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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一个普通人的个人史[第4页]

作者:俺家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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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迟暮（215）



    在一个单位待久了，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秋风乍起的日子，我参加一个会议，与一位不常碰面的旧同事坐到了一块儿。无意间我只是稍稍一瞥，心中却是暗暗一惊：一双纤纤玉手，几时平添了几颗老人斑？要知道，20年前，我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时候，她还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小姑娘啊！现在，这个人见人爱的小美人，在不知不觉中竟然也开始变老了。

    由此及彼，我忽然想到：在这种高度稳定的工作环境中，同事，领导，几乎都是几十年不变的，大家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包括彼此的家人私事。唉，当我看着别人在慢慢老去的时候，别人也一定在看着我慢慢老去，时光冉冉，软刀子杀人是不觉死的。想到这儿，心下便有些凄然。

    吴人张季鹰在洛阳为官，见秋风乍起，忽思家乡鲈鱼莼菜，毅然挂冠而归。每念此事，私心常常向往之。

    想着，想着，机会就来了，公司推出了一个土政策，像我这个档次的，年满50岁，如本人申请自愿，便可内退，上班不上班就无所谓了。也就是说，只要愿意放弃一些利益，就可以换来身心的大自由，而我恰恰够上了这个资格底线。呵呵，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这不就是以色列人聪明的“用土地换和平”么？

    我去找上司，他说，“老张，这不太好吧？”

    我解释说，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并不会怪您，工作上也不会受重大影响。我的年轻副手业务上很棒的，管理能力也已经成熟起来，我的离开，与人，与己，与工作，都有利而无害，何乐不为？

    上司同意了我的要求，我在悄悄地筹划着今后想做的事。

    我以为，只要不为衣食所迫，人到50岁应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不然等到激情消失了，身体衰弱了，只能老骥伏枥，空想那些志在千里的残梦，岂不悲夫？

    我一直想走一回长征路，用身体，用心灵，去体验一下革命先辈伟大历程。我喜欢读史，江山易主，千古风流，几十年里发生的再伟大的事件，放在历史的浩浩长卷里也算不得什么。如果能亲自去听听遗落民间的说法，来验证一下我们被教育了几十年的官方定论，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

    重走长征路，并非仅仅是一次劳其筋骨的时尚户外远足，须备足历史的干粮。若不然，还不如让一头毛驴去走一遭，它一定比史上最牛的驴友走的更加精彩。

    我把这个伟大的想法透露出来，同事、朋友、家人，都以为我在开玩笑。因为我时常喜欢幽默一下，在一些不应该的场合开着不应该的玩笑，使尊者不知其为尊，卑者不知其为卑，“狂飞大句风雨来，头没酒杯笑不已”，往往只顾自己高兴，而不管人家心里什么滋味儿。
    2005年，有分别来自保定、兰州、宜昌三个有志长征者在网上结盟，他们在全国媒体的关注下，热热闹闹的开始长征之旅。其中保定那个大学生“赵丛见”我联系上了，他热情地给我打气，还提供了许多详细资料，其中包括中央红军非常具体的长征路线图。

    他们走的并不顺利，到达遵义后，三人中的一位年长者竟卷了集体旅资不辞而别。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且不论打着多么崇高的旗号。

    几年后，我在一次南京重走长征路者小聚的酒桌上，听到一位知情者说，崔永元率领的那支队伍也发生过不堪的事情，被当地老乡追着骂，并且一直告到央视总台，害的电视编导只好往返500里，去向人家赔礼道歉，才算摆平这件事。

    “赵从见”完成长征后，果然信心大增，干脆弃了大学学籍，自己跑到北京去创业，开了个小小房产中介店。短短两三年过去了，他挺过了最难熬的金融危机低谷，现在已经发展了四五家店，生意搞得红红火火，自己也在北京买了房。

    离职手续是我催着组织部长办的，他很不解的问：“哪有像你这样的？离职还要来催？人家正式到了退休年龄都拖着不办，能赖一年算一年，能赖一月算一月，你是不是另外找着发财的路子了？”

    我呵呵一笑说：“我一不是管项目的，二不是管供销的，三不是搞技术的，扯着嗓子唱了一辈子主旋律，除了国企，哪有人会要我？我不过是图个自在清闲罢了。”

    他摇摇头，还是想不明白。我没干过组织部，若是身在其位，大概也想不明白。人啊，想的明白或想不明白，全看坐在哪儿想吧？



    万里之行（216）




    我的重走长征路计划在兴奋而秘密地进行着准备。

    南京玄武饭店附近有个户外用品商店，我在那里采购了全套装备。睡袋、冲锋衣、防雨裤、即干裤、抓绒衣、徒步鞋、背囊，尽管妻子是一流砍价高手，还是花了我一万大洋。帐篷和炉子我没买，既因为负重，也因为太麻烦，我宁愿在老乡家借宿。

    为了锻炼长期养尊处优的臭皮囊，我穿上沉重的徒步鞋，每晚在一所学校的操场行走，400米的跑道转上50圈，数数差不多有20公里了才收兵作罢。这只是小小的演习，在荒山野岭中跋涉一定会艰难的多，而且还要负重20公斤，但这是自己喜欢做的事，只能自己硬着头皮承受，倘若被领导强迫安排去做这等事，也许会怨声载道。

    孤身万里，确非所愿，我用刚刚学会的上网“一指禅”菜鸟功夫，在几个论坛上发贴，希望征几个同道，但都是叫好的多，叫座的无。是啊，这需要时间，这需要金钱，更需要身体和意志，在以利益为核心的现代人中，这样犯傻的太少了。

    我平生随遇而安，并无坚强的意志力，这次却“老夫聊发少年狂”，弄出这样的大动静，难怪别人不解。可我自己明白，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做做“无组织无纪律”的大事了，心下窃喜。

    2006年3月初，我办完离职手续，卸下8年的台长担子，终于可以向世人宣告自己伟大的马歇尔计划了。朋友们以为这有上战场般凶险，开始为我举办一道接一道的告别宴，仿佛有种易水潇潇的悲壮。

    他们提议我带上一支电警棍什么的，用以防身。我说，孤身在野，你就是带一支冲锋枪也没用，反招杀身之祸。我宁愿奉行“不抵抗主义”，不与人结怨，顶多失些财物罢了，倒是明哲保身之法。再说，目前乡村贫穷，只剩老弱幼小留守，坏人大都在城里琢磨有钱人，或许更加安全呢！

    大话说了出去，自然断了后悔的退路，我也只能一意孤行，这也引起了媒体的注意，省市电视台、报纸纷纷来访，想我从业新闻18年，采访过无数人，今日反客为主，倒是胸中平添几分感慨。

    3月18日，一个生意人喜欢的俗日子，我整装上路。我的老朋友，豪侠仗义的江苏电视台的陈先生派出4名记者与我随行。在火车站，又碰到匆匆赶来的南京电视台2名记者，她们临时接到指示，甚至没有换装就跟我上车，这让她们在后来大雨滂沱的路上吃尽了苦头。

    真正的步行从渡过于都河开始，男男女女有说有笑，很是开心惬意，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在陪她们旅行，一点儿也不觉得艰苦和孤独，直到3天后她们纷纷离去，我才清醒过来：这回自己是真正彻底的没人管了。

    在窗前淅淅沥沥的雨声里，我正在土屋灯下写着伤感的文字，房东大嫂过来诚恳地说：“大兄弟啊，别走了，干嘛要自己受罪呢？就在我这里多住些日子吧！”

    在京城做官的一位朋友也打电话说：“三郎啊，别图那个虚名，坚持不下来就别走了，反正也不是谁给你规定的硬任务，谁还管得着啊？”

    可是，我却不能。

    一个昭告天下的宣言，岂能演变为一个天大的笑话？硬着头皮，也要走下去，除非遇到什么不测。我想当年红军也是如此吧？当初，面临国军压境，红军危殆，西征只是为了躲到贺龙那里避避风头，后来却因被不断围追堵截，才被迫形成了真正的长征。天下大事与个人小事，道理却都是相通的。

    红军长征路线大都选在省界之间的僻远乡村，如今还是觉得僻远，历朝地方当局对山高水远的地方都不大上心，眼不见心不烦，倒给这些地方留下些清净。

    我在一村一乡，一山一水间行走，倒可以寻到其实多年前还没消失的痕迹，我把它一篇一篇的记录下来，凑成一百篇随笔，试着发到博客上，也把它发给《东方文化周刊》连载。

    我带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在家时请同事帮助建立了网易博客，哦，当时叫部落，却不怎么会用，尽管同事把操作步骤一步一步的写在我的日记本上，但天生手笨的我还是经常卡壳。

    幸亏网易部落遇到了热心的朋友“红尘千山”和“乐悦”，她们居然能把愚不可及的我教会，使我这些粗糙的文字能露出小脸儿来。

    我出发两个月后，才知道央视崔永元的长征队伍也来了，非常羡慕他们阵容的豪壮，也非常羡慕他们处处能遇上地方官员的笑脸，心想早知道也加入大部队多好，少了些麻烦，也能省下些自己的钱粮。后来，又知道他们也为争夺领导权而争斗，又庆幸自己没有裹进那种是非，革命队伍内部争斗伤害甚于敌人。

    8个多月后，我走到长征的尽头——陕北的吴起镇，江苏电视台的同志在这里等着接我。他们在几个关键的地方都分别派人陪我走一段，如于都、遵义、雪山、草地、吴起等，他乡遇故知，心里不止是温暖。

    回到家后，朋友和家人都说我比以前更黑瘦精神了，呵呵，家禽和野鹤，味道当然是不一样了。




    

    一个人的长征（1）



    我老家是山东人，八十岁的老母亲常常讲起当年“闹长毛”的故事，当然这是她小时候从她的奶奶那里听来的，老百姓并不知道“长毛”就是什么太平天国，口口相传的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恐怖故事。
    如果不是后来的抬举，太平天国永远还是让人恐怖的“闹长毛”，起义不起义那是后来政治家和历史家下的定语，老百姓判断是非的标准，永远是看事件对自己生活造成的影响——安定富裕了？还是动乱贫穷了？因此，不管历史学家如何争来辩去，老百姓心目中，曹操还是曹操，刘备还是刘备，诸葛还是诸葛，司马还是司马。

    七十年前的红军长征，无疑是个伟大的壮举。


    我是“生在甜水里，长在红旗下”的，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听老红军做报告，我常常被“爬雪山，过草地”的英勇壮举激动万分，恨不能和父亲同时生，好追随M上井冈山走长征。

    当我也面临下岗的时候，我决定以我半百之躯重走长征路。我初露此意，朋友们以为我在开玩笑或者发神经，因为我平常就不会道貌岸然，他们便把我一生最伟大的计划也当成小小的幽默，一位做电视主持的朋友，还断言我是“内心狂乱，行动拘谨”的人。

    是的，老汉我毅然打起行囊，瑀瑀独行于二万五千里山水之间。虽然现在没有“围追堵截”，但比起七十年前那支队伍，显然年龄不占优势。M那年不过42岁，朱德也才48岁，几万人里超过50岁的也就是徐特立和谢觉哉董必武三人而已，而且还都备了马。我自行车也不骑，就凭两条老腿，一步一步量过去。像我这好多年不爱运动的人，不知能走成什么惨模样？

    徒步行走在长征路上，难免会想起七十年前的英雄。八万多人的中央红军与人斗，与天斗，浴血奋战，寒暑无情，雪山草地，。。。

    行走之间，主要为了寻找红军的足迹，那些脚步清晰地早已印在两万五千里宽宽窄窄的路上，千百篇回忆文章不断地佐证它们，当地的旅游官员对此更是轻车熟路如数家珍。



    那么，你独自走这万里长征，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朋友们拷问我，其中是一位我最尊敬的大姐，她皈依了佛门，成为佛前的一朵莲花，对道理曲直探究十分认真。是啊，我到底有什么目的呢？我也在一遍一遍的拷问自己。

    圆儿时的一个英雄梦？好像不对，我已过天命之年，怎么还会想梦做英雄？你是一个不甘于平庸的人！一位红颜知己这样评说。好像有些道理。

    我却迈开了双腿，还不是常态的旅游，而是去品尝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生态。也许是当年知青插队留下的农民情结吧？看到乡村格外亲切，什么脏啊，破啊，全不在乎。万里之行，究竟何来，自己怎么也理不清楚，因为我本身就不是理性的人。且去走来，管他这些那些呢？




    



    



    





    红军的脚印（2）



    3月19日和20日，我利用两个半天，匆匆奔走于瑞金和于都各个景点，感受着70年前红军的魅力。

    叶坪，沙坪坝，当年中央苏维埃所在地。

    纪念馆邓张姗小姐身着红军军装英姿风爽，她声情并茂地诠释毛泽东当年在这里创造的短暂辉煌，浑身散发着瑞金人不加掩饰的自豪。

    她甚至冲动地想跟我重走一次长征路，打算将长征路上各种红军纪念物烂熟于心集个大成，成为出类拔萃的“金牌讲解员”，虽然她现在已经是一级讲解员，和她比肩的同事仅有两三位而已。

    当然，她的领导不可能同意，放自己的手下去走一年的长征路，耽误一年的本职工作，去成就和瑞金毫无关系的事情，没有这么傻的领导。

    有意思的是那个著名的苏维埃大礼堂，虽然外观有些不伦不类，但内部结构却很奇妙，开了许多窗和许多门，解决了采光和疏散的问题，而且非常拢音，不用麦克， 台上讲话可以清晰传送到每个角落。门外就是一个大防空洞，两千人可以在瞬间夺门而出，安全转移。

    大礼堂设计者就是那位钱壮飞，他潜伏在中统局，靠一条情报解救了落在虎口的党中央机关，使周恩来等能顺利脱险，为党和国家大业立下不朽功勋。

    那口红井更是令人神往，“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我相信，中国的所有小学生都能耳熟能详。

    当年瑞金沙坪坝人相信地下有条旱龙,宁愿用不着水，也不敢打井。毛 知道后，立刻带人去打了井，取出来甘甜的井水，老百姓都感谢，认定毛 为真命天子，愿意跟他打天下。

    我在井边喝了3口水，果然甘甜清冽，沁人肺腑，连呼好水好水。饮水思源，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当官的给人民做过好事，人民不会忘了他！

    瑞金人至今念念不忘曾经叫过“瑞京”，自恋地享受着短暂而遥远的荣耀；于都人更是因曾是“长征出发地”而大作文章，长征小学，长征幼儿园，长征大道，长征广场，长征宾馆，因与县委大楼为邻，仍然被赋予革命色彩的名字。

    在97岁的老红军曾福祥看来，自己身经百战不负一伤的奇迹，完全是上天保佑的结果，他家里供着佛像，初一，十五，全家人很虔诚地拜佛烧香。这位神仙般的老人至今不聋，不花，不痴，不瘫，他至今仍然能记得一些老首长的名字——彭德怀，黄克诚，罗炳辉等。

    他曾经是一位机枪手，可当我问他消灭多少敌人，他却不愿说。正所谓“英雄到老皆皈佛，将军还山不言兵”。

    70年前红军的兴起，给赣南地区带来许多荣耀和自豪，但牺牲几万人的代价更为惨痛，就在我第一天向利村乡行走途中，在那个著名景点罗天岩门前的路上，我无意中向一位60多岁的路人问起红军的事情，这位姓邱的老人竟然立刻落泪，原来他的叔叔伯伯都随红军长征未还。。。。。。

    70年的回忆像影子一直跟随着他们，但影子毕竟是影子，越长就越淡，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在长征广场，电视台在随机采访，当问及关于红军的话题，几个青年很是茫然。




    


    

    三郎和老红军曾福祥老人

    

    瑞金纪念馆讲解员 邓张珊

    

    在瑞金
    大雨走泥丸（4）



    第三天，我们继续前进，昨日的酸痛一起反映出来，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极不情愿的背起行囊上路。

    昨日老天爷眷顾，长征第一天该下没下，今天可没有再姑息一意孤行的我们了，从上路开始雨就下个不停，而且中到大雨。

    可怜准备不足的南京电视台女记者常征，只能弄个塑料袋顶在头上，浇的稀里哗啦。我却是顾得了头上顾不了脚下，正在开挖的乡道被泡了一夜，松软粘糊，一脚踏下去，早漫过脚脖子。穿平底矮腰鞋的两位记者立刻犯了相，窟吃窟吃地跋涉，不一会儿，省台的老熊就歪了脚，远远地拉在队伍后面。

    我做的长远打算，装备最为齐全，高帮登山鞋发挥了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不滑，不透，不累，尽管背囊达20公斤，雨汗交溶，却踏踏实实地走在最前头，把两个80后还拉下百米之遥。

    平日乡间路上行人就极为少见，雨天更不见人影，茫茫雨幕中，只有我们一群色彩斑斓的傻瓜在瞎浪漫，喜欢开着门过日子的老表们看着我们直发笑。

    有一个黑黑瘦瘦小伙子没笑，他主动地把我们领到他家，端茶倒水，表示慰问。小伙子叫张火生，在广东南海纺织厂打工刚回来，他住的这个村子叫“簸萁村”。他的房子盖好已经有两年了，但没钱装修，里外红砖裸露着，相当简陋。像他的房子，张火生对人的善良情感也裸露不掩，但言语不多，挺内向的。

    直到下午15时，我们才到小溪乡，乡政府宣传干事黄堂斌知道我们来意后，非常热情，带我们到一个小饭馆吃“棕苞”（棕树上花苞），苦笋。

    这两样菜都是败火的，微苦稍甜，很是清爽。

    饭店跑堂的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清清秀秀，一点儿也不羞涩，我找厕所，她问：想大还是小？

    我愣了愣说，小。

    她掀开厨房一角半个帘子说，就这。

    原来一个斜坡，墙下有个缝。

    我问黄干事怎么雇用童工？黄笑了，我们这都这样，亲戚孩子帮忙。

    当晚，我们在小溪乡花坛村钟家褀家借宿。

    酒杯举起，我们听到一个奇特的红军故事：钟的父亲也是一个老红军，主力红军长征后，他跟着陈毅去油山一带打游击，可没过几个月，部队就被打散了，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东躲西藏了一阵子，实在没办法，只好回到村里。

    村里正好在选保长，乡亲们见这位红军战士见多识广，便推举他做了国民党的保长。他做保长后给自己定了条规矩：绝不做对不起乡亲们的事。

    上面要他抓壮丁，他只抓过路的外地人，本村人从来不碰。抓来后就关在自己家里，凑够了数再交到上面。没想到，钟家褀的母亲信菩萨，极为善良，看那些壮丁哀求可怜，竟乘着丈夫不在偷偷地把他们给放了......

    解放前几年，钟父病故了。幸亏，不然钟家褀几个弟兄姐妹可就遭殃了。大革命时代，红白反复几轮，小人物命运裹挟其中，这种先红后白或先白后红或半红半白的事情几乎到处可见，所以，后来才有盖棺定论之说。

    钟家褀也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做过多年村干部，说不干了就不干了，乡长来找也没用，书记来找也没用。怪不得我们提出要住农民家里时，乡里黄干事就脱口而出：就住老钟家吧，他故事多。




    

    三郎雨中走泥丸

    

    江苏台女记者张敏在雨中工作

    

    万里长征人影单

    


    袁家祠堂 （5）



    第三天傍晚，冒雨到达祁禄山镇，借住在上岭岗村下村组袁金生家。至此，跟随我的电视记者都打道回府了，只剩下我老哥一个客宿异乡。是啊，除了中央电视台，谁有那个实力全程跟踪二万五千里长征呀！

    生长在祁禄山区的老袁，却钟情于七八十年前的往事，听说我是“作家”，不顾我的一双疲腿，拉起我就往“袁家祠堂”跑,我偏要放下20公斤的背囊才肯去，其实就在隔壁。

    “袁家祠堂”曾为红军时代“罗登贤”（中共早期领导人，牺牲在南京雨花台）所领导的县委驻地，墙上有当年留下来的标语，钞票模版印迹，关押土豪劣绅的牢房，铡刀挂钩等等，可想而知，红军创建苏区初期斗争之惨烈。

    但是，许多年过去了，陈旧的遗址摇摇欲坠，也许是于都老区这样的革命遗迹太多了，也不稀奇了，也顾不过来了，都没当回事，革命的后代老袁很是着急。老袁的外公张许崇当年是一位赤卫队员，1929年被bai军杀害于本村的一座桥下，家里有一张民政1983
    年6月30日颁发的烈士证书。张许崇遇害后，年轻的妻子匆匆改嫁，留下了仅1岁的独女张招招。。。。。。

    如今张招招已经快80岁了，风烛残年，体弱多病，虽有老袁尽孝，并无半点抚恤。老袁家里挂了好几张毛 像，堂屋那张两侧贴满了江西省人民政府每年赠送的年历画。这有什么用呢？老袁埋怨着，却不原意揭下来。

    祁禄山两大姓，袁与张。袁张通婚无数，袁金生的母亲，妻子都是张家。

    张姓比袁姓资格更老，张家第七代祖先名贵洪，据说在祁禄山得道成仙，村里有座庙，是元朝天历年间为“张祖七”建的，至今香火很盛，都说能禳灾去病，远近几十里内的其他姓群众也去朝拜。

    老袁引我去看庙，途经一座桥时，老袁告诉我，他外公就牺牲于桥下。我拿出相机想拍，老袁说，算了吧，现在这座水泥桥是后建的，原先的木桥塌了。我只好做罢。

    此地山大人远，民风也相当淳朴，婆媳之间，邻里之间，都少有没道理的事情发生，这也是客家人共守的祖风。袁家古礼尚存，为欢迎我到来，特意请了族中长辈陪酒，老袁和我同龄，又是东道，却甘愿屈居下席。而他的母亲妻子妇道人家都不上桌，筵后胡乱吃点而已。

    在袁家，我受到很好的礼遇，睡的屋是专为儿子媳妇小两口备的，他们在外乡教书，偶尔回来看看。每天我都可以得到一大桶热水泡脚，甚至洗澡，虽然这种用水桶往身上淋的法子不太方便，但我当年插队时曾经领教过，并不陌生。

    最难过的是大解，于都县统一在农村推行厕所集中制，内急时提着裤子跑到村外，确实需要经过专业训练。

    我素有晨解恶习，无法延宕，黑灯瞎火的冲出去（主人家还没起床开门），外面群狗汹汹，吠声一片。

    好容易杀出重围，来到目的地，更加心惊胆战——那茅厕是两根可握的木棍搭做横梁，上面胡乱铺了几块木板，并不固定。我既怕木梁断了，又怕木板翻了，只好紧贴门口，一手牢牢把住半截土坯墙——分明是松的，宁愿半个宝贵的屁股走光。

    小解倒是方便，就在室内一角摆着一个粪桶，时而哗哗啦啦，众人熟识无睹，新来的当事人作贼心虚，快事快了。屋内始终飘着异样的味道。

    两天，人很熟了，人也很亲了，临别，有些难舍，袁妻拉着我的手说，兄弟，走不动了，就回我这歇息，别为难自己。这与我在南京道别时，一些实实在在的朋友说的何等相似：“走不动了，就回来，别搭上老命，不要管什么虚名之类”。我好感动。



    

    上岭岗村袁金生一家

    

    袁金生的外公，革命烈士张许崇。
    险 象 环 生 （6）



    第四天，我决定坐摩托车往塘村，因天继续下雨，20公里烂泥路不单难走，而且多是无人山区，存在危险。况且，昨晚，祁禄山副乡长来拜访，他是从小溪乡调来的，2002
    年10月曾经接待过两个走长征路的老外，他说，老外也是雇了人的，向导兼挑夫。其实，他们怎样和我没关系，我出来不是打仗，遇险不避非明智之举。

    摩托手是祁禄山镇上的，还开了个小卖店，他叫“张财继”，一看就是个挺朴实的小伙子。知道这段路难走，他穿上雨衣，水靴，问我要不要？我一身冲锋衣裤，防雨透气，没问题。另外，怕车上冷，把前两天脱下来的衣服都加进去，出发！

    小伙子车技不错，左拐右拧保持平衡的同时还敢跟我说话，还不时回过头来说话。我不愿增加紧张气氛，附和着他，尽量不说笑话或其他带刺激的话。

    路确实难走，粘粘的泥浆又没有硬底，车轮直打滑，上大坡我要求自己走，他还不让，硬撑着挤上坡顶。有时沿着车辙印走，太深，摩托的挡泥板都给刮外了，他用两只脚当轮子蹬地前进。

    好歹过了“于安桥”，这是于都县与安远县的交界处，也是走了一半路程。我让他停下来在此留影，也好抽抽烟，撒撒尿。他挺聪明，数码相机拭了3次就会了，我们各照了一张做纪念。

    后边的路越发险恶，而且根本看不到人。偶尔碰到个摩托，对方竟指着我身后横卧的背囊，警惕地问：那是小孩子吗？我回头看看，笑了，可不是嘛！红色的防雨罩仿佛孩子的襁褓，长长圆圆着。。。。。。嘿嘿，荒郊野外的，不然肯定有110来堵截。

    快到了“塘村”，我突然起了个念头，对他说，干脆到“双芫”吧？我另加钱。他当然同意。好像在地图上也就多20公里。

    进入一种粘滑的胶泥地段，可摩托高手张财继毫不在乎，说时迟，那时快，谁也没反应过来，车一斜就跐了出去。。。。。。

    我的朋友妙莲居士提醒我：遇险时大呼“观世音菩萨”！可我们完全是不自禁地发生了，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旁边一侧就是山沟，我先抽出腿来，问车手，怎么样？受伤没有？

    张财继满脸通红，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还好，两人满身是泥，但无伤。在一个水沟里洗了洗，抽根烟定定神，他说，车胎旧了，跑了4万公里，回去就换。我也说，上天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一定要换。

    翻过车后，车手立刻小心起来，紧张的我都跟着紧张，他满身大汗，我也满身大汗。

    又有一辆摩托迎面而来，恰巧张认识，那人夸张地说，到“双芫”恐怕要四五十公里呢！

    这时，一辆中巴公交远远地，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张财继突然对我说，你坐中巴吧？那样安全些。我想也是，于是拦车。没想到，那中巴车突然加速冲了过去！车上分明还空着一排座位。也许，把我们当成打劫的啦？两台摩托3条汉子，在这大山里，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说，就在最近的地方下车吧！这就是顺其自然，遇险而止。于是，来到“龙布镇”。
    请车手吃了一顿饭，车费增加一倍，给100元。张财继不好意思，要推辞，我说，又险又累，应该的。再说，回去还要3个多小时，图个平安吧！

    他说，我能叫你大哥吗？我点点头，他满足地走了。



    古陂吊孤魂 （7）


    “瞧，就是这个地方，红军在从北边那个山头往南边攻就，粤军守在这里，机枪哒哒哒，红军在坡上倒了一大片。。。。。。”

    3月27日，在信丰县古陂镇的河屋坳，蒙蒙细雨中，茶坳村村委会主任曹承耀在讲述从奶奶那里听来的故事。

    曹今年47岁，他奶奶早已过世多年。69岁的村民温为富也证实，他八九岁的时候与小伙伴们在山上玩，曾经看到许多没曾掩埋过的白骨，那时候不懂事，还聚拢来烧着玩儿，大人说，那是红军阵地留下来的。尽管做过多年军人，我的心磨砺的非常粗糙，但我还是感到阵阵寒意。

    这里是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地方之一，也许是三军团，也许是一军团，为了掩护中央机关夺道前进，做出了不小牺牲，但历史对这场战斗并没有做过任何记载，后来也没有人想花点力气建个碑，或者收殓一下烈士遗骸什么的，任凭岁月风雨浇灭幽幽的磷火。也许再过些年，曹承耀和温为富口里的传说也消失了，

    70多年过去了，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又是温为富，他给我讲了个更加伤感的故事，而且整个村子也只有他能说清楚。就是那场惨烈的战斗当晚，部队匆匆而过，在血肉模糊的死人堆里爬起来一个人——受伤的红军战士，他饥饿难忍，终于，在离战场500米的地方看到了人家，一个有灯光的孤零零的人家。

    有救了，他满怀希望地敲响了门，开门的是个熊姓汉子。他们两兄弟住在这里。

    熊氏兄弟见到红军伤员喜出望外，忙举酒造饭，热情招待。红军伤员倍受感动，痛饮三杯酣然入睡。

    没想到，一把罪恶的锄头举了起来。。。。。。血溅四壁，冤魂呜咽！熊氏兄弟又请来一个姓谢的帮忙举灯，连夜埋尸于200米处的山坡上。

    解放后，熊氏兄弟畏罪逃回于都老家。听到一些风声的当地政府在“镇反”中严查，姓谢的终于交待了事件真相，乡里立刻派人前往于都缉拿元凶。也许，熊氏兄弟是被冤魂缠定，回家不久都已先后病死。那个姓谢的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不久也惶惶而终。

    据说，这件罪恶的产生，动机不过是为了得到伤员的那支枪，我对此表示怀疑。熊氏兄弟是外来户，又孤伶伶独住，机会来了，岂不下手？为了一支枪，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

    冒着蒙蒙细雨，我和曹承耀、温为富3人，在掩埋无名红军伤员“岭背坎”寻找了半小时，也找不到准确位置，只有方圆10米左右的大概方位，因为无任何突起。我抽出3支“南京”牌香烟，权做香烛，拜祭先烈......

    转过山坡，我们又来到熊氏兄弟住过的“西古山”废墟，他们亡后，又有几户人家在这里建过房，但终因怨气太重，诸事不顺，先后弃离。风中，雨中，几座废墟，三四残垣，分外凄凉。

    晚上，在村长家里招待我，本村民办小学的两个老师也凑过来，杀了一条狗，喝了两瓶酒，可没人提起红军的事。




    

    古陂， 温为富老人在寻找被害牺牲红军葬地

    

    古陂 茶垇村岭背坎,北来行者祭先烈，一抔黄土识不得

    

    古陂镇，茶垇村，岭背坎。废宅人去遗鬼叫，冤魂悠悠随雨来

    珠玑祖居 （9）




    广东人喜欢认祖宗，修族谱，挂堂号，在海外华人推动下，时下尤甚。我匆匆走过梅岭下的珠玑镇，对此印象颇深。只见两条老街，密密匝匝地挤满了百家之姓祠堂，有海外人士捐助的尤其气派，如过去官宦厅堂，巨富人家。这是因为，今日珠江三角洲及南洋一带不论如何显贵，都毕恭毕敬地乖乖来认珠玑镇为其祖居，所以，掏钱认捐都挺大方。

    珠玑是古人进入岭南的第一个好去处，当年历朝贬官莫不在此歇脚，而且走到这儿都不想往前走了。

    话说北宋靖康年间，金人入侵，宋皇族在康王赵构带领下惶惶南下，中原一带望族大批随迁，相当一部分进入岭南，进入岭南，到了此地，看看不错，就不肯再继续往前走了，安心过起日子来。为了不忘故土，他们干脆连东京汴梁城里“珠玑巷”的地名也搬了过来。经过一千多年繁衍生息，珠玑已经成为岭南首屈一指的千户大镇，百姓安居，其乐融融。

    南宋度宗年间，奸臣宰相贾似道当政，大肆迫害朝中忠良，一时人人自危。度宗有个妃子姓胡，其父兄因主张抗金，得罪了贾似道，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贾欲斩草除根进一步加害胡妃，胡妃闻讯，私逃出宫，在钱塘江边正走投无路之际，恰遇进京送粮的广东南雄商人黄贮万。不明就里的黄贮万见美人相投，顿生怜爱，把胡妃藏在船中载回岭南珠玑避居。

    几年过去了，夫妻恩恩爱爱不避私讳，黄贮万知道她的皇妃身份后，更加疼爱不已。谁知，一个仆人贪图富贵竟然向官府告发，朝廷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血洗珠玑镇！

    眼看一方百姓要遭灭顶之灾，胡妃为不连累众人，毅然投井自杀，黄贮万痛不欲生，亦随之而去。百姓千家怕朝廷毒手，纷纷乘船或竹排沿江而下，往人烟稀少的珠江三角洲逃亡去了......

