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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长篇连载《北宋崩溃那些事之第一卷:收复燕云始末》[第7页]

作者:南山冈
首页 上一页[6] 本页[7] 下一页[8] 尾页[13]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郭药师的所作所为,也引起安抚使詹度的极大不满。詹度虽然也是文官,但不像王安中那么软弱,他性格比较刚强,他想从权力上制约郭药师。詹度在名义上是燕山府的军事主管,但实际驻扎在燕山地区的官军仅有九千人马,与常胜军军力实在是无法相比。詹度要想全面掌控军权,就必须制服郭药师。可郭药师哪肯受制于詹度?两人关系日益交恶。
    詹度与郭药师都是同知燕山府,都是王安中的副手。但谁是第一副手,朝廷并没明确,二人为此发生了激烈争执。郭药师认为,在皇上的御笔手诏中,自己有“节钺”加衔,所以权力应该在詹度之上。按理说,郭药师这样理解并没有错。节钺是符节和斧钺合称,皇帝授予将帅节钺,的确是加重其权力的一个标志。
    但是,詹度认为,御笔上的排名顺序,才是权力位置大小的顺序。自己的名字排在前边,郭药师的名字排在后边,这就说明自己的权力应该高于郭药师。詹度的理解,按理说也是对的。按照中国传统政治习惯,排名在前的权力高于排名在后的。
    宋徽宗这样安排詹度与郭药师的权力,肯定是有他的想法。可是,这样造成了两人的矛盾,这恐怕不是宋徽宗的初衷。詹度与郭药师谁也说服不了谁,冲突越来越尖锐。他们处处互相制肘,搞得王安中也很被动。王安中虽然是他们的上级,可他也无法调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只好上书朝廷,请皇上解决。
    宋徽宗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守卫燕京离不开郭药师与常胜军。于是,下诏书将詹度与河间府知府蔡靖,进行对调。
    蔡靖也是文官,性格沉稳,胸襟开阔。他来到燕京后,对郭药师坦诚相待,表示愿意与其精诚合作。郭药师也觉得自己先前的做法有些过分,飞扬跋扈的气势逐渐也有所收敛,对蔡靖也表现出很敬重的样子。燕山府领导班子内部不团结的现象,至此算是得到了解决。然而,常胜军的兵权,仍然牢牢掌控在郭药师手里。
    斩杀张觉后,燕京城内形势更加复杂。王安中内心有些惧怕,他怕自己守不住燕京,辜负了皇上厚望,损害了国家大计。他连续几次上书朝廷,请求免去其燕山府职务,调回京师,但宋徽宗不答应。
    宋徽宗此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处理平州问题上,的确有些失误,赵良嗣是正确的。于是,宋徽宗专门颁下一道御笔,特许赵良嗣享有节度使俸禄,以表示对赵良嗣的肯定。可是,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来看,宋徽宗对这次失误的认识,并不深刻。特别是此事对郭药师与常胜军产生的影响,似乎事前并没进行预判,事后更是缺乏细致的观察,和深度的分析研判。
    十四、马扩燕京献策
    宣和五年(1123)十二月,金太宗将遣使赴大宋告哀,即向大宋通报金太祖去世一事。宋徽宗得知后,任命张璩为大使、马扩为副使,让他们到北方边境上去迎接金使。
    北宋皇帝对外国使者来访高度重视,来时要派专人去边境迎接,走时要派专人到边境送行。对于使者来去之行走路线,都要事先做出细致安排。这样做,不仅仅是表示热情好客,也有国防安全与国家利益等方面的考虑。
    到北方边境去迎接金使,必须路过燕京。马扩趁机来到燕山宣抚司,登门拜访王安中。
    此时,燕京城里政治气氛仍然很凝重。斩杀张觉带来的负面阴影,仍没消散。特别是常胜军上下,对朝廷仍相当失望,时常流露出埋怨之声。王安中已有所察觉,但他不敢批评郭药师,深怕引起更大的麻烦。这样持续下去,燕京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政治局面?王安中心里没有底,每天都惴惴不安。
    马扩见到王安中后,打算就目前燕京的形势,以及面临的主要任务,与他进行一番深入交流。马扩说:“燕山地区,是大宋的新边疆,形势很复杂,不知王安抚有何打算?”
    王安中想了想,说:“当务之急,是解决常胜军占领民田之事。现在,已有不少燕京人从金国逃回来了,可是,田地却被常胜军占去,这个矛盾目前很突出,已经爆发出了不少事端。我已与郭药师商量好,来年夏天,常胜军交回一部分民田。同时,也要减少常胜军的薪饷,以缓解财政压力。”
    马扩摇摇头,说:”这些事,还不是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要想将燕山地区治理好,必须知道所以治之之序。换言之,就是说必须首先弄清楚,治理要点的先后顺序。”
    王安中表示愿闻其详。
    马扩说:“我以为,当前,首先要抓好修缮城池之事,其次是招集流民,第三是置备弓箭手,最后才是解决常胜军所占田亩之事。至于减少常胜军薪饷一事,尤宜款缓。要等到他们开辟田亩就绪之后,才可以实行。
    当初,我跟随童宣抚来燕京时,诸路正规军兵马有十五六万人之多,除了童宣抚回京时带回一部分外,燕京现在应该还有八九万人马吧?可从中选出三万备战,还剩下五六万,除了用于各地驻守外,可用来搞施工建设的人马,至少会有三万多。
    将这三万人马分成四部分,分别派到蓟、景、檀、顺四州去,同时,再在各州招募雇佣人员一万左右,这样,每个州城可得人力两万余人。将这些人马有效组织起来,修筑城墙,构筑防御工事,算计起来,每州工费不过五万缗,再加上五万缗奖金,总计也就是四十万缗,一个月便可完工就绪。城防坚固,则边疆才可守;城池修缮,则人心自然安定。所以说,要想迅速将百姓安抚好,修缮城池是目前最要紧之事。”
    王安中听后苦笑一下,没有进行回应。他觉得,马扩对燕京实际情况根本就不了解。目前,驻守在燕京的官军仅有七千人马,哪来的八九万人马?常胜军倒是有几万人马,可除了郭药师谁能指挥动?郭药师能让常胜军去修缮城池吗?再说,所需经费从何而来?
    马扩继续侃侃而谈:
    “自从女真人入关以来,燕京地区有许多军民士卒,逃窜到了山谷之间,应该想办法将他们招诱回来,让他们回到各自的田园中去,这就是招流民之策。
    自战争爆发以来,燕京地区的田地大都荒芜,应该大力招置缘边弓箭手,像陕西实行新边法那样,面向全社会,广泛招募武勇少壮之人,不分民族,分给他们每户两顷五十亩田,发给他们耕牛、战马和种子,建立起一套有效管理体制,这样,不仅荒田得到耕种,而且也可以借助其兵威守边,以压服新附之民心,这就是第三策,置弓箭手。
    对于常胜军掌控的田亩,不能一下子收回,对其薪饷更不能突然减免,那样会使他们对朝廷无所眷恋。可以把以前契丹用来放牧牛马的田地,交给常胜军使用。也可依照弓箭手的办法,发给他们耕牛和种子,让他们自己耕种,自己收获。等到两年后,再逐渐减免薪饷,逐步收回他们手中的民田。这样既无侵夺民田之患,又有开垦屯田之功,何乐而不为呢?等到塞外战争结束之后,再商讨裁军事宜。以上各点,我认为都是治理燕山很关键的策略。”
    王安中说:“现在,常胜军占据大量民田,与民众矛盾日渐尖锐,已引发许多事端。若再不想办法解决,恐怕会影响本地区之社会稳定。而且,燕山地区的天荒旷土,皆为常胜军所占,已无复措画。不过,如公所论,都是很好的策略,可惜现在无法马上实行,待以后再逐步实施吧。”
    马扩见王安中颇有畏难情绪,对自己提出的安边三策不很感兴趣,于是便不再多言。
    离开燕山府宣抚司,走在冷冷清清的燕京城内大街上,马扩心里隐隐生出一些莫名的失落。这安边三策是当务之急,若不立即实施,燕京一旦遭到金军攻击,则防不胜防。到那时,燕京城必将得而复失。
    马扩觉得,王安中这人魄力不够,能力不足,面对燕山地区的重重危机,他束手无策,只是消极应付。如此下去,燕京早晚必出大事。
    十五、一个突发事件
    马扩来到边境上,很顺利地接上金国使者,于宣和六年(1124)正月初六,回到东京。金使入宫,将讣书呈上。宋徽宗随即下诏,为哀悼金国皇帝驾崩,特辍朝五日。宋徽宗还特意来到皇城内东门的一间屋子里,穿了穿丧服,以表达自己对金国皇帝的沉痛悼念。
    转眼间,便到了正月十五上元节,每年上元节观灯,都是东京城一大盛事。这天晚上,宋徽宗要亲临宣德楼,与民同乐。
    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三元节晚上燃灯的习俗,因此也称三元节为灯节。所谓三元节,上元是正月十五,中元是七月十五,下元是十月十五。《宋史》说:“三元观灯,本起于方外之说。自唐以后,常与正月望夜(即正月十五),开坊市门燃灯。”
    三元观灯习俗的形成,似乎与佛教、道教都有一定的关联。北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燃灯习俗已演变成为花灯展览,宗教的色彩与意味已经变得很模糊,已经与社会文娱活动融合到了一起,成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六月,朝廷下令停止中元与下元灯展,要求集中力量办好上元灯展。上元灯展,要连续举办五天,称作“上元五夜灯”,这在北宋已成为一种规制。所以,如何办好上元灯展,每年都是东京开封府所要考虑的一件大事。实际上,上元灯展已经成为东京城标志性的盛大节日之一。
    北宋中期以后,朝廷在上元节安排三天法定假日,以便于官民同乐。这一政策,有力推动了上元灯节的发展。每到上元佳节,东京城大街小巷都要张灯结彩。御前大街上,灯市更是绵延数十里。市民们晚饭后涌上街头,观灯赏月。宣德楼前广场上,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此情此景,曾令王安石按耐不住内心的兴奋,写下这样的诗句:“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
    到了宋徽宗朝代,上元灯展更是辉煌壮观,盛况空前。为了办好灯展,自头一年的腊月十五,便开始在景龙门一带做预展,称作“预赏”。而且,灯展的活动内容也更加丰富。《东京梦华录》对此有详细记载:
    “正月十五日元宵,……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奇巧百端,日新耳目。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宣徳楼上,皆垂黄縁。帘中一位乃御座,用黄罗设一彩棚,御龙直执黄盖掌扇,列于帘外。两朶楼各挂灯球一枚,约方圆丈余。内燃椽烛,帘内亦作乐,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
    每年面对如此盛景,宋徽宗都是喜气洋洋,心花怒放。然而,今年情况有些不同,今年宋徽宗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并不是因为金国皇帝的去世,而是因为平州张觉事件。平州张觉事件,在宋徽宗心里留下了一个很沉重的阴影,让他体会到了什么是失败感,什么是挫折感。他知道,收回平营滦三州的愿望,已经彻底化为了泡影。
    上元节这天晚上,宋徽宗与郑皇后来到宣德楼上观灯。一个突发事件,让宋徽宗的心情更加糟糕。这个突发事件,详细记载在蔡京的儿子蔡绦所写的《铁围山丛谈》一书中。
    按照朝廷规定,天子御楼观灯,开封府尹必须在西楼下安排警卫人员,以保障皇帝的安全。可不知为什么,那天晚上,在西楼下似乎并没安排警卫人员。当时,宋徽宗正独自站在西楼窗口内往外观看,身旁也没有内侍跟随。窗外是灯火万盏,人群熙攘。隔着重密的帘幕,楼下百姓不可能看见宋徽宗站在窗口里面。
    正当宋徽宗往外观望之时,人群中突然跳出来一个人。那人身穿缁色布衣,模样好像是个年轻和尚。那人用手指着窗口帘幕,大声指责说:“汝是耶,有何神?乃敢破坏吾教。吾今语汝,报将至矣!吾犹不畏汝,汝岂能坏诸佛菩萨耶?”
    当时,现场很多人都听到了这些话,“皆失措震恐”。很快,那人便被皇宫警卫人员抓获。宋徽宗命内侍传旨,要求开封府立即进行审问,彻底查清事情真相,彻底查出此人背后的阴谋。
    第二天上午,宋徽宗亲临开封府审讯现场,那人望着宋徽宗,说:“吾岂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无奈何吾教。尔听,汝苦吾,吾今不语矣!”
