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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一个普通人的个人史[第3页]

作者:俺家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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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军通报（134）




    有道是“祸不单行，三期为满”，接连闯祸之后却有更大的祸事不期而至。

    却说那日，汽车连的小王来找我要几发子弹，说是过几天连队打靶，想多打几枪过过瘾。通常，每人每年只能打十发子弹，还没什么感觉就稀里糊涂的打完了，很是不过瘾。

    小王是我们仓库原勤务班的四个同年新兵之一，勤务班被精简解散，他们三人被调剂到了汽车连，我独自留下做了弹药仓库保管员。因了这层关系，我若不给，恐让人觉得不给面子，而他本来就是个很脸酸的人，我只好答应，免的罗里罗嗦。

    进仓库去翻检，常用的五六式7.62步机普通弹却凑巧没零的了，便随手拿了15发曳光弹。这种子弹夜间发射有一道红色弹道，很好看。但白天看不见，与普通枪弹差不多。

    其时，小王正在连队郊区菜地值守，他却等不得连队打靶，吃罢晚饭，就在屋外操起冲锋枪朝天鸣放起来。一串美丽的曳光弹划过夜空，却直飞临近的长春汽车厂车轮分厂宿舍区，击碎顶楼一户人家的窗户，在天花板上留下几个恐怖的弹痕，惊的那家老小肝胆惧裂！

    愤怒的人家层层投诉，恰巧我们军的首长正在长春一汽任军管会一把手，知道此事非常恼怒，下令严查！几乎毫不费事就查出了肇事者，肇事者亦毫不犹豫就供出了子弹来源——小王，你就不能说子弹是拣到的吗？当然，为了哥们义气隐瞒真相是不对的。

    军里发了《事故通报》，我的大名堂而皇之的挂在上面。当然事情不能到此为止，《通报》还要求我们师“严肃处理”。

    兄弟师的同行战友看到《通报》，给我打来电话：“你怎么搞的呀？怎么捅出这样大的漏子？”

    大祸既出，无可挽回，我主动找到何科长表示：“由于我的错误，给师里、部里、科里都抹了黑，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愿意接受任何处分，毫无怨言”。

    一九七七年，这时候，原科长“老虞头”已经退休离职了，新升职的科长是原修理所何所长。三年前我刚到修理所报到时，就是他不到两小时就立刻将我逐出，因为基层干部对知青出身的新兵非常不欢迎。但是三个月后，他听说我在弹药库却是个最能吃苦的角色，还会写两篇稿子，便生了悔意，三番五次提出要我回修理所当司机，当文书，但被我们仓库郝主任挡住了。

    现在，他又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何科长为人随和，虽然贵为副团职，但脏活儿累活儿却挽起袖子和大家一起干，我们也就不大敬畏，常常大咧咧地当面就叫他“老何”，他还是乐呵呵的。

    师司令部要求给我“严重警告”处分，师后勤部却认为给“警告”处分比较合适。老何还是不满意，又去找赵部长左磨右磨，最后竟然给我换来个“党支部大会做检查”。

    我早早写好了“检查书”，交给老何。他说，“先放我这吧！”

    过了好一阵子还没动静，我耐不住，又去问老何，他说：“你着的哪门子急呀？你的《检查》还躺在我抽屉里呢！我根本没交到部里，说不定哪天拖黄了呢！”

    后来，果然就没下文了。

    虽然逃过一劫，但恶名已成，原来吃苦受难换来的种种“优秀”、“先进”之类荣誉也随之贬值，我也不再抱任何进步的幻想了。

    看看又到一九七八年年底，趁着参加师里演习，住在老乡家里气氛比较轻松，一次，我在炕上借酒向科长老何坦露心迹：“我当兵已经四年了，我想今年复员算了。”

    老何却打着哈哈说：“我当兵都20年了还没复员，你那四年兵算得了什么？你还是老老实实安心工作，好好听从组织安排吧！”

    呵呵，一场大祸，己不慎，友不义，上不究，也是万幸了。



    大战在即（135）



    一九七九年的春节前后，战云密布，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我入伍四年，虽然已经经历了两次“一级战备”，但这次明显要严重的多，车粼粼，马萧萧，军营里人人神情严肃，临战的气氛沉沉的压在心头。

    电视里每天都在播出越南如何丧心病狂地躯赶华侨，如何向我边民开枪开炮的滔天罪行，被一个恩将仇报的小国欺负侮辱，中国人都感到再也忍无可忍！

    部队正在进行中的老兵复员工作戛然而止，在外地休假出差的官兵火速归队；首长高调地说，这次肯定要打大仗了，南方和越南打，北方和外军打！

    打越南如同以石击卵，胜利是毫无悬念的，但对付装备实力都占相当优势的外军，我军明显处于劣势。

    外军在边境上陈兵百万，又以“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的战法著称，战争初期，我军很可能顶不住，因此高层在战略上常常为“御敌于国门之外”还是“诱敌深入”而争论不休。虽然我军在演习时结局都是“红军”战胜“蓝军”，但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真正打起来根本不是那回事儿。

    我们每天都在“待命”，随时准备出发北上迎敌。各种武器弹药都已经装上了车，而且是各品种混装，这样，遭袭损失后就不会使某种武器断供弹药。真正打其仗来，我们两个保管员要每天收发全师消耗的上千吨弹药是万分紧张的。

    听老领导说，抗美援朝时师仓库配备30多个保管员，都是排级军官，主任还是大尉，而我们仓库现在只配一个主任，两个保管员，级别也差老鼻子了。不知上面谁做主给这样改编的，根本不为打仗考虑。

    在发放四0火箭筒时，我突然发现配备的四号电池全部失效了，何科长赶紧派我去采购。跑到长春市最大的“二商店”一看，数量不够，商店经理马上派车送我到郊区仓库提货。平常他们可没这样好态度，要打仗了，一切为了战争，各行各业都动员起来了，听紧急归队的战友说，上火车军人都可以免票了。

    仓库警卫连队有个五班长，本来都批准复员了，却突然被宣布提干，担任了二排长。他躺在只有排长才能占据的单人床上，他激动的整夜睡不着，眼看着就要回去当农民了，转眼之间乌鸦变凤凰，成了帝国小军官，国家干部，而这之前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三更天了，二排长还在床上直瞪澄的看着天花板发呆，忽然，大门呼地开了，一个巨大的黑影径直向他扑来，他大叫一声跳了起来！与此同时，一个屋里大通铺上十几个战士都惊叫着坐起来，人人都看见那个黑影扑向排长！有手快的拉下了灯绳，却发现空空如也，只有大门无风自开，还有灯头在摇晃！

    又是一次，在仓库这个日本监狱故地，曾经发生过多起说不清楚的事件，只有这次被众人所见证。

    在这刀枪出鞘，人心惶惶的紧张时刻，我突然接到上级命令：立即动身到石家庄军械学院报到，参加总后勤部在那里办的一个“弹药仓库主任培训班”。

    每个军只有一个名额，军里给了我们师。我们师是军里的主力部队，好事儿都是享受优先待遇。

    据说，本来总部要求是军官才有资格去的，可我们科长老何认为郝主任准备战事走不开，非要别着让我这个小战士参加。军里开始不同意，老何就威胁说，“要是不让小张去，我们师就弃权了！”

    老何平常对上级都是毕恭毕敬，这回可坚决不退让。军里只好睁个眼闭个眼的不再叫真。

    到达石家庄的第三天，我就往部队打电话，却发现我们师已经连夜开拔，北上与外军对峙去了。




    霹雳之火（136）





    我们是“干训大队”，一色的黑皮鞋，一色的棕红真皮手提公文包，每天很神气的咔咔行进，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这个骄傲的队伍里只有我是一个穿胶鞋的士兵，仿佛卑微的丑小丫，只有讨论问题时我才忘记自己的身份，还因提问题太主动被班长批评为“不谦虚”。

    因为“弹药仓库主任”的性质，因此学习的主课就是熟悉各种武器弹药。

    枪与炮的区分在于口径，20毫米以下叫“枪”，以上则叫“炮”。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信号枪，它的口径是20毫米。我们通常所称的子弹，业内规范的称呼应该叫“枪弹”，但行文为了通行，我还是随读者之俗，仍称子弹。

    火弹课的主讲都是专家，我们常常会提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比如，电影里经常出现特务企图用微型的定时炸弹炸毁大桥等，老师就说这不可能，因为最烈性的炸药如“黑索近”等也没有这样大的威力，除非他搬来几百公斤炸药。
    老师姓姜，说话慢条斯理但让人信服，就是鼻毛长出来渣渣的，看着不舒服。

    炮弹爆炸主要靠引信引瀑，而引信内部的保险装置都很可靠，一般都要靠炮弹出膛时的加速度才能解脱保险，撞击目标的减速度才能触发针刺雷管爆炸，在平常装卸搬运中应该是非常安全的。在炮弹实验室，我见到炮弹在1.5米垂直坠落到钢板上，绝对不会有任何危险。但是为了预防万一，恐怕遗留后患，这样跌落的炮弹按规定还是要销毁，尽管出事的几率也只有几万分之一而已。

    炸药通常也是安全的，常常让人谈虎色变的烈性炸药TNT，枪弹贯穿不燃不爆，就是用火点燃，也只是像沥青一样熊熊燃烧，没有任何危险。

    这时，对越战争正在高潮处，我拿着一张报纸来请教姜老师，上面有篇报道说，解放军坚守阵地，手榴弹用完了，就把迫击炮弹和无后坐力炮弹当手榴弹用，炸的敌军人仰马翻。

    姜老师说，这根本就是胡说，炮弹用手掷出去根本不可能爆炸，要不然就是记者添油加醋，要不然就是部队骗骗记者。炮弹不爆炸，作用就像石块，把敌人砸个头破血流也不错，我不明白记者为什么不能照实写来？

    建国后中国武器制造基本是“照猫画虎”式模仿苏联，质量十分马虎，出过许多洋相。

    某部炮兵演习，一发160迫击炮弹却打飞了，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部队吓坏了，紧急拉网排查。

    却说一家农户正在办喜事，院子里十几桌酒席开宴，正热闹间，一个黑乎乎的大家伙扶扶摇摇自天而降，擦着人缝扎进院里！好家伙，大炮弹足有一个人高，幸好没炸，当时却吓晕几十口子。

    这叫“未爆弹”，最是危险，因为引信都解脱了保险，处于待发状态，稍一挪动就可能爆炸！部队得到消息后，疏散了人群，把那家伙周围泥土轻轻挖开，几个人捧着拿到村外引爆了。

    这种丢人现眼的事还造成过国际影响。一九六二年中印反击战，我方开始使用国产喷火枪。这种武器很是厉害，专用来对付障碍物之后的敌人，一条火龙泻出，跟着就是一片鬼哭狼嚎。但我们枪口的点火器常常打不着火，液体燃料加压喷出，射到敌人身上却只是冰凉凉黏糊糊的液体，并不着火。

    印度兵不知就里，冻的赶忙去烤火，结果个个变成了火团。他们很气愤，说中国人太不地道了，竟然用这种下三烂手段害我们。其实我方并非有意为之，但跟人家解释半天，阿三根本不信。

    也有印度兵赞扬中国的，说我们在战争中实行人道主义，“炮弹炸不死人”。

    迫击炮弹是生铁铸造的，爆炸后产生的碎片必须在4克以上才能杀伤人体，8克以上才能杀伤马匹，可我们的装药过高，爆炸后都变成了铁屑，把许多个印度兵都炸成了麻子，因此战俘都称赞中国人道主义。

    我方一边高尚的领受赞扬，一边却悄悄下令，赶紧改进了炮弹装药。

    那是在六十年代，等到了八十年代，世界现代军火理论发生了否定之否定的飞跃，明白了炸伤比炸死更加合算，开始提倡限制弹药威力。因此，手榴弹变成了乒乓球那样小，地雷不但变成了乒乓球，还改用塑料制造，威力只够炸掉一条腿。

    试想，死了一个人，长官喊一声：“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为某某同志报仇！”就不管不顾地冲上去了。如果伤了一个人，伤员在那里大呼小叫的喊救命，你怎么忍心丢下自己弟兄不管？

    管了，就又要派两个人抬下去，其实多减员三人，而给后方医院造成的压力负担更大。
    至于伤残满街，给国民造成的战争恐怖心理伤害更大，可以摧毁整个民族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

    听老同志说，在抗美援朝时期，朝鲜男人几乎绝迹，一个女大学生找个断腿男人还觉得赚了便宜——好歹他还算个男人呀，有的用总比没的用强！

    现在我们想想，这样恐怖不恐怖？




    金珠玛米西藏来（137）







    日子长了，大家都喜欢说说当地的趣闻。西藏那时还是个是个比较神秘的地方，因此，王股长的故事就特别吸引人。





    。

    驻藏部队当时由于交通不便，进出一次要月余，部队要保证人员在岗，因此规定干部探亲都是两年一次，每次三个月。












    但是，他从此管起我们来却没有以前严格了，仿佛顿悟一般。



    走近清华园（138）



    石家庄，这个城市因为名字的缘故没有什么特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只有黄澄澄的油条，又大又香。

    原定五个月的培训班缩短为三个月，南方的仗打完了，北方的仗没打起来，我可以从容在北京逗留几天，去看看刚刚来北京后勤学院深造的上司科长老何。

    后勤学院果然档次很高，两人一屋，又有沙发，又有桌椅，跟后来的电影“李云龙”在南京军事学院情形差不多，那是培训军级干部的。老何要在这里学习两年。

    然后，我去仰慕已久的清华园。那里曾经有许多学问大师，我的同学刘力在那里读书。

    刘力本来是应该和我同年入伍的，但不知怎么得罪了公社，在关键的时候被人使了拌子，终使功亏一篑。谁知塞翁失马，因祸得福，羿年却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成为本县唯一的清华大学生。

    他本来就是天生的理工脑袋，没上过一天高中，却不知道从什么刊物中读到计算机的程式是一零一零，这让他来招聘学员的清华大学老教授非常惊讶，决定录取了他，并录用在电子工程系。

    其时，清华园里出现奇特的景象，老知青出身的“工农兵学员”和七七、七八级考进来应届高中生同学一堂，年龄相差十几岁，仿佛隔着代沟。

    老的们想着怎样学好本事，怎样治国平天下；小的们还想着怎么玩才玩的痛快。刘力说，这些小破孩儿好像还没长大，有人甚至还把簸箕放在门头上，等老师推门进来时好扣她头上，看她出个洋相。

    临近毕业，刘力的心情并不好，自从七七年恢复高考后，“工农兵学员”便被打入另册，据说只能算大专毕业。而且，他还面临毕业去向的问题，他想留在北京发展，可是寡母非要他回到南京身边。事业、亲情，两下正为难。

    清华园很大，从正门走到后门要十五分钟，出后门不远就是“圆明园”。

    在残垣断壁面前，我想起中学时的一篇的文言文，“冯婉贞”为题。语文老师刘尊植先生拖着川音长腔念道：“咸丰庚申，英法联军自海入侵，京洛骚然。距圆明园十里，有村曰谢庄，环村居者皆猎户。中有鲁人冯三保者，精技击。女婉贞，年十九，姿容曼妙，自幼好武术，习无不精。。。。。。。”

    这是说一位英雄少女率领村民抵抗外敌的故事。

    唉，英法侵略，火烧圆明园，平时在老百姓面前威风凛凛的朝廷官军逃的逃，散的散，还不如一个农村户口的小姑娘！

    “谢庄”来不及去寻迹，清华园里的“荷塘月色”也没想起来去品味，因为读到朱自清先生这篇美文，已经是几年后的事情了。“田田的叶子”，“刚出浴的美人”，我在大营，只有夜晚独对荒野发呆时，才能想象那情景如何的美仑美奂。

    在车站排队买票，见一汉子老是盯着我，逼问他作甚?他才吞吞吐吐地说：“解放军同志，我见你买了长春的票，你能不能帮我带个孩子回去？”？

    我吓了一跳：“什么孩子？”

    他却告诉我，是自己十六岁的女儿，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不放心，好容易等来了个解放军。

    呵呵，我还以为是“月子娃”呢！吓了一跳。

    那时候，军人是最被老百姓爱戴信任的，最珍贵的宝贝儿都敢托付。我当一夜的保护神，终于完成了任务，将少女交给一群接站的亲友，却是并没换来一个“谢”字、

    刘力送我到北京站月台，他双手扒着车窗，怪深沉地嘱咐我：“越是反对自己的人越要对他好，这样才能成大器”。

    同座的一位老者拈须而笑，他自言叹道：“年轻人，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尽想做那些做不到的事情”。这人似知识分子模样，大概吃过人间不少亏。

    许多道理看似简单，但实际上确是行不通的。



    帝国小军官（139）



    培训回后来没几天，喜从天降，上级宣读了命令，我被正式任命为“仓库主任”。



    我们新兵连共有160人，提干的仅有3人，我是最后一名。

    我的老领导郝主任上调科里任“助理员”，科里的一位原资深助理员决定转业。

    本来军械科何科长到北京后勤学院学习两年，这位李助理员可以顺理成章的接替科长的位置，这也是他多年孜孜以求的梦想，但他突然要求转业，让大家大吃一惊，怀疑长期后院出了什么问题？

    后勤部李副部长代表组织找他谈话：“要转业了，你看看个人还有什么困难，组织上可以给你解决一些？”

    这位李助理员冷笑道：“我没有什么困难，我不像有的人，每当组织上让他转业，他就诉苦说小孩子没长大啊，大孩子没安排工作啊，找种种理由赖着不走”。他影射者就是这位，当场给他造了个大红脸，只好讪讪的离开。

    七十年代各行各业中，最风光的莫过于“军官”，地方很稀罕的大学生毕业的“国家干部”，无论政治地位，经济收入，都逊于军队干部。因此，社会上流行“嫁人就嫁四个兜”。

    军官和士兵的区别就在这里，士兵军装只有上面两个兜。军官最低一级的正排是行政23级，月入52元，而我父亲在国营企业干了一辈子，只比我仅仅多十元。

    更高兴的是任命是两个月前决定的，看样子是2月份打的报告，应该是大战之前吧？
    还另外多补了100多元，我马上买了一块天津产的“红旗”手表——从此可以自豪的挽起袖子了！

    风光得意之际，想起多年的风风雨雨，心中亦是感慨万千。从八年前豪情万丈的上山下乡开始，山村劳作，荒岁苦熬，世态炎凉，艰辛入伍，一月三逐，磨难三脚，毁容事件，大意祸端，贵人恩遇，初修正果……

    呵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时称“国家干部”。

    一日到机关办事，上楼梯时遇到老领导、当年油库的张主任。他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你看，你看，文峰啊，我说嘛，我们油库出去的兵都是好样的，这不，这么快就提干啦！”

    呵呵，当年他嫌我不会来事儿，将我从实惠滋润的油库逐出，才把我发配到荒僻危险、人人嫌弃的弹药库。他留下了另一个圆滑乖巧的新兵，可他并没有给领导争光，因为一次犯罪至今身陷囹圄。

    我诚心诚意地回答：“谢谢您，谢谢您给了我这个机会，才使我有今日之得啊！”



    聪明的阿军（140）



    与我朝夕相处最久的老兵是“阿军”，他比我早当兵两年，是浙江人。

    浙江老乡表示亲近，都是名字加“阿”的，就像香港人叫“某哥”，北京因为是全国人民的上级，就逢人大一辈，尊称“某爷”。这样被人叫着叫着，自己也觉得挺受用。就像我起的网名“俺家三郎”，无形中就觉得赚了人家许多便宜，心里偷着乐。

    虽然阿军和我比肩作保管员，他老，我新，他管的弹药为主，我管的武器为辅，因此他就是名副其实的老大。

    阿军是天生的技术派，对任何复杂的技术问题，他只要瞄一眼马上就会捣鼓。而我恰恰相反，就是修个自行车，装配恢复之后，总会莫名其妙的发现多出来两个零件。因此，我常常会被阿军瞪起牛眼珠子训斥。

    他的口头禅是：“你怎么这样笨啊？”“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啊？”弄的我惭愧万分。但我知道他这人说话无轻重，心中并无芥蒂。

    阿军不光对我这样，对上面也一视同仁。有一次，我们的顶头上司、军械科长老何来要个旧引信盒，拿回去垫垫煤油炉。阿军瞪起牛眼珠子说：“你会上怎么讲的？不是要求我们不许随便把公家东西送人吗？怎么自己明知故犯？”把老何当场造了个大红脸，讪不搭的走了。

    阿军嗓门大，胆子也大，有一天晚上要熄灯时，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的瞎起哄，忽然有人叫号：“谁要是现在敢到坟地去一趟，我输五块钱！”

    阿军二话没说，拔腿就走了。约莫一支烟工夫，只见风推门开，瓜嚓一声，阿军把一个大花圈摔在地上！大伙儿看的目瞪口呆。要知道，那坟地离弹药仓库大院有200米，最近还堆了一座新坟，平常路过都觉得犯咯蝇，他居然扛回这么个玩意儿来！

    我也跟他打过一次赌，其实是说着玩的，看谁能把半瓶醋喝下去。他抓起来咕咚咕咚真喝了，喝的全身发抖！我吓坏了，赶紧给他灌了两瓶水，才算缓过来。他却一伸手：“说话算数，五块钱拿来！”

    阿军早我入伍两年，当新兵时就很出众，是全连唯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那是文革后恢复高中的首届，很是引人注目。

    据老兵私下里说，当时的新兵连长就问他：“你若想学技术，就让你去汽车连；你若想提干部，就到弹药库。”这位新兵李连长是我们仓库郝老主任的前任的前任，是军械科助理员，在师后勤部很有些影响力。

    阿军很聪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这个背景，他一来就直接当了保管员，与班长平起平坐，人人都高看他一眼。

    可是，谁也没料到，最后的结果很不幸，“仓库主任”没提他，反而提了我，这让我和他都有些尴尬。

    后来听说，关于提谁的问题，上面也挺纠结的，一个聪明而胆大，一个愚笨而胆小，胆大的不出事，胆小的老出事。争来争去，最后还是决定选个胆小的，因为弹药仓库实在太危险，胆小的可靠些，笨就笨点儿吧！

    我因为笨，被阿军骂了四年，更被老婆骂了一辈子，但有时却也能赚点儿小便宜，正应了老人常说的“呆人自有呆福”这句俗话。

    上级也考虑到我们俩的尴尬，就把阿军调到一个既实惠又轻松的单位，还要给他转志愿兵。阿军不干，复员了。

    阿军回去进了当时很红火的社办工厂。他的聪明才智有了用武之地，很快帮厂里搞了个改造项目，每年能多赚二百多万。可是，厂长原先答应他的十万元奖励却赖帐了，他一气之下辞职，自己买了一台日野货车跑货运。

    一九九八年，我终于联系上阿军，跑到浙江慈溪去看他，他高兴的不得了。这时他已经赚了七八十万，把车一卖——不玩了，在县城买了房子，悠哉悠哉的做起寓公来。

    酒桌上，他和我议论起某些问题来，他还照样瞪起牛眼珠子训我。我笑了，都二十年了，也不是原来的老兵和新兵关系了，这人怎么还这样啊？

    喝了两瓶酒，填了满肚子海鲜，阿军打着饱嗝说：“走，小张，我带你去洗桑那去！我们这里的小姐可漂亮了！”

    我当时就红了脸，赶紧拦着说：“阿军，别胡说了，咱们这样说说话就挺好。”

    呵呵，老兄啊，这可是在家里啊，当着嫂子和女儿的面，怎么能说这些男人的勾当呢？
    不过，她们好像都习惯了，脸上并无异样。

    他那美丽的女儿也十七八岁了，却一点不像老爸那样塄直，挺温婉晓事的。随后几天，她热情的陪我去拜访其他阿昆、阿凡等几位战友，一路上她都热情的挽着我手臂，还对她老爸说，“我就觉得这个叔叔亲。”

    阿坤阿凡文化都很低，但日子过的也不错，买了个注塑机，雇了几个河南妹，加工玩具什么的，家里都有三四十万元，比我这工薪阶层强的多。浙江人除了太笨的，都行。

    李助理，17年兵，副营，转业回河北保定“八一电焊条厂”，这是我身边的战友转业最不好的单位。



    老右派（141）



    1979年，上级委派我和师医院三所所长杜玉忠去给右派平反。这个右派曾是师军马所的所长，姓王，上尉。

    杜医生是1956年的老兵，1957年反右的时候还是新兵，光是听说这回事，弄不太明白，我比他晚20年入伍，当然更不明白。我反正是跟着杜医生打酱油的。

    来到长春一个劳改农场，找到王右派，说明了来意，王右派非常激动，连连说感谢组织上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我们有些尴尬，心里想：那第一次生命谁给你拿去的？

    想当年，四野解放长春时，王所长曾经是原伪满长春兽医大学的本科生，在我们师绝对是军马权威，大知识分子，很神气的。

    抗美援朝时，全国姑娘读了魏巍那篇著名的散文，疯也似的给“最可爱的人”写求爱信，部队就把求爱信分发给各单位的单身军官，王所长也分到这样几封信。

    有位美丽的姑娘是国营丹东丝绸厂的，几十次鸿雁传书，姑娘把心交给了这位潇洒的上尉军官，并且不管千辛万苦远赴朝鲜去完婚。这时候，已经是停战后的1957年，我们军是1958年最后撤离朝鲜的。

    新娘来了，当然要找个地方安顿一下，于是，王所长就找到顶头上司、后勤部政委，请他帮帮忙。

    可这位大政委态度非常冷漠，说是组织上管不过来那么多事，你自己去想办法吧！

    在朝鲜驻地是民房，军马所又是多马厩，难道让我新房安在马厩里吗？王所长越想越气愤，忍不住跟政委吵起来。政委当然也非常恼怒。

    过了一段时间，正好上面下达“右派”指标，就把王所长顺手给报上去了。

    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开除党籍、撤销军衔、开除军籍，下放地方劳动改造。

    可怜，可怜，上尉军官王所长从人人仰慕“最可爱的人”，变成人人鄙夷的右派，发配到长春市劳改农场，一蹲就是漫长的22年。

    王右派的妻子也被诛连，被丝绸厂开除，随丈夫北上远行，一同接受苦难的命运。

    我和老杜医生非常同情这位前辈战友的遭遇，竭尽所能地找组织上解决他的困难，补发工资。也到丹东找到他妻子原单位，同样要求他们补偿损失，恢复名誉，老王很高兴，我们临走的时候，他特意请我们去喝两盅。

    上大炕，摆上炕桌，老爷子陪我俩，女人不上炕，老伴和三个女儿在下面忙活着。

    “书记说了，你这行政十八级在农场够高的，也没法安排，先把你提上来做个出纳吧！”老爷子心不高，好歹算个国家干部了，很满意了。

    我看老爷子喝的很开心，脸也红了，便请他说说在朝鲜有意思的事儿。

    朝鲜啊，我们都住在老乡家里，都是妇女啊，全村也找不到一个男人啊，一个女大学生，找个瘸子男人都高兴的要命啊！因为瘸子不用上前线打仗啊！

    我们住的是南北炕，就是一个屋里两铺炕，房东一家人睡南炕，我们志愿军住北炕。半夜，你挡不住啊，大姑娘硬往你被窝里钻啊——不瞒你说，你大叔我，也犯过错误。

    我和老杜医生相视一笑，我们看过他的档案，有这一笔。

    炕下的大婶笑着埋汰他：你那算能耐啊？还在这白活？



    红颜无缘（143）



    1979年，锦衣还乡，又逢秋高气爽的季节，感觉真好。

    就在当初我当兵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底，插队的同学们也都一起回城了，他们全部分配在父母所在的国有大企业，个个兴高采烈，眼下正忙着恋爱结婚呢！

    我的一个同学看上了另一个同学的妹妹，央我去提亲。我兴冲冲地去说了，可我的那位同学却这样回话：“我妹妹不愿意，可她对三郎你倒是颇有好感。”吓了我一跳：这算怎么一回事啊？让人家知道了，还以为我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呢！使不得，使不得。赶紧狼狈逃回。

    宁儿插队不久就抽上来了，去了外地一个铁路单位，眼下正在湘西吉首那里修铁路呢！前两天，她给我来信，提到有个机会，调做乘警或列车播音员，请我帮她拿主意。我说正好要回宁探亲，你如果有假，倒可以来聚聚，也可商议此事。她很痛快，真的就来了。

    人隔五秋，昔日瘦瘦弱弱的黄毛丫头摇身一变，已经蜕化成为一个亭亭玉立的斯文女子，我深居兵营，从无缘与女子独对，见了这样情景，想不喜欢都难。况且，与她虽未谈情说爱，亦曾鸿雁传书经年，相逢一处，总有许多话要说。

    宁儿说她父母对我印象很好，从插队、当兵经历可看出我是个持重勤勉、值得信赖的人。她更是自幼崇拜，倾慕已久。说的我飘然若仙，平生苦难多多，没想到还有这样美人儿暗中默默欣赏。

    有时，她会注视良久，不由轻叹道：“唉，我怎么也看不够你呀！”那时男女授受不亲，我与她隔八仙桌分坐两边嗑瓜子摆龙门镇，她却不吃。一会儿剥出一把瓜子仁来给我说：“看你吃的香，我心里就很舒服。”

    宁儿借居朋友一处，却每日到我家来，因她礼数周到，上敬下爱，全家人亦十分喜欢。
    父亲道：“人家闺女大老远专程赶来看你，你好歹要明确个态度。”

    我当然知道的，但是，彼时社会规则明确恋爱就等于结婚，结婚不是空中楼阁，是要具备各种生活条件的，歌里说“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我正忧于此。

    假期最后几日，我和宁儿终于敞开谈这个问题，她说，任何困难她都愿意克服，只要哥哥这个人就行。

    我这个人历来心软，见她态度如此诚恳坚决，不愿辜负了人家情意，本来想摆明两地分居这个无法克服的困难的严重性，这将使婚姻生活变的一团糟，但却反而被她说服，只得暗道：将来之事将来再说吧！车到山前必有路，不必早早自寻烦恼。于是，便答应确立关系。

    我这人每临着大事到来，却是木木的承应，并无精明万全的打算。

    大难题最后一朝破解，全家都皆大欢喜，宁儿尤其高兴，马上去信告诉了父母好友等，对我更加倍的好，又千里不舍相送我到山东烟台，她的姨家在那里，然后才依依惜别南下别去。

    我北渡大连，在长兄处住了一宿，简单汇报了情形大概，然后继续北上归队。

    回到部队后，与一些老同志谈及婚姻问题，他们都劝我要现实点儿，两地分居会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经济负担、感情坚守、婆媳反目、父子淡漠，带儿艰辛等等。而宁儿只身在一个铁路流动单位，生活会更加艰难。

    兄嫂亦不赞许，大哥已调“大连海军政治学院”任教，虽与青岛仅一海之隔，大嫂亦坚决带着两个孩子去随军。我亦眼见许多军嫂拖儿带女的来回奔波，狼狈不堪，还把积蓄尽数献给了铁道部。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是不争的事实。

    彼时调动工作之难，难于上青天。所谓“对调”尤甚之。要求欲调来的对方在城市等级、年龄、性别、职级等诸方面完全对等，几乎不可能实现，有侥幸者坚持运作十几年办成的。

    后来我在北京遇南大老校长匡亚明公子匡奇，忆及当初自沪调京之难，亦唏嘘不已。他是高干子女，又在上海市委工作，社会关系遍天下，还要蹉跎耗费数年，后来还是找到权力显赫的国家计委主任袁宝华帮忙，才算解决。而我天性随遇而安，让我坚持多年去办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做不到，宁愿把它放弃，放弃因此带来的好处和坏处。

    思来想去，发酵于胸，闷的难受，忍不住还是给宁儿去信说了，宁儿那边，无疑是当头一棒！失望之极，过了许多日子才慢慢冷静下来，开始面对无法逾越的现实。

    宁儿母亲知悉后非常愤怒，写了一封长信将我痛责，我知自己在大事上的忘恩负义，羞愧难当，自然无话可说。



    日本女婿（142）



    驻地附近有个“白狗屯”，白狗屯有个“老高头”挺神的，他不光能通神捉鬼，在人世间也活的非常明白。他与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都处的来，因为曾经做过我们弹药仓库郝主任的房东，因此我们都和他熟悉。

    这天，他请我们到家上炕喝酒，谈起大舅哥的姑娘想找个当兵的对象。条件嘛，一是党员，二须6年兵以上，因为长春地方政策规定,这样条件的，政府可以照顾落户安置农村复员兵。其实，除了后勤技术兵，能留到6年兵也是凤毛麟角。

    大舅哥早年穷的叮当响，30多岁了还是光棍一条。这年，东北光复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日本人逃的狼狈，在东北遗落了一大批妇孺妻小。她们在一夜之间，从无忧无虑的上等公民堕落成无家可归的流浪儿，除了忍辱乞食，还要小心躲避不知何时会突然飞来的乱石瓦片，只想快快寻个栖身之处

    这样，就便宜了一帮穷哥儿们，只要谁肯收留供食，就可以领来个不错的日本娘们儿——当然，这会被世人瞧不起。

    大舅哥就顺手拣了一个模样儿挺俊的日本少女。

    老婆既是拣来的，又是战败方，大舅哥就觉得有义务行使战胜方的权利，轻则辱骂，重则拳脚，一辈子过足了大瘾。

    日本这个民族真是崇拜权威，天皇投降诏书一下，美国10万大兵浩浩荡荡开进日本，他们耀武扬威，为所欲为，却从未闻日本人有稍许表示反抗的行为，更别说抡菜刀，扔手榴弹了。

    彼时中日不通音讯，大舅嫂却能心有灵犀一点通，自觉与国内政治保持高度一致，默默承受所应承受的义务，恭顺地接受来自家庭方的冷落，并且尽职尽责，为他生养了四五个儿女。

    她还养成了中国妇女挣钱养家的美德，在长春市一所中学担任日语教师。而大舅哥呢？还在继续做那些粗笨活计，并早早退休在家养老了。

    大舅嫂一直觉得心里有愧，因为她的日本国籍使儿女受到许多政治连累，耽误了他们的前程。现在二姑娘长大了，只能委屈在长春酿造厂灌酱油。大舅嫂就想给家里添点红色保护成分，因此壮起胆子来求“老高头”，只要找个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对军官她不敢奢望），还要是风光的共产党员，来做上门女婿。

    我和老郝一核计，干脆帮帮小李吧！他是我在仓库的同年兵，后来去了汽车连，现在五年兵了，马上就要面临复员了。按政策他必须回到农村的，但他和所有在大城市当过兵的人一样，思想也变修了，不愿再回去当农民，前两天正来求我们想办法。

    可是，小李不大要求上进，当了五年兵，也没混上个党员，咋办？看来，我们只好先瞒一瞒，帮他成就一个好姻缘。

    在老高头家里，我和老郝见到这位日本女教师，感觉还是挺有教养的。她语调很轻，态度很诚恳，礼数很周到，两个小时的谈话，她平均每讲三句话就鞠一躬，我们一身戎装，答礼也不是，不答礼也不是，很是不好意思。对于我们介绍小李的一切，她都给予充分信任，我们倒因为掺了水分心中有些内疚。

    婚事很快成了，小李女婿当年复员，立刻就漏了馅，挡案袋在自己怀里都磨起了毛，还是落不下户口，工作自然无法安排，只能整天窝在家里。

    那个年代，每家都是一大帮人，妇姑关系、妯娌关系、兄弟姐妹关系、错综复杂，硝烟弥漫。小李夫妇既无政治地位，又无经济地位，自然常被夹枪带棒的恶语敲打连带白眼。

    有时气不过，小两口深夜就跑到一座桥下相拥而泣。我知道这种窘境后，常常邀他俩来仓库，找间房子对付一阵子。按理，这也是违反部队纪律的，但我既做了人家老媒婆儿，也只能尝尝自己种下的苦果。

    过了两年，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期了，外事部门，统战部门的态度都日益友好起来，日籍女教师又不断去找人央求，市里终于开恩，特批小李女婿落户长春，这才把生活安顿下来。

    又过了两年，女教师可以赴日探亲了，她有幸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女教师又不辞辛苦，一个一个的把儿女都办到日本，小李女婿也跟着去了。

    临行，他还有些惴惴不安：“我也没什么专长，也不会日语，万一被人家嫌弃逐出，真是可要流落异乡啊！”

    我安慰他说：“看你岳母那样挺知书达礼的，也没那么可怕的。入乡随俗，你很快就能适应的。”八十年代，我们都对万恶的资本主义心存疑惧，其实真是很不放心。

    女教师把全家都迁往日本，惟独丢下了老头子，这时，他才感到孤独凄凉。亲戚都去劝她：捎上他，算了呗？她坚决地摇摇头，死活都不肯答应。

    后来听说小李夫妇在日本开了两家小旅馆，一家中餐馆，小日子过的挺滋润的，长春这边亲戚听说了，都在忽悠他们回来投资呢！



    偷偷的恋情（144）



    老石是我同年兵，他在军械修理所当班长，眼看那边要让他复员，就来找我，也找曾经当过他的所长的科长老何，要求调到不引人注意的军械仓库。以图再干两年，凑到6年兵或者弄个志愿兵什么的，回去好安排工作。

