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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一个普通人的个人史[第1页] |
| 作者:俺家三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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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尝试写写个人史，一百个普通人的个人史就成了共和国史。也许比教科书更接近真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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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集黄昏（2） 人们都说，三岁以前根本不记事儿，可我却牢牢印下一个刻骨铭心的画面：在一个院落里，夕阳斜照，大人们都在一旁忙着说话，我自顾自地转动着一架脚踏车，辐条在飞速空转，美丽而眩目，小小的我为之沉迷。不知怎的，我的一根手指就绞进了链条，随着撕心裂肺的哭喊，大人们都跑了过来，爹当机立断，用老虎钳剪断链条，救出了我的小手。。。。。。。 那是我两岁时发生的事件，在一个秋日黄昏之际。 我对家乡的记忆只有这个片断，那件事过去没几天，爹就带着我们全家离开了胶东老家，从此随着他的单位四处漂泊。 “老集”是山东平度县的一个街名，在县城边上，那里现在还矗着一个城楼，俗称“大郭”。当年八路军攻打它，城上的伪军确实还顽抗了一阵子，八路军心生一计，把靠着城楼的老百姓屋子都掏空了，户户相通，然后才得以接近城墙，用两个炸药包轰开了城门。 我家就在近处，爹清楚地听见城上的伪军惊恐的喊叫：“八路老爷别打了，我们投降啦”！说完，辟里啪拉往下面扔枪支。这边，八路也急了：“弟兄们别扔了，别把枪摔坏啦”！伪军的枪比八路的好，八路不喜欢伪军但喜欢他们的枪。 我家老屋是爷爷置下的，砖墙洋灰面，小二楼，当时还挺气派的，在老集街独领风骚。县里日军司令部的“杨翻译”相中了这个屋子，要来强行霸占，逼迫爹和嫲嫲（祖母）离开。父亲当时正是血气方刚青年，哪吃这套？不屈不挠的与他对恃，直到有一天夜里鬼子兵开始砸门抓人，才被嫲嫲逼着跳后窗跑了。 爹再回到这个老屋，已经是日本投降前夕，八路占领了城外的所有地盘。原先的二层楼已被削去一层，房顶做了防御工事。 胶东古时是丰饶之地，为春秋时期天下最富有的齐国所属。它有两个地方最好，除了国都淄博，就是胶东。汉武帝还把这里封给两个弟弟。地方好了，就有人来争，于是你杀过来，我杀过去，战乱不断，地荒人稀。 元末时期，洪水汤汤，又遭了灭顶之灾，人人都成了鱼虾的腹中物。出城十里，有个“固山”，怕有几百米高，据老人说，山顶上曾经发现过旧船铁锚。 洪水能淹没几百米高的山顶？这个说法好像有点儿夸张，除非是大禹或挪亚方舟时代。但洪水造成的恐怖，代代相传，成了民间千年余悸。 洪武年间，朝廷从云南、四川大批移民来胶东。 因路途遥远，怕人逃散，移民多日被反缚，因此，养成了平常背手的习惯，至今被胶东人沿袭下来。在一支来自四川梓潼县的队伍里，有张氏兄弟二人，后来他们被奉为我们胶东一带张氏的祖先，恭恭敬敬地被记在族谱首页。怪不得我成年之后对四川颇有亲近之感，原来有远祖基因的传承。 街上张氏好像没有出过什么值得夸耀的人物，爹所能引为自豪的张家人物，就是曾祖父时代有位武功高强的好汉，他天生就一根肋骨，却力大无穷。 有次泼皮欺门，这位好汉屈肘上托着一个重达几百斤的铁塔相迎，把那恶棍吓的屁滚尿流，从此躲开八丈远。我怀疑故事源自托塔李天王，不大相信。 张门有练武传统，爹身手就好生了得，直到五十多岁，厂里的小青年还不敢和他闹玩动手。文革中，我们弟兄有回看完露天电影夜归，与一家恶人发生口角，那恶男恶女竟对我们大打出手。我们弟兄尚幼，自然不是成年人对手，十几岁的哥仨儿都被击倒在地。 正巧，爹下夜班路过，见人围观，上来查看。不想竟是自家孩儿被欺，不禁怒从心头起，一个箭步纵身接敌，只一拳一脚便就将那恶夫妇打翻在地，众人齐声呐喊叫好！ 那妇人号称“母老虎”，又称“天不怕”，肥胖凶狠，谁也不敢惹的，其夫年壮，还持有棍棒，却连手都不敢还，只顾狂喊着“张述圣打人啦！救命啊”！狼狈地逃窜开去。。。。。。 爹从不与人斗狠出手，此回情逼之下，小试身手，便扬威于乱世。 我弟兄四人因名字中都夹了个“文”字，个个好文不武，竟失了家传。爹不以为忤，反为家门生了文脉沾沾自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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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雁南风 2021-09-14 15:54:11 很久以前，有个水晶人格雅科夫，写过一个普通家族的历史。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 没看过，我来天涯太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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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菜花香（3） 苦菜是一种野菜，虽苦但可败火，热炒凉拌均可。旧时贫苦人家常采来充饥，我小时候常去野地寻它，但已经很少吃它，多是弄来养兔儿。苦菜花小而白，有点儿微微的清香且有夹杂涩涩的苦味。 六十年代有本著名的小说《苦菜花》，描写胶东人民抗日故事，很是风靡一时。里面刻画的“冯大娘”、“娟子”、“曼子”这些人物都很可爱。可没人知道，那个在日本鬼子扫荡中东躲西藏的八路军兵工厂，却和我家有些干系。 山东人颇受孔孟之道所累，家族规矩复杂难处，爷爷少年时就为此愤而离家出走，只身跑到青岛去打天下。几年后，渐渐积攒下点家业，开了个修理厂，配了手摇车床等设备，生意相当红火。后来就回家乡娶了嬷嬷（祖母），因此，爹从小就在青岛长大。 日本人占领青岛不久，爷爷不知怎么得罪了他们，被鬼子抓去严刑拷打，出狱没几天就含恨死去，当时仅36岁。为给爷爷治病和打点官司，家庭几乎破产，16岁的爹只能勉强担当起养家的责任。当时青岛百业萧条，爹勉强撑了一年半载，眼看就要断顿，只好带着嬷嬷和姑姑回到家乡平度县老家，此时，家中唯一还值钱的宝贝就是那台手摇车床。 爹指望靠自己的技术和设备，能在这个县城生存下去。因为他从来没有种过田，对种田也毫无兴趣。 立县中学校长张金铭先生揭竿而起，拉起一支抗日武装，爹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他们的活动。张金明认出爹就是那个开修理铺的年轻人，马上想到来“借”那台车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支军队没有兵工厂制造枪械是不行的。爹非常舍不得又违不得民族大义，只能眼睁睁看着爷爷留下的最后一件宝贝离去。后来这支队伍投了八路军，这台车床再没消息，只是许多年后，我读《苦菜花》时想起过它，问爹，他说，可能吧！ 起初，性格刚烈的爹也想跟队伍走的，但看到炕上病恹恹的嬷嬷，只能叹口气作罢。后来还有几次这样机会，都是同样原因被爹放弃了。“父母在，不远游”，爹对寡母始终孝敬如一，直到她老人家去世，才动了离开家乡念头，他要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投身于建国初期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建设当中。 爹虽然没有跟着抗日队伍上山，却也帮他们做了不少事情。有一次，腰上绑了许多传单进城，眼看着城门口鬼子盘查甚严，又后退不得，吓的腿肚子都哆嗦了——抓住是要砍头的！爹正暗暗叫道：我命休矣！也是天可怜见，这时一架马车却毛了，轰隆隆冲将过来，两个鬼子闪躲不及，我爹才赶忙混了进去。 不读史不知天意，我笃信这一点。 我家老屋被汉奸“杨翻译”霸占之后，爹逃出来投了游击队。那时游击队没有后来我们电影里那么神气，白天，钻高粱地，钻坟茔圈子，黑棉袄上扎根草绳子，腰上再别两颗手榴弹，这就是光辉形象。夜里，游击队就出来向炮楼里伪军喊话，或者往汉奸家里扔颗手榴弹什么的。干了一段时间，爹还是放心不下已经躲到乡下亲戚那里的嬷嬷，就离开了队伍。 日本投降后，爹想重操旧业，但已经没了设备工具，只好去做最不擅长的庄稼活儿，共产党却让他去做更重要的工作。什么农救会长，武委会主任，民兵队长，当然，爹并不知道，解放后，这些都不算“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也就不算工龄，当然更别想什么“离休待遇”，尽管入党时还有生命危险。 爹对共产党毛 是非常感恩戴德的，在带领乡亲们闹土改，搞合作化运动中立场非常坚定，对那些动摇分子常常表示极大的愤怒。 老集街有个地主遗孀，大概预感到今后的日子不会太好过，所以极力拉拢一位村干部做靠山。某晚，爹得到举报，地主婆正在家里请干部喝酒。他勃然大怒，冲过去一脚就踢翻了酒桌，并且拎着脖领，把那个醉熏熏家伙给倒拖出来大骂！这事爹觉得很光彩，在家人和同事面前夸耀了很多年。 爹爹革命如此无私坚决，自然得罪了不少人，但他并不自知。直到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他才知道后果的可怕和当年的有些孟浪不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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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朝气象（4） 解放之初，天下震动，民心昂扬，共产党一扫百年中国之沉闷苦痛，令人间焕然一新。就在小小的县城里，几乎在一夜之间，赌馆青楼等丑陋之处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公私合营，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使底层中国人个个都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热情。 农民对共产党非常拥护，尤其是贫苦农民，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土地。就像今天的老百姓，如果每人能白白得到一套房子，你叫他连喊三天三夜“万岁”，他也心甘情愿。 不过，刚开始翻身的农民对到处张贴的毛泽东画像感到有点纳闷：怎么毛 是个女的？后来我在重走长征路上，碰到过早年见过毛泽东的老人，也说毛泽东像女的，看来男人女相倒是贵不可言。 男人女相的照片也说明，共产党的摄影师专业水平太差，仔细看看，解放前毛泽东的照片几乎没有一张像样的。最好的是美国记者斯诺照的一张。那是在延安凤凰山，斯诺那天采访毛泽东，顺手把贺子珍头上显然太大的军帽抓过来给毛泽东戴上，不想成为一世之作。不过，也像女的。 还有一张好片，就是重庆谈判时毛蒋合影。在野的毛泽东大气洒脱，在朝的蒋介石却有些拘谨，好像他预感到身边这个克星就要取代自己的大位，因此浑身不自在似的。但这张照片显然是国民党摄影师的大作。 爹做为村干部，后来又做了初级社长、高级社长，那时更是没日没夜的忙碌着，他天生的急公好义，在高潮迭起的新朝新政中，痛快酣漓地张扬着。 爹的顶头上司是“卢区长”，是个“李向阳”式的传奇人物，当年是本县赫赫有名的游击队长。 有一次逢集，“卢区长”带个警卫员混进城里，在一家酒馆吃饭。可是，汉奸特务发现了，一下子被团团围住。警卫员当时慌了神，“卢区长”笑了：“瞧你那点出息！快点吃，吃饱了，我保证能带你冲出去！” 警卫员这才勉强咽下半个饼。好个“卢区长”，拔出双枪，朝着街上赶集人群的头顶，哗哗哗就是一梭子，顿时满街就炸了营，成千上万的人群像没头苍蝇似的横冲直撞，把汉奸队伍冲得七零八落，“卢区长”则扬长而去。 “卢区长”是爹的崇拜偶像，但下场却并不理想，文革中被斗的七荤八素，疯了。大哥那时正在青岛做军代表，到平度县去搞“外调”听说的，爹知道后好几天心里还难受。 我出生的前一年，嬷嬷（祖母）去世了，我没见过她。她最喜欢长孙，我大哥也离不开她，出殡那天，六岁的大哥哭的昏天黑地，街坊四邻都被童子之悲感动的泪水涟涟。 在我一岁的时候，也就是一九五六年，街上出现了一则招工启事，是招聘熟练技术工人，参加正在兴起的工业化建设。我爹动了心，他内心深处的城市生活记忆重新涌动起来，虽然已经年过三十，但建功立业的英雄情结还是死灰复燃了。 应聘过程很顺利，爹在青岛学到的专业技能和四年私塾的文化底子，使他成为所有应聘者里的明星。爹轻松地考过钳工四级，人家又拿出五级的考题，他又过关了。 主聘者为难的说，我们这批招人，最高只能定四级。（后来才知道，老职工最低定五级工，因为他们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而新招聘的最多定四级工。）爹说，四级就四级吧，我没意见。我是党员，服从组织需要。爹心里其实暗暗高兴：四级工月薪五十四元，还能大米白面的吃细粮，比当村干部强几倍了！ 那时的东西便宜的吓人，鸡蛋两分钱一个，老母鸡每只一块钱，五十四元简直就是中产阶级，比区长还高，养活我们全家五口人是小菜一碟。 招聘方是个中央国营单位，正规的名称是“化工部第五竖井公司”，刚刚从大型军工企业“501厂”划出来，前去建设江苏海州的“锦屏磷矿”，需要大批技术人才加盟。爹后来才知道，这个“501厂”就是我家车床流向的那个八路兵工厂，但已经没人记得这件事了，说了也没人相信。 爹只身先走了，临走去向“卢区长”道别，他老大不高兴。 爹走后，娘拖着我们一个比一个小的仨孩子，田里屋里的忙活。我太小，带不出去，就让我成天呆在炕上。怕我滚下地来，娘就在我胳膊上系了根绳儿，拴在窗棂上。我每天扒着窗台，看着天井里家雀飞来飞去。 这年秋天，我也不让娘省心，闹了几个月的腹泻，瘦的谁看了都说这孩子养不活。也许这是一种早期排毒方式，后来的几十年我再也不拉肚子，因此，再脏的饭菜我都不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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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涧（5） 桃花涧在锦屏山里，桃花夭夭，泉水潺潺，是仙境一般好去处。也有个桃花潭，但与李白没有关系，和汪伦更没有瓜葛，除非当地来了李姓地方长官，也许还能编出一段故事。 我的新家就在山下，从山东老家搬到江苏海州的锦屏磷矿来后，几排简易房中的一间，两家合用柴灶，厕所在50米开外，墙壁是芦席隔断的，既通风又传音，每天都能听到不同男人打老婆或打孩子的声音。 尽管如此，女人们还是非常感激自己的男人，使她们能够成为乡邻羡慕的工人家属。终于，再也不用脸朝黄土背朝天地种庄稼了，带带孩子，做做饭，穿穿体面衣裳，这是多么轻松而惬意的幸福生活啊！ 那时，我娘才30岁，带着我们不到十岁的三个孩子成天忙碌着。11年前，她嫁给爹时，爹穷的连迎亲的长衫都是借来的，但她相中的是爹的手艺——早晚会过上好日子的。现在果然离开了农村，因此很满足。 娘得空时就张罗全家的布鞋，她把旧布用浆糊一层一层地粘在面板上晒干，成为很大的一张硬布壳子，然后套剪出不同的脚型，重叠起来，再用麻绳密密实实地纳牢，缝好帮，就成了上好的布鞋。 新鞋很挤脚，穿上往往不敢走道，但也没办法。正在时兴的胶鞋很舒服，但娘舍不得买，毕竟家里有四个吃闲饭的，全靠爹一个人的工资养活，生活还得精打细算。 海州这里生活习俗与山东迥异，语言尤其独特，很多话都听不懂，山东人就称他们为“海州猫子”，至今也没人能准确解释它的含义，大概是“土”和“怪”，或者“落后”的意思吧？反正带有贬义，就像当地人回敬“山东侉子”差不多。因此，两帮人少有来往。 因为娘比较节俭的缘故，孩子们很少得到零食，偶尔开恩，总是平分3份，并不解馋。我为幼，或许还有特殊照顾，但两个哥哥知道后，却极可怜地再向我乞求，我也不吝啬，但处理方式自与哥哥不同。 大哥分到零食后，立即消灭。二哥却舍不得，常常藏了好多天才慢慢享用。我亦不留后患，当下全部用来打下馋虫。 二哥长我四岁，身高臂远，用尽心思，常常藏其宝贝悬于壁上，使我站立床上也望墙兴叹。我待其走远，却将床上几条被子摞起，攀援而上，轻轻松松便摘去了胜利果实。二哥几日后见壁上囊空，百思不得其解。 解放之初，民众热情如火，各业效率惊人，短短两年时间，爹所属的“第五竖井公司”已经建好了“锦屏磷矿”，立即开拔，被化工部调往南京建设“南化”去了。走时，我们全家送爹到公司的汽车队，他们将被送到海州去转火车，这是一九五八年夏天。 单位走后，失去倚仗的“第五竖井公司”家属区，立刻被磷矿翻脸停了自来水，迫使她们不得不每天爬山，去桃花涧挑水饮用。来回不易，娘就常常把衣裳带到涧里漂洗。 娘说，山泉洗衣极其透亮，衣裳新鲜的耀眼，尤其是阴单士林布褂子。当时这是唯一不掉色的印染布，女人都非常喜欢，直到一九七一年我插队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在穿。这时，城里女性已经开始崇尚“的确良”了，它不单不退色，而且耐穿，有“穿不穿都八年”之说。 爹走后不久，不知为何，我与二哥发生了冲突，他失手将我的头打破了，我委屈之极，独自去找爹告状。我只记得送爹走的时候在公司汽车队，还以为爹一直就在那里工作，便磕磕绊绊地一路找去。汽车队离家属区大概有三里路，依稀记得中途有个百货店，反正是一条大道。 娘见我走失，慌的不得了，再没想到一个三岁孩子能跑这么远。直到傍黑，总算把我捉了回来，自然负有主要责任的二哥遭到责打。半年后，全家在南京团圆，爹爹闻知此事，不禁落泪。偏爱幼子，乃人之常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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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南京（6） “大跃进”那年，毛泽东一声号令，全国人民像穿上了魔鞋，在每一个角落都舞动起来。人多热气高干劲大，一天当成二十年，今天想着赶过英国，明天想着超过美国，发誓要创造出来让资本主义眼镜都跌碎的人间奇迹。 爹是共产党员，他响应组织的号召，把每天工作八小时改成二十四小时，像机器一样疯狂转动着。公司领导李银章激动地在大会上说，“过去工人做牛马，今天工人是马达”！ 这年秋天，工人家属开始自发地从锦屏向南京迁徙，男人们都没有时间来接家属。请假是不可能的，当时没有这种先例，国营企业的领导不认为家属还需要丈夫来接应的。甚至，领导还苦口婆心地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告诉工人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其实家属回到农村更合算。有些工人相信了，说服家属回到农村，后来一辈子肠子都悔清了。 当然，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的家属自然有组织上派人专程接送。 海州离南京并不遥远，仅仅三百公里左右。然而在当时却十分艰难。娘拖着我们三个孩子，由锦屏而新浦，而海州，而徐州，而浦口，而南京。。。。。。。中途要倒三次车，两次船，白天黑夜的折腾好几天。 我们弟兄大的刚十岁，小的才三岁，每到夜晚，一个个困的东倒西歪，拽起这个，倒下那个，顾此失彼，娘又急又愁，直掉眼泪。幸亏同行者还有爹的同事家属曹婶，倪婶，她们才结婚，没孩子拖累，都过来帮娘搭一把手。 几日颠簸，到了南京江北的浦口站，我爹才出现，他刚刚下了夜班，匆匆赶来接我们。浦口离厂区虽然只有二十公里，却不通车，爹只能带我们先渡江，到达下关，然后再坐上两个半小时的小火轮，返回江北的大厂镇厂区。 对这次艰难的迁徙，我全是后来听说的，只有一个场景还模模糊糊地留在记忆里：一个小火车站候车室里，昏黄的灯光映照下，天花板和四壁贴满了发黄的旧报纸。。。。。 我后来才知道，娘不识字，山东土话又难懂，又没单独出过远门，遇事又打怵，又没主意，不知她当时有多难。 我后来才知道，爹是娘的靠山，不管多难，她总会奔着爹来。 单身宿舍有两栋三层红楼，那个时代最时兴的红砖建筑，据说，是从苏联学来的。 那个时候，苏联的任何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崇拜的要命。苏联设置电影部，下辖文化局，我们也照搬过来。没过两年，人家又改称文化部电影局，我们还是照搬着改回来。 当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主义”，不像今天的国人，惟妙惟肖的仿外国名牌，却是为了钱。 单身宿舍一座三层红楼成了我家暂栖地，虽然只有短短半个月，还是让我依依不舍，这毕竟住进了楼房啊！好多年后，每当我从这里路过，都忍不住想多看它几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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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大厂（7） 这里地名“卸甲甸”，与南京城隔江相望，古来演义过几多英雄故事。 赵匡胤挥师灭后唐，曾在这里渡江。时值隆冬，渡江多次失利，斩了几任先锋，附近有村就叫“割头集”，后来乡人讳之，改名“葛塘”。当然，太祖天命，突然某日大江竟封了冻，大军一举灭此朝食，逼的李后主只能哀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举城而降。 这里左临“黄天荡”，南宋大将韩世忠在此围困金兀术四十六日之久，大灭敌军威风，大长了国人士气。当然还有韩夫人梁红玉战舰擂鼓助威，成就一段历史佳话。 最有名的当属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之后，一路逃亡，在这里丢盔卸甲，宁肯自刎身亡，也不愿面对江东父老，成为千古悲剧英雄绝唱。“卸甲甸”之名由此而生。 三十年代，著名民族实业家范旭东来到这里，斥巨资在这里建成中国最大的化肥企业“永利錏厂”，号称“远东第一大厂”。因此，这里就有了一个新建制，叫“大厂镇”，隶属于南京市浦口区管辖。 永利錏厂效益很好，范旭东老板给工人的待遇也很高，这在当年的南京城拥有良好的信誉。工人们很牛，因为他们在南京任何一家饭店，商店都可以赊账——商家所要做的只是抄下他们厂徽上面的工号就行。 国民政府也很重视这个关系到民生的企业，范旭东成为国会要员。抗战爆发，蒋介石曾亲自批船，将厂里的重要设备迁往四川。 解放后，永利錏厂就变成了堂堂正正的国营企业，换了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化工部属下的“南化公司“。 许多年后，南化七十年厂庆，范旭东的后人从海外归来，给南化三万工人每人送了个半导体收音机。 大厂镇所有的居民几乎都是南化工人的家属，所谓最热闹的一条百步小街，也是因靠着南化一个正大门而发展起来，街名就叫“西厂门”。到了礼拜天，几乎人人都向往这条小街，在这里有布店，饭店，药店，南北货店，炒货店和熟食店，消费一个月的工资足够了。 当时没有长江大桥，大家也就没有过江凑热闹的习惯，因为光来回坐船就要五个小时，当天往返不划算。这样，大厂镇人就把“过江”与“过年”等同视之，很是郑重其事。我小时候就跟着别的孩子唱过：“又甜又香，吃了好过江；又香又甜，吃了好过年”。 爹的单位“第五竖井公司”这时就被化工部调来，专门配合南化建设新项目，后来索性投靠了它，干脆易名为“南化建设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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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山（8） 凤凰山，不知什么缘故，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坡，竟然起了这么美丽的名字，正如我们这个国度，拥有许多名不副实的东西一样。 “凤凰山”是大厂镇一处贫民居住的地方，大概有几百户人家，层层叠叠地堆在这里。因为便宜，也因为这里距大厂镇最热闹的去处“西厂门”很近，爹就在这里租了一屋。 东家自住了大的房间，我们全家挤在另一个小间里。屋里只能放张床，我和爹娘享受上等待遇，大哥二哥两个小人儿，则睡在墙角一个黑木箱上。那个黑木箱装着我们的全部家产，从山东老家不远千里的随主人漂泊至此。 还不错，这里还有个小小的院落，足够我们弹弹子（玻璃球）玩。我们常常趴在地下玩的不知天黑，被娘责骂。每当下雨，我更觉兴奋，纸折的小船可以兴风作浪，遨游大海。只是雨夜叮叮咚咚响个不停，全家不睡觉，找出大大小小的脸盆铁锅在屋里接水，我们弟兄来来回回往外泼水，还很欢天喜地。 这里居民大部分不是国营企业职工，多是街头小贩，因此本身也很穷。村里有个很简陋的幼儿园，即使这样，我也没有资格参加，因为家里的钱好像越来越不够用。两个哥哥读书以后，每个学期五元的学费成为很明显的负担，爹娘常常为此发愁。 这家房东并不厚道，尤其对外来居民，这和我们对当地人看法不谋而合——刻薄，小气，夹生，无礼，和我们山东人比，差远了，爹的同事都有同感，他们在一起常常念起家乡的好。 大哥和房东大孩子“毛弟”却能玩到一块去，那孩子市井出身，耳濡目染，倒有许多额外的本领。他教给大哥一个生财之道，两人靠拣牙膏皮开始原始积累，然后买了几十本小人书，在街上摆摊租赁，每本书看两小时两分钱。当时这个行当很是红火，有点儿像后来的租碟。 此事不知怎么被爹发现，他大为震怒，痛责了大哥，爹始终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要不好好学习，就是走向歪门邪道。爹教训孩子，若动手占一分的话，责备教育则占九分，有时会连续讲道理几个小时，就是到深夜也如此，用心极为良苦。 