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一眸成都三千年》，一部中国版的《耶路撒冷三千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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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一眸成都三千年》，一部中国版的《耶路撒冷三千年》[第4页]

作者:盗帅点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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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蜀人反东晋，谯纵被称王
    从桓温灭成汉开始，就不断有蜀人起兵反抗东晋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在前秦统治末期，前秦益州刺史王广败退陇西时，蜀人便有三万余人随之而去，也从侧面反映蜀人对东晋的不满。这种不满，正与东晋的对蜀政策有关。东晋虽然仍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统”，但相对西晋，东晋朝廷在任用人才方面，基本采用“重江东、抑巴蜀”的门阀政治，致使巴蜀本地人才不被重用，基本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因此，以当地士族大姓为首的蜀人便对东晋日益不满，从而矛盾不断。东晋末年，蜀地谯纵称王之乱便成为了蜀人对东晋不满情绪爆发的主要代表。
    谯纵在蜀地的称王算是一个奇葩，不同于其他蜀王主动千方百计的自立割据，而是被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强行“逼上去”的。
    谯纵的先祖家世可谓显赫至极。周文王时期，与周公旦同负贤名的召公姬奭被朝廷封于现在的陕西省凤翔县，古称召地。姬奭有一个儿子盛，封于谯（今安徽亳县），称谯国。后来子孙就以国为姓，称为谯氏。东周时期，谯氏族人为远离战乱，四处迁徙，其中一部分人又辗转回到始祖姬盛的出生地，即召地。经过若干年后，一些族人又经渭水，翻秦岭，从陕迁居至巴蜀嘉陵江流域一带。谯氏家族一直在蜀地很有影响力，三国时期蜀汉著名的文仕谯周便是来自这一脉。谯纵的祖父谯献之，曾任成汉王朝司空，在蜀地很有名望，成汉亡后也曾作为人才被征召入仕东晋。

    西晋至东晋末期，蜀地多战乱，几易其主。不到百年间，便经历西晋、成汉、东晋、前秦，最后复归东晋统治，其他大大小小的叛乱也时有发生，政治动荡不堪，百姓苦不堪言。谯纵便于这个时代，出生于今四川南部县。谯纵从小目睹了天下混乱，各方混战，百姓疾苦的惨象，立志要做一番事业，救民于水火之中。谯纵聪明好学，颇有智谋，一向做事小心谨慎。虽然为人低调，但也不乏豪气，见到他人有难，往往热心相助。因此，谯纵在朋友圈中具有很高的声望。
    后来，谯纵怀着济世安民的抱负从了军。当然，他投的是东晋朝廷的军队，因为当时蜀地还处于东晋统治。由于谯纵勇武，打仗又颇有谋略，不断建立军工并得到提拔，一直做到平西府参军的位置。参军是一个地方军政主官的军事参谋官员，相当于现代的参谋长，在军队内地位算是不低，权责也极重。而谯纵的上级，就是当时的益州刺史、平西将军毛璩。
    毛璩，字叔琏，荥阳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人，算是将门之后。其祖父毛宝曾任征虏将军、豫州刺史，父亲毛穆之（也称毛武生、毛虎生）曾任右将军、益州刺史。毛璩从小在军营长大，刚成年时，就担任右将军桓豁的参军。服父丧期满后，担任卫将军谢安的参军。淝水之战中，毛璩曾率军追击前秦，把苻坚之军赶得“风声鹤唳”。毛璩后被升任为尚书郎，之后又任谢安之子谢琰的征虏将军府司马。

东晋末年，王室与士族、中央与方镇的矛盾日益激化。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桓温之子、权臣桓玄终于完成其父亲的“大志”，逼迫晋安帝退位，实现篡晋目的，史称桓楚，改元“ 永始”，废晋安帝为平固公。次年，桓玄遣使入蜀，加封益州刺史毛璩为散骑常侍、左将军。毛璩宣却不给桓玄面子，称桓玄为朝廷逆臣，拒不受命，并扣留了桓玄的使者。桓玄大怒，任命桓希为梁州刺史，王异占据涪城，郭法驻防宕渠（今四川渠县），师寂驻防巴郡，周道子驻守白帝（今重庆奉节）以防卫毛璩。毛璩向各地传布檄文，列数桓玄的罪状，派巴东太守柳约之、建平太守罗述、征虏司马甄季之击败桓希等人，接着率军屯驻于白帝。
此时，具有朝廷北府军（淝水之战的东晋主力军）背景、即后来南朝刘宋的开国君主刘裕也在南方组织兵力，大败桓玄，复迎晋安帝。桓玄只得回到老巢江陵。后来，仅当了不到6个月皇帝的桓玄被诱杀于溃逃入蜀的途中，年仅36岁。

    出于毛璩在桓玄之乱时期的良好表现，东晋武陵王司马遵曾下令说：“益州刺史毛璩忠义英勇，自从桓玄作乱以来，便一直在其后方与乱军纠缠。如果平定凶逆，应当授予毛璩上品官职。”桓玄死后，晋安帝下诏升任毛璩为征西将军，加任散骑常侍，都督益、梁、秦、凉、宁五州军事，代理宜都、宁蜀太守，此时的毛璩可谓功高盖世、位高权重。
    桓玄死后，其从子桓振又继续领导桓楚残余势力，攻占了江陵。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六月，毛璩率军攻入汉中，斩杀了桓楚的梁州刺史桓希。之后，乘胜挥师，亲自率军顺流东下，准备攻击江陵的桓振。他另遣两路大军配合进攻：一路由其弟弟毛瑾、毛瑗顺外江（岷江）而下；一路由参军谯纵率领巴西、梓潼二郡军下涪水（涪江），约定与毛璩大军在巴郡会合。
    然而意外总是来自不经意间，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自然不过的军事调动安排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叛乱，甚至最终导致了毛璩的命陨黄泉，也诞生了一代蜀王。

谯纵接到军令后，便整顿兵马，准备顺涪水东下。但他手下的侯晖等人却大不乐意。身为巴蜀之人，凭什么要为东晋卖命？东晋常年内部争夺，让咱们蜀人长期受累和卖命，而且有功时也总是他们自己人先沾光，却与咱们无干。不仅是他，手下的大部分兵众都是土著巴蜀人，他们也不想去江南为朝廷卖命。侯晖于是与巴西人阳昧密谋，打算起事反叛。但由谁来领导大家，他们则进行了讨论。最后，大家认为谯纵富有谋略，又很有声望，一致同意决定由谯纵来领导大家。对此，谯纵并不知情。
当军队到达五城（今四川中江县）水口时，侯晖和阳昧带兵闯到谯纵船上，逼迫谯纵为领袖，带领他们反晋自立。这种情形，是谯纵怎么也没想到的。他虽有救世之心，但也仅限于在朝廷体制内老老实实的当个官，努力发挥才干，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何曾想过起家造反，这搞不好就容易掉脑袋的事可不是谁都能干的。他见二人紧逼，不由心中骇然，满口拒绝。他知道，如果造反不成，必定死无葬身之地，与其被骂为乱臣贼子，还不如自行了断。于是，谯纵趁侯晖、阳昧二人未注意，便咚地一声，纵身跳入江中。侯晖等人连忙跟着跳下江去，把谯纵从水里捞了起来。见湿淋淋的谯纵并无大碍，侯晖、阳昧等人又齐身跪下，恳亲他务必同意领导造反之事。侯晖对谯纵恳切地说到：“不反，我们可能在江南战死；反，可能被毛璩兄弟杀死。既然反不反都是死，还不如反了，也许还有一丝活下去的希望。”谯纵听后，觉得侯晖的话也有一定道理，但嘴上仍是拒绝。侯、阳二人却也毫不退让，便“嗖”的一声拔出雪亮的宝剑，架在谯纵脖子上，逼着他坐上车驾，并命众兵士跪下，山呼“万岁”。谯纵被逼无奈之下，只好答应请求。于是谯纵与众人约法三章：一不准残害百姓；二要听从指挥；三不得滥杀无辜。大家一齐允诺。谯纵如此奇葩的被迫上位，不由得让人想起清末武昌起义中的“革命领袖”、”床下都督”黎元洪，二者情形如出一辙。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二月，谯纵命侯晖领军，突然袭击涪城。镇守涪城的是毛璩的弟弟西夷校尉毛瑾。他怎么也不曾想到谯纵和部下会在这时反叛，仓猝之下，毛瑾战败而亡，涪城陷落。谯纵在众人拥戴下，自称为梁、秦二州刺史。
    当时毛璩正在准备东伐，距成都约有四百余里。他听说军中发生叛乱，星夜纵马赶回成都，急令参军王琼率三千兵马征讨谯纵。毛璩又派弟弟毛瑗率兵四千后续支援。谯纵派弟弟谯明子及侯晖在广汉抵御王琼，并于大军出发前授与他们一计。
    王琼率军奔赴广汉，谯军侯晖正面迎战。战不多时，侯晖抵敌不住，连忙溃退。王琼乘胜追击，直至绵竹。谁知突然两面伏兵四起，等候已久的谯明子率众军杀了王琼一个措手不及。此时的王琼军，由于长途追击，已是人困马乏，而谯军却以逸待劳、生龙活虎，慌乱之下王琼军被对方杀得血流成河，死者十之八九。谯军乘势追击，直至成都城下，将东晋军围于城内。
    谯纵与侯晖商量道：“强攻不如巧攻。若能里应外合，成都可得。我有一故交李腾，现任益州营户，你找人混进城去，以重金利诱，并许他事成之后封官进爵。此事可成！”侯晖依计而行。几天后，李腾果然大开城门，谯纵大军一拥而入，突袭并斩杀了毛璩和其弟毛瑗及其家室。

    谯纵占领成都，在侯晖等人拥立下称成都王，史称“谯蜀”。谯纵任命堂弟谯洪为益州刺史，镇守成都；弟弟谯明子为镇东将军、巴州刺史，率军五千屯驻白帝城。
    益州反叛，毛璩被杀，东晋朝廷大为震动，于是任司马荣期为新任益州刺史，令其率兵伐蜀。义熙二年（公元406年）正月，司马荣期大军攻破白帝城，谯纵之弟谯明子仓皇败走。司马荣期虽然击败谯明子，但所领兵力也有很大伤亡，于是请求暂缓对谯蜀的攻击，等待朝廷支援。
    当时东晋朝廷主要由刘裕把持，刘裕又委以“忠烈之后”毛修之为龙骧将军，率军入蜀，增援司马荣期。毛修之的父亲毛谨、伯父毛璩都死于谯纵之手。这次毛修之出征伐蜀，既背负家仇，又兼负国恨，刘裕也算是煞费苦心。
    两军会合之后，依然由司马荣期为先驱，毛修之作为后应，一前一后徐徐向成都进发。不得不承认，司马荣期这个名字是个好名字，“荣期”或许寄意了“杀贼平乱，凯旋而归的时刻”。但还没有等到看见成都的那一刻，当司马荣期军刚抵达巴州，居然被参军杨承祖所杀。又是参军！看来身逢乱世，主帅还真得小心参军。杨承祖反叛后自称为巴州刺史，并割据一方。毛修之率军抵达宕渠（今四川渠县）后，才得知司马荣期遇刺的消息。他见自己孤掌难鸣，只好暂退至白帝城。

此时，原东晋益州督护冯迁已升任汉嘉（今雅安）太守，便主动发兵来相助毛修之。两人合兵一处，很快将叛军消灭，斩杀杨承祖。二人联络蜀地各处的晋朝军力，正打算乘胜进军成都，没想到东晋朝廷新任的益州刺史鲍陋突然“空降”到前线，以接任司马荣期之职。我辈栽树，他人摘桃，毛修之心中自然十分不爽。鲍陋与毛修之会面后意见发生分歧，鲍陋认为蜀地连年征战，于国于民不利，便反对毛修之继续进兵讨伐谯纵。毛修之气愤之余，据实向朝廷奏报情况。刘裕于是举荐刘敬宣为襄城太守，令他率兵五千讨蜀，同时命荆州刺史刘道规为征蜀都督，协调指挥各路人马。看得出来，都是刘家人！
谯纵闻报晋朝大军将至，心中恐惧。仔细分析之后，觉得只有投靠北方的隔壁邻居后秦才比较靠谱，否则自身难保。此时的后秦王为姚兴，为后秦第二代皇帝，也是其开国之君姚苌之长子，姚兴在十六国之中算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位君主。义熙三年（公元407年）九月，谯纵向后秦遣使称臣，姚兴大喜。蜀地对于北方政权和东晋其实皆十分重要，只要北方政权拥有蜀地，便可以从此地南下进攻东晋，这也是之前前秦与东晋反复争夺蜀地的重要原因。

