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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5页] |
| 作者:yc雨花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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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1节 李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其实最笨的事都是聪明人做的，笨人做不了最笨的事。” 聪明的崇祯在凌迟了袁崇焕的同时，免掉了倡议驿站的毛羽健的职务。 倒霉的还有韩爌。 “十月，京师戒严。上命太监王永祚问方略于首辅韩爌。爌以迁都对。永祚复命。上不悦，曰：‘是何言邪！根本重地，宗庙陵寝所在，何得轻建此议！’上初悉夺宦官权，虚心委任大臣，而大臣多此类，于是始有轻士大夫之心。京营原设侯伯一员总督军务，兵部侍郎一员协理军务，至是添设太监一员李凤翔提督军务。内臣监军自此始。而此辈多市井庸愚，冥然无觉，傲然自大，故天下事日见其坏。” 皇太极紧逼北京，崇祯命太监王永祚问方略于首辅韩爌，韩爌的建议是“迁都”。 韩爌提出这个建议的立足点是明政府的军队在北京附近是打不过皇太极的。既然明朝的军队打不过皇太极，既然明朝已经在北京的外围不能建立坚固的外围阵地，既然明朝对抗皇太极的阵地已经被压缩为北京的城墙，那么，朱棣的“以天子自守边”是有利于边防呢还是加大了防御成本呢？ 御驾亲征的前提，一个是天子有巨强的军事指挥能力可以胜任野战军司令员，另一个是整体的战略态势处于进攻或者反攻。如果天子并不懂军事指挥，如果战略上处于防御或者退缩，一个带领皇宫大内政府百官的皇帝处于第一线，就是对于战争的巨大的负面压力。 《孙子兵法》说：“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防守方，最大的麻烦就是有所必守，这“有所必守”就成为进攻方的“重点进攻目标”，所以，一个不懂军事的帝王带领一大拖皇宫大内和政府百官在前线就成了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而成了防守方最大的负担。由于进攻方拥有寻隙进攻的相对优势，如果防守方必须集结力量保卫帝王，那么，就必然形成防御的薄弱环节。 皇太极进攻明政府的京畿要地，有两种打法，一个是攻破北京城，另一种是扫荡北京城外的广阔地区。如果北京城里没有帝王，明政府的防御部队既可以依托城廓防守，也可以寻找皇太极的薄弱地带反击，但，如果北京城里有一个帝王，明政府的防守部队就不敢冒险。 豫东战役后，林彪除了发电祝贺外还要刘亚楼收集粟裕指挥的战役资料进行研究学习。林彪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研究了好几天。 当刘亚楼有事进去报告时，林彪感慨说:“粟裕尽打神仙仗。” 见刘亚楼没听懂又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淮海战役战役结束后，林彪更加深入的研究粟裕的指挥艺术，刘亚楼对此很是不解:“林总，你对华野的作战情况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想与粟裕同志比个高低。” 林彪说:“你这个人说话欠考虑。首先，我对打了大胜仗的兄弟部队都很感兴趣；第二，我对粟裕同志的了解，比你们要全面和深刻。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 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重。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如豫东战役，我看最多只有五成把握。拿这次淮海战役来说，没让杜聿明跑掉，就值得研究、探讨和借鉴。” 林彪和粟裕不同的指挥风格，当然与个人的偏长和爱好有关，不过，林彪的分析也非常有道理，二人承担的任务非常的不同。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粟裕指挥偏师独立作战，其胜负的直接影响是部队实力的消长，至于林彪，从井冈山开始就指挥朱毛的主力部队，其胜负的直接影响不仅仅是部队实力的消长而且牵扯到全军乃至全党指挥中枢的生死存亡，所以不得不谨慎。林彪用兵非常爽洁的一个阶段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抗日的大背景消减了林彪背负的“包袱”，在山西战场以平型关为开端非常的积极敢战——积极的都违背了毛泽东的大战略。 同样的道理还表现在贺龙的120师在抗战时期的发展相对缓慢上。就单独建立根据地而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罗荣桓等5人在红军时期的表现都比不上贺龙，贺龙在洪湖创建根据地的模式是被毛泽东特别赞许的。 1930年1月，毛泽东给林彪的 ，后来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曾经给林彪写过 ，信中写道：“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我们知道，朱毛在根据地建设方面是有巨大分歧的，朱德的贡献主要是军事，宏观的理论探索和根据地建设是毛泽东的贡献，所以，“朱毛式”其实是“毛泽东式”。毛泽东之所以“朱毛式”应该是出于维系朱毛的团结。所以，就红军时期根据地建设的“独创性”贡献而言，应当是毛泽东、贺龙、李文林、方志敏。 抗战爆发的时候，李文林已经死于内部肃反，方志敏已经壮烈牺牲，共产党搞根据地建设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和贺龙。 贺龙在长征时期曾经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贺龙离开老区北上长征非常不同于其他的红军部队，他不是在老区山穷水尽，他不但拥有巩固的根据地而且打败了国军的围剿，他之所以北上，是红军北上抗日战略重心北移的主动选择。 那么，贺龙在抗战时期的发展为什么并不突出呢？简单，120师所处的晋西北的地理位置给予贺龙非常特殊的战略任务：一面要抗日，一面要确保陕甘宁大后方的安全。 在所有的抗日根据地中，贺龙的晋西北距离陕甘宁最近而且直接连接。这样一来，120师就时时刻刻承担着阻截日军骚扰陕甘宁的特殊任务。而且，从抗战中期开始，因为国共两党矛盾的激化，贺龙还承担者驰援延安提防胡宗南黑枪的任务。 因为承担着保卫延安的潜在任务，贺龙必须确保主力的建制相对完整而不能充分分兵发动群众。贺龙的120师在抗战时期，其实承担了三个任务：1、确保陕甘宁的外围安全；2、建立晋绥抗日根据地；3、在国共矛盾相对缓和时，东进协助晋察冀的聂荣臻和冀中的吕正操。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军队既执行政治的决策，有时也被政治捆绑。 基于明政府面临的内外形势，韩爌建议崇祯帝迁都南京是最适合形势的战略选择。 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定都偏离国家经济中心和地理中心最严重的莫过于明成祖的迁都北京。 定都，一般考虑的因素是三个：1、靠近经济中心，这不但有利于供养而且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高度叠加也有利于国家的稳定；2、靠近地理中心或者交通中心，其目的是便于掌控天下；3、尽量靠近或者建设军事要塞。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经济重心、交通中心（或者地理中心）和军事要塞很难形成叠加，所以，首都，也就是政治中心的选择难免有所取舍，这这种取舍往往对于政权的稳固与否起相当影响作用。 北宋初年，赵匡胤和赵匡义就首都定位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五代之前，中国的首都长期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摇摆，从西周的周公开始，长期搞“西东两个首都”，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长安固然有山河之险而位置相对偏西不利于掌控崤山以东的江河淮汉广阔区域。和长安相比，洛阳的缺点是发展空间相对逼狭且地利形胜弱的很。 从唐朝开始，过度开发的关中已经不能保障帝都长安庞大的粮食等物资需求，江淮运输已经成为不可或缺。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十几万人强攻仅仅几千唐军坚守的睢阳，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撤出长安的唐朝主力的供养仅仅长江、淮河流域的赋税支撑，睢阳位于大运河的汴河河段中部，是江淮流域的重镇，如果失守，运河阻塞，江淮财赋断绝，后果不堪设想。张巡、许远长期坚守睢阳，不但消灭、牵制巨多的叛军，而且保障了主力的后勤供应。睢阳坚守10月，唐朝不断得到江淮财赋的接济，已完成了恢复、准备到反攻的过程，前一个月已收复西京长安，在睢阳陷落后10天又收复了东京洛阳，叛军再也无力南下。唐朝天下得以保全，全仗睢阳坚守10月之久。但，唐朝首都这种政治中心、军事中心过于偏离经济中心的布局是充满危险的，特别是战乱时期。 唐朝灭亡后，截止到今天，中国所有的中央政权都不在关中定都，不但是关中的经济差劲，而且，随着中国中控疆域向江南、向长城以外的扩张，长安也已经是仅仅是大西北的交通中心了。 唐朝灭亡后，一直到蒙元入主中原，中央政权定都摇摆于洛阳和开封之间。 为什么是开封？漕运优势。 隋朝开通大运河，其中的通济渠（汴河）途经开封，最后入淮入江。因而开封便成为锁控江淮的咽喉重地。特别是唐中期以来，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频。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相对稳定的南方地区，中央对南方依赖增强，故而苦心经营开封，使它在战乱的环境中迅速崛起。延至五代后周时，开封交通更加便利。从水路有通往南方广大地区的汴河，通往齐鲁的五丈河，通往陈蔡颖许的蔡河。陆路更是四通八达。所谓：“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荆湖之运漕”。便利的交通能将物资快捷地运往开封。而此时的长安和洛阳，由于一直是各派军阀争斗的战场，受到较大破坏，物资运至开封易，转运洛阳尚有相当难度，更不要说关河遥遥的长安了。 战乱时期，粮食是压倒一切的关键。 可是，开封的致命短板是地形平易无险可守而且距离黄河太近，一旦彻底退守城垣，城区庞大的人口反而难以供养，最要命是，一旦长围久困到进攻方无法承受，就有决水攻城这种残酷的打法。 公元前225年， 魏王假3年，亦即秦嬴政22年，王贲率领一路秦军一路长驱直入直逼魏都大梁城下。大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大梁城池坚固，城内粮草充足，秦军数度强攻，皆无功而返。然而，王贲发现，大梁城在地形上有着先天不足，它地处黄河之滨，滚滚洪流在离城数里之处轰隆而过，而大梁城的地势，却远低于黄河的河床高度。 《史记》的《魏世家第十四》中写道：“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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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csrv2015 2017-11-21 18:41:53 原来爱看楼主写文章，从红楼到水浒，从水浒到三国，感觉很精彩动人，特别是讲姜维，把个悲剧人物塑造出来了。但现在看楼主的文章，真觉很不舒服，看了很压抑，滋味别提多难受了。边看心里憋着火，觉得这人怎么那么混蛋啊！说别人一套一套的，怎么不低头看看自己啊！ 李自成造反前被捆着跪在大太阳底下；袁崇焕最后被剐了；崇祯帝临死前上吊殉国，楼主能跟他们比么？你吃过最大苦恐怕也就是吃了几天粗面窝头而已。 ----------------------------- 对于你对我本人的批评，我虚心接受。因为，我不但没有吃过太多的苦，而且没有太多的经历，还没有很多的知识，最尴尬，我文字能力也弱，东拉西扯的。 那么，我有什么资格写东西呢？简单，真实。我不是专职的历史研究家，我仅仅一个农村中学的教书匠，我写东西，既不是论文，也不是论著，就是“读书笔记”而已。 我写东西，经常被讽刺为“搬运工”，这个很实事求是，因为我就是在思考我读到的东西。 所以，我对于我自己的思想从来就不很高估，我仅仅是和朋友们一起思考历史而已，可以犯错误，乃至于经常犯错误。 我的优点是真实。 朋友说读我写的明清易代“感觉心里憋着火”。我说，太对了，因为我“心里憋着火”。 窝火的岂止明清易代？ 1895年，拥有几亿人口的庞大的中国竟然被一个刚刚被美国欺压过的日本打的惨败，然后割地赔款，这种窝火该有多么残酷？ 1937年年底，拥有几百万国军的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竟然被人家大屠杀，最窝火的竟然是被屠杀的竟然有拥有枪弹的军人。 甲午战败，是否应该有人承担责任？ 南京大屠杀，是否应该有人承担责任？ 面对国耻，我们总不能把责任仅仅归结为“落后就要挨打”和“日军的残暴”吧？ 拥有庞大人口的大明王朝的京畿要地被人家破坏的严重，总要有人承担历史的责任吧？ 谁承担呢？当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化费最高军饷指挥主要野战军的袁崇焕。 这是我的理解，我欢迎朋友们给另外的答案，但我不接受集体承认历史责任，因为集体承担就是没有人承担。 崇祯接过的摊子当然不好，而且内忧外患。可，他接过的摊子总比1935年底在黄土高原上指挥万儿八千的毛泽东的实力强大吧？事实上，崇祯接过的摊子远比康熙的摊子要好，因为吴三桂的实力远远超过李自成，而康熙帝还承担着噶尔丹、沙俄、台湾、西藏等等外患。 为什么感到“窝火”呢？是因为我们站在明王朝的立场看问题，如果我们站在皇太极——多尔衮的立场，我们就感觉“侥幸”。 解放军席卷八荒六合的同时是国民党的一路溃败。 管理国家，某种程度如同打麻将，你可能摊一手好牌，也可能摊一手烂牌，你不可能完全知道对手的牌，也不知道下一张是什么牌，你只能努力把牌打好。 如果打烂了，你不能埋怨命运，因为打牌就是如此。 不管后人对于崇祯是否同情，不管他是否勤劳，拥有最强大实力的崇祯是亡国之君，那么，他就必须承担历史责任，他的历史形象就必须是负面。 朋友批评我笔下的崇祯、袁崇焕、李自成都太负面，这个我接受。不过，我反问一句：1895年的中国的光绪、李鸿章、丁汝昌与日本的天皇、首相、海军司令员相比，是否也负面呢？ 一个人口庞大的帝国被来自关外的小民族灭了，然后说，我们的管理者非常英明、我们的军队非常骁勇、我们的民众多么优秀，你相信吗？ 请允许我类比一下：1905年，后起的日军竟然在海陆两个战场打败俄国，中日俄三个利益纠缠方之外的世界如何评价日俄呢？ 世界如何评价1905年的日俄，非常类似评价1895年的中日，也非常类似1644年的汉满。 欢迎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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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2节 王贲水攻大梁不是最早引水灌城的战例。 《东周列国志》的第84回，“智伯决水灌晋阳”，即将攻入赵都之时，“智伯亲自行水，遂治酒于悬翁山，邀请韩、魏二将军，同视水势。” 三家联军，喜庆即将到来的胜利。饮酒中间，智伯喜形于色，遥指著晋阳城，对韩伟二将军说：“城不没者，仅三版矣！吾今日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晋国之盛，表里山河，汾、浍、晋、绛，皆号巨川。以吾观之，水不足恃，适足速亡耳。” 二将内心非常恐惧，“魏驹私以肘撑韩虎，韩虎蹑魏驹之足，二人相视，皆有惧色。” 须臾席散，絺疵对智伯说：“韩、魏二家必反矣！” 智伯很奇怪：“子何以知之？” 絺疵回答：“臣未察其言，已观其色。主公与二家约，灭赵之日，三分其地。今赵城旦暮必破，二家无得地之喜，而有虑患之色，是以知其必反也。” 絺疵继续解释：“主公言水不足恃，适速其亡。夫晋水可以灌晋阳，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主公言及晋阳之水，二君安得不虑乎？” 古人说，水火无情。 《孙子兵法》13篇，其第12篇专讲“火攻”，可是，里头有一句话：“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就表象看，《孙子兵法》有专讲“火攻”的篇目而没有专讲“水攻”的篇目，这是否说明“水攻”不如“火攻”重要呢？ 当然不是。《孙子兵法》的“始计篇”，点题就是“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这个“地”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地利”而不是我们教科书里的“地理”，孙子解释说：“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我个人理解，《孙子兵法》里的“地”其实是战争展开的“空间”，除非“庙算”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战争就必须依托“空间展开”，所以，行军打仗就必须研究“水”，因为战争的空间不可能没有水，当然，没有水的孟良崮要了张灵甫的命。 因为人类很难利用天然火“火攻”，所以，火攻更多体现了人类的创造。因为水的存在更多体现了自然的存在，在孙武子及其以前的时代，因为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有限，“决引壅大江大河”灌城破敌还是极艰难的可能，所以，孙武的战略无法超出他的时代，正如他不能研究原子弹一样。 事实上，即使历史发展到21世纪，决引壅大江大河为战争手段仍然是可遇不可求的地理环境。 智伯水灌晋阳之后，又有了王贲的水灌大梁。 我们之所以学习历史，目的之一就是借鉴和防范。 军事科学当然也要研究历史、借鉴历史。 开封邻近黄河的天然短板和王贲水灌大梁的成功历史，决定了后人有学习榜样的巨大可能。 一部《三国演义》，有多少火攻？火烧濮阳、乌巢绝粮、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城、火烧赤壁、火烧连营、火烧藤甲兵、火烧上方谷。 成也火攻，败也火攻。 一部《三国演义》，有多少水攻？水淹白门楼、决漳河许攸献计水淹冀州、关云长白河放水、泠苞涪江决水被擒、关云长放水淹七军、诸葛诞在寿春苦苦等不来淮河水泛淹司马昭结果第一天结束战斗第二天暴雨成灾。 成也水攻，败也水攻。 宋太祖之后的1642年9月，长围久困而不能成功之后，李自成掘开黄河水淹开封城。 水淹，成为开封的梦魇。 1935年，国民党武汉行营参谋长晏勋甫谋划了中日在中原大战时可决黄河之堤将日军隔绝于豫东借以保全郑州之议案。 1938年，晏勋甫出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又和副参谋长张胥行以此计划向程潜建议，程认为可行，遂向蒋介石请示，蒋回电予以批准。 在此期间，冯玉祥、白崇禧等等高级将领都像蒋介石提出决黄河之水防御日军的建议。 台儿庄大胜而徐州撤退，蒋介石飞往郑州程潜第一战区指挥部，决定亲自指挥豫东战役。此时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12万人，包围了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积极进行作战部署，称“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可是，面对土肥原的突围攻势，蒋介石的爱将桂永清放弃了兰封，然后，守商丘的第8军黄杰所部又不战而逃了。 蒋介石的两支嫡系部队不听指挥，临阵脱逃，彻底打乱了程潜的战略部署，歼灭土肥原的宝贵战机被葬送。因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临阵脱逃，国军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兰封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程潜刚一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领了兰封，并立即向仅有50公里的开封进攻，开封失守已成定局。 蒋介石决定水淹开封。 陈诚向蒋介石转呈了炮兵第16团团长王若卿的报告：“1、顷闻我军决兰封口，引黄河水淹日寇，其计甚佳。但水经黄河故道，鲁西、苏北受害最烈，豫东仅占一部，于豫省军事关系较小。2、查黑岗口水位较开封高出30丈，堤身两侧皆水，历来称为险工。如在该处决口，其大流直趋开封，经朱仙镇、尉氏直贯汴周公路，横断亳、柘、周、漯河公路，与军事关系最钜。3、开封为河南政治中心，首应破坏，免致资敌。” 一句话，水淹开封以破敌。 1938年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滚滚黄水一泻千里…… 如果我们是最高领导人，如果能够选择，是否愿意在开封建都？ 宋太祖赵匡胤登上帝位时，沿用后周旧制，以大梁为东京开封府，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在基本平定南方诸国及地方割据势力后，赵匡胤考虑到开封“形势涣散，防维为难”，曾拟先迁都洛阳，后迁都长安，他说：“吾欲西迁，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赵匡胤的战略谋划遭到群臣和其弟赵光义的极力反对。 起居郎李符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上书“陈八难”说：“京邑凋敝，一也；宫阙不备，二也；郊庙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内民困，五也；军食不充，六也；壁垒未设，七也；千乘万骑盛暑扈行，八也。” 李符的反对意见大体是4个方面：1、洛阳经济凋敝、漕运不通不能提供军民的物资保障；2、洛阳缺少皇宫、郊庙、官署等国家办公机构、修建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3、洛阳还没有建立军事壁垒；4、盛暑扈行迁都的时机不当。 其实，洛阳为首都，最大的缺点是漕运不通不能提供军民的物资保障，其他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甚至于不是问题。 赵匡胤不管不顾去了洛阳，时间是976年3月。 不过，这一次不是迁都，大约是实地考察。 赵匡胤在洛阳流露了迁都的意向，大臣们不能接受。 赵匡胤的老部下李怀忠找了个机会进言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 粮食，如何从开封运到洛阳？