    至今，广东除客家人，绝大部分人家认祖归宗都到珠玑来。据说，凡珠玑血脉都有“重甲”，即脚上小脚趾上另附一个小指甲。

    我去珠玑镇是个平常的日子，老街上清清冷冷，但家家祠堂开着，有人守着，三四百米的古巷静悄悄的。他们卖一种土产长卷烟，有半尺长，我尝了一根，半天也抽不完，给了3元钱。

    镇上还办了一座博物馆，里面有从香港购回的乾隆年间金质犬首牛首，文官武将不同级别的官袍等物，我怀疑是赝品，认你再怎么富，一个小镇哪有这个实力办博物馆？

    馆里有个古代性用品展室，里面的几百张春宫画倒是集了大成，颠鸾倒凤，千姿百态，我们老祖宗在性生活方面的聪明智慧和大胆创造，一定会使以为自己什么都胜过古人的现代中国人羞愧万分。



    

    

    珠玑烟卷，长达半尺
    梅关古道诵华章 （10 ）



    离开江西老区，别的地方对红军往事就没那么热情，想采访县里史志办，半天都用来打电话，下午两点半了还不上班。不行就降格吧，给乡里打，乡里也挺那个，一杆子把俺老汉支到爪哇国去了！

    一赌气，俺今天就不下乡了，走，上梅岭，看陈毅元帅去！看张九龄宰相去！

    梅岭也就是大庾岭，秦汉时就凿通古羊肠小道，并设关口，因守将梅姓，谓之“梅岭”。但拘于时艰，未成通衢。

    唐开元四年，宰相张九龄贬回韶州，见梅岭“峭险峻绝”，阻隔南北大交通，便奏开大道。玄宗就让他主持这项“缘磴道，披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的项目。
    历时两年，开通了一条两丈宽，长八十华里的驿道，从此，“五岭以南之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朝之声数日逮矣，遐取之风俗日变矣”！

    今天我信步而上，踏的仍是原汁原味的仅存800米古道，当年马车在石块上留下的辙印犹在，道旁的长亭短亭犹在，只是乾隆年间，苏州文人沈三白写的《浮生六记》里人马过关景象难以再现。不远处早修了国道，这里成了游客乘兴所在。

    峰顶，“梅关”巍然屹立，相传此处施工最为不易，有顽石久攻不克，原来山神做怪。张九龄小妾戚夫人，以孕身牺牲，破了顽石，成就了丈夫的伟大事业，在岭南留下了美好的形象。

    梅岭之北便称大庾岭，亦传说因姓庾将军镇守而得名。当地县名随之名大庾县，但当地人懒，为求简竟易名“大余”，常常因外地人不解而多费了许多口舌，反生枝节累己。我最反对乱改地名，当政官员全凭兴起，割断了文化脉络，弄得后人
    不知所云。

    说来也奇，一岭之隔，江西广东，不过数步，气温立时差了许多。上山不远，有一巨大诗碑，镌有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诗云：

    绝命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十万旌旗斩阎罗。

    南国风烟正十年，

    此头正向国门悬。

    后死诸如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陈毅在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受命带领没有战斗力的一万多地方部队坚守苏区，仅几个月就被打垮，只好率残部数百人退到油山，梅岭一带坚持打游击 。

    有一次被包围，陈毅自料必死无疑，就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绝命诗”。不知怎的，后来发表时把起头二字换成“断头”，是否嫌其“悲”多于“壮 ”，频临死地与功成名就时的心情就是不一样。

    现在恢复旧意，显然是征得了亲属的同意。

    梅岭除陈毅外，还有许多更有名的人物来过，如苏东坡，禅宗六祖等等，毕竟这是去岭南的必经之路，直到近几十年才辟有新道，这样，它才真正成了古迹，只有被瞻仰的份了，即如才过去不久的许多人和事。近年来，历史毕竟加快了。





    

    

    故垒幽幽 （ 11）




    大庾岭绵绵的丛山里，最里边最里边有个“内良乡”，再往大山深处走，走到有个叫“黄溪24坳”的山脚下，赫然矗立着一座碉堡，3层楼的高度，一米厚的墙壁四四方方，黑洞洞的枪孔，毫无生气的看着炊烟袅袅的山村。这就是白军的杰作，用“堡垒政策”对付红军的杰作。

    可惜，这座历经70多年风雨仍很坚固的碉堡没有发挥作用，当年红军大部队整整过了6天6夜，把持碉堡的bai军早已跑的无影无踪。

    起初，从来没有见过红军的黄溪村老俵们只是躲在家里探头探脑，红军就向他们挥挥手，喊着：老俵们，不要怕，红军是自己人！

    22岁的年轻媳妇吴月桂胆子最大，出来主动招呼战士们，端茶倒水，做了很多饭给红军吃，甚至还从家里拿出一袋大米，给干粮袋已经瘪下去的战士重新填满，红军小战士们红着脸说，不要不要，可那媳妇不依。

    吴月桂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大余城里有名的秀才，家道殷实，丈夫家也守业有成，是个富户，捐袋大米是小意思。

    “红军是支雄师，有很多马匹，每匹马能驮4箱子弹，从我家门前过，因为道太窄，把墙上刮出很深的印子”。今年已经94岁的吴月桂对我描述时还是很有激情，声音响亮手势连连。老人家记忆力极好，哪月哪天都不差毫厘，任何高明的考证专家在她面前只会脸红。

    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大余县城是红军和bai军拉锯的地方，吴月桂对bai军的所做所为极为反感，吴秀才全家有次躲兵乱到了深山里的黄溪村，这个村的大户张家接待了他们。

    吴秀才敬佩张家的为人，便把女儿许配了。

    解放后，吴月桂跟着村干部学政治学文化积极的很，许多当时的革命歌曲她现在毫不打顿地随口就能唱给我听，而且极富感情。

    可惜好景不长，丈夫没有政治远见，解放前夕还把自己钱财都置了几十亩土地，还干了一年“保长”，这样，先是划为“富农”，继而又被，一家人没好日子了。。。。。。

    吴老太太白内障的双眼里滚出混浊的泪水。

    1979年摘帽后，吴月桂家继承了祖辈善于经营脉络，儿子张祥辉把别人经营不下去的一个商店接过来，从日用百货到柴米油盐，以及化肥种子，农药汽油样样都搞，小小店铺成了全村人谁也离不开的场所。问他挣了多少钱，张祥辉笑而不答，只说，三个孩子读书的钱都从这里出的。

    49岁的他不简单，硬是靠教育把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送进了城里。

    他人很随和又勤快精明，人家不愿做的事，到他手上就弄得有声有色。伺候拖拉机费事，他不怕，1000多块买的，每年给人租耕就能赚1000多元；园子里弄几盆花草，又是千把元。别看他文化革命耽误了读书，但人脑子够用，到底是“富农”的儿子。

    临别时，张祥辉，非要我在那个旧碉堡前面给照个相，说是纪念。一个谁都不要的破碉堡有什么好照的？老张说，那是历史嘛，矗在那儿就忘不了！

    我看过去，蒙蒙细雨中，一把生了锈的破锁挂在铁门上，好像从来就没开过。旁边就是村办小学，下课了，活泼可爱的村童们嬉闹着冲向雨中。。。。。。

    唉，历史。




    

    b军70年前的旧碉堡
    

    大余县内良乡黄溪村
    

    老太太吴月桂和三郎
    

    老太太吴月桂
    儿子张祥辉与三郎
    黄溪24坳 （12）




    白云缭绕的黄溪24垇就在我俯仰之际，黄溪，水也，逶迤流来，所经多为黄土，染成微黄而得名。山后便叫“白溪”，是另一个县属地了。24垇当指山大而险，垇口很多，因此，便有许多神秘色彩。

    黄溪24垇产一种野生的茶，微苦，饮后口里发干，所以越喝越想喝。这种茶极为稀少，而又分布很广，采茶期在清明前后10日内，获得极为不易，因而价高，收购价就60元，零售就是数百元了。

    黄溪村村长吴仰清的妻子就是村里的采茶好手，每天翻山越岭十几公里，采回制成能有一斤。吴妻胆也奇大，总是独自进山。遇到野猪，蛇，山牛等，那是常事。

    她说，野兽不会主动伤人，反而避着人走，你要不给面子，硬要拦它，它就会拼命。山牛长得和黄牛相似，个头也差不多，只是毛绒厚些，颜色深些，头上角象鹿，尾巴像绵羊，菜花一样，一团一团的，跑起来好看，也灵敏，能跳跃三四米的篱笆。我怀疑是羚羊羚牛之类。

    有一次，一只山牛走到村里的牛圈，想亲近一下这些远方亲戚们，被村民发现，群起而攻之。尽管山牛跑的很快，但它显然没见过这种“人民战争”，慌了神，发挥失常，被擒杀了，村民分而食之，都说比家牛好吃多了。

    70年代，24垇还要蛮荒些，就在大伙儿眼皮底下，张家一头200斤的猪，生生被一只斑斓猛虎叼上山去。最近这30多年，谁也没再见过老虎。

    黄溪村张吴两大姓居多。客家人很是注重家族脉络传承，家家堂屋都挂着匾，上有祖宗名号。

    如刘姓：彭城堂；

    肖姓：兰陵堂；

    曾姓：鲁国堂；

    郑姓：荥阳堂；

    朱姓：沛国堂；

    魏姓：巨鹿堂：

    张姓：清河堂；

    吴姓：延陵堂等等.。

    但后代一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根据我所掌握的历史知识，都能告诉他们祖上应为何方人氏，贵胄渊源，他们极为佩服感激。客家人还喜欢贴门联，几乎门门不拉。黄溪村里贴的是：

    祠堂，祖德源流远，宗枝庆泽长；

    大院，吉祥门第永聚财，兴隆家宅常纳福；

    堂屋，盈虚有数旧月常明，宇宙无穷新日无尽；

    客厅，喜迎天下同道客，笑饮四海清泉水；

    卧室，百年好合，幸福安康；

    厢房，吉星高照，方方得利；

    厨房，精益求精，五味俱全等等。极具地方文化色彩。

    今年40岁的黄溪村村长吴仰清，从小失去母爱，是个硬生生长起来的山里汉子。他15岁就在林业扛木头，山里什么样的活儿也难不倒他，村里也离不开他，一连当了三任
    村长，他从来不拉选票。他说，大伙儿要我干我就干，哪天不让我干了，我自己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呢！

    吴村长最恼火的是路，从大余县内良乡到黄溪村的7.5公里，唯一的通道就是3米宽的林业土路。其路况之差，连摩托都很难通行，别说其他车了。上面说，“村村通公路”，难道就是这个样子？他担心，到2007年这个口号的最后期限，再也没人提这事儿了，这事儿就黄了。

    深山里的黄溪村土特产品运不出去，换不成钱，就摆脱不了穷面貌，这是他最痛疼的问题。他还抱怨，本来黄溪村就是贫困村，但乡里就一个名额，却把“贫困村”给了别人。如果是“贫困村”，解决道路交通就会有把握。

    吴有一子一女，儿子在县中名列前茅，自然不用操心，可学习成绩中等的女儿马上面临中考，使他很为难。那天晚上，为女儿考高中还是考高职的问题，吴村长和我边喝酒边商议，直到凌晨两点，把他珍藏的半只麂子肉啃了个精光。




    

    大余县内良乡黄溪村

    


    

    村长妻子，纵横山中，采野茶好手。

    

    黄溪村长吴仰清夫妇

    

    人牛皆闲
    热水盘浴 （13）




    热水，说起来怎么也不像个名字，可就有人懒，图省事，把一个具有丰富地热资源的小镇叫成了“热水”，让过路人都说这里没文化。

    这里温泉温度很高，据说能达到九十八度，跟开水差不多，幸亏没叫“开水镇”，要不然，坐轿车的人可不敢下车了，你指望跟谁要投资去？你说考究一点儿，叫个“汤泉”，或者“天汤”“玉汤”什么的也雅一点儿，叫上这来洗澡的贵客们也添点神仙的感觉，一舒服了花钱就觉得值。

    虽然是在长征路上，我还是紧赶慢赶的来，好好补偿十多天来没痛快洗个澡的宿愿。当年朱总司令可能和我心情差不多，到这里赶忙先洗了个澡。

    此地有人要带我去看“朱总洗澡处”，我说免了免了，再伟大的人物洗澡时也看不出伟大。

    再说，如今大人物都把洗澡当作正事干了，很多大主意都在桑拿诞生呢！

    进了湖南的“热水镇”，我连两边的小旅馆看都不看，直奔广告牌指引的“福泉山庄”而去。既然到了此处，当然要洗正宗的澡啦！

    路边小饭店的一个打工妹看我背个大包乐颠颠地往“福泉山庄”跑，在一旁笑了：“你洗不起的，一晚上要一千多块呢！”

    啊？我愣住了，我以为在这小破镇，再豪华也不会超过百元，怎么会——？

    打工妹忍住笑说：“真的，不骗你，那里都是有钱人和大领导才敢进呢！”

    唉，这小妹妹还真具慧眼，一眼就看出我和她是同一阶级的，天下穷人心连心，及时挽救了我，不然进的去出不来就丢人啦！好在一个阶级是不笑话同一个阶级的。

    我转身进了名叫“鑫泰”的一家小旅馆。招牌上说了，备有“温泉盘浴”，我不解，老板娘说，就是有浴缸，可以盘着腿洗澡。

    哦，这就是“盘浴”呀，八百年前咱就领教过了。浴缸是有，但不知什么人泡过，咱给个胆子也不敢往下跳呀！再说了，好几间客房共用的，你盘上了，人家怎么办？算了，冲一下得了，可怜俺，15分钟的享受也没感觉和自来水有什么两样。

    老板娘上来嘱咐：10点钟就停水了，要洗抓紧洗。我有早上洗头的习惯，只能用凉水了。唉，30元的房价，人家乡镇一般只要15元，15分钟温泉加了15元，1分钟1元，跟移动话费差不多。

    古人说，沐浴必振衣。洗了温泉，立刻感到胡子拉碴的不对劲，找了个理发馆，刮一刮。老板听说我是重走红军长征路的作家，就叫我给他评评理。

    他投资十几万办了个竹丝厂，村里，乡里，林业管理站都同意了，工商局也同意了，这时，他的潜在竞争对手，另一家竹丝厂老板却找到亲戚——县里的大领导，通过他给林业局施压，卡住了理发店老板，硬是不给盖章，理由是市场过剩。

    我说，假如政策要调整的话，行政当局应该先出“安民告示”，从某年某月起，停止批准才对，而不能随心所欲，想批就批，想不批就不批，你可以告他。

    小老板说，就是告赢了，他以后再找你茬怎么办？我无语。自古民不与官斗，这恐怕是根本原因。

    晚上，趁了温泉浴后的神清气爽，一口气写完了一篇“故垒幽幽”，又开篇起草“黄溪24垇”，天热，为了御蚊，我又放下蚊帐闭关自守，临睡时又是汗水淫淫了。想起温泉盘浴，早已过了10点钟停水时间了，只好用毛巾擦擦了事。

    羿日，我和老板娘抱怨，昨晚洗了白洗了，又是汗水涟涟的。

    老板娘说，才怪呢，昨天晚上直到12点热水都没停。

    把我气了个倒仰！




    

    热水逢集,，几千人没一个美女，小吃店打工妹算一个。

    

    热水逢集

    伤员之死（14）




    来到广东仁化县某村，恰是清明时节，没有雨纷纷，倒是艳阳高照。几乎所有村民都在忙祭拜，村干部也关了手机。

    广东人做这些是很认真的，祭祖，修谱，连镇干部也都请了假，办公室里空荡荡的。两个小时前，镇党政办肖主任提醒我说，自己马上也要去上坟，说我来的不是时候。

    还不错，到底村长李万星来了，而且还陪我上山去看烈士纪念碑。碑基下埋着不完整的36名红军战士骸骨，据说是红3军团藤代远的部属，受伤留了下来，被“反动地主武装杀害”。

    可村里在1992年向上面打了份报告，指出：“29名伤员被杀害，7名无人照顾死亡”。杀害红军伤员的33名凶手除警察，段（相当于保长）甲长外，还有群众14人，大部分还是贫农。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肯对无冤无仇的弱者下毒手呢？而且更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件罪恶事件，解放后，新政权却没有进行调查和追究，除了镇压了一名段长，劳改一名甲长外，其余都逍遥法外，善终晚年。我提出采访一下“凶手”的后代，问问这到底“为什么”？李村长答应了，并约好采访对象，晚上来村委会。

    村委会是座2层楼，十几个房间功能很齐全。有书记办，主任办，村办，文书办，计生办，计生服务室，民兵营办，婚育学校，党员活动室，接待室，财务室，值班室等，村里人倒把这里当家，没事就来聊天看电视，还不时有人来冲凉——厕所有个热水器。

    我陪着村长，还有七八个不知道什么人看电视，抽烟，吹牛——我插不进嘴，因为听不懂他们的粤北话，除非他们肯俯就我几句粤普话。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
    我不断地催村长，村长不断地说马上来，直到夜里12点，村长说，今天可能不行了，明天上午吧？我说好好好，心想我反正有的是时间，摽呗！

    我被安排在村委会值班室安歇，后窗离山不到一米，刚烧过纸的坟头触手可及，想来个全封闭，偏偏有扇窗关不上。

    心里有些不安，明明眼睛困了又睡不着，大楼黑漆漆的明明只有我独宿，但好像听见门作怪响。雀大的野蛾撞在窗上轰然作响，令人惊悸。

    后半夜暴雨骤至，轰隆轰隆，大有山塌水淹之势！我既担心宝贝的电脑和照相机，又怕闹鬼，(昨日下午天晴多云，我欲拍烈士纪念碑正面几次不成)口诵观音不止。

    第2天上午10点多钟，村支书李书记来了，我赶紧把昨天托村长的事汇报了一遍。李支书说，没问题，可能他们忙，我去看看。说完自己去转了一圈，没找到人。又带我去转了一圈，又没找到人，只好说下午吧！

    下午也快过去了，李书记来找我说，找到了，走吧。

    果然不到100米，来到一家，里面坐了3位老者，他们是86岁的李世美，79岁的李国珍，71岁的李义楷。

    “红军不是在家里搜到的，因为没有人肯接收他们，都在山上。有3个红军饿的不行，下来碰到村里人，有个人就把他们骗进炭窑，说给送饭去，结果把他们都饿死了；

    有个红军拿枪来换饭吃，可饭还没吃完，就被换枪的人打死了；

    最后那批红军死的惨，被锄头活活劈死了；

    地主出1块大洋换1个人头，就有村里人出来下手了。。。。。。”

    我听得心里发冷，为了1块大洋，就是可以换4只鸡的价格，就可以杀害一个和自己无冤无仇的性命？也许红军当时在这里并无影响，山民把国民党奉为正统，把过路的红军视为“匪”，但对一个失去反抗能力的伤员下手，这需要一个职业刽子手才能漠视良心的面对啊！

    老人们告诉我，那些凶手都是赌钱抽大烟的，现在都死了，也没后代，伤天害理总会得到报应的。

    这一天，下了一天的雨，浇得人心里湿漉漉的，把昨天清明节该下没下的都补上了。





    

    某村


    

    红军遇害碑
    九峰说岳 （15）




    走进广东乐昌“九峰镇”，立时为其山川形态所惊叹，九峰环绕，雄奇各异，好生了得！且古人都给起了道气森森的名字，你看，五指峰，向日峰，马蹄峰，紫薇峰，青云峰，羊角峰，太乙峰，云祖峰，三星峰，并在每峰之上各列仙祠，至今村人崇拜，香火不断。

    俗话说，异地必有异人，我寻红军长征踪迹至此，土人偏拉我去看乡里敬重的抗日名将“薛岳”旧居，并演义许多将军旧事。

    薛岳，字伯陵，生于九峰小坪石村，是蒋介石器重的爱将，当年红军长征西走，薛岳率十万大军一路追杀，使红军头疼不已。但也奇怪，此人胆略超人，但和共产党交手并没有赚太大便宜，可对日本人却每战必胜，成了敌寇致命克星。

    “八一三”淞沪会战，薛任十九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徐州会战，他任第一兵团总司令；
    兰封会战中，他任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重创敌悍将土肥原贤二师团；

    坚守武汉时，击破日军山下奉文兵团，升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这时，蒋介石见日军势大，为保存有生力量，令薛岳弃守长沙。薛岳临危不惧，喊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要想灭亡全中国，除非湖南人死光”誓言，感动统帅收回成命，并将进犯的敌西尾寿造军歼灭于长沙；

    冈村宁次以十万之众攻长沙，薛岳又大破之；并发明“天炉战法”，再诱歼敌阿南惟机军，世称三次长沙大捷，使日侵华生力军折半，成为抗日战争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薛岳成为蜚声国际的名将。

    在薛岳故里，关于他的逸闻很多。说他出身很穷，八九岁放牛时饿晕，被一个老婆婆发现，给他喂几个粑粑救了，后来薛锦衣还乡，送了许多大洋报答老人家；

    薛对家乡父老优礼有加，曾派人给亲族每人三块大洋，但探亲时发现被其弟薛仰勤贪污了，薛岳怒不可遏，拔枪就打；

    薛父过世，薛岳带一连亲兵回来出殡，设宴百席，答谢全村乡亲照顾。日军侦知，派飞机轰炸“坪石村”，企图将死对头置于死地，岂料薛乡为“小坪石村”，两地相隔几十公里，害的他方百姓做了薛岳替死鬼.。

    薛岳治军极严，他身边侍卫多是同乡，有一次，侍卫偷吃了专为他准备的，也是他最爱吃的，家乡的白辣椒，薛岳发现后大怒道，连我的东西都敢偷，对老百姓岂非要抢？竞下令枪决。

    薛岳晚年在台，渐被蒋家父子冷落，他从此远离世事，明则保身，终日书房。有同乡求其帮忙，薛谢客道：自己已奉“三不”：即不管政治，不管闲事，不做媒人，仅十分钟即送客。



    大陆改革后，家乡地方政府屡屡致意老将军，曾托人送去特产“岩茶”20斤，薛岳提笔回书：“感谢乡亲们好意”。

    薛岳1998年辞世，寿终于103岁，一代名将，也算功德圆满。现在薛家祖坟早已修复，故居也得以保留，一个九峰乡里，提起薛大将军，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敬，虽樵夫贩徒亦以为荣。

    九峰镇有二三家小吃店。有一种山蛙味道无比鲜美，普通的蛙类煮烂时皮是软的，而这种皮却是硬的。




    

    乐昌市九峰镇，薛岳故居

    

    从广东九峰镇至湖南盈洞乡，山腰中小歇。
    走过赣南 （16）




    从瑞金一路走来，历经于都，安远，信丰，大余，崇义等6县十几个乡村，所到之处，“苏区”人民热忱让我感动，尤其是中老年农民，就像70年前那样，甚至包括一位遭受不少磨难的“富农”老太太。

    赣南一带还比较穷，在于都，安远，信丰，农村只有20%左右是砖房，土房都是用红泥模制的土坯垒成，橙红色挺鲜艳，但看上去就不大牢固，倘遇轻极地震，恐怕顷刻就会散架。到了大余，崇义，由于山区泥土含沙多，土坯不易成形，便用夹板干土捣制墙体，多呈淡黄色。但这里似乎更穷，砖房只有5%左右。

    住房改善缓慢有个重要原因，就是被教育负担压的，农业收入仅够吃穿，其他费用都要靠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提供。打工者总是警告长辈，先不要考虑房子，要保证小孩子读书要紧。再说，年轻人将来还不知道能否回来，盖了房子可能浪费，农村房子又不容易卖的掉。

    这边计划生育好像并不理想，35岁以上的人都有三四个孩子，乡干部说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甚至派人到广州深圳上门服务，设计划生育检查站等。对此，村干部嗤之以鼻：连父母都不知道儿女在哪里，怎么找？

    因为穷，罚款并没有多大威慑力，计生干部上门罚款只好说，给个面子，支持一下工作，多少交一点吧？像在协商私事。生的多了，教育负担越发重起来。

    虽然不富裕，但温饱问题早已解决，没看到谁家吃了上顿没下顿，粗粮如红薯等早已撤下饭桌，荤腥也时常看的到。

    由于农村道路情况较差，摩托车就成了主要交通工具，大部分家庭都有，几乎人人都不原意徒步，乡村道路上已经基本上看不到步行者。我背个行囊走在山里乡间，引来不少诧异的目光，他们直接地问：你为什么不坐车？觉得我这人脑子好像有问题。

    弄得我每天都在扪心自问：全国农民都不走路了，我为什么还要走？另一个我出来解释：因为红军长征是走的呀？我又质问：当时红军有车有路还会走吗？红军如果不是被人追杀，会走两万五千里吗？那——那，另一个我则无言以对。我可能真是一个“堂吉诃德”，自己觉得是个英雄，人家觉得可笑。

    考虑到登山鞋笨重闷热，走时特意带了双拖鞋，以备在农村换换方便，可出来后一次也没用上。再穷的农家也有拖鞋，还分塑棉两种，小客栈这物件也不缺，我今天决定把它扔掉。

    今天是我歇息的小镇“热水”圩（xu,非南京口音wei）场，就是赶集，这边集镇3天一次，周边地方轮次错开，这样，每天都有圩场可赶，煞是热闹。农民把土特产品卖出，再购些工业品回去，基层贸易，跟“广交会”性质都是一样的。我本想买双棉线薄袜，寻了个遍也没有，有的和我脚上一样，尼龙的，又汗又臭。农村迅速的市场化，打垮了残余的手工业。

    时代的变化，非局外人所能想象，正如远远近近的往事，不是你想捡就能捡的起来的。


    （这是15年前的事了，正如中国发生巨大变化是最近这十年，赣南肯定也会。

    指看南粤 （17）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这两句诗，是M在广东的北面福建吟诵的，前面还有“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等句，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心情很好。他的“南粤”，就是粤北山区，我刚刚离开那里。我沿着赣粤，湘粤省界乡村行走十余天后，无尽大山的连绵，郁郁葱葱的连绵，过去的和现在的粤北面孔，总是挥之不去。

    我一跨进广东就是“乌迳”，尽管迎面而来的是漂亮的镇政府大楼，门口还有威风凛凛的一对雄狮，高档轿车铮亮可人，派头十足的男人进进出出，一幅大机关的景象......

    可走进200米外的小街，还是破破烂烂的感觉，没有像样的店铺，污水在地下随意地流着。嘉靖年间的著名“水城”，像贫民窟，还伴着一个臭水塘——原来的护城河。

    尽管70多年前这里是红军一支地方部队小根据地，但干部们似乎对采访事迹毫无兴趣，还不如我刚认识的一个摩托车手“叶新京”，他带着我跑东跑西，了解了不少情况。看到这些，我那篇“苍老的团部”，真是事出有因了。

    在红山新白村，清明时节，我听到颇感震惊的山民群体性杀害红军伤员的旧事（据说是为了一块大洋的报酬），更感到疑惑的是新政权对此的麻木容忍至今。

    偶遇的一位世外高人——云南来此地采矿探矿的“老王”这样解释：历史上广东就与中原存在政治上的隔膜，因此历来对政治比较淡漠，你认为不得了的事，人家可能觉得没什么，什么都可以通融，什么都可以过得去，因此反而可以官民两安。也许，这在粤北山区人烟稀少的过去，信息不通，文化不流，自然生息结果，理应如此吧？

    一般来说，外地人感觉广东人情有些淡漠，不劝酒，不留宿，休息日不陪工作上的朋友，言语之间也没有热乎的感觉，但对宗亲关系却相当忠诚。有位乡干部说他有个亲戚在珠海，带人把生意竞争对手砍死两个，本来该判死刑，后来找了一个族谱上的长辈，是个大人物，使了一番功夫，居然把杀人嫌犯弄成无罪释放。我真服了。

    还有个财政局长，2000万的案子，家里抄出的现金就有400万，也是靠疏通，最后搞了个提前退休。听听这些，不由感叹：真是很奇特的人际关系。

    粤北似乎重男轻女很厉害，翻了一下《韶关日报》，在一个版上竟刊有福利院的9个弃婴公告，都是女孩。可马上有个反证，九峰镇文化站长李良诚是个好人，十几年前捡到一个弃婴，看她可怜就收养下来，尽管自己已经有两个小孩，那时生活还很困难，但他没有犹豫.

    这个女儿如今已经上高中了，她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因为父爱母爱都很充沛，使她没法怀疑。去年，他们这一家三口自编自导自演的独幕剧《山乡人家》，在韶关市演出还获二等奖。也许正是他家这种善良勤劳感动了上天，他家养猪猪旺，种果果丰，成为村里首富，妻子还当了市劳模，上天还另外赐他一个大礼——花10元钱中了个大奖，10万元。

    文化大革命时，《M诗词》很火，朗诵诗词成为时尚。老人家最信任的“工人宣传队”占领上层建筑后，当然处处带头吟诵。我们学校工宣队王师傅有次领诵，念到“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两句，因不识“粤”与“郁”二字，想当然地念成“战士指看南奥，更加悠悠乎乎”，引起哄堂大笑。

    匆匆走过粤北边上一些乡村后，想对当地文化性格做些探索，我也陷入“悠悠乎乎”的尴尬境地。一个地方的文化形态，自然有他自身的道理，用另外一套系统解释，也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指看南粤 （17）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这两句诗，是M在广东的北面福建吟诵的，前面还有“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等句，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心情很好。他的“南粤”，就是粤北山区，我刚刚离开那里。我沿着赣粤，湘粤省界乡村行走十余天后，无尽大山的连绵，郁郁葱葱的连绵，过去的和现在的粤北面孔，总是挥之不去。

    我一跨进广东就是“乌迳”，尽管迎面而来的是漂亮的镇政府大楼，门口还有威风凛凛的一对雄狮，高档轿车铮亮可人，派头十足的男人进进出出，一幅大机关的景象......