    图4-3-1 公元407年势力割据图（感谢作者濛池都护）
    姚兴立马遣部将姚赏率兵二万驰援谯纵。姚赏会同谯纵将领谯道福，据险死守。东晋的刘敬宣率部从垫江（今重庆合川）逆涪江而上，进至遂宁郡（今四川蓬溪县）黄虎岭，此地山路险绝。秦、蜀联军坚壁据守，刘敬宣屡攻不下，双方相持六十余日。晋军由于粮食耗尽，饥困交加，只好引军撤退，加之军中发生大规模的疫疾，晋军伤亡过半。这次出兵，晋军铩羽而归，未成功向前推进。事后，刘敬宣因伐蜀不力而被朝廷免职，刘道规也降职为建威将军。
    公元408年五月，谯纵又派使节前往后秦，表明甘当后秦的藩属国，还请求后秦派桓谦前来协助进攻东晋刘裕。后秦皇帝姚兴欣然答应，即派桓谦入蜀。此前，公元405年，桓振在江陵与东晋军的最后一场战斗中战败而亡，桓氏全族基本被杀，曾经权倾东晋朝野的桓氏名门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唯有桓玄的叔父桓冲之子桓谦从江陵出逃，几经辗转，后投奔后秦，被好客的后秦主姚兴收留。

    桓谦是个颇有政治头脑的人，人如其名，他到了成都后，极尽虚心谦恭，积极招纳各地投靠人士。谯纵见桓谦善于笼络人心，对他渐起防备，于是把他软禁在成龙阁，并派人监视。
    后秦主姚兴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巴蜀之地，十分高兴。当然，给谯纵的待遇也自然不会少。义熙五年（公元409年）正月，姚兴派遣使节来到成都，册封谯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授九锡，授权谯纵可奉制书直接任命官员、封赏爵位，所用礼仪全部与君王一样。谯纵也是毫不客气，照单全收。谯蜀与后秦的结合，对二者来说，在当时的形势下实属双赢，后秦一方免费取得名义上的地盘，进而借蜀地攻伐东晋，另一方谯纵则避免被东晋灭亡的可能，保存了性命，还得了不少好处。
    得了高规格待遇和好处后，自然还得办事。公元410年，谯纵任命桓谦为荆州刺史，谯道福为梁州刺史，率军两万进攻东晋的荆州。后秦姚兴也令前将军苟林率骑兵前来相助。当时，刘裕讨平桓氏之乱后，控制了东晋朝廷军政大权，又亲自率军北伐南燕。东汉名臣卢植之后卢循也以天师道之名义在岭南起兵造事反晋，攻取了江州，并威胁到东晋都城建康。

    东晋驻守江陵的主将为刘道规，是刘裕同父异母的兄弟，向来以能征善战闻名，威名四播，曾联合刘毅、何无忌一同消灭桓玄，攻杀逃至江陵的桓振，迎复晋安帝。刘道规时任辅国将军、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并以使持节的身份都督荆州、益州、宁州、秦州、梁州、雍州等六州以及司州河南郡军事。
    谯蜀与后秦联军南下之初，进展比较顺利。谯道福攻破巴东，杀死晋军守将时延祖等人。桓谦率兵进入荆州，招集旧部，得到兵众两万余人，进驻江陵西北的枝江。苟林的骑兵在寻阳击败刘道规从荆州派往支援建康的司马镇之，进军到江陵东南的江津。
    此时，东晋的都城健康被卢循攻击，不但没有援军，音信也基本被阻隔；荆州江陵也处在两面夹击之中。镇守江陵的荆州将士见举国危难，人心不稳，纷纷打算另谋去就，形势十分危急。刘道规为安定人心，对将士们说道到：“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但就是能打仗，如果你们信不过我，想离开江陵吧，我决不阻拦。”他于是大开城门，任百姓军士自行决定去留。众人见刘道规如此气度和魄力，皆十分畏服，不但官员、部众，连城里的居民百姓也不愿离开。恰逢此时东晋雍州刺史鲁宗之率数千人由襄阳南下驰援江陵。因其意图不明，引起了荆州将士的疑虑。刘道规却并不担心，单骑出城迎接。鲁宗之也被其胆略感动，二人遂联手抵御桓谦。刘道规把镇守江陵的重任交给鲁宗之，自己则率统全军主力，水陆并进，猛攻桓谦。桓谦大败，逃跑途中被刘道规击杀。苟林得知桓谦败亡，亦兵溃而逃。刘道规命部将刘遵率部追击，终于在巴陵将苟林斩杀。最终，刘道规取得了荆州反击战的全面胜利。

公元411年，谯道福率败军回到蜀地。谯纵从此再也无力东进，只想再过几年安稳日子。可惜东晋却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十二月，刘裕决定再次伐蜀。他力排众议，任命刚30出头的朱龄石担任元帅、建威将军、益州刺史，率领宁朔将军臧熹、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钟、龙骧将军朱林等，率两万大军，自江陵进军伐蜀。不久，朱龄石又加节益州诸军事。
朱龄石，沛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算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其出身将门，勇武善战，曾长期跟随刘裕东征西讨，在镇压卢循起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深得刘裕信任。刘裕提出起用朱龄石负责伐蜀之初，众人哗然，认为其资历尚浅，纷纷劝谏刘裕另选干将。但刘裕坚定任用朱龄石，并赋予他独当一面的大权。刘裕将自己旗下勇猛精悍的战将，都配予朱龄石，甚至将资历和地位远在朱龄石之上的小舅子臧熹，也交由朱龄石调度。朱龄石终不负刘裕重望，在伐蜀之战中取得最终胜利。

朱龄石出发前，刘裕曾暗中与朱龄石商议：“四年前刘敬宣伐蜀兵出黄虎，失败而归，我们可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谯纵向来谨慎多谋，会认为我们这次本应从外水（岷江）进军，但又料想我方将出乎他的意料，仍然从内水（涪江）进军。因此，他们一定用重兵守卫涪城（今四川绵阳），用以防备内路。如果我们仍像黄虎进军，则正中谯纵之计。故而我们此次要以大部队从外水（岷江）进取成都，以小部队出内水（涪江）作为疑兵。这才是克敌制胜的奇计。”为防止提前走漏消息，刘裕又特地写了一封密信，要求朱龄石到了白帝城才能拆开。各军于是开拔，虽然都沿长江逆流而上，但都不知道将从何处展开具体攻击。到了白帝城，朱龄石打开密信，只见信中说道：“主力从外水进取成都，臧熹、朱林从中水（沱江）进取广汉，派老弱士兵乘十余艘大船，从内水驶向黄虎。”众军于是按照信中的指示，日夜兼程，加速前进。
如期所料，谯纵果然在内水方向做好防备，派大将谯道福以重兵守卫涪城。令大将军、秦州刺史侯晖，尚书仆射、蜀郡太守谯诜等率领一万多人驻扎彭模（今彭山东北岷江东岸），沿岷江两岸构筑军事。

公元413年六月底，朱龄石沿岷江逆流而上，攻击到了离成都约100公里的彭模。谯蜀军沿岷江两岸建起的高楼重寨，晋军一时无法攻破。朱龄石对刘钟说道：“现在天气炎热，贼军依险固守，进攻很难奏效，徒使我军困顿。我想养精蓄锐暂时休战，再寻找机会进攻，怎么样？”刘钟说道：“这样恐怕不行！此前你扬言由内水进攻，所以谯道福不敢放弃涪城；现在我大军逼近彭模，出其不意，侯晖等已经惶恐不安，正好趁势攻击，一举战胜。然后一鼓作气，成都便指日可下。如果缓兵相持，被对方探得虚实，涪城守军前来增援夹击，我军恐怕无力抵挡。”朱龄石听依从了刘钟的建议。在具体打法上，诸将认为谯蜀军北岸城垒险阻，兵士众多，攻击难度大，而应该先攻稍弱的南岸城垒。朱龄石却反其道而行之，说道：“先攻南城，虽破却歼敌不多，不能震慑敌军；若集中精锐先破北城，南城则不攻自破。”七月初，朱龄石率领刘钟、蒯恩等强攻北城。当日，战争从早晨开始，直至中午，晋军烧掉谯蜀军瞭望台，众军从四面一起登上北城，斩杀侯晖、谯诜。晋军掉头攻打南城，南城谯蜀军不战自溃。此役一共斩杀谯蜀军大将十五人，沿江营垒纷纷土崩瓦解。东晋众军弃船登岸，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围成都。

东晋龙骧将军臧熹行至广汉，得病而亡。朱林继续率军抵达广汉，打败谯道福，另一支军队乘船攻陷牛脾城，斩杀谯抚。
听到彭模失守的消息，谯纵部下各地守军相继瓦解。七月五日，谯纵见无力回天，于是弃城而逃，北奔谯道福。谯蜀尚书令马耽则把府库封存起来，等待东晋军队。七月九日，朱龄石率大军进入成都，诛杀了与谯纵同祖父的宗亲，对其余人则进行安抚，鼓励大家恢复旧业。

    谯纵逃出成都后，先去辞别祖先陵墓。对于谯纵不战而逃的行为，其女儿也看不下去，说道：“目前形势根本不能逃脱，只会取得更多侮辱而被人不耻，同样是死，何不死在祖先墓旁。”其女儿暗示他如想逃走，不如在此地自尽，谯纵并未听取。谯道福听说平模失守，从涪城带兵赶来救援，谯纵前去投奔。谯道福看见谯纵后大怒道：“大丈夫能有如此功业，怎可轻易将它丢弃，你打算回到哪里去呢！谁又不会死呢，怎能怕成这个样子！”于是把佩剑狠狠地砸向谯纵，但只砍中了他的马鞍。谯纵只好黯然离去，走投无路之下，找了一处幽径的树林上吊而亡。巴西（阆中）人王志将他的脑袋砍下，送至朱龄石处，没想到一代蜀王竟如此黯淡收场。谯道福则逃到僚人聚居之地，被巴西人杜瑾擒送至朱龄石处，后被问斩。至此，谯纵之乱平定，谯蜀政权灭亡，蜀地再次回归东晋版图。
    谯纵之乱结束后，巴西、梓潼二郡的大姓侯产德、罗奥又起兵反晋，进逼至成都附近的涪城，为涪城守将沈叔任击破。这一次则株连众多。史载“产德事起，多所连结，乃穷加诛剪，死者甚众”。
    ————本节完——

    第四节刘宋多贪官，赵广起叛乱
    东晋在刘裕的主导下，灭掉谯蜀之后，继续消灭占据荆州的东晋宗室司马休之，尽得荆、扬二地，再灭后秦，占据长安。此后的刘裕在东晋朝廷地位已无人能及，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朝中待遇及威势堪比当年官渡之战后的曹操。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刘裕受相国、总百揆、扬州牧的官衔，以十郡建“宋国”，受封为宋公，并受九锡之礼。同年十二月，急火攻心、再也按捺不住权利欲望的刘裕指派王韶之缢杀晋安帝，立其弟司马德文为帝，即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当了两年傀儡皇帝的晋恭帝被迫禅位于刘裕，在风雨飘摇之中历经百余年的东晋宣告灭亡。刘裕篡位后，定国号为“宋”，改元永初，蜀地也随之被纳入刘宋版图。自此，中国开启了约170年的南北朝对峙时期。
    刘裕原本出生寒门，通过不断努力，终于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成为刘宋开国之君。唐时刘禹锡有诗《乌衣巷》，或许是对东晋历史变迁、沧海桑田的最好写照：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王谢：即王导、谢安两大家族）
    刘裕在位是还算英明，集权中央，打击豪强；整顿吏治，去除门阀、重用寒门；轻徭薄赋、重视生产；广收遗籍，发展教育，给中国南方的人民带来了短暂的喘息之机。不过，刘裕帝运并不算好，永初三年（公元422年），仅当了两年皇帝的刘裕在出征北魏前因病逝世，终年六十岁。刘裕死后，其17岁的长子刘义符继位，是为宋少帝。少帝贪玩好耍，不理政事，两年后便被废除杀害。此后，刘裕的第三子、18岁的刘义隆成为第三代皇帝，史称刘宋文帝，年号“元嘉”。在其执政的三十年间，南方的生产经济大力提升，史称“元嘉之治”。

