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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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湘西记忆之一——苗疆》（原创）[第25页]

作者:ah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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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该年春末和夏初之际，原在金寨县一临中、舒城县二临中和宿松县三临中等皖西三校的所有师生员工都积极行动起来，每人身背小小书包和携带简单行李，历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初夏，抵达湖北武汉市，驻进武昌各校，听候安排。与此同时，阜阳三校近千名师生员工，日夜兼程，于当年6月驻进武昌安徽旅鄂中学和汉口难民所。
至于远在江南至德县（今东至县）四临中的数百名师生员工，也由校长带领到湖南省会长沙市，暂驻湖南第一师范校舍，听候上级安排。

1938年4月30日，巢城沦陷，大批城乡难民听说巢县籍的张治中将军时任湖南省政府，都想求救于他，便毅然离别亲人，结伴奔至湖南长沙市。与其同时，原巢县省立黄麓师范学校（张治中将军创办）、元山中学（冯玉祥将军创办）及庐江、无为、和县、含山等县的高、初中学校部分师生，也三五成群地流亡到长沙市。估计当时流亡到长沙的巢湖各校师生约有三百多人。
1938年7月初，第五战区司令兼安徽省政府李宗仁得知当时安徽一批师生滞留于武汉、长沙两市，迫切要求在大后方继续办学的问题后，立即致电给时任湖南省政府张治中，请帮助解决此问题。

当安徽大批流亡学生，到达长沙露宿街头要求上学时，张治中的内心既难受又着急。他为尽快在湘西帮助筹建国立安徽第一中学，曾专程赴湘西沅陵行署亲切看望、慰问陈渠珍主任，并予以信任，特签署任命他担任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委员。
当陈渠珍得知有四五千安徽学生想来湘西一些县继续读书时，他满口答应，非常支持，曾在张治中面前拍着胸脯说：“安徽学生来湘西，对我们大有好处，我陈某保证他们的安全，如稍有闪失，归我是问。”张治中闻此，十分高兴，当面给予嘉奖，并托付他代为筹建国立安徽第一中学。

    陈渠珍说到做到，当即以沅陵行署主任之名，出示通告，要求湘西各县乡镇保甲军民，都要保护安徽学生的居住和行路安全；且保障食宿供应方便。
    陈渠珍和他的秘书还及时、认真地协助杨廉校长作建校规划。
    由长沙西迁的流亡学生，张治中以湖南省政府名义发给每人五元路费，并派保安人员护送到校。这些流亡学生享受公费（后改为贷金），住在一些文庙、寺庙或祠堂，条件较差，但生活安定，都能刻苦学习，力求上进。
    1938年秋，按全国各国立中学成立先后顺序重新命名，将国立安徽第一中学，改名为国立第八中学，简称国立八中，任命邵华为校长。当时，国立八中在校师生员工近5200人，主要是安徽流亡师生，也招收了当地少数民族子女入学。

    国立八中从1938年秋到1946年夏，在湘西连续办学八年，为我国、为海内外培养了数千优秀建设人才，其中有很多知名的学者、专家、讲师、教授和院士。
    国立八中校本部设在乾城所里（现在的吉首市），下有男高中、男初中、师范、女子等11个分部，分别位于洪江、麻阳、乾城、永绥、茶洞、保靖、四川的秀山等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乾州文庙。随着抗日战争的吃紧，国立八中女子部迁移到此处。这所学校曾诞生了著名的抗日歌曲《万溶江之歌》，当时与《松花江之歌》齐名。

    永绥是国立八中在湘西八年办学期间最主要的教学基地。校址位于永绥东门外的大兴寺、显王宫、张飞庙三座寺庙内。从庙门（也是学校的大门）进入，穿过楼厅，进入一敞开式天井庭院；右侧为教室；左侧为校医室。再沿庭院石级而上，即进入作为教师办公室的正厅堂。最后从后小门穿出，而与显王宫、张飞庙相连。
    张飞庙的正殿作为学生饭堂之用。中央仍保留有张飞的泥塑，左右设餐桌。中间置放大饭桶。用餐时有一值班老师，先讲讲要闻，或者点名发放从各地寄来的学生信件等。再往里进入，可能是老师们的宿舍场所。
    显王宫主要为学生宿舍场所。显王宫门前有一开阔场地，作为全校集会、或上体育课之用。沿着山道而下，即来到当时小河旁(古苗河)。


    大兴寺正面：也是国立八中初中部的大门，大兴寺的图片，随着时光的流逝，大兴寺早已破旧不堪，原有面目已不复存在，留下的残垣断壁，仍能在过来人的脑海中，依稀浮现出当年孩子们的朗朗书声和追闹嬉戏的欢颜笑貌……

    抗日战争时期，驻军单位、学校（如国立八中高中部、初中部）迁来永绥，多多少少给永绥山城增添了活力。京剧在学生中受到普遍欢迎与偏爱，几乎是小小永城的一大特色。
    很多学生不仅登台演唱京剧，还会操琴，自娱自乐。个别有才华的学生，甚至会自己动手制作京胡或二胡，且逐渐蔓延开来。
    1944年10月，初中毕业的朱镕基考入国立八中永绥高中分校，在湘西永绥度过了21个月的时光，一直到1946年7月才离开。当时从长沙一起去的学生共有十多人。国立八中，初期主要招收苏皖一带的流亡青年，到了中后期，则主要招收后方来的学生，其中湖南各地的学生占了很大的比重，朱镕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了当时日军不敢轻入的湘西。
    在国立八中时，朱镕基的一次登台演出，也给很多老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学校附近青龙村盛产黄杨木杆，同学们竞相以此制作二胡，每当晚饭后，校园里一声声：“一马离了西凉界”、“劝千岁杀字休出口”，京剧风靡。
    朱镕基天生一付好嗓门，音色清亮圆润，几个同学于是商量一起排练《空城计》，朱镕基从“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一段段练起，一些本地同学还特意设法借来了留声机及唱片，供朱镕基模仿学唱，戴振岳则由拉二胡改操京胡为其伴奏，在唱段操练好后，又弄来脚本试排了几回，一个“业余剧团”就这样搭起来了。
    朱镕基在湘西时，还经历过一场生死劫：当时霍乱流行，很多同学都被传染，由于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差，不少同学死于此病，至今花垣县城东门外的小山上，还留有几十座坟茔。朱镕基未能幸免，染上了霍乱，几乎死去，但在吃了一个苗族老医生的苗药之后，奇迹般地痊愈了。

    1946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胜利，朱镕基作为公费生，转学到刚从七星街迁回长沙的省立一中，在这里做了一年的”插班生”，随后考入清华大学。
    湘西的两年生活，无疑给朱镕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001年4月，他回到阔别50多年年之久的花垣视察，当年的文庙已毁于战火，而国立八中也仅存在过8年，朱镕基一路寻旧一路感慨，摸着当年的石狮子，他说了一句：“五十年一摸啊”。
    湘西一梦六十年，故地依稀别有天。
    吉首学中多俊彦，张家界顶有神仙。
    熙熙新市人兴旺，濯濯童山意怏然。
    浩浩汤汤何日现，葱茏不见梦难圆


    朱镕基和劳安回湘西

    @SXJ12345ABC 2018-08-19 07:16:38
    好
    -----------------------------
    谢谢欣赏！