大哥的生意刚刚起步即告夭折，这批小人书遣散回家，把一个小木箱都装满满了，这倒便宜了我，成为我的第一批启蒙读物。 印象最深的是一本《马跃檀溪》，说的是刘备寄寓荆州刘表处时，被刘表妻兄蔡瑁追杀故事。“鸿门宴”上，刘备来不及通知关羽、张飞、赵云，只身匹马仓皇出逃，却见一条大河“檀溪”拦住去路，后面追兵已经杀到。刘备心下一横，打马跃河，却失陷河中。刘备想起这匹马名为“得卢”，向来被人说成“妨主”，只好仰天长叹道：得卢，得卢，你果然害我！ 谁知那马听了，却腾空而起，飞过对岸，救了天可怜见的刘使君，这才引出了巧遇水镜先生，才知道了天下还有奇才“卧龙”，“凤雏”，于是，演绎出千古传诵的“三顾茅庐”故事。 当然，完整的故事是后来我认字后才弄明白的，这时，我只当作好玩而已。 在我沉迷于三国故事的同时，爹正在谋划再一次迁居，他唯恐凤凰山的邻居让孩子们学坏，要找一个更单纯的更安全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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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甲甸（9） 这里自被楚霸王项羽闹腾一阵后，千年以来归于沉寂，卸甲甸，风摇芦荻，衰草萋萋，一片荒凉。 公元一九五八年，中国人忽然想起了大炼钢铁，这里又热闹起来，风风火火地建立起一个“南京钢铁厂”。我家下了凤凰山，就迁到这里，它虽然离热闹处远了，距爹的单位却近了，利弊相抵。 准确地说，这里和“南钢”还隔着一座小山，只有三五排平房，都是男男女女的单身宿舍，我家是一个例外，不知爹凭了什么挤进这里，让我家享用了一个完整的房间，再也不用受房东的气。 白天都上班去了，单身宿舍很安静，我可以任意地窜来窜去，捉蜻蜓，捕蚂蚱，常常有许多收获。有一种蚂蚱叫“梭母甲”，飞的很慢，可以轻易得手。烤来吃很香，如果是母的，肚子里有籽，油油的更好吃。还有一种更威猛的，叫“蹬踏山”，肉更多，籽更满，但跳跃很远，不易捉。而且腿上有一排坚硬的刺，弄不好反会被它伤了，因此我只好与它互不侵犯。 因为这里只有我家几个小孩子，叔叔阿姨们都很喜欢我们，常常拿了食堂的饭来换我的面条吃。我娘会做许多面食，光是饼类就可以派生系列产品，如单饼，烙饼，炸饼，糖饼，陷饼，火烧等等，可是我却天性不喜面食，尤其面条。我最喜欢食堂里的饭菜，觉得是无比的香，尤其是菜汤泡饭，因此，至今还特别喜欢街上地摊上的盒饭。那些单身汉听说后，就经常到我家来换面条，他们也是吃不够。 小时候听大人说，不能拿别人的东西，但捡到的可以例外。有一次，我在屋背后玩，却捡到一个上好的镜子，于是拿回家向母亲显摆。母亲笑了：窗台底下拾镜子，哪有这等便宜的事情？这是阿姨不小心碰掉的，快给人家送回去！我小心翼翼地拿去，放到阿姨门口，她们知道后，还夸我懂事。 若说此地白日静寂，夜晚则有些恐怖了。那座山虽不算大，但树大草深，山风夜啸，常常让人觉得“怪禽声类鬼，暗树影疑人”，悚然自惊。而厕所就在山脚下，既无照明，又不得不去，使人发愁。我曾经白日见过一只死鸟，面目狰狞而怪异，我疑心就是女鬼蜕身变来的，又不敢对人言说。 大概过了几个月，公司干脆在山背后辟出一块地方，盖了十来排简易平房，把不够分房资格的家庭统统集中安置在此，我家完成了一年之内的第四次迁居。 因为这里紧靠正在建设中的“南钢”，四周都在烧砖烧瓦，我们就自己起了个俗名“砖瓦窑厂”。它有个标志物——一座旧碉堡，钢筋水泥结构，非常坚固，是国军用来对付共军渡江的，但好像没有发挥过作用，现在也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户工人阶级住宅。若蒋介石知道，一定后悔的要命。 新的家与锦屏磷矿颇有雷同，还是芦墙草顶，风声雨声吵架声，声声入耳，好像企业厂风文化，总是那么富有特色，难舍难弃。芦席背后是位海州人氏，音高难懂，如外国咏叹调。那面听来，想对我家也会同样评价。不久，便渐渐听懂了隔墙方言，可见，文化是需要互通的。唉，为什么对方不是个外国人呢？ “砖瓦窑厂”地处江边，离“西厂门”街上有点远，大概有四五里路，买柴米油盐很不方便，而爹是总也没空的，都是娘来经管。那个年代的妇女，背四十斤大米还不算什么，但买煤就不大方便了，还要借公家的板车。不过，四岁的我已经成为娘的帮手，几乎每天都会和小伙伴去食堂，在人家已经烧过的煤渣里再捡出没烧透的煤核，用篮子挎回来自家用，这样既剩下买煤的钱，又替了娘大老远的运煤。 但这样捡煤核也并不容易，常常是等人家刚倒出来，孩子们就蜂拥而上捡抢，顾不得手脚烫的起泡，因为动作慢了，就一无所获。有时候运气好，给“南钢”运焦炭的板车队从门前路过，在坎坷的土路上总能颠下几块洋捞儿，飘轻的焦炭又好烧又无烟。 《红灯记》里李玉和夸女儿铁梅“提篮小卖捡煤渣”，我却是“提篮小手捡煤渣”，比李铁梅岁数还小的多。唉，天下穷人的孩子，都是早早当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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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饥色（10） 1959年，门前拉焦炭的板车渐渐稀落下来，远处红彤彤的炉火也开始暗淡，轰轰烈烈的景象不见了，大跃进过后，亢奋激昂的人们突然发现，再伟大的理想也不如自己的肚皮重要。 家里添了一种新食品——杨树叶子，爹在礼拜天领着两个哥哥去采摘，但要跑到十里里之外，近处的嫩叶都被人捷足先登了。娘把杨树叶子先用开水烫了，去去苦味，然后用来做包子馅，苦涩涩的，又没油水滋润，有点拉嗓子，但能填饱皮囊。 饥饿年间也有惊喜，因为所有的金钱都围着食物打转转，烟瘾难耐者只好不顾面子，在大街上俯身去拾烟头。聚凑多了，剥来重新卷起来抽，或者干脆用烟袋锅，也过瘾！幸亏那时香烟没有安过滤嘴。卖香烟者做起了超零售生意，即吸一口算多少钱。通常每支烟可以卖五六口。但碰到高手，一支烟竟然两口就能吸完，卖者连连惊叹：亏了！亏了！ 爹上班途中也意外发过一个小财，不知谁撒在地上一小把麦粒，他如获至宝的一粒粒捡起来，放进自己随身携带的烟荷包里，仔细寻了块荒地，小心翼翼地播下种去。秋后，居然收获了二十多斤新麦，全家人不知有多高兴。 娘也有她的法子，瞅着农民收割过的土地，刨出些地下残存的白菜根、胡萝卜根和缨子，回来剁剁碎了，又是包包子，我确实都吃伤了，很多年来对包子像是有仇似的。 要过年了，小孩子都盼着穿上新衣，那种蓝的耀眼的咔叽布学生装，东家西家的拜年，真的好神气。平常可没那样待遇，通常几个孩子的衣服都是按长幼顺序接替，我是老三，等轮到我身上连半新也没有了。 那晚，爹回来对娘说，上面号召党员募捐，他只好把全家六口人的布票都捐了，只剩下二尺零头。娘虽不悦，亦只能叹了口气，只好去买了两条毛巾。那个春节，娘在灯下别出心裁地把我们衣服里外翻新，虽然比新的差了个成色，但毕竟还是添了些喜气。 好多年后，父亲去世那年春节，我在部队回不了家，在给娘和弟弟去信拜年时忆及此事，写到“困难时期伤心年，全家二尺怎做棉？”两句，还是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其实，过年时小孩子并不知愁滋味，那次大人带我在职工食堂里看电影，好像是说抗美援朝故事，叫“烽火列车”。情节很是单调，敌机轰炸起火的军列老是跑着没完，我看的直发困，站在长条凳上一个迷糊，立刻倒栽葱栽下来，额上顿时添了个大包，血流了爹一身，惊得他们紧急班师回家。 当然，我的血也没有白流，娘破例把留着过年煮熟冻着的半个猪头让我先尝，那种刻骨铭心的肉香使我终生难忘。 “烽火列车”看过没几天，真正的烽火便给招来了。邻栋一个孩子玩火玩大了，转眼间两栋简易房就腾起冲天大火。我们离大火不过几十米，火神沿着电线劈劈啪啪地向我们狞笑着迎过来。情急之中，娘什么也不顾，左手抱了弟弟，右手牵了我，一口气跑出好远，呆呆地看着大祸降临。危急时刻，幸亏有位电工叔叔挺身而出，剪断了电线，保住了剩下的几栋芦席简易房。 也是祸福相依，突发的火灾引起了领导的重视，这里的百户居民全部被迁往本地区最好的“南化九村”，尽管房子还没完全竣工，窗台底下还有大窟窿，人们还是欢天喜地搬了过去。这年冬天还格外冷，我手上长满了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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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之弟（11） 弟弟投胎时没选对时候，正值挨饿最厉害的一九六0年，乳汁没有，牛奶也没有，只能用米粉泡点糊糊充饥。因此，弟弟一直比人家孩子瘦小，甚至到三岁还不会说话，只能用小手指着喜欢的东西叫“嗯嗯”。 爹娘常常灰心地叹气：没想到最后却生了个哑巴。谁曾料，他日后还能出息成为法庭上能言善辩的律师。 本来想再添个妹妹的，但还是小小，爹娘从此泄了气——再不生了，就安心养活这四个儿子。曾经有两位姐姐降临我家，但她们恰似昙花，纵然美丽却来去匆匆，仅仅几个月就夭折了。怪不得家里栽花，总也活不长。 弟弟取名“利”，这样我们弟兄小名“泰”，“永”，“顺”，“利”，就演绎下来，这是爹私塾文化底子的杰作，而且是他自作主张地拒绝了族谱中的名序，惹的族中长辈还老大不悦。 弟弟生来命中就有不安，八天后就动手术，两个月发烧四十三度，三个月娘抱他喂饭时，小火炉中无端飞起一块红炭，径直落在他脖项上，滋滋灼响，青烟焦人。娘竟未察，我在一旁惊恐大叫，才没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可是，却给弟弟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 我长弟弟五岁，自然要承担起一半的看护责任，两位兄长都进了学堂，家中只有我协助娘负责内勤。娘要出门买粮买菜，我就陪着弟弟玩儿。有时候，弟弟不够自尊自爱，不分场合即行便溺，害得我手忙脚乱地为他清理战场。但我并不擅长此事，常常弄的一团糟，被娘责骂。 不久，娘为了贴补家用，到一个水泥厂去做小工，她不放心两个幼儿在家，只好把我和弟弟带上。上班途中要走很远一段小路，田畴阡陌间，偶尔会惊起两只美丽的天鹅，忽闪忽闪地飞向远方，倒吓了我一大跳。 那日，娘把我和弟弟安置在一间装泥粉的大仓库里，自己去岗位上班。玩了一些时候，觉得时间已经很久，肚子饿的不行，我忽然产生一个念头：“娘一定是忘记了我们，径自下班回家了”！我愤怒起来，决定赌气自己抱弟弟回家，好在来路还曾记得的。 平日我抱弟弟并不费事，但正值秋日，弟弟穿的厚些，我的小手就不够长，再加上还有随身的尿布奶瓶类，一件也不能少，因此显得极其狼狈，踉踉跄跄才走出百步，五颜六色早洒落一路。 门卫阿姨认出了我，唤我不住，急忙叫来了我娘，娘搂过两个幼子泪流满面，打定主意辞工回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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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无梦（12） 新建的“南化九村”大型居民区里，有许多漂亮的白色楼群，其中有三栋红楼鸡立鹤群，简陋的有点煞风景，却给几十户工人带来好运，我家也因此平地青云。虽然这是从苏联搬来的筒子楼样式，一条走廊到头，依次摆着赵钱孙李诸多高邻。 白楼是干部和工程师们享用的，红楼户都有自知之明，谁也不会妄想与上级攀比的念头，他们环顾左右，在脚下找到了参照物，不远处，几排小平房矮檐下还有更底层的许多本阶级分子，赵钱孙李们于是立刻充盈着社会主义幸福感。 这种房型最大的好处就是信息共享，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真正象社会主义大家庭。贫贱夫妻百事哀，吃了上顿没下顿当然顾不了和谐，红楼里东家吵罢西家吵，倒是显得人气很旺。 邻栋有陈叔叔，隔三岔五就对老婆施展拳脚，陈婶婶常常半夜来请我爹出马调停。爹是陈的班长，一物降一物，虎下脸来便把他骂的老实。那年头，男人女人都没什么文化，打也打，闹也闹，却不分手，几乎个个都能金婚银婚，成为现代人垂涎的典范。 我家住在三楼，是最高层，全家六口挤在一个房间，厨厕与邻共用。邻妇不擅度饥，不几日便饿死一个男婴。他脑袋奇大，身子奇小，长相非常丑陋可怕。死婴至亲好像有些不舍，已经枯萎了的小小生命被晾在厨房一个破筐里，展示了好几天。 惦记着厨房里的恐怖，我来去匆匆，尽量转过脸去，头皮还是炸炸的，腿肚子却发软，越慌越走不快。 那年头水泥楼板不太讲究，娘在屋里拖地，水珠竟滴到一楼人家。那家主妇倒很豪爽，通通通上来问罪，娘抖呵呵才要陪不是，还没说完，那妇人早将拎上来的满满一桶水泼了我家一地。娘生来怯懦，自然不敢言语，只是低声唤我寻找家什抗洪抢险。 红楼居民都深明大义，肚子再饿也不麻烦组织，家家自己动手，在楼下空地种些菜蔬庄稼，以解无米之炊。有户人家吝啬心重，竟暗暗在菜地周围布下电网，邻家小姐姐不慎中招，当场触电身亡。违法者自然坐了班房，邻家凄悲更是伤心满楼。 小姐姐姓刘，她妹妹后来与我同班，长成后嫁给了我一位极要好的耿同学，他与我曾经患难与共插队四年。每与她遇，我总不免想起旧年悲事，只是不敢触人痛处。 一日，爹爹归来，透露一个秘密使命，党组织派爹监视二楼一个“右派”，上面察觉他有自杀倾向，准备必要时进行阻止解救。到下半夜，爹劳累竟日，困倦难支，便委托我们兄弟接管这个光荣使命。 我和大哥不敢大意，目不转睛地盯着二楼窗户，也奇怪，他家灯光亮了一夜，人影也晃动了一夜，但却无事。我不知困乏，犹在激动，仿佛成了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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阡陌田畴（13） 红楼之外便是田野，儿时的我每天都游走在城乡之间。农家村舍不远，虽鸡犬之声相 闻，但并不相往来。大概境遇不同，彼此难以亲近，虽然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共和国”。当时倡导工人农民是“大哥”和“二哥”关系，但说着说着，渐渐就不那么庄重了，常起些冲突。 那日，红楼有只鸡溜进了稻田，被几个男女社员呼啸追来，那畜牲以为逃回家便安全 了，没料到追兵冲进屋来，硬是从床底生生捉出，当场乱锄打死才扬长而去。 这家主人一旁惊的目瞪口呆。 夕阳落山，暮归的老牛是见惯了的，衣衫褴褛的牧童也不陌生，但从未闻悠扬的牧笛 和牧歌。那水牛我也不觉可爱，主要因为伊脏脏的身上叮满吸血的牛虻。有时兴起，曾和牧童套近乎，想尝尝牛背上的感觉，但待攀上巨大的犄角，却又失了胆气。 村里是常去的，为的是养活几条蚕宝宝。农家当然是不欢迎的，只能悄悄地进村。那 时桑树极高，要爬上去才能摘到叶子，但这并不能难倒我辈，下河上树都是拿手好戏。 可怕的是土狗，汹汹群吠，还是惊心动魄。 有人授了一计，遇狗攻击，猛然下蹲，它会误以为你在捡石块，便惊恐自退。其实不然，聪明的狗儿只是换了个方向，从迎面拦路改成背后追袭，更是防不胜防。因此，我们三五成群进村，谁都愿打头而不愿垫后。 若去田野，则正好相反，“蛇咬头，狗咬尾”，倒是千真万确的。 南京夏日炎炎炙烤，但儿童并不觉得，反而更疯，全不管热的浑身起痱子，甚至额头 鼓起疮疖，硬突突的像幼鹿刚萌发的犄角。至于奔跑跳跃，四肢挂彩是很平常的，不过，斑斑点点的红药水紫药水倒是勇敢程度的标志。 邻人之子“王利泉”，长我二三岁，其英勇不屈让我肃然起敬。他常常因为在外野得晚归，父兄怒其屡犯，拳脚相加，“王利泉”决不躲闪避让，亦不讨饶哭泣，强项应对 劈头盖脸的法西斯暴行。若倒退十几年，不难博取“江姐”类英雄美名。 与之相比，我就差的远，好汉不吃眼前亏，遇祸先闪了身子。就连梦里都是这般情景：鬼子一排枪打过来，我佯死卧在尸堆里，等这群傻瓜走远了，爬起来就去找八路军来给乡亲们报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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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戏一般（15） 弄尘复斗草， 尽日乐嘻嘻。 ——白居易《观儿戏》 秋风乍起，杨叶渐黄，正是当年江南儿童“斗草”的好时光。 我们捡来杨树叶，用茎节来角力相斗，能坚持半天才罢手。斗草选材很重要，必须够老，够韧，才不易断。我常常取胜，却有个别人不知道的法子，就是把叶茎先塞进臭球鞋里好几日，都蹂躏熟了，才拿来与对手生脆的叶茎相较。器利长于技，胜负早在意料之中了。其实，输了也不打紧，不过是刮刮鼻子或弹脑瓜崩儿，南方人叫“爆栗”，不算痛，但有点儿丢脸。 斗草是用两根茎干横拉，断者负。这种游戏早在汉武帝时就有了，到唐朝已经非常流行，连宫里的安乐公主都玩的疯，“五日斗百草”，废寝忘食的。怪不得，白居易走在街边看斗草，也看傻了，随口吟出两句小诗：“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嘻嘻”。 只不知“弄尘”是什么玩意儿？是否“青梅竹马”里的竹马扫起的尘土？“红楼梦”里，香菱和丫鬟豆官主仆之间也玩斗草，还生出许多别样故事。 直到七十年代末，斗草这种游戏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孩子们开始学琴学画了。我辈有幸，还和几千年前的老祖宗玩一样的把戏；后辈也有幸，终于可以玩与祖宗不一样的花样了。 其实，就是在六十年代，也产生过许多与时俱进的游戏。如弹“弹子”，即玻璃球，先在地下挖好五个小圆洞，在三米开外数人依次弹出，入洞则加赏一次机会。还可以把敌子撞远，使其失去机会。或将敌子撞入洞中，但须先进完五洞后才有这个权力。其玩法规则似与高尔夫球，台球结合，很有创意，引得无数少年英雄竟折腰。我亲眼看见，一个十七八岁青年也爬在地上，全不顾体面。 倘这游戏能延到今日，或能与高尔夫争个风头。试想，一群达官贵人，巨富豪客匍匐在地，满身尘土的争着进洞，岂不是电视媒体追逐的场景？ 后来我看台湾老电影，发现五六十年代，那里的孩子也玩弹子。可见，成人制造的海峡铁幕却挡不住儿童天性相通。 还有一种集存烟盒的时尚，将那印制精美的纸片折成三指宽长方块，平放地下，用掌风煽动翻个儿，便可赢取一张，我靠着手艺搜集了许多。儿童社会里这都可以兑换货币的，可惜因我待价而沽而丧失了发财的机会。烟盒并不同价，根据香烟原价而定，比如“中华”与“农家乐”就是一比十。注意，“中华”还分“大中华”和“小中华”，因“20”与“二十”字型而定，价格能差一倍，好比今天的软硬盒之分。 当然，最最喜欢的还是“官兵捉强盗”，淘小子们分成两派，玩些战场上才有的大智大勇，极富冒险与神秘。因为是夜战，常常生出些意外，出奇制胜就成为可能。我就擅长突然从暗处截杀，一招制敌要害。如同“三国演义”的传神描写：“突然从斜刺里杀出一支人马”。 当然，我所热衷都是男子汉的勾当，至于小女生的跳房，跳绳，跳牛皮筋等，我们都不屑一顾。 旧时儿戏，都是要两人或多人合作才能玩的转，而且免不了要动手动脚，因此儿童虽然身体瘦小，但个个疾步如飞。如今世风超越，儿童在室，不移半步，守着台电脑就能玩遍全世界，着实厉害。但只怕脑子越发好了，却懒虚了身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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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游子（16） 转年要上学读书了，正好一位同乡李叔叔要回家探亲，1962年春节前夕，爹娘让我抽空跟着他回了趟老家。 李叔叔很和蔼，我一点都不怵，在咣咣当当的火车上兴奋异常。 李叔叔是个干部，他挺神秘地与同行者谈起苏联的赫鲁晓夫，我听到，立刻大剌剌地插一句：“赫鲁晓夫坏透了”！言毕，周围的大人顿时恐慌起来！那时节，中苏关系还没公开破裂，说错话要倒霉的。 小小人儿，如何知道赫鲁晓夫？大概是爹爹在家不知怎的说漏了嘴，我倒记住了一个不大喜欢的外国元首。李叔叔后来跟爹爹提及此事，仍惶惶心有余悸。爹爹酒后倒向人吹嘘，夸我的政治觉悟来的早。 火车在潍坊停下，舅舅来接了，他在潍坊柴油机厂工作，把我们安置在单身宿舍，他还没结婚，做翻砂工。晚上，舅舅拿来两个馒头，掺了大量麦麸的那种，粗粗的，有些拉嗓子，但我们都高兴的了不得，肚子早就饿的不行了，吃起来比夹肉面包还香——不过，那是很多年后才有的比较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的长途公共汽车才到平度县城，小姨欢天喜地的拉起我就走。我不认识她，有些惊疑：你怎么知道我是“顺儿”？领错人怎么办？ 小姨故意不搭我的话茬，说：错就错了，俺就领定你了！ 我无可奈何地只好跟她走。她当然不会错，满车人里就我像大地方来的小小人儿，深天蓝色的栽绒棉帽，藏青色灯芯绒夹克衣裤，栗色小翻毛皮鞋，洁白的口罩，娘给我置办的行头抬高了我的身价，长我九岁的小姨看了满心欢喜，亲都亲不够。 小姨先带我来到“老集街”，指着一座建筑对我说：这就是你家的老屋，现在给亲戚住着。 走进小院，不宽，狭长逼仄，还有口井。这里就是自行车咬住我手指的地方，这就是我在窗台上看家雀飞来飞去的地方。 那家妇人正在灶前忙活，知道我们身份后，热情地要留我们吃饭。小姨不允，急急领我离开。这边张家已经没有什么直系亲属，我姨不愿叨扰他们，免生是非，迳自带我到乡下姥娘家。 出县城往东，沿着乡道步行十里，就是姥娘家，这个村子叫“金沟子”，东面一条小河，清亮可人，据说当年能淘到沙金，但那都是一辈传一辈的旧事了。 到家已是擦黑，姥娘，姥爷举灯来迎，都说我和先前寄回来的照片长的像。 晚餐是香喷喷的大饼子，玉米的，一面烙的焦脆，我还从来没吃过这样好吃的东西。我娘也曾做过，但其玉米面成色没法比，而且缺了柴灶的烟火气，味道就差的远。 还有一种“小豆腐”，是用豆腐渣加萝卜丝煮的，加上葱姜等物，也是香暖脾胃。其实是因为那时家贫无豆，无法做真正的大豆腐，只好用它做替代，这在刚刚熬过饥饿的年头，已经是相当享受了。 姥娘家有三间屋，东屋，西屋，堂屋。东屋里面还有个堆放杂物的里屋，蛛网巧织，小鼠轻唱，少有人去。我被安置在东屋，炕上有姥娘和小姨，姥爷却独居西屋。 炕是微热的，因为没有太多的柴草做燃料，但与南京屋内屋外同样结冰相比，却是非常暖和了。 乏极而暖，又被宠爱，这一夜觉睡的格外香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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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户人家（17） 早起，天已大亮，小姨早已出工，姥娘在灶前咕达咕达拉风箱做饭，我在院子里东张西望。 天井有一个篮球场大，东南角一棵老槐，不知我的小手能否拢的一半?槐下有井，辘轳是半截树干架起，试了试，双手可以摇动。 东墙之外有石榴树，是邻家的，但枝上仅剩的一颗果实，却越过墙头颤巍巍地向我诱惑，我忍不住，以石击落，却早已枯了内核。 忽然，在窗台上发现几块地瓜干，忙抢来大嚼，却被姥娘唤住：“孩子，这都发霉了，不能吃！姥娘一会儿给你找好的吃”。 早餐就是煮地瓜，是地窖刚取出的，甘甜甘甜的，只是存了一冬，有些外表变黑发苦，又舍不得深剜，偶或遇上，便会苦了一嘴。 冬日柴紧，地瓜每煮一大锅，然后用柳条筐盛了，高高吊在梁上，这样比较笨的老鼠就够不着。一日三餐，就够些凉的地瓜来吃，省了举火。地瓜还好吃些，但经常还要吃地瓜干，既面又干，更难以下咽，但我从不拒绝，从小我就知道，随遇而安，就不会使人讨厌。 姥爷比姥娘大些，约有六十来岁，成天阴沉着脸，弄不好就动嘴动手砸碗砸盆，谁都怕他。我亦看出形势，于是躲他老远。有时候老人家发作起来，姥娘忍气吞声，小姨欲劝 不敢，只是躲在一角抽泣。 我见势头不好，就偷偷从大人身后溜出去，跑到南院大舅家，请他来劝解。毕竟他是生产队长，姥爷对官方还算买点帐。尽管他是晚辈。 据姥娘说，姥爷原来不是这样子，六0年差点饿死，因为吃要命地瓜藤和花生壳。后来性情大变。不过，他对我挺好的，每当要吃好吃的，那是我爹每年寄回来孝敬他的一点大米，白糖，饼干，罐头什么的，便唤我到东屋去。我不想去，但不敢不去，只能硬着头皮过去，原来他是让我分享美味。我是属于那种白眼狼型的，吃完了，嘴一抹，抬脚就走，照样躲他远远的。 有一日，姥娘在生产队长院里选地瓜种，我跑去找她，见一圈妇女围着小山一样的地瓜堆忙着。姥娘问我要不要吃地瓜？我说要。姥娘特意选了个大地瓜给我，我却说，大的我吃不了，自己换了个小的，引得妇人们哄堂大笑。 回家后，我问姥娘，她们为什么笑我？ 姥娘说，哪有你这么孙（呆，傻）的？给大的不要，还换成小的？ 我说，我确实吃不了啊！姥娘叹口气说，孩子，你吃不了，还可以拿回来给家里人吃啊！ 我一生后来也碰到过许多类似的事情，被家人，外人都笑话过，因为这种迟钝，少占了不少便宜，也少惹了不少麻烦。后来过了许多年，在一个“三八节”，我陪着单位的女同胞游栖霞寺，这帮娘们唤来一个算命的术士出我洋相。那家伙开口就是一句：“你求财不狠，发不了多大的财；你求官不狠，当不了多大的官！”众人和我皆愣住！ 南院大舅家有一姐一弟，弟叫“锁儿”，长我两岁，姐叫“翠儿”长我四岁，常常来带我玩。“锁儿”笨些，下五子棋下不过我，掷土坷垃也没我远，在他面前，我常常感到骄傲。“翠儿”人倒生的清秀大方，又很聪明伶俐，我很喜欢她。 但她们姐俩命运不济，“锁儿”没两年患了血液病，早早夭折了。“翠儿”长大后，嫁了个不太好的人家，听说不久就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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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地遗风（18） 过年了，乡下有乡下的热闹，舅舅从潍坊带回来两把“滴滴筋”，这是一种焰火，尽管做的粗燥，但我还是兴奋异常，挥动细小闪烁的火焰在黑暗的胡同里跑来跑去，邻家孩子还没有呢！ 吃完年夜饭是要守岁的，一家人围坐在热炕上，唠叨着一年的感念，终于脱离饥饿的幸运和不易，大人们越唠越热乎，我插不进话，就去暖暖和和的梦里守岁。 大年初一，天还没亮，拜年者早已叩响门环，照例要给长辈挨着磕头，地下铺满了松软的麦秸，又舒服又喜庆，又不会弄脏了新棉裤。