    然而表面的“盛世”之下，却不乏贪官污吏。文帝元嘉六年（429年），朝廷遣派贪婪无度的刘道济任益州刺史，从此，成都这个原本富庶繁华之地便进又进入霍乱时期。刘道济，沛郡萧县（今安徽萧县）人，其兄长为安北将军刘粹，曾历任河东太守，官至振武将军。
    刘道济视财如命，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其与治下长史费谦、别驾张熙、参军杨德年等人沆瀣一气、伤政害民，想尽千方百计贪腐敛财，搜刮民脂民膏。为捞取更多黑钱，其方法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首先，是限购。当时成都的蜀布蜀锦在全国皆为抢手之货，然而外地客商来到成都进货，不管来者带了多少钱，只准商家限买布、丝、绵各不得超过五十斤。客商远道而来，希望都能多进货，以免白白辛苦一趟。无奈之下，只好“出血”打点官员，以保证多进些货物。其次，是强买。外地马贩来到成都卖马，刘道济等以限价的办法强买。不管马匹好坏，每匹只给20贯钱。马贩要是不干，便将马一并没收，让其血本无归。三是垄断冶铁。政府设“开矿炼铁专卖局”，禁止民间私自采矿炼铁、制造铁器；再者，将铁器高价卖给人民。刘道济的措施，让许多商人经营无门，人民生计无路，但却肥了自己的腰包，惹得百姓怨声载道，极度怨恨。刘道济等人的胡作非为，连远在朝廷深宫的文帝也听说，便专门下诏告诫他进行收敛，刘道济却依然我行我素。
    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刘道济的贪婪无度，不但引发了蜀地的叛乱，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葬送在了叛乱期间。

当时，氐人首领杨难当盘踞于陇右，称武都王，史称后仇池国，依附于南方的刘宋。时有氐人许穆之，改名为司马飞龙后，投靠杨难当，自称是晋室近亲。杨难当看到刘宋的益州刺史刘道济在蜀地胡作非为、大失民心，便想趁机占据蜀地。于是，杨难当派遣司马飞龙率人进入蜀地，让其鼓动当地人造反滋事，以便为自己入蜀制造机会。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司马飞龙由仇池来到绵竹，煽动蜀民千余人反叛，仇池国主杨难当也派兵相助，叛军一度攻破巴兴县（今四川蓬溪县），驱逐了阴平（今四川德阳）太守沈法兴。刘道济虽然贪腐，但在军事上却颇有能力，于是立即派兵镇压，叛军不久就被打败，司马飞龙也被斩杀。
司马飞龙虽然阵亡，但却在蜀地百姓中威名远播，也点燃了蜀人心中反刘宋贪官的星星燎原之火。当时，五城县（今四川中江县）有名叫帛氐奴、梁显的二人，因才能出众而被益州刺史刘道济赏识，准备提拔两人为参军督护。或许是帛氐奴平常没有对益州长史费谦好好“孝敬”，费谦在刘道济身边作梗，帛氐奴、梁显便失去了这次晋升机会。二人于是心怀怨恨，趁县令空缺，暗中伙同几人开始干起监守自盗之事。同年七月，刘道济任命罗习为五城县令。新任县令将至，帛氐奴担心自己暗中为盗的事情败露，便煽动同乡赵广，起兵反抗刘宋。

为了扩大响应，赵广等人谎称司马飞龙未死，还藏在阳泉山中，将带领大家共建大事。蜀人对于刘宋的贪官向来不满，赵广又打着司马飞龙的旗号，很快便聚集了数千人，进逼至广汉。刘道济由于上次轻而易举的便镇压了司马飞龙，对赵广这帮乌合之众自然不放在眼里。于是让参军程展会、治中李抗之仅带了五百人前去讨伐，却被赵广反杀。赵广于是乘胜进攻涪城（今绵阳）。巴西（今阆中）人唐频也聚众响应赵广，巴西、梓橦二郡太守王怀业大败，弃城逃跑，赵广与唐频进而攻陷涪城。刘宋涪陵太守阮惠、江阳太守杜玄起、遂宁太守冯迁等人得知涪城失守，皆先后弃城而逃。
此时，蜀地百姓以及外来侨民皆纷纷起事响应赵广，气势如虹，直逼成都，刘道济大惧。九月，赵广率领数万人围攻成都，屯兵城西及城北，刘道济则以四千人坚守不出，成都一时难以攻下。赵广本是以司马飞龙的名义号召大家，时间久了，那些奔着司马飞龙而来的人便自然起了疑问。甚至有人说要是再见不到司马飞龙，就散伙而去。司马飞龙早就“英勇就义”了，让我赵广到哪里去找呢？此时的赵广已黔驴技穷，急得夜不能寐，正好身边的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赵广听后连连称妙。

不久，赵广便亲自带领3000人，打扮得有模有样，很有仪式感的来到今四川德阳境内的阳泉山，找到了阳泉观道士程道养。这程道养由于长期居于深山修炼，自然气度不凡，赵广见后大喜。赵广让程道养穿上专制龙袍，戴上王冠，走了两步，果然一副帝王之气。司马飞龙本为外来之人，当地蜀人没几个真正见过，程道养身居道观，自然也没几人认识，而且程道养恰好跟司马飞龙是同乡，让他来当司马飞龙最为合适不过。赵广便将冒充司马飞龙一事，盘托而出。天下还有这等好事？这世上居然有人莫名其妙的前来要求自己当王。程道养自是惊诧万分，心中暗念：“我只想在深山好好当个道士，过点自己想要的生活，哪想过那些随时可能掉脑袋的事”，便一口拒绝。可经不住赵广软硬兼施，甚至以性命威胁，程道养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赵广要求。短短五十年不到，蜀地就有两位仁兄被别人拿着刀子架在脖子上，逼着当蜀王，一位是谯纵，另一位就是眼前这位道士程道养。
程道养在“卫队”的簇拥之下，浩浩荡荡地来到成都城外，赵广等人便在营帐中奉其为蜀王。程道养是个有文化之人，充分发挥其专业知识，建立年号“泰始”。因此，程道养也因此被称为蜀泰始王。接着大封百官，首先把兄弟程道助封为骠骑将军，长沙王，让他镇守涪城（今绵阳）。又封赵广为镇军将军，帛氐奴为征虏将军，梁显为镇北将军。其余张寻、严遐等义军骨干也皆为将军。此时，义军声势大振，聚众至十余万。安扎的军营自广汉到郫县，再到成都，连绵百余里，将成都团团围住。

赵广因记费谦前仇，仗着人多势众，便向刘道济索要费谦等人，声言只要交出此人，自然不再做贼。刘道济也算是个彪勇强悍之人，并没有答应，还派军出城作战，皆失利而归。直到当年十一月，成都围城形势才发生了变化。刘道济侦察到程道养所居营帐位置，命裴方明、任浪之率精兵出击，直接突袭程道养中军之帐。义军猝不及防，顿时溃败，官军大破程道养主营。刘道济又劝降起义军将领孟子，约期里应外合，夹击义军。不料事情败露，赵广斩杀孟子，才将危机化解。
通过几次作战，刘道济见义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形如散沙，毫无纪律，便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此后，裴方明速出成都东门突袭，破赵广三个营寨，斩首数百级。赵广军虽败，但未伤元气。裴方明又假装出击北门，却疾速回击城东大营，又杀千余人。当时天有大雾，裴方明等再扬声出东门，却悄悄自北门出，突袭赵广屯在城北、城西的诸营，赵广军大溃，于是相继奔散。裴方明多次率精兵出城作战，声东击西，结合闪电突袭战，屡战屡胜，打得义军溃不成军，伤亡和散去者众多。

    为了保存实力，程道养收拢部众7000余人，退守广汉；赵广也集中该部义军5000千人，退守涪城。
    刘宋元嘉十年（公元433年）正月，成都粮食将尽，裴方明率部两千人出城觅食。赵广探得消息，提前埋伏，将官军全面击溃，裴方明惨败而逃，只剩下单骑回城。裴方明乘夜被城上士兵用绳索拉吊上城才回得城去。刘道济不但没有怪罪裴方明，还为其安排饮食。裴方明难过得泣不能食。刘道济安慰他道：“男子汉大丈夫，小败算得了什么！现在贼势渐衰，朝廷的援兵很快就会到来，只要你活着回来就好，何必担心匪徒呢？”刘道济还将自己的部分兵马交纳给裴方明统领。
    赵广得胜后，声威大振，原来溃散的义军又聚集到一起。见成都官军粮食将耗尽，于是赵广乘势率义军再此围攻成都。义军到成都城外后扬言：“裴方明已死！”城中军民听到后大为恐慌。刘道济下令燃起火把，让大家亲眼看到裴方明的真容，人心才归于安定。此后，刘道济把州府所有财产都搬到北射堂，命裴方明继续招募新军。当时，刘道济犯病，城中谣言又开始四起，有人坚称刘道济已寿终正寝，所以没有人肯去应征新兵。梁儁之给刘道济出了个建议，让他告诉侍奉左右的三十余位奴仆：“我的病情已有好转，你们就回家休息吧！”奴婢们回到各自家里后，把这些消息告诉家人和邻居，一传十十传百，城内的谣言终于得到平息，人心也得以恢复，前来应募的新兵也增多了。此后，到裴方明处应募的新兵每天达到千余人。

二月，一代贪财害民的益州刺史刘道济终于还是没能逃脱阎王爷的索命，在战乱还未平息之际便一命呜呼，裴方明于是担起了守城的重任。为了安定城内人心，裴方明秘不发丧。不久，蜀泰始王程道养于成都城外的毁金桥祭天，裴方明探得消息后，率三千兵士出城偷袭。程道养疏于防范，仓皇溃逃，再次退据广汉。
同月，刘宋荆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派巴东太守周籍之督巴西等五郡诸军事，率兵2000人援救成都。周籍之之军到成都后，配合裴方明，大败赵广于郫县。然后乘胜追击，又在广汉再败赵广。程道养、赵广等逃还涪城及五城（今四川中江县）。五月，裴方明进军涪城，大破张寻、唐频，擒获程道助，斩杀严遐，赵广等人逃散。后来裴方明因功被升为龙骧将军。

九月，程道养率2000余人逃入郪山谷中（今四川三台县）。帛氐奴攻打广汉不利，也进入郪山。赵广等藏匿山谷之中，打算等待时机再出。同月，刘宋新任益州刺史甄法崇抵达成都，对前任益州刺史刘道济的长史费谦问罪并将之斩杀。费谦曾经与刘道济等人沆瀣一气、搜刮民财，作为点燃此次蜀民造乱导火索的首犯，可谓死有余辜。
公元436年，宋文帝又派遣宁朔将军萧汪之继续率军围剿蜀泰始王程道养。大军刚到郪口（今四川三台县），帛氐奴便率众投降。蜀王程道养亲自率兵出战，战败后再次逃入郪山潜伏。公元437年四月，赵广、张寻、梁显等人，各自率领部众向刘宋军投降。当这些最先发起叛乱的重要人物都纷纷投降之际，而被他们强行“架上去”的蜀王程道养却保持了一份骨气，坚决不降。不过人心大散之际，义军将领王道恩却袭杀了程道养，拿着人头献降刘宋。至此，赵广、帛氐奴起义完全覆灭。后来赵广、张寻等人被刘宋文帝迁往京师，以便进行更好的控制。公元439年，赵广、张寻与国山令司马敬琳谋反被杀。