    在湘西避过难的还有大量的保育院。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成千上万的难童急待救济，宋美龄、邓颖超联合各界妇女，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国共两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一共286人担任了名誉理事。八年抗战，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设立了24个保育分会，创建了61所保育院，抢救收容培育了3万名流浪儿童。
    当时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湖南分会的5所保育院在湘西的就有3所：位于沅陵白田头（1940年初，因避日军轰炸，湘三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迁往所里(今吉首)，一部分迁往彭香坪七里冲，1942年下半年重迁回）的湘三院，主要收容从长沙、岳阳、临湘抢救而来的儿童；位于永绥的湘一院，主要收容本省及战区抗战将士子女及救亡工作人员之子女及总会输送而来的战区难童；位于大庸的湘二院，主要收容浙分会转送至湘分会的浙籍儿童及长沙临院收容的难童。
    湘三院，即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湖南第三分院，简称湘三院。1938 年11 月，日军轰炸长沙，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湘三院随同省府部分机关迁入沅陵，在城郊白田头修筑土坯房继续办院，先后收养长沙、安徽、浙江、四川等地约500 名逃难孩子，尽管遭受日机多次轰炸，但教学、生活稳定。

位于沅陵县城西一里地的白田头就是当年湘三院所在地。1940 年初，由于日军轰炸，临时迁往离县城10 里地的枫香坪七里冲，寄居彭家大院等几处民房，直到1941 年下半年又迁回白田头。1942 年下半年，原所里( 吉首古称) 分院并入沅陵。湘三院后面是山，中间有稻田，面积很大，周围用1 米多高的楠竹篱笆隔开，房墙是泥巴筑成，外面粉抹一层石灰。附近建有国民政府的粮秣厂、被服厂、电瓷厂和雅礼学校，平时外地人多，做什么生意的都有，从酉水上游来的木排都停靠在这段河边，非常繁华，很热闹，当时人称“小南京”。“粮秣厂是给抗日前线将士做饼干的。”
在湘三院前面不远处的龙泉山上有国民党的兵站弹药库，当时汉奸告密，引来日军日夜轰炸，方圆8 里地留下一大片弹坑。躲警报、跑飞机是那段日子人们记忆最深刻的事情。另外，国民政府在后山修有一个防空洞，里面可容纳上千人，保育院的孩子经常去那里，至今有一截还保存完好。一次，当地姓龚的一家在湘三院后面叫桃溪坪的地方，遭遇日军疯狂轰炸，母亲和二儿子当场被炸死，怀里的小儿炸飞至200 米外居然没死，那个晚上县城共炸死9 个人

    湘三院里的孩子大多是从长江沿海一带逃难来的，本地人管他们叫“下江佬”，大概前后有500 多人。湘三院生活和教学很正规，管理很严格。每到元旦、圣诞等重大节日，湘三院都要举行文艺演出。记忆最深的节目是大孩子排演的歌剧《木兰从军》和《大刀向日本鬼子砍去》。平时老师教授他们一些歌谣，比如有“来来来，大家来上学；去去去，大家去游戏。开学了，学校门前国旗飘，老师同学都来到，大家嘻嘻笑。”当时文化生活很单调，孩子们到河边捡石子磨成圆弹，平时玩打弹子游戏，湘三院门前河边每块台阶的条石都被磨成无数凹槽。大一点的孩子用小玻璃瓶子养一种叫做“洋虫”的昆虫，带在身边当宝贝，在外面晒太阳时，拿出来经常喂食红枣或莲子。
    抗战时期，躲避在沅陵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湖南第三分院，其办院经费由当时的财政部盐务总局岸务管理处负责提供。进入湘三院的孩子都发给印有“湖南省第三保育院”字样的蓝衣服。开饭时固定10 人一桌，2 个菜，有时也打牙祭，老师们在食堂厢房开餐。食堂烧水的男师傅很凶，由他发水，经常有人挨打，大家都怕他。一天中只有上午学习，大孩子要参加保育院组织的生产劳动，小一点的孩子干不了，就到后山给湘三院放羊。
    日本鬼子投降那天深夜，老师敲响挂在桂花树上的大钟，惊醒全院同学，大家惊诧地朝大操场奔去。“抗日胜利罗!”“小鬼子投降罗!”大院顿时爆发狂热的欢呼声。接着，院长带领全院师生打着火把，到当时的白田头镇举行深夜火把大游行，附近居民闻讯也加入队伍，一起狂欢到天明。

    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感叹自己的人生际遇。
    周树奇在战时儿童保育会湖南分会第三保育院所里分院工作，任保育主任，继母朱濂任湖南第三保育院院长。周树奇，湖南湘潭人，本是一位乡下姑娘，九岁之前和两个弟弟一直跟随母亲在老家生活，其父周诒铣在外工作养家。母亲去世后，周树奇跟着奶奶、大伯生活。
    1921年，中年丧偶、带着三个孩子的周诒铣迎来了第二次婚姻，新娘叫朱濂，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进步女性。朱濂当时是原民国总理熊希龄府中的大小姐，那么她和民国总理又有什么关系呢？朱濂的父亲名叫朱其懿，曾担任沅州知府，创办了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书院——沅水校经堂。而民国总理熊希龄曾经在那里念过两年书，深得朱其懿的赏识。熊希龄的原配去世后，朱其懿就把自己的妹妹朱其慧嫁给了熊希龄。熊希龄迁到北京后，朱其慧就把朱家的很多子女带到了北京，住在了熊府，由她来抚养。
    由于周诒铣的第二次婚姻，1929年，17岁的周树奇跟随父亲来到了北京，就住在熊希龄府中（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八年后，即1937年7月，25岁的周树奇从北平幼稚师范学校毕业。由于“七七事变”的爆发，她不得不离开生活了八年的北平，开始逃亡。就在逃亡之前，周诒铣患上了肺结核，无法长途奔波。周树奇只能带着三个年幼的弟妹和继母朱濂相依为命，从天津坐船逃往上海。可是船到半路，发生了淞沪会战，只好转道去香港，再从陆路辗转回到长沙、湘潭，在老家湘潭，周树奇得知父亲病逝于天津的消息。经过两年的长途逃亡，最后来到湘西一个偏僻的小镇——所里（属原乾城县，今吉首市）。
    1940年，在所里，周树奇遇见了随湖南商学院南迁的大学生易庭源。为解决温饱问题，易庭源经常到隔壁的保育院教书，由此两人相识、相恋，抗战胜利后结婚。1947年他们生了一个小孩，名叫易中天。

    @九月尊爵 2018-08-20 05:25:28
    好文，好文采，顶大作。
    -----------------------------
    谢谢欣赏！哈哈

    @春雨江南2018 2018-08-20 11:41:54
    楼主史实丰富，用了不少功夫，出书了一定捧场！
    -----------------------------
    谢谢欣赏，仍然在修改中，争取早日出版

    最后的焦点——湘西会战和芷江受降

    中国抗日战争最后的焦点都发生在湘西：湘西会战和芷江受降
    “沅有芷兮澧有兰。”风雨桥横跨沅水，吊脚楼林立，芷江，也就是古时的沅州，那个在宋朝时逐步成为五溪的治理中心，那个偏沅巡抚所在地的地方。2000多年前因屈原的这句诗而得名。这个千年古城有“全楚咽喉，滇黔门户”之称，历史上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抗战时期，芷江是通往大西南的必经之地，又是大后方联系抗战前线的枢纽，区位及交通条件较好，湘黔、川湘公路交会于此。更重要的是，这里有远东盟军第二大机场，停驻各型号作战飞机400多架，是赫赫有名的中美空军联队和飞虎队的大本营。