    审讯人员见其面对皇上,仍如此猖狂,于是对其用大刑。“箠掠乱下,又加炮烙”,逼问其到底是什么人。然而,那人一句话也不回答,而且,对于用刑似乎也毫无痛楚之状。
    宋徽宗见状大惊,令人赶紧去请宋冲妙羽士过来。宋冲妙善行天法,很有名,世称宋法师。
    宋法师来到现场看了看,也感到很奇怪,但也没看出什么名堂。他很无奈地对宋徽宗说:“臣所治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识也。”
    审讯人员见宋法师都治不了他,只好继续加重用刑。先是“断其足筋”,接着又施行刀脔,“血肉狼藉”。然而,直到傍晚,用尽各种刑罚,直到将他弄死,他也一言不发。最终还是没弄清他的身份与来历。
    这一个突发事件,让宋徽宗心里非常不痛快。整整一天,宋徽宗直接参与了案件查办,可最终还是毫无所获。
    这件事,很显然与佛教有关。对于佛教与道教,宋徽宗的态度一直很鲜明,即贬斥佛教,尊崇道教。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即北魏太武帝真君七年(446)、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4),佛教史上称之为“三武一宗”法难。宋徽宗虽然没实行过灭佛之举,但他对佛教的确也造成过伤害。
    宋徽宗笃信道教,特别是在政和、宣和年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崇奉道教。政和六年(1116),宋徽宗听信道士林灵素编造的虚妄神话,相信自己是“上帝之长子”神霄玉清王下凡,号“长生大帝君”。第二年,宋徽宗下诏通告全国,改天宁万寿宫为神霄玉清万寿宫,并在大殿上设长生大帝君像。宋徽宗还下旨给道录院大臣,让他们上表章,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但此尊号只适用于教门章疏,而不施行于政事。
    宣和元年(1119)春,宋徽宗又下诏,改佛号为大觉真仙,僧为德士,寺为宫,院为观。不久,又改尼为女德。
    这些改名活动,都是道士林灵素在背后谋划和怂恿的。林灵素对佛教似乎很有仇恨,“欲废释氏”。宋徽宗当时对他很信任,“故有是命”。史称此次改名活动为“废佛”。其实,宋徽宗本人对佛教也没有什么好感,他曾说过:“睹中华被金狄之教焚指炼臂,舍身以求正觉,朕甚悯焉。”
    “废佛”一事,在佛教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遭到各地僧侣的抵制,而且朝廷大臣对此态度也很不一致,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这年十一月,林灵素被罢斥流放,不久被赐死。“废佛”闹剧,到宣和二年(1120)六月宣告结束。当时,宋徽宗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专门下诏,恢复寺院和僧尼原来的称号。
    可是,宋徽宗因“废佛”而对佛教界造成的伤害,恐怕不是一道诏书就能修复好的。宋徽宗因“废佛”而招致的佛教界激进人士的仇恨,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消除的。
    十六、义胜军
    本来,收复燕云十六州一事,一直由童贯负责运作。可是,童贯自燕京回到朝廷后,“颇失帝意”。宋徽宗打算物色合适人选,换掉童贯。
    王黼与粱师成揣摩到了宋徽宗这个心思,于是,联合举荐宦官谭稹担任河东、河北兼燕山府路宣抚使。宋徽宗予以采纳,并令谭稹尽快赴任,“交割金人所许山后之地。”
    谭稹与王黼、粱师成关系很密切,与童贯素来不和。但谭稹在军中的威望与势力,根本无法与童贯相比。宋徽宗担心童贯干扰谭稹,不利于谭稹开展工作,于是下诏,令童贯依照前太师神霄宫使名义退休。
    谭稹上任之初,并没把主要精力放在交割云中这件事上。因为,他听到许多反映常胜军和郭药师的负面问题。他在奏疏中说,随着常胜军军力日渐扩大,他们逐步占据了燕山大片土地和主要关口。作为常胜军统帅的郭药师,飞扬跋扈,欺上瞒下,经常不听燕山府节制。人们私下里议论说,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很可能变成第二个安禄山。
    这个问题,引起了宋徽宗的高度警觉和不安。因为类似警告,宋徽宗也曾接到过一些。詹度虽然已离开燕京,但仍多次秘密上奏,说郭药师人品低劣,心怀叵测,很不可靠,希望朝廷早日采取果断措施。宋徽宗也早想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一直苦于胸无良策。
    谭稹经过考察与思索,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建议,在河东另外组建一支五万人左右的队伍,主要招收云、朔一带的汉民,让他们分别屯守在各州县要害之地,号为义胜军。让李嗣本和耿守忠担任正副统帅,以此来抗衡常胜军,使郭药师能有所忌惮。
    宋徽宗觉得谭稹这个建议很好,很快便予以批准。
    李嗣本和耿守忠都是河东地区人,他们对云中地区的地形、人口等情况都比较熟悉。接到命令后,他们立即展开招兵工作。他们从“归朝人”中选拔那些少壮者,登记名号,建立军籍,发给军饷。
    宋朝所谓“归正人”、“归明人”与“归朝人”,都是一些特殊群体。这些特殊概念,是宋朝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及其国家政权关系中形成的。
    归正人是指,原是中原人、后陷入番邦、再后来又复归中原者,是自邪而归正之人。归明人是指,原不是中原人,是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来归中原者,是自暗而归明之人。归朝人则专指,原系燕云地区的汉人而归宋朝者。
    由于连年战乱和饥荒,燕云地区出现了大量流民,陆续流入宋朝,他们基本上都属于“归朝人”身份,符合招兵条件。于是,他们纷纷前来报名,加入到义胜军队伍中来。义胜军的优厚待遇,甚至还吸引了不少常胜军士兵偷偷跑来入伍。郭药师对义胜军的建立很是不满,自己队伍中不断有人偷偷前去投奔,这让他很生气。为避免越来越多的士兵离开常胜军队伍,他下令,在常胜军所有士兵的脸上加刻一个常胜军的标记。这个做法,更是引起士兵们的强烈不满,弄得人人抱怨,军心很不稳定。
    常胜军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原辽国东京道汉人,二是渤海人,三是原南京道汉人。而义胜军成分比较单一,主要是由燕云地区汉人所组成。
    对于义胜军的优厚待遇,不仅常胜军不满,宋朝官军也大为不满。当时,根据朝廷政策,义胜军的月粮和服装是官军的两倍。而且,官军吃陈粮,义胜军吃新粮。官军的干部战士们,心里都很不平衡。
    燕云汉人作为“归朝人”,他们在宋军官兵眼中仍然是“番人”,是“汉儿”。官军士兵路上遇见义胜军士兵,经常辱骂道:“汝番人而食新,我官军也而食陈,吾不如番人也?吾诛汝矣!”
    义胜军士兵们听到这些话,皆恐惧不安。
    宋军官兵经常当面以“番人”来辱骂燕云汉人,从来不把他们看成是同族人,认为他们是“非我族类”。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燕云汉人无法从宋人这里找到认同,他们必然“其心益贰,俟衅且发”。在后来爆发的宋金战争中,他们纷纷背叛宋朝,投降金军,也就不是偶然现象,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不仅是宋军官兵对燕云汉人态度很不友好,就是宋朝普通老百姓,对燕云汉人也很不尊重,也视他们为“番人”。宋朝朝廷对待燕云汉人的态度,其实也很暧昧,既猜忌他们,不信任他们,又想拉拢他们,利用他们。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上,燕云汉人对待宋朝的态度,也必然很复杂。特别是在辽国覆亡之后,他们有的向往宋朝,有的怨恨宋朝,有的刚开始对宋朝抱有希望,但后来转为失望,甚至绝望。
    其实,无论是常胜军,还是义胜军,他们从上到下,从军官到士兵,对宋朝都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他们自认为是辽国人,因为辽国已亡,他们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投靠宋朝。可是,宋朝人却不断嘲弄他们,侮辱他们,对他们的汉人身份不予认同,这必将导致他们心理失衡,使得他们的立场与观念极不稳定。历史条件造就了他们,他们如同无根的墙头草,只能随风而摇摆。
    然而,宋徽宗与他的大臣们,对国际政治缺乏深刻认识,缺乏充分论证。他们竟甘愿花掉大量军费,培养常胜军与义胜军,希望依靠常胜军与义胜军这样的军队,来保卫大宋北部边疆。一旦边境爆发战争,义胜军与常胜军这样的军队,他们能为保卫宋朝而拼死战斗吗?
    宋朝收复燕山地区后,在政策上存在着诸多致命缺陷,归根结底是不得燕山民众之心。当时,有个名叫许采的宋人总结说:“失燕人心者有三:一换官,二授田,三盐法。换官失士人心,授田失百姓心,盐法并失士人百姓心。”
    宋朝采取“换官”政策,目的是笼络燕云地区的上层汉人,巩固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这个政策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宋朝对燕云上层汉人是不信任的。不然,为什么不让他们留在燕京继续为官呢?“换官”带来的结果是,燕山地区许多上层汉人都投向了金人。可是,这并没引起宋徽宗与大臣们的注意。
    “授田”政策的危害最为明显,燕山府主要负责人王安中已经注意到了,但要彻底解决,难度的确很大,因为郭药师与常胜军是这一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肯定是要阻挠的。
    最直接丧失民心的,便是“盐法”。辽国后期,燕云地区的税负并不重,老百姓的经济负担普遍比较轻。宋朝接管燕京地区后,在此实行和内地一样,甚至价格更高的官盐制度。“旧虏中,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斤。提举官都不念新附之民,贪功生事,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如此高的盐价,如此大的政策反差,岂能不民心尽失?

    十七、云中突变
    此时,宋徽宗收复平营滦三州的计划与安排都已化为了泡影。但还有另外一片土地,萦绕在宋徽宗心里,那就是位于太行山后的云中地区。云中地区与平营滦三州情况有所不同。对于平营滦三州,金太祖生前一直拒绝还给大宋,但他答应将云中地区还给大宋。因此,宋徽宗对收复云中地区抱有很大的希望,早已预置了云中府路行政区划,包括一府八州,即云中府与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八州。
    金太祖虽然答应将云中还给大宋,可是,还没来得及办理交割手续便去世了。金太宗继位之初,北宋曾多次遣使去上京要求交割云中。金太宗当时态度很明确:“先皇帝尝许之矣,当与之。”但是,实际控制云中地区的西南、西北两路都统粘罕,多次上书表示反对。他甚至为此专门返回上京,当面向金太宗陈述己见。
    粘罕说:“当初,先帝为联合宋朝协力攻辽,故许诺割还燕地。宋人与我结盟后,又提出增加岁币,以求山西诸镇。先帝为两朝结好,辞其币而复与之。盟书约定:无匿逋逃,无扰边民。然而,今宋朝数路招纳叛亡,我们累次按姓名索要,宋朝皆不肯遣返。现在盟约未满一年,就已如此,万世守约,其可望乎?且我西部边境未平,若割付山西诸郡,则驻军失所屯据之所,原有战略计划或难持久,请勿与之。”
    就在粘罕离开云中回上京面圣期间,朔州节度使韩正、应州节度使苏京与蔚州土豪陈翊等人,皆先后秘密派人到太原,向河东宣抚司表示,愿意纳土回归宋朝。
    宋徽宗闻讯后很兴奋,马上将朔、应、蔚州改名为朔宁军,令谭稹赶紧派兵前去镇守。谭稹于是以河东宣抚司的名义,任命苏京为振武军节度使、云中府路安抚使,任命韩正、陈翊分别为应州节度使和蔚州节度使,令他们各自回到原地为官,负责管理地方。同时,谭稹又派河东将领李嗣本和耿守忠率领义胜军前去守御。
    谭稹觉得,不费吹灰之力,便招降了朔、应、蔚三州守将,将这三州土地全部收回,这让他很是得意,很有成就感。
    然而,谭稹政治头脑很肤浅,对云中地区形势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此时,金军控制区域已扩展到西夏边境。西夏皇帝李乾顺感到面临严重威胁,为求自保,决定向金国称藩。
    西夏称藩之后,作为回报,金国答应将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伊实伊喇图鲁泺以西的大片土地,割让给西夏。西夏则保证不再救援天祚帝,“若天祚帝至其境,即当执送。”
    为进一步落实与西夏达成的和议,粘罕直接从上京派遣撒卢母,秘密出使西夏,将答应割让给西夏的土地具体细化明确为:天德、云内、武州以及河东兜答、斯剌、曷董、野鹊、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馆,另外还有河西的金肃州与河清军。
    粘罕提出的条件是,西夏必须出兵进攻麟州(今陕西神木),以牵制河东之势。粘罕做出这样的部署,可谓深思熟虑,一箭双雕。一是张网擒捉拿天祚帝,二是牵制宋朝西军。
    不难看出,金国通过与西夏之间的这些秘密交易,已将云中地区一部分土地割让给了西夏。对此,宋朝毫不知情。
    不久,斡离不从平州遣使来太原,向谭稹请求,马上兑现去年曾答应借给的二十万斛军粮。
    谭稹感到很为难,说:“二十万斛粮食,不是小数目,不是那么容易搞到的。再说,自我来到宣抚司,我就从没看到答应借给你们军粮的片纸只字,所以这事很难办。”
    金使解释说:“借粮之事,是贵朝使者赵直阁,在去年四月亲口答应的。”
    谭稹一听是赵良嗣口头答应的,便回答说:“口头答应,岂能为凭?那你们去找赵良嗣要吧。”
    当时,驻扎在平州的金军的确非常缺粮。因为,自金国咸州以南苏州(今大连金州)与复州(今大连瓦房店)以北地区,那年收成很不好。民间饥荒很严重,以至于有卖儿卖女的。金太宗下诏,该地区应输送南京的军粮,一概免除。所以,金军军粮出现严重匮乏。
    谭稹拒绝借粮,而且态度恶劣,让斡离不极为震怒。他觉得,宋朝一贯出尔反尔,不断戏弄女真人。像这样的邻国,怎么可能成为友好邻邦呢?应该找机会狠狠教训一下。
    到了七月中旬,西夏首先出兵,进攻已被宋朝控制的武、朔二州。西夏出兵的理由是,这两个州,金国已答应割让给他们,而被宋朝抢先占领了。对于云中地区,西夏其实早就有觊觎之心。谭稹对西夏毫无防备,急忙令李嗣本率领义胜军迎战。双方交战数次,各有胜败。但西夏兵一直不肯撤退。
