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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24页] |
作者:ahad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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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湘西民族地方军民追求民族平等的诉求得以初步实现,“革屯抗日军”的革屯目标已经完成,下一步便是开始接受“改编抗日”,加入中华民族共同参与的抗击日本侵略斗争之中。 抗战爆发前后的湘西革屯运动,从和平请愿、武装革屯到和平谈判成功废屯抗日,这一过程复杂曲折,跌宕起伏。围绕“屯政”这一事关湘西民族地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制度废存问题,多方力量互相斗争角逐,风云变幻。其中包括湘西民族区域内县区之间的矛盾,湘西地方与湖南省方的矛盾,省方与南京中央的矛盾以及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等诸多问题。 |
抗战初期何键调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蒋介石嫡系张治中、薛岳主政湖南后对湘西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6日),安徽省巢县人,黄埔系骨干将领,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1937年11月,任湖南省 。 |
而陈渠珍对湘西的实际控制,与改土归流前地方势力对湘西的控制有很大相似性。尽管中央和省政府在湘西设置了县知事和县长等职官,但直到抗战之前,国家权力在湘西还非常薄弱,国民政府甚至还不能直接控制到县级政权,无法实际控制湘西。湘西仍然是湘西人的湘西。诚如沈从文在《湖南之西北角》序中所言:“湘西就地域而言,本是湖南一个单位。二十多年来地方人事习惯,即近于割据分治。” 1937年11月,张治中到湖南主持政局,本身也是国民政府试图强化对地方控制一个举措。尽管张治中任职湖南的时间不长,但他认为加强基层建设“可以慢慢推动现代化”,因此,他通过加强对基层的控制的办法,在湘西全面推行保甲制度并“试行”新县制,又设置沅陵行署,逐步扫除湘西地方势力,形成对湘西的实际控制。 |
1937年,张治中主湘后,进一步加强保甲制度的推行。1938年,各专员公署、县政府又贯彻湖南省政府《扩充乡镇区域办法》,废除区一级机构,保留乡镇保甲,设置县政府督导员,分区流动巡视,指导并监督区域内各乡镇保甲工作。乾城县在1938年“三月下旬依照湖南省政府非常时期效率办法,拟具本县编组保甲办法,派本府科员十人亲赴各地编组,历时一月始告完竣,。‘新编保甲以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准其因地势特殊时为变通,但最多者甲不过十五户,保不过十五甲,最少者甲不少于六户,保不少于六甲”。在张治中的积极推动下,国民政府己经在湘西全面建立保甲制度。 |
而在人员方面,张治中把大量的知识分子发动起来,训练成各级基层行政人员,进一步强化了对湘西的控制。 张治中主政湖南之初就发现“一直到现在,乡村还是古老凋敝的乡村,农民还是散漫痛苦的农民,基层组织还是一个空壳,一块招牌,基层领导人物还是既庸且愚,不学无术,甚至不识‘之、无’的一群”。他认为“基层组织的腐败与不健全,广大民众的缺乏现代组织与训练,是政治上一个很大危机”。因此,他决定制定并实施《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一、民众动员—广泛发动民众……编组民众抗日自卫团,实施民众之广泛的集体组织,发动民力,提高民智,纳入民族主义的‘加强抗日自卫力量’和民权主义的‘树立全民政治基础’的任务之中。” |
为了保证民众动员之有效施行,必须彻底革新政治,健全基层组织:在制度上,决定废区,改设督导员,扩并乡镇区域;在人事上要动员五万知识分子,加以训练,分别派充县长、县佐治人员、督导员、技术辅导员、乡镇保长、政治训练员、妇女训练员,推进现代政治,完成基层建设……” 1938年3月,张治中设立了培育试行新县制干部的“保姆”—地方行政干部学校,这个学校的初期任务,是要在半年的时间以内,训练我们预定要发动的五万个知识分子,即五万个可算单纯属于民政系统的试行新县制的干部人员——七十五县县长、几百个佐治人员、督导员、技术辅导员、几千个乡镇长、政治训练员,还有四万个保长。无论讲时间、讲经费、讲人力,都可以说是巨大的工程。这个工程是进行得非常顺利的”。学员结业后,湖南省政府调整了各县的人事。张治中特别提出人事变动“是为革新县政而选择人才,而不是为安插私人而更动县长,,“必以青年热忱之知识分子”作为选拔保长的基准。因此“全省县政经过调整以后,一种新的气象在各县城渐渐滋长起来了”。 |
到1938年8月,“全省七十五县从县城到乡镇,有计划地完成了人事的更张,舆论上称为新纪录”。“经调查,大致百分之四十是中学生,百分之三十是当地土绅,百分之三十是原来的乡保长”。地方基层行政人员的大换血,使国民政府“官治”代替“民治”的保甲制度落到了实处,强化了国民政府对湘西的控制。 张治中在湖南的这一改革,一方面是为了集中力量抗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为了将这一改革推进到湘西地区,他派出民训人员深入湘西。“在政治的社会的意义上,是作为动员民众、革新政治的干部,完成新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在农村中深植现代精神,培育新生力量,以加速社会的变革,巩固国家的基础”。因此,湘西“无论穷乡僻壤、山卿水涯,均有民训青年活跃之足迹”,他们“以其精诚血汗,以其坚忍天真,在朴质之民众中,树立不可动摇之信仰”。后来,张治中在乾城视察保长训练班时,为之深深感动:“在这样严寒的天气,他们还穿着单衣,赤着脚穿草鞋,站在大风中,数小时没有丝毫移动。他们住的是四面通风的房子,睡的是白天授课的桌子”。 |
他在考察中发现湘西“古老的陈腐的乡村,变成了活跃的新鲜的世界,散漫的群众变成了有组织的人民”。在一定意义上,张治中的这一改革是国民政府实行新县制的先声。对此,张治中颇为自得:“讲起县以下各级机构的调整办法,当时确是一种新的制度,而这个新的制度,可以说是从湖南来实验的。如果说发动青年己经‘大胆’,以这样的方式来使用青年就更是‘大胆’了。 |
张治中加强对湘西地区的控制,还突出地表现为在湘西设立沅陵行署并任命陈渠珍担任行署主任,张治中通过控制陈渠珍而控制了湘西地区。 1937年12月,张治中恢复设置湘西绥靖处。1938年3月,湖南省政府裁撤湘西绥靖处,设立沅陵行署。行署主任由湖南省政府委员轮流担任,每届以3个月为期。行署共辖第三、四、七共三个行政督察区,包括沅陵、大庸、淑浦、桑植、永顺、沪溪、辰溪、乾城、龙山、保靖、古丈、永绥、凤凰、麻阳、黔阳、绥宁、会同、芷江、靖县、通道、晃县21县。这一机构的设立,在当时的湖南是个特例。它是湖南省政府的派出机构,下辖各行政督察区。它的设立,反映了湖南省政府对湘西地区的重视和对湘西控制的加强。 |
沅陵行署的第一任主任是陈渠珍,但这一时期的陈渠珍己经不是划地称雄的土酋,而己经是国民政府职官体系中的一员,他不是中央政令的阻拦者,而是中央政令的传达者。首先,他己经失去了赖以抗衡中央的军事力量。张治中主湘前,陈渠珍的嫡系部队己经被调出湘西开赴抗日前线。 其次,张治中和陈渠珍保持一种良好的私人关系,而这一关系使得陈渠珍从反对中央控制湘西的强硬派转变为中央控制湘西的重要角色。张治中赴湘之前,曾特地拜见贺耀祖求治湘之术。贺耀祖向张治中介绍了湖南特别是湘西的情况并推荐了陈渠珍,因此,张治中对陈渠珍有了深刻印象。 |
1937年11月,张治中赴任湖南,湖南省政府委员前往接站,张治中特别提到陈渠珍并与他寒暄问好,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两人交往频繁,张治中对陈渠珍非常信任。张治中曾说:“玉黎(陈渠珍字)如此与我同心,如武汉沦陷,长沙失守,那就同你在湘西的万山丛中去打游击,和日本强盗拼刺刀。"1938年长沙大火后,张治中将湖南省政府迁往沉陵。1939年,张治中离任时,还专门找陈渠珍会晤,表示“在湘工作期间,深蒙足下支持,于心感激不己”。张还发了一些必要的文电“其中重要的有:告别同志同胞书,告全省文武人员电,致省军事参议会电,致省县党部同志电,告民训同学书,致湘西陈渠珍主任电”,陈渠珍是他唯一提到的个人,两人关系可见一斑。 |
陈渠珍能够出任沅陵行署主任,一方面与他在湘西有很大影响力有关,更重要的一方面还在于他己经脱胎换骨,成为张治中赖以控制湘西地区的不二人选。 陈渠珍出任沅陵行署主任后,采取有力措施,很快扭转了湘西的混乱局面,强化了对湘西的控制。他根据张治中的意图,着手收编各种游杂部队,清剿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对湘西革屯抗日军进行整编,整编为湖南省编第一旅。1938年8月24日,沅陵行署发布《告湘西民众书》。9月2日,陈渠珍又饬令各县编整保甲,‘策进地方治安”,加强行政监督。他还拟定了一个《乡镇保甲组织补充办法》,清剿土匪。1938年11-12月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代表国民政府来湖南视察,发现湘西土匪在芷江晃县公路上有拦劫空军飞机器材的情况,遂电令沅陵行署派兵追击。得令后,陈渠珍决定亲自督剿土匪,并进行了周密部署。陈渠珍采取军事和政治并用的手段,全面加强了湘西地区的控制。 |