赵广的反叛曾得到蜀人的广泛支持，在其鼎盛之时，达到10万之众。但是这支人数众多的军队来自于当地蜀民和外来侨民，鱼龙混杂，缺乏战斗力，加之赵广等人缺乏战略素养和领导能力，在兵力悬殊的优势下，对成都却围而不攻，错失良机，终致失败。相反，刘道济、裴方明等贪官，尽管为蜀人所恨，但是他们拥有一支训练有素、颇具战斗力的正规军。这支军队主要由来自巴蜀东面的吴人组成，其政治态度与蜀人不同。加之在赵广起兵之时，刘道济又免去吴兵长期以来背负的兵役，让这些军户成为民户，这就更使吴兵背景的官军竭力支持刘道济，在后期裴方明招募新兵时也积极响应。因此，裴方明虽然曾多次被赵广打败，但始终没有溃散，并以少胜多，取得最终胜利。
赵广、程道养之乱历时约5年，距今过去约1500年。今天，在四川中江县阳平关景区内天台山、鸡冠山等地，仍能找到程道养当年作为屯兵练武的遗迹。

赵广之乱虽然一度使刘宋在成都的统治岌岌可危，但后任的益州官员并没有从蜀人的叛乱中吸取教训，采取恰当的治蜀政策。刘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公元464年）新任的益州刺史萧惠开，性情凶暴，兴之所至，随意诛杀，引起了益州人民的极大怨恨。
景和元年（公元465年），刘宋皇室内讧，前废帝刘子业被弑杀，刘彧继位，是为明帝。晋安王刘子勋起兵反叛明帝，益州刺史萧惠开起兵响应，派巴郡太守费欣寿率兵两千东下，结果被巴东人任叔儿的军队消灭。萧惠开又遣治中程法度领兵三千出梁州，也被仇池国的杨僧嗣所阻断。蜀人一直对萧惠开的严刑峻法心怀不满，得知费欣寿全军覆没，程法度也进退两难，于是再次起兵反抗暴政。晋原郡（今崇州）首举义旗，其余诸郡皆纷纷响应，都来围攻成都。

此时，成都城内的东兵只有两千人，其余皆为蜀人背景。萧惠开担心蜀兵反戈，于是将蜀兵悉数遣出城，独留东兵据守成都。不久，晋安王刘子勋的反叛被平定，萧惠开遣使向朝廷乞降。明帝由于刚即位不久，急于收买人心，便以蜀土险远，征讨不便为由，遣萧惠开的弟弟萧惠基到成都，赦免萧惠开的叛逆之罪。
蜀人听说刘子勋的反叛已经平定，因怀恨萧惠开的暴政，都恨不得立即攻进城去饮其血食其肉，于是围攻成都的人数达到10余万。蜀人不想让王命顺利传达到成都，当萧惠基由陆路入蜀时，便被截留于涪城（今绵阳），无法继续前进。萧惠基率领部众突破重围，斩杀蜀人首领马兴怀等人，总算进入成都城内。萧惠开奉旨归顺，蜀人纷纷散去，成都城之围得到缓解。

与此同时，明帝又派萧惠开的族人萧宝首从水路入蜀，慰劳益州。萧宝首却打起了歪主意，打算煽动蜀人，攻打萧惠开，这样萧惠开便会反击，从而坐实了反叛朝廷之罪，自己则可以获得平蜀之功，说不定益州刺史的位置就属于自己的了。于是，在萧宝首的鼓动下，成都附近烽烟又起，四散的蜀人重新聚集，达到20万之众。
萧惠开打算派人出战，其手下将佐说道：“蜀人缺乏战斗力，并不难攻破，但萧宝首是明帝派来的宣慰使，一旦开战便无法向明帝解释我们的真实立场，甚至可能被定为反叛之罪”。于是，萧惠开决定一方面派遣宋宁太守萧惠训等人率兵万余人出战，与此同时又派心腹带着奏章去向明帝说明情况。

一战之下，萧惠开的军队大破蜀人，生擒萧宝首。明帝刘彧命令把萧宝首押回建康，又将萧惠开调离益州。萧惠开离蜀之际，曾将其家产资财全部施散道俗，一无所留，算是为自己挽回了一点名声。

——此节完——

    第五节南齐至北周，蜀地多战乱
    刘宋的统治持续了59年。在此期间，蜀人的反叛时有发生。公元479 年，萧道成篡宋，定国号为号为“齐”，史称南齐。齐高帝萧道成鉴于刘宋时期蜀人的叛乱，思振民瘼，先后以傅琰、陈显达等为益州刺史。
    当时益州大度（今四川大渡河）百姓屡被官府贬称为“獠”人，他们心生怨恨，便依仗天险滋事造乱，历任益州刺史均无可奈何，甚至连成都城北门也因此而常闭不开，以防民乱。
    陈显达出任益州刺史后，于永明二年（公元484年）十月，派遣使者责令大度百姓缴税纳租。陈显达也算是南北朝的一代名将，在10年前平定桂阳王刘休范之乱时伤了左眼，成了独眼龙。大度百姓首领拒绝陈显达的要求，并出言不逊：“两只眼睛的刺史都不敢号令我，何况你独眼刺史！”并杀其来使。陈显达得知后大怒，分派将吏，假言外出狩猎，但却于夜间偷袭大度，将参与反叛的男女老幼一律斩杀。陈显达虽然通过强力手段压制了大度之乱，但益州整体局势并未完全稳定。不久，陈显达被征为侍中、护军将军，后调离益州。

同年十二月，南齐第二位皇帝齐武帝萧赜将刚满十三岁的弟弟“始兴王”萧鉴任命为持节、前将军、都督益宁二州军事、益州刺史。于是，萧鉴成了历史上首位“空降”入蜀的皇子，镇守一方的诸侯。年轻的萧鉴聪明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还有颇高的书法水平，算是位标准的文化人。
萧鉴来到成都后，一改前几位刺史通过严厉手段以镇蜀民的政策，而是采用了相对温和的方法治理益州，鼓励大家恢复生产，对于个别造乱的蜀民也是极力采用抚慰宽和的政策。萧鉴自己个人生活非常简朴素雅，从不大修土木，深得当地人民以及周围人士的尊崇和认可。当时，连朝中著名大臣中书监、太子少傅王俭都不由得赞叹：“始兴王（萧鉴）虽然尊贵，而行为穿着皆为素士之派，真实难得！”永明八年(公元490年），萧鉴进号安西将军。不久，齐武帝又提升他任散骑常侍，秘书监，将其调离益州，负责镇守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公元491年，年仅21岁的萧鉴英年早逝。其在益州共置守7年，基本维护了蜀地的稳定，使当地百姓得到数年的喘息之机。

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齐武帝病死，皇太孙萧昭业继位。萧齐皇室由此开始了血腥的自相残杀，益州也多次卷入混战之中。萧鸾相继废杀萧昭业、萧昭文，自立为帝，是为齐明帝。
建武四年（公元497年），齐明帝萧鸾以刘季连为益州刺史，以便牵制雍州（今陕甘宁青海等地）刺史萧遥欣。刘季连的父亲刘思考，为刘宋开国之君刘裕的族弟，在刘宋时期曾任益州刺史，虽然政绩平庸，但益州人因为讲究义气，与刘思考关系很好。因此，刘季连刚来到益州任刺史时，当地人对他也也不错。刘季连到任后，慰问昔日父亲任职时期的旧部长老，安抚接纳新官旧吏，当看见父亲时代的旧官吏时，甚至情不自禁流下眼泪。

永元元年（公元499年），齐明帝死后，由太子东昏侯萧宝卷即位。萧宝卷昏庸残暴，不修德行，滥杀顾命大臣，激起了各地藩镇的反叛。同年，萧宝卷任刘季连为右卫将军，并征召他入京，但因宗室萧遥光叛乱，出蜀道路中断，刘季连未能到任，继续留在成都。
刘季连听说萧宝卷丧失德行，将京城搞得乌烟瘴气，便有种“山高皇帝远”的感觉，不禁有些飘飘然起来。刘季连出生文官，颇有名声，但是他的性格却很多疑而偏狭。此时的他开始有些骄纵自满、刚愎自用，在处理当地政务时变得凶狠残暴，杀了不少人，令当地人开始心生怨恨，最终引发蜀人大规模的反叛。当时，五城（今四川中江县）、晋原（今四川崇州西北怀远镇）、遂宁、巴西（今阆中）等地先后起事造反。益州一时狼烟四起，再次进入霍乱时期，刘季连持续派兵镇压。

    此时正值萧衍篡齐之际。公元501年，时年十九岁的萧宝卷为宦官所杀。公元502年，萧衍建立“梁”，史称南梁，萧衍即梁武帝。自此，存续了22年的南齐被南梁取代。
    同年六月，梁武帝派部下陈建孙送刘季连的弟弟通直郎刘子渊和刘季连的两个儿子到蜀地，一方面表示慰劳，另一方面宣他入朝。刘季连受命后不敢违抗，准备行装打算启程。此外，梁武帝将西部将领邓元起任命为益州刺史接替刘季连。邓元起，南郡（今湖北荆州）人。刘季连任南郡郡守时，二人曾有交往，当时刘季连十分鄙视邓元起。
    刘季连还未离开成都，邓元起的典签官朱道琛已经到达成都。朱道琛曾经是刘季连府下的都录（总掌文簿，类似主簿），此人极为无赖，当时因作奸犯科犯了事，刘季连准备将他杀掉，朱道琛成功潜逃，才保了自己的性命。如今朱道琛见到仇人，自然分外眼红，打算循机报复一下。

朱道琛到达成都后，出言不逊，冷言相语，搞得刘季连内心极度愤恨。朱道琛又多次拜访州府各位人士，当然不是为了联络感情，而是大摆威风，顺便掠取一点财物。朱道琛所到之处，看见别人屋中摆放的器皿宝物，便想尽办法夺过来据为己有。识相的人自然自动奉上，但对于不知趣的人，朱道琛便说：“这些东西不久就归于别人了，何必舍不得呢？”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于是府中人士十分害怕和怨恨，便争着将这件事告诉刘季连。他们还进一步煽风点火，向刘季连说道：“大人，看这样子，邓元起来了之后，一定会找机会报复陷害您，到时候连我们这些老部下也会难逃厄运。您不如带领咱们反了吧，我们都愿意跟着您干！”刘季连听后，也有同感，但又惭愧自己从前对邓元起无礼，以至于造成今日的局面，于是后悔和愤懑情绪在刘季连内心交织。此时，任益州府司马的朱士略或许并不十分愿意掺和这件事，于是询机向刘季连请求让自己担任巴西（今阆中）郡守，并留下三个儿子作为人质留在成都，刘季连答应了这件事。??
不久，刘季连召集属僚开会，总计了一下，益州下属约有十万精兵，便感叹道：“我据守天险之地，手握这十万强兵，进可以匡扶礼稷江山，退也不失为刘备。如丢弃这些东西，岂不太傻太天真？”于是，刘季连假称受南齐宣德太后之令，以恢复南齐为名正式在成都起兵，并诛杀了朱道琛。刘季连又写信告知巴西郡守朱士略，命其与李膺一起前来成都共举大事。李膺、朱士略不愿参与谋反。这时，朝廷新任益州刺史邓元起已到达巴西，朱士略便主动站在了邓元起一方。刘季连大怒，杀掉了朱士略留在成都的三个儿子。

邓元起基本算是空手入蜀，并没有带多少物资和兵力。早先之时，许多蜀民由于受刘季连暴政之害，对其心有不满，听说朝廷委派的邓元起到来，便纷纷前来投附，都言称以义兵响应朝廷。此时的邓元起旗下总共人数已达到三万多人。邓元起还未正式接管成都，拿不出实际东西赏赐旗下将士和归顺的豪杰，只得先开点空头支票，对相关人士封官许愿，受命为别驾、治中等官位者，约有两千来人。
此时的邓元起旗下将士为数不少，但粮食却十分紧缺。有人劝邓元起采取校检户籍的办法，查清当地的隐蔽户口，加以处罚来充作军资，邓元起打算采纳。李膺却劝诫邓元起道：“使君您前有强敌，而后无增援，蜀民们刚刚投附，都在观察我们的行为，人心并不稳定。如果我们行事过于刻薄，很容易失去人心，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邓元起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打消了检户逼粮的主意，并向李膺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李膺请求让自己出面去解决这一问题，邓元起于是将筹集军粮一事委托于李膺。李膺回去之后，向当地富足之民大做思想工作，结果不负重望，给邓元起的军队送去了三万斛大米，解决了燃眉之急，于是邓元起率领大军开始向成都进发。

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六月，刘季连派遣其将领李奉伯等人抵御邓元起，两军互有得失，不久，李奉伯败退回成都。刘季连将成都附近的居民迁入城内，关闭城门，坚壁固守。邓元起率军包围成都，断绝了刘季连与外界连接的物资通道。邓元起进驻蒋桥（今属郫都区），离成都约二十里，并把辎重留在郫城。李奉伯等人探得消息，趁曾对方不备，找了个机会抄小道对郫城发动突然袭击，攻下了郫城，邓元起因此丧失了大量军备物资，于是放弃郫城，开始转而围攻各地州县。
当年冬季，被围困在成都城内的刘季连参军江希之等人打算举城投降邓元起，结果计划败露，被刘季连诛杀。至此，蜀中发生动乱已经二年，成都城中粮食已经耗尽，每升米已暴涨超过三千贯钱，还不一定能买得到，城内到处可见饿死之人，甚至一些没有亲友保护的的孤寡之人被他人残杀分食。刘季连也一连几月只得靠喝稀粥充饥，对眼前局势毫无办法。?

