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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19页] |
| 作者:yc雨花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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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88节 曹雪芹评价贾宝玉，“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说明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这种细腻的感情因子，可以使他贴近理解人情世故，也可以使他脱离现实生活走近狭隘的“小情”世界。 贾宝玉：“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 读书，最怕的不是读不进去，而是被作者的节奏带动而丧失了应有的价值判断。 读《红楼梦》，很容易跟随贾宝玉的节奏，为贾宝玉而喜、为贾宝玉而悲，于是，就将管教贾宝玉读书的贾政推上对立面，于是，贾宝玉不喜读书，也就是成了反抗封建的真性情。 这是最标准的“因情而逆理”。 历史发展到今天，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都或多或少诵读了儒家经典，难道都是腐朽！ 儒家的经典当然有不足，正如所有的经典都不可能适应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地域。 雨花石一向是反对抱残守缺的继承传统文化，但，雨花石也绝对反对将儒家文化恶俗化、否决化。 事实上，和贾宝玉相比，孔子更加是“性情中人”。 《论语》记载：“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大体的意思是说，孔子参加丧礼，被哀痛的气氛感染而不能吃饱饭，而且，参加丧葬的孔子深深沉浸在哀苦的情绪里，即使换了环境，也不能欢快的歌唱。 那么，贾宝玉呢？他参加了两次丧礼，一次是秦可卿，一次是贾敬。秦可卿是贾宝玉的梦中情人，是否有一腿存疑。秦可卿猝死，贾宝玉很悲痛，但，等秦可卿正式发丧，贾宝玉和秦钟，就只管郊游的欢快而压根没有了美女离世的悲痛。 陶渊明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秦可卿“托体同山阿”的时候，“他人亦已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亲戚或余悲”，也是有的，但，不包括她的弟弟和贾宝玉。 贾敬是贾府历史上第一个进士，他的去世，对于贾府当然是一种损失。因此，“贾母暮年人，见此光景，亦搂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贾赦贾琏在旁苦劝，方略略止住。又转至灵右，见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痛一场。哭毕，众人方上前，一一请安问好。贾琏因贾母才回家来，未得歇息，坐在此间看着未免要伤心，遂再三的劝。贾母不得已，方回来了。果然年迈的人，禁不住风霜伤感，至夜间便觉头闷心酸，鼻塞声重，连忙请了医生来诊脉下药，足足的忙乱了半夜一日。” 贾府有丧、贾母悲痛，戴孝的贾宝玉如何呢？尤三姐评价贾宝玉道：“姐姐信他胡说?咱们也不是见 过一面两面的，行事言谈吃喝，原有些女儿气的，自然是天天只在里头惯了的。要 说糊涂，那些儿糊涂?姐姐记得穿孝时，咱们同在一处，那日正是和尚们进来绕棺，咱们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头里挡着人。人说他不知礼，又没眼色。过后他没悄悄的告诉咱们说?——‘姐姐们不知道：我并不是没眼色，想和尚们的那样腌，只恐怕气味熏了姐姐们。’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个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赶忙说：‘那碗是腌的，另洗了再斟来。’这两件上，我冷眼看去，原来他在女孩儿跟前，不管什么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们不知道。” 家有重丧，贾宝玉满心满意的“没眼色”的只管照顾尤家姐妹，尤三姐评价他：“原来他在女孩儿跟前，不管什么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 尤三姐评价贾宝玉是一个热爱女孩的情种，她错的一塌糊涂。面对咨询意见的柳湘莲，贾宝玉评价红楼二尤：“他是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妹子。我在那里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么不知?真真一对尤物!——他又姓尤。” 尤三姐心理揣摩的善待女孩，在贾宝玉真实的内心世界里只不过是“混了一个月”。 这一个“混”字，说明贾宝玉对二尤的评价和态度：她们长得这样美貌而风骚，不捞便宜岂不太亏。 我们很多人批判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人滥淫无耻，其实，贾宝玉也是一个“淫人”。贾宝玉的淫不是肉体的淫——贾宝玉的年幼和体弱，也不长于肉体的淫——贾宝玉的淫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享受，虽然对女孩的直接伤害不明显，但，也并不是说贾宝玉真正尊敬女孩子。 比如，尤氏姐妹的悲惨，就大处讲，是社会的黑暗，往小里说，是宁荣两府的无耻和黑暗。 贾宝玉不但没有认识到贾氏家族对二尤的迫害，而且，正是因为他对尤三姐的评价，导致柳湘莲的退婚和尤三姐的自杀。 如此不堪的贾宝玉，为什么成为《红楼梦》的主角呢？ 警幻忙携住宝玉的手向众仙姬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荣府去接绛珠，适从宁府经过，偶遇宁荣二公之灵，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者。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用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他跳出迷人圈子，入于正路，便是吾兄弟之幸了。’” 宁荣二公之所以看重贾宝玉，是因为他是贾府男主人中较有人文情怀而不偏狭于肉欲和财富的享受，这种天然的优势如果有家国情怀而服务社会，就会大有成就。 然而，贾宝玉恰恰把所有的思想都投入到儿女情长之中，不但没有了服务社会的壮志凌云，也没有自立自存的思想。 贾探春大观园小改革后，黛玉便说道：“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些事，也倒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干了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根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做筏子。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止乖呢！”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也太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他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不短了咱们两个人的。”黛玉听了，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 从来不参与家务管理的林黛玉，闲暇一盘算，也知道这贾府花的多而进的少，“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 林黛玉说：“咱们也太费了。” 贾宝玉呢，吭哧一句：“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不短了咱们两个人的。” 如果不是极好的机遇，一般人的生活，是需要付出幸苦的劳动的。贾宝玉这种态度，说明，从骨头里，他其实是特别的清高：他看不起劳动者，也看不起服务社会的人，偏偏还理所当然认为自己应该不劳而获享受美好的生活。 凭什么？ 便是深爱他的林黛玉听他讲这种没水平的话，也是扭头就走。 曹雪芹批评贾宝玉：“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 很多人之所以支持贾宝玉，是认定读儒家经典参加科举并不是真正的人才。 这种观点，当然有道理，因为明清的八股取士的确束缚了人的思考，但，也不能说八股取士就绝对不能遴选人才。 明清之际，确有大批的人通过科举而成为人才，比如王阳明，比如曾国藩。便是左宗棠，也是举人。 当呼啦啦大厦倾，没有了父母的养护，身体孱弱的贾宝玉，用什么来养活自己？ 我们读《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一样，能够看到对社会的批判，但，我们看不到作者对社会进步的方向引导和理论创新。 《儒林外史》最歌颂的是复古，《红楼梦》最终的归宿是成仙为佛遁入警幻仙境。 我们欢迎对旧世界的批判，但，我们更欢迎对新世界的建设，尤其是理论建设。 鲁迅参加新文化运动，写了很多重要的作品，然而，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都是对现实的批判而不是对未来社会的筹建。 因为，鲁迅，也没有方案。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在日本就就近接触过徐锡麟等光复会员，在辛亥革命期间，也参加了浙江的革命教育。 可是，我们看鲁迅先生在作品里对浙江的辛亥革命的态度，非常的“幽默”——讽刺是对不起革命先烈，然而，从《故乡》的“闰土”的变化，鲁迅对于辛亥革命对于社会的影响的评价是“负面”的。 辛亥，不仅仅是成果较小，而且，理论建设也非常的轻微。孙中山带给中国的是民主、共和的思想观念和分权的模糊体制。 然而，孙中山并没有组建队伍的能力和改造社会的具体构想。 共产党最早的创始人是陈独秀、李大钊，陈独秀、李大钊肯定认识鲁迅，如果鲁迅要加入陈李创造的党，他当然有机会、有途径的。然而，鲁迅在大革命时代没有加入共产党、也没有加入国民党，即使在1926年因为写了《纪念刘和珍君》而被北洋迫害而南下厦门，即使在黄埔军校发表了演讲，仍然没有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这说明了什么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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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89节 如果说，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喜欢特立独行而不党，那么，就无法解释1936年鲁迅给东征山西的红军发出的贺信和两次给毛泽东以及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送火腿。 1936年，以在陕北的共产党相对国民党的弱势，以国民党搞特务之凶狠，鲁迅直接与中共中央发生联系是有相当风险的。鲁迅最后的态度有可能与大革命时期的态度不同，但，鲁迅最后的态度说明，他已经特别明显的倾向共产党而反对国民党。这又是为什么？要知道，就1936年的国共力量的对比而论，如果仅仅就有型的力量而论，1936年的共产党也并不比1927年的共产党强大多少。 1936年的共产党，和1927年的共产党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已经开始打印上一部分毛泽东的痕迹——虽然，那个时候的毛泽东还不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绝对接受最高领袖，当然，一个是毛泽东的巨大贡献，一个是为了宣传，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 的毛泽东当然是共产党对外宣传的品牌。 就1936年之前的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而言，和鲁迅私交最深刻的当然是瞿秋白，而中央苏区时期的瞿秋白，因为被左倾中央的排挤，和他最心心相印的是毛泽东。 冯雪峰回忆：“那时，毛 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个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后来瞿秋白死了，毛 认为这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 瞿秋白当时的秘书在回忆中也提到，两人是当时“最接近的战友”：他们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上经常观点一致，关键是，此时又同遭排挤，所以，彼此间形成了一种亲密友谊。同是遭受挫折的诗人和英雄，彼此间的惺惺相惜，互相宽慰，形成一种心心相印的亲密的小氛围，在一起谈论古今，在诗和艺术的天地间寻求一种超越当下的心灵寄慰，这应当是很可以理解的。在那环境险恶、生活艰苦的穷乡僻壤，也幸而有这样一些才学卓越而献身理想的人，才得以构成一种绝非那环境中所能设想的精神空间。 毛泽东曾悲愤地说：“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中去。”直到在延安，毛在杨家岭时，又对莫文骅和苏进提到此事，说“长征出发的时候，像瞿秋白、刘伯坚，还有我的爱弟毛泽覃等人都应该带出来的，教条主义搞宗派，把他们留在苏区，给敌人杀掉了”。 萧三回忆，他和毛泽东在杨家岭的月夜下散步时，回忆起凋零飘逝了的“同学少年”；也说起了一起牺牲在闽西的何叔衡、瞿秋白。萧三回忆道，毛对于前者，没说什么，对于瞿秋白，毛泽东感慨地说：“要是瞿秋白不死，现在来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那多好啊。”何叔衡是和毛泽东一起搞新民学会、搞文化书社、自修大学，又一起参加党的“一大”的湖南同乡，毛泽东表现出的对瞿秋白的感情还超过了何叔衡。 在1950年的最后一天，为《瞿秋白文集》的出版，毛泽东亲笔写了一篇短文：“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 新中国成立后，对瞿秋白的评价，矛盾的焦点是对《多余的话》的评价。 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回忆说：“大约1962年 看了《多余的话》对我说：‘瞿秋白对革命有贡献，但临终前写了《多余的话》，这是消沉，最多是动摇，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临终前还是可以谅解的。’我没有听到过 说瞿秋白是叛徒。 只说过‘瞿秋白怀才不遇’这样一句话。” 毛泽东在1962年对瞿秋白的这个评价比较公允，作为带有诗人特质的瞿秋白，因为在党内的委屈，面临人生最后的选择，在选择牺牲以坚定信仰的时刻，非常真实的表露内心世界的情绪。 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回忆说：“1963年年初，十来个人在刘少奇会客室，由刘少奇传达 的意见，说：‘瞿秋白是叛变了，中央传达最高意见，说适当的时候将宣布。’后来下面同志议论，认为这个决定不怎么公道。” 如果两个回忆都真实，毛泽东对瞿秋白的评价的变化就不是瞿秋白牺牲前后的真实历史而是毛泽东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判断。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确证明他在最后的关头坚持了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叛徒，但，这种临死之际对于组织的“情绪”也的确不是正能量。 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他不是宗教的虚幻，而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道路的坚定信念。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固然不排除个人利益选择的趋向——革命带给大部分人群的是利益——而，对于理性选择共产主义为理想信念的共产党人而言，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实现，不但是根据现实的需要而奉献，最重要的是，要把共产主义的实现，比寄托于那一个人、那一代人，即使革命遭受最大的损失，即使某一个时代的革命先进群体统统被杀光，也要相信，在未来，有更多的革命者复兴革命。 1989年到1991年，苏东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挫折，但，真正的共产党人相信，未来的世界必然是赤旗的寰球。 共产党人的革命，一个是投身人类社会进步的最正确的洪流，也就是顺应历史大势，另一个就是改造社会、服务社会。 共产党人的使命感，截然不同于古代士大夫的“感恩和伦理纲常”，也不同于近现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内心情感的追求。 我们看中国古人最赞美的桃园结义和隆中对策，刘关张的兄弟之情和刘备、诸葛亮的知遇之恩，并不是近现代意义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乃是个人的狭隘感情。也正因为如此，现在我们评价曹刘孙等等都是军阀混战，没有所谓的正义。 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追求的是个人内心世界的舒展和基于物权的人的解放。 共产主义信仰的最高追求，是基于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的人的全面解放。虽然，即使物质极大丰富社会也有矛盾，比如，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也可能有偏差，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也可能有爱情的纠纷。但，共产主义时代全面确立的基础是社会摆脱了名缰利锁的羁绊。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不但不同于封建士大夫扬名立万兴邦立业的信仰，也不同于资产阶级时代个人解放的信仰，他是为全人类劳苦大众都解放的信仰。这种信仰，打破了国家、民族的拘囿，也打破了个人的利益和情感，其对于祖国的热爱、民族的热爱、家庭的热爱，都从宏观上服从于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前程。 比如，只有站在共产主义信仰的角度，才能够理解白求恩的伟大，才能够理解祖国人民志愿军对于朝鲜的巨大奉献，尤其是罗胜教宁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要挽救朝鲜儿童的生命。 在封建时代，是家国一体的，国家的权益，某种程度是与皇家相联系的，因此，忠于君王、忠于家族是士大夫的伦理纲常。在共产主义的信仰里，狭隘的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也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障碍。 