    可走进200米外的小街，还是破破烂烂的感觉，没有像样的店铺，污水在地下随意地流着。嘉靖年间的著名“水城”，像贫民窟，还伴着一个臭水塘——原来的护城河。

    尽管70多年前这里是红军一支地方部队小根据地，但干部们似乎对采访事迹毫无兴趣，还不如我刚认识的一个摩托车手“叶新京”，他带着我跑东跑西，了解了不少情况。看到这些，我那篇“苍老的团部”，真是事出有因了。

    在红山新白村，清明时节，我听到颇感震惊的山民群体性杀害红军伤员的旧事（据说是为了一块大洋的报酬），更感到疑惑的是新政权对此的麻木容忍至今。

    偶遇的一位世外高人——云南来此地采矿探矿的“老王”这样解释：历史上广东就与中原存在政治上的隔膜，因此历来对政治比较淡漠，你认为不得了的事，人家可能觉得没什么，什么都可以通融，什么都可以过得去，因此反而可以官民两安。也许，这在粤北山区人烟稀少的过去，信息不通，文化不流，自然生息结果，理应如此吧？

    一般来说，外地人感觉广东人情有些淡漠，不劝酒，不留宿，休息日不陪工作上的朋友，言语之间也没有热乎的感觉，但对宗亲关系却相当忠诚。有位乡干部说他有个亲戚在珠海，带人把生意竞争对手砍死两个，本来该判死刑，后来找了一个族谱上的长辈，是个大人物，使了一番功夫，居然把杀人嫌犯弄成无罪释放。我真服了。

    还有个财政局长，2000万的案子，家里抄出的现金就有400万，也是靠疏通，最后搞了个提前退休。听听这些，不由感叹：真是很奇特的人际关系。

    粤北似乎重男轻女很厉害，翻了一下《韶关日报》，在一个版上竟刊有福利院的9个弃婴公告，都是女孩。可马上有个反证，九峰镇文化站长李良诚是个好人，十几年前捡到一个弃婴，看她可怜就收养下来，尽管自己已经有两个小孩，那时生活还很困难，但他没有犹豫.

    这个女儿如今已经上高中了，她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因为父爱母爱都很充沛，使她没法怀疑。去年，他们这一家三口自编自导自演的独幕剧《山乡人家》，在韶关市演出还获二等奖。也许正是他家这种善良勤劳感动了上天，他家养猪猪旺，种果果丰，成为村里首富，妻子还当了市劳模，上天还另外赐他一个大礼——花10元钱中了个大奖，10万元。

    文化大革命时，《M诗词》很火，朗诵诗词成为时尚。老人家最信任的“工人宣传队”占领上层建筑后，当然处处带头吟诵。我们学校工宣队王师傅有次领诵，念到“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两句，因不识“粤”与“郁”二字，想当然地念成“战士指看南奥，更加悠悠乎乎”，引起哄堂大笑。

    匆匆走过粤北边上一些乡村后，想对当地文化性格做些探索，我也陷入“悠悠乎乎”的尴尬境地。一个地方的文化形态，自然有他自身的道理，用另外一套系统解释，也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指看南粤 （17）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这两句诗，是M在广东的北面福建吟诵的，前面还有“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等句，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心情很好。他的“南粤”，就是粤北山区，我刚刚离开那里。我沿着赣粤，湘粤省界乡村行走十余天后，无尽大山的连绵，郁郁葱葱的连绵，过去的和现在的粤北面孔，总是挥之不去。

    我一跨进广东就是“乌迳”，尽管迎面而来的是漂亮的镇政府大楼，门口还有威风凛凛的一对雄狮，高档轿车铮亮可人，派头十足的男人进进出出，一幅大机关的景象......

    可走进200米外的小街，还是破破烂烂的感觉，没有像样的店铺，污水在地下随意地流着。嘉靖年间的著名“水城”，像贫民窟，还伴着一个臭水塘——原来的护城河。

    尽管70多年前这里是红军一支地方部队小根据地，但干部们似乎对采访事迹毫无兴趣，还不如我刚认识的一个摩托车手“叶新京”，他带着我跑东跑西，了解了不少情况。看到这些，我那篇“苍老的团部”，真是事出有因了。

    在红山新白村，清明时节，我听到颇感震惊的山民群体性杀害红军伤员的旧事（据说是为了一块大洋的报酬），更感到疑惑的是新政权对此的麻木容忍至今。

    偶遇的一位世外高人——云南来此地采矿探矿的“老王”这样解释：历史上广东就与中原存在政治上的隔膜，因此历来对政治比较淡漠，你认为不得了的事，人家可能觉得没什么，什么都可以通融，什么都可以过得去，因此反而可以官民两安。也许，这在粤北山区人烟稀少的过去，信息不通，文化不流，自然生息结果，理应如此吧？

    一般来说，外地人感觉广东人情有些淡漠，不劝酒，不留宿，休息日不陪工作上的朋友，言语之间也没有热乎的感觉，但对宗亲关系却相当忠诚。有位乡干部说他有个亲戚在珠海，带人把生意竞争对手砍死两个，本来该判死刑，后来找了一个族谱上的长辈，是个大人物，使了一番功夫，居然把杀人嫌犯弄成无罪释放。我真服了。

    还有个财政局长，2000万的案子，家里抄出的现金就有400万，也是靠疏通，最后搞了个提前退休。听听这些，不由感叹：真是很奇特的人际关系。

    粤北似乎重男轻女很厉害，翻了一下《韶关日报》，在一个版上竟刊有福利院的9个弃婴公告，都是女孩。可马上有个反证，九峰镇文化站长李良诚是个好人，十几年前捡到一个弃婴，看她可怜就收养下来，尽管自己已经有两个小孩，那时生活还很困难，但他没有犹豫.

    这个女儿如今已经上高中了，她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因为父爱母爱都很充沛，使她没法怀疑。去年，他们这一家三口自编自导自演的独幕剧《山乡人家》，在韶关市演出还获二等奖。也许正是他家这种善良勤劳感动了上天，他家养猪猪旺，种果果丰，成为村里首富，妻子还当了市劳模，上天还另外赐他一个大礼——花10元钱中了个大奖，10万元。

    朗诵诗词成为时尚。老人家最信任的“工人宣传队”占领上层建筑后，当然处处带头吟诵。我们学校工宣队王师傅有次领诵，念到“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两句，因不识“粤”与“郁”二字，想当然地念成“战士指看南奥，更加悠悠乎乎”，引起哄堂大笑。

    匆匆走过粤北边上一些乡村后，想对当地文化性格做些探索，我也陷入“悠悠乎乎”的尴尬境地。一个地方的文化形态，自然有他自身的道理，用另外一套系统解释，也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指看南粤 （17）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这两句诗，是M在广东的北面福建吟诵的，前面还有“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等句，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心情很好。他的“南粤”，就是粤北山区，我刚刚离开那里。我沿着赣粤，湘粤省界乡村行走十余天后，无尽大山的连绵，郁郁葱葱的连绵，过去的和现在的粤北面孔，总是挥之不去。

    我一跨进广东就是“乌迳”，尽管迎面而来的是漂亮的镇政府大楼，门口还有威风凛凛的一对雄狮，高档轿车铮亮可人，派头十足的男人进进出出，一幅大机关的景象......

    可走进200米外的小街，还是破破烂烂的感觉，没有像样的店铺，污水在地下随意地流着。嘉靖年间的著名“水城”，像贫民窟，还伴着一个臭水塘——原来的护城河。

    尽管70多年前这里是红军一支地方部队小根据地，但干部们似乎对采访事迹毫无兴趣，还不如我刚认识的一个摩托车手“叶新京”，他带着我跑东跑西，了解了不少情况。看到这些，我那篇“苍老的团部”，真是事出有因了。

    在红山新白村，清明时节，我听到颇感震惊的山民群体性杀害红军伤员的旧事（据说是为了一块大洋的报酬），更感到疑惑的是新政权对此的麻木容忍至今。

    偶遇的一位世外高人——云南来此地采矿探矿的“老王”这样解释：历史上广东就与中原存在政治上的隔膜，因此历来对政治比较淡漠，你认为不得了的事，人家可能觉得没什么，什么都可以通融，什么都可以过得去，因此反而可以官民两安。也许，这在粤北山区人烟稀少的过去，信息不通，文化不流，自然生息结果，理应如此吧？

    一般来说，外地人感觉广东人情有些淡漠，不劝酒，不留宿，休息日不陪工作上的朋友，言语之间也没有热乎的感觉，但对宗亲关系却相当忠诚。有位乡干部说他有个亲戚在珠海，带人把生意竞争对手砍死两个，本来该判死刑，后来找了一个族谱上的长辈，是个大人物，使了一番功夫，居然把杀人嫌犯弄成无罪释放。我真服了。

    还有个财政局长，2000万的案子，家里抄出的现金就有400万，也是靠疏通，最后搞了个提前退休。听听这些，不由感叹：真是很奇特的人际关系。

    粤北似乎重男轻女很厉害，翻了一下《韶关日报》，在一个版上竟刊有福利院的9个弃婴公告，都是女孩。可马上有个反证，九峰镇文化站长李良诚是个好人，十几年前捡到一个弃婴，看她可怜就收养下来，尽管自己已经有两个小孩，那时生活还很困难，但他没有犹豫.

    这个女儿如今已经上高中了，她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因为父爱母爱都很充沛，使她没法怀疑。去年，他们这一家三口自编自导自演的独幕剧《山乡人家》，在韶关市演出还获二等奖。也许正是他家这种善良勤劳感动了上天，他家养猪猪旺，种果果丰，成为村里首富，妻子还当了市劳模，上天还另外赐他一个大礼——花10元钱中了个大奖，10万元。

    朗诵诗词成为时尚。老人家最信任的“工人宣传队”占领上层建筑后，当然处处带头吟诵。我们学校工宣队王师傅有次领诵，念到“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两句，因不识“粤”与“郁”二字，想当然地念成“战士指看南奥，更加悠悠乎乎”，引起哄堂大笑。

    匆匆走过粤北边上一些乡村后，想对当地文化性格做些探索，我也陷入“悠悠乎乎”的尴尬境地。一个地方的文化形态，自然有他自身的道理，用另外一套系统解释，也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小店民情（18）



    从广东的九峰镇翻过一座大山，就来到湖南的“盈洞”瑶族自治乡，正逢圩场，满街农民没有一个穿民族服装的，害的我白拿着相机无精打采转悠半天。

    走进乡政府，看办公设施倒还齐整，可一帮人好像没事儿做似的，问他们本乡名从何来？

    有人说，原来叫“大人洞”，是纪念某贬官来此的，后来按当地谐音“人”为“盈”而改“盈洞”，看来古瑶人多居山洞吧？

    乡里干部说本地还很贫困，去年人均收入才1500元，股级干部月薪才680元，可看他们穿的溜光水滑悠闲度日，好像日子难过年年过，日子过的还不错似的。

    走出乡政府，转进一个没有名字的小杂货店，买盒烟，坐一坐，老板娘非常聪明，一眼就看出我是走长征路的，并说前年那两个老外也来过店里，买了瓶果汁。真是有缘，总算与老外碰上了，虽然时空有点不同。

    爽快的老板娘告诉我，她叫“华庚香”。我说，恭喜恭喜，你和中国有名的大数学家华罗庚有三分之二是相同的。

    华庚香哈哈大笑说，中午我请你吃点心！并且真的把各种点心装了一塑料筐放我面前，还有两根香肠。我盛情难却，在她柜台边的小桌前坐下，边喝边吃，旁边也坐满了来赶圩场歇脚的农民。

    对于乡干部说的农民收入水平，华庚香并不认同，她说农民真的有钱，这里是山区，每家都有几十亩山林，现在是收笋干的季节，好的笋干能卖20元一斤，很多人家都能卖两万多元。

    好像要印证老板娘的话，小店里顾客渐多起来，华庚香和她老公忙不过来，又找了亲戚帮忙，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我也插不进去话，只能看着山民们忙着买烟酒，买水桶，买手电，买鞋袜，买电饭锅，买除了农药化肥外的一切东西，这里是街上最大的店，什么都有。农妇们买的是奶粉，点心，果冻和卫生巾等。

    我悄悄问华庚香，农村妇女也开始用这个了？

    华抿嘴一乐道：不用这个用啥子？现在都用这个啦！

    我从南京出发时，妻子给我换了一千多块零钱，怕我露富招贼，也怕找不开，可眼见的农民兄弟拿出来的也是大票，而且并没有犹犹豫豫的模样，俺真是小看人了！

    华的老公告诉我，以前顾客拿出钱来都是皱巴巴的零钱，能捏出汗来，现在可不，出手都是齐齐整整的。

    我在小店呆了3个小时，顾客起码有200人，按每人购物20元计，也有四千元销售额。问华老公：今天能卖2000元吗？他说哪有，哪有。

    又问老板娘，她笑了：没两千元还怎么做？她说两周进一次货，每次一两万元。

    我暗暗掐指，按20%利润计，每月也有6000元进账，佩服她。不过今天是逢圩日，平常不可能生意这样好。

    墙上的牌子告诉我，华是这镇上唯一的县级“工商文明户”，怪不的她1991年开店，先租后买，越办越火。老公原先的国有粮店黄了，也跑到她这里打工。

    下午两点了，顾客们开始往回走了，摩托车一台接一台的来了又去，农妇们很神气地对外喊，慌啥子？再等十分钟！

    大太阳下，男人们很无奈的骑在摩托上吸烟，旁边一个大广告牌,上面写着，“神州行，田园卡，一边耕田一边打”！我去和男人聊，他们说，起码有一半的人家有摩托。“盈洞”也是山区，我走在路上，身旁呼啸而过都是摩托，单车见不着，行人也见不着。

    华庚香和她老公终于腾出空来吃饭了，我说买单，她真的没要.。

    她说，走长征路的我都不要！



    （这是06年农民收入，现在恐怕今非昔比了）




    朝花夕拾 （19）




    走到湖南省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头，我眼前不禁浮现一幅景象：72年前的秋天，村后的山上姹紫嫣红层林尽染，红军大部队开进村里，老乡们都躲到山里去了，只有一间破屋里还传出女人欢快的声音。

    这屋的女主人叫“徐解秀”，全村人都怕红军，怕国民党回来报复，可她不怕，此刻，她拉来了本来要在外面露营的3个女战士，给她们做饭洗衣，还让她们睡自己床上，听她们说那些新鲜的革命故事......

    3位年轻的红军姑娘很是感动，看到徐解秀家里十分贫穷，两个孩子嗷嗷待哺，全家人没一条完整的被子。

    她们重新出发的时候，徐解秀还让丈夫送她们一程。已经爬到半山腰，红军姑娘越想越觉得过意不去，毅然剪断半条被子，返回又送到徐解秀手里说：“大嫂，我们不能帮你多大的忙，今天只能送你半条被子，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送你一条崭新的被子”。

    徐解秀接过半条被子，非常感动，把家里仅剩的半罐米都给了她们......

    红军走了，没有再回来。

    丈夫送女红军走了，也没有再回来。

    徐解秀拖着3岁的女儿和1岁的儿子，天天在村头看啊，看啊，3年过去了，红军没有回来；5年过去了，也没有回来；15年后革命胜利了，还是没有回来。

    许多许多年过去了，当年30岁的徐解秀已经很老了，她知道不会回来了，但她每天还是到当年村头送别的地方来转一转，转一转（当我在电脑键盘敲击，复述这个陈旧的故事到此时不禁泪流满面）......

    1984年11月，为了纪念长征50周年，《经济日报》派记者罗开富重走长征路经过这里，恰恰与习惯在村头转一转的80岁老人徐解秀相遇了。于是，《经济日报》刊出了“三位红军姑娘在哪里？”一文。

    过了7天，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15位参加一方面军长征的女红军纷纷发表谈话，表示一定要帮徐解秀找到3位女红军和她丈夫（不知村里能否看到这份报纸？不知能看到报纸的人是否会告诉她？）。

    后来好像没找到，邓颖超买了一双新被子托罗开富给徐解秀老人送去，补一补3位红军姑娘的情。

    罗开富直到1991年腊月25日，也就是1992年初才送去，可老人家3天前已经去世了。

    她临死前对孙子说，“你爷爷不回来了，那3个姑娘也不回来了，那个记者也不回来了，他们都是说话不算数。”

    这是20年前《经济日报》引发的旧故事，我早就听说过，感动过。今天我走到这里，想起这个故事更觉得凄悲。我不怀疑她的真实，但我奇怪：那3个女红军怎么会找不到呢？

    据可靠资料证明，红一方面军只有34名女红军，绝大部分都是高级领导家属，长征中并没有女红军牺牲的呀！

    也许年代久远，许多“小事”记不起来了，但3个人都能忘了？好像也不太可能。或许已经身在高位的她们见被人旧事重提，内心感到一些羞愧不好意思承认吧？其实没什么，对革命做出巨大牺牲的老区群众并没有过多要求，只是一点点而已，而且她们会非常感激的。

    罗开富先生是新闻界前辈，您的首开重走长征路壮举当年赢得了全国同行的敬佩，可您为什么要迟迟等到七年后才去送被子看徐解秀老人呢？

    人一生不能随便轻易许诺，许了的诺言就要兑现的，即使对小事对小人物亦该如此。因为，你以为随便说说就完了，可人家却在期期艾艾地盼着呢！当年韩信当了淮阴侯后，第一件事想起的就是“一饭之恩”，找到“漂母”赠以千金，成为千古佳话。而“一被之诺”却不能践，后人想想实在遗憾。



    湘南旧事（ 20）



    走进宜章县城，在“德丰旅馆”刚放下背囊，就急急跟李老板打听：最有特色的地方在哪？李老板望东南一指：星火广场喽！我跨过天桥，拐过邮电局，走过许多漂亮的女装店，一座方形的广场就出现了。

    横穿马路，尽管下着牛毛细雨，迎面起码有十五六个擦鞋女却不肯撤退，眼巴巴地看着每一个过往的行人。唉，我要不是穿永远干净不了的登山鞋，一定照顾她们生意。

    广场中央是座铜像雕塑，两个威武的军人，78年前他们在这里领导了著名的“湘南暴动”。

    1927年8月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朱率起义军进入广东韶关，把1000多人寄寓于云南讲武堂老同学范石生部。后来，被蒋介石发现，9月，朱被迫告别范，把部队带进湖南境内，并开始与地方党组织筹划“湘南暴动”。


    穿过星火广场，就是“年关暴动指挥部旧址”，她的前身是“县立女子职业学校”，对门就是新修建的非常漂亮的“湘南暴动纪念馆”，它的开放时间是上午到12点，下午一点半到五点。我去时是两点半，星期五，应该开门的，但大门紧锁。进不去，只好讪讪而归。




    

    星火广场，朱德,陈毅雕像.
    

    广场擦鞋族

    

    宜章风景，带彩棚的摩托.

    


    九嶷山上白云飞 （21）




    少年时就喜欢吟诵那首极富浪漫色彩的诗：“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及长，知道舜帝是咱华夏民族道德典范，文明始祖，更是对“苍梧之野”的九嶷山向往不已。只是它在及偏远的湘南永州，到之不宜，经常感叹没有缘分。

    此次重走长征路，感谢红军专拣荒僻途径，我倒可以撞上九嶷山，以解风人之怀。
    舜帝出身不好，五世庶民不说，幼小丧母，瞎子老爹伙同继母及同父异母的弟弟，一心要整死他。

    老爹让舜爬到粮仓顶上补漏，底下却放起火来，幸亏舜身手敏捷，靠两个斗笠跳下来没摔死；老爹让他挖井，等挖深了，却和他弟弟往下填起土来，幸亏他留了个心眼儿，先挖了条斜道出口，逃了出去。。。。。。

    尽管这样，舜还不怨不怒，照样孝敬父母，友爱弟弟，用实际行动感化他们。

    长大了舜出去打工，和同行处的关系很铁，在历山种田，和他相邻的农民都让他一条垄；在雷泽打鱼，渔民都把房子让给他住；在河滨制陶，同行都不怕偷了，不用遮盖了。舜的人缘太好，住在哪里，一年就成了村，两年就成了镇，三年就成了城。舜到了30岁，名声就满天下了。

    于是，当时的天子尧破格提拔他做了大官司徒，并把自己两个宝贝女儿一起嫁给他，一是看这个年轻人确实有出息，另外也是让她姐俩近距离考察，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到舜50岁，干脆把国家大事全权委托他处理。舜61岁时，尧已逝世3年，在全国拥戴下，舜做了天子。

    舜践大位后，重用满朝都公认的贤人，把胡作非为一些太子党流放到远方，修订历法，制定5刑，祭祀天地山川。他每五年一次巡狩天下，主要考察诸侯政绩和宣传中央政策，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

    这样坚持了39年，天下诸侯都心悦诚服，老百姓都重视道德了，功德圆满的舜帝就把大权交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自己就隔三岔五的出去巡狩一番。最后一次到了苍梧之野的九嶷山，累了，归天了。

    司马迁非常肯定地把舜帝归天的事记在《史记》里，比司马迁还早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还标明了殿堂具体位置。《山海经》里说，舜帝被上帝接上天去了，意思好像差不多。

    舜帝出巡从不带家属，这次久出不归，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急得出来找，到洞庭湖后听说丈夫驾崩了。唉，真可怜，小姐妹俩哭声震天，泪飞如雨，双双投水殉夫。这里的竹子都染上泪斑，因此才有“湘妃竹”，“斑竹”之说。

    九嶷山现属湖南宁远县，距城30公里。因舜帝具体在哪座山归天搞不清楚，后人产生疑问，所以才叫这个名字。因此地相同的山太多，按当时以九为大的说法，而并非只有九座山可怀疑。

    舜帝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地位很高，历朝皇帝都很重视来拜祭，仅清朝乾隆年间就先后十几次派人来代祭。历代文人更是顶礼膜拜，光著名的就有司马迁，蔡邕，李白，李商隐，柳宗元，寇准，徐霞客等。

    现在的舜陵是1993年重修，占地500亩，庄严肃穆，气势非凡。

    原先是明朝朱元璋重建，到了1935年，当地一个刁民硬要把其母葬入舜陵，被官府强令迁出，他竟坏恨在心，乘月黑风高一把火把舜陵殿堂烧了精光。。。。。。

    ，我们的古建筑为什么不用石头呢？

    如今太平盛世之年，政府更加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湖南省出资4500万重建舜陵，华夏古圣君煌煌于世，炎黄子孙闻之，莫不欣慰。




    
    
    
    

    永安关前 （22）




    永安关，古湘桂要道，1935年11月，红军大队人马从这蜂拥而过，当地老百姓说，整整过了7天7夜，我不大信。也许是6天6夜，老百姓只是说着顺口罢了。

    村长带我去看古道，拳头大的石块铺成，不大平，弯弯延延地穿过村子，大约有1米5宽，两旁是密密匝匝的木板结构的店铺门面，不过，早已冷落做住房用了。

    63岁的退休教师何振球告诉我，那时候，这小街上天天“赶闹子”，米铺，盐铺，油坊，酒坊，样样都有，连区公所，乡公所都设这里。“赶闹子”就是四川的赶场，江西的赶圩，北方的赶集。自从1962年离这不远的国道开通后，古道就废了。

    我让何村长带我去找古关口，41岁的何村长却也找不着。

    问到在湘桂交界开“湘桂大酒店”的小老板，他指了指厕所旁的小道说，一直走，翻过两座山就是了。何村长陪我走了50米却是断崖，只好顺着厕所旁又退回来，只有半人高的厕所里传出女人的连连咳嗽声，大概提示我们非礼莫视。

    我发现山前有条毛毛道，肯定地说，绝不会无缘无故地长出一条道的，方向没问题，走吧！费了半天劲才翻过一个山头，何村长爬的比我快，我的户外专用徒步鞋适合走泥路，在这下雨天爬石头尽打滑。

    路走到头，原来是个采石场。石匠很爽快，在山头给我们一指，诺，就是那个两山之间的黑点，看到没？何村长说看到了，我比何村长高，不好意思说没看到，只好跟了何村长走。

    这回下得山来，进入广西境内漂亮的水泥公路150米才上山。何村长说，广西好路靠的是西部开发基金，其实他们并不比湖南富。

    找到那个关口一看，连个遗迹都没有，不过发现两座碑。一座是道光12年立的，是记载附近瑶民造反被平叛的；另一座道光20年的反而字迹模糊，依稀觉得是为孝子立的，还有谁谁捐了一匹布什么的，而且连石匠名字也刻上去了。

    关前的古道早已被挖断开垦成田，古人车马辎重翻山越岭肯定困难，红军也许真是过了7天7夜。

    回来路上碰到村里一位当过公社干部的老人何建亮，他说，本村的人善良，有3个红军失散的“红小鬼”，才十三四岁，村里3户人家就把他们收留下来了，一个叫来保，一个叫马仔，还有一个叫鲁云斋。后来他们长大后，一个回江西去了；一个当了裁缝，回广东了；还有一个被抓了壮丁......

    何村长的六爷爷当保长，给红军筹粮时被白崇禧的兵给打死了，何村长自己还不知道。

    何村长嘻嘻笑着说，现在的村长差不多，都要受上面指派。

    何村长是去年6月才选上来的，前任和支书一起把集体的山偷偷卖了，十几万元不知弄哪去了，村民联合上访一直到了告到省里，到现在也没解决。本来他们都承认了，要吐出来7。5万元，立了字据，20天兑现。没想到，没几天从上面拿来一大堆盖了章的白条，说是上面承认招待上级用了。

    现在该负责的人跑了，村民找谁谁不管，准备打官司。何村长上任后没有一分钱公款，但他还是想办法集资解决了几十年没解决的全村人吃水的问题。他让我尝尝自来水，果然很甜，是从七八公里外的山泉引来的，人家一元钱买一瓶，我们能买一吨，何村长说话很得意。

    我在何村长家住着，他用艰难的湘普话陪我聊了很晚，反正农村也没个点，睡懒觉就是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乡里干部就来敲门，听说市里要来抽查计划生育，乡里让村里几个超生的妇女带孩子出去躲一躲。

    我对何村长说，这都是前任造成的，你怕什么？何村长说，不是我怕，计划生育，一票否决，乡里领导要倒霉的。





    

    永安关蒋家岭古官道

    

    永安关遗址，同治年平瑶乱碑

    

    村长何炳乾家

    

    何村长妻子在为我弄饭

    

    32岁少妇和她的5个女儿，丈夫是常年在外的包工头，好像也挺幸福。

    昨夜的呐喊 （23）



    一支英雄的部队永远的消失了。而且在历史典籍中也消失了，直到1986年，在美国人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里第一次出现。

    72年后，我来寻找红34师的痕迹。广西全州县安和乡新圩村，这是红34师最后呐喊厮杀的地方。

    时已中午，村长蒋以付不在家，他的妇人接我到家中。没有灶台，几根燃烧的树枝上架着熏黑的铁锅。这间灶房兼厨房兼饭堂也是黑黢黢的，不光烟熏的，还因为没有窗户。

    地面就是桌子，锅就是盘子，妇人还给我拿来一碗酒，自家酿的，地瓜酒，外面卖一元钱。前两天我在相隔不远的湖南那面的蒋家岭领教过，也醉人。

    村里有几位老人，听说了我的来意，在一个屋山头，坐在小板凳上抢着跟我说红军。

    87岁的廖显辉说，民国23年冬天那个夜里，我们都躲在家里，外面枪炮响了一夜，人喊马叫了一夜，过两天没动静了，出去一看，不得了，到处都是死人。国民党把自己的尸体埋了就走了，老百姓就把红军尸体帮助掩埋了。

    76岁的廖廷康，1948年当过共产党的“桂北游击队”，说起话来有板有眼的，几次打断纠正廖显辉的话，说和红军打的是白崇禧，不是国民党。还说，附近雄江源山悬崖上跳下七八个红军，摔死了，不是跌落，是自杀。

    如果他的话能够证实成立，那么，“狼牙山五壮士”还没有红军壮士来的早。村民们当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红34师，我知道，因为我刚刚看过史料。我敢说，除了“党史办”的，全县再也没人说的清楚红军的事。

    我来到湖南道县，寻找陈树湘最后的遗迹。

    下午两点半，我按当地上班时间走进县政府，在一间破败简陋的屋子里，我找到了“党史办”，里边还歪歪斜斜地挂着几块“文联”和什么协会的牌子。据他们考证，当时陈树湘头颅送长沙领赏，身体就埋在县城。

    “党史办”一个同志小时候还经常在那坟边玩儿，老百姓叫“无头墓”。我请他指明，好去拜祭，他为难的说，好像修堤毁掉了，没了。不过，还有个红军桥保留着，你可以去看看。

    我来到“红军桥”，是座浮桥，就是当年耿飚杨成武率红四团袭夺道县时搭的，几乎所有的红军都走过，包括朱毛。当然也有陈树湘。不过，我怎么也看不出这是座“红军桥”，只见桥头是座巨型垃圾山，并没有一块牌子说明，一个农民挑着粪桶晃晃悠悠地走在上面，再无他人......

    陈树湘，断后大将陈树湘，就这样默默地留在历史里。




    

    全州安和乡新圩村长蒋以付家厨房兼饭堂.

    

    全州安和乡新圩，村长蒋以付不在家，没有桌子，他妻子请我就地喝酒.

    

    全州安和乡新圩，三老人讲红34师故事.

    

    全州安和乡新圩，参加过共产党的“桂北游击队”，76岁廖庭康老人.

    

    垃圾成山的道县红军桥.