    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正月，梁武帝派遣主书赵景悦到益州宣谕诏令，表示可以接受刘季连投降。刘季连无奈之下只好光着上身前来请罪。邓元起把刘季连移到城外暂住，很快又亲自前去看望刘季连，并对其以礼相待。刘季连感激涕零说：“早知道这样的话，就不会被朱道琛挑拨而瞎闹了！”邓元起随后派人护送刘季连到京城建康。刘季连出发之时，只有其原来的主簿龚惬一人前去送行，其余之人皆退避三舍，情景十分惨淡。
    刘季连到了京城建康后，从东掖门进入，一路连续磕头请罪，直到梁武帝面前，梁武帝笑着对他说道：“你想做刘备，却连公孙述也比不上，大概是缺乏诸葛亮这样的贤臣来辅佐你吧！”刘季连羞愧不已，再次跪拜谢罪，梁武帝赦免其死罪，将其贬为平民。
    刘季连父亲在建康曾留有不少遗产，刘季连得以生活无忧。然而他在任益州刺史时曾杀了不少人，有一个死者的儿子叫蔺道恭，一直逃亡在外，伺机报复。刘季连回到建康约两年后，一日，经过建阳门时，突然被蔺道恭用刀从背后袭击而亡，风光一时的刘季连终究死于仇人之手。

邓元起入主成都后，见珍宝堆积如山，分赐给左右属僚，只有长史庾黔娄一无所取。邓元起认为他故意做作，便责问道：“你为什么不拿一点呢？”庚黔娄为了表示不违抗命令，便只取了一些古籍。邓元起深受感动，自己也没有拿取财物。邓元起上任后比较体恤民情，唯独喜欢喝点杯中之酒，但严格自律，只饮一盏，绝不烂酒，且酒后面不改色，言语不乱，处理事务并无纰漏，受到蜀人的赞扬。邓元起重用庾黔娄以及名士蒋光济，此二人一个极为清廉，一个足智多谋，替邓元起办理政务，公正严明，大得人心。然而，邓元起的小舅子梁矜孙却心术不正，十分妒忌两人，暗下对邓元起说道：“城中风言风语，还说益州有三个刺史，您能受得了吗？”邓元起终被影响，从此就逐渐疏远庾、蒋二人，此后的政绩也开始走了下坡路。
当时，南梁与北方的北魏正进行着拉锯战，汉中也自然成为了重要的争夺之地。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南梁汉中太守夏侯道迁叛归北魏，晋寿（今四川广元）也继而失守，益州北面的门户已被北魏所得。同年，北魏梁、秦二州刺史邢峦派遣统军王足自晋寿南下，攻取梓潼。王足的军队屡破南梁军，并进入剑阁，曾一度进逼成都附近的涪城（今绵阳）。蜀人惊恐万分，益州各地郡县降北魏者十有二三，蜀民登记为北魏户籍的人数约为5万余户。

北魏在益州北面的战事节节胜利，离不开邓元起的“无作为”。邓元起并非梁武帝的嫡系，此时的他，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缺乏作为一名国家干部应有的责任与担当精神”，对紧邻益州北面的汉中战事漠不关心、消极应对，并未实施有效的支援，因此深受舆论压力。两年后，邓元起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辞去益州刺史一职，梁武帝顺水推舟，征召其为右卫将军，并任命自己死去的大哥萧懿的儿子、23岁的萧渊藻接任益州刺史。
萧渊藻来到成都进行益州交接工作，邓元起正准备着回京，并打算将益州的粮食、武器全部带走，萧渊藻入城发现此举后，内心非常不满。萧渊藻又问邓元起索要良马，但邓元起不给，还说道：“年幼小孩，要马有什么用！”萧渊藻听后大怒，趁邓元起酒醉之后，将他逮捕下狱，在狱中逼其自杀。邓元起死后，他的旧部将成都城团团围住，高声大哭，并询问邓元起被杀的原因，萧渊藻回应此为梁武帝谕旨，众人才逐渐散去。随后，萧渊藻上书梁武帝称邓元起逗留不进，将要谋反，才将其诛杀。梁武帝也并非是个随意被糊弄的人，他见到萧渊藻的奏表，心生疑虑，有些不信。邓元起的旧吏罗研前往皇宫替邓元起鸣冤，梁武帝的想法得到验证，便向益州派出使者责备萧渊藻，并贬封其为冠军将军，追赠邓元起为征西将军，谥号忠侯。

    此后，南梁、北魏争夺梁州和益州东部的拉锯战持续了30多年，对成都的局势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益州各地也先后爆发叛乱。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内乱，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暂时无力顾及巴蜀地区，南梁趁机夺取了梁州和益州东部，成都的局势也相对趋于安定。梁武帝大同三年（公元537年），梁武帝萧衍让其第八个儿子、30岁的武陵郡王萧纪出任益州刺史。
    萧纪，字世询，颇有武略、为人宽和，喜怒不形于色，勤奋好学，且颇有文才，梁武帝以他作为人选，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前期，萧纪以蜀地道路险远为由进行了极力推辞，但经过梁武帝苦口婆心的劝说，最终还是来到了益州上任。

萧纪刚来蜀地时，当地由于连年战争，十分萧条。萧纪治理蜀地共十七年，极力采用抚慰宽和政策，并积极吸纳从云贵等地迁入的僚人少数名族，蜀地得以休养生息，在治期间基本没有出现过民变。萧纪向南开拓了宁州（今云南东南）、越巂（今四川西昌）两郡，使这些地区在脱离中央政府近二百年后重新纳入了南梁的疆域。此外，益州西通资陵、吐谷浑（青海甘肃等地），使西域各国与益州间的陆路交通畅通，此后西域各国的使节均经过益州中转到达南梁首都建业。同时期，民间商业往来也十分活跃，不少经商的西域人也来益州定居。如隋代著名学者何妥的父亲何细胡是粟特人（中亚人种），入蜀后在郫县安家。他被萧纪任命为益州的财政官员，何家后来也成为了蜀中巨富。《资治通鉴》曾评价萧纪“内修耕桑盐铁之政，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梁武帝对萧纪的表现非常满意，于是加封他为征西大将军。
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南梁爆发“侯景之乱”。此前，侯景本为东魏叛将，被梁武帝收留，因对南梁与东魏通好心怀不满，便于公元548年以清君侧为名义在寿阳（今安徽寿县）起兵叛乱。公元549年，侯景攻占都城建康，将梁武帝活活饿死，侯景掌控了梁朝军政大权。此后不久，傀儡皇帝梁简文帝萧纲也去世。

南梁危难之际，梁武帝的第七子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号召各地的藩王救驾。萧纪也准备从成都出兵，萧绎担心弟弟抢夺权位，便写信劝阻道：“蜀人勇悍，不守本分，弟弟你还是留在益州镇守成都吧，让我前去灭贼即可；我们俩就像三国的东吴和蜀汉，各守一方；兄弟情深，可经常书信来往”。
萧绎是个有权力野心的人，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其发兵的首要目标其实并非侯景，而是消灭南梁的宗室势力，以便能让自己最终顺利上位。萧绎的侄儿、河东王萧誉，以及兄长、邵陵王萧纶先后被其攻灭，并击退襄阳都督萧詧的来犯。之后，再命徐文盛、王僧辩率军东下消灭侯景。驻守于岭南的陈霸先（即后来陈朝的开国之君）北上与王僧辩会师，于公元552年收复建康。三月，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所杀，侯景之乱终于平息。

四月，身居成都的萧纪不甘心只做个刺史，加之手下官员和儿子萧圆照极力鼓动，萧纪便在成都称帝，采用了与此前侯景所立的豫章王萧栋一样的年号“天正”，以示自己的“正统”。八月，萧纪统领大军东下，准备攻灭江陵的兄长萧绎。萧绎一面写信讲和，同时派军封锁瞿塘峡要口，阻挡萧纪战船东下；一面派人请求西魏出兵伐蜀，以缓解自己压力。十一月，萧绎拒绝了返回旧都建康的建议，于江陵即位称帝，是为梁元帝，并派手下朱买臣在建康杀死侯景所废皇帝萧栋兄弟三人，以解除自己皇权的潜在威胁。
益州大军仍继续乘船沿长江东下，将士们由于都是蜀人，急切盼望返乡杀退西魏军以保卫家乡。萧纪急于争夺正统，为此宁愿失去成都也在所不惜。为了激励将士们勇往直前，萧纪在将他在蜀地经营多年积攒下来的金银财宝全都拿了出来，命人铸成一斤重的金饼1万个，银饼5万个，每100个装一箱，共装了金饼100箱，银饼500箱，在誓师大会上，他让人把这些金饼和银饼悬挂起来，承诺英勇杀敌者将获得重赏。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将士们见此情形，一时士气大振。

两兄弟的战争首先在瞿塘峡展开，萧纪军在巨大的金银财宝的诱惑之下，连续取得数次胜利。然而，萧纪却十分舍不得这些来之不易的钱财，取胜后的将士们前来请赏，萧纪却打起了太极，数次装病不见，敷衍了事，让将士们越来越心寒。久而久之，军队便失去了斗志。此时蜀中又传来消息，西魏的军队已拿下汉中，即将攻到成都，将士身为蜀人，担心家人安危，人人思归，谁都不想再为萧纪卖命。萧纪也明白目前形势，知道自己的军队无法再向前进攻，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还算明智的选择，派属下官吏乐奉业赴江陵向萧绎求和。怎想到乐奉业内心实在瞧不起萧纪的所作所为，便向萧绎交了实底，说此时的蜀军已人心涣散，一击即溃，千万不要同他讲和。
公元553年7月，萧绎命令部队反攻，正如所料，萧纪大军一触即溃，很快分崩离析，萧纪被萧绎将领樊猛诛杀，萧纪的儿子萧圆满也死于乱刀之下。萧纪最终死于自己的吝啬，其数以万计、货真价实的金饼，最终变成了别人眼中的“画饼”，同时也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此前，西魏趁着南梁侯景之乱的时机，逐步占领了南梁控制下的梁州。萧纪亲率大军东征萧绎时，任萧撝为益州刺史，命其留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杨干运守潼州（今绵阳）。萧撝，梁武帝萧衍之弟安成王萧秀之子，以书法闻名，擅长草书隶书，书名仅次于西汉王褒，且精通算数医学。萧纪在成都称帝时，萧撝为侍中、中书令，封秦郡王。
萧纪的大军走后，留守成都的军队尚不足万人，且仓库内辎重严重匮乏。眼见萧纪的精锐之师已参与东征，蜀中空虚，西魏太师宇文泰即派尉迟迥率领大军伐蜀。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春，尉迟迥攻入散关（今秦岭北麓），取得剑阁，杨干运举潼州投降北魏。尉迟迥分军据守，自己则率大军继续南下，直奔成都而来。尉迟迥围攻成都50多天，萧撝先后数十次派人出战，皆被打败，只好紧闭城门，婴城自守。萧纪派回驰援成都的援军又在半路被尉迟迥所破。无奈之下，萧撝举成都投降西魏。