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一定信仰坚定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因为时代条件的限制，大部分人群、甚至于绝大部分人群，是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信仰的。也就是说，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实是非常非常孤独的，乃至于是不能被民众理解，也不能为民众所接受。 因此，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或者说，某一个阶段的共产主义者，不但要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当然，因为条件的局限，某阶段只能为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而奋斗——而且，要理解群众思想觉悟较低自己的行为、思想不被理解。 对于共产党人而言，最痛苦的是，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可能党本身也犯错误，错误之大乃至于委屈、戕害自己最优秀的儿女。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共产党人，即使面对残酷的党内斗争，即使被极端委屈，固然为自己不能为党多做工作而可惜，然，他明白这种委屈来自于时代落后束缚组织的认识。 有两个牺牲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烈士对待组织错误的态度就不同于瞿秋白。 一个是段德昌，一个是刘志丹。 1933年4月下旬，夏曦通知段德昌到中央分局驻地金果坪开会，段德昌自知不妙，但仍镇定自若地赴会。行前，段德昌对爱人刘淑云说：“夏曦要继续杀人，我反对，他杀的全是我们党的精华。我不痛心吗？我估计他会对我下手，你要保重，你腹中有孩子。” 果然段德昌一到，就被以“改组派”、“逃跑主义”的罪名逮捕。1933年5月1日下午3点，在金果坪江家村的山坡上，夏曦宣布了段德昌的所谓“罪行”和执行死刑命令。段德昌喝道：“不要用子弹，留下一颗子弹去打敌人！”并深情地对在场的干部群众说：“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要打回洪湖去，不要忘记了洪湖人民；红军要赶快恢复党的组织，没有党的领导，红军寸步难行；肃反肃到德昌止，再也不要自相残杀了！”并高呼： “同志们，永别了！祝革命早日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 因段德昌的要求，为节省一颗子弹，段德昌被大刀砍死。 1952年8月3日，毛泽东亲自签发新中国第一号革命证书，对象是段德昌。 从1921年中共成立到1952年，31年间牺牲的烈士千千万万，以其惨烈、以其贡献、以其亲厚，以李大钊之众、以毛泽民之亲、以杨开慧之蜜，而必须尊段德昌为一号烈士，大约就在于段的牺牲过于特殊，大约在于牺牲于党内斗争的段德昌对于革命的忠诚和未来的希望无可比拟。 和段德昌的残酷相比，瞿秋白在党内受到的委屈是微不足道的。瞿秋白在中央苏区始终保持教育委员的职务，始终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做工作、施展才华。就瞿秋白的个人能力偏长而论，搞教育和意识形态是人尽其才。瞿秋白的最大委屈是未能跟随主力红军长征而留在根据地打游击。不过，留在根据地的瞿秋白保留较好的待遇，有警卫员、有经费，而且，为了确保他的安全，组织送他去白区。瞿秋白的牺牲是叛徒的出卖，有相当的意外因素。 如果站在段德昌、刘志丹等人面对党内斗争的残酷采取的态度，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确多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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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0节 如果不考虑《多余的话》的负面影响，毛泽东和瞿秋白是惺惺相惜的党内高层。至于鲁迅，他在中共党内，最好的朋友应该是瞿秋白。瞿秋白去中央苏区之前，在上海和鲁迅相交的时候，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和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瞿秋白等和鲁迅相交的共产党人，即使不把党内斗争的情况告知鲁迅，把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苏区的革命创造告知鲁迅是很正常的选择。 我个人理解，曾经在大革命时期“荷戟独彷徨”的鲁迅，之所以在土地革命时期日益接近共产党，并且与离开根据地在上海治伤的陈赓有过很亲密的交流，而且，交流的内容就是苏区的建设与红军的战斗。在1936年，经过辗转传递，鲁迅接到了向影心传递的方志敏给中共中央的汇报文件。 以国共两党斗争之激烈，以方志敏身份之特殊，接受、保藏方志敏给中共中央的汇报并委托可靠人传递给中共中央。 放在任何时候看，鲁迅转递方志敏的文稿都是“通共”，如果证据确凿，国民政府完全可以依法惩治。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虽然还能够展开，但，被捕叛变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如果不是有敢将身家生命付之度外的胆气，鲁迅不可能冒如此巨大的风险。 事实上，土地革命时期，太多党内高层，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王明、博古、张闻天，和鲁迅并没有直接的交往。鲁迅对瞿秋白之后的共产党的判断已经不是个人交往获得评价，鲁迅对于中共高层的认识，已经完全依靠的是政策。 我绕来绕去，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鲁迅之所以不靠拢加入陈独秀、李大钊时代的共产党而同情、支持土地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感情和交往，而是因为党的理论和党的政策发生了巨大的或者说翻天覆地的变化。 陈独秀、李大钊创造、领导共产党革命，当然也有理论的创造，但，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理论，整体而言还处于“引进阶段”，党的政策与中国革命的实践有很大的脱节。 比如，1921年中共一大，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中共一大还规定，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 中共一大制定的党的奋斗目标和基本任务，就我们今天看来，都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因为1949年之前的中国并不是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政府代表的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工商业资本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对于近代中国，当然不是被革命的对象而是革命阵营的一部分。就大革命时期革特别反动的北洋政府的命的历史任务而言，资产阶级的确是革命的阶级。 从积极的层面讲，1921年到1927年，中共搞工人运动提高工人待遇是有贡献的。但，整个中国社会进步的核心是剥夺地主的财富以发展工商业，所以，中国社会进步的经济根基是，既要提高工人的待遇还要发展工商业，那么，钱从何而来？除了国际借贷，唯一的出路就是剥夺地主的财富。 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工商业，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唯一选择，自古华山路一条，别无选择。 二战结束已经73年了，亚非拉国家政治独立的时间也很长了，为什么迈进发达国家行列的仅仅有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地区？我个人理解，就是太多的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封建地主问题，比如，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富汗，虽然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地方割据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社会变革的推动是有很大障碍的。韩国和台湾，因为都长时间被日本统治，韩国曾经被北朝鲜的军队横扫的只剩下釜山，台湾的管理者是从大陆迁来的领导层，而且，二二八事件对于台湾地方力量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新加坡原本就是一个移民社会。 地主，一般都有极强的家族势力，无论什么样的社会进步，一旦影响其利益，往往就被阻挠。新中国成立后，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即使站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角度看，也是必须的。俄国的农奴制改革、美国的废除黑奴，都是社会进步的必须，西藏的农奴改革也是社会进步的必须。然而，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农奴主最终选择了叛逃。 事实上，美国解放黑奴时的《宅地法》、俄国的农奴制改革以及罗伯斯皮尔、拿破仑时代的法国革命，都伴随着疾风暴雨式的土地重新分配。很多果粉在讨论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只看到中国土地革命的残酷而选择性忽略美国南北战争的土地分配因素。当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鲜明的土地革命因素，这是岛国的贵族有经商的传统，其贵族已经完成了“土地旧贵族”向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转变。 中共二大，制定了最低革命纲领即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制定的这个纲领，是正确的，打倒军阀、争取民族独立、完成真正意义的国家统一，是中国进步的三大必要条件。然而，中共二大没有明确指出，中国的军阀混战产生的原因除了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寻找不同的代理人这一因素外，更与落后的分散存在的封建地主经济有关。比如，旧中国时代的西藏因为经济落后竟然可以封闭的存在。今日的台湾之所以有台独份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蔡英文上台后不到两年，台湾的选情就发生激烈的变化，就在于脱离了巨大的祖国市场，台湾的经济立即显示困难。因为地缘的特殊性，因为大陆经济的崛起，台湾已经无法摆脱大陆经济的影响，反过来，大陆可以很简单的切割掉与台湾的经济联系而在国际市场寻找替代者。 台湾，可以依附美国，但，依附美国并不是成了美国，并不拥有美国的底气和资本。2018年12月13日，一个鼓动台独的绿色媒体《民报》宣告破产。这个《民报》是2013年由将近300位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集资创办的。为什么办不下去呢？因为现代社会纸质媒体一般是不挣钱的，生存的途径，除了捐赠之外，主要依托卖广告。大陆对台独的斗争，一个非常犀利的手段就是经济斗争，你只要敢在台独的媒体上搞广告，就可能被市场封杀。 出生于屏东、户籍在高雄市的吴宝春，在2010年世界面包大师赛中获得冠军，成为家喻户晓的面包师傅。在这之后，曾经有绿色媒体发布消息，吴宝春曾说过：“大陆市场虽有13亿，但全世界有70多亿，不会把眼光只看在大陆”， “饿死也不来大陆”。 可是，2018年12月7日，吴宝春的面包店开始在上海试营业，然后就被大陆网友翻出他6年前接受专访时“台独面包”标签，引起大陆网友抵制。10日傍晚，吴宝春发表声明，称未发表过“饿死也不会来大陆”的言论，特别提到他是“一个生于中国台湾的面包师，台湾，是养育我的土地。身为中国人，是我的骄傲”。声明称，“‘两岸一家亲’是我坚持不变的态度，对于近期‘吴宝春(是)台独’的消息，由于个人工作原因，未能及时响应，造成了一定误解，给大家带来了诸多困扰，我深表歉意”。11日，公开承认“九二共识”的新当选高雄市长韩国瑜高调为吴宝春站台。 吴宝春公开宣布自己不支持台独之后，亲绿的《自由时报》对吴宝春进行批评。 吴宝春为代表的台湾商人成为统“独”议题下的夹心饼干，这是海峡两岸政治角力的必然。事实上，如果台湾方面如果敢于独立，不要说要承受两岸军事斗争、外交斗争的残酷压力，也要承受长期的经济断绝的斗争压力。你只要敢赌独，最起码要被彻底切割于大陆经济之外，甚至于被彻底切割于一些与中国大陆经济密切的经济体之外。 当大陆网民爆料吴宝春“台独面包”而吴宝春公开宣布自己“身为中国人，是我的骄傲”之时，不可能不知道台独势力对他的反扑。 吴宝春的台独，其实就是大陆市场碾压台湾市场的经济选择。 大陆之所以能够以经贸手段斗争“台独面包”，表面是广阔的人口市场，实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陆是真正的统一。 什么叫真正的统一呢？那就是统一的政治行为之外统一的经济行为。 比如，美国的高通公司和美国苹果公司因为知识产权问题从2017年就开始打官司，从美国国内打到欧洲打到中国，2018年 9 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裁定，苹果手机确实侵犯了高通的一项与电力管理技术相关的专利，但没有应高通的请求在美国禁售 iPhone。既然承认苹果侵权高通，为什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不对苹果搞惩处呢？简单，美国一旦惩处苹果，就会给中国、韩国等国家的手机品牌带来巨大的机会。可是，高通不管美国产的利益而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官司打到中国后，2018年12月10日，中国的福州中级法院宣布高通在中国胜诉苹果，对侵犯高通知识产权的7款苹果手机在全国禁售。 美国承认苹果侵权而不惩处是因为伤害美国的经济利益，中国因为苹果侵权高通而禁售7款苹果手机，不但有利于中国的手机销售而且体现了中美贸易大战的时代背景。 中国的法院因美国的公司的起诉而禁售另一美国公司的产品，在特朗普对中国搞贸易大战的背景之下，也许有人说美国的法律“民主”，我个人认为，这体现的是“美国的政治”不能维护“美国的经济统一”。 近代中国对外斗争无力和社会进步缓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的不统一给政治的不统一提供了可能性”。 晚清的经济不统一当然和民国的经济不统一是一样的，甚至于更严重，晚清之所以不出现军阀混战，是因为有政治强人管控。民国之所以军阀混战，是因为中央政府的政治领袖的能力压制不住地方经济对地方军事力量的支持。 这个政治逻辑的推导，中国要想解决军阀混战发展国民经济，就必须铲除军阀诞生的地方经济的相对独立性。然而，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绝对不会心甘情愿的被中央政府铲除其经济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政治强人以强大的力量逼迫地方力量让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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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1节 赵匡胤为什么能够结束军阀混战？就在于他这个军政强人的能力可以压制住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军阀。 杯酒释兵权，咋一听是那样的从容，那样的高雅，其实，哪里有如此的容易！真正的历史应该是，那些刀头舔血的猛人喝完酒回到家整夜的不睡觉，想来想去，无论是搞阳谋还是搞阴谋，都绝对不是赵家兄弟的对手，认命好了。 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也曾经面临来自于张国焘的公然挑战，中共中央也只能是仓皇北上。 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党枪原则是党指挥枪，党将军队改造成执行政策的战斗队。然后呢，一支又一支的战斗队被党派出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建立地方党务系统、建立地方政府。就实际情况而言，这些分散建立的根据地的建立者并不是来自于中央的党组织而是来自于各级领导派出或者自发的革命部队。 比如，抗战时期的晋察冀根据地，原有的地方党组织非常的薄弱，根据地的创建者就是聂荣臻为首的八路军一部。就宏观而言，晋察冀是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就实际情况看，晋察冀的创建者是八路军这支部队。 共产党的根据地创建于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除了陕甘宁根据地这个初创于土地革命时期且在抗战时期基本没有和日军打过仗的后方外，从长城内外，到大河上下，跨长江，越南岭，即使到天涯海角，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或初创于抗战时期，或壮大于抗战时期。除了陕甘宁根据地，每一块根据地都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艰难困苦。那些跟随共产党搞抗战的同志们，不管是军人还是一般的党务政府的工作者，都有急行军的经历，都经受过战场的考验。 抗战时期的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截然不同的体制。对于国民党来讲，军队就是军队，党政就是党政，虽然其高级干部有现役军人出任的状况，比如张治中就担任过湖南省政府 ，整体而言，其政府的组成人员大多没有军队的背景。共产党就截然不同。抗战的特殊环境，决定了根据地党政军各系统的每一个工作者，都要娴熟于军事，都要过军旅生活。1949年，解放军向全国进军，伴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广阔的新解放区的党政建设就需要无数的干部。和国民政府的高高在上不同，共产党的管理是深入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其对于干部的需求远远超过国民政府，要解决这样庞大的干部需求，唯一的办法就是大批的军队干部离开军队进入党政群系统。 因此，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党枪关系，其实是：党创建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建立根据地——人民军队解放并建设新中国。 因为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相对独立性，也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山头。这些山头是否绝对忠诚于革命，是否绝对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取决于根据地创建者的革命忠诚，另一个就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和能力是否服众。 