湘西会战的军事目的是芷江机场，一个重要的战略空军基地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感到芷江这个“西楚咽喉”对捍卫大西南后方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即以国民党中央航空委员会的名义电令湖南省府扩建芷江机场。12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征调芷江、麻阳、会同、黔阳、溆浦、沅陵、辰溪、凤凰等十一个县的民工1.9万余人修建机场。1938年10月机场竣工投入使用后，国民党武汉航空第九总站及南昌飞机修理第二厂相继迁来芷江。从1938年冬到1945年10月，先后有苏联志愿空军中队、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战斗机队、运输机队、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第五大队（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第一大队等空军部队进驻芷江机场。尤其是1944年至1945年8月，中美空军一大批先进的战斗机、侦察机、轰炸机、运输机聚集芷江机场，最多时达三、四百架，仅美军空地勤人员就多达六千余人。

    芷江机场作为二战时期国民党重庆政府的前进机场，盟军的战略空军基地，驻场空军除经常与侵华日机进行空战外，还担负着掩护从昆明机场起飞的重型轰炸机实施对华北、华中日军驻地的战略轰炸，切断日军后勤补给线，封锁长沙、湘江和京广铁路运输，阻止日军进攻大西南等重要军事任务。但在当时，芷江机场是军事保密的重点，凡涉及这一机场空军作战及战果的报道，都是以“红岩机场”、“湘西某机场”、“湘西盆地机场”等代号称呼，给芷江机场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


    湘西抗日民众为驻芷江中美空军运送燃料。

芷江机场从开始修建起，日本人似乎已预感到它潜在的严重威胁，成了日本人的心腹之患。据后来芷江县府在1946年对空袭损失的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11月至1945年12月，日机共对芷江实施了38次轰炸，出动飞机513架次，投弹4731枚，炸毁房屋3756栋，损失粮食30万担，损失总值163.17亿元（法币）。在这38次轰炸中，攻击机场的就有23次，投向机场的炸弹达3109枚。在整个抗战期间，芷江城区共有838名同胞在日机轰炸下伤亡。

1944年4月以后，随着豫湘桂战役的推移，郑州、洛阳、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处中国机场的陷落，从这些地方撤下来的中美空军大部分汇聚到了芷江基地。当时芷江机场成了中美战略空军唯一的前进基地，成了捍卫大西南后方的坚强屏障和迎接全国大反攻的前哨阵地。这时的日军大本营也已经觉察到，不扫平芷江基地，打开大西南的通道只是一种梦想；重新夺取制空权，彻底消除占领区城市、交通线和日本本土空中的巨大威胁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日本人决定不惜老本也要拔除芷江空军基地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1945年4月至6月抗日战争后期，中国第4、第3方面军及第10集团军在湖南省西部对日军第6方面军所部进行的转守为攻的战役。日军为了占领湖南芷江飞机场，维护湘桂（长沙至南宁）、粤汉（广州至武昌）两铁路的交通，于4月初集结7个师团约七、八万人的兵力，在第20军司令官板西一良中将统一指挥下，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向湖南西部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统一指挥下，以第4方面军一部守备新宁、益阳、邵阳之线，以主力在新宁、武冈间与日军决战；以第3方面军第27集团军第26军守备龙胜、城步各要点，另以第27集团军第94军向武冈以东、第10集团军向新化以东地区进击；以新编第6军空运芷江为预备队。

1945年4月，中日双方一场围绕着芷江机场的争夺战——湘西会战（又名芷江会战）打响。日军出动主力部队第二十军团，下属6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伪和平军第二师和飞行师团第44战斗队、独立54中队及炮兵、工兵2个独立联队共8万余兵力。广西、东安日军向北，邵阳、双丰日军向西，宁乡、沅江日军向南，兵分三路向芷江形成合围之势。
重庆国民党军事当局意识到稳定湘西，保住芷江基地，不仅关系到大西南及陪都重庆的安危，也直接关系到即将开始的全面反攻的整个战略部署。因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倾注大力，将日军聚歼于雪峰山东麓地区，死守芷江战略空军基地。湘西会战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亲自挂帅并担任总指挥，参战陆军为8个军23个师，约12万余人。驻扎在芷江空军基地的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及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一部的所有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和运输机，承担起控制整个华中地区的制空权，拦截日机，轰炸战区内敌后方的大小铁路公路桥梁，保障中国守军后备兵力的补充、后勤物资的补给、战区情报的提供、从空中聚歼日军地面部队等作战任务，全力以赴配合湘西会战。4月9日战役正式打响后，日军从安化、益宁乡、双峰、邵阳、东安、新宇、武冈1300余里的扇形地段向湘西发起全面攻势。湘西会战最后一仗主战场为怀化溆浦县的龙潭镇、温水乡和邵阳市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铁山一带。

关于这场决定性的战役，洞口县江口镇75岁居民朱国轩的记忆依然十分清晰：“从5月1日到7日，中国军队和日军在江口、青岩一带激烈交战，连续7天7夜都是战火纷飞，炮声隆隆，空气中都是硝烟的味道。当地老百姓都自发上前线，主动为中国军队搬运炮弹、装备。日本鬼子也到处抓人做苦力，如果中国的老百姓被他们抓住，要挑很重的军火，挑不动就用枪托砸。江口附近有个叫周洪碌的精壮汉子，被日军抓去做苦力，他坚决不同意，用扁担打死一名日本鬼子，但由于寡不敌众，最后被鬼子的刺刀杀害了。”
“1945年5月8日，我永远清楚地记得60年前的这一天，从清晨开始，中美空军出动大批飞机对日军进行轮番轰炸，中国军队和日军的战斗打得天昏地暗。当天下午4点多钟，枪炮声渐渐平静下来。我们几个小伙伴跑到战场一看，日本鬼子尸横遍野，都大声欢呼：日本鬼子溃败了，中国军队胜利了！紧接着，我们又听到了德国法西斯被打倒的好消息，每个人的心中都无比畅快。”

参加湘西会战的中国军队

历时两月，最终以日军彻底溃败而告终。共击毙日军12498人，伤23307人；7737名中国军人为取得会战胜利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溆浦，那个当年屈原流放的地方，当地居民吴盛墉老人后来回忆说：“日本投降那一天，74军51师正好驻守在湖南省溆浦县龙潭镇。那一天，51师的官兵们对天鸣炮，打了很多发信号弹。信号弹像烟花一样，照亮了夜空。”吴盛墉还记得日军在龙潭打仗，年幼的他躲在一个茅草棚中，距离全副武装的“东洋鬼子”仅几十米，心扑通扑通都快跳了出来。“感谢打死鬼子的51师，他们及时赶到，我们得救了。”吴盛墉老人说。

    @大川c 2018-08-23 10:40:11
    感谢创作与分享
    -----------------------------
    谢谢欣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芷江县沉浸在狂欢中。晚上，航空第9总站无线电区台报务员刘道民与另外3名战友结束芷江机场的值班任务后，便急不可耐地冲上街头，加入狂欢的队伍。
    “当我们赶到街上时，地上的爆竹灰至少已有两尺厚了。”刘道民老人回忆起当天的情景，眼神中折射出兴奋的光芒，“我们抬着机场的发报机和扩音器，大街小巷到处跑，反复地播放着电台的广播。”刘道民和他的战友在街上“疯狂”了一夜。