    看他人不错，工作也踏实，心下生了同情，刚提拔主任的我就同意了，来做保管员。本来，应该要新一点儿的兵，好培养，也听话。

    老石对我很尊重，从没有摆老兵的谱，一口一个“主任”叫着，叫干啥就干啥，我很满意。

    仓库出差机会很多，学习、培训、开会、押运弹药等等。有一次，派老石押运到延边那边的汪清县，他多耽搁了好几天。

    回来后，看他好久都有点儿魂不守舍的，我也不问他，后来他自己熬不住，吞吞吐吐的告诉我，碰到了一个女孩儿，对他挺有意思的。

    我对他说，你是老兵了，知道部队的规矩，战士是不允许似自在外面找对象的，只能回家乡找，因为复员政策是“哪里来，回哪去。”

    说过这话后，又考虑到老石复员不想回到家乡吉林省舒兰县，好不容易碰到心仪的姑娘，人家又是国营林场正式职工，我还是睁只眼闭只眼吧！只希望他有个好归宿。

    看我这态度，甚至，那位姑娘还来了长春玩了一趟，黑黑瘦瘦的，并不出奇。当然，配老石还可以，老石黑的更彻底些。如果事情顺利发展，熬到6年兵复员，应该还是不错的。

    长春市复员安置政策规定：6年兵可以落户安置工作。但是不久，女方那边不知得罪了什么人，一封举报信使的风云突变。

    那封信是从女方单位寄来的，而且直接寄给了师后勤部党委。政委看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命令军械科马上派人去汪清处理此事。这种得罪人，又坏人姻缘的使命是没人肯去的，我却推不掉，谁叫我是老石的顶头上司呢？

    老石领着我一道赶往汪清县那个林场，这里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 上。长白山密密的森林，养育着许多林场。深秋时分，落叶萧萧的白桦林掩映着许多木屋，这个林场就这样静静地待在大山深处。

    那个女孩儿没有父母，她叔叔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因为是代表部队组织上来的，必须表明态度。

    第一，他们的爱情违反规定；

    第二，恋爱关系必须断掉；

    第三，我必须亲眼看到他们分手。那女孩哭哭啼啼，很不情愿，我让老石做好她的工作，并且再三强调：我要“亲眼看到”。

    其实，没法明说，你们二位当我面表个态，给我个台阶下就行了。

    老石跟我相处日久，总算没有误解我的良苦用心，找到姑娘，共同写了“分手保证书”交给我，做为我向上交差的凭证。

    其实，我又何苦呢？君命难违啊！我只求“亲眼看到”，看不到的东西，我也就没办法管了。

    这事就这样解决了，当然，整个后勤部都知道了，老石留是留不住了，到年底他就复员了，5年兵。

    我送他上了火车，究竟火车是否开往汪清或者舒兰我就不管了，那是他自己拿主意的事了。

    不过，从此之后，再没有老石的音讯了，想是处的不大好吧？中国人的传统心理，灰头土脸的谁愿意再见江东父老啊！



    偷偷的恋情（144）



    老石是我同年兵，他在军械修理所当班长，眼看那边要让他复员，就来找我，也找曾经当过他的所长的科长老何，要求调到不引人注意的军械仓库。以图再干两年，凑到6年兵或者弄个志愿兵什么的，回去好安排工作。

    看他人不错，工作也踏实，心下生了同情，刚提拔主任的我就同意了，来做保管员。本来，应该要新一点儿的兵，好培养，也听话。

    老石对我很尊重，从没有摆老兵的谱，一口一个“主任”叫着，叫干啥就干啥，我很满意。

    仓库出差机会很多，学习、培训、开会、押运弹药等等。有一次，派老石押运到延边那边的汪清县，他多耽搁了好几天。

    回来后，看他好久都有点儿魂不守舍的，我也不问他，后来他自己熬不住，吞吞吐吐的告诉我，碰到了一个女孩儿，对他挺有意思的。

    我对他说，你是老兵了，知道部队的规矩，战士是不允许似自在外面找对象的，只能回家乡找，因为复员政策是“哪里来，回哪去。”

    说过这话后，又考虑到老石复员不想回到家乡吉林省舒兰县，好不容易碰到心仪的姑娘，人家又是国营林场正式职工，我还是睁只眼闭只眼吧！只希望他有个好归宿。

    看我这态度，甚至，那位姑娘还来了长春玩了一趟，黑黑瘦瘦的，并不出奇。当然，配老石还可以，老石黑的更彻底些。如果事情顺利发展，熬到6年兵复员，应该还是不错的。

    长春市复员安置政策规定：6年兵可以落户安置工作。但是不久，女方那边不知得罪了什么人，一封举报信使的风云突变。

    那封信是从女方单位寄来的，而且直接寄给了师后勤部党委。政委看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命令军械科马上派人去汪清处理此事。这种得罪人，又坏人姻缘的使命是没人肯去的，我却推不掉，谁叫我是老石的顶头上司呢？

    老石领着我一道赶往汪清县那个林场，这里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 上。长白山密密的森林，养育着许多林场。深秋时分，落叶萧萧的白桦林掩映着许多木屋，这个林场就这样静静地待在大山深处。

    那个女孩儿没有父母，她叔叔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因为是代表部队组织上来的，必须表明态度。

    第一，他们的爱情违反规定；

    第二，恋爱关系必须断掉；

    第三，我必须亲眼看到他们分手。那女孩哭哭啼啼，很不情愿，我让老石做好她的工作，并且再三强调：我要“亲眼看到”。

    其实，没法明说，你们二位当我面表个态，给我个台阶下就行了。

    老石跟我相处日久，总算没有误解我的良苦用心，找到姑娘，共同写了“分手保证书”交给我，做为我向上交差的凭证。

    其实，我又何苦呢？君命难违啊！我只求“亲眼看到”，看不到的东西，我也就没办法管了。

    这事就这样解决了，当然，整个后勤部都知道了，老石留是留不住了，到年底他就复员了，5年兵。

    我送他上了火车，究竟火车是否开往汪清或者舒兰我就不管了，那是他自己拿主意的事了。

    不过，从此之后，再没有老石的音讯了，想是处的不大好吧？中国人的传统心理，灰头土脸的谁愿意再见江东父老啊！



    早逝的祖华（145）



    祖华是我到步兵团新兵堆里挑来的，面相憨厚，文化成绩又好，我就调他来师军械仓库做保管员。这个活儿，责任重大，又不能太聪明滑头。他是八0年兵，湖北荆门人。

    我没有看错人，祖华确实很能干，很踏实，又谦逊，上上下下，服务单位都很满意。美中不足的是湖北腔太重，说起普通话来总是磕磕巴巴，显得有点儿笨笨的。

    我问他在中学为什么不好好学普通话？

    他说，连老师都不会说，读课文都是用当地口音念的。

    我不能设想用土话怎样读唐诗宋词，怪腔怪调的肯定别有一番风情。但是，我又立刻为自己的浅薄而惭愧——行吟泽畔的大诗人屈原，不是用湖北话抑扬顿挫地念《离骚》么？今天，我们用所谓的普通话来念古诗，在古人听来，那才是真正的可笑。

    才过了半年，祖华却来了一次机会——沈阳军区办一期“军械技师培训班”。在众多竞争者中，祖华文化成绩遥遥领先，好像这次机会是特意为他准备的。他走了，才给我做了半年部下，就远走高飞了，我为他获得很好的前程而祝贺，然后，又不得不去再重新物色新的保管员。

    十个月后，祖华毕业，分配到团里当军械技师，成为一名帝国小军官，呵呵，和我平起平坐了。等我一九八八年转业时，他也担任了团修理所所长。

    我转业后，1991年夏天，我到大庆出差，回来途经长春时特意去看祖华。

    听说我来了，祖华非常高兴，买了许多啤酒和熟食摆上，就在连部里喝将起来。并请出刚从湖北荆门来队探亲的妻子，怀里还有一个五六个月的婴儿。

    祖华妻非常美丽，又在很好的单位某银行工作，有此牵挂，祖华对部队单调枯燥的生活日益厌倦起来。他开始要求转业，可是团里不批准。于是他就再要求，于是团里就更加不批准。

    前几天团里下来查夜，祖华与几个所里的干部在打麻将，被抓住了，挨了批评，心里非常郁闷。我来了，他满肚子的牢骚正好发一发。

    男子汉没有戎马生涯是个遗憾，但一辈子都在行伍也是遗憾。

    上帝给我们只有短短几十年的生命，我们应该不辜负这个机会，尽量使人生更丰富多彩一些才是。我安慰了祖华许多话和啤酒，但好像并没有浇化他心中块垒。我其实很理解他，妻娇子幼使他割舍不下，况且，他妻子如此天仙般人儿，兴许还有别的担忧呢！

    我回到南京半年后，忽然有消息传来：祖华死了！说是发现就是癌症晚期，住院三个月就告不治。

    我心痛不已，他才不满30岁啊！

    人一生会有许多机遇，福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享用尽的。该去，坦然随之，也许才是顺其道吧？来的已经来了，去的还是要去的。



    相亲季节（146）



    又是一秋。

    心渐渐平复下来，重新开始考虑身家大事。

    家，究竟安在南京父母身边，还是放在驻地长春？前者可以为将来卸甲还乡欲先布局，“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是，这可要忍受几年两地分居之苦；后者可以同进共退，夫妻长守，求得现世安稳。

    踟躇良久，还是选择了后者。

    我心已定，熟人、战友，都开始忙着为我张罗对象。八十年代初，如果说婚姻是一个市场，军官还能坚守最后的一点买方市场，我有幸迎接一拨又一拨的相亲安排。

    那时每周只休一日，上午下午都利用上，也只能看两个，真有点儿疲于奔命。红娘们都是能说会道的主儿，把双方都夸得一朵花儿似的，见了真人，却打了几折，渐渐看的木了，就有些不大上心。红娘却很认真，催促再三，怕我晾了人家，也怕得罪了朋友。

    省气象局有一位大学生，却长我一岁，俗话说：“女大一，不是妻”，心中不喜。

    桥外一位干部，面目不清爽，也不中意。

    还有几位姑娘，都和理想中的“她”差了几分。。。。。

    相亲的双方都很挑剔，都把锥子般的眼睛一分一寸的把对方全身细节扫描，希冀找出最容易疏忽的地方。

    老领导郝助理说，还是我来吧，包你满意。

    当年支农时，他在长春郊区“农林公社”认识一位下放的老干部，姓周，他有个亲戚的女儿在长影工作，据说还不错。

    见面地点在“二姨”家里，女孩儿叫“静儿”，羞答答的不敢抬头，都是陪她来的母亲和我一问一答。我细细端详，短发，短衫，西裤，丁子鞋，模样儿挺干净，一看就是个行事利索的人。

    我最怕水裆尿裤的老娘们儿一类，所以看见女孩儿就幻想着她十年后的情景，呵呵，婚姻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有经验的人都说，相亲第一眼最重要，看着顺眼就容易成，反之，勉勉强强不会有好结果。我心里暗忖道：“看来就是她了！呵呵，此生的小冤家是也。”

    女方和她的亲友团也表示很满意。

    我相亲多次，姑娘们心里咋想不得而知，但陪同来的母亲们却是对我一律的喜欢，就爱和我唠嗑，热乎着呢！可见，我在中老年妇女心目中的形象非常好。

    我和“静儿”电话约会，邀请她到南湖散步。她竟为难地说：“我不认识你呀，怎么见面呀？”

    原来，她在“二姨”家相亲时真的没敢抬头看我一眼。好家伙，相亲两个小时，居然还不认识，真牛。无奈，我们二次见面手里各持一本《东南西北》杂志，晕死！

    快到晌午了，我说，“饿了吧？去吃点东西吧？”

    她说，“在家吃过来的，不饿”。

    我这人从不喜欢勉强别人，立马蹬上自行车回部队吃饭去了。

    后来“静儿”告诉我，其实那天肚子很饿，没好意思说，只好饿着肚子回家了。心里这个气啊！为这件事儿，她反倒埋怨我一辈子，时常说我是小气鬼，连顿饭都舍不得请姑娘吃。

    由于我的驻地与她分隔城南城北，骑自行车都要两个小时，为了每周见这一回面，风里来雨里去的吃了不少苦头。我们部队休息与“静儿”休息日总是错开，每次我辛苦赶到她家，都要在长影门卫电话通知“皇上驾临”，她便偷偷溜出来接驾。好在她在机关供职，活动范围大，公事私事都不会耽误。


    借了近水楼台的光，“静儿”经常偷偷带我溜进来看，我回去当然要跟战友们显摆，他们都羡慕的了不得。




    眼看我和“静儿”认识了3个月了，也就可怜的见过十几次面。我因为身着军装，自然拘谨的很，走到大街上连手都不敢碰，还要拉开五六米的距离，装出与己无关的样子。
    正在这瓜果未熟时，却接到父亲的来信，他希望我们早早完婚。老人家自四年前癌症手术后，自感一天不如一天了，盼着第三个儿子早早把新媳妇领进门。

    可是，时间毕竟有点儿太短了，八字还没一撇那！房子，票子，家具，家电，一样都还没有呢！我很为难地对“静儿”说了，她很服从地表示理解，一定要满足老人的愿望，并且争取了娘家人支持。

    就这样儿，刚刚咂吧到丁点儿恋爱甜头的我们，就仓促的领了结婚证，仓促的请假买票，仓促的踏上了南下完婚之旅。。。。。。



    男大当婚（147）



    新婚燕尔，千娇百媚，火红色的长绒高领毛衣，“静儿”自然是幸福洋溢，在火车上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

    硬卧对座是一位青年女子，她却是神色黯然。她面容清丽，高领黑色毛衣，浅灰色法兰绒裤子，独坐忧思。

    她幽幽地说，看你们这样多好啊！

    她是去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上海的，寻夫。

    老公是上海知青，她是哈尔滨知青，在建设兵团相识，相爱，结婚。可老公现在考上了上海的大学，不想回到黑龙江了，绝情地提出离婚。她匆匆上车，要去上海当面恳求他不要离开自己。那年头，离婚是很丢人的也伤不起的事情。
    我
    鄙视那种一阔脸就变的小人，悄悄的对“静儿”说，此生无论什么情况，我都不会离弃你，除非你铁心要离开我。

    “静儿”说，我也是。

    不劳父母张罗，不费一文，白赚了一位漂亮的儿媳妇进门，父母自然高兴的要命，像招待贵宾一样伺候。父亲病情也似好了许多，邀请他的同事好友，都来串门，对老三媳妇赞不绝口。小弟看我还是一身戎装，把自己刚买的一件黑呢上装送我做礼服。已经复员回来的二哥送我200元礼金。

    我向来不喜欢大隆重大热闹的场面，决定不办婚礼酒席，只是旅行结婚。“静儿”亦随我。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只要自己觉得舒服合适就行，用不着诏告天下的。

    多年后妻才觉得有些委屈，我说，你看看那些大操大办的，打的打，闹的闹，哪有咱们过的好？

    有时候，我会萌生一个很坏的念头：要是政府出台这样的规定多好，让那些离婚的必须也办酒席，必须与结婚时规模相等，必须还请原来的宾客，但不许再收份子钱，最好还在原来的酒店。当然，谁主动提出离婚，谁要出钱操办。这样，可能为了心疼钱，会挽救不少婚姻呢！

    呵呵，像我们这样常年出份子的，一来一往，兴许还能吃回本来呢！这一招好象有点损，只恐害了真正受委屈的一方。

    “静儿”头一回下江南，对南京的风景名胜，地方小吃，都很喜欢。紫金山雄伟壮丽，玄武湖柔情似水，秦淮河仪态万方，都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也为将来随夫南下埋下了伏笔。那些盐水鸭，鸭血粉丝，糕团，馄饨，更是又好吃又便宜。她越想越觉得嫁给一个南京人不亏。

    我们选了新街口最好的“环球照相馆”拍婚照，八十年代的婚照有个特点，又真实又土气。照片放大了，放在橱窗里，成为样照，我们感觉挺美的，但就是没想起来问照相馆讨要广告费。

    旅行第一站是上海，住不起宾馆，就住在大哥一个战友家的小阁楼上，上海人叫“亭子间”，老虎窗，斜檐，旧上海许多文化人都曾经住过这样房子。

    当地风俗，新婚客寓，要给主人家留下一两元零钱，压在枕下，否则，会给主人带来不祥。不知何解？

    改革开放前，大上海的就是时髦的象征，连牙膏、糖果、香烟，都以上海为荣，更甭说服装鞋帽了。在著名的南京路，我给“静儿”抢购了一件雪花呢大衣，把她美的不行，回去向同事炫耀了好几个月。

    在热闹的老城隍庙，我们正逛的高兴，忽然被一个老太太拦住，她亲热的拉着我的手说这说那，我半句也听不懂，只好对老人家糊里糊涂的频频点头，“静儿”在一边看的也是一头雾水。幸亏这不是在南京，否则，她还不怀疑这老太太的女儿与我有什么瓜葛啊？

    也许老太太儿子也是当兵的吧？爱屋及乌，难免情不自禁。反正当时全国人民对解放军还是蛮亲的。

    离了上海，登了海轮，在海上漂了两天两夜，又到大连海军政治学院大哥处玩了两天。

    大哥悄悄问我“怎么动作这样快？我还想把学院卫生所的护士给你介绍呢！然后，再把你调到大连海军来。”

    大哥看到身边一些神通广大的高干子女呼风唤雨，也动了心思。

    我说，我没什么大志的，这样已经挺好的了。

    回到部队，科长老何也从北京后勤学院毕业回来了，科里给我买了全套的餐具。栾助理悄悄告诉我，老何对你真够意思，科里小金库为你都花光了。那时候很廉正的，靠处理废报纸杂志，科里才攒了几十块钱。

    虽然娶了媳妇，但“家”还没有一撇，我只能步老领导的后尘，在驻地附近“白狗屯”老高头那里借了间土屋，又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很土的沙发床垫放在炕上，就算垒起一个小窝。这只是苦了“静儿”，不管风霜雨雪来回奔波，但只要相逢一笑，就化成了满满的甜蜜。



    


    一九八一年的婚照，又真实又土气



    感怀父亲（148）



    父亲的病越发严重起来，在我结婚半年后弟弟来电告危，我和妻子，大哥大嫂，分别急往南京探视。

    父亲已经极度虚弱，枯瘦如柴，脚也肿起来了，我听说过“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知道这回恐怕无力回天了，心里很难受，离开病房就想哭。

    单位领导很照顾，让二哥和小弟长期在医院带薪陪护，母亲则想方设法做些可口的饭菜，每日给父亲送去。

    一个月假期很快到了，但见父亲还能坚持时日，我和长兄只好各自归队，没想到这次竟是父子永别。

    那日，我一天都慌慌的，六神无主，心里还想着千万别出什么事啊！到晚上，弟弟的加急电报就到了。

    我拿着电报去岳家告妻，说着说着，眼泪就滚滚而下，妻慌的不行，当场就晕了过去。

    事不过三，一年之内我已两次探亲，况且我还身负险地，第三次再要离开，领导怎么也不好说话了。我只能向南三拜，遥祭父亲正在飞升的灵魂。

    几十来，这事儿梗在心里一直隐隐作痛，后悔当时没豁出来跟领导闹一下，也许就可以最后去送送父亲。虽然，我明知道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来说，这是极不应该的。

    弟弟那年只有21岁，当天塌下来的时候他勉力承担，把父亲的后事安排的一一停当——这本来应该是我们做兄长的该担当的，我心里一直觉得欠他一个天大的情，自幼我俩也是最为要好，后来更是相契。

    正在潍坊柴油机厂上班的舅舅接到家父亡故电报，工作服都没来及脱，跳上火车就直奔南京，他对老姐姐一直很牵挂安慰，在大事上替母亲做主，为父亲祭奠诸事做了细致安排。

    父亲最后的告别仪式还是很体面的，公司在家的所有领导都来参加了追悼会，作为一个普通的老工人，从没同例享受过如此隆遇的。这是他一生的为人换来的，在这个六千多人的大企业里，上上下下对父亲都是很尊敬。

    父亲虽然读书不多，仅读过四年私塾，但忠孝却是最为看重，又兼一身丈夫豪气，走到那里都是响当当的，人人敬他三分。父亲又是容不得龌龊之人，龌龊之事的，眼见不平，总要为别人挺身而出。

    我们兄弟渐渐长大后，每每劝他，请他遇事避避刀锋，却不起什么作用。

    幼时家贫，家中充饥尚且勉强，星期天，父亲却总要召唤属下的单身弟兄来家中喝酒，他是班长，觉得单身汉无家可怜，总要多关爱一些。后来文革乱世，我所熟悉的几个叔叔竟出来贴父亲大字报，揭发他酒后吐露的真言。鉴于此训，我一生从不在家宴客。

    天下初定后，当初的背叛者纷纷登门道歉，虽三番五次，父亲绝不肯纳谅。

    我弟兄虽汲取父亲教训，豪气比他少了许多，常常自诩聪明进化，但骨子里却无法阻断父子血性，每到关键时刻却忘了该明哲保身，一样大喇喇地站出来，总会引的风雨湿身。

    我亦不谅背叛者，一遭出卖，终身绝交。交友不弃贫贱，但对小人却避之远远，因不善设防，免得被伊暗算。

    父亲辞世时只有58岁，正值八十年代之初，眼看全国人民就要过上好日子的时候。后来，我享用好烟好酒的时候常常在想：要是父亲还健在多好，他一生只喜欢吸点儿烟，喝点儿酒，却都是品质最低的，图的就是便宜。现在条件好了，我可以让老人家美美的品尝市上所有的好烟好酒。

    父亲一定会得意的向那些老哥们儿炫耀：“嘿嘿，这是老三给我拿来的”。至于那些烟酒有害健康的种种高论，先让它靠边站站吧，人生得意须尽欢，何况一位老人呢？




    山西刊大来了（149）



    孤悬荒郊，弹药仓库总是清清冷冷的，夜间尤甚之。我带班查岗转悠着没事儿，便好奇琢磨起月亮的升落轨迹。

    我在每天日记里画一个圆，刻上时间段，认真观察上弦月，下弦月在夜空中的位置，心里向往着古代高士夜观天象的神奇。坚持了一阵子，结果自然是什么名堂也没弄明白，便泄了气，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料，精密演算，非我强项。

    仓库的警卫工作由一个连队专职负责，每年轮换，但没几天连队干部就和我厮混熟了，他们晚上也闲着没事儿，就拉我打扑克玩儿。军营呆久了，心就有点儿野，虽然每到周六周日可以回家呆两个晚上，还是有人不愿意走，宁愿打牌玩个通宵。

    有个李副连长，老婆是一个区邮政局长，到周末还见不着人影，自然来电询问。牌桌上，李副连长大言不惭的说：“正开会呢！这两天战备抓得紧，回不去了！”

    地方是搞不懂部队这些名堂的，一唬一个准。男人好赌，牌桌有瘾，即使不玩钱，沉溺其中仿佛有多少乐趣似的。

    席终人散，每次归来我却感到空虚，想想这不是虚度年华么？怎么能这样混下去？次日引诱再来，居然还是身不由己随着去了。这样反复多次，终于因一本刊物的出现，使我找到了痛下决心的契机。

    那本刊物是《山西青年》，里面登载了一篇启事，他们首开先河，要办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刊授大学”。

    读大学，学知识，成为国家栋梁之才，这是每个八十年代青年曾经遥不可及的梦。而这个“刊授大学”可以免试，只要填个表，注个册，交点学费，就能得到大学的教材。作业习作寄去，还可以得到教授的批阅指点，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更让人兴奋的是，开设的专业是“中文”，这可是我向往已久的文学梦啊！

    不光我自己这么激动，像我这样激动的青年不知有多少，仅仅两个多月，全国就有51万人报名。《山西青年》发行量激增到150万份，全国舆论都是一片赞扬。

    一九七五年拍的电影《决裂》有句台词：“大学，大学，就是大家来学！”虽然以后被批判，今日却都应了。

    我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把列表的中外文学名著几乎全部通读了一遍，正好借上妻姐的光，她在吉林大学中文系工作，近水楼台，借阅方便，倒省的我去东借西借。

    刊大白手起家，经费困难，因此号召学员捐款。尽管当时年轻人工资都很低，但依然涌现许多好义之士。我亦捐了20元，后来还很不好意思的发现自己大名登在刊物上。

    《山西青年》专门加了增刊，专门刊载学员习作，每个学员都勤奋的写作，盼着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我发现许多人写作基础都比我好，虽然我始终名落孙山，登不上刊物，但还是从别人作品里看出自己的差距，成为奋发的动力。

    不久，接到来自湖南湘乡水泥厂的 ，一位自称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归国的华侨小姐，叫“吴妮娜”，也是刊大同学，她说仰慕我的中文水平，希望我能帮助辅导她学习中文课程。我觉得奇怪，问她如何知道我的姓名地址以及中文水平，她却称从某刊物得知。

    我身负险地之责，不的不保持警惕，怀疑这位来历不明的“吴妮娜小姐”是否与中央情报局有什么瓜葛？于是心生一计，回信言明自己亦是初学者，难为人师云云，并且找来一个字迹丑陋的战士抄写寄去，让对方觉得此人不值得下手。此招一出，果然没了下文。

    又过了些日子，又接山西交城县汾曲学校一信，一位名“苏文娟”的刊大同学，说有个中学同学可能在我部服役，央我帮她寻找联系。

    我跑到军务科查阅了两天，把15000人的花名册细细翻检，却没找到她提供的名字。结果告她后，她好像并无不遗憾之意，回信说，她本来就对军人有好感，现在更为我的热心所感动，因此愿意成为好朋友云云。

    我忽然醒悟：莫不是“中央情报局”又来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于是赶紧刹车，以绝了敌人念想。

    依今日看来，彼时为纲却有过甚，刊大同学两书也许只是普通书信而已，小题大做了，但拒敌于千里之外倒是远离了许多是非，M评价叶剑英为“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我亦奉为座右铭。



    自考的故事（150）




    刊授大学热火朝天的学了两年，一九八三年初，全国的自学考试又开始了。师里很支持，请“东北师大”的老师来定期授课，全师200多名军官都被允许报名参加学习。

    “自学考试”与“刊大”相比更有优势，不但可以得到面授，而且能够拿到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师里还有鼓励政策：每门考试及格都可以报销学费。这样的好事谁不干？我也“投靠三爷，改换门庭”了。

    授课一般安排在晚上和周日，每个人都认认真真的带上笔记本，还要早点去抢师部大礼堂前排的座位。头一回可以当面听大学教授的讲课，大家都很兴奋，也很激动，大礼堂里鸦雀无声，教授们高高站在 台上，看到下面这么多毕恭毕敬的军官，讲起课来也自然眉飞色舞，效果好极了！

    中文课应该都是很有意思的，像讲故事，但枯燥费解的只有“现代汉语”，那本手术刀式的教科书，把灵动飞扬的语言切割成“清音”，“浊音”，“齿前音”，“齿后音”一类零碎，就像把绝世俊美的林妹妹大卸八块，然后很准确地指给你看，诺，这是玉臂，这是秀腿，这是酥胸，真正的大煞风景！倘若专为培养几个文字专家也罢了，却不能害众人都来跟着忍受琐碎。

    有位韩榕教授讲得好，他把教科书撇在一边，通俗浅近的道出现代汉语的鲜活魅力。那日，他在吉林大学礼堂开课，老教授须发皆白，长髯飘飘，又着了儒者长衫，把底下几千自学学子都惊的五体投地。

    中文最适合自学，我有了两年的刊授底子，平时又喜欢读点闲书，学起来自然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而那些搞业务出身，仅仅喜欢数字图表的机关干部就有些为难。一些我听来津津有味的东西，他们却如坠五里雾中。好在老师在临考前都划出了复习范围，只要背一背就差不多了，但大家还是不敢轻敌。

    我把每道复习题都写成纸条，悬挂于家里每个角落，抬头不见低头见，在任何角度都能看到一个题，反复背诵，自然烂熟于心。其实文科答案本不应该这样机械的，只要答对意思就行，但考试评分却设有准确的“采分点”，把考生硬生生逼成了八股秀才。

    科长老何见我婚后没有个像样的窝，至今还住在农村一间土屋里，妻长途奔波，我晚上听课都极为困难，那天对我说，“不行你就搬到科里办公室住吧？办公室多了一间，平时堆放书刊报表之类的，空着也是空着”。

    我说，“这不太好吧？我的岗位在遥远的仓库，住在这办公大楼里，恐怕给科里造成影响不好”。

    老何仗义地说，“什么影响不影响？你不搬到他们眼皮底下，他们永远不会给你分房子”！机关分房没什么标准的，首长只能优先考虑身边的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成了分房的潜规则。

    瞅了个星期天空子，大概办公大楼里没什么人，我找了个车，带了几个兵，就把几件家具搬了过来。正往楼上抬时，迎面却恰恰撞上顶头上司的上司，后勤部人人敬畏的赵部长。

    赵部长在部里统治二十多年，就因为出身地主而无法升职，但权威无比，在他面前，就是两个副部长都是毕恭毕敬。

    我硬着头皮等着挨骂，可赵部长只是微微一笑，便放我过去了，连问都没问。后来我才知道，真正的大人物都是这样，看见小事就像没看见一样。

    第一年的自学考试开始了，连续3天，考“写作基础”，“文学概论”，“现代汉语”三门。环顾左右，许多熟识的人却没来，这包括我们科里的郝助理和栾助理。他们有些怯场，知道考试成绩单要发到部队的，若考不及格，面子却不好看，就很潇洒的放弃了。

    考试很顺利，简直应该说很容易，我们回来更加夸张的渲染一番，这使弃考的同志们肠子都悔清了。

    我们科里虽然只有我自己参考，但还是给何科长争了脸面，其中一门写作课，我的分数名列全师第一，还得到额外一份嘉奖。

    作文题是给了胡耀邦一段话，大意是青年干部应该读两亿字以上的书，以迎接快速到来的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形势。我略作思考，先把多数人会想到的思路先排除了，另辟蹊径，把这两亿字分解到年，月，日，制定可行的读书计划，然后再根据工作特点分门别类的读书，以求学以致用，再把苏东坡“马上，枕上，厕上”的工夫用足了，这样，三年，五年，十年后，一定可以达到如何的水平云云。

    考试如同征文，思路撞车者多，天下的好文笔有的是，要想取胜，必出奇兵才有机会。果然，这次换换思路，便侥幸赚了便宜。

    栾助理，副营转业回原籍，任辽宁营口县“地方铁路党委书记”。



    


    三郎和妻，1983年在长春胜利公园





    最牛的z参谋（151）



    通信科的z参谋可是个著名人物，在机关里，没有不知道他的。

    在八十年代，现役军官敢留个“南霸天”头，敢骑个“大幸福”摩托在大院里横冲直撞的，非他莫属。

    别说他的顶头上司科长什么的，就是领导也只能睁个眼闭个眼的。据说，常委在2楼正开会，他就敢在3楼领着长影几个女演员咣咣的大跳迪斯科。

    牛啊，谁都知道他的来头，人家爷爷是大人物。

    z参谋有一次在我们军械仓库领了两盒信号弹，没想到，他刚走出大门就拔出枪来过瘾，不到十分钟，就打了个精光，然后扬长而去。

    站岗的士兵都看傻了，连声道：真牛！真牛！其实，这根本不算啥，让我们都目瞪口呆的事多着呢！

    z参谋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脾气好。不管你怎么说他，他都不跟你急，大烟鬼似的面孔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有一次，他跟我吹：他爷爷去世后，有关方面来找他，请他把外国将军送给他爷爷的一
    把短剑献出来。

    z参谋把手一伸：拿钱来！结果，换来二万大洋。

    我说，“这你就不对了，你爷爷光辉一生，你这样给他抹黑，能对得起他的爱吗？”

    z参谋笑了起来：“我这样已经够意思了，你到处打听打听，我可是那里是表现最好的孩子”。弄的我反而没话说。

    有一次演习，车陷河滩，参谋长都撸起裤腿下河推车，z参谋却在一旁叼着根烟卷瞎逼逼！气得另一个参谋上去要揍他！

    z参谋到底做事有些太出格，一九八三年那次“严打”他没躲过去，也被弄到军区劳改农场劳教5年。

    不过，z参谋还照样摆谱，是保卫科长亲自送他去的劳改农场。保卫科长隔三岔五还要拿点好吃的去看看他，z参谋也不含糊，到了那里还是满脑子主人翁意识。

    他对科长说：“你下次来，别忘了给我带本《队列条令》，这帮老犯军事素质太差了，我得好好训训他们！”弄得保卫科长哭笑不得。

    判了劳动改造，按规定是要开除党籍的，本级叫上级宣布，上级叫本级宣布，结果谁也没宣布。最后说好还是让军区劳改农场宣布，没想到，5年劳改期到了，人回来了，军区劳改农场也没宣布。

    z参谋劳教满期，又回到机关，恢复职务，然后做转业处理。

    转业干部照例都要填个“转业去向申请表”，按政策规定，可以回原籍、或妻子、父母所在地。z参谋很潇洒，大笔一挥，填了个“香港”。

    干部科的人笑了，哪有转业到香港的？人家也不归咱们管呀？

    z参谋哈哈大笑：“你们懂什么？某公司让我去呢！”

    z参谋后来干了什么俺们就不知道了，但想起那句常挂在嘴边的话，倒是挺适合他的，“是金子到哪都要闪光的”。



    首长威风（152）



    我们是井冈山的老部队，一九五八年抗美援朝最后一批回国。

    听老同志讲，那时候我们的军车在长春大街上横冲直撞，警察根本不敢拦。司机连驾驶证也不带，交警要看看，他说没证。

    交警很生气：“无证怎么能驾驶呢？”

    司机牛哄哄地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连长叫我开我就开！”

    交警气的干瞪眼，干脆不管了。

    我们的刘老红军长更牛，星期天来到当时本市最大的二商店，因为营业员服务态度不太好，老头儿一怒之下，拿手杖把人家玻璃橱窗给砸了个稀巴烂！

    商店也不知道这便服老头是干啥的，保安就过来给了他两撇子！

    这下可闯了大祸，刘长立刻下令“喷火连”火速赶来，把这座三层大楼的商店团团围住！

    商店是公私合营的，经理磕头求饶如捣蒜，刘长连睬都不睬。最后还是长春市长亲自来求情道歉，才算让他们逃过一劫。

    一九六九年春，中苏因珍宝岛事件剑拔弩张，我师紧急赶往黑龙江绥芬河与苏军对垒。另一位也是老红军刘长亲自率领侦察连埋伏在前沿雪地，准备拔掉苏军一个侵占我境的据点。

    上级吓坏了，可刘长不买帐，非要动手不可！

    幸亏苏军识相，先主动撤离了那个据点，这个仗才没打起来。刘长是个战争狂，平生只喜欢打仗，而且打起仗来不吃饭，光喝酒就行。


    。





    z长气不打一处来，开口骂道：“妈了个巴子，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你给我马上跑步到办公室来！”部队上级命令下级都是要“跑步”来的，这个新兵蛋子才知道撞到阎王老子了，只好哭丧着脸去当面挨骂。


    。

    没想到z长明察秋毫，一眼看出了我阳奉阴违的小把戏，勃然大怒：“你这个小小的破主任，竟敢违抗我的命令，老子要撤了你！”

    今日冲撞太岁了，只好耷拉着脑袋自认倒霉，任由他臭骂一个多小时。

    今天真晦气，挨了狗屁崩，窝了一肚子火，刚回到办公室就碰到电业局一帮人来检查，还的耐着性子给他们端茶倒水。电老虎都很牛，动不动就罚款断电什么的，犯不上招惹他们。

    说话间，他们忽然看见了我桌下的电炉子，立刻来劲儿了，要罚款，要没收电炉子。

    我说，“这屋里太冷，没办法，既然你们不让用，我收起来便是，就别拿走了。”可那厮越发蛮横，非要拿走不可。

    我恼火起来，“既然你们不听，那就请便吧，我看你们能否走出这间屋子？”

    这时，一群战士冲了进来，每人薅住一个脖领子，挥拳要打。战士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平时都憋着火忍受军纪的约束，现在见当官的有放纵之意，正好可以过过拳脚之瘾。

    我这时只要拂袖而去，临了撂下一句话：“我什么都没看见哦，”这几个电老虎免不了一顿胖揍！

    电业局的吓坏了，连忙喊道：“主任，主任，您可别误会，我们向您道歉，决不会为难你们的！”

    我回头冷笑一声：“刚才的本事哪去啦？你们这些不识抬举的东西，老百姓怕你们，你们就不知天高地厚啦？你睁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你敢到兵营来撒野？是不是骨头发贱啊？”

    那几个小子连连称是，抱头鼠窜。

    后来，他们再到我这里来，都是主动掏出好烟来，还酸溜溜的说：“主任，说老实话，我们出门，从来没有给别人敬烟的习惯，到您这儿是个例外。”