当然，晚辈们也不会白磕头，通常会被赏一毛两毛的压岁钱。当然，碰到家境不好的，只能降一格，得点瓜子花生什么的，但小孩子们照样欢天喜地。 我跟着小姨全村拜了一圈，收获也不少，好吃的随时就消耗了，压岁钱则小心翼翼地藏在炕席下面，不过，后来回南京时我却忘了拿。 正月间喜庆，谁都想着法子玩，各村都轮着请人来演戏，我姨十六七岁。正是好热闹的年龄，便跟着一帮年轻人，走东村串西村，追逐喜欢的戏班子。小姨去哪玩儿都带着我，而且觉得我很给她长面子。每逢人问，小姨都很响亮地回答：俺外甥，南京来的！ 乡下后生不会调情，玩笑往往开的粗直，有个小名叫“狼”的，长的傻大黑粗，话又难听，还喜欢冲着小姨来，我看着气愤，悄悄拽了小姨衣角，劝她说：不要理这个人！ 离“金沟子”三里远，有个村子叫“窝箩子”，小姨带我去看吕剧“三娘教子”，这是从明朝李渔小说来的故事。说的是儒生“薛广”南下从商，三年赚了五百两银子，托好友捎回家里。没想到那家伙见财起意，吞了银子，反传“薛广”已死。薛有一妻二妾，见丈夫已死，张妻，刘妾纷纷改嫁出走，只有“三娘”王春娥坚持守寡，仅靠织布养育刘妾子“倚哥”。家中老仆“薛保”，也留下照顾孤儿寡母。 倚哥在学堂受同学欺辱，罢学回来，并不认三娘为母。三娘伤心之极，责打倚哥，砸断织机，以示绝命。老仆薛保对小倚哥宣示三娘大义，倚哥痛悔认错，从此发愤读书，终于考中状元，皇上封了三娘诰命。 同年，薛广在南方也考中进士，亦得皇封诰命，父子同时锦衣还乡，三娘成为千古第一的“双诰命”。 旧时鲁人尚义、 尚德，多对“三娘”尊崇。我嬷嬷（奶奶）和四嬷嬷都是二三十岁起守寡，终生不渝。后辈儿孙，乡人庄客都非常尊敬她们。 “三娘”责儿时说，打儿一下，疼娘十下，我娘常对我们重复这句话。只是我娘确实爱动手，常常嘴到手到，让我们猝不及防，倒感觉不出十倍疼儿的情状。 我爹倒有过之，非见我等有大过决不动手，而且威慑多于实罚，并伴有古之先贤做人的道理，一讲讲到深夜。看他不知疲乏，我们弟兄倒不忍，只好认错作罢。 正月看戏大潮中印象深的还有《小姑贤》，是说一个恶婆婆的，她自己守寡一生，“千年的大道流成河，多年媳妇熬成婆”，反过来却虐待媳妇。多亏了她宠爱的女儿秉持正义，用智慧说服了母亲，使她改过从善。 那个恶婆婆姚氏是个麻子，给我留下极坏的印象，我从此对所有麻子都无好感，只是现在见不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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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学堂（19） 爷爷七岁去讨饭， 爸爸七岁去逃荒， 今年我也七岁了， 公社送我去学堂。 ——摘自一九六二年小学一年级课本 盼了许久，终于进了学堂，而且这是南京江北地区最好的“南化四小”，但它很小，无法容纳社区所有的孩子，上面就做出很高明的规定：住楼房者留下，住平房者到另一所学校，我有幸，住在红楼，享受了白楼干部子弟们的待遇。 开学那天，清一色的白衬衣蓝裤子，男生神气地背上草绿色小书包，女生不拘一格争奇斗艳。 我有些难堪，书包是我姨留下的，白线钩织，镂空带花，根本就不是男孩子的装备，我只好窝巴窝巴藏在腋下，也好遮住腋下一片残留的花朵。娘用一只枕套给我改成衬衣，有朵印花怎么也闪不过去，只好让到腋下 。 教室是宽敞的，墙壁是雪白的，窗户是明亮的，老师教导我们说，这些都是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倍感珍惜，打心眼里感激带来这一切的共产党和毛 。感念常了，也就百说不厌，反正作文也离不开这几句话。 只是我不知，身处穷乡僻壤的小学生作文该怎么写？ 班上同学大都进过幼儿园，但学习成绩比我并无明显优势，我谨记爹爹“人穷志不穷”的教诲，学习很是用功。虽然我对数字天生不敏感，算术从未得过一百分，但对语文却得心应手，作文常常作为范文，被老师拿来班上读。这使我获得不少好感，第一批就加入了红领巾，还荣任平生第一个官职——小队长，一道杠。次年晋升为二道杠。每年还能拿几张“五好学生”的奖状，我娘乐滋滋地把它贴在墙上，好向人夸耀。当然，大哥的奖状更多，二哥的则很少见着。 因为瘦小的缘故，我尽管在学校是好学生，但依然怯懦，从不与人争。若遇强横，亦不敢动手，委曲狠了，也只是向隅而泣，羞于告师长父母。 一日，卢姓同学与我玩笑，竟在地下撮起两个土堆，说：“这是你爸，这是你妈的坟头”。我忍无可忍，反唇相讥道：“你家好？你姐姐还不是嫁了个老男人”！其时，他姐姐十六岁嫁了个三十多岁的商店经理，成为本地区最大的绯闻。那时，还不兴嫁大叔型，楼上楼下的大妈们兴奋了好一阵子。我是有意无意听来的，这回顺便拿来回击。 卢同学当即告了老师，老师大怒，认为这是严重道德品质问题，而对他侮辱我父母的事却不置一词。于是，让我写检查，并当众宣读。这使我颜面扫地，但绝不敢回家向父母言说，我宁愿独自承受，也不愿遭受双重责备。 此事过去不久，就有另一件事情发生。 在操场，我与马姓同学抢已出界的足球，我在前，正弯腰捡球之际，马同学却在我背后猛推一把，我一头抢地，正撞在阴沟水泥砌成的沿上，当即头破血流，众人急忙送我到学校医务室处理。校医给我缠上绷带，我十分难堪，众目睽睽之下，活脱脱成了一个战场伤兵形象。 南京旧俗，打破人家头，要赔鸡蛋的，我非本地人，并不知此俗，亦未提及，但次日，马同学上学就带来一个饭盒，里面有十个鸡蛋。一伤一礼，本来事已了了，况且童子顽皮，大人也没当回事，就此忘过了。 可几日后，老师忽然莫名其妙令我去马家道谢。我心中委屈，延宕不去，老师她竟天天上课时催逼，全不顾是非曲直和儿童心理感受。即如此，我亦不诉于父母家人，只是默默承受。 我大哥读初中，一日，他的同学来访。我听他说起住处，抢话说：我们蒋老师在你家隔壁呀。他当即不屑地说：是她？她还像个老师啊？跟她男的打架像泼妇一样，我们邻居都懒的理她。我立刻想起蒋老师时常蓬头垢面的模样，心中神圣的形象顿时坍塌下来，因此，对她的种种不解，反而释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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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老师（20） 平心而论，小学时老师对我都不错，甚至很好，大概是因了我学习用功而又听话的缘故。但我又不在老师特别喜欢亲近之列，大概也是因我怯生生而非白生生，努力学习而非天资聪明之故。当然，喜欢，要靠“讨”的，若不讨喜欢，原因一定在于自己。 蒋老师让大家谈理想，有的想当工程师，有的要当飞行员，有的当解放军，有的要当科学家。轮到我了，我不敢理想高大上，因为爹爹的职业的缘故，我应声答道：“钳工”。 蒋老师有些纳闷：“什么钳工”？ 我自豪地解释说，这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工种，人称“万能工”（这是爹爹的原话）。老师涨红了脸：你的理想就是当工人？ 从此，她对我就有些不屑。 世事难料，八年后初中毕业，“工人”成为我们这代人最美好的愿望，哪怕是个搬运工。因为我们一夜之间都被逐出城市，变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对待皇粮一族，我们做梦都羡慕的要命。这是后话。 二年级换了杨老师当我们班主任，她的脸庞和两条大辫子相当漂亮，而且极富爱心，下课时，她会情不自禁地抱抱几个金童玉女，当然我不在此列，但一边看着也觉得心中暖暖。可惜，她只教了一个学期就调走了，临别时，全班所有同学都哭了。童子虽幼，但亲疏之心却是难欺。 以后来了个肖老师，是个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我们班一下子就从落后跳到了先进，我也升格为两道杠。 那年寒假，学校要求学生集体去看电影，虽然学生票每场只有五分钱，我家却交不起。肖老师不声不响帮我买了，那场电影名是“红孩子”。 许多年后游子归来，我去给肖老师拜年提及此事，她早忘了。肖老师人极慈善，但家事并不顺心，女儿患小儿麻痹症，残疾一辈子。肖老师退休后，在一所很有名的民办学校当年级主任，我想让女儿到她那里去，肖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但女儿却坚决不干，只好算了。 教音乐的王老师造诣很深，尽管学校没有钢琴，只能用简陋的风琴代替，而且所限都是些粗糙的革命歌曲，但她沉郁悠远的歌喉使我们都喜欢上了音乐。 我好像没见过王老师的笑容，印象中总是端庄而忧郁，后来我从书中读到“端然而忧”这个句子，很容易就想起儿时的她。同学们隐隐传说，王老师的丈夫在坐监呢！不知是为何？怪不得她始终郁郁寡欢。 最神气的是美术老师，上海人张老师，高挑白净，潇洒善言。他头发总是油油的，皮鞋铮亮的，裤线笔直的，在那个朴素的年代里，显得鹤立鸡群，一派风光。 因为张老师居高临下，便能洞察一切，后排同学做点小动作，休想逃过他的火眼金睛。只见他略瞄一瞄，甩手飞出一支粉笔头袖镖，那边是应声而倒！简直是百发百中，全班同学惊叹不已。 张老师背身在黑板作画时，他亦有第三只眼侦伺敌情，往往会出人意料地迅速转身，揪住一只耳朵高高拎起，然后洋洋得意地大声宣告：我抓你们像老鹰捉小鸡一样容易！没有人不惧他，不仅是老鹰和飞镖的威力，还有全班的讥笑和羞辱。 张老师因绝招而得意，亦因绝招而祸及，后来文革兴起，学生因记恨而报复，他因此吃的苦头远比其他同事多的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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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同窗（21） 早年分桌有个原则，即“一帮一”，好生必须与差生搭配同桌，我算好生，分给我的都是倒数几名的女生，令我气馁。 开始是陈姓同学，她见天蓬头垢面，好像从不梳洗，有股异味，因此我尽量与她保持距离。有时她歪过脑袋来抄作业，我立刻心领神会地把作业本移过去，她感激得很，满脸堆笑，我心虽不喜，但并不让她难堪。可我们班主任蒋老师却不客气，常常在全班同学面前骂她“陈疯子”，“大笨蛋”。 接替陈同学的姓翟，虽然成绩极差，但生的分外妖娆，每日花枝招展，写作业却是慢吞吞的，也总被蒋老师骂，弄的她灰头土脸，辜负了自己天生丽质。 那是个革命时代，女子美的标准当然要适合暴力革命的需要，宣传画上都是粗胳膊，红脸膛，她这种“资产阶级臭小姐”，当然不受待见。可怜她生不逢时，若赶上今日好时光，如此美貌，学习好坏有何紧要？只怕老师也是羡慕嫉妒恨呢！ 也许我的帮教效果太差，或者好坏搭配总量周转不过来，直到了三年级，老师总算给我配了个学习好的女生同桌。这位徐同学娇小文弱，难免我生了怜惜之意。一日课间，我偷偷在桌下捉了小手，伊却用另一只小手在脸上刮羞，我倒红了脸，从此不敢再生妄念。 彼时小学功课没有如今的苦，放学之后，三五成群聚在一家做作业，不到一小时必定完成。之后，呼啸而出，或登山，或上树，或爬坟头，开展轰轰烈烈的“官兵捉强盗”，不到天黑，绝对不进家门。那时大人很忙，饭亦晚，天都大黑了，才见妇人出来唤儿回家。 我家更晚，晚饭规矩必等爹爹回来才能举筷。我常常在阳台眼巴巴的望着，希冀灰白的马路上出现爹爹骑自行车的身影。那时，党员下班后经常开会、政治学习，每日晚饭总在八点钟以后。虽大家都已饥肠辘辘，但娘却并不丝毫通融。 同学们似乎家境都比我家好些，有三分之一的人家已经装了电话，还有的有保姆伺候，那是彼时处级干部的待遇。我一个吴姓同学的母亲就给另一个彭同学家里做保姆。 我要好的一个曾姓同学，父母是工程师，下午放学后，奶奶必要他再补充鸡蛋牛奶， 而我那时能顿顿吃饱已属不易。在他家里，我也第一次看见婚纱照，看那新郎新娘美轮美奂，很是羡慕。 多年后，看凤凰卫视台湾陈文茜的节目，谈到“陈水扁”家贫，大学毕业还没见过冰箱，只知是白色的。第一次拜岳家，“陈水扁”抚摸着大衣柜激动地说：哦呀，这就是冰箱啊！被一旁岳母笑翻。 彼时若我，亦难免贻笑大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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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好榜样（22） 刚上学不久，就赶上毛 号召学雷锋，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都行动起来了，雷锋，当之无愧的道德楷模，助人为乐是他的常态，善莫大焉。 几乎每个人都加入了“学雷锋小组”，我们利用业余时间，到处去做好人好事。拾金不昧，帮人推车，捡拾麦穗，颗粒归仓，搀扶老人过马路，我们常常费尽心机找到个做好事的机会，但发现已经有了比自己聪明的捷足先登者。 不久，我却给班上“学雷锋小组”提供了一个机会。有个暑假，我患了严重的脚气，十个脚丫子全烂了，直到开学了还不能行走。同学们就自己动手制作了简易的独轮车，每天轮流来接送我，我很感动，也学着这样对待别人。 每个人都在学雷锋，每个人也要写学雷锋的作文，可是，我们发现，重复做一件好事容易，重复做一篇做好事的作文却很难。但是，老师出的题目都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或者“写出一件好人好事的意义”。 学生无奈，只好敷衍，这次是推车，下次是捡钱包，再下次扶老奶奶回家。。。。。。结尾也几乎是一样的，人家表示感谢，问我们的名字，我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的名字叫“红领巾”。 这不是我的老师出题水平差，或者我们学生的死板机械，全国的小学生几乎都碰到同样挠头的问题。六十年代著名诗人郭小川先生当过一个征文活动的评委，他发现，很多学生作文里都在写捡钱包，好像北京的钱包满地都是。 还有个学生更绝，他说自己上学时看到路边有个阿姨蹲在那里发愁，原来她的自行车气门芯丢了。于是，这个同学就把自己车上的气门芯拔下给她，然后自己高高兴兴地骑走了。当时自行车还是奢侈品，这个老师也不会骑自行车，给这篇作文打了高分。 过了一个学期，换了另一个语文老师，这个同学把这篇作文又抄了一遍交差。可恰巧新来的老师会骑自行车，立刻叫他回答：你把气门芯给了人家，你怎么还能“高高兴兴骑走了”？ 人应常怀善念，勿以善小而不为之，但靠形势逼迫而为，则难恒持，最后难免成为表面文章。学雷锋运动轰然而起，寂然而息，从全国人民每天处心积虑的做好事，到逐渐演化为“雷锋月”，“雷锋日”，甚至“雷锋半日”，它已经毫无生气，完全沦落为青年政客的秀场。今日思来，不禁喟然长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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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仇恨来了（23） 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 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寒，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欠他的粮，地主逼债，地主逼债好像个活阎王。 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地主逼他做长工，累的他吐血浆。瘦的皮包骨，病的脸发黄，地主狠心，地主狠心逼死了我爹娘。 不忘那一年，苦难没有头，走投无路入虎口，给地主去放牛，半夜就起身，归来落日头，可怜我这孤儿，向谁呼救？ 月夜，全校师生静静地坐在操场上，扩音器里播放着这首凄婉哀伤的歌儿，每个人都在流泪。。。。。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世世代代跟党走，永远跟党闹革命！”有人这时带头喊起了口号，几百个幼稚的喉咙山摇地动的响应。我们发誓不忘掉这一切，永远跟定共产党。 老师告诉我们，现在虽然解放了，但阶级斗争每天还在我们身边继续发生。地主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妄图让我们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你看，四川少年刘文学，勇敢捉住偷辣椒的老地主，被残忍杀害；福建少年张高谦拼死揪住偷羊贼，被活活死。。。。。 所以，伟大领袖毛 高瞻远瞩地教导我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幼小的我们都提高了警惕，随时准备抓坏蛋，当英雄。我常常盯住相貌丑恶的男人，疑心他就是我们要寻找的阶级敌人。 我们还知道了，全世界能像中国人民这样幸运，浸在糖水里，长在红旗下，过上这种幸福生活的人并不多，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在水深火热中煎熬。当然，这都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造成的，于是，我们要支持一切受欺负的国家。礼拜天上街游行，我们挥舞彩色小三角旗，站在大人的队伍里高喊口号： 打倒美帝国主义！ 支持古巴！ 支持刚果！ 支持巴拿马！ 亚非拉人民要解放！ 我所在南化四小是南京江北最好的学校，所有来访的外宾必到这里，我们喜欢黑人笑逐颜开的白牙齿，我们仇视资本主义冷冰冰的白面孔。 老师再三警告我们：外宾给什么礼物都不能要，因为这很可能是个阴谋。也许，当我们接过苹果和糖块时，他们会拍下镜头，借此诬蔑社会主义中国的贫穷和饥饿。当然，我们少先队员会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绝对不会为祖国抹黑。 有个传说中的少年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某外宾把苹果放在树丫上，引来一群孩子蜂拥而上，眼看老外抓起相机，一个少年急中生智，迅速拉开弹弓将苹果击落，粉碎了帝国主义分子的罪恶阴谋。 我们时刻准备着，永远不忘阶级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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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张大字报（24） 1966年5月下旬，学校忽然停用了语文课原来的课本，发下来许多油印的讲义，里面全是大批判文章，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黑帮集团“三家村”。 里面的句子都有点儿像儿歌，通俗明白，琅琅上口，如：“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三家村是三兽村，《燕山夜话》说黑话”云云。 我们当然不知道邓，吴，廖原来是什么人，只知道现在是“大坏蛋”。老师发下来许多旧报纸，让我们用毛笔写大字报，批判这三个“坏蛋”。我们就把讲义上的话再抄来，重新骂若干遍，然后贴满学校围墙里侧。 老师说，这就是射向黑帮的一发发炮弹，就可以彻底摧毁这个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妄图让我们回到万恶旧社会的黑帮集团。 过了些日子，颠来倒去那几句批判语言骂够了，胳膊也写酸了，贴满围墙的大字报也被雨水淋湿了，脱落了，热闹的大批判活动失去了新意，校园里万马齐黯，死气沉沉的，老师也提不起精神来了。 礼拜天，正读高二的大哥在家问我：你们学校大字报还多不多？ 我说，不多了，老是批判“三家村”，批够了，没劲儿。 大哥说，我们中学都开始给老师写大字报了，你们没有吗？ 我吃了一惊：怎么还能给老师写大字报？ 大哥神秘地说，老师中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啊，他们跟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样坏，也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毛 都说了。 大哥问：你敢不敢带头给老师写大字报？ 我不敢吱声。我确实不敢，从小就很怕老师。 大哥又鼓励我，毛 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我们不带头谁带头啊？ 我开始动摇了，决定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我仔细想了想，实在想不出哪个老师像黑帮，而且她们对我都很好。还是写张老师吧？这个家伙经常在课堂上揪学生耳朵，用粉笔砸学生，确实有些民愤，我也算仗义执言，打抱不平，虽然他并没为难过我。 在大哥指导下，我终于写了第一张真正意义的大字报，标题很有气魄：“向资产阶级的祖师爷张某某开火”！说来惭愧，直到好几年后，我才知道“祖师爷”是什么意思。 周一，我起个大早赶到学校，看看周围没人，踩个凳子，将大字报高高贴在最显眼的 楼梯口，然后悄悄溜回教室，假装早读。心里却怦怦乱跳，不知等待我的是什么？ 楼梯口那边自然围满了人，全校师生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在纷纷议论：这个三郎是谁？他为什么要写这张大字报？ 我们四（二）班的教室门口挤满了人头，他们在互相打听：哪个是三郎？也有人小声议论：听说他还是五好学生，班干部呢！ 我在大字报下面署了真名，还有“四年级二班”。但这个学期我刚刚改了名字，连本班同学也不习惯。我原名中有“永”，因为要随大哥为首的“文”字，我们弟兄三人放弃了原来的“永”字，依次取名“文”。 整整两天，我是在极端恐惧中度过，平日里对我相当和蔼的肖老师不搭理我，脸上仿佛挂了一层霜。同学们对我都是避之唯恐不远。我知道大祸即将临头，硬着头皮在撑着。但奇怪的是，学校的气氛怎么如此死寂？老师，校长都迟迟没来找我算账。 也许当时学校当局也懵了，看不透形势，不知怎样处置我？ 熬到第三天，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校园里一下子出现了许多大字报，都是批判老师校长的，而且言辞比我粗野的多，校园里开始狂热起来，许多同学都在跃跃欲试。我意外得救了，犯下如此错误，居然逃脱了惩罚，我总是那么万幸，谢天谢地。 后来我想：如果，我没写这第一张大字报，别人会不会写呢？学校会不会很快进入大字报时代呢？文革中所有学校可是无一幸免啊！这样想了，我还能稍稍心安，原谅自己的年幼荒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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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西行（25） 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 随着中国与美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感到战争的威胁日益逼近，老人家一声令下，沿海城市大批中央企业以支援三线的名义，向高山峻岭的大西南进行战略转移。 父亲单位改名为“燃料化学工业部第八化工建设公司”（化工部有十三个建设公司），奉命整体内迁四川，建设几个大化工基地。 一九六五年，父亲先行入川。一年后，也就是“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一个多月的暑假期间，我家和最后一批职工家属动身西行。 八月中旬的一天凌晨，外面还是黑黢黢的，母亲就把我们弟兄三个从睡梦中拖起来，离开已经空空荡荡的家。行李物品前几日已经托运走了，家中只剩这支青黄不接的妇孺队伍。 走到村外马路上，看见长长的一列敞篷车队，还有许多晃动的黑影，领队者在大声吆喝各家丈夫的名字集合。我们要先乘车到南厂门小码头，然后再登上大轮船，逆流而上，直奔四川。 大哥将独自留下继续在南京读高中，因为担心四川那个县里高中不过硬，因此父母只好 忍痛割爱。早先因家贫，父亲想让大哥读中专，中专不用再交学费，而且还另发生活费，参加工作也早，可以大大缓冲家里的经济压力。 大哥的学校知道后，赵校长亲自登门来我家做工作，说这样品学兼优的孩子读中专实在可惜，并向父亲保证，一定会保送大哥上大学。大哥是学生会 ，学生中的顶尖人物，校方还有意培养他入党。 呜——，汽笛一声长鸣，“江峡轮”离开南京，向长江上游航行。 我家在南京住了八年，而我进城实际只有一次，还是肖老师带我们全班去的，只在玄武湖玩了一天，还使一位方姓女生跌断了腿。那时没有长江大桥，过一次江实在不易。坐小火轮船就要两个半小时，因此童谣云：“又香又甜，吃了好过年；又甜又香，吃了好过江。”可见当地人把过江与过年是相提并论的，相当珍重。 江水黄浊而喘急，漩涡很多，老师曾经告诉过我们，游泳时碰到漩涡要保持平卧，这样，可以增加身体漂浮面积，才能不被漩到水底。远处还能看到随浪起伏的“江猪”，若隐若现，煞是好看。 这艘“江峡号”很大，在长江客轮里大概数一数二，我们八百名家属全部在这船上。我家住在四等舱，好几户人家，十六张床。孩子们并不嫌吵，进进出出，在甲板上跑来跑去，把大人吓的够呛！ 这艘船刚刚产生荣耀的历史，因为，不久前毛 曾经坐过这条船游览长江，一等舱就一直锁着，保护着老人家的圣迹。我们虽然只有隔窗瞻仰的份儿，但心里仍然充满崇敬和幸福——与我们伟大领袖在毕竟同一条船上，嘿嘿，虽然时空不同。 三日后到了武汉，夜泊江汉关。武汉长江大桥巍然屹立，灯火辉煌，人们纷纷出来仰观赞叹。我并不感到陌生，因为教科书里有这篇课文，这是长江上第一座大桥，是苏联老大哥帮助中国援建的，一九五七年建成通车。我们的南京长江大桥呢？现在才刚刚露出几个桥墩，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建成？ 船到三峡，江面突然变窄，拐弯处好像过不去，渐近，方知勉强能挤过去。