    抗战胜利后芷江街头的欢庆景象

    @一个老头W 2018-08-24 09:06:09
    赞
    -----------------------------
    谢谢欣赏！

    几天后，当他们再回到区台当值时，另一个消息已散播开来：中国抗战胜利之后，谈判受降的地点确定为芷江。
    这绝不是一个巧合：日军从妄图侵占芷江开始湘西会战，最终又在芷江低下了不可一世的头颅。
    最初，中国战区受降地并非芷江，而是选在江西玉山。对此，国民党不少高层人士提出异议，因为玉山处于敌占区，大部分日军还很顽固、傲慢，不服输。如果在日军占领区内进行受降，不利于受降安全顺利进行，也不利于在心理上给降使造成压力。再者，玉山远离后方，通讯、交通十分不便。

    收到冈村宁次的复电后，蒋介石当晚在重庆官邸与驻华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和国民党要员就受降地点进行了商谈。
    对于国民政府高层要求改变受降地点的呼声，魏德迈持同样意见，建议蒋介石选择芷江作为受降地点，并陈述了理由。
    原先确定的玉山机场遭破坏，尚未修复。而芷江处于昆明、重庆、南京中心地带，无论是重庆、昆明派出的中美受降代表，还是南京日军派出的乞降代表，乘飞机来芷江都很方便。
    芷江机场保持完好，大小飞机可随时起降，便于受降要员及降使进出。且芷江机场空军实力雄厚，有数百架可以随时起飞作战的飞机，向日军降使展示空军实力，可对日军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争取受降的主动性。
    芷江有湘西会战克敌制胜的战绩。刚结束的芷江保卫战，打得日军损失惨重。让日军在此地投降，能让他们体会到失败的滋味。骁勇善战的国军73军、74军、100军、18军、新6军和26军，仍然驻扎在附近，全部美式装备，拱卫芷江。当时的报纸称，“芷江为新生武力核心之一，广大机场银翼相接，极为壮观，城郊新车奔驰，新装备之战士荷枪站立一派朝气”。在这个令日军“谈虎色变”的地方。

多年以后，这一说法在日本降使今井武夫的回忆录中得到证实：“芷江机场飞机不下数百架之多，它们每天冒着季节性的浓雾、日夜不停地起飞降落，与日本空军简陋的现状相比较，不得不惊叹敌方空军实力之雄厚。”。
有受降安全的可靠保障。当时日军在中国还有一定实力，部分日军有拒降心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绝对忠君的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一股以“一死谢大罪”的自杀狂潮骤然兴起。地处我战区的芷江，可避开这种狂妄的闹剧，这里四周山峦叠嶂，森林茂密，既隐秘，又便于安全警卫。

    随即，蒋介石电令冈村宁次：“受降地点为湖南芷江。”
    然后决定了日军投降代表来芷江的日期及其应遵守事项。晚上8时，蒋介石又电令冈村宁次：“今井总参副长可于8月21日来湖南芷江。”
    晚上11时，蒋介石电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授权其为中方受降全权代表。历史在那一刻定格芷江，一夜之间，胜利的荣光降临到了这座湘西小城。

    1945年8月21日上午，今井武夫一行从武汉登上了漆皮脱落、黄绿斑驳的冈村宁次专机，满是恐惧和沮丧情绪。
    刚定下神来，飞机已到常德上空，只见6架野马式战斗机从云端上空俯冲下来，吓得今井武夫浑身发软、直冒冷汗。原来是中美空军前来对日本降使的降机执行监护和领航任务。
    由于过分紧张和恐惧，原本技术娴熟的日机驾驶员松原喜八在有领航的情况下，仍驾机向洪江机场飞去，后经中方领航飞行员周天明及时阻拦，领先飞行，才算飞到了芷江上空。
    “我可以下来吗？”11时15分，日本降机降落芷江机场，舱门打开，今井武夫探出头来问道。此时的今井武夫，再也没有以往飞扬跋扈的神采。

    受降会场是一栋双层结构的西式平房。会场布置简洁而庄重。墙上悬挂中美英苏4国国旗。正面是中国受降代表席，中间为萧毅肃中将，右边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左边为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部柏德诺准将。对面是日本投降代表席，中间是今井武夫，右边是桥岛芳雄中佐，左边是前川国雄少佐，右侧是翻译木村辰男。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廖耀湘、郑洞国等战区长官和中外记者参加了受降仪式。


    1945年8月21日至9月8日,何应钦将军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日本投降典礼。

    今井武夫等人步入会场，脱帽向中美受降代表鞠躬。面对鞠躬，中美两国代表表情严肃，没有还礼。
    受降典礼开始后，中美受降代表对投降代表今井武夫的身份进行了查勘，并验明身份。
    桥岛芳雄代表日方毕恭毕敬地向中美受降代表呈交了百万侵华日军兵力分布图。随后工作人员用中、日、英3国语言高声宣读了投降备忘录，表现出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威仪。今井武夫及随员神色紧张不安，桥岛芳雄紧张地不停擦拭汗水，来掩饰其恐慌的心理。
    备忘录宣读完毕后，两份早已准备好的《受领证》和毛笔墨盒，由萧毅肃的翻译递交到今井武夫面前。此时，上百双眼睛的视线一齐投到了今井武夫身上，无数摄影机的镜头也瞄准了他。

两份早已准备好的《受领证》和毛笔墨盒，由萧毅肃的翻译递交到今井武夫面前。

    今井武夫紧张得连喘气也有点困难，头上直冒虚汗，颤抖的右手在《受领证》上写下“今井武夫”4个歪歪斜斜的日文名字，并加盖了一个椭形的朱红印章。。这一镜头，从此永远载入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史册中。


    今井武夫在投降书上签字

    事实上，这是甲午战争以来，日军代表首次坐在战败者的席位上听候中方的命令。过去半个世纪，日军对中国人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如今却垂头丧气，不复当年之狂妄。对这历史性的一幕，现场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愿意错过，人人屏息凝神，争相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为纪念“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46年2月，国民政府在芷江受降地动工修建代表中国抗战胜利的标志性建筑——受降纪念坊。该坊为华夏大地上唯一一座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性建筑物，以“中国的凯旋门”著称于世。纪念坊朝东而建，青砖砌就，水泥粉刷，整个造型如同一个“血”字。这象征着抗战胜利是中国人民经过长达8年的浴血奋战，用3500多万同胞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纪念坊为四柱三拱门牌坊式建筑，坊前坊后刻有蒋中正、李宗仁、白崇禧、于右任、孙科、王东原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题词、题联共12副，及“芷江受降纪念坊”223字铭文。


    芷江受降纪念坊

    三十六：沈从文——一个一辈子生活在沅水的“乡下人”

    沱江河边的童年

    明宣德丙午年(1426年) ，江西瑞州人沈思远授命贵州铜仁知府，任期满后，遂定居贵州省铜仁县白水乡下村寨，买田置地，方圆二十里归沈家所有。
    清乾隆六十年（1795）的乾嘉苗民起义，沈家田产尽毁，家道中落。到了道光末年，沈思远的第九代沈岐山兄弟五人分家后，老四沈岐山带领妻儿搬迁到凤凰厅黄罗寨的中寨，靠帮人看护山林为生。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攻湖南，曾国藩大力扩充湘军，老五沈宏富投奔乾州参将邓绍良，参加湘军。咸丰七年（1857），太平军进攻浏阳，沈宏富与同乡田兴恕带领‘虎威营’一举解了浏阳之围。咸丰八年（1858），沈宏富率领部下攻克崇仁、乐安、宜黄、南丰等地……升为副将，加云南昭通镇总兵衔，赐号‘才勇巴图鲁”，咸丰十年（1860），沈宏富升为贵州总兵，同治二年（1863）升为贵州总督。由于受贵州教案的影响，田兴恕被革职，沈宏富受到牵连，同治四年（1865）沈宏富借口养病，辞官回到凤凰厅镇筸镇，购置镇筸中营街房产，在黄罗寨置下大片田产，同治七年（1868），沈宏富夫妇去世。