    西夏这次出兵,很显然,是应粘罕之约。他们从金肃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河清军(今内蒙古东胜北)渡过黄河,一路攻占了天德军(今内蒙古额尔登布拉格苏木北)、云内州(今内蒙古土左旗西北)以及河东八馆(即兜答、厮刺、曷董、野鹊、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馆,在今山西西北部一带)。
    宋徽宗得知情况后,令陕西五路帅臣严加防备,但不得向西夏展开进攻。
    据《太平事迹统类》说,当时,有个名叫冯忠信的北方人,获悉西夏人与女真人有入寇之约,于是盗窃机密文件,并驰马告知宋朝守边将领,守边将领速报朝廷。
    由此来看,对于西夏此次出兵,宋徽宗其实已事先得知。之所以下令边防帅臣严加守备,是因为宋徽宗不想在云中地区与金人闹僵,也不希望与西夏重新挑起战火。
    八月初,粘罕从上京回到云中。几天后,金军突然从云中出兵,赶跑了朔州孙团练和应州节度使苏京,杀死了蔚州守臣陈翊。李嗣本率义胜军迎战金军,结果不堪一击,一触即败,狼狈逃窜。金军很快将朔、应、蔚三州夺了回去。
    与此同时,斡离不也从平州出兵,相继攻陷飞狐与灵邱二县。飞狐与灵邱,本是宋朝从辽国手中夺取的城池,现在也一并丢失了。
    金军这次出兵,兵分东西两路,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配合默契,战斗力表现很强。金人已用实际行动表明,根本不想将云中交还给大宋。
    此时,谭稹坐镇太原,对金军的动向缺乏认识与判断,坐视金军攻城掠寨,而束手无策。他只知忙于搜罗奇珍异宝,金银珠玉,以饱私囊。他的表现,引起了朝中大臣的愤怒。许多大臣认为,谭稹自担任宣抚使以来,一事无成,怯弱退败,“尤玷中国威灵”。
    宋徽宗对谭稹的表现也很失望,心情非常郁闷。
    这时候,斡离不又派人来太原,给谭稹送来一份文牒,对谭稹大加指责,主要指责三件事:一、招纳叛人张觉;二、收留原辽国外逃人口与职官;三、拒不给付曾许诺的二十万斛军粮。
    金人对谭稹的不满,就是对宋朝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宋金关系开始有些紧张起来。
    童贯与蔡攸于是一同入宫,向宋徽宗进言,建议罢免谭稹。
    其实,金人指责谭稹的这三件事,责任在于谁,宋徽宗和他的大臣们心里都很清楚。宋徽宗自己当然不能承担责任,他想来想去,觉得只能让谭稹来做替罪羊,别无他法。于是,宋徽宗以谭稹“处置无方”为由,免去其太尉与宣抚使职务,贬为顺昌军节度副使。宋徽宗将全部责任都推到谭稹身上,希望借助于处分谭稹,来消除金人对大宋的怨恨与不满。
    童贯重新被起用,重领枢密院事,继续担任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同时,以太原知府张孝纯为宣抚副使。
    宋徽宗令童贯立即启程,赶赴太原,想办法缓和与金国的紧张局面,继续努力争取交割云中土地。
    宣和六年(1124)八月,宋徽宗颁布诏书,大赦天下,诏书中说:
    “禁暴者以不杀为武,本仁义以行师;域民者以博爱为公,兼威怀而示德。朕绍承丕绪,统御庶民,诞膺厥邦,昭上帝溥将之命;克笃前烈,恢前人燕翼之谋。兴念燕云,久沦胡虏,故家望族,散依四貊之酋;广谷大川,阻隶九畿之籍。寝移巢穴,窃据封圻,方艺祖肇,基实轸恤,民之虑逮,神考嗣服。深惟复古之图,欲成继代之勋,必大因时之利。蠢兹戎丑,辄背世盟,既种落之内讧,复神人之切愤。惟春秋以王者大一统,方隆广覆之恩,而要荒知中国有圣人,咸起来苏之望,整我师旅,彻彼土强,寒律收威,见天心之助顺;壶浆载道,知人意之乐从。未阅再期,悉平两路,冈峦靡迤,东逾碣石之封;亭障骞翔,西轶榆溪之阻。分州画野,兴教厚民,拯百年涂炭之馀,咸跻寿域;还五政衣冠之旧,复睹华风。一新象纬之清明,丕变群情之怿悦。自今以始,永绥夷夏之宁。与物为春,均霈遐迩之泽,可大赦天下。於戏?!兼弱攻昧,辟土宇以昭章;发政施仁,浃海隅而丕冒。咨尔有众,咸体朕怀。”
    此时此刻,宋徽宗忽然颁布这样一道诏书,其用意何在?很显然他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应该不是针对国内,也不是针对燕云地区。其所针对的,应该是当时突然紧张起来的宋金两国关系。换言之,宋徽宗是想借此向金国传递政治信息:第一,大宋收复燕云地区,仅仅是为了完成一种历史使命;第二,除了收复燕云地区外,大宋对其他地区没有兴趣;第三,大宋希望从此与邻国保持和平友好关系。
    然而,宋徽宗这番政治用意,在金国似乎并没产生什么反应,也没有任何回应。
    十八、王黼下台
    宦官谭稹被撤职后,作为谭稹的举荐人,宰相王黼感到压力很大。虽然他名义上仍然是太傅,仍然担任三省长官,但实际上,宋徽宗对他已有些冷淡,许多事情已不让他插手。他感到惶恐不安。
    宋徽宗冷淡王黼,并不是现在才开始,而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
    那时候,燕京刚收复不久,王黼感觉自己“身任伐燕之责”,自以为立下了千秋功勋,志得意满,有些忘乎所以。有一天,他对宋徽宗说:“我家屏风上长出了一枚玉芝,很奇特,很漂亮,应该是大吉之兆,臣想请皇上临幸观赏一下。”
    宋徽宗感到很好奇,便答应前往。
    王黼在东京共有两处府第。一处在大相国寺以东,这套房子面积较小。另一处在西城区阊阖门(宜秋门)外边的竹竿巷,距离蔡京府第不远。这套房子面积很大,周围数里,富丽堂皇。正厅覆盖的一律是青铜瓦,后堂为高楼大阁,豪华气派。院中有座用花石垒成的假山,高十余丈,奇特夺目。房屋梁柱门窗,皆用螺钿镶嵌。院子西边盖了些竹篱茅舍,风格清新,很有乡野气息,名叫西村。
    王黼这两套房子,都是宋徽宗赏赐的。所谓屏风上长出了玉芝,发生在西城区那套房子里。
    宋徽宗来到王黼家一看,暗暗吃了一惊。原来王黼与粱师成是邻居,两家还开了一个小门,以方便相互往来。宋徽宗从小门进去,到梁师成家逛了一圈。
    这时候,王黼出门传旨,让等候在大门外的警卫人员,以及随行百官们,各自散去,说皇上要留在他家吃饭。
    随行官员们都散去了。可是,宋徽宗的警卫人员即禁卫诸班直,却不肯散去。他们提出,要见到皇上才肯谢恩散去,不然不能散去。大家吵吵嚷嚷,纷纷要见皇上。
    宋徽宗回到王黼家后,听到大门外面有纷扰喧哗之声,问王黼:“外边发生了什么事?”
    王黼不敢隐瞒,只好如实相告。宋徽宗于是在宦官粱师成和谭稹的扶持下,走出大门,对禁卫诸班直进行了一番安抚,大家这才稍微安定了下来。
    这天晚上,宋徽宗在王黼家喝的酩酊大醉,话都不能说了,直接昏昏睡去。直到后半夜,宋徽宗才醒来。宋徽宗觉得此时回宫,走皇宫大门不太合适,于是,令人打开龙德宫与皇宫相连的夹墙中的一道小门。这道小门是一个密门。当时,进入小门送宋徽宗回宫的只有手持兵器的内侍十余人,“三衙卫士,无一人得入者”。
    这天晚上,皇宫里面气氛很紧张。因为皇帝出宫后一夜未回,不知什么原因。皇宫警卫队伍皆集结在教场上,随时准备出发。
    由于饮酒过量,第二天早晨,宋徽宗仍头脑昏沉,不能上朝御殿。不明真相的大臣们纷纷瞎测,人心惶惶。不久,真相大白,人心始安。这件事影响很坏。有不少大臣直接批评宋徽宗说:“自祖宗以来,如此临幸,未之有也。”
    宋徽宗这次之所以喝的如此大醉,主要原因是,心情不好造成的。其实无论什么人,一旦心情不好,都很容易喝醉酒。当初,宋徽宗力排众议,破格提拔王黼,可以说对王黼是寄予了相当的厚望。宋徽宗给王黼的待遇也最高,“恩数异于他相”。不仅赐给他宅邸,还亲自给他的宅邸命名为“得贤治定”,甚至又亲自给他题写了载赓堂、膏露堂、宠光亭、十峰亭、老山亭、荣光斋、隐庵等,七处亭堂牌额。
    王黼与粱师成狼狈为奸,他们在宋徽宗面前都很会表演。王黼才智出众,能言善辩,既善于揽权敛财,又善于巧言献媚。而梁师成则是另一种风格,他外表愚讷谦卑,老实厚道,不能说,不会道,但他善于察言观色,处事老道。近几年来,他们二人在宋徽宗面前一唱一和,阳奉而阴违,可把宋徽宗害惨了。
    直到这时,宋徽宗才恍然醒悟过来,才明白王黼与粱师成原来是一伙儿的,是串通一气的。
    宋徽宗一场大醉之后,王黼与粱师成不仅双双失宠,而且,他们的政治生命也已走到了尽头。
    任何朝代,大臣与宦官相互交结都是犯忌讳的,皇帝们对此都很敏感。朝官不得交结宦官,宦官不得交结朝官,这是宋朝防范宦官专权的一道重要规矩。按照规定,他们若是相互往来,是应受惩处的。但是,宋徽宗朝代,特别是自宣和年间以来,宦官与朝官相互交往已成为一种普遍风气。当时,士大夫几乎无不奔走于宦官之门,以谋取官职,“相习成风”,都以依附内侍为荣。但凡权势显赫的宦官,无不门庭若市。
    随后,宋徽宗开始对朝廷高层人事进行调整。首先提拔白时中担任特进、太宰兼门下侍郞,即右相;提拔李邦彦担任少宰兼中书侍郎,即左相。不久,又任命赵野为尚书左丞、宇文粹中为尚书右丞、开封府尹蔡懋同知枢密院。上述这些人,加上领枢密院事的蔡攸,构成了当时政府高层决策团队。
    右相白时中是寿州寿县(今安徽寿县)人,进士出身,历任吏部侍郎、尚书右丞、中书门下侍郎等要职。政和年间,曾担任过春官,负责编辑地方上奏的各种祥瑞。他做事很认真,对那些无法用语言文字进行描绘的祥瑞,他就用图画来表述。他呈送的《政和瑞应记》以及《赞》,曾获得蔡京好评,宋徽宗也很喜欢。后来,他便以此平步青云。他与蔡京的关系一直很好。
    左相李邦彦即所谓"李浪子"、"浪子宰相",也不是什么“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他是大观二年(1108年)进士,长相俊爽,写文章又快又好,应对敏捷。他生长于市井社会,善调笑谑骂,会踢足球,经常以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们争相传唱,自号“李浪子”。
    在国防建设与外交斗争的关键时刻,宋徽宗竟选择了白时中与李邦彦这样两个善于献媚的文人出任宰相,这只能说明,宋徽宗的识人与用人之道,的确存在严重问题。作为一个高层决策者,其领导水平的高低与特点,通过其所用之人就能鲜明地反映出来。
    李邦彦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与王黼争宠,处处与王黼作对。王黼主张收复燕京,他就反对出兵北伐。王黼与太子赵桓之间有矛盾,暗中谋划以赵楷为太子。李邦彦则旗帜鲜明地捍卫赵桓的太子地位,并最终取得胜利。
    李邦彦年轻时就是一个有奋斗目标的人。在太学读书时,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从“外舍生”升为“内舍生”,又升为“上舍生”,直至“上舍上等”,“上舍及第”。踏入官场后,他善于交际,善于奉承,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官职不断升迁,从秘书省校书郎开始,一步步升迁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右丞、尚书左丞,直至现在担任左相。他曾说过,自己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
    现在,“总领三省”的太傅王黼虽然已失宠,但还没去职,还没下台,于是,李邦彦便与蔡攸密谋,要找人出面弹劾王黼。
    不久,年仅三十五岁的御史中丞史何栗上疏,弹劾王黼。他连奏七章,列举了王黼奸邪专横、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巧取豪夺、骄奢淫逸等十五条罪状,请求罢免王黼,并按律治罪。
    何栗,字文缜,仙井监(今四川仁寿)人,政和五年(1115)的科举状元,一直很受宋徽宗器重。他从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开始,官职逐步提升。因博学强记,正直敢言,宋徽宗安排他担任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
    王黼政治嗅觉很灵敏,他感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于是主动向宋徽宗请求致仕。他在奏章中说:
    “陛下用臣不为不尽,任臣不为不专。缘臣薄祐,取戾阴阳,内积忧虞,外伤疲敝。扪心自悼,吊影生嗟,获戾天人,莫之可逭。倘许尽还印绶,退即里居,脱身于风波汹涌之中,收功于桑榆衰蹇之域。人非鬼责,少缓颠隮。永言此恩,是为终惠。”
    宋徽宗很快批准了王黼的退休请求,他在御笔中写道:“王黼陈乞致仕,其应恩人数、朝谒礼数等,一切并依蔡京例施行,仍给节度使俸。”
    王黼退休这年,才四十五岁。
    将王黼扳倒后,何栗并未因此而得到重用,而是被外放,以徽猷阁待制知泰州(今江苏泰州)。但何栗的官声因此而益盛,给太子赵桓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为他后来得到赵桓重用奠定了基础。
    蔡京第四子蔡绦,对王黼印象很差,他在《铁围山丛谈》中称王黼是“人妖”。王黼通过经抚房,掌管从全国收来的六千二百余万缗免夫钱,至宣和七年春,只余下六百万缗。有账可查的支出只有四千万缗,另有二千二百万缗不知下落。当时就有人怀疑,这笔巨款被王黼私自挪用了。但挪走这么多钱具体干什么用了,没有人知道。因为燕京收复后不久,王黼就将经抚房文籍档案“尽取焚之”。
    十九、马扩赴云中
    童贯官复原职,接替谭稹,来到太原上任后要做的头等大事,便是与金人谈判,办理交割云中土地之事。他认为,与金人谈判,马扩是最好的人选。于是,他派人去保州(今河北保定),请保州廉防使马扩速来太原。他准备让马扩与邠州观察使辛兴宗一起,去云中拜见粘罕,商议交割云中土地一事。
    前不久,马扩曾来过一次太原,与童贯见过一面。那时,马扩是以送伴使身份,陪同金国大使富谟古、副使李简,来太原拜见童贯。两个金使见完童贯后,直接从太原去往云中,然后回国。
    童贯听马扩说去过燕京,便问他燕京的情况。马扩于是就将自己与王安中的谈话内容,向童贯做了详细汇报,重点谈了两点:一是“常胜军授田利害”,二是“所答王安中治燕次序”。
    童贯听后有些吃惊,说:“我一直担心,常胜军将来可能为患,早想进行削减,可如何处置为好?”
    马扩说:“我也知道,常胜军他日必为祸患。然而,从今日形势来看,女真人之所以有所顾虑,未敢轻易举兵入侵,是因为忌惮常胜军也。若突然削减之,不仅给金人入侵创造了机会,而且,恐怕还会引发常胜军的叛乱。因此,在我看来,不如将其充分利用起来。”
    童贯很感兴趣,问:“怎么充分利用?”
    马扩说:“今郭药师之众,只有三万余人,多是马军武勇。太师诚能于陕西河东河北三路,选择精锐马步军十万人,分为三部分。然后再选择有智勇,有器识,能力与郭药师相匹配的将帅,分别统领这三军。一军驻扎于燕山,与郭药师对营相制;一军驻扎于广认军或中山府;一军驻扎于雄州或河间府。这样,三军与常胜军便形成犬牙相临的局面,使郭药师进有所托,退有所忌。如此部署,则金人虽有入侵之意,岂敢轻易出兵?”