是挖凿运河呢还是马车运输？ 当然不能挖凿运河。这一年是976年，宋王朝不但需要医治长期的战争创伤，而且，还有北方更大的辽王朝，如果加大民力搞水利建设超过承担，弄不好就完蛋。 不过，赵匡胤拒绝接受反对意见，因为迁都可以分步骤完成。 这个时候，晋王赵光义讲话了：安邦“在德不在险”。 赵光义反驳赵匡胤引用了吴起的故事。《史记》的《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事魏武候。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龙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如果刨除“吴起事魏武候”对话的特定语言环境以及吴起诱导魏武侯的特定目的，仅仅就问题论问题，吴起的推论是不严密的。因为，“在德”和“在险”并不是对立关系。“在德”是国家管理的“德政”，“在险”是国防建设方面依托地理环境。 赵光义引用这个典故是暗示赵匡胤：大哥，你一定要迁都就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会动摇我们的根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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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3节 陈桥兵变始终是宋王朝的心病，一个是兵变上台的法理依据不光彩，一个是提防将领们学习陈桥好榜样。 中国古代的开国君主，比如刘邦、刘秀那是打出来的江山：你不服，开打啊！我弄死你。 即使禅让的曹丕、司马炎，人家的祖宗曹操、司马懿也是打架的高手。 即使篡夺了外甥江山的王莽、杨坚也有长期的布局、长期的付出。 唯独赵匡胤当皇帝，轻松侥幸的如同拾了一点钱买彩票弄了天大的奖然后买股票弄了一个涨停板。 仅仅如此，倒也罢了，他偏偏在登基之初就搞了“杯酒释兵权”——鸟未尽而弓以藏。 赵匡胤在独占胜利果实的时候对一起背叛老板的战友们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欲富贵者，不过多得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使好田宅市之,王翦、萧何所以免祸。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稍嫌,不亦善乎?” 就“君臣之间,两无稍嫌”，而言，杯酒释兵权比朱元璋的屠杀功臣要温柔一刀的多。可是，朱元璋有一点远远超过赵匡胤，朱元璋是驱逐鞑虏的领袖，铲除了无数的竞争对手。第一，你不服，你可以打！第二，你不服，你如果给我抢，你就是挑起内战，你和驱逐鞑虏的民族领袖挑内战，你就是战犯。 战犯，是很难成功的，比如吴三桂，当了汉奸然后想忽悠民族支持，那就非常的惹人讨厌了。 951年，郭威建立后周，954年，郭威驾崩，因为没有儿女，内侄柴荣继位为帝，然后，960年柴荣去世后赵匡胤发动了兵变。 十年间换了两朝三姓，赵匡胤本就很难短期被民众实实在在的接受，最大的障碍在于，后周的两个皇帝都是非常称职的皇帝，柴荣对历史有巨大的贡献。 赵匡胤得天下太过于容易，朋友间人格又比较不高尚，如果过于伤害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兵强马壮者做天子”的政治惯性，弄不好就输的只剩下裤衩。 开封繁荣的经济和已经许多年的首都政治，决定了中枢官僚集团在开封有巨大的利益，一旦迁都，经济利益受到的伤害过于残酷。我们看《红楼梦》里的贾府，在首都有房产、有庄园，如果迁都，或者分居两地或者卖掉重新购置。 想一想今天北京的高房价，就可以理解迁都的巨大不利影响。 官僚以及和官僚相联系的社会阶层肯定有巨大的愤怒。 在赵匡胤之前，有很多成功的迁都，比如周平王从镐京迁洛邑，比如魏孝文帝从平城迁洛阳，他们的成功，都带有从落后地区搬迁发达地区的特点。你让雨花石从鲁西南去上海，我虽然知道那个地方竞争力太大，但那个地方也有巨大的希望呀。 赵光义是在告诉赵匡胤：老大，别把事情弄得太绝，否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除此之外，我对赵光义坚定反对迁都还有一点龌龊的理解。 赵光义在陈桥兵变里有巨大的贡献，已经是、也被确立为赵宋集团的二把手，而且是有继承权的二把手，他还兼任着开封府尹的要职。就行政级别而言，开封府尹并不突出，但，在特定的节点，首都的长官的实际影响力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赵匡胤是皇帝，成功迁都后很容易构建新的中枢决策机构，赵光义如果扈驾来洛阳，重新建立社会关系就要麻烦的太多。 慢慢建立嘛。 当然不可以。976年的赵匡胤已经当了16年的皇帝，除了小小的北汉和霸占幽云十六州的辽国，马马虎虎算混一域内了。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赵匡胤借迁都为名拔出赵光义的地方基础然后找个借口秒掉“皇太弟”的名分，赵光义岂不委屈的太多？ 赵光义当面硬怼赵匡胤“在德不在险”，一个方面是强调国家管理的“德政”重于“军事堡垒”，另一个暗含而不挑破的硬怼是：“老大，咱要以德治国，不能不讲理，你要不讲理，我们都急眼。” 如果迁都洛阳，绝大多数朝廷大臣的利益都会被重创，但，谁肯因为钱财而真正得罪皇帝呢？ 面对拥有最高权威的皇帝的利益剥夺，臣民大多是温柔的绵羊。 可是，“羊头走路靠头羊”，一旦有了头羊，有了方向，温柔的绵羊特别遵守纪律的特点反而因为敢于义无反顾的死拼而特别有战斗力。 一旦赵光义认为赵匡胤的迁都有特别的政治目的而死掐，搬迁到洛阳的赵匡胤因为不能直接控制开封这个曾经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现实的经济中心，而充满危险。 赵光义是搞政变的高手。 面对晋王和群臣的反对，赵匡胤只好放弃了迁都洛阳的计划。 这场决定宋王朝根基的争论尘埃落定后，赵匡胤对左右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的意思是说，一旦宋王朝确定定都开封，这四野平畴无险可守的地形，外加滚滚黄河浊流，要确保首都这个中心地带的安全，宋王朝除加强城垣防御性建设之外，只好悉举天下之兵宿于畿甸。平易地带军事堡垒的修建和京畿要地制度性屯集几十万大军，民众就要承担巨大的兵役和财物。 后人评价宋史，往往是“弱宋”以批评，只是，后人不知道，定都开封长期的负面影响逼迫北宋无法集结更多的兵力于边疆。 我们知道，从1927年到1949年的国共之争，战场的打法有些接近围棋，东一块、西一块的如同花斑豹，国军老是逮不着共军的中枢机关和主力。 共军长于运动游击、游击运动。 可是，在毛泽东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游击战是且仅仅是辅助性的打法，攻坚和对决才是战役的主要模式。 中国古代的战争，其实更加接近象棋。战争的中枢决策机构，帝王以及相士所在的京畿要地是必须重兵屯集而且有堡垒的。如果相士残缺，除非对方力量也非常的弱，野战主力的车马炮往往就不敢全部外线作战的。 就整个中国历史而言，不管中原政权有多么强大、帝王将相多么牛叉，没有几十年的长期拉锯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原王朝对北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大规模反击，即使最顺风顺水的汉武帝和朱元璋，即使有卫青霍去病、徐达蓝玉这种不世出的名将，也打了几十年乃至于百余年。 大明王朝以天子守边的雄壮最终也只能是驱逐于草原，然后没完没了的修建长城。 从朱元璋开始，一直到崇祯，始终不能彻底解决蒙古的威胁，不但有土木堡之变，而且，汉满蒙命运大角逐的关键节点，如果单挑，蒙古的林丹汗也够崇祯喝一壶的。 我们不能假设历史的走向，因为历史不允许假设。不过，如果不是特别的好运气，如果皇太极绝对的坐山观虎斗，即使崇祯把吃奶的劲拿出来，十几年挑落林丹汗灭掉蒙古的可能非常的小。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单刀直入擒贼擒王并不稀罕，比如，刘邦就七绕八拐的批亢捣虚进入咸阳俘虏了子婴，靖难之役里朱棣也是一个单刀成功占领了南京。 辽阔的华北平原非常有利于骑兵的千里奔袭，特别是寒冷的冬季，黄河结冰丧失天堑阻隔功能。 为了保卫首都、为了避免过于沉重的兵役、财物负担，宋王朝必须“强干弱枝”、“守内虚外”。 北宋名将韩琦曾建议加固京师外城，以此加强京师的防守，他说：“北戎势重，京师坦而无备，若一朝称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与之力战。彼战胜，则疾趋澶渊。若京城坚固，戒河朔之兵勿与战。彼不得战，欲深入则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阻而自退。退而邀之，击之，皆可也。” 韩琦把北宋的军队分成京城的守御部队和河朔的边防军。 如果京城开封没有坚固的郡守堡垒，中枢担心敌人的单刀直入，就必须让河朔的边防军与敌军死掐，万一敌军突破边防军的阻拦就“疾趋澶渊”威胁根本。 如果京城开封有坚固的防御力量，北宋的河朔边防军就可以坚守不战等待敌兵的师老兵疲无粮必退，然后，前后左右的合击。 谏官余靖表示反对，他说：“王者守在四夷，今无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而为婴城自守之计。” 我们不应当示弱，我们应当相信民众。 民众难道就不需要国防工程吗？ 皇帝同意余靖的意见，韩琦加固京城的建议被否决。 即使如此，国家的军事负担也太沉重了。 几十年后，著名的范仲淹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洛阳险固，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阳。” 赵匡胤以开国皇帝的权威都斗不过既得利益集团，范仲淹又能如何？可惜，他的意见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清代学者顾祖禹评价北宋定都的争论说：“虽恃德不恃险，而设险重闭之义，亦未可略而不讲也……汴四战之地，受敌最深，梁末帝之祸甚于王假，靖康之辱几于石晋，况滔天之浸（指黄河）近在咫尺之间，言建都者，其亦有鉴于往事哉！” 简单的说：从国防的角度讲，开封这个地方不适合建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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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4节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于定都南京是不满意的，他曾经有定都开封、西安的想法，命太子朱标搞了实地考察，他还有在老家凤阳建都的想法。 朱元璋最终还是选择了南京，因为，南京便利的地理位置特别有利于就近获得物资保障，而且，南京虎踞龙盘的地形特别有利于国防。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对南京不满意呢？ 朱元璋不满意南京的风水。 诸葛亮论南京：“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 虎踞龙盘的地形给人以非常光明的表象。 论及南京风水，不能不提到钟山。钟山因南京而响亮，南京为钟山而骄傲。钟山又名蒋山，古称“龙山”，东西长约7公里，南北宽3公里，呈东西走向横卧于南京城东北，是西行的宁镇山脉的最高峰。站在钟山之巅俯瞰南京城，风水景象确实令人振奋。 南京北临长江，城北有玄武湖、莫愁湖，四周群山环绕首尾相连。城西的石头城像一只蹲着的老虎，东北的钟山则像盘曲的卧龙。巍峨的钟山，嶙峋的石头山，与青龙山、方山等，构成风水学上的“四象”，即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而长江则是中国最大的浩荡水脉，南京的地理位置刚好处在下游长江和中国三大干龙之一南方干龙尽头的交汇之处，所谓“襟带长江而为天下都会”。在一些人眼里，甚至连秦淮河穿城而过也是南京“得水”的一大佐证。 朱熹认为，南京山水形局严密，土地辽广，是东南地区帝都的首选之地。元人胡炳文在《游钟山记》说：“江以南形胜无如升，钟山又升最胜处”（南京古称升州）。明代著名文人杨荣写《皇都大一统赋》称赞南京风水：“既渡江左，乃都金陵。金陵之都，王气所钟。石城虎踞之险，钟山龙蟠之雄。伟长江之天堑，势百折而与流。炯后湖之环绕，湛宝镜之涵空。状江南之佳丽，汇万国之朝宗。此其大略也”。 可是，诸葛亮说话特别贼，他论南京“真帝王之宅也”这句话非常容易理解为“帝王之都”，其实这里的“宅”，指的是风水术上的阴宅，也就是帝王的祖坟或者陵墓。 阴宅与帝都，当然有巨大的区别。 帝王之都与阴宅的最大区别是主明堂的要求。 《管子?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管仲提出建都的基本原则是都城与河湖的关系而不是与山岭的关系，“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一定要能够保障用水而必须能够躲开水患。 至于城市的外形以及道路建设，那些都是可以人为纠正的，“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开封的致命伤就是在黄河之下而不是在黄河之上。 那么，南京呢？ 南京的山水组合出现了致命的缺点。 钟山是宁镇山脉的最高峰，宁镇山脉是南京、镇江间的一条山系，整体东西走向而向北突出为弧形。 请注意，宁镇山脉的走向是自东向西延伸而不是自西向东延伸。 受宁镇山脉影响，万里长江奔流至安徽芜湖后不能继续东行而被迫向东北而上围绕着南京绕了一个半圆弧后再东流入海。 受这条中国第一长河的阻隔影响，长江南部绵延约七、八十公里，龙气旺盛的宁镇山脉的走势显得与众不同，自东而西逆向而行，龙脉行止呈现出受长江环绕主导，傍水而结的特点。 按风水术，龙逆水上朝顺水下，此乃逆势。龙脉逆水而行，非力量深厚者不为。南京东面的宁镇山脉走势，一方面印证出钟山之尽结确有王气。但是，祖山亏欠，龙脉跌宕起伏，灵秀有余而雄浑不足，又从根本上揭示了其后继乏力的先天不足。 既王气钟毓，又根基不牢，南京的来龙与结作，鲜明地表现出其作为王城时不相匹配的、矛盾的风水特征。 简单的一句话，山脉的走势与长江的走势呈现出对抗而不是相辅相成，这种内在的矛盾决定了南京的王气虽然有而不能持久。 定都南京后，朱元璋也看出南京风水里牛首山和花山是背主，因此派人将牛首山痛打一百棍，又在牛鼻处凿洞用铁索穿过，使牛首山势转向内，同时在花山上大肆伐木使山秃黄。 风水这个东西，确实有迷信的成分，但，也有合理的成分，因为他研究的其实是环境与人居的关系，不管是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人，生活和生产都是不能脱离环境的。 当然，风水里有迷信的东西，比如阴宅与子女的关系，从科学角度，这个实在不好理解。 不过呢，南京这个城市作为首都，确实比较特别：大多是南北对峙，大多是短命。 南京作为首都，最长的阶段是东晋南朝，从317年到589年，长达272年，可是，分到5个朝代，时间最长的就是东晋，317到420年，103年，不过，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东晋这个王朝有一个特例：从建立到倒台都没有掌握实权的皇帝，士族的权力太大了，头号大族的王敦造反失败竟然不株连王家，在中国那是太稀罕了，这种稀罕倒不是皇家的慈悲和理性，而是真的不敢连根拔起王家。 除了东晋，其他的在南京立都的王朝统统都没有撑过一个花甲。 在南京建都的所有王朝，一般意义上曾经统一中国为正朔的，有两个：1、朱元璋的明；2、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大陆一共就22年，其中有近10年的时间中央政府不在南京，而且，从1927年10月，共产党就已经开始建立根据地和国民政府公开对抗了。 南京，十朝国都，除了朱元璋在位的31年时间，基本上没有做过真正意义上全国统一、号令天下的都城。 南京的风水真的不适合国都吗？ 朱棣夺位成功后，迁都北京，成为汉族历史第一个在北京立都的中央政权。 蒙元和满清在北京立都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因为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立都于北京，既有利于掌控整个国家，也有利于联系自己的根据地。 如果不能真正掌控蒙古草原，汉族为主体的政权立都于北京，确实有两个缺点：1、过分偏离江南经济中心，增加了供养成本；2、相比开封，更容易接受北边少数民族的威胁。 北京，相对于开封，最大的优点是摆脱了水淹的威胁——在古代，北京的生活用水是可以保证的。 中国巨大的人口当量决定了首都庞大的人口总量，那个时候虽然不需要南水北调但必须南粮北运。 在那个年代，要完成南粮北运真的太难，因为中国没有纵贯南北的自然河流，人工运河的养护成本又高的出奇。一个是冬季河流的结冰，一个是夏季暴雨造成的黄河经常性决口。 朱棣的这种政策，在国力强盛的大环境里非常有利于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也非常有利于巩固统一。但，在自然灾害比较严重、国力窘迫的时期，长距离的南粮北运消耗的人力、船力以及粮食就太可怕了。 明清时期官方人士对南粮北运的损耗率进行了比较乐观的估测，大约20%，但，好多学者认为实际情况远不止这些。 明代设漕运府总兵官、总督，设立漕运衙门。有101个漕运卫所，运军12万多人，运船1万多艘。 如果崇祯暂时性迁都南京，因为明朝采取的是两京体制，南京有完整的宫廷和政府办公机构，搬迁的成本极小，其效益有两点：1、南京的大后方特点和处于南方粮区的特点非常明显的降低民众的经济供养压力；2、中枢机构撤离北京，增加了明朝军队的机动性。 缺点也是有的，那就是政治上示弱。 可是，战争时期迁都是非常正常的选择，民众的理解能力其实很强。 比如，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迁都武汉、迁都重庆都没有影响蒋介石的威望。反过来讲，如果蒋介石不撤离南京而在南京继续组织大规模的会战反而是傻帽一个。 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犯的比较明显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提前布局南京的撤离。 崇祯，过于看重体面和尊严是一个致命的缺点。 《孙子兵法》说：“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打仗就是打仗，胜利是最终的根本目的，一些偏离军事胜利的政治顾忌都是巨大的麻烦。 “廉洁”和“爱民”这样的美德，有些时候反而是巨大的负担。 类比一下社会里的个体人，如果不注意人格尊严是不可以的，但，如果偏执的维护尊严就过于死板了。 比如，子路之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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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5节 卫灵公的夫人南子，美貌而轻浮，卫灵公的长子即太子姬蒯聩与其有暧昧关系，怕被诛杀便逃亡国外。 卫灵公死后，大臣们拥立了姬蒯聩的长子姬辄为国君，这便是卫出公。 父亲活着，孙子接班爷爷。 12年后，姬蒯聩潜回卫国，勾结大夫李悝发动军事政变，赶跑了出公。 这场军事政变，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特别，家务事的因素太明显 子路正在孔悝的采邑中当总管，实际是李悝的家臣。采邑在郊区，子路当时正在那里，听说这件事，义愤填膺，连忙往城里跑。城门将要关闭，一个叫子羔的人告诉子路，形势已定，出公都已逃跑了，你可以回去，不要进城白白送死。子路的表现是：“食其食者不避难。” 你说，这也太缺心眼了。即使你忠诚于卫出公，在得知出公逃亡后，最佳的选择是扈驾寻找机会复国而不是送死。 子路进城后找到姬蒯聩，蒯聩与孔悝正登台庆祝胜利。 子路说：“君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 怎么回事？子路为什么不死掐姬蒯聩？ 父亲搞了儿子的军事政变，子路如果死掐姬蒯聩，是否违背了儒家的“孝”呢？ 子路将死掐的目标对准孔悝，其实就是给卫出公出口恶气而已。 对于家庭内部的纷争，孔子曾经说：“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今参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义，安得孝乎！” 儿子跨越父亲继承了祖业，父亲赶跑了儿子，这种官司，即使在今天，也比较麻烦，因为家庭矛盾的处理，一个要遵守法律，另一个还要考虑世事人心。 儿子成年而父亲非常糊涂，儿子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像父亲教育儿子那样教育父亲。 姬蒯聩当然不答应，子路“欲燔台”，我烧死你。姬蒯聩就派石乞、壶黶二人进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缨”。 战斗是最实在的事情，丢盔弃甲是难免的事情， 子路不愿意，“君子死而冠不免”。 子路“遂结缨而死。” 子路是有逃命的机会的，他壮烈的死了，非常的有体面，和崇祯一样有体面。 教条般的坚持原则就忽略了事急从权的必要变通。 我们看古今中外的战争，除非最高领导人是顶层的军事家，等闲不肯亲兼野战军的司令员或者御驾亲征，因为不懂军事指挥的皇帝到达一线，客观的风险确实影响野战军司令员的决策。即使战争规模已经非常的庞大的解放战争时期，指挥几十万大军的野战军司令部也有遇险的概率。 即使是马上天子的刘邦，或者马上创业的军阀曹操，他们虽然长期亲兼野战军司令员，也不肯将首都这种大后方设置在边境线，负担太沉重了。 皇太极崛起，后金的兵锋已经前指到锦州，林丹汗远走，皇太极已经绕道蒙古直逼北京，在这种大环境里，北京的定位不但是政治中枢和军事大本营，而且，已经是战区。辽阔的帝国，首都竟然处于战区，当然不恰当。 那么，1449年土木之变后为什么不迁都呢？ 1449年8月18日，孙太后压阵，监国朱祁钰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土木之变后对策。侍讲徐珵（即徐有贞）首先发言，他说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众臣纷纷附和。于谦厉声喝道：“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京师是天下根本，只要一动便大事去矣。难道不见宋朝南渡的故事吗？” 于谦成功指挥了北京保卫战，凭什么不期盼崇祯创造新的光辉？ 当然不可以，因为崇祯时期的明王朝虽然维护着天朝大国的架子，国力尤其是财力已经极端艰难了。