1939年1月,薛岳担任湖南省政府 。薛岳是蒋介石的一员重要战将,他还兼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国民党湖南党部主任委员,可谓党政军一手抓。他采取措施,使国民政府对湘西地区的控制空前强化。 薛岳上台后,视陈渠珍为异己力量。1939年,他一面将湖南省政府由沅陵迁往未阳,以防止陈渠珍的异动;一面调“中央军”入境,控制局势。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带的一O三师驻扎在湘川边境,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坐镇芷江,其部队控制了湘黔公路线,康泽则把他的别动队布置在湘川线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湘西广大地区实际上处于军警控制状态,芷江设有宪兵司令部,沅陵、洪江设有警备司令部。一切都布置妥当后,薛岳便电招陈渠珍到长沙,软硬兼施,迫使陈渠珍辞去职务。1939年3月,陈渠珍离开长期经营的湘西前往四川,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返回湘西。薛岳派大批军队清除陈渠珍势力后,湘西 20余县县长和基层官吏大都被换成各级军官,彻底抢夺了湘西军政大权。 |
抗战爆发前后湘西的抗战动员 1937年秋,北平沦陷后,湘西著名文人沈从文随北大、清华的师生南下,他取道长沙去西南联大时拜会了徐特立,徐特立请沈从文在途径沅陵时拜会陈渠珍,利用同乡故旧之情劝说陈积极抗战。 过程中他回沅陵在兄长沈云麓处暂住,由是便与陈渠珍得以重逢。此时也恰逢湘西地区武装革屯,与早年名不见经传相反,这时的沈从文在知识界颇有声望,而他生长于苗疆的乡族思绪又使他带有一种悲“乡”悯人而又兼济天下的士人情怀。 |
沈从文与龙云飞亦为旧日相识,相逢于国难当头,沈从文把龙云飞和陈渠珍都请到沈云麓的“芸庐公馆”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团结会商,沈从文分析了抗战形势,吁请陈渠珍等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广言路,谋民生,鼓动湘西子弟奋勇抗敌,要试图改变湘西在外部世界人眼中是为“匪区”的空间想象,用意即是要龙云飞把湘西各路土匪请下山来,走上抗战前线。陈渠珍等人深以为然。 陈渠珍一度是湘西割据势力的代表,长期称雄地方,“醉心自治”,有很强的封建自闭性。但在抗日战争的冲击下,情况发生明显变化,以陈渠珍为首的湘西地方上层军政人物的民族主义意识明显增强。 后来陈渠珍不战而降被调出湘西,主要是因为“国家有难,我辈暂忍一口气,为国负屈”。之后,他曾到长沙负责难民救济工作,亲眼口睹难民的悲惨生活。而且,他的旧部在前线打仗之后,一些士兵流落长沙,给他极大的刺激,更激发了其民族主义意识。 之后不久,龙云飞就响应了省政府的受编,并以暂六师师长的身份,率领部队开往抗日前线。可以得见,龙云飞与知识分子隆子雍、吴恒良的差异,隆与吴都是在独立的状态下自发转变为抗日力量的,但龙云飞也是因为有交情的知识分子的劝说和动员才能完成这一转变。 |
所以,1938年春天,沈从文在湘西历史上扮演的是一个政治角色。在此期间,他号召湘西百姓要存有国家危亡的意识,要团结起来与政府一道保家卫国,要响应国家的动员,鼓舞民众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为家国贡献出宝贵的力量。沈从文虽告别军队,但始终关注抗战,尤其关注抗战背景下的湘西。他发表于1938年2月23日((抗战日报》上的题为《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的信中,可以看到他真实地流露出对中国、对战争、对青年的情感:“国家的将来,是要交给青年人来支持的,青年人只要肯做事,做事时又能吃苦,耐劳,负责,永不灰心,国家和个人,都有个好前途可望……中国大有希望,纵战败也不会屈服,纵再穷苦也还能进行拟定进行的种种计划,纵社会十分黑暗,也会慢慢转入光明。这光明的种子,若说驻防沅陵的一二八师抗敌负伤归来的将士,伤未痊愈即再赴前线的情形说来,益发增加吾人信仰。” |
沈从文在1938年写于长沙的《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的信,沈从文指出:国难当头,“你个人在本地方即或官做得再大,意义?有100枝枪,为总司令,总指挥,1000枝枪,拥众割据一个山寨,有什么就自称不管地方受得了受不了,对国家是不是个罪人?政府如今需要人民参加抗日,你们若还为官职大小、待遇厚薄斤斤计较,不肯把对国家的责任心理改变过来,岂不是坐失爱国机会”。并热情讴歌了湘西子弟兵128师血战嘉善的事迹来唤起地方民众特别是地方军政首脑的民族意识。 在信中他满怀诚恳地表达出三层意见:其一,救国是每位国民的应有之义,并不以官阶或社会地位来区分自身的责任;其二,日本侵华的战势己迫在眉睫,无动于衷并不会免遭涂炭,奋起反抗才是重生之道;其三,湘西百姓血液中本有不屈不饶的豪放之气,只有团结一致,动身抗日中才是最好的用途。 |
在龙云飞受编抗日之后,沈从文开始撰写纪实性小说《长河》和系列短篇散文《湘西》,在他看来,动员湘西民众拥有家国观念的同时,也要消除湘西在外部世界人眼中的误解。无论是神秘、多匪、封闭还是恬然,湘西地区被这个区域以外的人赋予了太多想象,进而神化且神秘化。因此,沈从文试图以文学的笔调,描绘出湘西人勇武刚毅、严肃率直、淳朴善良的群体性格,甚至对备受省政府防范、在历史记忆评价中颇有争议的陈渠珍、田应诏、龙云飞都有大量细节处的描绘,向外界人展示着纯天然的湘西社会风貌。 |
中国共产党在湘西抗战动员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早在1935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委湘鄂川黔分会就发表了《为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提出了“驱逐日本强盗,收回已失领土”的口号,在以永顺为中心的四省边界,动员各族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反对日寇侵略。“七?七”事变后,泸溪县各族人民立即成立了抗日自卫团,8月,湘西各界从大庸县城开始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 1938年10月,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简称“湘西工委”)在沅陵成立,旋即在湘西各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这是红军撤离湘西后领导湘西各族人民进行斗争的领导机关。湘西工委利用各种身份作掩护,以地下斗争的方式深入各县发动群众,以学校和各种临时组织为阵地,向湘西各民族青年宣传党的全面抗战的正确主张。当时在长沙、常德、延安等地学习的湘西各族青年中,许多人加入了党组织,他们回到湘西后成为党在湘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如土家族青年向生圭(龙山人),在长沙求学时就积极宣传抗日,后经徐特立介绍,北上入“抗大”学习,并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回到龙山,积极从事宣传抗日的活动。 |
永绥县(花垣县)苗民革屯运动爆发后,湘西工委及时成立了苗民部,专门在苗族青年中开展工作,许多苗族青年加入了党组织,还有像保靖县土家族青年彭司续、彭司琰等人都加入了党组织。此外,湘西工委还充分利用各种文化团体宣传抗日。1939年2月,泸溪县工委成立后将原来的“抗日书报供应社”改为“战时书店”,乾城县(今吉首)有 溪读书会、“垦荒书店”,永绥县党组织创办的《反侵略》半月刊,王尚荣(土家族)组织了《抗日救亡画刊社》。许多共产党员如杨宗珍(花垣人)、彭司琰等以教师作掩护,利用学校阵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学生唱各种抗日歌曲,出墙报、漫画等。湘西各民族师生还利用寒暑假组织各种服务团、宣传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服务活动。如1939年8月永绥青年学生杨庆龙(共产党员)动员各族学生20余人组成的“茶峒青年暑假服务团”等。湘西各民族人民相继成立了许多抗日组织,如大庸、永绥等县成立的抗敌后援会。另外还有大批少数民族青年奔赴延安,投身抗日,如永顺土家族女青年胡冀就曾辗转到达延安,先后入“抗大”,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后在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战。 |
湘西地区许多民间团体、教育界、工商界、实业界的仁人志士也纷纷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湘西著名的土家族教育家黄穆如先生(吉首人)在抗战期间曾任乾城县民众教育馆馆长,他积极宣传抗日,并协助安置来自沦陷区的避难同胞。龙山土家族教育家瞿希廉先生在任里耶镇立二小校长时,也积极宣传抗日,他在学校首唱抗日歌曲,首演以抗日爱国为中心内容的“文明戏”,首书抗日对联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力推动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就连从常德迁来所里(今乾州)的德丰酱园也贴出了“朝于斯夕于斯老当益壮,胜也罢败也罢决不讲和———抗战到底”的春联。 |