从1937年7月抗战爆发，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2年残酷的内外斗争，共产党内公开叛逃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是已经边缘化的张国焘，而张国焘叛逃的关键因素也是被王明所逼——张国焘回忆录。抗战时期，也确实有一些高级将领脱离了抗日的队伍，比如周昆，但，他们并不是对毛泽东有意见，而是不能忍受革命队伍的清苦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整个社会被改造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不但军队要绝对接受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不但党政系统必须无条件接受最高层的领导，就是国民经济，也完成了彻底的整合。这种整个社会的完整统一，不但有效杜绝了地方势力干涉中央的可能，不但堵住了外来力量在中国内部扶植代理人的可能，而且，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更可以集中力量应对外来的斗争。 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不但是世界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军也是战斗力爆棚的军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军不但拥有整个世界最强大的装备优势、后勤优势，且其军队的官兵大多是经过战争的残酷考验，其指挥能力和战斗经验都是冠绝一时的。 研读国共战争，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那就是抗战结束内战初期国军战斗力突然急剧上升。 红军时期，一对一，主力红军一般可以击溃国军，如果三对一，指挥得当就可以全歼国军。徐海东指挥的红十五军团不过几千人就敢挑战东北军的师级建制。抗战时期，即使死战不退的国军，除了极少数部队外，一对一，国军对日军，基本是必败，十几万大军被日军一个师团追的鸡飞狗跳是极正常的情况。国军要想聚歼日军，即使是精锐部队，一般也要五对一，甚至更多。 就抗战时期的战斗力而言，八路军新四军对决国军，一对一几乎完胜，比如，黄桥大战，比如刘邓收拾朱怀冰。 可是，到了解放战争初期，国军主力部队的战斗力有了一个陡然的升高，除了接受大批日军武器升高装备之外，还有接受大批美式装备的因素。但，抗战结束，八路军、新四军也接受了大批的日军的武器。国军的武器虽然升级换代的厉害，共军的武器升级换代的更厉害。红军时期打仗，红缨枪是正常的配置，解放军就不用那玩意。抗战之后，国军战斗力陡然上升的一个因素，我个人认为是美国军事顾问对国军将领和国军部队的训练。 学艺不精，除了个人的悟性和吃苦精神，极关键的一点就是教师的水平。 虽然说，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但师父领进那一扇门是至关重要的。 历史进步到2018年，我们还必须承认美军的军事训练是非常成熟的。 1950年抗美援朝开打，固然有苏联承诺的武器援助，但，苏联武器运到中国并且换装是需要时间的。要知道，苏制武器和美制武器是完全不同的制式，压根就不可以兼用。以中国军事工业之落后，以中国经济之落后，新生的共和国竟然敢于在异国他乡对抗美军，其胆气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可以集结管理区内的一切战争资源。最重要的是，即使最高层大多数领导对于抗美援朝心生疑虑，只要毛泽东做出决断，整个共产党就毫无掣肘的进行全面的战争动员。 抗美援朝结束，共和国开始全面社会建设。因为血雨腥风出来的干部太多军事色彩、太习惯用阶级斗争的思维评判一切，从1953年开始，就如何搞社会建设，中共内部就开始发生激烈的争论，从高岗、饶恕石开始到刘伯承、粟裕到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然后是文革爆发大批的老干部被迫害。这样多的老干部，脾气性格各不相同，面对残酷的党内斗争，一个个都气冲斗牛。比如，高岗挑战刘少奇，那是非常强势的。但，只要毛泽东一表态，立马是被动防守毫无反抗的余地。之所以如此，当然与毛泽东在全党居高的威信有关，不过，还有一点原因，那就是几十年党内党外的斗争，党的高级干部对于毛泽东的能力已经心服口服。 即使心不服，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压根就没有还手的能力。 晚年的许世友评价红一、红四等两个方面军的斗争以及张国焘和毛泽东的能力。 就老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而论，许世友在军事上的成就明显弱于徐向前但也非常的牛气了。而在政治上，毛泽东时代，老红四方面军的将领虽然干到政治局委员的不少——李德生是党中央副 ——许世友也是非常靠前的。文革结束，许世友参与指挥中越自卫反击战的东线作战——西线的战前工作是王必成准备，仗开打5天后杨得志胃出血离岗，其实是 张铚秀、查玉升负责指挥——是开国上将群体里最后一个全程指挥战役兵团的高级将领。许世友的最后职务是中顾委副主任，其级别相当于政治局常委。 许世友，是少见的挺过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党内斗争而级别越来越高的高级将领，在毛泽东时代、华国锋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岁月，都能够稳立船头，这除了能力外，更与心机有关。 许世友虽然出身行伍，但为人胆大心细、富于机变。红四方面军时期，张国焘来鄂豫皖之后，曾中生、许继慎等人对张国焘的许多做法都很不满，他们曾经召集过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人开会，议论张国焘，许世友不发言，后来一定让他说，他就说：“张是中央的代表，反对他不是反对中央吗？中央不比我们高明？”这个会议后来被张国焘定义为“反党”，而许世友这个讲话却大受张国焘的欢迎，以后，张国焘对许世友大加提拔，成为四方面军的主将之一，名次在王树声之前。 许世友后来和老人回忆的时候说：“那时候，我是无门无派，我就是觉得当兵打仗，不听上面的要吃亏，曾中生他们太书生意气了。党内除了 ，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老张（许世友一生都称呼张国焘为老张）手很黑，一般人斗不过他。” 从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到1949年，接近100年的时间里，中国始终不是真正的统一——最起码中国大陆不是真正的统一——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最高领导人不但德不配位，就是能力也压不住台面。 从1949年4月21日开始，解放军兵锋所到，政权一旦完成建设，毛泽东的威信就无人能够挑战，即使是全民族信教西藏，达赖也只能是出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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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2节 相反，我们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战这个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问题上，竟然有汪精卫这种国家二号领导人叛逃，至于战场上友军相互算计、相互掣肘、见死不救、落井下石，那是司空见惯理所当然。 为什么如此呢？就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虽然也有推动工业建设的意向，但因为其政府高官有太多人拥有地产，他们不可能以剥夺地主利益这种模式来搞工业化。 在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如果不去剥夺地主的财富，你拿什么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有些人可能说，可以国际借贷呀。 当然，国际市场有太多的热钱可供借贷，问题是，到如今为止，有几个落后国家，尤其是人口大国，依靠国际借贷完成经济的大跨越呢？ 因为中国大陆面积辽阔、人口众多，没有像新加坡那样在国际市场搞“机会主义”的可能性，除了从经济上剥夺地主发展工商业之外，中国社会进步别无道路。 我们看今天的世界舞台，真正有发言权的国家，既不是“富国”，也不是“资源大国”，真正有发言权的国家，都是以强大科技为支持的工业强国，否则，你只能被欺负。 从鲁迅先生写的小说和杂文看，虽然他对于古文化颇有研究，但，他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持否定态度的，从《阿Q正传》描写的辛亥革命阿Q之死看，鲁迅先生对于土豪劣绅是持否定态度的。 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期，最重要的理论创造，一个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个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基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提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 毛泽东的这个阶级分析，一直到今天仍然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指出“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毛泽东宣布，“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毛泽东这两篇文章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重如泰山、重如昆仑山、重如喜马拉雅山，虽然很短，但其内容之深刻，超过中国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学说和近代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领导了影响巨大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革命的第一枪，但，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只知道武装斗争而不知道如何武装斗争，更不知道中国社会截然不同于西欧国家，也不同于苏联。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必须付出特别的辛苦去农村建立根据地，一点一点的打江山。 对于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重要性，鲁迅《华盖集续编?空谈》中评价请愿说：“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 瞿秋白《序言》里说：“这是鲁迅所谓‘壕堑战’的战术。” “壕堑战”，就是建立战争的堡垒而“不肯虚掷生命”。 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去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就是“壕堑战”的扩大。 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并不是只管低头搞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他不停的将井冈山革命的实践总结成革命的理论送到中共中央，1931年之前的瞿秋白始终处于中共的最高层，其对于毛泽东井冈山根据地建设的过程和理论创造是非常了解的。 瞿秋白对于毛泽东井冈山革命理论的这种了解，必然通过瞿秋白转达给了鲁迅。 我们必须承认，有太多共产党人对革命理论的丰富和独创做出了贡献，比如，瞿秋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但，他们的理论创造的独特性不足于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不足于开宗立派。 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更是一个战略家，然而，毛泽东对于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最大的贡献，核心是理论创造。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革命运动，只能是革命的盲动。 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中央所犯的错误的特点就是“盲动”。 文革之后，邓小平评价毛泽东说：“毛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 ，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说的没有毛泽东“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就是说毛泽东在革命理论和社会建设理论方面的巨大成就。 有些人因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社会建设方面犯的巨大错误而批评说毛泽东是一个不懂社会建设的领导人，这种评价是最起码是不公允的。 毛泽东在社会建设方面的确犯过巨大的错误。这个错误的出现股阿安有毛泽东自己的不谨慎，但更多的是时代的特点。 我们说一个人懂不懂社会建设，既要有绝对标准，又要有时代标准。 所谓绝对标准，就是多人对比的硬指标，比如，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绝对超过雨花石。 所谓相对标准，就是在相对固定的历史阶段同时代人物的对比。 比如，出生于1887年的蒋介石和出生于1893年的毛泽东，大体是同时代的人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管理大陆22年，毛泽东管理中国大陆是27年，也大体相当。如果不是协助盟军抗战胜利光复了台湾，而且依托海峡挡住解放军的征程。 蒋介石领导中国大陆，仅仅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不到三年——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如果算上中共从1927年10月就开始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一天也没有形式上统一中国大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蒋介石管理的地盘其实是日益缩小的，即使是抗战胜利收回东北和台湾，因为抗战结束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绝对抵消了蒋介石收回东北的面积和人口，更何况，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力量基本没有渡过松花江以北。 就保家卫国而言，蒋介石被日军赶的躲进了大西南和大西北，即使有美国人的帮助，就国内战争而言，蒋介石被赶的只能苟延残喘于台湾。 一个连土地都不能守住，几乎丢光的蒋介石，要说会搞社会建设，谁信？ 一个领袖，会不会搞社会建设的大前提是能不能动员领导军民保卫祖国。 有人说，蒋介石不能搞社会建设是因为内忧外患，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绝对不是真理。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爆发的时候，国共在大陆的战争虽然基本结束，但在东南沿海诸岛争夺的非常激烈，乱七八糟的土匪还多的厉害。毛泽东指挥志愿军去朝鲜硬杠美军，难道不是外患？ 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共和国虽然贫穷、虽然人均财富少的可怜、虽然民众生活还很苦，但，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在全国建立了交通系统。 如果以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为思考问题的节点，这一年到今天，已经40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不间断大踏步社会进步。 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证明改革开放的抉择是正确的，但并不能以改革开放后的伟大成就否定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毛泽东后期，特别是文革的确对社会建设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然而，评价一个人必须公允的一点，毛泽东后期的国务管理，既不是“封闭”也不是“僵化”而是“偏颇”。 封闭，就是闭关锁国。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会见尼克松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毛泽东时期中国重返联合国，毛泽东时期中日建交，都体现了毛泽东对外交往并不“封闭”。 在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被封锁”。 比如，毛泽东独决的“小球转动大球”。 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4月4日，时任主管训练比赛的副团长鲁挺带领中国队登车到比赛馆参加比赛。车子正欲启动，一个长发披肩、头扎发带的美国运动员科恩，误冲上了去体育馆比赛的班车，副团长鲁挺认为，在国外比赛运动员搭个顺风车，不是原则问题，便点头应允了。 行进途中，坐在最后一排的庄则栋征得鲁挺的同意，向科恩赠送了一幅一米长的杭州西湖织锦。 读历史读到这里，很多人仅仅看到了“趣谈”和“偶然”，而没有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对外政策的另外一个特点：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时代，最高的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且，更有为世界人民作出应有贡献的高尚。 1935年10月，长征的红一方面军跨越岷山，毛泽东登上岷山峰顶，远望青海一带苍茫的昆仑山脉，写下了《念奴娇?昆仑》，毛泽东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是毛泽东的世界观。 毛泽东时代，打倒的是美帝国主义，团结的是美国人民。 加拿大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有为中国抗战牺牲的白求恩。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有中国革命的老朋友斯诺和史沫特莱。 文革时期，全国人民都必须背诵的三篇短文是《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对于国际友人、对于世界人民有真诚的热情。 美国的运动员，如果思想平和，当然就是美国人民的一员，中国人民当然要搞团结，而且要好客。 鲁挺同意科恩乘坐顺风车同意庄则栋赠送礼品，就是那个时代思想的光辉。 