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不 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人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人口日多，事务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政府的财力、人力已经紧张的拆墙都拆不过来了，至于阶级矛盾已经干柴烈火到不需要火星而仅仅摩擦就可以砰然而起了。 如果崇祯迁都，一个最可怕的后果是京畿要地甚至于更广阔的地区都可能沦为战区，经济的残破和人口的伤亡都会加大。 这个，如何选择呢？ 我说出我从战争角度的龌蹉谋划。 崇祯登基遇上小冰期，气候寒冷农业歉收，越往北越倒霉、越往南相对越好，如果崇祯壮士断腕而迁都南撤，那么，北方就演变成皇太极、崇祯和西北暴农的“三国演义”，只要皇太极和西北暴农发生了碰撞，皇太极就替崇祯对抗了暴农、暴农就替崇祯对抗了皇太极。 清朝有一个叫洪亮吉的人，生活在康雍乾封建盛世，人口爆增。 “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人口是生产力，可以创造巨多的财富，可是，在科技进步有限的大前提下，粮食产量的绝对上限取决于耕地的面积。 人口不停的增长，必然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 必然的结果是，“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简单的说，不管民众多么努力，在空间有限的大前提下，生育机器的开动导致的结果必须是有人饥寒交迫。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正如草原有合理的牛羊载量。 怎样解决增长人口的吃饭问题呢？ 洪亮吉提出的政府办法：“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大体是2个办法：1、人尽其力、地尽其产；2、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平均社会生活。 不过是生产和分配而已。 如果这样还不能解决问题，负责任的政府就只能是向外扩张：掠夺土地和财富，杀死敌人也消耗自己的青壮年。 洪亮吉有一个非常古怪的观点，“天地有法”是“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 我读了这段文字感觉到洪亮吉内心冷飕飕的生物意识。 洪亮吉的意思是说，如果有超人类的天命存在，那么，但人口过多是，天命会制造“水旱疾疫”而死亡人口。 天命竟如此的冷酷。 《水浒传》里有一个叫李逵的变态杀人狂，深夜竟然偷袭得道的罗真人。事后，罗真人评价道：“贫道己知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吾亦安肯逆天，坏了此人？” 中国古代的哲学，老天爷正如牧民，民众只是牛羊。 洪亮平非常冷峻的说：“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 洪亮吉的意思是说，社会承平，男男女女的深夜相爱，人口就不停的生育出来，但，大自然可以养活的人口有一个绝对上限，政府的管理能力也有一个绝对上限。 洪亮吉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人口激增到临界点的时候，天地和政府怎么办呢？ “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在今天，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1、有节育手段；2、思想的变革青年的生育意愿非常的低。 那么，为“治平之民”担忧的只能是战乱。 也就是说，当财富的生产达到上限、当政府的调剂手段左支右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局就是巨大的战乱损耗人口，然后在一个极低的起点重新复兴。 罗贯中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自从人类诞生后，社会的确是不断进步的，但，人类的进步是螺旋形进步的，最起码，在1840年之前的中国历史是螺旋形进步的，几十年乃至于百余年甚至于二百余年积累的财富被毁掉的惨不忍睹，人口伤亡大部分乃至于绝大多数，然后山河一统富庶安康。 后人读史，看问题的角度是大相径庭乃至于截然对立。比如，按照主流史学观念，每一次社会大动荡的诞生都是因为社会管理的无能或者贪腐，可是，我们反问一句：如果管理者永远清廉而高效，是否社会就不陷入动乱和屠杀呢？ 和封建时代的中国相比，资本主义的管理是非常成功的，成功的在1840年开始扁的清政府满地找不着牙。可是，1825年，英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经济危机。 说明是经济危机呢？就是生产了财富偏偏还巨多的人吃不成饭。 资本，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外扩张，于是，围绕殖民地、市场和霸权，管理得当而高效的欧美国家展开一波一波的战争和屠杀，杀了人家的子民也杀了自己的子民。 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南京大屠杀。 如果不能或者不能及时对外展开战争，资本世界最早的摆脱经济危机的方法竟然是毁掉产品。 一边是饥肠滚滚，一边是一堆堆食品被毁掉。 历史，就是如此的残酷，我们可以也必须批评他的无情乃至于无耻，但，我们无法否认他曾经的耻辱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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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6节 产品不能卖出获得应得的利润，从资本的角度，就只能是毁掉。 那么，比较龌蹉比较天打五雷轰的混蛋逻辑，如果自然灾害实在过于严重，粮食无论如何不能满足需要，虽然政府是可以调剂的，可是，正如资本不愿意调剂一样，政府存在的最高原则就是自我存在，那么，一个比较阴毒的招就是有目的的损耗掉粮食歉收区的人口。 电影《投名状》里，占领了苏州后的清军，面对饥肠滚滚的已经投降的大批的太平天军，唯一的选择是杀掉，因为饶过他们会死掉更多的人。 去年，在我老家的梁头上住了一窝燕子，叽叽喳喳的喜煞了人，过了一段时间，竟然掉下来一只，好可怜，我累的吭吭吃吃的上梯子送回。过了几天，又下来一只——我也不知道是否原来那一只。 送了几次，有些腻歪，和同事闲谈，他很认真的说：你这是多事，大燕产卵太多抚养能力有限，必须淘汰。 这个？太残酷了，为什么就不能分享食物呢？ 逆向思考就理解大燕的艰难，它是候鸟，节气一到就要长途迁徙，小燕要完成长途飞行迁徙是需要强劲的体力，如果大燕对小燕不搞主动生存淘汰，残酷的大自然可能淘汰掉整窝的小燕。 人，能等同于动物吗？ 一个负有管理责任的中央政府，不能养活灾民就已经比较混蛋了，还能故意的损耗人口？这事情一旦被挑破，政府的形象乃至于管理的法理基础都会被恶劣影响。 所以，这活必须借刀杀人外加李代桃僵。 如果崇祯从北京撤离到南京或者淮河以南甚至于黄河以南，就等于向全国子民宣布自己战略收缩，也就等于向全国子民宣布也是向他的敌人宣布，因为实力不够，我将有可能放弃一些土地：你爱要不要。 放弃哪里呢？当然是贫穷而战乱不止的陕北。 如果崇祯放弃已经军事意义不大的长城而仅仅坚守山西和关中等战略要点，将暴农封堵在陕北为中心的灾区挖坑等皇太极，皇太极会掉入陷阱吗？或者说，明政府主动撤离后，暴农是否完成政权建设？皇太极是否完成鲸吞？暴农和皇太极是否搞政治的大联合？ 如果这样，崇祯撤离北京或者放弃陕北，是否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呢？ 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崇祯有主动战略收缩的思想或者接受战略收缩的建议，那么，他就是一个成熟的战略家，或者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战略家，那么，他就不会输的七零八落。 中国近代有两个最重要的战略家，毛泽东和蒋介石。 蒋介石是战略家？ 是的，这是周恩来的评价。 1936年7月9日，周恩来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 埃德加?斯诺提问：“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如何？” 周恩来回答：“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 作为一个战术家，蒋介石采用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只要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他总是把他们弄得一团糟。他老是把他的士兵们集中起来，试图用猛攻来夺取阵地。一九二七年的武汉战役中，蒋介石带领一个师在别人失败后进攻那个城市，把全部力量用于进攻敌人的防御工事，这个师全部被打垮。 在南昌，他又重复了那种错误。他袭击了由孙传芳防守的那个城市，并拒绝等待增援而用了他的第一师。孙传芳撤退，让蒋介石进入部分城区，然后反击，把蒋军赶入城墙和河流之间的陷阱。蒋的军队被消灭了。蒋介石拥有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二十一师三个师，但他只用了第一师。叶剑英（现在是东征的红军参谋长）那时统率第二十一师。蒋的愚蠢使叶厌恶，不久就离开了他的指挥部。” 《李宗仁回忆录》说蒋介石：“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 蒋介石是否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有争议的，但他在日本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的训练是确定无疑的，就正儿八经的军事教育而言，他的学历绝对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上。 按照周恩来的评价，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蒋介石有非常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情节，“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因此，他不能胜任专职的军事指挥，“只要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他总是把他们弄得一团糟。” 白崇禧曾经评价蒋介石就是一个“步兵排长”。 “步兵排长”，与“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有异曲同工之妙。 蒋介石的这种心态，当然不适合指挥千军万马的师团级岗位，非常容易弄得一团糟。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成为国民党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领袖呢？ 周恩来继续中肯的评价：“蒋介石是一个较高明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常相当熟练地制定一次战役的全面计划。” 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有政治、经济、军事整体战的宏观思考，而且，长于军事全局的谋划。 和蒋介石相比，毛泽东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虽然辛亥革命时期他在长沙当过兵，严格的说来，因为没有以大头兵的身份参加战斗、也没有以中下级军事主官指挥战役。 在井冈山，毛泽东说：“军旅之事，未尝学也。” 毛泽东为什么不学军旅之事呢？ 青年毛泽东非常热衷于体育锻炼，在井冈山搞带队冲锋或者营团指挥，应该是可以的。 可，毛泽东压根就不搞这种学习，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的军旅生涯直接跳越了带队冲锋和战斗指挥，直接思考战略全局和战役全局。 整个的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仅仅摸过一次枪，他也极少以军事首长的身份指挥过战争，他是战略家，也定位为战略家。 1936年，周恩来评价蒋介石是战略家，其实是承认自己弱于战略全局。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长于进攻的战略家，但，他们都有审视时局不利搞大撤退的狠劲。 1948年，当毛泽东没完没了和林彪打电报南下北宁线封闭东北大门的时候，蒋介石也已经有了从东北跑路的谋划，所以，他一个劲鼓捣在沈阳的国军往锦州方向死掐——这个方向，胜利就巨创林彪，平局就汇合范汉杰跑路，如果被聚歼，那有什么办法呢？形格势禁别无选择。 辽沈那边尘埃未定，蒋介石就判断华北那边危险了，一个劲鼓捣傅作义撤华北之军去长江防守。 1948年下半年的国共大决战，就战役的战略布局而言，毛泽东和蒋介石是旗鼓相当，蒋介石最终倒霉，除了他自己喜欢搅和一线指挥之外，根子在他的那个国民党不团结瞎胡闹。 战略决战还没有落下帷幕，蒋介石就开始谋划撤退台湾了，因为，他知道除了投降，唯一可以割裂河山等待国际局势的地方就是台湾。 蒋介石退居幕后，李宗仁上台后欲以和谈挽救国民政府，寄托“天堑长江”，搞南北分治。他的这个想法被下野却始终掌握实权的蒋介石反对，因为其觉得长江防线太过长，对于已经兵力贫瘠的国民党来说，全线守住长江，显的不太现实。 不但不现实，而且更危险。 李宗仁集结国军全力守江，如果胜利，可能是南北局，如果失败，最后的本钱在江防里被聚歼，解放军过江那就更加是批亢捣虚，蒋介石不但没有向台湾撤退的时间，也没有了向台湾撤退的兵力。 1949年3月初，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蔡文治召开守卫南京的作战会议。 李宗仁说：“军事上的接连失利，我军已经到了背水一站的时刻了，只有将命运寄托在长江之上，虽已属下策，但我们现在还有几十军舰，如果用到‘刀刃’上，共军未必可以飞渡长江。” 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提出主御南京方向上下游，次防江阴以下的方案。 当蔡文治站起来准备在作战地图上进一步详细的阐述作战方案的时候。 一旁闷不出声的汤恩伯突然拉高了嗓门：“你们违背了总裁的意图，这方案不能执行。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弃南京防线，集中优势兵力依托上海，在江阴一带构建防御” 原来蒋介石早就给汤恩伯制定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牺牲全面长江防线，构建以沪杭三角州的防御圈，依托淞沪积极防御，再靠台湾资源补给，构建一个飞地防御，最后待机反攻大陆。 几十年之后，我们评价蒋介石的江防战略，确实比李宗仁、白崇禧、顾祝同、蔡文治等人高明，因为，长江防线过长、国军太弱，压根守不住长江。如果汤恩伯在长江集结力量于南京方向，解放军如果在长江下游突破而直取上海，就会形成对国军的环形包围，蒋介石也就无力从上海撤退物资的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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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7节 在溃败的大环境里能够集结应该集结的人和物去台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还需要甩下非核心部队和解放军纠缠。 全局溃败，绝大多数国军将领想的是如何规避风险，如果蒋介石公开遴选亲信嫡系去台湾而让别人送死打阻击，树倒猢狲散的更快。 如果说蒋介石在大环境里及时战略收缩是聪明的选择，那么，毛泽东在大胜利的节点及时勒住战争的缰绳就更加是不世出的战略家。 研究历史，容易有两大失误：1、尽可能核实每一个真实的细节，因为历史具有不可复制的过去时态，所有的历史研究者掌握的材料都是残缺不全的，占有的材料愈详实得出的结论才尽可能正确；2、一般研究范畴之外的全局思考。 我打一个极简单的类比。某人在单位被宣布提拔为领导，履新之际颇为忐忑有人不服气而挑战权威，结果呢，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老同事偏偏在今天工作失误，言差语错里和新领导顶了嘴，弄得新领导很没有面子。这种事情，非常容易理解为对人事安排的抵触。 其实，还可能是其他的因素，比如，这个老员工寄予厚望的儿子竟然被检查出不能为外人道的隐疾，比如，这个老员工的父亲竟然非常偏心的将老房子给了弟弟家的儿子，原因是他只生了女儿。 一个人是社会的人，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在某些不同的节点他关注的方面是不同的。对于单位的领导而言，在单位言单位，他很正常的将员工在单位的一切表现都理解为工作状态。但，对于员工而言，他在单位的表现可能与单位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因为家庭甚至于婚外的感情。 我们看古巴导弹危机与中印边界战争的联系。 1962年8月，美国发现苏联设在古巴的导弹发射场。 1962年10月14日是万里无云的星期天。凌晨，两架美国U2飞机从南向北飞过了古巴西部上空，拍摄了大量照片。第二天，专家们在照片上认出了一座发射台、许多发射弹道导弹的建筑物，一枚中程弹道导弹。 而且，美国鉴定专家确信，发射装置上安装的是导弹核武器。 1962年10月16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得知苏联把核武器运到了古巴。 1962年10月22日晚上7点，肯尼迪向美国和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通告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事实,宣布武装封锁古巴，要求苏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走已经部署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斗的死去活来，在肯尼迪发表广播讲话以后的5天中，即从1962年10月23日至27日，局势紧张到几乎“难以忍受的程度”，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加勒比海上空，整个世界危在旦夕。 1962年11月11日，苏联部署在古巴的42枚导弹全部撤走。 1962年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赫鲁晓夫答应在30天内从古巴撤走全部伊尔—28型轰炸机。肯尼迪同时宣布取消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命令苏联武装力量解除最高战备状态。 中印方面。 1962年10月1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声明，印度将驱逐所有其声称的领土上的中国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视其为向中国宣战。10月20日，中国军队先发制人，击败了印军的抵抗，并向动推进了一定距离。10月24日，北京请求停火并撤退，条件是印度同意谈判解决。但尼赫鲁拒绝中方的请求。接下来的3周，双方加强了军事集结，11月15日，印度发起了局部反击，中国军队重新发起进攻，击溃了印度第4师。到11月20日，印度军队组织了几次无效的抵抗。也就在那天，北京单方面宣布停火，并准备撤军：这时的尼赫鲁被打怕了，他接受了中国的停火协议。 中印边界军事冲突是10月20日到11月21日，古巴导弹危机是10月22日撕破脸到11月20日达成协议。 两个重大事件的高度重叠，有两种可能：1、意外；2、一方故意或者两方故意。 因为中国和苏联、美国关系的高度紧张，中国搞边界战争不可能告知苏联和美国，苏联和美国不可能在战略上配合中国，所以，不存在双方故意配合的可能。 那么，一种可能是意外，另一种可能是中国方面，或者说毛泽东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的紧张局势。 可是，毛泽东能够得知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吗？要知道，肯尼迪得知苏联把核武器运到古巴的时间是1962年10月16日，肯尼迪向美国和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通告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时间是1962年10月22日晚上7点。 中印边界正式开打是1962年10月20日。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中印开打好像与古巴导弹危机无关，但，中印停战和中国的主动撤军的时间与古巴导弹危机的结束时间是高度一致。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结论：中国根据对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的判断发起了战争，然后，在古巴导弹危机尘埃落定的形势下果断撤兵呢？ 好像，也不能这样结论。 考虑到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利用的非常精巧，考虑到中共极其擅长情报搜集和分析，是否敏感到美苏在古巴纠缠的时间节点呢？ 说实在话，我还真不相信我们的情报工作能够有力到这种程度。 不过，就中印边界冲突的时间，整个世界都被古巴导弹危机吸引了目光，除了利益极端纠缠的国家，对于中印边界的冲突谁肯关心呢？ 这就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区别。 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之间是否有关联，我的结论是没有结论，因为没有证据，但，美苏两国刚刚结束古巴导弹危机中国立即宣布撤军一定与古巴导弹危机有关。我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里都弄得比较窝囊，中国又公开发表了支持古巴的声明——既有支持古巴斗争美国侵略的声明也有支持古巴不屈服苏联出尔反尔的声明——在憋了一肚子窝囊气的情况下，拿中国出气重新树立威信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选择。 事实上，因为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发出和苏联不一样的声音，加剧了中苏的紧张形势，扩大了彼此间的裂痕。