    我说：“反正这烟也不是你们自己花钱买的，到我这里吐出一点儿还他妈委屈啊？”

    z师长回去后还觉得不解气，又打电话骂后勤部长，赵部长问我怎么回事？我据实说了，
    部长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别理他，他又发疯了。”

    z师长把师班子都得罪光了，没人说他好话，才干了两年军里就让他退休了，从此，再没听说过他骂谁了。

    有一次，我在师部门口碰到他，他正袖着双手，蹲在马路牙子上晒太阳，他叫住我：“小张，下次来别忘了带两盒手枪弹啊！”

    我说：“可以，可以，但您须先到军械科开调拨单来。”他现在不在位了，我哪敢私自给他？况且，部队大院里的孩子都喜欢舞枪弄棒的，胆子贼大，他们老子都管不住，倘若闹出人命我可担待不起。



    太阳之神（153）



    盼呀盼，盼呀盼，直到结婚4年后的1984年6月6日凌晨，女儿才姗姗来到面前。我的心情正如屈原《天问》里的诗句：

    曦和之未扬，若华何光？

    “曦和”是上古传说中的太阳女神，因为那几天正读《楚辞》，女儿出生时又值东方晨曦初现，于是便给她起名为“曦”，我还为她写了个条幅：

    东曦既驾，遥遥万里。

    女儿很有耐性，医生说快了，我赶紧把妻早早送到第二0八医院住上，生怕到时候来不及。那时候要个车也不容易。

    可是，一周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人家后来者都稀里哗啦的生完走了，妻又急又火，干脆出院回娘家待着去了。若回部队大院的家里，会有许多熟人见面来问：“生了没有？男孩？女孩？”更尴尬。

    产妇的心情果然很重要，3天后的夜里果然有情况了，岳父家人又把妻急忙送回医院，我亦骑车从部队匆忙赶过来。医生这回说没那么快，怎么也要到七八点钟吧？

    因为科长老何要我报考石家庄军械学院，约好7点钟前在师医院体检验血，只好又赶回部队去。就在这当口儿，俏皮的女儿乘机下凡了——好一个调虎离山计。

    二0八医院不知何时定下个破规矩，婴儿3日内不能与家人见面，说是怕被家人传染上疾病。

    产房的小护士叫“王馥荔”，与一个电影演员同名，我央求她半天，她还说：“不是我不让你看，我是怕你看了难过。你女儿长的又黑又丑。”

    我向她保证：“我不怕，管她长啥样儿呢！只要是我的女儿就行。”

    “王馥荔”还挺够意思，乘护士长不在，果真偷偷抱了出来。我一看大喜过望，哪儿黑啊？哪儿丑啊？这小丫头竟然耍我！

    女儿小脸粉粉嫩嫩，还睁着两个乌黑清亮的大眼睛，不似一般婴儿那样儿，皮肤皱皱的，像个小老头儿。我双手捧着小小的女儿，心中无限爱怜，如同捧着自己的生命。有句话儿立刻在脑子里跳出来：

    “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

    真的，什么都不重要了，唯有她。

    多年后，妻说我当时神情好像并不喜欢女儿，我不知是否我当时愣愣的样子，使她产生了这样奇怪的念头？

    妻回娘家坐月子，我自去参加军械学院考试，结果又是名落孙山，正所谓“情场得意，赌场失意”。

    本来这次考试就是赌的，我初中数学只学到二元一次方程就插队了，现在考卷上全是高中数学题，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随便想个数字填上了事。

    阅卷老师极其仁慈，见我可怜，不知以什么名义赏了我3分，给了我最后一点颜面。我也不觉得怎么难堪，有了宝贝女儿丢人也不怕了。

    科长老何这时已经升任部长，他有心栽培我，不久又派我到沈阳军区去学习微机。这次培训在“东北工学院”（现在的东北大学），每个师只有一个名额，培训费高达500元，可惜被我糟蹋了。

    到了课堂上，我才知道这次来学习是多么的不明智。BASIC语言，数字电路基础，计算机原理，这些课程都需要我恰好没有的数学，英语，物理等基础。教授堂上讲课我如听天书，终于明白了自己天生是与技术无缘的，从此再也不做与自己短处有关的一切事情。

    一个人了解自己的长处并不难，难的是肯承认自己的短处。可惜晚了点儿，我已经快30岁了。

    既然来了，当然也不好意思马上撤退，正好利用这个大块时间读点书。两个月里，耳朵听着天书，眼睛却把藏在抽屉里的《红与黑》和《忏悔录》精读了一遍。剩余的时间，听了几场讲座，还能记得有沈阳市长武迪生先生，沈阳作协 木青先生，东北工学院第一位留法博士生苏展先生等精彩演讲。

    “十一”归来，女儿已经四个月了没见了，她非常喜欢的要我抱，岳家人都说，到底是父女血脉天性，别人是万万换不来的。我觉得心满意足。




    


    女儿半岁了
    机智的汤参谋（154）



    高挑，白净，俊俏，这是“汤参谋”给我留下的印象。首长对他的印象更好，军装总是笔挺干净，皮鞋也比别人亮，又能说会道，会来事儿，因此，机关里的参谋干事，这样的人最讨喜欢。

    对汤参谋，领导不但喜欢，而且还有点儿怵他，因为他总会有意无意地透露说，自己最近又发现了什么大案要案线索等等。当官的总会有不能见光的一面，就像美女，被人盯上了总要些付出代价的，因而，历任领导对汤参谋都不错。


    汤参谋与我是邻居，都属于结婚无房，赖在办公楼里栖身的主儿。

    汤参谋和我关系不错，那天，带了后勤部勤务班两个兵来我家，公家照相机里还剩半个彩卷，给我女儿照两张相玩玩。

    八十年代中期，彩照还是很精贵的，我和妻子自然很高兴，把刚满半岁的女儿抱来抱去，在这个只有八平方的小屋里铺陈了许多风景，虽然今天看起来有点儿土，但我还是当宝贝似的珍藏着这些照片。

    汤参谋走后，妻子把我从办公室里叫回来——我正在复习自考第二年的课程，快考试了。妻很紧张地说，手表不见了！

    我说，不可能，刚才女儿还抓在手里玩呢！再好好找找。

    于是，我们把女儿抱到简易沙发上，把床都拖出来了，彻底翻了一遍，还是没找着，确实丢了。

    怎么办？去找汤参谋吧？人家好心好意来给我们照相，再沾上这种事情，弄得没法见面了，太对不住人家。再说，事情公开了，不见得能找回来，而且偷者只能是其中一
    人，岂不是连另外两人也得罪了？

    我说，算了，别吱声了，就算咱们自己倒霉吧？

    妻虽有些心疼，毕竟一块手表是3个月的工资啊，但还是同意了我的做法。就这样，机关大楼里谁也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

    过了两周，妻去如厕，门虚掩而出，归来后，却发现门里切菜板上亮晶晶地一个东西。

    开了灯，却发现是丢失的那块表，它竟然自己长腿跑回来了。

    妻子想起来了，出门时看到那晚随汤参谋来我家的其中一个兵，正在门口与别人唠嗑。

    也许，好多天过去了，也没看我声张此事，他心里反而觉得过意不去了，悄悄又给送了回来？我们还是没有吱声。

    直到几年后，那个兵复员回家后，我才与汤参谋偶尔提及往事，汤参谋非常诧异地说，怎么不先告诉我？我非整死这个鸟兵！

    汤参谋脾气暴躁，幸亏没让他先知道，不然，非把事情闹大不可，而且还会把这个小战士前途毁了——我也暗暗庆幸自己举措得当。那个兵待年长懂事了，也许还会感谢我。

    我平生宽人，不计小恶，曾经有两次遇上骗子，但她们却不忍心下手。这是后来她们主动告知我才知道。骗子说，眼看就要得手了，却看我心善不忍，终于罢手而去。倒是惊了我一身冷汗。

    第一次是位冒充我的部下小刘未婚妻的姑娘，来到部队。那个兵出差时与她只泡过一面，使她知道些情况。

    小刘人还未归，招待所又住满了，我就让她在我家里暂时住了两天。

    临走，她非要说要给我女儿买件衣服，等上了街，却说钱包被盗了，她返程的车票反而还是我给她买的。

    她在我家里下手机会很多，但终不忍下手，走了后专门给我来了信，道出了实情。说是我其实是个骗子，看你人太实在了，不好意思等等。

    还有一次，我自青岛出差坐大巴回南京，同座姑娘声称：家里有人在青岛药厂当厂长，刚发明了一种治颈椎病的特效药。我便托她买些，因为我妻有严重的颈椎病，请省医院针灸科主任针了几个月并未见效。

    回南京次日，如约给她送药钱。她却突然告诉我，昨日说的全部都是吹牛，看我太诚厚，不忍下手，只好如实相告了。最后，她反劝我出门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话。

    汤参谋过了些年，后来听说一直做到后勤部长。


    十年之痒（155）



    悠悠岁月，转眼在仓库已经十年，在历任主任里，我也算最长的了，在一个单位呆的久了，人脉熟络，工作就顺，犯不上费心去挪动挪动，而我又是身子又懒，习惯随遇而安的，不知不觉就这样混了过来。

    忽一日厌烦起来，总不能一辈子这样摆弄炮弹吧？而且这里又是险地，虽上天护佑，没出过大事，但好运气不能永远跟着我的。看看机关那些瞎参谋烂干事多舒服，什么大事也没有，养的白白净净的，升职还不耽误，还可以跟着首长屁股后面狐假虎威的，我干嘛非要在这荒郊野外老是摆弄炮弹呢？

    于是去找军械科长老何，他刚当上部长不久。

    本来升官这样好事是轮不上老何的，老部长面临退休，两个老谋深算的副部长开始斗法，各找各的后台，各说对方是非，闹的不可开交。终于，把上面惹恼了，干脆谁都不用，却把与这事毫不相干的资深科长老何突然硬拔了起来，这让善于押宝的机关干部们大跌眼镜。

    中国的官场就是有意思，结果总是出乎意料，一个谁也不看好的人，说不定哪天就能当上da'g。因此大官，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练字，准备运交华盖时好给人家题名。

    老何问我想干什么？

    我说就做个政工干事吧？学了好几年中文，觉得自己有了两把刷子，心里痒痒的，老想着专司舞文弄墨。这还不好办？

    老何一口就答应了。

    又是国庆前夕，一串长长的干部任职命令发布，我满心期望的位置却与我无缘，突然换成了长春市人事局长的某公子，而我则成了“汽车修理所指导员”。

    本来想脱离基层，到机关舒服舒服几年，没想到只是从东村挪到西村，心里虽有些不悦，但还是悻悻然去报到了。唉，好歹也回到师部大院，总算农转非了。

    来了一位刚刚毕业的军校生小周，他接替了我的军械仓库主任位置。

    他的运气远不如我，几个月后仓库就出事了，两颗手榴弹不翼而飞，把大小领导都急的鸡飞狗跳，他也给折腾了个灰头土脸。

    后来查清了，是高炮营一个兵干的，他在帮助倒库时顺手牵羊，想复员时偷偷带两颗手榴弹回家去。

    军校生很正规，很理论，但老兵们却因其资历浅而不大尊重，不大买帐。

    仓库警戒连队有一位刚分来的排长，大概当新兵时参加过中越反击战，因此张口闭口老提越南，其实有些炫耀的意思，战士背后便不怀好意的称他为“越南排长”。

    部队刚刚开始出现军校生，很吃香，一个吉林大学法学教授的女儿嫁给了他，他于是很神气。

    礼拜天，他经常骑个崭新时髦的26型凤凰车来连队显摆。这玩意儿很高端大气上档次，战士们都羡慕的要命，刚要围上来，“越南排长”却大喝一声：“别动啊，我肯定谁也不借的！”大伙儿嘘的一声就散了。

    有个老兵故意跟他打赌：“排长，你猜，你看我敢不敢把你的被子从窗户扔出去？”

    “越南排长”刚说了声：“你敢？”话音未落，被子早已飞出窗外。

    他气的找连长，连长却说：“你怎么这么窝囊呀？你的本事哪去啦？连个兵都管不住！”

    后来大家才知道，他的新娘精神也不大正常，结婚后连床都没上去过。

    有一次，“越南排长”又被老婆劈头盖脸打了两下，很委屈，趴在阳台嘤嘤的哭。老丈人还跑过来训他：“你看你，还像个军人啊？在屋里哭不行吗？你这样子让邻居看到了，好像是我们家欺负你似的！”

    我曾经劝他：“得得得，管他妈谁谁谁呢，离了算了。”

    可他却说：“长春市许多法官都是岳父门生，官司打不赢的。”

    呵呵，我现在也要直接带兵了，看我的！

    到了修理所门口，我想想，笑了，真正是应了那句话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当初新兵下连那天，就是所长老何嫌我知青出身，怕我不能吃苦，硬把我撵出修理所的。谁知十年后，一九八五年，当年的所长，如今的部长老何又把我派回修理所。

    “去也老何，来也老何”，这就是命啊！




    恢复了，正常了。
    半个皇上（156）


    连长，连长，半个皇上。

    不管旧军队，新军队，都流行这种说法，意思是统兵的威风。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那个“死啦死啦”，当他在乱世中得到机会，从一个管仓库的军需小官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有副官亲随的冒牌团长，常常喊着“三米之内！”那种得意溢于言表……
    我也是。

    业务干部，什么事都要亲历亲为的，别说我这样小官，就是副团职的科长，都和我们一起搬炮弹，可是，只要当个小小的连长，就像皇上一样有人伺候。

    所部有两个兵，文书跟指导员，通讯员跟所长。我可以支使他做任何事情，打洗脸水，倒洗脚水，去买包烟，就是脏衣服换下来，也早被一把抢去洗了。

    即使是到对门去叫一个人，本来喊一嗓子就可以了，但现在须要文书去通知，这是层级树威的必要。文书可以居高临下的说：“一班长，指导员叫你马上去一趟！”若我自己亲去，因我不擅摆谱，反而削弱了上下之间的威严。

    有一种说法：“亲自拿扫把的连长不是好连长！”这就是说，一个连队，若要连长亲自动手才能推动工作，那说明这个连队管理太涣散了。

    应该出现的场面是这样的：连长背着手往那一站，全连都玩命的干起来！这才说明领导有威信。

    某老兵是个后门兵，有些赖赖唧唧的，我有一次安排他办件事，半天他却没动弹。我上去照他屁股就是一脚，骂道：“你他妈到底去不去？”

    他捂着屁股嬉皮笑脸告饶：“哎，指导员，我没说不去啊？我这不正要走吗？”说完，一溜烟跑了。对有的人，动脚比动嘴管用。

    这个家伙复员后却在道上混了，听说专在长春第一汽车厂一带收保护费。

    有一年我回长春，战友为我接风，这小子不好意思露面，托人告诉我，如到汽车厂那边玩，在任何饭店吃饭都不用花钱的，只要提提他的大名就行。臭小子，我是谁啊？还用得着去吃你的霸王餐？

    从一九七七年大闸拉开，后门兵风潮已经席卷军营，凡是好一点的技术岗位，几乎个个都是后门调来的，我们修理所也不例外。

    战勤科是后勤部管兵员调配的，有个张参谋和我最是要好，每年往汽车连分兵时总来跟我悄悄打招呼：“老张，有关系要照顾吗？我给你安排两个？”可惜，我没有。唉，要是插队那个村里有子弟在我师就好了，可以让他们轻而易举得到，别人羡慕嫉妒恨的开车。

    我和于所长合作的很好，他严肃，举轻若重；而我则相反，宽谐，举重若轻。这样，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正是绝配搭档。

    后门兵并不难带，谁都知道现在的机会是银子换来的，不好好干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关系。我平时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注意启发这一点，非常有效，比宣读成套的材料，教育他们为主义献身管用的多。在这样一个群体，我们当头儿的只要能把大事办的尽量公道些，就能赢得民心了。

    修理所是技术岗位，每年都有几个名额转志愿兵，这相当于后来的士官，对农村兵来说十分重要，因此竞争非常激烈，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让老实人太吃亏。

    有个副班长小X，也想转志愿兵，可他技术一般，头脑又简单，是个跟人闹玩儿就敢抡铁锹的主儿，为免后患，我和于所长都不同意他转志愿兵。

    这小子也挺能耐，搬来了师里一位管干部的李副政委说情——这可是掌管我们命运的首长啊！我和于所长商量后认为，这是牵涉到大公道的问题，还是不能退让。因为另一个竞争者是非常优秀的骨干班长。

    小X有些急了，竟到于所长家里威胁他的老母亲……

    于所长跟我说后，我说，你别管了，让他直接来找我。

    那天中午，小X果然来了，谈了半天，他见我没有松口的意思，竟然威胁我：“要考虑考虑后果！”

    我见他无礼，冷笑一声道：“小X你这套我见多了，十几年前我就是什么都敢干的知青，还怕你这两下子？我家住哪你也知道，有本事你去砸玻璃啊？”我知道他的老底，他原来在工兵营呆过，听说曾经砸过干部的玻璃。

    小X却马上软了下来：“指导员，我才不上你当呢！你让我去砸玻璃，然后好让保卫科来抓我啊？”

    我说：“哦，原来你也不傻啊！”

    小X后来找关系调走了，好像在新单位也没转上志愿兵

    事后我和于所长也感叹：“咱俩儿是不是也有点儿傻啊？要是换了别人，谁会像咱俩儿这样干啊？”




    

    三郎和他的兵




    神父意思（157）


    我总觉得，指导员有点儿神父的意思，看着谁情绪不高了，拉过来谈谈心，安慰安慰，看能帮他解决点儿什么问题，免得生出些意外来，安定军心。

    据说，美军营级也配有挂衔的牧师，引导士兵忏悔，为亡灵祈祷等等，跟咱们指导员的意思好像差不多。

    战争时期，士兵大都是文盲，部队政治课大概也不会花很多时间，只是告诉他们打倒地主，就能分到二亩田一头牛，就能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好日子就行。

    到了和平时期，部队不打仗了，时间有的是，上级政治机关就花大力气编了许多成套的材料，让指导员给士兵搞灌输教育。士兵们听的多了，发现了有许多重复烦琐，就有些厌烦起来，常常是上面唾沫横飞，下面昏昏欲睡。

    我当战士时要求进步，不敢在领导雪亮的眼睛下打瞌睡，只好拿两张报纸来练字——效果非常好，后来投稿时编辑就有些偏爱。

    神父读的是《圣经》，比我们的教育材料编的高明，内容不是空洞的大道理，而是容易让人相信的小故事，听着听着就入了道。

    我当指导员就想学神父，搞教育多撇开现成的材料，多讲些我自己经历或听来的真实故事，让士兵一边听着故事，一边觉得还是做个好人合算。

    有时，怕战士听我说烦了，又请年轻漂亮的吉林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主持人“燕儿”和她同事徐秀云来，她谈人生理想比我还更合适。彼时，电台的主持人和电视台的花瓶不一样，采、编、播，集于一身，还是真有水平的。

    这位主持人“燕儿”挺浪漫的，我是给她送稿时认识的，我们挺谈的来，于是她对军人就越发的喜欢，非要嫁给当兵的。我的顶头上司政工科长听说了，赶忙把自己原来的一个部下捐了出来。

    这位年轻军官是个炮兵排长，军校生，挺自负的。我有心告诉“燕儿”，打炮的和学文的不一样，她不一定能适应。但是见她正在兴头上，又是领导做的媒，多言恐不宜，便忍下了话头。

    果然，半年就离婚了。打炮的觉得双方地位有些悬殊，文上又不能展示让对方崇拜的花样儿，便拿出带兵武的套路，一言不合，一个大巴掌就煽了过去，常常弄的花容失色，风雨凋零。

    这可激怒了“燕儿”和她的同事们，大家一致出手把她从围城中解救出来。

    这时，我才马后炮似的讲出半年前的话儿，“燕儿”怨道：“你还是我大哥呢，怎么不早点儿告诉我？”

    部队政治教育都是格式化的，一、集中大会动员；二、分组讨论；三、个人表态；四、大会总结。每搞一次教育，必然要总结出来若干经验，汇报上去，经验就成了上级机关的，再向更高的上级汇报，经验又成了更高上级的。真实效果究竟如何，没人再关心，反正总结里写得都挺好的。

    我天性不喜欢照葫芦画瓢，我的上司就不太高兴，我也懒的看他那张似笑非笑的横纹面孔，便敬而远之。因此，上司就说我另搞一套，“无为而治”。虽然汽车修理所人心稳定，气氛和谐，不容易受到批评，但绝无加恩表扬的赏赐，如山中野草，任由自生自灭。

    士兵在大营里并不都是很开心的，尤其是到了复员时节。有的因为没有入上党，想想无颜见江东父老，便会怨气冲天。我便劝他：“你干嘛要入党呢？你在部队几年政治上一点像样儿的表现都没有，说明你基本不适合在政治上发展，还不如远离政治。这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反而不受约束，不是更好吗？”他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儿，反而气顺了。

    老兵复员时总想有点儿额外收获，也算没白混，我和于所长也理解他们，便豁出老脸来求人，总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实惠。我们所每年复员十几个老兵，基本上都不空手，拿党票的拿党票，拿车票的拿车票，拿病号的拿病号。

    上级的运输部门我们都很熟，帮他们办几个驾驶证没问题，反正汽车修理工都会开车，回家后就可以改行做了人人羡慕的驾驶员；后勤部每年都有照顾复员老兵的一笔可观的病号费，谁要的早，要的勤，就落入谁的口袋。我去找找医院领导，开几个诊断书，每个老兵就能白得几百元。那时候，这可相当于我好几个月的工资啊，起码相当于现在的万元以上。

    许多连队干部就怕老兵复员，怕他们因怨而怒，闹事乱来，可我的兵却照样跟我嘻嘻哈哈的。告别会餐时，还有老兵自告奋勇出来给我挡酒的，并且扬言：“谁要是和指导员过不去，就是和咱们哥们儿过不去！”

    当然，人家在你手下当了几年兵，最后敬你一杯酒还是要喝的。男人就是这种动物，有的场合，明知道要倒下去，也要喝。要不然，就不是男人了。



    老何之死(158）



    从新兵连结束，下到后勤部的修理所，我很得意，这可是最好的技术兵种，身有薄技，胜于万贯家私嘛！况且，整个新兵连唯一的名额，对我多有关照的姚排长就悄悄留给了我。
    ‘
    高兴了一个小时，修理所所长何德林集合宣布：“三郎”到军需仓库勤务班工作。
    我有些蒙了：从最有技术的修理工，到了最没技术的装卸工……唉！

    后来我才知道，何所长一看档案，“知识青年”？不要！一脚就踹出来了。知青在农村印象坏极了，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当时部队基层军官都是农村出身，我在四川插队，何所长是四川人，乡间传说自然先入为主——我悲惨的命运就这样开头了。

    一个月之内，我是沦落再沦落，从军需库踢出来到油库，从油库到远在郊外的军械库，一步不如一步。

    三个月后，我的发奋图强取得了效果，喂猪做饭挑水，还能写大批判文章，成了“理论骨干”。不久，谢指导员要我去当文书，何所长让我去学开车，结束后直接回修理所。终于对我转变看法了，这真是好机会。

    军械库郝主任说啥也不让我去。他说，当初他们不要你，现在你也长点志气，就不去。
    可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何所长后来调任军械科长，一下子又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在一个科里时间长了，就知道何科长其实很朴实，说话直来直去，干起活来不分上下，比如装运炮弹，本来应该是军官指挥，士兵动手，可他自己却直接冲了上去！而且士兵搬几趟他也搬几趟，弄的手下我等几个军官都不好意思往后缩。甚至装水泥也这样，他身上的军装因此也就很少有干净的时候。他那样和下级打成一片，平常又不摆谱，因此，我们都不再称他职务，人前人后只叫“老何”，他倒挺乐和。



    老何临走只提了一个条件：赶快给“三郎”提干，要不然回来后我的科长也不干了！这和当初他坚决不要我进修理所的态度何等相似。对这个有点儿过分的要求，赵部长笑了笑，答应了。



    还真让机关干部说着了，老何当了一把手，还是像以前那样朴实待人，全不知官场上驾驭群雄的权术，没多久，果然说话渐渐不灵了，刚过两年就让老何转业了，那年，他四十五岁。

    老何转业到粮食下属一个单位做书记，那个企业效益很差，他这个日子也不好过。

    我转业回南京十年后的一个冬夜，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把我惊醒：“老何死了，你知道吗”？

    我说，“什么，什么，你乱说什么？”

    老上司老郝非常肯定地说，真的，是真的！








    战友都非常难过，后来说是个精神病。

    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感到极度震惊和悲伤，老何一生为人忠厚，会做事而不会做官，断断不应该会有这个下场的。我来到阳台上抽烟，心里不断埋怨着上苍的不公。

    后来我回长春，专程去探望老何的遗孀贾姐，她已经很平静了，说儿女们很懂事，很孝顺，都能自食其力。



    师者风流（159）



    学中文的人手都痒痒，总想把钢笔字变成铅字，我亦不能免俗，但雪片般飞出，收获却是无几。

    沈阳有家《作家生活报》，我投去一篇诗稿，大概因为锋芒太露，引起编辑郎雅雯女士的注意。她善意的来信劝我：“我宁愿你一辈子成不了诗人，也不愿你像叶文福那样因此倒霉。”她还给我寄来一幅亲笔隶书：

    偶闻国事 不禁怆然

    “叶文福”是军内一个作家，因为写了一篇名为“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的叙事长诗，而受到处理。

    长春也有类似事件，一家著名文学期刊的副主编曲有源先生喜欢喝酒，一日酒后诗兴难耐，随口吟道：

    旋转的北斗啊，
    你像一把巨大的勺子，
    舀尽了大地的琼浆。

    后来进去了。

    郎雅雯老师有一次来信说，过几日出差路过长春，想来看看我。我连忙给她复信指示路径：从站前坐1路有轨电车在“白菊路”下，只要对我们大院的哨兵说：“找你们张指导员”就可以了。那个门的岗哨是我的兵担任。

    她回信惊讶地说：“原来你是指导员啊！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战士呢！”不知什么缘故，她竟没来。

    长春有一位名气很重的作家蔡先生，他刚出版了散文集《星光夜色下》，其文甚美，颇似茹志娟的《百合花》：“我”的巧遇，枪口里插着一枝摇曳的野花……

    我捧书登门拜访，他告诉我：“其实那些美好的细节都是虚构的。”我原来以为散文里情节都是真的呢！窃以为，平凡枯燥中添点浪漫也是可以的，但就是不能与真实离开太远。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描写南京雨花台两个农民，下午浇完庄稼后并不急着回家，反而说：“咱们看会儿夕阳再下山吧！”读来便知，南京渔樵旧时还有许多六朝遗风。

    但在大饥荒的年代，扬朔在散文《老泰山》里让一个老渔民说，“用剪刀裁下一片彩霞做衣裳”，就让人觉得荒诞和肉麻。我为文不善虚，便转向学习纪实
    。
    后勤部政工科有个志愿兵邹德智会写新闻报道，我有空时喜欢跟他学学，因此颇为交好。后勤部要办个“写作培训班”，小邹在张罗。我听说了，便主动揽来修理所承办，为的是趁机听听行家的指点。

    讲课者是一些记者编辑，他们传授了不少实用的技巧，中有一位奇人“刘春昭”，更是好生了得，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刘老师原是长春话剧团一位主要演员，曾经主演《一双绣花鞋》里“沈澜”。后来团里要改编一个新剧本，急切中找不着人，他便自告奋勇操刀，没想到竟非常顺利。他这才忽然醒悟：自己真正的强项在写作啊！于是改了行，到长春广播电台做了专业记者。

    这位无师自通的奇人刘春昭先生创造了多项奇迹：全省广电业务考试中名列第一；他的作品每年都可以在全国拿大奖，害的许多领导为评职称都来求他，要在他的作品上挂个名；多篇作品编进高校新闻教材；全省最年轻的首批新闻高级职称；全省最年轻的新闻高级职称评委。这让许多名校出身的新闻科班生望尘莫及。

    刘春昭老师当时任长春电台专题部主任，并自己具体掌管一个青年节目，时下正在搞一个声势浩大的“金色年华”散文征文大赛。

    我动员所里的“文学小组”成员参加征文，那晚正下着鹅毛大雪，我指着窗外说，这就是好题材！你们可以选择一个角度，把部队生活融进去，虚实相间，写出美感，一定会是一篇好文章。可是，他们的基础太差了，我讲的口干舌燥，还是如对牛弹琴，还是没人敢拿起笔来。我叹口气道：“孺子不可教也！看来只有老夫我自己亲自出马了”。

    一夜无眠，想的周全了，一气呵成，一篇散文《刺刀尖上的雪花》出炉了。

    次日送到电台，一位老编辑看完问我：“你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我楞住了，还真是答不上来。文学之妙全在体味，一语道出却是为难。正巧刘春昭老师采访回来，他只把文章只看了一遍，立刻用朱笔在天头批曰：“拟一等奖”。

    那位老编辑有些发窘，她连忙说：“让我再看看，让我再看看”。

    刘老师后来对我说，老编辑水平太差，每写一个人物，开头总是“提起某某来，谁都会竖起大拇哥来……”，或“某某的先进事迹，一时传为佳话……”，就不会换换样儿，说她多少遍了，也没用。

    呵呵，天下好文章都靠灵性，不大认资历的。

    刘春昭老师恃才傲物，一般人不入法眼，而且随意臧否人物，想必得罪了不少人。果然，他入党就极其困难，写了好多版申请书也没用。开始他以为不合我党规矩，还让我帮他写过一版，仍无效果。

    直到有一天，市委书记亲自打电话把长春广电局长叫来，问了句“刘春昭为什么不能入党？”，一切障碍便烟消云散了，刘春昭老师这才堂堂正正的迈进本党大门。

    长春市与中国一汽关系长期不睦，市里嫌一汽对带动地方产业链不热情；一汽说市里对企业政策不照顾。新一届政府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便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记者团到一汽采访，准备好好宣传他们，直到他们满意为止。可是，中央和地方媒体几十篇文章发表后，一汽还是不满意，怎么都觉得没过瘾。这时候，刘春昭先生的文章出来了，题目是《长子的性格》。

    一汽做为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大厂，给民族汽车业做出的重要贡献功莫大焉！它生产的解放牌是全国计划经济时代货车的主流，它生产的红旗牌轿车为国家元首增添光彩，它向全国输出人才，输出技术，由此才派生出二汽、上汽、北汽，带动了整个中国的汽车行业发展。然而，时代变了，他们蹲在改革大潮的东北边缘，也受了不少委屈，受了不少冷落，但作为“长子”，只能一面贡献，一面忍辱负重……

    刘春昭先生的文章气势恢弘，语言活泼，虎虎生风，不拘一格，长达两万五千字，读来一点不累，《长春日报》以史无前例的两个半版刊出。不久，《了望周刊》也转载。一汽总经理耿昭杰边读边流泪，他说：“我们几十年的心里话终于说出来了！”

    文章的效果是非常的奇特，一汽慷慨地把上游产业链配套零部件生产都委托给市属企业。长春市政府领导笑的合不拢嘴，专门给刘春昭先生奖励了一套大房子。

    我对刘春昭老师顶顶佩服，隔三岔五便登门讨教。他善烟而不善酒，每次去我都揣上两盒好烟，陪他一边抽烟，一边神侃古今文章妙处。什么大思路，大气势，先声夺人，结构爆炸，呵呵，我只要学得先生三成本事，就可以安身立命了。

    仙雾缭绕中，果然有了许多从未有过的新鲜体验，同时我亦尝到了抽烟作文的好处，与它遂成半生莫逆之缘。


    

    十年后，我在夫子庙李香君的媚香楼，宴请刘春昭老师。在座还有我们共同的南京朋友步华大姐，还有家人。



    刺刀尖上的雪花（160）



    我，使劲揉开朦胧惺忪的双眼，背起枪去接岗。自从来到部队，这还是第一次站哨，真是又神秘又紧张。

    在中学充满梦幻的作文本里，我就不止憧憬着自己会化作一幅北陲哨兵的剪影：肩挎钢枪，背衬劲松，站在银装素裹的高山之巅。嘿！忒带派了。可眼下呢？只能在市区明亮的水银灯下，给机关大院站站岗，真没劲！

    枪膛里没有子弹，班长说，用不着，怕走火。怕走火？要是碰到坏人怎么办？我想问，又怕班长笑话我：“小新兵，别动不动大惊小怪瞎咋呼！”没办法，要是真碰到坏人，我就给他来个刺刀见红，就像电影里的“佐罗”那样，用刀尖在敌人前胸留下几个鲜红的叉叉，给他做个纪念。哼哼！

    哎，什么玩意儿？轻轻的，软软的，凉凉的，落在脖领里真舒服。哦，雪花儿，眼前一片纷纷扬扬的景象。像鹅毛？似柳絮？哦，都不对。路灯光芒里雪花飞舞，如家乡仲夏之夜密密麻麻的灯蛾，真美。

    在我们嘉陵江畔可见不着雪花儿，那回语文老师讲课，讲一首古人的咏雪诗，什么“黄狗身上白，黑狗身上肿”，肿什么呀？谁也没见过雪花是啥模样！

    老师没办法，翻了半天书，好歹在黑板上画出来一个由六个不规则花瓣形组成的图案。他告诉大家，这就是雪花！同学们说，哦，原来雪花就像金鱼缸里的水草一样的啊！瞧，太让人见笑了！

    我伸出左手，几朵雪花轻轻地落在手心里，晶莹剔透，洁白可爱。一会儿，雪花软了下去，终于化成了一点水渍。哦，要是能保存起来就好了，寄回家乡去，给老师做个标本，学生们再也不会拿水草比作雪花了。

    雪真大，一会儿地上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哎，要是能堆成一个雪人就好了，再让他骑上雪牛，手握短笛，在冰雪的世界里牧童横吹，仿佛告诉人们春天就要来临的信息……
    那么，别人一定会问，这是谁的杰作？嘿嘿，除了本人，还会有谁呢？一个伟大的天才创造了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实话说，我才满十六岁，为了当兵，我虚报了两岁。为啥？我等不及了嘛！不当兵，他们老把我当小孩！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气死我了！一穿上军装可好了，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都得叫我“解放军同志”！为这儿，奶奶可没少抹眼泪。

    雪人终于没堆成，为什么？我不敢。一会儿连长来查哨，让他撞上了，准说我，瞎胡闹！唉，真叫人遗憾。一个伟大的艺术形象顷刻之间就自生、自长、自灭了。

    忽然，一个奇迹发生了，就像宇宙间刚刚爆发了一颗新星，分明有一朵大大的雪花，婷婷袅袅地站在刺刀尖上……我屏住呼吸，心里涌起一种圣洁美好的情感。啊，可爱的小精灵，你就放心地在这里歇息吧！这里有你最需要的安宁和寂静。

    一丝难以察觉的气流微微拂来，雪花颤了两颤，终于停立不稳，悄无声息地滑落下去……她走了，她回到冰清玉洁的天国去了，我默默地向她作别，身上渐渐地感到有些冷起来。

    有轨电车咣当咣当的从门前开过去，车上乘客寥寥无几，头班车，大概是赶火车的。

    “啪嗒”！一种异样的声音传来，我循声望去，原来一位晨练的老人摔倒了，我连忙上去扶起。他一瘸一瘸地走了，雪地里留下“失足者”的痕迹。

    我若有所思，从岗楼后面拿出一把大扫帚，在门前的街道上挥扫起来。街上行人寥落，我一直扫到电车站，露出一条黑色柏油路面，“净土”出现在白雪覆盖的街上，黑白分明，格外醒目。

    上班的高峰到来了，等车的工人、学生、妇女，儿童，聚拢在这“净土”上，愉快地跺着脚。啊，我开垦的“净土”，多么像大洪水中的“诺亚方舟”啊！

    呸！真不害臊，做这么丁点芝麻粒般的事儿，还把自己比作上帝啦？真是无知少年，狂妄已极！我不断地臭骂自己，耳朵一阵一阵发烧。

    “嗬，小新兵，你还真行啊！”我一惊回首，原来是班长来接岗了。他看着大门外等车的人群，史无前例的说了我一句好话。就像下连后第一次会餐，指导员那一小杯“长白山红葡萄酒”，就把我的脖项染的通红通红……

    我好像醉了。



    这是我一九八七年的处女作，一不留神就拿了长春电台散文大奖一等奖，后来又刊载《吉林日报》、《重庆日报》等。今日拿来作为纪念。



    
    






    饥不择食近疯狂（161）



    初学写作，眼看着自己几页歪歪扭扭的习作变成人人手中的铅字，其兴奋犹如赌徒见了麻将，少年试了云雨，立刻上瘾，欲罢不能。

    我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上了，到处找素材，把本单位的好人好事写完了，又去兄弟单位寻访，写医生，写司机，写自学成才……

    听说吉林大学有位老师出了本书也去写，认识了“蒋筑英”的儿子，也要连忙登门去采访他妈妈。

    蒋筑英的妻子路长琴女士并不欢迎采访，我敲门半天都不开。好说歹说，她在门缝里又看清是个解放军，出于礼貌，才算把我放进来。原来是记者们为拔高先进人物，多有不实之词，让她非常反感。

    当时舆论造势，仿佛蒋筑英是因为大干四化累死的，其实他身体很好，每天早上还在南湖边打羽毛球。家里的简易沙发也是他亲手制作的。

    蒋筑英真正死因一种常见病胆囊炎——这本不该死的。那几天，他在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应邀讲学，突然患了胆囊炎，疼痛难忍，但当时没有熟人住不进医院，晾在四川医学院的走廊上20个小时没人管。

    有人去请单位领导出面帮忙，但他置之不理，因为他曾是蒋筑英原单位的领导，蒋筑英文革时写过他的大字报，旧怨难消。

    青年科学家蒋筑英因胆囊穿孔转败血症而亡，但所有媒体对此都避而不谈，蒋妻路长琴很有意见。更为过分的是，那个首写蒋筑英的《文汇报》记者居然把蒋的日记本据为己有，索要不还。

    我有意将真相披露，写了“蒋筑英留下的家”一文，为避免麻烦，还请路长琴女士审阅，签字同意。还好，在两家报纸上发表后没有太大麻烦，《报刊文摘》还给予了转载。

    为了多发作品，我还应邀参加了长春市影评协会，持证可以任意出入各家电影院，当然许多新电影上映前我们就先看过，这样才能保证影评文章与电影同步问世。又能免费看电影，又能多发文章，这个爽呀！

    疯狂写了一年，几乎隔两日就去送稿，不算枪毙的，也不下六七十篇，掂量着厚厚的剪报本，心里想，日后转业俺也不怕了。

    有了这些文章垫底，俺还混进了长春市作家协会，后来转业回南京，又转成南京作协会员。



    三十年前滥竽数，回眸一笑又东风.