    童贯听完,点点头:“甚好。但十万人不易那儹(挪移之意),我当别有措画。”
    马扩很感慨地说:“国家威望遭挫,皆自刘延庆率军遁逃开始。若当时再起用种师道,率领精锐西兵举事,则不至如此误国家大事。”
    童贯默然不语。
    童贯很不愿再提起刘延庆遁逃之事,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童贯也是有责任的。当时,刘延庆在撤军前曾请示过童贯。刘延庆后来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曾拿出一份,有童贯和蔡攸二帅签名的允许其自行决断的手札。审讯于是不了了之,无罪释放。后来,朝廷大臣们认为,刘延庆丧师辱国,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还是要按军法处置。宋徽宗于是下诏,将刘延庆贬为率府率,安置于筠州。
    对于种师道,童贯同样也不愿提起。他们之见的矛盾,当时军内官兵们都知道,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
    这些事情,马扩不可能不知道。可他仍当着童贯的面提起这二人,而且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个,表扬一个。可见马扩这人论事时,是不顾及情面的。童贯能默然不语,也算是很给马扩面子了。
    @刀口岁月 2022-06-20 1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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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和六年(1124)十一月初,马扩第二次来到太原。童贯告诉马扩,这次给他的任务是,奔赴云中与金人谈判,办理交割土地事宜。
    这天,童贯在宣抚司举办酒宴,为马扩与辛兴宗送行。参加宴会的,还有李宗振、辛企宗、辛永宗、孙渥、姚友仲、杜常兰等,十几名宣抚司幕僚与将官。这十几个人,环列在童贯周围,纷纷举杯,一个轮着一个向童贯敬酒。
    童贯对这些幕僚们说:“山前所任帅臣,都不是帅才,现已弊病丛生。今若割得山后土地,选择帅臣不是件小事,尔等可推举几个听听。”
    李宗振等幕僚将陕西六路,以及河东、河北诸路武臣,全都逐个细数了一遍。
    童贯摇摇头,说:“此辈太平之地,可作边帅。但山后是新边疆,必须得有一个文武兼通,智勇以廉,而且,了解邻国人情世故者,然后才可用。”
    童贯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然后望着马扩说:“山后帅臣,我认为非马宣事不可也。如公镇守云中,当用几何军马?”
    马扩见童太师如此高看自己,非常得意,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用三万人。”
    童贯说:“现在,国家兵力缺乏,尚可减少否?”
    马扩想了想,回答:“最少也得二万人。若云中屯驻一万人,另一万人分别驻扎诸处,已少矣。”
    童贯说:“二万人则可办到。每年给你三百万缗军费,所属将官由你自己提出名单,一一依从。如此,则几年可以有所成就?”
    马扩略一思索,回答道:“一年则费力,二年即省力,三年即得力,事可成矣。”
    童贯点了点头,表示赞成。
    十一月底,马扩与辛兴宗到达云中。不巧的是,粘罕不在云中,回上京开会去了。兀室留在云中,代理元帅职务。兀室派人来到驿馆,通知马扩与辛兴宗前去行参拜之礼。马扩拒不接受,与来人辩论了很久。
    马扩说:“拜见人臣,无此礼仪。”
    过了一会儿,兀室又派人来说:“过去谭宣抚负责时,使人多次对我行庭参之礼,为什么你们不可?”
    马扩回答说:“谭稹因为凡庸无知,故被朝廷所废黜。”
    随后,兀室又派人来辩论,往返辩论了数次。马扩仍坚持原则,毫不动摇。
    兀室无奈,只好派翻译高庆裔来驿馆传话,说:“二位观察使既然不肯拜,也不敢强求,亦不敢相见。关于山后土地,因国相暂时归京,不敢专擅。况且,贵朝收纳了许多燕京逃去的职官。根据誓书内容,两朝各不得收纳叛亡。贵朝已先失约,山后地土虽系先皇帝所许,但难以便行交割。”
    马扩回答说:“职官富民逃归燕京,乃张觉之罪,本朝已斩张觉之首函送。其余民户,多隐于山谷。听说也找到一些,皆相继遣返。未找到者,正继续追捕。所以,不存在纳收叛亡一事。贵朝曾说过,对于山后没有占领打算。可是,交还蔚州不久,却又纵兵夺取。本朝不敢占护,恐致纷争。现朝廷已将谭稹撤职,再次委任童太师负责此事。希望能早日将云中交割了当,使两国边界生灵安居乐业。今若轻信僚属之言,则两朝和好大事,何时是了?”
    高庆裔解释说:“前几天,有人说蔚州有贼兵,故本朝派遣军马前去翦除。现在,山后地土已答应交割,翻悔不得,谅不食言。但贵朝也要敦笃誓好,不要恼触女真人。若是纯实交往,必无相误处。此前已多次发文,希望贵朝早将职官户民遣返过来。如能遣返职官民户,交割土地,则事无不遂也。”
    随后,马扩与高庆裔办理了一下文牒交换手续,便与辛兴宗等人离开了云中。
    十二月上旬,马扩回到太原。童贯一见面,便急切地问道:“入境后,有何所见?”
    马扩说:“金人正在训练汉儿乡兵,增加飞狐、灵丘的防备力量,且数次指责我朝收纳张觉,邀索职官民户。由此来看,金人实包藏阴谋,愿太师速营边备。”
    童贯不太相信,金人此时会出兵进攻大宋。因为金人国内还不太平稳,经济上也缺乏支持,他们凭什么南下与大宋交战?不过也得加强防备,以防万一。童贯打算亲自去一趟燕京,进一步部署常胜军与河北驻军,即使金人敢冒险南下,也保证不会失事。
    二十、蔡京又上台
    由于北伐收复燕云这场战争,花掉了国家大量钱财,再加上王黼等人的贪腐挥霍,所以,王黼下台时,“国用日匮”,国家财政已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尚书右丞宇文粹中对此深感忧虑,他对宋徽宗说:
    “祖宗之时,国计所仰,皆有实数,量入为出,沛然有余。近年,诸局务应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减,虑智者无以善后。”
    宇文粹中是成都广都 (今四川成都双流)人,崇宁二年(1103)登进士第三名。他是宇文虚中和宇文时中的兄长,是蔡京的外甥女婿。
    听了宇文粹中这番话后,宋徽宗当即下令,撤销应奉司。接着,又给蔡攸、白时中、李邦彦下诏,令他们于尚书省设置讲议财利司,以改革朝政弊端。从此,凡是不急之物、无名之费,皆予以裁省。
    然而,太宰白时中与少宰李邦彦,皆是巧佞轻佻庸懦无能之辈。对于如何重建朝纲,毫无主见,毫无建树。
    不久,京东路一些地方盗贼蜂拥而起,北方各地闻风而动,社会治安状况出现了恶化趋势,朝廷面临着严峻考验。
    宋徽宗心情沉重,苦思良策。
    这时候,许多大臣认为,白时中与李邦彦名望太轻,担当不了宰相大任,无力压服天下。他们呼吁,请蔡京太师重新出山,重振朝纲。
    朱勔此时又很得宠,其地位类似于内侍,觐见宋徽宗时可以不避宫嫔。他也力劝宋徽宗重新起用蔡京,以振奋人心。
    宋徽宗于是决定,接受大家的建议,请蔡京复出,收拾乱局。
    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宋徽宗亲笔给蔡京写下一份手札,说:
    “朕执权乘要,以正主道。赋事图功,责在大臣。比年以来,任非其人。政失厥中,明发怵惕。念我烈考之谟训,修革蛊弊,庶几持循,肆命近弼,置司讲议。太师致仕蔡京辅朕初,载诞著硕,肤属闵劳。以官职之事,即安里闾宪,其言行尚有赖焉。《书》不云乎:‘询兹黄朆,则罔所愆。’京可兼领讲议司,听就私第裁处,仍免签书,毋致勤劳,以称朕贵老贪贤之美。”
    就这样,蔡京又一次登上北宋政治舞台中心,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主持朝政,这年他已七十八岁。
    宋徽宗重新起用蔡京,实属无奈之举。在宋徽宗心目中,蔡京是解决困难与克服危机的能手与高手,是救火队长。他相信,国家目前所面临的内政与外交危机,蔡京都能妥善处理。对蔡京复出,宋徽宗抱有很大的期望。
    @刀口岁月 2022-06-21 09: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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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京第一次任相是崇宁元年(1102)七月,那年蔡京五十六岁,宋徽宗二十一岁。当时,宋徽宗正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要么走改革之路,要么走保守之路。新党与旧党为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宋徽宗刚执政不久,迫切想有所作为,于是,毅然选择了“绍述父兄”即走改革之路,并选择蔡京作为首辅大臣。
    蔡京第一次任相不足四年,便被宋徽宗罢免。但十个月之后,即崇宁五年(1106)十二月,蔡京第二次出任宰相,到大观三年(1109)六月又被罢免。这年蔡京已六十三岁,这年冬天他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后来,被迫离开东京,搬到杭州居住。
    政和二年(1112)五月,蔡京第三次复出。这次复出,主持朝政时间长达九年,直到宣和二年(1120)六月再次致仕。这九年,应该说是蔡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宋徽宗人生最辉煌的时期,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北宋最辉煌的时期。《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荣景象,大概就是这个时期的社会状况。
    而今,已经退休在家五年的蔡京,再次受命复出。但此时的蔡京,已是耄耋之年,“目盲不能书字,足骞不能跪拜”。宋徽宗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知道蔡京年高不能朝参,命蔡京之子蔡绦,按时入对殿庭,以传达君臣之意。
    所以,蔡京此次执政与以往大为不同。现在,凡是需要蔡京签署的文件,皆由蔡绦代签。上朝奏事,也由蔡绦代奏。
    蔡绦每次上朝,大殿的侍从官以下人员,皆要上前迎接,并作揖,有时还要上前耳语几句,以示亲密。蔡绦的跟班办事人员,往往多达数十人,他们皆怀抱文件,旁若无人。蔡绦则是意气风发,趾高而气扬。
    蔡绦的行为与表现,引起众大臣的强烈不满。最为不满的是白时中与李邦彦。他俩虽然身为宰相,但几乎没有任何处理公务的权力。他俩只能按照蔡绦签发的文书来处理事务,弄得他俩也好像是蔡绦的跟班一样。
    蔡绦是蔡京第四子,蔡京特别喜欢这个儿子。作为大儿子的蔡攸,感到无法容忍。虽然朝中大臣对蔡绦畏之如虎,但蔡攸不怕。他根本就没把这个小弟放在眼里,他在暗中努力寻找搞掉蔡绦的有力证据。搞掉蔡绦,就可以逼退蔡京,自己就有希望爬上宰相宝座。蔡攸对宰相宝座觊觎已久。
    李邦彦等人这时也趁机煽风点火,极力挑拨蔡攸与蔡京、蔡绦之间的矛盾。他们希望借蔡攸之手,来打击蔡绦的嚣张气焰。
    对于国家目前面临的内政与外交之重重危机,朝廷大臣们似乎并不太热心,也不积极进行研讨。他们更喜欢将全部心思与才智,专注于内斗、夺权与争宠。
    这时,童贯从太原呈来奏疏,提出了出兵收复云中失地的计划。蔡京表示同意。但是,尚书右丞宇文粹中有不同看法,他对宋徽宗说:“金人发誓要捉拿天祚帝,所以,他们才不同意马上交割云中。他们希望经过五、七年,待捉到天祚帝之后,再慢慢商议交割云中。我们如果现在兴兵收复云中,恐怕会挑起两国战争。”
    宋徽宗觉得言之有理,于是采纳了宇文粹中的建议,否决了出兵收复云中失地的计划。
    宇文粹中的说法,就是当时金人提出来的暂缓交割云中的理由。其实,粘罕只是以此“浮沈其辞”而已。他是真不想将云中土地交给宋朝,但宋朝君臣对金人的真实意图并没看清楚。
    二十一、危机重重
    自从收复燕京以来,粮食问题一直困扰着燕山府。由于连年战乱与旱灾,燕山地区粮食不能自给,严重短缺。无论是官府还是驻军,所需粮食给养,都须依靠朝廷来解决。可以说,收复燕京,只给宋徽宗带来一段短暂的精神上的喜悦,他很快就感受到,自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从宣和六年(1124)六月开始,宋徽宗多次下诏,要求从京东路以及两河地区调取粮食,运往燕京;从全国各地征收钱财,支援燕京。
    京东路与两河转运司官员们,将朝廷下达的运输粮食数额,分摊到各地老百姓头上。由于缺乏运输力量,各路转运司官员还特别要求,百姓必须自己将粮食直接运送到燕京缴纳。
    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运费要花上十几石,甚至二十几石粮食,这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困扰,甚至是灾难。再加上连续两年,河北、京东等路灾荒严重,许多地方,“民食榆皮,野菜不给,至自相食”。于是,河北、山东等地,相继爆发了多起抗捐风暴,或农民暴动事件。少者几百人,多者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此起而彼伏。影响比较大的有:山东的张万仙,人数达十万;山东的张迪,人数五万多;河北的高托山,号称有三十万人;其他两三万者,不可胜数。
    面对日益蔓延的北方民变形势,宋徽宗主要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手是下诏进行安抚,另一手便是派兵武力镇压。
    这年正月,宋徽宗派遣朝散大夫李遵和奉议郎朱定国,手持他亲书的御笔手诏,到河北路和京东路,抚谕盗贼,以及唐、邓、汝、颍等地的流民,并承诺给予各种优待政策。
    宋徽宗在手诏中说:
    “告谕河北河东盗贼、唐邓汝颍流移人户:方春田桑,宜使复业,言念良民,皆吾赤子。比缘用非其人,政失厥中,不能抚御安集,使沚寒流离,扶老携幼,动以万计,转而为盗,非其本心。为之恻然,其赦厥罪,仍放宣和六年未纳税租。监司州县,奉行毋忽。”
    不久,宋徽宗又派遣七十七岁的老臣洪中孚为宣谕使,前往河北、京东等路,抚谕盗贼与流民。宋徽宗在诏令中允许洪中孚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招降政策。
    洪中孚因为急于求成,未经深思熟虑,便向各地宣告招降政策:凡是投降者,百姓可免除当年赋役;军士可恢复军籍;自愿削去兵籍者,也听其自便。
    政策发布后,一些乡党子弟便钻政策空子。他们诡称自己是盗贼,以求免税。还有一些过去在部队上犯过错误被开除军籍者,也声称自己为盗贼,以求恢复军籍。
    大名府尹徐处仁听说这些情况后,急忙上奏,极言政策之弊,请求纠正。宋徽宗于是免去洪中孚职务,令其回京任宫观使。
    同时,宋徽宗还密令宦官梁方平,率领官军前去征讨。梁方平率领杨惟忠、刘光世、辛兴宗等将领,前去围剿张万仙、高托山与张迪。不久,张万仙被京东转运副使李孝昌招降。高托山率众转战于河北,以及京东路的青州、密州、沂州、徐州一带,被杨惟中和辛兴宗联军击败,高托山投降。张迪在围攻浚州(今河南浚县)时,被刘光世击溃,张迪战死。
    经过一番努力,两河与京东一带的纷乱民变,终于被扑灭了。宋徽宗感到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宣和七年(1125)年正月,河东、陕西等地突然发生了大地震,“诸山草木,皆没入地中”,多地房屋倒塌,民众伤亡和财产损失都很严重。此次地震范围很广,东京一带也有震感,甚至连京城皇宫中的殿门,“皆摇动有声”。
    宋徽宗得到报告后,立即派出一批内侍,前往震区了解灾情。不久,又有地方大臣上奏说:“两河、京东西、浙西,环庆、邠宁、泾原等地,又出现了大量流民迁徙现象。”
    为防止再次出现民变,宋徽宗又急忙派内侍前往河东和陕西等地传令,令各地州府,紧急赈灾,抚恤百姓。
    也是这年正月,奉议郎尚书司封员外郎许亢宗,奉旨出使金国,祝贺吴乞买登基。他路过燕京时,了解到许多令人吃惊的情况。由于燕京地区连年饥荒,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父母食其子”、公开标价贩卖病死尸等,令人恐怖的现象。许亢宗亲眼看到,燕山地区最高领导人王安中的亲兵,饿的瘦骨嶙峋,不成人样。他还听说,燕京驻军士兵,有不少人活活饿死。
    宋徽宗闻听“燕山大饥”,饿死了士兵,深感震惊。他想,首先必须要保证军队有饭吃。士兵都饿死了,还靠谁守卫边境?