在苏联操纵下，东、西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对中国发出指责。《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 中苏激烈分歧开端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牵扯到中苏的根本利益，至于中印边界纷争当然牵扯到中国的根本利益而并不牵扯到苏联的根本利益，苏联为什么突然对中国态度如此的恶劣？ 我的理解，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里吃了窝囊，急需要一个宣泄口，也需要一个攻击的目标，很不幸，中国撞上了枪口。 从中国历史的视角，毛泽东毅然展开中印自卫反击战是一往无前的豪壮，从世界历史的舞台看，毛泽东发起中印边界反击战的时间节点和及时撤兵的节点非常的精巧。作为战略家，毛泽东的抉择绝对的完美无憾。 有些人说：为什么战场胜利而撤退？ 1949年4月，毛泽东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毛泽东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让步的人，更何况劈头盖脸打的印军满地找不着牙，你就是撤退也不会被人感激，为什么撤退呢？简单，毛泽东的中印作为反击战不但选择了最佳的国际形势而且集结了可以集结的一切军事力量。 1962年10月20日，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西藏地区)和西段(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发起了全面的反击攻势。在战场上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态势下，11月21日，中国突然单方面宣布停火，并将东线军队撤退至麦克马洪线以后20公里，放弃了富饶的藏南和达旺地区，仅仅保留了西线的阿克赛钦地区靠近新藏公路几十个高海拔据点。 我军收复的领土中，东段的藏南地区自然条件比较好，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其环境、面积和浙江省非常相似，其中达旺地区还是六世达赖喇嘛的诞生地，这里，是西藏的江南。 相比之下，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处喀喇昆仑山脉一侧，高寒缺氧，不适合人类生存，当时完全是无人区，仅有中国在五十年代修筑的新(疆)(西)藏公路从此经过。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印度军队从来就没有占领过阿克赛钦地区，也没有控制过该公路。印度军队只是侵占了边境线距新藏公路一百多公里外的数十个高海拔据点。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便很快夺回了这些据点。 中国为什么放弃了东线的藏南而保留了西线的阿克赛钦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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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8节 藏南气候虽然比较的好，但位于喜马拉雅山之南，虽然当地居民对中国拥有一定的认同感，但人口过于稀少。据2001年印度官方统计数据，中国藏南区域内人口约为75万。这2001年距离1962年已经40年了，在这个时间里，印度有意识的向这块土地搬迁人口。即使如此，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仅仅几十万人口，太稀少了，而且，1962年的这块土地肯定没有现代工商业，也就是一点非常传统的农牧业，一旦与外界隔绝，一支外来的军队，即使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匀着吃饭，武器弹药的补给如何解决呢？ 共产党和解放军不是长于根据地建设和游击吗？ 长征时期，毛泽东和张国焘有两次激烈的争论，一次是南下成都吃大米还是北上川陕甘，第二次是东征抗日还是西征新疆获得苏联的武器援助？ 人，总是有惰性的，鲁迅先生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大家是比较因循守旧的，“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如果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惰性的中国人没有自我革命的猛心狠劲，1895年惨败于日本把体面丢的连内裤都一丝不留，于是引发了一系列的大变革，如果没有日本的灭国式进攻，我们的民族是完不成自省的，所以，日本的侵略既是中国的劫难，也是自我发奋的“鞭子”。 既然是“生于忧患”，当然是需要忧患的。 我们看当今世界的国家，有太多的有领土争端，比如，印巴，有相当一部分是领土被占领，比如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可是，这些国家都并没有国将不国，虽然，战争和领土争端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对于大部分民众而言是潮起潮落日升日降真正与敌偕亡绝对不共戴天的还真不多。 为什么呢？很简单，国土争端正如邻里别扭，这个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我曾经有40余年的就近接触农业生产的经验——农村人嘛，光屁股不会走路就被大人带着放地边树荫了——这老百姓种地的收入，一个是取决于种地的能力包括选种、灌溉什么的，另一个就取决于耕地的面积。老百姓种地，极少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的独立地块，一般是有地邻的，张家的玉米挨着李家的玉米，除了极顶尖的农业能手，谁能一丁点都不偏离呢？（玉米出轨是极正常的事情） 大约是2012年的初夏，我收割小麦，一个不留神，那家伙就跑出去好几米把地邻老万家给割了一片。我们都知道，一小片小麦产量能有几斤是很难确定。这种事情发生，一般是事后马马虎虎估计一下弄几斤小麦给人家送去道歉了事。 《吕氏春秋》有一个故事：“孔子行道而息，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马。子贡请往说之。毕辞，野人不听。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请往说之。’因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吾不耕于西海也，吾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说，相谓曰:‘说皆如此其辩也，独和向之人?’解马而与之。” 孔子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可，就是孔子这种思想极伟大的大教育家，遇上牲口也是白搭，他的马也并不比雨花石家的山羊懂事，照样吃了不该吃的庄稼。 子贡这种游走于上流社会的人彬彬有礼能言善辩但不懂农业生产不知道农民的游戏规则，走到那里讲了一通道理道了一堆谦，没有效果，“野人不听”。 “有鄙人始事孔子者”，一个底层劳动者，估计是种地的，刚跟着孔子满世界混，蛮熟悉底层的习惯：“子不耕于东海，吾不耕于西海也，吾马何得不食子之禾?” 既然我们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家那不懂事的牲口就难免吃你家的庄稼，干嘛不依不饶的？ 这话说的多明白！张家的牛马吃了李家的庄稼很正常，王家种地一不留神靠近了地边占了刘家的便宜太正常了。 《史记吴世家》记载了一个更离谱的故事：“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史记楚世家》记载：“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钟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公元前518年，是吴王僚9年，楚平王11年，两国的边境上发生了一起边民纠纷。 吴国边境有个小城邑叫卑梁，楚国的边境有个小城邑叫钟离，两个县城分属两国而相邻。两个县的老百姓世代都以种桑养蚕为业。 有一天，楚国钟离的一个小女孩，“小童”也叫“处女”，去采桑叶。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她发现了一棵长在边界上的桑树，枝繁叶茂的。 这桑树为什么枝繁叶茂呢？因为大部分老百姓都喜欢沾便宜，大部分老百姓也不喜欢惹麻烦，长在边界线的无主桑树人人可以有、人人不可有，任其生长的高大可以为两国的边界标志岂不很好？ 楚国的小女孩哪懂这个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兴冲冲跑过去采摘，恰巧出现了一个吴国的成年女子。 估计，这个女人对于不采摘桑树叶的约定俗成也非常不理解，现在逮着楚国的小女孩、感到非常的侥幸：幸亏我来的及时，要不太吃亏了。 这女人心胸狭隘，不知道讲道理，也不知道劝说，一点大人架子没有，和小女孩就吵吵了，然后开打，成年女人打跑小女孩采完桑叶兴高采烈而归。 说实在话，吴国卑梁的这个女人实在有问题，你一个大人打哭人家小姑娘，太无理了。 万不料，楚国钟离的那家人也极其难缠，小女孩回家如此这般一学舌，不得了，纠集家族拿着锄镰镢锨还有切菜刀砍柴斧跑到卑梁就一顿群殴，这有备的楚国人毫无征兆的往死里掐，于是“灭卑梁人”。 你说着一大家人，因为一点桑叶竟然被灭门，委屈不委屈？ 吴国的“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灭了“钟离的那一家”——桀骜不驯的老百姓当然斗不过正规军。 政府介入，两边的大夫正面开打，楚王“发国兵灭卑梁”。 冲突从地方政府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 两国恶战的第一个回合是吴王攻楚，“遂灭钟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为了一点桑叶，由两个女人的打架发展到两个家族的灭门发展到边境冲突最终上升到两个国家的死掐。 难道，真的因为那一点桑叶吗？ 当然不是，边民矛盾是非常正常的，之所以一把桑叶点起熊熊烈火，是因为两国的矛盾已经积累到临界点。 比如，俄罗斯炮击中国渔船。 渔民远洋公海捕捞，因为方方面面的失误，比如风暴，弄不好就误入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问题是，海洋的水产生物是游动的，多么有实力的国家也无法用篱笆封闭自己的专属经济区。这样一来，远洋的渔船逮着机会追赶鱼群进入人家的海域捞完就跑就成了正常的选择——反正鱼群有没有专属国家的标志。 海域辽阔而人口稀少的俄罗斯就成了被偷捕水产的国家。 2012年7月16日，俄罗斯的“捷尔任斯基”边防艇在俄罗斯水域发现一艘渔船，向其传呼无应答，不但不停航并转向准备逃脱追踪。俄罗斯安全总局东北海岸边防局说，“在持续了3个小时的追踪后，边防巡逻艇向该渔船发出一枚警告炮，但该渔船仍未停航，继续进行危险地迂回，最后接近边防艇”。渔船与边防艇发生撞击后，俄方边境士兵登上中方渔船，遭遇抵抗的俄方士兵直接向中方船员开火，所幸无人伤亡。但有一名中方船员在撞击中落海，对此人的搜救工作至今无果。 俄方在被扣留渔船的舱内发现了22.5吨鱿鱼。船上没有船只和捕捞的相关证件。 没有捕捞许可，不理会警告，渔船撞击了军舰。这当然不对，但，俄罗斯有必要直接开枪、开炮吗？ 2009年2月14日，中国货船“新星”号在俄罗斯海参崴附近日本海遭到俄罗斯边防军炮击沉没，俄罗斯方面向这艘民用船只开火大约500次，并眼看船只沉没，而未出手救助船上人员。 在一般思维里，即使非军舰船有违法之处，直接轰沉民用商船、枪击渔船也太过分了，而且，眼睁睁看着人员落水而不肯救援。 即使关系非常紧张的敌对国，一般也不过是驱赶、逮捕，而不会炮击。 俄罗斯对于过界捕捞船只的炮轰政策并不仅仅针对中国，也包括日本。 渔船被轰的中国和日本最终只能是忍气吞声，毕竟是自己的渔民违法在先，毕竟双方矛盾没有激化到临界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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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9节 不过是捞鱼嘛，俄罗斯为什么如此的激烈？ 首先声明，我是中国人，而且，我也解释了，作为兼职农民的我在生产劳动中难免失误越界——正如孔子的马吃了老百姓的庄稼。 你老百姓不能扣住马不归还呀！ 我个人认为——我的思想有些伤感情——中国的渔船在时机有利的情况下、在自己军舰的保护下理所应当跑到钓鱼岛海域捞鱼，因为这是维护主权的行为。但，我们的渔船跑到人家俄罗斯的海域去捞鱼，人家怎样处理都应该，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不存在海域纠纷，我们在海洋方面也不是邻国，中国人有什么理由跑到人家那里去捞鱼？ 既然这种行为不是正常劳动的失误或者航行的紧急避险，那就是强盗行为或者盗窃行为。 有人说：那也不应当炮轰呀！ 问题在于，俄罗斯海域辽阔而海军力量不能胜任巡逻，如果对偷捞行为仅仅是常规的法律制裁，因为惩戒的几率太低，吓不住盗窃行为。以最残酷的轰死是最简洁的吓阻手段。 有人说：太不讲人性了。 我们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好感是日益积累的，人和人的恶感也是日益积累的，国家和国家的好感也是日益积累的，龌蹉也是日益积累的。 就现在的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而言，整日是好感日益积累，但，中国渔船盗窃俄罗斯的鱼必然引起俄罗斯的恶感，如果赵国方面不主动制止，如果俄罗斯方面不搞吓阻，以中国庞大的国内需求和渔民的冒险习惯，没完没了的盗窃，一个是给中俄关系添堵而得不偿失，另一个是养成了渔民违法经营的恶习。 我们天天喊依法治国，难道我们纵容我们的渔船盗捕人家的鱼吗？ 中国，必须挺起腰板惩治一切在中国境内违法乱纪的外国人，包括经济犯罪，同理，中国人必须支持所有的合法政权以人家的手段惩治在人家领域犯罪的中国人。 既然俄罗斯炮轰过盗捕的日本人，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叽歪呢？ 作为对等，我们可以炮轰来中国海域盗捕的俄罗斯渔船。 从吴楚桑叶引发战争到俄罗斯炮轰中国民船可知，国家和国家之间正如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正如孔子的马吃了路边的庄稼，司空见惯如同浑闲之事，是否引起激烈的冲突，大体取决于两点：1、纠纷的出现是无意的失误还是故意的挑事；2、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国与国之间的大环境。 鲁迅先生回忆儿时生活，一群少年看戏归来，饿了，“罗汉豆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吃的。” 这群孩子先偷了阿发家的，“各摘了一大捧，抛入船舱中。双喜以为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于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又各偷了一大捧。” 第二日，偷豆东窗事发，认为应该请客的六一公公不单不啰嗦，竟然还“要送些给我们的姑奶奶尝尝去。” 小孩子“回去吃晚饭的时候，桌上便有一大碗煮熟了的罗汉豆，就是六一公公送给母亲和我吃的。” 偷了有主之豆不单没有引发群殴，反而获得赠送，截然不同于吴楚之间的那点桑叶。 近代以来，中国被英国欺负、被法国欺负、被美国欺负，当然极痛苦，但，还是有一点心理接受的。第一，来自于遥远异域，一个个长得妖魔鬼怪的，大约会妖法；第二，这些外国鬼子，一个个身高体大，单兵打架有体魄的优势。可是，中国人竟然被日本倭鬼欺负了，它们可是两千年跟在中国屁股后边的“小鬼子”啊，这他妈的也太丢人了吧！ 电视剧《解放海南岛》里有一个情节，走投无路的国军残部要投降，一定要选择南下的“四野大军”而不肯投降“琼崖土共”。为什么呢？堂堂国军打不过四野大军虽然丢人还有一点遮挡，如果投降游击队就太丢脸了。 1935年，伴随日军越过长城搞“华北五省自治”，中华民族感觉到了危险——这种危险，既不是牛马吃了庄稼，也不是渔船偷了水产，也不是硬采了桑叶，而是明目张胆的公开的要肢解中国、鲸吞中国。 亡国灭种。 长征途中的毛泽东非常敏感到了时局的变化。对于意志坚定走在长征路上的共产党人而言，他们有革命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念，但，毛泽东明白，革命的胜利除了核心层坚定的信念之外，还必须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因循守旧有些惰性的国人对于激烈的阶级斗争有些厌倦，要想号召群众唯一的选择就是高举抗日的大旗，而抗日就必须北上必须东征，否则，绝无生路。 即使已经过去了70年，如果我们平心静气舍弃什么可有可无的阴谋论，实事求是的评论，红四方面军主力过黄河西征，无论领导者多么优秀、战士多么英勇，最纵还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 地理环境和群众基础。 网络数据，从甘肃、宁夏的黄河边到新疆西部边境，步行大约是2700公里。如果仅仅就距离而言，这个路程大约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5分之1，但，其艰难险阻远远超过了万里长征。1、南方士兵不能快速适应西北的极端干旱、寒冷和地广人稀。2、汉族为主体的革命军队很难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革命宣传。 第2点比第1点更加难以克服。 从陕甘宁东征，即使是夹带了集团发展的私心，毕竟可以打出抗日的旗帜，毕竟是在汉族为主体的中国腹地，扩红和筹饷都要容易的多。1936年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117天，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50万元，组织地方游击队30多支，建立了县、乡、村苏维埃政权，发展了党的地方组织。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扩红8000大约相当于毛泽东带到陕北的完成长征的幸存的老红一方面军的全部兵员——兵员翻翻啊。 筹款50万元，是什么概念呢？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囊空如洗无以为生，毛泽东写了一个纸条：“海东同志：您好！因红军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二千五百元。” 红25军的徐海东让红25军供给部部长查国桢从仅有的7000大洋里拿出5000给了中央红军。 几十年后，毛泽东对徐海东慷慨解囊念念不忘。 两个军团，红1军团和红25军，渡过寒冬的财政基础就是7000大洋。 这一次筹款是50万啊。 如果，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红军东征，以红四方面军的能打硬仗和徐向前用兵的精细，成就也许更大。然而，能力是无法弥补方向的错误，或者说，如果方向错误能力愈强而损失更大。 南辕北辙。 假设，徐向前和陈昌浩带领红四方面军主力付出相当的牺牲到达新疆西部获得了苏联的武器，他又能如何呢？南方的红军队伍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当然也可以扩红，但非常的艰难。领取了武器的红四方面军在新疆能干什么呢？是搞苏维埃的阶级革命呢？还是高举抗日的旗帜搞民族革命呢？ 毛泽东说，南下没有出路。这个没有出路不是指战役指挥的组织、不是指根据地的建设，而是，共产党的革命的成功不仅仅是他自己的问题，革命的成功需要种子，需要土壤等地理条件，也需要阳光等天候条件。 共产党是种子，群众是土壤，时代需要就是阳光等天候。 万物生长靠太阳，不管多好的种子、多好的土壤，没有阳光等天候，白搭。 就政治斗争而言，时代需要就是阳光等天候。 抗战爆发，刘湘率川军带病出征，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1938年1月20日，刘湘去世，终年仅48岁。死前他留有遣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7年9月5日，四川省各界在成都少城公园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内战时被人骂为“唐瘟猪”的唐式遵一把推开麦克风，走向台前激昂慷慨陈词，吼声响彻全场：“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他朗诵了才写不久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唐司令悲歌慷慨，易水别乡，数万军民泪如雨下、掌声如雷…… 抗战爆发，川军7个集团军，另有1军1师1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居全国之冠。何应钦的《八年抗日之经过》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 据何应钦统计，川军抗战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内战里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在淞沪前线，10月15日，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被认为是川军勇于临危受命，誓死卫国的突出代表…… 按照人口比率，广西和贵州的贡献更大。 抗战时期，四川（包括重庆）人口是5274万，出兵300万，按照当时极限征兵比例（大致1比12计算），四川这个1比17的比例还是可以接受的。 当时的贵州全省人口是1060万，抗战出兵75万，比例为1比14。 至于广西，本省人口大约是1200多万人口，共出兵130多万人，比例之高难以想象。 毛泽东和张国焘就南下和北上往死里掐的时候是1935年9月9日，距离卢沟桥事变相差1年10个月少两天。 如果毛泽东和张国焘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在四川取得极巨大的胜利建立了广阔的苏维埃根据地，即使红军扩大到30万——够快的了吧——如果全国抗战还是在1937年7月7日开打，孤处四川的红军主力如何选择？是舍弃老根据地伴随川军出川呢还是留在四川和国民政府死掐？ 在即将抗战的大环境里，四川民众会支持张国焘搞苏维埃运动？ 