    （据说，后来这里已经修好一座漂亮的大桥）

    雨中兴安 （25）



    四月的桂北雨特别多，下雨还特别冷，那天，我准备去参观“湘江战役纪念碑园”，就让大雨给堵在兴安县的汽车公司屋檐下面。等了半个小时，看看没有停的意思，我心焦地拦住一辆“慢慢悠”，这种车实际是三轮摩托，武汉叫“麻木”，南京叫“马自达”，还是广西称谓有文化，叫“慢慢悠”，一听就想坐。

    司机说三四公里，要了我八块钱。谁知一会儿就到了，顶多一公里。质问司机，他嘿嘿一笑道：下雨天没生意，照顾照顾。弄得我反而不好意思。

    纪念碑园的同志们很吃惊，下那么大雨还来看纪念碑，而且还碰到个重走长征路的，立即向领导汇报。园里领导蒋主任不但免了我门票，还非常热情地亲自介绍情况。

    “湘江战役”作为红军惨败的经历，原来在党史军史里都很避讳的，直到八十年代末期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才敢面对。1992年，军中作家魏巍来采访“湘江战役”，回京后向聂荣臻元帅等国家领导人汇报情况，在聂帅的建议下，国务院很快批准，在红军主要渡江地兴安县，修建红军湘江烈士纪念碑园。

    秦始皇要征服岭南，因交通不变，粮草难济，几次失败。后来他想到开凿一段运河，在兴安把长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漓江贯通，一下子解决了这个难题，这样，就很顺利地把中国的边境推到交趾，象郡，就是今天的越南一带。

    这段运河叫“灵渠”，有37公里，它的设计原理和都江堰相似，鱼嘴的地方叫“铧嘴”，把湘江水三七分流，三分入漓江，七分入湘江，两千年不变形，后人叹服不已。历史学家郭沫若称为“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由于“灵渠”在县城里，自然形成了弯弯绕绕的水街，成为独具特色的岭南水镇模样，历代文人墨客不绝于踵，有人赞曰：“行尽灵渠路，兴安别有天。经缘桥底入，舟向市中穿。浆脚挥波浪，蓬窗买酒便。水程今转顺，翘首望前川”。

    今日的水街我觉得有点像丽江小城的味道，一两公里长的两岸河房不少酒吧，客栈，瑶人小店等，雨中漫步加上小樊古色古香的介绍，真是滋味无限。

    虽然淋了雨，小樊依然兴致勃勃，他说，遇到知音了，再累也高兴。有时候上边系统领导来，他们一点文史知识也没有，跟他们讲累死了，只好大大地省略，反正他们也不知道。被一个八0后青年称为知音，我好得意。




    
    
    
    
    灵渠


    壬寅春节


    冬尽尚未雪见白，
    春到不思雨自来。
    大疫潮退心不恐，
    官家还令封城外。
    伏虎三千卧难受，
    单于六出列阵排。
    东风西风狂飙起，
    老翁扶栏望远霾。


    界首风情 （26）



    界首是个小镇，在全州湘江西岸，当年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都从这里渡过湘江。彭德怀在江边设了“渡江总指挥部”，是个独立房子，像个小庙。门匾上的名字叫“三官堂”，镇上的老百姓现在都称“红军堂”。

    我一放下背囊，就迫不急待地一路打听跑去了，可见到的是铁将军把门，好生郁闷！这段江并不宽，大约有五十米，但挺深，红军是搭了浮桥的。现在早修了公路大桥，畅通无阻。

    回到客栈跟老板娘说了，她哎呀一声道：你怎么不早说？我家老公就是管钥匙的。我说那好，你赶紧陪我去一趟吧！她说不行，老公正在街对面新盖的“医院大楼”安装手术设备呢！

    由于“红军堂”少有人到，并没有常设把门的，她老公只是兼差。

    第二天一早，老板娘找来老公，我说明来意，老公也哎呀一声道：不巧，前两天镇里刘秘书拿去用了，没送回来，你是不是自己到镇政府去拿？

    我说，我去可能不行，人家怎么会把“博物馆”的钥匙随便给个陌生人呢？镇政府我昨天可去过，离小街足足有一公里，一座大楼，一个大院，倒挺清静的，只是农民想政府时会得相思病。

    我吃了个早饭，就是那种从江西，广东，湖南，广西一路吃来，千篇一律，辣呼呼的“米粉”，见到就要反胃。老板娘拿来了钥匙，并问我要不要资料，别人10元，照顾我是本店旅客只收5元。我道声回来再说，便乐颠乐颠地径自跑去了。

    “红军堂”里空空如也，四壁仅仅贴了几张“湘江战役示意图”和简单的文字说明而已。有一面退色的“红一方面军军旗”，估计也不是真的，若真的早就拿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去了。

    “红军堂”常年无人，倒成了一种巨型蚊子的栖息地，作为东道，对于我的到来，它们的接待很国际化，不分性别一拥而上，热情地望我脸上直扑直吻，颇有欧美文明之风。

    回到客栈还了钥匙，我偶然翻书，发现在界首与兴安之间的“光华铺”还有一座“红军墓”，我没用一分钟就决定马上出发。因为没有同伴，我的行动路线选择往往是靠心血来潮，60秒就可以决定一件大事。那些名字有些怪异的地方就占了便宜，如“盈洞”，“仙子脚”等，因为有想象空间，自然而然就成了我的落脚点。

    这次是坐车去，就是乡村那种破中巴，跟售票员强调了好几句，她还是漫不经心的忘了。碰到一个收费站，她想了起来，赶忙让我下了车，告诉我往回走不远。我走了一段，心里还是不踏实，东张西望，生怕错过去。

    一位砍柴的农妇“丁春霞”主动招呼我，并叮嘱我说，走一里路就到了。我按照她指引的方向走了大约一里路的两倍，终于到了。

    红军墓大概比村民的墓大一倍，正碑两边各傍着一个副碑，那是“光华铺阻击战”一日之内牺牲的两位红军团长，他们的英名是杜宗美和沈述清。那场战斗，士兵伤亡了1000多人。两侧还各有三块题字碑，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将军，有杨成武，王平，张震，张宗逊，还有一块碑上名字被人剜去了，不知什么原因？

    今日界市逢“闹子”（广西赶集），到中午街上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中巴车使劲按喇叭，农民兄弟都不在乎，该干啥还干啥。

    乡间小镇不逢“闹子”，各行各业都冷清的很，店家闲着手痒，大开着门，天天聚拢一帮人打牌打麻将玩儿。可每五天就忙这么一天，他们就可以赚足了，农民兄弟来了几乎什么都买，农具，农药，化肥，水果，百货，家具，反正来一趟不能空手回去。

    四通八达的中巴车也挺善解人意，农民上车带点菜呀，水桶呀，一打一打的斗笠呀，都没问题。

    农民搭车也挺牛，站在路边抽根烟，眼睛都不忘马路这边瞅，司机立马停下来，讨好的问：大哥，先上来吧？

    想当年俺插队时，司机都像大爷似的，农民抖抖呵呵递上烟，人家连理都不理。农民被称为“二哥”或“二大爷”，现在世道颠倒了个儿，谁掏钱谁成了大大爷。一路上我没少被叫“大爷”，想起以前，心里这个乐呀！



    
    
    
    
    
    
    

    夜宿红军家 （27）



    刘华连在兴安县很有名气，因为他是唯一还健在的老红军。我走到华江乡同仁村向人打听他时，一位姓秦的年轻村干部自告奋勇地带我去。

    一条2.5公里的小柏油路直通“桃子头”的自然村刘华连家，这是桂林警备区捐资十万带动下，各方援手建成的，全村人都借了他的光。

    在村口碰到刘华连的儿子，今年57岁的陆志元，他正在田里干活，没功夫陪我们，只是说父亲快回家了，我们赶快去，兴许能碰上。刘华连家有一栋旧屋，还有一栋新的小二楼，儿子住着，我也被临时安排住在楼上。

    约莫一支烟的工夫，老红军果然回来了，顶着个大斗笠，扛着锄头，原来放牛去了。

    我大声告诉他我的来意，再加上儿媳妇的翻译，他才明白了，我就和许多媒体来的目的一样，就是请他讲讲过去的事情，他便慢慢卷起旱烟来，我忙把我的“白沙”烟递上。

    “我16岁当的兵，当兵一年后开始长征”。儿媳补充说，1918年阴历6月初6生人。我算了一下，1934年长征他才16岁，应该15周岁当兵才对。

    “你为啥子要当红军”？

    “不当不行的，硬估到我来的，我哥哥头一年 参军的”。

    当时中央提出口号“扩大百万铁的红军”，这个实际根本完不成的任务指标，（结果只征到5万人）必然导致基层干部采取某些强迫手段，怪不得红军队伍里出现那么多“红小鬼”呢！

    许多媒体听到这儿，都让刘华连改口，可老人家没文化，不会现编，媒体只好自己动手或回避。我征求了陆志元意见，他也认为应尊重历史。

    “过湘江时死了很多人，我是抱着死人漂过来的”。

    “你怕死吗“？

    “不怕，人家往上冲我也冲，前面倒下去，后面接着上，怕也没用”。

    “上级总共发给我三发子弹，两个手榴弹，到华江时打完了，留了一发子弹保命的”。

    刘华连很不幸，渡过了湘江，就在华江乡踩到敌人的毒竹签，掉队被桂军所俘。先关在华江，后转到兴安县，几个月后获释，那个好心的狱卒还告诫他：“不要回江西，回去再被国军抓住会没命的，留在广西好了”。

    当时，刘华连那条毒签扎烂的腿几乎残废，一个老农民说，我可以一年治好你。刘答，我可以白给你做三年长工。结果两人的承诺都实现了。刘华连腿好后，几经碾转来到同仁村做了上门女婿，因此儿子姓陆。

    刘华连所有的记忆仅存这些，我很理解，你想，一个近90岁的老人，一字不识，窝在山区，70多年前仅仅一年的红军经历，还能剩下多少？

    问他当年的团长，连长，打过什么仗，他一概摇头。但这并没有降低他“老红军”的历史地位，尽管是“失散红军人员”。据党史专家们估计，湘江一役，红军战斗伤亡约在一万五千人左右，被俘，失散，逃亡约两三万人.

    陆志元告诉我，2003年桂林和江西电视台两家连手找到了刘华连的江西赣县老家，派车送他们回去一趟，那边乡里早把他当成烈士供在“忠烈堂”里，但毕竟离开七十年了，老人对家乡没什么印象了，也不原意留下了。

    现在老人88岁了，还能下地干活，总是闲不住。但据我一天的观察，老人家记忆力已大部分丧失，步履也不大稳了。左眼在1998年打牛时，被竹片反弹所伤，已经失明，听力亦很差。

    老人是县里唯一健在的老红军，各方还挺重视，常来慰问，招待我的半瓶“桂林三花酒”就是人家送的，他们全家不喝酒。

    老人孙子在“桂林警备区”一个干休所开车当志愿兵。5月7日下午，我陪着老人聊天时，一个便装青年在门外远远地和刘华连招呼了一声，便领着个姑娘走了。

    一会儿陆志元进来问，儿子走了吗？一会儿陆妻又进来问，儿子走了吗？我猜那青年便是老人的宝贝孙子。

    老人家的堂屋有许多对联，有的多年残缺了，也不取下，读来也蛮有意思。

    燕子窝两侧是：投红军而来似瞬间年愈耋寿喜见子媳称父丈，由江西至此如刹那时近耄龄笑祝 尊家公。中缺两字，无人忆及，我度为“子孙”，陆同意。

    左门为：缘定良缘依然功归月老，偶成佳偶何必重奖红娘。

    右门为：有妆赠女情何愿，无 酬君意怎安？金？礼？产？似都不妥。

    还有一小联：蓬门今始为君开， 竹径来。

    问陆大哥，他说村上一位老先生所撰，大家都很崇拜他。我笑笑，心想：给人家写对子也要看看对象，人家并非诗礼之家，弄这些，几十年了主人还不明白，何苦呢？就像某些热情的媒体。





    

    87岁的老红军刘华连还能下地干活

    

    老红军刘华连与三郎

    

    刘华连许多往事都记不起来了
    走近猫儿山 （28）




    猫儿山是五岭中的越城岭山系的主峰，高2141米，地跨广西兴安，资源，湖南城步三县，占地1700公顷。老山界是别名，界限并不清楚。猫儿山名气不大，外省人多不知。

    我第一次在报上听说，是因为发现了抗战时美机“飞虎队”在那山里的坠机残骸，这我重走长征路，拜访山下兴安县华江乡同仁村的老红军刘华连之后，又顺路拜访了第一个发现坠机的阳雀村农民蒋军。

    说来也巧，向导刘良军带我到翻越老山界出发地高寨村途中，在阳雀村路边小卖店里上蒋军，他正在一帮打麻将的人群里卖呆儿。天正下着雨，他不太情愿地跟我在一个屋檐下采访，我见他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眼睛却不时瞟瞟马路对面的小卖店，便执意要到他家去。他无奈地同意了。蒋军只有两间房，与老母相依为命。

    提起坠机，他有些怨言：明明自己是第一个发现的，媒体却报道说是潘奇斌。他说1996
    年5月，自己一人上从来无人敢去的“柳丝冲”采药，发现了坠机，回来跟村里的老人说了，人家都说他吹牛，谁也不信。

    9月他又对好朋友潘奇斌说，潘同意陪他再去看看。10月2日，他们结伴上去，仔细看了以后，确像飞机。潘奇斌说自己在县里有亲戚，上报政府容易引起重视，于是便层层上报，有关部门都来了，他们多次带路前去探看，终于弄了个水落石出。

    美方很重视，克林顿还专门给这两个中国农民写了感谢信等等。蒋军性格内向，语言不多，采访过程像挤牙膏，怪不得我在县“坠机展览馆”听讲解员说，克林顿给两个农民奖励了两张“绿卡”，潘奇斌留下了，蒋军是个聋哑人，在美国不适应，又回来了。

    但天地良心，蒋军绝不是聋哑人，只是没有潘奇斌能说会道，因此媒体都去围着他转，把蒋军反而忘了，最后竟被当成“聋哑人”，唉，我的这些媒体同行们！结果是理所当然的，潘奇斌2001年就去了美国，蒋军则再也没人问了，还在村里当农民，38岁了，老婆也没讨着。

    蒋军告诉我，其实报道坠机的地名以及时间都是错的，比如，把“柳丝冲”说成“黑冲”。但县里说了，已经这样报了，纠正会影响中国声誉，因此要统一口径，不许乱讲。

    蒋军说话不行，但爬山采药却是猫儿山一流高手。在多次带路查找坠机时，老外专业攀援选手都佩服他赤手空拳的走壁本领。蒋军知道一味包治蛇伤的药，我用治鸡眼
    的独门秘笈与他交换，他死活不肯。这人，死性吧？怪不得——

    其实，坠机事件给猫儿山带来了许多知名度，但有关部门并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反而企图与自古以来的名山类比，让人感觉不自量力。陆定一那篇《老山界》因载入中学课本而著名，但文章分量确实算不上了能够传世的名篇，因他不能和古之文豪相提并论，其文不过应时而走，算不得奇，更无风骨棱峭之美。

    老人家晚年拗不过兴安地方三番五次的进京请题，贸然命笔，写下溢美之词，称颂猫儿
    山“泰山之雄，华山之险，峨嵋山之秀，庐山之幽”，更不为世所认同。

    名山之名在于“仙”也，李杜苏柳秦皇汉武不是代代都有的，今人成名心切，所为利也，古名家所为性情也！山若有知，山亦如此。遥想当年，柳宗元任所先后柳州，永州，距猫儿山都不远，却并没有动动来游此山的念头，这是猫儿山不得其遇也，现在的行政领导急也没用。




    

    发现美国二战飞机残骸，克林顿亲自写感谢信的
    农民蒋军与三郎

    山村野店 （29）




    本来我想从老红军刘华连家出来就直接爬“老山界 ”的，因为陆定一那篇著名的文章就是说的这条路，红军分三条路线过老山界，中央机关和陆定一所在的五军团就走的“雷公岩”，“百步陡 ”，听听这些名称就叫人神往。

    可是，令人沮丧的消息传来，那里已经被封锁了，划进了“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部分，谁都不许进。本来昨天想去找“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通融通融，但赶上礼拜天，每个办公室都关着门。一位在家做饭的女士出来打了个招呼，让我明天来找领导。我急着还要采访老红军，就放弃了。

    第二天，我直奔“高寨”去，中途还要到杨雀村拐一下，采访当年发现美机“飞虎队”撞机处的当事人蒋军。高寨村那里还有一条小路，经“梯子岭”翻越老山界，也有一支红军队伍从这经过。

    高寨这家小客栈紧靠老山界脚下，虽然名“大峡谷饭店”，其实只有五间客房，都在二楼，楼下老板自家住着。因为刚过完五一黄金周，只有我一个客人入住，20元，可以住任何房间，每个房间门都敞开着。老板娘说，这里绝对安全，只有她一家人和我。

    老板姓伍，名先闻，挺懒散的，成天歪在躺椅上看电视。电视频道只有一个桂林台，他还看的津津有味，喝着自己从山上采来的野茶，也津津有味。

    这种野茶连茎带叶，并没有加工成有形有状的，所谓粗茶淡饭里的“粗茶”，可能特指这种。粗茶每家都有几大袋，烧好了凉在铝壶里自己喝，不卖。我在江西的大庾岭深处的黄溪24坳见过，人家可都精心炒过，每斤能卖五十多元。但广西这边农民不动这个脑筋，自饮自乐，而且长年都是喝凉茶，味道一点也不比龙井，碧螺春差。

    伍老板告诉我，村里人都这样，每年光是卖竹子就可以收入万元以上，又不费事，竹子生长期三年一轮，旱涝保收，因此，平常就打打牌玩玩，没什么事儿做。他自己还兼做竹子贸易中介人，介绍竹器加工厂的老板和农户买卖，每促成一笔生意，每根竹子能赚五毛钱信息费，刚才打了几个电话就是500元。

    晚餐我让老板娘炒了野韭菜鸡蛋和蕨菜，各6元。野韭菜味道极鲜美，长得也比家韭菜肥大些，蕨菜是干的，没什么特别味道。

    晚餐是在门前坝子上摆个小桌吃的，野味土酒，夕阳为伴，五米开外就是哗哗作响的溪流，这就是神仙一般了。你要知道，这还不是一般小溪，而是华江的源泉，而华江则是名闻天下的漓江源流，天下之大美的好玩意儿，就在我老汉脚丫子下面形成，岂不令人得意？

    因为明日要翻越老山界，我便早早歇了。没想到三更时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我心忧明日登山之事，披衣徘徊，在五个黑洞洞的房间转来转去，吸烟不止。天摇地动轰轰隆隆里，窗前溪流更加哗啦啦地撒野狂放，黑暗里只有我一个人焦灼不安。我默默祈祷：但愿明日不要遇上大麻烦！

    晨起，雨渐渐止住。我振作精神，去冲淋浴，却打不着火，只能冲个凉水澡，冻的浑身直激凌。后来才知道，老板夜里给液化气罐关了，因为管子有些泄漏，怕出事。我把夜里的担心上山的事告诉老板，他安慰我说，没事，没事，山上都是沙土地，不滑的。
    一会儿，向导小刘来接我说，能走，问题不大。

    我疑心他为了挣带路费，故意缩小了危险，但又没有理由不同意，望了望高耸入云的老山界，只好硬了硬头皮道：走吧！




    
    


    老山界（上） （30）




    湘江战役后，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2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不得不翻越“老山界”这座大山。许多年后，红军中的一名宣传队员，后来做了部长的陆定一，写得那篇《老山界》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使这座山名扬天下。

    可奇怪的是当地人称它为“猫儿山”，地图也随之，结果外地人不知“猫儿山”，当地人不知“老山界”，直到近两年红色旅游兴起，当地人才开始跟着外地人叫开。

    官方出来解释说，“老山界”属于“猫儿山”的一部分，比主峰“猫峰”低几十米。其实它还有个更正规的名字，叫“越城岭”，海拔2141米，是南方五岭中最高的山。

    知道这座山难爬，且有黑熊，五步蛇等能取人性命的家伙出没，我特意请了向导，他是老红军刘华连的孙婿，也姓刘，非常可靠，曾经护送过重走长征路的以色列总统退役侍卫长武大卫和陪同的张爱萍侄女张小艾，还有杭州体院骑单车长征的一位教练。

    从高寨村一出发，刘向导就盯住我的背囊问：多少斤？我说，30斤。怕他害怕，我故意隐瞒了十斤。他有些怀疑，没有接过背囊，任由我背着。他岳父明白告诉我，向导兼背包的，我心里郁闷，又不好说。

    按着“保护区”开放的路线，我们沿着乌龟江上溯而行，走了大约两公里，江上横卧着一座陈旧的水泥桥。刘向导指着桥下几个柱洞说，原来这是座独木桥，高寨村一个小夫妻吵架，女子负气夜归娘家，肚里一个，手上牵一个。过桥时由于湿滑，大孩子落水，慌乱中农妇又坠落，一水三命，惨哉痛哉！事后，村民集资修了这座水泥桥。

    过了桥，即是著名惊险的“梯子岭”，向导接过我的包说，换着背。

    坡极陡，后人正对前人脚跟，不知红军怎样把马匹拉上去的。本来徒手爬山就极难，背负四十斤就更有后坠危险，我们相告把两条背带都解开，万一不支，舍包留人。虽然里面有我宝贵的笔记本电脑和全部资料，但没有了生命一切都毫无意义。

    开始还能爬四五十米再换背包，渐渐变三四十米，二三十米，向导说，别人给替人背包者都是每天100元（原与我约60元）。

    我赶紧答应：好呀好呀！只要你肯出力，好说好说！于是，30岁的小刘明显比50岁的我表现出力量来。

    山上都是原始森林，云雾笼罩，时雨时晴，背囊外面30元的防雨护罩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淋湿了的包不知又增加了几公斤，反正是越背越重，小刘建议我丢掉一些东西，我坚决予以拒绝。小刘又问我带蛇药了没有？他说，前几天村里有人上山捉“山蟆怪”（山蛙，味美，极贵。），就被五步蛇咬死了。

    这一带五步蛇伤人频频发生，造就了华江瑶族乡医院成了全国治蛇伤最有名的医院。说得我毛骨悚然，幸亏我口袋里有两袋“季德胜蛇药片”壮胆。尽管我时时注意搜索草丛，但往往顾得了上面，顾不了下面，累极了就想：听天由命吧！

    到达了山顶公路旁的“红军亭”是两点钟，跟陆定一他们几乎同时，但他们比我们早出发两小时。吃了点干粮，却没有水，干咽干饼，噎得没心情欣赏亭柱上两副也不象样的对联。以色列的武大卫，这时早就坐上专车下山了，可我们还要继续沿着公路往顶峰走，那里才有落脚过夜之地。

    刘向导也只来过一次，说是没多远，可就是走不到头，直走到夜幕就要降临的19点，后面来了辆摩托。一问，我们从进入山顶公路开始已经比红军多走了20公里，还有7公里才能到宾馆。这时，大雨，黑幕，湿冷，疲乏一起涌来，极大地打击了我们的自信，只好奉上20元，让摩托载我们到了山顶的“避暑山庄”。

    怎么也没想到，上山竟用了11个小时，小刘说就怪我那个大背囊，所以赶不上武大卫。



    
    跨过这个“母子三命桥”，就开始爬梯子岭了。

    
    老山界 最珍贵的菌子，连蝴蝶也喜欢。

    
    山半腰红军亭外的诗碑，陆定一所题。

    

    到这儿，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这离主峰顶还有10公里
    老山界（下） （31）




    山顶的“避暑山庄”真是名副其实，比山下整整低了10度，浑身湿透的我们无处遁身，客房地面和外面一样湿，一样冷，被子像湿抹布，又黑又潮。怕患上感冒，我第一次早早和衣躲在被窝里，靠自身取暖。

    整个大楼连我们只有五个客人，怕打雷毁了电路，宾馆干脆把电也停了，就这样还收我们210元。第一次听说早饭还要预定，我只当说说玩玩儿，没想到他们动真格的，定了米粉，不能换炒饭。

    为了下山的任务，必须吃饱，我厚着老脸去找了老板娘，才算开恩，吃了一顿饱饭。

    轰轰隆隆下了一夜暴雨，吃完早饭还没有要停的意思，我发了狠，九点钟一定下山，宁愿大雨浇着，也不住了。我换上了从包里换的全套干衣服加上冲锋衣，准时结帐，出门，顶着大雨走！

    说来也怪，行不到20步，雨竟停了，真是苍天开眼，佑我征人。但雾极大，一团一团的密密罩住我们，十米不见人形。平常令人神往的仙雾缥缈，现在一点也不讨喜。本来想顺路看看昨晚没看见的景点，这下全部落空。走出十几公里才到下山的小路路口。

    北坡与南坡结构明显不同，地下多碎石，由于少人行走，石上苔痕斑斑。向导穿解放鞋，怕泥滑而不怕石滑，而我的登山鞋正相反，怕石滑不怕泥滑，枯枝青石粘上即跌。

    初时我还腾挪闪跃，挑树叶草丛下脚，渐渐昨日11个小时登山后遗症发作起来，单脚着地大腿剧痛，只能寸步横移，顾不得水里泥里，我徒手还被刘向导负重拉下很远，简直令人绝望。向导见状，不再与我分担，独自背着我的大包瑀瑀而行，常常是他歇脚我不歇脚，走了许久，被他几步就又撵了上来。

    下到半山腰，渐渐看到了湖南省极偏辟的小县，资源县两水乡的瑶民住所，这里就是著名哲学家，当年北大毕业的周国平曾经的流放地。多年后北大的人都传言：男生必读王小波，女生必读周国平。

    周国平分在县委宣传部当干事，1978年报考社科院研究生，宣传部部长卡着不让他报。来招考的薄熙成怒了，骂声“不给盖章？老子还不用你盖了！看我能带走人不？”部长眼睁睁的看周国平扬长而去。

    这里到处是杉木盖成的吊脚楼，由于年代久远，都变成了黑暗暗的，很好看，但都没人，大门紧闭，主人可能在地里干活，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

    这些瑶民开垦的梯田层层叠叠，很是壮观，但离山下有千百米，摩托，单车都上不来，上下生活所需全靠背篓，真是非常辛苦。我也非常艰苦，但是暂时的，他们却是一辈子。梯田好看，但我不敢往下近望，两脚站立不稳直打晃，一个不留神折下去，就掉进几百米的冲里，确实让人心惊胆战。

    向导小刘说我不如杭州那个体育教练，他请了两个向导帮着扛单车等，还有一个广西三项铁人运动的冠军朋友来陪行。我承认确实不行，我向来不喜欢体育运动，所谓好静不好动。所以当我宣布重走长征路时，我的朋友都以为我和以往一样，是在搞笑。

    我甚至还不如七十岁的以色列前军官武大卫，我也做过军官，众所周知，中国的士兵做了军官后，大都是动口不动手，每一级都有所谓“值星干部”，比如，连队训练，连长不出面，而由值星排长带领；营里集合，由值星连长带队，以此类推，官不大，僚不小的现象普遍起来，久之，养了一批懒官。而欧美军队则不同，军官照样要接受考核，大肚子将军几乎看不到。

    马上要下山的最后100米，我几乎像残疾人那样，扶着一切可以扶的物体，一棵小树，一根藤箩，老乡篱笆的竹枝，片石，甚至隆起的地面，半蹲着走，一寸一寸的移动脚步，不光农妇看了发笑，连房前屋后的狗都觉得怪异，光冲着我叫，真正是狼狈到极点！

    我敢说，陆定一那篇美文《老山界》，那么多美妙感觉，一定不是刚爬完山写的，红军刚刚在湘江战役惨败，死了那么多人，又被迫爬这个累死人的大山，不骂骂咧咧才怪，哪有许多好心情？只有过了若干年后，才能过滤成美好的回忆，即如当代知青们想起广阔天地一样。

    终于走下山了，这是一座小桥，走过去就是公路了，走到平路，两脚均匀着地，就不会那么痛了，即使姿势并不雅观，像跛子那样拖着脚走，但不会跌倒了，我胜利了，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胜利。虽然我用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上山11个小时，下山6个小时，但那是我用两脚一寸一寸量出来的。

    在一座小桥上照了好几张像留念，桥下是寻江源流，往前就是资源县两水瑶族乡小街，她仿佛在向我招手。




    
    半山腰，下山寸步横移的滋味，终身难忘。


    横看桂北 （32）




    由于红军长征时湘江战役太惨烈，给广西北部人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你要跟当地人说长征如何，需要解释半天，但只要说我走“红军路”，无论男女老幼都会马上告诉你：我知道！并会给你指示已经好几十年没人走过的“红军路”。

    我从“永安关”入桂，一路前行，经水车，新圩，灌阳，全州，界首，兴安，华江，找路并不困难，当地的红军故事也被津津乐道。从官方来说，也比较重视，红军碑，红军亭，红军堂，红军墓，许多地方都有。但好像是从“红色旅游”思路出发，与广西好山好水结合在一块向游人推荐的，总觉得商业味太重了些。但这样也相当不错了，不管用什么形式，能够吸引儿童，青年的目光，让民众记住这段并不太久的历史，总会让红军的影子拖的更长一些吧？

    但广西的导游素质实在不敢恭维，很奇怪，他们大都喜欢自称姓“黄”，因为广西“够友”与“狗肉”发音相同，导游就号召大家叫他“黄狗肉”，并表示非常高兴接受。
    我向来不喜繁琐，但求简洁，称呼也是。有一次，我简略地叫了声“黄狗”，省了一个字。导游却立即挂下脸来，还我个白眼。

    导游也不大讲信用，约好的时间，他却常常不露面，非得你给他先打电话（可能为省手机费），害的我差点误了船。

    桂北这边农民不穷，因为他们有大片的毛竹，近年来竹制品市场很好，一根毛竹由原来的十来块钱涨到十七八块钱，每家轻而易举的就能收入一两万块钱。竹子又不费工打理，三年就可以长成卖钱，新竹老竹轮替，年年都有的卖。

    收入稳定，年轻人就不原意出去打工受累，便成天泡在麻将桌上。打听一下，每个村里都有输钱几十万的主儿。我翻越老山界，雇了个向导，每天100元，可小伙子竟说，还不够我一天打麻将的。人闲懒了，地也不原意种，家里有老人的老人种，没有的就租出去或让它荒着。

    和桂北人接触，话也能说，事也能办，但总觉得不那么爽，对方的热情后面还是有种冷涩的东西，好像在骨子里渗着。乡里的，店里的，村里的，城里的，都能感觉到这种滋味。爬老山界，原始森林里跋涉17个小时，面对毒蛇猛兽，风雨雷电，惊险艰难万分，我和向导生死与共，应该成为莫逆之交了吧？但分手之际，感觉竟是木木的，毫不动情。对方也是这样，拿了报酬就完事了，转身就走，真不知为什么？

    再说老红军家吧，媒体上说他家如何如何热情，凡是走长征路的来拜访，老人家一定非杀鸡宰鸭不可。我怎么没看到？凭良心说，他也已经很不错了，但绝没有那么夸张。我们有些记者非要把好人说的像花儿一样完美，等你一见面，感觉不是那个人，反而叫人失落，生疑。