    宋徽宗急忙下诏,要求立即“自京师运米五十万斛,至燕山”,并点名令工部侍郎孟揆,亲自前往措置。
    二月初,孟揆率领船队自京师出发,浩浩荡荡,舳舻衔尾,沿黄河北上,从保信沙塘进入潞河,然后运达燕京。这批粮食是军粮,专供驻守于燕京的军队。
    此时,大权在握的蔡绦,却并没将主要心思用在内政与外交大事上,而是“肆为奸利,赏罚无章,遣使四出,诛求采访。喜者令荐之,否则劾之,中外缙绅,无不侧目。”
    蔡绦仿效王黼,创设了一个名叫宣和库式贡司的类似于应奉司的机构,将自元丰年间所建的大观库,以及榷货务所有钱物,皆分门别类集中起来,统一管理。主要分为这样几类仓库:泉货、币帛、服御、玉器、器用等。
    蔡绦的狂妄恣肆,让蔡攸很是气愤。为打击蔡绦,他继续搜寻证据。终于在蔡绦写的一本名叫《西清诗话》的书中,他发现了证据。在这本书中,蔡绦竟敢引用苏轼和黄庭坚的言论,这就是罪证。因为宋徽宗曾下诏,严禁引用苏、黄文集,否则以违制论。
    同时,蔡绦还有一个更大的把柄,被白时中和李邦彦给抓住了。那就是,蔡绦利用职权,破格提拔大舅子韩梠,让其担任户部侍郎。白时中和李邦彦当即上朝弹劾蔡绦,指责他窃弄权柄,以权谋私,请求皇上撤销蔡绦职务,并予以法办。蔡攸则更狠,他建议宋徽宗下令处死蔡绦。
    对蔡绦的种种表现,宋徽宗早有耳闻,早就很不满,于是下令,流放蔡绦。蔡京闻讯,急忙入宫哀求。宋徽宗看在蔡京的面子上,免除了流放处罚,但勒令停职,并撤销了对蔡绦的“赐出身敕”。
    这时候,宋徽宗对蔡京也很失望。他感到今日之蔡京,已非昔日之蔡京。
    二十二、耶律大石挺进西北
    天祚帝在去往西夏途中,忽然得知,西夏已向金人屈服称藩,于是赶紧停下脚步。他觉得,西夏已不是安全之地,于是改变计划,决定重新返回夹山大本营。
    1124年春天,经过一番辗转跋涉,天祚帝终于又转回到夹山。他惊讶地发现,耶律大石竟然也在这里,而且队伍又壮大起来了。他非常高兴。
    天祚帝不知道耶律大石曾被金军俘虏过,他更不知道,斡离不曾用绳索绑住耶律大石,拴在马前,逼迫他带路去袭击天祚帝的行营,从而将秦王、许王、后妃、公主,以及辎重车万余辆,全部俘获。
    斡离不奉金太宗之命调往平州之前,将耶律大石交给粘罕。粘罕觉得耶律大石是个人才,便将他安置在自己营帐中,并许诺,以后给他高官厚禄。为了感化他,粘罕还给他找了一个女人作妻子,并将之前俘获的他的五子也还给了他。
    耶律大石其实是假投降,他是身在金营心在辽,一直在寻找逃跑机会。他以其人格魅力,征服了那位原本可能是粘罕派来监视他的女人。那女人甘心情愿,为耶律大石脱逃进行掩护。
    九月的一天夜里,乘看守不备,耶律大石带着儿子逃出营帐。那女人则自愿留下来,与完颜粘罕进行周旋。
    粘罕得知耶律大石脱逃,派人将那个女人找来,问她耶律大石的下落。她始终沉默,一句话也不说。粘罕大怒,威胁她说:“你若是不说,便将你嫁给部落中最为贫贱者。”那女人闻言,破口大骂,并表示抵死不从。粘罕令人取过弓来,一箭将她射死。
    耶律大石逃出金营后,一路向夹山奔去。一些溃散的辽军残余队伍得到消息后,纷纷前来归附。耶律大石一边走,一边收拢残军,最后收拢了七千多人马。
    耶律大石来到夹山大本营一看,天祚帝不在这里,也不知其所踪。于是,他留在这里,一边训练队伍,一边养精畜锐,等待时机。就这样,不知不觉间半年多过去了。
    见天祚帝回到夹山,耶律大石心里很复杂。一方面他很高兴,因为皇上身体与心情看上去都还不错,重建大辽大有希望。另一方面,他也很担心,因为自己曾被迫带领金军袭击过天祚帝行营。如果天祚帝知道实情,一定不会放过自己。耶律大石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以防万一。同时,他也在考虑下一步打算。
    天祚帝重新任命耶律大石为都统,让他全面负责军事指挥。天祚帝打算在此积蓄力量,择机再出山与金军决战,重整山河。
    不久,阴山鞑靼首领毛割石率部也来到夹山,投靠天祚帝。有了耶律大石与毛割石这两只队伍,天祚帝自谓得到天助,信心大增。1124年7月(辽保大四年),他决定兵出夹山,进攻金军,收复燕云地区失地。
    耶律大石头脑很清醒,他知道金军战斗力很强。如果单凭这两支队伍出击金军,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他对天祚帝说:
    “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两路,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都云中。及陷云中,则奔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以至举国汉地全为金人所有。国势微弱至此,而力求战,非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
    耶律大石这番话言简意赅,内涵丰富。既严厉批评了天祚帝过去一味逃跑的错误路线,又对天祚帝现在冒险出战的错误计划做出了否定,同时也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养兵待时而动。”
    可是,天祚帝对耶律大石的直言劝谏“斥而不从”,一意孤行。
    耶律大石心里很清楚,如果继续跟着天祚帝出战,必将是死路一条。他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出走。
    一天夜里,耶律大石杀死负责监视他的北枢密使萧乙薛与坡里括,率领亲信铁骑二百余人,连夜出营,向西北挺进。
    西北一带是游牧族地区,在金军灭辽过程中,仍然属于辽国统治范围,局势相对来说还是稳定的。
    耶律大石向北走了三天,渡过黑水河,来到了白达达详稳床古儿的管辖区。床古儿向他进献了四百匹马、二十只骆驼和若干只羊。耶律大石在此休息一天,然后又向西行进,十几天后到达可敦城(今蒙古国布尔干省青托罗盖古城)。
    可敦城是辽国西北重镇,是辽国西北路招讨司及镇州治所,驻有诸部族骑兵两万余人。而且,附近据说还牧放着辽国御马数十万匹,拥有丰富的军备物资资源。
    在可敦城,耶律大石召集成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长官,以及大黄室韦、敌剌、王纪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刺、达剌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糺而毕等十八部首领开会,要求大家共同努力,灭金复辽。
    耶律大石说:“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每念至此,我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轸我国家,忧我社稷,思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者乎?”
    耶律大石慷慨激昂的演讲,感动了所有与会者。在其感召下,很快就聚集起精兵万余,战马万匹。
    耶律大石在此设置官吏,编列排甲,准备仪仗器具,政权很快初具规模,为后来西征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十三、天祚帝被俘
    对于天祚帝的行踪,宋徽宗一直很重视,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他认为,只要天祚帝大旗不倒,辽国残余势力就会有东山再起之希望,就必为大宋之后患。因此,要想巩固大宋对燕山地区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想办法将天祚帝控制住,或者让金军将其抓获。
    童贯在揣摩清楚宋徽宗的这个想法后,向宋徽宗建议:“趁天祚帝现今流离失所,狼狈不堪,走投无路之际,我们可派人前去夹山,对他进行招纳,他一定愿意来归。因为,天祚帝这人素来生活奢侈,羡慕向往我天朝社会。如果他能来归,那么燕山地区今后就会稳定下来,就可以断绝其国人之望。”
    宋徽宗同意对天祚帝进行招纳,令童贯物色合适人选,去夹山“诱之”。
    不久,童贯将一个西域的僧侣推荐给宋徽宗。这个僧侣对宋徽宗说,他有办法进入夹山。宋徽宗令其持御笔绢书,前去夹山,秘密联络天祚帝。
    这个西域僧侣对夹山很熟,他果然在夹山深处找到了天祚帝。天祚帝看了宋徽宗的御笔,很高兴,立即给宋徽宗写了回信,答应来归大宋。
    宋徽宗见到天祚帝的回信后,随即给天祚帝下达了一份诏书,“示欲臣之”,并向天祚帝保证:“归来后,则待之以兄之礼,位在燕、越二王之上,筑第千间,女乐三百人,礼待优渥”。
    天祚帝见到诏书后大喜,立即给宋徽宗回信,“约期相接”。宋徽宗于是令童贯到太原,“密迎之”。
    刚开始联络天祚帝时,这个西域僧侣还很注意保密。但随着往来次数增多,知道这件事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西域僧侣往来于东京与夹山时,皆路过云中,这引起了金人的注意。但是,金人对这个西域僧侣表面上不动声色,也不实行抓捕,只是暗中观察跟踪。金人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在天祚帝离开夹山时再进行收网,将其一网打尽。
    耶律大石出走后,天祚帝并没立即下山,他对驻守云中的金军元帅囯相粘罕有些打怵,迟迟不敢出兵。公元1124年冬天,天祚帝打探得知,粘罕已回上京汇报工作,兀室代理元帅之职,他以为时机已成熟。于是,天祚帝率契丹与鞑靼联军共五万人马,走出夹山,走下渔阳岭(即今蜈蚣坝),接连攻取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云内(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宁边(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等州, 辽军在这些地方进展很顺利,如入无人之境。
    天祚帝这次领兵出山,表面上宣称,要收复燕云失地,其真正目的是,要趁机去投靠宋朝。他不仅带走了夹山的全部军马,而且还“并携其后妃、二子秦王赵王及宗属”。此外,他还携带着各种珍玩珠玉金银器皿等宝物,一共有五百多袋。很显然,这次行动是天祚帝有计划的一次大搬家,他不打算再回来了。
    然而,天祚帝不知道,此时金军正张网以待,正等待其出山。天祚帝刚从云中(今山西大同)附近过去,忽然接到情报说,兀室“以大兵遮其归路”,退回夹山的路已经被切断。不久,又接到情报说,粘罕已回到云中,正派军前来追袭。天祚帝闻讯大惊,急令队伍速向武州(今山西神池)前进。
    当时,兀室将蔚州、应州、奉圣州与云中府的汉儿乡兵,组成一支先头部队,在后面追击天祚帝,而将一千余女真精锐骑兵,埋伏在天祚帝必经的奄遏下水山谷之间,以逸待劳。
    当天祚帝率军走到奄遏下水(今内蒙古凉城县西岱海)之西时,女真骑兵突然从鞑靼军背后杀出,鞑靼军顿时溃乱。一番交战后,辽军死伤无数。有的战死,有的被擒,有的投降,有的逃亡。
    天祚帝急忙往南而逃,娄室亲率五百骑兵,一路紧追不舍。天祚帝本打算直接去武州,投靠宋朝。当跑到武州附近时,有个随行的僧人劝他不要去大宋。这个僧人说:“南朝弱,必不敢留。隐藏起来,必为女真所索。等辱,不可再辱。莫若径归女真,亦不失为王也。”
    天祚帝于是又改变计划,转而向西逃,一路逃到了山金司。山金司在阴山,因为阴山产金,辽国曾在这里设置开采冶炼机构,故名山金司。天祚帝来到后,将其改名为统军司。
    1125年正月,党项族小骨碌部族派人来山金司,请天祚帝“临其地”。小骨碌部族是党项族一个很小的部族,分布在天德军和云中之间,以前一直臣属于辽国。天祚帝打算与小骨碌部族首领一起商量投靠西夏,于是急忙赶往天德军,计划从那里穿过沙漠。途中,忽然与追击的一部金兵遭遇,天祚帝又狼狈而逃。
    天祚帝到达天德军那天,忽然天降大雪。他没有御寒衣帽,冻得浑身发抖。护卫太保萧仲恭,将自己的貂裘帽摘下来送给他。途中,天祚帝饿了,没有食物可吃。萧仲恭从衣袋里找出几枚枣,给他充饥。天祚帝想休憩一会儿,可是没有地方坐。萧仲恭于是跪坐下,天祚帝倚在他身上打个盹。萧仲恭等随行人员饿了,只有“啮冰雪以济饥”。
    有天晚上,天祚帝来到一个农家借宿。随行人员不敢暴露身份,骗这个人家说,他们是侦骑。天祚帝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告诉人家说,自己是天祚帝。这人家大惊,“乃叩马首,跪而大恸”。
    天祚帝藏在这人家里,好吃好喝,居住了数日。“嘉其忠”,天祚帝“遥授以节度使”,随后继续赶路。
    来到党项部族后,天祚帝立即任命小骨碌部族首领为西南面招讨使、总知军事。小骨碌部族首领表面上对天祚帝很尊敬,“避正寝,事奉之惟谨”,不以天祚帝失国,而“稍亏其臣节”。
    然而,《契丹国志》说,天祚帝就是被小骨碌出卖给金人的。天祚帝来到后,小骨碌部族首领“密遣人递报粘罕”,后来娄室驰至,将天祚帝俘虏。
    天祚帝到达小骨碌不久,金军的确随即杀来。“尽破其族帐,荡然无遗种”。天祚帝“后妃诸子宗属”,俱被擒获,唯独天祚帝又一次逃逸,不知去向。
    为防天祚帝逃往西夏,粘罕下令,在云中与西夏边境之上,在朔州与武州境内,“即时分兵,每三十里百骑”,布下一张长达三百里的战网,以捉拿天祚帝。
    粘罕一度曾怀疑,天祚帝也很有可能逃到宋朝去了,于是遣使来太原,对童贯说:“据海上原约,不得收留天祚帝,彼此得即杀之。今中国违约招徕之,今又藏匿,我必要也。”
    童贯矢口否认:“无有此事。”
    不久,粘罕又遣使来太原,迫促童贯,出语大为不逊。童贯不得已,派遣诸将到边境上去搜索。童贯下令:“遇有异色目人,不问便杀,以首授使人。”
    1125年2月的一天,在应州新城(今山西怀仁)东六十里处的茫茫雪地上,娄室所属的一队骑兵正在例行巡逻,忽见东边,有一人骑着一匹骏马驰骋,手中同时还牵着两匹马,朝北驰去。
    金兵随即上前将其包围。这人跳下马,对金兵说:“我天祚也。”
    金兵一听这人就是天祚帝,于是一拥而上,将他捆绑起来。天祚帝环顾左右,大声叱责道:“尔敢缚天子耶?”