天候不对。 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爆发后，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是如何抗日了，毛泽东北上的道路能否成功是不确定的，是死里求活的侥幸，而南下是必死无疑绝无活路。 同理，毛泽东过黄河东征抗日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大战略，但，因为方向正确，不但成功扩红、筹款，而且扩大了影响、促进了国民政府的分化，也为抗战爆发后八路军过河奠定了一点基础。 西路军西征，注定是死路一条。 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且仅仅是边界的领土争夺，但，绝对不同于1937年日军对中国的“亡国灭种”，其对于国家政治生活有巨大的影响但到不了影响国家基本战略的层面。 比如，如果中印两国在2017年在洞郎往死掐谁都不肯后退，我们是否搞全国总动员？是否把一切可以集结的力量全部投放，包括核武器？ 不共戴天？灭此朝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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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0节 有一些舆论对于我们在对外斗争里的让步表示不满，我表示理解。 不过，我反问一句，是否在对外斗争里绝对不讲妥协，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一定往死里掐，一定要集结全国的力量、全民的力量掐死对方呢？ 国家的对外斗争，有些时候类似于个人的社会生活，有些时候绝对不能妥协，有些时候难免妥协。 中印之间的矛盾是尖锐的，但，到不了1937年亡国灭种的程度，因此，斗争必须讲究策略。 1962年10月，毛泽东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极精巧的时间把控重创了印军，然后，在美苏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节点及时完成了战略撤退。 为什么要撤退？因为整个的国际国内形势不利于中国在中印边境进一步展开和持久。 就中国的内部而言，有3点不利于持久作战。 1、中国刚刚度过经济困难，物力艰难。 2、气候地形原因。军事斗争，是“外行看指挥，内行看后勤”。在决定打1962年那一仗的北京香山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嘱咐的就是“一定要把后勤搞好，绝不能再象朝鲜战争那样由于后勤的因素增加部队的伤亡”。在绵延的青藏高原与巍峨的喜马拉雅山上能保证大兵团作战的后勤支持，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奇迹。 来自于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沿迎风山坡而上，夏天暴雨倾盆，冬季大雪封山，只要一过11月，铺天盖地的大雪就彻底切断山南与山北的联系。在夏季暴雨和冬季大雪之间，秋天那短短两个月才是可以提供后勤支持的时间。 《孙子兵法》非常看重地利条件。 《行军第九》里说：“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 所谓“绝涧”是指有水的深沟。 所谓“天井”是指周围高中间低且有水的盆地。 所谓 “天牢”是三面环绝只有一面可以进去而难以撤退的天然牢狱。 所谓“天罗”是草木深密行动困难不能展开兵力和武器的困地。 所谓 “地陷”是指地势低洼、道路泥泞的天然陷阱——红军走过的草地。 所谓“天隙”，就是我们经常去旅游景区碰上的“一线天”，如果行军在其间，那是非常危险的。 藏南的地形，对于解放军而言，接近所谓的 “天牢”，进去艰难退出来更难。 《孙子兵法》的《地形第十》说：“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 孙子解释：“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 藏南，应该是“挂形”。 一言以蔽之，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高和大雪的封锁，解放军在藏南有沉重的后勤压力。 3、战争资源的艰难。 我们知道，革命战争时期的解放军，长期以落后的武器和艰难的后勤与日军斗、与国军斗，为什么就不能小米加步枪与印军在藏南死掐？ 当然不可以，因为小米加步枪之所以能够战胜机械化强敌，依靠的是群众的支持，而且是稠密人群的支持。 游鱼之所以能够躲过网，其关键是水的体量。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和联合国军的死掐已经证明，远离群众而想打胜仗必须有相当的后勤支持，比如，汽油。 1962年的中国，还没有实现石油的自给，最要命的是恶劣的国际环境，我们很难买到石油。 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还真的没有打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燃料，这就是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现实。当时北京的公共汽车都背着一个大气包，有的公共汽车后面背着个炉子，烧木炭驱动发动机。汽油和燃料全部运往了东南沿海前线，而且还少的可怜。没有人卖给我们石油。 战争需要燃料。 中印战争期间，千百个运输兵牺牲在蜿蜒的川藏公路上，几百台坠下悬崖的车辆在燃烧。这些车辆三分之二装着上山要消耗的油料，只有三分之一是前线急需的物资。离战区还有几百公里就不通车了，上万头牦牛慢吞吞的走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 对于解放军的表现，英国有个军事家说，中国军队像热刀子切黄油一样解决了印度军队，中国军队大获全胜! 问题是，中国那点燃料也在战争胜利后几乎耗干了最后一滴。 1951年，李奇微接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时恰逢志愿军第3次战役进攻的高潮，美军出现潮水般的撤退。当时，美第8集团军运筹小组通过收集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与美军交战的全部战斗记录，发现了一组至关重要的数字：从1950年年底到1951年年初，中方军队3次大规模攻击持续的时间都是8天。 运筹小组敏感地意识到，“8天“这一数字是由志愿军的后勤补给方式严重落后，加之美国空军强大的空中封锁，致使其战斗物资往往只能支撑一周的作战行动。一旦粮食和弹药消耗殆尽，攻势只能被迫停止。运筹小组由此得出结论，志愿军从发起战役到战役结束最多持续一周时间。 李奇微头脑中随即形成对付志愿军“礼拜攻势”的有效方法：当志愿军凶猛的“礼拜攻势”接近尾声的时候，联合国军队再将强大的反击力量投入前沿，向弹尽粮绝的志愿军反扑上去，把志愿军死死缠住。按照这个思路，李奇微分别于1951年1月15日、25日、3月7日连续发起了代号为“猎犬行动”、“霹雳作战”、“撕裂行动”的3次进攻作战。1951年3月14日，经过“横城战役”、“砥平里战役”等一系列作战行动，联合国军队重新占领了被志愿军夺取的汉城，一举扭转了联合国军队的颓势。 麦克阿瑟当然是顶端优秀的战区统帅，其黯然离开历史舞台，说明彭德怀为代表的解放军高级将领高超的指挥技术是能够战胜美军的，但，彭德怀无法弥补后勤的短板。 彭德怀在国内战场的那一些引逗埋伏穿插切割为什么不用呢？ 简单，中、朝、美、韩几十万大军密布在狭小的朝鲜战场，在飞机、坦克、大炮、军舰的狂轰乱炸之下，许多技巧固然是有用的，但，确实被严重降低了。 繁杂的逍遥游遇上郭靖的降龙十八掌，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办法。 泰安州打擂燕青可以摔跤李逵，但，千军万马搞冲锋，燕青就绝对不是身高体壮的李逵的对手，因为大兵团作战没有闪躲的空间，有些时候只能是硬拼。 解放军在藏南打仗，后勤的保障比朝鲜战场更难，如果解放军在藏南坚持到大雪封锁了道路，这些被阻隔的解放军的吃饭问题、弹药问题如何解决？ 所以，解放军在中印冲突里取得胜利从发动到结束也就是不过两个月，中国军队最充分地利用了西藏自然条件留下的那个宝贵的唯一的窗口。 毛泽东和中共非常准确的抓住了机会，然后，在印度一片哀嚎里，让整个世界一愣一愣的，毛泽东意外在藏南撤军了。 蒋介石在大失败的环境里，知道大势已去，知道紧急在台湾布局弄一个老巢，这是壮士断腕的狠劲。 毛泽东呢，在意气风发势不可当的顺境里紧急勒住马缰而退兵，那是见微知著的大决断。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一定不放弃西线的阿克赛钦呢？那边太荒凉了。 中国解放军在1962年对印战争取得胜利后之所以撤退，关键是中国内地与西藏的交通非常的落后，内地庞大的兵员其实并不能及时调到西藏。 没路。 中央政权对于边疆的开发和控制，最重要的依托当然是修路。 西藏通往内地的公路是青藏和川藏，绕远一点是滇藏，这3条公路对于西藏的开发有巨大的意义，不过呢，如果从整个中国国防的角度讲，新疆和西藏之间的新藏公路有着不可取代的巨大价值。 中国各省区面积： 新疆第1位：166万平方千米； 西藏第2位：122.8万平方千米； 内蒙第3位：118.3万平方千米； 青海第4位：72.23万平方千米； 四川第5位：48.14万平方千米。 新疆、西藏、内蒙、青海等4省区的面积具有极明显的优势，而新疆和西藏两区的面积是288.8万平方千米，约为祖国陆地面积的百分之30，而两区的交界线，从最东到最西的直线距离大约是1000千米，实际距离我找不到材料。 作为直接相邻而交界线长达1000多千米的两个庞大的省区，在历史上竟然没有正儿八经的道路联系。也就是说，一个新疆南部的人要去拉萨，除了绕道青海走青藏路之外，唯一的可能就是向西绕行今日的新藏线，其原因很简单，横亘在新疆和西藏之间绵延高峻的一条条的山脉压根就不能通路——即使有路，海拔之高也无法正常通行。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新藏公路，千里相邻的新疆和西藏竟然是老死不能直接往来。 面积166万平方千米的新疆和面积122.8万平方千米的西藏竟然不能直接陆路来往，其对于西部经济的开发、其对于中国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国防连接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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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1节 我们不能想象山东和江苏，或者河南与湖北竟然没有正儿八经的连接通道。 那么，历史上新疆和西藏有没有联系通道呢？有，那就是通过阿克塞钦的西部通道。 阿克赛钦的绝大部分属于新疆西南部的和田地区管辖，南部很小一部分属于西藏的阿里地区管辖。阿克赛钦地区主要是阿克赛钦盆地，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地势平缓，有山口通往拉达克地区，多内流湖，著名的有阿克赛钦湖，塔里木河的重要支流喀拉喀什河也发源于该区域。 阿克塞钦盆地虽然地势较高，但地势平坦，且有几处山口可至拉达克地区，自古以来为新疆至印度次大陆以及从塔里木盆地经拉达克至中东各国的捷径，南疆各地去沙特阿拉伯朝圣的穆斯林，过去多取此道。 阿克塞钦的位置，在西藏、新疆、巴基斯坦、印度之间，并和印巴有领土争议的领土克什米尔相邻。 如果印度控制了阿克赛钦，首先就切断了西藏和新疆的联系，这种威胁不仅仅是国防和战争问题，最要命的是和平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被切断，其影响是长期的。我们知道，建国后，新疆的国防体制一直划归西北——兰州军区，即使新疆升格为大军区乌鲁木齐军区的时候，其仍然属于大西北的范畴。西藏的主体属于西南——成都军区管辖，但，他的阿里地区划归新疆军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阿里地区固然历史上始终是西藏的地盘，但因为山地高原的阻隔，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军区其实很难领导阿里的国防——距离遥远而交通不便。中国如果掌控阿克塞钦，还可以保持兰州军区和成都军区的联系，如果印度控制阿克塞钦，这种有效的联系就被切断。 如果印度控制了阿克塞钦，就影响了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联系通道，也不利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战略策应。 作为极有战略野心的地域大国，印度的崛起带有非常明显的对外扩张的倾向，地区大国中国当然成为印度的竞争对手，印度要削减中国，最重要的选择方向当然是西藏和新疆。印度搅和中国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借助中国的民族分离分子。近代以来，带有民族特点的分离运动，除了已经成功的外蒙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藏独和疆独。因为中国和印度在西藏方向是必须相邻的，即使中国全部收复了藏南，中国和印度在西藏方向还是邻国，印度还是非常有手段挑动、利用中国的藏独的。 很多人谈论中印边界纷争，往往将目光仅仅盯住藏南，或者主要盯住藏南，他们忽略了中印在新疆的纷争。 整个中印边界全长1700余公里(因未实际勘测，此数据只是大概数据，也有资料说近2000公里)，分西、中、东三段。在每一段边界上都有争议地区。在西段，双方争议面积为3.35万平方公里，主要是阿克赛钦地区，除巴里加斯一处的450平方公里之外，其余都控制在我们手中。在中段，双方争议面积约2100平方公里，分为4处，现控制在印度手中。在东段，双方争议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即网上常说的藏南地区，现全部控制在印度人手里。在整个中印边境争端中，东西两段是争议重点，1962年的边境冲突也是在这两段打的。 之所以忽略西线，是因为我们在冲突里既得利益。 中国的新疆有陆界5600公里，中印之间仅仅是200公里。 中印西段边界是指中国与印度控制区的拉达克接壤的边界，长约650公里，地跨新疆、西藏两自治区。其中，自喀喇昆仑山口至空喀山口为新疆段，长约200公里；自空喀山口至西藏阿里与印度喜马偕尔邦和克什米尔交界处的6795高地，为西藏阿里段，长约450公里。 如果印度控制了阿克赛钦，印度不但切割了西藏和新疆的陆路连接，而且扩大了在新疆方向楔入的纵深。我们看中印边界，因为中国控制了阿克赛钦，整个西部边疆呈非常圆滑的向外凸出的弧形，如果印度控制了阿克赛钦，中国在新疆和西藏的交界处就呈现极其明显的内凹。这种形状，就表象看，印控阿克赛钦处于中国的新疆和田地区和西藏阿里地区的环形包围里，其实呢，因为那地方的贫苦，这种地形成了印度向新疆、西藏渗透、挑事的前进基地。 阿克赛钦在我之手，印度对中国的渗透、挑事也就仅仅限制在藏南方向，一点没有阿克赛钦，中国新疆方向也将面临外敌的死掐，其形势要比今天严峻无数。 1965年3月4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时候谈到中印边界反击的决策：“他们以为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会打他们，他们就一步一步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有时甚至到了我们的后边，随便走来走去。我们的总理、总参谋长生气了，太欺人了，决定打它一下。” 总理当然是周恩来，总参谋长是罗瑞卿，毛泽东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1962年11月24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发言，“尼赫鲁不会放弃大印度帝国的思想”，“不会放弃他的侵略的立场”，“只有坚决自卫还击，才能逐步孤立他，才能使他知难而退，才可以暂时和缓”，“我们不给他一大打击，是不能引起大的变化的”，“不给他大暴露也是不能和缓局势的”。 在中印边界争端里，周恩来主战， 1962年10月24日，主战的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郑重提出三项建议》，呼吁：“中印两国政府都应该以中印十一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利益为重，竭尽一切可能，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 周恩来主动提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第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第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第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政府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 周恩来的这个撤军方案是：“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 周恩来的以上是说：我们可以让步，但，仅限于东线，至于西线，“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我们占领的阿克赛钦绝不放弃。 在这之后，中印关于领土谈判的方案中，中国领导人提出过西线换东线的建议，就是中国现在实际占有的新疆阿克赛钦地区属于中国，印度占有的部份地区归还中国，东部印度占领的部份地区归还中国。这样中印两个亚洲大国和平相处。 简单的说，中国的要求是合法占有已经占领的阿克赛钦，并且要求印度规划印度占领的阿克赛钦的一部分450平方公里，中国承认印度在藏南的占领，只要求归还达旺。 印度占领的阿克赛钦的450平方公里的土地属于巴里加斯，中国的行政区划隶属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噶尔县扎西岗乡典角村，位于扎西岗乡境西北部。巴里加斯，面积约1900平方公里，中国控制了大部分。 中国方面的意思是，只要控制阿克赛钦，藏南我不要了，我只要达旺一点。 为什么要达旺呢？很多朋友批评我一个劲扯西藏的宗教，国土与宗教有什么关系呢？ 达旺与宗教有关系。 达旺，位于是藏南，是旧时门隅的主体部分，面积有2,172平方千米，（28错归达旺寺管辖，4错归错那宗管辖），是藏南地区开发较早的地区。 达旺的乌金岭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出生地，因此它对很多藏族群众来说具有一种宗教圣地的意味。1935年8月民国政府“参谋本部陆地测绘总局”所绘制的地图标明，达旺（旧称“塔汪”，西康省）及南部德让宗、东部塔克郎宗、提郎宗、弥力司、拉巾普尔、萨的雅是中国的土地。 中国之所以坚持要达旺，就在于他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出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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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2节 一个国家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历史上人物的政治归属有些时候与现实的国家政治产生相当的矛盾。 比如，曾经是苏联骄傲的、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的心理归属是苏联，或者说他认可支持俄罗斯族群的主体观念，这在苏联存在的70年里是理所当然的正确。可是，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要舍弃苏联历史编写自己的国史的时候，因为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出生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后人心目里的他是俄罗斯人呢还是乌克兰人？ 比如，蒙古政权初建，南宋、金、西夏、大理哪一个是今日中国历史的正朔政权——我们习惯以南宋为代表，南宋灭亡后当然以蒙元为代表。为什么这样呢？简单，即使刨除我们今天的民族平等的观念，即使古代的中国人，宁可选择承认蒙元为正朔政权，也不肯让国家历史断代。 我们中国人在一切领域都重视继承接受变通。 什么意思呢？ 打个比方，古代的男人可能想尽千方百计而不能生育男孩，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文化里这是极端的痛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社会文化可以接受过继、包养、领养等等变通。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而言，名分的儿子远远超过真实的血缘。 这种思想甚至于影响到武林的门派传承。 金庸的《倚天屠龙记》里，武当三侠俞岱岩被人暗算而严重残疾，无法参与武当七侠最光荣的“真武七截阵”联手护门之战，五侠张翠山就提议妻子殷素素为俞岱岩的“临时寻到传人”的身份参战。 “今日一战而胜，挫败少林三大神僧，俞岱岩未得躬逢其盛，心中不免郁郁。宋远桥等要殷素素向俞岱岩学招，算是他的替身，那么江湖上传扬起来，俞岱岩不出手而出手”，便有了一个虚名。 我们的文化在意虚名。 我们中国人是绝对不能接受亡国灭种的，如果在战场上实在不能取胜，那么，就要在文化生活上同化掉敌人。 我们知道，梁羽生的《萍踪侠影》里，张丹枫与云蕾有家族的血海深仇，这以无可开解的仇因为下一代的联姻而自动消解——对于新诞生的生命而言，爷爷暗害了外爷爷，不过是弟兄们之间的家仇而已。 中国的张丹枫和云蕾成了夫妻且消解了世仇。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不是兄弟不要紧，后人既然成了夫妻已经死去的前人当然就是兄弟，既然是兄弟，在阴间就必须“一笑”。 可是，英国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最终是悲剧。 东西方，的确是有区别的。 蒙元对于中原汉族，就当时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归属而言，绝对是外来的民族压迫，朱元璋当然是古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其功勋远远超过领导抗战胜利的蒋介石。