    一个失散的红军小战士，能够在战场上不畏生死，英勇杀敌，离队后保全性命，老实做人，这也就够了，哪能个个都那么幸运做了将军？或者身居高位，谈吐不凡？对一个失散的老红军，用不着再拔高，他该做的已经做到了，历史就是各种机遇造成的，干嘛用一种标准衡量？他是一个普通人，冷冷热热，自然是与生俱来的性格，这和红军白军没有太大关系。

    当然啦，我不过是和他们相处一两天的工夫，其实也很难达到彼此交心的地步。但我在江西，湖南，确实碰到过这样的农民朋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每每念及，心里仍然暖意烘烘的。



    通道转兵（33）




    通道是个不大的县，它像湖南的一根楔子，插进贵州。

    通道县以侗族为主，境内到处可以看见那种三层的飞檐木楼，年代久了，呈暗黑色。每个村口都有精致的鼓楼，可能旧时用来议事或报警的，现在成了人们休息聊天的场所。

    红军长征途中著名的“通道转兵会议”，也在木楼中进行，它就是在当地有名的“恭城书院”，当时在里面办一座高级师范学校。

    上午九点，我一路打听找到这里，碰到的却是铁将军把门。刚才去了乡政府，人家说，没事的，那里正常上班。还好，“恭城书院”就在县溪镇的中心小学院子里，我求助一位女教师，恰巧她认识讲解员，马上帮我打了个电话，那边说正在吃饭，让我稍等。

    我抽了支烟，没来。又抽了支烟，还没来。只好在外面转悠。

    廊柱上不知谁刻字为联：“小学毕业的一定要上中学，中学毕业的一定要上大学”；“家境富裕的固然要升学，家境贫困的也要想方法升学”。大白话，实在理，像父母官说的话。

    9点半，讲解员来了，拿着饭盒，还没吃呢！她告诉我，对联是民国时期一位姓翁的县长写的。她告诉我，恭城书院前身是“罗蒙书院”，建于1005年的宋崇宁四年，因背后“罗蒙山”而名，在明朝被烧。乾隆57年，即1792年重建，又以前面的恭河为名。

    她没说这里培养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想必是没有，现在这年头争名人祖先都争疯了，再不用担心被历史埋没了，现代人出名要趁早。见人家没吃完饭，我先不好意思起来，忙说，你先吃吧！我自己看。

    中央红军湘江惨败后，本欲继续直接北上湘西去和贺龙回合，发现国民党重兵以待，被迫掉头翻越老山界，往西而走，过资源，龙胜，城步，1934年12月11日来到湖南通道县。

    据《李德回忆录》里说，

    有一次，李德看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说的挺热闹，他听不懂中国话，便要周恩来跟他详细解释一下，你跟他们唠的挺热乎，什么意思啊？

    周恩来极不耐烦地说，他们在说，红军累了，需要到贵州休息休息。周恩来从来对上级都是恭恭敬敬，这种反常态度，让李德心里很不舒服。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多年后回忆起来还是心惊胆战：“如果不是M坚决主张改变方向，所剩的三万多红军前途只有毁灭”。

    一个无名小镇，一次非正常的会议，M一言救红军之危，这让中央高层同僚人人自愧不如，M执掌乾坤的时日，已经呼之欲出了。




    
    
    
    

    回首湘南（34）



    由赣入湘时，老俵好心地提醒我：“湖南人蛮的很，你处事要小心点儿”。唉，我孤身独行，行事又不老道，总让新朋友老朋友为我担心。

    来到湖南后，没觉得人“蛮”，就觉得菜“辣”，几乎所有的菜都放许多辣椒，连我这个自恃有八年四川生活底子的人也吃不消。没办法，吃饭前只好先声明：请别放辣椒。可端上来的菜还是辣的要命，跟厨子理论，人家说：不放辣椒我怎么炒菜？弄得我反而没话说。

    吃了辣的，自然就要释放热量，因此湖南人话好像特别多，而且声音特别嘹亮，在饭店在公车在商场，处处扬眉吐气。尤其是女人，更加突出，出一个歌唱家宋祖英实在太少了。对于超女大赛，我不单举双手赞成，而且建议还可以搞美声超女大赛，并且湖南选手可以直接进入决赛。

    其实远在四千年前，中国最古老高雅的音乐在湖南就大规模地流行过，就是虞舜大帝南巡时带给荆蛮苍梧的韶乐，m的家乡韶山就因此得名，这些都是有史可证的。

    中年以上的中国人，一定还记得m那让世界震撼的金石之声，因此，湖南完全有资格牵头申请此项无形世界文化遗产。

    在宜章县白石渡，我在一个小理发店焗油，一个多小时里，女理发员和她的女顾客高分贝喊话一分钟都没停，震的我耳膜嗡嗡的，而她们一点倦意都没有。我几次想打断伊们，但对方像机关枪扫射般密集，连插针的缝都没有，我又没勇气像黄继光那样去堵枪眼，只好一动不动地享听。

    湘南既辣且勇，但对动物还是比较仁慈。还是在白石渡那个被赞誉“天乐”的客栈里，每天东方未白，准被“猪嚎”唤醒，其时之准，羞煞雄鸡；其音之惨，直逼天籁——那是对屠夫的高声抗议。但让人佩服的是，当地刀斧手恪守道上的规矩，从不一刀毙命，总是让断头台上响起最后几句壮烈的口号。

    因为辣，湖南人总是热情洋溢，尤其小人物。在“热水镇”，处处是诱人的温泉，一身臭汗的我待向“福泉山庄”去泡泡时，一个打工妹很见义勇为地拦住了我说，那是有钱人去的地方，每天一千元，你不要上当。小妹妹救了我。我本来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小镇上，最奢侈也不就一百来块钱嘛！岂料——因囊中羞涩被人逐出，那将是很尴尬的。

    还有“盈洞”瑶族乡小店老板娘华庚香，分文不要，拿来那么多的好吃的，她说，我最佩服走长征路的，我愿意免费招待。在仙子脚乡蒋家岭村，村长何炳乾放下手里正在忙活的生计，陪着我东跑西颠，找“古永安关”，搜红军故事，两天都没顾上和老婆孩子说一句话。。。。。。

    与热情的民间相比，官员的热情似乎被大事消磨光了，什么红军呀，长征呀，抗日呀，问谁谁不知。利在当代，争先恐后；功在千秋，无人问津。确实，不出政绩的事，让官员感兴趣太为难他们了，毕竟官场的好生涯就那么几年，孰轻孰重，谁都码的很清楚。
    因此，我看到道县尚且保留的“红军浮桥”，实际上是座巨型垃圾山；因此，我听说，红军断后大将，红34师师长陈树湘的墓地轻易地被毁，并没人过问。听多了，这样的事情就不难理解。历史当然要被时间忘却的，但也不能来的太快了。

    贫困县宁远县府大楼就巍峨耸立如王宫，至少一千年都可以不朽。我有信心，等我转世轮回一百多次后，一定能重睹它的丰姿。

    按理说，红军在湖南应该留下很深的印迹才是，秋收起义，湘南暴动，曾经都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许是国民党何健当局在湖南统治的太严密了，民团武装，保甲制度都非常完备，因此朱毛只能转移到赣东，赣南去另辟根据地，赤色影响湖南反而逊于江西。

    七十多年后，作为一个重走长征路者，我在与人们言谈之中，也多多少少感觉到这么一点儿。



    黔境黎平（35）



    走在贵州东南小县黎平灯火通明的大街上，一点也感觉不出她是个贫困县，各种名牌专卖店，时尚咖啡厅，音乐厅，巍峨雄伟的检察院，法院大楼，满街的出租车，和富裕的地方没什么两样。可是一问工资，就看出来点儿差距。

    我住的客栈叫“顺欣”，老板自己兼服务员，雇个人要三百元，她舍不得。一个标准间带卫浴的才三十元，挺干净明亮的。

    在老街刚刚变成的新街，我找到了那座漂亮的胡姓商人大房子，1934年12月16日红军总部设在这里，并在这里举行了秘密的政治局会议。

    美国人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里说主人姓徐，可从侗族艺术团调来的讲解员孟秋红告诉我姓胡，叫“胡序诠”，后来跑到台湾去了。中堂有两幅对联：“传家自有藏书乐，卜宅何嫌近世居”。主人看来还是个儒商。

    黎平会议是晚上开始的，参加的人与“通道会议”相同，还是博，李，周，M，洛，王，朱。

    多年来，除了几个核心人物，外界都不知道这个重要会议，遵义会议的前奏就这样悄悄地响了起来。

    出了“黎平会议纪念馆”，便去逛街，虽然已是五月，多山的贵州早晚及下雨天还是非常凉。前两天在广西天热时扔了一件长袖体恤，现在感到没换的，很不方便。在一家店里看中一件黑色的，要八十元，经讨价还价五十元成交，暗暗得意之余，想起老婆还价至少要拦腰砍的嘱咐，又觉得吃了亏。

    拐进一家小吃店，下了决心尝一次天下只有本县有的“牛瘪”，“羊瘪”。昨晚向客栈老板娘打听过，这是侗乡特有的食物，用杀牛或杀羊时，从胃里取出的未消化的草类和液体，加进牛杂羊杂等煮食，食之能败火和帮助消化，在黎平当地很受欢迎。

    老板见我是外地人，特意把苦味和辣味放淡些，其他佐料放全些。我还不放心，又要了二两装的“劲酒”压味儿。没想到，酒喝了一半，菜吃了几口，“羊瘪”特有的苦腥味还是让我欲咽不能，知难而退。

    回旅馆后告诉老板娘，她说，“瘪”，本身是没有味道的，那是加进了一种叫“油子”的草药才苦的，这种东西很补的。

    我苦笑笑。



    
    黎平侗族自治县古街

    
    黎平会议旧址

    

    黎平会议侗族讲解员孟秋红和三郎
    夜听乌江（37）




    翻山越岭来到乌江，已经是黄昏了，小村叫“江界河“，属于瓮安县龙塘乡。

    幸好一位叫“王顺培”的村民接纳了我，并且很认真地煮南瓜，炒鸡蛋，烧猪蹄，煨腊肉招待，并且陪我喝家酿的土酒，他们俩口子只陪不喝，和我摆摆龙门阵。M在这里率领红军突破乌江已经七十年了，可村民们口口相传，每人都能说一段儿。

    那时贵州人很穷，就是年轻姑娘都衣不蔽体，书上说叫“干人”，但我入黔以来，问过不少苗人，侗人，汉人，他们都否认把穷人称“干人”这种说法。最搞笑是瓮安县城里一对红军与百姓的雕塑，双方脸庞酷似中亚人，仿佛是苏联红军。尤其那年轻女性，欧式大衣配长辫，加上那种贵族妇人气质，绝像十九世纪俄罗斯反抗沙皇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王顺培家在岩上，脚下就是奔腾不息的乌江。江上渔火点点，那是村民在捕鱼，乌江的鱼好吃也值钱，据说一种无骨的鱼卖到遵义的宾馆，每斤能卖100多元。村上没有人分工，但打渔的打渔，种田的种田，我的房东老王就从不动别的念头，也不抓蛇，也不打渔，只种田。

    但他说，地也快种不成了，附近要建个“构皮滩”水电站，水位要抬高100多米，全村人都要移民到十几公里外去，祖祖辈辈看惯了的景象再也看不到了。说完他很伤感，半天不言语。江水不知忧愁地哗哗流着，可与它相依为命的人们却要挥泪远离了。

    离天明还有很远，我被臭虫家族挠醒，起来一看，浑身上下早添了二三十个包块，个个艳若桃花，煞是好看。这是福分，俺老汉天性肉糙，城市里被电视文化熏陶的小蚊虫嘴又太软，只能给俺留个不起眼的红点儿。只有乡下野生小动物才能给俺带来桃花运。

    4点30分，雄鸡开始练头遍嗓子；5点15分，鸡啼又起；5点20分，百鸟齐鸣。

    我怀疑歌唱家早上起来吊嗓子是受了禽鸟启发，萌生模仿的念头，幻想自己能变成鸟的音喉。但鸟鸣天籁，人是万不能及的，好的歌唱家充其量被誉为像“百灵鸟”，“夜莺”，仅“像”而已。只有鸡啼，鸟鸣，狗吠，才能谱成乡村和谐的晨曲。可它一旦搬到城市，不知怎的，却被处处歧视，可见，是人自己本身发生了异化。




    
    
    乌江水深50米
    老艄公（38）



    仅仅隔了十米宽的小河，对岸就成了另一个“乌江村”，它属天文镇管，拥有乌江的官渡，红军大队人马就从这里架浮桥上过的江，它与“江界河村”老渡口相隔两公里。

    村里有个远近闻名的老艄公“向文贤”，他的父亲周海云是更老的艄公，当年红军突击队夜里偷渡，就是老老艄公带的路，可惜现在已经过世了。不过，他的大名留在遵义和北京军事博物馆里。

    向文贤听说我要拜访，划了小舢板来接我。船已经破了个大洞，尽管我用拳头紧紧顶住，可十米河过去，我的登山鞋早已沉没。七十岁的老艄公不好意思，说，快搬家了，这条船反正也要扔掉，就没修它。

    老人的家已经拆了半边，屋里有点乱，他只好搬两个板凳在门前和我说话。

    他手里捧着一个本本，那是1984年县长亲自发给他的“勤劳致富光荣”奖状，全县才18个，因为他是打渔好手，出名的。

    那天以后，他就壮起胆子贷款6000元，买了好船好网，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大洪水袭来，2个小时涨了50米，向文贤正好不在家，大水冲走了好船好网，使他一夜之间破了产，那笔本来充满希望的贷款，害他整整还了10年，6000元还成了两万多元。

    这次大祸他并不认为是算最倒霉的，他记忆中的1967年7月，向文贤因为渡了几个相信迷信化缘游走的人，糊里糊涂地卷进“大案”，坐了8年大狱。我深为他抱不平，可他却说，自己不算最惨的。

    他进老改队3天就当上了组长，一般没有3年资历根本想都别想。因为他父亲渡过红军，沾了光。他手下还很有些大人物，如邓早年的警卫员，南京公安局副局长，人家对革命贡献大不大？还不是被抓进来劳改？劳改队长想给向文贤减两年刑，向文贤自己不原意，他坚决要求服满刑，但只求出来后不戴帽子。队长笑着说，他是脚踩两只船，经常抖抖他的小辫子。

    也巧了，1950年，12个持枪土匪闯进他家，要渡河。15岁的向文贤被逼划船送他们过去。回转来刚要下船，对岸又有人要过来，声称不过来就开枪，他只好又把他们渡过来。

    这些人他认识，是区上的干部，区长张必珍，原来是中学老师，地下党，现在带着几个学生逃了回来，帽子，鞋子都跑丢了，被人追杀的紧。土匪在暴动，到处杀干部，刚才过河去的，可能就是增援土匪的，幸亏没撞上逃回来的干部。后来，这些人都当了大干部，向文贤说应该找他们做证，救过他们的命，应该不会忘记的。

    当然，后来向文贤和他的“大案”都平了反，因为是农民，也用不着补发工资什么的，善后工作很简单，好处理。当然，法院也没忘了把当初的判决书要了回去，我想看看他们前辈的杰作都不行。

    我对老人说，你留下就好了，将来兴许办“纪念馆”，那就值钱了。

    老人家等我把一壶凉茶喝完了，兴致勃勃地划起他的铁壳船，带我实地考察红军渡江战斗经过。你看，这是茶坪岩，那是柏树桠，半坡是青杠岭，敌人的碉堡就在那儿，老人指点江山险要，如数家珍。红军怎么攻，白军怎么守，讲的头头是道，当然，这是父亲讲给他听的，红军渡江后一个月他才出生，不可能腹中神算的。

    两公里江山如画，我间或帮他拔些“鹅儿草”捎回去，进了贵州，语言和四川渐渐融合，我插队时的蜀语又可以拣了起来，什么“鹅儿草”，“折儿根”，“鹅八角儿”，“苦角儿”，说出来又被认同，真让人兴奋。

    老人家手脚十分敏捷，爬坡上船如履平地，我跟着都困难，佩服地了不得。他养了许多牛，羊，鹅，鸭，撒落在绿茵茵的江滩上，白的白，黄的黄，星星点点，煞是好看。




    
    老艄公向文贤与作者

    

    我帮老艄公挑猪草

    遵义：天降大任（39）


    遵义会议旧址是原来军阀柏辉章的别墅，现场看来，没有电影里那么漂亮，倒显得有些寒酸局促，那间会议室更是如此。但会议的重要性和场所好像没有太大关系，看看这些，也许会对今天的当政者有所启示吧？

    后来，一个领导人来到遵义会议旧址，指着边上说，我就坐在那里。于是，会场就添了一张椅子。

    另一个领导人也来了，别人问他，他楞了一会儿说，他没参加会议啊？

    从旧址出来，满脑子装的都是遵义精神，不知不觉走进附近的“遵义大酒店”。客房贵的吓人，最高的5000多元，总台小姐自豪地说，都住满了。

    我吓得落荒而逃。





    

    义会议旧址

    
    娄山雄关 （40）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这首《忆秦娥，娄山关》，写的是1935年2月26日红军二占娄山关的情景，词极雄烈，书极神洒，镌刻于一面大理石壁上，引无数来者竟折腰。

    “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纪念馆”坐落在关口，张馆长得知我是自费重走长征路者，不单免了我的门票，还派出最好的讲解员单独陪我。

    娄山关，古名“不狼山”，山势莽苍，逶迤于遵义，桐梓，正安，绥阳等4县数百里。主峰大娄山，海拔1576米，主峰关口即“娄山关”。其地位重要，北拒巴蜀，南扼黔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清初有诗道：“山势西来万马奔，大娄一勒九旗屯”。

    山顶古碑立于遵义，桐梓两县分界线上，纪念馆在遵义，娄山关镇却属桐梓，且与县城融于一体。县城郊外3公里处有“天门洞”，洞内极寒，洞口稍立片刻，寒气彻骨，临者唯恐逃之不速。

    洞旁有“小西湖”，为抗战时国民政府内迁军工厂所建电站水库，设计师大概是江南人士，在水面上也弄了些“三潭印月”等风景，以寄托思乡之情，因此得名。可惜后人复后人并不懂得珍惜，如今湖面淤积，仅剩当年三成风光而已。大坝坡面依旧，草蔓中隐约可见“中正坝”3个石砌大字。

    1944年初冬，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少帅，自贵州开阳转押至此，密囚于“小西湖”达两年之久。幸有红颜知己赵四小姐相伴不离，张少帅才能宽心读明史，钓清波，幽幽度日。岸上有株巨树，两人合抱才拢，讲解员小姐说是核桃树，我看不像，但争她不过，只得由她。

    据说，汉卿一荻常借大树繁荫垂钓时光，而军统诸客，夺人自由者亦失己自由，竟呆呆企羡笼中鸳鸯。我亦去树下留影一幅，以慕千古英雄美人。

    桐梓城里虽不算繁华，但街道还算整洁，出租车与黄包

    车共存，倒体现了社会贸市场，不知为何冠名“夜郎市场”，难道桐梓居民是夜间买菜？本县有个“夜郎镇”，不知是否就是夜郎古国所在？抽空，我当去一游，以探究竟。




    
    
    

    一渡赤水 （41）





    土城自古以来地位相当重要，汉时就建县，唐宋为州府，沿赤水狭长峪谷是20多公里的运盐通道，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经此就吃过大亏，因此，当蒋介石得知红军沿此道北进，高兴的不得了。土城一役，红军虽损失惨重，但使红军得以掉头往西脱离险境，因此还是值得的。

    土城“四渡赤水纪念馆”就在镇政府院里，乍一看，好像遵义会议旧址，原来，这也是一个军阀别墅，风格规模几乎相同，可见当时是时髦建筑。王家烈在桐梓的别墅也相似，只是排场大些。我来时正逢潇湘电影制片厂在这拍戏，是“长征轶事”系列，本集是“腊梅花正开”。

    晚上，在寄身的“古镇旅馆”与“腊”戏编剧王永涛先生相识，他告诉我，是写两个红军男女战士受伤掉队后，怎样千方百计追部队的故事。中央红军只有30名女战士，而且大都是领导家属，被照顾的应该挺好的，我不知道他怎样安排情节。

    土城保留了一条古街，大都是明末建筑，足有3华里长，几乎每一家门头上都钉着“红军曾驻地”的牌子。

    84岁的老太太王连珍告诉我，民国24年冬天红军开来时，家家都跑到“九龙藤”大山里躲，过了好几天，才知道红军跟别的队伍不一样，纷纷回来，把在屋檐下睡觉的红军请到屋里。

    街面人家自己靠清淡的小生意过活，一位60岁的徐明海老人开个纸钱店，每天骑着长凳，挥动木锤，把一摞摞厚厚的黄草纸凿上印痕。他说，主要卖给庙里，一个月能挣几百元，自己独身一人够了。政府也挺仁义，像这样的情况，不收税什么的。是的，一个好的政府，就是要想方设法让各种各样的人都能活得下去。



    
    遵义会议后，红军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土城，青杠坡

    

    乡政府大院里

    
    
    
    
    徐明海老人，开个纸钱店

    
    老太太王连珍说红军
    停步二郎滩(42)




    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名，原来也没听说过这个地名，为研究“四渡赤水”，才打听到它，心想，一个荒滩，可能还有块碑，虽然“四渡赤水”里有两渡经此，但不会留下什么故事，留个影就继续赶路吧！

    顺着一条已经磨圆的石磴古道下来，走到半崖，迎面便是两栋黑白相间的民居，墙上贴着红军时代的标语“打倒王家烈”！“没收地主盐巴，分给贫苦农民”！几个门头上分别写着“团部”，“作战部”，“军需部”，“红一连”，“红二连”等等。

    疑惑间，屋里出来两个年轻人招呼我：“老兄，歇歇脚吧”！原来，这是一个“美酒河户外俱乐部”。看我独自背个大背囊风尘仆仆拾级而下，就引为同道，热情接待。

    这个俱乐部是一群热爱户外运动的年轻人集资20万元搞起来的，他们租了据说红军住过的屋子，粉刷装修，买了橡皮艇，冲锋舟，去年成功组织了首届“重走长征路，漂流赤水河”活动，飞舟七昼夜，直下八百里，打出了名气，何振梁还接见了漂流队长，大胡子“钟胜民”。俱乐部董事长王洪波告诉我，明天要组织首届“赤水河龙舟赛”。他邀请我参加，还可以让我听听激昂悲凉的赤水号子。我当然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准备工作是繁忙而杂乱的，乘各路神仙争论吵架，我且去逛逛山街。二郎滩其实挺大，是古时川盐入黔水道中转站，因为其上游一段不通航，只能人工背越几十公里，再上船。这样，盐号，船只，苦力大量集中，又带来酒业的兴起，著名的“郎酒”，“习酒”隔河相望，几乎同时崛起。不过，它们分属两省两镇，因为赤水是界河。

    现在有桥连接，官员各辖一方，人民却不分彼此。自古就有“郎哥习妹”之说，说的是古蔺二郎与习水妹子相悦，私订终身，却因女方父母反对，郎哥习妹双双投水徇情故事。二郎滩也因此得名。

    老街在山上，从渡口起码要爬百米之高，中间一条公路拦腰截断，但当地人家还恋着山街，并不怕登高。古巷里妇女背着娃儿悠悠上山，孩子戏闹雀跃，看不出疲倦的样子。
    郎酒厂也在山上，虽然它有另外一条大道。听说我是走长征路的，厂里很热情地安排我参观酒库。

    陪同是位俊美的妹子，叫“白奕”，她挺神气，一个人竟能办电视台。采，编，播，摄于一身，还负责接待贵宾。郎酒厂已经改制了，资本家真会使用劳动力，用到位了。

    酒库叫“天宝洞”，在古蔺无人不知，大概有一万多平米，能装几万吨酒，是天然溶洞，地下有一米见方孔洞，与下面四十多米深的“地宝洞”自然相通，两个姊妹洞被郎酒厂发现利用，成为一绝。有传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率兵避险于此，我不敢相信。试想，几万人队伍如何藏进去？如何保密？民间传说有些夸张的离谱，不足为凭。

    夜宿“红二连”大通铺上，人多物稀，仅获被单御寒。和衣而卧，蜷缩盼明。五点钟过，一声唿哨，众人冲出屋去各自忙活起来，我凭高临水，独自练功。

    空中忽然梵音袅袅，举头望去，几百米山顶处，观音庙里诵经正酣。昨日我一人拜庙，山静林语，清风拂面，与守庙的两位女居士茶聊，知这庙清咸丰前就有，虽经几次毁坏，但总有恒心佛子勉力再建，如今太平盛世，果然气势规模更胜前朝。绝顶鸟瞰，赤水如练，两岸俱显蓬勃生气。

    龙舟赛事吸引了赤水两岸无数人聚，战鼓，号子，呐喊，人喧雷动。未果，我先走了，有个题目一直牵动着我：贺子珍长征途中生女于此，说法不一。我经此地，当然要搞搞清楚。



    
    
    
    
    
    
    
    
    

    扎西 （43）



    “扎西”，古彝语，“扎西博物馆”讲解员毛小玲告诉我，这是“群山环抱的水塘”的意思。

    古时候，这里是彝族聚居的地方，后来不知是迁徙到凉山还是哪里，这里好像空过一段时间，因此朝廷从江西，湖南迁来大批汉民，这里汉族就占多数了。

    我喜欢“扎西”这个名字，而不喜欢没有想象力的“威信”，虽然红军来的前一年国民政府就改称县名，企图“立之以威，树之以信”，但显然没达到这个效果。老红军许多回忆录里，都是只提“扎西”，不认“威信”，当地文化人好像也有同感。从来威信都是形成的，而不是命名的。

    扎西会议纪念馆在红军烈士陵园里，很是僻静，也不好找。我一路打听，一个小女生在蒙蒙细雨中告诉我，要两点半才开门，并把我领到一个大屋檐下避雨等待。

    她看我是外地人，就好心地提醒我，最近县里出了两起凶杀案，晚上最好不要出来。她是在这僻静之地复习的，还有五天就要高考。压力这样大，世间这样紧，还这样热心“管闲事”，可见她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她是威信一中文科班的尖子生，看她这般待人，倒是适合从事与人文有关的职业。

    红军一渡赤水后，本来准备直插西北，实现渡过长江，去和四方面军会师战略目的的，但先头部队一军团在叙永很快遭到川军重兵阻击。M见状，三次打不赢川军，知道不好惹，拔腿就走，果断指挥红军拐向西南方向，到云南扎西，避开了正面之敌，获得了五天宝贵的喘息时间。

    1935年2月7日，9日两天，在扎西县城的江西会馆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土城战役”；对部队进行了缩编；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决定了战略方针等。




    

    云南威信县城（扎西）全貌

    
    扎西会议纪念馆讲解员毛小玲与三郎
    鸡鸣三省（44）



    雄鸡一唱，三省齐鸣。说的是云贵川三省交界点有个小村庄叫“三岔河”，渭河，倒流水河，“人”字交汇，形成赤水河源流。中间高地上同村人家竟分属三省，凌晨时分，可以聆听此起彼伏的云贵川雄鸡大合唱。我住在一间又脏又破的屋子里，在晨雨潇潇的窗前，独自欣赏着天籁般的美妙音乐。

    这“鸡鸣三省”区域里，有个著名的“花房子”.