    粘罕曾怀疑宋朝,像藏匿张觉那样,也将天祚帝藏匿了起来。现在,天祚帝被金军俘获,他对宋朝的这个怀疑才算消除。
    二月三十日,粘罕派人来太原,向大宋河东河北宣抚司献捷,通报已擒获天祚帝,并请从当年岁币中预支银绢二十万以赏军。童贯表示同意。
    西夏太子李仁爱,对天祚帝的遭遇一直很同情。当初,天祚帝西逃时,他闻讯恸哭,请求父皇李乾顺派兵赴援。西夏援兵在宜水被金军打败,李仁爱“咄嗟者累月”。后来,得知父皇决定臣服于金,李仁爱极力泣谏,但父皇不听。1125年9月,李仁爱听说天祚帝被押送到上京,他忧心忡忡,悒郁而卒,年仅十七岁。同月,耶律南仙因爱子夭亡而悲,因祖国灭亡而痛,因李乾顺无情而愤,遂绝食而死。
    对于天祚帝被俘,给宋朝产生的影响,《北征纪实》是这样分析的:
    “初,金人愤我久矣,所以不敢南牧肆其凶者,以天祚在阴山缀其后,惧乘虚而出,则契丹必响应故也。群小不克深思,不唯误敌国之主,致其灭亡,仍以上误圣朝。初,金人得虏地乃分两路,其东南所忌者张觉也,其西北所畏者则天祚也。我始误张觉,与除东南之患矣,终又误天祚而致其灭亡,使略无西北后顾之虑,故以是冬犯中原。”


    二十四、童贯考察郭药师
    天祚帝被俘之后,宋徽宗以为,威胁燕山地区稳定与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已经消除,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然而,中山府安抚使詹度近来连续上奏说,天祚帝虽然被俘,辽国虽然已亡,但燕山地区仍不太平,因为郭药师有图谋不轨之迹象,有成为安禄山第二之苗头,希望朝廷有所防备,早做打算。
    对待郭药师,宋徽宗可谓恩宠有加。早在宣和五年(1123)六月,宋徽宗曾令童贯与蔡攸邀请郭药师来东京游玩。同时,宋徽宗令朝廷大臣借机考察郭药师,大臣们对郭药师评价很高。宋徽宗还赐给郭药师豪宅与美女,并亲自予以接见。那时,郭药师也很感动。宋徽宗当时觉得,郭药师与其常胜军可以重用。
    同年十一月,宋徽宗又下诏加封郭药师为太尉,召他再次入京,“为其在京城开封别筑豪宅,增赐美人。”自宋徽宗重定武官制度后,太尉便成为北宋武官官阶之首,是正二品。作为一名身在京外的武官,能获此官衔可谓殊荣,一般都会很高兴地来京受封。然而,郭药师竟“辞以他故不来”。这引起了宋徽宗的警觉与怀疑。
    张觉被杀之后,宋徽宗闻听郭药师大为震惊,常胜军也怨言颇多。特别是郭药师,甚至公开宣言宋朝不可信任。“深尤宋人,而无自固之志矣。”宋徽宗越来越担心,郭药师可能成为燕京一大隐患,应早日解决掉。
    宣和七年(1125)三月,宋徽宗令童贯从太原直接前往燕京,一方面对燕山与河北地区重新进行军事布防,另一方面,暗中考察一下郭药师,看他是否有所图谋。宋徽宗在手札中特别嘱咐童贯:“如察得郭药师心怀异志,可将其挟持回京。”
    童贯在与金人办理完二十万银绢交接手续后,便离开太原。他计划沿真定府、河间府、莫州、雄州,一路向燕京开进。
    马扩得到消息后,急忙从保州赶到莫州,在此迎接童贯。马扩急于面见童贯,目的是想向童贯提个醒。
    马扩认为,金军此前之所以一直与大宋保持表面友好,而不出兵南下,并不是他们信守约定,而是因为,他们对三股势力有所顾忌。这三股势力是,平州的张觉、奚地的回离保和夹山的天祚帝。这三股势力,都属于辽国残余,对金国均构成威胁。可是现在,随着天祚帝被俘,这三股势力都已不存在了,金人已没有了后顾之忧。所以,我们要高度警惕,金军现在随时都可能向大宋发动突然袭击。
    在任邱县,马扩终于见到了童贯。他对童贯说:“天祚帝被俘,金人已无后顾之忧,应该赶紧备边,以防金人为患。金人因张觉之憾,对我朝怀恨颇深。听说粘罕已回云中,恐怕将发生不测之事。”
    童贯点点头,说:“我今去燕山,葺治兵马,盖为此也。”
    郭药师得知童贯要来燕山府,心里很焦虑不安。因为他心虚,因为他曾拒绝入京受封。当年,接到宋徽宗诏书时,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不入京。他担心自己一入东京,就会被解除兵权,甚至被扣留而失去自由。
    后来,张觉之死,对郭药师触动更是非常大。他觉得,像自己这样的辽国降将,在宋朝皇帝眼里,恐怕根本就没啥大价值,只是可以利用的一个工具罢了。可用时就用一下,不可用时就会随手丢弃。他担心有一天,自己会变成第二个张觉。所以,为保证自身安全,他必须牢牢掌控常胜军。在他看来,无论是宋朝皇帝,还是燕山府王安中、蔡靖等宋朝官员,他们对自己都不信任,因为自己毕竟不是宋朝的将领,而是辽国的降将。郭药师时时不忘自己这个特殊身份。
    对于这次如何接待童贯,如何在童贯面前进行一番表演,以求自保,郭药师着实费了一些脑筋,也做了一些秘密安排。
    随后,郭药师率领数骑离开燕京,远到易州去迎接童贯。在易州城外,郭药师以隆重的跪拜礼节参见童贯,这吓了童贯一大跳。童贯急忙闪身避开,很不解地说:“汝今为太尉,位视两府,与我等矣,此礼何也?”
    郭药师回答说:“太师,父也,药师惟知拜父耳!焉知其他?”
    听了郭药师这话,童贯很高兴,心中的疑虑顿时消除了不少。
    来到燕京后,郭药师请童贯视察常胜军。童贯与郭药师骑马来到燕京郊野,只见四周空寂,略无人迹。郭药师跳下马,站在童贯的马前,将手中高举的旗帜一挥,顿时,四面山野间铁骑耀日,莫知其数。童贯与随行人员,皆大惊失色。忽然,郭药师手中令旗又一挥,四面山野间的铁骑又迅速退去,郊野又沉寂如初。
    童贯觉得,有郭药师这样一位大将,指挥这样一支常胜军铁军,守卫燕京,保护大宋北大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童贯于是拿出大量钱财,犒赏郭药师与常胜军。
    燕山地区现任最高长官王安中,自王黼和粱师成失宠后,他就知道自己在燕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所以现在整天惶惶不安。
    果然,童贯来燕京视察后第二天,就上奏宋徽宗,建议免去王安中的职务,建议副宣抚使蔡靖接替王安中。
    接着,童贯又奏请宋徽宗,在河北路设置四个总管,即四路军事总管:
    一是中山府军事总管,由辛兴宗负责。“中山府,庆历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抚使,统定、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军,政和三年升为府。”
    二是真定府军事总管,由任元负责。“真定府,庆历八年置安抚使,统真、相、邢、赵、洺州。”
    三是河间府军事总管,由杨惟忠负责。“河间府,太平兴国元年名高阳关,庆历八年置安抚使,统瀛、莫、雄、贝、冀、沧、永静、保定、乾宁、信安州军,大观二年升府。”
    四是大名府军事总管,由王育负责。“大名府,庆历八年置安抚使,统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通利、保顺州军。”
    这四位军事总管,同时兼任诸路副都总管,他们都是童贯的老部下。童贯要求他们,“招集逃亡军人,及招刺诸处游手人充军,以为备边之画”。
    童贯的打算是,通过这四个总管招兵买马,加强实力,巩固和加强河北防御,形成北方第二道军事防线。童贯的这套设想,并不是这次来燕京之后才想出来的。在太原,他与马扩谈话时,这套设想就已经在他心中形成了。
    河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关可据守。所以,宋朝自建国以来,为防辽军骑兵南下,在河北边防线上采取了很多防御措施。如,大规模种植榆树、柳树,构成防御树林;开挖塘泺,修建“水上长城”;加强城池建设,构筑城池防御体系,等等。这些措施,应该说对巩固宋朝北部边防,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自澶渊之盟以来,宋辽两国化干戈为玉帛,一百多年间,和平发展,友好相处,边境之人“不识兵械”。所以,河北边防体系虽貌似存在,但无论是物资储备,还是防御设施,皆废弛已久。
    童贯对河北军政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从宣和四年(1122)春天,他来河北巡边开始,直到宣和五年(1123)七月致仕,他一直在经营河北军务。时隔一年后,即宣和六年(1124)九月谭稹被撤职后,童贯又重新担任河北河东宣抚使,继续经营北方防务。
    童贯将燕山郭药师与常胜军设为第一道防线,将四个军事总管设为第二道防线,将黄河天险设为第三道防线。童贯以为,通过这样层层设防,河北防线应该是固若金汤。
    回京后,童贯向宋徽宗汇报说:“郭药师练兵有术,力能抗掳,忠义可嘉,绝无异图。”
    同时,领枢密院事蔡攸也向宋徽宗保证:“郭药师绝对没有问题,绝对忠诚可靠,请陛下大可放心,大胆使用。”
    至此,宋徽宗这才算是打消了对郭药师的疑虑。
    虽然后来,宋徽宗还陆续接到过一些边臣奏报,说郭药师与金人私下有所接触,提醒皇上引起注意。但宋徽宗对这些奏报都不予重视,将其搁置一边。
    其实,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为了守卫燕山地区这个新边境,宋朝使用常胜军与郭药师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因为常胜军已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而且,只有郭药师才能掌控常胜军,别人无可代替。所以,童贯要重赏郭药师与常胜军,并极力进行拉拢。
    二十五、广阳郡王
    白时中、李邦彦和蔡攸,联合攻击蔡绦的真正目的,并不仅仅是要扳倒蔡绦,而是“欲以撼京”,即希望扳倒蔡京,逼迫蔡京退出政治舞台。蔡绦被宋徽宗勒令停职不久,蔡京也黯然下台了 。
    蔡京这次主政只有短短四个月时间,并未发挥力挽狂澜之作用。宋徽宗很失望,曾专门下诏评论说:
    “坐而论道于燕闲者,三公之事;作而相与推行者,宰辅丞弼之职。今居三公论道之位,而总理三省众务,使宰辅丞弼殊成备员,殊失所以绍述宪章之意。可于尚书省复置,令虚而不除。三公止系阶官,更不总领三省。若曰佐王论道,经纬国事,则三公其任焉;三省,并依元丰成宪,毋复侵紊。”
    很显然,宋徽宗的上述言论,不是空泛而论,而是有感而发的。
    不久,宋徽宗准备赏封童贯为广阳郡王,理由是,童贯为国家西部拓边和收复燕云失地,作出了巨大贡献,令大臣们进行商议。宋徽宗在诏书中说:
    “朕以童贯屡将天威,征伐四克。拓地陇右,西彻河源。扬旌五关,尽复幽朔。出入累年之际,荡平两国之戎。命爵策勋,难拘常宪。恭念神考,屡形训言。谓将帅总兵,能复全燕之境,则国家信赏,当从王爵之封。仍胙本邦,以昭显绩。既克承于先志,取怠废于贻谋。童贯可依前太师,进封广阳郡王,食邑实封依例施行。”
    经过开会讨论,大臣们均无异议。于是,宣和七年(1125)六月六日,宋徽宗正式颁布诏令:太师、豫国公童贯,依前太师、领枢密院事、河北河东陕西宣抚使,进封广阳郡王。
    在此之前,北宋“异姓非外戚,无封王者”。在蔡京主政初期,为“持绍述之说”的政治需要,在蔡京建议下,宋徽宗封王安石为舒王。何执中后来被宋徽宗封为清河郡王。但王安石与何执中,都是死后追封的。在北宋,活着进封为郡王的异姓大臣,只有童贯一人。
    童贯是军事统帅,同时,他还有一个宦官身份。宦官封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冯翊王宗爱(401---452),与博陆王李辅国(704---762),大概是两个比较有名的封王的宦官。
    宗爱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宦官,也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亲信。但太武帝后来就是死于宗爱之手。太武帝死后,宗爱立拓跋余为帝,拓跋余封宗爱为冯翊王。拓跋余后来试图夺回皇权,又被宗爱所弑。宗爱连杀两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疯狂的宦官。后来,他被新皇帝拓跋濬“具五刑,夷三族”。
    李辅国是唐肃宗时期的当权宦官,据说相貌奇丑,曾帮助肃宗登基。肃宗死后,他扶立代宗,日益骄横,自称“欺压皇上的老奴”。代宗封他为博陆王,不久又派人将他暗杀。
    这两位宦官王爷,最终都被杀。
    封童贯为郡王的理由,宋徽宗在诏令中说得很清楚。可是,童贯率军进驻燕京是在宣和五年(1123)四月,为什么当时不封童贯为王,却在时隔两年之后封童贯为王呢?