如果思想一般，也许收取科恩的搭车费——这个合情合理——如果思想狭隘，就可能敲诈科恩一笔以报复帝国主义——今日有些医闹等等就大有可能干如此龌龊的事情。 文革时期的运动员庄则栋，也不会有钱，没钱给送美国运动员以礼物，就是中国人民对待世界人民的阔达的胸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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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3节 科恩手拿杭州西湖织锦的举动，被新闻记者捕捉到，第二天，日本三大媒体——《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全部是头版头条、通栏标题、图文并茂地报道。由此轰动了名古屋，轰动了日本。 科恩公开回赠礼物给庄则栋又成为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 出于广交朋友的考虑，周恩来安排祖国乒乓球代表队邀请加拿大、墨西哥的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个时候，美国乒乓球队副领队来到中国队驻地要求接见，他提出：“你们中国邀请我们南边的墨西哥队去访问，也邀请我们北边的加拿大队，你们能不能也向我们美国队发出邀请呢？” 美国队要求访华，非同小可。中国乒乓球队的请示电报送到了国家体委，国家体委立即和外交部磋商。两部委联合呈报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上认为目前时机不成熟。周恩来对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建议，在报告上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段批语。 周恩来将这个报告送呈毛泽东审阅。 这份报告在毛泽东那里一直压到不能再等的6日——因为4月7日运动会就宣告结束——可见毛泽东是多么慎重，经过反复的考虑，才将大致同意周恩来意见的批复退给外交部。这天下午4时30分，中国代表团接到了外交部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报告批复后的毛泽东，仍然思考着这问题。 4月6日与7日相交的午夜前，毛泽东本来吃了安眠药想早睡，却似睡非睡。突然，毛泽东在似睡着的状态中低沉含糊地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打电话给王海容，邀请美国队访华。” 吴旭君想到这跟白天批复的意思相反，又想起平时毛泽东的交代“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感到进退两难。这可不是儿戏，她想法子再小心证实一下他的真实想法——只有让毛泽东主动讲话。 这时，毛泽东坐在床上，头枕两手趴在胸前的饭桌上，吴旭君坐在他的对面。吴旭君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毛泽东到底清醒与否。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抬起头，使劲睁开眼睛，说：“小吴，你还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毛泽东平时都称呼她“护士长”，只有在特别严肃的时候才叫她“小吴”。 吴旭君故意大声说：“ ，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您再说一遍。” 于是，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把刚才的话重说了一遍。这回，她听清楚了，真的是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但是她还是不放心，反问了一句：“ ，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您亲手圈阅的，不邀请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您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 这回，毛泽东果断地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事实表明，毛泽东此时头脑非常清醒。 吴旭君立即跑去把毛泽东的最新决定电话告知了王海容。这时，时间马上就到午夜12点了。吴旭君又跑回去立即将与王海容通话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罢点头说：“好，就这样。”说完，他上床躺下，很快就睡着了。 这样，一个震撼世界的决断作出且付诸实施。 毛泽东在作出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决定后，周恩来立刻告诉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代表团，正式向美方发出邀请。 当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宣布这一富有象征性意义的消息后，立刻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登出消息，报道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周恩来兴奋地在转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上写道：“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31届国际比赛的消息。”当晚，周恩来向出席全国旅游和援外工作会议的代表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如约而至。由9名运动员、4名乒协人员及2名家属和3名记者组成的代表团走过了罗湖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来访的正式的美国代表团。 19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力后，10月28日7时半，周恩来、叶剑英和外交部干部在福建厅开会。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26届联大？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发来邀请电，我们要不要组团马上出席联大？ 发言的同志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 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经过较长时间的争论，外交部党组形成了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目前中国决定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会议开始不久，王海容走进来说： 起床以后，马上看外交部送去的那些材料，刚刚看完。 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还有我和唐闻生，现在就去他那里。 “报告 ，同志们争论得比较激烈，但大家顾虑重重，党组的意见是暂不派团去……”周恩来欲言又止，他不知道毛泽东此刻是如何想的。 “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没等周恩来把话说完，毛泽东就明确地表达了相反的意见。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 “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泽东笑着说，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 毛泽东说，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 指指乔冠华，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我们再研究。 周恩来说，就让黄华作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毛泽东说，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4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 周恩来说，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 毛泽东说，好，那就这么办。 毛泽东绝对不是一个“封闭”的人，而且，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建设，颇多古今中外没有的独创，所以，毛泽东也绝对不是一个“僵化”的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支持、中国必须介入朝鲜战场、越南战场的地缘格局，决定了中国在相当时间要和美国磨牙——这种磨牙到今天还在继续，区别是烈度——中美关系的改善，只能寄托国际形势的变化。 1939年10月4日，《共产党》创刊，毛泽东发表《发刊词》，“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所谓统一战线，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另一个就是尽量分化一切可以分化的力量。 革命战争时期的毛泽东最反对的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建国后之所以与美帝国主义硬杠，是因为国际形势不给毛泽东与美国搞统一战线的机会。 抗美援朝结束，海峡两岸的内战、中国的国际环境大体有了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对外路线其实并不绝对硬杠，他其实非常在意搞统一战线。毛泽东对于海峡两岸斗争的政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政策。 毛泽东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曾经参加最后一轮国共和谈的章士钊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章士钊是一个国共双方顶层都有交流的人。 近代中国，有相当人物的经历非常复杂，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当时的中国落后而贫穷，志士仁人虽然积极救国而并没有合适的方案，这无规则的乱撞就容易遇挫，就容易更改观念。 1921年1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鲁迅发表了《故乡》，基于辛亥革命后农村的破败，对于未来，鲁迅先生仅仅憧憬，“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然而，鲁迅并没有确定而坚持的方向，或者说，鲁迅对于出现在中国大地的各种救国方案均不满意。 于是，他说，“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的意思是说，无路而试探性前行，以自己的失败为未来的正确排除陷阱。 和鲁迅相比，年轻时代的毛泽东也没有正确的方向而乱闯救国救民的道理。 辛亥革命后，毛泽东“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那时候，办了许多学校，通过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一则警察学堂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它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 还没有去上学，毛泽东“一个朋友成了法政学生，他劝我进他的学校。我也读到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下种种好听的诺言，答应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 还没有去上学，“命运再一次插手进来，这一次采取的形式是一则商业学堂的广告。另外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现在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向这个商业中学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我真的参加考试而且被录取了。可是我还继续注意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它是政府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我听说它的教且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我决定最好能在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付了一块钱报名，然后把我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他听了很高兴。我父亲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住了一个月。” 为什么不能坚持呢？因为找不到救国救民道路的毛泽东虽然试探各种道路，而实业救国、工商救国、政法救国的肥皂泡泡很容易破碎。 有一个阶段，毛泽东选择了图书馆自学，因为他发现教师和学校不能给他一个救国的道路。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着作，斯宾塞的《逻辑》和盂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最终，因为萧家兄弟的鼓动，毛泽东去了湖南师范学校。毛泽东“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三个人都录取了——因此，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 考试作弊这样违纪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即使是毛泽东，也认为正常，因为国家落后首先是思想的落后。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其时，其老师杨昌济已赴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举家也迁往北京。杨昌济十分关心毛泽东等人的前途，写信给毛泽东，希望他响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的号召，立即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不久，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 为解决赴法的路费问题，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求助于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章士钊通过多方努力，筹到经费两万元，使得新民学会赴法留学的会员得以成行。 毛泽东回忆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毛泽东认为，学习外国很重要，了解国情更重要。 赞助留法勤工俭学，是章士钊的正义之举，虽然，教育总长时候的章士钊被鲁迅骂的厉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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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4节 毛泽东曾经跟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谈起过章士钊早年的情况和鲁迅的恩恩怨怨：“你父亲一生做的好事很多，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架出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至于和鲁迅打架，你也不要太认真，打架嘛，总会言过其实。” 刨除纳妾等等个人私德，就政治而言，章士钊的人生，大体是北洋时期错误最为集中，但，就是北洋时期的章士钊，也有促进南北议和、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等深刻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正能量、大义举。 为什么如此呢？就在于辛亥之后的中国，找不到社会进步的正方向，就是革命的旗手孙中山也没有符合中国社会实践的救国救民的方案。修铁路、植树造林、三峡大坝，孙中山的这些建国大略统统是正确的，但，不要说北洋时期，就是南京政府时期，除了修了点路，不要说三峡这样的大型水利，就是植树造林也无法入手。 这里头不仅仅是战乱和投资的问题，当然，战乱和投资也是极重要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民众是否有为国家建设奉献的思想。 比如，孙中山在1915年就提出植树造林的号召，但，整个旧中国基本没有成就，到了新中国，就在经济极困难的境地里，展开了植树造林。近来观看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关于塞罕坝造林，在1962年之前，林业部就已经在荒无人烟的塞罕坝试探性造林。塞罕坝之所以能够建设成功，就在于有一大批愿意为中国建设奉献青春的人。 否则，谁肯去那种极端贫苦的地方吃苦呢？ 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表彰了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其中就有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退休干部楷模杨善洲。 杨善洲，作为地委书记，当然有很多的贡献，但杨善洲被历史铭记不是因为担任地委书记而是因为退休之后的植树造林。 以地委书记身份名列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名单的是孔繁森，他这个“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不但是两次援藏，而且在完成援藏担任拉萨副市长后接受组织安排去担任阿里地委书记。 孔繁森和杨善洲，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他们事业的光辉阶段虽然是在改革开放的岁月，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高尚情操的形成是毛泽东时代的培养。 你无法用与国际接轨、你无法用按劳分配、你无法用个人的事业，评判、理解千千万万个孔繁森和杨善洲。之所以出现千千万万个孔繁森和杨善洲，就是共产党和毛泽东赋予中国人民的奉献思想。 国家需要、人民需要，是战天斗地的最高法则、最高动员。 国民党没有这种动员机制、北洋政府更没有这种动员机制。 我们看国军的战场动员，往往是升官发财。 