    
    
    
    
    




    天火熊熊兴安岭（162）



    一九八七年的那场大火，是莫名其妙烧起来的，几天时间，就把大兴安岭烧了个一塌糊涂，全国人民的心都悬了起来。有些老太太们抱怨说，怪只怪那个大个子费翔，他因为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把火给招来了。

    专业的森林灭火队好像根本不起作用，于是，黑龙江大胡子吴师长和他的部队表现神勇，似乎在东线塔河挡住了火势，而森林大火却突然掉头往西，急调我们师上去增援。两个团上去了，几天后不闻捷报，反而火势越加浩大起来，只好倾巢出动。

    那天夜里，我们接到出发命令：15分钟后登车！全所人员集合，干粮准备，留守安排，千头万绪，只有这短短的宝贵15分钟。

    好在待命有几天了，所有的准备都早已提前完成，睡觉都不脱衣的，背包不许打开，正所谓“枕戈待旦”。我和所长老于离家咫尺，也没空去道别，但军属们都很有经验，她们看看空荡荡的大院，互相一打听，啥都明白了。

    军列风驰电掣畅行无阻，直奔大兴安岭而去。过了加格达奇，只见无数老百姓拖儿带女逃难下来，军列则义无返顾的继续北上。大兴安岭的气温比长春低十几度，都5月下旬了，背阴还有许多残雪，我们没有料到，都没带棉衣，冻的丝丝哈哈的，这时才知道后悔。

    我们列车早上经过大火烧过的林区，看到路基上蓬头垢面满身脏黑的战士们刚刚睡醒，一群一群蜷缩在山坡上，非常狼狈。我们二梯队比他们运气好些，分到了两节火车皮做帐篷，尽管车皮是全铁制的，摸到哪都是拔凉拔凉的。

    我们落脚在漠河县西林吉林业局“育英林场”，这里有1300间房屋，但都成了凄凉的残垣断壁，完好的只剩两三间。幸存的几个人表情恐惧而麻木，他们心有余悸地向我们讲述惊心动魄的场景。

    “那简直是天火，先是河对岸的森林起火了，我们在正在隔岸观火呢！一回头，自己的村子却烧了起来！”

    大家慌忙去找自己家人，烟雾弥漫，啥也看不清，只能拼命呼喊。一家人要想凑齐了再跑，就来不及了，只能跑出一个算一个！谁也没见过这种漫天大火，不知该往哪儿跑，有跳到河里的，有跑到空地上的，有躲到菜窖里的”。

    结果是悲惨的，菜窖里的人缺氧闷死了；蹲在篮球场那样大的空地上，人还是烤死了，整个天空大地都燃烧了，连空气都是好几百度。有人把头埋进河水里，实在憋不住了，一抬头，头发马上被燎了一片，赶紧再沉下去。那时河里还漂着冰碴，一般人还真不敢跳下去。

    我站在阿穆尔河边，想象着这场怪异的大火。河面有50米，加上两岸的沙滩，怎么也有100多米，那个火头怎么飞过来的呢？老百姓说，那天刮着七八极的大风，天空中到处飞舞者火球，空气中发出像火车一样轰隆隆的响声，好像大地末日到了！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描述古印度神话传说的一幅画：地球末日，漫天大火，生灵涂炭……

    西林吉林业局派了两台消防车和一台吉普车赶来救援“育英林场”，到这一看势头不对，掉头就往回跑，结果只有吉普车幸免，两台消防车烧毁歪倒在路边。林区公路拐弯太多，跑不快，大火却是跑直道，三下两下就窜到前面，浓烟封锁了道路，只能束手待毙。

    到了火区才知道，我们带来的灭火工具完全没有用，对付漫天大火，唯一的办法就是打防火道，在火势前进的方向先清理出几十米宽的空地，让大火到这里时自动停止下来。

    救火的单位来自四面八方，有些混乱，我们的汽车营正在林中扑火，忽然发现自己前后左右都冒起烟来，让人爬到高高的树梢了望，才知道已经被人从身后放了一把火，竟被大火包围了。慌急中赶紧钻了个空隙把全营逃了出来，人到了生死关头总能激发出巨大能量，这些平时像大爷似的汽车兵，竟然一口气跑了20多公里，而且没有一个掉队的，只是把所有装备和食品都丢了个精光。

    我们修理所唯一的重要任务是建一座木桥，那是准备紧急撤退用的救命桥。大家谁也没干过这种活儿，又是站在冰冷的河水里，脚都冻木了，划破了都没感觉，很不容易。这是所长老于领着大伙儿干的，我没赶上。

    那天早上，我带了4个战士到40公里外的漠河县城拉给养，我们出发以后所里才接到修桥命令。

    漠河县城几乎全毁掉了，老百姓很凄惨，已经发生过几起部队给养车的事件，因此，我们也很紧张，怕发生什么冲突，所以我要亲自带人押车。



    “育英林场”仅剩的几间房屋引来了联播记者，他们让我带两个兵拎了桶鸡蛋给送去，准备发稿。可是，那家主妇大火过后很麻木，来回演习了好几遍，她接鸡蛋时还是既不激动又不感动。记者叹了口气说：“没办法了，只好将就着用了”。

    没过几天，下起雨来，大火自然也成了强弩之末，乖乖死啦死啦了。这是人工降雨的结果，打了十几天炮，终于见效了。后来北京大气功师“严新”说，是他发功引来的降雨，这真正是胡说八道了！

    回来以后，我们汽车修理所荣立集体三等功，我也弄了一个个人三等功，当兵那么多年唯一的，也算没白混。听人说，三等功退休时，退休金能增加5%，不知真假？

    大兴安岭扑火归来，在报上看见一则面向全国的征文启事，要求记述5月21日这一天所亲历发生的事情，也是为了截取改革开放一个断面，作为纪念。

    1936年5月21日，茅盾为首的进步文化人搞了“中国一日”征文，为的是记述中华民族一个真实的生活断面。50年后，北京一些老文化人又重新搞这次“新中国一日”征文，在龙腾虎跃的八十年代非常有意义。

    我想，全国大兴安岭扑火不知几万人，写文章好的不知有多少，于是避其锋芒，俺就写写待命出发的事吧！当即投了一稿《待命》往北京，没想到竟侥幸录用了。呵呵，整个吉林省录用了13篇，我排在了第2篇。

    更重要的是，书中还有许多我非常崇敬的名人，如梁漱溟、刘冰燕、聂卫平、杜宪等，能与诸贤的文章为伍，俺真正是荣之大幸了。





    
    
    
    
    




    英雄诞生（163）



    我生长在崇拜英雄的时代，从幼年起，无数光辉的名字就在空中闪耀：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欧阳海，刘文学，龙梅，玉荣……可惜，俺都不曾和他们相识。

    一九八七年，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有一位英雄人物就出现在我的身边，而且是和我同坐一列火车同一天入伍的四川隆昌战友。

    我师某团承担了大庆一个建设项目，不幸的是，发生了一起严重伤亡事故——高高的脚手架坍塌了，在那个倾斜的一刹那，站在高处的“c指导员”顺势也栽了下去，同方向跳板上还有一个战士，两个人都掉了下去……

    唉，“C指导员”牺牲了。

    事故发生后，团领导听到一种说法：“C指导员”身体倾倒时的状态，疑似是为了去拉离他不远那个战士，这样，显然他就是一种舍己救人的英雄行为。

    于是，团里级级上报，高层认可了英雄行为。结果是令人振奋的，最后竟得到了很高荣誉——“英雄个人”。

    一个原本普普通通的指导员，要宣传出许多光辉事迹是有困难的，师里很重视，朱政委亲自挂帅，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深入广泛地挖掘他的闪光点。我也有幸奉命去参与谋划这个宣传活动。

    连队失去了平时朝夕相处的指导员，大家自然心里很难过，每个人都尽量回忆他生前的种种好处，几天来也凑了不少。

    有人说，“C指导员”一心扑在连队建设上，曾经连续三年没有休假，没有回家过春节。他妻子在重庆市，两地分居，至今还没有孩子。

    但他的四川隆昌老乡私下在议论：好像“C指导员”他们夫妻感情不太好，他实际在躲避疏远她。我和这位指导员都是从四川隆昌同时入伍的，虽不大来往，但老乡之间的传闻还是能听到一些。

    师里专门请来了大牌记者，我们向他介绍了一堆挖掘出来的光辉事迹，他说，英雄形象还不大丰满，还要再拔高些，适当虚构点儿也没关系。

    他举例说，关于大兴安岭“大胡子吴师长”的长篇通讯就是他写的，他虚构了这样一个动人的细节：“一位少女听说大胡子师长没时间刮胡子，特意给他买了个电动剃须刀寄来……”

    哦，怪不的英雄事迹都那么感人，原来都是这样编出来的，我当时读此文时还真被这个细节所感动过。

    朱政委说材料凑的差不多了，一个优秀的指导员形象已经能够顶天立地的站起来了。

    我却傻乎乎的问朱政委：“我知道，像我们这茬兵，到现在还当着指导员已经算混的很一般了，可您说他如何如何的优秀，那他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提拔重用呢？”

    朱政委有些不悦，正色道：“你是不知道呀，他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呀，组织上正准备破格提拔呢！”

    转过身，朱政委却对别人说我，这个张指导员自由化怎么这样严重？

    哦，原来这就是自由化呀？我呀，稀里糊涂地就违规了。

    英雄的命名颁布大会在师里隆重举行，还千里迢迢的从四川请来了英雄的父亲和妻子。

    大会上，朱政委郑重地代表师党委，将一台21寸大彩电赠送给他们，英雄的父亲和妻子都照着稿子一字一句的念了感谢发言。

    机关干部自由散漫惯了，背后说话都不那么厚道，有人就在下面悄悄议论：“那个英雄的妻子怎么没有一点儿悲痛的样子？怎么老是没心没肺的在傻笑？”

    更有团里的四川隆昌老乡来说，团里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英雄的父亲和妻子返程就不派人陪送了，而且就买了一张卧铺票，弄的他们公媳两个争的不可开交……

    那时候，从长春坐火车回四川要四十多个小时，硬座还是好造孽的。



    北雁思归（164）



    一九八七年的一页翻过去了，又是一个新的除夕。

    这天，是兵营里思亲伤感最浓郁的日子，作为一个带兵的人，总要想方设法燃起一把火，让热烈的年味儿冲淡一些士兵们的想家念头。下午，我和所长老于照例要把各自的妻女接来，和全所战士一起聚餐喝酒，联欢闹腾，一直到半夜才撤，然后才分头去岳父家过年。

    那边，一家人还在巴巴的等着我们吃年夜饭呢！

    每逢佳节倍思亲。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家，想念老母幼弟。少小离家，转眼插队、当兵已经17年了，很少有机会陪她们过年，想想就觉得对不住她们。近两年来，尤其到了冰天雪地的冬季，想想又要穿半年的棉袄，我就更加怀念绿水如蓝的江南。

    每读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田园将芜胡不归？”辄掩卷而叹：何不早早解甲还乡算了？

    大年初三，我在所里值班，后勤部长下连队来拜年，我打定主意，向他正式提出了转业的请求。

    部长善言慰留，我不为所动，他只好答应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谁都明白，谁也不会在部队干一辈子，或早或晚卸甲还乡而已。

    我的老领导何部长去年已经转业了，性情粗直的他做做业务干部还可以，直来直去，不用弯弯绕，但成为掌管一方的领导，他就明显的不适应。遇事太原则，不知寻求靠山，不擅弄权，上面下面都觉得他不会办事儿。而他的两个副手却大包大揽如鱼得水，时间一长，人们发现，绕过他办事反而更方便。部长成了一个虚位，上面也不把他当回事，索性就让他转业了，提拔了更会来事儿的新部长。

    我在仓库与枪炮弹药打交道多年，所接触业务领导都很朴实，亦养成无拘无束直来直去习惯，对高深莫测的新部长也不觉亲近，总是敬而远之的意思。在新部长看来，大概也不会把我看成“自己人”，因此，我或走或留，大概都无所谓，所谓“善言慰留”不过虚礼示恩罢了，用不着当真。不过，这倒省了许多麻烦，免得我还要再去找其他首长为转业而说情。

    过完春节，我对所长老于透露此事，老于大惊：“咱们俩儿配合好好的，你干嘛要走？要不要我去跟部长说说，让他收回成命？”

    我连忙阻止道：“我好容易说通了，你莫要再给我添乱，我是真心要走，不是作姿态的”。老于知我去意已决，只得由我，只是有些恋恋不舍。

    他比我早当4年兵，我常常敬他三分。一般连队同级搭档权力相争，诚心和谐的不多，我向来与搭档都相处很好，因为不争。

    对于家中大事，妻向来由我决断。再说，南京比长春发展来看有诸多优势，转业去向不难定夺。部队干部娶长春媳妇的，大都回不去，因为许多人家在农村，转业安排能去县城就不错了。大城市的军嫂当然不干，于是就拼命拽住后腿，从此让老公把根留住长春。

    岳父岳母亦很开通，并无异议，一切随我意而行。

    我若转业留长，安排工作就方便些，师里每年转业一批干部，留在省市机关各个部门都有，通过七竿子八竿子的关系总能说上话，找个理想的位置并不太难。况且我在长春多年，认识许多朋友，关键时刻还是有人帮忙的。

    但是回到南京可就惨了，父亲早逝，弟弟年少，家居江北，江南竟然一个能说上话的熟人也没有。少小离家老大归，真正是两眼一摸黑。如果听天由命，倒是省事，但说不定真能把你分到火葬场去，你岂能甘心？

    朋友们知道了我的窘境，纷纷替我想办法，他们把自己的亲友好好搜索一番，只要是南京的，只要稍微有点能耐的，就热心的帮我请托。我怀里揣了18封这样的推荐信，真是满怀感激啊！

    刘春昭老师说，你留长春多好啊，我就是头拱地，都要把你弄进新闻单位去，可你非要回南京去呀！

    他还是豁出老脸，去求自己的恩公——一位领导，请他亲自给我写了一封荐书，给江苏省报一位总编辑，他们是老朋友，请他务必帮忙。

    刘春昭老师另修书一封，请托南京的同行，一位著名女记者对我鼎力相助。全国广播电台青年节目主持人每年开会研讨交流，刘春昭老师是业内巨星，粉丝无数，很有影响力。

    我的这些朋友，平时并没有利益来往，只是惺惺相惜，气味相投，关键时刻竟是如此尽力，真正使我懂得什么是朋友了。


    于所长，后来副团转业，在长春某区税务局当办公室主任。




    游子还乡（165）



    归来吧 归来哟
    浪迹天涯的游子
    归来吧 归来哟
    我已厌倦漂泊
    我已是满怀疲惫
    眼里是酸楚的泪
    我曾经豪情万丈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那故乡的风 那故乡的云
    把我创伤抚平
    ——费 翔


    从11岁离宁入蜀，如今已经22年了，从16岁插队、当兵，离家漂泊也有17年了，现在，能够重新再回到南京亲人身边居住，心情自然非常的不平静。每当听到费翔先生“故乡的云”这首歌，总会有种酸楚的滋味萦绕心头。少小离家，人世沧桑，一言难尽。

    离开部队，卸掉了许多责任，一身轻松，再不用担惊受怕了。

    在仓库十年，每天伴着上千吨武器弹药睡觉，谁也不知何时大祸临头！我的运气还算不错，总是有惊无险。我的前任就赶上一起14支手枪被盗大案，吓的柬埔寨西哈努克都推迟了对长春的访问……

    后来才弄清楚，这是一伙即将复员的1970年的抚顺老兵干的，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也不看看这是什么世道，还想着学做张作霖当胡子占山为王啊？案子虽然破了，但仓库管理者也被弄的灰头土脸。怨谁啊？家贼谁能防得住啊？

    在修理所带兵三年，觉也睡不安稳。

    一个冬夜三更，我在家里正蒙头大睡却被敲门声惊醒：有个老兵溜出去喝酒，和警卫连两个兵打起来了，耳朵被大头鞋踢裂了！我赶到师医院，那个家伙正在龇牙咧嘴的缝针，看见我还不好意思呢！

    我没好气地说：“呵呵，长本事啦？半夜还没忘了喝酒打架啊？有能耐别缝啊，等另一个耳朵打掉了一块缝啊？”这厮却不敢吱声。

    对自己人该骂要骂，但对警卫连也不能轻饶了他们，非逼着他们连长指导员双双来赔礼道歉，并且处分了打人者才算了事——我的兵当然不能白白给人家欺负！

    同学们在我当兵第二年底也都从乡下抽调回城了，现在都在国企大厂当工人，生活过的有滋有味儿，工资福利加起来比我这个军官还多，我仅有的一点优越感也就荡然无存了。“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唉！

    不过，他们也有羡慕我的地方，到底我还算“国家干部”，而且还有一次重新选择单位的机会。但这没着没落的选择却让我伤透脑筋。

    老天爷仿佛要对我这在北方住惯了的人施以考验，南京1988年夏天还特别的热，36度以上的高温整整持续了十八天，热的喘不上气来，每天要靠不断冲凉才能苟延残喘。可我还得一趟趟的往城里跑，找省军转办，找市军转办，去探听各种令人兴奋或沮丧的政策消息。

    可怜本区20万居民，通往25公里远的城区只有一路公交汽车，几乎从没有空座的时候。在烤箱一样的车里罚站一个多小时，简直要中暑，但我怀里揣着18封推荐信，必须汗流浃背满脸堆笑的去大街小巷投石问路。

    父亲早逝，弟弟年轻，论资排辈是分不到大房子的，家里只有两屋却无厅。母亲和弟弟一家各据一间，我在母亲屋里又加了一床蜗居。

    夜里热的睡不着，身子底下全是汗水浸淫，只好跑在阳台，在躺椅上蜷缩熬夜。实在困极了，也就顾不了许多，倒是便宜了蚊子。我平生给人义务献血两次，给蚊子却义务献血无数次，这小精灵倒是知道感恩，经常来我耳边娇声致意。

    有时，再困也睡不着，母亲睡觉又不习惯开灯的，我便躲进厨房，坐个小板凳，趴在那个破方凳上写点鸡零狗碎的文字，进城时顺便带给《南京日报》副刊，赚点蝇头小利，也好向同学故旧炫耀我还有点儿真本事。

    有一段时间我不太自觉，连发了好几篇，害的编辑先生不得不谆谆告诫我：“你不要再写了，要不然人家会怀疑我俩有什么特殊关系，影响不好”。

    在家呆了半年时间，自然会有许多空闲，就帮母亲带带只有半岁的小侄儿。他是个小胖墩儿，抱他半日也够沉的，但他因此就粘上我，不然就用哭声来威胁，我最怕弱小威胁，只好抱他在楼下走来走去。

    在别人看来，一个解放军成天在家带孩子，一定觉得怪怪的。不过也没白抱，这孩子除父母奶奶外，长大后就和我亲。



    南京日报，三篇散文。


    
    
    




    鱼和熊掌（166）



    烈日炎炎之下，怀揣着18封荐书奔走于大街小巷，滋味儿并不好受，冷眼，碰壁，推脱，无奈，在商品精神已经浸透的世道里，仅凭一纸人情，就想办成一件含金量很高的大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刘春昭老师讨来荐书份量很重，那是一位领导亲笔写的，请江苏省报一位总编帮忙，收留我到他的麾下。总编很尊敬荐者，很郑重地接待了我。

    他明确表态：报社可以接受。但是，房子问题却暂时解决不了，大概要等上几年，因为许多老同志还没排上号呢！

    另外，我妻的工作也没法安排，她既没学历又无专业，硬杠杠也挡在门外了。只能自己再想办法找单位。

    做为一名小小的连职干部，转业能进省报已经是天大的便宜，这是一个很高的平台，有机会接触社会各界人士，把握的好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相信，我只要能站稳脚跟，给我几年的时间，妻的工作和房子都不会再成为问题。

    可是眼下呢？妻随我千里南下，远离亲人故土，本来就做了很大牺牲，倘若工作再不顺心，生活再不安稳，势必要承受更大痛苦，家庭也就不可能幸福和谐，这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罢，罢，罢，放弃这条路子吧！

    南京广播电台有个听众非常喜欢的节目，叫“青春之声”，主持人是“雪梅大姐”，她集采、编、播为一身，文字洒脱，语言智慧，在南京媒体业界颇有名气。刘春昭老师也请托于她，为我推荐。

    在电台找到她，呈上书信，她略看一看，随口便道：“春昭怎么什么人都推荐呀？别说是一个指导员了，前两天，来了一个团职干部，都被我们打发了。”

    我有些发窘，雪梅大姐大概觉察出来，有点儿不好意思的说，“春昭是我好朋友，你又是春昭的好朋友，今天我很忙，不能陪你，改天请你礼拜天到我家来坐坐吧！”

    周日上午，我依约来到长江路，在小巷里七拐八拐，爬上一座七层楼，来到雪梅家。
    她说，我今天什么都不干了，专门陪你聊天。后来我知道，她几乎每天都在为各种事忙着，这样豁出整日陪一位陌生访客绝无仅有。

    文人所议，无非文章。人情阅来，尽是笔墨。若相较起来，春昭文阔气雄，恰似英雄出世，山河震动：雪梅文清气真，直如行云流水，润物无声。二人一刚一柔皆临佳境，堪为我师。

    “雪梅大姐”是电台的艺名，她长我几岁，原为一家公司的团委书记，为了喜欢的新闻事业舍去了小小乌纱。

    刘春昭亦是弃了演员生涯而投奔新闻，我后来认识的《人民日报》一位老记者，更是毅然辞了马鞍山市府办公厅主任的，做了安徽记者站站长，可见八十年代记者的富有家国情怀的职业魅力。

    我又将旧文剪报奉上，请雪梅大姐指教。她细细读了几篇，满心欢喜的说：“你的文章如人，朗朗大气，直入心怀，我很欣赏哩！先头，我以为你像有的军汉一样土气憨相，却是走眼看轻了你，实在对不住了。”

    呵呵，人只要言语，就难免露馅，或绣口诗书，或舌上草莽，除非你有超人定力，永远保持沉默。

    雪梅说，你的忙我帮定了，首先考虑留在市级新闻媒体，不行再设法找个好单位。

    我说，你不要太麻烦了，想来他们也难以解决房子和我妻工作问题，我已经看好了江北一个刚刚建成的大企业，这些问题倒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只要能去成就行，听说非常难进。

    雪梅笑了，这就更好办了，我认识市人事局长，这点小事对他如同探囊取物，只要随手写张二指宽的便条，交给属下的军转办就搞定了。

    雪梅大姐温言温语，却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只要认识她的朋友，都非常愿意为她出力，不但不嫌麻烦，而且都以为为她办事是件很令人愉快的事情。

    雪梅大姐也非常热心，愿意帮助自己所欣赏的人。

    常常是她帮甲找个好医生，医生又请她给孩子找个好老师，老师又请她找个好医生，因此，她总在车轱辘般的帮朋友忙活，停不下来。

    我很感激雪梅大姐，诚恳地说：“人情面子就拜托您了，但答谢之礼我会早早备下的，请不要客气”。

    雪梅大姐有些不悦道：“三郎呀，我是欣赏你的人品文章才肯帮你的，怎么还会要你备礼？朋友帮我，我帮朋友，都是不须财物酬谢的，你一分钱也不要花，否则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我好生惭愧，心里更敬重这位大姐，从此她成为我在南京最好的朋友。

    年底，看到一个通报：新疆一个回到河南的团职干部，为安排工作求军转办干部帮忙，送了许多礼总不见效，后来经人家暗示，只好把家里最值钱的大彩电也献出来，才算落实下来。

    唉，他老婆不断埋怨心疼，自己窝囊丢脸，老团长终于羞愤自杀了。

    雪梅大姐总是在忙，见个面也难，电话也一年半载才通一次，我又怕打搅又想问安，很不好意思。

    有时刚与她讲几句话，她突然会打断问我：“三郎啊，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呀？怎么听着情绪好像不高啊？有什么麻烦一定要跟我讲啊？”从此，我给她通话时都打起十分精神，免的她替我担心。

    有一年春节，我和妻子女儿给雪梅大姐拜年，给雪梅大姐带了一只野生大甲鱼。

    雪梅大姐告诉我，她现在信佛了，佛名“妙莲居士”。我送她的甲鱼，她随即打车送到玄武湖放生去了。

    我转业分配的事情果然进行的很顺利，人事部门的上级找下级办事，从来就是一路绿灯。原来也曾托过市里一个面子不太大的医生，她想通过下面找上面去办的，也省下了这个关系。

    省报的一位资深女记者郑老师特意陪我到了这家企业，找到了宣传部长，与他当面敲定落实我的岗位——企业报记者。

    我递上剪报本和长春市作协会员证，故作谦虚的说：“我也不知道能否适应这项工作？也不知道比同仁水平能差多少啊？”

    部长呵呵一笑说：“等你来了就知道了，他们呀——”

    老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女人是没有阶级的，因为她嫁给哪个阶级就是哪个阶级”。

    男人也是一样啊，一念之间，我就在本省最大的报纸和最小的报纸之间玩了一次翘翘板，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今始信焉！




    

    秦淮河畔，十年后，我在李香君的媚香楼，宴请刘春昭老师。在座还有我们共同的南京朋友雪梅大姐，还有家人。





    举家南迁（167）



    落脚之处寻到，便赶回长春搬家，这时已是金秋时分，南湖的白桦林清清爽爽，斑驳阳光熙熙落下，金黄色的叶儿洒遍一地。

    整整半年过来了，妻从未离我这么久，有些委屈，同事跟她开玩笑说，“你家三郎在南京不回来了，不要你了。”她也受不了，气的干脆不去上班了，在家里呆了好几个月专心陪着女儿。现在见我回来接她们娘俩儿，高兴的什么似的，马上就要跟我走。

    岳父母非常不舍，女儿从出生就在姥姥姥爷膝下承欢，又乖巧听话，老人视她为掌上明珠，偏爱超过其他孙辈，引的众多姨舅眼气。妻又是最为孝顺，甘心为家里出力操持的，现在就要远离而去，自然觉得空落落的。

    回部队办了相关手续，现在才算正式与领章帽徽告别，定定神儿，想想当年千辛万苦只身出塞从军，如今携娇妻爱女举家南下还乡，不禁感慨万千！

    战友亲戚送行的很多，怕火车等不及赶忙出发了。刘春昭老师带了3台小车赶到我岳父家，却扑了个空，又转身赶往车站，好歹赶上我们临别的握手。我非常感动。

    东西早就发走了，粗笨之物留给了岳家，又被一套新式组合家具诱惑——太便宜了，700元，装了两个集装箱。

    幸亏我去的是个大企业，各方面服务都很完善，这些都没用我自己张罗，接待科就安排好了车辆，径直到火车站就给我拉了回来。

    虽然没赶上企业一年一度分房的好日子，但公司还是给安排了一间过渡房，我们同批转业进公司的20家都暂时在这儿安身过渡

    这是一座很大的院子，100多间小平房，还有许多外地调来的各路精英，还有刚刚结婚的无房户等，都住在这里过渡安置，家家开了门，大人孩子，很是热闹。

    我家住在顶头，距公厕仅3米之遥，非常便利，只是异香扑鼻享受不了，干脆封了后门。

    4岁的女儿很开心，在这里可以和许多大孩子在外面疯，这使她奔跑的速度迅速提高，从小学到中学都是班上短跑第一名。

    小平房有点儿简陋，冬日严寒，屋里屋外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家里所有沾水的物件都结了冰，包括毛巾和水龙头。我们自有御寒之道，晚上看电视都坐在床上，披了棉衣，拥了大被，身子底下还有电热毯。

    每日晨起要麻烦点儿，第一件紧要的事情，就是拿暖瓶来烫开水龙头，然后才能启动其它程序。

    因为早餐太麻烦，干脆就去外面买豆浆油条，麻团豆花类早点，很方便，很便宜，妻女都说很好吃。为了培养女儿的自立能力，就让她自己去买早点，不远，大概有50米，当然，后面有我在悄悄跟踪，只要顺利，一般我不暴露。

    头一回，女儿很兴奋，蹦蹦跳跳的在前面走，小手却捏不住许多零钱和粮票，眼见着遗落了粮票，我却不响。

    一会儿，她空着小手回来了，我问她怎么没买回来？她哭着说，粮票丢了，阿姨不卖给她。我说没关系，我再给你，你再去。她终于独立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商业采购。

    在部队转工资关系，本来应该是截止到九月底的，十月从企业起薪。师财务科长和我不错，给我工资开到年底。彼时部队工资比地方高20%，让我赚了两个月便宜，当时我满心欢喜，谁知回来后才知道吃了大亏。

    我在企业定的工资是84元，加40元奖金，就已经超过部队工资。更可气的是企业一切好事都以工资起薪日为准，十月正好评职称，我白白丢了个“助工”，因此少涨了一级工资。

    那年头，涨一级工资可以一辈子受益，为这事儿跳楼的，杀人的，屡见不鲜。

    唉，俺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贪小便宜害死人啊！这应该成为一个案例，长远看，傻点比精点合算。

    不过，妻子原来工资比我少一大截的，现在和我同在一个公司，涨了一大块，和我差不多了。家庭收入整体上去了。

    当了14年兵，转业费是1420元，凑上全部积蓄，正好买了个伯乐牌冰箱，家庭财政重新回到零点起步阶段。又向同学借了300元，买了两辆金狮牌自行车，这样具备了企业职工基本工作生活条件。

    这家企业有几万人，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成人教育学院、医院、商场，几乎什么都有，成为她的人，一辈子基本上什么都不用自己操心了，孩子入园上学，妻子工作安排，房子分配，都由组织上解决，这正适合像我这样随遇而安无大志的人啊！



    



    第一天做记者（169）



    国企最听话，严格按照政府规定，转业干部要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我们的学习班设在成人教育学院，由企业各方面的专家来讲课，告诉我们这些只会带兵打仗的行伍之人怎样适应企业中的生存。石化工业有许多复杂的专业知识，仅仅听听专家讲课，其实还是云里雾里的。

    有一位陈永智先生讲的特别好，把企业管理讲的透彻而通俗，很受学员欢迎。他资格很老，在南京解放两个月后就参加了解放军，那年才14岁。后来在部队上大学，很专心的研究学问，水平越来越高，官职却越做越小。他能写出厚厚的专著，却搞不懂领导喜欢听什么样的话。

    后来，二00六年我走长征路，正在川西黑水参加一个藏人的庙会，陈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他的自传终于出版了。

    之前，他曾经忧心忡忡地问我：“写到一些历史事件时，要是影响党的形象怎么办？”

    我笑了，“您说真话怎么会影响党的形象？您已经都七十岁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陈先生才定下心来。

    一九八九年元旦到了，省长照例要来公司慰问，编缉部的同事们都不愿意假日加班，总编急调我来顶班。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在培训班也呆腻了，现在终于可以披挂上阵，参加第一次采访，有点儿兴奋哦！

    省长带来的车，公司安排的车，很多小车，中巴车，都集中编号一字排开，公司经理办某主任在忙着张罗调配各路人马。

    我紧随着总编，他趋身上前请示某主任：“主任，我们该上哪个车？”

    某主任忙的有些气急败坏，牛烘烘的说：“我才不管呢，你愿上哪辆车上哪辆，不去拉倒！”

    总编臊红了脸，搓着双手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他是一九六三年北京广播学院首届毕业的，老同志，行事说话中规中矩的。

    我忍不住对总编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我们是记者哎，想怎么走怎么走，干嘛非要找谁请示？”我请总编跟最大领导坐的那台中巴车，我自己另想办法走。

    一扭头，我看见一台小车正待要开，司机在唤里头那位领导叫“张书记”。我立马上前打个招呼说：“张书记，我跟您车走行吗？”

    那位张书记也不认的我是谁，大概把我当成了随省长同来的省报记者，对我相当客气，不但热情地让我上车，还一路不停地向我介绍厂区的装置流程，我似懂非懂的哼哈答应着，趁机了解一些关心的问题。

    省长一行在经理书记陪同下，到几个岗位上热情地和坚持节日上班的工人握握手，拍拍肩，语重心长的鼓励他们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工人们觉悟都很高，表示不辜负党和政府的关怀，愿把青春献给祖国石化事业云云。

    省长一行转了一圈就走了，张书记见我却没跟着省长走，有点儿诧异，但没多问。

    总编回来听说了之后很生气，批评我说：“三郎啊，三郎，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坐领导的小车呢？这不是在你们军营呀，首长都不大在乎这方面的。”

    我虚心接受批评，但心里却在嘀咕：“谁说部队首长不在乎？那种威风你是没见过，驴起来骂你一顿还是轻的，就是踹你两脚，你还不得受着？”

    张书记后来知道了我是其属下的小企业报记者，但因为初次对我太热情了，贸然再端起大领导架子来摆谱就觉得不大好意思，只好把对我的客气延续下来，甚至比对总编他们还要客气些。

    后来他弄了个“全国劳模”，还亲自点名让我去给他写篇报告文学。



    风花雪月（170）



    早春三月，副刊编辑韩先生被派去北京鲁迅文学院深造，总编让我接下副刊这摊活儿。想想以往送稿，到了副刊编辑面前都要恭恭敬敬称一声“老师”，现在角色颠倒过来，心里那个爽呀！

    我向来就有好为人师的毛病，总喜欢把自己知道的一点知识尽量讲给别人听，包括坐公交时遇到外地人问站，都赶紧接茬详细告知，现在做了“老师”，便对来访的文学青年一律热情接待。

    我初来乍到，办公室挤不进去，总编让我暂时以会议室为巢，也好，这里正好很宽敞，适合与作者高谈阔论。

    公司是个新企业，两万职工中青年居多，除了极少数混的特别得意者外，大部分处于最下层的倒班工人之列，他们成天面对巨大的钢铁森林，心中亦很郁闷和无奈，于是便要诉诸笔端，于是便产生了许多文学青年。写诗的，写散文的，写小说的，稿件像雪片似飞来。吟风弄月，牵情惹恨，冰冷的大工业倒挤压出许多小资情调，我乐的与他们为伍，让在人生战场上拼杀多年的雄心平静下来。

    初投稿者往往心中惴惴，丑小鸭般不敢示人，我知他们不易，为了鼓励不弃，只要写得还算可以，都约其前来报社，与其共议修改润色，努力促成发表。一般处女作发表，会激发初创者信心，而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由此还真有几个成了气候，被报社聘为记者，成为我的同事。而对老作者，我对文章却严格要求，以促其文字水平不断提高。





    我喜欢文学作品，但不喜欢老玩虚的，于是在副刊也搞了一个“扬子一日”的纪实征文。这是仿效三十年代茅盾等前贤发起的“中国一日”征文，后来八十年代又有各位人搞过“新中国一日”征文，为的是截取一个时代横断面，留下一点儿真实的生活痕迹。公司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在某一天，应该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生活故事。





    
    


    八九年三月，上海淀山湖，长江沿线副刊编辑笔会 。



    

    两个小诗人，一对小燕子。 一九九0年，扬子圣诞诗协晚会
    狗撵兔子（171）



    有人说，新闻就像一只野兔，记者就像一条猎狗，每天都在跟在后面撵呀撵呀，稍一慢下来，兔子就跑得没影了。因此，记者的压力都很大，不敢稍稍松懈。如果几天没有题目，心里就发毛。我初到此地，两眼一摸黑，更急。

    我们是一张四开四的小报，每周两期，发行两万份，这在大陆非常不起眼儿，但若换作香港，那就是很像样的一张大报纸了。

    记者每月的任务是六篇稿，或者满三千五百字。小报五百字以上就算大稿，要预先报总编批准列入采访计划才行，否则不能发稿。要完成任务，确得费点气力，尤其像我这样新人，没有什么线人提供消息线索，更难些。