    沈宏富的弟弟沈宏芳仍然居住在黄罗寨。沈宏芳的妻子刘氏为他生有三个儿子—沈宗梁、沈宗颐、沈宗基，因为沈宏富没有子嗣，在他去世后，妻子张氏为沈宏芳娶了一个苗族女子，生下二子—沈宗泽与沈宗嗣，并将沈宗嗣过继给沈宏芳。沈宗嗣的苗族母亲在他过继后被远嫁外地，沈家人立假坟一座。
    沈宗嗣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沈从文。
    前贵州总督沈宏富的孙子沈从文不光流淌着苗族的血液，他也是在苗疆文化的浸淫中长大的。
    光绪二十八年（1902）沈从文出生，六岁时已单独上了私塾，初上学时因为在家中业已认字不少，记忆力从小又似乎特别好。第二年后换了一个私塾，在这私塾中他跟从了几个较大的学生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逃避那些书本枯燥文句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

    他有时出镇筸城上山里去玩，有时一个人走到城外庙里去，镇筸城庙宇、会馆和祠堂就有三十来处。那些庙里总常常有人在殿前廊下绞绳子，织竹簟，做香，他看他们做事、下棋、打拳，甚至有人相骂，他看他们如何骂来骂去，如何结果。湘西人们的生活，例如:熔铁的、打豆腐的，则使他充满了对生活的兴趣。他用心去看、去听、去嗅，一颗心永远为一种新鲜颜色、新鲜声音、新鲜气味而跳。生活中极平凡不过的事在对生活充满了好奇的小沈从文眼中，却显得趣意盎然，魅力无限。因此，童年无拘无束的生活经历，对环境的专注观察，都为沈从文的日后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生活来源。
    他有时从西城走去，在那边就可看到牢狱，大清早若干犯人从那方面戴了脚镣从牢中出来，派过衙门去挖土。若从杀人处走过，昨天杀的人还没有收尸，一定已被野狗把尸首咋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就走过去看看那个糜碎了的尸体，或拾起一块小小石头，在那个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用一木棍去戳戳，看看会动不动。
    沈从文的童年时代，腊尔山台地的生苗还在封闭的山地中生活，沈从文偶尔能看到的是河边船上赶场的生苗。在镇筸城生活的苗族，已经基本同汉族土家族生活同化。沈从文后来回忆道：“我们间或还可在敞坪中看苗人决斗，用扁担或双刀互相拼命。小河到了场期，照例来了无数小船和竹筏，竹筏上且常常有长眉秀目脸儿极白奶头高肿的青年苗族女热恩，用绣花大衣袖掩着口笑，使人看来十分舒服”。

    筸军岁月——浪迹在沅水沿岸

    同样，苗疆筸军的经历对沈从文的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沈从文小学毕业后，家中的境况非常差: 父亲因欠债流落到内蒙，家中变卖大部分的田地为父亲还债;大哥去关外寻找父亲，沈从文缺少父兄的管束越发放荡;美丽聪明骄傲的二姐突然死去。
    1916年，辰沅道后苗防屯务处设了一个将弁学校和教练士兵的学兵营，因为沈从文过于顽劣，到那边去既有机会考一分口粮，且明白规矩极严，进去受预备兵的训练，实在比在外面撒野较好，沈从文入技术班，做了一名候补士兵。

就其家世而言，沈从文一家三代从军，祖父沈洪富(沈宏富)曾统帅筸军，二十二岁左右时，曾作过云南通镇守使，同治二年又作过贵州提督‘这青年军官死去时，所留下的一分光荣与一分产业，使他后嗣在本地方占了一个优越地位。”正是“由于存在本地军人口中的那一分光荣，引起了后人对军人家世的骄傲。”
沈从文的父亲一出生，祖母便期望家中再来一个将军。其父亲从体魄和气度两方面说，都不缺少一个将军的威仪，他硕大，结实，豪放，爽直，具有将军所需的本色;他十岁左右，家中聘请了武术教师与老塾师，学习将军所不可缺少的技术与学识。但遗憾的是，在晚清时期，他只作了一员裨将，到了民国二十年时还是一个上校。而沈从文一代，童年时他父亲经常告诉他祖父的许多勇敢光荣的故事，给他一种军人世家的骄傲。沈从文及其弟弟都曾从军，后者更在二十二岁时便作了步兵上校，后来位居团长。

如果说军人家世遗留给沈从文尚力意识和荣誉意识，那么从童年时他所接触的苗乡生活则培养了他的强悍与野性的性格因子。直到沈从文离开家乡多年己成著名作家的时候，他仍“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可谓印象深刻，影响终生。
而苗乡的好斗风气，就是产生这种性格的土壤:照地方风气说来，一个小孩子野一点的照例也必需强悍一点，因此各处方能跑去。各处跑去皆随时会有一样东西在无意中扑到你身边来，或是一只凶恶的狗，或是一个顽劣的人。无法抵抗这点袭击，就不容易各处自由放荡。一个野一点的孩子，即或身边不必时时刻刻带一把小刀，也总得带一削光的竹块，好好的插在挎带上;遇机会到时，就取出来当作军器，尤其是到一个离家较远的地方看木傀儡戏，不准备厮杀一场简直不成。你能干点，单身往各处去，有人挑战时还只是一人近你身边来恶斗，若包围到你身边的顽童的人数极多，你还可以挑选同你精力不大相差的一人……

后来在《我的教育》、《黄昏》、《节日》等作品中，逞凶斗狠与杀人狂欢作为“湘西”文化的一种独特形态，明显被沈从文投以了为常人所难以理解的赞许或留恋目光。例如“决斗”，这种在沈从文故乡并不出奇的现象却被沈从文津津乐道，在纵文自传》中他就叙述过两次“当场集时，常常可以看到两个乡下人因仇决斗，用同一分量同一形色的刀互砍，直到一个人躺下为止”，沈从文将之誉为比“所有的决斗还公平’(《清乡所见》)。在另一个场合，他将之娓娓道来:“至于我那地方的大人，用单刀在大街上决斗本不算回事。……但本地军人互相砍杀虽不出奇，行刺暗杀却不作兴。这类善于殴斗的人物，在当地另成一组，豁达大度，谦卑接物，为友报仇，爱义好施，且多非常孝顺。”并为这类公平决斗、光明磊落、豁达大度的人物的渐渐消失而嘘稀不己(《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沈从文成名后自己说过，1922年前的沈从文是流氓、土匪、痞子，甚至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两脚站立没有羽毛的动物。他不读书、看杀人、到野外撒野、打架、弄别人的船，父母根本就管不住。1917年9月家人将他送去当兵，已是没有办法、无可奈何之举。“母亲看开了些，以为与其让我在家中堕入下流，不如打发我到世界上去学习生存。在各样机会上去做人，在各种生活上去得到知识与教训”。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