    当年,童贯率军凯旋回京时,宋徽宗对童贯是相当冷淡的。而且不久后,即令童贯退休,交出兵权。因为事实很清楚,就在那里摆着,燕京并不是童贯率军收复的,而是宋徽宗花重金,从金人手中购买回来的。
    特别是,对于童贯擅自派人去奉圣州,请金军东进入关,占领燕京,宋徽宗非常不满。因为,这等于将燕京拱手送给了金人。
    现在,在时隔两年之后,宋徽宗为什么忽然要大张旗鼓地封童贯为郡王呢?
    原因就是,此时宋徽宗已经意识到,燕山地区形势不太妙,边防不太安全。燕山地区不仅面临着金人的军事威胁,而且,还存在着郭药师与常胜军这样一大隐患。而河北山东等地的农民暴动,虽然暂时平息了,但随时都有可能死灰复燃。
    因此,宋徽宗需要童贯。在宋徽宗看来,童贯在军中有威望,能够掌控局面,能够维护北方安全。宋徽宗原以为谭稹是块好材料,可以替代童贯,可是实践证明,谭稹这人能力不行。宋徽宗希望用封王这种最高赏赐,来笼络童贯,希望童贯能竭尽全力去维护北方边防。
    童贯对于封王当然很高兴,这是他很早以前就梦寐以求的。经宋徽宗批准,童贯将自己的府邸又扩建了许多,更加富丽堂皇。据说,工程结束时,施工人员都向童贯祝贺,并请求赏赐。童贯出手很大方,赏赐给每人一只金碗。
    在封赏童贯的同时,宋徽宗也封赏了蔡攸,晋封他为太保,并让他领枢密院事。太保与太师、太傅,并称为“三公”,都是正一品,都是表示皇上恩宠的加衔。
    宋徽宗让蔡攸负责枢密院,其目的,应该还是让他继续监督并制衡童贯。
    蔡攸主管枢密院后,觉得自己在军队内势单力薄,必须抓紧培植自己的势力。于是,他向宋徽宗建议,将来收复云中之后,可派聂山去云中带兵,镇守山后边关。
    聂山是大观三年(1109年)进士,刚开始与王黼关系不错,一起追随蔡京。后来,王黼与蔡京关系破裂,转而投靠粱师成,力主北伐,获得了宋徽宗宠信,出任宰相。而聂山仍继续追随蔡京,于是遭到王黼的中伤,被赶出京城,出任德安(今江西九江)知府。再后来,聂山又因与同乡人发生诉讼,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吉州(今江西吉安)。聂山一直与蔡攸保持联系,二人关系不错。
    聂山曾担任过开封府尹,宋徽宗知道这个人很有性格,“行事猛厉”。宋徽宗觉得此人可以重用,于是下诏,恢复聂山朝散郎职务,令他“乘驿赴阙”。
    此时,马扩依然在保州任职。他获悉,粘罕正在组织力量修治飞狐县和灵丘县城防工事,觉得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于是立即给童贯写信,建议火速调陕西精兵入驻河北,屯守在中山府与真定府,并选调智勇之将守卫易州一带,以防金军突然出兵南下,发动侵略战争。
    马扩这封信,童贯与蔡攸都看过,但都没重视。他们认为,金人目前刚建国,国内局势还不稳定,此时不可能冒险出兵南下。金军在边境上制造一些紧张气氛,只不过是为了向我大宋多讹诈一些钱财罢了。他们认为马扩有些神经过敏,于是,也没向宋徽宗报告这个情况。
    宋徽宗将童贯封为郡王,将蔡攸升为太保,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共同担负起守护大宋北部边防之重任。然而,童贯与蔡攸心存幻想,误判形势,贻误大事。此时此刻,远在东北的金国精英们正在秘密策划,准备举兵南下。
    二十六、意欲伐宋
    天祚帝被俘后,在云中(今山西大同)关押了两个多月。宣和七年(1125)四月,金太宗令粘罕派人将天祚帝押来上京。为了路上安全,粘罕特派叔父斡鲁亲自押送。经过四个多月长途跋涉,这年八月,天祚帝到达上京。
    金太宗下令,先将天祚帝押往太祖庙,祭告太祖。
    据《金史》记载,金人建国之初并没有宗庙。天辅七年(1123)九月,金太祖葬于上京宫城之西南。接着,在太祖陵墓之上,修建了一座宁神殿。金人称这座宁神殿为太祖庙,或称阿骨打庙。这里是金太祖初葬地,距离会宁府不足五百米。
    太祖庙规模宏大,雄伟壮观,金国一些重大活动,都要在陵墓前举行。包括皇帝即位、出巡或发生战争等重大事件,也要来太祖庙祭告,这就是所谓“告庙”。
    祭告完金太祖之后,天祚帝被押到会宁府皇城大殿,参拜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天祚帝在此将降书呈上,书曰:
    “辽降臣耶律延禧谨伏斧钺,躬诣大金国,俯伏待罪。臣闻人不患其勇,患其为暴也。伏念臣祖宗创二百年之基,承天统位,继子传孙,郊祀上帝,内外欢庆。岂意微臣骨寒命薄,无德可褒,不能当此!夙夜惶骇,罔知过咎,冒犯忌讳,若晓霜而遇烈日,扁舟而遭怒涛,众恶竞兴,谮辞蜂起,故兹惭德,激扬圣怒,转加兵师,忧惧之极,如坐桁杨。盖闻轵道之放,荷蒙矜恤,况若新安之叹,例受无辜。念汉皇之仁恩,诞敷濡泽;诮项羽之过恶,奚免终伤。臣所恳者,乞谐轵道之留,免效新安之祸,战慄之至,仰干圣聪,昧死谨言。”
    天祚帝这份降书,很明显是出自汉人官员手笔,书中充满了大量中原历史元素,也流露出浓郁的汉文化气息。但究竟是何人代笔,已无从考证。
    金太宗对此很满意,下诏削封天祚帝为海滨王,“送长白山东,筑室居之。”
    至此,叱咤草原二百多年的大辽帝国,算是降下了历史帷幕。
    不久,斡离不专程回到上京,郑重向金太宗建议:出兵伐宋。斡离不说:“我多次向宋朝索要逃往人户,宋人就是拖着不给。且闻童贯、郭药师治军燕山,若不先下手,恐为后患。”
    金太宗当时既没答应,也没否定,而是向粘罕、阇母、斡鲁等将领,秘密征求意见。很快意见就反馈了回来,粘罕等将领全都支持伐宋。金太宗于是下诏给粘罕与斡离不,令他们挑选善射勇健之士,加紧训练,以备伐宋。
    斡离不提议伐宋,与刘彦宗等汉人官员有很大关系。
    宋朝接管燕京后,实行“换官”政策,将许多原来辽国汉人官员,调至内地任职。这些汉官,先从燕京到东京报到登记,然后又从东京回到燕京,接着,又从燕京前往太原宣抚司任职。他们困苦于道路行程,前赴而后继。宋朝地方官吏又处处阻挠他们,以至于使他们累年不能结束流离颠簸之苦。因此,很多人对宋朝有一肚子怨气。有些人干脆逃往平州,投靠金人,并将他们所了解到的东京情况,以及宋朝军事部署虚实,都报告给刘彦宗。刘彦宗将情况汇总后,又汇报给斡离不,不断“教金人有窥中国之意。”
    刘彦宗是燕京本地人,因祖宗坟墓与田园故土,皆被宋朝占领,而心生愤恨。他屡劝斡离不出兵夺取燕京。此时,刘彦宗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又加为侍中,辅助斡离不统帅南京路军队,并负责管理南京(平州)。斡离不对刘彦宗很信任,大凡州县地方之事,皆委托刘彦宗去处理。
    斡离不的妻子余里衍,对斡离不提议伐宋,据说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位余里衍可不是一般人物,她就是天祚帝的女儿蜀国公主。她对宋朝也非常痛恨,认为宋朝背信弃义,不守盟约,也应该遭灭国之灾。她时常在夜里给斡离不吹一吹枕边风,鼓动斡离不率兵伐宋。
    此时,金人在宋朝东北部和西北部,分别建立了两处军政中心,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这是金军在追剿天祚帝和平定张觉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东北部的军事集团,是以南京(平州)为中心,由斡离不担任都统,控制着关内平、营、滦一带战略要地,战将阇母、挞懒驻守于此。阇母是金太宗异母弟,时任南京路副都统。挞懒即完颜昌,是金太宗叔父完颜盈哥之子,时任奚六路军帅,负责经略奚地(今河北与辽宁交界地区)事务。汉官头领是刘彦宗。
    西北部的军事集团,是以西京云中(大同)为中心,由粘罕担任都统,控制着山西北部以及西北地区,斡鲁、兀室担任副都统,战将娄室、银术可驻扎于此。斡鲁是金太宗伯父劾者之子,是撒改之弟,是粘罕的叔父。兀室是贵族欢都之子,是女真文字实际创制者,一直给粘罕做助手。娄室作战勇猛,屡建奇功,因擒获天祚帝而获金太宗赐“铁券”(惟叛国罪不赦,余罪不问)。银术可既有军事才能,又有政治远见。汉官头领是时立爱。
    这两处军政中心,这两大军事集团,谋士众多,战将云集,随时都可发动进攻。
    金太宗、斜也等金国最高决策层坐镇上京,他们对于出兵南下伐宋,到底有多少胜算,其实心里也没有底。为麻痹宋朝,为暗中考察宋朝军政情况,以及山川地形,为出兵南下做充分准备,金太宗先后向宋朝派出了三批使者。金太宗这个做法,跟金太祖当年在举兵攻辽前,向辽国连续派遣使者的做法,完全一致,如出一辙。
    二十七、 金使轮番来京
    金国向宋朝轮番派遣使者,其目的,一方面是用友好来迷惑宋朝,使得宋朝放松警惕;另一方面,是暗中侦查宋朝动向,为出兵做准备。这是金人在大规模出兵之前,一个惯用的伎俩。
    金国第一批使者叫告庆使,表面上看,是来向宋朝正式通报天祚帝被俘。宋徽宗对此很重视,下令调马扩入京,担任接伴使,负责接待与陪伴。
    宣和七年(1125)七月,金使到达东京,向宋徽宗递交了一份《报南宋获契丹昏主书》,书曰:
    “六月日,大金皇帝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
    大宝之尊,允归公授。守不以道,怒集人神。故先皇帝举问罪之师,迨眇躬尽继述之略。尤赖仁邻之睦,生获昏王之身。人心既以欢和,天下得以治定。爰驰使介,庸示披陈,逖惟闻知,谅同庆慰。今差复州管内达贝勒李用和,朝散大夫、守鸿胪寺卿、知太常礼院、骑都尉、太原县开国伯、食邑百户、赐紫金鱼袋王永福充告庆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谢不宣。谨白。”
    天祚帝被俘,对宋朝会产生什么影响?对宋朝是好事,还是坏事?朝廷大臣们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这有利于燕山地区的稳定,是好事。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坏事,因为,从此失去了对金人的一个重要的牵制力量。
    宋徽宗觉得,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到底是吉兆,还是凶兆?宋徽宗也把握不准。宋徽宗令金门羽客张虚白入宫,用术数预测一下。
    所谓金门羽客,就是道士。自政和年间以来,宋徽宗大力提倡道教,道士的政治地位得到空前提高。道士们“眷待隆渥,出入禁掖,无敢谁何,号金门羽客。恩数视两府者,凡数人。”张虚白就是其中之一。此人学问博杂,精通术数,尤其善用太一学说,来预测命运休咎。但他平时一般不预测,只在酒后预测,而且往往很准确。
    宋徽宗与张虚白很熟,也很随便。每次见面,宋徽宗都称呼他“张胡”,而不叫他名字。张虚白喜欢喝酒,每次酒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无所隐讳。他曾大醉之后,躺在宋徽宗的腿上。宋徽宗很宽容地说:“张胡,汝醉矣。”
    张虚白来到宫中后,宋徽宗说:“天祚帝已被女真人俘虏,你推测一下吉凶祸福。”
    张虚白先喝了几杯酒,然后用太一术数推算了一会儿,说:“天祚现在海上,修筑宫室,待陛下久矣。”
    内侍们一听此言,皆大惊失色。可宋徽宗并没生气,他望着张虚白,缓缓说道:“张胡,汝又醉也!”
    金国第二批使者,叫做报谢使,是对宋朝遣使祝贺俘虏天祚帝进行答谢。金使于九月二十四日到达东京。宋徽宗令宇文虚中、高世则充馆伴使副,负责接待。
    也就在这天,朝廷接到了河东路的奏报,说根据侦察,粘罕又从上京回到云中,有南下入侵之迹象。
    马扩闻讯,立即向童贯建议:“此事表明,粘罕必有异志。应集结西兵十万,出巡边境。不仅可以备边,也可压境议事。”
    童贯不听。童贯判断,粘罕不可能马上发动进攻。而且,若将西军主力调往河东河北,那么,一旦西夏入侵怎么办?所以西军不能调动。
    金国第三批使者,叫做贺天宁节使。天宁节是十月初十,即宋徽宗的生日。宋徽宗本来生日是五月初五。在古人看来,五月初五是“恶日”。因为这天是端午节,也叫天中节。这天,太阳运行至中天位置,酷热难当,五毒尽出。古人因此有“不举五月子”之说法,即:五月初五所生孩子,无论男女,都不能抚养成人。一旦抚养成人,则男害父、女害母。因此,宋徽宗的生日便改为十月初十。
    宋朝皇帝的生日都是节日,如:宋太祖生日叫长春节,宋太宗生日叫乾明节,宋真宗生日叫承天节,宋仁宗生日叫乾元节,等等。
    随着两国使者的来来往往,表面上看,宋金关系还是处于和平友好之气氛中。宋朝君臣也被这种表面和平的景象所迷惑。而这正是金人所要取得的政治效果。对于金使频繁来宋朝的真实目的,满朝文武,无人能看穿。
    二十八、战云密布
    十月五日,也就是金国第三批使者来到东京期间,朝廷接到中山府帅臣詹度的奏报:侦察得知,金国国相粘罕与副都统余睹,在蔚州柳甸举行大阅兵,声势浩大。
    十月十八日,朝廷又接到詹度的奏报:据悉,金国已选拔女真军兵一万五千人,在辽东一路选拔渤海军五千人、奚军二千人、铁离军二千人。金人将选拔出的这些军兵一分为二,分别驻扎在平州和云中府两处。
    十月二十一日,朝廷第三次接到詹度的奏报:侦察发现,大量金军正向云中府等处集结,有女真正军,也有汉儿军。另外还发现,在蔚州与飞狐县等处,也有金军在集结。金人不仅聚集军马,还收集粮草。当地百姓皆称,金人欲南下侵犯宋朝边界。
    可是,詹度这些重要而又及时的奏报,并没引起宋徽宗与童贯、蔡攸等大臣的高度重视。
    “金人谋已深露,惟朝廷晏然不恤耳。”对于身负北方边防重任的童贯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失职与渎职!