两岸景色人物都看的一清二楚，那成群结队的纤夫几乎匍匐前行，他们一丝不挂，大概穿亦无用，反正江水总要打湿身子。他们在礁石间穿行，赤着脚板，喊着川江号子，一脸麻木，绝没有戏子在舞台上诠释的那么美妙。 上午十点钟，有人大喊：神女峰到了！神女峰到了！满船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涌出来，身上还裹着毛毯。穿白衣服的茶房赶忙出来吆喝：不要都挤到一边！小心把船压偏啦！ 峡间大雾，根本看不清楚，只是随着明白人的手指，影影绰绰的看见一个人形小峰。满船人也没几个知道神女是干什么吃的，我也一样，更不知道十几年后有个小女子经此，她不经意间吟了几句小诗，让全国文艺青年都立刻恍然大悟。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 舒婷 我与同学告别时，有人让我过三峡时捉两只金丝猴玩玩，我瞪大眼睛寻找，也只看到几只猕猴在树上跳来跳去，因为够它不着，这些畜牲倒把我们当着风景来看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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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灼红岩（26） 逆水行舟七天七夜，终于来到山城重庆脚下。 满脑子都是江姐许云峰故事，甚至，在朝天门码头数不清的石阶上，我会喘着粗气盯住登岸的旅客，看看能不能碰到“浦志高”。这个家伙在朝天门下船时，曾经为了表现自己如何革命，不肯雇佣“棒棒”，自己西装革履的扛皮箱。最终，善于表现革命者却扛不住酷刑的威逼，背叛了革命。这个出卖江姐的叛徒，最终被双抢老太婆一枪打翻，滚下山去。但有小道消息传说，他没有死，带伤逃跑了。 罗广斌，杨益言写的小说《红岩》，还有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我都看了好几遍，感动的不得了。我经常会不自信地思考，自己能否熬过严刑拷打，成为英雄或者狗熊？轰轰烈烈地去牺牲并不难，逞一时之勇即可，但面对没完没了的肉体折磨，怎么办？ 我们一部分家属下榻在“川江旅馆”，虽然不大，但离“解放碑”不远，算市中心。与我们同住一室的吴家阿姨请我们吃从没吃过的米粉肉，肉香，辣味，川音，小饭 馆让我十分留恋。 正是炎热时节，开着窗户也睡不着，芭蕉扇扇不干身子底下的汗。况且，街上一夜人言鼎沸红旗招展，不能不引发我们的好奇心。大概有几万人在高声辩论，川音不懂，只见人群分什么“赤卫队”，“造反团”，混战一团。不时有人用高音喇叭喊口号，情 绪非常激烈。 我们看不懂，也听不懂，赶紧溜了回来，却走错几次路。好在那是十字路口，退到底，换个方向再走，总有一次能走对。 领队是公司工会高主任，他很是顺应民意，第二天就组织参观渣滓洞，白公馆。弟弟还小，母亲在旅馆看着他，我和二哥兴致勃勃地去参观。 去歌乐山路边有许多高大的芭蕉，熟透的香蕉成串地掉落在地上，但并没有路人去捡拾，可见当时民风之淳厚。 渣滓洞曾经关着江姐她们，女牢房是两栋小木楼，这给她们提供了机会，可以利用地板的缝隙传递纸条，在敌人鼻子底下组织地下政治斗争。国民党特务没有丝毫怜花惜玉之心，他们动用残酷的老虎凳压腿等种种酷刑摧残女政治犯。我最崇敬的女英雄江姐始终没有屈服，但她却惨遭杀害了。 白公馆是关押高级政治犯的，最著名的是杨虎城将军，他因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得罪了蒋介石，在解放军逼近重庆前夕，蒋授密杀令，特务残忍地把他和全家妇幼手刃杀害。 白公馆坐落在“杨家山”，杨虎城曾经为此预感不祥，要求移押贵州，但最终仍然难逃噩运。自古大将忌地名，三国凤雏庞统死于“落凤坡”，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坠机“戴山”。将星忽然陨落，令人心悸。 参观途中，正值中午，我与二哥各买了一包饼干充饥，虽然只有二两，费金一角二分，但就着自来水吃来依然香甜可口，毕竟平时还吃不着哩！参观完了，我想起并没看 到“红色岩石”,或者，只是“鲜血染红岩石”的象征？问谁，谁也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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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里（28） 一夜火车，黎明前慌慌张张地下来，八百男女蜂拥而出，隆昌小站只能停三分钟，不快点儿还真不行。 站 台上有两盏昏黄的路灯，穿越水泥栅栏，黢黑的站前停满了嘎斯牌货车。淅淅沥沥的雨中矗立许多着雨衣者，爷娘相唤声透过雨幕此起彼伏。 聪明的老爹很快找到了我们，顾不上嘘寒问暖，赶忙把娘几个拉上车。篷布把汽车包的严严实实，嘭嘭嘭的雨声中不知东南西北，只知道不断地在左拐右弯，满车人东倒西歪心里嘀咕：这就是四川啊？不知过了多久，车停了。爹说，到家了。 眼前一亮，果然一个崭新世界。 几十排灰色二层楼依山而建，直向坡下铺开去。我家幸运地住在坡顶第一排，楼下窗户正对着三尺远的石壁，石壁不断渗出小股泉水，沿壁下一条阴沟静静地流淌。 屋内门右有架木梯，我登上去，从一个方孔中钻进二楼，像老上海石库门的亭子间，窗户立刻明亮起来，向外望去，恰与广场上走来走去的雨靴水平。 房屋是古老的版筑夯土结构，外墙刷了一层洋灰水，用来防止雨水侵蚀。这是学习大庆经验，风行全国的“干打垒”模式，又省钱又保暖。 本来领导准备把这里安排工人家属的，干部家属则住在热闹的隆昌县城生活区里，但文化大革命风头已经开始，工人闹将起来了，结果只好来了个颠倒，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我家正好赶上干部家属这一拨一百八十户进川，不留神沾了领导的光，也随之来到偏僻的“十二公里”。 其实这是个不错的地方，南面是连绵不绝的山峦，首当其冲是“青木峰”，再远点是著名的“云顶寨”，有好几个大地主庄园，像中世纪欧洲的古堡那样雄伟。 去时正值入秋，满山郁郁葱葱的山茶树果实累累，如杏大小，青中带紫，煞是诱人。我随手摘来吃，嘴里却苦涩木渣，原来是用来榨油的，并非水果。山茶林间有不少 马尾松，蝴蝶般轻盈的小鸟其间翩翩绕飞，它们把小巢筑在矮枝上，鸟蛋只有樱桃大小，常有馋小子垂涎摸黑而来。 “十二公里”北面顺坡而下是条清澈的小河，由隆昌县城几十公里蜿蜒而来，两岸茂竹修林，照的水中绿影滟滟，鱼儿心醉。 邻儿善钓，我跟着凑热闹，每日也能钓起三四条鲫鱼，母亲把它养在盆里，攒个一周，便红烧来吃。钓竿都是现成的，近在咫尺的竹林，随手砍来就是。但要小心，被农民捉到不是好玩儿的。 我见别人用火烤竹竿，烤软后取直再冷却固型，加工后的钓竿果然漂亮。我效而仿之，偷砍一支笔直的青竹飞快回家，如法炮制。不料，烤过之后竹皮竟皱了起来，飘轻的。 邻儿笑我：你真呆，砍了根当年的嫩竹，即使不火烤，风干后也会皱巴巴的，还没有 芦苇结实呢！ 我真呆。 河上有座水泥桥，叫“工农桥”，是我公司援建的。我们却嫌它乏味，宁愿多行百步去划渡船。那船通常没人管，划过对岸，别忘了再划回来就是。 我初次划船，却觉得手脚并不够用，直打转转不说，还向下游无来由漂去。我惊慌失措之际，下游上来一只渔舟，渔人谈笑间将我截住，总算虚惊一场。 这里的渔人都很神气，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捕鱼。因他船头立着一只鱼鹰，猎鱼几乎百发百中。鹰颈有索，渔夫掌握著，不怕它将大的鱼儿中饱私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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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异客（28） 呼啦啦来了这么一群人，说不同的口音，穿不同的衣服，住不同的房屋，周围的农民感到很好奇和怪异，反之，我们这个来自南京的移民群体，也对他们抱有同样观感。 一群农民尝试着走近“十二公里”，挑来蔬菜瓜果。 新移民饶有兴趣，瞧了瞧，许多没见过的好东西，新鲜。 “多少钱一斤，这个”？ 农民琢磨了半天，哦，明白了，用四川话给与纠正：“是好多钱一斤”。 然后尽量放慢语速解释，这是牛皮菜，一分钱一斤；那叫柚子，一分五一个；还有过河菜，三分钱；桔子，五分钱，桂圆八分钱。 新移民开了眼界：好便宜！然后又撇撇嘴：什么过河菜，不就是南京的蓊菜么？桔子我们那也有，不过，没这里的大，也没这里便宜。 最先和土著打成一片的是我们小孩子，很快就学会了几句四川话，而且常常不知好歹，拿来就卖弄：“干啥子”？“好多钱”？“格老子”，“锤子”！弄的大人啼笑皆非。 我们一大群孩子围住卖李子的，“好多钱一斤”？“一分钱两个”。 我们十几只手一起伸进筐里翻检，找大个的。趁他不备，先藏了两个到口袋里，然后摊开一只握住两个李子的小手：“看好啊，给你一分钱”。从容地走开，捏了捏口袋里藏着的鼓鼓的两个李子，每个人都偷着乐。 为照顾职工生活，公司专门开了个商店，百货烟酒样样齐全。又让懂行的家属办了个小 吃店，熟食店，周围农民渐渐把这里当了集市，卖点蔬菜瓜果，换点零钱，打打牙祭 ，看看美女，“十二公里”渐渐热闹起来。 从家属来说，就是进城不方便，虽然每天有几辆嘎斯车接送职工，但允许家属上车只有星期天。三里外有个叫“山川”的地方，有一条山沟，那里也有个生产枪炮的三线军工厂，却只有路边一个小卖店。 八里开外是另一个泸县的“加明镇”，是个名副其实的集市，去时是个几公里的大下坡，回来则完全是爬山，有的年轻人不怕死，就骑自行车去，一阵风似就到了，返程时却成了叫苦连天的推车手。有道是：“有路是个车，无路是个爹”。 那时，自行车在这里还是稀罕物，当地农民喜欢叫它“洋马儿”。我家也从南京带来一辆半旧的自行车，荷兰老牌子，性能很好，但被俺爹立刻卖了，怕俺兄弟们上山下山的闹出大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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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新风（29） 1966年9月开学时，我已经读五年级了。这个刚组建的学校是公司的第二子弟校，规模很小，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一座不大的二层楼就装下了一所学校。由于新辟，操场道路都没搞好，推土机每天还在轰隆隆地工作，我们一只耳朵听着老师乏味的讲课，另一只耳朵饶有兴趣地与推土机发生共鸣。 地下的泥块很像石头，坚硬而多层，却又易塑型，拿刀来刻手枪非常合适，稍一风干，涂上墨汁就跟真的一模一样，每个男生抽屉里都有几个半成品，女生则用来刻小人儿。当然，她们更喜欢用白线勾织各种小玩意儿。 这所学校与原来那所名校“南化四小”不可同日而语，老师都是四面八方凑来的，参差不齐。音乐体育数学老师都是工人临时配置，校长像个农村妇女，一口苏北土话，连南京人也听不懂。想想原来那位衣冠楚楚，语言温厉的南化四小的王校长，心里就没了师道尊严的意思。 班主任安绪宁小姐是位刚出师范校门的年轻女教师，性格懦弱，又操四川口音，言词自然不够犀利，便无力镇压班上几个大闹天宫的家伙。他们欺软怕硬，现在甚至敢把恶作剧搞到老师头上——把教室门虚掩，上面放一把扫帚和纸篓，安老师推门进来，正好扣在她头上。。。。。。 安老师只是气的跑回办公室去啼哭，校方却无计可施。只有我们几个班干部前去安慰恳请，安老师心软，委委屈屈再随我们回来，然后再一次被气哭离开。印象中，安老师布满雀斑的脸上通常都是湿漉漉的。 也许是施工单位到处流动，父母无暇亦无法管教子弟，因此学生素质自然差了一大截，“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许多在我们老校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在这里却是司空见惯。好学生大都是乖孩子，坏学生则无人敢管，便越发嚣张起来。 开学了好一阵，课堂上哪天都是乱哄哄的，记不的学了多少知识。当然也没人计较这些，革命年代，学好知识还比不上出身纯正，“俺是大老粗，祖宗三代都是要饭的”，说出来都是响当当的，无上光荣。不会讨饭的，而且还读了点书的，倒是抬不起头来，更没人羡慕。 上课没意思，没事就去爬山。山上只住着一户人家，他负责看守我公司的水泵房，同时，又兼生产队长。老人很和善，大家叫他“朱队长”，曾经是川军的一个连长，在上海打过日本鬼子。 当然，这时已经并不算很光彩的事了，只有八路军打鬼子才算数。因此，“朱队长”在我们小孩子面前还敢吹一吹，跟大人都不敢说。我们回去跟大人说，没人相信，都说毛 都说蒋介石下山摘桃子，他们怎么打过鬼子？ “朱队长”家的母狗下了一窝崽，我看了喜欢，向他讨了一只胖乎乎的小黑狗，带回家去。刚满月，小狗怕冷，常常躲进炉子风孔里，把毛燎胡了，娘见了厌烦，逼我撵了它出去。 那几日秋风秋雨，小黑狗几次都从远处找回来，湿漉漉地蹲在门口打哆嗦，最后不知所终。“朱队长”见面曾问起小黑狗的情况，弄的我支吾半晌，很是不好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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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烂漫（30）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 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毛 万寿无疆！ 几乎在一夜之间，全国七亿人民立刻沸腾起来，不分老幼，人人都开始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唱语录歌，戴红袖章，别领袖像章，向领袖头像早请示，晚汇报，真个儿是山河烂漫，天下动容。看到这些，毛 兴奋地说，从几岁的娃娃，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发动起来了，文化大革命真是深入人心啊！ 就在我们来四川没几天，毛 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五十万红卫兵，大哥作为南京红卫兵代表，还幸福地登上了观礼台。不久，二哥也被选为隆昌县代表，参加了毛 第三次接见红卫兵。 之后，全国的红卫兵好像一下子醒悟了过来——为什么要听天由命地等待官方恩赐呢？我们是毛 的红卫兵，我们有权利自己去北京见毛 ！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万红卫兵都向北京涌来。 毛 很高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需要这些年轻人打冲锋啊！于是，他老人家不顾七十多岁高龄，一口气连续十一次接见红卫兵，整整一千三百万人那！这些激动人心的情景通过新闻电影再现于亿万革命群众面前，更加鼓舞着他们坚定地站在毛 革命路线上。 政府当然非常支持，大开绿灯，红卫兵走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免费吃，住，行，真是无比幸福啊！这就是著名的“大串联”，许多人今天仍然回味无穷。 二哥那年十四岁，进北京从家里只带了五元钱，玩了20多天才回来，还剩下二角钱及五个通红的大柿子。 我们小学生不让串联，上面有规定，因为我们只能算“红小兵”，待遇差了一个档次。 这时，中央已经通知，全国学校都开始“停课闹革命”。不用上课了，每天来学校就是喊喊口号，贴贴大字报，学生当然乐不得，少年总是好事的，读书并不好玩。。教室里张贴着许多毛 语录： 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行到底！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 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 每个人心里都是满满的，忠心，激情，狂乱，都想大展身手，都想把往日高高在上 东西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狠灭资产阶级的威风！ 学校大楼四个角上都装上了高音喇叭，每天都在发出响彻时代的最强音：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真是火红的年代啊！红旗之下成长起来的少年，终于可以真刀实枪的战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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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小兵（31） 文化大革命像疾风骤雨席卷而来，许多大人还有点晕头转向，我们小学生却很快行动起来。 “大串 联”已经把革命火种撒遍全国各个角落，毛 接二连三的“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又像秋风掀起燎原大火，昔日的权威机构和权威人物毫无抵抗轰然倒地。 县里的大字报已经从国家 刘少奇批到西南局的李井泉，四川省委的廖志高，县委的藤恒和，满大街都是戴高帽子游街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革命群众发誓要打倒他们，火烧他们，炮轰他们，以证明自己誓死保卫毛 革命路线的忠心。 父亲单位“八化建”的革命高潮是一群小青工闹起来的，他们是企业的最底层，层层叠叠压在他们头上的有师傅，班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厂长，经理等数不尽的大山。 现在革命了，可以把昔日的大山掀翻在地，他们无比兴奋，因此斗争起来格外狠辣，常把几个月前还不可一世的当权者打的哭爹喊娘。正如他们的战斗作风一般，他们成立的造反组织叫“狂飙”，没几天就威名大震，让人闻风丧胆。 这个企业是以老工人为主，他们受党多年教育，对一帮小青年大闹天下，踢开党委的革命行动感到无法容忍，于是，针锋相对地成立了“红旗”战斗团，主张保护老干部，温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爹爹是解放前的老党员，又为人侠义豪气，在老工人中威信很高，因而公推为“总负责人”，威风凛凛地率上千人上街游行。 二哥在中学也和别人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名为“长缨”造反团，想是借了毛 诗词“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之意。 我们小学这些“七八点钟的太阳”自然也跃跃欲试，几经酝酿，五年级率先成立“先锋”造反团。高我们一届的学长们不抵事，从来就知道跟在我们后面起哄。历来造反者大都不是安分守己的之辈，如汉之刘邦，明之元璋，水泊梁山等，我们班上作闹哄事者更猥琐下贱些，我对他们常常不屑。起初尚在犹豫，是否与其共同起事？但我又极羡慕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大气人生，此时正是施展身手的机会。 于是，同意入伙，并给他们起了个“先锋”的团名，但拒绝当其“头儿”。但彼等须仰仗我的文字，便封了个“参谋长”。我自幼懦弱腼腆，就是写了无情批判校长老师们“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但仍羞于见她们，因为她们眼里我是还个品学兼优的“五好学生”。 文革初期仿佛土改开始，任何一个造反组织都能分到一份“浮财”——学校的文具任由我们拿去，老师们对我们这些有毛 撑腰的“革命小将”噤若寒蝉，百依百顺。 走进县城里的公司“文革办公室”，我们也是大剌剌地拿出份清单：毛边纸五千张，墨汁十瓶，毛笔若干。那位工作人员看了看我们这帮十一二岁的“红小兵”，摇摇头，无可奈何地打开仓库，让我们伸开小手尽情搬去。 谁敢破坏伟大领袖毛 的战略部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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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听寂静 2021-09-30 09:42:44 语言平实真切，老百姓几十年生活的变迁，正是共和国成长的缩影，谢谢分享。 ----------- 老了，老了，一辈子混过来了，真实的回顾一下，也是蛮有意思的。也不枉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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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烂一个旧世界（33） 毛 教导我们说，“我们不但要砸烂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砸烂旧的东西很容易，建设新的东西却很难。 我们可以挥起铁拳打倒了地主，夺取了土地，但要让这些土地里长出更多的粮食却是很难；两口子吵架砸烂锅碗并不难，难的是还要花钱去买新的；砸烂一个旧的婚姻并不难，难的是仍然无法建设十全十美的新婚姻。 难的事情当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做，容易的事情又太有人愿意去做，何况砸东西有快感，假如没有法度惩罚，谁都愿意沿街砸去。所谓大革命，就是礼崩乐坏，谁也管不了谁的年代——让我们一起砸烂这个旧世界吧！ 1966年的中国人很听话，他们响应毛 的号召，都在忙着砸烂旧世界。毛 历来提倡厚今薄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早就宣称：“共产党人就是要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是啊，在最美好的共产主义面前，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观念，旧风俗”算什么东西？早就应该扫到历史的垃圾堆去了！ 我们是毛 的红卫兵，红小兵，当然应该指哪打哪，一马当先。 县城里“封、资、修”的东西挺多，满街的贞节牌坊，大户人家的门楣匾额，有钱人家的金银首饰，诗书人家的“黑书”，这些便宜了近水楼台的红卫兵造反派。砸的砸，烧的烧，扔的扔，每天都很热闹，但革命时代谁也不在乎这些宝贝的价值，从没听说有人乘机私自藏起一件好东西。 对于我们这些住在“十二公里”的红小兵们，可就苦了，因为地方贫穷而偏僻，能砸的“四旧”实在难找，就是路边的坟碑都很简陋，一点封建文化的痕迹都没有。还有因修路而塌露的石棺，看不到有什么像样的陪葬品，根本无法组织一次大快人心的“革命行动”，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只好拿老师办公室和教室里的桌椅撒气。 中学的红卫兵比我们红小兵要聪明许多，他们很快在开张不久的蔬菜店，熟食店发现了资本主义苗头。于是，一支队伍浩浩荡荡的开来，两个少年男女威风赫赫地在店门上贴上巨大的交叉封条，甚至还费心送了一幅白纸对联，内容依稀是“称小利润大，池浅王八多”之类。 红卫兵小将是痛快了，可家里的大人却傻眼了：明天到哪去买菜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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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大人”（34） 随着“打，砸，抢”日益升级，学校越来越乱，我对“先锋造反团”也越来越失望起来，这根本就不是我当初想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样子，为此，我常常与团长，副团长意见相左，每与其争，终不得果，渐渐生了去意。 团长王林，副团长李平本来就顽劣出名，老师同学都因惧而避之甚远。适逢乱世，他们好勇斗狠，市井泼皮的本性就显露出来，我与之为伍，常常觉得无颜。正踌躅间，有人传言与我，说彼等正想搞突然袭击，宣布开除我出团，让我难堪。为免受其辱，我抢先一步，在学校走廊贴出了“退出声明”： 团长大人： 因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识观点不同，我无法继续与你们共同参加运动，因此宣布自愿退出“先锋造反团”。自即日起，贵团一切所作所为，概与本人毫无关系，本人亦不负任何责任。 鉴于贵团名字“先锋”为本人所起，因本人已经退出贵团，希望贵团另换一个名字。若坚持不换，那就是一只赖皮狗。 声明者：三郎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声明”一出，全校哗然，许多人是幸灾乐祸的大声传诵，王林，李平二人平日横行校园，从未遇公然斗胆冒犯者，闻知此事，自然恼羞成怒，从此视我为第一仇敌。少年不知人世险恶，哪懂“可以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的全身避祸之理，一时意气用事，竟结下难解私怨。 果然不久，便有大祸临头了。 |