三十五:和国家在一起——抗战中的苗疆 湖南抗战和湖南临时省会——湘西沅陵 湖南一直站在抗日战争的前列。武汉失守后,湖南人民协同国民革命军进行7次正面会战和数千次敌后游击战争,并在兵源、人力、物力、财力上给全国抗战以有力的支援。从1938年11月武汉会战末期的岳阳之战算起,中日双方在湖南战场上又进行了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衡阳会战,湘西会战等7次大规模的会战,尤其是四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在同一个狭小区域内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拉锯战,这在抗战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些会战中,中日双方互有胜负,日军伤亡在20万以上(中方统计数据),而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死伤32万余人的惨重代价。 |
从1938年11月3日由长沙搬迁至沅陵,到1939年5月20日因日军再次迫近而迁移耒阳,湖南省政府在沅陵驻扎了七个月。在这期间,跟随省政府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机关团体,使得沅陵县城空前繁荣,“江边上、山头里,县城到处都是机关单位”。 沅陵县城沅水边半山坡上,于破败狭窄老巷中,有一幢老旧的青瓦单檐民居——马坊街14号是抗战日报旧址。这间杂乱的土墙小院落,曾是赫赫大名的《抗战日报》编辑部。 1938年11月3日,湖南省政府迁至沅陵县城,机关、学校跟着纷纷迁到临时省会。11月12日,长沙大火前夜,著名作家廖沫沙、周立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也带着报社工作人员,将原本由著名戏剧作家田汉在长沙创立的报社总部往沅陵搬迁。他们的实际搬迁路线与大多数机关相同:先从长沙走陆路到益阳沅水边,再转水路从益阳到沅陵。 |
廖沫沙等人将铁床和部分印刷工具装载在一辆大卡车上,原本搭乘卡车去沅陵。然而刚到益阳,车子就运不动了,还是周立波发电报给周恩来请求帮助重新派车,才将机器运到益阳的沅江边。报社员工又将印刷机和铅字载上一艘木船,这才沿着洞庭湖,溯沅江而上,搬到地处湘西的沅陵。 这栋房子从前是一户周姓人家,是徐特立沅陵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事先给他们找好的,屋子后面的山坡上还有几间茅屋是印刷厂,当时这座小院落中间大堂是办公的地方,田汉和母亲住宿办公则在右边的两间房子,左边两间则是廖沫沙住宿办公的地方,工人们睡在二楼的阁楼上,房子小不够住,有时候工作人员就在地上打通铺。文化界抗日救亡的热血雄心,就印刻在这一份份泛黄的老报纸中,历经数十年仍撼动人心。 |
沅陵素称“湘西门户”、“南天锁钥”之称。从地图上看,沅水和酉水在此处交汇,上溯沅水可至贵州,溯酉水可到重庆,也是从湘中、湘北入湘西的必经之路,此为“上捍云贵、下蔽湖湘”的军事要塞。毫无疑问,守住沅陵,就是守住湘西大后方,守住通往贵州和重庆的交通关隘。 曾经的省政府旧址在老城区伯陵路(太常乡),根据县志记载,在1938年省政府搬迁到沅陵后,“江浙和本省大批难民涌来湘西避难,部分省属机关、工厂、学校亦迁沅陵,一时城镇人口倍增,机关林立”,可略略还原当时的情况。 粗略统计,这一年县城人口陡然增加数万人,房屋、商铺均不够用。当时来沅陵开生活书店的负责人记录:“最近湖南省政府已去增设行署,长沙的银行和政府机关以及学校等也大多迁去,人口激增,房屋已经不够分配,我经多方设法,勉强在沅陵最热闹区域的中南门廿一号湘西教育分社租的一间门面和后进三间。” |
涌入的人口大多从水路而来,沅陵中南门的码头上日日川流不息,人满为患,省政府搬来后不得不重新增加跳板,整修出分流式码头;同时,省政府还给县城重新铺设了路灯。 抗日战争爆发后,沅陵成为大湘西乃至全省的后方重镇。特别是1938年11月,湖南省政府及部分机关单位迁移沅陵后,沅陵县城成为侵华日军空袭轰炸的重点目标。1939年8月18日,日军出动36 架次飞机,对沅陵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疯狂轰炸。那天中午,空袭警笛长鸣。从地面可以看清,日本飞机共27架,三架一组,从头上掠过。轰炸机群由东向西,沿着县城俯冲,接着,重磅炸弹和燃烧弹惊天动地,火光与浓烟从平地拔起。飞机沿着沅陵那条唯一的大街来回施暴,投完炸弹,扬长而去。 |
1938年8月18日轰炸后的沅陵。沅陵被日机轰炸后,中心区起火 |
不久,又一批日本飞机回来,继续轰炸,沅陵全城上空浓烟覆盖,火光冲天。再过了一会儿,又有36架日本飞机第三次入侵,继续轰炸扫射一小时之久。飞机完成了它们的罪恶使命后扬长离去,整座城市像一座死城。县城从下南门到西关燃起了熊熊烈火,顷刻间,这些以木结构为主体的城市房屋化为灰烬。许多幸免于难的群众,扶老携幼沿着还没倒塌的小巷往后山跑,来不及跑的人,有被烧死的,有被活埋在倒塌的房屋断壁下的,还有被炸得粉身碎骨、断肢残臂挂在了电线杆上的,真是惨不忍睹。 此后,沅陵县城平均每月要遭受1至2次轮番轰炸。1942年1月27日,6架日军飞机飞抵沅陵上空,投弹20多枚轰炸湘西发电厂,所幸由于地面炮火猛烈,发电厂得以保全。 除县城外,郊区及官庄、柳林杈等乡也都遭到空袭。 据史料统计,日军从1939年8月18日起到1944年9月23日,共出动飞机221架次,轰炸沅陵22次,累计投弹1165枚,烧毁房屋3099栋,炸死平民953人。 |
县城人口激增,医疗短板显露出来。1938年12月,省政府特地指令湘雅医院,要求其在沅陵的东树湾增设湘雅医学院沅陵分院。据中南大学档案馆黄珊琦整理,起初,沅陵分院房屋困难,分院院长便亲自设计并率领民工建造竹编泥糊或木板房,使医疗用房、教室、图书室以及生活用房一应俱全。“开始分院没有电灯,晚上来了急诊,马灯、手电筒一齐上,剖腹术、截肢术、难产产钳术或剖腹产术等照常进行。” 1939年湘雅医学院沅陵分院门诊等候治疗的人们。 |
沅陵地处川湘公路要冲,战时人口流动频繁,1939年春夏,竟导致霍乱大流行。病人“上呕下泻,失水严重、如骷髅般”。医护人员便用竹板、木板当病床;输液瓶不够,以灌肠筒代替,方才压制住霍乱。 1939年5月20日,因日军迫近,省政府不得不迁移到耒阳。1945年6月,在湖南省内迁移多次的省政府又重新回到沅陵,直到1945年9月18日抗战胜利那天决议迁回长沙。 |
两个小城的渊源——嘉善战役和镇筸城的白幡 抗战中打出筸军威风的是湘西王陈渠珍的三十四师改编的128师。 1937年,苗疆的镇筸城和浙江的嘉善这两个本来八辈子不相干的小城结下了历史渊源。 1935年,民国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当时的湖南省 何健假借追剿红军之名,急忙调遣九路十八万大军云集湘西,将湘西军阀陈渠珍的三十四师(原辖六旅十五团三万人五千人枪)置于团团包围中。何健强逼陈渠珍交出兵权发布改编三十四师的命令:新编三十四师按三旅六团编制改编,兵员6800名;遣散编余人员遣回各县部队;湘西各县保安团归还县的建制;收缴编余枪支及地方散枪,撤销湘西自设的枪械修造厂。撤销所有自设的税收关卡;各级行政人员概由省政府任命;湘西各县屯粮仓库一律归省政府派员接管。 |
1935年秋天,128师的前身,国民党陆军新编34师奉命开赴浙江宁波抗日前线。送行时,凤凰百姓阖城出动,锣鼓声中,是出征将士震天的豪言壮语——“筸军出动,中国不亡”。128师未负这句誓言,两年后在嘉善,他们打出了筸军不畏生死,誓死守卫国土的军风。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新编第34师由原来的三旅六团缩编为两旅4团。1937年8月在浙江萧县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28师。所部官兵7000余员,枪械装备有旧式步枪3000余支,凤造重机枪20挺,八二迫击炮16门,凤造轻机枪160挺,手枪210支。其中凤造枪械为了散热,还得在枪管上加一个水冷却系统,而且笨重又打不准。 |
师长顾家齐、副师长戴季韬、参谋长赵季平奉命移驻宁波,宁波地处浙江之东,居南北之中,三面环海,铁路北抵杭州,南通福建,水路可通上海、广州、香港、青岛、大连等沿海城市,是东南沿海一重要物资集散地。第128师进驻该处的任务就是防守该地,准备掩护国军东进部队开赴上海,且当时的军事委员会 蒋介石的家乡奉化离宁波也不过百里。由于这支部队源自地方土军,虽然军官有原来“湘西军官团”的训练基础,但是枪械补给皆是当时最差的几个部队之一。所以交给128师的担子着实不小。师部根据15日开的作战会议将所部两个旅分别部署于缨洛河与丘隘镇。其中382旅的763团作为机动兵力协助各部作战。 顾家齐(1894-1949)号修之,湘西凤凰人。曾任湘西巡防军排、连、营、统带等职位。1935年顾氏任陆军新编34师师长,1937年7月该师改番号为第128师,指挥和参加了嘉善战役。 |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淞沪会战爆发。11月初,当侵华日军在淞沪战场处于僵持状态后迅速改变战术,命令第6、8两个师团从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登陆,即向金山、青浦方向进犯,妄图截断在淞沪战场作战的国军后援,配合上海日军主力将淞沪抗战部队聚歼于上海、松江地区。国民党方面调集了预备11师41团、109师、128师、暂编13旅1团、62师368团等部队官兵15570余人,在枫泾至嘉善一线阻击日军进犯。 嘉善地处上海与杭州之间的咽喉要道,为日军登陆后首攻地点。该处由东北军第105、109师协同防守,而105师的645团已经被打散,109师的41团则被日军歼灭。东北的这两个师已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在这危机关头,战区长官部急命距嘉善较近的128师增援嘉善守军,阻击日军四天,保证上海友军顺利撤退。 |