可是，朱明建国后，也是官修《元史》，也承认蒙元的正朔，明朝的正统也不是直接衔接赵宋王朝。 我们看欧洲的国家，帝王可能出现绝嗣，比如，1328年，查理四世去世，法国卡佩王朝绝嗣，支裔瓦卢瓦王朝的腓力六世继位，英王爱德华三世以法王查理四世外甥的资格，与腓力六世争夺王位。此为百年战争导火索。 在中国，王朝名分绝嗣仅仅出现了一次，那就是郭威去世继子郭荣登基虽然没有更改国号但其本人认祖归宗为柴荣。 按照承诺，柴荣易姓为郭威的接班人，实际是以“易姓”换“江山”。郭威死后，郭荣认祖归宗就是欺负死人不会讲话。 960年柴荣去世赵匡胤陈桥兵变然后制定了善待柴家后人的基本规矩。 柴家，欺骗来的江山被人家欺骗而去，留下的是家族的姓氏——你要的是家族传承。 这个，确实有些迷信的色差，但，他是历史。 朱元璋驱逐蒙古政权于草原后，宣布自己完成了国土恢复和民族革命，所有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承认朱明完成了国家统一，但，整个朱明王朝时期，北边的蒙古政权都没有接受朱明的管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在朱明时代，我们与草原的蒙古人是两个国家的居民。可是，朱明王朝和汉民族，虽然与草原的蒙古人不是一个国家，但，他们承认1368年之前的蒙元政权是中华的正朔政权，也就是说，朱明王朝和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认为成吉思汗之前的蒙古人不是中国人，朱明建国之后的蒙古人也不是中国人，但，蒙元时代的蒙古人是中国人。 这个，真的稀奇古怪，但，符合中国人精于变通的性格。 一句话，存在就是真理，绝对不能因为意识形态而难为自己。 鲁迅先生批评说：精神胜利法。 可是，这种精神胜利法生活下的大中华文明，是古代独立的文明体系里唯一能够保存到今天的文明。 古代中国，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潜意识并没有真正的夷夏之辩。比如，南印度的达摩来中国创立禅宗，中国人虽然知道达摩是外国人，内心世界是接受为中国人。再比如，东方胜国的中国人相信死后“上西天”，而西天是佛国，其在人世间的投射并不在中国。 《红楼梦》里贾母拿了20两银子，要王熙凤给薛宝钗办生日。王熙凤笑道：“一个老祖宗给孩子们过生日，不拘怎样？谁还敢争？又办什么酒戏？既高兴要热闹，就说不得自己花上几两。巴巴的找出这霉烂了的二十两银子来做东道。这意思还叫我赔上。果然拿不出来也罢了，金的、银的、园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只是勒揹我们。举眼望望，谁不是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这些体己，只留与他，我们如今虽不配使，别苦了我们。这个够酒的？够戏的？” 王熙凤的这一段话，不仅直指贾母偏心，把体己都留给宝玉，更是提到了老年人都十分忌讳的一个话题——死。可是，贾母对于王熙凤的这番话，不仅没有半点不满，还笑道：“你们听听这嘴！我也算会说话的，怎么说不过这猴儿？你婆婆也不敢和我犟嘴，你和我梆梆的！” 那么，贾母为何对王熙凤这番“犯了大忌”的一番话，不仅毫不计较，还喜欢的无可无不可呢？ 这里头，最关键的是“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 这里头有两个关键字：“顶”和“上五台山”。 “顶”是汉文帝的一个典故。 《史记?佞幸列传》故事：“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裻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 汉文帝做梦想上天当神仙，关键时刻被一个“衣裻带后穿”的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 梦醒后文帝登上未央宫西边苍池中的渐台，找到了一个叫邓通的家伙。 邓通，“登通”？ 于是，邓通被宠幸的不要不要的。 史书上的“推”在王熙凤那里是“顶”。 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王熙凤此处讲的“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既含有贾母将来要荣登天界，成仙成佛的深意，也含有贾宝玉才是那个能帮助贾母成仙的关键人物的意思；同时，也夸赞了贾宝玉的一片孝心。贾母也是一位极其信仰佛、道之说的老太太，《红楼梦》中多次提到贾母做佛事，贾宝玉还愿、跪经等。 不过呢，这个地方我有一个疑点。唐僧取经去的是灵山、是西天，那里的如来佛才有册封“佛”的权威，《红楼梦》为什么是“五台山”呢？ 《西方确指》中觉明妙行菩萨示偈：“八德池中莲已种，果然一念甚宏深。 滋培虽藉如来力，长养全凭决定心。” 佛教称西方极乐世界的浴池为八德池，池中有八功德水，作用是“浴清浄之众生”。 按照佛教理论，人只要信佛“念佛”——阿弥托佛——八德池里就生莲花一朵，“此土有发愿往生者，彼土（极乐世界）即生莲花”。一个人行善越多莲花越多，其死后，一道魂灵去西天接受佛教的审核，如果莲花数量达到标准，就可以往生极乐——在西天极乐世界永生了。 按照佛教理论，“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往圣前贤人人趋同”，就是文殊、菩萨内心的精神皈依也是西天。 这就出了一个问题，王熙凤为什么让贾宝玉“顶”贾母去“五台山”这个佛教的分支机构而不是灵山总部呢？ 我疑疑惑惑感觉，曹雪芹在暗示“顺治帝五台山成佛”。 我东拉西扯这一段，意思是说，我们的古人其实远比满清时期开通的多，也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狭隘。其实呢，今日的一些国人，虽然生活在现代，思想其实有太多的阻碍进步的藩篱。 中印1962年战争之后已经半个世纪，中国提出“以西线换东线”的方案已经过去了太长时间，印度到现在仍然不肯答应，这里头暗含的逻辑应该是“东线换西线”的方案对于中国非常的利好而对于印度是相对不利或者非常不利。 中印都是大国，这一点，中印双方都知道，无论中印双方如何博弈，都不会有吞掉对方的野心，顶多也就重创或者压制对方而已。既然中印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最后必定还是要成为普通的邻国关系。 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不会主动选择和一个大国长期的战场角力。 中印是大国，但世界的大国不仅仅是中印，无论多么缺心眼——政治家都比普通人聪明——都知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 中印是相邻大国，法德是相邻强国，中印的历史矛盾其实并不极端，法德可是从拿破仑、俾斯麦到希特勒就没完没了的相互征服相互杀戮，最终，远离战场的美国和信仰共产主义的苏联都崛起了，我们还叽歪，有意思吗？ 有些历史，错过一个历史机遇期，可能是深远影响，有些时候是万劫不复。 于是，二战后曾经相互伤害的法德走上了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于是，经济都得到发展。 今日的法德，在世界的地位都已经下降，但，如果不走一体化道路而继续恶斗，他们会后退的更厉害。 如果中印往死里掐，世界其他大国会不会从中渔利呢？ 中国有14个陆邻国，有6个海域相邻的国家，总数20个，位列世界第一，对外交通并不特别发达而领土（包括海洋）矛盾反而非常的尖锐，如果，我们在所有的边界纠纷里都绝不妥协而开打，从建国到现在，估计就光打架而不用搞建设了。 印度的领导人也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如果中印之间达成“东线换西线”的协议，中印之间的基本矛盾消失，两个疆域大国、人口大国，如果利用相邻的有力条件而携手发展经济，那是何等诱人的前景！对于印度而言，其国际形势最大的威胁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犄角夹击，如果和中国达成协议，中国在印巴之间只要轻微闪路，印度就有巨大的优势。 几十年过去了，印度为什么就不接受呢？唯一的理解，这个提议对于中国有巨大的利益而对于印度非常的吃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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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3节 很多朋友感觉我们的“东线换西线”是出让领土：凭什么我们放弃东线？更何况我们已经取得了战场的胜利。 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领土纠纷，太多的人从中国政府的讲话里感觉我们吃了亏。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真吃亏了吗？我们吃了多少亏？ 从1840年到2017年一共177年的历史，从对外斗争的角度讲，大体是划分为旧中国时代和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时代。1949年之前旧中国，对外战争拿得出手的胜仗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和抗日战争的惨胜。便是以这三次胜利而看那个时代的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我的评价是差劲大大的，如果没有兵员的绝对优势，这三战我们没有胜利的可能，虽然，这种分析比较窝火。抗日战争的胜利，其实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如果是中日单挑，也许我们能赢，牺牲会更大、时间会更晚。 对于中法战争的评价，很多人看到的是镇南关大捷后我们在陆地的胜利而选择性忽视我们海军的巨大失败。就战场而言，中法战争，我们最多是平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直接的公开的参战了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冲突、中苏珍宝岛之战、和南越的南海冲突以及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从1949年到1979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从朝鲜半岛开始共对决了美军、英军、法军、印军、苏军、越军等25支外军，加上抗战时期的日军，整个世界比较有影响的外军没有和解放军交手的大约也就是德军和意大利军队——如果意大利的军队算强军的话。 解放军，当然是二战之后与外军作战最多的军队之一，考虑到苏联红军最终是阿富汗的耻辱，解放军的整体战绩当然是世界双雄之一——这个结论，我认为我已经非常的谨慎了。 30年来对外军事斗争，或者大胜或者小胜或者平手，至于1969年中苏的铁列克提这种被不战而偷袭不能算成正儿八经的对阵。 一个在战场上敢于打胜仗的军队不会随随便便的妥协和让步。 《肖克回忆》记载了一个解放战争时期的一场谈判斗争。 1946年1月9日，国军杜聿明部攻占八路军掌控的叶柏寿，10日，国军突袭建平（新邱）得手。 在这之后的3月20日，承德“第十一军调小组”签订了《叶柏寿协定》，公然决定，让被群众赶走的国民党建平县长徐文亮及保安队回镇建平并负责全县县政，八路军及地方部队不得妨害。22日，又签订了《凌南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巨匪于大川部为国民党军队，驻守建昌。这两个《协定》对热东军分区和热辽军分区部队坚持自卫斗争、反击国民党军队侵犯都不利。 肖克回忆毫不客气的批评：“承德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在谈判过程中，违背冀热辽中央分局规定的方针，不经请示……这两个协定是片面的，错误的。” 为什么是“片面的，错误的”？因为对我不利。 怎么办呢？ “4月3日，经中央分局讨论，决定由我召见承德执行小组，严重声明不承认这两个协定，并向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提出备忘录抗议。” 4月3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召见了承德“第十一军调小组”全体成员，正式向美国和国民党两方代表严正声明，不承认“第十一军调小组”所签订的《叶柏寿协定》和《凌南协定》，并派段苏权为我方在小组的新的代表。同时，冀热辽军区亦积极整编所属部队，做好临战准备。 美国代表和国军代表当然不答应。 李聚奎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我们历来的原则是：从战场上得来的东西，绝不能在谈判桌上失掉它。为了改变原来的协议，我方把陈同志调走，并成立朝阳执行小组，由李逸民同志任我方代表，负责处理赤峰问题。同时又令李逸民同志与国民党和美国脱离接触。为此，美国代表大发雷霆，拍桌子辱骂我承德中心执行小组代表段苏权同志。” 第一、我方换代表；第二、我方分组一个新的军调小组；第三、为了减轻压力，“又令李逸民同志与国民党和美国脱离接触”。 国民党也是无赖起家，对无赖是有心理承受的，美军代表，满世界牛逼的不行不行的，从来都是制定规则、解释规则，哪里让人家操蛋过？这一次，被人家出尔反尔欺负的窝囊，于是， 美方代表“大发雷霆，拍桌子辱骂我承德中心执行小组代表段苏权同志。” 段苏权取代的“陈同志”是陈伯钧。 《陈伯钧日记》中，收有他在签订叶柏寿协定前后的工作报告，写得详细，用心。可是，他是专业干部，有点类似刘伯承，虽然精通兵法可不懂阴谋诡计。 诸葛亮评价曹操：“曹操虽知兵法，不知诡计。” 金庸《笑傲江湖》里有少林寺三战。 任我行恶战方证大师，感觉对方易筋经内功克制了自己的内力，“心知再斗下去，对方深厚的内力发将出来，自己势须处于下风”。功力不敌，任我行就搞了诡计。于是，借和方证对掌“两人身子一晃”的时机，任我行“当即疾退两步，陡地转身，右手已抓住了余沧海胸口，左掌往他天灵盖疾拍下去。” 即使任我行杀了余沧海也无关恶战，从另外角度讲，当任我行杀死余沧海的时候必然因为消耗内力而弱于防守，如果方证等任我行打死余沧海的一刹那出手不但铁赢而且可以借公愤而下重手除却一个大家伙。 扬名立万的绝佳机会。 为救余沧海，“方证大师身子跃起，犹似飞鸟般扑到，双掌齐出，击向任我行后脑，这是武学中‘围魏救赵’之策，攻敌之不得不救，旨在逼得任我行撤回击向余沧海头顶的左掌，反手挡架。” “岂知任我行左掌固是撤了回来，却不反手挡架，一把便抓住了方证大师的膻中穴，跟着右手一指，点中了他心口。方证大师身子一软，摔倒在地。” “任我行所以胜得方证大师，纯是使诈。他算准对方心怀慈悲，自己突向余沧海痛下杀手，一来余人相距较远，纵欲救援也所不及，二来各派高手与余沧海无甚交情，决不会甘冒大险，舍生相救，只方证大师却定会出手。当此情境，这位少林方丈唯有攻击自己，以解余沧海之困，但他对方证大师击来之掌偏又不挡不格，反拿对方要穴。这一着又险到了极处。方证大师双掌击他后脑，不必击实，掌风所及，便能令他脑浆迸裂。他反擒余沧海之时，便已拿自己性命来作此大赌，赌的是这位佛门高僧菩萨心肠，眼见双掌可将自己后脑击碎，便会收回掌力。但方证身在半空，双掌击出之后随即全力收回，纵是绝顶高手，胸腹之间内力亦必不继。他一拿一点，果然将方证大师点倒。” 方证解救余沧海的“围魏救赵”是兵法，任我行暗算方证的办法就不是兵法而是“诡计”。 鲁迅说“捣鬼”。 鲁迅在《捣鬼心传》里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在毛泽东执掌共产党领导权之前，共产党也曾经搞过暗杀。以共产党在国民党渗透之深，搞几个成功的暗杀是容易的，问题在于，杀几个大家伙有用吗？ 赵匡胤搞诡计赢得了一片江山，但，其能够南征北战灭国无数确实是正儿八经的治国、理政、行军、打仗。 毛泽东带领共产党赢取天下靠的是兵法而不是诡计，但，在条件许可的时候也不排斥诡计。 陈伯钧在1923年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虽然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毕竟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正儿八经的师范教育——在那个时代就是大有学问了。1927年1月，陈伯钧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第1大队，接受了战时的军事教育，在土包子为主体的解放军里是专业人才。陈伯钧参加革命后，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领导军事教育。 陈伯钧是追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老革命，1955年的开国上将。 这个军事干才，在一份报告中写到：“我总以为既已成立了协定，还有什么可讲价钱的？” 这怎么可以呢？谈判也是斗争，而且，也是你死我活的激烈的斗争。 陈伯钧就太教条了，太书生气了，确实不适合搞军事外交。 那为什么派陈伯钧高军事外交呢？简单，他是知识分子，共产党确实缺少知识分子，因为要签订协定、阅读文件，所以，外交是比较需要知识分子的。派陈伯钧参加军事外交工作是正常的选择，意外的是这个长于军事教育和领兵打仗的老革命不懂“耍坏”。 为了补救陈伯钧错签下的协定，解放军方面将上得了台面和上不了台面的招数悉数使出。李聚奎在同美方代表交涉时，抓住对方骂段苏权一事不放，大谈礼貌问题，对对方指责我方违反协定之事避而不谈。李逸民到任后从军调部接受了三项任务，有两项就是为了推翻陈伯钧签下的协定。 我引入解放战争时期肖克、李聚奎补救陈伯钧的这个故事，其关键就是李聚奎写了一句关键的话：“我们历来的原则是：从战场上得来的东西，绝不能在谈判桌上失掉它。” 按照李聚奎这个透底，共产党因为对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有足够的自信、对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有足够的自信，我们自信我们能够给我们的民众带来幸福，所以，我们等闲不会放弃我们占领的土地。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经常搞内线歼敌呢？ 内线歼敌和外线出击，属于军事斗争的谋略而不是政治原则。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有一种胜利是撤退。 以毛泽东的好斗个性，以共产党人对于未来的坚信，如果不是战略上的需要和对利益的精巧算计，1962年是不可能在大胜之后在东线主动后撤，也不可能提出“西线换东线”方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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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4节 在二战后独立或者崛起的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印是最有影响的国家，印度在发展中国家里虽然面积远远弱于中国和巴西，总面积位于世界第7，和紧排其后的第8阿根廷、第9哈萨克斯坦、第10阿尔及利亚、第11的刚果大体处于同一层面。 世界面积大国，大约是澳大利亚之前的6国为一层面，中国虽然是第3，但国家位置明显优越于加拿大、俄罗斯而大体第2。 我个人认为，就世界面积6大国而言，地理位置排序应当是美国、中国、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 俄罗斯之所以排序在澳大利亚之前，是因为俄罗斯的东欧平原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还因为澳大利亚有面积太广阔的沙漠。 不过，在世界面积大国里，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人口过于稀少，固然不需要中国、印度的计划生育，但，过于稀少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和中国相比，巴西的地形、气候明显好于中国，而且，巴西在南美是绝对的地区大国，基本没有敌国外患，当然也好于中国。如果一定要挑缺点，巴西的地理的缺点是疆域之外的缺点，巴西在南美相对孤处而周边没有富庶的邻国——中国过多的邻国，固然有过多的疆域纠纷，优点是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可以相互借力。 世界面积第7的印度、第8的阿根廷、第9的哈萨克斯坦、第10阿尔及利亚、第11刚果等不仅面积大体处于同一层面，而且，这些国家间的地理位置差异相对小于第一层面的6个国家。 实事求是的讲，以上5国里地理里，印度的位置和资源条件绝对是位列第一。 我个人认为，就天赋的地理优势而言，印度的条件大约可以进世界前三。我的意思，世界地理最优秀的国家应该是美国、中国和印度。本排序有些纠结，之所以纠结，是因为他们确实各有优缺。 和美国、中国相比，印度综合国力最大的缺点是面积较小。 印度面积当然不小，世界第7，但，和美国、中国相比，印度的面积就太小了，作为地区大国是可以的，想当世界大国，纵深就狭小了。 可是，古印度的面积是辽阔的。 印度虽然和我们中国有领土争端，但在历史上并无什么仇恨，我们评价印度应该比较公允——即使评价敌人也要公允讲理而非情绪化，何况，中印之间仅仅是边角的纠纷而算不上死掐的仇敌——中印是潜在的竞争对手而并没有绝对的仇恨，这一点，是我们思考中印关系的立足点。 相较中国历史，古代印度确实缺少大一统的观念，从某种意义讲，古印度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外来的力量，来也来、去也去，古印度毕竟还有相对稳定的地域和文化特质，因此，从某种程度讲，古印度还有政治概念的味道。 有一些中国人评价中印历史，有一点双重标准。 我们看古代中国的历史，从907年唐朝灭亡到1912年的历史，如果站在西藏归属的角度讲，我们历史教科书的一些观点是有讨论的必要的。 从907年到1912年的古中国的1005年，我们一般认为的统一的王朝是元明清，也就是1279年到1912年——中间虽然也有易代和军阀混战，一般认为是统一大潮的小插曲——也就是说，最少有372年的时间是大分裂的，如果算上易代的时间，最少有百分之四十的时间是大分裂。 问题是这个统一的元明清633年，汉民族的明王朝仅仅是276年。 这样一来，研究唐之后中国历史尤其元明清历史，我们就出现了一个两难。 1、如果我们不承认蒙元和满清为祖国的合法政权，那么，我们千年的历史竟然仅仅有276年是独立的统一政权，这个千年历史，竟然绝大多数时间是分裂的，绝大多数时间是被异族统治的，我们的民族骄傲何在？我们和印度的分裂历史有多大的区别？大一统何在？ 2、如果我们承认蒙元、满清为我们的正朔政权，那么，我们就遇到两个问题：我们接受外来征服政权的民族大融合吗？祖国的元政权与世界的蒙古帝国如何进行政治切割？ 我们知道，近代的最大殖民帝国是英国：面积3310万平方公里。 我们还知道，古代面积最大的征服帝国是蒙古帝国，大约是3300万平方公里。 