| 唉，年幼无知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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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压城（35） 文化大革命本意是政治批判，因此初期的大辩论很精彩，犹如打擂，任何人都可以大显身手，绝不像今日大学生那种无聊的作秀式辩论。高台之上，万目之下，唇枪舌剑，若非铁嘴钢牙，断不敢代表本派出马的。 但如此你来我往，大战三百回合太熬人，于是就有一方恼羞成怒，图了急功近利，组织打手突袭敌营，企图以武力使对方屈服。另一方自然也不肯吃亏，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于是，双方开始文斗消退，武斗升级。 父亲率领的“红旗派”本来是声势浩大的，它的成员包括了公司的绝大多数老工人和知识分子，人数是对手“狂飙派”的三倍，而且口诛笔伐的本领更胜于对手十倍，因此，两雄相争开始就占了绝对优势，这使以青工为主体的对手不堪招架。 然而，但随着“武斗”的升级，形势立刻逆转，数百名骁勇玩命的“狂飙”小伙子冲杀过来，千余名“红旗”老工人纷纷避让逃散。非“红旗”不勇，但万一不测，家小何寄？而“狂飙”都是光棍一条，“活着干，死了算，不打倒某某非好汉”！何其勇也！ 四川地方的形势更为复杂，各单位的造反派纷纷寻找社会联盟，“狂飙”的盟主正在得到县里主流派的强力支持，“红旗”面临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军心正在动摇，聪明人已经开始找各种理由拒绝参加组织活动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父亲作为主要负责人，看到“红旗”败象已现，队伍溃散就在朝夕之间，自己却无力回天，心情十分沉重。组织失败后，必然要遭到对方打击清算，不单自己，连家人也难幸免。 父亲决定让二哥先行出逃，他大些，读初中，恐遭人下手。四川没有亲戚，只能投奔千里之外的大哥。他留在南京读高中，没有随来四川，现在倒成了避祸的狡兔三窟。元旦过后，乘着中央规定的“大串联”免费乘车的最后期限还剩几天，十五岁的二哥潜入火车站，迳投南京去了。剩下家里只有妇孺娘仨儿，料“狂飙”也不忍下手，父亲是这样想的。 至于他自己，亦属在劫难逃。父亲并无侥幸心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听天由命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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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36） 年前的好几天，父亲已经在厂里下班不回来了，这我们已经习惯，搞政治运动很忙，经常晚上要开会，而且他又身负重任，赶不上从县城回“十二公里”的班车，只好在办公室对付几宿，不算稀奇。直到除夕，父亲还没有回来，娘就有些慌了，问了几个平时走的近的邻居，人家都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年初一上午，爹还没消息，娘有些熬不住，就打发我进城，到父亲那里去看看。 找到了父亲单位“机械厂”，进了大门，看见还有许多工人在上班，那年中央号召过“革命化春节”，全国人民不放假。 在车间门口碰到一个姓吴的上海人，他和我们家很熟，父亲经常邀他来家喝酒。他见了我，表情有些怪异地说：“你呀，你昨天来就好了哎”！我不解，继续走进父亲的班组。 正是中午休息时间，父亲的十几个同事都在围着一个阔大的工作台吃饭，台面是铁皮包着的，上面镶嵌着七八个台虎钳。父亲单独坐在一角，满脸疲惫，黑瘦漠然，却见他胸前帆布工作服上有些已经干涸的浆糊。 见我进来，他只是问道：“你怎么来了”？然后招呼我坐在身边，从饭盒里拨出些饭来给我。奇怪的是，父亲的工友们却好像没有看见我，不声不响地都走了出去。平常他们对我都很热情的，父亲是班长，曾经好几次把涨工资的指标让给他们，我见到过他们对父亲当面表示感激涕零的样子。 吃完饭，父亲就撵我走，让我告诉娘，别惦记，这几天有事回不去。 过后不久，这些冷遇、冷漠和幸灾乐祸都有了答案——原来父亲遭了大难，背时了。 除夕下午，就在广播里热热闹闹欢呼“革命化春节”的到来，就在播音员宣告“广大革命群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的时刻，父亲领导的“红旗派”被宣布为“反动保守组织”。然后，全公司召开千人大会，父亲和其他“红旗派”领导人被当场拖上台批斗，然后满城挂牌游街。。。。。。 好在父亲是组织里的温和派，从不主张武斗，虽遭凌辱，但没有像他的战友那样被打的头破血流。 对父亲的处理决定是“监督劳动”，怪不得他往日的部下和工友都是那么怪怪的神情。 许多年后，我参观设在盱眙的新四军总部“黄花塘”，在这里陈毅军长曾被政委饶漱石斗争多日。陈毅在日记里发牢骚说“几十天里，鬼都不上门”。想想那都是将军生死与共的故旧袍泽，尚且避之唯恐不远，何况父亲的区区工友呢！尽管他们在我家喝酒时都称兄道弟，称颂父亲仗义豪侠，但父亲罹难之时，如不趁机落井下石已属难得可贵。 我一生从不请同事好友家宴，全因了此事教训。 除夕之夜，“十二公里”还发生了另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狂飙”派胁迫全体科长以上干部及其十二岁以上的子女家属集合，就在我们天天听到“红旗，红旗，迎风飘扬”晨曲的广播室里，让他们跪在冰冷的地下，每人领受了一个大嘴巴。 并且还嘲弄他们说：“记住了，这是给你们拜一个革命化的年”。当然，这个耻辱场景所有在场者都守口如瓶，好多天后才了传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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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流满面（37） “红旗派”的落难，很快波及到中学、小学，二哥远走，幸免于难，可我所在的小学外墙上却出现了触目惊心的大标语： 打倒lsq，解放全中国！ 打倒周留英，解放子弟校！ 打倒张三郎，解放五年级！ 想我一个五年级小学生，何德何能，居然和大臣，校长这等人物并肩站在墙上，真是不知说什么好？我心中恐惧，但仍然坚持上学，虽然班上依旧闹哄哄的，老师依旧无法正常上课。中央说，这就是“复课闹革命”，也就没有人说这不是“复课闹革命”。 刚过完年，那天，我正在课堂上课，突然冲进来一伙人，说是抓“反革命”，老师不敢阻拦，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连推带拽拖出教室。全班大乱，学生蜂拥而出，并拉动了别的班级一起聚到操场来看热闹。 操场有座水泥乒乓球台，他们把我拖上去拳打脚踢，并且将双手反扭，强迫跪在台上，为首的“先锋造反团”团长王林，副团长李平冲上前来轮流打耳光。 我幼时羞怯，即使被人欺负，亦从不在人前流泪，顶多向隅而泣。今日在众目睽睽之下遭此暴行，顿觉屈辱万分，眼泪如决堤之水无法掩止。 学校老师敢怒不敢言，只能呆立一边。 有几个女生吓哭了，跑开去。 不知过了多久，耳边喊口号的声音稀落下来，我脑子一片空白，只依稀听得“张三郎死保lsq，罪责难逃”等几句。 这时，传达室的郭大爷忍不住愤怒起来，拿起一把大扫帚冲过来，嘴里大骂道：你们这帮小兔崽子翻了天咋的？咋能这么欺负人呢？看我不揍你们这些狗娘养的！ 正在作恶的“革命小将”见老爷子真急眼了，一哄而散，这才罢手。 我忘记是怎样走回家的，脑子昏昏的，乱乱的，不知道如何发生了这种事情。 直到今日我还不解，革命的名义如何使儿童也变的这样残忍暴虐？ 娘知道了只是流泪，父亲还在厂里“监督劳动”，我这边又受到这种迫害，她无法保护自己家人，只能伤心流泪。歌里唱道：“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可这是新社会，鞭子抽我身时，母亲照样还是只会泪淋淋。 这一天，是1967年2月12日，我刚满十二岁。 我流着眼泪开始写日记，开篇写道：“何日报辱仇”? 少年之痛，痛及一生，虽逾四十多年，依然难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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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荒荒（39） 幽闭孤楼，心下凄凉，苦思无计，慵慵绻绻，只能任岁月荒荒而行。 家中的书不多，《M选集》，《M诗词》，《M语录》倒不少，而且包装各异，版本不同，因为时兴，可以用来和别人炫比。 我喜欢M的诗词，那种大胸襟，大境界，微处亦含帝王之象。可有的字我还读错了，如《独立寒秋》里的“粪土当年万户侯”，我却把个“侯”当作了“候”，心下思忖：粪土可当肥料，当然万户等候了，今天还是这样啊！ 还有比我更傻的，不认得“郁郁葱葱”里的“郁”字，念做“悠”，顺嘴把毛 诗词“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念成“悠悠忽忽”，成为笑谈。 通读《M选集》四卷，最喜欢第三卷关于解放战争的文章，高屋建瓴的智慧，席卷千军的大略，让我见识共产党摧枯拉朽改朝换代的神力。 桌上有两三本残缺不全的小说，都是我从砸烂的学校图书室里偷来的，《红楼梦》卷曲的开页已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后面还不知缺了多少页。革命时代，这种风花雪月的东西并不能让我感兴趣。《风雷》是写解放初闹合作化的事，大概就是后来改革开放闹分土地的淮北地区，故事记不清了，只记得主人公是个刚转业的营长，名字和后来某个政要什么永康相同。 读《水浒传》，喜欢江湖好汉不拘形迹，拳打天下不平的豪气。浔阳楼上，宋公明醉题反诗，“他日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诵之感慨良多，颇有同感。 还有一本散文集，叫《秋色赋》，我把它念成“秋色斌”，是作家峻青写的，当时觉得作者挺了不起的。后来长成后越发不然。峻青那篇赞美秋天的文章却来不知天高地厚，贬斥欧阳修的名篇。峻青认为自己赶上了的好时候，秋天都是万紫千红果实累累，再也没有欧阳修眼中江山的肃杀。革命时代厚今薄古，人人都以为自己比千年圣贤更加聪明。 弟弟小我五岁，还未上学，我有时觉得外面片刻安全，便带他和伙伴们在门口玩，虽然不甚玩到一块去，他们却喜欢的要命，一口一个“三哥”叫着，直叫到长大。后来这些孩子还都出息的不错，做到了公安局长，律师，小老板之类。 二哥来了 ，告诉我们，他逃到南京大哥处后，公司的“狂飙”亦寻踪追来，到大哥的学校要人，非把二哥捉回四川。没想到，这回却撞到枪口上，十九岁的大哥这时正是学校造反派联盟的盟主，当下命喽啰们把来人绑了，关了两天。大哥当面警告他们：倘若胆敢再跨进校园半步，定要打断伊的狗腿“！二人抱头鼠窜，两丫子加一丫子，撒丫子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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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告状（40） 岁月荒荒，心下惶惶，到底不上学还是不行，但近在咫尺的学校又去不得，甚至还不敢离开家门一步，想想不能这样长久拖下去，只有去告状，到隆昌县城直接去找公司总部告状，只求他们还我回校上学的机会。 从“十二公里”到县城有班车，每天接送跑通勤的职工上下班。但我不敢搭车，怕被人拦下，遭到更严重的报复，只好拣离公路不远的山间小道悄悄潜行。 那日上午，等上班的，上学的都走了，村子里静下来了，我匆匆跟娘打了个招呼，便按既定的路线出发了。还好，一路无险，虽然绕了不少路，到下午还是进了县城。 公司总部大楼在县城东门口，虽然只有四层高，但在本县已经是最高建筑，比县委要气派的多，况且还在从火车站进城的要道上，特别引人注目。 我战战兢兢走进大楼，从来连老师那儿也没告过谁的状，今天却要越过老师，校长，家长，直接告“御状”，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有人把我领到公司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门开处，接见我的竟是第二号人物“李志良”先生。 李志良先生有些惊讶，但还是让我坐下，耐心听眼前这个十二岁孩子的冤情诉说。听我说完，“李志良”拍案而起道：“太不像话了，现在还敢这么胡来，你回去告诉你爸爸，让他放心，我一定会处理这件事”！说完，他立刻抄起电话指示学校，命令她们第二天必须到我家去接我上学，并且要保证我在校安全。然后，又打电话给“王林”的父亲单位，命令他严厉管教其子，不许再惹是生非。 我有些感动，有些意外，觉得他和别的“狂飙”不一样。“李志良”是机关科室出身，也是知识分子。 他还告诉说，你父亲我认识，老师傅，老党员，虽然现在站错了队，但我们一直愿意团结他。 后来我知道,“狂飙”过左，虽然夺的了最高权力，但大多数老干部，老工人都不愿意与他们合作，局势稳定下来后，新政权急需争取人心，开始收敛一些过激的做法。“李志良”属于温和派，因此被选为二把手。 第二天，在子弟校已经夺权成功的徐老师果然屈尊驾临，亲自上门来接我返校。我忐忑不安地随她而去，竟然未遇到任何麻烦。 起初，我还为拉下的功课发愁，毕竟两个多月没上课了，不知能不能跟得上？但一次小测验后我笑了，我的成绩还是名列前茅，学校这段时间根本没上新课，还在继续“闹革命”之中。课堂上继续在闹，安老师继续在哭。我重新回到其中，浑浑噩噩，只记得每天早上的“天天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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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风暴（41） 宽松些了，就想出来玩玩，住在偏僻的“十二公里”，节假日照例想进县城逛逛。 班车照例不好坐，两台嘎斯棚车，只有靠车厢挡板各有一排固定的长条凳，早就被一些捷足先登者抢占了，等到八点钟发车时，后来者只能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塞进去。随着在山道上拐来拐去的车体晃来晃去。很多人都被晃晕了，可我不晕，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闻浓烈的汽油味。 司机很牛，照例是姗姗来迟的，他老人家拎着一壶茶，叼着一根烟，满车的人都讨好似地陪着笑脸跟他打招呼，他爱理不理，头昂昂的。有时碰到不高兴，他就在车前一蹲，一根一根抽着烟，也不管八点九点。 驾驶楼照例是司机太太的包厢，夫贵妻荣，多少女人在羡慕着。倘若某回太太没来，马上就会有别的妇人主动出来填空，能得到司机宠幸，蹭进驾驶楼，她们会兴奋的满脸通红。当然，司机这天的心情也会格外的好，对所有的乘客都很客气，满车都是春意盎然的。 五一这天，我们在县城里无比满足的逛到下午，然后来到办公大楼门前候车，却看到大街上聚集着许多情绪激动的人，很久都没看到这样厮打喊叫的场面了，人们都有些不习惯了，因此越围越多。一群年轻人被打的头破血流，但他们却不肯屈服，仍在高声抗议着，围观的人群又激动又惊恐。 返程车上，有人在小声议论：好像是刚分来的大连学生，被人打呢！ 几天后弄清楚了，大连技校刚分来公司二十二个学生，他们从沿海大城市来到偏僻的内地小县，本来心里就落差很大，又看到“狂飙”如此专横，仗恃着自己也是见过世面的造反派出身，便奋起抗争。当然，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掌权者无情镇压。 “红旗派”久被压抑，人人敢怒不敢言，现在见有人敢挑头造反，恰如火种落入荒原，大家都在愤愤地说，人家刚来几天都不甘受欺负，我们就这么窝囊吗？这种情绪迅速在蔓延，晚上到我家跟父亲议论此事的人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激昂，越来越不怕事了。 正在此时，有消息传来，党中央否定了四川的“二月镇反”，据说有文件出来了，这就意味着原来搞的那套都是错误的，“红旗派”要彻底平反了。 几乎是一夜之间，办公大楼里的大字报就被贴满了，红旗派一扫原来胆小怕事的模样，人人挺直腰杆站了出来，游行示威，辩论集会，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到处是群情激奋。 这次挑头的已经不是父亲这样四五十岁的老师傅，而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猛打猛冲，再不手软。最勇敢的还是那帮大连学生，他们成立了“五一风暴战斗团”，以纪念那天起事，原红旗派有一多半人参加了这个组织。另外，“从头越”、“成工兵团”相继成立，号称“三兵团”。到这时，红旗派原先的温和派也全部转向激进派，乱世英雄起四方，胆小怕事只能成为被人随便践踏的蝼蚁草芥。 面对比自己人数多出几倍的“红旗派”重新崛起，而且是无所畏惧的黑压压人 群，“狂飙派”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他们有些懵，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知如何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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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喜之间（42）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中央领导的讲话传达了下来，周陈康江接见了四川两派代表，严厉地指出：四川的“二月镇反”是错误的，必须彻底平反！谁要给它翻案，在全国就是给ld翻案！在四川就是给ll翻案！ 公司“红旗派”一个主要头头有幸受到了这次光荣的接见，第一次进北京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见中央领导，第一次坐飞机，他回来传达会议精神时激动的热泪盈眶，“党中央时刻在关心我们革命派，我们要誓死保卫毛 革命路线”！红旗派深受鼓舞，斗志更加昂扬。 为了验证自己的“被召进宫”，他们还拿出精美的十支装“中华牌香烟”，还有印有“人民大会堂”的火柴盒来显摆。 “狂飙派”见风云突变，一时失去方向，人心大乱，许多动摇分子纷纷退出组织，眼看大势已去，无力回天。 又过了些日子，以“红旗派”为主的隆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他们宣布“狂飙”为“反动组织”，给了它最后的致命一击，“狂飙”被迫宣布解散，主要头头被通缉捉拿，骨干分子四散逃亡。。。。。。 我也获得了一本“平反证”，上面盖有“宜宾地区军管会”的大印，为我平反的罪名是“非法遭受政治迫害”，可惜不能和大人一样补发工资。 政治风云变幻，转瞬便成人间一喜一悲，一悲一喜，曾几何时，响当当的“革命派”变成“反动派”，遭人凌辱迫害的“反动派”则变成了“革命派”。谁曾想到，半年前的 “狂飙”与“红旗”处境如今却生生颠倒过来，恍如隔世。 县城里经常组织上万人的盛大集会，游行，几百面代表各种革命组织的红旗猎猎招展，各种名称来头都很大，有“隆昌县革命委员会”，“公检法军管会”，“红卫兵工代 会”，“红卫兵农代会”，“中学红代会”，“小学红代会”，“红色中教”“红色小教”，“红卫兵隆昌部队”，“二号信箱反到底”等等。当然，这只是红旗派所属队伍，另一派的“革联总”则被打成“反动组织”，早已转入地下活动，只能偶尔在夜里偷偷出来贴两张不同观点的大字报。 隆昌县里和父亲的公司一样，原体制内的党政组织，干部，党团员等基本都站在“红旗派”一边，现在经过一年的争夺，又牢牢统治了上层建筑，而且还得到省里，市里官方的支持，红色江山又能万年长。 随着形势好起来，我又想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瘾来，挑头成立了“烽火战斗团”，不久，又率团加入本县最大的学生红卫兵组织——“红卫兵隆昌部队”序列，狐假虎威，觉得很风光。 我们自己编印“烽火战报”，刻蜡纸，油印，忙的不亦乐乎。刊头是毛 戴军帽的侧影头像，还有社论，檄文，快讯等等，俨然是一张幼时就崇拜已久的红色“挺进报”。 不过，那时是不兴卖钱的，都是到人群中去散发。看纸片在空中纷纷扬扬，看无数只手在空中挥舞抢阅，很过瘾，好像自己是电影里闹学潮走上街头的热血少年。文风则效仿鲁迅先生，嘲弄，挖苦，针砭，痛打落水狗，使言之所向者浑身不自在。 我的对手呢？政治上的失势和文墨上的粗陋，使他们已经不能成为我的对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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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忧天下（43） 身逢乱世，心常不安。虽然报纸上不断在说“祖国山河一片红”，“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眼前的情景却不像那么回事。 “中国向何处去”？ “四川向何处去”？ 有一篇文章开头写道：“巴黎公社最后的枪声消失了，满街是被俘的起义战士，他们戴着沉重的脚镣走在毁弃的街垒旁，撞击着小巷的石板铿锵作响。。。。。。” 我想起熟悉的曲子和歌词： 戴镣长街行， 告别众乡亲。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我一个， 自有后来人！ 这时，在离隆昌县不远处，一场真正的大悲剧正在上演。 泸州的“红旗派”始终处于弱势，眼下他们已经被“革联派”武装包围在方圆两公里的阵地上，总攻就要开始，枪炮即将轰鸣，几万人命在旦夕。 隆昌与泸州交界，却属宜宾地区，宜宾的“红旗派”决定出兵解战友之危，在官方默许下，组织起18个县市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武装支泸”。（电影《枫》，就是叙述这个故事） 那天，我正在一个路口卖呆儿，眼见着五十多台满载武装人员的解放牌汽车向泸州方向开去，车头架着机枪，他们全身披挂着武器弹药，满脸悲壮地奔赴战场。 我看的吃惊，脊梁上冷嗖嗖的。 公司也响应号召，凑足一个武装连上了火线，为首者是一位抗美援朝时代的机枪连长，叫“叶相华”，他仍旧喜欢他的老把式，抱着一挺机枪在最前沿战斗。 叶连长是个神枪手，刚上去，就用两个点射打掉对方一个火力点。他颇为得意地又瞄上了第二个目标，却不知已经被对方的狙击手死死盯住了。听说他刚要起身，就被击中左肩，他本能地往上一挺，紧接着第二枪，第三枪响了，他的心脏被击碎，重重摔在战壕里。。。。。 “红旗派”把“叶相华”誉为英雄，专门建立了“烈士纪念馆”，他的妻子一遍一遍地向来人诉说着丈夫的英雄事迹，时间久了，渐渐也就没人喜欢听了，这个妇人只能一手一个牵着幼儿幼女度日。 唉，两个孩子也不争气，没什么出息，日子过的很不成样子。提起她们家，不少大人背后都叹气。 寡不敌众，“红旗派”武装支泸很快大胜而归，于是，庆功的庆功，喝酒的喝酒，他们初次尝到了武装革命的甜头。 从此，枪声就断断不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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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声隆隆（44） 冬日渐近，静寂的夜里就开始躁动不安，远处仿佛有巨雷滚过，隆隆的在天边回响。 九月，“武装支泸”罢归后，被打垮的“革联派”分散流入农村，并且很快在农村发展起来，他们痛定思痛，以复仇者的气势卷土重来。在城里得到官方支持的“红旗派”打压面前，他们索性放开了胆子，竟然劫掠了几个装满抗美援越物资的军列，用大量新式的武器弹药充实了自己。 此事震惊了上面，但适逢乱世，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发了几个通令通告警告一下，人家不听，也就不了了之。 在官方的默许下，“红旗派”也打开了县武装部的军械仓库，“假抢真送”，几千支老掉牙的旧式步枪武装起来一个民兵团，开始与“革联派”展开了保卫隆昌的阵地战。 “革联派”已经今非昔比，不单武器占了优势，而且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还有相当多具有极高素质的人加入进来。他们不甘在贫瘠的农村，现在每天可以在“革联派”领到三块钱的津贴，因此在战场表现非常英勇战斗力就，迅速强大起来。 “红旗派”主要参战者都是学生和体制内的机关干部，国营工人等，他们的士气，装备，经验诸方面都出现了劣势，两军对垒不久，就渐渐不支，只有招架之力了。 公司依旧是成立一个武装连，先是自己制作了一批土枪土炮，无缝钢管加一个击发装置，炮弹就是一堆铁屑碎钉等，因为只是滑膛炮管，射程仅有二三十米，而且扇面很宽，虽然精度不够，但能够把一百人打成麻子。 “十二公里”村口的马路成了临时靶场，每天轰隆隆的惊天动地，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群。 父亲悄悄告诉我，这是虚张声势，为了吓唬想来偷袭村子的敌人。谁也不敢保证，围观的人群里就没有敌人的探子。 “十二公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发了一杆土枪，晚上家家派人出去巡逻。为了见识土枪的真实威力，从南京回来不久的二哥开始实践起来。我自幼胆小，对技术性很强而且危险的东西都避之甚远。二哥比我还胆小，但他却敢动手动脚。 那日，趁父母不在家，二哥在阁楼墙上挂了块木板，在距离仅三四米处进行射击。轰然一声巨响，结果却令人失望，连二十毫米的木板都没穿透，只是添了满墙的麻坑。 二哥说这不算，又领我到河边竹林去打野斑鸠。竹林里斑鸠成群结队，平时我们用弹弓都可以击中。这回二哥一枪轰去，只见竹叶纷飞，斑鸠却不见半只。 