虽然第128师是离嘉善最近的部队之一,但此时分布在宁波、邱隘、定海一带200余里的阵线上,短时间难以集结完毕。于是师长顾家齐先另集结完毕的382旅于先行乘火车增援,384旅集结完毕后于8日下午乘车出发。 第128师得令固守嘉善4天,并派遣一部适时占领枫泾。师长顾家齐受命后当即电令命令先头部队第三八二旅收复枫泾! |
枫泾原为109师一个团防守,该团在与日军激战后损失殆尽,几乎被日军全歼,于是被迫撤出了防区。11日凌晨2时许,三八二旅2000多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向枫泾镇进发,当摸到枫泾镇日军阵地前时,日军阵地里的狼狗狂吠起来,旅长谭文烈立即命令部队散开射击,但不久即发现己方武器实在太差,既而又得知城内守军为一个中队后,便转而命令部队冒着日军火力全力冲进街巷与日军近身战,发挥己方夜战、近战、肉搏的优势。白天日寇凭恃强大炮火控制的阵地,一到夜晚湘西士兵承袭古朴“筸军”作风,袭扰敌人;据说在黑夜里,苗族敢死队每人一把家乡马刀(柄约两掌宽长,刃比一般马刀稍短,但刃口宽约三寸),在深秋的寒夜中赤膊为记;夜袭敌营时,凡遇著衣者一律挥刀砍杀。由于作战环境泥泞,士兵全部换上草鞋,此举在以后的血战中被证实甚为明智。在泥泞中白刃肉搏,日兵军靴笨重陷滑,面对这些自幼便在偏远山区的烂泥田坝中摸爬滚打的湘西“蛮子”,纵使再有自诩神勇的武士道遗风,终究下盘不稳,也只能以挨刀的惨烈结果。 |
未料日军在763团冲进枫泾后即包围该团,当时日军指挥官判断当面之敌火力远不及日方,妄图围歼该团。但是却忽略了128师官兵的近战能力。不久,在得到382旅764团的增援后反将包围763团的日军击溃。此战382旅伤亡官兵300余员。一度沦陷的枫泾镇旋即光复,为“筸军”奏响了抗日乐章的序曲。收复枫泾后旅长谭文烈立即命令全旅官兵以树木拦阻通往枫泾的公路,以断梁、门板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日军的反扑。 当时的上海《申报》对这次战斗作了如下报道:“中央社云:军讯。敌由全公亭、金山卫等处登陆,猛犯张堰、新巷、金山,其来势凶猛,我方驻军及民团等,均作壮烈牺牲,各地遂沦陷敌手。竟轻率向沪杭铁路进扑,我以措手不及,致枫泾、嘉善两车站及枫泾镇,次第失陷,其时我大军已调到反攻,于是激战开始,我军无不以一挡百,拼命冲杀,终于将敌击溃……” |
日军得知枫泾日军溃退后即以大批轰炸机轰炸枫泾,再以步兵集团冲锋,从三个方向成口袋形开始包围,准备将382旅歼灭在枫泾。其理由是:嘉善有坚固的国防工事,而枫则只有临时修筑的简易工事,且这支守军武器装备低劣,不适合作长期防守战。与其让它突围,不如就地吃掉,减轻突破嘉善防线的阻力。 第382旅旅长谭文烈及时察觉日军企图,但又不能擅自撤退,只能先报告抵达嘉善的128师师部决策。电报发到师部后,师长顾家齐与副师长戴季韬认为:枫泾镇地处要害,日寇志在必得,若我军拼死固守,不但枫泾难保,而且耗尽主力,导致嘉善防线空虚,难以完成固守四天、延缓日军西进的任务,后果不堪设想。到时候蒋介石怪罪,是无法担待的,如果将部队撤出,枫泾虽失,但保住实力,加强嘉善防务,形成拳头对敌人进行有效抵御,也许能完成战区交给的任务。 |
顾家齐命令三八二旅坚守到黄昏时主动撤离枫泾镇,迅速转移到张江、城桥、张家桥等地,作为驻防嘉善城的右翼部队与三八四旅一部共同布防于嘉善城外的国防工事,与负警戒任务的左翼三八四旅大部互为倚角。 嘉善附近的国防工事,即所谓的“中国兴登堡防线”,是蒋介石按照德国顾问的意见,用钢筋水泥建筑的,地堡密布、位置适当,伪装良好,相当坚固,被誉为攻不破的“马奇诺防线”。蒋介石计划,一旦上海失守,就用这条防线保卫浙江和长江下游地区。 |
11月12日,日军开始对一二八师阵地发起攻击。在日军强大的陆空炮火下,一二八师阵地部分工事被毁,一些官兵被埋在炸塌的工事下。由于装备落后和弹药欠缺,一二八师唯一有效的战法就是待敌人炮火过后,日军攻到阵地前100米左右时,突然跃出工事进行肉搏,使敌人的飞机大炮不能发挥作用。一二八师用这种短兵相接的拼杀,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疯狂进攻。至14日中午,一二八师官兵伤亡近700人。 14日,原定该师坚守4日任务到期,但未接到集团军的后撤命令,全师官兵仍坚守阵地。敌将嘉善铁路沿线大小桥梁几乎全部炸毁,力图截断我军后路,除了正面以步兵联队主力全力压迫之外,还以另一联队兵力从西塘镇东侧的南祥符荡偷渡,沿善西公路和长生塘向南迂回128师阵地后侧。128师腹背受敌,苦战竟日。 |
15日凌晨,顾家齐决定放弃里泽乡南桥第一线,退守嘉善火车站二线,并令767团西移扼守嘉善西城门外67号铁桥,以保证全师后路。晨6时敌再度猛攻,我军官兵死守火车站阵地,并不时发动反击。血战终日,敌我往返相持。该师763团少校团附糜大昌阵亡,764团团长沈荃、营长张建均负伤,各团所属连、排官佐伤亡数十人。下午3时,敌将攻击重点压在右翼382旅方面,因敌军兵力火力绝对优势,382旅阵地逐渐被敌分割。顾家齐急令767团派一营兵力援助,自己亦亲率师部特务连、工兵连以及其他非战斗官兵参加战斗。战斗中顾氏身先士卒,带头前进。鏖战战至夜,终将顽敌击退,恢复阵地。当日大本营颁布嘉奖令,并奖金4万元奖励128师全体官兵。 |
因为11月12日上海的失守,嘉善的战略位置更显重要。日军为了实现围困南京的计划,企图尽早占领嘉善。而128师则为了大军的尽快撤离,决心死守嘉善。战斗越来越激烈,128师的伤亡也越来越大。11月15日,128师已在嘉善浴血奋战七昼夜,伤亡惨重,已无力再阻击强敌,面临全线崩溃的危险。师长顾家齐一面电请第10集团军司令刘建绪催促接防部队尽快到位,一面令767团死守阵地,保住128师的退路。 顾家齐电话报告集团军司令刘建绪后,再次率领直属连队以及767团第1、2两营共约500余人支持一线,于汽车站附近向敌发起佯攻,掩护一线官兵撤至有利阵地。15日下午6时,128师奉命向临平撤退。日军发现128师的撤退动向后,便集中兵力抢攻嘉善火车站附近的67号铁路桥,企图切断128师退路。67号桥被敌机炸得只剩几根钢梁,部队要过去,必须铺设桥面。为了赢得时间,顾家齐命令767团殿后的两个营,不惜一切代价压住日军封锁铁桥的火力。打到黄昏时分,惯于仗恃飞机助战的日军不敢夜战,128师成功通过了67号铁路桥。这一场桥头激战,敌我双方均死伤惨重,县城北门至67号桥以西,连绵数里尸横遍野。至天黑,日军疲惫不堪,更顾忌夜战,才停止强攻。128师利用黑夜,全部所剩官兵顺利通过67号桥,随后将桥炸毁,连夜撤往临平。 |
当时第十集团军下达给128师的命令是坚守嘉善四天,谁都没想到这一守便是7天7夜。这七昼夜里,日寇多次向128师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每次进攻前,日军先以多架敌机在阵地周围投弹轰炸,同时地面炮火配合集中轰炸,在一番狂轰滥炸后,再以战车或烟雾弹配合步兵冲锋。据128师老兵回忆,当时敌机轮番轰炸,超低空飞行形成的气流甚至能把成片的竹林拦腰斩断。128师阵地前后,弹坑累累,有部分工事甚至被夷为平地。 嘉善一战,128师共计伤亡官兵2653人,其中1600余人阵亡,有姓名可考的695人,凤凰籍的222人,800余人负伤,146人生死不明。凤凰籍文人沈从文当时在《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一文中写道:“血战的结果,4个团长受伤,4个团副死去3个伤1个,12个营长死去7个伤5个,连排长死去三分之二,负伤三分之一。兵士更难计。看看这些数目,就可以知道同乡在前线的牺牲如何大如何壮烈!”128师的浴血奋战让日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日本作家千田夏光所著的《帝国烟花》一书中这样记述:“嘉善的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从同该团(指124联队)一样隶属于第18师的第23旅旅长陆军少将平冢省三,在指挥战斗中被机关炮把肩膀打碎负了重伤,可见一斑。”在当时的抗日战场上,日军校级军官负重伤是罕有的事,而将官负伤更是稀有。千田夏光还提到,日军124联队第二营营长长川崎贯也在嘉善一役中身负重伤。 |
这一仗,创下了淞沪大撤退的阻击战之最;此战之后,128师官兵的家乡,湘西凤凰城内城外,几乎户户都有父兄为国捐躯,几乎家家挂白幡、户户戴孝帕。 陆军新编第三十四师所练苗兵黑衣大队,相当于现在的特种部队,1933年6月摄于凤凰廖家桥,土著武装,穿草鞋、包头帕和穿褐色对襟衣,装备火枪鸟铳和钩镰刀、长矛,先后和进入湘西境内的川军、滇军、以及贺龙的红二、六军团、国民中央军开过战,因不服国民政府管辖,被称为湘西“土匪”军。1937年7月改为一二八师奔赴嘉善抗战前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战死在嘉善抗战沙场。 |