    我掂量掂量自己，文学底子还凑合，既然事儿知道的少，那就多写人吧！好在我有天然的亲和力，见面五分钟人家就愿意掏心窝子，倒是赚了不少文字之外的便宜。

    文章光拼数量并不难，码字凑数就是了，但要写的精彩，对的起自己的大名就不容易。在我之前，老记者们不知写了多少很不错的人物通讯，我要不落俗套，并且暗暗存心要超过同事，就得全力调动笔下工夫才行。我的习惯是白日采访，晚上落笔，点灯熬油便成了我的家常便饭。

    进公司半年，我分的一个中套居室，二楼，书房正对路边。

    有一位文学青年下夜班骑车常常从我窗下经过。他后来对我说：“张老师，我每次半夜经过都看你灯亮着，这使我很感动，我于是激励着自己更加勤奋写作。”我苦笑笑，却不好意思承认其实那正是我黔驴技穷时。他后来果然学有所成，考进了我们报社。

    古时有人给朋友写信，嫌蜡烛不亮，便令侍女“举烛！举烛！”不想口中念叨，笔下却把这两字写入信中。那边朋友读了，大有所悟，竟然因此放开眼量，渡过一段艰难岁月。我的灯光，对于这位文学青年也如“举烛”之功，成了无心之果。

    我为文善于结尾而不善开头，常常是三根烟抽完仍无法落笔，苦不堪言，有时竟昏昏伏案而眠。壁上有一幅“蜀道难”，是美术编辑侯玉鹏先生的书法得意之作，曾获过奖。我见它笔意奇崛，便向他讨来给自己作文时添点灵气。而我也自蜀道行来，懂得文章如斯，亦是难于上青天的事。

    作文受罪是自己的事，在外人面前却要做出轻松状。交稿时总编常叹我之快，我却洒脱的说，不就是两千字稿子么？何难之有？这种外强中干虽然潇洒，却往往作茧自缚，

    公司十周年庆典，党委书记点名让我写一篇八千字专版文章，我知道自己不胜其力，推辞再三，领导却是不允，并且限我二十天时间在家里完成。那个真叫焦头烂额，我每天直骂自己不够勇敢，应该犯颜拒绝才对。但逼上梁山，却是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死嗑。终于，两个星期后交稿了，领导却昧着良心说非常满意。

    做记者的常常苦恼，写了一百篇消息读者也记不住自己名字，而一篇重头文章却使作者一夜成名，正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来公司不到一年，除了那些倚马可待的应景小稿，也侥幸写就大稿十余篇，上至党委书记，下至伙夫、清道夫，皆成笔下人物，浪得一些江湖虚名。

    然后，便有宣传科的同志奉命找上门来：“我们领导请你去哩！想请你帮忙写篇过瘾的大稿子。”。公司下面有二十多个设党委的二级单位，当头儿的都想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好好宣传一下，一般短消息还常常觉得不过瘾。当然这种大稿子都不是好糊弄的，我并不愿意沾上身，除非无法推辞的。

    一日，去职工医院镶牙，那位女医生不熟悉，也不大热情，劈头便道：“我们最近很忙，你三个月以后再来排号吧！”

    我忍下恼意，正待延宕寻机套近乎，后面有个熟人跟我打招呼，女医生惊异的问：“你就是经常发表文章的三郎呀？”我点点头应道：“正是在下。”

    她说：“哎呀呀，不好意思，我很喜欢你的文章，你能不能指导一下我女儿作文呀？”

    我当然说没问题。她很高兴，马上就给我安排拔牙补牙，不知把另外什么人排到三个月以后去了。

    星期天，我去女医生家，把她挡在门外，却单独和她女儿谈话。

    这个女孩儿正读初二，模样儿挺俊俏，脑子也很聪明，人也成熟。我问她一些好书，她竟都读过，而且认识还相当透彻。论及文章亦头头是道，语言又丰富，真是非常优秀。这样孩子，这个单亲妈妈还不放心，成天唠叨，造成她逆反心理，干脆拒绝和母亲交流，把个妈妈急的没法儿！

    我出来对女医生说：“这个孩子将来肯定比你我都有出息，你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什么都不要管了。”

    次年中考，这个女孩儿考上南京有名的南师附中；三年后，她考上北京外交学院条约专业，比北大清华还高出十几分，是南京当年高考文科榜眼。

    寒假，她回来过年，没忘了给我打个电话：“三郎老师，你再给我推荐几本好书吧？”
    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就别问我了，都听你们导师的吧！



    

    同事侯玉鹏先生墨宝，录唐青莲居士之。
    夜夜伴我忙笔耕。
    编辑部的故事（172）



    有个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葛优吕丽萍主演的，很轻松，很搞笑，我很喜欢，我也很希望我所在的报社也有这样的工作氛围。

    报社只有十四人，三个头儿，一个办事员，剩下都是编辑记者，基本分为两类，或者年老沉闷，或者年轻稚嫩，我来了，如同一只狼溜进羊圈，搅和这个群体立刻骚动起来！

    我的办公室整天都是嘻嘻哈哈的，笑声不断，连邻室都被引来凑热闹。同事们抱怨说，只要三郎在屋里，我们根本没心思写稿。呵呵，我不怕，反正我习惯晚上在家写稿。

    记者，编辑，一动，一静，各有好处，记者海阔天空来去自由，广交天下朋友；编辑稳坐江山，掌握生杀大权，自有求者如潮。

    有个同事小心眼儿，当记者时羡慕编辑，常常酸酸的抱怨：“你看你们多舒服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有那么多通讯员“打梭子”巴结你们”。“打梭子”是南京土话，即一支一支的递烟。

    我当兵时当年到报社送稿，都是买包好烟，给编辑递一支，自己陪一支，然后留下就走。哪像现在，见来送稿者只抠抠馊馊的递一支烟，便叹南方人小气。

    这位同事当编辑时又羡慕记者，还是发酸：“你看你们多好啊，到哪都吃香的喝辣的，还能捞点小礼品”。我和他想法正相反，有土地时自得其乐，有天空时享受自由，每天都很开心。

    有个建设单位邀我们采访，中午设下鸿门大宴。我见对方办公室主任海量，不敢小视，便暗暗布阵：让我方一个实力最弱的陈小姐打头阵，我和另一男同事做预备队，一波一波的伺机进攻。没料到，办公室主任见陈小姐美丽动人，便自醉轻敌，第一波便轰然倒地。其他对手见主将落马，只好草草收兵。我们陈小姐忠勇可嘉，宁愿与对手同归于尽，我们只好径直送她回家休息。

    总编见陈小姐下午没上班，问清原由，怒责我等以牺牲报花来换取可笑的胜利。

    八十年代末，打扑克也最时兴“跑的快”。我们记者组到下午四点来钟，看事情忙的差不多了，就偷偷关起门来打牌。

    总编有事来找，不甘心的敲老半天，我们在里面屏住呼吸按兵不动，他也只能念叨着：“这人都到哪去了呢？”讪讪离去。副总编人比较厚道，敲两下便识趣的走了。

    那日，我早早把女儿从幼儿园接来，为的是多打一会儿牌。关起门正偷偷摸摸打的起劲儿，女儿忽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还喊着：“你们为什么拿我爸爸的钱呀？你们快还我爸爸钱呀！”

    “跑的快”每张输一分钱，我刚输了两毛钱，被女儿看见了，立刻引起她的愤怒！

    我的同事陈小姐吓坏了，赶紧把钱还给我，连连说：“乖乖！你女儿太厉害了，咱们可惹不起”。又转过身来对女儿说：“西西别哭了啊，你若再哭，把总编招了来，会扣你爸爸奖金的”。女儿果然不哭了。呵呵，钱是好东西，好东西是不能轻易给人的，小孩子比大人还明白。

    起初，我还在公司“军转干部培训班”学习，别人看来，这就等于闲人了。那月发了四十元奖金，我正喜滋滋的要起身走，总编却讪讪来到桌前。

    他先自红了脸，很为难的喃喃言道：“老张啊，真是不好意思，有人反映奖金分的不公平，你能不能退出两块钱？这样有的42元，有的38元，也算拉开了档次”。

    我笑了笑说：“就两块钱？太少了吧？”我抽出一张说：“不用找了，省的下次再找我要，你还不好意思”。

    总编说：“这哪能呢？这哪能呢？”赶紧颠颠颠跑去找人破零钱。

    唉，真是难为他了，若换了我做头儿，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我断然不会再收回的，谁有意见都不行，不然给人家了，再要回来，多尴尬？

    报社的办事员周姐很忙，管文具，管校对，管印刷，还要管公司经常发放的副食。那时候企业很小气，发水果，发鱼虾，都是每个单位几十斤，单位领回来再给每个人分，很麻烦。领东西就要找人帮忙，知识分子都很聪明，找这个说要去采访，找那个说要去开会，都知道这活儿很累，谁都有理由不来。

    周姐喜欢找我，因为我从不推辞。部队把这类活儿叫“细小工作”，常常以此判断人品高下，大家也就抢着干。我养成了做“细小工作“的习惯，也没觉得吃亏，这点儿活儿本来就是手到擒来的事儿。

    分鱼分虾很麻烦，腥唧唧的要分出若干堆，大小搭配，尽量公平，不然，怕大伙儿闹意见。

    我对周姐说，“差不多就行了，多吃一口还能多长块肉？谁先挑自然不好意思拿多的，后面的人也就没啥说的”。

    部队有个笑话：“某海岛驻军一个指导员带一个兵登陆办事，刚上码头钱包就被偷了，中午饭没了着落。指导员翻遍裤兜，只剩两毛钱，只好买了两个西红柿。

    指导员说，你先拿吧？战士说，你先拿吧？谁也不肯先拿，因为先拿只好拿小的，后拿既可以得到大的，又可以安慰良心”。

    周姐却说：“不行，不行，那是你们北方人，在我们这里可没那么自觉，先拿的头也不抬，直奔大的去！”

    周姐忙烦了，有时脾气也就不大好。有一次，总编让她代表报社去看望一个病号，叮嘱她买二十块钱的东西。她回来报帐，总编一看是十七块五毛，立刻火了，批评她不按领导指示办事。

    周姐回他一句：“你烦不烦啊？不就是差两块钱吗？哪有你这样当领导的？”两人争执起来就越说越难听。

    总编气呼呼的说：“你可以向上级反映嘛，撤了我，换别人来当总编呀？”周姐却接茬说：“我看谁当都比你强！”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吵了一个多小时，引来走廊里许多人围观，还有几个外单位的。

    我一旁看的直摇头，这都是什么事啊，仨瓜俩枣的，让人家看笑话。



    

    女儿五岁了，有时幼儿园放学早了，在编辑部办公室自个玩儿。





    曹氏传奇（174）



    1989年，我做记者没几天，参加了一个公审大会，审判一个诈骗嫌犯，他挺有本事，竟然骗来个宣传部长当当，而且就是我们公司的宣传部长，当然是前任的前任。

    公诉人她太年轻，好像口才不敌嫌犯曹某.

    曹氏原为盐城一个印刷厂工人，文革中造反有功，当了头，入了党，待天下大治，知道领导不会放过他，便远走他乡避祸。

    一日，在旅馆有幸搭识北京“国防工办”的官员。他施展巧舌功夫，先把对方捧的高高的，再吹自己是正科级，一直想为祖国军工事业贡献才智，然后求其引见。

    京官最吃这一套，大笔一挥，给他开了张介绍信，让他到吉林某县团级军工厂，任党办主任。

    没过几年，曹氏听说南京这边筹建国家重点工程，需要大批人才，便动了锦衣还乡的念头。他写的一手好字，并有篆刻的本领，这回统统用上，找了张空白介绍信，加盖公章，吹嘘自己是正处级党办主任，并且伪造了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两个文凭装进档案，自己拎着南下来了。

    有关方面深信不疑，又介绍到公司，这样，曹氏一趟火车坐下来，自己就把自己提拔为正处级宣传部长了。

    他对家庭亦很负责，索性多做两张文凭，把老婆孩子一并提拔了，老婆由护士变成医生，而且是公司专为领导服务的保健医生，拥有很大的处方权。

    宣传部长并不是谁都能干的，没有点八股文章的底子，就没法统帅这个才子聚集的部门。

    “曹部长”上任，啥都不懂，连政治套话都不会说，弄不好就会穿帮的。但他又是个极聪明的人，上面布置下来个政治宣传任务，他却会召集科长们讨论，看谁说的有理，便把它悄悄记下，转身去向上级汇报。始终没有露出马脚。只是下面有同志在背后嘀咕：“这个部长开会喜欢把裤腿子撸的老高，咋不像个当官儿的？”当然，也有人把这当成优点来说。

    “曹部长”人缘很好，他通常左右口袋各揣一包烟，给别人抽好的，自己抽孬的，和正规官场出来的正好相反。

    下面的同志谁有了困难，他都尽可能帮助，比如：谁老家老人病了，又没有假，正为难着，曹部长却主动让他回去探亲。并且说：“知道你挺困难的，这回就按出差处理吧！”把人家感动的热泪盈眶。

    小车 班司机到他家去接人，如果赶上吃饭，曹部长一定要让司机喝杯酒才能走。那年头，小车班的司机很牛，什么样的领导没见过？像“曹部长”这样拿他们很当回事儿的却极少见，因此他们对老曹也没说的，随叫随到，痛快的很。

    后来，上面命令抓人，司机听说是抓老曹，都说老曹对咱们是够意思的，谁都不肯去。

    “曹部长”老婆也很会做人，虽然职责是保健医生，是专为领导服务的，但任何一位小工人找她看病，她照样帮人家跑前跑后的忙，从不眯起势利眼来。

    按理说，“曹部长”官位不是正道得来，总要事事顺着领导，免的日后翻船，上面没人替自己说话。但他似乎也拎不清，为了下面的利益竟然和公司领导也犯颜廷争，弄的双方很不愉快。

    正是因为这样，老曹每次群众评议，都是得分最高，还当选为“优秀”。在法庭上，公诉人义正辞严的指责他“假部长”，“假党员”。

    “曹部长”却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和许多出身贫寒的领导常犯的错误一样，太在乎蝇头小利，往往栽在这上面。他们全家已经落户南京，但盐城方面并不知情，并没有给他销了户口，于是，他竟冒着被穿帮的风险，还定期回去冒领那份粮票。更可气的是，往返盐城的长途汽车票他还要报销。

    处级干部报销要找公司领导签字的，他私自往返盐城领导并不知道，他更不能说，因此他只好冒充公司领导签名报销。他模仿的字迹的本领很高，财务并没看出来，可巧的是这位领导临时到北京开会去了，人不在家，自然签不了名，曹部长这次却疏忽了，终于在阴沟里翻了船，并把其他伪造的档案资料都连累暴露了。


    老曹虽然面临牢狱之灾，但他却勇于自己承担责任，把老婆孩子的事情都大包大揽承担了下来。检方追问他谁给提供的空白介绍信、空白户口本等，老曹都说在大马路上拣的。宁愿被斥为“不老实”，得到“抗拒从严”的后果。江湖上都传言：老曹够意思，一个朋友都没出卖。

    老曹的人缘很有生命力，人被判了十年大刑。监狱里也知道他是个人才，据说悄悄派他做生意，给监狱赚了不少钱，于是，提前减刑释放了。

    “曹部长”的案例很有意思，我有心据此写篇报告文学。五十年代西安有个骗子，居然混到了省里的一个厅长职位，当时有个报告文学《西望长安》写的很生动。我想，写个《东望金陵》肯定也不错。可是，这个浪漫的设想被现任部长及时阻止了。他告诫我：“你知道他来公司都找了谁帮忙？你不要被自己的好奇心惹来麻烦。”

    外媒招聘记者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有“好奇心”。



    换了门庭（175）



    一九九0年初， 一年还没到头，小报记者正干的有滋有味儿，忽然一阵风来，我又成了大报记者。

    做为统领全行业百余家大企业的总公司，常常感到尴尬：这些儿子的年龄却比老子还大，许多地方只知其当地这些巨头，而不知他们的老子是北京总部，因此，痛感必须加强影响力。

    总公司成立了行业报，地位相当于省级报纸，并要求各企业一律成立“记者站”，设置专职记者1名，听从总部召唤，随时报道企业新闻。领导在小报记者堆里扒拉一遍，把我选中了。

    记者站长由各公司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另设一名科长为副站长，我是专管干活儿的。面对两位领导，我常常自嘲是“一仆二主”。

    各企业的专职记者都是选出来的高手，为给本企业争光，都使出全身解数来争取上稿，我所面对的已经不是几个同事之间的竞争，而是同行百人之间的竞争。

    记者站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担负企业对北京及地方所有媒体的宣传和公关，因此多挂了一块牌子“新闻科”。

    年底，总部一年一度的企业经理书记会议照例在京西宾馆召开，内容是总结上年的工作和布置来年的任务，各个企业都想在大老板面前露脸，会议期间如果媒体给造造势是最好的了，因此，我们一行也奉命随老总进京。

    第一次坐飞机，心中惶惶，行前特意去看看老母亲，万一掉下来也不留什么遗憾。

    一九八九年底，那时坐飞机还没普及，还要介绍信买票，在南京大校场机场，不大的候机大厅却显得疏朗空阔，来者皆衣冠楚楚器宇轩昂之辈。身旁一位长裙女子，高贵矜持，想是海归一类。经询问证实，果然不出我所料，心中暗暗得意：咱这记者可不是白给的！

    还有一次坐火车，对座一个女子总是阴着脸，一天也不和周围搭腔。我琢磨了一下，便引起话头，猜她职业。我说：“看你这模样儿，若非财务，便是人事！”她被迫笑了，承认是会计。

    财务防人报销做假，须扳起面孔；人事森严，道貌岸然。

    飞机上了天，我才知道空中原来如此美妙，白云如千堆雪，万垛棉，真想如孙悟空那样在上面恣恣的扑腾一会儿，并没有什么生死念头浮现。

    有一位朋友说到第一回坐飞机，吓的坐立不安，有心想找邻座聊聊天，以分享胸中恐惧，谁知人家紧绷着脸，理都不理他。好容易熬到了下飞机，只听邻座长嘘一声，才喃喃言道：“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原来她更恐惧，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的顶头上司也见过世面，那天神秘的对我说：“三郎，我带你去个好地方。”我们来到王府井，走进一个台湾人开的酒吧，果然设计非常典雅，置身其中，有些流连忘返，立刻感觉自己也高贵起来。

    一个小姐走过来问：“先生，您要来点什么？”我们本来只想进来看看观摩欣赏的，不料却被小姐问到，落荒而逃似乎不雅，只好随便点了个“台湾水”。仔细读了价格，两杯六十元，却是大半个月的工资，心里痛的痉挛。

    装着大款慢慢喝着，却觉得和自来水没什么两样，并且胃里真的有些隐隐作痛起来。出了店门，顶头上司有些不好意思，讪讪的对我说：“三郎，咱们到这种场合，只当见见世面了。”



    华城旅馆（176）



    这是很不起眼儿的一个小旅馆，简易房二层楼，每天来来回回的许多光膀子的屌丝。住宿费5元，属于城中村性质，几个大妈打扫卫生。唉，“华城旅馆”，枉自安在煌煌帝都，现在大概残骸也找不着了，二十多年前，我们报社的记者却走马灯似的在这栖身。
    报社要求各地驻站记者轮流进京培训，其实就是在编辑部实习，一边熟悉流程，一边了解全行业的宏观形势，以便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我来的那天正逢暴雨，火车在浦口站晚点十二个小时，直到子夜才启动。颤颤巍巍的通过了陇海线，进了北京才知道，徐州以北那段铁路刚刚被彻底冲垮了，这才拉开了一九九一年大洪水的序幕。万幸，我的火车早过了两个小时。

    报馆就在马路对面一座三层小楼里，这里叫“小关”，离亚运村很近，离著名的安贞医院更近。

    因为人手紧张，编辑部工作很忙，我们来实习的驻外记者正好可以打打下手，因此互相都不外道。我是自来熟，和谁关系都很好，上至总编大人，下至清洁工大婶，一时人人唤我“张连长”，除了总编。

    总编资格很老，地位崇高，弟兄们背后叫他“老爷子”。

    北京尚存前朝遗风，尊者以爷相称，他们把报社重要人物编排为“老爷子”，“张二爷”，“马三爷”等，可见，最偏僻的地方反而留存最原始口语文化，古人云“礼失求诸于野”，果然。

    老爷子喜欢打乒乓球，午休时间自有一帮男女陪他玩儿，但谁都赢不了他。我脑子有水，不管许多，大板只顾抽去，把老爷子稀里哗啦就打下去了。有人警告我：“你看看谁不比你打的好？谁能赢老爷子啊？你完了！

    总编却没有那么小气，照样很赏识我，对我的稿子都是一路绿灯，甚至把些秘密也透露给我，害的编辑部一些哥们儿反过来向我打听消息，呵呵，真正是出口转内销。

    我奉命组织了一个经济专版，却凑不大齐，只好找了首长诗填空。版面主编吕主任很不满意，他说：“你看哪有在经济版出现诗歌的？肯定不行的！”我说：“我自去找总编，不给你为难。”

    我对总编说：“总编啊，这些专版文章历来枯燥，读者都不喜欢，我想搞活点儿行不行？”

    总编说：“你有什么好办法？”

    我说：“我这次搞的专版，特意安排了一首长诗，很新颖的，你一定会喜欢的。”总编拿来读了，果然觉得不错，立刻批准了我的方案。

    吕主任气呼呼的说：“还是你牛，我服了！”

    老爷子非常认真严谨，尤其是痛恨错别字，几乎每篇稿件都要仔细看一遍。每天下班，他掖下都夹了厚厚的一摞稿子带回家。

    我说：“总编啊，你养着那么多处长干嘛用啊？你干嘛替他们干活啊？”总编叹口气说：“你说，你说，谁行啊？谁能让我放心啊？”

    在华城旅馆，晚餐照例是就着一小塑料袋炸花生或炸蚕豆，喝点二锅头，晕晕乎乎的就淡忘了旅愁别绪，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

    兰州记者站来的老陈瘦筋嘎牙，傍晚光个膀子，搬个小板凳在阳台上看书。我说：“老陈呀，你都五十多岁了，还这么用功干嘛？看看电视得了。”

    老陈从镜框上方隙中瞪着我说：“你不懂，你不懂，这书啊，拿起来就放不下了。”我将信将疑地拿起书来，原来是金庸的《天龙八部》，顺手抽了一册。

    凌晨四点钟，我把老陈的门擂的山响，老陈悻悻应道：“半夜三更的闹鬼啦？我刚刚才睡着。”

    我陪着笑脸说；“对不起，对不起，把你那本下册给我看看”。金庸大师可真是鸦片，吃了这口想那口，不接上还真睡不着呢！



    也说罗京（177）



    许多年前，听说央视几个女主持凑到一块，常把水均益和崔永元做比较，她们说，在水均益面前，多少有些不自信，下意识的就会理理鬓发，抻抻衣角；而崔永元在侧，你可以照样斜倚沙发，甚至抠脚丫子也不怕，好像自家哥哥一样。在罗京面前怎样，没人提到，我想大概和对前者差不多，因为，他一言一笑总是那么矜持，使你不好放肆。

    我曾主管企业对外宣传工作，和罗京打过几次交道，因为在座的领导和其他人都恭敬地称“罗老师”，我也跟着叫，其实心里对“老师”是有特别的尺度，就是有学问的人，或文章胜于我的人，或让人尊敬的长者。罗京自己却常常自嘲说：“你们叫我罗副科长就行了”。

    因为播音组是个科级单位。

    熟了，他告诉我们，在那个特殊岁月，央视一号男女新闻主播易人，罗京李瑞英就顺势替补上来。本来领导想让罗京为正，李瑞英为副担任播音组长的，但罗京嫌烦，一是老要开会，二是分奖金时很难摆平，便与李瑞英商量，掉了个个儿。



    罗京矜持但却坦直，给我留下很深印象。“9.11事件”过后不久，我曾与朋友去他家拜访，我便拿凤凰卫视的全程直播做比较，对央视表示不解。

    罗京说，我跟你一样。出事当天晚上，罗京的朋友就迅速电话告知，罗妻推醒他，让他赶紧做准备，回台里待命，等候重大报道。罗京却安卧如斯，对妻子说：“我敢保证，台里不会播。”果然，一夜无风也无雨。

    央视地位很重要，常有上面的领导来视察，每当这时，台领导就很聪明的拉上几个男女主持人一块接见，表扬起来就会很容易。

    事后，台领导总会问罗京：“你怎么不说话呀？”罗京说：“在这哪轮上我说话呀？你看那几位小姐，一个比一个会来事儿。”

    罗京业务十分精到，他到南京来，为我们企业做出像报道，把稿子只略看两眼，马上就可以录音，说几秒就几秒，分毫不差。可我们老总就惨了，别看他平时成竹在胸口若悬河，但现在一个十五秒的稿子，就把他折腾了一个小时。因为是罗京亲自举着话筒，他只能强颜欢笑，要是被我们自己电视台这样折腾，弟兄们非被他骂死不可！

    罗京和我们企业老总是好朋友，因此挺哥们儿的，从不张嘴要点什么。每次他来，我都给他到“金陵饭店”买两条三五牌香烟，他一直喜欢抽这个，焦油含量适中的，金陵饭店没假烟。他还喜欢南京特有的蔬菜芦蒿和豌豆苗，买两斤上飞机，到家还挺新鲜。

    我到北京，给他送过一次礼，那年他小孩正好要上小学，我和朋友商量了一下，给他孩子买了个书包，大概花了两三百元，当时算挺好的了。

    我和罗京算不上知交，仅仅工作接触几次，只能算是一般朋友，后来他乘风而去，天人永隔，忆及几件小事，越发对他尊敬起来，记下几笔，以作纪念。



    




    颂歌一曲神仙乐（178）



    豁达君子如陈毅元帅，亦坦承自己“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更何况今人诸公了。我是专事对外宣传的，说好话是本职工作，自然竭力而为。

    媒体对新闻不是“发现”，而是“表现”，就是在一大堆平凡无奇的材料中琢磨出常人不知的“伟大意义”来。这是很费脑筋的活儿，尤其像我这样笨人儿，只能多熬几壶灯油，换来些能够挤进大报版面的文字，给我所在的企业和她当家人物争争光彩。也是上天眷顾，小子不才，几年时间里居然也能在国内一流报刊上频频露脸。

    《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了望周刊》等常来常往，自己所属的行业报就更是家常便饭了，我给企业破了媒体规格记录并至今保持了记录。报社驻全国各地记者站五六十个哥们儿，都是能文能武能喝酒的主儿，私下排出“十大名记”，我却居首。当然这是民间说法，没有文件依据，也没有额外待遇。

    那日，拿了四篇我和新华社记者合作的文章，是关于技术改造的系列通讯，走进新华社国内部夜班编辑室，与一帮大名鼎鼎的老编辑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天，一边等着发通稿的机会。

    每天夜里零点截稿，等到最后的几分钟，如果还没有突发的重大事件，我们就乘机塞进一篇稿子——真是一刻值千金啊！用了一个星期，四篇稿件全部发出，编辑们叹道：老张，你真牛啊。

    等待的时刻其实很轻松，大家闲聊乱侃，把些不能诉诸笔端的内幕秘闻拿来寻开心。有人说搞电视没文化，只会鹦鹉学舌，做做花瓶，弄点儿深度的专题都是找外面的高人策划。席上一位老编辑是个老学究，他给央视写了很多集《百家姓溯源》，可都播完了还没拿到稿费。

    电视台不比报社，他们以为别人都和自己一样不缺钱，发稿费总是不及时，甚至竟忘了。当然，这也是许多人为了露个大脸，宁愿不要稿费也主动去凑热闹给闹的。他是安徽人，我开玩笑叫他“淮夷”，他也不生气，他是安徽人氏。

    稿子发完了，大功告成，犒劳各位高人，文人并不喜欢摆谱，只要人好，话好，酒好，就行。席上认识了《半月谈》总编“苏北”先生，这是他的笔名，写杂文是他强项。我说单独请他喝酒，心里先存了巴结的意思，毕竟在《半月谈》还没发过稿。谁知“苏北”先生偏要请我，说是见到江苏老乡感觉亲切，愿尽地主之谊。

    “苏北”先生虽是大才子，却是非常豪气，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不是写文章，而是洗衣服。这一点与我英雄所见略同，我就喜欢干沾水的家务活儿，如洗衣刷碗之类，贱内初知我这爱好，当时就乐晕了。

    “苏北”洗衣如同作文，独出一格，须用大盆搓板，不但两手节奏运动，一俯一仰之间，还可以引亢高歌，真正是名士气派！

    在我到这家企业的前两年，《人民日报》为我们发了个很有分量的大通讯“大江跃起一条龙”，可是老总却不太满意。因为没提到总公司。

    一个上规模的大企业，要有重大影响必须与主流媒体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与顶头上司奉命在北京办了一次媒体联谊会，两位业内神通广大的业内朋友曹先生和陆先生帮忙，几乎把大报一网打尽，来者都是赫赫有名的总编们，济济一堂，十分热闹。

    可我们老总却临场爽约，只派来个党委副书记应付应付。老总是学理工出身，不大在乎文化人的感受。好在新闻工作者没有官场意识，不大讲究，照样谈笑风生称兄道弟。

    事后，曹陆两位大记者学着蒋介石对张治中的口气对我说：“文伯兄，你们老总真是牛啊，根本不把媒体当回事啊！”

    老总对报纸也不大感兴趣，但对电视却喜欢的要命，有一次罗京带队来做一个重点工程报道，他面对着镜头，器宇轩昂地说：“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的实践证明了小平理论的无比正确。”

    为这儿，老人家激动了好长时间，多次表扬我们工作做的好。



    

    九0年，同事和我，还有韩国电视台记者，


    

    九五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外记者同行，


    

    93年，江州琵琶亭，同仁聚会


    

    2004年，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外媒洋相（180）



    境外记者很好辨认，就是能打能冲。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一次会，好的机位都被先安排给我们的主流媒体了，等他们被放进来，只能抢哪儿算哪儿。

    一个摄像慌不择路冲过来却摔了个大跟头，他顾不上揉揉膝盖，爬起来又继续向前冲！
    一个女记者脖子上挂了两架相机，满场跑的像疯了一样，我们一个男摄影记者叹道：“这家伙儿跑的太疯了，我都追不上”。



    

    我与“南德电视台”记者，在江轮上
    天南海北（182）



    我平生喜欢周游天下，做记者正好遂了这个心愿。

    我服务的报社每年要召开好几次会议，记者站年会，重点驻站记者研讨会，征文好稿发奖会等等，会议地点可以在全国任意一个地方，因为总公司的下属企业遍天下，有的是单位愿意接待。每次开完这个会，研究下个会时，大家都会鼓噪，要求到一个没去过的新地方。领导一般都会采纳多数人的意见，当然，这个新地方也是领导很想去的。另外，报社还经常调动驻站记者异地采访，每次出去都是一两个月，总要跑好几个省，我是属于热心参与者，几乎把全国跑了个遍。

    一九九三年，为了促进安全工作落实，总公司开展了“四查五整顿”活动，报社兵分三路，在东南，西北，东北沿途采访，我就近参加东南一路，经苏、沪、浙、闽、粤、湘、鄂等，采访十几家企业。

    采访组有三人，北京、南京、新疆各一人，共同采访、写稿，联合署名。平均三日一篇稿，难度虽不大，但为了和另两路记者比高低，就的拿出点儿真功夫来。本来约定由北京人执笔，他的笔头要硬些，但几日后他便不干了：凭什么累我自己？每人一篇，轮着来！

    新疆人职务高些，临时挂衔组长，笔头却弱些，每被轮上，他便说：“来来来，咱们先讨论一下思吧！”

    北京人就冲他一句：“有什么好讨论的？采访你也参加了，怎么写还不知道？”弄的他很尴尬，常常憋到半夜也下不了笔。

    我们三人同行，接待单位通常只安排两个房间，他们两个又争，谁都想要单人间，又像是争排场，又像是等艳遇似的，我就在旁边看热闹，等谁胜出后，我就跟负者同居。我无所谓，江湖浪迹，又不是定居之所，和谁住不一样，所争何苦？这样来，我又成了两人的统战对象，成了香饽饽。呵呵，正应了老子那句话：“不争，而天下莫与其争。”
    中国记者，作文不是难事，难的是文字背后的利害权衡。虽然上面搞活动都轰轰烈烈，但真要捉住什么马脚抖搂出来却须斟酌再三。

    我们是官方报纸，写的是官样文章，当然也是官方接待。且不说吃了人家嘴软，就是你有很深的道行，“酒肉穿肠过，原则心中留”，但这些下属企业在当地可都是巨无霸，省里的财政支柱，总公司的诸侯王，倘若文字得罪，他们找到报社的总编大人，也让领导很为难的。因此，我们也只有反面文章正面做，有时偶尔忍不住，说了几句刺耳的话，那家企业宣传部长便来诉苦：如何被老总骂了，说我们没用，没接待好记者云云，弄得大家面子上也不好看。

    当记者被人热情接待并不是享受，晚上被灌了一肚子酒，人家回家便搂着老婆呼呼去了，你却要挣扎着睁开沉重的眼皮，在稿纸上写着不知所云的文字，因为明早必须交稿的，不想写，不能写，也必须写。有时写了几个小时，脑子清楚些了，定睛一看，这满篇写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只好撕掉重写。

    我们的生产企业大都远离城区，企业自办的宾馆还有些由职工家属操持，她们常常让我们啼笑皆非。一日，总台大嫂特意给我们安排了个套间，临走还热情地吩咐一句：“别忘了，你们打开水到三楼啊！”

    我见被套有点儿脏，请她老人家给换一下，她有些不高兴了，瞪起杏眼说：“你家里被套要天天换吗？你们也不要太讲究了！”我无奈的笑笑，是啊，在家里也不能天天换呀，我在外面真是不能太讲究了。

    在东北一个企业，我去采访一个全国劳模，他跟我一握手却奇怪的说：“你们记者的手太软和了。”大概是觉得脑力劳动者太舒服了，太娇柔了，这使我相当惭愧。

    这位劳模非常敬业，他是个泵房班长，下了晚班不睡觉，又悄悄折回来，趴在房顶上监视弟兄们是否睡岗。这家公司很严谨，迟到一分钟，就扣半年奖金。有个孕妇骑车摔了一跤，迟到了，照样法不容情。不但当事人挨罚，还要厂长亲自来领。你想想，厂长窝了一肚子火，回去还不狠狠整治她们？

    这家企业还有个奇怪的规定：不许离婚！我问：“那法院判如果离婚，你们怎么办呢？”

    那位党委书记说：“呵呵，有办法，我们会以党委的名义通知法院，让他们判不离。”真牛！法院也在党委领导下嘛！

    如果实在有花岗岩脑袋非要离婚的，则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若在机关工作的，一律下放到车间去做倒班工人。可别说，这办法还真灵，果然本公司离婚率极低，成为省妇联大力宣传的家庭维稳典型。可惜我没敢给他们报道经验，我怕读者骂死我。后来听说，这家企业患抑郁症病人特别多。




    

    奉化溪口蒋母之墓。


    

    福建崇武，戚继光抗倭之地


    


    

    洞庭湖君山岛，柳毅传书之井


    

    岳阳。周公瑾的小乔之墓


    

    少林寺塔林
    小城故事（183）



    1905年5月，我在贵阳开会，下一个会在泉州，中间有十来天空挡，正好可以回四川隆昌看看故地故人，于是请总编帮忙，赏个闲差。老爷子很给面子，给四川省公司打了招呼，省里给县公司打了招呼，我顺便采访报道一下，也圆我探访乡亲之梦。

    重回隆昌，转眼20年已悠悠而过，山河依旧，面目全非，小城长高了，人也长高了，一代青年果真改变了蜀人身短印象，亭亭的把我也给比了下去。班驳沧桑的东门石桥改造成了水泥身骨儿，看似阔阔却少了味道。河边新矗起一座“金鹅宾馆”，大概在本县算是最好的了，县公司的领导安排我在这里住下。

    下午空闲，便生事想打听打听“宁儿”的近况，其实，我明明知道她远在外省工作，这里只有她父母留守老屋，但走到家门口了，不问问打听一下好像又有些不对劲儿似的。

    拿起电话，请114查号台帮忙，她父亲是县里老领导，想必不会太费事的。果然，总机小姐知道老人家大名，问我找她家哪一个？我稍稍扭捏了一下，便说想打听“宁儿”情况。总机小姐似乎很熟悉她，爽快的说：“宁儿呀，她早就回来了，现在顺河街开了个时装店，离你们金鹅宾馆不远呢！”

    这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她当年在铁路上，曾经请我帮她做一个选择：当列车播音员？还是做乘警？现在竟回来开店了。

    顺河街虽然华丽了许多，但依然不长，找到目标并不费事。那间时装店不算小，大约有一百多个平方，还是老式的格局，一列长长的柜台，把顾客与商品横隔开来。我有些心虚地踏进门来，眼睛像特务似的迅速搜索，果然发现了目标：“宁儿”悠闲地捧着一本书，另有一个店员在张罗。转眼一别16年了，她依然那样斯文，仿佛这店和她没什么关系.