这时，只听二哥哎呀一声，原来他却被枪机后喷的火药熏黑了右手虎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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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严壁垒（45）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春节过后，随着“红旗派”战场颓势日显，“十二公里”已经切切实实感到巨大的威胁。夜间，已经可以听见越来越近的枪声，白天，经常会出现一些陌生人来探头探脑，种种迹象表明，“红旗派”这块孤悬海外的“红色飞地”，正成为对手觊觎的目标。 “十二公里”居住着一百八十户人家，几乎公司所有干部家属和许多老工人家属都在这里，如果被袭，政治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保卫家园，成为重中之重。 文攻武卫指挥部”决定，架设高压电网，把整个村子全面封闭，只留一个大门进出。外来卖菜的农民只能在大门外叫卖。为了防止电源被断，村里备了两台柴油发电机。夜间电网通电以后，在制高点上竖起一根旗杆，顶上亮起红灯，警告外来者不得擅入。 在高压电网内侧挖了简易战壕和工事，以备坚守。 巡逻岗哨荷枪实弹，每天晚上都要交换新口令，全部进入临战状态。 情势陡然紧张以来，“狂飙派”的家属已经悄然离去，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也许害怕玉石俱焚，也许害怕做了人质。还有一些人寻找各种理由远走他乡，去南京的，去山东 的，一家人拼死拼活挤上火车，只求快点离开四川。 父亲不想动。他说，自己虽然已不再担任头头，但还是有影响的人物，临阵脱逃，终非义举。再说，老家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直系亲属了，当初自己豪情满怀的率家南下，现在灰头土脸的逃难还乡，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 于是，我家就与大家留下来患难与共。 于是，一千多口子居民恐惧而平静地等待着战事爆发。 这时，父亲与所有的武装人员一样，都扔掉了土枪土炮，代之则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就用过的七九步枪。它一次只能装五发子弹，但不能连发，还要很麻烦的上膛退膛。 我问父亲：为什么不背一支手枪？招摇过市，那是很神气的。父亲说，没意思，还是这长的管用。 父亲的同乡綦伯伯早年当过几天游击队，曾经跨着盒子炮照了一张相片，挺神气的。这回，他还是要了支手枪，其实只是个小口径运动手枪，但他很得意，还到我家来显摆。 这又引起了二哥的好奇心。趁大人说话不备，他偷偷地把放在桌上的手枪拿进厨房去捣鼓。他异想天开，想用筷子把已经上膛的子弹捅出来，看看小口径子弹是什么样儿。 我家有副骨质筷子，非常坚固，二哥拿来从枪口往里使劲撞击，岂不知子弹底火已被撞针紧紧顶住，刚捅了没两下，“砰”的一声枪就响了，子弹本该高速出膛，却被筷子压 迫，只能猛力反推筷子插入二哥的掌心。。。。。。 父亲和綦伯伯叫声不好，转过身来，见二哥右手已是鲜血淋漓，赶忙往医院送。还好，幸亏筷子是骨头制成的,非常结实，挡住了子弹，只是皮肉伤，不然就会击碎掌骨，右手可就残废了。 谁都知道，只要是战争，总是有伤亡的，却没想到会先伤了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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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逃难（46） 当所有在家的男人都拿起枪来，准备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家庭时，他们忽然醒悟：自己怎么这样傻？即使所有的窗口都有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就是所有的房屋都在高压电网的保护之中，但攻破这个孤岛小村仍然易如反掌。 你看，村口二百米正对着“青木峰”，敌人若在山上架起一挺重机枪，可以准确击碎每一个窗户；村后便是小河，这是全村的水源，只要断水，不出三日就可不战自乱；柴油发电机能维持几天电源？ 这是最简单的兵家常识，可就是没人想的到。 这是哪位高人出来点破的，不得而知，但人们纷纷猜测是公司那些老领导。他们都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经历过不少战事，这点阵势参不透就太低估他们了。 但他们目前还是“走资派”身份，为了避“勾结造反派”之嫌，不便于成为“红旗派”的座上宾，只能背地里出点主意。眼下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一千多口子职工家属马上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而且还包括他们自己的妻儿老小，做为这个大企业曾经的主要领导，他们怎么能坐得住？ 人急眼了，就顾不得矜持和犯忌，老干部们只好不请自到，生生的自己跳出来了。 高人一言，醍醐灌顶。当家的“红旗派”头头恍然大悟，发现自己死守“十二公里”的决策是多么愚蠢和危险，连忙紧急下令：全部撤退！ 出逃是仓惶的，半夜接到通知，早上登车，每家只能带一条被子和几件衣服，锅碗瓢盆都没拿，就这样挤上匆匆赶来的十几台卡车，轰隆隆地冲出这个村子。沿路许多地方已 经成为两派犬牙交错态势，敌中有我，我中有敌，非常复杂，很容易被伏击劫持。 这一天，是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我平生第一次逃难，很容易记的住。 我养了六只兔子，匆忙中杀了五只，母亲把它红烧了，让我们吃饱上路。慌乱中却吃不下，只能扔了，为了坚壁清野。我心疼那只怀孕的母兔，偷偷带她上了车，后来她产下一只黑白参半的小兔儿，自己却因乳腺发炎死去。 逃难的方向是邻近的自贡市和富顺县，大概有五六十公里，那里局势稳定，又有公司下属的工程处，正在建设几个化工项目，可以接待自己的同胞难民。公司下辖三个工程处，各有一千多人。他们分布在富顺、宜宾、纳溪，富顺近些，局势也稳定些。 大撤退的决定，事后证明是非常英明的，仅仅过了三天，“十二公里”一带就被攻陷，生活区被无情的扫荡洗劫，一个美丽的小山村，从此只能留在记忆里了。 又过了些日子，隆昌县城也失守了，“红旗派”拱卫着县革委会继续败退，“革联派”率领农军，敲着得胜鼓进了城，正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个川南小县，就这样演绎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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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离之所（47） 公司下属的第一工程处就在富顺县，它正在建设三线单位“晨光化工总厂”，恰好在沱江之畔的崖上建了两栋楼房，还没来得及交付，却迎来了我们这批不期而至的难民。 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现成生活设施，每家有间空房已经谢天谢地了。好在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在地下铺张席子都能将就睡觉，吃饭嘛，有食堂。 家中二哥已长，面子不好看；弟弟年幼，一里多路打饭，要风雨无阻的走崖边小道也不放心，因此，我就成了来回打饭的伙头军。其实，我自幼特别喜欢食堂的饭菜，怎么吃都不够，现在可以天天吃，真是满心欢喜。 厨房的师傅都是南京过来的，做的口味相当周正，像“红白豆腐”，“清蒸茄子”都让我百吃不厌。当然“四喜丸子”更好了，但吃不起，父亲每个月六十二元钱，给留在南京的大哥寄十五元，这边老少五人就相当窘迫了。 果然，一个月后，家家都喊吃不消，食堂太贵了，一处的领导就专门给难民同胞做了一个巨大的蒸锅，水泥砌的，直径3米，深达1米5，底下是熊熊燃烧的天然气。每家早上把盛好米和水的器皿送去层层摆好，到中午再去取回就行了。那个时候，在富顺天然气使用就相当普遍，火苗窜起两尺多高，吃大锅饭相当容易。 起初，父亲还和许多人一样坚持在前线战斗，但他毕竟已四十五岁，且患有严重的胃病，不久便回到后方休养，与我们全家团聚在沱江边。。 二哥这时十六岁了，他开始跃跃欲试，想上前线扛枪打仗。他大概做着英雄梦或受了时下种种物质诱惑，“红旗派”招募的战士每天发三元钱，两斤粮票，还有两套新工作服等等。父亲知道后苦劝不听，怒而暴打，终于打垮了他幼稚而冒险的决心，也使我们几个半大小子在乱世中不敢去做傻事。 父亲在家里坦言自己的担忧，这场政治运动肯定会很快结束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伤了人或者被人伤了，结局都不会好的。 这时，一九六八年三月，却接到大哥的喜讯，他参军入伍了。那个时候，全国学解放军，军人地位相当崇高，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可是人人羡慕的事情。 大哥原先一直准备等着被学校保送上大学的，现在南京局势又非常好，老三届高中生们都在盼着恢复高考，对参军倒不是首选。大哥有些等不及，又非常羡慕解放军，没有写信征求父母意见就做了决定。 大哥的不少同学都在为他惋惜：这样好的条件，岂不错过了上大学机会？ 晨光化工总厂，北京迁来，十几年后，网红郑强大学毕业分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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沱水悠悠（48） 崖上看去，沱江极美，两岸山峦，翠竹，茅舍，沙滩，拥着碧水如练，悠悠地流向远方，平静而安谧。 渔舟或来，船头立着几只鱼鹰，在渔夫吆喝下时而入水捕鱼，时而静静地晾晒美丽的羽毛。 还有一种渔船，只是把一张巨大的方网重复落下抬起，反正江水不歇，总有路过的鱼儿落网。 江畔有座塔，匾额上书“回澜塔”。拾阶而上，可以不时看见残缺不全的佛像，想是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杰作。我最担心塔顶三旋的铜尖，倘若滚落，不知谁要化为肉泥？我路过时，总要仰着脖子张望一会儿，以判定是否安全。 崖壁一路都有佛像，大小不一，很浅的洞窟，排列好几里，也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那时，人人都是革命的无神论者，并没有觉得这是对诸神的不敬，诸神也对革命者无可奈何。 最使我惊叹的不是宝塔和神像，而是崖下一尊巨大的人形石像，他没有进行人工雕刻，但分明是人工把巨石立起，又把另一块巨石举上肩部，算作头颅，成为神秘的巨人。它大概有二十多米高，我们在崖上向它投掷石块时，感觉比五六十米高的悬崖矮一截。但石像风化很严重，也许原来有些初步的凿痕，但现在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了. 对岸有一座与它一模一样的石像，与他隔江遥遥相对，似乎在向世间暗示着神秘的宿命。 我们的栖身之所就在崖头，相隔二百米各有一条石径下到江边，我们每天跑上跑下，戏水或者捉蟹。 江面大概有三四百米宽，许多水性好的小子都能游过去，我没有那份自信，怕用光了气力回不来，只能游到中间再折回来，并且常常自我安慰道：这跟渡江差不多。我的同学钱明富，是个残疾人，只有一只右臂，居然也能游过去，真是勇敢，而我就不行。 有一回赌气想争个名誉，跑到下游一公里处实施货真价实的泅渡，那里有个江滩，把江水挤得只有五十米宽，心想讨个便宜。不料，浪更高，涛更急，几乎把自由式变成了狗刨式，拼尽全身力气，才能一寸一寸的前进。等到终于扒住对岸一块礁石，已经到了下游三百米处，惊的魂飞魄散！ 这时，才懂得什么是“到中流击水”了。返回时，我立刻学乖了，跑到上游水缓出，顺水斜行，倒是省力多了。 其实，这是很冒险的，只是大人不知道。少年莽撞历险，虽不足取，但却是谁也替不得的人生经验。 沱江里的螃蟹最傻，虽然藏在礁石缝里，可你只要将一个咸鱼头或者死蛤蟆放下去，它立刻死死钳住，急不可耐地往嘴里填，全不知还有根绳拴住呢！慢慢地，慢慢地往上拎，到水面时猛的一提，就稳稳捉住了。根本不用费事，半天就可以收获一脸盆。但是，拿回来却没人爱吃，既没有肉，又没有味儿。 戏水捉蟹算不得惊奇，那天在崖下苞谷地里才碰上惊险一幕，分明看到一条色彩斑斓的赤练蛇盘在一起，而脑袋却是狰狞的两个！有人说，见到双头蛇不祥，让我心中不安多日。后来渐渐忘了，好像也没出什么事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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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了（49） 住在富顺县，守着万古不变的沱水，日子过的悠悠哉哉，不觉已是半年。秋日的一天，忽然得到消息：可以回隆昌了。却没有“初闻涕泪满衣裳”，也没有“漫卷诗书喜欲狂”，只是有些漠然：哦，这里住到头了。 “革联派”见这回上面要动真格的了，掂量掂量，自己这点乌合之众岂是对手？慌忙撤出县城，躲到边远县境“石燕桥”一带去了。这边，县革委和大批难民重新回到县城，又是一派王者气象。 公司这回吸取了教训，再也不去考虑保卫“十二公里”这块飞地了，干脆弃之，原一百八十户居民统统被安置在县城，虽然依旧属于临时性质。 我家住进路边一幢单身宿舍楼里，起初也是到食堂打饭，但很快就没人去了，太远了，极不方便。而且还要经过一个恐怖的“红旗旅馆”，里面留下不少可疑的血迹。据说，这是“革联派”的“乐园”，供前线战士回来享乐的去处。当然，我宁可相信另一种说法：这是一所战地医院。 新居是那种一条长走廊通到底的“筒子楼”，每家就在门口胡乱用几块砖头搭起个简易柴灶，能糊弄顿饭吃就行。这样，家家烟熏火燎，走廊里总是黑乎乎的，好像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如果没有练就地下工作者的慧眼，很难不一头栽进人家的铁锅里。 俗话说，有柴无米，烧破锅底；有米无柴，团团转来。那年粮站无米了，代之供应红苕（红薯），每五斤顶一斤米。母亲很愿意，要不然似我家这般一群饿狼般汉子，粮食定 量肯定不够吃。但我们都吃伤了，至今看到红薯就好像见了仇人。 红薯可以果腹，烧柴却不容易寻摸。煤矿早已停产，蜂窝煤，煤球等都没指望了，田里的柴禾还不够农民自己烧的，只能另辟蹊径。 秋冬之际，正是甘蔗大量上市时节，人们便走边啃，蔗皮蔗渣扔的满街都是。这种东西晒干了可是上好的燃料，但等晒干了，早就被人收走了，只有趁新鲜捡拾。这需要一些勇气，人家在那里大嚼美味，你却蹲在人家膝下捡垃圾，何等屈辱？但生活所迫，便顾不得自尊。 况且，我也无可推托，二哥已长，小弟尚幼，只有十三岁的我最合适，半大小子，没皮没脸的，凭着沉甸甸的背兜和脏黑的小手，在市井中游荡。 等甘蔗下市了，我便来到两公里外的铁道旁，用一米多长８号铁丝制成的铁钎戳落叶，那种肥厚的桉树叶，非常好烧，如果穿满两根铁钎，能烧好几天。看到呼啸而过的火车，心里立刻满满的，有些轰轰烈烈的志气产生，常常想着，将来自己可能会坐上火车去做大事。 有一本书上说，把铜钱放在铁轨上，被火车碾过后就能成为一把裁纸刀，我曾试了一下，却被压碎了。 家里有好几枚古钱，有“开元”的，有“大周”的，还有“乾隆”的，后来都被我当废铜卖了，换回三四块钱。 与火车最惊心动魄的回忆也发生在这里，为了看看火车过隧道的壮丽情景，我便在黢黑的隧道里早早候着。 一列火车轰隆隆地开进来，强大的气流使我单薄的小身板飘忽起来，我急忙伏在二尺深的阴沟里，好歹躲过了轻于鸿毛的一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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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50） 又开学了。 这次有些特别，坐进教室，我们兴高采烈地被告知：上中学了。想想有点儿不好意思，刚刚过去的两年，我们没有读过一天新书，跟着大人东奔西走瞎闹腾，如今凭空就升到了中学。 子弟中学在“金鹅河”对面，从我们住的东门口走200米，经过一个很古老的石桥，再经过一片参天古木掩映的县文化馆，转到背后，豁然开朗，一个本县最大的操场，加上一幢三层楼，就是我可爱的中学。 河并不宽，大约有20多米，我一个猛子就能扎过去，四米深的水底哇凉哇凉的，耳边隐约有哗哗的水声，有点森人，很容易想起替死鬼的故事。有时候，玩票儿，偏不走大路去过河，选一个僻静地方渡河，把衣服裹巴裹巴举在头顶，只用双脚踩水前进，为的不湿衣裤，不知者还以为轻功呢！ “金鹅桥”上的一帮市井儿比我胆大，大中午的，这些已经有形有状的半大小子竟敢跑上跑下，赤条条地在这跳水。中学小女生已经渐渐粗通人事，下午上课经此，每每吓的花容失色，只好捂了半边脸，娇喘吁吁地跑过。还有更羞怯知礼的，宁愿远远去绕三五百米，从下游南街子大桥过河。 文化大革命破了“四旧”，封建礼教人人喊打，但学校里男生女生依然封建，比之前更甚之。小学时无非在桌上划“三八线”，以示边境神圣不可侵犯，如今到了中学，大家却自愿把教室分成了男区女区，更是互不通话，有效阻隔了空气中的不贞成分。 我们的老师，大都从西南师大和华东师大刚刚分来，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师道尊严便没那么神圣，加之老师又仿佛中性人，就成了青春期女孩子们欺负的对象。 班主任刘尊植先生是个重庆人，西南师范大学毕业，瘦弱白净，斯斯文文的，与女生说话，他倒先自红了脸，这倒使女生们越发强悍起来。 七八个女生下课时分成两拨，在走廊里把刘老师像排球似的推来推去。刘老师涨红了脸，嘴里慌慌地抗议:“不要这样子嘛，影响不好，影响不好”。女生们却是嘻嘻哈哈的大笑。 有时女生故意单独去找老师汇报思想，刘老师总要提心吊胆地嘱咐，再喊个同学一起来。或者，把宿舍门大敞着，以示书生坚贞自律，不染私情。 女生的强势表现，终于惹起一场课堂风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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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教育还是好（51） 名义上我们是中学课堂，但上的数学课还是“分数”，老师也没办法，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三年没上新课了，从小学四年级下学期，就正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几年都没有好好上课，对上课纪律已经无所谓，随便讲话，随便走动，随便做任何事情。 数学老师“李灿斗”先生有些急，既为课程的进度，又为学生的态度。那日，有两个女生在课下大声说话，李老师忍不住了，上前大声呵责。没料到，她们不但不怕，还反唇相讥道：“你管不着，我愿意干啥干啥”！说完，还离开座位，在过道里扭动腰肢，跳起了“忠字舞”，以示威风。 李老师脸都气白了，连声说：“好，好，好，我管不了你们，我去告诉你们的父母，让他们来管教你”！说完，还觉得不解气，又高声喊道：“我不管他们是不是用法西斯手段——法西斯教育还是好”！ 然后，他气呼呼地走了。 对于这两个女生的放肆无礼，搅闹课堂，我们几个真正想学习的同学都很生气，但乱世不多事，也就不敢挺身而出。放学了，议论此事，还是觉得气愤，想替老师出口气。于是，我在黑板上随手写下一首打油诗，中间依稀记得： 只怪老师太霸道， 不许舞女上课跳。 没想到，李灿斗先生是数学老师，读不懂春秋笔法小骂大帮忙的背后文章，还以为我们和他过不去呢！气的找校长去了。校长找我们细细盘问，知道原委后说，你们出发点是好的，只是用这种方法不对。 不对？但谁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学校也无计可施，只好由它乱着。老师只好消极对付，我照讲，你不听拉倒，反正吃亏的是你们自己。我清楚地记得，另一个小个子的语文李武发老师，在讲台上拖着川音长腔念道： 安源山， 山高及， 伟大领袖毛 。 。。。。。。。 底下一片昏昏欲睡。 我本来对数学就不感冒，老师又如此漫不经心的教，学生又漫不经心的学，许多问题在脑子里都是一团浆糊。于是，期中考试便出了大洋相，全班半数不及格，我更惨，获得了史无前例的36分，好长时间都闷闷不乐。好在我的语文又可以轻轻松松拿高分的，加上不算太难的“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两门课，总分还排在前面。惭愧！惭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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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一击（52） 我自幼并不喜欢出头，但自己这派老实者居多，被人欺负也不敢吱声，我看不下去，只好强出头打抱不平，不知不觉中倒成了老实堆里的老大。 我的老对手王林亦是小太保丛中霸主，虽然目前时局不利，不敢过分嚣张，但他依然有股凶狠劲儿，人人惧他三分。我自那次被他揪斗欺辱之后，反而不再怕事，迎面与他相遇，都以冷眼相对，不避锋芒。 那日，王林居然不识时务公然挑衅生事，在我背后涂了些粉笔灰，我上前问罪，他却摆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派头，出言不逊，结果是我与他在教室里当即扭打起来。从来以为打他不过，却不知他气力竟不如我，被我骑在地上狠狠教训。 我自知日后与他必有一战，在家刻苦锻炼身体已有经年，哑铃，杠铃，俯卧撑，加上父亲教的武术，身体日渐强壮，心理亦随之坚强。可笑这个从没吃过亏的家伙，竟然还把我当作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小绵羊，今日倒是自取其辱。 上课铃响，我们各自罢兵。心里正暗暗得意，却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用铅笔盒内面反光照照，左脸赫然出现三道血印，原来被他指甲挠的。他妈的，反而吃亏了，心中怒火又升腾起来。 好容易挨到下课，王林见势头不好，几步早已窜到走廊上，我大喝一声“你给我站住！有本事今天就别走”！ 他有些尴尬，平常也是威风八面的，今天当着全班同学，若抱头鼠窜日后实在没脸见人，只好硬着头皮与我应战。 此时此刻，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我怒不可遏地挥拳砸去。王林从未见我怒发冲冠的样子，惊的呆了，吓的怯了，勉强招架几合就败下阵来，只是抱着脑袋往后缩退。五十米的走廊，我将他从这头打到那头。 我从未与人打架，今日为报仇雪耻第一次出手，浑身气的颤抖，早忘了父亲传授的招数，只顾拼命乱拳痛击。想那厮双手抱头，身着棉袄，大概不会痛到哪里去。当时我若是有三分冷静，飞起一脚，早让他满地找牙去了。 平心而论，仅凭格斗本领，我并无丝毫经验，肯定不是王的对手，但今日将两年怨愤化为双拳，才打出血勇之气，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也。 王林素有恶名，人人对其敢怒不敢言，今日我予以当众痛殴，亦如《水浒》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也算为民出了口恶气。 我这边酣战之际，猛听的一声响亮女音高呼：打得好！三郎打的好！围观的人群响应一片，四周皆喊打声。我如得球迷助威，越战越勇。 两年前，王林当众辱我，今日我亦以当众痛打回敬。彼时他以群欺我，此时我以单败他，即以江湖论，亦算堂堂正正。 人生大辱大恩，必当报之。以此警世，做了恶事或做了善事，都不会白白做的。 25年后，南京一个夜晚，我已经转业好几年了，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陌生的女音问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呵呵一笑：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你还记得在学校与王林打的那架吗？ 那还用说，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打架。 你还记得有人为你第一个呐喊助威吗? 当然记得，只是事后谁也没找到那位声援者。 我就是。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 不好意思，我还是没想起来，您哪位？ 既然想不起来，那就算了！ 电话撂了，从此杳无音讯，真是来无影去无踪。我请要好的几位同学帮我排查，疑点集中在一位薛姓女生身上。她没有和我们一起插队，初中毕业前夕，随父母迁回南京，从此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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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场奇观（54） 我们学校操场很大，大的足可容纳万人，因此成为全县重要集会的首选之地。见惯了红旗如海，听惯了锣鼓喧天，就是自古谈虎色变的法场，也是只觉得好奇热闹，不知道惊惧躲避。 那时世道人心还很古朴，通常实行“公审”，在楼前搭了高高的审判台，我们学校楼顶四角都架了机关枪，四面也有解放军荷枪实弹警戒，谁要想学梁山好汉闹点劫法场的勾当，可是天下第一号的大笨蛋。 