC派头目举行秘密会议。议定由龙云飞出面在湘西组织武装倒何，并由中央党部派杨光耀前往协助。1937年8月，龙云飞回湘西后聚集旧部并联合吴恒良等苗乡头目集合2000余人，在凤凰成立“湘西革屯抗日救国军”并任总司令，杨光耀为副总司令，下设五路大军，永绥革屯领袖吴恒良任第一路军司令。9月6日，龙云飞率部攻占乾州城，发布了宣言提出“革屯”、“驱何”、“抗日”三项主张，时称“乾城事变”。在龙云飞攻占乾城前后，分别又有麻阳县原陈渠珍部下任营长的龙杰，于8月底攻打麻阳县城，以及9月28日，吴恒良、梁元明集中在永绥、保靖及周边各县抗日屯军，攻打保靖县城。两次武装行动，虽然都没能最终控制县城，但是同“乾城事变”一起都给予当局以沉重打击。

面对革屯武装的扩大以及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南京中央政府方面蒋介石“极为注意”，并电令将原定调往前线之军队，停止开拨，“协助剿匪”。省府方面何键急调保安第二、五、十五、十六各团及保安暂编团前去镇压，并留正规军六十二师185旅“协助剿匪”，同时致电四川省刘湘求援派，让邻近湘西的秀山、酉阳军警“会剿”，并悬赏击毙革屯军领导。何键甚至在1937年9月21日长沙《大公报》上称龙云飞、吴恒良等革屯武装领导人“为汉奸利用”、“现在他们扰乱后方，破坏抗倭统一战线，当以惩治汉奸的方法处置他们。”

革屯抗日军自然不愿背此“污名”，尤其是在这抗日的特殊时期，便采取了一系列的“去污名”的宣传与整顿活动。在龙云飞攻占乾城时，隆子雍在永绥草拟《革屯抗日军八项纪律》和《革屯抗日军布告》，一方面重申“废屯升科”、“抗日救国”的主张，同时强调军纪严禁私进民房、无故鸣枪、借故勒索等，违者扭送来营“立即枪毙”。石维祯也在青龙组织游行宣传抗日军的纪律，并派部队巡查，维持当地治安。革屯抗日指挥部也受理苗民的民事申诉，处理了青龙、石栏等地几件强占人妻的案件。革屯军的这些宣传及整顿行动，一方面维护了地方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在苗民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加之革屯军的主张也符合广大苗民的利益，所以革屯军得到了苗民的拥护。可以说革屯抗日军在这场“匪”与“非匪”的舆论战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何键面对湘西革屯运的失控以及考虑自己兵力的局限，在积极准备镇压的同时，也在尝试进行和谈，于1937年10月5日下令撤销民愤极大的湘西屯务处处长余范传、永绥县长李卧南的职务，委任湘西龙山人胡锦心为永绥县长并代表省方与革屯军谈判。面对何键的让步，革屯抗日军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永绥吴良恒方面表现比较配合，但凤凰龙云飞方面则坚持“倒何”。胡锦心与永绥方面革屯军代表谈判后，同意改编永绥革屯军为保安警察队，由县财政支付军饷，梁元明、石维祯任大队长，统归吴恒良指挥。对于何键与永绥方面和谈，龙云飞不但不为所动且欲进一步扩大冲突，1937年10月13日，在永绥伏击了来犯部队后包围了永绥县城，虽没有占打县城但是烧毁了该县屯田的鱼鳞图册，10月27日又率部攻打凤凰县城。在围攻凤凰五天未克后，龙云飞撤军到凤凰家乡山江和龙角洞的苗区，在进行体整同时观察局势变化。