    部队生活和见闻，后来他在《边城?题记》中他说过这样自信的话:“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我的祖父，父亲以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枝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
    作为湘西旧军队中的一位军人，旧军队中的野蛮、杀戳、迫害的习气极大地刺激了沈从文，“曾在乡下4个月看杀人一千，在怀化镇一年看杀人七百”，小小年纪就面对社会的残酷和周围生活的愚昧。
    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使他深入地接触到了沅水流域底层人民的生活。“不到十五岁的孩子，开始在沅水流域的漂泊生活，见识过种种血腥的杀戮，见识过潇洒聪明或美貌机智的山大王被杀，看过种种的人间苦难，感情与妓女、水手、农民这些下层人民不可分离。”
    沈从文随同杨姓军官(沈从文姨夫)下到辰州去，从此开始了五年的行伍生涯。沈从文在部队中做司书，身体瘦弱的他在行军途中受尽辛苦。

    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书改变了他的人生。
    1922年，陈渠珍执掌湘西大权不久，二十岁的沈从文从川东被部队遣散回到保靖，被陈渠珍留在身边作书记，领中士军衔。陈渠珍在军中自律甚严，年近４０也不讨姨太太（晚年却娶了几位姨太太，那是沈从文离开湘西以后的事了），每天天不亮即起床，平时极好读书。陈渠珍是个具有士人色彩的传统军人政治家，他一方面行军打仗，一方面却喜欢谈玄说理，读书不辍，看书与治事时间几乎各占一半，往往读书至深夜还不睡觉。
    军部会议室是一栋新房屋，孤零零建在一座山上。开会时，如机要秘书不在，就由沈从文担任记录。平时，会议室就由沈从文留住。军部会议室里放置了五个大楠木橱柜，柜里藏有百来幅自宋及明清绘画，几十件铜器古瓷，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和一套《四部丛刊》。沈从文后来讲道，带了这么多书行军的长官实在罕见，更何况“每个日子治学的时间，似乎便同治事的时间相等”，“全不与我三年前所见的军队相像。一切都得那个精力饱满的统领官以身作则，掰画一切，调度一切，使各人能够在职务上尽力，不消沉也不堕落。”

在闲暇无事的时候，陈渠珍的古董旧画都成了沈从文进人传统艺术殿堂的铺路之石:“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认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若说这是个人的幸运，这点幸运是不得不感谢那个统领官的。”
他的历史、文学、艺术的中国传统根子，就是在这里扎下的。可以说，沈从文这段时期所接触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学、艺术，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文学创作的风貌，“浸透在他创作中的古典文学修养、后半生从事文物研究必需的学识基础，乃至他对中国书法历史的透彻了解，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源头”。沈从文自己在建国后也承认影响自己工作半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一个军官处得读《四部丛刊》、目录学和金石图录知识、子部杂学问”。对此他对统领官陈渠珍一直心存感激。

    @ty_行者无疆921 2018-08-31 16:21:00
    看到这段，我怎么突然想起是一道菜，在你们那一个饭馆里吃的，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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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菜？猜不到

沈从文在度过了几年颠沛流离的军人生涯后，实在已经深深厌倦了军旅的生活，他说:“我想看点书，身边无一本书，想上岸，又无一个钱。……到了岸必须上岸玩玩时，就只好穿了别人的军服，空手上岸去，看看街上一切，欣赏一下那些小街上的片糖，以及一个铜元一大堆的花生。到了船上后，无事可做，夜又太长，水手们爱玩牌的，皆蹲坐在舱板上小油灯下玩牌，便也镶拢过去看他们。”带着对于这种人生的极度不满意，沈从文结束了沅河流域漂泊的行伍生涯，来到了北京。那时他明白了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思索如何去生活，去为自己的一点点理想受苦，而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

走出沅水——艰难的谋生及“乡下人”的爱情

1922年，“五四”运动的余波漾及湘西，沈从文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是继续呆在湘西，过安稳的日子，还是离开湘西，去寻找新的人生道路—一条陌生而前途难以预测的道路。沈从文犹豫着，一时拿不定主意。1923年的秋天，沈从文自己一场持续四十天的大病和他的一个好朋友的离世，促使他作出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重要抉择。病中的沈从文高烧了四十天，鼻血一滩滩地流，头痛得像被斧劈一样，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他仿佛觉得自己从阎王殿走了一遭。幸得他几个朋友给他煎药熬汤，端屎接尿，才帮他逃脱了死神的魔掌。然而他的病尚未痊愈，一起意想不到的灾难又降临了，那个平时结实得如一只猛虎，曾帮他从大病中捡回一条命的好朋友，却为了与人打赌去泅一条一里宽的河而被卷入洄流淹死了，直到第四天他的尸体才从河中打捞上岸。看着曾经生龙活虎的朋友被水泡得臃肿不堪的尸体，想到自己刚遭遇的大病，沈从文难过极了，生命在意外面前的脆弱敲击着他，他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独自痴想了整整四天。这一生一死，使得沈从文决定“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他不能设想自己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就已经病死、淹死或无意中被流弹打死，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也许在外面饿死，也比在这里如此结束自己的人生更好。冥思苦想中，21岁的沈从文作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离开湘西，到北京去读书。

决心已定，事不宜迟，沈从文从床上爬起来，鼓足勇气，忐忑不安地来到陈渠珍的办公室，嗫嚅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请求。意想不到的是，陈渠珍不仅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还写下了一张手谕，给执意要去外面闯世界的沈从文预支了3个月的薪水作为路费，并鼓励他说：“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有你吃饭的地方。”喜出望外的沈从文拿着陈渠珍写给他的手谕，到军需处领取了27元钱，离开湘西保靖，前往北京，跨出了他人生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1922年他二十一岁那年，沈从文结束军旅生涯，与同乡满叔远从湘西历时19天来到北京。开始做起文学梦来。“北漂”的日子真不好过啊,双脚刚踏上北京的土地，他就立即面临经济来源断绝的严重威胁。走下火车时，他摸了摸身上，只剩下7块6毛钱，在北京西河沿的一家小客店住了下来,几天后又从西河沿的小客店搬到了酉西会馆。会馆的管事是他的远房表哥，住这里可以免交房租。

    他来京的目的是求学，于是报考了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但因他仅有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甚至连新式的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结果考试时一问三不知，学校连两块钱的报名费都退还了他。
    求学无门的沈从文，只好开始了他艰难的自学。每天早上走出会馆，就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看书；如遇闭馆，就躲在被窝里读随身带来的一本《史记》和后来得到的一本《圣经》。一起来京求学的同乡叔远终于忍受不了，在来京的4个月后，独自一人转回湘西老家去了。
    更糟的是，由于此时陈渠珍在湘西的地位发生了动摇，陷入了困境，原先承诺给沈从文的经济资助中断了。

    功成名就后的沈从文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
    “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摄氏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再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枝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
    怀着对“文学革命”的信仰，沈从文开始没日没夜地写作。北京冬天的气温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他还是想办法用旧棉絮裹住双腿，穿着两件单衣，坐在桌旁，一面流着鼻血，一面用红肿的双手写作。然而他寄出去的作品大都如泥牛沉海，没有回音。万般无奈中，他怀着一丝希望，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倾述了自己的处境。

    郁达夫收到沈从文的来信后，在1924年11月13日专程来“窄而霉小斋”看望了沈从文，郁达夫发现屋内没有火炉，沈从文穿着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两条腿，正坐在桌前，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郁达夫说：“我看过你的文章……要好好写下去。”
    接着，他默默地听着沈从文倾诉自己来北京的打算和目前的处境，感到脊梁一阵阵发冷。公寓大厨房里，正传来师傅炒菜打锅的声音。“你吃包饭?”郁达夫问。“没。”
    瞧瞧沈从文的神色，郁达夫明白了一切。他站起身来，将脖子上一条淡灰色的羊毛围巾摘下，掸去上面的雪花，披到沈从文的身上。然后邀沈从文一道出去，在附近一家小餐馆吃了一顿饭。
    半个世纪以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拜访沈从文时，两人谈及这件往事。郁风说：“沈先生对我说这话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时的情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5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留给我了。那时的5块钱，可是相当值钱的啊!”