朱明王朝的建立，就他的时代而言，正如孙中山对待满清：驱逐鞑虏。 驱逐，就是打回其老家。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人的基本方针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所谓“驱逐”，就是两国人而不是一家人。 为了解决蒙元和满清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从古到今，我们都采用了回避的变通。简单说，在历史研究的大关节点，我们是实事求是的利益至上。 我们中国人评价印度的历史，特别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历史，有些不考虑印度的感受。 英国在印度的罪恶大约是两条：1、殖民掠夺；2、蒙巴顿方案对古印度的分解。 可是，英国也给印度一些客观的贡献：1、搞了一些近代工业文明以及近代进步思想，为印度的崛起奠定了一些条件；2、英国在印度殖民时期也对分裂的印度进行了整合，蒙巴顿对印度的分解出巴基斯坦固然有宗教信仰的内核但更是一种强力手段，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虽然内部乱哄哄的但从来没有分裂出去一块地盘，相反，还吞并了锡金。 从1947年到2017年，正好70年，在这70年里，有巨多的国家分裂，庞大的苏联、亚洲的巴基斯坦、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欧洲的捷克斯洛伐克，名单非常的漫长，更有未能成功的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等等。 可是，独立70年来，印度确实没有分裂出去一块土地——对外战争的被切割是力量不够而分裂是凝聚力不够，二者截然不同。 今天的印度，虽然我没有去过印度，也没有认真研究过的印度的历史，我感觉，印度对于自己历史的编写和中国人一样讲究实事求是的利益至上。 对于自己的疆域，印度的大体的思维是：接受蒙巴顿方案对于巴基斯坦的安排，继承英国在南亚殖民留给印度的有利遗产，这就牵扯到英国留给印度的麦克马洪线。 这样以来，关于西藏的问题就出了思维的分歧。 我们必须承认，在蒙元之前，西藏是绝对独立于中华中央政权管理之外的，就是最主流的历史教科书也承认西藏成为中国的正式领土开端于蒙元，然后，西藏对于明王朝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洪武二年，也就是1369年，朱元璋命人编《祖训录》，六年，1373年编成，朱元璋为之作序，命礼部刊印。九年，1376年又加修订。二十八年，也就是1395年重定，更名为《皇明祖训》，并将首章的《箴戒》改称《祖训首章》。 《皇明祖训》，大体就是明王朝的根本大法——宪法。 《祖训首章》，大体是朱元璋对明王朝基本疆域的规定，当然也规定明王朝的对外关系。 具体内容如下：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即北元——蒙古）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警备之。 不征诸国名列于后： 东北 朝鲜国 正东偏北 日本国 正南偏东 大琉球国（今琉球群岛） 小琉球国（今台湾） 西南 安南国 真腊国 暹罗国 占城国 苏门答剌国 西洋国 爪哇国 湓亨国 白花国 三弗齐国 渤尼国”。 朱元璋的疆域划定是“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简单的说，对于没有心理归属的“限山隔海”的“四方诸夷”采取“和谐共处”原则，“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朱元璋非常明确的定性为“则彼为不祥”，暗含的大原则是对于这些敢于犯边“四方诸夷”，基本原则是“驱逐鞑虏”而并不“顺势征服”，因为“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 朱元璋确定的敌对政权为“胡戎”，也就是退居草原的蒙古，因为蒙古“与中国边境密迩”有产生矛盾的地理条件而且“累世战争”，从犬戎、匈奴而来，北边少数民族始终是汉政权的致命威胁，所以，“必选将练兵，时警备之”。 即使是对待蒙古，朱元璋给后世子孙的根本原则也是“时警备之”的战略防守而不是犁庭扫穴。 朱元璋叮嘱说：“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朱元璋非常担心明王朝休养生息强大之后的对外扩张。 朱元璋为什么反对对外扩张呢？原因简单，一个政权在远离核心区的边疆的征服，也许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但长期的战争必然引发内部巨大的财物紧张而矛盾尖锐。 朱明之前，对中国疆域的扩张、巩固贡献巨大的帝王应当是秦皇、汉武——尤其是汉武帝，反击匈奴、西域凿空、开发西南夷，其对于今日中国疆域的确立贡献巨大——但，接连不断的对外扩张埋下了帝国衰落的远因，长期的财富积累被损失殆尽。 汉民族在边疆的扩张，非常像海浪拍击沙滩：每一浪的拍击都有意义，但，海浪自身却未必能够持久。 对于国家管理的基本战略，朱元璋是“搞好我们自己的建设，不要操心人家的鸟事，对外以不吃亏为基本原则，强大后坚守基本盘而不要沾光”。 朱元璋的“不征诸国”包括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今琉球群岛）、小琉球国（今台湾）、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国、爪哇国等等。 朱元璋的势力范围大体是坚守汉民族聚居区而已。 朱元璋的政策确实比较保守，但，如果建州女真崛起后，万历、天启、崇祯回过头来以朱元璋的《祖训首章》为依据沿长城搞战略防御而绝不出击。 简单说，就是按照熊廷弼的战略坚守山海关而不搞袁崇焕的“五年平辽”，明王朝不会如此的悲催。 有人说，你扯朱元璋的《祖训首章》，与西藏什么关系呢？ 答案是，有关系。按照朱元璋的《祖训首章》，西藏也应该是“不征诸国”之一。 我的意思是说，随着蒙元帝国退居草原，西藏对于明王朝正如赵匡胤“宋挥玉斧”处理大理一样，排除在基本地盘之外了，顶多也就保留一个名义而已。 真正纳西藏为实质管理的其实是清王朝。 偏偏，这又是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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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5节 研读907年之后的中国皇朝历史，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不可回避的真实：西藏之所以纳入中国的版图，确确实实是蒙元和满清的贡献，如果我们不承认蒙元和满清是中国的合法政权，从历史的角度讲，我们找不到西藏属于中国的法理依据。 领土的归属，一般是两个缘由：1、武力抢占；2、法理依据。 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领土归属的基本依据是“武力抢占”。但是，二战后，伴随世界殖民体系的解体，没有任何法理依据的赤裸裸的“武力抢占”领土已经不能见容于世界，即使是弱肉强食，也要在历史上找到一点强词夺理的依托，比如，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复国运动多多少少有一些历史的依据。 比如，中国和印度就西藏南部的领土归属有相当的纠缠，但与美国、德国无关，他们也许搅入其中捞取外交的便宜，但绝对不能说西藏是他们的领土。 谈到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我们扯淡一点大观楼长联里的4个历史典故。 乾隆年间名士孙髯翁登大观楼写了一副长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大观楼长联牵扯到4个典故：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 “汉习楼船”的主角是汉武帝。 公元前122年，出使大夏国的张骞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汇报“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见到了蜀郡的手工业物品。遥远的大夏之所以有中国的物品，是“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大夏国东南有一个大国叫身毒国，那里有专卖蜀地物品的市场。 “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 身毒国，就是古代的印度。 邛西，就是临邛，就是司马相如勾引卓文君的那个地方，距离成都75公里。 现在我们网络地图测距，从邛崃到印度的东北部，直线距离确实两千多华里。 张骞的消息是比较准确的。 张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 大夏国想和西汉搞友好往来，如果西汉能够打通蜀郡到身毒国的交通，汉政权就可以走西南通道搞中外交往，比绕行大西北的西域不但道路较近而且不受匈奴的干扰。 汉武帝接受了张骞的建议，派使者“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 “间”是小道，“西夷西”就是西南夷的西部边缘，我估计，汉武帝派使者绕行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寻找去印度的小道。 可是，“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滇国的国王尝羌，强留使者十余辈，封闭了去身毒国的通道。 汉武帝哪能吃这个憋气呀！于是，远征西南夷。前线将领说西南夷有广阔的滇池、他们的军队精通水战，来自中原的士兵不熟悉水战，这仗怎么打？ 于是，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开凿一个人工湖，称之为“昆明池”，并修造有高楼的大型战船，专供士兵操练水战。 汉武帝最终控制了西南夷。 “唐标铁柱”的主角是唐朝的唐九征。 吐蕃政权，在唐宋时期是汉政权的一个巨大的威胁——《天龙八部》的吐蕃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吐蕃长期和唐王朝争夺四川边境和洱海地区，严重威胁到唐朝在西南地区的利益和安全。 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而虏南属帐皆叛，赞普自讨，死于军。诸子争立，国人立弃隶蹜赞为赞普，始七岁，使者来告丧，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热固求婚，未报。诏灵武监军右台御史唐九征为姚巂道讨击使，率兵击之。虏以铁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蛮，筑城戍之。九征毁絙夷城，建铁柱于滇池以勒功。” “虏南属帐皆叛”是指吐蕃南部的属国大规模反叛，704年，吐蕃的领导人杜松芒波杰亲征叛乱的姜域（今云南一带）的六诏，在回师途中病死于军中。他的儿子，小屁孩赤德祖赞继位，并由祖母没庐氏赤玛类再度听政。 和南宋末年一样的孤儿寡母。 这孤儿寡母的，对外就采取战略守势，于是，派使者去唐朝“告丧，且求盟”。 怎么回事？吐蕃死了领导人，为什么给唐朝“告丧”？ 当然有理由呀！杜松芒波杰，是松赞干布的孙子的儿子，大唐的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所以，杜松芒波杰，从亲友关系讲，是唐皇室的外甥。 外甥死了，给祖姥姥家报丧也讲得过理。 不过，这亲戚关系有点远，大约，在今日的中国，如果不是极特殊的现实考虑，这关系一般就不走动了——估计，我壮烈了就不给我爷爷的姥姥家报丧。 吐蕃的真实目的是稳定唐蕃的关系。所以，不但积极提议“且求盟”，而且派大臣“求婚”。 我们友好，我们亲上加亲。 因为地理的原因，唐朝没少吃了吐蕃的窝囊气，现在，你们的属国大面积独立，你们的领导挂了，孤儿寡母的也知道服软，对不住，我们也要趁人之危捞便宜。 于是，唐王朝命令“灵武监军右台御史唐九征为姚巂道讨击使”，领兵进攻吐蕃。 “虏以铁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蛮，筑城戍之。” 吐蕃在“漾、濞二水”建造铁索桥，联通西洱蛮，建造了城堡，派军队戍守。 战争的结果是唐九征“毁絙夷城，建铁柱于滇池以勒功。” 唐九征打败吐蕃，拆除吐蕃在漾水和濞水上的铁索桥、毁掉吐蕃城堡，切断了吐蕃与大理洱海地区的交通。因为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唐九征就在漾濞江畔的苍山上立铁柱记功，这就是“唐标铁柱”典故的出处。 因为音译的不同，吐蕃“立弃隶蹜赞为赞普”的“弃隶蹜赞”，也就是小屁孩赤德祖赞，在我们今天的历史教科书里写成“尺带珠丹”。 因此，有些人说，“尺带珠丹”的古音读法是“弃隶蹜赞”。 这“尺带珠丹”最终还是从唐王朝弄去一个金城公主。 西汉的“西南夷”，在唐朝最终演变成六诏。 这唐朝的衰落和灭亡都与南诏非常的有关。 为了和吐蕃争夺苍山洱海，唐朝扶植六诏里最南面的“蒙舍诏”，也就是南诏与吐蕃抗衡，以确保唐帝国西南边疆的安全。 南诏逐渐吞并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738年，唐玄宗封蒙舍诏主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蒙归义。 而南诏羽翼丰满后，开始东进，约在746年占据滇池地区，实力大增，引起唐王朝不满，但为共同对付吐蕃，双方表面上仍维持和平友好的局面。 皮逻阁死后，其子阁逻凤继位。 两个政治集团因为力量的大发展已经开始碰撞，偏偏唐玄宗沉湎声色、杨国忠专权而朝政腐败。 剑南节度使鲜于向，字仲通，进士出身，深得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赏识，引为采访支使，委以心腹重事。 鲜于仲通人生的最大节点是在唐天宝初年向剑南节度使章仇推荐了杨国忠。在章仇兼琼的帮助下，杨国忠得以觐见唐玄宗，拜为朝廷参政命官。 因为杨贵妃的缘故，杨国忠大富大贵，鲜于仲通也被推荐为剑南节度使。 这朝里有人的鲜于仲通骄横暴躁，其部属云南太守张虔陀贪财好色，导致阁逻凤起兵叛乱杀张虔陀，攻陷羁縻州30余个。 面对贪官污吏激发的战祸，唐王朝不但不自我反思，反而以此为借口发泄南诏占据滇池的不满。 751年，唐政府派鲜于仲通率8万大军进击南诏。在求和被拒绝后，南诏向吐蕃求援。4月，在南诏和吐蕃联军的夹击下，唐军兵败西洱河，“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 战后，南诏正式投靠吐蕃。 754年6月，唐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率7万大军再次进讨南诏，结果被南诏军全歼。 次年，也就是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无力顾及西南，阁逻凤趁机统一了云南。 唐王朝在天宝年间的衰落，不仅仅是东北的安禄山，还有西南的阁逻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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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6节 安史之乱平定后，唐王朝、吐蕃、南诏在苍山洱海间长期拉锯争夺，力量弱小的南诏是朝秦暮楚挣扎求活。 纠缠的已经够乱了，859年，南诏和唐朝又掐了起来，这一掐就要了唐朝的命。 859年，南诏王丰祜死了，儿子世隆(酋龙)继位。这本来挺正常的事情，竟然有一要命的麻烦：因其名犯太宗、玄宗之讳，唐遂未加册封，也就是不予承认。 嘛意思？“世隆”的“世”与李世民的“世”相犯，“世隆”的“隆”与“李隆基”的“隆” 相犯。 我们中国的鸟忌讳特别多，最特别的是，对尊敬的人一定要名字回避。 唐诗人李贺，参加科举，妒才者放出流言，谓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犯“嫌名”，于是，这避讳竟然堵死了李贺科举的道路。 古人真的活的不容易，本字回避有些时候就挺难的，还同音“嫌名”，还让人活不活？ 你说，我们文化里这糟粕！ 南诏虽然奉唐朝正朔，也不过是藩属国而非本土，“世隆”就马马虎虎过去得了，唐王朝一定要认死理。 这种礼仪之争导致了唐与南诏关系的破裂。世隆自称皇帝，国号大礼。 这国号起的，大礼，这不专门恶心唐王朝搞避讳的王八蛋礼仪吗？ 然后，大礼反目成仇，开打，攻破唐播州、攻陷交州安南。 这事闹的，于是开打。打就打吧，问题是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持久引来了武宁镇的部队。 武宁镇在哪里？ 武宁镇大体位于今天江苏徐州、安徽宿州、濠州一带，是唐德宗年间设立的藩镇，其目的是守卫汴河漕运，保证江淮的财富能供给中央。在唐宪宗清除叛乱藩镇的战役中，武宁军作为中央手中的一支劲旅，参与了讨伐镇海李铸、淮西吴元济以及淄青李师道的战争，屡立功勋。 唐穆宗即位后，借父亲平定诸多叛乱藩镇的威势，准备进一步削弱各路藩镇军队数量，加强中央权威。武宁军虽然屡立功勋，但也难逃裁军的命运。 按照我们的逻辑，这很好嘛，铸剑为犁，和平了、大家都去搞生产，多么愉快。 还真不一定，因为长期的军阀混战必然养成一大批专搞打架的职业军人，一旦大裁军，这些人何以为生？ 1952年，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彭德怀主持军队的日常工作，在他的推动下，从1954年到1955年，我国的义务兵役制度、薪金制度和军衔制度(合称“三项制度”)相继建立。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确定我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度。但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此仍有不同看法，主要是担心战时后备兵源不足。 以中国之大，战时还缺后备兵员？ 中国当然不缺人，但，打仗是一个高技术的职业，不但需要娴熟的掌握兵器，还要有恶战的经验和勇气。 一个普通的男人，要想成为合格的战士，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给一群男孩子每人一把切菜刀，命令他们在半个小时内砍死一头成年的猪。 别看吃排骨吃的带劲，大部分人是不敢砍活猪的，能够把猪杀死是不容易的，虽然猪并没有武器。 谁要不信，到市场买头猪试验一下。 很多人相信军事训练，我也相信军事训练，但我说，军事训练和打仗差别太大了。因为严格的军事训练非常类似残酷的体育训练，但，战争是杀人，杀人，最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心态。 绝大多数人杀人是有心理障碍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在杀人的时候需要道德思考，而真正的战士杀人已经是渗透到血液里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 比如，雨花石是很喜欢吃肉的，但，如果你弄一只鸡让我杀，我是真能杀死的，也曾经杀死过，但杀死之后炖熟之后就没了食欲。 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我再打一个比方。朋友们，虽然我们都比较痛恨日本鬼子，真逮几个日本人让我们砍，还没几个人下的了手。 咔嚓一菜刀，你把坏蛋人头落地，你害怕不？ 我，真的害怕。 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大前提就是敢战老兵的退伍，一旦几年后战争开打，义务兵的新兵没有战争的经验而已经退伍的老兵也生疏了军旅生涯，如何是好？ 毛泽东之所以对义务兵役制持保留意见，与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积极复员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关。 1946年初，国共两党先后签订停战协定和整军方案，政治协商会议也成功召开并达成决议，在此背景下，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军队工作并将大量编余官兵转业复员，对解放战争初期的北线战局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晋察冀为什么要裁军呢？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 如果我们学习这个文件，就会发现，各根据地都必须抓紧裁军。 我认为其中一句非常重要：“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此外，我们还要准备将全党的工作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用心去学习与组织合法斗争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配合，把党的工作推进到全国范围去，推进到一切大城市去，并在广大范围内，参加全国经济建设，使国家工业化的工作，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与组织广大群众进行这些斗争与这些工作，中国的民主化与一切协议的实行，才有保证。” 可是，所有的根据地，除了晋察冀都没有真正的裁军。 那么，到底认真贯彻中央的政策对呢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对呢？ 1958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评价“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 然后，彭德怀说：“我再加一条，用我们湖南话说：荣臻同志是个‘驴驹子’ ，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彭德怀所说的“驴驹子”，就是北方的小毛驴，吃得少，干得多，走得远，能负重。 彭德怀那句“死了也可以瞑目了”是指聂荣臻得到毛泽东如此高的评价，是可以满足了。 1992年，聂荣臻去世前留下的遗嘱，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评价：“我入党已70年，从未脱离过党的岗位，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我虽然对党没做过多大的贡献，但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 聂荣臻说：“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 实实在在执行党的任务，是聂荣臻的厚道。 