    我一边浏览着商品，一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迂回到她面前。

    她抬起头来，生生地问道：“您想买点啥子？”我连忙掩饰说：“随便看看，随便看看，”言毕，赶紧转身离去。

    出得门来，又有些懊恼：我是明知不敢认，她是不识旧梦人。

    回到宾馆，似乎心有不甘，写字一行：“故人归来，可否一见？晚七点半，相会于金鹅宾馆。”当下请县公司桑塔那司机送去。

    十分钟后，司机悻悻而归，连称不好意思。她说，那女子见条喝道：“何来故人？何来相约？真是神经病！”说完，便把纸条撕碎扔在地上。司机狼狈逃回。

    晚上，县公司经理要陪我去吃刚刚兴起来的酸菜鱼，我嘴上说，免了免了，中午的酒还没消退呢！心里却想着留在宾馆等待奇迹发生。

    7点30分，敲门声准时响起，门开处，“宁儿”飘然而至。“你回来干啥子？”呵呵，单刀直入，这是她的性格。

    我简单说了来意，借了采访公差的名义，来看看插队时的乡亲们，打听一下你的消息。

    我问她，你不是在外省铁路上吗？怎么回来创业了？

    她说，自16年前与我南京分手后，上了武汉什么大学，毕业分到了洛阳铁路设计院，想想还是没有什么意思，加上父母也老了，需要照顾，于是辞职还乡。

    回家的火车旅途中，上铺有个当兵的来套近乎，说起来又姓张，又是排行老三，立刻触了她的痛处，便不再搭理他。那个兵哥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闷闷的下了车。

    不过，她还是找了个当兵的，驻军一位排长，转业安排在某单位搞人事工作。

    我说：“我到店里看你，你不是不认得我了吗？”

    “宁儿”笑了：“看你装模作样的，其实你一进门我就认出来了，只是有些心慌，只好佯作不识。后来司机来送条子，我干脆假戏演到底”。

    其实，我一直怀有歉意，当年分手，完全是为了婚姻生活现实考虑，也许是对的，但对她的伤害却是很重，但现在她竟无怨恨，倒让我更加不自在。

    她说，我冥冥中觉得，这辈子你一定会回四川来看我的，但我绝不会主动去南京看你，16年后，你果然就来了……

    她邀我到家里吃饭，第二天是星期日，很方便的。我连忙说，“不行，不行，”当年她母亲长信痛责，这回见面如何饶的脱？她说，“没事，没事，有我呢！保证没人会难为你”。我将信将疑的答应了。

    次日，大清早“宁儿”就来敲门，拉起我来陪她去买菜。她说：“你知道吗？我梦寐以求最幸福的事就是能挽着你的手去买菜，今天果然实现了。”我无言以对。

    进的家门，依长幼尊卑，我一一问安，两位老人家果然不提旧事，只是关心我父母情况，因为两家世交，原本走动很勤的，只是后来因我恩断而冷。

    “宁儿”亲自掌灶，她说，要拿出平生本事，让我尝尝她的手艺。我给她打下手，顺便陪她说话，她情绪很高，滔滔不绝的说着，完全不顾冷落一旁的老公。那人呆着无趣，便出门打小麻将去了，至晚未归。

    “宁儿”把我归来当着很开心的事儿，分别告诉她的小姐妹分享，她们原本早就知道我的事情，听了招唤都兴兴的跑来看，好像帮“宁儿”相亲似的，让我这个当年的负心人很是惭愧。

    我回乡下看望插队时的乡亲们呆了几天，回来已是与“宁儿”分别的日子，那日，她在我这呆到挺晚，还说要等到下半夜送我上火车。我婉言谢绝了，上火车自然有人送的，“宁儿”整夜不归，她家人因此不安就不好了。

    半夜，横竖睡不着，我拿本书手里不咸不淡的翻着。忽然，“三郎，三郎”，耳边清清楚楚被唤了一声名字，分明是“宁儿”声音，急忙下地去开门，走廊里却悄无人影，宾馆大门都锁了。真是怪哉。

    自此一别，再无音讯了，大概这就是缘尽了吧？



    父老乡亲（184）



    乡道还是那么难走，尤其是在雨后，我把车停在村口，有些踯躅起来：虽然我16岁插队，在这儿呆了4年，但离开这儿也20年了，世事人情变幻无常，乡亲们还能认的我么？我吩咐司机：“行李先别搬下来，待我到村里转转，若人家还记得我呢，我便在这里留几天，否则，咱们就马上打道回府。”

    小山村多了些新房子，却空荡荡的没人住，显得很宁静。道旁有个老人家在编竹器，我走向前去，却认出是当年的生产队长张宜金。那时，他正30来岁，每日站在岗上一声长啸，“干——了——！”比洪钟还响亮，散落在方圆二三里地的社员立刻荷锄而出，真是威风八面！如今他才50来岁，怎么这样显老？

    我大声说：“队长，你还认得到我吗？”

    他眯缝起眼睛端详半天，摇摇头，有些尴尬的说：“唉，唉，认不到喽哎！”

    我有些失落，再继续努力：“1971年，两个知青，耿建新和三郎？”

    他眼光突然亮了起来，站起来拉住我的手说：“哎呀，哎呀，你是三郎啊！你咋个回来了？”然后他又向身后喊：“哎，三郎回来了！那个知青三郎回来了！”

    村里30岁以上的都认识我，他们那时候叫我叔叔，现在他们十几岁的孩子都叫我爷爷，一时好不热闹，现在我正而八经的成了“老辈子”了。我告诉司机，把行李拿下来，车子回城去吧，三天后再来接我。

    队长一家都对我很好，后来我干脆就不单独开伙了，把口粮搬到他家搭伙。张妈妈如母亲一样关心我，队长家聪嫂像大姐姐一样护着我，生怕我被人欺负。

    既然回乡下来，我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什么粗食啊，脏乱啊，甚至想再去井边挑几担水来。但是，我却看到白瓷砖贴的灶台和如自来水般的小水泵，人家自己都不吃苦了。

    听说我回来了，乡亲们家家叫我去吃饭，轮不上的还不大高兴。我做记者许多年，天南海北的到处跑，白吃白喝也不少，但都没有这样说着熟悉的乡音，陪着熟悉的乡亲们喝酒这样痛快！

    有个周大嫂，非要拉我先到她家去，还把女儿“清兰”特意从婆家叫回来陪我说话，当年，“清兰”她和我同岁，干活的好伙伴，却早早嫁了。

    她丈夫是“四类分子”，解放前的大学生，周嫂子说我仁义，从来不找他们家的麻烦。
    当时，知青好多事儿，往往故意找茬和人过不去。我见他是个读书人出身，肚里有些学问，便常常与他聊些古今变故，还挺能谈的来，因此存了些敬意。但决没有主动照顾的举动，说我“仁义”，实在是高抬我了。

    唉，人在卑微忍辱之际，我以常人之礼待之，彼等就心怀感激了，难得他的遗孀弱女至今还不能忘怀。

    村里没有了旧日的热闹，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家里尽是妇孺老弱留守。

    聪嫂说，本村后生们都很有出息，多半都在成都闯荡。混的最好的就属“建洪”了，他是四川最早南下广东的打工仔，长了见识回来之后，做生意，办企业，很快成为本乡首富。村里几间新建的大房子就是他的，但他又把全家老少带到成都去了，大房子里空无一人。

    提起“建洪”，我就想着他小时侯的模样儿，瘦骨伶仃的，非要耍赖在我床上睡觉。我见他父亲是生产队副队长，亦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夜夜给他讲故事，他听的津津有味，却不时尿湿我的被褥。四川冬日见不着太阳，褥子总也晾不干，每天睡觉只能闪着半边身子——这个臭小子，现在倒有出息了！

    聪嫂的大孩子“春儿”也挺有出息，他是本乡第一个考上四川大学的，毕业分到了西南核物理研究所。聪嫂说，你该到成都看看后生们，他们见到三郎叔叔一定很高兴。我答应了，因为我要到成都转飞厦门，正好顺路。

    第二天，聪嫂又陪我去看了住在“黄家场”的罗主任。罗主任是公社妇女主任，在我们生产队蹲点，对我非常垂青，很是关心呵护，参军时又对我大力支持，多有关照。罗主任很高兴，非得让我吃了晚饭才让走。现在她也退休了。

    聪嫂大喜，自己先坐大巴到成都去安排接待我。从前，聪嫂连县城都没去过，我邀她去我家，她连公共浴池都不敢进。我母亲说，都是女的怕什么？她说那么多人怎么好意思？没想到20多年后，她上成都像玩儿似的，抬腿就走。

    “建洪”最近刚刚遭了大祸，他投资三百万在成都荷花池附近开了个印染厂，却被一场大火烧了个干净，还连累母亲姐姐都烧伤毁容。好在他算有远见，保了险，使他的小厂能够浴火重生。

    建洪在成都见到我，他高兴的什么似的，把老婆孩子撵出去，还让我陪他讲故事，还要睡我床上，只是现在不尿床了。他从床底下拖出一箱五粮液，就这样，你一瓶我一瓶的喝了个昏天黑地，害的我误了一班飞机，到了泉州时，会议已经开了一天，被领导狠狠的批了一顿。

    又过了十来年，我走长征路再经成都，“建洪”的企业已经搬到德阳开发区，资产也有好几亿了。“春儿”也下了海，一个小公司也蓬蓬勃勃的发展着。

    聪嫂和队长在长途汽车站冒着大雨来接我，她还是那样热情，嘴里嚷嚷着：“快去看看娃儿他们吧，他们比以前更德行了呢！”其实，我比建洪他们只大七八岁，但人家尊我为“老辈子”，我也得装出样儿来，于是，豪迈地说：“要的，喊他们准备起酒，老辈子来了嘛！“




    

    三郎和队长、聪嫂，在插队的小山村“长冲”，聪嫂门前合影

    

    《扬子晚报。社会大广角》1995年5月23日
    有一位政治老人（186）





    我转业回来后第一个顶头上司是一位“政治老人”，其实他年龄并不老，只比我长十几岁，但却能把很云遮雾罩的东西参的透彻，因此我心里把他尊为“政治老人”。

    宣传部长，是个职务性高调的角色，我的这位领导无论怎样轰轰烈烈的事情，他对我们讲起来都是风平浪静。那几年，就是我对门的“理论科”，这是个应该经常出经验材料的地方，两位男女秀才却成天无所事事，我偶尔过去闲聊逗闷子，她们竟然乐的什么似的。虽然他好像并不太尽力，公司领导对他却很满意和尊重，不知用了什么法子。

    部长和我颇能深谈，他也有点儿文人情结，大概有惺惺相惜之意。我们聊天时他一点儿也不玩深沉，甚至敢对我坦白对政治看法和公司主政者的内幕端倪，大概他相信我不是那种朝秦暮楚的小人，用不着提防吧？
    有一次，部长竟然谈起自己的秘密：文革时他在太原一家大型国企担任团委书记，可是，因为说错一句话，差点……后来虽然侥幸大难不死，却从此勘破了世情，都不再抱有天真的想法。这样，，少了负累，他另调了单位后开始做很清醒的努力，白手起家，终于又干到了部长职位。


    过了几年，部里有了一个提职的机会，我以为凭着自己这些年稿子满天飞的成绩，以及在全行业圈里圈外的小小名气，自己在想，应该是非我莫属的。谁知，却给了另外一个同事，心里好生郁闷。

    但转念想想，自己崇尚的是“读好书，作好文，走天下”的，人家却是目标明确，稳扎稳打，就是要争一城一地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然结果也是不同的，这样也就想开了。

    呵呵，没有土地，必有天空，天空就是我鹰击长空的自由啊！

    后来，部长因故工作调动，要离开宣传部了，他心情好像很失落，那几日独自在办公室郁郁寡欢。我有些同情，便过来安慰他。我说，“其实宣传部也就是说起来重要，说的多了，导致我们自己产生了心理误区，真的以为自己重要了。其实，等你离开这个圈子就知道，它一点儿都不重要，也没有人真以为它重要，换个位置实惠可能更多了。”

    部长听了，心情好像渐渐踏实了一些。

    部长临走时，他真诚的对我说，“三郎啊，你在我手下干了多年，我也没有帮助你进步一下，想想有些对不住。现在马上要走了，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尽管开口，我一定尽力。”

    我说，不用，不用，能在您手下工作，这是幸事，也是缘分。

    他却再三让我不要客气，说我这张老脸还管点儿用，毕竟比你自己办事方便些。

    我见他这回真心要帮我了，也就不再推辞，请他帮忙把我妻子工作调一调，调到离家很近的一个单位上班，这样我经常出差，她照顾孩子也方便些。原来上班要骑车20分钟，换成骑车5分钟。部长当即答应了。

    我拿了部长的条子去找那家单位领导，半天就把这件千难万难的事儿办成了。我想送点礼答谢一下，那位领导的属下说，他也是读书人出身，别的都不要，你给买本书就行了。我于是买了一套精装的《资治通鉴》给他送去，这事儿就这么办完了。

    部长到了一个很庞杂的大公司做了党委书记，下面还管着好几个实体单位的党委书记，比起在宣传部神气多了，办公室也大了，大班台也配上了，我去看他时，他说幸亏离开了宣传部。

    又过了几年，那个公司出了事，总经理和几个有实权的处长被抓起来了，没党委什么事儿。但老部长也被有关部门“配合调查”。

    人家问他：“你受没受贿？”他摇摇头。

    又问他：“你连一盒烟也没收过？”他还是摇摇头。只好放过他。

    老领导后来对我说：“我才不会上他们当呢！你说收了一盒烟，他就问你要一条烟；你要承认一条烟，他就问你要一箱烟。哼哼，这帮小屁孩儿还跟我玩这招儿？好像嫩了点儿。”

    1994年初，老部长走了，新部长来了，他原来是公司属下第一主力大厂的党委书记，因为我给厂里写过几篇重头文章，他对我格外器重，曾经吩咐厂里的宣传科长：“只要是三郎记者来了，一定要通知我，我要亲自接待”。

    现在，他忽然做了我的顶头上司，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三郎啊，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你的事”。

    果然，两个月后，我的提职任命就下来了。

    我在1988年一同转业到这家公司的15人中是最后一个提科长的，不过，还有一个比我运气还差些，始终没提。

    与此同时，我也获评中级职称。还有，当年赶上第三次调房，分了一套小三间。



    

    1995年的三郎
    中学生，副教授（187）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启功先生自撰墓志铭。

    喜欢读启功先生的自撰墓志铭，那口气，那气度，绝对是真正的高士之风，比起大而无当的丰功伟绩式的悼词要受用多了，俺是小人物，唯一能引以自慰的，也是“中学生，副教授”，稍微和启功先生能搭上一点边儿，但含金量却有天壤之别。

    说来惭愧，俺这“中学生”都当的很有水分。文革时期的学校主要精力都在闹革命，真正读书的时间却少的可怜，初中的数学只学到二元一次方程便戛然而止，然后，就兴高采烈地响应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去了。不过，俺头上却顶着一个“知识青年”的帽子，当时不觉得惭愧，日后也赚了个工龄长的实惠，等到俺退休得有45年的工龄——如果退休金按工龄长短计算就更好了。

    评高工职称，按道理，我这大专文凭是不够格的，虽然，40多年前参加的全国首届自考当时是最时髦的，但时过境迁，到了一九九八年，本科生已经多如牛毛了，大专就成了彼时的初中待遇，领导和有关方面开恩，给我算了个“破格”，因为我攒了一摞在大报大刊发表的文章，评委们毫无争议的全票通过。

    我在论文上动了个点子，想了个专业性很强的题目《论短新闻》，洋洋万言，费尽心机把简单的事情说的很复杂。这是为了蒙评委，他们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不懂，他们只好一致地说“好”。

    一般来说，对付外行你要尽量表现的很专业，对付内行你要尽量表现的很通俗，这样就更容易通过些。但是，如今这招儿渐渐不灵了，也用不着这么费事了，大家尽管从网上荡来用就是了，连博士、院士也都这么干，也没听说谁没通过的。

    时代发展了，评委越来越好当了，只要会打勾就行。当然，这个勾不是白打的，拿了评审费，送了人情，又可以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潇洒几天，何乐不为？

    评上高工分房就赚些便宜，按传统分房政策，高工与处级干部享受同等待遇，随着高工人数年年增加，处级干部不干了，认为这暗淡了他们的尊贵身份，于是发生很大的争议，公司只好开了个很大规模的对话会，希望能统一思想。

    有位厂长朗声言道：“这两者本来就不是一个档次，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政府文件都规定科、处、厅级干部标准住房若干平方米，而从不见提到职称分房有何待遇。”众人无语。

    我独在角落里悠然而对曰：“某厂长，我不知道您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政府公务员根本不允许评职称，也就不存在这个序列，当然不可能为不存在的东西立文，拿不存在的东西做您的依据，不是可笑吗？您请说说，大学里教授与处级干部分房谁更优先呢？”

    全场哗然。不过，听说如今又倒过来了。

    由于高工人数众多，还有些更不惧事的老同志，他们索性把事情闹的更大，公司只好让新贵们暂时委屈一下，继续维持原有政策，最后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

    那位振振有词的厂长并不走运，没两年钱财上犯了事儿，不但什么待遇都没有了，还要在大狱里待上十来年。后来，我们到监狱里采访他，他痛苦流泣地说：“我懂技术，能不能让我带功赎罪？到最艰苦的一线生产岗位倒班，我工资也不要，白干十年都行。”

    人哪，到这时才说这样的话，晚了。

    其实，这个厂长群众口碑还不错，工人都说他在任时奖金发的多多了。

    不过，我的这个高工也没白混，到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最后一批分房了，分到三室一厅+一室一厅。赚了大便宜。

    也有吃亏的，我到2015年退休时，原来听说企业退休高工每月加800元的待遇，却在前一年取消了。



    

    1998年的三郎

    我，坐台了（188）



    北京大学，原来是一个令中国人十分崇敬和向往的地方，而我终于获得一个机会，可以在那里美美的呆上几个月，1998年9月18日，这个日子让我期期艾艾的盼着，盼着。

    中央外宣办要在北大要办一期“外宣干部培训班”，江苏省分到两个名额，南京市把仅有的一个指标给了我。省市外宣办的同志跟我关系很好，破例把这个宝贵机会下到企业，我因为有个外宣科长的名头，好歹和“外宣”名义上挂了点儿边，其实企业外宣和政府外宣压根儿不是一会事儿。

    可是，我的好梦却总是做不到头，离去北大报到的日子还有最后十天，公司突然宣布：任命我到电视台去做台长。

    电视台不是个省油的地方，一位老同志在那里主政不到两年，不堪其忧，死活要出来，

    领导见我不像个怕事的主儿，其实是选我去救场。这下完了，不但望眼欲穿的北大之行泡汤了，我还得从此老老实实的坐台，独往独行的大侠自由生活就此结束了。

    唉，天空没有了，只能当地主了

    企业电视台都不太大，大者百多人，小者十来个人，我们有三四十人，在全国企业电视台中只能算中等规模，但资产却有上千万，其中包括八百平米的大演播厅和两个中小演播厅，当年装备比起地市级电视台差不多。

    电视台的人虽不多，但都很有能耐，几乎人人都能和高层说上话，碰到风吹草动，总会有比台长更大的领导来打招呼，因此许多事情台长其实都做不了主。

    节目呢，却单调的很，虽然观众意见颇多，但高层并不关心，只要紧跟领导，“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就行，爱不爱看就不管了。这样长期下来，记者编辑思路都形成八股套路，谁也不会越雷池半步，每日15分钟的新闻稿，我只要5分钟就审完了，主要看看政治有无偏差，重大数据有无差错疏漏，领导排序有无颠倒，实在轻松的很。

    报纸记者都是单兵作战，一人一管秃笔，文章好坏全凭各人本事，一目了然。电视却不行，干什么都要一大帮人，你看看电视节目后面那黑压压的名单就知道了。要联合作战，生产链就很长，记者、编辑、导播、播音、灯光、音响、监制，许多环节，只要中间一环松了，便出问题，而操作者的技术水平，心态情绪，都会影响节目质量，因此需要很好的团队协作精神才行。

    人多了，自然就会忙闲不均，无事则易生非，总有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事情发生。搞电视的因工作性质，难免染些演艺界习气，男男女女，放浪形骸，不拘小节，这样便有眼热者热心地给别人家属打电话，今告诉甲跟乙吃饭去了，明告诉乙跟丙跳舞去了，弄的狼烟四起，不得安宁。

    我上任伊始却是为排解这等事忙活，建设一种正常而和谐的工作局面竟很艰难，这成了我主要的工作内容。要改变某种环境，必须首先融于某种环境。做电视的能干，也能吃，也能玩，我也只好带他们干活，带他们喝酒，带他们出去春游秋游，只要不出事，大家都开心，干活也就起劲儿。

    后来想想，我做报纸十年“作而不述”，做电视八年“述而不作”，皆因如此。

    门厅里我做了个大灯箱，半边是全台的“全家福”，半边是我的一篇小赋，我信笔写道：
    “欣逢盛世，龙行大泽，扬子石化，兀然而起。八方贤者来聚，共图传世大业。昔达摩一苇渡江旧地，今钢树铁林工业巨子，更辖以数万之众，俨然江北一城也！

    旧世八五，扬子电视台应扬子之运而生，同仁相勉，共图不凡。上传下达，喉舌也；资讯链接，传媒也；世象纷呈，明鉴也。虽偏居一隅，敢比隔江。尊者远虑，更重文化，斥巨资又建电视新楼。然好事多磨，落成已是新世元年。

    大厅煌煌，歌舞弦乐，尽演人间大戏；中厅堂堂，对话访谈，能使竖子一夜成名；小厅爽爽，资讯时事，直教观众耳目一新。现代人文手段，何其雄也！

    或曰：“当今世风，皆以生钱为至理，尊者肯舍巨资为一精神领地，何也？”有识者道：“以人为本，乃企业长生之道也。若他日扬子进入世界名企，今日所为，奠基也。”

    有人说我不讲政治，为什么不挂流行的宣传口号：“用正确的.。。。”这三句话？

    我说，家家都挂一样的东西，有意思吗？



    
    1998年的扬子电视台全家福

    

    电视台的弟兄姐妹们


    坐看红红火火（189）



    有了舞台，就想唱戏，大概每个人心底都有这种蠢蠢欲动的愿望，我新任台长，心情满满，现在有了机会，正要大显身手，于是高调鼓励部众各扬其长，创办了许多新的节目，让本区观众喜欢不已。


    《有话赵说》，是学台湾的大型访谈节目；

    《今生有缘》，也是学台湾《非常男女》的青年交友节目；

    学凤凰台《镪镪三人行》的小型轻松谈话节目《聊聊吧》；

    文艺性节目《扬子风》；还有面向广大幼儿的《聪明宝宝大赛》等等，真是不干不知道，还有这么多花花肠子的潜能啊！

    《有话赵说》因为主持人赵丹军而名，她是吉大中文系出来的，原来主持过几次辩论赛，但那很简单，只要不断挥动左右手，嘴里念叨“正方”，“反方”就行，现在却要机智应对，驾驭场面，自己压力很大。业内人士都知道，主持人最害怕的是“致命的三分钟”，即出场三分钟的开场白，生手往往会在灯光打开的一刹那脑子突然一片空白，干在那里，非常狼狈。

    首场登台前，赵丹军突然说胃疼，哀求道：“台长，我不行，不上了行不行啊？”我知她紧张，故作轻松的哄她：“没事，没事，就凭你的能力一点问题都没有。”

    她硬着头皮被我赶到台上，却马上变的镇定自若，对答如流，底下观众一片喝彩。打这儿，她发现了自己原来竟有这样的潜能——场面越是大，越是从容，这是一个主持人必须具备的特质。



    《有话赵说》规定，事先主持人不和嘉宾见面，亦不编排主持人和嘉宾见面，这样可以让对方无法深思熟虑，只能脱口而出，保证了谈话坦率而诚实，也就有了戏剧化效果。

    曾经做过一档关于“倒班工人”的，这是厂里树立的先进典型，他整整倒了三十年班，上级重奖他一万元，为的是教育广大倒班的青年工人。在赵丹军的逼问下，这位老工人却愤愤而言：“我不就是没门路吗？有关系早就调走了！”台下的厂长、书记、车间主任们顿时满脸尴尬……

    《有话赵说》节目达到相当水准，甚至引来了省台一些主创人员的兴趣，那天来了一伙观摩客人，其中就有后来因主持《南京零距离》而暴得大名的“孟非”，当时他还是默默无闻的体育小记者。

    央视《当代工人》栏目组来公司录制，我给他们看了《有话赵说》的节目带，他们对主持人赵丹军的水平非常欣赏，当即表示有意试用。结果，赵丹军一炮而红，连续给他们主持了二十多挡节目。

    正在筹备成立的央视10频道听说了，便来邀她加盟。她正踌躇不定之际，江苏卫视亦来正式调她。考虑生活方便，她便选择了省台。后来，她成为省台著名主持人，获得过电视界最高奖项“金鹰奖”，她主持的《人间》节目曾经好评如潮。

    《今生有缘》主持人虽没有台湾胡瓜、高怡平的本事，但正在干柴烈火时期的孤男寡女也踊跃参加，在本地区也颇有影响，而且还真成全了几对好姻缘。主持人宋戈也由此发迹，后来成为南京市十大金牌婚礼主持人之首。

    许多优秀的节目出自一个只有三四十人的小台，这使我颇为得意，经常在同行面前显摆，电视台长们似乎并不关心这些，他们凑到一起津津乐道的是更先进的设备型号，但那都不好拿到台面上说。就像摄影记者喜欢互相攀比手里的机器，却从没见过文字记者炫耀手中那支秃笔。台长们唯我喜谈电视节目。不过，同行们还是给我面子，把我们台评为全国企业台“十佳”，这在五百家同行中还是挺虚荣的。在总公司几十家同行中当然也不差，年年“优秀”是拉不掉的。

    我自到电视台，便打定主意坚持做外行，从不摸机器，这样批评部众便可保持相当超然。否则，人家回你一句：“说我拍得不好，您来搞搞试试？”还真不好对付。我除了政zhi上把把关外，一般对节目不干预，也不参与，但必定要陪他们到底的。谁都希望干活时被头儿看见，我很理解这点小心思。

    千禧年元旦凌晨之际，记者们去江边拍第一缕阳光，我和几个后期制作人员在台里等她们。扑克八十分正打在兴头上，有人回来报告：“摩托车摔了，主持人祝小姐面部受伤！”我浑浑噩噩的“恩”了一声，并没在意。

    半晌，我忽然醒悟道：“这可是大事啊，我怎么如此漠然？”当下摔了扑克，急火火往医院赶，心中充满自责。幸好无大碍，她姣好的面容只擦破一点皮，不久便恢复如新，我心稍安。

    大型节目录制一般都在晚上，录完都要在半夜左右，我亦陪他们到最后。通常，收工后要领他们去吃大排挡，喝啤酒，搞电视的人都是这个德行，累点没关系，只要吃的开心就行。

    一次，《有话赵说》录完节目，本来是要去吃火锅的，那家饭店有电视，吃完了正好可以接着看世界杯决赛。可是，这时赵丹军小姐又喊胃疼，我只好临时改成就近街头吃麻辣烫和烧烤。吃完了，一伙儿好事之徒哄着又返回台里看电视，看世界杯。

    次日，大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火锅店当夜液化汽罐爆炸，店也烧了！

    好险，好险，真是“冥冥之中得天佑，美人小恙救众生！”我在当天日记里这样记载。



    

    余秋雨之妻马兰,，在扬子电视台。 叶果 摄


    马兰，黄梅戏名角儿，余秋雨夫人，率安徽省黄梅戏团来公司演“秋千架”，我拉她来台做一档访谈 节目。

    事毕，拿一本《文化苦旅》请她签名。马兰道：“又不是我写的，怎么好签？”

    我说：“秋雨先生总和你有点关系吧？我也将就了。”

    签毕，我说，你这个“兰”字怎么像个“3”？

    她说，是的，我每次签完名，人家都叫我 “马三”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191）



    电视台虽是热闹却也繁杂，偶或远行，躲躲清净，成了我暗暗的期盼。电视比报纸似乎要活络些，每年开会都会选那不易到达的边边角角。

    一九九九年在成都开会，我到的晚些，下车径去最正宗的麻婆豆腐店喝酒。同行这次聚的齐整，约有百名台长之多，轰轰烈烈喝下来便酩酊大醉，不知怎么回到的宾馆。

    凌晨天还黑着，我尚在云里雾里迷糊，便被人拉上飞机，说是改到拉萨开会了，害的我把一个拉杆箱亦丢落在宾馆。

    贡嘎机场周围多山，又光秃无草木，降落时有些心惊胆战，下了飞机，忽然觉得跑道上却是软的，使劲跺跺脚心生疑惑，身边却有老江湖告诉我，这是高原反应，其实是自己的腿发软。

    午饭后导游命令下午就地休息，这是进藏规矩，为的是保持体力，慢慢适应。我们几个却不愿浪费半天宝贵时间，偷偷溜出宾馆上街闲逛。

    新到一地，照例是打车与司机聊天，了解当地民情。问他何不做和尚？

    他说，那样不能讨老婆了，当然不干。

    他说，别看有的小和尚念经时一本正经，但晚上照样换了便装来舞厅。

    我说国家政策对西藏很照顾的，每年都会拨款若干亿给你们。



    晚上，临时抱佛脚买了本藏史来读，知道西藏在唐初大土蕃时期相当强悍，曾经一度占了大半个西北，大唐亦不能奈之何。文成公主入藏带来佛风普及，但菩萨好像并没有特别护佑他们的子孙。到了近代，西藏只剩区区二百万人，版图也缩小了一大半，我对藏传佛教法力因此有些怀疑。

    后来，有内地高僧告诉我，这是他们不戒荤腥，敞开杀生的结果。我在大昭寺见到老僧念佛，面对施主供奉的滚滚银钱无动于衷，正感叹其定力如此了得。

    进藏头一夜非常难熬，头皮每三分钟一炸一炸的疼，根本睡不着，到了次日，所有人都好像突然精神文明大提高，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也不言语了，个个脸色灰黄，耷拉着脑袋，像瘟鸡一般模样儿。

    睡不着，我只好到楼下大厅里溜达。

    果然，当夜就有四人送医院抢救的，其中一个还差点儿切开了气管，川大毕业的小导游吓坏了，在医院整整守了一夜。有两对年长些的夫妇脸色如猪肝颜色，整整在宾馆呆了三天，连大门都没出过，也算来西藏一回。

    第三日参观“羊八井”，有几个好胜的年轻人不听导游劝阻，跳进温泉游泳，扑腾没两下就瘫倒了。头疼，脚软，迈出一步都费劲儿，若20步外地上有一百块钱，肯定没人去拣。高原反应很怪，越是身体高大壮硕的，越是反应厉害，听说这里的官儿越大住的越低，通常以楼层判断社会地位高低

    2001年九月，去新疆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因此，天天吃肉喝酒倒是胜于内地，虽然晴空万里温差巨大，却并不觉得怎么不舒服。

    那日，从吐鲁番回来已是22时左右，这在新疆正是吃晚饭的好时候。大伙儿吃着烤全羊喝着酒，还有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窦文涛先生、柯蓝小姐陪着，正闹着开心，我的手机响了，南京的同事告诉我：美国出大事了，飞机袭击纽约双子座大楼。

    我说，是不是大片闹得啊？这不大可能的。他说，不信你就打开凤凰卫视，正在现场直播呢！

    我撇下酒杯，赶紧回到房间打开电视，果然如此！立刻飞奔下楼回到餐厅，高声向同行们宣布这个爆炸性的新闻。

    大伙儿都笑了，纷纷说：“张台啊，张台啊，闹什么闹？你是不是喝多了？瞎编个故事来忽悠大家，来来来，罚一杯！”任我怎么说，谁也不相信。




    
    
    
    

    牧羊藏女多知羞



    

    凤凰卫视名嘴窦文涛，众前却少言

    

    凤凰卫视的喳喳呼呼的主持人柯蓝，后来在《人间正道》，《人民的名义》里却表现甚佳

    

    凤凰的一次聚会，赚了个白吃白喝

    

    新疆的火焰山，我从东土大唐来



    走进美国大使馆（192）



    2004年初，北京组织一个记者访美团，总部一个领导当团长。

    我有幸参加，并被召进京去大使馆面签。

    见到团长，我马上先送个空头人情：谢谢您在会上提名，让我有了这次机会。

    “得得得，别拍马屁了，班子讨论的时候，还没轮到我发言，前面就有三个提你大名了。”

    团长以前是大领导管家，大领导外放，团长舍不下娇妻弱女不肯同行，拒绝了机会。没料到大领导两年后又调回北京，从此团长被冷落。从此，团长看破红尘，出言也惊人的实在。

    “911”纽约被袭以后，大咧咧的美国人开始认真起来，凡是入境者，只要不是政府高官正式访问，都要到大使馆当面签证，谨防恐怖分子和有移民倾向者入境。

    因此，主管我们的外事部门反复提示告诫：与签证官谈话时，表情要自然，态度要坦诚，不要让人家觉得你鬼鬼祟祟地，好像要搞什么名堂。据说，某某省因为弄虚作假的材料常出问题，被美国大使馆惩罚性的拒签三年。

    数九寒天的，终于轮到了我们这个团的预约日，团长特意把我们从全国各地召来，先开了一下午的准备会，把出国纪律很严肃地交代再三，然后惴惴不安睡了一宿。次日拂晓，一辆大巴轰隆隆地拉着我们往大使馆跑，说是为了排队，免得被堵在路上。

    这里还是黑灯瞎火，影影绰绰好像已经有了先行者，队伍的规模正在慢慢形成，大概有了百多人。不由想起一句诗来，“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五六点钟开始等，冻天冻地的要等到九点开门，洋罪是不好受的。不过，别担心，早有人替你考虑好了，七八个地摊上摆满了大衣、小板凳、热馒头、微弱的嘎斯灯火照耀着几张憔悴而热情的脸，不知怎地，我无端想起鲁迅《药》里的场景，也是黑黑凌晨，也是鬼似人影，也有冒着热气的馒头。

    我们不用照顾小贩生意，团长熟门熟路地敲开了一家小饭馆，我们大家可以在里面吃碗热面条，也可以暖暖手脚，比在外面《药》式待遇强多了。到了这里才知道，进大使馆多余的东西都不能带的，只能带规定的几份文件，如中国银行三万元存款证明，房屋产权证、结婚证、全家合影等，这些东西要能充分证明你在中国过的很幸福，根本不稀罕让美国政府解决户口问题，才能让美国政府把心放到肚子里。正好，我们随身携带的其余的物品都暂时寄存在这个小店里。

    尽管这些都很简单，但每年拒签率还是很高的。上个月，各地驻京办的同志们凑个团，准备去美国看看热闹，但有个人物非要搭车，却被美国签证官当场识破，结果害的整个团被拒签，气的他们背后直骂娘！

    对这事儿我总有点疑心，美国人怎么知道你是冒牌的？难道他真能在电脑上查出某人来？我怀疑是有人告了密，故意叫你难堪。就像抓毒犯，许多大卡车轰隆隆开过，怎么单把你拦下搜出？还不是有内线情报？

    好容易挨到九点钟，前边的队伍早有了百米多长。不过，美国人的效率我们不得不佩服，面审一个人只要两分钟，才用了一个小时，我们就赫然走进签证厅。

    大厅里秩序井然，四个窗口依次按商务、公务、留学等不同入境目的分别排队。中间有几个中籍雇员维护秩序和提供服务，他们的微笑模式和蔼而高傲，坦然面对着自己同胞眼巴巴的面孔。

    靠南墙一溜沙发，那里坐着垂头丧气的几位先生女士，他们不幸被种种理由拒签了。不知是谁出的好主意？让失败者冲着南墙，以喻示“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古训？

    团长让我紧随其后，他去过欧洲，又是团长，美国人不会难为他的。而我，也许领导看我还算伶牙俐齿，可以给全团开个好头吧？我当然不能辜负了上级信任，一定要首发命中——战胜美国佬！

    签证官是个洋妞，可能读过几年中文，但我想，我英语不是你的对手，但中文你可是小儿科了，来来来，过招吧！她刚问了我一句，我立刻连珠炮式的介绍起自己：家里如何富裕，妻女如何可爱，工作如何体面，生活如何幸福……语速之快，使签证官小姐根本插不进嘴，两分钟顷刻就被我占得满满的。她呢，只好连声说“OK，Ok”。

    呵呵，看啥呢？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转身我又将此法教会其他团友，他们如法炮制，效果奇佳。

    看来，美国佬还是挺憨的。



    国门与国门（193）



    九十年代初，一位旅居海外多年的妇人带孩子来到北京。

    在海关折腾许久后，两个孩子不解的问：“妈妈，你不是说，回祖国就像回家一样吗？为什么他们对我们这么凶啊”？母亲有点尴尬，是啊，海关官员对那些大鼻子的洋人好像客气多了，而对待自己同胞则显得威风凛凛，连孩子都看出来了。