    房主姓郑，是个乡绅，听说有军队开过来，傍晚就和村里全体乡亲们一起躲到山里去了。因为这所很大的房屋门窗上都雕满了精美的图案，因此，被驻在这里的红军总部机关人员称为“花房子”。

    “花房子”今属“楼上村”，全村没几户人家。

    花房子会议肯定是通宵达旦的，外面戒备森严，是绝对保密的。但是，谁也没想到，房东郑家逃走的时候，竟有个十岁小顽童偷偷留了下来。


    “花房子”纪念馆只有三间屋，因为是火毁后重建，郑氏后人说没有以前气派，至少雕花学不来了。讲解员陈祥英是属于县里文化局的，被派到这四十多公里外的乡下工作毫无怨言，而且很安恬。

    周围的老人和她很熟悉，因为她经常带记者来拜访他们。林成兰老婆婆叫我留下来喝酒，我不好意思，陈祥英说，喝吧，别客气。说罢，自己先拿起碗来。



    
    云南省威信县“鸡鸣三省”花房子村知情者，87岁的郑明权和86岁的林成兰老人

    


    


    
    花房子工作人员陈祥英和三郎

    
    花房子主人的后代儿童

    

    落难公主：毛妹？逃神？（45）？


    七十一年前的长征途中，和自真产下一女。

    我走长征路回来后，她家人电话告诉我，熊化芝肝癌临终之际，家人对她说寻祖的进展情况，她使劲摇了摇头，说，什么也别说了，没用了。

    红军长征过扎西已经七十多年了，正史永远存不下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民间故事，就如一切开天辟地人物总会留下各种遗事，可以流传许多年。我是一个自费重走红军长征路的行者，走在民间，我无法不去面对这些。我时时提醒自己：拣起来，拣起来，不要让人民为时代更替做出的牺牲被时间淹没了。



    二渡赤水 （46）




    红军“二渡赤水”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都属四川古蔺地盘。2006年5月29日我来到太平渡时正逢赶场，小小的路街摆满了摊位，挤满了男女老少，各类汽车使劲地按着喇叭才能勉强挤过。

    我下榻的“顺”小客栈，就对马路，吵的不行，只好关紧窗户，那天还挺热。没办法，十块钱的单人间，还敢说什么？

    不过后阳台正对赤水河，夕阳里，妇女苦力正用背兜背沙子，专用的捞沙船，须人工卸到岸上，再装车拉走。河沙是湿的，一定很重，她们弯了腰，一小步一小步地走过颤悠悠的跳板，想起一句四川话：真造孽！

    M的警卫员陈昌奉，1975年任武汉军区副参谋长时来寻访长征故地，非要找一个在山上的渡口，他还能清楚地记得M住在那个房子里，就是忘记地名了。最后到了太平渡，他想起来了。我2006年5月29日去的时候，也吓了一跳，怎么在山上？

    原来古渡口就是从河边顺着石阶一直上去的，因为这还是明朝洪武年间，贵州彝族女首领奢芳奉旨开辟的川盐入黔通道。从四川合江逆赤水河上行千里，疏河滩，通官道，建馆驿，立下数世之功。还有二郎滩古渡也在山上，害得郎酒厂也不得不高高在上，海拔增高不少，可现在时兴的是喝低度酒。现在山脚修了公路，古道被拦腰截断，但抬头看看，更知先民不易，红军不易。

    太平渡“四渡赤水纪念馆”设在原红军总部大房子里，展品很多，是古蔺县最好的一座，在红色旅游热潮中，让其他乡镇羡慕不已。

    太平渡现在也有了大桥，交通十分方便，红军用过的古渡口，现在都用来停泊船只，对岸几户人家不愿绕远，偶尔用木船摆渡，倒成稀罕有趣的事了，常见的是几个孩子荡来荡去。



    
    
    

    茅台镇上喝茅台 （47）



    赤水河边的茅台镇，空气中都弥漫着酸甜好闻的酒香，不少店家的招牌都是“茅台散酒专营部”，既专何滥？让你不敢相信。红军三渡赤水，就从这过，不过现在有了大桥，渡河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只有桥西那座“四渡赤水纪念碑”，还在提供遥远的回忆。

    红军主力打鲁班场失利，原因是敌人三个师抱成一团，红军没有这么大的嘴，吞不下。败退到茅台，上级下了个奇怪的命令：不许喝酒，但可以用酒洗伤口。酒精洗伤口是很疼的，但洗嘴巴很舒服，战士们自然知道如何对待。

    那时茅台小酒坊很多，老板们大都跑了，这使只喝过土酒的士兵们很是过了一把名酒瘾。高级将领聂荣臻和罗瑞卿也想尝尝，叫警卫员打了两壶来，正待开喝，不够意思的蒋介石飞机就来轰炸，人跑出来了，可惜了那壶好酒。

    红军在镇上住了几天，和老百姓熟了，M走时，房东非要送他十斤酒。M不好酒，婉言谢绝，人家不让。罐子不好拿，怎么办？警卫员找来两节毛竹，中间打通，成了上好的酒器。

    这个故事是在纪念碑下听说的，说者叫“赵富近”，放着小学外语教师不做，偏跑到“四渡赤水纪念碑”前做摄影生意。他好像没有正规执照，挎个帆布包，蔫蔫地坐在台阶上也不张罗，我还以为是爬累了的游客，叫他帮着照相来着。碑前很冷清，就我自己，下雨了我俩躲进屋檐下，于是他就给我讲故事。

    晚饭我特意要了二两茅台散装酒，点了三个小菜，慢慢地咂味道儿。酒好像不怎么样，大概有百分之三十的茅台味道儿。这里满镇都是小酒厂，对外都说是茅台，耍大牌唬外地客人。

    一边喝着“茅台”，一边听着邻桌茅台人在发牢骚：“镇里领导不单自己开小酒厂发财，还随便占好地段盖别墅，而我自己在路边盖个房，执法队就来拆，说我没有规划部门批准”。

    这个人可不是好惹的，在外面打了多年工，见过世面，知道当官的怕什么，他扬言：“你要拆我房子，第二天就炸药包见”！

    结果，镇长来了，拍拍他肩膀道，：都是兄弟，好说好说，就不了了之了。

    我隔桌搭腔说，像你这样人物也是少有的。

    他说那是。他看我像个记者，说杭州的记者敢为农民工说话，有一次，老板压了全体工人三千元的工资，报纸曝光后，老板乖乖就给了。工人感谢记者，每人拿出三百元给记者，记者不要，工人买了点东西，要了。

    “炸药包”姓王，名思友。

    茅台酒牌子好，利润就高，二十多年前才八元一瓶，现在早翻了四五十倍，老百姓再也喝不起了，只有大款和公款二款兄弟慢慢享用了。不过，茅台镇上空还是正宗的茅台味，不要钱，茅台镇人民还是近酒者香，得天独厚，俺也免费品尝。

    茅台有了钱，就建了全国唯一的“酒文化展览馆”，从三皇五帝怎么发明酒爱酒，到酒给历朝历代的种种好处，内容绝对丰富。里面分汉馆，唐馆，宋馆，明馆，清馆，诺大几殿，只有俺老哥一个人，也有做王做侯，唯我独尊的感觉。

    最有趣的是古书记载，粤西有个地方，猴子懂得采百花堆积酿酒，人把它赶走了，运气好能得酒几石。可见，人类酿酒术很可能是从猴子那学来的，但那是古猴，现在好像都不会了，可见达尔文听说肯定不相信。

    贵州古称“鬼方”，造一种“勾藤酒”，经常上贡，中原人士见了都要流口水。不过，喝法有些奇怪，两人各用竹管在一个罐里两侧吸饮，而且按尊卑排序依次饮用，有点像今人喝软包装。但我们的尊卑和古人正好相反，幼者自喝，长者付完钱就一边卖呆儿。

    明朝立了不少酒规矩，以南京为例，凡是敢称为酒楼者，必须挂三丈长青布做酒旗，尾部要呈燕尾或流苏式，你看这气派，天朝就是天朝。如今比明朝伟大的多，酒旗更要加长加阔，让老外蛮夷的酒鬼看看，惭愧吧！还有你们的祖国。




    
    全国独一无二的酒文化博物馆

    
    好像是关公？

    
    好像是老子？
    九庄镇（48）





    红军这次南渡乌江先遣团长是黄永胜，3月29日夜，他就凭一个连强渡敌军一个营把守的两个渡口，而且过江后还把这个营打的撒丫子跑，蒋介石恼羞成怒，派了四架飞机来轰炸，息烽县九庄镇立刻陷入火海之中，正在休息的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一百多名战士不幸遇难。。。。。。

    2006年6月12日下午，我独自来到息烽县九庄镇红军烈士墓，蒙蒙细雨中为百名先烈凭吊。这是在街后的一座高山，原址是“祖师观”。

    红军第二天就出发了，当时没有时间好好安顿遇难战友，只能草草葬于小镇西门外。后来，在1986年纪念长征50周年时，县政府又重新修茸一新，这也是我见过的许多红军墓中较好的一座。

    山下是正在蓬勃发展的“九庄镇”，不远处，“乌江复旦中学”正在紧张的施工中。上海复旦大学把百年校庆节约下来的一百万元，用联合办学的形式对贵州进行智力扶贫，今年9月1日将建成投用。这是所高，初，小兼容的实验学校，复旦的老师将分批来这个学校支教。息烽县党史办主任肖忠书先生告诉我，县里对这所学校期望值很高。

    贵州近年来很重视开发“红色旅游”，因为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时间达四个半月，资源丰富。香港人闻风而动，组建了“贵州千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一次性投资7.5亿元，在红军南渡乌江的三个渡口间修建“红军长征文化纪念园”系列景区，准备吸引全国游客的眼球。“红色旅游”既可以缅怀先辈革命功绩，又可以带动贫困地方经济，是个的大举措。




    
    九庄镇全貌

    
    县城街头等活的脚夫

    
    复旦大学援建的九庄镇中学

    

    九庄镇红军烈士墓

    夜郎，夜郎（49）




    夜郎，千百年来，没有比这个地方更让人更熟悉的了，因为有个“夜郎自大”的典故。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因为身处鄙远化外之地，人家哪里知道还有个大汉朝呀！况且，夜郎国在西南夷中，确实是个老大角色呢！

    《史记。西南夷传》记载：“西南君长什数，夜郎最大。南接交趾（越南），西有滇国，北至邛都（大渡河附近）。”就像萨达姆，阿拉伯兄弟们怕他，他也就以为自己是世界老大了，真正的老大美国当然不干了，大军一到，自然落的个灰飞烟灭。

    历史上的夜郎国还是比较明智的，虽然在汉武帝刚派使者前去沟通时，曾经傻乎乎地问：“汉孰与我大”？成为千古笑话，但十年后，汉朝的虎狼之师轻易灭掉实力仅次于夜郎的且兰国后，“夜郎王惧，入朝，封之为王，以其地置斨柯郡”。后来诸葛亮治蜀，还派部将张翼管理夜郎旧地。

    除了“夜郎自大”而闻名外，还因一个落难者的到来，再次使夜郎闻名千年。唐朝安史之乱后，大诗人李白因跟错了领导而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被流放到蛮荒之地的夜郎。三年里他心情坏透了，发了不少牢骚，但流传下来，都成了宝贝。什么“去国愁夜郎，投身穷荒国”；“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去岁左迁夜郎国，琉璃砚水长枯槁”等。

    杜甫也十分同情李白，常常牵挂不已：“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岭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贵州这个地方在古代是非常荒凉鄙远的，怪不得殷商时期称它为“鬼方”，人是到不了鬼的地方的。就是到了清朝初期，全省耕地也只有一万顷，还不到现在一个县多，可想能有几个人了，很可能还没有老虎多。当年知识青年从县城来到农村都委屈的了不得，何况人家李白天下第一的天才人物，给发配到万里之外，名声还特别不好的夜郎，能不唉声叹气？好在夜郎这地方并不是那么势利眼，多少达官贵人没人在乎，倒记住了无权无势的落魄诗人。

    这应该能给今天的地方官提个醒，为了旅游资源考虑，也不要总请大领导题词，今天挂了，明天摘了，政治保鲜期一般都很短。倒不如请名气很大的诗人作家留点经典，后人还会慕名而来。你看夜郎，现在好几个省都在争，争李白口中的夜郎。不过，我今天所在的“夜郎镇”，可是从唐朝贞观十六年开始到现在就没换过名。要争，找太宗李世民去。

    我走长征路来到桐梓县四十公里远的夜郎镇，2006年6月9日下午赶到，因为是星期五，许多乡镇干部要赶着回县城的，我怕找不着人，把背囊放在小客栈就往镇政府跑。问红军长征路过情况，镇长一边往外走一边告诉我，是林彪的红一军团，还打了仗。

    晚上，在镇政府党政办主任赵文林家里喝酒，他那八十岁的爷爷赵立瑜却说是贺龙的部队。我说只要是红军就行，守纪律，爱百姓，后人能记住就行。

    下午，赵主任还带我看了个古墓，据说，是李白的衣冠冢，双穴，很深，村里的老人家小时候钻进去过，有七进，几十米长，但现在都给瘀死了，好像没人管，破败欲坍状。还有两块古碑，据说是李白手迹，清朝时桐梓县地方官嫌领导来参观不方便，就把碑移到十公里外交通方便的“新站镇”去了。新站，指古驿站改道新设，非今日火车或汽车站。

    酒喝到半夜，踉跄出门，荡在小街，只见皓月当空，荒野寂然。遥想当年李白，愁心寄明月，把酒啸长歌，我今亦在夜郎旧地，夜酒夜行，漂泊异乡，新酒古月，恰有几分相似，不禁谓然。

    翌日，寻诗碑而去。在“新站”一个角落里，果然隐着“太白碑祠”，不过，廊院门头上还糊着文革标语，把“太白碑祠”给遮了。院内堂门两侧各立一碑，有青年告知今人所仿，堂内才是古碑。跨过三尺高的门槛，终于见到太白手迹，碑体果然简朴，没有繁文缛节的修饰，符合蛮夷风俗。石亦普通，只字体草异，多有不识。有旁观者暗示我，须请教邻门高人“王老师”。

    我叩门请教，再三有礼，进的门来，九十岁长者端然而坐，并不答礼。我自述远道而来，再致请教之意，长者方款款而起，说明就里。

    那左碑诗曰：“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语稀。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北阙圣人歌太康，南来君子窜遐荒。汉铺闻奏钧天乐，几得风吹到夜郎”。

    那右碑诗云：“胡骄马警沙尘起，胡趋饮马天津水。君谓张掖近酒泉，我窜三巴九千里。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西忆故人不可见，东风吹梦到长安”。

    又接五言：“桃花春水深，白石今出没。摇荡女萝枝，半挂青天月。不知旧行径，初攀几阙停。三载夜郎还，欲知练筋骨”。

    老先生姓王，名孟良，自谓：生于乱世，长于乱世，一生避之世外。闻之，晚生我不禁肃然起敬。




    
    夜郎古镇

    


    
    传说中的太白衣冠冢

    

    贵州桐梓县“新站”太白祠（这是室外仿碑，真迹在室内，因光线缘故，取仿碑。），王孟良老先生和三郎

    

    卖蛇者说
    玄天洞（50）




    离息烽县城八公里有个“玄天洞”，几百年来曾是老道们修炼的好地方，1939年被锦衣卫霸占过来，草草建了几座木屋，关进了举世闻名的事变老杨。

    2006年6月11日，星期天，我从息烽县是打的去瞻仰“玄天洞”的，每天只有早晚两班车，等不起。山上果然没人，几座空房，连讲解员什么的也见不着。我寂寂地走来走去，司机说没什么看头，赶紧回吧！回头到“息烽集中营纪念馆”，还看到了单位组织的，热热闹闹的红色旅游团。

    不过，我有幸看到了老杨的长杆烟袋锅，一米多长。遥想当年，战场厮杀过后，从容吸烟一袋，也是威风八面，比起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小烟嘴，神气多了。



    
    玄天洞，著名老杨被锦衣卫在此羁押八年之久。

    


    
    旧狱卒
    留下的标语

    
    监狱名叫做“行辕“，也是旧朝的一大发明。
    一对小情侣，小男生帮我照相，却把小女
    生留给我作背景纪念。
    紫云东来 （51）




    紫云，她是我进入贵州以来看到的最穷的县，整个县城没有一家像样的饭店，小街小巷破败不堪，尘土飞扬，噪音彻夜，好像到了化外之地。

    七十年前估计更破，红军没有嫌弃她，红一军团邓华率领先遣团从东面的定番，长顺急驰六十五公里，奔袭紫云城。

    紫云城当时只有几百户人家，守军是王家烈的一个营。前不久，他们煞有介事地在两个制高点上修了工事，可红军一个冲锋，这个叫张云奇的营长立刻率部逃跑，害得全心全意倚仗他的县长张吉坞差点儿被俘。

    邓华回忆说：“这个营是民团收编的，只有二百人，净是坏枪”。这个不成对手的对手跑掉后，邓华顺手牵羊，发了个小财——敌人在四川人张裁缝那里加工了200套军装，红军毫不客气地收下了。邓华还很认真地打了收条，为了张裁缝日后好向国民党开脱。当然，红军还是付了加工费的，总不能让俺们阶级兄弟白辛苦。

    红军衣服当时非常缺乏，战士们穿的五花八门，大部队走起来一点也不好看。有的老红军说，跟着走到陕北，才发了军装。我看过许多陈列馆，红军留下的鞋子就有皮鞋，布鞋，草鞋等等，都是自己想办法。后来与四方面军会师，人家八万多人，军容整齐，红光满面；中央红军不到一万，衣服褴褛，面黄饥瘦，.

    紫云建县较晚，是民国初的事，以前叫“归化理苗府”，带有种族歧视的味道儿，民国政府适应共和潮流，就把附近一个道观“紫云洞”名拿了过来，叫起来还挺好听的。红军队伍逶迤东来，也应了“紫气东来”的意思，老百姓还是觉得挺吉利的。

    本县是“苗族”，“布依族”自治县，苗，汉，布，几乎各占3成，按历史形成的状态，汉族在坪坝，布依族在山腰，苗族在山顶，谁厉害谁占下面。苗人因为与汉人接触少，因此敌对情绪较大。一位当了多年公务员的苗族人对我说，以前苗人轻易不下山，赶场时碰到汉人，被轻蔑地称“苗子”，就认为是辱骂自己，因此就要拔刀相向。

    其实，加个“子”并非贬义，关键是缺乏沟通。现在和汉人交流通婚多了，没人当会事了，不刻意询问，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布依人于苗族相反，对汉人多有恐惧心理，因此都躲着汉人。在北盘江边的一个布依族村子，党支部书记罗帮书说，解放前布依族老人吓唬孩子，就会说：再哭，就叫汉人来割你的小鸡鸡！

    其实，苗族，布依族都是贵州的原始居民，比汉族来这里早的多。布依族是远古的江南百越人的一支，叫“骆越”或“濮”人，擅长种水稻，因此居住地都选在依山傍水的好地方。“布依”，是音译而来，原意是“用耙耕田的人”。也有学者说他们是古夜郎人后裔，但他们家谱都记载是明朝洪武年间自江西迁来，并且是官方强制移民的。据说，由于手被反缚，大小便只能请求解开，“解手”一词就是由此而来。

    对布依族渊源颇有研究的一位学者伍朝宁对我说，“江西说”不太可信，因为明清两代曾经禁止土著参加科举，许多土著士子只好重修族谱，攀个前朝名人，假托中原移民。伍也是布依族人，现任紫云县史志办主任。由于紫云布依族集中，几种方言完备，许多语言学者都来这里研究语言活化石。

    陈旧有陈旧的好处，紫云逢场赶集，苗人，布依人，穿民族服饰的中老年妇女比比皆是。有一种“黑苗”，头上戴黑布缠成的帽子，银耳环又粗又大，耳垂被拉出手指粗的洞眼，看着都吓人。

    我问一个姑娘：你为什么不戴？那女孩说，丑死了，打死我也不戴！看样子，这种光景也没几年了。




    
    
    


    兵家之道（52）



    M过贵阳南下之后，突然挥兵向西，实行大迂回，朝着盘算已久的目标——金沙江挺进，走的正是当年诸葛亮南征孟获之路，关索镇，孟获洞，晒甲坡，孔明坟，千年旧事化为地名传说。

    在北盘江“白岑”古渡，孔明坟距白岑7公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猜测M肯定会去看看，因为M从小就喜欢《三国演义》，M的许多用兵之道也类似诸葛亮，而且红军许多将领都这样称颂他。

    但美国人可能不理解，孔明的志向是“自比管仲乐毅”，辅佐君王取天下的，而M是要自取天下的，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放在眼里，那里肯去朝拜一个丞相？与故宫一墙之隔，M几十年却从不肯轻移尊步的。

    孔明命殒五丈原，墓怎么会在黔西南？我问兴仁县史志办主任丁大林先生和其他人，没有答案。2006年6月20日我来到“孔明坟”，离它五十步远有户独立人家，我请正在树下歇凉的男主人来介绍情况。

    那汉子姓罗，名帮书，是这个“洒若村”的支部书记。

    墓前只有两块碑基，半埋在土里，他说很多年前就是这样，只是原来山上许多几人合抱的大树都没了，那是一九五八年的结果。罗帮书还告诉我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前些年修“孔明坟”前那条公路，推土机推出来两个巨大的石牛，没人当回事，就埋在路基下了。我说你们真傻，那很可能就是“孔明坟”的标志，一旦竖起来，游客就会接踵而至，你就不用种地了，卖小吃就发了。罗帮书听了直嘿嘿。

    布依族，苗族，彝族都崇拜牛，很可能是诸葛亮死后，当地土著先民为纪念他，建的义冢，还用神牛来护佑他的灵魂。贵州桐梓的“夜郎镇”之“李白墓”，估计也是同样道理。罗支书还挺灵巧，只用一分钟就学会了使用数码相机，不过，我还是不满意，因为照片上怎么也看不出是“孔明墓”，但不能怪他。

    贵州的地名很有意思，“安顺”，就是造反的彝族安氏平息下去就顺从了；牛场，羊场，猪场，鸡场，猴场，猫场，狗场，龙场等等，我问了许多人，都说不清楚，我自作聪明地认为，还不是集中买卖某种家畜场所？直到碰到丁大林先生才明白，原来都根据属相安的地名。

    这么看来，古时黔地官员还是挺有文化的。有些小地名更雅，像“孔明坟”前的“洒若村”，但那是布依语音译来的，村民并没把它当成雅事。像“白岑”，因为太雅了，乡人不识，只好又改为“白层”。还有个村叫“哪郎”？好像谁家小伙子误入妇道人家，被人家面红而赤地质问，这很可能是译者太自雅了

    在这些古雅的乡村行走，还是蛮有意思的，但看到现代的巨幅标语更有意思。好几个乡镇都挂着欢迎某电影厂《雄关漫道》剧组拍戏的红布标语，一打听，是拍红二方面军长征的，我心生疑问：贺龙他们也没走黔西南这边呀？人家说只取外景。难道说为了突出环境险恶，舍弃真实长征路线？当然，电影创作是有先例的，比如《西游记》跑到泰国去拍的，但那是神话呀！拍摄革命历史纪实剧，这种移花接木似不足取。但现在导演都很厉害，说不定弄出个《大话贺龙》来，火他一把也是可能的。

    其实，万里长征不可能每一步都是险恶的，倘如此，蒋介石何苦要费那么大劲派几十万人马围追堵截，只要自提一支精兵等在陕北以逸待劳，还不是一了百了？另外，“雄关漫道”的“漫道”，似乎也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意思，而是“大家都说”之义。雄关，大家都在说，片名够奇的了，真是惊世骇俗！电影厂真是个高人出没的地方，服
    了，服了。



    
    红军渡过的北盘江白层渡口，够急！

    
    洒若村支书罗帮书之妻，一言不发

    
    这就是孔明坟？够失望！

    
    布依人养的黄牛够懒！
    黔之絮语 （53）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是很多年前贵州给外界的看法，红军在贵州转战了四个半月，许多回忆文章都这样说。那时穷到什么地步，现在人很难想象的，据说，最甚者全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其他人只好窝在家里，包括年轻的姑娘。

    书上说，那样的叫“干人”，意思是给挤干了，赤条条的穷。为此，我从进入贵州第一个县黎平开始就打听，问侗族，问苗族，问汉族，都没听说过“干人”。直到过了乌江，才有人承认有过那种说法，但早已不用了。

    进入贵州，果然全是大山，而且几乎天天伴着大雨，一个多月走下来，身心都是湿漉漉的。见过红军的老人说，红军有的戴斗笠，有的戴草帽，有的戴树条，队伍一点也不整齐。红军又没有统一的被服厂，又没时间给新兵训练走队列，战斗和非战斗减员有那么大，当然没有国军那么齐整。

    今天我老哥虽然行伍出身，几十公里走下来也是狼狈不堪。红军肯定比我强多了，他们有严格的建制序列，还有铁的纪律——每支队伍后面都有“保卫局”。


    由于红军长征的时间有一小半在贵州，因此，宣传红色旅游最起劲的就是贵州，尤其在黔北。当然还有黔东南。因为，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载入史册的重要事件都在这边。几乎每个县，乡镇，都建有纪念物，官员们也喜闻乐道。

    而在黔南，黔西南地区好像就有点冷，往往诺大个县，对长征故事，能真正说得清楚的也就是一两人而已。这也难怪，红军走到这地方，为了掩护主力绕道金沙江的真实企图，总是低调地衔枚疾走，对民团等地方武装也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只求借道而已。所以，没有留下什么战例。因为是匆匆而过，也没有工夫去发动群众，只是把土豪劣绅的财物分些给农民，但老实胆小的人是不敢要的，或者红军前脚走，后脚又给惹不起的主儿再送回去。

    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有一个县史志办向县里提出：统计纪念一下本县抗战为国捐躯的烈士。县里主要领导竟说：日本人也没占领本县，哪来的烈士？让人啼笑皆非。

    还有一个县，也是抗战五十周年时，有关部门想把本县籍抗战烈士统计造册，大量的国军烈士档案须到南京博物院查找，南京方面提出每个人头咨询费2元，这个县万余烈士需两万元左右，但县主要领导说，免了，免了，能省就省省吧！

    可是，本县刚盖好的办公大楼巍峨却像美国白宫，正不知花了多少钱呢！为了国家英勇捐躯的民族义士，作为后人的当地父母官们，就忍心让他们默默沉淹在历史烟尘中。




    
    乡政府一角

    

    贼窃我裤（54）



    自出发长征三个多月来，宿农家，住村镇，寓县城，并没有感到丝毫危险，经常心里嘲笑那些怕这怕那的朋友，其实是自己吓唬自己，天下不是无贼，而是贼都集中到大城市凑热闹去了。农村或次农村反而成了真空地带，这也正好随了我老哥随遇而安，大咧咧的一贯做派。

    2006年6月26日，应该是个挺吉利的好日子，我像往常一样，6点钟准时起床，洗漱做操，按部就班。等一切都忙活完了，就去穿长裤，准备出门吃早点，可这时却找不着裤子了。我反反复复找了几遍，不大的房间被我焦灼的目光扫的墙粉直落，就是鬼影子都不见。

    我一边念叨着：见鬼！见鬼！一边去开门——怪了，门竟自己开了！虚掩着，昨晚我明明关了门，且又把铜扣反别上了呀？再重重关上，再重重扣上，现在俺顺手一带，竟然还是开了——门根本别不住！糟了，裤里还有870元钱。

    幸亏，幸亏，我昨晚找东西，把证件都掏出来撒了一桌子，没丢。枕边的相机，手机，笔记本电脑也没丢！嘴里说着万幸，背上早惊出许多冷汗。呆了半晌，只好翻出另一条裤子穿上，去找老板娘，请她拿主意。

    老板娘也是个本分人，一听这事，顿时也没了主意，只求我不要报警。一报警谁还敢到她这来住呀？

    但我住在你的旅馆里，还睡在屋里，连财产安全都不能保证，倘我梦中被贼惊醒，条件反射起来争斗，再挨一刀怎么办？倘是女贼，逼我失身怎么办？老板娘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很通情达理地赔偿了800元钱了事。我的裤子，腰带，零钱等，也就算了。

    平心而论，一个很大配套又很齐全的单人间才30元钱，我很满意，两天里心情愉快地写了两篇稿子，但怎么也没想到出这种事儿。细细琢磨，应该是有人先住过我这间客房，并有预谋地把这间屋子的锁扣先弄坏了，有目的地实施了这次行动。

    很可能是今天凌晨5点退房走的那两个贵州人，我本来每天5点钟就能醒，但昨晚贪看了两场世界杯足球，就睡到了6点。那两个家伙关门声音我还听到了，心里还有点纳闷：“怎么5点就退房呀？这么早上哪找人办事呀？也没那么早的车呀？”但也没理会，出门在外，身外之事还是少管为妙。没想到却是冲着我来的，傻不傻？

    这下好了，本来要在8点钟去县政府查县志和党史的，现在只能提着裤子在超市门前等待，等9点开门好买条腰带系。吃早点也费了些周折，人家小吃店刚开门，百元大钞找不开，还以为我故意出难题呢！而办这一切的时候，背囊是不敢再放在房间里了，封实严密了，早早送到老板娘处存上，不然就要驮着这20公斤的劳什子满街跑。

    11点钟，我要出发了，朝着金沙江，朝着皎平渡，去寻找红军的旧迹。告别了本分的老板娘，最后看了看云南禄劝的小街，还有这个留下深刻印象的“宏美宾馆”。从此我将告别“天下无贼”的日子，告别“傻根儿”，好好看护我的不可缺失的家当，当然最重要的是守住裤子，平生再放浪形骸，也不敢裸奔啊！




    
    幸亏，我的电脑，相机没丢。

    
    云南，禄劝县小街

    
    


    金沙江畔道重赏（55）



    见到向往已久的皎平渡，仿佛在云端俯视，几百米深的大峡谷，把奔腾咆哮的金沙江夹成一条细缝，一条小溪，不见其伟大，反见其渺小，由此可见，伟大与渺小完全是视角造成的。

    六月的云贵高原依然是凉爽宜人，可站到皎平渡口却是闷热难耐，两边的大山挡的密不透风，上下气温至少相差15度，真是水深火热。尽管我挑了个靠金沙江的房间，推开窗户就是轰然巨响的大江，但我还是今年第一次打开了空调。房间太小，空调冷风直吹刚硬，不到半个小时，我只能做了明智的选择，替店家省电，替自己省体温。

    其实，我的房间是唯一剩下的，攀枝花有个单位一下子来了七八十个小伙子，把渡口最好的旅馆都占满了。我还以为是组织的团建活动，老板却悄悄告诉我：是和哪个小矿发生了纠纷，来打群架的。果然，半夜12点警察找来了，这群人唿哨一声，来了几个车，转眼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皎平”是个村，因为当年红军强渡金沙江的缘故，这里成了著名红色旅游景点。

    有个纪念馆，当地人叫“红军堂”，县文化局派了人来看着。第二天上午9点，我找到了它，一座白色小楼，在简陋民居中显得格外鹤立鸡群，可大门并不见开，我楼上楼下挨个门使劲敲去。走廊上积着厚厚的灰尘，在一个脚印比较密集的门口，一个裸身汉子很不情愿地开了门，他的床前堆着几十个啤酒瓶子，屋里散发着不太新鲜的酒味儿。

    “红军堂”只有一间屋，提到皎平渡的内容只有两行字和一幅照片，其他都是泛泛略谈红军整个长征，不知哪个高人设计的，专门和观众对着干——你越想知道的，我越不告诉你！5分钟后我就结束出来，问这个姓张的管理员：厕所在哪里？他摇摇头，没有。

    我不信，自己寻去，毫不费事就找到了，但立刻就被秽气秽状逼退三十里！这种屎尿蛆虫大阵，古人专用来对付妖道妖法，没想到对我这凡人也有这样大的杀伤力。

    “红军堂”左侧还有一座白色小楼，这是老船工“张朝满”居处，他因为当年和另外35名船工帮助红军渡江而载入史册，这座价值13万的建筑是烟草公司捐助给他的。

    张潮满今年92岁，耳也背了，腿也颤了，但脑子还好使。他给我讲述了七十一年前他们用7条船，用7天7夜渡过3万红军的故事。

    县志办陈德明先生曾经特别纠正强调说，是9天9夜，不过，后两天是渡零星的后卫部队。陈先生还对赵忠祥说的“三天三夜”表示非常不满。

    船工们能够忘死的为红军服务，在一定阶级觉悟基础上，更有红军优厚的报酬。所以当第一只船返回时，红军马上给船工一大坨烟土和一把大洋，当时1两烟土与100斤大米同值，都同值2块大洋。这样，来回渡一船就有十几块大洋，相当于现在七八百元。因此，其他船工应声而来，不分昼夜地倒班干，每个人都乐滋滋的。

    红军领导陈云在回忆文章说到此事，感叹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今始信焉！”

    不过，真正能够享用到这些金钱的人并不多，渡完红军后，张氏兄弟等本地人被彝族土司金家逼迫，不得不把大洋和烟土全部缴出，还搭上不少讲情的礼物，这样才免受了些皮肉之苦，没有送到县里去砍脑壳。

    张家是老佃户，土司还算念旧，网开一面。另外，外地其他打短工的船工拿到钱后就逃之夭夭，没有下落了。

    张朝满在1990年后受到的礼遇越来越重，因为凡是重走长征路者必然来拜访。《经济日报》罗开富，张爱萍之女张小艾等来时都是县里领导陪同，当然著名外国人士还有更高领导陪同。张朝满现在是县人大代表和云南省政协委员，尽管如此，身体每况日下的他花了几千元的医药费却没法解决。这使他寄居的，也很贫困的女儿家人都很发愁。他打了个报告，上面已经盖了好几个公章，但还没办成，一家人不知如何是好？

    我安慰老人家，你再去找一次县里，一定可以办成。

    我心里有数，最近，上面要组织一个开国元勋子女长征团，这些人都是曾经的大人物。

    其实，区区几千元，也就是官员们的一顿“工作餐”，稍微上点级别的，大笔一挥，算个什么事儿呀？

    老人家要留我吃饭，我谢绝了。他女婿裴清端了半茶缸酒来，我一饮而尽。在座的昆明教育心理学家潘保林先生竖起大姆指说：老张好酒量！我拱个揖道：老前辈在此，晚生岂敢失礼？