谁把文章放到这里？

龙云飞在湘西武装“倒何”的同时，CC系也在中央运作政治“倒何”。在南京，CC系向蒋介石提出以陈果夫代替何键任湖南省政府，蒋去何之心意虽已决，但出于抗战局势考虑，不得不征求何键原在湖南的顶头上司，时任南京城防总司令的唐生智的意见。蒋介石向唐生智提出拟在陈果夫和张治中二人中选择，结果唐生智以“抗战时期需要军人”为词，拒绝陈果夫主湘，蒋介石方面遂于1937年11月17日由国民政府下令，20日公布:改组湖南省政府，原何键调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委派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1937年11月下旬张治中来湘接任省，12月初何键离开湖南。何键的离开和张治中开明的态度，为和谈创造了条件，使整个湘西地方武装与政府由冲突开始转向和谈，并最后走向了合作共同抗日。

    屯田的终结和张治中的湘西“新政”

    张治中任湖南省之际，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19日宣布迁都重庆，湘西在抗战全局中的地位也变得更加重要。张治中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他认为:“湘西不仅在湖南是一个重要地带，而且因为屏障川黔的关系，在抗战全局中必然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根据地。因此，湘西的稳定与否既是湖南的问题，也的关乎全国抗战大局的重要问题，张治中遂采取一系列措施处理湘西屯务及湘西治安问题:
    1937年12月7日，张治中到任后举行的第二次省府委员会议中，决定成立设置湘西绥靖处于沅陵，随后即派省方代表石爱山等人与永绥方面革屯军代表隆子雍等人进行谈判。谈判中，革屯军代表将省方不能他们视为“土匪”作为谈判前提，指出“我们革屯军是代表苗民反对屯田制度的，不烧杀不掳掠，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对此省方表示“以前纯属误会”。回随后双方又就屯政和革屯武装问题展开谈判，最后初步达成了“废屯升科”与“整编抗日”两项协议。

在沅陵谈判结束之后，湖南省政府于1938年1月12日颁布通令取消何键发布的对吴恒良、隆子雍的通缉，1月22日召开省政府第七次常务会议决定，邀湘西有屯七县代表进省召开屯务会议。在不久召开的屯务会议中，张治中对各县屯务代表谈了对于湘西的治安问题看法，他认为“清剿收编都是治标的办法”、“其治本的办法是在清明政治，改造社会，使政治上不在存有“官逼民反’的因素”。张治中审查通过了关于屯政改革的《六条办法》，于1938年3月9日的省府常务会议上正式通过，“废屯升科”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也标志着延续百余年的湘西屯政的基本结束。

最后，永绥革屯军接受改编和湘西屯政的废除，并不代表省府已经彻底解决革屯问题，张治中还要处理以龙云飞为代表的其它各路革屯武装以及地方土匪问题，重新启用被何键排挤出湘西的陈渠珍，使这一问题顺利解决。张治中到任之初与陈渠珍第一次会谈便留下深刻印象，张后来回忆称“他纵论湘西一般情况，从他的谈吐中，我发现了耿直忠诚的气质……我当时想:要是现在能把这一位有着历史、地理、人事渊源的‘老统领’请回去，对于糜烂的湘西，该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措施吧?”
然而，当张治中提出让陈渠珍重返湘西时，陈却“坚持不就”。至1938年3月，由于湘西绥靖处处长徐权无力控制匪势，而“仓皇回省”，张治中便电请中央于沅陵设湖南省府沅陵行署。1938年4月1日行署成立，张治中提出任陈渠珍为主任，陈渠珍初仍拒绝，但“坚持再三，都不许”，最后“乃赴沅就任”。由于龙云飞等革屯武装领袖多为陈渠珍旧部，而湘西各股土匪也慑于陈渠珍当年剿匪的威名，在陈渠珍的“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建设新湘西”的口号下，运用“收大剿小，收老剿新”、“先招安，后剿匪”的策略，通过派人游说、书信往来、电话联系等方式，用了约一个半月时间，一举收编了232个大小武装集团两万多人和枪，编成十多个团，安定了湘西。

    @温柔如刀1 2018-07-20 11:41:17
    好文！！对于这段历史，我们研究得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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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欣赏，正是研究的少，我才会坚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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