我们看共产党的战场动员，从来都是奉献精神。 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最有力的精神动员，也是革命的目标，但，因为对中国社会实践了解的太肤浅，因为对国际形势了解的太肤浅，因为对中国社会进步理解的太肤浅，更因为太多人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的进步有太多自己的理解，于是，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为中国进步打开大门的同时，也放出了混乱割据不相统一的恶魔。 不能统一，除了封建经济的分散性这个社会基础、除了没有能够压制全国的军政强人这个缺憾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孙中山等等不能拿出一个让人民信服的信仰和斗争目标。 没有道路、没有信仰，是北洋时期中国的最大麻烦。 辛亥之后，孙中山的旗帜是“护法”，也就是护《临时约法》。 护住临时约法，中国就可以进步吗？南京国民政府都完成北伐了，中国也不能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汪精卫这种老革命竟然成了大汉奸。 便是孙中山自己，被各路军阀算计的走投无路，到了1923年就邀请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国民党。如果没有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如果没有共产党搞的工运、农运对北伐军的大力帮助，就蒋介石那点能力、那点破枪想打败北洋政府，太滑稽了。 在一个没有方向的时代，作为负点责任的文人，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为了给民众一个相对平和的生活，章士钊投身北洋政府是很正常的选择。 章士钊，为什么反对新文化运动呢？我个人理解，大约就是这种心态：疾风暴雨般的革命已经结束，现在是重建社会秩序，所以，反对革新。 章士钊找不到救国救民的道理，但，章士钊总要做事情，从大方向讲，搞教育是不错的，搞留学生勤工俭学是不错的。在这种思想下，章士钊就与支持学运试探性寻找救国道路的鲁迅发生了冲突。 然而，与鲁迅一样，章士钊对共产党的态度非常的友好。因为底层革命就大方向而言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而且，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与儒家的“大同社会”有极大的共性。 1949年章士钊不但选择留在大陆而且参加了新政权。 1955年，当中共决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时，章士钊主动请缨。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 ，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 公平的讲，就1955年的国际国内局势和台湾当时的社会状况，中共的这个态度是比较诚恳的。 1956 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 许孝炎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 1956年7 月，在许孝炎不知情的情况下，曹聚仁被台湾方面从香港派来北京。 曹聚仁回到大陆，即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接待。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等人作陪。周恩来告诉曹聚仁：“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 10 月3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这天恰逢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党和国家多位领导人出面欢迎，毛泽东却在中南海静候曹聚仁，足见毛泽东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重视。 毛泽东一见曹聚仁便说：“你这次回来，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在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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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5节 曹聚仁对和谈前景充满希望。回到香港后，他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不久，台湾传来指令，让曹聚仁再去大陆一趟，主要任务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蒋氏祖坟。 蒋介石对于许孝炎带来的章士钊的信息没有盲信，他先派出曹聚仁探路获得较好信息。于是，1957年初，蒋介石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当时已改名北京，但国民党仍用旧称）一行，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并让许孝炎推荐人选。 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打听虚实。宋宜山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对蒋介石来说比较可靠。其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可以以探亲的名义成行。 1957 年4 月，宋宜山经香港、广州，乘火车抵北京。 周恩来在北京东兴楼饭店会见了宋宜山。 不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 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 为了印证宋宜山的信息真实性，1957 年5 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赶往浙江。在奉化溪口镇，他在蒋介石寓居过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仔细看了很久。同时还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所到之处，曹聚仁都一一拍摄了照片。 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了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 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看法。 1957年的共产党，不但在朝鲜战场确立了自己的国际地位，而且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拥有了向工业化进军的基本工业体系。最重要的是，1954年的一届人大的召开和1956年中共八大的召开，中共和民众已经对于社会建设充满了激情和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国军反攻大陆已经不可能，除了在美国卵翼下苟延，最好的选择就是和平统一。 然而，对于蒋介石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和共产党搞和平统一，也许无损个人的实际利益——甚至于实际利益比孤立于台湾更好。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不能狠心搞和平统一呢？ 简单，跟随他去台湾的那些人，不仅仅是对蒋介石有个人的感情，很多人是出于自己的信仰。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方面对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放弃，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一拖就是几年。 1965 年，李宗仁回到大陆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 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曹聚仁听到消息喜出望外，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 在台湾，蒋家父子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状态下开始谈话，最终达成六项共识，其主要内容为：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 年为期，期满再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 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 可惜的是，1966年的展开的“文化大革命”使对蒋介石产生了疑，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虽然政治变动剧烈且影响了经济发展，但，因为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而在外交上有了巨大的突破，不但尼克松积极访问了中国而且中国进入了联合国，曾经的死对头，中日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个时候的台湾，经济固然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其在国际舞台的局面却日益窘迫，台湾如果不搞和平统一，就大有可能鱼死网破走向独立。 海峡两岸，都展开了触角。 当然，台湾方面展开触角的原因，也应该与蒋介石的年迈有关。 大去之日已经不远，最终的政治归宿已经逼上水面。 然而，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居间人物的选择变的艰难。 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与国民党方面联络。 周恩来很为难，因为90 岁高龄的章士钊几年前从病床上摔下来造成骨折，一直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怎能做长途旅行呢？ 于是，周恩来便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 毛泽东反复权衡，认为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于是提出：“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说派个专机去。”最后，在征得章士钊家属同意后，中共中央决定派章士钊到香港。 经过周密安排，1973 年5 月，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启程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 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重的消息，即派医疗队紧急赴港，指示尽一切办法稳定病情，然后护送其回京治疗。然而，当医疗队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于7 月1 日病逝。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的前途的考虑，蒋介石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 1975 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在此之后不久，于1975 年4 月去世。一年半之后，毛泽东也与世长辞。 现在可以见到的材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给于章士钊非常特别的礼遇。 1961年秋的一天,在一次会面时，毛泽东对章士钊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为她做过好事的爱国者，当年你支援留法勤工俭学的那笔款两万元，是我经手借的，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章士钊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再说，这笔钱在当时是向社会名流募捐的，我不过是尽一份力罢了。” 毛泽东诙谐地说: “有借有还嘛，现在我有稿费可以还‘债’了。” 从那以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的秘书都会把2000元人民币送到章士钊家，直到1971年整整十年，后来停了一年，毛泽东发现后便对秘书说：“这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呢。” 于是1973年春节，他的秘书又从他的稿费中支取2000元送给章士钊，这时章士钊因病住在北京医院，接到这份“礼物”时,他激动得双手发抖，对家人说：“ 既讲信义又清廉,真不愧为人民的好领袖啊!” 毛泽东私底下解释给章士钊还款的理由：“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 毛泽东给章士钊的特殊补助，除了酬恩、个人感情外，更有贴补章士钊特殊交往需要的考量。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寿辰。除了亲属，毛泽东又请了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四位湖南老乡去赴家宴。邀请时特意说明，不带夫人但可带一名子女。章士钊便带了养女章含之。 了解了章含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后，毛泽东说： “章老师，你愿不愿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在说玩笑话：“ ，我哪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泽东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 于是，从1964年元旦后的那个星期日开始，章含之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每次一个多小时，持续了半年。1971年3月末，章含之走进了外交部。 1964年的毛泽东，已经71岁，坚持不断的学习外语而不是阅读翻译文章，大约是想最直接的了解外部的世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能够当毛泽东英语教师的人太多，毛泽东选择章含之，大约还是想架通和章士钊联系的通道。 文革时期，章士钊曾经有一个独步中国大陆的礼遇——出版了《柳文指要》。 整个文革，出版的近现代文史大家的评论专著，只有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和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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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6节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是单行本，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坦白的说，这部毁誉参半的文史专著对于我个人别开生面理解古代文史作品有巨大的启发。 为什么如此呢？因为我生活的农村太贫困了，20世纪80年代没有什么可供阅读的东西，偏偏我一个本家经常售买破烂，偶尔有旧书报。偶然机会，我在他那里见到了《李白与杜甫》这个文革出版的文史作品，就老实不客气的学习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对于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的接触，铁定无疑是在1998年，我们学校整理图书馆旧书，没几个人爱干这无聊的活，喜欢书的我就被领导派去了。 我在学校图书馆的灰尘里发现了这部书，也仅仅是一瞥外加搬来搬去，因为我发现还有《二十四史》。之后，因为工作的调离，也就接触不到了。重回老单位干后勤清查学校固定资产，竟然还有这大部头而没有被人卖破烂，也是侥幸。 然而，这部书，也仅仅静静的待着而已，有几个人能够读这种大部头呢？ 闲着上网，才知道这部《柳文指要》在文革的特殊性，才知道毛泽东和章士钊关系的特殊。 章士钊，虽然积极参与政治，更是一位著述颇多的学者。章士钊酷爱柳宗元的文章，他曾用大半生的闲暇时间研究柳宗元的文集，《柳文指要》就是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要体现。 章含之回忆说，章士钊从1960年开始着手撰写《柳文指要》，他几乎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部作品，到1965年，完成了全书初稿。对柳宗元文集的研究，在这之前，虽然也曾有人发表过文章，但像章士钊这样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柳宗元文集的专著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毛泽东得知《柳文指要》初稿写出后，就让徐秘书与章行老商量，提出能不能把书稿先送他一读。先“送毛泽东阅示”，这是章行老的心底愿望。所以，徐秘书一提出此事，章行老就很高兴地立即派人将《柳文指要》初稿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 毛泽东收到《柳文指要》书稿后，按古人的做法，当日(即1965年6月26日)就派通讯员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5斤，还给章行老写了一封很有趣味的信。原信全文如下：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柳文指要》初稿，是章士钊用毛笔书写的。章的行书自成风格，堪称一家。毛泽东素来爱看名人墨迹，所以，自收到书稿后，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阅读，这里当然也含有对书法的欣赏。 对章士钊的这部力作，毛泽东不仅从头至尾非常仔细地阅读，非常认真地把原稿中的错别字改正过来，而且还逐章逐段地研究，凡是他认为不恰当的地方，他都一一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有若干处还亲自作了修改。 毛泽东支持《柳文指要》公开出版，期望本书的出版能引起学术界的注视，开展文史哲诸方面的争鸣。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又给章士钊写信：“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就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信中所说的“友人”，是指当时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 毛泽东不仅直率地指出了这部书的问题，而且又从作者世界观的实际出发，没有求全责备、强加于人。