西魏虽然占领了成都，然而整个巴蜀地区仍然动乱不安。尉迟迥攻取成都之时，氐人赵雄杰等在潼州（今绵阳）起兵，此后，盐亭、隆州等地都先后发生了民变。西魏先以尉迟迥为益州刺史，公元554年，由宇文贵接任尉迟迥。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巩固西魏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当时的南北朝时期，“任侠”（游侠）之风盛行。宇文贵鉴于“蜀人多劫盗”，于是招募了众多勇敢矫健的任侠豪杰，将他们组成专门的“打黑别动队”，并编制成二十四部，让他们督率追捕各地乱民，于是蜀中盗风逐渐得到平息。此外，南梁在巴蜀的残余势力仍然威胁着西魏对成都的统治。直到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西魏军讨平占据南梁州的萧纪前大将谯淹，西魏在成都的统治才真正稳固。
公元557 年，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为天王，改国号为周，是为“北周”。北周延续了23年。其间，北周多次对巴蜀地区的少数民族用兵，开置州县，加强了对巴蜀地区的控制。北周皇帝在益州刺史和重要佐僚的选择上比较慎重，多选用心腹重臣。北周明帝宇文毓曾说：“益州虽然险远，但若不是亲信则不能参与镇守。”北周日益强大并最终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相对而言，南朝则日益式微。侯景之乱时，南梁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侯景之乱后，西魏据蜀，南梁的州郡大多已归于魏。公元557年，南方的陈霸先称帝，建立陈朝。陈朝在南朝中占地最小，力量最弱，无法与西魏北周争夺巴蜀地区。

    自东晋、南朝以来，巴蜀地区处于南北对峙的夹缝之中，因此战乱不休。自蜀地归入西魏北周后，南北朝的形势北强南弱，反而更有利于成都地区的相对安定。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杨坚建隋的前夕。
    大成元年（公元579年）二月，年仅21岁、即位才一年的北周宣帝为了让自己有更多时间玩乐，传位于7岁的长子宇文衍，即周静帝。第二年五月，周宣帝便由于纵欲过度而撒手西去，御正下大夫刘昉、内史上大夫郑译伪造诏书，由周宣帝的岳父、大丞相、隋国公杨坚辅政，杨坚便正式开始了篡夺北周大权的计划。为了控制益州的军政大权，杨坚以梁睿为益州总管，取代此前的益州总管王谦。王谦因父子同受北周的恩惠，向来不满杨坚把持朝政，拒绝受代，并以匡扶社稷、起兵勤王为由，兴兵起事。
    杨坚以梁睿为行军元帅，率20万步骑进讨王谦。梁睿的主力由汉中出发，进攻益州，蜀人惊恐不已。王谦的剑阁、平林守将相继投降。王谦又派达奚惎去争夺利州（今广元），结果大败，逃回成都，梁睿也乘胜进逼成都。王谦本无谋略，而且身边缺乏可用的人才，听说梁睿率大军到来，身边的人惶恐不安，毫无办法，王谦只得亲率精兵五万，出城迎击梁睿，并令达奚惎、乙弗虔为左右军。行进数十里，左右军都发生叛变。王谦一时陷入绝境，无奈之下带着麾下三十余骑逃往新都，被县令王宝活捉，押回成都，梁睿下令将王谦等人斩于街市。至此，王谦之乱平息，梁睿正式接任益州总管。
    ——此节完——

    下一章目录

    第五章隋、唐

    第一节隋朝偏安定，杨秀封蜀王
    第二节高祖建李唐，益州整吏治
    第三节玄奘西行前，受戒大慈善
    第四节安史之乱起，玄宗入成都
    第五节诗人例到蜀，浣花一草堂
    第六节薛涛与元稹，沧海寄巫山
    第七节满城带金甲，僖宗亦入蜀

    第一节隋朝偏安定，杨秀封蜀王
    公元580年，北周宗室诸王以及北周重臣相州（今河南安阳市）总管尉迟迥、郧州（今湖北安陆市）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等人因不满杨坚擅政，纷纷举兵反叛，皆先后被杨坚派军所灭，杨坚基本清除了篡周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公元581年二月，杨坚逼迫自己九岁的外甥静帝宇文阐禅位，定国号为“隋”，是为隋文帝，改元开皇，宣布大赦天下。周静帝降为介国公，五月，被杨坚派人所害。
    隋朝建立后，益州也随之纳入隋朝版图，南方仅胜弱小的陈朝，益州之地结束了东晋南北以来的长期混战，开始进入相对安定时期。
    杨坚非常重视对蜀地的统治。之前，平定益州王谦之乱时，便以巴蜀险阻，蜀人历史以来喜欢叛乱为理由，下令毁坏剑阁道，并另外开辟平坦大路，以便最大限度的去掉蜀道险障。梁睿平定益州王谦之乱后，对蜀民恩威并施，令当地百姓心悦诚服，声望也得到了巨大提升。杨坚自然担心梁睿在益州坐大而影响自己的统治，不过梁睿自己也体会到了这一点。为了减少杨坚的疑虑，梁睿便学起当年楚汉争霸时负责大后方的萧何，为避免刘邦的猜忌，而故意做出一些玷污自己名声的事情。不过，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还是将梁睿调回京城赋闲，并派奉车都尉于宣敏为特使，到蜀地调研和了解情况。

    于宣敏回朝后，将自己的”调研报告”和建议整理成文，上奏《抚慰巴蜀疏》，其结合蜀地的人文地貌特点，总结北魏、北周等前朝时期治理蜀地的失败经验教训，并充分分析了周朝分封制的优越性，建议隋文帝采用近亲分封的制度治理蜀地。于宣敏的奏疏正和杨坚的心意，并得到杨坚的大力赞扬，于是杨坚改封其子杨秀为蜀王，授任柱国、益州刺史、益州总管，都督二十四州诸军事，负责出镇蜀地。此外，杨坚还让次子晋王杨广出镇并州（今山西太原）。
    杨秀生于公元573年，是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所生的第四个儿子，与隋炀帝杨广算是同母兄弟，杨广排行老二。不过，当时的杨秀只有8岁，还只是个小孩，自然没有能力亲自管理蜀地，必须得找到忠贞贤能的人才进行辅佐。杨坚慎重考虑后，决定任命以刚直不阿著称的宗正少卿杨异为益州总管长史，一方面，让其负责管理益州方面的具体军政事务，另一方面，让其帮助看管和培养年幼的杨秀。这样，既能达到分封制的目的，又能很好的治理蜀地。为了更好开展工作，杨坚对杨异自然也是大加封赏，赐钱二十万，细绢三百匹、马五十匹。
    公元582年，杨秀进位上柱国、西南道行台尚书令，管辖今云、贵、川、藏地区，杨异也随之升任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
    数年之后，杨秀也开始迈入青年。长大后的杨秀，人如其名，身形雄伟，容貌俊秀，面带豪气，美须髯，善武艺，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标准的“高富帅”，朝廷百官都对他非常敬畏。大概因为治蜀有功，杨异得到隋文帝的高度认可，之后升任宗正卿、刑部尚书，又出为吴州总管，独当一面，成为名震一时的朝中重臣。公元588年，隋文帝以年仅20岁的杨广为名义上的“大统帅”率军南平陈朝。陈朝灭亡，隋朝继秦、汉、晋之后，完成中国历史上第四次大统一。晋王杨广负责镇守扬州，总领江南，隋文帝诏令杨异每年要与杨广会面一次，以便对其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可见隋文帝对杨异非常倚重。
    公元592年，杨秀曾奉诏短暂离开成都，回到京城“述职”，不过朝廷又任命杨秀为内史令、右领军大将军，并继续镇守蜀地。不过这次杨坚又派了位更有威望的元岩为益州长史，辅佐杨秀。因为此时的杨秀已经20岁，不再是当年的8岁小儿，已开始进入“叛逆期”，并逐渐有了自己的主见，因此，辅佐他的人必须要更加强势才能进行制约。

    元岩，字君山，是河南洛阳人。元岩向来喜欢博览群书，但并不拘泥于书中章节字句，而是重视书中的要义。他以刚正耿直、有度量而闻名，重名节，交名友。在北周宣帝时期就为重臣，并以直言进谏而闻名天下。隋文帝即位后，元岩担任了兵部尚书，进爵平昌郡公，食邑二千户，算是位高权重。元岩为人做事威严稳重，坚贞无私，进谏、议政，皆能侃侃而谈，无所顾忌，连隋文帝和三公九卿都敬畏他几分。因此，由元岩辅佐杨秀，无疑是最佳选择。临行前，文帝特别召见元岩，对他说道：“您本是作宰相的大材，现在受点委屈辅佐我的儿子，这就如同曹参辅助齐王一样。”作为位高权重的兵部尚书，却去负责益州长史事务，确实有些委屈。不过此长史非其他长史，而是监督、教导隋文帝的儿子、蜀王杨秀，并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如此看来，元岩地位实属不低。
    元岩受到隋文帝重托，自然也没有让皇帝失望，不仅对杨秀严加监管，而且在处理政务方面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秉公执法，将蜀地治理得仅仅有序，深得当地百姓的称赞。不过，杨秀这位年轻人想法却很奇特，总是做出一些怪异的行为，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不太靠谱”。比如，他想用抓获的僚人（西南少数民族）作为自己的宦官；希望将死刑犯进行剖腹，取出苦胆用作药用。这些指示传达到元岩这里时，元岩却不并不执行，并亲自到杨秀面前严厉劝谏。元岩拥有极高的威望，甚至连隋文帝和朝廷公卿们都对其十分恭敬，杨秀自然也对眼前这位德高望重的亦师亦父的老前辈十分尊崇。于是，杨秀当面认错，并承诺以后不会再犯。在元岩的严厉监管下，杨秀基本保持了循规蹈矩，没有犯出什么大事。
    然而，好景不长，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元岩在成都的任职期间病逝，令隋文帝十分悲痛和惋惜。元岩死后，20岁上下的蜀王杨秀便像放出笼子的小鸟，开始自由地翱翔，可以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要的做的事了，甚至到了违犯法令的地步。

    首先杨秀要做的，就是以前一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他曾带着漂亮的王妃一起出外打猎，但他的“猎物”不是野兽，而是山里的僚人，抓获后让他们在身边充当宦官。
    杨秀还命人私下里制作浑天仪，以供自己观察天象。浑天仪是浑象和浑仪的总称。浑象的构造是一个大圆球上刻画或镶嵌星宿、赤道、黄道、恒隐圈、恒显圈等，类似天球仪。浑仪是一种观测仪器，内有窥管，亦称望管，用以测定昏、旦和夜半中星以及天体的赤道坐标，也能测定天体的黄道经度和地平坐标。浑仪发明者是我国西汉时巴郡（今四川阆中）的落下闳，东汉时期的大科学家张衡对浑仪进行了改进，使之更加完善。杨秀搞的浑天仪在今天看来，是一种科学爱好，也算是一种正能量的事，然而，在当时来看，作为蜀王的重要身份，不仅荒废政务，而且，浑天仪在当时社会属于皇帝的专属，主要设置于皇宫，由皇帝派专人负责观测天象。
    不但如此，杨秀还命人制造了指南车、记里鼓车。指南车，又称司南车，是中国古代用来指示方向的一种装置，“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记里鼓车，又称记里车、大章车，中国古代用来记录车辆行过距离的马车，构造与指南车相似。指南车、记里鼓车在当时都是皇帝出行仪仗车架中必备的典礼车。