    但那妇人还是婉转的对孩子说，你看他们是客人呀，所以就要对客人就要客气一些，我们都是中国人，就像家里人一样，当然就不用那么讲究礼数的。虽然孩子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但母亲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这位妇人就是著名华人女作家龙应台先生，为了带孩子寻根，她不远万里来到首都北京，没想到，祖国给小小的游子上了这样的第一课。

    当我走出北京海关，并没有龙应台先生这种感受，因为这太司空见惯了，你被官员们恩准出关，已经千恩万谢了，哪顾得上品味伊们冷脸或热脸呢！

    到了美国海关，他们入关手续一点也不比中国少，而且添加了令国人十分愤怒的验指纹和照相脱鞋等项目，可我们每个团员并没感到恼怒，因为你经过每道程序时，都能听到诚恳的道歉：“谢谢合作”，“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仿佛进了星级酒店，见到的都是笑脸。

    美国自“911”后，飞机安检非常严格，这使以飞机为主要交通工具的美国人不得不忍受拥挤和痛苦。在每四十秒钟起落一个架次的纽约机场，我们一行人无奈地等待着缓慢的安检。

    突然，一个机场便衣保安把我单独叫出来，我径直走到他面前问道：“何事”？他并不多言，把我请入另外一个队伍，还送我一张精致的红色卡片。

    惶恐的我们翻译小姐慌忙跑过来，与便衣交涉一番，然后高兴地对我说，“恭喜你呀，人家看你忠厚安详，既不像恐怖分子，特意把你编入免检队伍呢！”

    呵呵，我哑然失笑，美国佬呀美国佬，你可真聪明，既搞明察，又搞暗访，抓了安全，也不忘效率，行，行，我就做回好人典型。

    与我相反，我的一位旅伴就惨了，他剃了个光头，好像港片里斧头帮西瓜刀一族，每次过安检，美国人都如临大敌似的，对他格外关照。

    我们全团都埋怨他拖了大家后腿，他还不服，强词夺理地说，“难道我们团是狗吗？怎么还分前腿后腿的？”

    众人恨的牙根直痒痒。


    两万米高空（194）



    波音飞机腾空而起，高高地离开了祖国，看看满舱金发碧眼的老外，置身其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美国航班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同时办的登机牌，座位却不靠在一起，弄的我这个英盲再也不敢开口说话。

    空姐送饮料过来，我说“茶”，她居然能听懂，嘟囔两句，她还是能听懂，一聊，原来她是台湾人。这才知道，本架次飞机是飞美国西雅图的，而我们还要在日本成田机场转机。

    北京直飞美国的航班不少，干嘛要到日本转机？想来这样票价会便宜些，但我们费用都交的足足的，外事部门还这样做，占用我们的有效时间，真是太过分了!但是，没有他们的开恩，也许我们就不能成行，感恩图报，做点贡献，我们也说不出啥。也许还该感谢他们，毕竟还多玩了个日本，虽然只能待在候机室里，但还是落地了。

    日本人的地方都是井井有条，营业员小姐都是彬彬有礼，虽然都是职业微笑，但还是比我们国内的同行多了几分真诚含量。

    看中一款和服，真是做工精美，国内影楼里的道具服装根本没法和它相比，价格才七千四百日元，相当于人民币六百来块钱，很想买下来作纪念，给女儿穿穿一定蛮漂亮的，秋瑾好像穿和服照了一张像，还拿把小刀，很是英姿飒爽！但想到要拎着它转二十天的美国就觉得亏，还是等回程再来买吧！

    不知怎的，我们在成田机场整整等了七个小时。百无聊赖，大咧咧的美国人喜欢席地而坐，而我也仿效他们刚坐下，就被气急败坏的团长揪起来，说是怕影响国格。可人家老美怎么不怕影响国格？

    日本人男男女女还真是规矩，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但日本和美国相比，谁更有国格？

    考虑到国格，我们肚子饿的翘叫唤也不敢拿出方便面来，硬挺着也舍不得花可怜的每天二十五美元补贴。但到底还是有人不够坚强，吃了一碗日本面条，合人民币四十元，心疼的就要窒息——我就是其中一位。不过，那面条清清爽爽的，就是好吃。

    晚上十九时，换乘了美联航的大飞机，有五百个座位，我坐在后排，看着密密麻麻的后脑勺，好像在电影院里。飞机大了，也就飞的高，大都在两万米以上，屏幕显示外面气温为零下六十度。心里想，苏东坡这个家伙就是厉害，从来没坐过飞机，就知道“高处不胜寒”。由此想来，天上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还有嫦娥姑娘等，成年穿着棉袄真没意思，嫦娥纵然是世界一流的舞蹈家，但穿着棉裤跳舞，量她也好看不到哪去。

    中国人一看美国空姐就想笑，她们都是四五十岁，一脸笑容都是憨憨的，不过手脚还算利索。问美国为什么不雇用年轻的空姐？她们告诉我，年轻姑娘谁也不愿干这行，嫌这个太单调，也不自由。唉，没法比啊，咱们这里当空姐像选美，而老美这些“四0、五0”人员，不单不下岗，还在天上神气活现呢！

    广播里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整个机舱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一打听，原来有位空姐今天刚好到了退休年龄（我不知她们是五十五岁，还是六十岁？），今天是她飞最后一个航班，她向乘客道别，乘客回报祝贺和谢意。我赶紧站起来，一个人补上掌声，真诚的，发自肺腑的，为一位美国的空中大姐祝贺。

    从北京飞东京四个小时，从东京飞旧金山七个小时，加上在东京候机七个小时，我们在飞机上要呆十八个小时，非常疲劳。但因为时差的缘故，却睡不着觉，而连续吃机上的快餐，弄的肚子一直在叽里咕噜的抗议。我只好在很长的通道里来回散步，以安抚它们，不要在老外面前出洋相。

    团长坐在公务舱，阔大的座椅，特殊的餐点，但他却并不感到幸福。因为他周围都是清一色的老外，跟谁也不能搭腔，还得考虑国格，正襟危坐。反过来，他倒羡慕我们，可以三三俩俩的聚一聚，说几句中国话。

    美国飞机上的屏幕有飞行示意图，你可以清楚地知道现在飞到何处，离目的地还有多远，心里可以一程一程的盼着。我没有其他人那么心焦，朋友妙莲居士送了我一本《了凡四训》，讲了清初一个官员通过行善改变自己命运定数的故事，言之凿凿，不由你不信。

    在离开凡间的两万米高空，思考命运定数，佛理禅道，倒是十分超脱有趣。古僧建寺，多选高僻之处，想是为了更靠近天机吧？


    你为什么要欺骗它？（195）



    昨晚7时在东京起飞，经过7个小时的漫长飞行，夜2点到美国西海岸旧金山降落。不过，这里是上午9点钟，按导游“皮特。刘”的话说，美国人民就是大方，见面礼就是白送你们一天时间。

    旧金山也叫“三藩市”，是加州另一个大城市，当年华人到美国淘金，最先登陆的地方，也是现今为止，美国华人最集中的城市，据说有一百多万。

    也许美国的机场太大，也许美国的汽车太多，停车场都在很远的地方，所以旅客都要乘机场的免费大巴过渡一下，如果不熟悉，则很难找到空港出口，因为太多了，让人不敢贸然选择。

    和我们一个出口涌出的还有许多印度人，我问“皮特。刘”：美国这里怎么有那么多印度人？因为最近老是看到媒体关于印度与中国竞争发展的报道，使我对印度人很敏感。
    “皮特。刘”告诉我，刚才也刚到了个印度航班。

    我们被安排在3公里外的假日酒店，不大，也不豪华，只有一栋三层楼，但静悄悄的，听不到任何喧哗之声。尽管美国人白送了我们一天时间，我们还是舍不得浪费，放下行李，顾不上休息就驱车直奔市里。坐骑是雪佛莱面包车，方头方脑的虽然不好看，但速度，舒适度都不赖。

    “皮特。刘”提醒我们，包括后排座的都必须扣好安全带，不然他宁可不开车，也不愿招来大麻烦。我们团里不少都有驾照在手，他们一面笑美国人胆小，一面也老老实实地把自己肚皮勒紧。

    “皮特。刘”在1989年以前是天津人，原来在一家工厂当供销科长，当年物资紧缺年代，那可是人人羡慕的职位，可他不知怎么就舍得扔开这一切跑到美国来了？原来天津卫嘴子就特别出名，现在加上美国风气的直率就更健谈，碰巧我们团里有位女士也是天津的，他就更更出色的健谈。

    “皮特。刘”说，美国义务教育是从小学开始，直到高中毕业，家长一分钱都不用花，中午还有一顿免费午餐，早晚还有校车免费接送。大家都羡慕的了不得，这样算来，养3个孩子实在是很轻松的事情，像玩儿一样，因此“皮特。刘”说他有3个孩子，大家都说这不算本事。

    来到著名的金门大桥，这是建于1933年的悬索桥，悬空于海面，每条钢索直径一米，中间是500多根细钢丝组成，70年过去了，依然坚固，依然美丽，每天引来许多游客。

    在岸畔的草坪小息，刚才还有点儿“油”的“皮特。刘”忽然有些动情起来，他说，“我忘不了第一次到这玩儿，看到一个小女孩儿领着一条花斑狗在草地上玩皮球，那球抛出去，狗儿就飞快地追出，然后拿回来，如此重复嬉戏。

    正看着，那球也怪，直直奔我而来，我捡起来又做个假动作抛出，实际却藏在背后。狗儿却不知，直线飞奔追去，却扑了个空，寻寻转转，茫然不知所措。

    小女孩哭了，她跑过来气愤地责怪我：“你为什么要欺骗它？”

    我忽然尴尬，不知怎样回答。

    这里也许不大会说谎的，包括对一只狗儿。”

    说这话时，挺沧桑的，挺油的“皮特.刘”神色倒单纯起来，我们都没吱声。

    金门大桥附近就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由于它在志愿军1950年出兵朝鲜后，报复性地占领台湾海峡，从而使我们的解放台湾计划被迫取消。

    离太平洋舰队不远是“美八军”，就是在朝鲜战场与志愿军打了个平手的家伙，居然住在这么美丽的海湾，军营美丽的像一座大学，没有围墙，只有错落有致的别墅建筑斜倚绿坡……

    美八军烈士墓更是幽静雅致，倘佯其间，你想不肃然起敬都不容易。

    “皮特.刘”说，每年都会有当年老兵来祭拜战友，路边会停满各种各样的车辆，墓前会出现各种各样鲜艳的花朵。做为一个曾经戎马多年军人出身，我是多么羡慕美八军的同行啊，同样是为了本国的利益牺牲，他们却真正在享受着国人的尊敬。

    我们成天在说日本的“靖国神社”，可我们自己的“靖国神社”在哪里？祭拜为国捐躯者，可以养民心，雄国气，日本大和民族败而不衰，耻而尚勇，实在是比我们高明许多的。




    

    金门大桥

    

    不知道这是什么教堂？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
    惬意旧金山（196）




    第一宿，时差颠倒，夜不能寐。打八十分吧？又不能抽烟，美国法律规定：只有露天的地方才能抽烟，宾馆里一点烟味都没有，连厕所烟味都没有，你怎么好坏人家规矩呢？不管你在几十层的写字楼上，都要跑下楼来抽烟，门口才有放烟头的器皿。我观察发现，三五个凑在一起的烟民，不是中国人就是黑人，弄的我们怪不好意思，只好忍一忍，为国争光吧！

    清晨起来，才知道宾馆就在海湾，距后门不过十步之远，潮水泊泊，石阶斑驳，海鸥翩翩，不闻车马人喧。独自呆立良久，竟忘了每天早上坚持要做的“香功”。

    环屋皆松，我漫步软软的松针之上，不时俯身拾起几个大如菠萝的松塔，嗅嗅松香沁人，不忍弃之，将它如宝物般藏进包里，准备带回国，置于书架之上。

    餐厅不大，淡淡的背景音乐袅袅缕缕，更显得幽静雅馨。自助餐，面包，牛奶，点心，饮料，都是凉的，想必老外还没我们进化到位，喜食生冷，不怕肚子痛。我向来是无产阶级肠子粗，逆来顺受，不管三七二十一，三下五除二就填饱了肚子。其他诸位就去找餐厅理论，终于学会了用热面包器等，满足了娇贵的玉腹。

    导游“皮特.刘”说，上次接了个出版业的代表团，因为一种饮料不可口，便在餐厅大吵大闹，弄的满厅无不侧目。那位女客还理直气壮地说，“就是要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我听了默然良久，心下思忖，区区小事，何必闹出那么大动静？国人老想让人怕，就是不管别人嫌不嫌。

    走在旧金山老街上，一草一木，一房一舍，都浸润着浪漫与安全。有一段路很陡，市政当局居然想出个好法子，把车道弄成“之”字形，把司机都练成了慢速拐弯高手，两旁的人行道倒是溜直，汽车干着急，也跑不过行人，走路的真有自豪感。

    旧金山街道很窄，因为它有百年历史了，临街多是一种二三层小楼，斑驳陈旧，还有消防梯，从街上可以直接爬上你家阳台，好莱坞爱情片主角往往这样突然出现在姑娘窗前，手持一束芬芳的玫瑰。她们好像不怕坏人，因为我没看到有人家装了防盗门和防盗窗。

    这个城市的救防系统也很特别，只要拨打“911”，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同时赶来，如果没失火，消防车自回。再看没伤人，救护车又回。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解决任何事故，保证公民和城市的安全。为了这个目标，政府并不吝惜任何成本。当然，要收报警者费用的。

    旧金山市政厅很漂亮，它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遇上大地震，市政厅顶部裂开一条大缝，在恢复重建时设计豪华，哥特式顶部准备镀金，这个计划在议会遇阻。

    他们责问：为什么这样浪费纳税人的钱？

    市长说，“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旧金山市民，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市政厅是全世界最漂亮的，而且可以领先一百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使他们自豪的呢？”市长还承诺，从今以后，我们每个市民都可以在这么美丽的地方免费举行婚礼。议会果然顺利通过了这个计划，全体市民也非常拥护这个决定。

    “皮特.刘”告诉我，自己的婚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口气充满了自豪。

    这个城市是宽容的，所以能使一百多万华人在这里和谐相处。甚至，他们对同都很理解和宽容，三十万同有自己集中居住的社区，那里美女与美女相依，帅哥与帅哥热吻，美丽的同六色（无黑色）旗帜高高飘扬。

    最壮观的是每年六月的第一个周末，世界同大会在这里召开，连续三天，几十万同举行壮观无比的裸体大游行。

    “皮特.刘”说，有个中国代表团正赶上这个机会，全团一致同意，取消一切原定参观项目，整整在大街上看了三天不同年龄，不同肤色，不同性别的裸体巡游，眼睛都看直了。




    

    旧金山之字街

    

    旧金山渔人码头

    

    旧金山市政厅

    

    渔人码头酒吧门前
    美丽的斯坦福 （197）



    一百多年前，美国西部有对老夫妇，他们有个最喜欢的小儿子，这个非常聪明的大男生立志要考上全美最高学府——哈佛大学。但是，很不幸，这个孩子得了伤寒，夭折了。

    老夫妇悲痛万分，他们来到哈佛大学，告诉校方，为了孩子未竟的愿望，我们愿意捐一笔钱给学校。没想到，校方接待人员非常傲慢，对这对其貌不扬的老夫妇说，我们不会接受小额的捐款，那样会对学校的声誉造成损害。

    老夫妇被哈佛的傲慢所激怒了，他们发誓要建一座能与哈佛平起平坐的大学，这就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终于开始出名的“斯坦福大学”。

    这位老先生原来是美国加州著名的“铁路大王”，名叫“利兰.斯坦福 ”。他捐出了8180亩地和巨额美元，请了美国一流的设计师“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来规划。此前，他已设计了著名的纽约中央公园和旧金山金门大桥。

    斯坦福大学风格特色是浅黄石墙，红瓦屋顶，还有沙石拱廊，虽然美丽无双，旧金山人还习惯叫它“农场”。因为这块土地原先是“利兰.斯坦福”老先生用来培训优种塞马的农场。

    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斯坦福大学终于可以和哈佛并驾齐驱了，它的商学院与哈佛并列第一，计算机专业还把哈佛远远拉在后面。在它毗邻的硅谷，谁的毕业生最多？毫无疑问是斯坦福。

    美国联邦法院一共有九个大法官，而斯坦福毕业的就占了六个。它的毕业生成为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就有八十四名。当然，最令斯坦福大学校长自豪的是，他的毕业生平均收入在全美各个大学高居榜首。

    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非常美丽，看不见一堵围墙，看不见一个保安。教学楼都不高，两三层，很典雅。古木参天，巨幅草坪，名家雕塑。教授住的别墅区更是宁静，虽然夹杂有几个便利店，酒吧，但并没有影响这种和谐和宁静。这样好地方，就是一个笨蛋，也应该能做出好学问来，再做不出来，那才是真正的笨蛋。

    这所大学有个著名的“胡佛思想研究所”，成为多届美国联邦政府的“智库”。

    斯坦福大学就在“硅谷”，所谓“硅谷”，是旧金山与何塞市之间长48公里，宽16公里的地方，就这么小块地方，一九九八年产值就达24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中国的四分之一产值。

    “硅谷”不同于中国的“开发区”，没有围墙，看到许多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只不过是一座座小楼，跟别墅差不多。

    硅谷有华人27万，印度人15万，因此当地人说，过去我们发财靠IC（集成电路），现在我们发财还是靠IC（印度和中国第一个字母）。

    华人之所以选择这里生活，一是气候温暖，风景秀丽；二是在硅谷找技术工作比较容易；三是物价比较便宜。如果时间允许，自己做饭，每个月100美元就够了，11美分可以买到9个鸡蛋，比中国还便宜的多。另外，我们转了两天，好像没碰到一个收费站。

    乞丐哪都有，美国也不例外，但他们并不令人讨厌。从不粘你，缠你，只是站在路边，两手平端一张白纸，上面写着我需要援助如何。常有汽车停下，递出来一张钞票。其实，他们大可不必，政府每个月还发给乞丐620美元最低生活保障金。

    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都面子薄，没有操此业的，常见的是黑人和墨西哥人。

    在旧金山最后一个夜晚，听“皮特.刘”说，城里有个“成人俱乐部”，会有许多光景，主要好像是单身成人男女做的游戏。美国法律禁止性交易，但不涉及金钱即合法。我们几个想去看看，请示团长，团长拂袖而去，只得做罢。作为记者，应该去知道该知道的东西，但碰到领导不表态，只好歇菜。

    回国后聊起此事，团长过来插话说：“你们该去就去，干嘛来请示我？我能公然批准吗”？

    晕，领导的水平就是高，我这个后悔。




    

    

    




    挑衅联调局（198）



    美国政府到底有些雅量，不单可以参观白宫，国会，还可以参观五角大楼国防部（911后停止），而且还是免费。国会山很漂亮，因此电视新闻大都以此做背景，以致于国内许多人以为那就是白宫，还的一些西部小县政府大楼都模仿移植，县太爷常常自我感觉是奥巴马。

    其实，美国总统也不如一个县长神气，像克林顿就很可怜，他不过就和莱温斯基有一腿，喜欢的不行，却不能给她提个科长处干干，更不能给解决一套房子，或者弄个项目搞点钱花花。而县长，这区区三件小事，一个电话，当天就可以给办了。

    白宫广场有两个扎眼的雕塑群，一个反映“韩战”的，白雪皑皑的冻土上，美国大兵头戴冰冷的钢盔，身披白色伪装斗篷，面容阴郁而伤感。另一个是“越战”，炎炎烈日下，军容不整，无精打采的美军一脸无奈……美国政府也真是的，竟然敢把失败的两次战争贴在脸上。

    越南战争也是，美国名义在和越共打，实际上是和中苏打，最终的结果呢？美国人跳出火坑，远离了敌人；安抚了国内人民。

    谁胜了？谁败了？
    过后好像也不好说。

    白宫门前有两个服装摊，当然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而是像货柜车，打开一面，服装罗列，合上就可以开就走那种，还挺漂亮。

    导游神秘地说，你们想想看，白宫门前能随便让人摆摊吗？其实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专门监视游客的，怕恐怖袭击。呵呵，“911”以后，美国人真是草木皆兵了。

    我听说是联邦调查局的，顿时来了劲儿，非上前挑衅一番不可。

    到的摊前，我高声叫道：“体桖，15元卖不卖”？

    签上标着20美元，我还价历来不够狠。我也不会英语，导游、翻译都没跟上来，我只是挑衅，管他懂不懂。

    没想到，摊主闻言从车里下来，过来就搂住我的肩头，低声道：“我知道你是中国人，我是韩国人，在美国都是明码实价，不兴还价的，别让美国人看不起我们亚洲人”。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连忙掏出20美元拿了体桖，仓皇离去。

    事后一打听，果然如此，韩国人没骗我们，美国任何商场都是明码实价，当然不包括华人藏在深巷里的黑店。不过，他们主要是通过导游大赚国内同胞的钱，好在大家都体谅血浓于水，也不会为了几瓶深海鱼油去美国政府举报的。




    

    这就是那个不起眼的美国总统府白宫

    

    漂亮壮观的美国“国会山“”，咱们许多县府，镇府，很喜欢模仿它。

    

    美国国会大厅

    

    华盛顿广场上的“韩战纪念雕塑”

    

    华盛顿广场上的“越战纪念雕塑”


    漫步华盛顿(199）




    华盛顿是首都，人却不多，也不繁华，就像美国大多数的地方，简洁而清爽。

    白宫和国会山前面的华盛顿广场，也看不出华丽气派，一些参天大树自然野性，并没有花力气修剪雕琢，就是美国人崇敬的总统杰弗逊、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给他们修的纪念建筑，根据他们的特点，分别是一尖，一圆，一方，一平，同样是朴素大方。

    对于自己曾经不光彩的“韩战”，“越战”，美国政府也敢把它的雕塑杵在那里，每天尴尬地让全世界游客和自己看着。

    美国少有人信佛，却有个很大的“放生池”，不知他们怎么想起来做这件事情。不过，美国人不小气，这不单是美资企业老板都舍得给员工高薪，而且年平均慈善捐款是中国的好多倍。

    这可能和宗教有关系，教会有句话是“把你的收入十分之一捐给上帝”，百分之八十信基督新教的美国人，每周进教堂时果然一百两百地往里扔。
    。
    在华盛顿呆了7天，大部分时间用来听课，在国家新闻学院。余下时间参观国会、航天馆、美术馆，都不要钱。连梵高，比加索的真迹都白看了，大伙儿还觉得不过瘾，非要去听场货真价实的音乐会。

    主办方自然不肯贴25美元买门票，于是就把我们带到著名的“肯尼迪音乐厅”，去看一场免费的演出。原来，这家音乐厅为了满足穷人的需求，在每天晚上7点半正式演出之前，请级别不高的团体加演一场免费音乐会。

    那天，因为我们自己没控制好时间，迟到了，被挡在门外——正规的音乐会是必须提前入场的。不过，即使不进去，在外厅回廊里也是非常好的享受。富丽堂皇的装饰，硕大而充满个性的肯尼迪头像——这位美国人很尊敬的总统。

    来听音乐会的听众衣着非常光鲜，即使来蹭免费场的穷人也同样如此。美国是个不大容易看出穷富的地方，至少吃穿看不出来。

    碰到一位像吉普赛人的老太太，她非常热情友好的于我们攀谈。原来，她是这家音乐厅的创作者，虽然退休了，但这里永远为她保留免费进出的待遇。

    我问她对中国人印象如何？她说，我像爱不同的花朵一样，爱着各国人。回答的真是好，这是真正的博爱。

    老太太说她是爱尔兰人。我逗她，说爱尔兰没有什么著名的艺术家，而英国，法国就有许多光辉灿烂的名字，我举了几位诗人。老太太马上跟我急了，一口气说出很多名字，脸也涨的通红。

    我确实孤陋寡闻，只是在20多年前读过一本《外国文学》的教科书，以及附带的欧美文学，立刻就冒了汗，连忙陪着笑脸说了许多歉意的话，但估计老人家一句也没听懂。





    

    我喜欢罗斯福，他帮助美国度过经济危机，率领盟军打败法西斯，功高盖世。这个小轮椅，是罗斯福亲手用自行车改装，我愿意推他一程。他和我一样，被脑溢血袭击，他倒下了，我又活了过来。

    

    罗斯福纪念碑前放生池

    

    呵呵，可爱的爱尔兰老太太。

    

    在华人老南京朋友家里作客，我们20多人进来却不见了踪影，八百平米的大别墅可真藏人！

    

    洋娃娃，真可爱。

    

    肯尼迪塑像
    丑陋的纽约地铁（200）




    来到纽约，却下榻在新泽西州，它与纽约虽仅相隔一条哈德逊河，但旅馆却便宜了许多，主办方算盘打的很精。

    当晚，一位朋友高君来访。确切地说，他是我朋友的朋友，与我原先并不相识，但在同一座城市里，都在搞报纸，有几次碰头的机会都错过了，如今却在纽约相逢。

    我给他打电话，他问我在哪家旅馆？

    我记不住那个鬼头英文名字，只是说在纽约边上的新泽西。

    他又问我主办单位，我说s公司。

    他哈哈一笑，我知道了.。然后晚上9点多种就驱车赶来了，他说，走，夜游曼哈顿去。

    在哥仑比亚大学校区一个幽雅的酒吧，我们饮着墨西哥啤酒，品尝美国龙虾。美国人很笨，有那么多的海鲜，但烹调手法永远只是炸，煮。可惜了上好的龙虾。不过墨西哥啤酒倒蛮有味道，因为啤酒讲究保鲜，船运几十天才来的青岛啤酒没法和它竞争。不过，喝墨西哥啤酒要用柠檬片粘了盐，擦在杯沿上，这样唇上咂着，才品出别样味道。

    喝完啤酒，已近子夜，我请他陪我去逛纽约地铁，早有耳闻，它的名声不大好，今天倒要眼见为实。

    我们随便在附近一个小站下地铁。纽约地铁有四百多个站，四通八达，很是方便。地铁站在地面并无显著标志，像个小售报亭。进来一看，更让人吃惊，锈迹斑斑的铁栅栏，低矮的天花板，孤独的吹笙者，三五成群闲逛的黑人。

    高君扯了扯我衣襟，示意离黑人远些。他说，已经发生过几起被黑人醉鬼莫名其妙推下地铁的事件。地铁是通宵营运的，但半夜以后，黑人社区那几站，我们都不敢去。

    我惊异，政府多派些警力不就好了？

    高君笑了笑，美国政府认为，谁纳税多，国家就应该给他提供更好的治安环境，因此，反而富人区警察多些。

    呵呵，怪不得美国人都愿意多纳税。

    纽约地铁承担着80%的城市客运，因此，一些看来很有身份的人，也不得不以地铁为主要交通工具，好在大家习惯了，也没有什么抱怨。

    朋友高君的公司有几十号人，但只有三名高管才有车位，其他人也只能在节假日才玩玩车。三更半夜我上的地铁，还是没座位，可见它的忙碌。

    象征性地体验了几站，下的车来先找厕所，顺着指示箭头寻去，却是铁将军把门。朋友不好意思地说，地铁厕所往往是吸毒者藏身之处，有关部门为避是非，干脆就关了了事。想起南京地铁刚开通就不设厕所，乘客意见很大，当时当局就说是与国际接轨，现在看来倒是实话。

    看过丑陋的纽约地铁，我连说没想到，没想到。朋友高君说，纽约地铁是比不过北京上海的，但是，你知道吗？它已经开通100年了！

    我窘住了，100年，100年，那时候，我们在坐什么？

    下半夜纽约倒是疏冷了许多，时报广场，帝国大厦，第五大道都比前时少了绚丽浮华，显得那么真实。纽约市政厅灰白旧颓的五六层小楼，在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中是那么可怜。

    我特意要求去看看“唐人街”，看过后也是很失望。乱七八糟的门面房和各种招牌，像内地的一座县城。两条街，一条为广州帮占据，中间树立着孔子的塑像；另一条为福建帮，供着林则徐的塑像。高君说，莫名其妙，难道让林则徐来禁烟？难道让孔子来传道？

    唐人街居民大多是老移民，他们文化低，语言不通，只能做些开餐馆，洗衣店的活儿，而且几代变化不大。还有就是偷渡来的，在餐馆刷盘子。


    做为八十年代后的大陆留学派新移民，他们大都瞧不起唐人街，很少来，这里组织的各种活动，他们都没兴趣参加。




    

    在华尔街巡逻的武装警察，并不拒绝和我合影。


    

    自由女神岛上看曼哈顿

    

    繁华的纽约第五大道
    不起眼的华尔街（201）


    没有比华尔街更令人向往的地方了，它好像阿里巴巴装满宝物的山洞，财富供全世界都花不完。
    按照十几年前通行的说法，如果全世界的财富是100，美国就占了25，日本是美国的一半，德国是日本的一半，中国是德国的一半。按当时中国官方的口气，（2003年）中国好像快赶上德国了，当然这是总量，如果人均，咱们就立刻还要矮上一截。

    就在华尔街，几乎全世界的资金都到这里集中，数字——唉，不好说了。

    可你到了华尔街，尽管有思想准备，还是会被惊呆了——就那么一条五六米宽的街道，几栋并不起眼的大楼，这就是国际财富集中营？纽约交易所门口，是全副武装巡逻的警察和横担在路中央的警车，美国人被“911”吓坏了。


    导游告诉我，因为很久以前，华尔街这里是白人区与印第安人保护区的隔离墙，只有那么宽点缝隙，政府也没办法。

    纽约市长不敢重建市政厅，不敢强拆民房，但对总统倒敢不买账。

    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联合国成立时也没地皮盖房子，还是美国当时的首富洛克菲勒动了恻隐，自己捐了一块地皮，才使联合国能扎下根来。当然，联合国也非常感谢这“一饭之恩”，授权洛克菲勒总部大楼可以永远悬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旗帜。

    联合国大楼可以参观，但是免费，只需要领一张入门证，我想，还是为了防拉登的吧？


    其实，许多当时看来了不起的事情，其发因和后果不过是个小小恶作剧而已。卢梭在《忏悔录》里也承认，有次闹着玩儿，偷了东家一个银杯，害得一位使女遭到冤枉，他先偷着乐，后来内疚的要命。





    

    “911”中毁灭的摩天大厦遗址

    

    华尔街，看不出是像有钱人的地方。

    

    看“自由女神”仰角太大，再退就掉海里了。

    

    汤姆大叔，真大啊！
    费城自由钟（202）




    从华盛顿到纽约，从公路走，要途经费城。好些年前，中美关系刚刚亲密起来的时候，印象中有个“费城交响乐团”经常来北京演出，因此，对费城感到很有些亲切。

    费城不大，但也是美国第四大城市了，在美国人心目中可是真正的圣地——二百多年前，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在这里宣告了《独立宣言》和制定了宪法，奠定了美国二百多年历史，这期间，除了一次解放黑奴的战争外，国家都是基本稳定，没有出现一个暴君。

    也就从那时起，美国人就在“造物主赋予一切人以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即“天赋人权”指导下立法，并真正执行。

    费城有座钟，只有九百多公斤重，质量也不太好，但美国人都把它当宝贝似的收藏了二百多年。当年，美国开国先贤在这里宣读《独立宣言》，就是庄严地敲响了这口大钟。

    后来，在庆贺华盛顿总统生日的集会上，又一次敲响了这口不同寻常的钟，因此，被命名为“自由钟”。但是，当时的铸造水平实在不怎么样，典礼上不过是让儿童敲几下，就震出一尺多长的大裂缝，吓的美国人再不敢随便敲响。

    现在，自由钟被供奉在一座漂亮的玻璃房子里，参观者能摸摸就不错了，当然不能像我们的庙宇里的大钟可以用大柱撞击，别看美国平时大咧咧的，但对待自己国家的圣物却是毕恭毕敬的。

    很幸运，展览馆专门有配中文的专题片，制作非常精美，作为业内人士，很想带一盘回去做资料，但被告知：不送，也不卖。看来，美国人是很注意知识产权保护的。但好像少了点生意经，展览馆冷冷清清也不想法创效，弄点VCD啥的，多摆几个摊，吆喝吆喝，一天赚个几百美元不成问题。




    

    费城，我的耳边也回响着200多年前的自由钟声
    台湾导游（203）



    在美国东南部的亚特兰大，导游是个台湾人，姓凌，名展业，三十出头。

    这个家伙看样子有点儿油，曾经当过“国军”，当然这在台湾并不稀奇，那里人人都要服兵役的，算不了什么。不像我们这边，几十年了，当兵一直还很热门呢！

    因为我也当过解放军军，因此喜欢和国军叫阵。凌展业见此连连拱手：“我们国军认输，打不过你们，我自己小命就差点被你们灭了”。

    他当兵在外岛，就在我们舟山附近叫“东营”的小岛，长期以来，倒与解放军军相安无事。国军在岛上驻有两个连，照例每年要搞火炮射击打靶训练，照例事先发了通知，让浙江这边渔民回避靶区。

    没想到有一个渔民偏不买账，硬是闯进这块海域，心想：你还敢真打我怎地？

    谁知有发炮弹偏不长眼，轰然响过，丢了两条性命。这下还得了？附近舟山民兵团愤怒起来，几千只船四面八方包围了东营，扬言要血洗小岛，为死难的渔民报仇。

    孤岛上国军万分紧张，两个连怎么也不是几万全副武装民兵的对手，后果非常严重，战则死，降则辱。。。。。。凌展业也和大家一样，连遗书都写好了。唉，没想到大好年华，竟然轻轻命殒荒岛。

    关键时刻，还是两面高层协调解决了问题，保住了国军几百条小命。凌展业至今仍心有余悸，叹道：“大陆民兵太厉害了！”我呵呵一笑：“民兵根本不算什么，我们野战军一出手，你们那点小家当，还不是几天就踏平了？”

    小凌的父亲老凌在上海开了好几家厂，生意做的很不错，而且还能革命生产两不误，每个厂任命了一个二奶，哦，应该是二奶，三奶，四奶。

    有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果然后院起了大火，夫人一怒而离婚，率领子女和钱财浩浩荡荡移民美国。台湾人拿美国绿卡像玩儿一样，两个月就可以搞定，因为美国人不担心她那点人来移民。

    凌展业在台湾读的传媒专业，到了亚特兰大改读计算机硕士。上学期间到一家旅行社打工，没想到当场老板就交给他一个团，让他明天领着游亚特兰大。他自己都没玩过，更不知道路线时间，但不敢拒绝，连夜开车按预定路线演习几遍，才放下心来。这时，天已经亮了。当然，效果出奇的好，老板赞不绝口，他自己也估量出自己的价值。

    于是，小凌硕士也不要了，专职搞起了导游。现在他自己的旅行社越办越红火，他刚花五十万美元买了500平米的大别墅。

    这家伙，也不结婚，干嘛住这么大房子？我们全团都在助人为乐地为小凌分忧，虽然我们谁也没有住过别墅。

    小凌笑了：我只住其中一间，其他都租出去了。

    哼，这家伙，越有钱就越想钱，满脑子生意经。

    小凌又笑了：我不要钱，只租给大陆留学女生。

    美国老太太有这么干的，作为交换，租房的大陆女生每天须花两个小时陪她聊天。

    难道，凌展业也是个不听故事睡不着觉的主儿？

    我看不像，这家伙，油里巴唧的，好像没那么好心眼儿。




    

    亚特兰大，卡特总统墓地

    

    亚特兰大机场候机厅
    这里诞生了“乱世佳人”（204）



    几百年前，非洲的黑奴就从亚特兰大上岸，集结，然后流向全美各州，因此，美国黑人就认定这里是家乡。

    林肯领导的旨在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也是从这里开始和结束的。城郊有个石头山，150米石壁上雕有著名的南方军队将领“李将军”的塑像。他是败军之将，而且是主张维护黑奴制度的，美国人并不因此而降低对他的尊敬，关键还是敬佩他大信大义的人格魅力，即如中国人对兵败自刎的项王。

    正是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地方，出现了一部闻名于世的著作《飘》，后来还改编了电影《乱世佳人》，它使一位只有中学文化水平的小妇人稳稳地坐上世界文坛重要席位。

    说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飘》的发行量竟然仅次于圣经。至今，身边常常听年轻的女孩梦呓般地说，我最喜欢“白瑞德”。这个白，就是《飘》里的男主角。当然，作为男人，我们也都喜欢书里的“郝思嘉”。

    我来到她的故居小楼前，想象着这位充满艺术想象力的女子在怎样安排那些影响世界的人物，而她却因语法欠通，非常苦恼怎样通过小编辑们挑剔的目光。好在她的丈夫是位中学语文教师，大文学家解决不了的问题，他都非常轻松地处理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认为自己比妻子高明。

    我想，这就是美国人比较达观的好处，美国文坛上也就少了诸如专门以搜寻名著错别字而自豪的专门家。

    在亚特兰大黑人里，有一位著名人物静静地躺在这里，是他改变了美国，使美国民主政治大大地跨上了一个台阶。他就是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他毕生致力黑人平等人权，但坚决反对暴力，最后，在一个小旅馆里被白人极端分子暗杀。临死的时候，他说：“我完成了上帝交给我的使命”。