由于作者对唯物史观还缺乏了解，因此，他不可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柳文，因而在具体的阐述时，过分夸大了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对此，毛泽东并没有要求章士钊改变世界观。只是明确地告诉作者：“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将这部书推荐给康生阅读：“你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意和引人发聩之处。” 大约1965年底，毛泽东再一次给康生写信表明他同意出版《柳文指要》的意见，并将章士钊的修改稿一并送给康生阅。 本来是反对出版《柳文指要》的康生，随机应变，也模仿毛泽东语调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原本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被1966年的文革给搁置了。 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在年近90高龄的时候才完成的这一巨著，出版又将成泡影，章士钊的内心当然是难以平静的。 大约是1970年，章士钊又给毛泽东并康生写信重提《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 收到章士钊的信，毛泽东才知道《柳文指要》还没有公开出版。即让徐秘书给有关方面打电话问及此事。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催促下，有关部门方决定将文稿发排铅印。1971年9月，《柳文指要》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 《柳文指要》全书3函平装14册，16开本，是用了3号宋体字竖排的，因字比较大，很适于老同志阅看。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先生一生中写作篇幅最长、最完整的巨著。章含之说：章士钊先生拿到出版的新书时，激动得两手都发颤了。他捧着新书来回抚摸着，还拉着章含之的女儿妞妞的手叫她也摸着书的封面，还对她说：“这是爷爷写的，你将来要好好读。”如果要问最使章士钊先生晚年高兴的事是什么的话，那就要算是《柳文指要》的公开出版了。 《柳文指要》虽然写作于新时代，章士钊却习惯用文言文，洋洋百余万言，句句文言，这在中国现代文化人中，极为罕见。出版于文革，更为特例。 更特殊的是《柳文指要》的版式竟与“毛选”享受同等待遇。全书用大号仿宋字排印，16开版面，多达2146页，这在当时国内出版界，是除《毛泽东选集》之外绝无仅有的版式。 康生曾经反对出版《柳文指要》的理由是：“我们纸张那么紧张，出他这部书干什么？不给他出。” 当时的纸张紧张到什么程度呢？ 1977年恢复高考，有570多万人参加，国家物资匮乏到竟然没有印刷试卷的纸张，最后动用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当然，《柳文指要》在特殊节点也承担了特殊作用。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署之后，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友谊大厦举办送别尼克松一行的晚宴，宴会气氛十分活跃。席间，周恩来与美国国务院官员弗里曼(后曾任美国驻华公使)交谈，发现弗里曼先生的古汉语造诣很深，读过二十四史。周恩来深为赞赏，专门向他介绍了章士钊先生晚年著的《柳文指要》，并说，这部书完全是在毛 的关怀下才得以公开出版的。弗里曼对此很感兴趣，问了很多问题。周恩来就对当时担任翻译章含之说：“弗里曼先生那样有兴趣，含之，你送他一部《柳文指要》嘛!” 当时，章含之手头没有此书。尼克松一行第二天清早即启程回美国。在上海同志的协助下，章含之连夜找来一部已经用过的《柳文指要》。据说，这部《柳文指要》是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写作组留作批判用的靶子书，里面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要用当年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这部书“批倒、批臭”。幸好章含之逐页检查时发现了这张纸条。 现在，这部书，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从毛泽东对待章士钊的态度，又是赠送人民币，又是支持出书，这大约就不仅仅是个人友谊可以解释，而是保持章士钊这个可以与台湾方面搭桥的人选。 也就是说，文革时期的毛泽东绝对不糊涂，也绝对不是随随便便被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深思熟虑的选择。 文革最大的麻烦是，局面如同脱缰的野马失去了控制，就是毛泽东也不能控制。 比如，《柳文指要》的出版是毛泽东直接关心的结果，但，上海市委宣传部写作组仍然准备要用当年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这部书“批倒、批臭”。 同样，武汉军区的不对曾经冲击毛泽东居住的宾馆，也敢于扣住中央文革的王力。 文革当然是大动乱，“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意外的副产品，就是给与国人一个敢于破旧立新的思考精神。 经过文革的洗劫，中国人最大的收获就是不再崇拜权威。文革之后，所有被重新塑造的东西，比如，孔子重新的树立，其实都是利益的选择而不是理所当然。 台湾那边祭孔典礼，依“三献古礼”，包括启扉、瘗毛血等37道仪式程序。 曲阜呢，1984年恢复祭孔，主要程序等，都参照古法设计。 2004年9月28日，浙江衢州重启南宗祭孔典礼。衢州市政协副 、孔庙南宗家庙管委会主任孔祥楷是正宗的孔子后人。 此次“祭孔”,市委市政府采纳了孔祥楷建议,确定“当代人祭孔”作为孔氏南宗家庙祭礼的定位,由社会各界公祭。孔祥楷深思熟虑,精心设计整个“公祭”议程:改“太牢”为五谷;采摘家庙里的古银杏叶和古柏树叶系以黄丝带,取代贵宾胸签上的鲜花;以字斟句酌的《祭文》和他亲自作曲的《大同颂》为结束;节徽、胸牌、纪念邮册等都由他亲自设计。 参与南宗祭典的人员，一律穿现代人的服装，行现代人的礼仪，整个礼程不到40分钟。 自此，每年孔子诞辰，孔氏南宗家庙都会举办平民化祭孔典礼。参祭的主体，面向乡村教师、白衣天使、残障学生、环卫工人等不同群体。 衢州祭孔，最重要的进步体现在“牌位”的题写。 原来的写法是“大成至圣先师之神位”。 孔祥楷认为：“夫子说‘祭神如神在’，可见孔夫子并不认为有‘神’，祭神‘如’神在么。连孔夫子都不认为有神，那他自己会是神么？所以，此处牌位不应写‘神’字。” 于是，成了“大成至圣先师之位”。 今礼祭孔、“去神化”，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观，也是正确的对待历史名人的态度。 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提倡新生活运动的，台湾那边的国民党，还是以所谓“传统”而固守旧习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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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7节 毛泽东最大的失误是发动了文革，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使我比较尊敬毛泽东、即使我高度评价毛泽东，我也认为文革必须否定。 即使毛泽东本人，也并不认为文革是十全十美。 毛泽东自己也知道，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不是搞国家管理的干才。 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人家都是敷衍她，不买她的账嘛。我就教育她要她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尼克松奉承我说我的东西改造了世界，我说就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现在看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呢？她也不是一无是处，优点是反潮流，敢想敢干。 春桥是思想家，比陈伯达强，他的特点是肯于动脑筋，弱点是经济上不行，在军队里面也没有威望，剑英和许世友也是看我的面子。 王洪文当时提的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历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 毛泽东认为江青的优点是“敢想敢干”，也就是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然而，江青的致命短板是偏激而不知道“节奏”和必要的让步，树敌过多最终是要倒霉的。 1950年，毛泽东曾经有一个《不要四面出击》的政策，江青就是专喜欢搞四面出击，而且是乱攻击。 据《话说纪登奎》披露，毛泽东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过这样的话：“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毛泽东的这段话说明纪登奎对“四人帮”确实有所追随。 毛泽东虽然批评了纪登奎，但对他仍是信任的。纪登奎对 的指示也是执行的。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邓”时，纪登奎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 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 就纪登奎这样亲近江青的人，江青仍然往死里整。 吴德1993年回忆说：“1975年根据毛 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从那以后，毛 就很少见江青了。为了摸毛 的情况，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拢毛 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把张玉凤请到钓鱼台吃饭。席间，动不动就对人兴师问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议论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对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回来就把江青的这些话向汪东兴汇报了，她请示是否把江青的话上报毛 。汪东兴说这个事情不要汇报，有关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不要听江青乱讲。”“对于这件事，汪东兴曾经向我谈过，提醒我注意。” 汪东兴既然能够给吴德打招呼，就可能给纪登奎打招呼。 文革时期，汪东兴、纪登奎、吴德是忠诚于毛泽东的“中间派”。不过，在文革的特殊政治生态里，忠诚于毛泽东的“中间派”客观上有利于文革派而不利于老干部集群。 一般来讲，忠诚于毛泽东的“中间派”都有管理国家的军政能力。比如，纪登奎曾任洛阳矿山机械厂的领导。也就是说，文革派要想掌握国家领导权，为弥补自身的短板，最好的选择或者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团结这些“中间派”。 文革结束后，纪登奎等中间派很快退出政治舞台，一个是政治上有些暧昧，能力上又抵不过老干部。 就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这样的干部，江青也敢随随便便污蔑为“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 她也太没有政治斗争能力了。 那么，中间派能不能接班呢？ 毛泽东评价中间派的代表华国锋的评价是：“华是一个老实人，可是老实也就是没用。他上来的好处是中间派，既不会左，也不会右，也容易被各方面接受。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都要看。这件事不要和江青他们讲，也不要让华知道。” 毛泽东很清醒的看到华国锋因为“老实”的“没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唯一可用的选择是邓小平，虽然他对邓小平有相当的不满。 毛泽东说：“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太准确了。邓小平“看不起那些人”的“那些人”是哪些人呢？ 我的理解就是那些只会讲话不会干活的人。 可是，请注意，毛泽东的邓小平“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暗含的语言逻辑，邓小平并不是毛泽东心目里真正的“走资派”。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对真正的“走资派”是“有感情的”，或者说，邓小平是想利用“走资派”发展经济的。 其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原本就是利用“走资派”发展经济，毛泽东从来就不否定利用资本发展经济为社会的经济体系服务这一思路。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往死里批判“走资派”呢？我个人理解，是两个方面。 就毛泽东个人而言，1966年已经73岁，就那个时代而言，的确已经是高龄了——斯大林去世的时候74岁。 如果真正的“走资派”得势而形成气候偏偏自己又去世，如何应对呢？ 当然，一种很简洁的思路是毛泽东选择一个能够管控“走资派”的老革命接班。 问题是，哪一个人能够做到既能够利用“走资派”发展经济，还能够管控“走资派”与国际繁华势力相结合的“和平演变”？ 有信仰不一定有能力。 毛泽东的能力在中共党内是鹤立鸡群般的高大。 遵义会议后一个阶段，秦邦宪对于交出 的职务是犹豫的，这种犹豫就是对毛泽东是否适合最高领袖的不信任。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周恩来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与博古有一次彻夜长谈。 周恩来说：“现在你在军队中威信很低，继续做 已经不可能了。经过反‘围剿’失败和‘最高三人团’的寿终正寝，军队已不可能再让一个不懂军事又不会领兵打仗的人来继续指挥他们了。一个不能参与军事指挥决策的书记，犹如一个骑着战马奔驰却由别人拿着缰绳的人，这是多么窝心的事。何况你自己也没有强烈的领袖欲望，也不具备吸引群众顶礼膜拜的魅力，心地善良，不会耍政治手腕。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作的一年多里，在政治路线上总是压抑自己的见解，唯国际指示是从。‘福建事变’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招致一些人的非议，使自己处在一个夹缝中。所以说这个‘书记’不当也罢。从内心讲，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合适做领袖或主帅。在中国做党的 要比联共的 难。共产国际和军队、老百姓，这两头的哪一个在摇头，你都不好受，都得下台。陈独秀、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不都是先例吗！我看趁现在这个机会你自己主动辞职，比以后让人赶下来好。这几年你搞组织工作、宣传鼓动工作都很有能力，眼下王稼祥同志病情趋重，我这个红军总政委急需帮手，你来出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意下如何？” 博古当然知道自己不适合，问题是毛泽东适合吗？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博古还想争辩，但张了张嘴还是没有说出口。 周恩来接着问：“你觉得蒋介石这个人怎么样？” 博古说：“这个人很有能力。” 周恩来说：“我跟他共事过多年，很了解他的为人。从北伐时期，就不断地有人想搞垮他，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反而处处都被他占得先机，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压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金钱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多少实力远在他之上的人，都被他一一压在了身下。这样的人，你觉得你能对付得了吗？” 博古黯然。 周恩来说：“你自然不行，我也不行。要我说，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对付得了他，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周恩来看着博古的眼睛，说：“毛泽东虽然也有一些缺点，但我们要看大处，为了打败蒋介石，我们一定要摈弃前嫌，同心同德，共同辅佐毛泽东，才能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 这一番话，彻底解开了博古的心结。 后来，在毛泽东与张国焘的较量中，博古毅然选择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为中央红军保存了实力。为此，毛泽东向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就毛泽东发动文革而言，除了被打倒的那些人，那些被保留的老干部，比如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之所以接受毛泽东的领导，就在于他们认识到：不管毛泽东出现多大的偏差，自己的能力都不能支持领导全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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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8节 新中国成立后，不算文革派，老干部集群里站在接班人序列里的有刘少奇、高岗、林彪、邓小平等人。 从毛泽东曾经对彭德怀说“老总我死后你不要造反”这句话分析，毛泽东选择接班人非常忌惮彭德怀的态度。这句话暗含的潜台词就是劳苦功高在军队有巨大影响的彭德怀，如果毛泽东不在，或者是最高领导人，或者深刻影响最高领导人。 1935年，周恩来对博古说：“一个不能参与军事指挥决策的书记，犹如一个骑着战马奔驰却由别人拿着缰绳的人，这是多么窝心的事……共产国际和军队、老百姓，这两头的哪一个在摇头，你都不好受，都得下台。” 周恩来说，1943年之前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一开始是共产国际拥有最高决定权。但，一个政党是否能够立足，特别是共产党这种被蒋介石追着杀的政党，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拥护，也是不能生存的。党都不能生存，党的最高领导人最终也不能生存。 