    由上可知，杨秀的确有很多“不务正业”的特殊爱好，不过却因此犯了大忌，也为自己带来了致命的麻烦。杨秀的这些行为自然传到隋文帝耳朵里，让隋文帝心理大为失望，杨秀在父亲眼里也越来越成为那个“不太靠谱和不守规矩的熊孩子”，他常对皇后独孤伽罗说：“杨秀一定不会善终。我活着时候，应当不用担心；我死以后，他的哥哥治国，杨秀必定造反！”
    此外，隋文帝也对杨秀极为不信任。杨秀作为益州刺史，督二十四州军事，客观来看，这职位权力应该很大，但隋文帝始终防着他，对其权限进行刻意限制。兵部侍郎元衡曾到蜀地出差，杨秀与元衡私下交情很好，杨秀便托元衡回京后向隋文帝请求给他扩大部属，增加其下属的官佐设置。元衡回京后如实的向隋文帝转达了杨秀的请求，但隋文帝却坚决不同意。杨秀的心里很是苦恼，相较于弟弟杨谅和兄长杨广的待遇，他只有哭的份。杨谅被封汉王，却督五十州，遇事不必拘于律令限制，有自行行事的特权，还率30万大军进攻高句丽；杨坚委派杨广统帅大军东伐陈国，灭陈后在江南也是坐镇一方，搞得有声有色，而杨秀不过是多增加几个部属，显显自己的威风，咋就这么难呢。
    此后不久，西部边境出现战事，朝廷命大将军刘哙率兵征讨。隋文帝又令上开府杨武通统兵，作为后续部队，陆续开赴前线。杨秀委派自己非常器重的万智光到军中，担任杨武通的行军司马。隋文帝认为万智光难以当此重任，并严厉批评杨秀用人不当。杨坚对群臣说：“违犯我法令者，必然出现于我的子嗣当中。这就像猛兽一样，强悍的外敌都无法伤害，但它却会被皮毛间的小虱子叮咬、吸食。”隋文帝把杨秀比喻成虱子，可见其对这个儿子的成见有多深。自此之后，杨坚进一步削夺杨秀的权力，分职别任。

    5-1-1 隋代成都筑城示意图
    杨秀接连受到打击，于是就有了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变得越来越奢靡堕落，成天追求享乐，并在成都大肆修建。公元586年，杨秀组织大量人力对成都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建和改造，新建的陈池面积比原来的成都大城还大，从“通广七里”扩张到“通广十里”的规模。筑城过程中还充分发挥智慧，就地取土形成的大坑，顺势开凿成了风景秀丽的人工湖，取名“摩诃池”（今东城根街与科技馆之间），成为当时名噪成都的一大胜境，引来后世众多文人骚客来此游玩吟咏。唐代诗人高骈以“画舸轻桡柳色新，摩诃池上醉青春”来描述摩诃池的“醉人”，杜甫在池上感叹“莫须惊白鹭，为伴宿青溪”，宋代陆游以“一过一销魂”描述摩诃池之美。遗憾的是，明代建蜀王宫时摩诃池被填去大半。此外，杨秀又命人在摩诃池东南方向建散花楼（今人民南路展览馆附近），为成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意为“天女散花”之楼。年轻时的李白，在未出蜀之前曾登散花楼，并作诗《登锦城散花楼》。?散花楼后来毁于宋末蒙古军队的入侵，而明初将东门迎晖门的城楼命名为“散花楼”，只不过是“赝品”罢了。
    除了修建城池外，杨秀还完全不顾法令制度，以皇帝的待遇，用白玉进行扩建蜀王宫；制作使用白羽箭；出行的车马服饰，也完全一副天子配置。此外，蜀王府的宦官数量也严重超标，一些生活标准也全部按照皇帝进行设置。杨秀的“作死”节奏，完全与一向“勤俭”的杨坚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也自然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了太多的把柄。
    杨坚的长子杨勇，曾于公元581年被册立为太子，与其他几位兄弟不一样，没有被放至外地封为藩王，而是一直在杨坚眼皮之下的京城长安。杨勇由于个人生活习惯存在一些瑕疵，逐渐被母亲独孤伽皇后和杨坚厌恶，而工于心计的杨广却借此将自己极力“包装”成父母心中最完美的样子，受到杨坚和独孤皇后的高度赞赏。于是，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隋文帝废掉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
    性情耿直、放荡不羁的杨秀对此也很有意见，他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杨广的不是，这些话传到杨广耳朵后，自然心生芥蒂。为解除杨秀对自己的潜在威胁，于是杨广想尽各种办法对本就不怎么招杨坚喜欢的杨秀进行各种“补刀”。杨广暗中安排杨素访察和搜集杨秀在益州的“黑料”，并让杨素随时在杨坚面前讲杨秀的坏话，甚至说其有谋反之意。日久天长，自然有了功效，杨坚对杨秀的“胡作非为”已是深信不疑，怀疑杨秀可能真有异心。?
    仁寿二年（602年），隋文帝下令召杨秀回到京师。杨秀接到诏书后，内心不禁有些担心，认为此去京城可能凶多吉少，于是借称有病，想拖延时间。益州总管司马源师对杨秀多次进言规劝，建议尽快回京，毕竟皇命不可违。然而，杨秀心里还是担忧，仍未行动。杨秀的态度让隋文帝更加气愤和怀疑，隋文帝决定让原州总管独孤楷出任益州总管，接替杨秀，并要他亲自将蜀王杨秀送到京都。后来，杨秀在独孤楷带来军队的严密“护卫”之下，才极不情愿地离开成都。走出成都40余里，杨秀曾经想要反袭独孤楷，但在得知独孤楷有所防备之后，只好放弃行动，随独孤楷返回京师。
    杨坚见到杨秀后，面对这个“不肖之子”，既失望又气愤，对其不理不睬。第二天，隋文帝又指派专人在朝堂当众痛斥杨秀的不是。杨秀内心恐惧，连忙在杨坚面前跪拜谢罪：“我承受国恩，出京为藩，不能遵守法令，真是罪该万死！”站在一旁的杨广也假惺惺地在朝庭之上痛哭流涕，代杨秀谢罪，并希望父皇原谅四弟。隋文帝是个怪人，越是有人替其说情，他越是气愤，说道：“以前秦王杨俊奢侈浪费，我用为父之道训导他。现在杨秀之罪已祸害百姓，我就只能用为君之道惩处他。”意思是，杨秀犯的事已超出家事，危害到国家和百姓，杨坚懒得以父亲的身份进行教育，而是直接用国法处置。开府庆整劝谏文帝说：“太子杨勇已被废黜，秦王杨俊已经去世。陛下儿子不多，何必下此重手？”庆整或许是出于真心，但隋文帝听完则更加生气，恨不得立刻割掉庆整的舌头。他对百官恨恨地说：“应当将杨秀推到街市当众斩首，以便向天下百姓谢罪。”于是命令杨素、苏威、牛弘、柳述、赵绰等人，对杨秀详细审问，严肃处理。文帝如此不能容忍杨秀，可能主要原因应是他认为杨秀在成都时处处比照皇帝规格设置仪仗，挑战皇权，有谋逆之心。
    杨素本为杨广心腹，此时的杨秀已落在他的手里，杨广自然大喜。不过，杨广是个做大事的人，做大事就必须心狠手辣，绝不留对手翻身之机，他决定在杨秀身上踏上最后也是最狠的一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杨广命人仿照巫蛊之术，暗中制造了两个木偶，再用绳索绑住木偶双手，又用铁钉钉住木偶的心，之后加上脚镣手铐和重重枷锁，一个木偶上写隋文帝杨坚，一个木偶上写上汉王杨谅。又另写一纸：“请西岳慈父圣母收杨坚、杨谅神魂，如此形状，勿令散荡。”然后派人埋到华山脚下，再让杨素装模作样挖出来。杨广又以杨秀的口气作檄文：“逆臣贼子，专弄权柄，陛下空守朝堂，一无所知。我兵甲充足，必指期问罪”。杨广把这篇所谓的“檄文”偷偷放在杨秀的文集之中，再让杨素把所有“证据”呈送给隋文帝。隋文帝看了大怒道：“天下竟然还有如此大逆不道之事”！立马下令把杨秀废为庶民，软禁在内侍省，并且不得与妻子儿女相见。同时命令，派遣两名长得十分丑陋凶恶的婢女侍奉杨秀。这哪里是“侍奉”，分明是虐待和摧残杨秀！此案因杨秀受到牵连获罪的人达到一百余人。杨秀获罪后，隋文帝曾感叹说：“如果元岩还在，我儿子怎会有如此结果呢？”杨秀落罪后，隋文帝又派司农卿赵仲卿前往益州对杨秀过去的属下亲信进行整顿，大部分杨秀时期的郡县官吏都被清洗。
昔日在益州威风八面，独霸一方的蜀王杨秀，突然身陷囹圄，不禁悲愤至极。痛定思痛之余，只好上表杨坚，大打亲情牌，服服帖帖的悔过认罪：“我因为幸运，成为皇上的儿子，承蒙父母抚养，九岁就得到了荣华富贵，只知富贵享乐，却从未有过忧患。我轻易地放纵我这颗愚笨的心，落到这个地步，我辜负了父皇母后的大恩，心甘情愿地去死。不料天恩还可让我有余漏，以至如今地步，我才知道愚心不可放纵，国法不可触犯，我扪心问罪，真是来不及改过自新。我还想分身有术，竭尽余生，以有机会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但因神灵不佑，我的福分已耗尽，不再期望夫妻团聚。只怕我长辞人间，永归地府，伏请父皇，赐我怜悯，在我死之前，让我与我的儿子见上一面。然后请父皇赐我一个墓穴，让我的尸骨有个去处。”其言可谓凄凄惨惨，深入骨髓，任何一个人读了都会为之动容。

然而，隋文帝看后并没有半点心软，他专门写下诏书，细数了杨秀的十大罪过，如结交异端、使用巫蛊诅咒杨坚和太子、试图谋逆篡位、私置帝王规格、大修城池等。不过，有些是杨秀做的，有些却是杨广诬陷的。文帝不辨真假，把账统统算到杨秀头上。他最后在诏书中写道：“你辜负了我的重托，是个不成器的不肖之子。凡此十罪，灭天理，逆人伦，你坏到极点。你还想免除祸患，长守富贵，怎么可能？”表示决不赦免杨秀。不过，此后不久，隋文帝还是动了些许恻隐之心，对杨秀的监管有所放松，准许他与家人见面，同意他的儿子陪他共同起居。
公元604年七月，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后假传隋文帝遗嘱，逼迫原太子杨勇自尽。又立马下令对杨秀依旧禁锢，严加看管，不得与妻子相见，而且把他的几个儿子也一同软禁。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宇文化及等人在江都（今扬州）弑杀隋炀帝，想拥立杨秀为皇帝。宇文化及的左右臣僚认为杨秀难以驾驭，不可立他。于是，宇文化及下令，将杨秀及其诸子一并处死，彻底解除后患。可惜被软禁、关押了16年的一代哥蜀王杨秀，最终仍难逃宿命，就此烟消云散，年仅46岁。

此前，隋炀帝即位后，自欲比肩秦皇汉武，誓要开创一番“大业”，于是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凿京杭大运河、筑长城，并三征高丽，直至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隋炀帝末年，全国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如河南翟让、李密的瓦岗军起义、河北的窦建德、江淮的杜伏威等。在此天下大乱之际，巴蜀地区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地处偏远，百姓生活相对富庶安定，隋炀帝的横征暴敛、徭役赋税未对四川百姓造成如中原各地那样的深重影响。其次就是随着蜀王杨秀的落罪，他在蜀地的同党大都遭到清查，多数州县官吏被清洗。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各州总管被废除，地方军权统归中央。因此，在隋炀帝时期，四川各地郡县长官既无兵权，又位卑权轻，很难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势力。在隋末大乱之际，这些地方长官大都坚持保境自守，坐观时局，因此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四川由此成为当时全国最安定的地方，很多中原百姓也纷纷进入蜀地避乱。
——此节完——