    令人不解的是,十月二十四日,就在战云密布之际,童贯竟然上奏,请求宋徽宗下诏,废除安肃、永宁、保定等地的军事设施。童贯在劄子中说:
    “河北旧沿边州军,多系景德年间升城寨为之,以张形势,控制黠虏。今燕山已抚定,旧边悉成内地。……”
    童贯建议,将安肃军改为安肃县,将永宁军改为博野县,将保定军改为保定县。将莫州过去所建的沿边诸寨,除了信要军所管以东不可减省外,其余皆废除。
    在童贯看来,大宋北部边防已向北推进到燕山地区,河北全域已成为内地。过去在河北沿边修筑的大部分军事设施,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十月中旬,第二批金使回国时,尚书虞部员外郎陈桷担任送伴使。他送金使到达北方边境时,偶然发现,金军正在边境上集结阅兵。回到燕京后,他将情况反映给燕山知府蔡靖,说:“金人已集结,宣言要大举进犯,掠夺我领土。他们的接待仪式,也与平常不同。”
    蔡靖不相信,怒曰:“安有是事?请示传言人,斩之以徇!”
    陈桷见蔡靖如此愤怒,吓得再也不敢多言,随即驰马回京。回京后,他闭口不提金军集结阅兵之事,只恳求朝廷将自己调离京城。不久,他调往福建任职。
    然而,十一月初,第三批金使即贺天宁节使回国时,另一名送伴使在路上看到的,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这人回京后,向宋徽宗禀奏道:“药师点名集合队伍时,威声甚振。道路上的乡兵,皆全副披带,跃马而行。逼近大金使人辎车时,乡兵在马上,用枪直取其羊羜,揭之而去,金人莫敢计较。又有一些乡兵,遇见使人径自前往,大金使人为之恐悚,敛马避道。”
    这位送伴使姓甚名谁?《北征纪实》说:“不得其人,亦误国迎合者。”他迎合谁?当然是迎合童贯与蔡攸。
    因为童贯与蔡攸对于郭药师与常胜军,一直很看重,一直很信任。他们多次联合或者单独向宋徽宗保证:“其人可倚。”
    现在,宋徽宗听了这位送伴使的汇报后,更加相信童贯与蔡攸所言是实。“强敌之畏我,而药师之可倚也。”
    @neration 2022-06-28 09:54:05
    拜读学习,经略幽燕我童贯,每每看到童大王拙劣的表演都忍不住怒拍大腿,这人咋能愚蠢到这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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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neration 2022-06-27 21:08:18
    拜读学习,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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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海州书生 2022-06-27 21:57:45
    写得好!
    -----------------------------
    多谢支持!
    @刀口岁月 2022-06-28 10:07:24
    
    -----------------------------
    多谢支持!
    十一月三日,朝廷又接到詹度的奏报:近来侦察又得知,金国囯相粘罕已下令,云中府所辖各县,所属各乡军,每人都要将个人所用之物品,以及行军宿营之帐篷,全都送交到云中府去。另外还发现,金人在山西一带也增添了许多兵马。综合来看,金军入侵在即,希望朝廷赶紧整合军马,做好应战准备。
    这时候,宋徽宗才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太妙。为加强防范,积极备战,宋徽宗急令童贯再次出京,前往河东、河北以及燕山地区,进行宣抚与部署。
    童贯接到诏令后,并没马上出发。他依然认为,此时金人不可能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而且,河东河北燕山地区防务,自己都已做出部署,即使金人发动进攻,也不可怕。燕山地区有郭药师与常胜军,河东地区有张孝纯,还有李嗣本与义胜军。
    这天,宋徽宗又接到太原府知府张孝纯的奏报:金人遣小使至太原,欲见童贯,商议交割云中土地事宜。
    这个消息,让宋徽宗紧张的心情略有缓解。
    童贯因此更加确信,金人不可能于近期发动大规模入侵。
    然而,宋徽宗与童贯哪里知道,所谓商议交割土地,只是粘罕迷惑宋朝君臣的一个烟幕弹而已。
    过了两天,宋徽宗见童贯还呆在京城没走,于是下诏督促童贯:“行无留”。
    二十九、马扩再赴云中
    其实,出兵伐宋的诏书,金太宗早在宣和七年(1125)十月初,就已经秘密下达了。这次出兵,仍然由完颜斜也担任元帅。此时,他已晋升为谙班勃极烈,即皇位接班人。
    金人计划兵分东西两路,东路军主要领导成员是:南京路都统斡离不、副都统阇母,六部路都统挞懒、副都统舍音,知枢密院事兼领汉军都统刘彦宗。东路军自南京(平州)出兵,首战目标是夺取燕京。
    西路军主要领导成员是:移赉勃极烈兼左副元帅粘罕,经略使元帅右监军完颜兀室,左金吾上将军元帅右都临耶律余睹。西路军自西京(大同)出兵,首战目标是攻取太原。
    金人虽已决定伐宋,并作出了相应的部署,但在实际出兵之前,他们仍很小心谨慎。他们怕宋朝有所防备,故“多为好辞”,以麻痹宋朝。金人很有军事头脑,很懂得兵不厌诈,可谓诡计多端。
    粘罕派遣小使来太原,主要目的也是麻痹宋朝,使宋朝放松警惕。同时,也借此侦察了解宋朝太原一带的军事部署情况。
    “小使者,非天子朝廷之使,故曰小使。旧无有,此开边有之,乃粘罕遣人使童贯者也。”
    童贯在宋徽宗督促下,终于离京出发,前往太原。当他走到真定时,碰到了张孝纯派来的属下,以及金国小使。金国小使在此与童贯相见,说:
    “中国违盟,本朝方吊民伐罪。国相(粘罕)、二太子(斡离不)出师不可当也。皇帝煞是愤怒,郎君们顾念两国生灵,煞是不欲出兵,故遣我来与大王商议。贵朝必须有所表示,才能停止兵戎相见。”
    童贯闻言而震惧,不知小使所言是真,还是假,有些惊慌失措。因不摸金人底细,他也不敢胡乱反驳。他一边勉强硬着头皮继续往太原走,一边派人回京,速调马扩来太原。
    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十二日,童贯到达太原。几天后,马扩也赶了过来。十一月十九日,童贯派遣马扩也以小使身份,持宣抚司军书,前往云中,拜见粘罕。名义上,马扩是去商议云中土地交割事宜,实际上,他的任务是去实际侦察一下,看看粘罕到底有无进犯之意。
    童贯叮嘱马扩说:
    “见到粘罕,休要争执什么礼数,要以完成大事为重。只商议交取蔚、应二州,以及飞狐、灵邱两县,其余地境,尽划还金国。不管此事能否办成,关键是要探赜粘罕,是否真有南侵之意?”
    马扩说:“请太师放心,马某定当竭尽全力。”
    随后,马扩一行人离开太原,往云中进发。走到代州茹越寨时,马扩获得一个重要情报:粘罕派遣从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叛逃的义胜军,占领了五台山繁时县界山路。又派遣从易州叛逃的常胜军韩民义等,占领了飞狐、灵邱县路。粘罕令他们,四处探听宋朝边防虚实情况。
    关于隆德府义胜军叛乱,以及易州常胜军首领韩民义叛逃,马扩有些耳闻。义胜军叛乱,起因于久欠士兵粮饷,导致忿忿不平而逃跑。王禀与耿守忠率兵追击,结果有三千多人逃往金军。这帮“汉儿”对宋朝有一肚子怨言,他们向粘罕“具言中国虚实”。
    易州常胜军首领韩民义叛逃,是因为受到易州守臣章综的排挤,心生怨恨,于是率五百士兵逃往金军。他对粘罕说:“常胜军惟有郭药师有报国心,其余如张令徽、刘舜仁之徒,皆因张觉被杀之事,对宋朝很绝望。”粘罕由此对宋朝义胜军与常胜军虚实,已基本摸透。粘罕对于知己与知彼都很重视,故能百战不殆。
    马扩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这传达出了一个军事信号,于是,立即给童贯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分析其利害关系,请童贯紧急调派各处军马,开赴边防,以作准备。马扩令人携带这份信件,骑上快马,速回太原。
    随后,马扩继续往云中行进。走到宋金边境时,守边的金军不许马扩一行人入境,说必得有元帅命令,乃可入境。马扩无奈,只好在边境上等着。几天后,传来粘罕的命令:“只许宋人入境三人,其余人员不许越境。”
    对于粘罕允许几个人入境,马扩并不在意,他知道,这是金人的一贯做法。
    到达云中后,金人要求马扩向粘罕行庭参之礼。所谓庭参之礼,就是跪拜之礼。马扩上次来云中时,兀室曾要求他庭参,但遭到他断然拒绝。可现在,马扩想起临行前童贯的嘱咐,只好委曲求全,以参拜皇上之礼拜见粘罕。
    粘罕问:“使人此来,是衔朝廷之命,还是受宣抚司所遣邪?”
    马扩回答:“受宣抚司派遣。”说着,将宣抚司军书呈上。
    粘罕接过军书放在一边,一眼都没看,问:“你们此来,究竟有何事要理会?”
    马扩回答:“咱们两朝自海上交欢,今已数年。贵朝先帝大圣皇帝,与本朝各以气义相结,不爽原约。贵朝许割还燕地,本朝许岁奉金币,俱有信誓,永远和好。山前土地已交接完毕,只有山后土地,中间因童太师休假,暂委谭宣抚交割。因为他不知首尾,又因幕府僚属处置不当,遂有不周事节。今主上黜罢谭稹,再起用童大王,盖因与元帅国相皆始终主张和好。希望好生商量,早将山后土地事结束,使两界士民安业,各享太平。故专遣某等前来商议。不知山后土地,何日交割?”
    粘罕笑了笑,说:“你家再无人可使用了?只知委任宦官。山后地土,当初答应时,盖因大圣皇帝恩义,酬答赵皇海上交结之义。各立誓书,永远和好。可是没想到,大圣皇帝才崩,舆榇未及归国,地土交受未了,贵朝早已违誓背约,阴纳张觉,收接燕京逃去之职官民户。本朝累次追取,贵朝只是虚行文移,夸诧幅员万里,国富民众。本朝虽小,却不曾敢丢失道理。所以,我家想与贵朝,略辨曲直是非。”
    马扩见粘罕话中有话,有出兵威胁之意,便说道:
    “天祚帝失道,任用奸邪,天厌人离,故为贵朝所破。本朝亦怨其悖礼败盟,所以相助,共为讨灭。今国相如果想要山后州城,不欲交割,也可商量,不必遽相失欢。一旦两个大国交兵,却几时休得?况且,本朝也不可能为交割地土而兴师。出兵之事非小,利害所系,愿国相深思之。”
    粘罕问:“你意下待如何?”
    马扩说:“请屏退左右,然后言之。”
    粘罕说:“我家国中论事,不尚屏退左右,要得人共知。”
    马扩说:“此系两朝大事,未商定时,恐人传播,别致异议,则事难成也。”
    粘罕又笑了笑,挥了挥手,令左右人员全都退出去。
    三十、惊愕
    马扩一直等到粘罕身边人员全都退出之后,才缓缓说道:
    “马某临行前,童大王令我转告国相:本朝因谭稹不务大计,辄生是非,遂发生了私自答应李石、张觉归朝等事,皇上亦自知是失策。愿国相念以旧好,以及曾共同灭辽,不为深较,以使两朝生灵安帖。关于山后土地,只交割蔚、应两州即可,其余州县,尽还贵朝。若蒙俞允,请告知准确日期,然后各自安抚边民。日后国相不论欲要何物,但请见谕童太师,当自一一奏上应付。”
    粘罕听完,沉思片刻,说:
    “我若将蔚、应两州给你,你们又将招抚流民,则西京之民又不可留矣。其实,不管山前还是山后土地,都是我家旧地,怎会变成你家土地呢?恐怕贵朝还须罚些土地给我,方可显出贵朝有反省悔过之意。”
    马扩见粘罕毫无商量余地,索性直接把话挑明,说:
    “我朝自海上遣使以来,数年间,使客往返多次,又兴起兵马,又给付贵朝金帛,花费高昂巨大,目的无非是为了两朝和好。而今,奉劝国相切不要受奸人挑拨,听信奸人计谋。今贵朝所任用者,尽是契丹旧时职官。我知道,就是这些人在贵朝煽风点火。说句实话,两国万一不得已交兵,肯定是各有损折。我河东河北州城坚固,军民皆习战斗。若有战事发生,民众必据城坚守,如何容易攻破?最终,不过是虏掠些村民钱财罢了。纵有所得,也是利入军人之手。傥有所失,则害在国家。况且,杀了一个宋人,即是与契丹报仇;杀了一个女真人,亦是与契丹报仇。而今,贵朝灭尽契丹,又得南朝金币,得早休兵,各享太平,真乃是上策!岂可容易再言战斗事也?扩多次奉命出使,不敢不为两朝极尽忠言,乞国相深思之。”
    粘罕微微一笑,说:“你说得也煞好!只是你家说话,往往虚诳不实。你们明日便可回去,关于你所提建议,我将专遣使者去你们宣抚司商谈。”
    第二天,在驿馆吃早饭时,马扩发现饭食很丰盛,感觉有些不太对头,便悄悄问厨师撒母:“为什么这么丰盛?”
    撒母好似开玩笑地回答道:“接待使人,恐怕只此一回了。”
    马扩觉得,撒母这是在向他暗示,金军南下之意已决。
    @neration 2022-06-29 12: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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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2-03-30 19:23:16  更:2022-06-29 19: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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