然而，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有巨大的特殊，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政治环境。 很多人都特别崇拜民主政治，雨花石也尊敬民主，但，雨花石明白民主的实现必须有条件，首要的也是必要的，民众是否有正确运用权力的自觉。 比如，我们现在，在中学或者大学，搞学生干部选举，如果班主任或者学校方面不给予管控，选举的结果如何？ 反过来讲，即使选举比较如意，班级能够管得住“违规的学生”吗？ 所谓“民主政体”，实现的两大前提：1、民众恪守选举的规矩；2、社会文化不允许“违规学生”破坏选举结果。 尼克松在美国历届总统里是非常出色的一位， 尼克松，一个是让美元与黄金脱钩而与石油挂钩，一个是访华签订《上海公报》，一个是中止越南战争。 就政治而言，尼克松是顶尖的优秀。 然而，顶尖优秀的尼克松竟然对于连任不能自信。在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年6月17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5人潜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 尼克松掩饰了这个事件，然后赢得了大选。赢得大选之后的尼克松才华横溢的继续管理美国，然后，“水门事件”被引爆，一波一波的博弈的结果是尼克松身败名裂被迫于1974年8月8日宣布辞职。 美国历史上，总统颇多丑闻，比如莱温斯基的裙子，被迫辞职的有且仅仅有尼克松。 为什么呢？在美国的文化里，你可以公开的批判竞选对手，但绝对不能如此偷窃对方的选举情报。 民主政治最早在中国的实践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之后，北洋的选举是丑闻不断，北伐成功的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选举也是不断丑闻。 为什么如此呢？简单，中国的民众压根就不在乎选举权，军队一旦介入，就毫无办法。 美国的军队为什么不介入选举呢？因为美国的社会文化制约每一个军人都不敢介入选举。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国不能搞西方的民主政治。 中国周围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方政府，表面看民主选举的有声有色，其实，都是表面现象。 比如，二战之前的日本，虽然有天皇，虽然有民主政府，其实当家的是军队——军队不但敢于独立对外宣战，而且搞个政变杀死个把首相很无所谓。 二战之后的日本、韩国、台湾的选举，虽然不被军队影响了，而最终的决定权其实在华盛顿。 比如，台湾选举的地方领导人，如果美国不支持，民众选了也白搭。 台湾的军队为什么不介入选举呢？因为台湾的军队压根就管控不住台湾，他本身就是木偶，又如何操控木偶呢？ 因此，在中国，要想获得政权，或者是枪杆子打倒枪杆子，或者是民众支持下的枪杆子打倒民众不支持的枪杆子。 在中国，民众对于贪腐政府的反对，一般不是选票，也不是示威，而是武装暴动。 正是因为如此，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说的最准确，必须是能够创造军队指挥军队打仗的那一个。 秦末汉初，刘邦有当秦王的“法理”、有关中民众的支持，然而，没用，因为项羽有军队。刘邦之所以能当皇帝，关键是战场上打败了项羽。 1935年的遵义会议，最终决定会议走向的并不是投票，也不是王稼祥的讲话。按照那个时候的党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拥有最高决定权，在共产国际没有表态之前，共产党内部的争吵只能是参考意见而已。 会议的第二天凯丰发言：“昨天的有关发言我反对。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吗？他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吗？他不过会翻翻《孙子兵法》，看看《水浒》《三国》，就靠这点东西，能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简直笑话！……”接着，凯丰旁征博引马、恩、列、斯的著作，为博古、李德辩护起来。毛泽东大口吞吐烟雾，表情平静。博古感恩地望着凯丰，李德则傲然地扫视着眼中的“土包子”毛泽东。 因为没有在俄国接受过培养，更因为不掌握外语，红军时期的毛泽东的确没有阅读多少马、恩、列、斯的著作。 没有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而领导共产党，这就好比没上过大学而当大学教授一样。 事实上，第一个教大学的人一定不是大学生，然而，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文化就习以为常的认为没有大学文凭就没有文化。 马克思本人就没有阅读马克思的作品而创造了马克思学说。 王明等人，包括凯丰，最大的特点就是教条。 他们认为，马恩列斯是最伟大的人物，中国人只能学习马恩列斯而不能贡献自己的伟大人物。 我个人认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不但要尊敬本民族和世界的伟大人物，更要积极发现、培养、欣赏本民族现实里的伟大人物。 比如，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黄继光、雷锋乃至于孔繁森、杨善洲都是伟大人物。 要成为伟大人物其实并不困难，只要拿出一颗真心为民族服务就可以成长为伟大人物。 要成为伟大人物其实非常的难，因为需要坚持。 毛泽东领导的时代固然有一些偏差，然而，他解放了人的思想，整个民族上上下下有一种“我能行、我要奉献”的朝气。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那就是“厚古薄今”，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后人就容易被束缚住思想。 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把马恩列斯神圣化。 中国当然不会贡献马恩列斯，因为马恩列斯是外国人，但中国可以贡献和马恩列斯一样伟大的人物。 请注意，哦说的是中国可以贡献和马恩列斯一样伟大的人物而不是说一定贡献和马恩列斯一样伟大的人物。 凯丰以毛泽东没有看过大量读过马恩列斯的作品就批评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就哲学和方法论而言是封闭的、落后的、保守的、错误的。 问题是，在1935年， 在被左倾教条主义影响的大环境里，谁要说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研读中国的具体实践成为一代伟人，是政治禁忌。 如果不能打破凯丰这种思想枷锁，毛泽东等本土党员就要长久被周恩来所说“吃洋面包”的党员压制。 彭德怀这个从来没有出国留学的本土将领可以横扫千军打败日军、打败蒋军、打败联合国军，毛泽东这个从来从来没有出国留学的本土革命者为什么就不能成为领袖呢？ 当然，这里讨论的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必然，问题是在哲学上你不能否认这种可能。 问题在于，遵义会议时期的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还不能质疑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 于是，毛泽东就只能大口大口的抽烟。 如果按照这个气氛开会，这个会就无法推举毛泽东为党的领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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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9节 于是，军事领袖朱德愤怒了。他一拳砸在桌子上，猛地站起来，目光冷烈如电：“我说几句。是，我们大多数将领没有喝过洋墨水。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谁对谁错，历史是最终的证人！李德同志总揽战局以来，红军节节失利、全局溃败。湘江一战，数万战友血染江涛！……”朱德说到这里不禁失声流泪，会场一片沉静。 朱德用双手使劲搓了一下脸，目光平视众人：“我不反对学习国外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一定要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靠背教条指挥战争，没有不失败的！毛泽东同志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和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前4次反‘围剿’的胜利。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具备指挥革命战争的杰出才能！所以，我也提议，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中来！大家就此，请发表各自的意见。我的话，讲完了。” 朱德直接讲出了心声。彭德怀等热烈鼓掌，大呼赞同。 凯丰这下可急了，高声喊道：“博古、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央领导人，你们竟然反对共产国际——这是反党行为！” 这凯丰的话就把共产国际与朱德等将领彻底对立了，就把军队逼上了悬崖边。 朱德冷笑道：“我本来讲，要对事不对人。这次会议也是为解决路线、方针问题。现在看来，你们还要坚持错误的领导——好，我就重新声明立场：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说着，朱德将手指指着李德，声色俱厉地说：“你们瞎指挥，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我们还能再跟着你们的错误领导走下去吗？” 朱德的讲话，就是告诉博古和凯丰，如果你们不交出领导权，对不起，我这个总司令就要代表军队否决你，除非你能够管控住军队不接受我们的领导。 朱德的表态，一下刺破了凯丰的空虚，就他们那些人，不但不能管控部队，而且，即使能够管控部队，他们也不会指挥打仗呀！ 朱德的表态，带动了将领的积极表态。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杨尚昆、李卓然等一线指挥员都以自己的亲身感受，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恶果，反映了广大指战员要求改变领导的强烈愿望。 有本事你把我们都换掉！ 博古不但没有本事把 将领都换掉，而且，在周恩来已经表态后，他压根就没有了换掉任何一个将领的武装力量。 全是充满火药味的短兵相接。 陈云、刘少奇等白区来苏区的政治局委员在发言中，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拥护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 如果，没有朱德的强硬表态，没有人敢于对抗凯丰所坚持的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权。 从严格的意义讲，决定遵义会议走向的不是王稼祥，也不是张闻天，是，且，仅仅是朱德。 当红军脱离根据地远征而遇到巨大挫折的时候，能指挥打仗的朱德和彭德怀——他们是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军事代表人物——才是中央红军的真正当家人。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固然已经能够娴熟指挥军队，按，因为红军力量的弱小，毛泽东这个战略家，还必须由朱德、彭德怀、林彪这样的顶级战役指挥员配合。 没有朱德、彭德怀、林彪这样在部队有巨大影响的将领，对不起，只能一个失败接连一个失败。 为什么不写刘伯承呢？因为刘伯承虽然有巨强的军事指挥能力而不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造者，在军队的影响力不够。 中共党史谈到遵义会议的时候，凯丰是负面的代表，而把扭转时局的关键说成是“王稼祥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的确是支持毛泽东的，王稼祥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也坚定的支持毛泽东，然而，没有用处，因为他这一票就是一票，而朱德的那一票就是代表千军万马的一票。 让王稼祥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人物隐藏朱德的贡献有利于塑造党的历史。 确立党指挥枪的毛泽东不但曾经被“彭德怀这杆枪”保护着脱离张国焘的阴谋，还被“朱德这杆枪”支持着成为党的领袖，虽然实际，多少有些尴尬。 不过，这一点，毛泽东私底下倒看得开。1976年毛泽东说：“ 剑英不说硬话，这点他们几个都不行。他是大事不糊涂，小平就是小事也不糊涂，你们比得了吗？他现在是不说话，实际已经被小平招安了。说是党指挥枪，可是党也要具体的人出来，否则，怎么指挥？他这个人不看文件，文件还都不是放空炮？戚夫人说给汉高祖四句话：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毛泽东曾经评价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大事不糊涂”是叶帅的显著特点。 那么，叶剑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呢？ 文革之后的1977年，叶剑英写了《八十抒怀》：“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 1981年，几个年轻人对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磨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那么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很不理解，便去请教叶剑英。叶帅对他们说，毛、刘、周、朱、陈、林、邓中的除了毛 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 。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 ，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叶剑英的意思是说，除了毛泽东，想让我们这几个人真诚佩服，不可能。 文革后期，毛、刘、周、朱、陈、林、邓以及老帅们，死的死、老的老、病的病，就是叶剑英这个1897年出生的人也已经“奔八”，只能在有能力的老同志里寻找一个有能力且相对年轻的当带头人。 于是，邓小平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因为历史时期积累的惯性，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位于接班人的第一序列。 但，刘少奇的短板是在军队没有基础，不但影响力非常的小，而且，和几个军队的大佬关系非常的紧张。 战争时代的刘少奇的确有军职，不但是新四军政委，而且是中央军委副 兼总政治部主任。 但，有军职并不一定在军队有影响力，比如，王稼祥曾经担任中央军委副 和总政治部主任，博古也曾经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我们一般说，一个人在军队有影响力，或者对于军队的创造有巨大的贡献，或者领导战役军团独当一面打过仗。 刘少奇虽然有军职，但，他既没有在军队的创造里有巨大的贡献，也没有领导战役军团独当一面打过仗。 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做了很多工作，但主要的工作是领导了土改而没有参与军事指挥。 没有战功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一个负责党的日常，一个负责政务院，军队是有激烈的情绪的。 1953年，毛泽东对高岗、张明远有一段谈话：“谭震林对我讲，中央要警惕有人反对毛 ，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党权、政权、财权都在白区党手上，而不在我手上（‘党权’指中央组织部，长期由安子文负责；‘政权’指政法委员会，由彭真负责；‘财权’指财经委员会，薄一波负责，他们都是原华北局的）；说白区党有篡权的危险。我批评了谭震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党内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但要注意团结。没有什么‘白区党’、‘苏区党’，也没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以我为司令的司令部。” 谭震林号称谭老板、谭大炮，一向是敢讲话、敢斗争的。 1967年“二月大搏斗”，谭震林竟然很意气的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照这样下去，那么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指紧跟毛 ）。砍脑袋，坐监狱，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说到这里，谭震林索性豁出去了，提高嗓门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 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说罢拂袖而去。 不要说文革，就是长征之后的战争时期，谭震林这话也太犯忌了。 然而，谭震林讲了，因为他的性情就是如此的激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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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0节 1959年庐山会议，谭震林是批评彭德怀的猛将，和为彭德怀辩护的黄克诚吵吵的急了眼，几乎当场动拳头。 谭震林当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完美无缺。 谭震林最大的特点是对党忠诚，敢于讲话。 抗战时期谭震林是新四军的高级将领，皖南事变后理所当然是刘少奇的部下。刘少奇回延安后长期分管新四军，就工作而言，谭震林与刘少奇是有一些联系的。 然而，谭震林不能接受刘少奇和刘少奇欣赏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掌握巨大的权力。谭震林对刘少奇本人、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未必有个人的意见，谭震林对于来自白区的地下党掌控中央核心权力公开表示不满。 其实，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或者在土地革命后期，或者在抗战时期就已经是根据地的重要领导。 谭震林并不是反对“白区干部”，谭震林强调的是政权的核心领导权必须由那些创造军队、创造根据地、领兵打仗的干部掌握。 我并不是反对你这个人，我反对的是你的经历欠缺。 谭震林之外，在北京西山疗养的林彪对一些军中将领和地方大员前来看望他时说的一句话，以及王鹤寿事后就此的一番评论无疑就是单刀直入，挑开了这一问题。林彪说：“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 王鹤寿说：“林总的水平确实很高，看问题深刻、尖锐，击中要害。