    第二节高祖建李唐，益州整吏治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隋末农民起义的烽烟已遍布全国大地，隋炀帝杨广在江都（今江苏扬州）遭受孤立，开始变得心灰意冷、逃避现实，成天将自己关在宫内，成了一位宅男。杨广的表兄、镇守晋阳（今太原）的李渊，在李世民等人的“操纵运作”之下，因酒后乱性，睡了隋炀帝的几个宫女嫔妃，不小心为隋炀帝戴了绿帽。世人皆说，色字头上一把刀，面对可能被杀头灭族的罪刑，李渊心生畏惧，再加上李世民等人的极力鼓动，于是正式起兵，加入争夺天下的行业。李渊随即夺取关中、攻入长安。
    当时天下混乱，群雄四起，李渊的当务之急是巩固关中这片根据地，而当时对于关中威胁最大的就是割据陇西的薛举，占据荆湖的萧铣和剽掠山南的朱粲。巴蜀地区既富庶，又邻近关中，若先被薛举等人占据，将直接威胁关中。因此，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十二月，李渊以李孝恭为山南招抚使，负责经略巴蜀。李孝恭自关中南下，连下三十余州，并击溃山南的朱粲，俘获众多部众，李孝恭属下都痛恨朱粲一伙作恶多端，建议尽皆坑杀，李孝恭却说道：“如今许多城池还在敌寇之手，如杀俘虏，以后还有谁敢归降我们呢？”于是将所俘之众赦免释放。进入巴蜀后，李孝恭对各地的郡县官吏、豪族大姓、部落酋长等，皆基本采取招抚为主的方针，这些势力也相继归附。成都兵不血刃地纳入李渊的势力范围。

    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率领的叛军弑杀。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唐”，建元武德。此时，李渊占据的主要地区包括关中、巴蜀和河东的南部。
    李渊非常重视对巴蜀地区的控制，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以窦琎为益州总管。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又因益州刚刚纳入管辖，法律制度还未健全，官吏大多贪污徇私、放肆横行，李渊命命御史大夫皇甫无逸持节前去巡视抚慰，并且承受诏命可以视情况授任官吏。皇甫无逸到了益州以后，罢除贪暴，任用廉吏，法令严明，巴蜀之地逐渐得以安宁。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朝廷设置益州道行台尚书省，由身在京城的秦王李世民遥领这一要职，并由行台仆射窦琎主持具体的军政事务。或许是由于各自身份的特殊性，益州总管窦璡与朝廷特史皇甫无逸产生不和，多次互相诋毁，于是窦璡请求入朝觐见，走到半路，朝廷下诏让他返回。窦璡心中十分忧虑，于是将朝廷使者带到卧室宴饮，并赠送厚礼进行贿赂。皇甫无逸将这件事上报给了李渊，窦璡因此被免去益州总管职务，改由窦轨任益州道行台左仆射，并赋予一定特权，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随机行事，不必请示朝廷。
    窦轨前后镇蜀六年，在李唐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巴蜀地区也成为了李唐争夺天下的重要后方，为此提供了重要的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持。

    此前，李渊西讨陇西薛举时，蜀中军队也参与其中，正是在蜀军的攻击下，武都、临洮等五郡相继降唐，迫使薛举放弃天水，进退失据。之后，李世民率军讨伐河南王世充，窦轨率领蜀军奔赴洛阳前线。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月，王世充和窦建德被灭。七月，窦轨率军返回益州。此后，李孝恭、李靖率领的巴蜀军队还在讨伐萧铣时成为主力军。
    此前在成都地区设置的益州总管府具有军事管制的性质。窦轨本为武将出生，经常参与军事战争，并且在益州治法严酷，身边的人也常因一些较小的过错而被重惩，甚至多人被斩杀。窦轨初入蜀任职时，用其外甥作为心腹。一天深夜，窦轨准备外出，召唤外甥，但他没有按时前来，窦轨一怒之下，便将外甥斩首示众。窦轨还曾告诫家奴不得外出，一次窦轨派一名家奴到官府厨房取食材调料，随即改悔。窦轨对家奴说道：“我曾有严令家奴不得外出，现在违令，为了严明法纪，只好借用你的人头。”便令人逮捕并斩杀家奴，临刑前，家奴大喊冤枉，负责监刑的官员也犹豫不决而未按时处决，窦轨见状大怒，将监刑官一起斩首。行台郎中赵弘安曾是当时益州名士，常因工作“言行失误”窦轨动不动就对他进行鞭打，一年下来，共鞭打数百次。?
    后来，窦轨应征入朝，唐高祖赐御榻让窦轨坐下，结果窦轨因容表不整，加上坐着和自己说话，联想到他在益州大开杀戒，唐高祖心里顿觉不悦，于是便打算将窦轨对待别人的方式反用在他身上。李渊对他说道：“您入蜀时，车骑、骠骑随行者有二十人，现在都被你斩杀殆尽，我也是出身于陇西的车骑将军，难道我还治不了你吗？”随即将其下诏入狱，但不久高祖又反悔，将他释放，并继续镇守益州。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朝廷将总管改为都督，窦轨继续留任。到唐高祖末年，全国基本完成统一局面。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得王位，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
    贞观元年（627年），益州当时地处西南边陲，西抗吐蕃，南抚僚夷，军事的重要性仍然十分突出，但太宗以文臣高士廉代替武将窦轨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成都的行政管理方针也由高祖时期的军事管制逐渐转变为官僚政治。
    大都督一般由远在京城的亲王遥领，具体执政则为长史。高士廉是唐太宗文德皇后的舅父，德高望重，广读经史。他来成都后，大力推行文治，提倡孝道，改善风俗。当时，蜀地百姓都因害怕鬼神而厌恶病人，对病情危重的父母，大多不想亲近伺候，便用棍棒挑着食物，远远递给老人。高士廉到任后，因势导利，以忤逆不得善终的道理教导百姓遵循孝道，将这一风俗得以改观。高士廉还在秦时李冰疏浚的汶江之外，又挖掘一条新渠，让蜀地百姓大获其利。此外，他还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用空闲时间组织诗文辞赋大会，让儒生研讨儒家经典，勉励青年学生积极参与学习，以致蜀中学风渐浓。

贞观五年（631年），高士廉奉旨入朝，担任吏部尚书，由皇甫无逸接替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皇甫无逸在唐高祖时期因巡抚益州，以“法令严肃”而闻名，此次再临成都主事，行事更是轻车驾熟。高士廉、皇甫无逸二人奠定了“贞观之治”时期成都地区相对清明的政治风气。
唐前期，作为益州腹心地区的成都基本没有发生过战乱，但成都的吏治却日益败坏。从高宗、武周时期开始，吏治腐败已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积弊已久，益州地区尤其突出。神功初年，武则天以姚璹（sh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此前蜀中官吏贪婪成风，在他的严厉整治下，益州官场风气迅速改观。武后降玺诏慰劳，称赞姚璹道：“一个官员洁身自好容易做到，当能然他的部下官吏都变得很清廉，那就很难了，只有姚璹二者兼有，的确是难得人才”。

    之后，武周时期有一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崇真，假称吐蕃将要入侵松洲（今四川松潘），朝廷于是调拨粮饷辎重备战，但几年之后仍不见吐蕃军身影，而李崇真却早已将国家巨额财物纳入个人腰包，堪称巨贪。
    睿宗继位后，唐王朝基本结束了频繁的宫廷内乱，政治进入一个新的相对稳定时期。然而，益州吏治败坏又已影响到当地政治的稳定。鉴于益州对于唐王朝的重要性，睿宗和玄宗都有意改善四川的吏治。这一时期，朝廷多选派廉洁的重臣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
    景云二年（711年），毕构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剑南道按察使。毕构在蜀中“尤革旧弊，政号清严”，由于政绩卓著，被睿宗下诏褒扬，并赐玺书、袍带。睿宗对毕构大加赞赏，称其“孤洁独行，有古人之风。自临蜀川，弊化顿易”。

    玄宗开元元年（713年），朝廷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其以“宽仁为政”著称。其属下一位司马曾劝陆象先道：“希望明公采取些杖罚来树立威名。要不然，恐怕没人会听我们的。”陆象先说：“当政的人讲理就可以了，何必要讲严刑呢？这不是宽厚人的所为。”
    开元四年（720年），礼部尚书苏颋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颋以“至公无私”著称于朝。当时，蜀地凋敝，百姓流离，苏颋到任后，招募专人戍卒，开掘盐井，冶炼铁器，通过盐铁来赚取利润，购买谷物，充实粮库。此外，他还在成都简化织锦的样式，以尽量减轻锦工的力役，苏颋还和平解决了吐蕃入寇的危机。
    以廉明的重臣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表明了唐王朝改善四川吏治的决心。唐朝也一直致力于加强对中下级官员的考核与奖惩制度。因此，从睿宗时期开始，益州的吏治得以好转，成都也随之进入“开元盛世“。

——此节完——

    第三节玄奘西行前，受戒大慈善
    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扬州总管府的大殿内香烟袅袅，一场隆重的受戒仪式正在这里举行。大殿中，接受菩萨戒的，正是隋朝的江南总管，21岁的晋王杨广，而主持受戒仪式的，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宗派之一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yǐ）。
    两年前，隋文帝以晋王杨广为名义上的最高统帅率军南灭陈朝，隋朝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五次大统一，杨广受命出镇扬州，统领江南。但此后南方并不平静，第二年，江南各地相继爆发叛乱，虽然很快得到平息，但如何尽快消除江南百姓士族对新兴王朝的敌视，无疑是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于是，杨广把目光投向了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佛教。
    数百年来，随着南梁武帝的大力扬佛，江南社会都笼罩在一片浓厚的佛教氛围中，“南朝四百八十寺”随之拔地而起，而智顗则是当时江南最著名的佛教领袖，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对于智顗来说，为佛教众徒找到杨广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亲王作为依附，实为求之不得的幸事；对于杨广而言，能够借助这位极具名望的高僧大德，对于提高自己的威望和稳定统治更是百利而无一害。因此，在彼此互惠互利的背景下，这场重要的法师也应运而生。杨广受戒后，继续镇守扬州达十余年。

    公元604年七月，杨广即位，随即将京都从长安迁至洛阳。洛阳是中国佛教的发源之地，在这里，有着中国第一座佛教古刹、建于东汉永平年间的白马寺。随着杨广入驻，洛阳也随之成为了隋王朝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正月，洛阳城笼罩在一片热闹非凡的新年氛围之中，隋炀帝为扬国威，在洛阳端门街召开了持续一个月的歌舞盛宴。花灯、烟花，不分昼夜，竞相盛放；百戏轮番上演，围绕戏场周围达五千余步，据说当时执丝竹管乐者就达一万八千人，十里之外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外国使节、藩属酋长、本朝官员、百姓纷纷云集，整个洛阳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此时，在离端门街不远的净土寺的僧侣们却依然过着晨钟暮鼓的安静生活。这一年，一位叫陈祎的十岁的少年被哥哥陈素带进了净土寺，随行学习佛教经义。此时的陈祎兄弟父母双亡，已是两位相依为命的孤儿。而这位11岁的陈祎便是后来的玄奘，从此，他的一生也与寺庙结下了不解之缘。

    公元600年（另说为602年），陈祎出生于洛阳缑氏（今洛阳偃师）的一个小村庄。其先祖为东汉名臣陈寔，陈留人氏；其曾祖父陈钦，曾任后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以学而优出仕于北齐，任国子博士，食邑于周南（河南洛阳），其子孙因此在洛阳缑氏一带定居；父亲陈惠，身材魁梧、眉清目秀，平时潜心学问，博览经书，为时人景仰。其父亲曾任江陵县官，后来隋朝衰亡，加之身体常年有病，便隐居乡间。
    陈惠共生四子女，玄奘排行老四。陈祎幼年跟父亲学习《孝经》等儒家典籍，养成了良好的品格，自小便显露出勤奋刻苦的学霸精神。父亲去世后，二兄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即为长捷法师，姐姐远嫁他乡。陈祎11岁那年，孤独无依的他便随哥哥来到净土寺成了一位小沙弥，跟随学习《法华经》、《维摩经》等佛教经义。
    隋唐时期，僧人享受免除税赋徭役的特殊福利。隋初，全国有大量的百姓将子女送去寺院，隋文帝时期，登记在册的僧人数量便达到23万人。隋朝末年，朝廷为减轻供养巨量僧人的负担，也为了防止更多的人为逃避徭役而出家，于是将度僧制度化，各地政府严格控制剃度人数，俗人必须通过朝廷的严格审核方能剃度。通过这样制度，隋炀帝末年，全国僧人的数量已降至6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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