一二八师在嘉善保卫战中血战七昼夜的忠勇表现,受到了最高统帅部的嘉奖,并奖励了4万块银元。 在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中,嘉善保卫战不如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那般辉煌耀眼。但它是4000多名湘西儿郎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一首气壮山河的抗战之歌。 嘉善战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第三战区命令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共调集了预备11师41团、109师、128师、暂编13旅1团、62师368团等部队官兵15570余人,从11月8日到14日,在枫泾至嘉善县城一线阻击日军进犯。这一仗,创下了淞沪大撤退的阻击战之最。 嘉善抗日狙击战纪念碑 |
嘉善没有忘却1937年末,筸军在嘉善英勇阻击抗日的壮烈。嘉善的老人们在回忆起这场血战时,记忆最深刻的正是128师的骁勇与顽强。据老人们回忆,“那一场仗,打得真是艰苦啊!”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里,嘉善抗日阻击战打了七天七夜,无比壮烈,尤其对128师等将士们表现出来的骁勇和顽强,让当地老百姓刻骨铭心。128师敢打敢冲,与日军拼起刺刀来毫不逊色。许多士兵战死后,双手仍紧紧握着上了刺刀的枪支,在他们尸体周围,子弹壳多得可以用畚箕来装。 2013年的清明节,嘉善县政协、嘉善县档案局的领导和有关人员一起,曾经来到128师将士们的故土——湖南省凤凰县,追寻英烈的足迹,并以此为一瓣心香祭奠英魂。 凤凰古城,雾雨迷蒙中只见飞檐重叠,沱江水映衬着春绿点点,从吊脚楼下缓缓流淌过。古城里岁月流走,已不见已经不见昔日抗日英雄的踪迹。 |
虽然128师在嘉善阻击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受到了嘉奖,但该师的最终命运,却令人无尽唏嘘。1938年,经过整编后的128师开赴江西参加武汉保卫战。在江西沽塘战役中,顾家齐师长奉命率部增援预备第3师。谁知128师尚在途中,预备第3师已经溃退下来。而在嘉善阻击战中伤亡惨重的128师也尚未恢复元气,早先在金华补充的浙江新兵上战场不久便全部逃走,重建的768团又尚在磨合期,只剩下伤亡最小的767团支撑大局。淞沪战役已经让他的部队伤筋断骨。最终128师回天乏术,沽塘阵地失守了。 |
“当时指挥第三集团军的李汉魂,电告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陈诚,说128师在沽塘‘一触即溃’。所以在沽塘失陷不久后,128师便被国军军事委员会以作战不力的罪名取消番号。顾家齐师长被送交武汉的军事法庭受审,在武汉军法会审时,128师参谋长赵季平以翔实的作战资料据理力争,加之军长李觉给顾家齐补签了后撤命令,军法总监确认128师在沽塘阻击战中已尽最大的努力,顾家齐最终无罪释放,但128师还是被撤销了。 128师撤销后,以团为单位编入了其他部队,连以上的军官一律不用。有许多原128师的官兵,不愿加入其他部队,回到了凤凰县。而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后来又跟随原128师764团团长沈荃,组成志愿兵团,再次走出凤凰,奔赴抗日战场。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有不少原128师的官兵参加了起义。 |
百年筸军的消亡——抗日战争后再无筸军 抗战中打出威风的不仅仅是128师,另一只筸军暂五师和暂六师也在在第六,第九战区威扬三军。 暂五师和暂六师的湘西民族地方子弟是在革屯任务完成后,积极投入到全民族的抗战当中,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抗日战场上湘西部队,尤其是苗人部队打出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威风。 抗战前后,湘西突然声名大振,成为大后方的前沿,人口流动频繁,社会急剧变动,湘西的特殊地位使得湘西统领陈渠珍竟两次受到蒋介石的召见1938年3月,张治中任命陈渠珍为省府委员兼沅陵行署主任,负责点编苗民“革屯”军。 |
如果说湘西苗民的“革屯”是为了争取民族平等的权利,那“抗日”则是要尽中华民族一份子的力量共赴国难的义务,在“废屯升科”正式施行后革屯抗日军便接受政府改编。然而,整编的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也是反映了各方的矛盾关系。 永绥方面,吴恒良领导的抗日革屯军因与省方谈判较早,整编开始的也较早。1938年3月湘西绥靖处处长徐权派人赴永绥点编,起初梁元明、石维祯部怕上当受骗,未敢贸然前去受点,仅有三个团前去收编,后经吴良恒和隆子雍疏通,以及从抗战大局考虑,最后梁明元等才接受了点编。这反映出了革屯抗日军方面对省府尚不十分信任,与此同时,省府在整编时对于革屯军也是有一定限制。革屯抗日军在最初谈判时提出的要求是“整编抗日”, |
但湖南省府开始之是想把革屯抗日军编为保安部队,在遭到抗议后,颁发番号时仅改“保安”为“新编”,实际上还是编成了地方军,即“湖南省新编第一团”,吴恒良任团长,隆之雍任副团长,梁明元任中校团副兼第一营营长。革屯抗日军接受整编后,开到泸溪、芷江以及溆浦等地驻防,1939年6月开赴桃源整编入新六军暂五师,此次整编原革屯军的军官在整编中遭到排挤,有不少被降职、编掉,于是相继回家,其中就包括最早组织武装抗屯的石维祯。 凤凰方面,龙云飞等革屯武装领袖多为陈渠珍旧部,在陈渠珍授意下“倒何”任务已完成,因此整编较为顺利,又因为人数较多,故整编为“湖南新编第一旅”。新一旅由龙云飞任旅长,杨光耀任副旅长,下辖五个团,龙杰、龙恩普(龙云飞长子)等任团长,与吴恒良领导的第一团同隶属于沅陵行署。 |
1938年4月末,龙云飞率新一旅开赴永顺,张治中给他们的任务是担负永顺地区六个县的保安,并就地训练,准备开赴抗日前线。至此,湘西永绥与凤凰等地革屯抗日武装整编成共八千余人的地方军,最后革屯抗日军各部接受了湖南省国民政府整编,以湘西革屯军为主力掺合湘西地方各股大小武装组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军(辖两师五旅一万七千人),以永绥隆子雍吴恒良领导的革屯军改编而成的新编陆军保安第一团组建成国军新编第六军暂五师,和以凤凰革屯军龙云飞所部改编的新编陆军保安一旅组建为暂六师,两师各率为八千苗民子弟。1939年开赴抗日战场,参加了武汉会战、四次长沙会战、滨湖会战及湖北会战等战役常德会战,湘西会战直至抗战结束。 |
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正在湘潭整训的暂五师和暂六师正式参加了对日作战,担负起截击和侧防的任务。会战结束以后,暂五师奉命在湖北公安、松滋、石首一带驻守长江防线,多次奇袭日军,建立战功。 1940年3月,新六军番号撤销,暂五师编入第七十三军,暂六师编入第七十九军。暂五师开往湖北公安、松滋、石首一带驻守长江防线,每次袭击日军,屡建战功。 1941年9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暂六师官兵奉命增援长沙。在强渡湘江之后,暂六师攻入已被日军占领的长沙城,击溃了日军的早渊支队。1941年12月,暂六师与暂五师又参加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于1942年元月从长沙撤退,暂五师与暂六师参加了追歼日军的战斗,将日军赶至岳阳新墙河以北的地区。 |
长沙会战结束后,1943年4月,暂五师又开展了对占领华容县日军的进攻。 1943年初夏,日军经过长时间部署,发动了鄂西湘北战役,其战略意图,一方面企图打开通往重庆的门户,给中国国民政府施压,逼其投降;另一方面,企图占有鱼米之乡洞庭湖地区。以保证后期的军粮供给。为;达此目的,日军调集其在华中地区的数万人主力部队,西进南攻,向该区域的中国军队发动了猖狂进攻。3月10日,湖南北大门华容失守。为阻止日军南下攻势,3月下旬,国民政府第九暂区发动全面反攻,暂五师奉命参加对华容、藕池口一带的日军进行反击作战。 4月1日,彭士亮率领暂五师到达南县与华容交界的明山头。第二天, 即指挥暂五师向华容县城周围的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先后夺取了护城、墨山铺、松木桥、三封寺等地,使据守这些地方的日军不得不撤往华容县城。 |
4月7日,彭士亮师长指挥暂五师向日军据守的华容县城发起进攻。全师三个团的作战方向是:第十三团主攻状元街,第十四团进攻城东门,第十五团进攻石佛山。战斗异常激烈。日军凭借其构筑的坚固工事、精良的武器以及飞机助战,以逸待劳。 亲临前线指挥督战,苦战一周,暂五师伤亡惨重,各团都未能达成目的。为了避免更大伤亡,部队撤至明山头一带休整。 稍事休整后,暂五师双向日军据点发起了第二轮进攻,并行后切入点了珠头山、墨山、黄湖山等地。为控制三封寺、墨山铺一线交通要道,彭师长指派第十三团一营担任抢占制高点七女峰的任务。 |