刘少奇这些白区的人有篡权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是毛 身边的危险人物。” 在这种激烈的政治氛围里，高岗、饶漱石率先对刘少奇和刘少奇的部下薄一波、安子文发难。 很多人把高岗对刘少奇、周恩来的进攻仅仅理解为个人的权力欲，这很不准确。 我们看华东进京的饶漱石，不但有白区工作的精力，而且是刘少奇大力奖掖的干部，进京后为什么不支持老领导而追随高岗呢？ 革命战争时期的饶漱石与高岗没有交集，没有共同战斗的铁血之花浇灌，无论饶漱石有多强的权欲也不应该如此的鲁莽！ 饶漱石为什么靠拢高岗呢？看一下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方面对华东的支持，大约就可以理解。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冲击包围圈内的国民党的重兵集团时，就用大量的火炮摧毁工事、给敌人大量杀伤。 以至于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惊呼：“共军哪里来的那么多炮弹？” 对啊，解放军哪里来的大量的炮弹？ 要知道，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可能运来炮，然而，大战之后胜利的解放军也不容易缴获炮弹。 解放军的炮弹，大多来自于东北。 1946年，东北局委员、肖劲光来旅大（当时的大连）筹划后勤工作。经过考察之后，肖劲光认为旅大有着比其他解放区更为优越的军工生产条件。于是，在与旅大地委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肖劲光向党中央提出在旅大进行军工生产的建议。 1946年11月13日，朱德签发了中央军委电文，要求东北方面充分利用日本留在大连的工厂设备制造枪弹。除自用外，还应向各解放区供应。 遵照中央的指示，胶东、华东、华北解放区迅速派出400多名干部来旅大组织军工生产。这些兵工生产开拓者和先驱克服诸多困难，建立起由各个环节组成的较为现代的炮弹生产线。仅用一个多月时间，试制成功并生产了7.5厘米口径的山野炮弹体。自此，开始了解放军兵工史上生产后膛炮弹的历史。大连制造的炮弹弹种繁多，有日式三八、九四炮弹，还有美式七五山炮弹。 为了将大连生产出的成批炮弹运往山东解放区，炮弹被装在伪装的商船上，首先向东奔北朝鲜港，以规避国民党海军海上舰艇的封锁，快到时转头直奔山东半岛东端的俚岛。华东野战军在俚岛设物资接收站，再由山东民工用小推车推至华东战场前线。1947年秋，华东野战军就在山东战场首次大量使用大连生产的炮弹。 当然，大连对淮海战役的重大支援，不完全是炮弹，还有其他军需品。但这些都没有炮弹重要。 对于淮海战役，粟裕说过：“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炮弹。” 我们看电影《淮海战役》，华野万炮齐轰气势恢宏，炮弹是来自大连。 除了大连的炮弹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巨大的作用，东北的粮食对于上海解放后的经济战也起到巨大的作用。 上海解放后，蒋介石一个是封锁上海口岸堵住外贸通道，另一个是推动投机商乘上海存粮不足和外国棉纱进口困难之际，掀起了以粮、纱、煤为主的涨价风潮。 投机商的具体做法是，以米价为龙头，纱布跟进，从而拉动物价全面上扬。 上海投机商策动的物价暴涨，最终带动全国的物价暴涨，到1950年2月增加了270倍！ 资本家扬言：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国民党特务也公然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可以置上海于死地。“两白”是指米和棉，“黑”是指煤。 投机商的金融投机虽然厉害，毕竟可以用暴力手段解决，煤炭和棉纱虽然也是国民经济的核心，毕竟还有一点替代。唯独粮食，是一天不可或缺，是全国无一人不可或缺，只要粮价不稳，整个国民经济就始终处于混乱中。 上海解放后，解放战争继续向全国展开，激烈的战争决定了新政权无法整理户籍，也就无法实行计口授粮，就全国而言，尤其是就城市而言，粮食的供应还是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决定了粮价的稳定，不能用军事力量解决而只能用经济手段。 这个经济手段，就是用政府掌握的粮食换光投机商人手里的钱。 一句话，我用粮食撑破你的胃口。 问题是，1949年秋季，华北粮区遭天灾，庄稼歉收，原本就紧绷的粮食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如果上海和北方的投机商同时开打，两线作战如何应对？ 毛泽东将陈云从东北调进北京，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国经济的重振与规划。 于是，陈云与投机商展开了生死搏斗。 1949年11月13日，陈云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提出12条措施。 11月13日，陈云发布十二道密令： 一、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 二、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1000万到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平津需要。东北及平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 三、为保证汉口及湖北湖南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 四、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纱布尽速运至西安。 五、财政部须自11月16至30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2.1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 六、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 七、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的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 八、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 九、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如压。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 十、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续半月或20天。 十一、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销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暂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披落，各地带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十二、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在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乙)等到收缩银报、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陈云的十二道密令归根结底无非两条，其一，最大程度收缩银根，掌握最多的钱；其二，最大程度调集物资，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和棉纱。 对比国民党金圆券改制——将搜刮金银与外汇，以政治高压打击囤积居奇作为主要手段——双方对经济的认识简直不是一个档次！ 国民党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银与外汇，就能稳定物价，就能稳定经济形势。而中共却能一针见血的认识到“我掌握多少（物资），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 认识上的差异自然导致方法与手段的差异，方法与手段的差异自然导致不同的结局。 这种思想发展到今天，国民经济的发展，除了咬住科技创新死掐之外，就是以工业制造业为核心，金融和商贸，就战略地位而言，必须服从科技和制造业。 陈云十二道密令一下，中共庞大而严密的组织体系迅速运转起来，从全国范围调集物资，这是国民党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很快，陈云在上海完成了三道防线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现有的存粮，第二道是从江苏、浙江和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 这次动员范围之广、调动物资之巨已经远远超过淮海战役的规模。截止到11月底，中共调集的粮食不下50亿斤（打淮海战役调集的粮食才1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 陈云，一个是尽最大可能掌握了粮食和棉纱，撑死投机商的胃，另一个是尽最大可能掌控更多的资金，定时拆除投机商拆借的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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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1节 在筹划纱布大战的时候，陈云就非常担心北方的投机商集中攻击粮价，如果布粮同涨，南北一起开战，将两面受敌，局面难以收拾。他想出一计，在10月20日急电东北，要求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建仓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席囤。 这一计谋果然非常有效，北方的粮贩子们看到政府手中有粮，而且日渐增多，便不敢轻举妄动。 手握巨额物资后，中共开始动手了。 按照陈云的部署，1949年11月20日开始，中共以密集抛售面纱、粮食为手段与投机商人展开了激烈的物价争夺战，因为政府掌握了太多的粮食、面纱，超过了投机商人的资金、仓库的承受力，当源源不断的粮食继续拥上市场时，既不能继续吃进也不能长久库存的投机商，无可奈何在市场低价出售粮食。 打赢了粮食战争，困扰了中国经济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也同时被新生的人民政权所遏住。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物价基本稳定下来。 共产党用经济的手段赢得了市场赢得了物价。 毛泽东对以保卫粮食为主的经济战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武装的淮海战役，为共产党提供了管理新中国的权力，经济战线的物价保卫战才是真正的站稳脚跟。 对于这场经济战，太多的人看到台前的陈云和陈毅，而忽略了幕后的高岗、邓小平和林彪。 为筹措这场经济大战， 陈云要求东北每天运输1000万斤粮食入关，陈云还命令从四川征集4亿斤支援上海，同时要求华中、东北在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用。 东北、四川、华中的当家人是高岗、邓小平、林彪。 和国民政府的一盘散沙相比，共产党要团结的多，也强调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盘棋谋划。但，源源不断的将粮食外调以保卫大上海，毕竟需要克服小本位主义。 1948年，伴随东北野战军的入关横扫千军如卷席，更有东北老根据地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 现在见到的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领导合影，共9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高岗、黄克诚、谭政、 肖华、刘亚楼。 高岗为什么出现在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呢？因为入关的东北野战军需要高岗保障后勤。 解放战争时期的几个大战略区，一般都有专管打仗的前方和负责后勤的后方。 东北方面，林彪以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身份总领东北一切事务而实际的工作重心是和罗荣桓负责打仗，后方的总负责其实是高岗，陈云、张闻天、彭真等三位政治局委员其实是在高岗的领导下参与东北根据地的建设——陈云也参与了南满的军事决策。 华东方面，陈毅、粟裕、许世友、谭震林是主要军事指挥者，饶漱石是最重要的根据地领导者。不过，外线出击的陈粟兵团，有一个阶段仰仗薄一波的邯郸局的粮食供应。 晋冀鲁豫方面，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去前线协助刘伯承打仗，后方是由薄一波负责管理。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的管理权掌握在高岗为首的西北局手里，高岗的管理是卓有成效的。抗战胜利，高岗去了东北，1945年11月就任北满军区司令员。 1945年9月15日，刘少奇主持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在这之后，大批的军政高层进入东北，林彪、高岗、陈云、罗荣桓、张闻天、黄克诚等有影响的人物进入东北，竟然没有被扩充进东北局，可见彭真的领导艺术是有问题的。 高岗是政治局委员，离开西北局书记的位置来了东北，担任北满军区司令员这个军职，就已经比较脚踏实地了，彭真竟然连一个东北局委员的名分都不给，是否小气呢？ 林彪是党中央明确配置的东北军事首长，竟然也没有获得东北局的名分，彭真是否太小气呢？ 陈云、张闻天都是政治局委员，也没被扩充进彭真的东北局，是否不合理呢？ 罗荣桓、黄克诚是携带主力部队进入东北的军队大佬，不进入东北局当然也不恰当。 高岗去东北后，1945年10月，中共中央改组西北局，彭德怀、 分任正副书记。西北战场全面开打后，彭德怀的主要精力是打仗，解放战争后期， 、马明方分任正、副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非常特殊。因为陕甘宁穷的不要不要的，贺龙领导的晋绥根据地才是西北野战军的兵员、后勤的主要供应基地。1949年，整个国共战场的走向已经明确，整合西北各方面已经是必须和必然。1949年夏，中共改组西北局，彭德怀、贺龙、 分任第一、二、三书记。不久，贺龙指挥18兵团挺进大西南，西北局领导再一次改组，彭德怀第一书记， 第二书记，马明方第三书记。 比较实事求是的观点，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大体是彭德怀指挥打仗而贺龙负责后方。 1954年9月28日，高饶事件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 ，彭德怀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这个名单，就是1955年授予元帅的名单。 邓小平，一开始是元帅的理所当然的选择，之所以最后没有授衔，是毛泽东已经内定邓小平处于中央的日常管理，如果弄一个排序并不突出元帅军衔，并不方便。 在这个12人名单，有陈毅、邓小平、罗荣桓、聂荣臻等4位红军时期的政工干部。 很多人谈到陈毅、罗荣桓、聂荣臻等三位元帅的时候，特别习惯随意的贴上政工干部的标签，这是不严肃的。 陈毅从组建新四军开始，就正式转岗为军事干部。有些人，特别喜欢用粟裕比较显的陈毅不会打仗，这是不恰当的。粟裕的确长于指挥大兵团作战，问题是，共产党打天下难道就只靠一个粟裕吗？陈毅的军事指挥能力当然比黄克诚、谭政、罗瑞卿、张云逸、王树声、许光达要高明吧。陈毅的军事指挥能力当然比罗荣桓、聂荣臻要高明吧。 这聂荣臻大兵团作战的能力是弱一些，但，人家建立了那么大的晋察冀根据地，凭什么不是元帅？ 罗荣桓抗战时期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山东方面发展的非常的好，成为中共一顶一的战略区。 和陈毅、罗荣桓、聂荣臻担任过司令员相比，邓小平在战争年代，除了书记就是政委，真没有担任过军事首长。 不过，邓小平生前曾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不但邓小平自己对于指挥打仗非常自豪，而且，1974年1月5日，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 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要知道，解放军总参谋长是一个极重要的领导要岗，即使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也不能弄一个不能打仗的家伙指挥三军，毛泽东多精明呀。 1947年，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蒋介石既怕刘邓大军在中原立足生根，更怕解放军南渡长江，突破大巴山防线进入四川。11月下旬，蒋介石亲自宣布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直接掌管豫、鄂、湘、赣、皖5省军政大权，要以“总力战”与共产党争夺中原，并确保其长江大动脉。 刘邓认为，国军不但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向心合击，解放军很难捕捉战机歼敌一部。大别山根据地新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中心区山高路陡，回旋余地狭窄，粮食困难，不便于大兵团宽大机动，不宜集中过多的部队在大别山打大仗。基于此，刘邓决心抽一部分主力留在大别山，利用大别山的复杂地形、在内线进行小的战斗和游击战争，打击和牵制敌人；同时在外线再开辟三个战场；以第十纵队开辟桐柏解放区；以第十二纵队向江汉地区展开，创建江汉解放区；刘伯承带领一纵由大别山内线向北转出，前进五百里，北渡淮河，在淮西展开。 邓小平在大别山指挥二、四、六等3个纵队7万多人迎战白崇禧的30万军队的围攻。 40多年后，邓小平生动地作了概括：“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 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1948年2月24日，遵照中央军委要刘邓率主力转出大别山区准备打大仗的指示，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部来到安徽省临泉县以南的韦寨，与刘伯承、张际春胜利会合。历时半年多的大别山区的艰苦斗争宣告结束。 经过大别山恶战，刘邓的部队减员非常厉害，但，其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意义是绝对不可低估的。 一般来讲，打仗的规律是杀敌三千自己也要自损八百。几十万大军在一起纠缠，哪能没有牺牲？ 比如，下象棋，红黑对弈，谁见过一子不损就“不战而屈人之兵”？ 1948年林彪指挥辽沈战役，在猛攻锦州的同时，命令程子华指挥两个纵队和一点独立师在塔山打阻击，林彪的命令是“我只要塔山”。 对于林彪来讲，只要能够拿下锦州，程子华在塔山方向的流血漂橹的牺牲就是值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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