在郁达夫的关心和推荐下，自1924年末开始，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一封未曾付邮的信》、《遥夜》、《公寓中》、《流光》、《三贝先生家训》、《夜渔》、《屠桌边》等散文小说。
沈从文的散文《遥夜》被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看到了，于是在“五四”运动6周年纪念日时，这位哲学教授以“唯刚”为笔名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大学和学生》，文中引用了沈从文这篇文章的大段文字，认为他将学生生活“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

随后，林宰平托人找到沈从文，邀请他到自己家去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未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沈从文说：“你要找事做，我可以替你想想办法。一个人仅仅活下来，容易；可是活下来，抱着自己的理想不放，坚持下去，却很难。”接着，他就向徐志摩、陈西滢等名流举荐沈从文，
后来的沈从文研究者曾经评论：“我们要做某件事情，某个时代可以提供完全符合我们要求的各种各样的条件，这样的时代永远不会有。做事情就是大家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去做，在很多条件不理想的时候我去做，这样才可以真的做成事情。”

    从苗疆边地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都市，在这里，浮华和奢靡代替了纯朴与自然，他以乡下人的眼光审视着这个文明的中心，一切显得那么地格格不入，这让他变得惶恐，敏感，无所适从。除了经济上的困难，他还饱受着精神上的压抑，他孤独惶恐地栖息在小角落里，对周围的势利做派日益不满，而同时一种思乡的恋情也油然而生。
    那清澈的河水、青翠的山峦、那老少无欺的淳朴，自生自灭的自在状态召唤着他，于是，他把那份纯朴温情的思念诉诸笔端，用文字的方式来诉说对家乡的热爱，勾勒出拥有朴素情感、单纯观念，牧歌环境的湘西世界。
    他创作生涯中两次高潮的出现都与其重返“湘西世界”关联。湘西的风貌，故土的乡民，诸种生死哀乐状况，是他创作的生命之源。长流千里的沅江水早已成为不灭的意象，滋生在作家头脑中，伴着他度过在都市中凄苦苍凉的日日夜夜，一旦触及这魂牵梦绕的故土，创作激情喷薄而出。“湘西世界”蕴涵着供给作家灵感的诸种因素性东西—符号元素，同时当作家倏忽间捕捉到时，也会自然地将它们放回湘西而得以完形。

1924年至1927年是沈从文创作的初级阶段，此期作家常把笔下的“湘西世界”封存在原始自然状态中，不是单纯摹写就是客观再现，而少有对生活深处的开掘。尽管在其早期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野店》、《赌徒》、《夜渔》等作品中，作家已展露出善于捕捉湘西自然风韵和奇异人生的艺术才能，但作品也仅仅是把故乡的一些自然风情、生活琐事或个人的情感意绪敷衍成篇而已。因此，其早期乡土著作除了其中原生形态的生命现象给人以新奇外，并无多大成就，更谈不上影响。提起早年作品，沈从文认为那些文章只能算作“原资料，不是作品”。在1926年，他就坦率地承认:“我只是用一种很笨的、异常不艺术的文字，捉萤火虫那样去捕捉那些在我眼前闪过的逝去的一切... ..正因如此，“从扑面而来的真实人生象里找不到他们存在的理由”。当时，他虽然找到了符号—“湘西世界”，却不知道怎样用它承载他的情感、生命内在体验、记忆，不知道如何把主观精神恰当地融进其中。
1928年至1930年是沈从文创作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柏子》、《萧萧》等作品已褪去单纯印象式的色彩，开始注意题材开掘和人物刻画。随着作家创作的日益成熟，他开始认识到“创作不是单纯的摹拟，它需要强调，也必然有舍弃”。

在发表了一些有特色、有深度的小说之后，沈从文在文坛名声鹊起。后经徐志摩等人的推荐，年近三十的他才来到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当了一名教授低年纪文学课的讲师，算是有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主讲大学一年级的“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
又何曾想到，在这所江南学府，他会卷入一场令他一生不得安宁的师生恋？

    在中国公学，张兆和不一定是“校花”，但至少是个“回头率”极高的美丽女孩。张兆和有一幅摄于1935年夏天的照片，照片中的张兆和的确是经典美女：额头饱满，鼻梁高挺，秀发齐耳，下巴稍尖，轮廓分明，清丽脱俗……


    张兆和摄于1935年夏天

    张兆和的美丽和高雅气质大概让沈从文一见钟情，使这个潦倒的书生开始了漫长的求爱历程。沈从文跟得很紧，追得很累，而张兆和只是沉默。在肯定沈从文是个好人的同时，张兆和对他竟是毫无感觉。尽管对沈从文连篇累牍的情书不胜其烦，还是个孩子的张兆和却找不到适当的办法拒绝沈老师的热情。她以为沉默是最好的拒绝方式，因而对沈从文的求爱信照例不复。可沈从文不管这些，依旧勤快地写他的情书。
    沈从文曾与张兆和的同室好友王华莲谈过一次，试图从王处探问一下张兆和对这件事的态度，并希望王能够玉成其事。但王华莲的话很让沈从文失望：成百上千的优秀男士在追求张兆和，她有时一连收到几十封求爱信，照例都不回信；如果都要回信，她就没时间念书了；她很烦别人老写信给她……
    在王华莲面前，每讲到动情或失望处，沈从文都会像孩子般地伤心痛哭。然而，这些非但没能打动张兆和，甚至连王华莲这位信使亦未生恻隐之心。也许，在王华莲看来，沈从文这个动不动哭鼻子的“乡下人”实在没法与清丽脱俗的的张兆和相匹配，所以，她不但不帮助沈从文，相反，还说了一些不利于沈从文的话。

当沈从文将此事告诉胡适时，这位出色的“爱情大使”慨然表示要帮助沈从文解决难题，并认为如果自己出面，事情应该不会太难。然而，胡校长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量。
1930年7月的一个下午，略显腼腆的女学生张兆和出现在胡校长的客厅。刚见面时，胡校长大夸沈从文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待得知了张兆和的态度后，胡适才“不再唠叨”了，只是“为沈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言外之意，乃是怪责张兆和不积极帮助沈从文这位天才。在随后写给沈从文的信中，胡适说：“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兲漄浪孑 2018-09-06 15:16:48
    凯里西江千户苗寨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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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那里历史上为雷公山苗疆，真正的生苗区！