七女峰位于华容桃花南麓,海拨218米,在攻守华容县城的战斗中,七女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以说,谁控制了七女峰谁就掌握了对县城的主动权。暂五师第十三团一营接受任务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七女峰,对日军形成威胁。日军也深知七女峰的重要,见中国军队抢占了该地,便对我十三团一营实施围攻。每天,日军先出去飞机对山下狂轰滥炸和疯狂扫射,然后以步兵轮番冲锋。一营的官兵奋勇抗击,打退了日军的一次次进攻。 山下的树木几乎全部被打断,泥土被炮弹炸松了一层。因为空中和地面均被日军的火力封锁,山下的炊事班白天既不能生火做饭,又无法向阵地送水,山上的守军只能忍渴挨饿。只有到了晚上,日军停止了轰炸和进攻,才能获得一些少量的供养和短暂的喘息。当晨曦初露的时候,他们又投入了激烈的斗争和拼杀。 |
就这样,一营官兵在山头坚守了7天。7天,他们多次用刺刀将攻入阵地的日军赶下山去;7天,一营官兵又热血和生命显示了中国爱国官兵的忠勇。当他们接到撤出七女峰的命令时,一个营的兵力已减到不足一个连,数百名官兵把他们的最后呐喊和生命永远留在了七女峰。 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的人们看到:一名手持指挥小旗的军官,身中数弹,牺牲后仍怒目圆睁,威武地挺立在战壕里;很多战士牺牲后,手里还紧握战斗武器。在英勇的一营官兵面前,日军在七女峰付出了死伤二百多人的代价。 4月中下旬,日军不断增兵华容。暂五师孤军突击,处境日趋危险,但 仍指挥全师顽强战斗。在日军的优势火力和拼死抵抗下,暂五师伤亡很大,损失一个半团的兵力。直到5月初,暂五师奉战区长官之命撤出华容。 |
11月初,日军第三、第十三、第六十八、第一一六等四个师团主力及其佐佐木、古贺、户田、柄田、宫胁等支队,在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的指挥下,以步兵38个大队的10万人、山野炮104门,在飞机炮火掩护下,分12路向宜都至华容之间的广阔正面展开了猛烈进攻,开始了旨在夺取常德的战役。 11月4日,暂五师奉命随第七十三军进驻石门县城,担负常德外围阻击任务。师长彭士亮知道此次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他陪同第七十三军军长汪之斌等视察阵地后,大吃一惊,石门如此重要战略之地,先前的守备部队居然连起码的工事都没有构筑。日军对石门的进攻没有河流障碍和群山阻隔,石门无险可据,无险可守。 |
此时,彭士亮将军通令全师,拼命死守! 11月8日,日军突破中国军队的一线防御,直接进入七十三军阵地。13日拂晓,堵住七十三军退路。14日凌晨,七十三军军部与各师联系中断。中午时分,日军完成四面合围,第七十三军陷入危境。 下午3时,彭士亮带领警卫连,左冲右杀,找到被打散的军长汪之斌,果断请求暂五师留下断后,掩护军部率部突围。日军仍不断增兵。 见军长率第十五、十七师向西突围后,勉励部下:“石门一地,事关全盘战局得失。我们要与石门共存亡,要用我们的血肉换取整个战役的生机!” |
傍晚时分,日军加紧围攻。暂五师伤亡十之八九,阵地工事几乎全部被毁。15日拂晓,彭士亮集合所剩无几的部队向石门西部突围,但遭遇日军轰炸机的重磅炸弹轰炸和机枪扫射。彭士亮将军身受重伤,弥留之际,怒目圆睁吼道:“大丈夫为国尽忠,为民族尽孝,所恨何焉!” 暂五师在常德前沿保卫战中,全师官兵几乎全部阵亡。彭士亮是常德保卫战中第一位殉职的将军。国民政府为表彰彭士亮将军抗日杀敌壮烈殉国的英勇事迹,追赠彭士亮为陆军中将。 会战后,经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计,第七十三军在11月12日至15日的战斗中,损失80%的兵力,其中暂五师近万人几乎阵亡殆尽,建制被撤消。 |
湘西筸军仅剩下的暂六师1943年5月参加鄂西会战,暂六师苦守暖水街,死守石牌被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称之为翘楚之师。 1943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七十九军和暂六师 由原防衡阳调往株洲和渌口, 参与第三次长沙保卫战。打出一场“湘北大捷”。 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暂六师,98师,194师,保卫衡阳。 1945年6月暂六师参加了湘西会战,会战结束后,1946年1月74军暂六师番号撤销,部队于湘西解散。 |
在抗日战争中湘西先后有新编第六军的暂编第五师,暂编第六师和一二八师,三个师3万余人奔赴抗日前线,在以后的嘉善战役、南昌保卫、宜昌反攻、荆沙争夺、长沙会战以及洞庭湖南岸的据点争夺等一系列抗日战役中,每一硬仗苦战都有筸军加入。每一批新应征的子弟离开家乡去为国家征战的时候,家乡父老总要在城门口打出“筸军出征,中国不亡”一类鼓舞士气的横幅为他们送行。尽管那些在风中翻飞的旌旗下边,一张张皱纹满布的脸上充满了绝望的悲戚之色,而戴了孝的少妇和孩子红肿的眼睛中泪水还未消止,他们仍在义无反顾地送别亲人。抗战前夕的凤凰,大约不到一万户人家,却拥有三千左右连排下级军官,以及五个师的兵力储备。经过八年殊死征战,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1945年,凤凰二十五岁以下的男丁死伤数目惊人,至少有三千位少妇守了寡,上万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无所依......。永绥县七千多苗族,一千多汉族,土家族儿女参加了战斗,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抗日战争中共有20000多子弟兵为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暂编第五师和一二八师伤亡殆尽,建制无法存在;暂六师也在湘西战役后取消了编制而解散。 |
这样抗日战争后再无筸军,一百多年前由傅鼐“练勇“起家的那支所向披靡的筸军就这样消失了。抗日战争虽然残酷而激烈,但中国没有哪支军队派系像筸军这样拼到整个支系全部覆灭。 用湘西人自己的话说,筸军真蠢。湘西革屯运动实际上存在着双方言不由衷的隐情:革屯运动发生在抗战前期,湘西方面想打为了抗战这张牌而革去屯租,而湖南省政府在无法抵挡的情况下顺势同意了革去屯租,但你不是革屯是为了抗日吗?我就把你调去前线。陈渠珍已经下野,国民党政府把筸军调出湘西有意无意想消除湘西地方武装这个心头大患。筸军自己也明白,这一去凶多吉少,调出湘西的路上何健把这支部队视为“土匪”部队,何健派出了军纪督查专员尾随暗访,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把他们作为“土匪”处理掉。 |
但一旦上了战场,筸军就把自己的算盘和委屈抛在后脑,为了民族的大义拼尽最后一滴血,整整3万多人的筸军,竟然为抗日战争而拼得干干净净。正像128师抗战歌词《勉战士》一样,筸军将士们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拿起你的枪,快快儿赴前方! 和这恶虎狼拼命的战一场。 告诉你母亲,莫悲伤,莫悲伤! 等到我们打胜了,洋洋得意回故乡。 炮弹儿飞来,莫回避! 我们肝脑涂地也愿意! 只要报国仇,出了这口气! 冲过去!冲过去!” |
抗战中的苗疆——大摆渡 抗战时期,中国东部人口大规模地向西南大后方迁移,这就是近代中国人口的“西进运动”。而湘西正处于大后方的西南地区。但如同“抗战时期究竟有多少人口流入西南,至今找不到确切可靠的统计数据”一样,抗战时期迁往湘西的人口和迁往大西南途经湘西的人口到底有多少,也很难找到确切可靠的统计数据,我们只能从相关材料中做一个推算。据记载:当时湘西“人口一天天地增长”,仅洪江一地,“较之战前,差不多己增长一倍”。 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以及四川的地理条件、生活环境条件都较好,因而成了内迁各政府机关、工厂企业、文化团体多迁往四川的首选之地。除此,迁往云南、贵州等省的各政府机关都曾假道湘西。而战前国民政府修筑的湘黔、湘川公路更成为战时东部人口“西进运动”的主要通道。 |
当时,江浙一带内迁人员经湘西进入四川和贵州的非常多。由于乘客拥挤,湖南省公路局租用江南汽车公司客车14辆,调拨沅陵站承担客运。1938年4月一1939年7月统计,沅陵一新晃线,完成客运量达31. 97万次,客运周转量525. 23万人公里;行李包裹1332. 9吨。1939年8-12月,湘川线完成客运量46656人,客运周转量589. 34万人公里,行李包裹267. 1吨。1943年7月,川湘鄂区汽车联运处设沅陵总站,配客车17辆,调整客运线路:川湘线逢1日由重庆开沅陵,1017公里,路程5天,逢2日,由沅陵开重庆,月各发车3次;湘鄂线逢7日由恩施开沅陵,651公里,路程5天,逢5日由沅陵开恩施,月各发车3次;沅晃线:单日由沅陵开晃县、238公里,途程1天半,双日由晃县开沅陵,月各发车15次;沅陵一宫庄,逢3, 9日对开,月各6次;沅陵一辰溪,逢双日对开,月各巧次。 |
曾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交通部长的张公权先生认为“到1940年,沿海各省逃往大后方的人民,从一亿八千万增加到二亿三千万,以致全国人口总数之一半定居于中国后方”。这一说法与前一种估计基本相同,大约为5000万人。考虑到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市是接纳移民的主要地区和湘川、湘黔公路成为重要输入线的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迁往湘西的人口和迁往大西南途经湘西的人口数量,绝不在百万之下。工厂企业、文化团体也不少,实际上所谓人口西进,指的就是东部沿海沿江人口向地处西南地区的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的大迁移。历史上,湘西的湘川、湘黔驿道就是中国东部通往大西南的交通要道。 |