    诚如斯言，“马丁。路德金”死后，美国很快通过了《反种族歧视法》。这个法律非常严厉，因此美国在招工，征兵，入学等一切领域，再没人敢明公开显流露出半点种族歧视。

    导游告诉我，初来美国，中国人的英语是非常难听的，美国人觉得好笑，喜欢恶作剧地模仿一下。中国人马上抗议：你这是种族歧视！美国人吓坏了，赶忙说好话：我没有那个意思呀，我是开玩笑的呀！

    呵呵，不然，只要有人做证，这个美国人就会倒霉了。

    法治就是法治。

    20年前克林顿访华，中国记者问：美国司法怎么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克林顿笑了：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呀！

    他举了个例子，1969年美国通过了《反种族歧视法》，这时，有一个白人社区，搬进来一个黑人，他的孩子要就近上一所白人学校。这时，全体学生，全体家长，全体教师都拒绝这个黑孩子，怎么办？

    美国政府每天派30名警察护送这个黑孩子上白人学校，谁敢阻挠，立刻逮捕。这样，坚持了好几个月，再没人敢反对了，不接受的也接受了。

    什么叫法律啊？再多人反对也要执行，除非它得到修改。

    前些天，有个美国市长演讲时开玩笑说了这样一句：中国佬才不会那么笨呢！他们一定会如何如何。马上引起华人抗议，他第二天就赶紧公开道歉。





    

    玛格里特。米切尔的故居，她创作的小说《飘》发行量仅次于《圣经》，感动了世界。

    

    玛格里特。米切尔

    

    亚特兰大，刻有南方著名李将军塑像的石头山

    


    在亚特兰大机场，想找到一个够黑的美国黑人，一问，错了，才知道她是坦桑尼亚人。
    品尝可口可乐（205）




    中国人没喝过可口可乐的少，不知道可口可乐总部在亚特兰大的多。

    150年前一个亚特兰大人发明了一种带药味的饮料，据说能治肚子疼，这人委托一家小铺代卖。

    过了一段时间，小铺不干了，因为每天只能卖出7瓶，实在赚不到钱。于是，小铺两个年轻伙计建议把可口可乐的包装权转让给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扩大销路。

    发明家将信将疑地答应了，转让费是1美元。

    没想到，从此可口可乐变得越来越讨人喜欢，一百多年后竟然成为全世界人民离不开的饮料。当然，那两个年轻伙计也成了大人物。直到现在，可口可乐原料和包装还是两个公司，两边都发了大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才和创意是多么重要。

    有细心的人说，连一百年前买了一股可口可乐股票的老太太，如果不死，现在也早已成为千万美元富婆了。可口可乐股票早不知翻了多少倍了。

    参观可口可乐总部，须买一张7美元的门票，不知为什么是“7”，是否和当初每天只能卖7瓶有关系？也许是美国物价局定的，但没听说美国设过这种部门。

    花7美元实际并不吃亏，因为可以无限量品尝36种不同口味的可口可乐。当然，你是不可能尝完的，于是，一种情景出现了：游客屁颠屁颠地一趟趟往厕所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笑对方精的傻。

    美国人做市场调查还是很下功夫的，可口可乐在每个国家配方口味都不一样，我们中国的比意大利的口味就要淡些。当然也有对市场调查偷工减料的，像“麦当劳”，它就盯住“肯德基”不放，你在哪开店，我就在哪开店，好像有点赖皮，但也是一种市场策略，而且也省钱又省力，效果还好。

    我悄悄松开了裤带，也就是勉强品尝了十种，还暗暗屈指算了美国的市场价，觉得早已经值7美元了，虽然肚子胀点儿，但绝对不亏。

    出了可口可乐总部，好像有点醉了，脑子一热就在邻侧的店里买了一顶牛仔帽。虽然有点儿贵，60美元，但皮质都是上好的，模样也很周正，全团21人都拿它来照相。一个个穿西装戴牛仔帽，像市场上杂耍的艺人。

    如今我把牛仔帽挂在书房壁上，平添了些许豪侠之气。与它相邻的绍兴阿Q戴的乌毡帽，滑稽而顽皮。




    

    亚特兰大可口可乐总部,尝遍百味

    

    可口可乐小姐清纯平和

    

    民间艺人来助兴

    

    亚特兰大正宗的牛仔帽，旁边是绍兴阿Q乌毡帽
    温暖的洛杉矶（206）



    飞机降落洛杉矶时，首先感觉是好大，从进入城市繁密的灯光区上空开始，整整飞了20分钟才下地，美国人真能浪费土地啊！

    算来美国国土面积没有中国大，但除了曼哈顿外，怎么到处都很宽敞？高速公路两侧永远都是茂密的森林，没人修剪，是那种莽苍野蛮的生态。间或几栋木屋，仅仅露出一角，电视肯定都是无线的，没有哪个电视公司会不惜成本为三两人家拉电缆。

    到了洛杉矶，好像到了广州，冬阳也是暖的让人发懒。在迪斯尼公园，因为是周日，也排起蜿蜒的长龙。维持对外秩序的仅仅是一根2尺高细细的红线，而且曲折往复，每个能达到潘长江高度的人，都可以轻轻地超越过20个人，但好像并没有一个聪明人这么做。包括那些看起来像小混混的嬉皮士和黑铁塔般的大汉。

    也有不排队，可以长驱而入的，她们没有高举证明自己特权身份的证件，而是坐着轮椅或推着婴儿车。

    上千人的队伍，一个小时阳光下的等待，没有听到一句牢骚话或吵架。静悄悄的，连向来我们这些爱热闹的中国人都安静下来。

    迪斯尼与好莱坞的门票一样，40美元，我们千万不要换算成人民币来核计，相对于美国人一般工薪阶层的两三千美元的月工资，一点也不贵，因为里面足够你玩一整天，那些昂贵的设施，包括豪华游轮和人工河，海盗船与官兵船大战，还有几站路十八世纪小火车，惊险万分的通过印第安人蛮荒地带。让你怎么也觉得钱花的值。

    它们可都是私人投资经营的，没有物价局来盯着。

    洛杉矶60%居民是墨西哥人，说西班牙语，华人有30万，但华人对墨人印象不好，很少来往。墨西哥人地位比华人低，关键没有华人勤劳，所以不太富裕。华人在美国很要面子，酗酒打架，吸毒乞丐，都和华人不大沾边。

    在美国其实想喝醉酒不容易，因为法律规定：卖烈性酒者须交15万美元保证金才能领取执照，一般人不肯冒这个险。因此，饭店里很少有白酒卖，而且还不让自己带进去喝。我不知道墨西哥人怎么喝啤酒也能醉？

    有的州法律还规定：车上有酒必须放在后备箱里，否则不能避免司机喝酒的嫌疑。还有的州规定更有趣，警察怀疑司机喝酒了，就叫你沿着直线走一段。碰到捣蛋的司机就说我天生不会走直道，还跟警察打官司。

    洛杉矶有华语电视台和报纸，但大陆声音在这里很弱，倒是台湾声音强些。但你拿起那些报纸仿佛回到一个世纪前，版式，繁体，语气，就像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石库门，古色古香，旧趣盎然。




    
    
    
    迪士尼


    好莱坞好玩（207）




    在洛杉矶碰到一个枪店，好家伙，各种手枪，冲锋枪，应有尽有。有小巧漂亮的坤式，可以放在小妇人的手提袋里，当然也可以绑在美女短裙里面，好莱坞间谍片里经常可以看到。也有20毫米大口径手枪，电影《教父》里，黑社会要取对方老大性命，多用此物。枪声响处，碗口大的伤洞，老虎也难逃一劫。

    在美国买枪非常简单，只要正式公民就行，当然都有编号，出了事好找，而且，那个枪店也要受牵连。

    美国人好枪，总共3亿人，民间就有3亿多支枪，几乎人手一支。当然，一般人都是放在家里锁住，一辈子也不会用一次。但是，这种威慑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就像原子弹，不用更厉害。

    美国法律规定，对于私闯民宅者，如有威胁主人行为，主人是可以开枪的，但必须正面射击，背后开枪就有谋杀嫌疑了。美国人对赖在自己家里不走者，一可以报警驱逐，二可以枪口相向，因此，没人敢轻易动歪脑筋。不像我们中国，流行起中世纪的碉楼方式，用铁门，铁窗来捍卫自己的妻女财产

    试想一下，一个八十老太太，面对一个闯门而入的凶汉，可以轻而易举的放倒他。因此，美国人都不装铁门铁窗。

    美国人外出持枪须另外有证，而且必须枪弹分离，即司机身上别着枪，子弹还要放在后备箱里。这样，万一你老兄冲动起来，慌忙之中，还要去找子弹，可能就会冷静下来了，或者对方乘机跑掉了，就能避免了悲剧的发生。正是这些细节防范，使这三亿支枪每年还摊上好多起“校园枪击案”。

    美国几万人上街游行，要是每个人拿把枪，来个暴乱，占领市政府怎么办？想想都吓人。不过，真没发生过。

    进了好莱坞，却没见到枪，因为美国人对此不稀奇了。但是，那种惊心动魄还是至今难忘。坐着火车正在穿越隧道，突然地震了，火车当即倾覆；坐汽车通过河流，突然洪水暴发，汽车被巨浪吞没；侏罗纪公园遭遇恐龙，动感球幕电影里怪兽的迎面袭击，太空大战。。。。。。

    出来遇雨，好莱坞纪念品雨伞非常好看，20美元不算太贵，但是，手在裤兜里捏出了汗，还是没舍得。




    

    奥斯卡发奖处

    

    明星大道

    

    好莱坞明星大道遇二洋妞合影，她们诚恳地声明：自己不是明星。


    

    好莱坞“官军战海盗”表演

    

    荒蛮岛
    赌城拉斯维加斯（208）



    赌城，总是给人恐怖的印象，几年前因为在香港凤凰开会，去过澳门葡京赌场，至今觉得惶惶的。把门的是印度黑人，高大威猛，首先就搜出手机，照相机等所有金属物件，好像马上就会闹出黑吃黑事情。不到半个小时，我就逃了出来。

    来到拉斯维加斯，却一点也看不出像个赌城的样子，街道整洁，酒店豪华，环境美丽。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曾是沙漠中间一个小城。全世界最大的十大酒店，就有八家在这里，你知道一家酒店有多少个标准间吗？整整一万个！而且住宿相当便宜，甚至早餐还送到屋里。

    我们从到达的下午就忙着参观景点，海盗与官军海战，意大利音乐厅，美仑美奂的霓虹灯景，“拉斯维加斯之夜”大型晚会，一直忙到午夜过后，团长才下令：自由活动！

    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拥进赌场。最后一站了，谁都留下一二百美元试试运气，也过过瘾。

    其实所有的酒店一二楼都是赌场，也没有保安，也没有搜身，你就是穿着拖鞋进来也没人管。许多人是来度假的，带着夫人孩子，轻轻松松地玩几天。我看见一对花白头发的老夫妇，手挽手走进来，满脸平和。

    门口老虎机区有个“光荣榜”，上面有照片，都是历年在本店中个大奖的幸运儿。我们刚看两眼，有眼尖的就惊呼起来：原来旁边其中一位向大家做鬼脸的男子正是获奖者。他中过2万美元，但后来上了瘾，估计早输回去了。

    我拉住他，让他带我去当年获奖的那台机器，好沾沾他的喜气。

    老虎机非常简单，只要会投币就行，连筹码都不用换。投币有五分，二角，五角，一元多种等级，当然收获也不同。

    我仅剩200美元，选了1元等级，心想输完就赶紧回去睡觉。当然，也闪过别的念头，我如果真中了20美元该怎么办？

    场内有小姐免费送饮料酒类，这是拉斯维加斯的特权，室内还可以吸烟，街上也出现了裸女广告牌。高挑美丽的小姐在老虎机群中迂回穿梭，你只要招手即来。据说，她们是没有工资的，全靠小费。

    我点了半杯“威士忌”，因为从来没喝过，以为和香槟差不多，没想到酒精含量四十二度，一饮而尽，立刻晕乎乎的，但我没忘了给她1元小费。小姐见我不太小气，每次穿梭都绕到我面前，给我殷勤添酒，当然也多得到好几次小费。

    我们有的团友坚持原则，拒给小费，聪明的小姐就巧妙地绕过他身后，让他悻悻然而无法言语。

    出国观光，把钱花光，为国争光。在老外面前，不能太丢面子。

    拉斯维加斯的老虎机真好，我的200美元眼看要输光了，哗啦啦又吐出不少，来回好几次，终于碰上个大的，流出来半盆，足有1200美元。服务员马上过来提醒我：先生，你可以适可而止了，好运气不会总眷顾你。我一摆手：NO，NO，我还没玩够呢！

    换了一个机器，再战，运气果然没有那么好了，看美元渐少，想起“听人劝，吃饱饭”的古训，连忙撤退。服务员赶紧叫来大堂经理，两个人一同去帮我换成纸币。这是规矩，怕一个人做鬼，贪了客人的钱。据说，若中了大奖，赌场还派保镖汽车，把你送上飞机才完成责任。

    第二天，清理战果，我们全团21人，19个输，2个赢。我赢800美元，另一个深圳的赢1200美元。他是久经沙场的，在二楼玩的是轮盘赌，是桌上的，不是“俄罗斯轮盘赌”，那是用左轮手枪对着脑袋，是江湖英雄玩的勾当。

    当晚，我们俩赢者请客，他出酒我出菜，酒足饭饱之后，全团都说还是集体主义好。




    

    诱人的不夜城

    

    下榻著名七裸女为标志的酒店

    

    赌场迎宾员送客人的项链，我讨来一大把，分送诸团友，他们自己要保持国格，不肯屈尊去讨。

    

    晨练遇黑汉子，他热情邀我攀谈——其实我一句也听不懂！



    日本女孩（209）



    归国途中，依然要经过日本转机，但这一段就要6个多小时，空中的6个小时不比陆地，逼仄而乏味。

    上洗手间，乘机延宕几分钟，活动活动身子，想起当年插队时的小老乡提醒我的事，不竟哑然失笑。

    他后来做布匹生意也发了，经常飞来飞去。他悄悄地告我：“上飞机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厕所，因为里面有一瓶香水。去晚了，就会落入别人之手”。

    邻座女子看我呆笑，手里摊着日记本，好奇，相问。

    没想到把我当成日本人，因为她是日本人。她见我发懵，又换了英语，连说带写，我依旧糊涂。

    忽然想起日文有许多汉字元素，就干脆举行一场非官方日中笔谈。这得到她的称赞："你书汉字省略"。

    她叫“常泽阿苏纪子”，是名职业网球手。我问她当过冠军没有？她没直接回答，却说“中国东面有个台湾，台湾有个“黄玉玲”，53岁才出名，获得65胜“。

    我不懂网球，但告诉阿苏纪子：东面那个台湾也是中国，再东面那个“流球”也曾是中国。阿苏纪子听的也发懵。

    她生于加拿大，6岁到美国，13岁回到日本，搞不懂的事情确实很多。

    阿苏纪子问我在美国待了几天？但她原话是“米国滞在何日”？日文里面的汉字成分都是古色古香，且是繁体字。

    我很唐突地问她婚事，她回答亦很直接：“我旅行多，机会少，男出会”。男出会？大概就是没时间约会吧？

    阿苏纪子在我日记本上画了一张图，上面是个翘翘板，一边是“仕事”（事业？），一边是“男”，三个箭头对准“仕事”，分别表示“第一”，“集中”，“练习”。意思现在忙事业，顾不上找男人。呵呵，跟我们国家女强人一个口气。

    问她喜欢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她三两笔画了个日本动画版男童，并在旁边注明：“明日丈”！好像是未来男子汉的意思。

    阿苏纪子问我“仕事”什么？我说是小小的记者。她做个鬼脸，得意地告诉我：“我兄弟头良，《每日新闻》的经济记者”。《每日新闻》大概就是我们翻译过来的《朝日新闻》吧？是日本第一大报。“头良”，是否头等优良的意思？

    分别时与阿苏纪子一握手，乖乖，她的手劲起码比我大两倍。

    团友们看我与日本人对话很热乎，事后怪我没向日方质询一些历史问题。我甚感诧异：那都是政府领导与领导之间要谈的话题，跟一个小女孩谈这个挨得着吗？就像我现在问你：“请你明确告诉我，主义什么时候能实现？你晕不晕啊”？

    访美19篇至今全部结束，其中一篇《之音》，是在华盛顿美国家新闻学院听讲“之音”和报纸现状的，给我们讲课的人里面有许多大陆电视同行在《之音》打工的等等。

    《之音》已今非昔比，改开以来与我国非常友好，国内有关部门来美都是他们接待。直到特朗普上台开始往右转。

    由于是2004年去的，许多细节都已忘却，勉强凑凑，仅搏网友一笑而已。尤其图片，是今日用数码相机反拍，自然如雾里看花，蒙里懵懂，多费各位美目，还请各位看官谅之。




    

    三郎与华盛顿国家新闻学院老师道别

    

    三郎与印度最大报纸《印度时报》住白宫首席记者在交流

    

    亚特兰大，美国CNN电视台总部
    龟影憧憧（210）



    平生遇到过一些蹊跷事儿，或为“龟”。

    1999年6月一个周末，我率全台员工春游浙北之莫干山、南浔古镇，拜完剑宗拜大儒，次日归来南京已是下午4时。

    刚进家门，妻便慌慌告我：“你们台的赵工不行了，家属来了几遍电话了，你快到医院看看去吧！”我一边往自行车棚走，一边给台里一位热心的大姐打电话，请她同时往医院赶。

    圆圆的小区车棚很宽敞，阳光斜斜的从窗户照进来，几百辆自行车整齐而安静。我把自己的车子抽出来，刚要推走，“唉——”，忽然耳边清晰的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我猛回首，却发现诺大的厅里并无半个人影。我想：这回赵工怕是挨不过去了，刚才莫不是他正在过奈何桥？

    赵得的是肺癌，已经拖了一年半了，他总说自己赚了便宜，因为和他同时进医院的都提前去天堂了。他总结经验说，就是因为不听医生的，所以多活了几日。每次医生通知他化疗，他便溜了出去，能躲一次算一次。化疗是最要命的，即使你是一个健康的小伙子，6次化疗也能要了你的小命

    起初，他是不想治的，准备带着老婆出国玩玩算了，但经不住大伙儿劝，还是住进省医院，结果就出不来了。经过一年半折腾，医疗费花了70多万。那时还没医疗改革，单位实报实销。

    省医院觉得钱差不多了，人也差不多了，就告诉他只能回家等死了。他这才住回到离家附近的职工医院。

    唉，我常常这样想，与其让癌症患者花费巨资痛苦万分的在医院等死，还不如从医疗费里一次性抽出10万20万的，任他到哪去玩，去结束自己的残生。当然这要出于本人自愿。我相信很多人会做这样明智的选择。

    我安排全台男职工夜间轮流到医院值班，这天，轮到一位五大三粗的男同事。半夜，奄奄一息的赵工突然坐起身来了，并且煞有介事的大叫：“他们来接我来了！一个穿黑西装，一个穿白西装……”

    大个子同事吓的要死，三步两步便窜到走廊去了。倒是赵妻不怕邪，抄起一把大扫帚，按赵指引方向疯狂打去，终于击退了黑白无常，又多活了一天。

    古书上说，异类更怕秽物泼洒的，但急切间寻它不着，大扫帚同样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我去台里主政初时还在老楼，顶层都是我们的，有一台专用的老式电梯，每日轰隆隆上来下去很是壮观。我每日要开门关门，必须早来晚走，因为有许多容易让人见财起意的贵重设备，我有保证安全的责任。

    一个冬日下班时分，我最后一个出来，跃起，拉下，锁住哗拉拉的卷帘门，好像一个打烊的个体户。同事们都下楼了，我锁完门，独自去上厕所，踏上小便池台阶时余光往后一瞥，却见一个人尾随而入。虽是下午5点来钟，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但一个大活人还是看的分明！

    我心中暗忖：“好小子，想恶作剧吓唬本台座？看俺来个将计就计！”

    溺毕转身，却不见了踪影。我看了看四个并列的蹲坑隔门，猛地拉开一个大喊：“不许动！”却是空的。再依次拉开，耶，都是空的？这里除了厕所，并无藏身之地呀！又看了看对门的女厕诸门，也没有。

    我有点儿恐惧起来，急忙坐了轰隆隆的电梯下去，追上还没走远的同事，喊住一人，只说有东西拉在办公室了，请他陪我回来取。上楼后，我又去厕所搜了一遍，还是杳无踪迹。他问：“张台，你找什么呀？”我说没什么，没什么，赶紧撤了下来。

    我哪敢说呀？要不然晚上谁还敢加班？

    老楼共有7层，下面6层是另一家单位，也怪了，他们近年逐层死人，眼看要到6楼了。

    我们元旦春节凌晨照例都要放鞭炮的，炸炸晦气，保保平安，所幸我们很快换了独门独户的新楼，人人心里清爽多了。

    乡下老人传说，童子12岁前能见到龟的，有时孩子无故惊恐哭闹，便是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父亲8岁时便有一遇。他在读私塾，有七八个孩子，那日老先生有事外出一会儿，便把门掩了，托门口一个补锅匠帮着照看一下，免得孩子们出门惹事。

    旧时山东庄户人家窗户很小，又高，又是个阴雨天，屋里光线很差，儿童们看书看的费劲儿，见先生离开，便不安分起来。

    父亲眼尖，忽然发现窗口一张大大的面孔，脸皮却凹凸恐怖，有点像著名话剧演员李默然的类型。他慌忙招呼大家，孩子们都看见了，立刻炸了营，大呼小叫的往门外冲去！

    门有缝隙透亮，可待撞上去却分明是墙！大家急换方向，却又撞墙，四面皆墙，哭喊一片。

    门外补锅匠觉得有异，便来开门救出了孩子们。

    听了孩子们的哭诉，补锅匠踩个凳子上去看了，却在窗台上找着半截已经发霉的扫帚头。他哈哈大笑说，原来是你这东西作怪啊，顺手便扔进炉子里滋滋烧了，从此倒是无事了。



    三八说命（211）



    “三八”，按流行的说法好像不能算作敬谓，但作为一个节日，至少有一半的人都很喜欢它。这天，全台的小妇人老妇人一致要求我带她们出去玩，我自知这和魅力无关，只是被伊们选中了买单的角色。

    上午，应众人要求去栖霞古寺，女人大都很善良，虽然没做什么亏心事，但她们都有见佛就拜的好习惯，也不管佛们上面是如何分工的，一律磕头如捣蒜，也不知佛被感动了或被得罪了。

    走到庙门，逢着一位术士，我本不大信算命的，但架不住妇人们的极力怂恿，还是停下脚步，与他周旋。小卦不贵，才5元。我说：“若算的准时便给你翻10倍，但你须用心对付。”

    术士屈指盘算，半晌，开口便道：“先生20岁行伍出身。”

    我不动声色，装傻充愣问道：“什么叫行伍啊？”他看了看我，解释了一下。

    我说：“你继续。”心里却想：这家伙还行啊，我当兵时果然20岁。

    术士又道：“其二，先生一辈子不可自己开车”。

    又是对的。我当士兵时喜欢玩车，开几次却出几次事，后来就决心再不碰车了。因为后来就在运输口任职，转业时顺手就给我办了个驾照，回来后我把它扔了，没去地方换证。

    但我还是不置可否，让他继续表演。

    “其三，先生求财不狠，发不了多大财。”

    呵呵，我一不经商，二不中大奖，三无胆量去取外财，如何能发了大财？他虽然说的对，但这对一般工薪族也都适用，概而言之，不能算太准，但也是八九不离十。

    “其四，先生求官不狠，做不了多大的官。”

    我平生随遇而安，做事，做人，只肯用七八分力，自然做不到极致。仕上一途，仅小吏而已，虽不能光耀门楣，但衣食尚足，仅此而已。

    我十六岁插队之时，曾遇云游道士，他所擅“称命”，即拿生辰八字六十甲子推演，最后测出我的命运重量为4.3，而最好的命运重6.7。呵呵，看来，我应算中等偏上之人了。

    少年气盛，只一笑了之，并没当真。几十年过后，比比同学，战友，同事，果然如此。莫非冥冥之中天数早定，人事只是填平补齐？看来，我省些气力，不去攀高倒是对的。
    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做小卒时算命，人道将来封侯拜将，位极人臣，他以为被戏，挥拳将术士痛殴……

    术士之言，无一不中，不等我称许，旁边妇人们早都齐声叫好，不由我不献上50元赏金。

    游栖霞寺之费由同道、南炼台杨台长招待，中午他又盛情宴酒，女士们个个喝的姹紫嫣红，神采飞扬，乘兴又去逛永远逛不够的大街。晚上，我的另一个朋友又设宴招待大家。

    白吃白玩了一天，众妇人却不领情，都道：“台长真抠门儿，一分钱都没舍得花。”
    这还有天理没？




    女儿和她的“孙膑赛马”（213）




    孙膑赛马，是古代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比赛双方是各用优、中、劣三匹马对阵。孙膑的三匹马与对方均比，都处于劣势。可他在不可能取胜的形势下，仅仅巧用扬长避短的优化选择，以劣马对优马，以优马对中马，以中马对劣马，牺牲了三成利益，获得了七成利益，轻而易举的取得了二比一的胜利。

    二000年，女儿中考，我也面临这种孙膑赛马式的选择。

    女儿学习成绩很是一般，尤其是数学，跟乃父差不多的差。几乎每临大考都会生病发烧，由于不自信，她几乎上课从不发言，也不跟学习好的同学来往，每次开家长会，我都不知道该跟老师说些什么，只能默默离去。现在，面对她第一次重要选择，我该怎样为她把关呢？

    若是上高中，我不敢相信，三年里她的成绩会出现大幅度提高的奇迹，结果是可以预料的，考一个三流的大学，学一个三流的专业，投入三流的学费，耗费三流的时间，找一个三流的工作，永远改变不了一个三流的心态。

    若是直接读一个三流的学校（五年高职大专）呢？倒可以选一个喜欢的专业，可以投入一流的学费（省钱），还可以省出一年的时间，还可以选择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还可以培养一个积极自信的人生态度。

    通过比较，后者是大大赚了便宜，唯一的损失就是面子——每个家长都认为应该通过高中来上大学，不然就是不入流，对学生亦是如此，面子很重要哇！

    妻子和女儿接受了我的道理，女儿报考了南京“金陵职大”，第二年改名“金陵科技学院”。这所二本学校名气并不响，但培养出来的学生却很实用，在南京业界口碑很好。

    有一年，学校忽然开了个“珠宝专业”，被一些名校所嘲笑，但等毕业生出来时，却被各大城市珠宝商疯抢，成了薪水很高的“珠宝鉴定师”。他们还开过“光学专业”，以至后来几乎包揽了南京所有眼镜店的店长。

    今年，这家学校刚刚成立了高职部，开设了“动画设计专业”，这本来是在本科那边的，还有两年才毕业。二000年的时代，电脑美术设计刚刚兴起，名校没有把它当回事儿的，南京只有两三家大学开了这个专业，其中南京艺术学院和金陵科技学院最为专业。我因为干了电视这一行，沾了近水楼台的光，几位业内高人都为我献策：让你女儿学这个吧，将来肯定很吃香。

    后来我到北京出差，出租车司机跟我说，女儿也是学动画设计的，吓了我一跳：“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好专业的？”他嘿嘿说：“我可碰到贵人了，一位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坐我的车，告诉我的。”唉，人那，不用自己聪明，只要能碰到聪明人就行。北影动画最厉害，国内王牌。

    女儿自幼喜画，断断续续找过好几个老师，其中一位是我的朋友，也是酒徒，经常是晚上九十点钟才醉醺醺的来登门。女儿已经睡下了，闻的老师到来，连忙爬起来说：“周老师，快教我画吧！”

    现在选择这个专业正好是她的强项，在班上专业课她是第二名。

    教动画的老师很牛，上课第一天就要求学生准备手机，他赤裸裸的说：“学动画设计就是要赚钱的，你们赶紧学，赶紧准备赚钱，我负责接活儿，你们分头干，我好随时找你们。等你们毕业那天，就拥有一部自己的小车了”。

    2000年时设计人才很少，有的是业务，但他显然有些夸张，不过，这样夸张使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们很受刺激，大家学得特别认真。女儿因此觉得比上高中的同学赚了大便宜，渐渐自信满满起来。她对我说，爸爸，我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什么都能干好。

    老师让她做了室长，同宿舍七个女生都奉她为老大，惟她马首是瞻。女儿把宿舍管理的井井有条，经常评比拿奖，尝到了当领导的滋味儿。第三年的某个夜晚，女儿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是手机丢了。那时，手机还是很稀罕的物件。

    原来宿舍从没丢过东西，可新安排进来一个女孩儿后的次日，在屋里不断人的情况下，女儿转身上个厕所，手机却在5分钟里不翼而飞。我说：“你自己看看怎么办好呢？这事家长出面不妥，我建议你报110，请警察来处理吧！”

    女儿壮着胆子叫来了警察叔叔，他们简单询问了一下，也就不了了之。大概学校怕事情闹大，谁也不愿再惹出其他更严重的后果。那个女孩儿家是扬州的，事发后家长悄悄来找学校，把她调到另一间宿舍去了。后来听说，这个女生原来精神就有点儿毛病。

    这是一件小事，我让女儿自己解决，其实是为了锻炼她临事心态，也让她知道现实中社会是怎么回事，现实中的警察叔叔是怎么回事。

    女儿初中有位同学，成绩和她差不多，她父亲是企业财务部的头儿，有点门路，就把她调到一所县中去了。她的成绩在班里总是垫底，和倒数第2名就差了100多分，她根本没希望拉近一点点，因此郁郁寡欢。她父亲无奈，又让她回原校留级，这使她更觉得没面子，见了老同学连头都不敢抬，更别说参加什么同学聚会了。

    后来，他父亲碰到我说，老张啊，你有这个好主意怎么不告诉我呀？

    我说，你是财政大臣，可以呼风唤雨的，哪用得着想老百姓的法子啊！

    女儿正相反，每次老同学聚会都很活跃，同学们问她：“你怎么像换了个人呀？”她呵呵一笑，牛哄哄的对人家说：“跟你们中学生说不明白，等你们上大学就知道了”。

    女儿每年放寒暑假都不闲着，从大电视台到小电视台，从大公司到小公司，不管再冷，或者再热，都忙着去实习，去见识这个社会。女儿在最后一个假期还考了个驾照，又顺便在学车的学员里面挑了一个大男孩儿，就是后来拍拖8年后拜堂的夫君。

    女儿毕业后，20岁的她自己应聘到上海一家大型网站做美编，我怕她租房子出问题，就给一位朋友郭女士打电话，请她帮忙。这位朋友是昔日同行，我们只在一个会议上见过仅仅一面，那是北京大老板亲自点名召见我俩，让我们两个当面讲讲基层企业真实的情况。

    郭女士现在一家大报做总编室主任，她说，“租什么房啊？现在上海房租老贵老贵来，小姑娘才赚几张钞票？哪里住的起？就叫你女儿住我家好来！反正我老公长年在日本做生意，家里也空，正好来陪我说说话。”

    呵呵，难得难得，上海女子还有这么慷慨的。

    女儿真去了，住了一个月，不但郭阿姨喜欢她，而且常年卧病的老阿婆也喜欢她，甚至连老保姆都喜欢她，走的时候大家都恋恋不舍。

    本来郭阿姨让她长住的，但女儿不愿意老接受别人的恩惠，还是要自己独立闯世界。她在网上租了房，再招合租者，不显山不露水的做了几年二房东。

    女儿第二年就由助理升格为美编，又派给她的助理是上海名校刚毕业的，听着人家“老师老师”的叫，她心里美滋滋的。而在此时，她的老同学们还在大四，正为毕业后的着落发愁呢！




    和尚为我解奇梦（214）



    二00三年的正月初三，好友妙莲居士来电话拜年，却是邀我去拜访一位高僧——淮安慈云寺住持觉顺法师，我连忙答应。她是一位名记者，后来又皈依佛门，她的为人，为文，都素为我敬，她认为好的事，我也只当是好的。

    对佛，我如对书，“好读书不求甚解”，对菩萨有好感，但并不着迷，更不喜佛门烦琐的清规戒律。少年气盛时，我曾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跟着M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到中年，才知道世上决非非黑即白那么简单，要不然全世界几十亿教民岂非都是傻瓜？独独剩下13亿什么也不信的中国聪明人？

    但我以为，信教者大都是“上智下愚”之人——最聪明或最笨的，或精通教义，或人云亦云，而我则两头都搭不上，既不算智，也不算愚，亦不参，亦不迷，只好远远的看着一种不属于自己的好东西，如同美女。

    我以为，因为治病或发财而去临时抱佛脚，那不能算信佛，除非你愿意遵守佛门全部清规，身心俱入道。我做不到，只能“莫糊涂跪下去，须摸心走进来”，这是湖北当阳县玉泉寺的一副对联。

    “玉泉寺”就是当年死去的关云长经常嚷嚷“还我头来”的地方。不跪佛没关系，但处事摸摸良心还是需要的。

    觉顺法师在方丈室里接待我们，这是妙莲居士的礼遇。

    我请他解一个梦，它常使我疑惑。一般梦里往往记不住许多细节，这回却记得真真切切。

    我进的一座庙中，见一僧正在讲道，周围聚集三四十人。那僧言道：寺门有联，“寺外万人行”，现在本寺征求下联，请各位施主献策。众人七嘴八舌，有说“庙里千佛面”的，有说“莲上一佛坐”的，僧笑道：大家莫急莫急，本寺以联为题，只想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而已。我见分明忽悠，径往里走。

    不期走进僧寮，即和尚宿舍，一个大通铺，晚上要睡没睡的时刻，十几个和尚或坐或卧，闲话长短。这时，却见我二哥端着棋盘进来，拽着一僧要下棋。人家不愿，二哥却缠住不放。我与二哥不大来往，今见他下不了台，便上前补个台阶道：“来来来，二哥，还是让我和你杀两盘吧”！

    棋盘白玉磨成，棋子亦为碧绿瑙红上好玉材，圆润精致，堪为宝器。我执绿啪啪落子，可当布下最后一个“兵”时，却发现棋子上分明刻的是一个“立”字，这如何落脚？惶惶中醒了。

    觉顺法师笑道：“你的梦是对的，和尚不与人争，所以不能打牌下棋；一般人做梦只在庙外，进不去寺，而你梦里径进，确有佛缘；落脚犹豫，说明你不舍俗世又景仰佛家，难于抉择之故也。”

    梦解得好，我好生信服。

    又问，藏传佛教不避荤腥，何解？西藏无佛时雄霸西部五省，与中原分庭抗礼，盛唐李氏亦奈之何，而文成公主奉佛入藏后，大吐蕃江河日下，至解放前人口仅存不到200万，佛何不佑之？

    觉顺说，佛禁杀生，而藏地苦寒无粮蔬，以肉为食，自然折了许多佛力。

    自古中原佛教为正宗，对藏传佛教皆不以为然。后来我又问过觉顺法师的师父——南京栖霞古寺的主持本真法师，他亦如此说。

    觉顺法师原是俗人，1972年还在南京化工厂当供销科长，计划经济时代，这可是个炙手可热的位置。

    他有小女，二八佳人。其时，觉顺染疾，女儿心孝，欲将家养大公鸡杀之进补，觉顺阻之。

    次日，觉顺进城，其女不遵父瞩，果杀鸡。觉顺悉后，跌足叫道：大事不好了！

    再次日，女儿骑车进城，车祸而亡。肇因竟是鸡贩自行车上鸡笼刮倒，后车闪避不及。
    事毕之后，觉顺绝俗出家，从此不归。那年，他42岁。

    觉顺法师是淮安市政协常委，政府给配了台小车及司机。司机吃饭时告我一个秘闻：

    一日，司机恳请法师亮亮法术。法师初不肯，司机说反正现在没有外人，又在荒郊野外，我也不会出去乱说，你只给我表演一次，我就信了佛法无边。

    法师心软，就顺手指指田里耕牛后边的小牛说，看我唤它过来。说罢，摇下车窗，默念咒语，那牛儿竟哞哞叫着跑了近来。法师摸摸它的脑袋说，“你看，就因为你前世做了孽，今生辛苦为牛，你若好好修炼，来世还可以重返人间的”。说罢挥手，那小牛儿果然欢欢地跑回了田边。

    临了，我去请了几尊观音像，海底白石雕刻的，请觉顺法师做法加持，分送家人。法师嘱我，佩带于身，60里内鬼神皆避之。后来，“老夫聊发少年狂”，我去重走长征路，遭遇了几次凶险，却是安然无恙。

    拜过觉顺法师后不久，我又随妙莲居士去拜过南京栖霞寺住持本真法师，幸亏我去的早，就在年内两位法师先后圆寂归西。两位确是高僧大德，焚化后都发现有舍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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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9-27 17:29:38  更:2022-01-24 11: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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