死刑犯都有些茫然，或者存在侥幸，等到宣布自己的名字，还有些发懵，直到有人给他们背上插了高高的“亡命牌”。那形状有点像县官老爷喝令衙役打板子掷地有声的令箭，只是高阔许多，超过穆桂英头上的雉鸡翎，很是壮观。 一般来说，犯人被插上“亡命牌”那刻，都会轰然倒地，两个人架都架不起来，但也有像阿Q那样表/现临死不屈的。 “公审大会”开罢，照例要游街警世的，死刑犯远不如阿Q那时的待遇。旧的风俗破坏了，沿途酒家为了划清立场，再也不会端酒送行黄泉路，死刑犯只能失望的望着满街伸长脖子的看客。 旧时酒家给死囚送行酒都是反着倒的，所以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给别人盛饭都不许反着来！有时忘了，便被斥责。 喜欢看热闹的许多人中包括我，我和许多少年跟着汽车跑，为的是能赶上枪响一刻的惊心动魄。 刑场通常设在南郊，有聪明者不跟着汽车跑冤枉路，早早在那里候着，占了就近的有利地形。没想到，这回行刑队来了个调虎离山，兜了一圈，又回到早已散尽的“公审大会”现场，就是我们学校操场上，砰砰砰三枪，结果了那条小命。 事主姓钟，依稀叫“钟跃文”，因为行凶杀人作案时，凡三次才致死，因此被害者家属要求也打他三枪解恨。捂着大口罩的行刑队员很是通情达理，爽快地答应照办了。 每发子弹当时一块二角钱，都是死刑犯家属要付的。但遗体都被县医院拖走了，家门不幸，出了罪人，谁也不会出面认领这个臭皮囊。 我近距离目睹过一次枪决，也是赶的巧，行刑队又来声东击西，这次忽然拉到北郊罗汉寺的河边执行枪决。我正在那边玩，看了个真真切切。 死刑犯叫“杨彪”，反绑跪地，从后面射击。枪响后，不知是否生理反应，他猛的窜起跑了两步，便一头栽倒了，再没动静。还不如一只鸡的生命力顽强，通常还能蹦跶两下。 大概临死换了里外新衣，一个农民就从容上前剥了外衣和球鞋，然后到河里洗洗血迹，扬长而去。 我看得目瞪口呆，分明见到衣服上还有个大大的弹洞。 唉，贫穷所迫，就顾不得礼仪廉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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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人家（55） 文化大革命热闹之后，人都懒了，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于是各类物品都严重匮乏。 居民口粮由大米白面改成了红苕或红苕干，菜籽油每月每人二两，猪肉半斤，而且还要早早去排队，若买不着，票就作废了。 隆昌人勤快，早上五点钟就开门卖肉，我睡眼惺忪地被母亲催着去排队，为的是买猪肝，本地人不喜欢吃，因此，可以用半斤肉票买一斤肝。但须去的早，我们公司人都爱讨这个便宜。 前面有十几个人，我正担心买不着，忽听有人招呼，原来一位女生排在前头。毫不费事，就给我带出来了。 在班上虽没和她说过话，心里却是有点儿喜欢。她浑身散发着充满弹性的青春气息，一米三的跳杆可以很轻松地翻越，吸引着全班男生的目光。 我后来总喜欢到那家店去买肉，却再也没碰到过她。 父亲好酒，但只喝一小杯就够，就这样，因酒坊时常断货，还是不能满足他小小的心愿。隆昌的散装白酒很好喝，其品味相当于“泸州二曲”，只卖七角钱一斤。但父亲舍不得多买，每次只让我打半斤。 那日，我听说一家小饭馆有酒卖，连忙跑了去。人家却只卖给在本店就餐者，我只好藏了瓶子，打了一碗酒，却无法倒进瓶子。正在抓耳挠腮之际，有个小女孩却主动站出来，拿出一张崭新的五元钞票，卷成漏斗，轻手轻脚地给我解了围。 我生来憨愚，常常陷于小窘，而解我困境的多是异性贵人，且施的都是无心之恩，然我亦能不忘，并不轻于某些所谓军国大事。 因家贫，或因山东人故，父母从不主张“下馆子”，并且背后常常批评“下馆子”的熟人是不会过日子。我虽不敢“下馆子”，但常常被风味小吃所吸引。隆昌县城的小吃却非常诱人，“猪儿粑”，“醪糟”，“凉粉”等都只有几分钱，却很可口，小孩子有了两个零钱，都会偷偷去打个牙祭。 还有一种煮猪血，好吃又量大，有个阎同学专吃这口儿，因而成名，我们送他绰号“旺子”。四川人叫猪血为“旺子”，因此川菜才有“毛血旺”，我常常给朋友解释这道川菜，却不知“毛”从何来？ 川菜好吃，川剧亦好听，但买不起亦枉然。 那日，我正在“川剧院”门前徘徊，里面正在演“奇袭白虎团”，外面有许多没票的人挤在那不肯走，寻摸找机会混进去或天上掉下个大馅饼什么的。这时，来了一位大人物，全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是大名鼎鼎的“钟奎”。 他是抗美援越的一位炮兵连长，却被美国飞机恐怖的俯冲轰炸吓疯了，退伍回来成天穿着军装在街上晃悠。“钟奎”军事素质很高，在大街上走正步，引的全县人民竟折腰。可他虽疯，却也没忘了男人本色，常常走着走着，突然一拐屁股撞旁边的姑娘一下，吓的人家花容失色，路人却开心大笑。 却说那“钟奎”来到川剧团门口，高声责问：“广大革命群众要看革命样板戏，你们 为什么不开门”？把门的知道他的威名，不做理会。“钟奎”见状，更加愤怒起来，径直爬上大门，从铁栅尖上空隙中竟钻了进去。把门的不愿惹事，竟没制止，心想，饶你一个进来白看也算不得什么。 岂料，“钟奎”才是真心实意的广大人民利益代表，并不仅仅满足私欲了事，而是猛地扛起了顶住大门的粗大柱子，众人一起发力，大门轰然洞开，人潮汹涌而进，待把门的反应过来，早已散入剧场各个角落了。 “奇袭白虎团”的英雄原型叫“杨育才”，后来我在长春当兵时，他是驻吉林某部副师长，找的老婆是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那时候英雄很牛，结婚后就让她干脆做了全职军官太太。她喜欢跟老公下部队检查工作，有次走到军需仓库，她指了指说，老公，我喜欢那件军大衣。到晚上，仓库主任就给送家去了。 这是他的一个部下闲扯蛋时跟我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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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目苍凉（56） 从富顺县回来以后，瞅个局势不太紧张的当口，我与另一位同学拉了板车回“十二公里”一趟，想去看看原来那个家还剩下什么，再捡回点东西。 走进村子，死寂寂的静，一丁点人气都嗅不到。煤渣路上长满了齐腰深的蒿草，干打垒的房屋外墙被风雨剥蚀了许多沟壑。热热闹闹的小商店，小饭店，小菜场，大字报，大辩论，鸡鸣狗叫孩子哭，这些都到哪去了？ 唉，才离开一年多点时间，却恍如隔世。 门前我种的桉树变成大树了，丝瓜藤野泼泼的上了树，又上了屋顶，果实很多，粗硕而干苍。我顺手摘了两个，拿回来可以刷碗。古人慨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亦初感其意。 屋门被踢破个大洞，歪在一边；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都砸烂了，碎瓦片满地都是；屋里家具床铺衣物都不翼而飞，只剩下一堆垃圾；还有我的书，集邮册等等，不知落入哪个文化贼之手？ 入侵者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尽兴，又在屋里留下两砣干屎，好像在自豪的宣称：老子到此一游！ 走出屋子，最后又回头看了一眼，心里狠狠地想：你砸吧，你拿吧，反正这也不是我的家了！ 也是天可怜见，不让我白跑一趟，在幼儿园门口，竟然看到一个红漆平柜，而且和我家的一模一样。其实那是当时流行的式样，并列两个抽屉，下面两扇对开门，几乎家家都有一个。好歹也找到一个大件，两个人高高兴兴抬上车，很有成就感。 费了一下午时间，好容易爬完一坡比一坡高的二十多里山路，把板车拖到县城。满楼的人都下来看稀奇，齐声夸赞两个少年的聪明能干。 母亲走来不但无夸奖之语，反而把我大骂：“你怎么这样傻？这明明不是咱家的柜子，却替人家拉了回来”！我硬着头皮，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才发现抽屉把手果然有些不同。 我向来做事马虎，又不自觉吸取教训，挨骂挨累原是应该付出的代价。 但汗水亦不算白流，一位丛姓邻居兴高采烈地把柜子认领了去，临走时还不忘对我说了声：谢谢。 没想到，“十二公里”还有别人关注，这个重庆的网易博友“那梅”是四川石油系统的，当我们离开四川后，她们单位接受了我公司“十二公里”的住房，1975年她出生，我当兵，正好给她提供“十二公里”史前的文化。这是她在我博客上的留言。 08-19 21:54那梅 你好，我正准备写十二公里的一个系列，结果在网上意外看到你的一篇，文字比我老道多了，凭感觉我们应该是不同时期生活在十二公里的人，难道你的家人是南京八化建的？我也是通过了解知道的，十二公里作为石油基地，是接管了当年南京八化建的房子。那是一段什么历史，很想听你讲讲。 我的QQ是417。。。。，很想多了解一些十二公里的前生，这样才能写好她的今世，希望你能加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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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仓皇（57） 秋日，夜晚是捉虾的好时光。 金鹅河里捉虾很好玩，两根十字交叉的竹片，撑起一米见方的纱布，就是虾网，做它十来个，相距五六米，沿河边一溜儿沉下去，等个半小时，就可以起网了。当然要有饵，便是炸鱼头或骨头，在虾们嗅起来是极香的，很难抵制这种诱惑，除非自律很好的君子。 网梁上都有漂浮的木片做标志，只要拿长竹竿挑起，就会看到有一两只笨笨的家伙在那里贪吃呢！起网按顺序依次进行，正好可以循环重复，一晚上就能轻松收获三四斤大虾呢！ 那晚，我和二哥正捉虾起劲，都半夜了还舍不得收工。突然，枪声大作，重机枪声沉重而响亮，咚咚咚的，像打炮，有几发子弹落在身旁的河里，溅起一片水花。我俩吓坏了，连忙躲到古桥背面，久久不敢露头。 半晌，枪声渐渐稀落下来，我们弃了虾网，顺着沿街楼房的墙根摸回家中。父亲都吓坏了，正心急火燎的要出去找，我们却平安归来。从此，父亲严禁我们晚上再出门。 父亲说，红旗派有点儿天真了。 果不其然，一九六九年十月二日，公司红旗派得到绝密情报，当晚革联派武装攻城！ 父亲下午赶回家来，跟母亲说：“快！快！快！我带老二马上走，往内江撤退”！这时什么准备也来不及了，只拿了点钱和粮票，父亲和二哥就匆匆消失在绵绵秋雨中。我和母亲，还有弟弟，又担心又害怕，一夜睡不着觉，不知凄风苦雨中他们会碰到什么？ 半夜，枪声响过一阵后，我们在临街的窗前，看到革联派队伍开进了城，好像并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 父亲这支逃亡的队伍有七八十人，有人搞来一些手榴弹，每人发了一颗，准备万一碰上追杀就拼个鱼死网破！ 早晨，母亲再也稳不住，吩咐我和邻家一个大我两岁的女孩马上到内江，各自去找父亲。我们坐早班的长途汽车赶到六十里外的内江市，漫无目标的在陌生的大街上转悠。也巧，恰好遇上一个熟悉的叔叔，他把我们领到内江市第二招待所，找到了浑身泥水疲惫至极的父亲和二哥。他们讲述昨夜之险，让我心惊胆颤。 原来，他们趁雨夜掩护，从县城背后抄小道往内江绕行，途经一个小镇，叫“龙市”，就是七十年代著名运动员“梁戈亮”出身的地方。在快到达内江市地界时候，穿越一条公路时，遇上一卡车的武装追兵。 他们全部伏在稻田里，敌人只有50米，尽管几只手电筒晃来晃去，终因雨幕太厚不能发现。而这边却能清清楚楚地听清他们的说话声，可以断定，他们就是公司的“狂飙”，昔日的同事，今日的死敌。众人的手榴弹环都套在小拇指上了，一旦爆发，两边起码要死几十口子人。可这回，错过去了。 尽管双方武装对立，但在战场上直接与过去的同事刀兵相搏好像还没有过。有一次红旗派大胜，追击中发现敌营一卒，正待射杀，却被公司武装连刘连长拦住，原来他认出是昔日同事的儿子，便放了他一马。 刘连长是部队侦察连长转业的，做事缜密，不像学生和农民队伍那样鲁莽。 虽然，公司两派都以为自己正确，但在取人性命时没出过大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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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祸凶险（58） 父亲他们在内江市呆了没两天，就继续转移到内江地区的资中县。离县城十八里有个“茅店子”，是个只有两间房子的四等小火车站，走出二里路有个“四川硫酸厂”，我们公司帮他们建设的，因此，厂方愿意接纳这批临时难民。 我成了专职信使，资中隆昌两地跑，为我们一家人的两部分传递信息。从邮局寄信总是让人不放心，被恶意截留是太平常的事了，多少人的政治祸事都是由此发端。 更不放心的是财产，家里全部存款仅二百元，那还是把老家的祖屋卖来得到的，总价是三百五十元，这几年贴补生活用去了一小半。母亲觉得钱放哪儿都不保险，掂量来掂量去，最后还是决定缝在被子里。这样，一旦逃难，被子总要带走的，别人又不容易发现。 父亲走后，母亲精神恍惚，忽然想起要洗被子，还没忘了把棉絮拿到楼下铁丝网上晒一晒。过了好几天，母亲半夜惊醒，想到被子里的钱，慌忙翻找，哪里还有踪影？ 于是，她成天不吃不喝，以泪洗面，还说父亲不会原谅她。 我无奈，再去资中，向父亲禀报痛失家财事故。 不料，父亲完全没有责怪，只是叹口气说，这兵荒马乱的，人只要平安就不容易了，钱嘛，有人就有钱。 次日下午，我奉了父亲口谕赶回了隆昌，为的尽快安慰母亲，别再生出其他的事了。 走到我家楼下，碰到一位邻居阿姨，她神色惊慌地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怎么啦”？她环顾左右，低低道：“回家就知道了”。我连忙上楼，推开家门。 母亲见我回来，大为惊吓，连声说：“不得了了，你快走吧！你快走吧！昨晚他们拿枪来家里抓你了”！这时，周围的邻居都涌到我家，七嘴八舌地对母亲说“张嫂子，你快别罗嗦啦，快让三郎逃命去吧”！ 我接过母亲给的几块钱和粮票，含泪道别，转身离去。为避追兵，我抄小路绕道火车站，不敢进候车室，躲在货车堆里等待机会。直到晚上，一辆内江方向的运煤列车启动，我飞身而上，这才舒了一口气。 到我家持半自动步枪来抓我的是我两个同学，王林和刘方。我恰不在，就抓走了隔壁长我两岁的少年“闫良”。他练的一身武功，也喜欢武侠读本，我知道的《精忠说岳》，《武松传》，就是从他那里说书听来的。 “闫良”被押往办公室，两根抢刺往大腿猛的刺来，“闫良”一个腾空跃起，裤子下摆早添了两个窟窿，他却跳窗跑了。 少年操刀弄枪，只知耀武扬威，寻仇惹事，岂知伤人如同伤己，其身也肉，尔果能幸免祸之祸也？ 也是天可怜见，佑我化险为夷，躲过刀枪之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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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小站茅店子（59） “茅店子”虽然有个火车站，但实在太小，连个能赶场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只好渡江去“苏家湾”，那个集镇还热闹，三六九都逢场，赶不完。 内江号称“甜城”，遍地都是甘蔗，二分钱一斤，稀烂贱。甚至不花钱都能检到，只要你不太懒，肯愿意去弯下腰就行。这段沱江许多运甘蔗的船，翻了，歪了，松了，撒落漂浮江面有的是，划拉划拉就一捆。。 如果不嫌远，就干脆到资中县城去赶场，顺着铁道走十八里路，不算远，还能凑个全县人民大团圆的热闹。大家避难蜗居在偏僻之地久了，反正没事也闲的慌，悠悠荡荡的到处走走好解闷。 进城要坐摆渡过江，这种摆渡却不用船工划，只须把拦在江面上的铁索拉动就能使船反向而行，船工就像拉纤一样重复行走，载着汽车，牛车，人群的摆渡就稳稳横渡过去。 我有一次赚了个便宜，搭公司的嘎斯六九型吉普车进城，父亲与司机很熟。搭车的除了我，还有两位妇人，司机与她们更熟，熟的可以说任何疯话。我在旁边听了都面红耳赤，那妇人却说：不怕，不怕，小孩子反正也听不懂。鼓励司机继续往深处说。我只好更加装着听不懂，木呆呆地看着路旁野花争奇斗艳。 长知识的不光是这些，我还第一次听到了“的确良”这个名词，知道了这是一种最时尚的布料，已经在大城市流行。据说，穿不穿都是八年，到时候会自己老化碎掉，好像定时炸弹一样准确。 我很为伊们担心，若不计算清楚，到了某一天，走在大街上，身上衣裙忽然落英缤纷，白白便宜了和自己非亲非故的乡亲们炯炯目光。 妇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一点小要求，请司机赠送点这种稀罕物，但不走运，那天商店缺货。司机人情照送，口惠而实不至，却是送礼的最高境界。 好几年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读书，渐渐长成的我们开始着急，父亲于是托人送我和另两个半大小子到富顺县，又回到一年前第一次逃难的地方，想送我们到还算正常“晨光中学”去读书。磨了十来天，到底人情不够大，没进去，我们只好讪讪而回。 那年头，能坚持正常开课的学校太少，不能正常读书的学生太多，但很多家长和孩子也并不太在意，反正学好学坏都一样，都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凭的是一把子力气，还有一颗红亮的心。 想象中的寄宿学校浪漫美梦没做成，我和同伴都有些郁闷，有人弄来一盒烟，躲在背风的屋檐下抽。我尝了平生第一根烟，味道实在不怎么样，只知其呛，不知其香，口水淹湿了半截烟。那时没有过滤嘴，初学者并不感到享受。 其实，我们男同学至少有一半已经会抽烟了，而且是在学校的厕所里练就的。我是比较笨的，什么都比别人慢半拍，在乡下四年没学会，直到十年后在部队提了干，觉得有资格洋乎洋乎了，才很正式地与香烟亲近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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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泥小火炉（60） 这个冬天有点儿冷，雨中浸着的那种阴冷，是从骨子里往外沁出来的冷，虽然在这里的难民都穿着发的藏青工作服棉袄，但不知是哪个蹩脚的裁缝手艺，式样很不成形，人就没精神，畏畏缩缩的，好像囚者。 幸好，资中县地方特产一种烧制的灰色小火炉，五毛钱一个，轻轻巧巧从集市背回来，弄点焦炭，把火烧的旺旺的，底下烤红苕，烤玉米，烤馒头，上面是个小铝盆，煮点汤菜，就着小酒，使异乡寒冬不再那么难熬。 许多年后的一个冬日黄昏，一位好久没有音讯的朋友突然短信邀我： 绿蚁焙新酒， 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1969年的那个冬季，又想起她也曾是四川人，胸中立刻暖烘烘的，驱车几十公里就奔小火炉去了。 临近春节，母亲和弟弟也悄悄从隆昌来到资中，赶来全家团聚。也是一个雨夜，十岁的小弟背着一个被包，母亲背着许多吃的用的，湿漉漉地往火车站赶，路上全是泥浆。。。。。 两年两逃难，担惊受怕，家不似家，人各一方，母亲决定全家再也不分开了。 我和父亲、二哥合住在“四川硫酸厂”一间很小的平房里，现在母亲弟弟又来了，虽然更加拥挤，但全家却是欢天喜地，其乐融融。父亲常说，只要人好，什么都好。 春节我们在这里没有票证，买不到供应的猪肉，便去买了只老鹅煮了一脸盆，冻在那里。没事儿去偷偷的撕一块，还是挺过瘾的。 虽然流落在外，公司的老风俗还没改，大年初一天还没亮，门就被敲的山响，一拨又一拨的同事来给父亲拜年，吓的我们都不敢脱衣。我的几个小同学也是从小的习惯，凑齐了，再挨个给我们的父母们拜年，这几乎坚持了一辈子。再到我们的下一代，八0后就没人这么干了。 年过完了，很快就是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乘着人们心情好，一个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传来：公司马上要“军管”了！ 乱世要到头了，再也不用东逃西躲了，工人可以安安心心的上班了，学生可以安安心心的读书了，家属可以安安心心的生活了。进四川五年了，公司六千职工今天才盼来本该 正常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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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来了（61） 一九七0年初，混乱已近尾声，最乱的四川也只剩下隆昌县在拖后腿，上面终于忍无可忍，下令全面军管。对乱中之乱的重灾区“八化建”，特意从驻西藏十八军调来五十多名军官管制，为首的是某师平副师长。 十八军在西南可是威名赫赫，一九五0年强行挺进西藏，赢得“和平解放”；一九五九年镇压西藏达赖叛乱；一九六二年打中印反击战，现在他们的军长张国华升任成都军区政委，特意把老部队干部调来管制这个老大难刺头单位。 三月间，军代表来到资中茅店子了，来接“红旗派”的数百难民。看到亲人解放军，这边又激动，又心有余悸： 能保证我们安全吗？ 谁敢动你们一根毫毛，我们就抓谁！ 他们不缴枪怎么办？ 谁不缴枪谁就是反对。。。，谁就是。。。，就把谁抓起来！ 几十辆大卡车满载着红旗派难民，轰隆隆开回隆昌城，大家这才相信世道真的变了。 解放军雷厉风行，不由分说就把两派头头抓起来，集中办“学习班”，釜 底抽薪，群龙无首，造反派组织立刻烟消云散了。接着，又继续扩大学习班范围，把骨干分子又圈进去，学习文件，认清形势，承认错误，惩办首恶，半年下来，派已不派，虽然心里还有点小别扭。 军管会把公司改造成为一个大军营，原来的班、工段、车间、厂，改制成班、排、连、营。工人上班时要排队跑步出操，见到上级要敬礼，进办公室要喊报告，进食堂吃饭要唱歌。在整齐划一的军事化中，谁也不愿意做挨枪子的出头鸟，工作秩序也就格外的好起来。 我们学校的军代表姓陈，是个排长，掌管最高权力。所有的老师、学生、校长，都乖乖的唯他的马首是瞻。 今人或许这有些不解，文革中解放军确实拥有极大权威。我后来当兵的部队“支左”时，派个团长就当了“吉林大学”一把手，中文系总管则是一名小小的连队指导员，可以威风凛凛地管着几十位大教授。 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但乱世讲什么理？惟有用兵。 陈代表面相很斯文，不擅言辞，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谁在学校闹，就抓起来！效果果然好的出奇，课上课下平平静静的，比老师苦口婆心说几天几夜都管用。 我又想起李灿斗老师的话：法西斯教育还是好！真是掷地有声，对人人都懂的道理就不用再废话，把大棒竖起来就好，谁的屁股都是肉长的。 老人们传说，日本统治时期，排队购物，旁边就有皮鞭巡视，没有一个敢夹塞的。自从鞭子撤了以后，国人排队秩序就从没见安分过。 学校也实行了军事化，成立了官办的“红卫兵团”，我被选为“排长”，实际上就是原来意义上的“班长”。恰在这时，大哥在部队也提干为“排长”，刚上小学的弟弟也成为“红小兵团”的“排长”，父亲在厂里也是“排长”，呵呵，一门四排长，加上母亲是天生的“司务长”，随随便便就是一个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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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斯文（62） 解放军来了不久，就开始调整职工住房，凭着父亲的老资格，我家搬进了单位小区，告别了进城主干道旁的黑黢黢的筒子楼。 虽然新居也是旧房，也仅仅只有一间半，但好歹像个家了。想想两年两次逃难，无处栖身，担惊受怕，已经非常满意了。 这个宿舍区当初设计挺好，还有抽水马桶，但县里不同意，认为这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太腐败了，因为本县领导包括几个老红军都没享受过。抽水马桶否决后，厕所也干脆取消，于是大家都共同保持革命本色，跑到三十米外的公厕方便。 父亲是个老工人，他的朋友也都是清一色的工友，家里来宾都是豪客，无论喝酒下棋，都是声震屋宇，绕梁三日犹存袅袅余音。他们都是响当当的苦出身，个个声称自己祖宗三代都是讨饭出身，或是给地主扛活儿的长工。尽管这是时下很光荣的身世，我听的多了，也就渐渐厌将起来。 新的邻居别开生面，左邻是一对医生程姓夫妇，右邻也是新搬来的一对军人，男的是军管会的刘秘书，她的妻子是位军医。没有了以往见惯了的胡子拉碴和大嗓门，左邻右邻都是安安静静的，阳光好时，他们也不串门，且坐在自家门前的竹椅上捧着闲书。 看我呆看出神，刘秘书问我：你也喜欢看书？喜欢看什么书？我告诉他，喜欢历史方面的，但我家里没有。 文革初掀起的焚书运动，把一切“封、资、修”都付之一炬，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刘秘书笑了，露出两个好看的小虎牙说：到我家找吧！ 乖乖，还真多，比左邻程大夫家多多了。感情部队不烧书，还有这么多好东西。 我先选了本《中国通史》，范文澜编的，那时还不知道他老先生是谁，后来才知道他在延安时就是毛泽东的历史顾问，是位了不起的历史学家。 第一次读这样大部头，当然有些吃力，但还是满心喜欢，碰到不懂的也不怕，可以马上向刘秘书请教， 他非常愿意地向我解释，什么“大道之行者，天下为公”之类。如果碰到引用大段的主义原著的话，我宁愿绕过去，也不去麻烦刘秘书，我从来就讨厌枯燥繁琐的理论阐述，并不想去花力气把它弄透彻。 《中国通史》使我心里总是满满的历史感，它使我在历史课堂上敢和老师探讨那个“是否存在农民起义迫使统治阶级让步？”的问题，使这位西南师范大学毕业的夏达荣老师大为惊讶，他很难相信，罢课几年的小屁孩们还能提出这样高大上的问题，因此把我引为知音——因为在全校学生里实在找不到另外任何一位“历史知音”。 