沈从文的信并不是一味铺张浓烈感情，他只是娓娓道来，像是与张兆和讲道理。但从平淡的文字中，读者分明感觉到那种“舍你其谁”的韧劲。在1931年6月的中，他以做张兆和的奴隶为已任。
貌似平淡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沈从文对张兆和那种已浓烈到无法稀释的爱情。按照张兆和的说法，当时的沈从文软硬兼施，非逼迫她就范不可。硬的时候，沈从文甚至恐吓她，比如扬言自杀；软的时候，沈从文表示，即使遭到拒绝，也没有什么关系，自己会重新站立起来，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然而，语气中对张兆和没有丝毫的放松。张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对莲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

在沈从文锲而不舍的追求之下，张兆和坚如磐石的心也开始动摇起来：“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是谁个安排了这样不近情理的事，叫人人看了摇头？”看得出来，她的“动摇”几乎完全出自同情。然而，同情也是爱情。沈从文这个“顽固”的年轻作家，硬是凭着一股韧劲，经过近四年的努力，终于将张兆和追到了手。

    有关沈、张的爱情，还有一个故事被传为佳话，二姐张充和后面回忆道：
    1933年初春，我和三妹一同住在苏州。一天，三妹给我看沈从文给她的信。信中婉转地说，要请我为他向爸爸妈妈提亲。并且说，如果爸爸妈妈同意，求三妹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我向爸爸妈妈说了，一说即成。
    那时打电报，讲究用文言，不用大白话。电报要字少、意达、省钱。苏州只有一处电报局，远在阊门外。我家住在城中心，坐人力车要拐拐弯弯走好长的路。我在人力车上想，电报怎么打。想到电报末尾要具名。我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吗?
    进了电报局，我递上电报稿：“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得意洋洋地转回家门，告诉三妹：这一个“允”字，一当两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这就是“半个字”的电报。当时，三妹听了不做声，她心中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
    她悄悄地坐人力车再到阊门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用白话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三妹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

    @shenshennnn 2018-09-07 13:40:58
    相欺是一个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的一个地方。不过这个地方好像对于鬼神的传说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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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西吧，我在这个帖子里讲了很多苗族和土家对鬼神的崇拜！

    从后来的《湘行书简》可以看出，在婚后几年的时间里，小夫妻感情如胶似漆，卿卿我我，幸福甜蜜，写信以“三三”、“二哥”等亲昵的称呼。
    这期间，沈、张二人忘情地啜饮着爱情的甜酒。但从他们其后漫长的婚姻生活中看，这段婚姻并不那么完美。
    当然，并不是说张兆和做错了什么。讨论爱与不爱，讨论投入感情的多与寡，是毫无意义的话题。婚姻生活是复杂的，看来很衬的一双，实际上也许过得很不如意，而当两个感情投入比例严重失调的人绑在一起生活时，其质量就更值得怀疑了。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

1995年，张兆和整理完沈从文生前的遗稿，在《后记》中深切地忏悔着自己对沈从文的一片深情的辜负——“从文与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穿越——沈从文在沅水上对屈原的回应

    沈从文一生低调，甚至有点懦弱和腼腆。他在中国公学的第一堂课走上讲台，面对台下的大学生一片好奇的眼睛时，居然胆怯了，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就这样一直呆呆地站了十分钟。他实在没办法，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引得同学们善意地笑了。这堂课，他准备了一个多小时的课案，结果慌乱中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讲完了。反映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说，没被学生赶下讲台，已经成功了。
    但沈从文唯一一次自信而充满着希望的内心独白，确是在与两千多年前屈原溯沅江而上的同一段旅程上，只有在沅江，沈从文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向世界吐露了自己自信和野心。

一九三四年一月，这个久羁异地的“乡下人”终于又踏上了重返故园的旅程。沈从文从青岛重返湘西凤凰老家探望重病的母亲，从桃源坐船，沿沅江逆流而上至今天的沅陵县时，沅水奔流如故，将疲惫的游子心洗涤得温润而透明，伴着轧轧的船声，湘西的儿子又开始了对生命本源的回溯…
那是在寒冷的冬天，是南方冬天里最阴冷的日子，有几个日子天空还正落着雪粒子，沈从文的小船行走在河中，河水流动带来冷风，其寒就更甚了。在小船的两端，一头是新婚的妻子，一头是阔别十多年的家乡同病重的母亲，想沈从文的心中，该是怎样的激动和焦灼，真恨不得一步就能跨到家中，可那小船却偏偏行走得像蜗牛。天气又那么冷，想要看看两岸的风景，就得到舱板上来吹冷风。而缩在船舱里，就没什么可看的，只有水声可以听了。船上生活简陋，想要洗一个热水澡也根本不可能，活动范围又狭窄，除了吃饭睡觉，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干。然而睡觉也是受罪，因为冷，沈从文睡觉时根本连外衣都不敢脱，好几次冷得睡不着，又干脆爬起来继续给张兆和写信。

    @Shushuuuuu 2018-09-08 18:26:28
    这些古文物也是非常值钱的呀要是有一个就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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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并不是所有都是金钱来衡量的

    “我脱了衣，又披起来写信了。天气太冷，睡不下去，还不如这样从起来同你写点什么较好。我不想就睡。因为梦无凭据，与其等候梦中见你，还不如光着眼睛想你较好！你现在一定睡了，你倘若知道我在船上的情形，一定不会睡着的。”沈从文在船上无法入睡，借油灯的光线，写下文字。沈从文的信和速写，像透明中燃旺的火焰，赶走了黑暗中的寒冷。艺术的简洁，不是简单，它更能把人的情感宣泄出来。
    一个多月的旅途中，沈从文为张兆和写了35封家信，并附有12幅速写。《我的船舱一角》是一幅近景的速写，这幅速写像饱含汁水的苹果，对方轻轻一咬，就会溢出香甜的果汁。 “在桃源简家溪的吊脚楼里，人语声、船上摇橹人的歌声，还有水声，一一传来，多么的"好听"，"可惜写不出来"，只好配以文字："还有我喊叫你的声音，你听不到，你听不到，我的人！""我的人，为什么你不同我在一上船上呢？"可以感受到他把所见所感报告给亲人的急切心情。形象地展现了途中的寂寞，让人看到没有三三的日子，他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沈从文的速写和他的文字，不是为了记录什么，而是真情的表露。


    沈从文绘：我的船舱一角，选自沈从文《湘行书简》

那真是一段苦旅，一切都慢吞吞，一切都冷冰冰，只有沈从文的心是焦灼的，热切的，那水中度过的单调漫长的每一天，对他都是煎熬，要应付这种煎熬最好的方式，也许就只有写信了。他早上爬起床就开始写，上午写，下午写，晚上也写，多的时候，一天写了五六封。在水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光给张兆的信，就写了三十四封。他说：“我离开北京时，还计划到，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其实写信的环境也是很糟糕的，没有一张平整的书桌，只能伏在箱子上写。船又总在水中摇晃，溅起的浪花常常打湿了纸。天气又那么冷，沈从文的手已经被冷风吹得长了冻疮。沅江的水是非常凶险的，除了骇人听闻的青浪滩，一路还不知要过多少大滩小滩，沿路都有被浪头打翻击碎的大船。沈从文的小船每一次在急流中迎滩而上时，随时也都有倾覆的危险，有一次上滩时他船上的小水手被弹落水中，有一次船身倾侧，打翻他的行李，打翻他的墨水和纸笔。而这些，他全不顾，就在他的小船从急浪中穿过时，他也不停止书写。

    @xieshangtinggg 2018-09-09 17:46:08
    从湘西看来。不仅仅只有鬼神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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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的人们比较信鬼神！

    @村人老李 2018-09-09 19:21:14
    晚间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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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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