可是，这厚道也要分析具体的环境。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战场和谈判桌以及秘密战线等展开全方位的争夺，毛泽东虽然去重庆谈判，临行的嘱托是“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 重庆归来，各路舆论都是呼吁和平、民主、建国，共产党怎么办？当然也要下这种文件，而且还绝对不能私密下达和国民党玩阴谋的命令，因为国共两党是相互渗透的，一旦私密命令被揭出，共产党是不好受的。 中共中央之所以发布这种文件，其实有两点：1、对未来形势的发展把握不定；2、对于久经考验的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独立工作的能力有信心，我们下我们的文件，你们干你们的活，该掐的掐，该退让的就退让。 聂荣臻是厚道人呀。 当时的晋察冀军区总兵力，不含冀热辽军区机关及直属队，也不含由晋冀鲁豫军区调来的杨得志纵队12553人，总兵力是257271人，其中野战军116895人，地方军122925人，军区机关和直属队17451人。 到1946年6月内战开打，晋察冀军区大约裁军复员了7万人，规模压缩了19.2% 。尤其严重的是，经过整编，能担负机动作战任务的野战军已经伤筋动骨，兵力锐减到51650 人，规模压缩了 55．8%。 整编后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的数量大幅减少，各部队普遍不充实； 地方军虽然总数不少，但分散于广大地区内，各部队亦不充实，如各独立旅中除个别部队超过 7000 人外，大多数仅三四千人，个别旅甚至只有2000余人。部队数量不足和不充实直接削弱了战斗力。 1946年10月24日，晋察冀野战军向中央军委报告了部队情况，指出：“最大弱点是不充实。杨苏纵队大部连队是四个班，少数是六个或五个班，该部只余下骨头，虽然士气很高，却很难连续作战。杨成武部也极不充实（如七旅此次南下全部只有三千六百人） ，但最近正在平汉线上补充。陈纵两旅都不足三千人（全部官兵）。” 之所以裁军就是对和平有决心，那么，高度集中、高度机动的野战军反而不如地方部队更加需要。 还有一个问题，军队之所以是军队是因为有指挥系统，也就是有编制——几万大兵而没有指挥系统就是乱撞的苍蝇。我们一般认为军队是打仗的兵组成，这个正确，不过呢，不完整，因为军队的组成人员并不都是战斗员，比如报务员、医疗队。最两难的是，裁军是要保持部队的战斗力，但，为了保持编制的完整反而必须裁战斗员。 我打一个比方，一个企业如果裁员，除了闲散人员往往就裁一线干活的，弄到最可怜的时候，最少是两个人，也就是老板和门卫（兼传达），如果增加两个人，那就是会计和司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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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7节 那么，战争打响后，紧急动员归队难道不可以吗？当然可以，但，很难保持原编制的战斗协同。 比如，梁山上有一个特别恐怖的李逵、鲍旭、李衮、项充的“杀人四人组合”。 这个“四人组合”之所以恐怖，首先是兵器组合特别合理。李衮和项充的打法是一手持盾牌防护、一手扔飞刀和标枪远程偷袭，至于李逵和鲍旭，板斧和板刀是只攻不守往死里掐，反正有李衮和项充负责掩护。 这个“四人组合”之所以恐怖，其次是因为这几位都是杀人魔王，人生的乐趣不是立功而是杀人。 这个“杀人四人组合”的组成原本是李逵、樊瑞、李衮、项充。之所以樊瑞换成了鲍旭，大约樊瑞是一个“先生”，毕竟有理性的思考而不那么野性嗜血。 杭州大战，鲍旭阵亡，杀人组合战斗力就急剧下滑，但，李逵、李衮、项充等三人毕竟还是攻防组合，李衮、项充阵亡后，就再也没有了组合。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黑旋风”、“飞天大圣”和“八臂哪吒”共同的特点是“跑的特快”，属于“旋风小组”，一旦损失就很难补充。 梁山马步第一高手当然是卢俊义，但，卢俊义和李逵恶战，“两个斗不到三合，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来，转过身，望林子里便走。卢俊义挺着朴刀，随后赶去，李逵在林木丛中东闪西躲。引得卢俊义性发，破一步，抢入林来，李逵飞奔乱松丛中去了。” 步战，卢俊义可以打败李逵，但，只要李逵逃跑，卢俊义是无论如何追不上的。 便是，长于步战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虽然战斗力在李逵之上，跑路也是跑不过李逵的，也是无法和李逵搞战斗小组组合的。 长期战斗的编组配合，也就是战友的熟娴，不是兄弟如同兄弟、不是夫妻如同夫妻，乃至于亲如父子。 小时候读书见岳飞、杨六郎出战，往往大喝一声：“众儿郎！” 我感觉非常别扭，人家当兵打仗，大家上下级关系，凭什么喊人家“儿子”？ 后来读书看吴起非常的爱护士兵。《史记》记载：“吴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 大家同甘共苦已经不容易了，竟然为士兵吮吸疽，这个，真的太难了。 汉文帝“尝病痈”，生了毒疮，大约需要吮吸，宠臣“邓通常为帝唶吮之。” “文帝不乐。” 为什么呢？ 汉文帝是一个喜欢触景生情思考的人。他得了病痈，需要唶吮，翻来覆去的就一个邓通不嫌恶心认认真真的干这活。汉文帝就想啊，我有许多的男女侍从，打饭、叠被、穿衣服、洗脸什么的，这些家伙都积极的侍候，现在我生了病痈，那些男女们为什么就不积极了呢？ 我贵为帝王，别人是贪图的我的富贵、恐惧我的权威才装模装样，如果，我成了一个普通人，谁鸟我呢？ 于是，文帝在邓通吮病痈的时候，很“从容问”，就是很随和的扯家常：“天下谁最爱我者乎？” 你说，这个世界谁真正在乎我？ 《史记》记载“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 司马迁说，得到汉文帝宠爱的邓通没有什么能力，可是，他非常的本分，“通亦愿谨，不好外交”，也不拉帮结伙，他“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 绝不敢得罪人。 不敢得罪人的邓通突然被汉文帝问了这么一个别扭问题，这家伙反应极快，知道是一个巨坑。 皇帝的大小老婆们、皇帝的大小儿子们、皇帝的内外臣仆们，谁都想成为皇帝心目里最亲近的人，最都不想让别人成为皇帝心目里最亲近的人。 事实上，汉文帝潜意识感觉最亲近的就是邓通，但，邓通仅仅是一个臣子，而且是一个除了“谨其身以媚上”之外“无他能”的佞臣，如果最爱皇帝的竟然是这么一个家伙，这皇帝就有些尴尬。 从逻辑而言，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被“最爱”的对象最好是两个答案。 哪两个呢？ 第一个，这事雨花石可以回答：皇帝哥哥呀，最爱你的是我老家的西邻居或者我老家邻村王二麻子。 第二个，这事雨花石可以回答：皇帝哥哥呀，最爱你的是缇萦。 为什么是“我老家的西邻居”呢？因为我老家的西邻居得了病花了巨多的钱，新农合报销了百分之八十，最惊喜的是2011年的年底，竟然还大病统筹给了2000元，很是过了一个舒心的春节。 新农合和大病统筹，绕来绕去的这钱最终是老百姓的钱，不过是众人拾柴火焰高而已，问题是，这需要政府统筹操心呀。 如果，邓通说一个农村老太太因为得到政府的关心而最爱政府，对于政府而言，这是何等的褒奖啊。 为什么是“我老家邻村王二麻子”呢？因为我老家邻村王二麻子年老体弱过得非常贫苦，没有知识、没有技能、没有威信，除了种地没有收入，结果呢，政府给了一个低保名额，能够维持最普通的生活。 如果，邓通说一个农村年老体衰的老头因为得到政府的关心而最爱政府，对于政府而言，这是何等的褒奖啊。 有人可能说：凭什么？新农合、低保户，这本就政府该干的工作，凭什么感谢他们？ 这话说的？这个世界绝大多数服务都是理所应当的，正如拿钱去商店理所应当被招待一样，但，你不能因为享受应得的服务而对服务不表示感谢。 当然，雨花石这是胡扯蛋，因为西汉既没有新农合也没有低保户，可是，汉文帝是一个仁慈的皇帝呀。 入选中学教科书的《曹刿论战》，曹刿问鲁庄公“何以战？” 民众凭什么追随你去流血牺牲？ 曹刿否定了“小惠未徧”的特权思想、也否定了对神灵的虚无缥缈的期盼。 曹刿赞扬鲁庄公的工作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我司法认真而根据实情合理裁决。 曹刿说：这是实实在在的本职工作啊。 汉文帝比曹刿牛气的厉害，不仅仅尽职尽责，而且很慈悲的搞司法改革。 汉文帝4年，医生淳于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到首都接受“肉刑”，砍掉脚丫子或者剜掉膝盖骨。总之，残疾。 淳于意的小女儿“乃随父西”去长安，给皇帝上书：“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邢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路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过自新。” 残人肢体的肉刑，固然有惩罚的震吓，但，犯人“改过自新”后仍然是残疾之人，他们怎样生活呢？ 法律，的本质，是惩罚，还是教育？ 汉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看到了这个申请书，不但同情缇萦，“悲其意”，而且，汉文帝根据缇萦的申请推广到整个司法问题，“此岁亦除肉刑法”。 正确处理缇萦上书，作为皇帝，汉文帝展现了彪炳史册的光辉。 每一个人，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可能不了解别人的幸福、不了解别人的痛苦，这个太正常，这个也难免，可是，作为人，应当“推己及人”理解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别人的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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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8节 电视剧《大宅门》一开篇就是一场意外的矛盾。 名医世家的白颖轩第一次出诊是去詹王府为大格格看病。白颖轩出手高妙，号出了喜脉而招惹了詹王府的愤怒，不但并不管饭不给钱还杀了马砸了车，因为，大格格是未婚先孕而父兄不知。 作为医生，白颖轩实话实说是对的，不知道大格格未婚先孕的詹王府急眼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谁错了呢？大格格，那个时代未婚先孕是巨大的错误。 可是，一个老姑娘，久旷的饥渴无比，快乐了有错吗？ 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享受的，也是劳动的，但必须享受，因为，人类如果只劳动而不享受，人类句灭亡了，因为，有一种享受是男女愉悦，都不愉悦，人类岂不断绝了？ 如果说180师在朝鲜的巨大损失“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那么，白颖轩在詹王府的遭遇，也是“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给根结底是罪恶的时代所造成。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如果白家考虑到“现人隐事”（就是“隐事”不是“隐私”）的“察见渊鱼不详”，忍了这口气，损失的就是白家的名声，尤其是白颖轩，这辈子可能通不过实习了。 但，又能如何呢？命运叽歪到那里就那里好了，不当医生也可以开饭店，也许更成功，这不是示弱，是因为“现人隐事”可能逼死一个女人。 白颖轩的父亲白萌堂，心胸不够宽广，就憋了坏，亲自去詹王府，明为赔礼，暗中为大格格下了安胎药，要报砸车、杀马之仇。 我堵住你的活路，逼死你。 事情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了。 被吃了安胎药的大格格果然生下一男一女双胞胎。 自古是“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故意的、无意的、太多人知道了大格格未婚先育。 恼急眼的詹王府未必知道白萌堂安胎药的毒，但一定知道委屈了白颖轩的医术。 那又怎样呢？不管是时代的错误，还是个性的错误，即使詹王府对白颖轩有愧疚，在这个急哧白咧的时刻，难道买辆马车给白家送去：哎呀，你们真是医术高明，我都不知道我们家姑娘未婚先孕。现在呢，我们家姑娘生了孩子，证明你对了，我错了。 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人吗？ 有些错误真的不需要道歉，有些冤屈真的不需要澄清，因为事久自然明——不明，就只能认命。 可是，白萌堂父子心胸狭窄，不听劝阻，直取詹王府。被逼无奈的詹王爷只好赔了车马。 自此两府结仇，京城为之哗然。 哗然，绝对不是嘲笑詹王爷的家丑和粗暴，哗然的必然是白家的不通人性。 人活不到八十八，莫笑别人瘸和瞎。谁敢保证自家的女孩千秋万代就不会未婚先孕？ 事实上，白颖轩的儿子白景琦的一个孙女，后来也未婚先孕了，而且还自嫁了一个小老头。 这就是报应。 报应其实来的更快。 5年后，白萌堂的长子、白颖轩的大哥白颖园意外搅入了一场阴谋：慈禧太后一定要悄没声的弄死一个自己讨厌的嫔妃，这老太太非常的狠毒，一定要一个御医替自己背黑锅。 于是，白颖园被宫廷蒙冤治死了皇帝的嫔主子。 这罪过，可真要命，因为，即使大家明镜般知道内情的宫廷愿意稀里糊涂的饶过白颖园，麻烦的是此位嫔妃正是詹王爷的二女儿。 当年，白萌堂和白颖轩一定不肯息事宁人，一定要在詹王府伤口上撒盐，又一次不了解宫廷内情的詹王爷又何必饶过白家呢？ 即使如此，因为宫廷不欲深究而过分冤枉白颖园，白家花钱认倒霉也可以降低损失——白颖园蹲几年大牢还可以马马虎虎生活。 万不料，得到太医院的魏大人透底的白萌堂不但不肯退缩而且直接上折子给了西太后慈禧：我们冤枉。 慈禧当然知道白家冤枉，但慈禧不允许白家喊冤枉，她需要白家打破门牙和血吞。白家既然要较真，慈禧就要下绝手：白颖园被判了斩监候。 正倒霉的白家，白颖轩的儿子白景琦图突然被贝勒爷贵武绑架。贵武为什么痛恨白家呢？因为他就是把大格格肚子搞大的情夫。 我们必须承认，白萌堂和白颖轩都是非常认真的人，他们的要求也合乎情理：我们需要我们的尊严。 可是，这个世界有些时候，人的倒霉真的很意外，真的没法较真。 比如，我们那儿一个真实的尴尬故事。某男人，下边有点问题，于是，常年在外打工，老婆就红杏出墙了。老公呢，嘛都知道，为了家庭的和谐忍了。他们有一个儿子，这儿子的来历存疑，反正，大家都承认男人有老婆、有儿子，至于女人生活作风，大家虽然有感觉，但，大家都装糊涂。可是，意外出现了，这男人的老爹意外发现了儿媳妇的风流。如果老爹冷静的装糊涂，或者，暗暗透漏给儿子，爷们私底下交流，倒也罢了。可，这老头不但是直脾气而且是暴脾气，当场就炸了，而且喧嚣乎街坊四邻论理论非。走投无路的儿媳妇拼了，不但承认奸情，而且宣称自己儿子的来历也是奸情，然后，往死里要求离婚，带着孩子走了。 老头的正直和尊严，不断彻底毁了儿子的家庭，也彻底毁了儿子的尊严和他的尊严。 如果说白颖轩招惹麻烦是冥冥之中的意外——他不知道大格格未婚先孕，那么，白萌堂送安胎药就是故意挖坑逼死人，至于他们父子在詹王府出事后的上门将军就不是讨还尊严而是可恶的无耻。 报应源源不断，白家子弟里最有希望的白景琦竟然意外娶了大格格私孕的女儿。 白颖轩的儿子,最终娶了詹王爷女儿的非婚生的的女儿，白颖轩和贵武、大格格成了不走动的亲家。 谁都给了谁没脸，谁都窝囊了谁，相互窝囊的双方的儿女睡进一个被窝，然后生一大群儿女。 然后，白景琦的儿孙们都非常的不成材，女孩子，或者不嫁或者私通，“唯二”的优秀，一个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封建家族的送死人，另一个，不但是领养，而且姓李。 一切的一切，在雨花石看来，都是报应，因为白家父子的所谓尊严是“现人隐事”后不知紧急刹车反而只顾自己的极端自私。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另外的清末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剧情里。 喜来乐的徒弟德福第一次坐堂，恰逢一位老妈子引领小姐前来看病，德福出手不凡正如白颖轩，很准确的判定：小姐怀孕了。 急眼的老妈子上来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真的很委屈。 这真的很委屈吗？ 如果说白颖轩不了解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大格格是未婚先孕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么，德福竟然不知道小姐是未婚先孕就是不长眼。 古代的女人的服饰和发型，是否结婚有极明显的外在体现。即使贫门小户，未出阁的女孩子穿了母亲的衣服出门很正常，但发型截然不同于已婚妇女。比如，未出阁的少女可以留长发扎辫子而已婚女子只能挽发髻。 在今天，迎面来了一个女人，不管年高还是年少，从服饰到发型是很难判定对方婚否——有终生不嫁的女性——但，在古代，不管年龄大小，只要不出嫁，发型都截然不同于已婚妇女。 也就是说，生活在古代，只要有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当小姐往前一站，德福就应当判断这是一位未婚女郎。 德福，不能判断，是因为他的个性比较浮躁。 在男女大防非常严格和女性贞洁特别残酷的旧时代，作为一个医生，陡然发现一个未婚小姐怀孕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怀疑自己的诊断能力。 为什么一定要谨慎怀疑自己的诊断能力？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2》，也就是韩雯雯主演的那一部里，一位马大哈女军医很草率的根据不来例假判定未婚女孩怀孕，把一个女孩子逼的自杀未遂。 判断女孩是否怀孕，包括判断女人是否怀孕，都是非常谨慎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医术问题和医德问题，还有复杂的社会问题，弄不好就是几条人命。 如果是独立坐诊的医生，如果谨慎确诊女孩怀孕，为了减少麻烦，第二反应是给对方开一点可吃可不吃吃多吃少都只管养身体的药打发出门而已。这个第二就是推出飞来的横祸。之所以第二反应，按照古代的刑律，如果协助堕胎医生有罪且杀生更损阴德，如果安胎就可能置女孩名誉受损，如果挑明——不了解真像的对方父母家庭可能闹事——两个剧情都闹事。 简单的说，聪明的医生，面对这种麻烦，来一个装糊涂，任由女孩子自己碰命运好了。这种选择，对于所有人都不得罪，也不至于耽误了人家女孩。 如果是学徒或者实习医生或者，简单说，如果诊所有比自己更权威的医生，第二种反应是将疑惑或者难题上交。 这都不是无能，这是谨慎，这是对自己和对别人的保护。 德福年轻想显摆——他这个毛病给他老师和他本人带来巨大的麻烦，一个黄马褂事件几乎要了两条命。 喜来乐的迭逢倒霉是清王朝管理的腐败和混乱，是社会的错误，德福的惹是生非，巨大部分是他少不更事的显摆，就他的个性，如果不改掉毛病，在任何社会、任何环境都是该挨揍的东西。 德福，一张嘴就把女孩子和喜来乐逼到必须摊牌的绝境。女孩被迫在大庭广众里承认奸情，如果是有经验的医生，可以隐蔽的试探着暗示。 在这个时候，喜来乐表现出截然不同于白家的高风度，理解未婚先孕的小姐的难，不但开了打胎药而且将药方分成两个部分，叮嘱两个药铺抓药，这样可以堵住药铺泄密的渠道。 喜郎中设身处地为其着想，小姐与老妈子深深感谢喜来乐的恩德。 可是，看剧的观众忽略了这一事件一明一暗两个致命的危险。 原来，古代法律是禁止医生参与堕胎的。 《大清律例》卷26《威逼人致死》罪名下, 还特别规定:“ 妇人因奸有孕, 畏人知觉, 与奸夫商谋用药打胎以致堕胎身死者, 奸夫比照以毒药杀人。知情卖药者至死减一等律, 杖一百, 流三千里。” 私通的男女如果用药打胎造成女人堕胎身死，男人的罪名就相当于“以毒药杀人”。《神医喜来乐》里，虽然没有出现奸夫，但，“奸女”伙同女仆去喜来乐那里看病，喜来乐在明知有奸情的大前提下，私自开药方并将药方一分为二，这样一来，卖药的药房就没有了罪过，一旦出现危险喜来乐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有什么危险呢？比如，小姐和女仆熬制中药出现错误竟然把小姐给毒死了——熬制中药需要技术。 也就是说，不管喜来乐有多么高明的医术，只要他不亲自买药、熬药、临床照料，中药打胎都有致人死亡的可能，一旦致人死亡而其他医生介入就会诊断出堕胎药，只要老妈子透出口风，对不起，喜来乐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多重呢？ “至死减一等律, 杖一百, 流三千里。” 比死刑减一等，打一百棍子——如果无人照应，就残疾了乃至于打死了——流放三千里——是最重的流刑。 这是，喜来乐私开堕胎药“一明”的致命的危险，他还有个“一暗”的巨大危险。 古代法律之所以禁止堕胎，是把胎儿当成了一条命。 男女通奸是违法行为，但，通奸怀孕的孩子无罪，不要说男女二人，就是官府，也不能强行堕胎。这样一来，不管喜来乐的目的如何，开方堕胎都是杀人。杀胎儿不同于一般的杀人，因为胎儿完全没有自我防护能力，所以，杀胎儿不仅仅是违法而且是缺德。 人在做，天在看，神目如电躲不过。 《神医喜来乐》的剧情走向非常冷峻：喜来乐最终被流放。 你躲过了人世间的法律惩戒堕胎，躲不过“苍天”流刑的惩戒。 喜来乐，最终结局较好，那是因为他“堕胎”的选择是为了挽救“母亲”的命，而如果不堕胎，受损的是母子两条命。 喜来乐，虽然杀了一人，但救了一人，如果喜来乐不出手，死两人。 《神医喜来乐》最后的剧情也非常冷峻。清政府倒台，流放黑龙江十几年的喜来乐携家回北京重新开张而短缺资本之时，已经出嫁为人妇的当年的小姐赶来相谢一百现大洋。 面对意外的财富，喜来乐说：“我从来没拿过人家的糊涂银子，麻烦您告诉我，我给您瞧过什么病来着？” 于是，药方子开完撕两半浮出水面。 女人转身而去，德福恍然大悟：“我想起来了。” 喜来乐立即阻住：“不要说。” 面对飞来的财富，喜来乐必须弄明白原因，否则，掉入别人的陷阱就麻烦了。 真像大白为什么不要说呢？既然当年堕胎是为了保全女人的名誉，现在，也不能说出，有些“隐事”可能永远都不能说——这个来历不清楚也不要弄清楚的女人现在嫁给的男人是否是当年的奸夫呢？这谁也不明白呀。 喜来乐参与堕胎，无论就天理和法律，都应该接受惩戒，喜来乐明知而故犯，又不贪图银钱，凭什么冒如此巨大的风险呢？ 简单，正如汉文帝深切感受缇萦的悲苦而废除一部分肉刑，喜来乐虽然不是一个女人，却深刻感受到一个女人因爱情而违背民俗的痛苦。 喜来乐理解这个未婚先孕的女孩的时候，他本人也充满了对寡妇赛西施的荷尔蒙冲动，而美丽的赛西施早就情深深雨蒙蒙恨不得立即和喜来乐缠绵了。之所以不能缠绵，是因为喜来乐有一个老婆横在中间。 憋的极难受的喜来乐理解别人的憋不住。 所谓道德杀人，往往是自己舒心畅意了就不能理解、不能允许别人的憋不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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