如著名的“湘黔滇旅行团”就曾借道湘西。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及其门户天津相继失陷。国民政府决定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中国一流大学合并成临时大学。同年11月1日,在长沙建立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一个月后,因战事紧逼,危及衡山湘水。1938年2月迁往云南昆明,4月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迁滇的学生被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乘车经广西出境至越南再进入昆明;一部分乘船经广州、香港转道昆明;另一部分是由参加步行的200多名师生组成一个湘黔滇旅行团,由长沙步行至昆明。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全部身穿土黄色军服绑裹腿,由闻一多、曾昭抡、黄钰生等11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队。由于临时大学鼓励学生在迁校途中进行民间调查,所以这次长征又有着社会考察的性质。旅行团1938年2月20日出发,4月28日到达昆明集合点,历时68天,实际步行超过40天,总计步行1300多公里。 |
第三批为 “湘黔滇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随队的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领导,成员包括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等人。 应临时大学请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湖南省政府指派驻湘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 “湘黔滇旅行团”团长,军训教官毛鸿上校充任参谋长,对旅行团实施军事化管理。师生身穿湖南省政府赠发的土黄色崭新制服,裹绑腿,背干粮袋、水壶,外加黑棉大衣一件,雨伞一柄,犹如一支出征的正规部队。全团分为2个大队、6个中队、18个小队。大队长分别由教官邹镇华、卓超二人担任,中队长和小队长分别由学生担任。 |
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除车船代步和旅途休整外,实际步行40天,约1300公里。 时湘黔一带土匪横行,山野村寨经常传出抢劫财物,杀人越货的消息。湘西土匪之猖獗世人皆知,大股匪群有数千人之众,不但拥有新式来复枪、手枪、盒子炮,还拥有重机枪与小钢炮等装备。在军阀混战时期,匪众们为争地盘和钱财,时常与当地驻军交战,有时一棚土匪敢跟一个师的兵力对抗交火。临时大学组成的旅行团之所以由全副武装的军人领队护行,一个重要缘由就是深怕途中遭遇匪徒,发生不测。 临出发前,湖南省政府 张治中专门派人与黑道中的 “湘西王”陈渠珍打过招呼,告知有一批穷学生将“借道”湘西与黔境到云南读书,请传令沿途各“广棚”、“土棚”和“斗板凳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对其进行骚扰。 |
或许是张治中的招呼起了作用;或许“湘西王”以民族大义为重,向密布于山野丛莽中的黑道弟兄下达了手谕;或许因为穷师生们本身没有多少财物可劫掠。一路下来,旅行团并未与土匪遭遇。 湘黔滇旅行团在湘黔边境休息吃饭,大衣是统一发的 |
著名学者闻一多也参加了这次旅行。据团员马学良先生的回忆:“旅行团进入湘西后,……山路崎岖,坎坷难行,闻先生脚打满了血泡,我们都劝他去搭运行李的卡车,他却总婉言谢绝。晚上到了宿营地,他把脚上的泡挑破,放了血水,第二天照常赶路。即使生病,他也从不乘车,坚持步行。”闻先生不仅沿路对景写生,还带领学生进行采风。“湘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各兄弟民族的习俗、语言、服装,以致他们的山歌、民谣、民间传说都使闻先生兴致盎然。每到一处山寨,他顾不得安顿住处,也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我们几个年青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 |
马学良先生在《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楚风》,1982年第2期)一文中有一段十分感人的文字:“在湘西的日子里,我们和闻先生一起,亲眼目睹了湘西百姓生活。这里山川秀丽,而人民却一贫如洗,终年靠粗米、苞谷、野菜、辣椒、盐水度日,但即使这样艰难,热情淳朴的兄弟民族还要千方百计地切一盘姜丝或是一碗豆来款待我们。这些衣衫槛褛,却心地善良的老百姓,给闻先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位把自己命运与民族的危机、人民的疾苦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学者,不仅对祖国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怀着深深的眷恋,也对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人民充满由衷的热爱和同情,因为他听到了旧中国苦难农民的声音。他把自己的生命植根于广裹肥沃的大地,他才敢于而对反动派的枪口拍案而起,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正气浩然的英雄。” |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也曾经借道湘西。1938年10月23日即武汉守军撤出的前两大,保育总会离开武汉向重庆转移。 根据保育总会的工作报告:《儿童保一育:从武汉到重庆—儿童保育组所属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述略》,可知保育总会的撤离路径是由武汉经湖南、贵州到达重庆。根据当时内迁重庆的交通路线,保育总会工作人员先乘船沿湘江到长沙,然后再从长沙坐汽车经沅陵、芷江到贵州,再由贵州的贵阳坐汽车经遵义、桐梓到达重庆。在路途中,保育会一边宣传抗战和战时儿童保育会,一边继续难童收容工作。到了湘西,保育总会工作人员去看望迁移到湘西的保育会儿童,保育总会工作人员了解儿童在湘西的衣食住行,和儿童一起唱歌,当保育会工作作人员将武汉己经陷落的消息告诉湘西保育院孩子们时,这些孩子都大哭起来。 |
一些中国近代史是的重要人物,也曾经在湘西作过短暂的过渡。西安事变后,1938年初秋时节,张学良、于风至在大队人马护卫下,向湘西沅陵出发了。车到沅陵,只见遍城都是逃难的人,城区秩序十分混乱。当时的凤凰山有一部分淹到水下了,山下是驿码头车站。张学良来的时候,(警卫人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时的老百姓一看就晓得来了个大人物,但这个大人物是谁,却是在他走了以后才晓得。 凤凰山上面有个凤凰寺,庙里面有十几个和尚。张学良还没来,和尚就被赶下山了。凤凰寺的菩萨龇牙咧嘴,于凤至不敢进。张学良让人扯了些布,把菩萨罩住,于凤至才敢进去。当时张对外的身份是“李老板”。 沅陵老凤凰山凤凰寺,张学良曾经囚禁此处。朱颜未改的凤凰寺建于明朝,斑驳间尽显沧桑。 |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有些机构搬到沅陵来了,有些厂和学校也搬到沅陵来了,那个时候沅陵县城人口达到了20多万,很热闹。 沅陵的土匪看到沅陵热闹了,觉得有大财可以发,放出话来要打沅陵县城。要抢县城,土匪怎么还放出话来呢?沅陵的土匪基本上是小股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头子,放出话来是想大家一起上,人多势大。辰溪、古丈的土匪听到话也想趁火打劫。 |
张学良看到凤凰山陡峭,地形特别,就说:古人打仗,有滚木礌石之说,土匪如果敢来,我们不妨试试古人的办法。保卫他的人又照张学良讲的,真的准备了很多木头和石头垒在山上。 土匪看到形势不对,不敢发沅陵县城的大财了。 凤凰山下就是沅水,张学良在山上闷了,就会跑到河边钓鱼。到沅陵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于凤至和刘乙光到河边找到正在钓鱼的张学良,讲张治中来访。张那时是湖南省政府 。1938年9月,张治中到湘西视察教育,曾抽抽时间第二次来到凤凰山。 |
没有多久,上海撤退来的上海艺术专校也搬到沅陵。该校选定的校址也是在沅陵城对面的凤凰山,与看管队住的地方,同在一条线上。这些学艺术的男女学生,都是性情浪漫、年轻活泼,因为张学良每天上山下山,都从艺专学校门口经过,日子长了,就引起那些女学生们的注意。 国立艺专师生在沅陵老鸦溪合影(背景为沅陵县城) |