    
    九十二岁老船工张朝满，给我讲述“红军抢渡金沙江”故事

    
    金沙江对岸的川妹子媳妇们

    
    昆明教育心理学家潘保林先生于我皎平渡相遇，竟成莫逆。
    他说，佩服你，你如果碰到任何困难，包括经济困难，一定要找我。
    他还给我讲述了心惊的灵异故事，和谁都没说过，包括妻儿。

    
    据说毛泽东待过的山洞

    

    通安小镇（56）




    本来想在皎平渡多呆两天，这里的险峰怒水实在太有气势，让人流连忘返的是一种英雄情结。可是，它又太脏了，铁锈色的粉尘满天飞舞，把每家店铺都染的黑不溜湫的，包括孩子。我下榻的客栈门前有个两三岁的小女孩，成天光溜溜地在马路上跑，我看着拉矿石的大货车轰隆隆地不时驶过，提心吊胆地告诉她的母亲——老板娘，人家却说没事，还说孩子自己不让穿衣服。

    周围好几个铁矿陆续开采，使这个原本只有两三户人家的地方热闹起来，光旅馆就有十几家，还有20多个台球桌。西方贵族弹子房玩的东西，我们却把它放在地摊上，可见，中国从不缺贵族，也没把贵族当回事儿。台球也是用来赌的，虽然1局使用费才1元，但输赢却是1包10元的“紫云”或20元的“软云”，街上的小店主要靠这种方式卖烟赚钱。

    金沙江东西两岸成了滇蜀的自然分界线，红军渡江时经常听船工大声吼道：“望四川那面坐坐”或“朝云南这边靠靠”，为了船体的平衡。现在从皎平往四川去虽然有桥但不通客车，因为从悬崖峭壁上开出的山路太险，犹如古栈道。李白当年没走这条路，要不然，肯定会写出《蜀道难》之二。

    我要走长征路，却无法回避，孤身一人步行又不敢，因为到处都写着反吸毒的口号，说明黑道上这里是毒品的天下，我不想和瘾君子狭路相逢，以检验自己是不是勇者。好在街上有个勇敢的年轻人专做这提着脑袋赚钱的勾当，买了个“一汽红塔”双排座拉客，每天凑够人就干一票，但下雨是坚决不走的！

    那天，我最先上了“双排座”，接着又来了一个农妇带着两个孩子，司机在一旁不紧不慢地抽烟。又来了两个小伙子，车才开动。

    过了桥，上了山，“双排座”在斗大的石块上跳跃，几次都蹦到悬崖边上了，我心也悬的像悬崖，暗自后悔，又不能装怯，紧张的心在发抖。满车人谁也不敢吱声，司机却满不在乎，甚至还敢加速！一个来回一个来回地在这座大山上盘旋升高，金沙江边的皎平渡先是变成了积木，而后又变成了蚂蚁窝。可怜那座30米高的大桥，变成了一根小小的火柴棍。。。。。。

    到了山顶再往下，渐渐就看见了另一侧的四川人家，他们显然还不如对岸的云南，几乎见不到一间砖房，全是土墙，条件好的外墙刷了白灰，上面写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四川这边地势高出许多，下山的路烂而不险，司机也缓和下来敢说笑话了。他很得意，没有竞争对手，两年车钱就回来了。但我不识趣地提醒他，这两年车价降了两万多，等于白干了一年。司机不说话了，也到地方了，他伸出手，每人20元。

    四川这边是会理县通安镇，属凉山彝族自治州。我走进一家小吃店，老板娘正在绑“捆蹄”，我奇怪这道淮扬名菜怎么会传到了这里？邻桌上两个中年汉子正在借着酒兴聊红军旧事，我十分感兴趣，侧耳窃听。

    长脸汉子说话让人吃惊：红军还有强奸的呢！被那个妇女告到部队上，就枪毙了！我起初不大相信，后来转念一想，几万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个把人控制不住也是可能的，这不能说明红军就不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我来到通安区政府（恐怕全国也只有这里县以下还设区），想了解一下“正史”，可他们太年轻，根本不知所云，但告诉我去“四方街”找一位老人，兴许会有答案。

    我找到“四方街”，见到了八十三岁的康炳瑞老人。他很气愤地纠正说，根本没有红军强奸妇女这回事。那个小战士只不过拿了一个老婆婆的几块糖和一条帕子，告到部队后，红军就把那个当兵的五花大绑游街，然后就杀了，用刀砍的。

    当时老百姓都跑了，家里只有几个老人和孩子，康炳瑞那年12岁，目睹了这一切。他始终认为红军处理太重了，糖和帕子总共才值两角大洋。一个红军小战士仅仅为了这点事儿，就被自己人杀了，实在可怜，可惜。我想，惩罚20军棍就够了，古来名将带兵再严也不过如此。但战争年代，红军军规可能也没那么具体，全靠将领临机处置。红军太讲政治，矫枉过正就在所难免了。

    我回到寄存背囊的小吃店，把康炳瑞老人所言告诉老板娘“姚大粉”，请她转告那两个酒徒，以后不要乱讲了，红军没有他们说的那种人！



    
    四方街83岁老人康炳瑞，对我讲述小红军真相

    
    小吃店老板娘姚大粉在捆猪蹄，这菜好像江南才有？

    
    通安区政府保存的红军标语
    开会才理你呢 （57）



    “会理”这个名字不好记，我便把它解释为“会议管理”。


    “会理”，原来是由彝语“涅底”音译而来，本意是“春天常驻的地方”，这里海拔1800米，气候果然宜人，冬不雪，夏不炎，就像昆明一样四季如春。

    汉语“会理”，解释为：“川原并会，政平颂理”，我顶佩服咱们汉人里的孔孟之徒了，再简单的两个字都能弄出许多伟大意义来。我敢瞎说，整个会理县几十万人，能说出“会理”含义的不会有几个人。

    我请教的是一位县志主编，他老先生也是翻了半天书才敢说。




    
    




    “彝海”，称为海确实有点夸张，不过就是长400米，宽150米的一个微型湖而已，可她因为红军长征中的“彝海结盟”而名噪一时，至今令人向往不已。正所谓：“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006年7月2日，正是天下酷暑难当时，我来到高山之上的彝海，没想到，我因为穿着短袖体桖被冻的索索发抖，被两位身着两层厚衣服的彝族妇女见了发笑不已。

    这里是曾经让汉族人恐怖的彝族区，140年前，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就吃了大亏，导致了不久的全军覆没。71年前，红军刘伯承派来做先遣队司令，要求他务必争取靠民族和解的政策感化彝人，保证大军迅速通过。于是，就有了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的故事。


    肖华带翻译找到了彝族沽基家支的“当家娃子”沙马尔各，他是个足智多谋又精通汉语人物，深得头人“沽基约达”倚重。在和肖华接触后，沙马尔各对红军印象很好，回去极力促使头人与红军结盟。

    沽基约达是个年轻有为的头人，部落里称他为“细约达”。

    “细”，为小的意思。汉语译为“小叶丹”。于是欣然同意与红军结盟。

    第二天，刘伯承宴请小叶丹，小叶丹信之，便派沙马尔各等护送红军过百公里的彝族区，并一路宣传红军与彝家已结为兄弟，使彝人不为难红军。

    因此，小叶丹功莫大焉！当然还有促成此事的沙马尔各。

    红军路过彝区，受到了广大彝人的热情欢送。


    解放军占领大西南后，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的刘伯承下令接小叶丹来重庆任职，才知道小叶丹已遭不幸，小叶丹的妻子含泪交出了珍藏多年的“中国工农红军沽鸡支队”旗帜。于是，刘伯承请小叶丹的弟弟担任了四川省政协副 。


    而沙马尔各的儿子早夭，寡母含辛茹苦把五个孩子带大，孙子沙马依姑，从1986年纪念碑建成后，就每天守在“彝海”边上，不厌其烦地向来客诉说着“彝海结盟”的故事。。。



    
    
    沙马尔各孙子沙马依姑与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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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顺场 （59）




    一条破破烂烂的小街，走了足足500米，看看两边，墙上还有些旧时代的旧标语和语录，不知谁出的好主意，怕游客看不清楚，又用红漆重描了一遍，这样，俺们都知道这个小镇，也曾有过旧时代。直到拐了两个弯，到了头，才看到“大渡河纪念馆”。

    时值正午，天热腹饥，我环顾左右，只看到一个小卖部，连忙放下背囊，讨口吃的。待坐了下来，才发现这是个饭店兼客栈，大喜过望。

    客栈属“农家乐”性质，点了个凉拌花生和皮蛋，味道极好，加了一瓶冰啤酒，饭却吃不下了。纪念馆中午不休息，我耐不住，先进去看了,15元门票，就我自己在里面，讲解员兼卖票把门，走不开。



    纪念馆里有3块碑，都是纪念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最后悲壮的一幕。

    143年前，也在大渡河畔，在经过长达6年的转战之后，来到“紫打地”，即后来的安顺场。这时，七八万人马已经精疲力尽，大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调动各路精兵将太平军团团围住，石达开几次组织强渡大渡河，皆因河水上涨和对面守军强大而失败。

    苦战月余，太平军终于弹尽粮绝，伤亡殆尽，石达开率领残部2000余人边打边撤，极力苦撑。石达开的5个妻妾不忍拖累翼王，抱着两个幼子投河自尽。

    为挽救剩余弟兄的生命，石达开接受了投降条件，自行前往清军大营。没想到清军背信弃义，第二天就把2000名降军尽行屠戮，翼王解往成都后亦未能幸免。

    1944年，国民政府在安顺附近建桥，国民政府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为翼王立碑一座，他挥笔写道：

    蛾眉慷慨授春水，明朝单骑叩胡营。

    非战非降是求死，一死宁求保六军。

    江东子弟尽捐生，才气无双怜项羽。

    英雄血迹美人香，七十年前古战场。

    有民间传说，说石达开为新生的儿子庆祝，全军宴饮3天，因而贻误了渡河时机，导致全军覆灭。我不敢相信。石达开为杰出的军事将领，岂不知战机失不再来之理？再说，一个胸怀天下的王者，岂能为儿女私情所累？

    但是，不管怎样，从他硬闯彝族区，钻进“紫打地”这个两面临水，一面背山的死地，而不知早早他图等失误看来，确实比M差的远。

    “大渡河纪念馆”前的小店叫“勇士饭店”，老板姓罗，名帮书，本村居民。我从自己的感受提醒他，要把招牌搞的醒目些，省的像不起眼的杂货店。他请我帮他出主意，我给他出对联一副，包游客见之驻足忘返。

    天不管地不管酒馆，

    荣也罢辱也罢喝吧。

    壶中功罪

    我细细说给他听，他还弄不太懂，我说你只管挂就是了，让人家自己琢磨去吧！想出这幅对联非我全功，大概意思好像在哪本旧书中看过。



    


    
    
    
    红军渡河纪念馆对面的“勇士客栈”，卫生又安全。
    磨西教堂 （60）




    150多年前，一个长着大胡子的老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没有驻足流连于让欧洲人垂涎三尺的大城市，而是在四川西部崇山峻岭中跋涉。

    他叫“勒努”，法国人，走到一个叫“磨西”的小村子，他开始向留着长辫子和小脚的中国农民宣传天主教义，并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教堂。

    农民们好奇地听着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上帝，并渐渐相信了上帝能减少自己的苦难，或者死去时会幸福起来。因为除了这个希望，实在没有别的，官员们真是没有闲功夫搭理农民，他们也忙，忙和自己关系重大的官场问题。

    直到1988年教堂才恢复。后来的小镇上的天主教徒都很感激政府。我采访了一位95岁的老修女唐明萱，她现在住在楼下，教会请了位70岁的老人伺候她的饮食起居。唐老太太对M赞不绝口，对政府的宗教政策也很满意。

    我去的时候，看到教堂周围搭满了脚手架，正在大规模修缮，M住过的教士起居楼也是如此。

    也说盛世无畏，也说盛世宽恩，各种宗教信徒们也可以安心地祈祷自己的主了。

    社会要想和谐，确实是需要各个方面一起努力，包括劝人向善的宗教.。



    
    三郎访问95岁修女唐明萱女士

    
    

    大渡桥横铁索寒（ 61）



    踏上晃晃悠悠的泸定桥，心里就自然而然地吟诵起著名诗句：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以前我总不解，洪君飞夺泸定桥，是在气温已经炎热起来的5月底，怎么会“铁索寒”？况且，早在五月初渡金沙江时，已经是“云崖暖”了，望着脚下板隙间波涛汹涌的河水，我忽然明白：原来M是说心胆寒呀！


    飞夺泸定桥，成为长征途中最辉煌的战例，当之无愧地被彪炳史册，引得无数游人慕名而来，惊叹不已。但游人惊叹之余，又往往心生疑窦：百米悬索，无遮无拦，敌军交织火力封锁，22位勇士怎么才牺牲4人？其他人毫发无损？

    正史所载，无非是我军英勇，敌军无能云云，难以解惑。按不用负责任的导游话来解释，四川军阀刘文辉，杨森与刘伯承都是老交情，所以，守军24军的一个营就是做做样子，朝天放几枪就跑掉了。显然，这是没有根据的猜测。

    泸定桥上的讲解员也解释不清，就说敌军未经战事，又是鸦片鬼，当然不抗身经百战的红军打。

    接触过大量史料的纪念馆老馆长“祝太兵”提供了个“军事秘密”，在拂晓到达泸定桥下游两公里的“上田坝”时，立即派了一个连偷渡，并且在之前发起了进攻，使敌人腹背受敌，无心恋战，终于很快弃守而逃。

    七十年代，在“四川民兵”杂志上，那个偷渡连的战士写过回忆此事的文章，并说我们无意与“勇士”争功云云。

    大渡河铁索桥由十三根碗口粗铁链组成，底部九根，两侧做扶手各两根，虽然长达百米，但绷的还是挺紧的。前不久拍电影，把桥板都抽光了，整整半个月，许多胆大的年轻人就踩着光链子走来走去过河。

    “大渡河纪念馆”讲解员杨梦玫小姐说，自己就曾经走过，而且是单手扶侧链。她说，高跟鞋更稳，因为鞋跟正好插进环扣里。

    洪君过桥走后，把铁索桥底部的九根铁链炸断了四根，把追兵气得直跺脚！



    
    
    
    
    泸定桥纪念馆老馆长祝太兵
    泸定桥头 （62）



    大渡河怒涛澎湃惊心动魄，泸定桥洪君飞夺名震天下。因了这个缘故，引无数游客纷至沓来，折腰留影，然仅此而已，离桥头百米处有个很漂亮的“泸定桥纪念馆”，却是门庭冷落鞍马稀。

    赶上个星期天，我10点多钟就进入纪念馆，在里面呆了大约两个小时，也只见到四位游客。

    我对讲解员杨梦玫小姐说，你们应该把纪念馆和桥连在一起，这样，游客就会方便些。
    杨小姐说，许多游客都提出过这个问题。还有就是门票有点儿贵，上桥10元，纪念馆却20元，也许应该颠倒过来。

    杨梦玫是2005年师范学校旅游专业分来的，虽然她把解说词背的滚瓜烂熟，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但对我这个历史细节的探访者还是有点儿挠头。

    不过，她想出了个聪明的主意，让我去找馆里的前辈，已经退出江湖的老馆长“祝太兵”，她说，祝太兵讲历史像说故事一样，谁都爱听。

    祝家离纪念馆不远，准确说就在馆墙东门外，但那是一把生锈大锁封住的小门，须绕场半周才能如愿，这也是拜访高士所应该费的小周折，我情愿汗流浃背地前往。

    祝家开了个小杂货店，我站到柜台前时，里面有个年轻人正和一位姑娘喁喁哝哝的说着什么，听说我是找他爹的，有点儿不好意思，连忙让我在门前树荫下小桌旁落座，桌上放着一副硕大的像棋。

    为了套近乎，我买了他两根冰棍一盒烟，吸溜吸溜地等着高人出现。

    一会儿，果然祝太兵回来了，三轮车载回五六箱冰棍，他穿着大吊带，一边擦着汗，一边抱怨说，他妈的，今天是最热的一天。

    刚才杨梦玫却对泸定天气很满意，夏天可以穿裙子，而离这50公里的康定就不行，温差太大，要想穿裙子，除非要到中午，才能穿一小会儿。一个天气，不同处境的人都有这样大的不同感受，何况历史这样的大问题。

    我说天越热越好，你的冰棍就好卖了。祝太兵笑了。

    对于我的到来，祝太兵一开始感到有些突然，因为来参观的各类人物，都是请他到正规场合讲，而且往往领导觉得没把握，才临时决定换掉年轻貌美的讲解员，请老祝救驾。

    大领导来时，先是一个年轻讲解员上场，没想到平常挺伶俐的小姑娘刚讲1分钟就没词了，场面极其尴尬。在一旁的祝太兵马上接棒，短短5分钟，让领导非常满意，陪同的小领导也放下心来。

    听老祝讲解过的大人物还有很多，还有老外。

    有次是日本某财团巨头来访，祝太兵看那个中国翻译对日方点头哈腰，对中方趾高气扬，心里很是不爽。就特别强调了洪君长征北上抗日的目的，并特别告诉翻译，必须如实翻译，弄的日本人不断表示歉意，翻译脸上也红一阵白一阵的。

    老祝是行伍出身，当他知道我早于他入伍后，立刻表示很大的敬意。中国军队是讲资历的，多当一年兵就会多发两条裤衩，因此老兵比资格往往会傲慢地发问：你穿坏几条裤衩子？不过祝太兵是第1979年首批参加对越作战的，我还是由衷敬佩。

    本来打仗是没他份的，上面从他们连抽四个人到野战部队去，名单都公布了，没有他。可他找到指导员理论，我是团教导队教员，军事尖子，为什么不能去？指导员被他缠的没法，只好透了底：你是准备提干的苗子，怎么会让你去？

    可老祝还是不干：军人就要上战场的，不然会遗憾终生的。最后的结果是：祝太兵顶掉了一个藏族兵。那家伙知道后，在炊事班拿了把菜刀就要和祝太兵拼命......

    在越南四号公路三面临敌的攻坚战中，祝太兵带领他的九班以负伤3人的轻微代价夺取了高地，他自己也负了伤，一颗子弹从他口腔进去，从下巴出来，又进入胸膛......住院3个多月后，评了二等残废，又一次错过了提干时机。复员回来，他自己要求做了泸定桥的讲解员。

    现在他也内退下岗了，靠开个杂货店维持生计。提起往事，老祝无怨无悔，他说，每一步都是我自己选择的。




    
    祝太兵和他的小杂货店

    藏女拉姆（63）




    一想起康定，耳边就会想起“跑马溜溜的山上那著名的一对情人——张家的大哥，李家的大姐”，不过，我难以理解，在这个康巴藏人集中的甘孜州首府，传唱的“康定情歌”怎么是汉人的情歌？我刚在泸定坐稳屁股，就架不住诱惑，急急的赶往康定，就是想听听正宗的“康定情歌”。

    背囊放在“雍阁岭客栈”，我以为是个有名的山名，藏族老板娘却告诉我：“雍阁岭”，藏语是恭喜发财的意思。

    已经是下午3点，腹饥辘辘，寻了家藏餐馆坐下，大声吆喝店家拿手抓牦牛肉来。大盘，30元，挺充饥.。待吃完了，慢慢喝着奶茶溜缝儿，才感觉味道确实不错。

    小店装修的挺雅致，像个咖啡厅，墙上挂着两幅“唐卡”，案上供着藏式佛像，威风凛凛的像内地庙里的金刚模样。当然还有“赵公元帅”，财神是统一的，谁也离不开他。

    老板慈眉善目，是个女的，胖胖细眉，高高挑挑，典型一个唐朝美女。一问吓一跳，没读过书，我细细端详，虽然她一字不识，眉宇间却分明有两分喜气。

    她叫“拉姆”，姓“嘎宗”，伴着200多头牦牛长大。可能是得自于生意人父亲的遗传，长大竟能独自做生意，而且能开旅馆餐厅，成都等大地方都去闯过。

    我问，你这样不识字，怎样做生意？被人骗了怎办？

    她说，没有呀，从来没碰到过坏人。至于数钱，这可难不倒她，她说着就从怀里摸出一把钱来，数给我看。

    我笑了，叹道：江湖人称“财不露白”，似这样实在之人，却在做餐饮，也就是在藏区吧？

    与拉姆谈话很轻松，什么都可以问，她从不回避，甚至可以谈自己的初恋。她和他好了好几年，终于因为老吵架分手了，但到现在她还想着他，她说怎么也忘不了。那个康巴汉子是个长途货车司机，路过康定时还来看她，还在她这住。当然两人都没有结婚，拉姆今年都三十岁了。小店生意好像不算太好，没几个客人，而且大都是康巴汉子。

    我们正说着话，拉姆眼皮渐渐粘了起来，她不好意思地说，让我睡一分钟吧？

    我替她看着店。等她睡了10个一分钟后，叫醒她，让她到楼上雅座去睡。拉姆也不推辞，把店交给我，径自上去了。这家伙，也不怕我忽起歹意，席卷而去。

    哎，我要是坏人，早发财了。

    到了5点多钟，见有客人来，我招呼拉姆下来，然后道别。

    拉姆拉着我的手说，可别忘了我呀！

    我说，拉姆，你就最后这句话不实在。

    走在康定大街上，最喜欢的是那种浓浓的藏族风情，看看雄壮粗犷的康巴汉子，包括拿着新派手机有些炫耀的小喇嘛。还有那条人见人爱的折多河，水那么清，浪那么急，哗哗地在城市中央流过，无拘无束，真像藏民的个性。至于演艺中心的“康定情歌”，抬腿可登的“跑马山”，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夜晚街道上，几乎全都是外地游客，凉凉的晚风拂过身体，空中散落着各样的语音，人人都那么心旷神怡，人人都醉醉的踏着闲碎步子，暖色的街灯映照着一张张恬静的面容，使这座小城越发让人难舍。



    
    藏女拉姆和她的珠穆藏餐馆

    
    先来杯酥油茶，润润嗓子。

    
    今日赚了400元，好开心！

    
    拉姆得意也忘形

    
    拉姆数钱不背人

    
    拉姆，你就最后这句话不实在。

    
    康巴汉子，藏教喇嘛很潇洒

    
    美丽的折多河

    翻越夹金山（64）




    跷碛，当地人发音“幺鸡”，普通话标准音为“俏奇”，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用地名土音？它是夹金山前的一个小镇，居民大都是嘉绒藏人。我们到时已是下午17时，人困马乏，没精力在破破烂烂的小街上挑挑捡捡，只能依据网上驴友的情报，匆匆下榻于“大自然餐厅”。

    院里有几棵苹果树，树上的青果还只有李子那么大，但还是郁郁葱葱的诱人。客栈是个二层木楼，窄窄的小木梯，只容一人独行，比我高的人还要提防碰头。价格不贵，每床15元，但如厕洗漱都得下楼，水池是露天的，茅厕是走光的。

    店主夏瑞是位挺时尚的青年，身着红色黑领体桖，面目清爽。他很熟练地给我画了一张夹金山登山图，并提供了许多注意事项。我非常感谢他，并表示会介绍更多的朋友来。夏瑞伤感地说，没用了，这里很快就要淹了，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华能电力集团在这里建一个200多亿规模的水电站，水位高达80多米，2006年10月开始蓄水，届时，整个小镇都要淹没，包括后山上的红军夹金山纪念碑，现在半数人家都开始拆迁了。

    其实，西南高山大川间到处都在拦水搞水电，仅大渡河就有几十座。安顺场，泸定桥一段，为了旅游需要才得以保持原貌。有人说，这就是“西部大开发”。我很庆幸来的时机，赶忙登山去看纪念碑。

    来的路上，竟然碰到一位江苏老乡，为了寻找知音，尽管我说的是遗失很久的川音，他却品出暗藏的江苏味道儿——我这人真是做不得假！

    小伙子叫“姜亚军”，是在“跷碛水电站”搞土石方工程的。

    他非常热情，在这呆了好几年，对夹金山情况很熟悉，他阻止了我原设想的爬山计划，并告诫我：背着20公斤行囊根本爬不上去，山上几十公里又没有人烟，出了危险也没法呼救。我踌躅再三，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姜亚军找车送我到半山腰的“五道拐”，再爬这段最难爬的登顶之路。

    盘山公路转了30公里才到半山腰，老洪君肖锋《长征日记》里说，“部队在雪山上转圈子，一个比一个站的高......”，就是指这个著名的“五道拐”。其实，这是5个“之”字形连起来的羊肠小道，每个拐大约一公里左右，坡不甚陡，但因为空气稀薄，两腿使不上劲，只能缓缓而行，每道拐需要一个小时。

    七十年前，当地民谣云：“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当年气温大概比现在低的多，老洪君杨定华回忆：“每天下午大雪纷飞，乌烟瘴气，冻的牙齿啪啪直响，像机关枪，脸上变的黑黝黝的颜色”。


    我用了5个小时登顶后，发现并没有雪，但气温相当低，大约摄氏八九度左右，阴风阵阵，冻得丝丝哈哈。山顶有个“王母娘娘庙”，有位道士守着，他穿着厚厚的棉衣服，很热情地邀我进去避风。

    山顶还有许多牦牛，但不让人靠近，藏民把它散放在山上，一个星期才来看一次。黄牛都在半山腰，那里坡草很丰美，开着各种小花，非常恬静美丽。

    洪君来的时候是6月中旬，可他们看到的却是冰天雪地。夹金山小道，公路都在海拔4200米左右，还有一小段400米峰顶，陡峭无路，好像没有人去主动尝试过。

    下山并不太难，因为山下的“达维乡”本身就海拔三千米以上，但洪君在山上吃够了苦头，许多性急的战士顺着雪坡往下溜，不小心坠入了山谷，至今那里还竖有一块牌子，“洪君溜坡处”。




    
    硗碛全貌，2006年10月将已湮没

    
    硗碛，大自然餐厅

    
    跷碛镇，大自然餐厅，江苏电视台可怜俺老汉，特意派几个小记者赶来陪我上山。
    我们和老板夏瑞研究上山路线.

    
    遇在此建设硗碛水电站的江苏同乡陆总，他帮了许多忙。

    


    


    
    躺在夹金山上草坪的怀里，还是挺美的。

    
    夹金山山腰，悠悠的草坡.这里还是黄牛

    
    夹金山最难爬五道拐

    
    夹金山顶，穿少了，好冷啊，在山顶唯一的人烟处——一个小观一个老道处，借来破旧的旗帜，也是云雾弥漫中的胜利旗帜.
    雪山会师（65）





    红四团是1935年6月12日翻越夹金山的，刚下山就碰到了四方面军的一支部队，他们是来迎接中央红军的。

    我是在黄昏时分走过这个毫不起眼的“会师桥”的，旁边有座“会师纪念碑”，我刚要曲身细读碑文，两个女孩子就迎上来：叔叔，我来给你介绍吧！然后像背诵课文一样朗朗道来。

    我还以为是有偿的，心想，小小年纪就知道贴补家用，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想到，人家却是义务学雷锋的。

    忙问她姓名，知道大孩子读高一，叫“刘国庆”；小的叫“王丹”，是“达维小学”五年级学生。刘国庆不肯说校名，只说是个不好的学校。唉，现在的学校和人一样，都分个三五六等，弄的学生连母校都不敢认。

    “懋功”，即古时的大小金川中的小金川，乾隆时大小金川叛乱，初征受挫，朝廷震怒，易帅增兵，历经数年才征服，被乾隆自诩为“十大武功”之首，易名“懋功”。

    解放后，考虑到民族关系，又易名“小金”。在县府，有人对这个“小”字心里不爽，认为全国没有哪个县名带个“小”字，太影响本县形象了。我冒然答腔道：“小布什虽带“小”，谁敢说人家不是世界老大？关键是你的实力”。闻者无言。

    达维镇离小金县城30多公里，沿路一派藏族风情。进了县城，更让人满心欢喜，街道两旁建筑都是带棕色方框的门窗，斑斓耀眼，藏风浓烈，县委县府简单不繁，商贾往来街市热闹。我提着个数码相机东拍西拍，但都因为日光太强不能如愿，据说，这里紫外线强度超过著名的“日可则”，中午炎热，但早晚温差很大。

    第二天早上，我赶着太阳还没有爬上山顶就出来抢拍，走到一个广场，看到一群衣衫污陋的民工蜷缩一堆，我以为进城等待雇佣的“背兜族”，他们却告诉我：我们是修路的，包工头跑了，还带走了他们的工钱。

    他们走了一天一夜才从60公里外的“日隆镇”来到这里。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找有关部门？他们说，找了，没用。



    
    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四方面军，据说是会师的那座桥

    
    小金县城，会师纪念碑

    
    达维镇，会师桥，义务小讲解员，藏族孩子刘国庆，王丹

    
    
    
    
    包工头逃走，无助的民工.