他甚至为我强出头，在毕业前夕，作为第二介绍人，在讨论我入团问题上，不无偏袒地为我和第一介绍人激辩。其实第一入团介绍人刘尊植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对我也相当不错了。可夏老师还是嫌他给我说的好话不够过瘾。以至于弄的两个老师好久都不说话，反倒让我觉得对两边都很内疚。 正统的理论书籍不爱读，我却喜欢鲁迅的杂文，并且拿腔拿调的比划起来，文风几近刻薄，养就了得罪人的痼疾。后来碰到惹不起的主儿，一言获罪，往往坏了自己大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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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洞，广积粮（63） 六十年代，为了证明自己才是最正宗的马列主义传承者，中共和苏共吵着吵着就翻了脸，终于在1969年3月动起手来，乌苏里江里只有比足球场大不了多少的珍宝岛上就发生了场两场激烈的战斗。 革命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双方都称敌人死伤惨重，自己获得了胜利。 边防哨所的所长孙玉国肯动脑筋，呼唤炮火射击敌人后方的冰面归路，一小队太嚣张的苏军官兵被消灭，还意外缴获一辆最新式T62坦克。我军照猫画虎，很快仿造出了我军69式坦克，孙所长也在极短的时间连生八级，成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和中央委员。 大哥在潜水艇上服役，有一次出海20天回来，大伙儿才进浴室，忽然又拉起了紧急出海警报，心想，这回大劫难逃了——潜艇作战都要抱着必死的决心，他匆忙把身上摸摸，好容易攒下的60元钱全部献出来交了党费。 谁知，出海半天就解除了警报，重返军港，这个后悔，又不好对人说。 珍宝岛之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每个城市都组织几十万人的示威游行，“打倒新沙皇”的口号惊天动地，连我们这个小县城也不例外。报纸，新闻电影把所有苏联今天和 俄国欺负我们的历史和现实都被重新翻开：“中俄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一百五十万公里国土；乌苏里江江东六十四屯六千名中国老百姓被俄军推入冰冷的江水中。。。。。。 人人切齿，可恨的苏修，比美帝国主义还要坏！ 珍宝岛战事一开，判定中苏要进行全面战争，英明领袖还是准备使用百试不爽的法宝“诱敌深入”，然后打持久战。于是，紧急下令全国准备“深挖洞，广积粮”。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本来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发明的，他在没取得天下之前，军师刘基的好主意，为的是保存实力，避免成为众矢之的。说“不称霸”，那是说的好听的。老人家很聪明，以当时中国的实力地位，还远远没有称霸的资格。 各地各单位闻风而动，纷纷开始挖防空洞。我们小区附近有处石崖，被军管会选中，立刻组织夜以继日的打洞施工。 我们子弟中学担任运送碎石任务，洞里爆破的硝烟未散，我们男生便推车冲进去，在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中急急装运，女生们早在洞外候着，递毛巾，递开水，大家干的热火朝天却无人叫苦叫累，英雄少年能够在伟大的时代为国捐躯，满心充溢着慷慨与豪迈。 “深挖洞”完成后，战事却没盼来，这里倒成了上好的避暑纳凉去处。“广积粮”完成怎样不得而知，但看看农民队伍踊跃地交公粮，卖余粮，就能猜的出，国库存粮吃个三年五载准没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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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道路（64） 班干部总要多做些事情，春日的一个下午，我与二三同学放学后编黑板报，窗外一瞥，看见一群解放军在楼后的稻田里插秧，顿时来了兴致，撇下黑板报，召唤同类跑到田头看热闹。 我好事，大声喊道：“解放军同志，我们来帮你们插秧好不好”？兵们热情相邀：“欢迎红卫兵和我们并肩战斗”！于是我们就脱鞋脱袜，深深浅浅的跳下田来。 却不知田水颇深，陷进稀软的淤泥里，水便淹到大腿根。战士们告诉我们，脚尖要立起，仿佛芭蕾步法，这样才稳当且能拔高。我试了，果然有效。 插秧并不难，不知不觉中忙完了半块田。 翌日上课，却听广播里传来关于我们昨日插秧的报道，原来一位老师看见了，立刻给公司广播站投稿表扬，一群少年偶尔的兴致演化为“以实际行动积极落实伟大领袖的五七道路指示”，意义当然非常重要。 所谓“五七道路”是M一九六九年五月七日在林的一份报告上作的批示，大意是“学生以学为主，也要兼学别样，学工，学农，学军”，这也是M对建国17年来的教育非常不满，一直是改革的方向。 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一不留神，我成了“五七道路”的典型，放大了的照片在县体育场旁边的大型宣传橱窗里展示，每天吸引许多脑袋凑在那里看热闹。 那天，摄影师让我们重新下到田里表演人工拉犁，我只顾直着腰对镜头傻笑，却忘了背上的缰绳并没拉紧，松松垮垮地垂荡着。。。。。过后都觉得害臊，我平生真是做不的假，只要稍一忘形，准是破绽百出，丢人现眼。不像人家把假的做的比真的还像，如同行云流水一般，我只能叹服。 “学农”毕竟不太方便，组织了几次活动，学校自己就嫌麻烦了，而“学工”公司就有条件了，我们一气在工厂呆了整整一个月。 我运气好，分配在最有技术含量又干净轻松的“木工模型”，就是制作木料模具，用来铸造设备的行当。 师傅很自豪地说，这在旧社会，要想学会这门手艺，必须先给师娘倒三年尿盆努力表现，师傅才肯拿出真本事。 我生来笨手笨脚，学技术总是慢半拍，尽管如此，有了这一个月的木工基础，后来还能配合父亲给打过两套家具。五斗橱，写字台，书橱，碗柜，八仙桌，床头柜，这些骄傲的成果成为大哥，二哥新房里的“32条腿”。。 因为学到这个人人羡慕的工种，我就不免有些得意忘形。那天，在同学堆里，便卖弄起师傅刚教会的顺口溜：“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干电工”，“翻砂的兔子，车工的鳖，模型是你老爷爷”！ 车工善加工圆的产品，喻鳖；翻砂工成天捣鼓沙堆，如兔刨食， 没想到，这句玩笑话惹恼了不识逗的“二猴子”。他姓侯，因兄弟俩都是我们班的，为了区分，班上便以“大猴子”，“二猴子”相称。他有点儿二杆子，学的正是翻砂，认为受到侮辱，立刻翻了脸，大肆作闹起来。 军代表陈排长见不是事，上前厉声呵责制止，“二猴子”驴起来却谁都不买帐，竟然放口胡言道：“你管不着，老子就是跑到台湾你也管不着”！只因这句涉嫌“叛国投敌”的性质非常严重的混话，军代表严肃起来，差点把他当。。。处理。 我们这边“学农”刚结束，二哥就下乡插队了。他长我四岁，两年前六八届初中毕业了，就是后来统称的“老三届”。 因为当地动乱不止，伟大领袖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一直没有很好落实，现在解放军控制了局势，一九七0年，当然雷厉风行把各家孩子都送到乡下去。 好在二哥插队离家不远，大概只有七八里路，生产队知人善任，经常派知青回城挑粪尿回去。知青们头天晚上挑着空桶到家，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不亮就满满的往回挑，又不丢面子，又挣了一天工分，相当一部分知青愿意干这营生。二哥干了几天就不干了，嫌丢人。 那时，家家都没有厕所，粪桶放在小区里，不用两个时辰，就被端着痰盂的主妇们哗哗地倒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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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装之梦（65） 一九七0年冬，县城出现了许多陌生的军人，一年一度的征兵又开始了。 我忽然有些心动起来，自己偷偷地跑到他们集中下榻的住处，怯生生地找他们套近乎，吞吞吐吐地表示应征参军的想法。 “解放军叔叔”婉转地劝我还要好好学习，等长大了再去保卫祖国。我十六岁，离法定应征年龄还差两岁。当然，更硬的杠杠是“企业职工或插队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我一条都搭不上。不过，如果有个军队首长的老爸，就没有任何杠杠能拦的住了。中国的事情，写在纸上的远没有不写在纸上的管用。 自从王师平定天下，改朝换代，迎来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到来，解放军的地位就无人敢比的高。M发出了伟大号召“全国学解放军”。 文革兴起，少年更把解放军崇拜的五体投地，军装，军帽，军鞋，军挎，人人皆欲得之而后快。不管你头形如何，只要戴上军帽，回头率绝对达到百分之百。有胆大而无门少年者，则动手开抢，眨眼之间，自行车便飞驰摘帽而去，比今日广州火车站“摩抢党”本领要高的多。远近传闻，抢军帽被判刑者并不稀罕。 学校军代表体察民情，非常及时地组织全体中学生野营拉练，几百个十几岁的少年男女编成营连排班，兴高采烈地打起五颜六色的背包，像真正的军人一样全副武装，背包，挎包，干粮袋，水壶，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枪和手榴弹。但照样翻山越岭，五百里野营拉练，徒步行军。 一九七0年全军兴起拉练之风，源于济南的一个训练经验总结报告，老人家极为赞赏，挥笔批道：“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母亲知道野外宿营环境潮湿，特地把家里自己用鹅毛自制的褥子让我背上，这下可苦了我，人家背包打的整齐结实，而我的鹅毛褥却如棉花球，松软拖沓，常常散了开来。睡觉时才知道还短一块，只能盖到脚脖子。按规定，都是一铺一盖两人合通被窝的，人家还笑我赚了便宜。 我们四十个男生身强力壮，被编成“直属排”，直属营部，行军时殿后，专门帮助体弱掉队者。 爬第一座大山时，有个女生当场昏迷休克，被随队军医急救。 我见一个本班女生攀爬困难，主动上前夺了她的背包，她却“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埋怨我不该看不起她——革命时代，“不爱红妆爱武装”，被人照顾是特别没面子的事儿，花蕾一样的女生也不会撒娇。 野外埋锅造饭，倒是很壮观，挖个大坑，支上行军锅，倒上几十斤米，忙活了半天，终于弄出一锅糊饭。大伙纷纷埋怨，军代表却很大度地说，新兵都这样嘛！ 晚上却连糊饭也吃不着，按照上级要求，统一做“忆苦饭”。五十斤大块萝卜，再加些米糠，油盐都不放，煮了一大锅。人人吃不下，人人还要装作爱吃的不得了，不然就是“忘了旧社会的苦”。 回家后问过父亲，旧社会他也没吃过这样的饭。 连续十天的拉练，最后那天印象最深。从早到晚，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整整六十里路，从“童寺镇”到“黄家场”，全是行走在又窄又滑的田埂上。几百人的队伍几乎无人幸免，最高纪录摔跤三十二次，大家看着像泥猴样的对方，互相哈哈大笑。我用稻草缠了解放鞋，再加上行事小心，竟然一跤没跌。 得意之余，在女生羡慕的目光中昂首挺胸去河边洗手，一不留神却栽倒在沟沿上——正应了那句话：“大江大海都过来了，却在河沟里翻了船”。 次日晚，“军民联欢”，我们在黄家区给乡亲们演出，其中一个拿手节目是“六个大嫂挖地道”。歌词唱道： 胜利哎， 凯歌哎， 冲云霄哎， 六个大嫂——挖地道哎。。。。 节目刚完，“六个大嫂”扔下铁锹，一起匆匆跑去如厕。没料到，腐朽的木板不堪重力，咔嚓嚓一声响亮，瞬间垮塌，“六个大嫂”扎堆落入粪坑之中。。。。。。 我们正看节目起劲处，忽然听得后方哭声震天，顿时大乱，慌忙赶去打捞泼洗。还了伊们清白身后，却发现并无冬衣更换，只好在屋后架起篝火烘烤。 男生们听说急需柴火，连忙把自己背着的柴捆丢过去，主观为她人，客观为自己，既暖和了同学姐妹，也减轻了自己的行军负重，人人乐而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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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还是不下乡？（66） 1971年的夏天来的特别快，五六月间已经燥热起来，上学路途所经过的县文化馆古树浓荫里，蝉儿叫的格外刺耳，这些彼时让我们流连驻足的天籁之音，现在却使人心烦不已。 马上面临初中毕业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路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几乎是毫无选择，我们只有追随兄姐的脚步走向农村。虽然无人敢否认这是伟大神圣的使命，但老知青所带回来的悲观情绪，还是给每个城市家庭投下的阴影。 公司虽然从南京内迁入川已经6年，人们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与当地人另眼看待，耳边经常听到的是千里之外南京的信息。这不，南京今年的七一届毕业生划为两类，五五年出生的继续读高中，五四年以前出生的分配工作，而四川则毫无例外，插队，插队，全面插队。 公司官方自作聪明地设计了仿效南京的一种方案，五五年出生的毕业生留下办高中班，五四年出生的则插队。当然，还要参考毕业考试成绩。 传闻不胫而走，有暗暗庆幸的，有心生不满的，各种复杂情绪笼罩着一百多个十六七岁的初中毕业生。 毕业考试虽然还是闭卷考试，但形同开卷考试，老师并不认真监考。可是，由于长期动乱，根本没有几天正常的学习，许多人抄都找不着地方，只好黯然离场。我的考试成绩 非常不错，五门皆在90分以上，这不能证明我的全面优秀，只能说明挨着一个好邻居。 我的同座“钱明富”，是班上数学第一，而我的语文，政治也同样拔尖，近水楼台，互通有无，使我们相得益彰。 父亲是六月份出差走的，是到南京，青岛等地搞外调。在这节骨眼儿离开，他却很放心，因为我的年龄、成绩、表现，在同届毕业生里都名列前茅，留下读高中是绝对没问题的。 临走时，父亲交代，家里发生天大的事儿也得等他回来决定。其实，家里历来大事都是父亲决定，母亲关键时刻总是没了主张，时间长了，也就干脆图个省心，全心全意地依赖父亲了。 毕业前夕，赶上一个好机会，自文革以来长期瘫痪的共青团组织要准备恢复组织建设，宜宾地区军管会决定在一个县，一所中学进行“建团试点”，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到八化建子弟校。我们毕业二班获得了3个名额，我当时正红的发紫，自然当仁不让。 对我相当倚重的班主任刘老师做第一介绍人，历史课的夏老师做第二介绍人。学究气颇重的刘老师斟词酌句，写上“基本符合”。这引起夏老师的强烈不满，他认为应该“完全符合”，两人立刻在支部大会上大吵起来。夏老师对我这个唯一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爱徒非常偏爱，上课时老是喜欢站在我身边，好像是在为我一个人解惑授业。 父亲走后不久，风云突变，由于五四年出生的毕业生占多数，家长们不能眼看着自己孩子吃亏，仗着人多势众，冲到军管会大闹，提出的口号是“要下都下，要不下都不 下”。军管会怕招来“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可怕政治罪名，决定放弃原来并不公平的方案，所有71届毕业生全部插队。 学校也修改了原先“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动员口号，鼓励毕业生响应伟大M的号召，坚持一辈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 我做为红卫兵排长，唯一符合下乡条件的新团员，义不容辞地率领几个要好的同学，署名贴出全校第一张“决心书”，标题相当响亮，“一生交给党安排，上山下乡干革命”。这赢得一片喝彩，也使不太情愿也无可奈何的同学们只好纷纷响应表态。 其实那个时代，眼看着“读大书，倒大霉”社会现实，并没有几个人真正喜欢读书，尤其是那些玩儿野了的，学习极差而在日益安定的学校里抬不起头来的少年，更是如此。 一个李同学就曾经非常豪迈地在我面前扬言：“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广阔天地里，指不定谁比谁强呢”！ 非常遗憾，这位同学并没有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在大批知青回城之前，他却因强奸女知青事发，获刑十年。 那时，对女知青有特殊保护政策，谁碰了高压线，都会遭到“从严从重”的打击。坊间旧谚：“电线杆子铁道木，军人老婆集体户”，就是强调这四类国家重器，只能是“好看勿碰”。 父亲迟迟不归，母亲扣住户口簿不让报名，我焦急万分却无奈。因为隆昌县属丘陵山 区，地狭村小，每个生产队只能容纳两名知青。从官方不好言明的政策信息解读，希望知青最好男女搭配，以图安心一辈子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扎根结果。而知青及家长却不肯断了希望，都存了“早下去，早上来”的念想，除非兄妹，都拒绝异性结对。 我和同学“耿建新”最为投契，其为人清爽而不吝，且多才多艺，我度其可以长期和谐相处，又不至沦落，因此选择他为插队伙伴。 插队名单光荣榜很快公布了，“耿建新”落户到黄家区团结公社一大队第七生产队，而我却榜上无名——户口簿在母亲手里攥着，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学们欢天喜地的哄着闹着，谈论着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而自己却被寡寡的晾在一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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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劳动（67） 首批插队知青好热闹，口号，标语，锣鼓，伴随着八十多华里的路程，一排大卡车来到黄家区团结公社。公社干部欢迎，大队干部欢迎，生产队社员们簇拥着看热闹——这里除了零星投亲靠友的，还没有正式派来过知青，乡亲们觉得挺新鲜。 我是跟着凑热闹来的，本来就没有我的份儿，一是为了送送建新，二是为了实地感觉一下这个生产队的人到底怎么样？ 队长张宜金不擅言辞，只是一旁嘿嘿乐着，其妻显聪嫂和母亲张妈妈倒十分热情，端上醪糟汤，豆花饭，不断安慰着直抹眼泪的建新妈妈。 建新妈妈千叮咛万嘱咐建新要注意这儿，注意那儿，又再三拜托张队长照顾儿子后，非常伤感地跟着公司的车回城去了。 我决定留了下来，陪陪建新，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要工分，义务劳动。队长说，欢迎，欢迎。 生产队给建新分了间房子，是队长家檐下的延伸的小偏厦，大约有十个平方，一床一灶，挺紧凑的，还不漏雨，端详半天，我俩都很满意。 次日大早，随着张队长一声长啸，货真价实的劳作开始了，过一块田，翻一道坡，来到金鹅河边，有几块地要锄草，清理出来大概要种秋季作物。 天旱，锄头砍在地上直冒烟，却不伏贴，要反复几下才能奈何小草，况且我们又是新 锄，并不锋利。周围几个姑娘在窃笑，我俩笨手笨嘴的不敢接茬。生产队里干活煞是热闹，好几十号人一字排开，七嘴八舌的谁也不闲着。 大约干了一个多小时，收了早工，回家吃早饭，然后再继续上午的工作。别人家有老人，回家有现成饭吃，我们回去现做可来不及，好在预先有准备，泡点炒面，可以垫垫肚子。 白天的农活却没清晨那么惬意，大太阳下，人都晒蔫了，少了说笑，只有铁锄砍在干硬的土地上咔嚓咔嚓的声音。 我最佩服农民竟敢打着赤脚，踩在焦烫的土坷垃上无动于衷，而我穿着塑料凉鞋还是又硌又烫，不禁心服口服地感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真是很有必要啊！ “团结公社”不算富裕，最好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才七八毛钱，建新这个七队去年是四角四分，属中不溜水平。所谓“劳动日”，指一个最好的劳动力完成一天满负荷十个工分的任务。 张队长因为知青手生人弱，暂定了每日七个工分的劳动报酬，若以去年价值类推，大概每天能收入三角一分钱。能够凭自己双手，每月挣九元大洋，我已经感到相当满意了——毕竟，能够自食其力了。 连续干了四天，我好像喜欢上了这里，感情冲动地想：这里山好，水好，人好，能够待一辈子。 下午，我要急急赶十二里路到“黄家场”，那里有县里来的班车，上午来，下午去，到县城七十华里，七毛钱。 行走在沙石路上，我忽然革命精神焕发起来，把鞋脱了拎在手上，光着脚左蹦右跳地在很烫的石子路泥隙里迂回前进。我要从现在开始，就以贫下中农的高标准要求自己，练出铁肩膀，磨出铁脚板。 到了“黄家场”，车已经开走了，赤脚大仙的腾挪跳跃，耽误了原本很充裕的时间。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又到建新那里多住了一宿，好没面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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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天地（68） 下乡，母亲却执意还要等父亲归来再做决定。同学们都热热闹闹的走了，剩下我孑孓影吊，没滋没味的在小街上晃悠。 一位同班女生路遇，她高昂着革命的头颅，藐视地哼了一声:“还排长呢！还团员呢！还不是口头革命派？” 我掩面而走，实在无地自容。 父亲来了 ，他出差青岛，顺便拐回胶东平度老家一趟，漂泊多年，对家乡生出许多感慨。有一位族中六爷爷孤寡无依，向父亲提出，让我回老家插队，可以过继在他门下，日后互相也好有些照应。父亲认为这是个好主意，骨肉还乡，子孙归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却不从。 我两岁便离开家乡，已经难以适应那里的环境，尤其乡村极看重的，而我极厌烦的，永远也弄不清楚的枝枝蔓蔓的亲戚关系，更何况莫名其妙地成为一位陌生老者膝下孙儿。 我宁愿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瓜葛的地方施展手脚。 母亲亦是不喜，凭什么把养大的儿子送到千里之外别人的门下？插队在本县不过百里，想见面时召之即来多好？ 于是，母亲便转而支持我就地插队，父亲出差未归，我已赶上了第二批插队的末班车。 说是第二批，其实已经没剩几个落后分子了，公司遮篷卡车上就我们四五个扫尾知青，还有几个搭便车的首批知青同学，她们回娘家来拿东西的。 没有了鞭炮锣鼓和欢迎的人群，光荣永远属于先进分子，我们不过晚来20天，但最朴素的觉悟告诉我们自己：已经有点儿对不起革命，对不起党 有个女生大概生了同情心，带点安慰的意思在我耳边说：“其实，我看贫下中农觉悟并不高哩！挺自私的，还会说粗话，好难听的”。 我却正色道：“尽管他们脚上有牛屎，但他们的思想却比我们纯洁的多，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才是”。当然绝对正确，是不容置疑的。 母亲和二哥同车来送我的，在队长家没坐一会儿就随车回去了，为个把人司机师傅不愿意等，她们也说不来场面上皆大欢喜的话，呆久了我都尴尬，还不如早点把我放生于广阔天地之中。 好在我已经提前实习了几天，队长一家和我都熟悉了，也不客套，下午队长就带我上十二里外的镇上置办劳动生活的行头。 上面给每个知青拨下来250元安置费，包括房子，家具，劳动工具及十个月供应粮的购粮款。队长很体贴我，买来的一副水桶，粪桶，背兜，烟兜，锄头，柴刀，镰刀，锅碗瓢盆等都尽量自己挑着，我客气地争来几件轻的物品。看着这些家什，我满心欢喜——自己可以独自拥有一个家啦！ 生产队给我分配了一间茅草屋，犹如杜甫“茅屋为风所破歌”那种屋，顶上厚厚铺着甘蔗叶子，虽美观而微漏。 墙壁亦厚亦坚，是五千年前蚕虫鱼凫们发明至今的夹板土夯法铸就，只是无窗。我便自作主张，凿了一个方孔，借来上天的一束光明。 屋里地面比外面凹下一尺，脚下虽是不平，凹凸有致，却不易滑跌。 泥土常湿，小鼠比我先来，但不欺生，床下先营造了许多洞穴，却容我后来居上，只是夜间在我蚊帐杆上哗哗奔跑，尽情表演杂技本领。我并不领情，梦中便猛然出手，吓了伊们一跳，伊们恼了，把我蚊帐咬了两个大洞，以示警告。蚊帐难缝，我只用绳儿扎了，即可与嘤嘤之辈保持距离。 床与桌凳都是请木匠现打的，木料则是刚杀的桉树，味道新鲜但易变形，没几天便波澜起伏如青春勃发女性的酮体。 桌上有灯一盏，四毛钱的灯油嫌贵，便去同学王家领的一队去想办法，那里有台柴油机，灌一小瓶能烧一个月。但柴油燃性不好，灯芯老爱结碳，没几日就剪短了，够不着油。最可恨的是冒黑烟，常常灯下读书晚了，次日出门便被人笑，两个鼻孔成了天然黑烟囱。 茅屋虽陋，但可安身，我可以名正言顺地独立一户，成为生产队第26户人家。建新来的早，是第25户，我是倒数第一。单门立户合算，生产队有些小来小去的物资分配，都按户拨堆。我们常常暗暗窃喜，也有人因此悻悻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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