这也难怪!张学良和负责看管的这一班人,一个个都是年纪轻轻的,而张学良每次出来,又都是前呼后拥,威风十足,更要引起那些女孩子们的好奇心。 从这时以后,凡是张少帅经过艺专的门前,那些女孩子们,居然成群结队地跑到学校门口看热闹。那时的湘西民风还不十分开放,一般女性十分矜持,但这些从上海来的女孩子,得风气之先,已经很普遍地穿起短裤衬衫,旁若无人。湘西的老百姓,几曾见过这一套,他们眼看那些女孩子们,裸露着一双玉腿,就谣传艺专的女学生是不穿裤子的。一传十十传百,成为当时沅陵城的大新闻。 1939年8月中旬,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沅陵,后来又不停地来骚扰。虽然凤凰山挖了防空洞,有时侍从人员和张少帅闲谈,大家都觉得在沅陵大概不会住得太久了,为未雨绸缪计,曾经一度计划迁到芷江去,以后发觉芷江地方实在太小,根本找不到合用的房屋,才打消此议。可是这一个小团体的人,上自张少帅,下至宪兵,已经有点舍不得离开凤凰山。 但蒋介石还是怕张学良有危险,就在这年12月,把张学良转移到贵州去了。 |
抗战期间在永绥县城的街上,清晨或傍晚,常常可以看到一个老者,长长的白胡须,在缓缓踱步;旁边紧跟着一个便装男子,身上別着抢,寸步不离地护卫着他。他叫柏文蔚,字烈武,安徽寿县人,是国父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和重要军事将领,即“辛亥革命四杰: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之柏是也! 早年,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北伐时,讨伐袁世凯。1927年,柏文蔚等将领通电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要蒋介石下野,遭蒋忌恨。1928年(民国十六年)他被迫辞去军长职务。1931年(民国二十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柏文蔚奔走呼号,发动反蒋抗日。1937年(民国26 年)卢沟桥事变后,柏文蔚数次请缨抗日,“均不获准”。晚年离开重庆,来到湘西永绥赋闲,每日诵经向佛,消极避世。在此曾撰写了《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及许多诗词楹联。曾作春联贴大门:“渴望国共合作,倭奴奸暴终必灭;吾神威灵显化,土豪劣绅不容昌。” 他的那个保镖,曾是湘西的一个很有名气土匪头子,诨名贾辣子(贾风昌),抢大钱,押运鸦片烟,打过硬仗,后来表示改邪归正,柏文蔚出面力保,此后他革心洗面,痛改前非,当了柏的贴身保镖,成就当时一段佳话。 |
@村人老李 2018-08-13 17:15:33 大赞楼主,支持(o^^o) ----------------------------- 谢谢欣赏,多提意见! |
抗战中的苗疆——迎进来 抗战初期,大片的国土相继沦丧,由于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华北、华中许多机关、学校、医院、企业事业单位和难民,纷纷取道湘川、湘黔公路往大西南撤退,有的在转移到湘西后便不再西进,湘省政府的一些机构也开始进入湘西,湘西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大量内地工厂、学校和难民。1941年时,湘西各县人口比1935年时的人口至少增加五六十万。此后,湘西人口仍然保持上升趋势。 一般来说,战争时代人口出生率低,死亡率上升,人口应该是减少的。此外,当时大量湘西精壮人口流出,参加抗日斗争;战时还有大批农村青年躲避拉壮丁而四处藏匿,农村中隐瞒人口的现象很突出。新增人口主要是内迁人口,实际上内迁湘西的人口将大大超过六十万。这次人口迁移量,据志书不完全记载,泸溪县迁移15000余人,花垣县迁入约2万余人。 |
@春光辉耀 2018-08-13 20:37:26 ----------------------------- 谢谢支持! |
@村人老李 2018-08-14 07:27:22 拜访文友(o^^o) ----------------------------- 谢谢光临,多提宝贵意见! |
迁往湘西最重要的是一些工业企业,包括抗战中对国家最主要的军事工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日益重视湘西现代工业的兴建,对湘西工业建设做了具体计划,而湖南省也“以为本省之工业建设,不论战前还是战后最理想之区域,莫过于湘西”。因此,国民政府积极组织现代企业迁移到湘西。同时,鼓励在湘西新建现代企业。 如这时迁往湘西的就有抗战中最重要的从事军工生产和交通设备修理的企业。1938年6月,因武汉受日寇威胁,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迁辰溪孝坪。汉阳兵工厂机器、动力、枪弹、手榴弹、火药、机关枪等分厂奉令迁辰溪南庄坪,于次年3月建立机关枪、火药、机器等厂,改称兵工署第一兵工厂。1940年,第一兵工厂三分之二迁重庆,留下三分之一与驻孝坪的第十一兵工厂合并,统称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其规模甚大,职工最多时超过10000人,建有10个制造所,机器设备超过2000台,主要生产7. 9毫米枪弹,并能制造轻重机枪等武器。1938年,西南公路局在晃县城设汽车修理厂;国民政府航空第二修配厂迁芷江城北小拢坪,有员工500人,为芷江机场修理飞机。1938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工厂(后改为军政部第二被服厂第二分厂)迁到沪溪县城,共有织布机、织带机、缝纫机360台,发电设备一套,职工400多人1939年,国民政府交通部联运处在沅陵设汽车修理厂,有柴油机、车床等,修理工具齐全。这些企业对于促进偏僻落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湘西工业发展起到革命性作用。 |
还有就是迁入湘西躲避战乱的学校较多。 沦陷区的一些大专院校相继迁入乾城、沅陵、辰溪、溆浦和芷江等地,国立中央政治大学1938年由南京首迁武汉,再迁芷江,最后迁往四川重庆。国立湖南大学1938年由长沙岳麓山迁至辰溪县大路口,该校在辰溪办学6年多,抗战胜利后才于1945年迁返长沙原址。国立师范学院1944年因日寇沿衡宝线西犯,师院由原址兰田迁至溆浦县城郊西花园。1945年抗战胜利后,该院迁往南岳衡山。北平私立民国大学1938年迁至溆浦大潭,著名史学家剪伯赞、作家张天冀曾在此执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走。国立商学院1938年8月,江苏省银行专科学校迁入乾城县所里镇。此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适应需要,学校改称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国立商学院。到1943年,学生己达600余人。此外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立商学院计政合作专修科、湖南省立商业专科学校、浙江银行专科学校都曾迁入沅陵做过短暂停留。 |
此外大量沦陷区中学内迁湘西, 国民政府组织和支持了大量各类中学迁入湘西地区,规模较大的有1938年长沙雅礼中学迁入沅陵,国立湖南大学附属中学(又名云麓中学)、私立沅澄中学迁入辰溪;湖南省立第四中学由常德迁往沪溪。1939年,长沙新华初级中学迁入沅陵;江苏旅湘临时中学迁入乾城县所里镇;私立贞信女子初级中学迁往永绥县。1940年,长沙兑泽中学迁往大庸县。1941年,长沙福湘女中、艺芳女中和岳阳贞信女中迁入沅陵。1944年,衡阳私立成章中学迁入洪江;宁乡中华中学初迁芷江,再迁凤凰;私立洞庭中学迁至绥宁县城。 1942年,国立二十中学在芷江开办,招收战区失学青年入学,始设小学部和初中部。1943年起,增设高中、师范、职业、女子部;初中又分为一、二部,加上原小学部,共7部,学校规模宏大,学生最多时达到1029人,学生全部享受公费待遇。 小学内迁也很多。沅陵、辰溪、芷江、洪江、晃县、乾城等公路沿线城市迁入者尤多。仅沅陵城内就有难童小学3所,分设圣宫坪、南岸和凉水井;1940年,晃县县城也有2所难童小学,分设老晃城兴隆街、新晃城西街。“抗战初期,乾州迁入4所难童小学”。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立八中。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苦战三个月的淞沪战役形势急转直下,上海被侵占后,日寇又从杭州湾登陆。不久,南京、芜湖沦陷,到1938年4月下旬,日寇已渡过长江,江北巢湖各县的局势非常危急。 值此国难紧急关头,安徽省教育厅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决定迅速将四个省立临时中学和阜阳的颍州中学、颍州女中和颍州师范等省立三校,约四千余名师生员工,由各校校长负责带领,集体迁往西南大后方适当地方,烽火弦歌,继续办学。 |
@Z知己 2018-08-15 23:55:45 苗疆和西厢故事多多 ----------------------------- 应该是苗疆和湘西故事多多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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