    抚边老人 （66）



    “ 抚边”是一个小镇，它的资格却比它的县城还要老，因为它是古道大邑，历来屯兵之处。周围的村民大都是军人后裔，因此有些豪侠之气。大清乾隆年间，大小金川起兵造反，清朝大将温福率众进剿，在抚边旧地，温福战死，部众溃败，由此惹恼了乾隆爷。

    易帅增兵，换上了朝廷重臣福康安，也就是电视剧《还珠格格》里的“尔康”原型，亲统大军血战十四年，双方死伤无数，终于平息了叛乱，成为乾隆平生最得意的十大武功之首。

    战后，原来土著引为自豪的“赞拉”县名被改为“懋功”，大功之意。温福战殁地改为“抚边”，以示安定之后，以抚为主的宣慰之意。

    “赞拉”，当地两河口山神名，藏语：凶猛的战神。

    我进入抚边老街，须爬上50米高的岗子，因为新修的公路沿河边低处，老的官道却高高在上。迎接我的是一群老人，为首的是“郭贵忠”，因为曾任过木坡中学的校长，人称“郭老师”

    这些老人对红军非常有感情，自发地组织起来，调查寻访红军旧迹，搜集红军旧物，维护红军领导人旧居，形成一个类似红军史迹保护委员会模样的民间组织。

    他们甚至还集资了4万元修路，想让有意红色旅游的人士免了爬山之苦——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年长的人。但是他们太天真了，区区4万元对于修路无疑是杯水车薪，刚开个头就没影了。他们希望国家在附近规划中的一条公路能考虑他们的需要，稍微拐出几百米，因为用红军精神教育青年太重要了。

    城隍庙，住过M；禹王庙，住过朱德；文武庙，住过李先念，郭老师带我在老街上转悠，不遗巨细地向我介绍红军。

    抚边这个小镇，在这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里，却保留了一切汉族传统，光这些门类齐全的汉庙，也是独一无二的，还有许多清朝军队后裔汉人，怪不得红军在此住了许久呢！

    中午，老人们请我吃了一顿“洋芋饭”，就是把土豆混在饭里煮了，加些其他什么东西弄的，挺好吃。开始，他们怕我吃不来，我说，我插过队，你们能吃什么我就能吃什么。“哦，知青，晓得晓得，那我们就放心了。”老人们很高兴，来了十几位陪我吃饭，特别是两位老大姐，直夸我仁义，和蔼，没架子，还是老年妇女实事求是。

    我一生最突出的优点就是“没架子”，渔父樵夫，卖浆沽酒，贩夫走卒，谁都可以在5分钟内和我交上朋友。对于爱摆谱的官员豪贵，我打两个哈哈，也能让他的谱再也没法摆下去，因此，心眼儿小的主儿就说我态度不够恭敬。

    一帮红色老人忙的热火朝天，乡官村官们却在一旁无动于衷。乡里一位书记上了老街，赶上老人们在城隍庙里鼓捣石碑，慌忙抽身便走，恐怕粘了“封建迷信”的嫌疑。没想到，在庙门口却被一位老大娘一把拉住：“你怕什么？M都能在这住好几天，你站一站，还能把你吃啦？”

    书记可能不是真怕“封建迷信”，而是怕老人让乡里给支持什么的。说句良心话，乡里确实支持了一回，让郭老师把呕心沥血编印的红军史迹材料送来，乡里有一台电脑，帮着打印一下。结果半个月过去了，郭老师去拿时发现，材料失踪了，问谁谁也不知道，反正是找不着了。这一下可把郭老师气得支气管炎犯了，躺在床上好几天还直哼哼。

    我想，红军长征已经过去了七十年，像郭老师这些六十来岁的人，父辈都是与红军同龄人，他们了解红军，熟悉红军，因而与红军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在今天这个非革命的时代，他们仍然能够心甘情愿地为红军精神的传扬做许多事情。

    而乡干部，村干部呢，都是下一代的人，抱着旁观态度对待红色历史，在许多人看来，算是正常又正常的事了。




    
    抚边，官衙遗迹

    
    郭贵忠老师细说红军留下的标语

    
    大夏天啊，冷的来烤火.

    
    大兄弟来了，老姐姐给你忙活饭去。

    
    关公门前耍大刀

    
    文武庙里关老爷，李先念，韩东山驻地.

    
    禹王庙，朱德曾住地。

    
    乾隆爷时代的大炮，少女还觉得很好玩.

    白马？黑马？（67）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了，可方脸并没有到来，圆脸很着急。

    就像在荥阳遇困的刘邦，急切地希望韩信大军来解围，而韩信偏拿一把，求封“假齐王”。刘邦气不打一处来，正要发作，张良在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脚，聪明的刘邦立刻转怒为喜：大丈夫要当就当真的，干嘛要代理齐王？说完就立刻把委任状让使者带回去。果然，韩信大军不日而至。

    许多资料上说，方脸是下午四五点钟才到达两河口的，那天下雨，方脸高头大马，带30名骑兵飞驰而至.。

    圆脸虽然尽力忍耐，但脸上已经有点儿挂不住，身边的人不住地夸方脸的马好漂亮，他斥责道：牲口有什么好羡慕的？

    抚边乡57岁的陈秀国告诉我，实际上方脸是直接到抚边的，可能是24日或更早。他当时24岁的父亲陈开元是目击者。

    陈开元曾经掩护救助了两名红军伤员，是个仗义的人。他父亲不止一次的讲述会面的情景：方脸骑着黑马，大胡子赶忙迎上前去，被圆脸一把扯住。这时，摆谱的方脸才自己下了马来。

    当然，青年农民陈开元报不出这些大人物的名字，但他描述是“新军装，黑马，方阔脸盘”；是“大胡子”；是“圆圆的女人脸，补丁衣”。

    对于抚边老人的说法，两河口会议纪念馆讲解员曾天很愤怒：“纯粹是瞎说，方脸骑的是白马，而且圆脸等就是在两河口乡外一公里处的“何家桥”与会面的。”

    曾天也是个仗义之士，1996年，随着森林砍伐的禁止，“森工局”也解体了，他们院子里有一座领袖雕像，引起了文物贩子的注意。曾天和两河口的三百个农民知道后，急忙拦阻，并连夜把雕像抬到小庙故居前。三百人啊，好壮观的，硬是一起动手请领袖站了起来。他的身后就是6座红军烈士墓，这些生前忠于他的好战士，死后在另一个世界还在护卫着自己的领袖。

    曾天陪我走出纪念馆大门，碰到一个相识的老农民，当那人得知我是记者后不禁笑了起来。他说，你们记者也会出洋相的，昨天，一个主持人来了解，就被几个农民骗了。

    他们把她领到一个无主坟前说是“红军墓”，害得那个主持人还冤枉捐了几千元款呢！
    我说，那你知道怎么不去告诉人家？

    那人说，附近一个村的，我们都认识，怎么好讲？再说，还不是为了吸引外地红色游客嘛！我知道，那个主持人就是位大姐。

    真是的，一个历史事件就可以这样轻易被歪曲，像“黑马”，“白马”之争，日后恐怕会越来越多了，中国的历史学家一万年也不会丢掉饭碗。



    
    抚边乡农民陈秀国

    
    两河口会议纪念馆讲解员曾天，清早先干自家菜地的活儿.

    


    
    从"森工局"抢回来的雕像，身后是红军烈士.

    
    "森工局"旧地，原放雕像处.

    

    遥远的"森工局"

    雪山寒莲 （68）




    我有个朋友，叫“赵丛见”，河北保定人，大学生，2005年走的长征路，是他热情提供的“长征路线图”和鼓励，才使我下决心做这件事情。当他知道我已经走到雪山附近时，叮嘱我一定要采访梦笔山上的“孟老师”，说她很感人。

    我走到小金县抚边乡，正在采访圆脸与方脸会面故事时，忽然心血来潮地问：你们认识“两河口乡”的孟老师吗？

    郭老师抢着说，孟学莲？很出名呀！巧了，他正住在山下，你看菜地那个人，就是她。郭老师是“木坡乡中学”老校长，我相信。

    完成了山上的采访，我赶紧奔孟家去。一个男人出来打招呼，我说找孟老师。他哦了一声说，一大早就进城了，我是他丈夫。

    我也哦了一声，心下直叫惭愧，我还以为孟老师是男的呢！刚才，郭老师也看走了眼，那是孟的丈夫刘先生。刘先生拿出介绍孟学莲事迹的许多报刊，我才懂得为什么赵丛见会这样极力推崇她。

    1984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首开重走长征路之举，当他1985年往海拔4600多米的梦笔山走时，因缺氧无力，晕倒在一所小学门口。恰巧，他被教师孟学莲看到，她马上把他扶到自己屋子里躺下，精心照顾他，使他渐渐平复。

    这是个在海拔3800的藏族村办小学，多年都没人肯留下来执教。

    孟学莲21岁，汉族人，高中毕业，主动来到这里，她愿意为这些可怜的孩子们献出青春。

    但是，第一个恐怖之夜就使她动摇了，孤零零的她住在离村子几百米的学校里，半夜，四处漏风的木屋周围此起彼伏地响着狼嚎......

    次日，她要离开，可是孩子们扯住了她的衣襟：“孟老师，你不要走，你走了，谁来教我们呀？”她心软了，我走了，孩子们怎么办呢？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牧民，到处漂泊，居无定所，现在把他们托付给自己，我怎能忍心撇下他们呢？于是，她坚持了下来。

    罗开富走了没几天，一篇题为《梦笔山上小雪莲，肩负责任育新人》在经济日报发表了，孟学莲的事迹传遍了全乡全县......

    一转眼16年过去了，已经是《经济日报》副总编的罗开富再次来到小金县，特意探望了还在梦笔山上木城村小学教书的孟学莲。孟老师教的藏族孩子许多已经考上了大学，中专，而孟老师已经韶华不在，长期艰苦的高海拔生活使她患上了多种疾病，而这些她都能忍受，最不能忍受的是到现在她还是个“民办教师”，在与罗开富谈话中，她忍不住几次伤心落泪......

    1999年9月15日，教师节刚过去没几天，《经济日报》发表了“雪山教书十六载，至今还是没有名分的女教师”一文。

    9月20日，四川省委领导对此做了批示：两天后，一位副省长打了“关于解决孟学莲公办教师的报告”；

    之后，省里找州里，州里找县里，各级都是主要领导批示，到11月20日，孟学莲就办完了所有转正手续。孟学莲哭了，她感谢那么多领导给她的特殊关心，也感动来之不易的“名分”。

    在孟学莲雪山教书21年后，上面把她调到海拔下降了200米，但基础更差的“大寨子村小”，也是一个藏族村。这时她的身体更差了，常常失忆，晕旋，眼睛涨痛，关节痛，不得不大量服用激素药。

    由于离家70公里，长期两地分居，除了寒暑假没法回家，造成了许多问题，丈夫最终和她离了婚，孩子各领一个。正在鳏居的抚边乡干部刘先生听说后，非常同情怜爱孟学莲，经人介绍，与她相识相爱，又重新组建了家庭。结婚时，孟学莲全部家当总值只有2000元，让所有朋友唏嘘叹息不已。

    孟学莲在教书上太投入，简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每年县里组织教学评比，她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样，就没有精力再去拿个大专学历什么的，评职称时，“硬件”往往就过不去。而那些脑筋活络的，虽然教学质量排在倒数几名，但却是符合文件硬杠杠，从从容容地晋了职称。

    我说，你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你去找领导说说，兴许可以做个特例来处理。

    孟学莲摇窑头说，各级领导对我够关心的了，我哪能再给领导出难题？我说，你呀，真是雪山上下来的，就知道教书。



    
    为了这些藏族孩子们，孟学莲失去了青春韶华和家庭

    
    当年的孟学莲一股粗憨藏风

    
    孩子可爱，老师也可爱

    
    宣传孟学莲的文章，获奖的证书，孟家不缺。

    
    孟学莲的第二次婚姻还不错.
    金老汉（69）



    走到小金县抚边乡，就有许多人向我推荐“金老汉”：那是个战斗英雄呀，营级干部转业的，现在流落街头，挺可怜的。郭老师跟我说，陈秀国跟我说，孟学莲也跟我说，看来是个传奇人物。

    我一到两河口乡，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两河口会议”纪念馆的解说员曾天，跟他一说，曾天说，不急，我一会儿带你去。

    金老汉正在一个麻将桌旁卖呆儿，被曾天拽了来，我赶忙在一家小店门口摆上一条长凳，买了一盒10元的“娇子”烟，你一根我一根的，爷俩儿摆起了龙门阵。

    金老汉不大善言辞，现在又信了佛教，对于战场上的经历就不大愿意说。好在我也当过兵，他离开部队时，我刚穿上军装，话茬也就容易接的上。

    金老汉大号“金正群”，今年七十八岁，1951年参军，在阿坝军分区司令员孟国栋麾下的独立营。

    世世代代的土司当然不愿交出统治权，但随着大势已去，还是承认落败了。一些比较识时务的，赶紧转弯替大军效力，日后都进了政协人大，家族保持了荣耀。有个电视剧，主题就是“黑水平乱”的，表现的很真实。

    金正群后来当了侦破队长，立功多次，1955年参加了“成都军区群英会”，当年还到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幸福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 。

    年轻有为的金正群上尉被送到“重庆步校”深造，意气风发的青年军官引得大胆主动的辣妹子频抛媚眼，那时候可真是志得意满呀，但谁也没想到厄运之神不告而临！

    金正群入伍后家里评的成分是“富农”，他填的各种表格也老老实实地这样填写。可是，家乡那面成分后来突然升格了，成了“地主”，金正群哪里知道？这样，一次外调的结果，金正群成了“故意隐瞒反动地主成分”，被发配到若尔盖大草原上的军马场。

    在军马场，金正群介绍了一个农村姑娘给别的战友，但两人婚后合不来，又离了。这个女人就缠住金正群：就是你叫我来的，人家不要我了，你就要收了我。金正群没法，正好赶上他平反落实政策，就带着她一块回到了家乡林业局。

    这个女人挺活络，改革开放后生意越做越火，也越来越看不上已经退休在家的金老汉了。金老汉的儿女单位破产下岗，自顾不暇，金老汉眼看家已经不是自己的容身之处，只好投奔在两河口乡上的妹妹。

    我看了金老汉的小屋，家徒四壁，仅可容身，看了叫人辛酸。战斗英雄，人民功臣，潦倒如此！

    金老汉自己并不觉得可怜，他自从信奉了佛教，心情平和，他常常在做祈祷。

    我问他祈祷什么？他悄悄告诉我：一是求菩萨保佑领导平安长寿；是请菩萨保佑自己常常“杠上花”——麻将胡了的意思。

    人的内心世界真是丰富，这样的祈祷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新兵会老兵，唏嘘叹今昔.

    
    英雄的归宿


    草草拜读，作者没有几十年东北山东农村生活经历，一定写不出来这样真实细致的作品。

    我猜想，李睿原型大概就是作者本人吧？

    我出生山东，两岁离开，后来当兵在东北十几年，我感觉山东规矩繁琐复杂，还是东北简单直接，更适合生活。改开之前，东北农村收入高于关内二三倍之多。我在四川插队，工分市值0，44元，是中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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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很棒，可惜时运不济，现在民间没心思慢慢读书，正式出版赔钱又伤神，不如自己印几十或百本书，亲友送送，也可以或传之子孙，以不枉此生。

    卓克基官寨（70）



    卓克基属马尔康，有一个著名的土司官寨，地势就在山上，又是4层，里面有几十个房间，非常漂亮。

    1936年，土司府官寨被烧毁了，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说是部落之间战争造成的，但那时这里广大地区都被方脸的人马控制，也有老人说是被他们烧了。


    官寨真正的恢复是近几年的事了，估计最盛时也不过如此，里面装饰都是严格按旧时格局，请了土司的后人亲属做顾问，很是富丽堂皇。不过衣饰好像有些夸张，有的盔甲战袍尺寸除非姚明才能撑得起来，虽然藏巴汉子长的高大威武，但我不相信能与世界巨人姚明比肩。

    土司奢侈的生活与当时普通藏民的状况形成很大的反差，就连当时官寨的邮差或信使都很牛。在官寨下面著名的嘉绒藏族“索莫民居”中，8个邮差的房屋占了最好的地势，建筑也很气派。据说，当时每个邮差负责一个寨子，相当于土司的特使，持节的钦差，在通讯不发达的解放前，谋上这个差事，想不牛都很难。

    “索莫民居”风格统一，沿着索莫河层层叠叠依山而上，石垒的墙体，狭小的窗户（据说利于防守），看起来非常坚固。沿河五彩斑斓的经幡，白色的石塔，既有宗教意义，又十分美丽。

    不过现在看来，房屋之间空间太过狭小，也没有汉人村落那种便于疏散人流的主街道，行走多有不便。而且，拐弯抹角的小道上，经常遗落一滩滩的牛粪，叫人防不胜防。倘在旧时代用于军事目的，当然叫绝，但现在主要用于观光，把千里娇客弄得花容失色，就不太雅当了。

    但这里并不像有的地方，专为观光需要所建，原住民照常生活，要他们为观光改变生活原态，那也是强人所难。原汁原味的粗燥，也比装出来的好，虽然让人眼睛不那么舒服。

    卓克基土司官寨管理的相当好，虽然门票有点贵，60元。

    中午，已经下班了，我忽然想起要盖个章做纪念，跟讲解员商量，章却不在这里，在河对岸的办公室里。一个30来岁的女同志二话没说，马上开了车带我去盖章，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卓克基官寨

    
    藏民李秀英与三郎在卓克基官寨

    
    
    
    


    僧寮一日（71）




    “刷经寺”，是个小地方，属四川红原县，但在地图上又那么引人注目，中央红军在1935年7月初经此往黑水。

    我走到这里，就想看看这个寺庙，或者干脆住到里面。但到了小街一打听，才知道“刷经寺”不是寺，而是原来印刷寺经的地方。庙呢？是有一座，叫“康玛尔寺”，离此地10公里。

    我问了一位小旅店藏族老板娘，也叫“拉姆”，她非常热情，说没问题，她的弟弟“桑木丹”就在庙里当和尚，就住他那儿好了。

    “桑木丹”住的地方很不错，一个小院，两间小屋，一间给来庙里维修经楼的民工“苏拉”一家暂住着，另一间带个小卧室，桑木丹布置的很雅致，而且样样俱全，像个住家的样子。

    桑木丹今年30岁，在庙里也算有点儿资格的，每次大型诵经时，前面有8位戴那种长长高高的软帽，有点像英国皇家骑兵卫队帽子，在电影里常见的西藏某某法王的喇嘛形象，桑木丹就占据其中一位。要不然，他也不会有比较好的待遇。

    藏区的寺庙，和尚都不集中住在庙里，在经堂周围散落许多独立的房屋，才是他们住所，包括大活佛等。这样，他们也就没有“方丈”之说。

    我在马尔康听说请和尚做超度法事很贵，一般要六七千元钱。桑木丹否认这种说法，他说，全凭自愿，7个和尚连续做7天道场，一般每人每天也就是三四十元。当然，碰到有钱的愿意多给，我们也不拒绝，反正要交给庙里。

    和尚是靠善众供养的，每个庙根据信誉程度，经济状况有很大的差别。一般庙里每月发二三百元，不大够用，家里亲人还要经常贴补。

    我看现在和尚都很时尚，每人都有手机，在马尔康，我看到一些和尚在茶馆一泡就是大半天，好像无所事事的样子。

    桑木丹告诉我，现在许多庙子都在放假，活佛出差云游去了，和尚可以回家探亲，也可以留在庙里，每天不用诵经。每年大概放假一个多月。放假期间是比较自由，大家互相串串门，听听音乐，睡睡懒觉，改善一下伙食，都很闲散。

    我借了桑木丹的袈裟照相，好家伙，裙子4米长，袍子也4米长，要不是他帮忙，我根本无法裹上去。在门口照了两张，我还想往经堂走，被桑木丹拦下了，虽然是假期，他也怕大喇嘛批评。

    这里去年也来过成都自驾游的两对男女，照片上那女郎在和尚身边摆的姿势很夸张，不知桑木丹受没受刺激？后来，她们还邀桑木丹到成都玩儿，不无用意地带他到游泳池去，我看照片上的几位年轻和尚都很兴奋。

    和尚在藏区很受人尊敬，一家几弟兄出一个和尚是很正常的，也很光荣，就像汉族人家里出一个大学生。但县城里面的年轻人当和尚的已经很少，绝大多数是农村的，而且和尚基本上没读过什么书，连汉语都不会说。桑木丹汉语算最好的，但和我交流起来，还有三分之一盲区。

    以前有很多小和尚，现在政府规定必须15岁才能进庙，但我看到来串门的小和尚“唐木凯”只有十来岁样子，他自己说是15岁，谁也不会当真。

    人小自制力就差，他就常常因为念经时打瞌睡遭到“棒喝”。桑木丹也挨过，每年4月念长经，从凌晨1点钟直念到夜晚19点钟。18个小时念下来，什么高深的佛学精义全变成了浆糊。这个方式不好，我想跟活佛交换一下意见，可惜他出外云游去了。

    这里是高原，温差在20度以上。三伏天，白天屋里轰轰地烧着炉子，很暖和，晚上和尚都在9点之前睡了，我盖了一条厚毯子还冻得睡不着。我不好意思叫里屋的桑木丹起来给我添被子，自己起来，把包里所有长长短短的衣服都裹上，还是做了一宿与冬天有关的梦。

    早上醒来，忽然想起我怎么不用睡袋呀，这个后悔！



    
    康玛尔寺

    
    僧寮主人桑木丹，借我袈裟欲度我。

    
    借来袈裟演高僧，世俗偏信道貌人。

    
    幼僧唐木凯，自言十五岁。

    
    胖和尚嘎让，露出胸毛就像鲁智深了，但他拼命遮掩。

    
    三僧玩短信，诵经不如它。

    
    僧寮一日品佛心，无事才知贵光阴。

    
    
    红原贫尼（72）




    红原，本来应该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驿站。1973年，那年冬季征兵开始，我兴冲冲地报了名，并且政审，体检合格，穿军装眼看是指日可待了，偏偏我的知青同人来“拱”——违背文件精神呀，插队不到两年呀！结果当然黄了。

    当时这个气呀，尤其看到新兵们从红原驻地寄回来的照片，骑马挎枪那个神气劲儿！没想到两年之后，我也坐上了闷罐兵车，摇摇晃晃5昼夜，来到大雪纷飞的东北，也应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那句老话。

    这次走长征路，应该是与红原擦肩而过的，因为中央红军在“刷经寺”拐向了黑水。因为与红原当年那段“空缘”，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倒要看看当年想来而没来了的地方到底如何？于是，兵指红原。

    红原县是川西北三大草原之一，另外还有松潘，若尔盖。

    红原疆域很大，长200公里，宽180公里，人口才4万。据八十年代初来此地的甘肃黄金私商马老板说，那时草原高的地方没人，低的地方齐胸，真像古诗里说的“风吹草低现牛羊”。现在由于牛羊太多，草能没脚脖子就不错了，但还足够牛羊吃的，每家都有个三五百头牦牛以上，每头能卖一千五百元，因此，牧民都很有钱。

    这些牦牛很精很野性，藏民他都认识，我们这些外人一凑过来，它就飞快地离开，动作比黄牛水牛敏捷多了。

    牧民也都很见过世面，因为从成都，重庆自驾车来游的男男女女很多，几乎家家都搭了几座漂亮的白色帐篷，专用来开展“牧家乐”旅游项目，骑骑马，挤挤奶，就把大城市的年轻人乐的屁颠屁颠的。

    比起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县城实在没什么好看的，低矮的房屋，破旧的街道，脏乎乎的小吃店，旅馆倒很多，大都叫宾馆，但价格都可以和国际化大都市比美。

    但是，满街的藏裙藏袍倒是夺人眼目，藏汉们大都甩着一只空袖子，袍子里面塞满东西，尾部尤其突出，原来是一把腰刀，很是威武。可是他们身后的妻子却很委屈，背着沉重的羊皮口袋，里面装满奶渣等物，一家一家的去送货，男人连手都不帮着搭一把，据说是怕被人笑话。

    更有甚者，老婆刚生完孩子，马上就要下地干活，挤奶呀，拍牛粪饼呀，男人还是不帮忙，在草原上还能看到产后斑斑血迹。不过，对待外边的妇女，藏汉还是颇有绅士风度。

    在草原上待了20多年的清真馆马老板告诉我，有一次，几个年轻人吃完饭找茬，不给钱，说肉太少，毛不净等。

    马妻怒出，大声呵责道：谁在说吃饭不给钱啦？年轻人说，谁说不给钱啦？我们是开玩笑的，哪能当真呢！马上付钱走人。

    高原紫外线极强，因此藏族妇女脸颊两边都有“高原红”，也有叫“红二团”的，她们自己觉得也不太美观，县城里许多姑娘已经很注意，她们带着藏式遮阳帽，再捂上大口罩，穿着长裙长袍，很优雅地走来走去，有的像伊朗妇女。

    离县城30公里处有个指示牌，上写“如意空心林尼姑庙”，我好奇，拐了进去。不巧，庙里在放假，有个热心的小尼帮我忙了半天，也没找到进庙的办法——掌钥匙的老尼进城去了。

    热心小尼叫“清林珠”，今年26岁，是庙里最低等的职务，专门干些勤杂事物。但她人很善良友好，带我到她的“僧寮”去坐坐。我去了大吃一惊，她住的地方与另外那些漂亮的“僧寮”比，差的很远，简直像个窝棚，我在里面直不起腰。

    窝棚里还挤了一张小床，坐着一个更年轻的小尼，叫“丹增卓玛”，21岁。她才从青海家里偷跑出来，背着父母兄妹。但是，到了这里女活佛不肯收留，她连安身的地方都没有，眼看饥寒无着，求告无门，贫尼“清林珠”收留了她。两个小尼就只能靠小小心心地吃着一个人的伙食，每天汤汤水水的相依为命。

    我看不下去，给了“丹增卓玛”点钱，她慌恐的不得了。




    
    牦牛见生人就跑，行动敏捷。

    
    矮矮的红原县城，倒和草原风格和谐。

    
    巨大的白狼皮，不知真假？

    
    21岁的丹曾卓玛一点也不懂汉语，很羞涩，握手也不敢。

    
    投奔寺庙不被收留，26岁的清林珠（右）让21岁的丹增卓玛暂栖自己的窝棚.

    
    庙里不收，没有退路，21岁的丹增卓玛很无奈。

    
    如意空心林寺院，小尼住房窝棚没人高。
    黑水芦花 （73）




    黑水县，川西一个藏人占百分之九十几的县。黑水，据说就是“山海经”里的那条河。

    “ 芦花”，是黑水县的一个村，因为长征中开过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而闻名。那天下着雨，在泥泞的街道上，我不断向路人打听“芦花会议旧址”，有人说一公里，有人说两公里，我宁愿相信前者。

    走着，走着，马路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终于离开公路，上了山坡，按照指示牌的画面，我不断张望，因为每栋藏人房屋都差不多，都是石垒的碉楼。但还是让我找到了，我又担心起能否开门来，这种冷僻的地方，常常是铁将军把门，因为当事人会觉得反正也没人来，耽误一会儿没关系。如果有重要人物来访，有关部门提前好几天就会打招呼的。

    还不错，门开着，进门左拐碰到一位哑女，她很热情地指示我向右拐。拐进去是个黑洞洞屋子，没人，我贼头贼脑的仔细搜索一遍，确实空无一物。可我发现一个梯子，上到2楼，却有人烟动静了。

    一个小姑娘发现了我，连忙叫来了她爸爸，原来那人就是管理员，叫“苏朗彭初”，他全家就住在这里。

    这里原来的主人叫“泽旺”，当年是个头人，也是红军的同情者，因此，M才能在他这栋漂亮的楼里开会。苏朗彭初是泽旺的曾孙，合法的继承者。



    
    黑水河，桀骜不驯。

    
    黑水县城街道

    
    黑水县，团结广场，雕像“美酒与哈达”

    
    苏朗彭初之妻，美丽的苏朗索拉。


    
    芦花会议旧址，头人的碉楼里。


    
    芦花会议旧址，头人泽旺的碉楼。苏郎彭初与三郎
    藏人庙会（74）




    在黑水赶上个藏人庙会，客栈老板“苏拉王”邀我上山，去“德其朗喇嘛寺”。山很高，大约在1000米左右，一条窄窄的泥道蜿蜒盘旋而上，路上跑的都是微型面包，或者农用车。

    司机胆子贼大，塌方的路径也敢跑，路基掏空了，再多半个轮子就要掉下去。在一处淤泥处，车行走不得，几个车的人都下来用绳子拖车，拖完一台，又拖一台，接连拖了七八台。藏人心齐，不会丢下别人不管。

    到了山上，男男女女都开始换衣服，换上挂满饰品的礼服，色彩斑斓，非常抢眼。饰品价值相差很大，真的珊瑚石珠子，每克都超过黄金，全身披挂起来，十万二十万并不稀罕。还有金钱豹皮衣服，都有好几万。

    藏人习俗，每个乡必有一个喇嘛寺，寺里的和尚也是这些村里出来的，因此，山上香客之间，香客与和尚之间，几乎都是熟人，许多还是亲戚。一年除了4次大型法事活动，和尚绝大多数时间可以回家，这种“藏僧于民”的方法既可以减轻庙里供养压力，又可以给和尚帮施主做道场，替庙里创收提供时间和空间，当然这是我的猜想。

    穿了锦衣自然是要给人看的，因此，大家都忙着找熟人聊天，一年到头，能聚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好在藏人不兴烧香磕头，每个人去转3次经就是了，其他时间就是吃啊，喝啊，聊啊，大家都兴高采烈的。

    庙外搭了几座帐篷，里面免费提供饮料，啤酒等；空地上支起3口大锅，里面满满地煮着猪肉块，也是随意吃的。其实每家还带了许多吃的，反正在野外也不用讲究，手抓也可以，折两截树枝当筷也可以，基本上都是肉食为主。我吃的高兴，但满山沸腾的藏语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在这是唯一的老外，看着别人笑起来，我也陪着傻笑，自己觉得自己也非常好笑。

    藏人憨厚但不浪漫，我要给她们照几张相，她们都躲闪避让，好像很不好意思似的。我只好远远的拍点“集体照”。看他们热闹，我像个局外人溜溜达达，正闲的发慌，忽然手机响起来，这山上也怪，只有一块巴掌大的宝地手机有信号，好像通灵似的，我正好溜达到那儿。

    电话是一位远在南京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打来的。他告诉我，他的20多万字的自传终于写完了，这是我去年鼓励他写的。开始他打怵，不知道该写啥？其实他以前写过好几本书，但都是论著，讲道理的，写实，尤其写自身的实，他害怕这样那样。

    我对他说，人都活到七老八十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活了一生，最后连给自己总结一下都不敢——除非做坏事太多。当然，这位老先生非此例。他尽为别人着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政者讳，为劣者讳，讳来讳去，就不怕委屈了自己，到老不敢直言——多憋屈！

    我主张每个人晚年都写自传，倘如此，万人直叙，一定能雕刻出刚过去那个时代的真实的本质。若你愿意说假话，那你就带着鬼话见鬼去吧！到时候，也许鬼都会嘲笑你。

    本来庙里的大活佛要出来主持个仪式，给每个信众摸摸头顶，以赐祥福。但不知怎地却取消了。众人也不计较，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纷纷攘攘的下山。刚才因为坐在草地
    上野餐，心疼昂贵的衣服，男人们大都赤裸着上身，女人为了展示美丽，忍耐燥热和昂贵，保持着灿烂的笑脸。

    现在下山了，她们同样笑语一片，尽管坐着的是并不舒适的农用车或拖拉机，在惊险万分的崖边弹跳颠簸。在这种平和憨朴的人民面前，一切凶神恶煞都羞愧地躲的远远的，好像并没听说有车祸等发生过。



    
    上山路难行，众人齐动手。

    
    客栈老板苏拉王

    
    苏拉王之子，呵呵。小藏汉！

    
    沉重，僵硬的豹皮礼服，2万多元.

    
    皮装太沉重，别人来帮忙。

    
    藏妇们兴高采烈

    
    中午野餐

    
    听说我要合影，吓跑了一群，剩下个胆大的。

    
    尼玛，卓玛姐妹，猜猜她们的行头价值多少？2006年的15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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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9-27 17:29:38  更:2022-02-26 12: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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